蚩尤爭霸決戰於涿鹿之謎？
1．蚩尤是什麼樣的人？
2.蚩尤崛起的過程與少昊氏的關係?
3.為什麼炎帝和黃帝會聯手攻打蚩尤?
4.蚩尤對中國史的影響?
歷史是平的
一
「歷史是直的」和「歷史是平的」，是目前中國人心目中兩種迥乎不同的歷史圖景，這兩種歷史圖景源於兩種截然相反的史觀。一種是「直的史觀」，也是進化史觀。另一種是「平的史觀」，也是非進化史觀。「直的史觀」認為，歷史會隨時間流逝，在歷史動因的驅動下，不斷地「進化」、「進步」。在這個過程中，過去的東西會不斷變舊，價值會逐漸降低，並最終必然消失。同時，新的東西也會不斷地被「創造」、「進化」出來，它比舊的東西更有價值，並最終將其替代。所以，在「直的史觀」中，歷史顯得就是沿直線發展的，是直的。
「直的史觀」最典型的表達是，歷史是受歷史規律支配的。歷史規律就是歷史的動因，可以是生物遺傳規律，可以是地理氣候規律，可以是經濟規律，可以是天才規律，可以是文化規律，甚至可以是考古規律，不過具備佔壓倒性地位的是經濟規律。即便激烈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也可能會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對他的經濟因素驅動歷史的說法深信不疑。
在「直的史觀」下，由於歷史是被歷史的動因所決定和驅動，所以歷史本身只是一個「虛體」，是「虛無的」。歷史的動因才是「實體」，是「實在的」。歷史是無常的，歷史的動因才是恆常的。所以，「直的史觀」一定會導致「歷史虛無主義」。在「直的史觀」下，人們不會去重視歷史本身，而只會重視歷史背後的歷史動因。形象一點說，就是他們認為歷史是有後台老板的，他們只重視歷史的老闆。
「平的史觀」則認為歷史的發展是一個自然、獨立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流逝，只有一些歷史的細節會發生改變，但歷史的根本不會改變，是恆常的。對於恆常的歷史來說，過去的東西不會變舊，也當然不會產生什麼新東西。所以，在「平的史觀」中，歷史的發展過程顯得就是沿時間平鋪的，是平的。
在「平的史觀」中，歷史和歷史的動因是合為一體的，不存在任何的支配歷史發展的所謂的歷史規律。歷史是自動的，而不是被動的、他動的，歷史自己是自己的老闆。所以，歷史本身就是實體，是實在的，人們也會重視歷史本身，也不會信奉任何歷史規律，不會拚命地尋找歷史的後台老板。
兩種相反的史觀在中國同時並存是很晚近的事情。「平的史觀」是中國固有的傳統，是中國文明的組成部分，與中國文明同時起源。這種史觀本身的歷史，即便按流行的「五千年文明」的說法，也有5000年的歷史了。事實上比這要古老的多，在萬年以上。而「直的史觀」則是西方的傳統，形成時間較晚，和猶太教一起出現，大約3400年的歷史。而「直的史觀」在中國的存在僅僅100多年，19世紀末期才由西歐傳入。
「直的史觀」和「平的史觀」，也是兩套相反的對歷史的預設和思維方式。當你採納了其中之一，就會按此種預設和思維方式來解讀和構建歷史，同時會排斥和反對另一種解讀和構建。所以，歷史是什麼？究竟是「直的」，還是「平的」，並不取決於歷史本身，而是取決於你採用了哪種史觀，採用了哪種預設和思維方式。選擇了「直的史觀」，你心目的歷史就會變直。然後你會激烈地排斥和反對「平的歷史」，認為那是錯的。反之則反。
二
這兩種史觀的典型標誌是不同的紀年方式。「直的史觀」的紀年是直線累加式的，譬如已經成為世界通例的公元紀年。公元紀年以耶穌的出生年為基點，向前或向後一直累加，向前的叫公元前多少年，向後的叫公元多少年。而「平的史觀」的紀年則是循環式的，有兩種。一種是干支紀年，按數學排列組合規律以60年為周期進行循環。另一種是在位皇帝年號紀年，以皇帝的在位時間這種不固定的周期進行循環。
基督教為什麼採用以耶穌為基準的公元紀年，原因就在於他們認為耶穌的出現把人類歷史分成截然不同的兩截，耶穌之前的歷史是黑暗落後的舊社會，而耶穌之後的歷史則是光明進步的新社會。這樣歷史就因在時間坐標中所處的位置不同而出現質的不同。這是「進化論」史觀，也是「直的史觀」的雛形。當然，在基督教中，歷史的動因不是任何具體的歷史規律，而是耶穌，是上帝。
基督教的紀年方式傳承自猶太教，猶太教當然不會選耶穌做紀年的基點，他們選的是上帝創造世界的那一年。猶太教的誕生時間在公元前15世紀左右，這是累加式紀年方式的真正起點，也是「直的史觀」、「進化史觀」的真正起點。
三
一個普遍的誤解是，認為「進化論」是達爾文的天才創造，這位「博物學家」通過觀察古猿和古人的骨骼化石而發現了進化論。事實上，「進化論」的思想內核是自猶太教產生以來西方就有的，已存在了3000多年。當然，達爾文也的確對「進化論」的最終成型做出了貢獻。他的貢獻是把歷史的動因由「主觀的上帝」換成了「客觀的進化機制」、「客觀的歷史規律」。他把進化論由一個「文科」問題變成「理科」問題，由歷史問題變成生物問題。達爾文不是從骨骼化石中發現了進化論，而是把本來就存在的進化論理念用骨骼化石重新論證一下，重新演繹、包裝一下。
西歐對傳統的進化論進行重新演繹和包裝的過程起始於17世紀，是從所謂的西方近代哲學出現後開始的。而且其關鍵貢獻者並不是達爾文，而是比他稍早的黑格爾，達爾文只是最後一位接棒者。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關鍵知識點是辯證法，這個辯證法實質上就是進化論，它直接來自黑格爾。和基督教、猶太教不同是，黑格爾把歷史的前進弄成了連續性的常態，在「否定之否定」規律的支配下，歷史會不斷地進步。這個「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就是黑格爾所謂「歷史哲學」的核心，也是進化論的核心。但是，在黑格爾那裡，這個「否定之否定」規律本身卻不是獨立的，而是受制於「絕對精神」的，是「絕對精神」的「外化」。你不必在意「絕對精神」究竟是什麼，因為實際上它和上帝一樣也是不存在的，是一種「准上帝」。
對黑格爾企圖創造第二個上帝的行為，當時的西歐人頗為不悅。所以，黑格爾哲學體系剛剛建立就立即招致激烈的反對，並迅速崩塌。這導致整個西歐迅速徹底倒向反上帝的「唯物主義」，達爾文和馬克思是這波大潮中的兩位佼佼者。為了取得一個直觀印象，可以參照一下這三人生卒時間：黑格爾（1770年-1831年）、達爾文（1809年-1882年）、馬克思（1818年-1883）。
達爾文做了兩件事，一是，把黑格爾的歷史辯證法運用到人類的起源史上，具體來說是運用到那些骨骼化石上，把那些凌亂的骨骼化石用「否定之否定」規律串起來；二是，不僅徹底廢除上帝的地位，而且徹底廢除包括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在內的任何形而上學的東西，為進化論找到一個客觀基礎，就是「競爭機制」，「自然選擇」。即便這個「競爭機制」，也非達爾文的原創，而是來自另一位前輩馬爾薩斯（1766年-1834年）。馬爾薩斯的核心觀點是，人口的增長速度總會大於食物的增長速度，所以，註定一部分人要被餓死，被淘汰。人要避免被淘汰，必須努力競爭。
也就是說，達爾文有兩個直接的思想來源，一個是黑格爾的歷史辯證法，另一個則是馬爾薩斯的競爭論。但是現代卻更多注意到後者，而忽略了前者。事實上，黑格爾的影響更重要，因為「否定之否定」的前進律才是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主幹。
四
而在猶太教和基督教中，歷史的進化、進步都是通過上帝的拯救行為而實現的。上帝是歷史的動因，他不但創造了世界創造了人類，而且會對深陷危難甚至犯罪墮落的人類實施拯救。神的拯救活動把歷史分裂成截然不同的兩段，之前的是黑暗階段，之後的則是光明的階段。
在猶太教中，神的拯救就表現為「上帝之約」。上帝和人類簽訂了一個合約，只要人類信守這個合約，上帝就保障人類過上食物充足的幸福生活。合約內容的核心就是著名的「摩西十誡」。
基督教和猶太教最大的不同是「道成肉身」說，他們認為上帝為更好地拯救人類，自己化為人形，來到人間傳道，並且用犧牲自己生命的方式，來洗滌整個人類的罪惡。耶穌的死把人類的罪抵消了，把人由罪人變成善人。來到人間的上帝就是基督、耶穌。
在猶太教和基督教看來，《聖經》就是關於「上帝的合約」的書。而且《基督教》聖經包括兩個約，「新約」和「舊約」。「舊約」就是摩西十誡，那時耶穌還沒有誕生。而「新約」則是上帝化成肉身之後的約，即耶穌誕生之後的約。猶太教沒有「道成肉身」說，所以他們的《聖經》就沒有「新約」。
從猶太教產生以來，歷史會因上帝的拯救而跨越式進步的觀點就在西方形成了，這其實就是進化史觀的雛形。但是，猶太教僅僅為猶太本民族的宗教，猶太教的上帝只是是猶太人的神，其關注和保護對象也僅僅是這個人數極少的猶太民族。所以，此時這種史觀在全球的影響非常微弱。
基督教的上帝則超越但個的民族，關注的是整個人類。基督教也因此迅速擴大影響，最終甚至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主宰了大半個西方世界。即便後來的伊斯蘭教和新版的印度教，也深深地受到了基督教的影響。這樣，這種宗教性的進化史觀就遍布整個西方世界。
五
也就是說，進化史觀在西方的存在有兩個階段、兩個類型，而這兩個階段的分界點就是達爾文。達爾文之前的是「宗教階段」、「有神階段」，此時的歷史動因是上帝。達爾文之後的是「世俗階段」、「無神階段」，此時的歷史動因則是歷史規律。一般所指的進化論僅僅是無神階段的進化論。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無神性的進化論在中國和西方几乎同步出現。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的時間是1859年，而嚴復所譯《天演論》的出版時間則是1897年，相差不過30多年。
然而，無論中國還是西方，都不去區分進化史觀的不同階段，而簡單機械地把達爾文之後的進化論看成一個全新的東西，其全部內容都是達爾文所「發明」的。事實上，達爾文的進化史觀，更多地只是對前一階段的有神進化史觀進行了一次重新包裝。只是把歷史的動因做了替換，把上帝換成了「客觀規律」。對西方而言，達爾文的貢獻不是創造了進化論，只是把進化論推進了一個新的階段。
對中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因為進化史觀對中國是一個全新的東西。這樣達爾文就把中國的史觀從一個變為兩個，從非進化論的平的史觀獨存，變為進化論的直的史觀和非進化論的平的史觀共存。
達爾文在西方所製造的衝突，只是不同階段、不同類型的進化史觀之間的矛盾。而在中國製造的衝突，則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史觀之間的衝突。從這個意義上老說，達爾文對中國的衝擊要比西方的衝擊大的多。西方所要解決的問題只是，完成不同階段的進化史觀的替代，用無神的進化史觀去替代有神的進化史觀，用客觀規律去替代上帝。而中國所要做的事，在是在兩種截然相反的史觀之間進行取捨，進行融會貫通。
受到西方的誤導，當前中國存在的一個誤解是，把本來是兩種不同的史觀，看成兩個不同階段的史觀。認為自己傳統的非進化論史觀、平的史觀是處於落後階段，而進化論史觀則處於先進階段，且象西方一樣，後者一定會替代前者。事實上，中國並不存在西方的神學史觀、宗教史觀階段，平的史觀也是無神的、世俗的。
儘管在直的史觀強勁的衝擊下，平的史觀一度極度微弱，然而並沒有消失，依然堅固地存在，甚至隨著中國向傳統回歸大潮的湧起，現在又大有反彈和恢復之勢。所以，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也可以這麼說，人類文明史中本來存在兩種史觀，一種是西方進化論的「直的史觀」，另一種是中國非進化論的「平的史觀」。到19世紀下半期，這兩種史觀直接相遇了，發生了交流。但雙方交流的結果卻是不同的：中國能夠容得下西方，平的史觀能夠容得下直的史觀，把它引入了；但是，西方卻容不下中國，非平的史觀卻一直未能進入西方。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中，兩種相反的史觀並存的情況只有現代的中國有。
由於西方一直只有一種史觀，所以他們只能擁有一種歷史預設和歷史思維，他們本能地認為歷史只能是直的，在思維上，他們是「閉關鎖國」的。而中國則不然，因為擁有兩種史觀，就可以在這兩種史觀之間進行比較，做到融會貫通。也就是說，西方文明是一種狹隘的文明，它缺乏胸襟和容量，它從來不去考慮融會貫通，而中國文明則是一種寬宏的文明，她擁有足夠的胸襟和容量，融合任何與自己又激烈衝突的東西，一心想著去融會貫通。
不管是哪種史觀最終獲勝，就單純地擁有這樣的選擇機會和融通機會來說，中國已經高西方一籌，因為他們壓根不存在這樣的機會。
既然這兩種史觀是矛盾的，也一定非此即彼，兩者共存的情況不是常態。那麼究竟哪個是正確的呢？要弄清這個問題，就必須弄清這兩個史觀的產生源頭，進而就必須弄清孕育這兩種史觀的兩種文明的源頭。
六
在全球文明史的總體框架下，全球文明可分為兩個相對獨立的單元：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在中國文明史和西方文明史之間，存在顯著的「三異兩同」，即三個不同點和兩個相同點。
第一異，中國文明的歷史是連續的，而西方文明的歷史則是間斷的。
中國的歷史是由一個文明的不同階段組成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文明的階段會變化，但是文明自身卻沒有變，自始至終都是一個文明。而在西方歷史中，隨著歷史時期的變化，發生改變的不是文明的階段，而是文明本身。在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就會湧現一批的嶄新文明，去替代舊有的文明。中國歷史的演進只是同一個文明不同階段的變化和更迭，即時代、朝代的更迭，而西方歷史的演進則是文明本身的改變和更迭。
中國的歷史是由下列不同的時代所組成：「三皇時代」、「五帝時代」、「三代」、「戰國時代」、「秦清時代」、「現代」。其中「三代」和「秦清」又有不同許多朝代所組成。
西方歷史則有不同時期的不同文明所構成：多神教的古埃及古兩河文明，一神教的猶太文明，准一神教的印度婆羅門文明，「理性教」的希臘文明，一神教理性教混合的羅馬文明，更強調信仰的一神教的伊斯蘭文明，反一神教的現代西歐-美國文明。
全球文明上中國之外的任何文明，要麼有頭有尾，要麼無頭有尾，要麼是有頭無尾，只有中國文明是無頭無尾的。即別的文明都有一個明顯的間斷點，或者在頭部，或者在尾部，或者頭尾皆有，中國卻沒有明顯的間斷點。
第二異，西方文明史的發展趨勢是直線上升的，而中國文明史的發展趨勢則是圓形循環的。
在西方歷史中，從古埃及、古兩河文明的多神教，到猶太教及基督教的一神教，是一次大進步。從一神教到現代科學又是一次大進步。而中國文明一開始就是《易經》文明，此後，儘管不斷地偏離這個文明，但又最終會回到這個文明。
不過單純地從「有神-無神」維度來說，雖然中國文明沒有「進步」，但是，卻從一開始就是無神的。這似乎暗示，西方文明的發展目標，與中國文明的起點同。下文解釋中西文明的相同點時，會繼續涉及到這一點。
第三異，中國的歷史記載是完備的，而西方的歷史記載則是不完備的。
對歷史記載的完不完備，最主要地是體現在對文明起源過程，以及早期文明發展階段的記載上。中國流傳下來的歷史記載文獻，是包括對文明起源和早期文明發展階段的記載的。而西方對文明的起源以及早期文明的發展是沒有任何記載的。
所以，對西方而言，關於文明起源之類的問題，是純粹的「考古問題」，因為有關文明起源情況的信息，只有地下有。中國則不然，這些問題並非純粹的「考古」問題，還是一個「考據」問題，即文獻證實的問題。
「考據」之所以在中國成為一門學問，而在西方則沒有這樣的學問，原因很簡單，因為西方無「據」可靠，他們的歷史文獻是短缺的，諸如「二十五史」之類近乎一手資料的浩瀚歷史文獻，只有中國有。
西方有記載的歷史都是公元前1500年之後的事，即便這麼晚的事，其資料教中國也是及其貧乏的。至於公元前1500年以前的事，西方沒有留下任何記載，而一概歸之於神。所以，對文明的起源，以及早期文明的發展，這樣古老程度遠遠超越公元前1500年的歷史問題，也當然不可能有任何記載。
之所以西方的歷史記載是從公元前1500年始，原因在於，西方流傳下來的最古老的經典都是在公元前1500後才開始形成的，包括猶太教的《聖經》和印度婆羅門教的《梨俱吠陀》。中國流傳下來的最早的經典是《易經》，其起源可能上溯至公元前14800年，最晚也不可能晚於公元前8000年。根本沒法比。
在中國歷史研究上，王國維在1920年代提出了一個「二重證據法」，就是用傳世文獻和地下考古證據相參證，成為中國人研究歷史的經典方法。西方人無論如何也想不出「二重證據法」，因為對很多重要歷史問題，他們壓根就沒有傳世文獻，沒有資格搞「二重證據」。
所以，西方人認為文明起源，以及早期文明的發展，是純粹的考古學問題，只有藉助從提下出土的考古學證據才能破解。問題的關鍵在於，你拿什麼證明，你對地下出土的10000年前的東西的解讀不是胡說八道？
如果說中國曾經一味地相信傳世的文獻有迷信的成分，目前西方人，當然也包括受西方嚴重影響的中國人，一味地相信考古證據的迷信程度更大。不迷信的，靠譜的方法只能是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必須用傳世文獻來檢測你對考古資料的解讀。
對於文明起源以及文明早期發展這樣的問題，西方沒有記載並不能說明整個人類沒有記載，因為中國有記載，中國有就說明人類有。至於說，為什麼中國有這樣的記載，而西方沒有，下文將繼續討論。
第一同，中西兩個文明的歷史節奏高度一致，歷史同步現象周期性發生。
相同的歷史情節同時周期性發生，是全球文明史的常態。可以明確確認的最早一次的歷史同步現象發生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即距今8000年前。這時，不僅彩陶中國和西亞幾乎同時出現，而且這些彩陶的紋飾也高度相同。同時，在中國南方和水稻農業一起出現的水利灌溉技術也突然在西亞出現，這也是西方灌溉農業的起源。
公元前3500年以後，中西歷史同步的現象更是以大約500年為周期持續發生，至今已出現12次。在第八節將進行詳細列舉。
第二同，兩種文明的終極目標趨同。
儘管西方文明史是在不斷地進步，然而，它的前進方向卻是朝向中國文明。從公元前3500年以來，整部西方文明的歷史呈現不斷向中國文明的靠近的特徵。這一點在，在「有神-無神」的維度上表現得就很明顯。西方歷史的發展路徑是：多神（古埃及、兩河祭祀宗教）→一神（猶太教）→理性化的一神（基督教）→無神（現代科學）。而中國文明從一開始就是無神的，因為《易經》就是無神的，而《易經》就是中國文明的起點，中國文明起始於伏羲畫卦。當然，儘管不管靠近，目前西方文明與中國文明之間依然存在很大差距，但是，從過去5000多年的歷史趨勢看，中國文明似乎是西方文明發展的終極目標。
中國文明的起點也是終點，從公元前3500年以來，中國會一次次地偏離《易經》，但卻最終有總能一次次地回歸到《易經》。但從西方文明史的趨勢來看，中國文明的起點不僅是自身的終點，似乎也是西方的終點，是全球的終點。
七
下面對中西歷史的「三異兩同」進一步做些解釋，先說「三異」。
關於第一異、第二異就不再解釋了，因為中國文明是全球文明史中唯一的一個連續文明，以及中國文明只會循環，而不像西方那樣會前進發展，似乎已經是普通歷史常識了。重點解釋「第三異」，中西歷史記載完備性的差異。
上文已指出，中西歷史記載完備性的差異，主要體現在有無有關文明起源，以及文明早期發展階段的記載。中國有，而西方無。
中國關於文明起源情況的歷史記載如下。
伏羲是「人文始祖」，是文明的創始者。伏羲是華胥在雷澤踐蛇跡後所生。雷澤在今山東菏澤，伏羲應該出生於菏澤一帶。然後，伏羲西遷而「都於陳」。「陳」屬於今河南周口淮陽一帶，這裡是伏羲的工作地，也是文明被創始的地方。
伏羲最大的貢獻是發明的《易經》，即「伏羲畫卦」，因為《易經》是「群經之首，大道之源」，是文明的總源頭和根本。中國文明也可直接叫做「易經文明」、「伏羲文明」。同時，「醫易同源」、「醫食同源」、「樂易同源」，醫學、烹飪、音樂、《易經》四者是同時起源的，是文明的四要素。
伏羲的另外一個叫法是「伏羲氏」，這意味著伏羲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群體。把伏羲看成一個具體的人，顯然只是記憶方便的需要，伏羲只可能是一個文化群體。伏羲的還一個叫法是「庖犧」，「庖」就是做飯。早期的做飯工具是陶器鍋，陶鍋。所以伏羲的真實含義，可能就指用陶鍋做飯的群體。這個群體從山東菏澤一帶，遷移到河南的淮陽，定居下來，並在此實現了文明的突破。
關於文明的早期歷史發展階段，中國的記載是這樣的。
在文明起源的前後，人類的歷史經過三個階段，其先後順序是：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即用火的階段、文明出現的階段、農業出現的階段。文明先於農業而出現，這個排序非常重要，也非常準確。
流行的成見認為，是先有的農業，後有的農業，農業孕育了文明。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1920年代搞出了一個所謂的「農業革命」的概念，認為在人類在10000年前左右突然發明了農業，人類的由一個漁獵採集者，變為一個食物生產者，食物供給穩定了，人類可以過上定居生活，從而孕育了文明。
事實上，1960年以來的考古證據顯示，遠在農業產生之前，人類就主要憑藉採集野生穀物就已經過上定居生活了，在中國和西亞均是如此，文明也在這個時期出現。不是農業在文明之前，而是文明在農業之前，不是農業孕育了文明，而是文明孕育了農業。考古學證實了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這一文明階段排序的正確性。
文明出現之後，中國的傳統記載認為歷史歷經了三個大時代，即「三皇時代」、「五帝時代」、「三代」，然後經過短暫的禮崩樂壞的戰國時代，又進入漫長的「秦清時代」。這裡主要關注的是前三個大時代。
康有為之後，中國開始出現一股「疑經熱」、「疑古熱」，到所謂的「新文化運動」時期更是發展至高潮，大有對中國經典和歷史文獻全盤否定之勢，尤其是關於文明起源和文明早期發展的。其惡劣影響至今還在。
好在有考古學。王國維最先憑藉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資料，證實司馬遷在《史記》中對商王世系的詳細記載是準確無誤的。這也就直接證實《史記》對商朝歷史的記載是準確的，間接證實對夏朝以及更早的五帝時代的記載是可信的。王國維由此也發明了「二重證據法」，成為中國歷史學研究中的經典方法。
建國以來的考古學進展，則進一步給有關商以前歷史的文獻記載給予支撐。「二里頭」文化給夏朝的存在提供了證據，「龍山文化」給「五帝時代」提供了證據，而河南舞陽賈湖、裴李崗、仰韶、大汶口等文化則給「三皇時代」提供了證據。
現在考古學界對中國歷史的信心已經上推到「五帝時代」，因為他們認為龍山文化可以與其很好的地對應起來。但是，他們卻又認為更早的「三皇時代」不太靠譜。這也許是受司馬遷的影響，因為《史記》就是略過三皇，而從五帝開始寫起。太史公也認為有關「三皇」的說法不可信。即便對黃帝的傳說，他也認為，「其為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然而另一個事實是，儘管司馬遷沒有採信和記錄有關「三皇」的傳說，但是在最後的「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卻直接證實了，關於中國早期的歷史，一貫有「三皇」、「五帝」、「三代」三個階段的劃分法。中國的歷史是從「三皇」始，而非「五帝」始，而「三皇」是從伏羲始。也就是說，司馬遷只是認為當時關於「三皇」的具體傳說不太可信，但 「三皇」時代本身，伏羲時代本身的存在是沒有問題的。
賈湖文化就為「三皇時代」提供了典型考古證據。賈湖文化遺址位於河南漯河舞陽，其存在時間最早已經可上溯至9000年前。這裡出土的三樣東西證實「易經文化」、「伏羲文化」此時已經成熟地存在。這三樣東西是：裝有黑白石子的龜甲、骨笛和陶器。
裝有石子的龜甲更可能是早期數字占卜，即易經占卜的道具，這說明《易經》此時已經存在。賈湖骨笛的先進程度令世界震驚，有些甚至可吹奏7聲音節，當場演奏現代流行樂曲。龜甲和骨笛的同時存在，為「樂易同源」同源的傳統記載提供了直接的證據。
陪葬有龜甲以及骨笛的墓葬僅占墓葬總數的百分之幾，顯然屬於少數特殊身份的人，這些人就是「巫」。而傳統的記載是「巫醫同源」，這為醫學在當時的存在提供主體證據。同時，賈湖遺址不但出土了大量陶器，而且賈湖人對陶器有一種特殊的重視，因為這裡存在用葫蘆形陶器做特殊陪葬品的習俗。賈湖人之所以如此重視和崇拜陶器，可能和陶器的重要功能又關。當時陶器的最主要功能是用作鍋，既可加工食物，也可熬制湯藥。這為「醫食同源」提供物質證據。
賈湖距伏羲文化的核心地帶河南周口淮陽尚有100多公里，而且這時已經有了成熟的農業，儘管漁獵採集在食物供給上依然具備重要地位。賈湖文化應該是「後伏羲文化」，屬於「三皇時代」中的神農時代。
關於「三皇」，東漢王符的觀點非常值得注意，他認為「世傳三皇五帝，多以為伏羲神農為三皇。其一者或曰遂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其是與非未可知也。」（《潛伏倫》卷八）燧人是僅會用火的時代，此時文明尚未誕生，故應排除出「三皇」的行列。祝融是火神，代表火崇拜，女媧則是女神，且與自己的胞弟是夫妻。這兩者都具備典型的西方文明特徵：亞歐草原的游牧民族流行火崇拜，崇敬火神；女神崇拜更是西亞（後來影響到埃及）的古老傳統，而且埃及的伊西斯女神和奧西里斯男神也的確是夫妻。所以，祝融、女媧這些人物在中國的出現更可能是西方文化傳入中國的結果。關於這一點下文還會繼續論證。
那麼古人為何認為「三皇」、「五帝」、「三代」是三個不同的時代，其區別究竟區別在哪裡？
這三個時代之間的不同和區分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否受西方文明的影響，以及如何面對這樣的影響；二、有無暴力、戰爭；三、有無政府。
「三皇時代」是一個沒有戰爭暴力，沒有政府，其社會秩序完全靠個人和家庭來維繫的時代。但是，按有無西方文明的影響，「三皇」有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伏羲、神農階段，這是尚無西方文明的影響。第二個階段是「祝融-女媧-共工」時代，這是西方文明開始傳入中國。
「五帝時代」是一個開始出現暴力和戰爭，並被暴力和戰爭所主導的時代。這個時代以戰爭開始，也是以戰爭結束。
「黃帝蚩尤」之戰揭開「五帝時代」的序幕。蚩尤（九黎之首領）和祝融、女媧、共工一樣，具備典型的西方文明特徵，代表和傳入中國的西方文明。所以，黃帝蚩尤之戰，實質上更可能是中西兩種文明的衝突。黃帝之所以被稱為中華民族的祖先，並非自黃帝時代中華文明才開始，而是在這個時代，中華民族有效地抵禦了西來的蚩尤文化的衝擊，捍衛了中國自身的伏羲文化、易經文化。即便黃帝真有此人，他也只是一位民族英雄，而非民族的始祖。
「五帝時代」也是一個受西方文明影響的時代，但是，此時中西文明的交流已經不像「三皇時代」末期，是和平的，而帶來暴力衝突，引發了戰爭。這個時代是中國文明反擊勢頭迅猛的西方文明的時代，「五帝」中的每一位都是偉大的民族英雄。
經過4、500百年的抗爭，到舜帝時，局勢開始基本穩定下來，政府開始在中國基本成型。所以，從舜的繼承者禹開始，中國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三代」。「三代」是一個接受和融合西方文明的影響，但是卻是一個以中國固有的文化，即《易經》文化為主體的時代。這是一個「禮」的時代，儘管有政府，但是政府執政的根本不靠暴力專制，而是「德」。這時的政府是一個學校式的政府，政府官員，即貴族更多地是老師。
然而，關於文明的起源過程，以及早期文明的發展階段，西方卻沒有留下任何記載。西方所流傳下來的時間最早的兩部經典是，猶太教的《聖經》，印度婆羅門教的《梨俱吠陀》。其起始時間，均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在這兩部經典中，文明一開始就是高度成熟的，同時他們都將文明歸因於神的創造。(微信：新心性主義)
蚩尤是一個手段很高明可以統一部落的領袖…………並且武力值很高…………少昊金天氏是黃帝那邊的…………因為炎帝被黃帝打敗他的勢力被吞併所以聯手打蚩尤…………影響為成為戰神兵主…………在上古神話中流傳千古…………
黃帝是確實存在，不過是軒轅氏在先，後來演變為黃帝。
涿鹿之野是發生在昆崙山之事，不知為何就跑到河北了？其實是涿鹿之野在冀州的原因，但古冀州並不在河北，甚至不在中原。
九州有夏九州，殷九州，周九州，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發生在夏九州之古冀州。
《河圖括地象》曰：「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崑崙之墟，下洞含右；赤縣之州，是為中則。東南曰神州，正南曰迎州一曰次州，西南曰戎州，正西曰拾州，中央曰冀州，西北曰柱州一作括州，正北曰玄州一曰宮州，又曰齊州，東北曰咸州一作薄州，正東曰陽州。」
夏時古冀州是天下之中，而周時的冀州則位於東北，明顯是不同的。夏時的古冀州的中部有一條赤色的山脈。而崑崙墟就在這條山脈的右下方。而其中東南之神州，也並非周九州，因為周地位於夏地的東南，周九州逐漸被稱作神州了。而炎帝在古籍中又被稱為赤帝，而赤帝的得名的原因，是炎帝所在吐魯番盆地的這條赤色山脈-東西綿延200多公里的火焰山。
《史記》記載：「黃帝娶西陵女子」，「黃帝合鬼於西大山」，所謂「西陵」乃西羽陵也，「西大山」即西天山也，同一所指。而《初學記》「蚩尤登於羊水以伐空桑」，這條羊水就是其他古籍記載的位於西方的洋水，是一條發源於西天山的冰川之水，從吐魯番盆地的西北角流出，向東，又東北再東南流入吐魯番盆地艾丁湖的阿拉溝河，《山海j經》記載「洋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就是對此水最為詳細的描述。空桑則是高昌的對音，而高昌也正是位於吐魯番盆地！是歷史無意中留下來的線索。
涿鹿之戰之前有阪泉之戰，阪泉何也？冰川之水謂之阪泉，阪泉實際就是出自某座西面的大山之上的。很多人不知道，古往今來，只有一處可以被稱為冰大阪，冰大阪就位於西天山的東端。所以無論是阪泉還是涿鹿，均位於吐魯番盆地西北，西天山的東端。
黃帝擊敗蚩尤，並非可以單純的看成漢人勝苗民，而是黃帝一支真正的取得了話語權，他的派系被奉為正統，但實際上他影響的決不僅僅是中原這麼簡單，炎黃與蚩尤的傳說在地理上是確有可考的，有真實的地理對應，同時也證明中國文明是全球文明的一部分，而非隔絕於歐亞的神話。
黃帝這一次的對手，是東夷部落聯盟的首領蚩尤。蚩尤以「戰神」的響亮稱號著稱於世，不僅是東夷部落聯盟的首領，在南方的苗蠻部落聯盟中同樣有著超強的號召力和影響力。這位戰神有著十分出色的軍事作戰能力，麾下將士也都儘是驍勇善戰之輩。蚩尤的軍隊在作戰時戴著面目猙獰的面具，具有極強的宗教色彩，給人以神秘莫測的感覺，往往令對手未戰先寒。此外，蚩尤軍還利用自然火對裸露礦苗的熔結，加工出金屬兵器，首開使用金屬作戰兵器的先例。同時，蚩尤集團的土著居民深諳天氣變化規律，善於利用天氣的瞬息萬變在戰鬥中製造惡劣的天氣條件來給敵人製造麻煩。
涿鹿之戰的勝利初步奠定了中華早期政治版圖的基本格局，同時也奠定了華夏文明在中華大地上的主體地位。黃帝由是成為天下共主，統御四方。整個部落聯盟也由是結束了戰亂與紛爭，獲得了和諧發展的寶貴契機，促進了史前文明的飛速發展和進步。茲後，以華夏族為主線的史前傳奇便在這片土地上不斷綿延連亘，直至夏王朝的建立。
蚩尤是來自壩上高原的游牧民族，八十個部落組成的聯盟，他們頭戴金屬頭盔，身披獸皮，慣於在沙漠岩石地帶作戰，有著先進的兵器，殺人如麻。
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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