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書院都教授什麼？如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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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先要從古代書院的功能說起，現在公認古代書院的功能，分為教書、藏刻書、祭祀三個方向。其中教書這方面，又分為日常和臨時兩個部分。

日常的的教學部分，自然以儒家經典為主，四書五經，十三經等等都是基本教材，有專門的老師負責教授，其實主要是讓學生自己讀，然後不懂的再與老師交流，所謂傳道授業解惑，道與業都在聖賢書中，老師只要做好解惑就行了。為了保證學習質量，書院多會定期考試，以檢驗讀書成果，考試內容參見科舉……

書院在中國唐朝時候就已經產生，宋元時非常興盛，明時衰落，自清時再興，但其時書院的性質則已經與以往不同了。這主要是因為，唐宋時的書院都是私人辦的，院長「山主」大多是有名的學問家，其辦書院的目的就是為了弘揚學問，而前來求學的學子也多是為了求知而來，與正統的「官學「學而優則仕」的體系不是一路，其傳播的思想甚至都不是正統的統治思想，而是更加學術化的東西。宋時，朝廷曾經有過規定，非「官學」出身不得入仕，但是後來理學思想開始在全國占統治地位，而書院正式理學思想建立與傳播的中心，所以朝廷與書院妥協，書院盛極一時。

從元開始，朝廷開始扶植書院，撥款送地給經費賜書等等，明清時朝廷的賞賜更成了很多書院經費的主要來源，這看似是好事，但是卻斷了書院的文化根基。使得書院雖不是「官學」體系中的一員，卻成了考取舉人後再向上考的那些學子們「進修」和「復讀」的場所，其思想也被限制在必須與正統思想相一致的桎梏中，書院的老師純粹成了傳聲筒。

但是這只是書院的日常教學部分，書院還有一些臨時性教學的部分，可以說，特別是明清後，這才是古代書院教育的精髓。

古代的書院，特別是那些規模較大名氣較高的書院，都會不定期的請一些當事的大學問家去其地講學，講學內容以其所專的學問，而且這些講學多是不限聽眾的，也就是說，不管是不是書院學生，或者是什麼流派的，都可以去聽。

這些學者就像現在的著名教授一樣，很多都是有歸屬的，他們在某個書院擔任教職，同時又不斷被其他書院請去講課，而他們也經常自己到別的書院去與其他書院的學者探討學術，而當地的學子自然也從這樣的學術探討中受益匪淺。

《中國書院史》讀書小結
書院是我國或儒家特有的教育組織，自唐而始，自清而終，幾千年間起起伏伏，倒是有很多的故事。

　　書院起始於唐朝，起初為民辦的場所，幾個相熟的讀書人在這裡相互論道、讀書、習做，這時的書院往往旁邊多有道觀、佛院，所以自然也就融合了幾家的風格，比如佛家的禪林，道家的別院，與儒家的書院混在一起，自此這哥仨算是磕在了一個頭上，也算是佛道儒三家融合的起始，不過真正的融合確是在宋代。到了後來由於唐玄宗的稱讚使得這民辦的場所確立了合法的地位，也因此書院開始了一段蓬勃的發展。

　　與此同時，官辦的書院也開始了發展，由於經費充足，發展的自然優於民間，所以民間的書院便稍微有些被排擠，不過由於沒有具體政策上的限制，也是的兩者都能夠較好的發展，當然呢也由此開始了長達千年的官學與民學之間的糾葛，這一點後文會有體現。

　　這時的書院主要的功能有七，藏書、較書、修書、著書、刻書、讀書、教書，主要一藏書、著書為主，像現在以為理所當然的的教書反而並不是那麼的重要，而且其功能與當時的秘書省（官職）的工作略有重疊。值得一提的是，這時候的書院，包括以後的書院都是向公眾開放的，無論是和尚道士，還是野叟小童，都可以進入，這使得，學問從私學走向了公學，大大擴展了學術的傳播。

　　唐朝之後是五代十國，這時候的天下大亂，因此書院也受到了影響，對於這一段時間，錢穆先生形容為潛德幽光，為了避免戰火，所以很多書院隱藏到山林之中，繼續的教書、藏書、著書，雖然這段時間並沒有較大的發展，實際上由於戰亂使得書院的數目大大的下降，但這卻為後來的宋朝書院的名揚天下埋下了伏筆。

　　宋朝是書院最為輝煌的時代，北宋時，天下未平，統治者沒有功夫也沒有時間去建立唐朝時的官學體系，所以當時的士人，便主動的承擔了教書育人的職責，並且與當時的科舉聯繫了起來，這使得書院在教學功能上得到了強化，並且在唐代的基礎上，演化出，講學，藏書，祭祀，學田這四大規則，使得書院的目的得到了一個較為明確的定義，但替代終歸是替代，一旦天下太平，統治者必然會發展出自己的教學體系，使之與民間的書院體系分割開來，推行更有利於統治者統治的教育，由此來看，古今亦然。

　　書院真正的巔峰便在南宋，話說在南宋最為知名的學院有四，號稱天下四大書院，其名觴觴，為天下所知，不過究竟是哪四大書院卻有不同的看法，大體上是從石鼓，嶽麓、白鹿洞、應天府、嵩陽中五選四的玩法，唯一確定的是嶽麓為四大書院之首，這點毫無疑問。而且嶽麓也確實不負書院之首之名，當年元兵南侵之時，嶽麓轉入附近的城池之中教書禦敵，最終城破院碎，無一人生還，為萬代所傳唱。後來有人重建嶽麓書院，卻一直沒有張顯出往年的榮光。插句題外話的是，本書的作者鄭洪波先生正是嶽麓書院的教授。

　　當然巔峰並不是說僅僅有這四大的書院，而是在於，書院與理學的合一，並且相對於以往的書院，增加了橫向的交流，講課，這使得一個書院的信息量大大的得到了提高。對於書院起初而言，目的是很雜的，我們也可以說是多樣化，這種多樣化使得其生命力非常的頑強，對各各人群都有適應的能力。不夠後來慢慢的由於其與科舉掛上了鉤之後，使得它的教育目的漸漸的變的單一，當然這也是其為何能夠快速發展的一個主要的緣由。

　　當時的儒學大家有很多，最為著名的是朱熹，現在大都稱為程朱之學，程呢，指的是二個人，一為程顥，一為程頤，這兩人是親兄弟，期間因為程顥又稱伊川先生，搞的我以為是個日本人，後來一查才知道，那算是個地名；而朱，自然指的是朱熹。這門學問（理學）對於當時而言是有著積極的作用的。當時的士風糜爛，於社會沒有責任心，整個社會一盤散沙，無人倫、道德。插一句的是，對於士風糜爛，事實上後面很多次都提到了這個詞，然後你會就發現，這個「士」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糜爛一把，交替往複，好不有趣。所以當時的理學就提出的一個「口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一下子就將『士』這個階層的人們凝聚了起來，並且因為有了一個明確的目標，而且儒學大家們身體力行的去傳播這樣的一種精神，所以這一段時間風氣變的比較正。另外要這裡應該提一句的是，這完完全全是發自民間的一種理念，因為要與後文有個差別.

　　過了許多年，士風糜爛（笑），所以不少有識之士，提出應該興辦官學，以正風氣，由此開始了官學的復興和民間書院的打壓，具體做法是，成立府學，縣學，而關閉書院，所以最慘的時候書院的數目僅為一，不過書院雖然沒了，但人是沒有隨之而去的，而當官府開始不那麼打壓的時候，書院又頑強的開始生長，所以整個的一個宋代的書院的發展，可以用一個u型來體現。

　　值得一提的是，在興府學，打壓書院的這段時間裡，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對於書院這樣類似的民間團體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在政治上，對山長（院長）進行直接的任命，或間接的任命，使得書院成為辦民辦官的一種形式；在學業上，將書院的目標進行的限制，使得其成為整個國家科舉體系輸送人才的搖籃，甚至很多書院因此都開科舉補習班，倒是符合了現在的一種潮流；在經濟上，由初期的供應學田（收租），到中期的嚴格限制，再到後期的放任自流。儘管有如此多的限制，但從各個學院的教義之中卻能發現每一個書院的目標卻不相同，也就是說除了在科舉一方面相同以外（也有少部分書院並不參與科舉），很多其他的方面，如學習方法，學習目的，學習的時間，都各有不同，不像現在的大學的精神要麼隨便一寫是糊弄人，要麼是隨便一改糊弄人，這種差異性，我想對宋朝書院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宋之後就是元，元朝為了保持穩定的統治，大力的推行程朱的理學，所以對書院的發展不但沒有耽誤，反而得到更好的發展，這我想主要一方面是由於宋朝的遺民採取的不合作態度，他們隱入山林發展書院，另一方面，元朝並不限制，並且大力的推行儒家的制度，這主要的在於書院所宣揚的程朱的理學是一種維持現狀的學問，其學的終極目標就是倡禮以維持人倫世界的秩序，這也是為什麼元、明（初）、清倡導程朱理學的一個重要原因。元朝對於書院的貢獻在於，使得儒學在地域上的影響得到了擴大，在苗疆、蒙古、東北等地都有書院的建設。並且有意思的是，元朝的書院居然除了儒學、武學等六藝以外還開始教授醫學，這個書院的功能性又得到了提高。

　　然後就到了明，明朝的前期書院是非常的慘淡的，一方面是由於這是漢人的王朝，使得很多原先引入山林的大家都紛紛出山，維持書院的這樣的一種形式就顯得人手不夠，另一方面，由於明朝前期大力的推行官學，使得每一州縣都有學堂，這也大大的限制了書院的發展，其實主要原因是朱元璋不看好書院，所以經常性的有打壓。

　　明朝的後期，士風糜爛（笑），糜爛的原因主要在於與科舉的聯繫，因為八股功名，本來引人入利祿之途，它使得學校變為科舉的附庸，鮮有獨立的精神，而且由於其充斥著腐敗，教育的目的便不容易達到；另一方面由於官學過多，使得很多不夠為人師者為人師，在整個的教育系統中濫竽充數，降低了學生的水準。
　　（補充一點的是，此成也蕭何敗蕭何，正好解釋我所說的這個物極必反的問題為什麼「物極必反」？）

　　不過就在這個時候，王守仁和湛若水等有識之士，開始了對官學救贖或補救。其一開始的救贖並非是在於書院的拓展，而是在於一種理念的重塑，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心學，心學強調的是行知和一，眾人皆可為堯舜，這樣的一種平民理論是書院能夠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它調動了人的一個積極性，使得儒從士階層又下到了平民階層，不過這也有問題，問題在於後期就忽略了經史的閱讀，並且使之形式化，結果是人們又糜爛了（笑）當然這是後話。

　　摘抄一段良心論
　　&<樂吾韓先生遺事&>
　　有一野老問先生曰：「先生日講良心，不知良心是何物？」先生曰，：「吾欲向汝晰言，恐終難曉，汝試解汝衣，可乎？」於是野者先脫襖袍，再脫至褲，不覺自慚，曰，：「予愧不能脫也」，先生曰「即此就是良心。」

　　以上為例，心學在整個的國家內不斷的傳播，因為通俗易懂，而且符合人的心裡預期，所以學習心學的人越來越多，與此同時，書院伴隨著這種新的學說，不斷的發展，不過因為朝廷中的大部分人屬於程朱之學的系統，所以在朝廷上就開始對王守仁進行打壓，不過沒打壓住，反而造就了第二個立德、立功、立言的「完人」。

　　與此同時呢，我們能夠看到的是，書院開始傳入朝鮮半島，並且在朝鮮半島生根發芽，後期又傳入到了日本，以及東南亞地區，這又是後話。朝鮮半島推行的是官方學問——朱熹的理學，不過與中國相反的是，朝鮮對書院的利用更多的是在祭祀，而不是教學，而且由於沒有一個較為開放的環境，所以朝鮮半島的儒學家，相對比較保守，也就是在心學在大陸得到發揚光大的時候，朝鮮的大儒們反而嗤之以鼻，認為不符合道統。

　　正如上面所說，在沒打壓住王守仁的心學之後，心學開始遍布九州，很快的就在朝廷上立的住腳，不過時間一久，士又糜爛了（笑），這個時侯，張居正站了出來，開始打壓心學，打壓書院，不過文章中說，他的這種打壓其實政治上的目的更為強烈一些，因為心學實際上算是開啟了民智，並不利於統治，經此打壓之後，書院的數量變的少了很多，官學又開始了興起。

　　然後又糜爛了，不過這回糜爛的不是士階層，而是朝廷，這時候的朝廷被魏忠賢等人把持，身負民族國家的責任感的士們，慢慢的形成一種類似組織黨派的形式，以使得在朝廷之上對抗閹黨，那時候稱之為東林黨，東林是什麼呢？是一個書院的名字，東林書院，現遺址在無錫。不過這個名字已經被泛指了，就是說凡是屬於這個黨派的都可以稱之為東林黨。這時候的書院較之於宋朝又有了一個大的改變——通過書院之間的聯繫，形成了類似黨派的組織，從而在朝廷上，能夠以士階層來對抗其他的黨派。很顯然，魏忠賢等不可能坐視著這個黨派的龐大，所以用各種手段破壞，暗殺，彈劾，撓痒痒，很多的電影都有類似的情節，我也就不多敘述，只是說，對於書院而言，這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壓，使得書院的由高潮走到了低谷。

　　很快的就到了清王朝，開始清王朝對書院的打壓多，主要原因是防止這種漢化的思維，進入到滿人的頭腦里，事實上在清朝前期，東北方面幾乎就沒有書院。不過後來學元朝，又開始開放了書院，因為那時候的要當明朝遺民還是很多的。不過這樣的一種對書院的開放，不能算完全的開放，事實上，清朝為了避免像明朝末年一樣出現東林黨這樣的書院黨派的存在，所以在某些方面對書院進行了限制。以防止其在高層影響皇帝的決策，不過因此書院反而凸顯了另外的功能，雖然不能在廟堂之上對皇帝進行影響，但是卻可以影響平民，所以在清朝的中後期，形成了士紳這樣的一個階層，可以以組織的形式與當地的政府討價還價，並限制政府的行為。從而充當了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緩衝帶。當然目前中國是沒有這樣的階層的。

　　後期的清朝被外國打開了國門，書院的這樣的一種形式在國內漸漸的開始消亡，開始轉變為更為實用的學堂，或者是大學，自此傳承了千年的書院在此告一段落。當然該書並沒有介紹如今的書院，不過想來文革之後，書院的種子在大陸算是徹底的消亡，無論多少春風，都不能像宋、元、明、清一樣，春風吹又生吧。

最後補充，本文或有不嚴謹之處，所以權當一小品文來看吧，哈哈。

回答的內容和所有說法都全部整理自我閱讀的相關文獻，有時間再貼上詳細參考文獻。

教什麼

發展命運

歐洲中世紀大學才是近代大學的前身，有兩所大學在那個時代興起，一所叫做牛津一所叫做劍橋。中國的古代書院其實等於現在的公務員考試考前培訓班。

以書院的代表人物朱熹為例。

朱熹酷愛讀書，已經到了成癖的程度。無論他是在家閑居，還是出外當官，都以興辦書院為職志。白鹿洞書院就是他當南康軍知軍（今江西九江縣）時修建的。無論是宋朝當時，還是現在，那幾所最有名氣的書院，什麼「天下四大書院」或「江西四大書院」，幾乎一多半是因朱熹而得名的，如湖南的嶽麓書院，江西的白鹿洞書院，白鷺洲書院等等，可以說，沒有朱熹，就沒有那些書院。

朱熹在書院所講內容主要是對儒家經典如《論語》《孟子》《周易》《禮記》等和北宋時知名學者程頤、程顥、張載、周敦頤等人學說的理解與發揮。

他講學目的主要是為使人成為「聖賢」，即一個有道德的君子。朱熹和當時幾乎所有的中國文化人都認為，讀書、做學問的目的是為了培養人的道德水平，如陸九淵就說：做學問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做個堂堂正正的人。

朱熹將《禮記》中的一段文字摘出來，編輯一個單行本，命名為《大學》，這就是後來影響中國近千年的《四書》之首的文獻。朱熹多次建議人們要讀儒學，必先從《大學》入手，因為這篇文章開宗明義地說明了學習的目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做高級學問的目的，就是弄明白是非善惡的道德標準，培養對人民群眾的感情，逐步使自己達到至善的境界，他所說的「格物致知」也是道德修養的含義，所謂「格

物」，就是認識是非標準；「致知」，就是能按正確的道德標準行事。

朱熹講學的方法主要是討論，大體上是由他講上一段儒家經典，再由門人弟子提出問題，他作解答。有時，他去拜訪別的有名氣的學者或邀請別人來訪，這種討論規模就更大了，最著名的就是他與呂祖謙、陸九齡、陸九淵在江西鵝湖寺進行的討論，史稱「鵝湖之會」。

在書院里沒有什麼正規的課程設置和課時、學期等方面的規定。朱熹主要工作還是理政，所以，到書院來的時間是不確定的，講的內容也不成系統，完全依他當時的思維興奮點而定。他也把相當大的一部分時間放在讀書和寫作上，在「精舍」的講學中，仍然保持著這種自由隨意的風格。正是這種自由散漫的狀態，才帶來了他學術研究的水準和質量，因為幾乎完全是出自興趣有感而發，沒有形式化的東西，所以，討論才真切而深刻。可以說，在書院的學術生活中，朱熹和他那一時代的學者，享受了充分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他們所討論的問題已經達到了他們思想水平的最高點，但也唯其如此，我們也能看到他們思想的最終邊界在哪裡。思想比如是一隻鳥，關在籠子里，不管這籠子有多大，你始終不知道它能飛多高，它自己也很委屈。現在把它放在書院這個自由的天空中，再沒有了任何外在的限制，想飛多高就飛多高，那也就能知道，它到底能飛多高了。影響它飛行高度的就不再是外部環境，而只是它自身的能力了。

《休閑讀品·天下》2010.2期上《書院，中國思想能飛多高》一文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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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書院，士精神傳統，主要有教化，書的刊印，祭祀，培養士子。中華文化中士的精神很重要

我只提一下上面的錯誤：天下書院之首是白鹿洞並不是嶽麓……

我認為不能算做大學前身，甚至兩個機構除去都是做教育之外完全不搭邊。比較兩個機構的教學宗旨、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機構制度等，都不相同。真的想要了解仔細一點，建議花點時間去看看中外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