日本這種被許多人認為高素質的民族在戰爭中為什麼那樣野蠻殘忍？
知乎上的留居日本的中國人不少，題主認為日本社會文明程度和民眾素質極高，人民熱愛和平，並認為日本不會再威脅中國安全。
但題主還是難以理解日本民族在戰爭中為何那樣野蠻殘忍，請各位知友特別是留居日本的知友解答一下。
相似問題：日本人的高素質，為什麼在侵華戰爭的時候都不見了？
為什麼注重禮儀和秩序，我們眼中高素質的日本，會做出南京大屠殺這樣的事情？
所謂的「日本高素質」根本就是最近10-20年才興起的概念。不要說二戰時期了，就算是七八十年代，日本人在整個世界範圍內的形象也都還是以「低素質」著稱的：
在日本旅行業協會（JATA）的記錄中還可以查到一些當年日本人剛到海外旅行的場景：不會用馬桶，把煙灰缸當紀念品，在浴缸外面洗澡，端起盤子湊著嘴吃飯……大抵不比今日我們抱怨國民出境游不懂禮數好出太多。文中有這麼一句話，是很明白的：今では世界の観光関係者の間でマナー面の評価が高い日本人だが、それは50年の歴史の中、日本人の経済?文化レベルの向上と海外旅行経験の蓄積で、今のような姿になったといえるだろう。
1990年有個日本歌手專門創作了一首歌，就是諷刺低素質日本遊客的暴發戶氣質：
日本恰恰恰，日本恰恰恰
這個多少錢？這個多少錢？日本恰恰恰
日本恰恰恰，日本恰恰恰
錢有的是，日本恰恰恰
腰上系腰包，這是日本人
無敵國民性，鳥兒都會嚇得掉下來
名牌店的前面擠成堆
兩手都是旅行紀念品
抱著包包和香水，前進前進前進
7天跑6國，分秒大移動
到處拍照片，日本恰恰恰
日本恰恰恰，日本恰恰恰
還有攝像機，日本恰恰恰
走著八字步，這是日本人
老外就該講英語
包包裡面是梅乾和醬湯粉
免稅店裡買洋酒
還有還有巧克力，買啊買啊買啊
和老外打幾炮
不願家的女大學生
跑了幾個觀光地
這個國家就算去過了…
好不容易到了這裡，可到處都是日本人，
你還來不來？
把高素質和民族性掛鉤的，完全屬於一些不懂歷史的人的自我意淫。另外一個經常被和日本並稱的國家德國，即使不談納粹的暴行，它以前的形象也始終是豪放、粗獷、浪漫主義，而不是什麼高素質和嚴謹。事實上，二戰以後的經濟體系和人民生活水準對一個民族性格的重塑能力，要遠超一般人的想像和那些虛無縹緲的文化。要不是我們知道南韓北韓是一個民族，文化決定論者估計能總結出一大堆南韓北韓的民族性和民族劣根性之類的東西了。
這些類似的問題在民國時期和八十年代都曾引起過廣泛的討論，但現在基本上已經從學術界銷聲匿跡了。因為大家都開始意識到，與其討論「民族性」，「哪個民族素質高」這些莫名其妙的問題，遠遠不如把時間精力放在一個國家的法治建設、經濟發展、對人民精神和物質生活的提高方面。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是天生劣等的，也沒有哪個民族是天生優等的。只要有良好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文化輿論氛圍，每一個民族都可以成為素質高的民族。而如果相反，在軍國體制、獨裁高壓、輿論管制和不好的經濟體系下，即使是歷史和文化再悠久的文明，也不能在現代社會擺脫野蠻落後的形象。
題主既然想了解，我當然願意正面回答，但你真的願意聽嗎？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全面學習西方，從一個封建社會迅速進入了近代社會。到了1880年代以後到大正年間的這段時間，包括在國際法的了解與遵守上，不亞於當時任何其他國家。
比如說在甲午戰爭里，英國的高升號被日本擊沉了，英國人一開始很生氣，有兩位牛津和劍橋大學的法律專家在泰晤士報上登文指出日本艦隊的行為沒有任何違反國際法的地方，英國民眾的憤怒就此平息。因為當時擊沉高升號的日本軍艦浪速號的艦長，後來的日本帝國海軍元帥東鄉平八郎留學英國的時候學過國際法，知道什麼事情能幹什麼不能幹。
後來的日本的權力中樞里，以首相為例，雖然有那麼幾位是從陸軍或海軍大將當上首相的，但除了早期的幾位維新元老是吉田松蔭的松下塾或藩校的弟子，西園寺公望是巴黎大學的前身索邦學院畢業，原敬是司法省法學校出身，內田康哉是東京帝國大學法學，清浦奎吾是司法省內一路爬上去的，加藤高明以東大法學部第一名成績畢業。若槻禮次郎也是東大法科第一名畢業。濱口雄幸也是東大法科。這時候的日本無疑是在國家層面上重視法制與秩序的。
但是後來發生了什麼事呢？就光這些總理大臣裡面，原敬被右翼青年暗殺，濱口雄幸被右翼團體暗殺，二二六事件陸軍皇道派軍官將前首相高橋是清、齊藤實殺害，岡田啟介僥倖逃生，五一五事件海軍中下層軍官的叛軍將犬養毅殺死。日本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近代化的法制社會短短十幾年內就被實質上摧毀了，治理日本的不再是法律，而是看誰忠君愛國的口號喊得響，誰手裡的槍杆子硬。這以後的首相要麼自己是軍隊的實力派，要麼老老實實聽軍隊的話。畢竟誰也不會嫌自己命太長，喜歡半夜裡有人上門說自己是日奸，來個天誅。中間還有幾次計劃中的大規模軍事政變（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流產，要不還得有一群首相和大臣人頭落地。甚至軍隊連自己的人都控制不了了，下級軍官因為路線不夠激進，跑到陸軍省里把軍務局長官砍死（相澤事件），還自稱是誅了國賊。
一旦一個群體為了所謂的某種理想，開始崇尚暴力和殺戮，蔑視秩序和生命，那他們無論多麼駭人聽聞的事情都能幹得出來。無論這種「理想」披著哪種外衣，是叫皇國思想也好，叫雅利安人至上也好，以及由列寧和斯大林開始延續到其他國家的革命也好，無一不是變成了對他國人和本國人的屠殺，付出了幾百上千萬的生命的代價。雖然表現上有些許區別，但是其根底里的本質是完全一樣的。你頭像里這個叫格瓦拉的也是幸好死得早，不然南美又多一個殺人狂魔而已。
日本由於在軍國主義上吃了大虧，戰後進行了徹底的改革，對國民進行公民教育，教育事業長期由左翼把持。建立了嚴格的法制社會，任何人無法凌駕於法律之上。武裝力量只負責保衛國家，軍人再也不能染指政治。今日日本社會與二戰時判若兩人的秩序與價值觀，都是戰後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近七十年的堅持而來。
你這個問題和上一個問題里透露出來的想法，和戰前的日本右翼青年何其相似？ 說的話和我想的不一樣，那就一定有問題，是漢/日奸。為了「國家」或者什麼，只准有一種說法，或者更進一步，為了什麼什麼，主動對外對內採取暴力手段是合理的。如果這種思想普及開來，那對中國來說才是真正的禍害。這兩個帶著惡意的問題我會花時間來回答，也是因為熟悉日本的歷史，知道和你們觀點一樣的日本人給他們國家帶來了多大的危害，覺得借這個問題把該說的說了也不錯。不過現在這個階段我對這些和戰前日本右翼一奶同胞的中國青年是完全不擔心的。沒有他們的命，得了他們的病，槍不在網路愛國青年手裡，而且國家無法輕鬆發動對外戰爭。
我從來就覺得用一些形容詞來形容一個民族是不恰當的，這個世界變化很快，人的道德修養也會變很快。
中國也自稱禮儀之邦不是么？意思是中國人大多都很講禮貌？至少現在不是吧，至少文革的時候不是吧？文革的時候的人，和現在的中國人，道德修養總不太一樣吧，或者可以比較文革時期的大陸人和台灣人，同為中國人，炎黃子孫，為什麼差異會這麼大？
這麼短的時間，中國人可以發生巨變，為什麼日本人不行？
一個眾多屌絲不願意麵對的事實就是，
長時間的相對富有和安定是高素質的前置條件。
很顯然，戰爭時期的日本根本不具備這種條件。
而且，高素質和民族無關……
對，所有戰爭時期的國家的人民，都不會具有高素質。
再給中國發展五十年，中國人也可以是高素質的民族。
中國很久以來都是禮儀之邦，為什麼？因為中國古代有錢啊……
後來中國不行了，窮了，於是跪舔老外啊，廣場群毆啊，偷奸耍滑啊，就都來了。
窮山惡水出刁民，這是真理。
節選幾段段Peter Hessler中國三部曲之一的《甲骨文》里他同姜文交流的記錄，裡面可能說明了產生這一現象的某種原因。
《尋路中國》《江城》在暢銷熱議許久之後，個人覺得三部曲里最好的《甲骨文》始終在大陸未出版，興許它太敏感了……這個答案可能會被摺疊，希望題主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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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的用一種逆向思維來反思那段歷史的殘忍，思路是從自己的民族出發
1、「日本人來的時候，你可以很安全地說他們就是壞人——他們是法西斯。但為什麼他們來到這兒以後會變得更壞了呢？我們中國人必須要討論這個問題，有那麼多壞的事物變得越來越糟糕。」
2、面對惡人，我們不能無端地報以善良。
《鬼子來了》是姜文執導的第二部影片，背景是在河北省的村子裡，時間是1945年——日本佔領中國的最後一年。像WH大革命一樣，描述這段敏感時期的情況都同都有一套固定的方式。中國的電影總會展現日本人的殘酷，還有普通中國人的英勇抵抗。有一些標準的英雄形象，例如王二小——這個放羊的男孩把日本部隊引到了包圍圈裡。
在姜文的電影里，中日戰爭收縮至一個中國村子和一隊日本駐軍之間，在邊遠的山區，他們與外界隔絕。電影的開頭是一個色情場面：一個叫馬大三的農民和一個年輕的寡婦偷情。忽然，傳來一聲敲門聲，一個不知姓名的中國士兵押送來了一個日本囚犯和他的翻譯。那兩個囚犯被綁起來了，中國士兵命令馬大三審問兩個囚犯，並把他們藏起來，不讓當地的日本駐軍發現。姜文扮演的馬大三被這個任務嚇壞了，他就去找其他的村民們幫忙。
村民們並沒有齊心協力地解決問題，卻開始為瑣碎的小事情爭吵：馬應不應該和寡婦偷情，村裡最有錢的女人到底藏了多少麵粉。實質上，每個角色的行為都有各自的動機：私利、貪婪、頑固或是懦弱。日本囚犯起初決定光榮地一死了之，然而他很快就喪失了這種驕傲的自尊，後來村民們開始同情這個人。最後他們決定和日本駐軍做交易，用這個人換六輛貨車的麵粉。為了慶祝交易的成功，佔領者和被佔領者一起開宴會，然而卻被日本投降的消息打斷了歡慶。日本軍人在不斷膨脹的恐慌和羞恥之中大開殺戒，屠殺了手無寸鐵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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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后來被禁…………「電影審查委員會意見」里，標出了電影有20處具體的地方，姜文未經同意就改變了劇本的內容。那場床戲是不當的：「強烈的圖像和清晰的聲音粗俗地刺激了人們的感官。」委員會還批評了影片的結尾，認為它展現了國民黨沒有遇到抵抗就掌控了戰後的中國：「這嚴重地扭曲了歷史，沒有達到批評和嘲笑國民黨的目的。」但最嚴重的問題還是影片里中國農民的消極性。文件里寫道，電影中有一幕描述了村民給日本囚犯和中國翻譯送來可口的食物：
影片反映了戰爭時期，中國人民在如此困難的生存條件之下，沒有憎恨日本侵略者，反而盡量去滿足日本囚犯的需求……這嚴重違反了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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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來沒有說過，這部電影是反映歷史的。」他說。「我認為導演應該展示內心的事物。可能這和遺傳有關。我在河北附近的一個地方出生，我的內心就有很多歷史。從某種程度上說，我覺得這部電影就是自傳。」
我提到有些批評家認為這部電影的內容不準確，因為它沒有把中國人刻畫成戰爭的受害者。 「中國人是受害者，這一點我同意。」他說。「但我們有我們自己的錯；我們必須仔細地看看鏡子，反思一下，為什麼我們會變成受害者。你不能只是指著別人，說他們就是壞人——你能這麼指著林彪或江青，或日本人。這太簡單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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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國想像成一片土地，」他繼續說道。他用一隻手比劃著，彷彿在旅館房間的地毯上整齊地種下了一排稻米。「國民黨，GC黨，林彪，江青——他們都是這片土地里的種子。他們以不同的方式成長；有些長得很好，有些不行。有些長壞了。日本人來的時候，你可以很安全地說他們就是壞人——他們是法西斯。但為什麼他們來到這兒以後會變得更壞了呢？我們中國人必須要討論這個問題，有那麼多壞的事物變得越來越糟糕。
大部分人的說法都太簡單化了——「他們是壞人，我們是受害者」。然而，這段歷史其實就相當於一個人的人生。我有朋友說，我應該在廣電總局工作，這樣那個機構就會變得更寬容。我告訴他們，這隻會讓我變成一個更壞的人而已。如果你在門口弄一個警衛，這警衛就有了壓迫的意味。這和那個人無關；是整個制度、整個環境的事情。」
他告訴我，很多中國人需要心理方面的幫助。「人們應該花更多的時間，讀懂自己的內心。」他說：「個人和歷史是相同的——我這麼說的意思是，個人的歷史是極為豐富的。一個個體可能甚至比一個社會更為複雜。不過中國人並沒有多少時間去審視自己。每個人都太忙了；缺乏足夠的平靜去反思。在遙遠的過去，這是個和平而穩定的國家，但現在一切都變得太快了。當然，改革開放以來就是這樣了，不過從某種程度上說，過去兩百年都是這樣。我們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我們還沒有找到適合我們的道路。在20世紀初期，中國人做出了嘗試；有些人想從我們自身的傳統中尋找，而其他的人想從外面的世界中獲得。這樣的辯論如今還在繼續。」
他繼續說道：「毛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他常說，他不喜歡中國的歷史，共產黨人最初取得成功，是因為他們超越了傳統。然而毛用傳統的中國語言去反對舊的事物，而且他逐漸變成了一個傳統的皇帝。這不是說他決定要這麼做，他只是並不知道還有什麼其他的選擇。他是一個悲劇人物——是中國歷史最悲劇的人物。他就像一顆種子，長成那麼大，卻已經扭曲了，因為這顆種子無法戰勝它的土地。」
我問他，對此可以怎麼做。
「你必須改變土壤。」姜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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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更新，又看到問題補充里這一句，「日本人民熱愛和平堅定地保證日本絕不會再威脅中國安全。」
感到有些不安，再貼姜文另一篇 鬼子來了/姜文訪談 (鬼子來了 影評)里說過的幾個問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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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要拍「鬼子戲」？
姜文說∶這部電影不僅是再現日本軍隊當年的暴行，更是出於一種警世的責任。在這部影片里，日本軍屠殺的是真正的中國老百姓、中國平民。而事實上，當年日本軍也確實殺過很多中國老百姓。我的老家唐山就發生過這樣的慘案。我想通過這部影片告訴日本觀眾∶你們要真正面對這段歷史，別想再否認。我也想以此告誡中國觀眾∶面對惡人，我們不能無端地報以善良。面對這些已經發生的事實，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應該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才能避免這種事再發生。
我為什麼對中日文化比較感興趣？
姜文說∶1982年我在中戲上學時，班上來了一撥兒日本留學生，和我們同齡，關係也特好，走的時候依依惜別，甚至有和我們班同學談戀愛的。當時我就很奇怪，他們和我小時看的抗日電影中的松井之類的日本鬼子說的都是一樣的話，怎麼態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卻和松井他們那麼不一樣？他們和松井他們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卻怎麼也重疊不到一起。從那時起，我就帶著這個問題聽了很多親歷過抗日戰爭者的講述，後來有機會去日本時也看了很多聽了很多，看了許多如《菊花與刀》之類的人類學、社會學著作┅┅到現在，我漸漸地能把這兩類日本人的形象重疊到一起了，他們其實就是一回事，只不過在不同環境下表現形式不同而已。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個溫文爾雅的日本人很容易變成一個我們印象中的日本兵。
我為什麼對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說∶當年在中戲談笑甚歡的日本留學生朋友，遇到特定的歷史環境一瞬間就會變成大屠殺的劊子手。這種兩面性是很好地重疊在日本人身上的。就像我們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與鳩山，在滿鐵醫院的時候就是「老朋友」嘛！但是這種朋友關係擋不住鳩山當了憲兵隊隊長，以後把李玉和弄來坐老虎凳。雖然不耽誤請李玉和喝杯酒、談談佛教，但是密電碼得拿出來。這種事太多了，朋友歸朋友、原則歸原則，日本人的原則性和國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強。
我為什麼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說∶在與日本人特別是日本年輕人的交往過程中我發現，日本右翼分子、反華勢力、否認戰爭罪行的大有人在，並不像我們常說的那樣是一小撮，只不過在那裡上躥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等於沒有正視日本這個強大的對手。另一個不好的傾向是∶我們有些文藝作品經常替日本人向中國人謝罪。
而事實上不肯謝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們為什麼總要用那一小撮謝罪的日本人來麻醉和滿足自己呢？《鬼子來了》這部影片中有幾位日本演員，他們以前看過我拍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報酬都好商量。但是看了劇本以後，他們有抵觸情緒，拍攝過程中我們也不斷發生辯論。這批30歲左右的日本演員代表著日本的中堅力量，通過這部電影，我或多或少地改變了他們一些比較極端的想法。我相信將來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時，觀眾也會像這批演員一樣有所改變，至少對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種懷疑。
日軍侵華戰爭的暴行、與德國納粹二戰所作所為一樣是路西法效應的結果。人在特定氛圍中，其行為會受到周遭環境令人驚訝的影響。好比美國心理學教授米爾格拉姆，在其著作「服從的危險」里提出：環境，尤其是在一個封閉的環境內「成年人對於權力者有多麼大的服從意願，去做出幾乎任何尺度的行為」。對於群體的服從、受群體意識影響是寫在我們每個人基因里的。我們探討日本士兵在戰爭中的暴行，不該是作為對日本人的仇恨，而是應作為造成這一悲劇制度的檢討，這不但是受侵的中國的悲劇，也是施暴者日本的悲劇，雙方都是這個魔鬼制度的受害者。
我們能看到的是，一旦環境中（國家、民族、地區、乃至一支軍隊）信息被封閉、只有一個主導權威對其施加主觀意識，這個群體的集體意識會開始受其影響，這個發展對群體中每個個體的同化作用是巨大的。而當這個同化作用一旦被用在反人類的目的上，路西法效應就降臨了。這就是為什麼在能容納不同聲音的國家這樣有悖人性的舉動，不會發生，即使在小範圍封閉環境下發生，也能立即得到糾正；但是在每一個不能容納不同聲音的國家，幾乎都發生過類似慘絕人寰的事件。群體的瘋狂不但發生在日本，還有納粹德國、蘇聯大清洗、WH大革命、乃至盧安達，一直到今時狂暴的反日遊行，幾乎每次都是在非民主的國家發生。一旦集體意識被凌駕在個人權利之上，個人表達不同觀點被屏蔽，集體在統一言論的反覆「洗腦」下很容易可以形成有悖於人類傳統美德的新集體意識。這個也是我們說的戈培爾理論，也就是林彪也曾說「謊話說1000遍就是真理」。當這個「真理」是反人權，反自由的時候，整個群體就會被動員起來做出魔鬼般的惡行。這就是很多人不理解、而獨裁者總是反對的：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強調言論自由，要能容納不同政見的聲音。因為在集體陷入瘋狂時、在被鋪天蓋地謊言欺騙時，聽到反對的聲音，哪怕是最微弱的聲音，都能喚起許多人隱藏的良知、能讓人頓然清醒，能阻止極端的思潮成為主流。路西法效應洗腦最好的工具就是恐怖，與信息閉塞，一旦言論自由，戈培爾們也就不能用這個最好的工具讓這個民族為之喪生理智。
一、在說這個之前，我們先看兩個有名的實驗（資料載自維基百科）
1.、米爾格倫實驗（英語：Milgram experiment），又稱權力服從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個針對社會心理學非常知名的科學實驗。實驗的概念最先開始於1963年發布。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為了測試受測者，在面對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的命令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到底有多少。
實驗小組告訴參與者，這是一項關於「體罰對於學習行為的效用」的實驗，並告訴參與者他將扮演「老師」的角色，以教導隔壁房間的另一位參與者——「學生」，然而學生事實上是由實驗人員所假冒的。
「老師」被給予一具據稱從45伏特起跳的電擊控制器，控制器連結至一具發電機，並被告知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學生」受到電擊。「老師」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單字，而「老師」的任務便是教導隔壁的「學生」。老師會逐一朗讀這些單字配對給學生聽，朗讀完畢後老師會開始考試，每個單字配對會念出四個單字選項讓學生作答，學生會按下按鈕以指出正確答案。如果學生答對了，老師會繼續測驗其他單字。如果學生答錯了，老師會對學生施以電擊，每逢作答錯誤，電擊的伏特數也會隨之提升。
參與者將相信，學生每次作答錯誤會真的遭到電擊，但事實上並沒有真的進行電擊。在隔壁房間里，由實驗人員所假冒的學生打開錄音機，錄音機會搭配著發電機的動作而播放預先錄製的尖叫聲，隨著電擊伏特數提升也會有更為驚人的尖叫聲。當伏特數提升到一定程度後，假冒的學生會開始敲打牆壁，而在敲打牆壁數次後則會開始抱怨他患有心臟疾病。接下來當伏特數繼續提升一定程度後，學生將會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並停止尖叫和其他反應。
到這時許多參與者都表現出希望暫停實驗以檢查學生的狀況。許多參與者在到達135伏特時暫停，並質疑這次實驗的目的。一些人在獲得了他們無須承擔任何責任的保證後繼續測驗。一些人則在聽到學生尖叫聲時有點緊張地笑了出來。
若是參與者表示想要停止實驗時，實驗人員會依以下順序這樣子回復他：
1. 請繼續。
2. 這個實驗需要你繼續進行，請繼續。
3. 你繼續進行是必要的。
4. 你沒有選擇，你必須繼續。
如果經過四次回復的慫恿後，參與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實驗便會停止。否則，實驗將繼續進行，直到參與者施加的懲罰電壓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並持續三次後，實驗才會停止。
在進行實驗之前，米爾格倫曾對他的心理學家同事們做了預測實驗結果的測驗，他們全都認為只有少數幾個人—10%甚至是只有1%，會狠下心來繼續懲罰直到最大伏特數。
結果在米爾格倫的第一次實驗中，65%（40人中超過27人）的參與者都達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懲罰—儘管他們都表現出不太舒服；每個人都在伏特數到達某種程度時暫停並質疑這項實驗，一些人甚至說他們想退回實驗的報酬。沒有參與者在到達300伏特之前堅持停止。後來米爾格倫自己以及許多全世界的心理學家也做了類似或有所差異的實驗，但都得到了類似的結果。為了證實這項實驗，也有許多更改了架構的實驗產生。
米爾格倫在他《服從的危險》一書中便稱：「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便是，我們在實驗室里所製造的使人服從權力的環境，與我們所痛責的納粹時代之間有怎麼樣的關聯。」可見獨裁、威權最大的風險就是其自稱「執行力強」，而當這個威權落在少數野心家手上時，納粹的悲劇就會重演。
2、斯坦福監獄實驗（英語：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是1971年由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 津巴多（英語：Philip Zimbardo）領導的研究小組，在設在斯坦福大學心理學系大樓地下室的模擬監獄內，進行的一項關於人類對囚禁的反應以及囚禁對監獄中的權威和被監管者行為影響的心理學研究，充當看守和囚犯的都是斯坦福的在校大學生志願者。
囚犯和看守很快適應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地超過了預設的界限，通向危險和造成心理傷害的情形。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評價為顯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傾向，而許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創傷，有2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實驗。最後，津巴多因為這個課題中日益泛濫的反社會行為受到警告，提前終止了整個實驗。
個人的性情並不像我們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惡之間並非不可逾越，環境的壓力會讓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在實驗開始的時候，兩組人之間沒有任何區別，不到兩個星期之後，他們之間已經變得沒有共同之處了。」尤其顯著的是，囚犯們懷疑分組並不是隨機的，他們認為看守的個子比他們高；其實兩組人的平均身高是一樣的。
這個實驗解釋很多問題，回到題目所說的日本軍人暴行，很多人其實在戰前可能連雞都不敢殺，有些人在戰前可能是醫生、老師、甚至牧師但是在戰爭環境下，在統一皇道思想的宣傳下就開始了集體的瘋狂。
當津巴多說好人變成了壞人時，那些「壞人」並不認為自己成了壞人，他們要麼認為受害者罪有應得，要麼認為自己只是採用了惡的手段來實現其正當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為自己採取的手段辯護——虐囚的士兵是為了獲取反恐所需的情報，恐怖分子是為了民族解放，日軍殺人放火是為了皇道大統，反日打砸搶是為了民族大義，在他們的同仁眼裡他們也是道德英雄。
而他們不明白的是，善惡的分別不在是否集體的利益得到維護（愛國、愛黨、維護國家利益）而是在個人權利是否受到保護。如果全國所有人投票，或者根據一小撮人意志代表集體能殺掉一小部分「反革命」、「右派」、「猶太人」這個就是惡的制度。而我們憲政的體制就是為了保護每個人利益，「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財產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的權利，不得侵犯。除依照合理根據，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證，並具體說明搜查地點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發出搜查和扣押狀。」
二、回到歷史，說一下日本是怎麼從一個相對有憲政的國家變成軍國主義集權的。
早在十九世紀中期，日本就以最開放的姿態走在亞洲國家政治改革的前沿，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日本從一落後島國，成為資本主義強國之一。但是雖然日本在20年代經歷了大正民主，但是30年代確突然開始全面軍國主義化。其最重要原因是日本所謂憲政制度中有兩個最大的缺陷：1. 日本的天皇地位；2. 日本獨立與執政政府的軍部
日本明治憲法規定天皇神聖不可侵犯，作為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依本憲法規定實行之。天皇可以行駛立法權，可以批准法律，召集解散議會，可以在緊急期間，代議會發布代法律之敕令。這樣的憲法壓抑了正常的民主政治建設。註定了日本20年代的民主制度發展必將是空中樓閣。因為推動制憲的政府、以及選舉產生的議會並沒有最終的權利。日本權利的根源不在憲政制度而在日本天皇。
如果天皇制是日本憲政根本的缺陷，那麼獨立於體制的軍部則是導致日本法西斯化的最大的推手。軍人的職責僅為保衛國家，服務全體國民。軍隊不應成為黨派或私人干涉和影響國內政治的工具，即不得公器私用以槍杆子保衛政黨或政權，軍隊不受政黨或個人指揮。另一方面，軍隊國家化也能視為是否為民主國家的判斷指標之一。軍隊國家化對立面是軍隊私有化 。私有部隊是雙刃劍，在依靠軍隊維護統治的同時，軍隊往往會有政治訴求，而在日本政府或文官體制逐漸向軍隊妥協的過程也就是國家法西斯化的過程。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沒有脫下軍裝的武官是無法干政的，也就是怎麼打仗是將軍決定的但是打不打是文官決定的。而在沒有軍隊國家化的國家，好戰的軍隊干政都是尾大不掉的問題，結果有的是像日本這樣造成法西斯化，或者如一些其他國家不可控的腐敗、甚至發生政變，乃至種族屠殺。而日本的軍部就理論上是天皇的私兵，由於明治憲法「天皇統率陸海軍」「天皇規定陸海軍之編製及常備兵額」等條款的存在，日本軍隊的統帥名義上仍在天皇手中，這就使文官體制無法對軍隊加以有效控制。
日本20年代剛剛經歷了大正民主，日本的國際地位穩步提升，國內政治建設卓有成，普遍選舉權和政黨政治成為主流。但是這一政治清流很快在軍部策劃的一次次運動中凋零了。
1930年，日本年輕軍官成立櫻花會，致力於建立「望一個真正基於民眾利益，以天皇為中心，強有力的廉潔政府」。櫻花會就開始策划了一系列的武裝奪權行動。
1931年的「九一八」是註定日本走向軍國主義，同時也是日本開始與西方民主體制分道揚鑣的分水嶺。其實一早在「九一八」就註定了之後的日本悲劇。
整個九一八滿洲事變日本政府就是被關東軍牽著鼻子走，關東軍在石原莞爾的帶領下「獨走」，悍然發動了對華侵略，震驚了日本朝野。在隨後幾天里，石原莞爾全然不顧日本內閣「不允許事態進一步擴大」的明確指示，進一步侵佔了中國東北的大片領土。日本當時是「國際聯盟」的常任理事國，日本代表9月25日在「國際聯盟」宣布了日本政府的方針：1：日本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2：日本的軍事行動是為了保護當地的日本居民。3：日本軍隊將立刻開始撤退。日本陸軍大臣和總參謀長都支持立刻撤軍，但關東軍的軍官們卻根本不理會上面的指示，使出了「下克上」的手法，反而在10月18日又向在錦州的張學良軍隊發動猛攻。當時在瀋陽的日本總領事曾找關東軍的高層交涉，試圖解釋政府希望和平解決的方針，但關東軍的軍官竟然拔出軍刀來威脅說：「你是不是想要干涉我們的事？」。（維基百科）直到1932年3月1日，在關東軍的策划下，「滿洲國」宣告成立，而與此同時，犬養首相當政的日本政府卻沒有對「滿洲國」予以承認。英國人李頓代表國聯到上海調查九一八和中日矛盾，他報告雖然指出日本明顯是侵略者，否定日本的行為是為了自衛，並指出滿洲國之成立乃日本侵略中國之舉動；但同時又認為由於日本與滿洲有經濟聯繫，故此承認日本對滿洲的關切是「無可厚非」。然而，它認為中國人民只是在已經淪陷的滿洲煽動反日情緒，又反對與日本和議，無助解決問題。故此，滿洲應該獲得自治，但仍為中國控制。在當時日本實質控制滿洲的情況下，這個報告與提出的方案是日本能獲得的最優結果，也是日本政府大量宣傳與工作的成果。當時國際社會特別是主導的英國，希望承認日本在滿洲特殊利益，但是希望滿洲自治在中國名義統治下，如此日本可以保持實質滿洲特殊利益與控制，另一方面能又獲得國際社會普遍支持。但是當時軍方缺認為英國態度是對日本侮辱。日本政府在軍方激進派的挾持下1932年3月27日愚蠢的（對中國而言是幸運的）決定退出國聯自決與國際社會。
1933年5月15日，又爆發了五一五事件，以大日本帝國海軍少壯派軍人為首，闖入總理大臣官邸，刺殺了護憲運動領導者犬養毅首相的暴亂。而且，法院最後果然「從（極）寬發落」，媒體也對殺害首相的兇手關沒幾年就會被放出來表示毫無疑問。對於這個五一五事件的陰謀者日本軍部來說，這樣的重案卻有這樣的輕判就是對與軍權對抗下的法制與民主政府更進一步的侵蝕。五一五事件的結果就是在同年5月26日成立以海軍大將齋藤實為首的所謂「舉國一致」的內閣，日本政黨內閣時代結束。
間接地，515事件也導致1936年的二二六兵變的發生，以及日本軍國主義的發展。1936年2月26日，日本最精銳的陸軍第一師團的21名下級軍官帶領1400餘名士兵舉行兵變，試圖推翻政府。最終，在兵變被平息之前，他們殺死了大藏大臣高橋是清、前首相齋藤實以及軍事教育總監。在1936年事變中雖然皇道派失利，二二六事件的政變沒有成功，但二二六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恢復了「陸海軍大臣現役武官制」，原先內閣成員中的陸海軍大臣職務規定必須是由退役的大將所擔任，使得現役的陸軍大臣和軍方利益掛勾，只要與軍方的觀點相衝突，後者即可讓陸軍大臣請辭，迫使內閣進行重組，並拒絕派出該職位的繼任者。換句話說，內閣是否能維持全受到軍方所影響。事實上，日本內閣成立軍方的傀儡。
三、集權日本對民眾的影響與日軍在戰爭中的暴行
在這一系列的變化後，日本舉國其實已經成為了一個封閉的實體。成為了類似斯坦福監獄實驗的實驗場。在軍方不聽的宣傳「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旗幟下，一切其他的聲音都被冠以賣國、懦弱，受到政府體制有計劃地排斥下，持不同政見者發表意見的空間顯著萎縮了。媒體美化了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用大量的篇幅報道前線的「戰鬥英雄」和國內的軍人家屬，將侵略行為塑造為一種保護本國利益的正當行為。民族主義者鼓吹「日本主義」，以神聖的「國體論」來抵制西方化的步伐。軍國主義的基石正是狹隘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它裹挾了民意，是軍部能夠得以對抗民主體制的保障。（葛曉笛 從大正民主到軍國主義）
為了正義化自己的獨裁與輿論限制，日本發明了一套有日本特色制度的理論。日本政府文部省向全國各級學校頒布的軍國主義教育大綱《臣民之道》鼓吹「用日本王道對抗西方的霸道」，把世界描繪成一個英美和日本從哲學到政治二元對立的決鬥場，但也沒有忘了告訴臣民們吾國「此道不孤」，德意蘇三國是日本「治道的榜樣」。
《臣民之道》的序言開宗明義告訴日本學生:天皇制是日本特殊體制，是日本國體之本。沒有天皇制就沒有日本。以天皇製為核心的日本國體「不是一個抽象的原則，而是基於歷史和每日的實踐」。
書中強調排斥西方價值觀，並回顧明治維新以來的歷史，說日本在尋求富強的同時，各種西方文化觀念湧入，削弱了國本。現在只有高揚以服務國家為基本義務的臣民之道，才能肅清西方思想，維護國體。當時還有軍部人士就所謂西方思想對日本的滲透這樣說：「我們必須首先拋棄美國心、英國心，清除這一切洋夷思想，回歸於『大和心』。此乃當務之急」。
《臣民之道》把近代世界劃分為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日本為代表的東方文明。用這樣一套「東西方」文明的差異或者「王道」對抗「霸道」的話語來解釋日本對外戰爭的歷史。書中西方文明的基礎就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實用主義和唯物主義」，它們「信奉弱肉強食，無限地追求享受和奢侈，鼓勵物質主義，刺激對殖民地的競爭和對貿易的控制，把世界投入形形色色爭鬥和流血的地獄」。日本是截然不同的東方文明。以天皇製為國家民族之本源的日本社會崇尚家族血緣關係，以「和諧」為本，「天皇和他的子民親如一家」。和西方文明相比，日本文明推崇以對天皇的忠誠為核心的價值，家國一體，而不是承認和鼓勵個人主義。（臣民之道：以王道對抗霸道的日本範本）
法西斯文化統治首先在於自上而下地向國民灌輸『國體論』、日本主義，同時取締、壓制一切有礙於這種灌輸的思想、言論和傾向，而『國體論』又是用來打擊、摧殘一切異己文化的棍子。日本人中間不同政見的人被逮捕，據統計日本警察30年代末，以「思想犯罪就逮捕了」2000餘人。在統一的「愛國思想」的宣傳下，整個日本人群體被集體洗腦。使得八千萬日本人完全喪失了獨立思考，出征的軍隊成為野獸軍隊，對國家政治毫無批判意識，淪為軍國主義的炮灰。很多人在戰敗時甚至選擇自殺來對天皇「盡忠盡孝」，因為他們相信戰敗將帶來天皇制的毀滅。沒有了天皇制，日本就國將不國，它的子民也就沒有了家。經歷戰爭的日本老兵，戰後都在懺悔的同時，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
結尾：以史為鏡，可知興亡。發生在70年前的戰爭慘劇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但是不能忘記的的是教訓而不是仇恨。我們要記住了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狹隘民族主義的煽動下如何給人類造成不可磨滅的傷害。我們要記住一個沒有國家化軍隊的制度、沒有現代憲政體製為基石的國家的民主與繁榮如何如同空中樓閣一半。我們還要了解我們人的個人信念在集體意識同化前有多麼脆弱，要記住一個對自由思想和言論的壓制、保守化的國家能夠對將一個社會拖向何種的深淵。
最重要的是，如果歷史非要讓我們走上同樣的悲劇道路，那麼至少我要記住人獨立思考、與批判精神的重要性，起碼讓自己不要陷入讓自己追悔的瘋狂與殘忍。
補充：
1. 群體中累積的只有共性/本性：
所有個體在融入群體的過程中，群體最終保留和呈現的，只有人群中共性的東西，人和人之間什麼東西最共性呢，當然是本能的東西最共性，而超出這些共性的，比如智慧、獨立思考，則被群體拋棄。
2. 群體無法理性思考
群體不接受複雜的理性思考，能在群體中發揮作用的只有感性的部分，個體的獨立思考無法影響到整個群體；
3. 群體極易被煽動，情緒極易傳染
沒有理性思考能力後，一定就是這樣
4. 個體在群體中不具有責任心
獨立行為時，個體會感覺對自己的行為負有責任；而作為一個群體共同行事時，個體的這種想法徹底消失；
5. 群體需要一個領袖
群體天然服從於一個領袖，這是群體存在的核心；這個領袖是群體情緒化和行為的中心；而要領導一個群體，根據群體特點2、3，這個領袖必然是獨斷專行、極具煽動性的。
以上五點，再看日軍：
1. 領袖的作用：殺戮一定是有指令的，並不是失控的，是高層鼓勵並默許的。
2. 群體累積的只有共性：高素質並不是日本民族的共性，或者說民族性；高素質是需要理性的；甚至可以推廣一點說，高素質從來都不是人的共性/本性；
3. 以上234：參與殺戮的並不全是野蠻人，他們被群體俘獲、煽動並喪失了責任心，這部分人從群體中脫離時，才會意識到錯誤；群體（日軍）中依然可能有仍然清醒的人，但也無法對已經瘋狂的群體發揮任何作用；
4. 日軍作為一個群體犯下的罪行，並沒有什麼理由可找，與群體中少數清醒的人及事後個體的悔過沒有關聯；其領袖/國家機器，負有主要責任；
教訓：
個體要保持獨立思考，社會整體要注重獨立於人之外的法制建設，這才是美好社會的根本；
任何時候都不宜用民族性來分析討論問題，一旦開始這種討論，你已經下意識地將人群體化，開始以群體的方式來思考了。這意味著煽動性、非理性思考、以及放棄個人責任。
————原答案————————
在這個問題上，個人覺得日本人的性格特徵並不是決定性因素。
人對自己的控制力沒有想像的那麼強，人的理性是相當有限的，絕大部分的人極其容易被煽動或被周圍人的情緒感染，請參考各種傳銷、培訓的手段。
文明和素質決定了一些底線，在這些底線已被國家機器的煽動和周圍人的行為感染突破的情況下，文明和素質已經不能發揮它們的束縛作用了，請參考反日遊行打砸搶。
當然再癲狂的情境下，也會有少部分理性的人，但很可惜，在已經失去理性的人面前，他們的影響力有限，而失去理性的人造成的傷害又巨大。
不如嘗試理解一下我們樸實善良的部分國人是怎麼在文革期間互相傷害的？
或者回憶一下你在某些情緒下居然對最關心你的人橫加傷害（殘忍嗎？）而後又後悔不已？
重要的是不能讓整個社會進入類似這樣瘋狂的情境。所以我覺得贊同數最多的答案說的當時日本決策層的某些原則缺失是不可不提的重要因素。
最後和平萬歲！
很多人認為日本骨子裡有一股永恆不變的精神，武士道也好、大和基因也好、嗜血精神也好，什麼名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國人對日本人長期有一種認識：我們在1895-1945年之間遇到的日本人能夠代表所有日本人，而且現在日本人跟過去日本人在核心思想上沒有任何區別，只要時機一到，他們仍然會重新開啟軍國主義路線！
邏輯學有一種詭辯叫做「先論後據」：只要你相信一種理論，蛛絲馬跡永遠能把你引向這個結論。劃時代的陰謀論著作《貨幣戰爭》、《C形包圍》等名著就起源於此。
題主所言「野蠻殘忍」，我覺得應該指的是日本在二戰中對無辜平民and俘虜的虐待+屠殺行為，或許也包括在戰敗之後逼迫同胞自殺行為。但世界歷史上屠殺又何曾斷絕？即便到了1994年，盧安達還有種族屠殺，先後死了100多萬人，能說盧安達人就「野蠻殘忍」？我一直認為任何針對無辜平民and俘虜的虐殺行為都是犯罪、都違反人類基本道德，但如果以此斷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野蠻殘忍」，那我只能說，人類存在本身就是「野蠻殘忍」——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我一直認為，用所謂民族性來解釋日本，無論武士道還是別的，都是一種「反正也找不到原因，就肯定是這個了」的態度，因為民族性本身嚴重缺乏定義，且極其不穩定，什麼東西找不到原因都可以往上套：日本人為什麼守秩序？民族性。為什麼打仗？民族性。為什麼殺人？民族性。為什麼自殺？民族性。為什麼文明？民族性。這個民族還真是跟性有著抹不開的關係。
好吧，那就從性入手。日本人過去也講究貞操守節，除了那幫下南洋為國賣淫的同學們以外，大部分還是遵循了「大和撫子」的規程，相夫教子。結果到了80年代經濟騰飛，日本女性逐漸獨立，然後就是各種開放，「大和撫子」這種標杆性女人不復存在。記得之前網上流傳過一個「日本女人如何教育孩子」，反正就是很有中國古風很賢惠那種，我給好幾個日本姑娘看，她們都表示這種女人在她們媽媽輩就死絕了。。。。。
再比如國人天天念叨「武士道」，其實形成迄今還沒過400年，而且也就武士遵循武士道，一般老百姓連字都不認識，更不知道什麼武士道了。武士道「尚武、服從、勇猛、尊皇（愛國）」這些精神的確用於訓練軍隊，但問題在於，這些精神本身跟軍隊要求就一樣，我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第一條不就是「一切行動聽指揮」？美帝軍規沒有「愛國」「勇敢」這些關鍵詞？至於「尊皇」，英國還天天說「一切為了英（女）王」呢！能說英國就是個軍國主義國家么？說實話，個人實在看不出全世界各軍隊的精神教育有什麼本質區別。
而且民族性究竟應該如何定義？到底這個民族裡面多少百分比具有這種特徵就可以說這是民族性？反正我希望這個百分比不要低於1/10，因為二戰時期日本人口7000多萬，軍隊最多時候（停戰時）700多萬。不要說軍隊可以作為樣本來代表整個民族，如果真的抽樣調查，應該是無差別隨機調查，但軍隊這個群體明顯嚴格篩選過：年齡要在一定範圍、絕大多數是男性、身體經訓練一般都很強壯、都受到統一思想教育——完全不適合做樣本。
簡而言之，中國人是看到了日本一部分經過嚴格篩選之後的群體的非常態行為，就以為整個日本整體的常態行為就是如此，其實去過日本都知道，這個國家老百姓跟中國人沒有什麼太大區別。
好了，當一種特點無法涵蓋一個民族性之後，著名的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同學搞了一個民族性2.0版：用兩種特點涵蓋一個民族——日本民族平日文明儒雅，好似菊花一樣美好；戰時野蠻殘忍，好似鋼刀一樣兇殘。
詭辯玩兒到了這一步就有點無解了，如果說一個民族都是如何如何，肯定能找出反例，現在找出了反例，他就說了：「沒錯，這是他們的另一種民族性！感謝對方辯友證明了我方觀點！」
如果辯論賽中我一邊喊著「金錢不是萬能的」，一邊支持「金錢就是萬能的」，最後被人問住了，只說一句「萬能不萬能只看是不是合乎環境」，那我一定會被人亂棍打出去，罵作精神分裂。民族性2.0版就是這個樣子，其實人類都不是矛盾的？納粹軍官一邊在前線打仗嗜血，一邊在軍營中彈鋼琴，還說「對於德國人，戰爭也是一門藝術」，這不矛盾？人類燈塔國一邊高呼民主自由，一邊搞了稜鏡計劃，連斯諾登他老爹都勸兒子別回來，要不然一定會受不公正審判，這不矛盾？宇宙大國一邊高喊自己邁入「強盛大國」行列，一邊把脫北者送去挖煤，這不矛盾？這些都不提，君不見我天朝導演天天在台上滿口仁義道德，幕後各種男盜女娼，還有臉罵日本鬼子呢？
簡而言之，人類都有雙面性，不是只有哪一個民族、哪一個人才有雙面性。
軍國主義是一種病毒，二戰時期德意日都是宿主，我們不能把宿主當做病毒本身。我們之所以對日本這麼敏感，原因有二：（1）古代只有中國欺負日本，從無日本欺負中國，你看哪天要是朝韓統一跟咱們打起來，保准國內反高麗呼聲遠超反日；（2）咱們是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者，具體怎麼受害，大家比我清楚。
@yolfilm 提到路西法效應，非常好，極度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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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否定了民族差異？還請各位先仔細看完我的每一句話，不要想當然。
@曹子卿 說「國民性必然存在」，我同意，我也知道不同民族處理事情會有不同，不過是不是每種不同都要上升到「民族性、」「國民性」程度？不一定。我不反對用民族性解釋問題，只是反對找不到原因就動輒拿民族性說事。
日本人在戰爭中有殘忍的，也有不殘忍的，同時其他民族也是如此，有殘忍有不殘忍，所以「因為日本人某種特性，所以殘忍」這類命題本身就是偽命題，民族性當然可以用在解讀很多事情，但在這個事情上，我不認為「民族性」佔據主流，相反「戰爭中殘忍」這個情況本身就是共性高過個性，人類歷史一次又一次說明了這一點。
另外如果想為民族性搖旗吶喊，我非常歡迎，但首先我希望各位能回答如下3個問題：（1）民族性是什麼？與習慣、民俗、文化有什麼區別與聯繫？
（2）究竟一個民族中百分之多少的人有著某種共同的行為特徵，就算是民族性？
（3）日本的民族特徵是什麼？
很抱歉，jyo gan的答案是比較高票的，我同意他的觀點，但是我認為他文不對題，他的說法是沒錯的，不過他的說法解釋的是：為什麼日本會發動侵略戰爭，為什麼政府控制不了軍隊，而不是「被某些人認為高素質的民族在戰爭中為什麼那樣野蠻殘忍」。
這確實是兩碼事。
我個人的觀點是：人性經不起考驗。當然日本自己的壓抑文化也是一部分。
人性本來就有暴力和殺戮的衝突，抬起你的臉，你的雙眼的視線是有重合的，你和馬，鹿，羊為什麼長的不一樣，獵殺者才是這種長相，大到老虎，小到貓，都是這個長相，人類的殘忍一直是被文明壓抑著的，一旦文明失控殺戮和殘忍的本性就會暴露出來，古今中外莫不例外。
除了道德的約束以外，良好的後勤減壓以及政府對軍隊的控制，是現代軍隊能夠保持大致文明的根本所在，這在任何國家都一樣，美國也一樣，美國打越南戰爭的時候殘忍的很，後勤問題，戰損問題非常嚴重，部分美軍也殘殺了不少平民，相對來說伊拉克戰爭就好的多，雖然依然無法完全克服。
看過伊拉克戰爭紀錄片的對所謂的「交戰規則」應該印象深刻，交戰規則規定了怎麼打，用什麼手段，誰是敵人等等，而且這個規則是可以隨時變動的，《伊拉克戰記》對此有詳細描述，這體現的是一種對於軍隊的約束和控制，相對比越戰，伊拉克戰爭美軍的後勤壓力小的多，作戰也沒有那麼殘酷，相對來說就文明的多。
二戰期間的日本兩條都犯了，軍隊無法控制，後勤差到極點，長期不間歇作戰足以把任何一個人都逼成神經病，日本內部軍法殘酷，動不動就抽打士兵，可以說二戰裡面的日軍士兵基本上都是人格不健全的精神病，正常人在這種軍隊是無法生存的。
個人覺得目前的日本社會還是不太正常，有明顯和一般國家不一樣的地方，壓抑的很，而且有些規則讓人哭笑不得，比如說完全沒有必要的加班導致很多日本人把明明上班能幹完的事非要拖到下班，比如說日本校園霸凌問題、我並不是說中國就沒有加班，中國就沒有校園霸凌，而是說日本這個國家，以他的富裕程度以及社會文明程度，與他的加班文化和校園霸凌是完全不匹配的。是這個意思。
人性是一部分，日本文化也是一部分。
另外，我從不認為日式的「不給別人添麻煩」是一種特別好的文化。總覺得這種文化有點變態。萬事有個度，過了就不好了。當一個族群，從內心把另一個族群視為低等生物的時候，他們就完全封閉了同理心，什麼殘忍的事都幹得出來，而不論他們本身的道德和文明如何。
因為在這個視角下，他們默認了，自己所通行的禮儀，操守，誠信，是完全不用施於那個低等族群的。不管他們的信仰中有多少清規戒律，此時都是可以沒有任何下限的。
皮薩羅總督臨死都在念基督之名，但是他一生屠殺了數以萬計的印加人，他最驕傲的戰功，是綁架了印加國王，並且在勒索到巨額的贖金後，公然撕票了。
那些拿玻璃珠換黃金的，把黑奴販賣到另一個大陸的白人，又有多少是基督徒？
他們會因此懺悔么？想必不會，因為當時的他們默認了：那些有色人種是異教徒，是野蠻的永遠不會開化的族群，基督教文明世界的規則，是不適用於他們的。他們只能作為牲畜和工具，想怎麼對待他們，都可以。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在這個意義上，人類的歷史就是這麼可怕。
對這個問題，我覺得有兩個問題要澄清概念：
1. 樓主所謂的高文明高素質 ，指的可能是高識字率啦有禮貌守秩序愛整潔什麼的吧。 這個可能對日常生活有一些好處， 但和在戰爭中不野蠻其實沒有直接關係。 德國集中營的看守，想來也會是典型的乾淨規矩的德國人吧。 而我也不覺得一個隨地吐痰的農民會比一位會彈鋼琴的大學生更容易對人野蠻。
2. 在戰爭中如何做到不野蠻殘忍，我理解的就是就是對戰俘和平民不施加非必要的暴力。在濫施暴力不會受到回擊或懲罰的情況下， 克制自己不去做，需要的是惻隱之心和羞惡之心. 所以我覺得舉出戰爭中對戰的例子沒什麼用， 對武裝的敵人本來就要儘力打擊么，這不是野蠻； 古代戰爭的例子也沒什麼意義， 那些人本來就是野蠻人嘛。
再說到票數高的兩個答案：
@jyo gan的答案，是解釋說日本軍隊在昭和之後變壞了。 日本人自己也有這麼個說法， 分成「明治軍隊」和「昭和軍隊」什麼的, 好像昭和前的皇軍很文明似的。詳細分析起來， 日本在十九世紀末為了讓西洋各國承認他們是個文明國家， 確實在戰爭中比較注意形象。 擊沉高升號確實不違反當時的國際法， 但只救外籍水手，眼看著清軍全部淹死，當然是既不違法又野蠻吧。 旅順大屠殺後，發現受到西報的指責，就遵守起文明規則來，對清軍的戰俘照顧得還不錯， 馬上就贏了西方的稱讚。 後來日俄戰爭和一戰的青島之戰，對俄德戰俘都還優禮有加，可真是個文明國家啊。 不過日軍和比較不文明的中國軍隊的衝突，從濟南事變到全面戰爭，可從來沒文明過啊。 後來和英美鬼畜撕破了臉皮， 對人家的戰俘那一個狠，好像日內瓦公約從沒聽說似的. 為什麼？不需要被承認是文明國家了么。 所以明治軍隊和昭和軍隊的區別，不過是顧不顧慮國際觀瞻的區別而已。
＠yolfilm 提出的 路西法效應，當然可以解釋一部分原因。 但難道戰鬥環境下， 各國軍人都這麼野蠻么？ 顯然沒有。 一戰中各國基本都不算野蠻吧。 二戰中只有德軍和進入德國境內的蘇軍有暴行，蘇軍 可以用充足的報復理由來解釋，德軍的暴行是處於種族偏見自上而下制度化進行的， 而不是日軍那種自發性的野蠻殘忍。 濫用路西法效應作為解釋，豈不是可以解脫任何罪責？ 還有自由意志和個人責任的存在餘地嗎？就算日軍的環境使得普通士兵作惡，那環境不是也是日本人自己構建的么？ 麥克法蘭的《日本鏡中行》寫道：「當時的戰犯審判報道表明，日本大批受審者拒絕承認自己在戰事中發揮了主動作用。德國將軍們說自己決定發動戰爭，很多日本軍人卻將戰爭經過描述成一連串自行展開的客觀事件，他們是被卷了去，幾乎不能或完全不能控制事態。他們相信自己的被動，絕不亞於相信自己的主動。」
對日本人和平時期和戰爭暴行的反差， 並非來自TG的宣傳，西方對二戰的研究都會提到日人的殘忍性。 拿他們和鐵木真，甚至清軍比較都沒有意義， 因為當時日本可是已經開國數十年，在很多方面都被承認為現代國家了， 為什麼會表現出這麼中世紀的殘忍性呢？
我看過的一個說法很有意思。 那就是日本和其他文明國家不一樣，是個「非軸心」的文明。 德國學者卡爾?雅斯貝斯提出了「軸心時代」的觀念，就是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幾個文明大輪班，猶如車輪繞旋轉，次第成為哲學和宗教的基地。（比如中國老子和孔子，印度的《奧義書》和佛陀，中東的以利亞、耶利米、以賽亞等《舊約》先知 等）。而日本看來是一個從未經歷過軸心時代的大型文明。 社會學家S．N．艾因森施塔德提出，日本在各大軸心哲學光臨本國的當兒，成功地顛覆了它們，導致它們失去了一個基本的張力，即理想與現實的對立。「日本抵制了一種哲學思想：理想及善是一個獨立世界，一個獨立於人類和大自然之外的精神世界，我們用它來衡量我們的行為，指引我們的救贖之路。"所以， 日本的哲學體系與世界上其他所有大型文明的哲學系幾乎是背道而馳， 日本與其他各國的差異，遠甚於——譬如——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的差異，或遠甚於印度教與猶太教之間的差異。
軸心時代的思想，一個共同點就是認為有居於人之上的絕對價值，比如說 上帝 或 仁 。日本人既然不能接受這一點， 判斷的標準只能是人與人的關係。 所以想得到認可，就會表現得很好，對得到認可無所謂，就可能做出各種沒底線的事情。 這個也就是《菊與劍》里的罪感和恥感的根源所在 。只有相信有一種超拔永恆的標準，才會有罪感； 而依賴於他人的判斷和認可， 就只會有恥感。
軸心時代的另一個特點，就是破除了人類的部落本能，相信只要有同樣的信仰或價值觀，不同民族是一樣的。 因此，中華文明才不以種族而以學說來判斷是否華夏子民；對上帝的信仰才會衝破猶太人的局限而廣布各國； 希臘文明才能推廣遠至巴克特里亞。 而日本一直是一個部落社會， 和中世紀的蒙古人其實沒有差別。 部落社會的一個特點是，內部多能保持和平，內部居民多能和睦相處。 部落社會的另一個特點是，與外族交戰的時候，他們將自己看作名副其實和徹頭徹尾的人類，而將敵人定義為「非人」——非我族類、不可理解、缺乏真正的人性。 這樣， 對本族人的文明和對外族的野蠻，對他們就根本不矛盾。組圖預警。人類這種動物是會隨著環境變化的，當你處於一個可以為所欲為掌控他人生死的環境時，即使是正在看答案的你，也一樣會化身野獸，千萬別覺得你會是少有的例外。貼一組最近看到的美軍虐囚圖:
要注意的是，這些美國大兵在服役前也都是最普通的人，但在扭曲的環境下，平時的普通人變的瘋狂，而戰爭恰就是規模最大的瘋狂環境。
最後給吹德軍的同學也放幾張圖吧
與上面不同，這張是在蘇聯戰場，殺的也不是猶太人，是俄國平民
更多照片可能引起高度不適，我就不放了，感興趣的同學同樣可以自行了解相關戰史。實際上二戰歐洲打到後期，雙方也早就沒有任何文明了，德軍在東歐平原殺平民泄恨，俄軍俘虜德軍後就殺了把屍體凍硬栽成路標，一望無際的人肉路標插滿雪原，隨著道路一直延伸到地平線外，好不壯觀。
還有我們文明開化的英國紳士們、到了被征服國土地上一點不比別國野獸遜色，這是一戰之前14年英國紳士們還在乾的事
為了防止我一打開私信就是知乎管理團隊的親切問候:「高雄，您好，您的問題……&>知乎內容規範&已被刪除，知乎不允許：不宜公開討論的政治內容。」，我就不放越南方面記錄的我們子弟兵做的事情了，感興趣的同學……我建議你還是別感興趣的好。
當然也別瞎猜，我軍當時的表現相對於上面的兩支軍隊來，確實已經要好的多了，罪行目前來看也只是集中於個別部隊，並沒有全軍野獸化
所以不是日本人在戰爭中變態野蠻，而是所有國家的人在戰爭中都會表現出獸性的一面，軸心國的德軍日軍不說，盟軍中蘇軍「解放」歐洲戰場後表現也很野蠻，戰後美國大兵在越南伊拉克表現的也很獸性，即使我們中國人，最崇尚儒家仁義道德的禮儀之邦，在戰爭時也別無兩樣，不用提歷史上胡人、蒙古人、滿人的屠殺滅族。甚至漢人政權內戰，屠殺姦淫起自己的漢人同胞來，一樣沒表現出一點人性，愛好歷史的同學不妨多看看這方面的記載，聯想一下如果有照片攝影，如果這樣的事情就發生在不久前，你會不會覺得滿漢軍隊「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比南京屠殺文明」，會不會覺得漢族起義軍「入得咸陽，大火三月，載寶物婦人而歸」比日軍掃蕩文明。
戰爭會讓人變成野獸，獸性的程度取決於戰爭的極端程度、軍紀和組織結構。高強高壓的戰事+可以在佔領區肆無忌憚的權利=失控的畜生。在戰場外對平民奸淫擄掠這件事上，沒有任何國家、任何民族洗白自己，這裡包括但遠不限於日本人。恕我直言，就我今天了解的中國軍隊內部按新老兵、老鄉會區別的虐待和霸凌，還有網路上「東京大屠殺」「留島不留人」「殺白皮豬艹大洋馬」之類言論的橫行，現實中暴徒們借著抵制日貨打砸日系車輛、商店，把日系車主天靈蓋一塊兒砸碎的破壞欲，再想想「不久前」的文革中，全國的民眾是如何被輕易的煽動起來，文鬥武斗、父女相殘，對同胞都能製造出死傷無數、家破人亡的慘劇。聯繫這些歷史和現實，這些人一旦到了可以肆無忌憚釋放慾望的征服區，表現出來的殘暴會更酷烈百倍，你不能指望中國的民眾就是天生善良的白蓮花，中國軍人都是高大全雷鋒式的人民英雄。事實是，我們的民眾，和世界上的任何民眾一樣，是半好半壞、不好不壞的普通人，並不比任何民族更能經受大環境和人性的考驗，我們的軍人，也只是從事了軍人這個職業的普通人。如果中國將來「有幸」來一場侵略戰爭，被鼓動著入伍、被推上血肉戰場上的中國人，未必會比別國軍隊文明。
ps:
個別腦袋裡裝著屁股，只顧拿坐屁股立場，不顧閱讀理解能力的小朋友，說我是在洗日軍黑解放軍。我沒有打算讓日軍擺脫什麼名聲，屠殺就是屠殺，罪行就是罪行，小時候受虐待變扭曲的殺人犯有點可憐，但還是該判刑，犯下罪行的日軍無論怎樣都不能也不該洗白。更沒打算黑我國和解放軍。我是在黑戰爭，從頭到尾我都在說一件事——戰爭前很普通很文明的人在極端環境下會化身野獸，越極端展現的非人性越恐怖，包括我國的士兵，參加戰爭前也只是普通人，不好不壞的普通人。與其恨那些已經死去的罪犯，不如認識到罪惡的根源——戰爭的恐怖，不如提防，新的戰爭製造出新的亂軍，新的惡魔從人心和屍堆中爬起。
pps:
看來對某些人來說，「就事論事」真的是件困難的事，攻擊我的論點遠不及攻擊我這個人方便，我這會兒頭頂被扣帽子摞在兩米高啦，神奇的知乎，當我如實稱讚我黨的歷史功績時，反對我的人就給我扣個「兔小將」的帽子說我給tg洗地；而當我講人性醜惡的共性時，又有人給我扣「精日漢奸」的帽子。於是我一會兒是漢奸一會兒是愛國小將，嗨呀真是奇妙神刻。容我也搞一波輿論管制，同意我的請「點贊感謝關注」，懶的搭理我的就請關了這篇回答，不同意我的，也歡迎有理有據的反駁我，甚至嚴厲些也完全可以，還懶的搭理的請直接「」反對＋沒有幫助」。
但是，拋開問題人格侮辱我的，對不起，我不是你爹，沒有空教育你，此類回復直接刪除
psp遊戲機？！
答案被建議修改，有關我軍的圖片已刪，我不貼圖大家不信，貼了圖又要舉報，反正就是我不信我不聽，裝睡的人終究叫不醒。
ps4
這篇答案在上次被建議修改，並通過的情況下再次被舉報建議修改。我的評論區向來是只刪除涉及人格侮辱的回復，其餘的無論是贊同還是反對，無論是有理有據的反駁還是簡單直接的表示不同意，我都不做處理。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人對我的答案有異議都可以開口質疑，然而現在實際情況是很大一部分可愛的知乎用戶們很神奇，面對他們實在不願意承認又確實存在的事實，既不能拿出有力合理的反駁又不敢大聲表示自己的異議，只好偷偷的把他舉報並且祈禱他被刪除了，這樣就可以當他不存在了。這就是現在的知乎，與世界分享你的見解，分享不了的就刪除和建議修改。
做後附一個給日本軍隊「洗地」的答案，來自共青團中央，請閱讀原文，【二戰中死於原子彈的日本平民是否無辜？】共青團中央：…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5843217/answer/153172241?utm_source=com.samsung.android.app.memoutm_medium=social （分享自知乎網）
沒想到時隔這麼久，還有朋友認為這篇答案包藏禍心再給日軍洗地，還私信騷擾。我拿日軍為例要證明戰爭對人性的摧殘和扭曲，是我在給日軍洗地？我指著一個滿身爛瘡的人說:看，不注意衛生就會變成那樣。這是我在讚美爛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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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日本人，德國人，中國人，美國人，一點關係也沒有。
這是所謂的「路西法效應」，請查：「斯坦福監獄實驗」
在暴力機制的催化下，再文明的平常人，也都會變成禽獸和畜牲。
包括提問者的你，也是，別把自己太當回事，以為自己有多文明，多高尚，多麼行事正派。
等戰爭爆發，把你裝備上武器彈藥，讓你侵略他國國境，你只會跟二戰的日本軍人，一個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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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佛監獄實驗（英語：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是1971年由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英語：Philip Zimbardo）領導的研究小組，在設在史丹佛大學心理學系大樓地下室的模擬監獄內，進行的一項關於人類對囚禁的反應以及囚禁對監獄中的權威和被監管者行為影響的心理學研究，充當看守和囚犯的都是史丹佛大學的在校大學生志願者。
囚犯和看守很快適應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地超過了預設的界限，通向危險和造成心理傷害的情形。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評價為顯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傾向，而許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創傷，有2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實驗。最後，津巴多因為這個課題中日益泛濫的反社會行為受到警告，提前終止了整個實驗。這種人的性格的變化被他稱為「路西法效應」：上帝最寵愛的天使路西法後來墮落成了魔鬼撒旦。
史丹佛監獄實驗經常被拿來與米爾格拉姆實驗進行比較的「史丹佛監獄實驗」，米爾格拉姆實驗是於1961年在耶魯大學，由津巴多中學時代的好友斯坦利·米爾格拉姆進行的。津巴多作為監獄長。
實驗內容：
研究小組在當地報紙上徵集志願者參與監獄生活的研究，為期兩周，志願者每天能得到15美元的報酬(相當於今天的75美元)。有70名應徵者被招到史丹佛大學面試，接受一系列心理測試。這70個男人都與美國大學生年紀相約。其中24名被認為非常健康、正常的人被選中。從24人中間隨機抽出一半，讓他們飾演監獄的看守，餘下的一半飾演囚犯。志願者們都說他們更願意飾演囚犯，部分是因為他們無法想像自己畢業後會去做看守，但他們可以想像自己是在坐牢，並以為可以從這一經歷中學到一些東西。志願者們還被告知，如果被分派去飾演囚犯，他們可能會被剝奪公民權利，並且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飲食和醫學護理。那些將飾演囚犯的人被告知在某個周日等在家裡。在那一天，令他們感到吃驚的是，他們被真的警察「逮捕」了，隨後被帶到史丹佛大學心理學系地下室的模擬監獄。
第一天，大家還相安無事，但「囚犯」第二天便發起了一場暴動，撕掉囚服上的編號、拒絕服從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們採取措施控制住局面，他們照著做了。他們採取的措施包括強迫囚犯做俯臥撐、脫光他們的衣服，拿走他們的飯菜、枕頭、毯子和床、讓他們空著手清洗馬桶，關禁閉。最後局面完全失控.
在第六天，當津巴多的同事克莉絲汀（後來成為他的妻子）受邀來到實驗場所進行觀察。 克莉絲汀對於這項實驗的道德進行了質疑。 津巴多停止了實驗。
結論
個人的性情並不像我們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惡之間並非不可逾越，環境的壓力會讓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在實驗開始的時候，兩組人之間沒有任何區別，不到兩個星期之後，他們之間已經變得沒有共同之處了。」尤其顯著的是，囚犯們懷疑分組並不是隨機的，他們認為看守的個子比他們高；其實兩組人的平均身高是一樣的。
津巴多試圖用他的實驗解釋很多問題，包括飛行事故、人在面對惡行時的無動於衷、護士對病人的不當處置以及自殺式襲擊者和恐怖分子的行為。由於對自己角色的認識，護士會過度服從醫生的安排，哪怕明知醫生開出的劑量遠遠大於規定的劑量；有四分之一的飛行事故的起因都是由於副機長過於服從機長的錯誤判斷。
津巴多雖然強調人們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而作惡，但他樂觀地指出，按照他的「十步法」，人們同樣能夠頂住壓力，英勇地違抗「路西法效應」。先是承認自己的錯誤，最後是拒絕為了所謂的人身安全而犧牲自由，相信自己能夠反對任何不公正的制度。他舉的道德英雄包括抵抗麥卡錫主義、種族隔離、反對越戰的人。
有一個問題是，當津巴多說好人變成了壞人時，那些「壞人」並不認為自己成了壞人，他們要麼認為受害者罪有應得，要麼認為自己只是採用了惡的手段來實現其正當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為自己採取的手段辯護——虐囚的士兵是為了獲取反恐所需的情報，恐怖分子是為了民族解放，在他們的同仁眼裡他們也是道德英雄。這根本上是不同的善之間的衝突，而不是善和惡之間的衝突，已經超出了心理學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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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的衛斯理系列裡我記得有一句話，衛斯理在得知對手是特工而不是盜賊時慌了，說盜賊或許還有人性，但這種特工是殺人不眨眼的，絕不會抱有同情心
有一種說法說一個羅馬士兵打不過一個蠻族戰士，100個羅馬士兵可以和100個蠻族戰士打平，一萬個羅馬士兵可以輕鬆打敗一萬個蠻族戰士
拿破崙軍隊打馬穆魯克也有類似的論述
集體主義精神強烈，服從性強的人經過訓練後往往要比好勇鬥狠但趨利避害的人更有戰鬥力，近代日本正是處於民族主義爆棚，服從性強烈的狀態
從大了說，戰爭就沒有文明素質可言，戰爭的重要結果就是大規模的人殺人，而且是勝者幾乎不用承擔後果的去殺人。但凡軍隊出去打仗的，蒙古、滿人、十字軍，人性泯滅的事情都幹得多了，漢人胡人當年不也是互屠，這種事沒有哪個民族屁股是乾淨的。
從日本說，那個時代的日本和現在的日本差別太大了，從政治到制度到民眾素質都有極大的不同。當然，落到民族特性，你也可以說菊與刀那套，平時彬彬爾雅但內心壓抑什麼的，也不是沒道理。但是戰爭暴行哪個民族都有，就這麼事後諸葛亮的分析也不可能就完全都對。
另外當時軍國主義的洗腦和民眾的反抗，都是存在的，很多皇軍其實也意識到自己被騙了，回也回不去，家裡老婆孩子爹媽什麼樣也不知道，這邊打仗隨時都可能掛掉，許諾的那些全都是浮雲，極端環境下人類做出極端行為，其實沒什麼不好理解的。
那是因為你眼裡只能看到民族、國籍、膚色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並認為這些東西就決定了人。
簡單說你只看到了日本，你看不到人。
以上！
反對 @jyo gan 的答案。
知乎的TIMELINE系統好像有點問題。我關注的某位知友明明沒有點過這個答案的贊，但不知為何它竟以此為由把該答案推到首頁上來了。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能不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我認為gan知友的答案完全是文不對題。人家問的是日本這個民族在戰爭中為何這樣野蠻殘忍，他答的是日本這個民族如何走上【蔑視法律和秩序】的道路。那麼問題來了，法律和秩序代表的就是所謂的文明、寬容和尊重生命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我們看到過歷史上有無數的惡法、無數的反動秩序恰恰是野蠻殘忍、踐踏生命的，比如說奴隸制、比如說《穀物法》。合乎正義的秩序與良好的法律，往往是在推翻惡法惡政的暴力鬥爭中獲得的，比方說今天的美國憲法就是兩場造成幾十上百萬人喪命的戰爭打出來的。足可見，是否尊重法律和秩序同是否野蠻殘忍，根本沒有必然聯繫。
讓我們回到本題上來。gan知友提出：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全面學習西方，從一個封建社會迅速進入了近代社會。到了1880年代以後到大正年間的這段時間，包括在國際法的了解與遵守上，不亞於當時任何其他國家。
這是否是事實呢？不得而知，因為儘管他提出很多日本首相是法學畢業，但這也沒有任何的意義：一直到戰敗為止高等文官考試都是法學部學生的天下，可以說日本中樞一直不缺乏法學專家，甚至日本極右翼教父里就充斥著平沼騏一郎_百度百科男爵（這位到了二二六之後還給皇道派翻案的宮內派大人物可是明治二十一年帝大法學部首席畢業生、明治時代的大審院檢事、大正時代的檢察總長哦！）這樣的法學專家。這能夠說明什麼問題呢？我看什麼問題也說明不了。況且，這些人沒有一個是國際知名的國際法專家，無一人對國際法有何貢獻，甚至可以說不能了解這些人對國家法是否真正了解和遵守。
不過gan知友的上述論證儘管無力，結論還是相對客觀的。的確，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到大正年間這段時間內，是國際社會的模範生，對於帝國主義秩序可謂循規蹈矩。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日本是很遵循當時的【國際秩序】，很尊重當時的【國際法】體系了。然而，日本人在戰場上的表現是否就不野蠻不殘忍了呢？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明治年間的甲午戰爭時期，日軍就曾經進行過旅順大屠殺_百度百科，造成了兩萬中國軍民（大部分為平民）的死亡。
昭和初年政黨政治尚未結束、濱口雄幸尚未遭到暗殺（1931）年的昭和三年（1928），日軍出兵濟南市，製造濟南慘案_百度百科，又對一萬多中國民眾進行了大屠殺。
這就是當時【在國際法的了解與遵守上，不亞於任何國家】的大日本帝國，在明治、昭和年間的戰爭中干出來的事情。與此同時，這個國家當時在國內又是如何進行統治的呢？
就在大正十二年（1923）的關東大地震_百度百科中，軍隊、警察和部分自警團施展私刑，殺害了超過6000名朝鮮人和600名中國人。這期間還發生了甘粕正彥大尉殺害無政府派思想家大杉榮一家（包括未成年兒童）的大杉事件_百度百科，以及戒嚴軍屠殺工人活動家的龜戶事件_百度百科，可見日本人社會主義者也在屠殺之列。結果如何呢？殺【外地人】的事情，在大日本帝國當然不算什麼了。大杉榮因為是名士，所以還有下文，然而被判刑十年的甘粕坐了兩年十個月牢就風風光光出獄了；而濫殺救災工人活動家，那自然就更不必說了。
這就是【在國家層面上重視法制與秩序的】日本！
這就是【近代化的法制社會】！
當然了，gan知友也許會說，【不亞於當時任何其他國家】嘛。畢竟，那是一個美國會為了遊行集會而絞死組織者（芝加哥乾草廣場事件）、英國人在五大洲屠殺各種【蠻夷】、愛爾蘭人因為大英《穀物法》而被餓死上百萬的時代，國際法、法制精神的內涵與今日自然不可同日而語。大概旅順屠城也可以用【清國人割了日本騎兵的首級】、濟南慘案也可以用【國民革命軍在南京騷擾了外國住宅區】來洗地，找幾個國際法專家開一個說明會，就可以徹底洗白了。
然而，即便這些行為再【遵守國際法】，難道它們就不野蠻、不殘暴，同之後中日戰爭中的暴行有什麼本質區別了嗎？沒有。過去拿【清國人割了騎兵首級】來給旅順屠城洗地的人，這回照樣可以拿【反正的冀東偽軍在通縣事件中殺害了日本平民】來給南京屠城洗地，甚至負責洗地的人都是原封不動的同一幫人。
在舊日本這個【近代化的法制社會】里，即便是明治、大正時期，法律也多是由天皇頒布緊急敕令的方式推行的，國會只有追認之權。不願意追認的國會議員就會遭到山本宣治的結局。然則看來gan知友這並不要緊。為了秩序，大家就應該遵守天皇敕令制定的法律，否則就會導致【暴力】和【殺戮】。這一套法學思想不就是平沼男爵的法學思想嗎？《治安維持法_百度百科》就是這種思想的巔峰。
在從明治到大正的【國際法】里，國家的交戰權是受到承認的，遇到糾紛就可以按照某種程序來訴諸武力解決。因此，為了遵守國際秩序，就必須承認侵略合理、承認帝國主義戰爭合理，哪怕第一次世界大戰直接和間接的導致了幾千萬人死亡。如果有人為了某種理想試圖否認這種國際秩序的合理性，用暴力（也只能使用暴力）來抵抗和制止這種殺戮，那麼就要負起【對他國人和本國人的屠殺，付出了幾百上千萬的生命的代價】的責任了。
gan知友指責其他一些人提倡【為了「國家」或者什麼，只准有一種說法，或者更進一步，為了什麼什麼，主動對外對內採取暴力手段是合理的】是不對的。可這個批評就好像飛來去器，打中別人又飛回來擊中自己——所謂【法律】本身就是一種強制性的規則（Law is a system of rules that are enforced through social institutions to govern behavior，Robertson,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90.），它是以暴力機器的暴力作為保證的。【重視法律和秩序】本身就意味著【為了現存的社會規則和社會秩序，主動（1）對外對內採取暴力手段是合理的】；至於【只准有一種說法】的書報檢閱，那就更是不在話下了：明治42年的法律41號、明治43年的法律55號已經確立了綿密的書報檢閱制度。
當然，考慮到當時（也包括現在）的日本和今日的中國都沒有廢除死刑，gan知友的答案還暗含著這一個潛在邏輯：【為了現存的社會規則和社會秩序，崇尚暴力和殺戮，蔑視生命，無論干出多麼駭人聽聞的事情】都是完全合理的。了解了上述腦迴路，讀者也就不會對gan知友將玻利維亞反動軍警不經審判私刑殺害格瓦拉稱之為【幸好】感到奇怪了——畢竟，國家軍警只要不是出於私心雜念，隨便殺掉再多的人也是為了法律和秩序么。
演繹到這一步，我們實際上可以發現，gan知友的邏輯與統制派軍人、革新官僚甚至體制內皇道派的平沼男爵等人沒有太大的區別。【表現上或有些許區別，但是其根底里的本質是完全一樣的】。事實上昭和十一年（1936年）的二二六事變後，試圖自下而上打倒舊秩序建立軍國主義新秩序的體制外皇道派已經退出歷史舞台，東條英機通過憲兵隊重新控制了軍隊進而也就控制了整個國家，恢復了社會秩序。無獨有偶，納粹在啤酒館政變後，也逐漸放棄了對舊有社會秩序的暴力反抗，轉而使用遵循魏瑪憲法的方式通過《授權法》上台，結束了相對無秩序的魏瑪時期、建立起新的社會秩序，儘管這個秩序和它頒布的法律要求採取野蠻殘忍的辦法滅絕猶太人。毫不意外，統制派和執政後的納粹黨人都非常重視法律和秩序，全世界的法西斯主義者和新法西斯主義者也大多如此，因為它們都是舊有社會秩序特別是強制性社會規則的最後指望。
綜上所述，gan知友的答案從根本上是站不住腳的。
甲、舊日本軍隊無論是在遵循國際現存秩序時，還是在逸脫國際現存秩序時，在戰場上都是相當野蠻殘忍的，這是由其階級本性（具有濃厚封建殘餘的帝國主義軍隊）決定的。非但如此，整箇舊日本國家機器都非常之野蠻殘忍，在對付本國公民時也不例外。
乙、gan知友出自身的立場，刻意美化了遵循國際現存秩序時的舊日本，同時將責任全部推卸到主張打倒現存秩序的那部分體制外皇道派法西斯主義者身上去。然而，是否遵循現存的國際秩序，不是由【法制】與否決定的，而是由日本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所決定的：遵循國際秩序是為了同英美結盟發展實力對抗清國、露國；而當日本同英美的利益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地區發生衝突時，日本就毫不猶豫地站到了反舊秩序的陣營。誠然，這些主張對外挑戰國際舊秩序的人是希望建立更野蠻殘忍的秩序，可舊秩序難道就不野蠻不殘忍嗎？更何況德日法西斯勢力在國內本身就是致力於維護舊的國內秩序的人。
丙、由上可見，致力於美化現狀，無視現狀本身就是在由暴力和殺戮維持的人，是非常可笑的；對於現狀的力量具有迷之自信、看不到帝國主義意味著發展不平衡意味著帝國主義戰爭的必然爆發，反而認為現狀牢不可破、另一派帝國主義勢力不敢於顛覆舊秩序，是非常幼稚的；事實證明，他們同那些大國夢患者，也不過是這一派帝國主義勢力同那一派帝國主義勢力的矛盾而已。
丁、【對國民進行公民教育，教育事業長期由左翼把持】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否則那麼多青少年NET右翼是怎麼冒出來的？他們連教師都不尊重，對日教組刻骨仇視；教員越搞反戰教育，他們越反感。同理，你國教科書上也是反對侵略、反對霸權主義，還說自己永不稱霸，兔漫愛好者們看進去了嗎？也許嘴上看進去了吧。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其經濟基礎之上的。
戊、【建立了嚴格的法制社會，任何人無法凌駕於法律之上。武裝力量只負責保衛國家，軍人再也不能染指政治】不能阻止軍隊在戰爭中表現的野蠻殘忍。大英帝國在19世紀擁有嚴格的法治社會、任何人無法凌駕於法律之上、武裝力量只負責保衛國家（包括對內鎮壓反抗來保衛【國家】）、軍人不能染指政治，然而其軍隊照樣屠殺千百萬五大洲人，其法律照樣餓死千百萬愛爾蘭人和孟加拉人。
己、只有進行徹底的社會革命，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制度，建立起全體勞動者支配自己勞動果實的新秩序，才能最終解決這一問題。
因為真正的高素質民族只存在在二次元里。
既包括你的胡思亂想，也包括外務省花錢買日吹造成的玩意。
黑社會出身的老闆溫文爾雅，當初原始積累的時候為什麼那麼野蠻？
首先不得不說一句，這個問題提的不好。
戰場是非常態，因此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和戰場上的根本不能混為一談。
題主將此二者並列，使得任何一個沒有看過史料的人都只能得出「日本人的高素質是偽裝」「日本人的國民性blabla......」這樣的萬能結論，於理解歷史無益。
因此，我的回答將側重於用史料補充 @jyo ganjyo桑的回答，希望題主能明白
任何一國的歷史都遠比你我想像的要複雜千萬倍。只注意一時一地之現象，而不考察該現象之來龍去脈如何的做法，不是讀史的應有態度。
開始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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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人類無法脫離自身的膚色和時代，因此中韓國民在論述二戰時，往往是站在本國立場上控訴日軍的野蠻暴行。
這，很正常。但是，日軍---或者說日本軍部----的暴行，僅僅是針對交戰國軍民的嗎？他們對本國軍民的態度又如何呢？
以下是日軍海陸特別攻擊隊戰死者數據（維基百科：特別攻撃隊）
2010年8月現在確認されている特攻隊員戦死者數は
海軍
- 海軍航空特攻隊員：2,531名
- 特殊潛航艇（甲標的?海竜）隊員：440名
- 回天特攻隊員：104名
- 震洋特攻隊員：1,081名
- 合計：4,156名
陸軍
- 陸軍航空特攻隊員：1,417名
- 丹羽戦車特攻隊員：9名
- 陸軍海上挺身隊員（マルレ）：263名
- 合計：1,689名
この他に第二艦隊戦沒者、回天を搭載して出撃し未帰還となった母艦潛水艦搭乗員、移動中の乗船海沒などにより地上戦に參加した戦沒者、義烈空挺隊等の特攻作戦関連戦沒者などが以下となる。
- 第二艦隊戦沒者：3,751名
- 回天部隊関連戦沒者：1,083名
- 震洋部隊関連戦沒者：1,446名
- 陸軍航空関連戦沒者：177名
- 海上挺身隊関連戦沒者：1,573名
- 空挺部隊関連戦沒者：100名
- その他（終戦時自決、神州不滅特別攻撃隊、大分701空による「宇垣軍団私兵特攻」など）戦沒者：34名
- 合計：8,164名
以上合計14,009名を數える
特攻隊絕大部分成員（特別是海軍）都是軍官。人類歷史上幾乎沒有這種拿全軍軍官當一次性消耗品的戰術。
然而，跟本土決戰的構想比起來，特攻戰法簡直不值一提。
1945年6月，第八十七屆臨時帝國議會通過《義勇兵役法》，予定動員2800萬日本國民（兵役對象：男15-60歲，女17-40歲）實行本土決戰。
根據時任內閣書記長官的迫久永常的回憶，在審議該法案的時候，「我受到陸軍相關負責人請求內閣成員閣議會結束後去看看另一間房間里的預計發放給國民義勇戰鬥隊的兵器。總理（註：即鈴木貫太郎首相）走在我們前頭，第一個看到了那些展示武器（略）他悄聲對一旁的我說「這可太不像話了」。展示的兵器中只有手榴彈還像樣，其餘的，諸如需要用棒子從槍管前端填彈的銃---只有一發子彈。還有射程三四十米、命中率不及百分之五十的弓箭。（略）還有竹槍，叉子。陸軍是真心想讓國民用這種武器打仗嗎？」。
這就是jyo桑的回答里「日本軍部要讓全體日本國民陪葬」的真正涵義。
由此可見，日本軍部的暴行並不只是針對前線的交戰國軍民的，他們對本國軍民也好不到哪裡去---這一點和納粹完全不一樣-----也是日本特異的地方。
日本軍部是個充斥戰爭狂人的地方，但是這些狂人的思想的根源在哪兒呢？
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國史學科教授平泉澄。
此人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天皇主義者，鼓吹【大日本乃神國】【天兵無敵】，其在教育、軍隊方面的影響力極大---自昭和七年開始在海軍大學校、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校、江島田海軍兵學校等軍官學校演講，也曾直接給昭和天皇講課。但最值得一提的，還是他跟陸軍的關係。
根據平泉澄的回憶
昭和九年（1934年）四月十六日，我手持大刀進入陸軍士官學校講堂（註：這是平泉講課的特點），從數百名學生右手邊走過去，快要到台上的時候，看到一個將軍模樣的人站在角落裡（略），此人即是東條英機少將，後來得知他於當年三月五日被任命為陸軍士官學校幹事（略）演講後日我接到了來自東條少將的電話，說想拜訪我（略）
「我有事拜託先生」
「請問是什麼事呢？」
「我想恭請先生的高徒來擔任士官學校的教官。聽了先生的高論，英機才知道迄今為止陸軍的教育全是錯的。我想從頭做起。所以，請先生助我一臂之力。當然，也不能一下子換人，總之先請一位吧。」
自此以後我的弟子就一直擔任陸軍士官學校的教官，最多時大概有八、九人之多。然後陸軍士官學校的教育就走上正軌了。
由上可知，二戰時大部分日軍軍官（從陸軍大臣到士官）幾乎都是他的學生。
日軍撼動世界的「玉碎」「特攻」也和此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比如人間魚雷回天的發明者黒木博司少佐即是他的弟子。
值得一提的是，軍隊內部並非鐵板一塊。昭和十八年，時任江田島海軍兵學校校長的井上成美曾經說過「不能讓年少氣壯的學生直接聽平泉先生的課」這樣的話。
戰前日本的法令都附帶天皇的上諭----當然不是天皇本人，而是有人代筆。前面提到的《義勇兵役法》附帶上諭即是平泉澄執筆，第一條大意極其翻譯如下
【朕信當此等艱難之時，忠良之臣民必傾注全力於帝國軍務事。朕期望爾等擊破來犯之勁敵以保全祖宗之國土（略）】
和陸軍省制定的命令搬的第一案不同，平泉的修訂案口氣軟了許多，他本人的解釋是
（一）義勇兵役法，即是義勇，則文中必需體現臣民自身為國捐軀之意志
（二）如此可體現陛下於此危急存亡之際死守國土之悲痛心
在平泉和他的弟子們看來，玉碎戰術不是軍部的一廂情願，一意孤行，而是萬千日本國民的意志，為此，縱使戰死五分之一的國民也在所不惜。（「日本人の五分の一が戦死する以前に敵の方が參ることは受合いだ。」特攻戰術發明者，大西瀧治郎中將）
然而，以平泉為代表的皇國史觀學者的見解也並非一開始就是主流。實際上，後來遭到打壓的天皇機關說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都是官方見解，如果沒有二二六、五一五、血盟團等事件，皇國史觀這樣瘋狂的見解根本不可能上台。（昭和天皇本人就說過「天皇機關說不是挺好的嗎」）
其實，至少在明治初年，天皇並非神聖不可侵犯的。比如，明治天皇的老師加藤弘之（歷任侍讀、東京學士會院會長、東京大學総理、帝國大學総長、貴族院議員、帝國學士院院長、樞密顧問官）就曾今在明治八年出版的著作，專門痛擊愛國學者的《國體新論》中如此寫道
本邦所謂國學者之流，其所唱論說，與真理背反者甚多，實令人厭矣。（略）怪哉！不知國家君民之真理，故牽強附會種種妄說，曰天下國土悉為天皇所有，億兆人民皆為天皇臣僕，凡本邦人民，皆應以天皇之心為心，不論善惡邪正，只需俯首遵敕命、盡臣道而已。其人思此為我邦卓越於萬國之姿。其見解之陋劣、其論說之粗鄙，實滑天下之大稽也。
然而到了明治十四年十一月，加藤弘之卻登報公然放棄了自己的主張。因為這一時期日本政府開始收緊言論自由，加藤被元老院議員海江田信義點名批評，在向太政大臣提交的《排斥國體新論建言書》里，海江田寫道
嗚呼此是何等妄言！試問，弘治既言我國體為背反天理、孛戾人性之野鄙之國體，則我天皇陛下豈不是背反天理、孛戾人性之天皇？（略）如此，弘之亦是野鄙之人民、奉職於孛戾人性之政府、食我背反天理之天皇陛下之俸祿！（略）
彼借民權自由之口實，在陽則提倡立憲政體，陰則企圖共和也。（略）其人恐多為懷揣廢我帝陰謀之大逆賊。（略）其即為與我輩忠良臣民不共戴天之逆賊，則今日驅逐其人是急務中之最大急務。
自此之後，日本逐漸變成了我們現在熟知的日本。內村鑒三的不敬事件、戶水事件等使天皇從人變神，而三一五事件、天皇機關說論爭、龍川事件徹底排除了任何敢於唱反調的人---當然，東京大學的上杉慎吉、筧克彥等教授也是功不可沒的。
總之，日軍在戰場上的暴行和以上各時代的事件戚戚相關，不是簡單一句「國民性如此」就能解釋的。而且我引用的這些史料，不過是冰山一角，如果題主有興趣的話，可以沿著我上面提到的任何一個事件和名字挖下去，也許有新的收穫也說不定喲。
ps 這篇回答里的所有史料皆是日文。如果有任何翻譯不對的地方，過錯全在我。
參考文獻
『悲劇縦走』 平泉 澄 (皇學館大學出版社)
『機関銃下の首相官邸ー二二六事件から終戦まで』 迫水久常 (ちくま學芸文庫)『東京大學百年史 資料』 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東京大學出版會）
『國體新論』 加藤弘之（谷山樓）近代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
『明治文化全集２』（明治文化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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