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與明武宗父子倆如何作評？
以孝宗皇帝的性格及其童年遭遇，會為正德衝破理智活的自在感到開心嗎？還是會覺得他太過胡鬧？
先上結論：
孝宗與武宗父子，其實是有很多一脈相承的地方的。孝宗如果在天之靈知道兒子一生都在反抗囚禁自己的四方皇城的話，一定也會感到欣慰。
咱們先從史官對他們父子二人的評價看起吧。
對於孝宗朱佑樘，《明史》是這麼說的：
贊曰：明有天下，傳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稱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際，國勢初張，綱紀修立，淳樸未漓。至成化以來，號為太平無事，而晏安則易耽怠玩，富盛則漸起驕奢。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於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寧，民物康阜。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明通鑒》是這麼說的：
明史何喬新等傳贊曰：「孝宗之為賢明君，有以哉！」恭勤自飭，而明於任人。劉（健）、謝（遷）諸賢居政府，而王恕、何喬新、彭韶等為七卿長，相與維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開元、慶曆盛世矣。喬新、韶雖未盡其用，而望諸朝野。史稱，「宋仁宗時，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孝宗初政，亦略似之。不然，承憲宗之季，而欲使政不旁撓，財無濫費，滋培元氣，中外易安，豈易言哉！
對於武宗朱厚照，《明史》是這麼說的：
贊曰：明自正統以來，國勢浸弱。毅皇手除逆（劉）瑾，躬御邊寇，奮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樂嬉遊，昵近群小，至自署官號，冠履之分蕩然無存矣。猶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鈞諸臣補苴匡救，是以朝綱紊亂，而不底於危亡。假使承孝宗之遺澤，制節謹度，有中主之操，則國泰而名完，豈至重後人之訾議哉。
《明通鑒》是這麼說的：
三編御批曰：武宗為宦官所誤，至於元氣孱削，不克享年。乃回顧生平，不憚引為己衍，而於群小則特明其無預。武宗固蠱惑滋深，亦不應始終不悟若此。當時豹房寢疾，左右無人，其言僅出自中涓之口，安知非若輩恐朝臣追論其罪，故矯傳此命以托為解免之由，豈足憑信哉！
「矯傳此命」，指的是正德十六年三月乙丑（1521年4月19日），武宗駕崩前一天在病榻上和司禮監的宦官說的話：
「朕疾不可為矣。其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與閣臣審處之。前事皆由朕所誤，非汝曹所能預也。」
官史對孝宗和武宗的評價，形成了鮮明的兩極。對於孝宗，極盡溢美之詞，將其與仁、宣二帝相比，將弘治比作開元、慶曆，頌讚孝宗是曠古難有的一代聖君。而對於武宗，只誇了一句武功，其他評價都是寵幸宦官、任用小人、朝綱盡壞、耽溺嬉遊云云，儼然是一代昏君。
事實上，對於他們父子二人的評價，都是有失偏頗的。我們已經知道，史書史料都是由文官修撰，而文官在寫作的時候，難免會選擇自己的角度來看。弘治、正德二朝離今天已有五百年之遠，我們已無法得知當時的情況究竟是不是如史官所言，孝宗就是一個聖人聖人大聖人，而武宗就是個【友善度】【友善度】大【友善度】。但是，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後世說孝宗是聖人，是因為對文官來說，孝宗是聖人；而後世說武宗是個【友善度】，是因為對文官來說，武宗是【友善度】。
文官們之所以交口稱讚孝宗朱佑樘為賢君，絕不是因為朱佑樘本身有多麼精明強幹，而是因為朱佑樘懂得借力。
或許是由於從小親身經歷複雜的利益鬥爭，朱佑樘非常善於察言觀色和為人處世。或許有人認為，都已經是一國之君了，何必要察言觀色、為人處世呢？朝堂上下，誰不得都聽皇上的啊？事實上，有明一代的政治，並非皇帝一人說了算的。
得聽內閣的。
自太祖朱元璋廢相以來，由數員賢臣組成的內閣，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逐漸成為了明朝政治的核心。到了朱佑樘繼位成為皇帝時，在明朝的政治舞台上內閣的勢力已經是不可忽視的主導力量了。
弘治元年，宦官郭鏞張羅替孝宗選妃，事情傳出去，庶子謝遷上疏，說皇上這不行啊，先皇新喪，你怎麼能搞天上人間。肯定是宦官慫恿的吧，宦官沒有一個好東西。
皇上說，好的。
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上疏，說自正統以來，每日只上一朝（即早朝），天下這麼多事，早朝太短說不完，麻煩皇上再上一次午朝。
皇上說，好的。
弘治八年，吏部尚書馬文升說，皇上您看太子四歲了，應該早點諭教，我知道有個知書的衛聖楊夫人，讓她來做個保姆，順便教教言語動作，有什麼不好的習慣都可以改掉。以後內廷的娛樂宴會、敲鑼打鼓、元宵鰲山、端午競渡這些遊戲，都不要讓太子參加了，又不是小孩子了。也不要讓太子接觸什麼佛教、道教，都是些蠱惑人心的東西。
皇上說，好的。
弘治八年以後，因為孝宗身體一直不好，早朝的時間一天比一天晚。又因為自己精力有限，就逐漸重用一個叫作李廣的宦官。弘治十年，大學士徐溥說，皇上你這樣不行，每天上朝這麼點時間，每年就這麼幾日，每日就那麼幾刻，合起來處理政務的時間越來越少，而且怎麼能讓宦官替您批閱奏章呢，這樣下去不來賽的，不行不行，你每天早點起，不能再重用宦官了。
皇上說，好的。
弘治十一年，太子朱厚照出閣讀書。在東宮時，小太子都是由宦官帶的，到了出閣讀書，小太子就要受到文官們的蒙養了，宦官感到一些醋意，非要跟著太子。東宮詹事吳寬就說了，太子讀書，寒暑假不上課，颳風下雨不上課，國定假日不上課，一年就上幾個月的課，一個月就上幾天的課，一天就上幾個小時的課；上課時間太少，要講的東西太多，怎麼能讓他人插手呢！古人八歲讀書，讀書就寄宿在外了，就是因為要遠離壞人，親近好人。庶民都這樣，何況太子呢！
皇上說，好的。
弘治十八年，張皇后的弟弟張鶴齡、張延齡驕縱囂張、目無法紀，戶部主事李夢陽斥二人招納無賴、罔利賊民、假公濟私，氣焰十分囂張，請皇上治罪。
這回皇上沒說好，因為這事情牽涉到張皇后和張皇后的母親金夫人。加上金夫人在孝宗面前說李夢陽誣陷張鶴齡和張延齡，孝宗想了一想，雖然其他文官極力反對，還是把李夢陽下了詔獄。金夫人還不解氣，說要杖責李夢陽，皇上又想了想，沒有同意。
又過了幾日，孝宗在南宮轉悠，找來張鶴齡、張延齡兩兄弟一起陪同喝酒。喝到一半，張皇后和金夫人離席更衣，孝宗就帶張鶴齡、張延齡二人四處轉悠聊天。過了一會兒，有宦官遠遠看到，兄弟兩個帽子都摘掉了，以頭搶地，對著孝宗梆梆磕頭。之後二人行跡就收斂多了；最後孝宗也沒把李夢陽怎麼樣。
看到這裡，我想，諸位看官應該和我一樣，雖不一定認為孝宗是個絕對的明君，但一定認為孝宗是個情商極高、極其精通於人際關係的人吧。
孝宗也是一個普通人，工作的時候會犯懶，生活上也會溺愛自己的兒子，有的時候也會袒護一下自己小舅子的利益。但是，孝宗之所以能夠成為後世口中的明君，並不是因為他全無錯處，而是因為他能夠依靠外力，將自己的錯處一一彌補。他犯懶的時候，能夠聽取文官的意見，再勤快一點；他溺愛兒子的時候，也能夠聽取文官的意見，讓兒子受到更嚴格的管教。他一邊適讀袒護小舅子，另一方面也做的不讓文官寒心，這出平衡手，玩得實在是令人佩服。
但是很遺憾，這門技藝，孝宗並沒有成功傳給自己的兒子。
孝宗很清楚自己的兒子是什麼樣的。弘治十八年五月庚寅（1505年6月7日），孝宗去世前一天，召劉健、李東陽、謝遷三人受顧命，對他們說：
「卿輩輔導良苦，朕甚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卿等當教之讀書，輔導成德。」
當時太子朱厚照十五歲，大概是不太愛讀書，又喜歡和宦官一道玩，所以孝宗才如此囑咐三個顧命大臣。很顯然，其實孝宗對兒子也並非太放心；雖然從自己手中接過去的會是一個穩定、繁榮的盤子，但是，與從小吃苦長大的自己不同，朱厚照從小就不知道「苦」這個字怎麼寫。他出生六個月就被立為太子，就成為了「國本」，被眾星捧月一樣地伺候了十五年，沒有經歷過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孝宗擔心他一是服不了眾，二是也搞不好和文官們的關係。所以，說盡了好話，讓劉健、李東陽、謝遷三個顧命大臣好好幫他。
然並卵啊。
文官們的噩夢開始了啊。
就在孝宗駕崩幾天之後，小王子部趁著國喪打劫，大同總兵張俊戰死。這件事大概給朱厚照的觸動很大，畢竟父親新喪便明目張胆地來欺負孤兒寡母，這口氣叫一個十五歲的（中二【劃掉】）少年咽得下去呢？況且，朱厚照從小就沒有經歷過什麼壞事，父親去世已經是他十五年的生活中最痛苦的一件事了，小王子部的入寇可謂是雪上加霜。而且，面對長驅直入的敵寇，滿朝文官，無所作為。
這梁子大概就算是結下了。
朱厚照從東宮帶出來很多宦官，其中就有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八虎」。這都是從小服侍起居的，自然，和他們的感情，也就和家人是差不多的感情。於是，文官吃醋了。
劉健上疏說，皇上你不能重用宦官。
皇上說，哦。
然後身邊又出現了更多的宦官。每次出行，都前呼後擁，披甲帶刀，把幾個老骨頭嚇得夠嗆。
正德元年六月，北京連下好多天大雨，電閃雷鳴，祀壇的瓦都被劈掉了。劉健又上疏說，皇上你看，這都是因為你睡懶覺、上朝遲到，所以上天給你懲罰。你說夏天太熱，不想幹活，我不知道你在宮裡怎麼打發時間的，但是我覺得啊沒有別的事情比上朝更重要了啊。你看你老出去打獵，殺生不好；在朝廷上養寵物，這種田野里的畜生怎麼能進門呢？還有弓箭、甲胄，都是武器，是不祥的，不能帶進宮裡的。皇上你再這樣，我們很擔心啊。
皇上說，哦。
然後還是在宮裡養寵物，每天玩弓箭甲胄。
又過了幾個月，大婚了，開始變本加厲睡懶覺。劉健等人又上疏說，皇上你這幾個月都來得太晚了，遲到太久，侍衛儀仗等你等得都坐地上了，叫人看見了多丟人啊？早朝是為君頭等大事，天下觀瞻。皇上你這樣下去不行的，不要看現在天下太平，等到到時候天下亂了，真的是哭都來不及啊。
皇上說，哦。
劉建等人語重心長，反覆跟皇上說，皇上，千萬要小心宦官啊。皇上，千萬要小心宦官啊。皇上，千萬要小心宦官啊。重要的事情說三遍
少年終於被煩的炸毛了，說：
「天下事豈皆內官所壞！朝臣（即文官）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
WTF！！！！皇上你怎麼能把真相都說出來了！！！！
三個老先生真當是血都要一口吐出來了。
於是開啟大招，寫了一封長信，說皇上你看，善惡終有報，天道好輪迴。現在天上這麼多不祥之兆，你再這麼寵幸宦官下去，社稷藥丸。前朝宦官誤國，我們不能眼睜睜看著皇上您往溝里去。希望陛下不管怎麼樣，一定要看清現實，坦白從寬，才能把社稷維持下去。否則，上天不答應，祖宗不答應，人民不答應，我們不答應。您在這樣下去，我們死給你看。
皇上看到信以後說，呵呵。
劉健當場就嗷地一聲掀桌了！說先帝臨終前握著我的手要我扶助他啊，現在先帝屍骨未寒，這些宦官就要蹬鼻子上臉要造反啊！我有何面目去見先帝啊！
顧命三人組徹底怒了啊。
多麼痛苦的事情，然而這只是正德元年的事情而已。之後，另文官們感到不可理喻的事情越來越多。在處理政務的時候，朱厚照完全把文官晾在一邊，甚至自己親自出面解決問題，和自己的父親事事決於內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史料上常詬病武宗不事朝政、耽溺嬉遊；事實上，我倒認為並非如此。武宗只不過是不和文官商量事情而已，仍然是會親自處理朝政的。由於文官把持內閣，為了躲避文官對自己的鉗制，武宗不得不尋求一個可以完全不受文官影響的空間——
那就是豹房。
所謂豹房，在史料當中是一間像天上人間一樣的夜總會。不過我個人倒是認為，豹房肯定會有夜總會職能，但是同時，這也是武宗的一間私人政治權力機構——類似於後來世宗的西苑。武宗居於其中，卻不曾失去對朝政的掌控。後來武宗在宣化建了鎮國府，常年呆在裡面，甚至叫鎮國府是「家裡」，可見他有多麼渴望逃出皇宮啊。
史料認為，武宗一朝是內官專政，前有劉瑾，後有江彬。但是，事實很有可能並非如此；劉瑾和江彬，只是武宗的代言人而已。
從這個角度來看，可能孝宗的平衡手的功夫，倒是傳給了武宗一點的。
很多事情、很多決定，武宗不好親自做、親自說，就假借劉瑾或江彬之手、之口做出來、說出來，反正文官早就看內官不爽了，如此做能夠分散文官的火力，讓文官的口水噴不到自己的身上。而自己則可以一邊開開心心地去玩耍，一邊把不喜歡的人除掉，把不喜歡的事掐掉，對於自己來說，並沒有太多的後顧之憂。
當然，只是一個想法，不一定對。
我好睏，今天就先寫到這裡吧。明孝宗不如明武宗遠甚，原因如下：
明孝宗弊政一：京營占役
孝宗弊政當中，有一項是幾乎沒人知道，歷史學界也很少提，但是結果卻非常嚴重的，那就是「京營占役」。
京營包括三大營、十二團營等，是明朝重要的軍事力量，但明朝政府卻經常用這些軍隊來進行一些工程建設，包括修造宮殿、城垣、陵墓等，把士兵變成勞力，影響操練。京營占役越嚴重，官軍戰鬥力就下降得越厲害。
成化年間，京營占役已經成為了一項弊政。孝宗即位之初，在即位詔書上把它列為先朝弊政之一革除，下令山陵修建完畢後，京營官軍不許再做其它工役。但是沒過多久，他不僅讓京營重新投入繁重的工役，加上他迷上了佛道齋醮，大起寺廟，又寵幸外戚，至使京營占役越發嚴重，除了必要的皇家及公共工程，連一些完全沒有必要的寺廟及皇親國戚家的一些工程也讓京營官軍來完成。成化年間京營占役還主要是為了修造公共工程，孝宗變本加厲，更多是為了一己之私。
弘治六年，孝宗拔三大營官軍，用來修造他老丈人張巒以及仙游公主的墳墓，另外還修理了玄武門、金水河及浣衣局等地，三大營官軍派去的人不夠了，又從團營撥。兵部尚書馬文升請求停止，還軍操練以養銳氣，孝宗卻仍令官軍儘快完成以上工程。
弘治十年三月，又修倉庫及萬春宮，命令京營一萬多士兵前去修造。同年十月，又派京營官軍八千人給他丈母娘金夫人修造房子，五千人修神樂觀，三千人修城樓，三千人給重慶大長公主造墳，還派了一萬多人去采柴薪。
此後，又在張皇后的老家興濟，為張家興建崇真宮。
弘治十四年，又命官軍修理內外城、內府諸門， 社稷壇、午門以及九門城濠。
其它還有修建清寧宮，毓秀亭什麼就不用說了。
除此之外，孝宗甚至利用軍士為他養豹。你沒有看錯，用軍士養豹不是明武宗專利，明孝宗也這麼干。不同的是，明武宗的豹房勇士除了養豹還要在內教場操練，明孝宗的就只是養豹而已。
由於弘治年間土木繁興，工程密集，全由官軍來負擔，京營官軍幾乎沒有正常進行過操練，好好的軍隊成了工程隊。其繁重的勞役更讓士兵們不堪忍受，紛紛逃役。
弘治十三年，監察御史劉芳上奏說，「京師根本之地而軍士逃亡者過半」，「其錦衣騰驤等衛軍士不下十餘萬人，又不系操練之數，近年雖立團營，而役占賣放者多。」弘治十三年，逃亡軍士居然過半，而十餘萬人不系操練，團營役占者多，簡直觸目驚心。
言官請求罷京營役占的奏疏就沒有停止過，兵部尚書劉大夏，英國公張懋，南京吏部尚書倪岳等人也多次請求禁止官軍占役，恢復操練，以養軍隊銳氣。然而孝宗卻只是敷衍了事，從來沒有真正改善，嚴重的占役現象一直持續到弘治朝結束，其導致的結果是「軍士逃亡日多」。
弘治十七年十月，監察御史劉淮上奏，「殫忠」「效義」二營軍舍有一萬五千多間，用來供官軍調遣操練時居住，但是近二十年從來都沒有用過，請求皇帝選壯勇送團營操練。
二十年來軍舍空空，士兵全都在做工，京營名存實亡。京營官軍在成化年間，尚且可以平定荊襄和大藤峽之亂，到了正德初年，劉六劉七起義，京營官軍卻完全不能抵抗，現在知道原因出在哪裡了吧？
可以這麼說，京營就是在孝宗手裡廢掉的！
孝宗駕崩後，武宗還沒有即位，就以皇太子的身份下了第一道命令，罷京營官軍供役。可見在當時十五歲的朱厚照心中，早已對官軍占役、不復操練的現象深惡痛絕，還沒等登基就先下令罷之。
到了正德年間，武宗重視京營建設，即位之初就命兵部等清查團營、清勾逃亡人數、選兵，重新恢復了操練。在武宗的親自帶領下，從團營中又選精銳組成東官廳，和後來調入京城的邊軍「西官廳」合稱「兩官廳」。此時京營不僅堅持操練，還不斷被派往邊鎮守衛作戰，以提高實戰能力。
而官軍占役的現象也有所好轉。查閱武宗實錄，京營官軍從事的主要工程只有弘治十八年的泰陵建設，正德二年建豹房，正德九年的乾清、坤寧二宮建設（毀於火災必須重建），正德十四年四所宮殿和獻陵工程建設，以及正德九年一次京都城垣建設，還是聽從工部的請求。
雖然有一些工程也是為了他的一己之私，比如加修建沒有必要的宮殿，但明顯工程量比孝宗時少了許多。並且由於這時候已經選了精銳「東官廳」，從剩下的團營官軍中派遣士兵，並不會讓整個京營操練荒廢，也算是同時保證了建設和操練兩不耽誤，朝臣對京營占役的抗議之聲比之弘治年間也大為減少。
當然，正德朝士兵逃亡者也有，但大部分是因為戰鬥的原因逃亡，不是因為工役。怯戰逃亡可以說是士兵的責任，因工役逃亡就只能說是領導者的責任了。
這是武宗對孝宗弊政的一大改革，他身體力行，對恢復京營戰鬥力的努力一直持續到正德朝結束。
明孝宗弊政二：邊備荒廢
現在網上居然還有人吹捧明孝宗的武功，全然不顧弘治年間整個邊防爛得令人髮指的現實。
我們先來看一段吹捧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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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01年，韃靼達延可汗聯合火篩，共三萬餘騎入侵延綏地區，揮舞著雪亮的馬刀，殺了過來，可是遠望明軍陣地，一時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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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敵人位置了，打吧。【陳壽】還是不慌張，急什麼！直到幾天後，總兵官【朱輝】率領援軍趕到，這才戰刀一揮，衝鋒！數萬明軍如猛虎下山，直撲達延可汗，而此時的達延可汗，正在軍帳里繼續琢磨陳壽要幹什麼呢……
一番惡戰，韃靼部再遭重創。從此以後，延綏成為了韃靼人恐懼的地方，終整個弘治朝，再不敢進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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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數十年官場生涯里，最燦爛的一筆，最奪目的光輝，卻是盛開在延綏。在盛世的弘治朝，一場延綏大捷，打出了陝北數十年的和平。據陝西地方志記載，他離任的時候，延綏當地百姓將其轎子攔住，嚎哭不已。為他清廉的操守，為他只有一次，卻輝煌無比的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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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作者描述的發生在1501年即弘治十四年的，陳壽和朱暉共同指揮的了不起的大捷，看著很嚇人有沒有？網上吹捧明孝宗的文經常會提到這場戰役，可是這場戰役的真實情況如何？
查閱《孝宗實錄》，弘治十四年，孝宗命征虜大將軍總兵官保國公朱暉，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及監督太監苗逵，帥五路之師，共十萬大軍，浩浩蕩蕩出征河套。結果呢，實錄記載「虜已先覺，徙家北遁，軍還。斬首三級。」看到沒有，敵人已經撤退了，大軍根本沒有追擊就「還」，十萬大軍出征，斬首三級。這叫大捷？僅僅過了不到一個月，也就是八月，人家又轉回來搶劫了。
實錄記載「時虜擁大眾入內地縱掠，所亡失人口產畜不可勝紀，命將出帥且久，諸鎮擁眾兵不能御虜，先後斬虜止十二級，以捷聞。議者恥之。」看到了嗎？這次聲勢浩大的出征，先後斬首隻有十二級，「諸鎮擁兵」卻不能抵抗，損失不可勝紀，明朝人都引以為恥，哪裡來的大捷？現代的無良寫手還拿來吹捧，當成是弘治武功，欺騙無知群眾，我就呵呵了。
而那個叫陳壽的巡撫官到底有沒有參戰，實錄里都懶得提，找不到有關作戰記錄，倒是在十五年找到陳壽＂以內部指揮詐報功次失於核實＂的罪名，被罰俸兩月，後來又因＂不能保障地方＂被劾，弘治十六年就被調到南京任閑職了。
作者關於陳壽的作戰描述全部引自《明史 陳壽傳》，添油加醋，把一個平庸無奇的巡撫官吹成曠世名將，又罔顧現實地吹他換來數十年和平。事實上弘治年間從東到西，整個邊防都被打得跟狗一樣，明軍無力反抗，＂不能御＂，＂坐虜入境＂，＂以為恥＂之類的描述比比皆是。北虜哪裡不敢來，那是年年來，弘治末年，河套已有小王子部四十餘萬！
以上是西北的邊防，但弘治年間的搞笑戰役遠遠不止那一例，我們再來看一下遼東。
弘治十二年正月，遼東守臣上奏朝廷，說是取得了三次大捷，斬首三百級，很厲害有沒有？結果捷報都沒人信啊，大家都說「邊備疲睏，素乏銳氣，往時捐數十百人僅易虜首一二級」，「李杲之老疾，諸鎮巡參佐之庸懦，而能辦此？」大家說遼東官軍都是一群草包廢物啊，以前死一兩百人只能斬首一兩級，現在怎麼可以取得這樣的大捷，一定有詐啊。打了大勝戰都沒有人信，朝廷的文官怎麼可以這樣埋汰人？結果孝宗派人去查，果然有詐啊。遼東官軍以互市為由，把泰寧福余兩衛的男男女女三百多人騙來，把人都灌醉，然後殺掉，再向朝廷報捷。這是什麼？說好聽點是誘殺，說不好聽是謀殺啊？好端端地把人騙來殺掉，開啟邊釁，招致怨恨，還有臉報捷，遼東官軍就是這個德性，簡直奇恥大辱啊。
整個弘治年間，明軍對於北虜能有效抵禦的戰役寥寥無幾，斬獲較多的大勝只有三四次。經常被人吹捧的王越的賀蘭山大捷，戰果也不過是斬首四十二級。
剩下的戰役就不值一提了，絕大多數入寇，都會有相關鎮守人員被論罪。即使是論罪，弘治君臣似乎都顯得漫不經心，幾乎沒有詳細認真地追究緣由，不思考改善方略，只是簡單地罰俸或降級，有許多次更是直接「宥之」，命其戴罪殺敵。
弘治十四年正月，吏部右侍郎王鏊上疏說：「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升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令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
上頭不重視，不嚴督，無舉措，有功雖賞，有罪不罰，這樣的氛圍下，下面邊關鎮守官及將士當然是人浮於事，虛應戰事。經過這樣放任自流的十幾年，北虜當然越來越囂張，最後在弘治十八年五月，趁著孝宗駕崩之機，發起最猛烈的攻擊，令明軍遭遇了自土木堡以來的最大敗仗。
孝宗留給他兒子武宗的，是自土木堡以來最強大的外敵，和最廢馳的邊備。
再來看明武宗。可能是登基頭一個月就遭遇了一個大慘敗，心生餘悸，武宗即位之初就對邊事非常重視，採取了多項改良措施。
弘治十八年六月，登基第二個月後，他就聽從兵部的建議，在宣府招募土著之兵，用以協助官兵殺敵。「願報效者，驗其年籍，人給銀三兩及馬匹器械，編成隊伍與官軍協力殺賊，有功照例升賞。事定歸農者，聽其願留者，寄名近衛，月給糧一石，老則除之。」
同一個月，他又明晰了賞罰，邊鎮軍民，「斬虜首一級者給銀三十兩，願升者如例加升。民余給冠帶，名為義勇，復其徭役。若糾集鄉丁斬首五級以上，為首者升署所鎮撫。其奪回被擄頭畜，以十之四充賞。事寧停止不為例」。
除此之外，他對戰後的調查也更細緻。
弘治十八年八月，武宗登基兩個多月後，大同守臣奏北虜擁眾入寇四散無忌，邊軍不能抵禦。武宗卻責問說邊軍為什麼不能防禦，並派人去調查清楚。然後才有了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
邊鎮武官的建議也得到了他的採納。
正德四年四月，他聽從大同副總兵馬昂的建議，「令被虜走回男子，審無父母妻室，並不知鄉貫者，聽編入軍伍，調用殺賊。有家業者，仍聽寧家。先發寧家而願入伍者，聽來。降虜人，則仍照例安置。」
種種舉措下，邊關的戰事明顯得到了改善。
正德四年十二月，虜酋亦孛來部入寇，就是上面那位給武宗提建議的總兵官馬昂統領官軍，在木瓜山等處與之交戰，共斬獲賊首三百五十六顆，生擒男女九人，奪獲戰馬二百一十一匹，駱駝二十四隻，牛羊四百一十五隻，夷器弓箭二千九百二十六件，番文三本。」
正德五年四月，虜寇庄浪，諸鎮多支官軍圍剿，擊退了敵人，並斬首一百五十八級。
正德四年至十二年之間，像這樣的勝利有十六、七次，遠遠超過弘治年間的戰況。邊鎮官軍不僅戰鬥力提高了，偵察能力和備戰防禦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經常可以料敵於先，布兵防禦，官軍的責任心與士氣都比過去振作了許多。
正德十二年後，尤其是應州之戰和武宗巡邊之後，直至正德十六年，邊境安寧了許多，這期間沒有發生過什麼像樣的戰役。
現在知道明武宗為什麼稱明「武」宗了吧？
明孝宗弊政三：土地兼并
明朝的皇后皇妃多選自平民或小官家的女兒，外戚通常在政治上無權無勢，所以很難出現漢朝那樣的外戚專權。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外戚能夠能成為一大害的，除了弘治一朝，別無分號。明孝宗的兩個小舅子張鶴齡和張延齡，貪得無厭，囂張跋扈，目無法紀，內朝外朝均對他們恨之入骨。宮裡的太監何鼎，曾因張鶴齡膽敢試戴孝宗的皇冠，還試圖姦汙宮女，氣憤不過，要拿金瓜打他。而外朝的文官李夢陽，也曾在大街上當街毆打張鶴齡。
這兩小舅子竟然壞到讓宦官和文官都恨不得打他的地步，其原因全在明孝宗對張家毫無原則的寵幸和無限的縱容。
孝宗給張氏一門的封賞之厚，是明朝其它皇帝拍馬也趕不上的。兩個小舅子都封了侯爵，老丈人死後追封國公，其餘家屬門人受封受賞不可勝記。他還大肆賞賜張家房屋，田地，如前文所訴，給他丈母娘金夫人造房子的官軍就達到八千人之多，給老丈人昌國公的墓地就達到三十頃，遠遠超過了親王的標準，其餘房屋田地更是多到令人咋舌。
弘治六年四月，賜壽寧侯張鶴齡房店七十六間。
弘治九年八月，賜金夫人寶源店房店六十七間
弘治十六年二月，賜建昌侯張延齡莊田七百五十一頃，並把汝涇二位就藩親王辭退的田地也給他。
弘治十七年四月，在一起貴戚莊田糾紛案中，明孝宗偏幫小舅子，致使張延齡一次就得地一萬六千七百零五頃。
連他給張皇后家建的家廟崇真宮，都要專門撥田地供奉，兩次撥地分別是七十頃五十畝和二十四頃。
不僅封賞大片土地，孝宗還特許小舅子的田地增租。
弘治十三年四月，孝宗特命壽寧侯張鶴齡河間府、肅寧等縣莊田，每畝五分起科。當時其餘皇莊官地不過是三分起科。戶部數次上疏反對，說陛下恩有偏私，怕難以服天下人及其它親王外戚的心，但是孝宗都一一駁回，仍舊特准。
縱容之下，張家有恃無恐，放縱管家，如狼似虎，迫害小民，除皇帝賞賜的土地外，還額外兼并了更大面積的田土。為了征租，竟然打死了人，但是孝宗對其違法亂紀的行為仍舊不管不問。
就是這樣一個明孝宗，卻被史書上稱讚為明君聖主，抑制外戚，輕徭薄役。
現代人提起明朝土地兼并，往往只會提到正德的皇莊。有這麼一組數據，弘治初年皇莊數為一萬二千多頃，正德九年達到三萬七千多頃。就算多出來的二萬五千頃全是武宗一個人乾的，恐怕其數目與孝宗小舅子家的庄地也不相上下。
除了小舅子家，孝宗對各路親王權貴的要求基本上也是來者不拒。
弘治三年三月，給仁和長公主三河縣庄地二百一十五頃。
弘治三年四月，賜瑞安伯王源順天固安庄地二百二十五頃。
弘治三年九月，賜淳安大長公主饒陽縣莊田一百六十頃。
弘治三年九月，賜秀府順義郡主永清縣莊田二十七頃。
弘治四年正月，賜岐王祐棆永清縣信安鎮地五百七十五頃。
弘治四年四月，賜岐王劉武營地九十頃。
弘治四年五月，賜茂陵神宮監太監陸愷定興縣地一百七十二頃。
弘治五年二月，賜益王望軍台地二百頃。
弘治五年九月，賜秀府順義郡主東安縣地二十七頃。
弘治六年五月，以豐潤縣，加南等社莊田五百頃賜衡王管業。
弘治七年二月，賜重慶大長公主通州田十三頃
弘治七年四月，再賜衡王地一百五十頃。
弘治八年三月，增賜順義郡主東安縣庄地三十一頃。
弘治九年九月，賜汝王玉田縣望軍台莊田七百頃。
弘治九年十月，賜岐王德安府觀灘店田三百頃。
弘治十年十一月，賜德清長公主冀州莊田四百七十四頃五十五畝。
弘治十一年二月，又賜衡王平度州及昌邑壽光二縣地一千頃。
弘治十一年三月，賜德清長公主衡水縣地一百三十頃。
弘治十一年六月，賜岐王德安府田三百頃。
弘治十二年六月，賜榮王豐潤縣田五百頃。
弘治十三年正月，賜壽王四川保寧府田四百三頃。
弘治十三年二月，賜興王湖廣京山縣近湖淤地一千三百五十餘頃。
弘治十三年七月，再賜岐王德安府田六百一十二頃。
弘治十五年三月，賜衡王祐楎山東壽光濰縣地一千二百十四頃。
註：以上並不是完整的數據。
有很有文章都說明孝宗抑制皇莊投獻，說他緩解了社會矛盾云云，但如果只盯著皇莊，忽略了孝宗對皇親貴戚的縱容厚待，就不能認識到明朝中期土地兼并的真相。
反倒是在正德年間，雖然武宗本人增加了不少皇莊，但他卻真正約束了皇親貴戚的莊田兼并，並抑制了皇親的各種無理要求。
正德元年正月，榮王請求霸州等地的馬草場地，戶部勸說不能給，武宗便拒絕了榮王的要求。
正德元年正月，仁和大長公主以孀居家貧為由，奏請渾河大同峪山的四座煤窯，工部勸說不能給，武宗便拒絕了大長公主的要求。
正德二年十一月，汝王上奏說原來賞賜輝二縣三橋坡田地，戶部查勘後有一百三十一頃，但是之前只給了七十頃，請求將剩餘的地也給他。武宗仍然拒絕。
正德三年五月，榮王上奏說他的長子次子未受封，用度缺乏，請求頒賜。武宗卻以祖訓祿米已有定製，不敢違例為由，拒絕了他的請求。
正德元年七月，武宗增收德王的田地的稅，德王向他哭窮，說「臣無以自給」，武宗卻說「王何患貧」，照舊加收他的稅。明朝實行定額稅，他加收德王的稅，就等於減輕了山東百姓的負擔。
正德二年五月，針對宗室繁多，而國家財政建房壓力太大的現狀，武宗還頒布了宗室建房的費用標準。「自正德三年正月以後，凡將軍授封出閣者，按季類奏。每鎮國給銀二百四十兩，輔國視鎮國六分去一，奉國視輔國五分去一，中尉視奉國四分去一，俱布政司給與自行修蓋。」
國家只補貼這麼多錢，宗親們自己去蓋房子。
正德三年九月，由於之前宗室經常提前支取祿米，導致有藩王去世，多支取的祿米又還不回來，給國家財政造成損失。武宗特此規定宗室的祿米必須按季關支，不許提前支取，違令者將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
經過幾次拒絕和整頓後，正德年間宗室乞請田地的要求少了許多，再不像弘治年間那樣幾乎年年都有，而武宗本人賜給的親貴的田地也較之前大大減少。
正德二年九月，賜榮王龍陽縣地方田地五百三十頃。
正德三年二月，以靜海縣無稅地六千五百四十二頃賜皇親沈傅吳讓，沂州棗溝湖等處無稅地七百七頃八十畝賜涇王。
正德三年六月，賜榮王莊田七處共六百三十餘頃。
正德三年七月，給慶雲侯周壽莊田八百七十頃。
正德三年十一月，賜仁和大長公主定興新安二縣莊田三百七頃九十餘畝。
正德四年五月，賜汝王退灘地六百二頃。
正德八年八月，賜慶陽伯夏儒莊田三千三百餘頃。
正德九年四月，給徽王彰德衛庄地二百三十頃。
以上便是正德年間主要賜田記錄，最大的兩筆，都是給新皇親，他的皇后及二妃家，總計不超過一萬頃，還不如孝宗小舅子的一次得地。其中還有幾筆還是為了處理前朝賜地的糾紛案，如正德三年七月那次，就是為了處理周壽和張延齡因孝宗之前賜地留下的糾紛。
另外，武宗還清查了勛貴的屯田，將他們隱匿多佔的田地造例起科。
正德二年十二月，清查涇工田地，查出原數涇王的田地只有二百五頃，其餘七百七頃八十畝，拋荒地六百二十七頃一十二畝，都不是他的，於是被退還。
正德四年九月，查出公侯伯指揮等官張懋等，侵佔莊田地共一千八百一十八頃七十餘畝，照例起科，革去管庄人役，立案造冊。
正德四年十二月，又清查了邊鎮鎮守官的屯田，查出甘肅等處，鎮守太監宋彬田一百一十二頃，總兵官署都督僉事衛勇田八十七頃，左副總兵都指揮僉事白琮田一十四頃，監槍都知監左監丞王欣田一十頃，又采草湖田共八十七頃。分守涼州御馬監太監張昭田三十三頃，右副總兵官都指揮僉事姜漢田二十五頃，分守肅州左參將都指揮僉事蘇泰田一十三頃，守備西寧署都指揮僉事趙承序田一十五頃。武宗下令「鎮守給水旱田各十頃，副總兵各半之，分守並監槍游擊各旱田十頃，守備半之，原無者各給水田一頃，永為養廉定例。余聽給舍餘人等承種納稅，毋得數外濫給侵佔。」只給他們留了很少的一部分，多餘的莊田全部退還。
沒錯，以上就是劉瑾主持的清丈運動，現在知道劉瑾為什麼被千刀萬剮了吧？他動到了這麼多權貴的根本利益，不剮他剮誰？
現在知道在正德年間為什麼大家都討厭明武宗了吧，跟他那個仁慈寬厚的父親孝宗比起來，武宗真是太壞了，太昏庸了！
明孝宗弊政四：敗壞鹽政
現在許多人議論起明孝宗的弊政，多數會提到他的開中法改革，史稱「葉淇變法」，就是將從洪武時期開始執行的輸糧開中改成了納銀開中。原來是商人把糧食送到邊鎮，然後到戶部領取相應的鹽引，再到鹽場領鹽販賣，現在是商人把銀子交到戶部，再從戶部領鹽引。
這項改革歷來褒貶不一，有說葉淇變法雖然提高國家財政收入，卻導致了邊鎮空虛，也有人說這是明中期後白銀貨幣化的一個趨勢。但是不論是納糧開中還是納銀開中，其本質都在於鹽政，鹽引則是其中的關鍵。
食鹽是國家壟斷商品，明朝實施開中法後，許多權貴看到有利可圖，便開始想方設法奏討鹽引，倒賣給商人，換取利益，或公然走私，在正鹽中夾帶私鹽，牟取暴利。隨著官僚腐敗，官商勾結不斷加劇，成化年間，鹽政已經敗壞。憲宗本人也推波助瀾，開始將鹽引賜給宦官、親王及權幸家人，比如他曾一次性給萬通的家人徐達三萬鹽引。
孝宗即位之初，也曾想勵精圖治，改革鹽政。
弘治元年七月，他命戶部左侍郎李嗣和刑部右侍郎彭韶清理鹽法，並頒布了一些條例，如禁止夾帶，禁止官豪勢要頂名報中，禁止鹽場官員貪污舞弊等。但是雖有法令，鹽政的情況卻沒有得到多大的好轉，傳統的輸糧開中仍然沒有辦法執行到位，迫使他於弘治四年令葉淇實行了變法，由輸糧開中改成了納銀開中。但是，這個辦法似乎更有利於官商勾結，貪污腐敗。納銀就可以取得鹽引，這令權錢交易變得更加方便。
沒過幾年，孝宗本人也助長了鹽政的進一步敗壞。
弘治九年正月，太監龍綬請求二萬八千鹽引用於織造，戶部力陳不可，孝宗起初同意了戶部的意見，但二月份當另一位太監秦文請求孝宗答應龍綬所請時，孝宗竟然批准了。這是明朝第一次將鹽引用於皇帝的龍衣織造。
此後，弘治十年，弘治十二年，孝宗都分別批准兩萬鹽引用於織造，到了弘治十四年，二萬鹽引都不夠用了，又令戶部增加了三萬兩淮鹽價銀。
正德元年有一件比較著名的事件，就是武宗親自向內閣大學士劉健等人討要一萬二千鹽引用於織造，劉健不肯，只肯給價銀，幾番討價還價，最終還是決定半給鹽引，半給價銀。此事也為後來劉健等人「請誅八虎」埋下了伏筆。
如果不看前因後果，我們就不會明白為什麼武宗以皇帝之尊，會理直氣壯地去向內閣討要鹽引，還差點撕破臉。現在我們就明白了，原來他的父親孝宗在位時，每年用於織造的鹽引就有兩萬引，他才討要一萬兩千引，內閣憑什麼不給？憑什麼只給一半？如果你是武宗，你也不服。
孝宗給武宗開了一個壞頭。
但是孝宗對鹽政的敗壞遠遠不止縱容太監奏討鹽引這一件。
弘治十六年正月，孝宗把正統至成化年間剩下的鹽引共十六萬九千三百餘引，全部以每引五分的價錢，賣給了商人朱達，僅僅因為朱達是壽寧侯張鶴齡的家人。戶部極力反對，孝宗卻不聽，從此簡直開啟了一個無底洞。
弘治十七年四月，弘治十七年十二月，連續兩次，奏討鹽引的大軍又增加了一家，慶雲侯周壽。兩家家人朱達、周洪、杜成等連續奏討鹽引若干萬，戶部屢次上疏，力諫不可，但孝宗卻說「已有旨許之矣姑已之」。
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駕崩，奏討鹽引的事還沒完，這個鍋又甩到了剛即位的武宗頭上。
弘治十八年八月十一日，戶部尚書韓文上疏勸說請罷除賜給杜成等人的鹽引。奏疏上去快一個月，到了九月份武宗才有了回復，說「照先帝旨仍與之。」旨意里還加了一個商人譚景清的名字。
武宗並不認識這些商人，不會給他們加以特恩，唯一的關聯就是壽寧侯家。可以想像這一個月里，張鶴齡等人一定通過張太后的關係，不停地向武宗提出要求，說這是先帝的旨意。
武宗旨意下達後，戶部尚書韓文仍然上疏反對，並說雖然是先帝旨意，但先帝後來已有旨罷止，並且先帝因為這些人敗壞鹽法，一直跟我們說很後悔啊。這些話顯然是欺騙小皇帝年幼無知。
也許是覺得新皇帝好對付，亦或者想給新皇帝立規矩，廷臣這一次的反對聲浪浩大。韓文上疏後，科道官及大學士劉健等人也紛紛上疏反對，武宗夾在太后和大臣中間左右為難。從弘治十八年九月至正德元年五月，他幾乎被各種反對聲音包圍了，劉健等人甚至要求強力懲處奸商譚景清等人。
正德元年五月，武宗終於倒向了大臣這一邊，革除譚景清等人的鹽引，令他們到戶部領回原來上繳用來買鹽引的價銀。
這次革除的鹽引是多少呢？據正德三年七月，劉瑾的一份奏疏得知，這次革除的鹽引竟然達到一百一十六萬引。一百多萬鹽引！孝宗為了包庇縱容他的外戚，竟然徇私忘法到了這個地步，還險些讓他的兒子背了黑鍋。
我們可以想像，弘治十八年九月至正德元年五月，這大半年間，武宗是怎樣受夠了太后的騷擾和大臣的指責，最後他倒向了大臣那一邊，又會遭到太后怎樣的怨恨和痛罵。如果只看武宗實錄，你一定覺得武宗是個一開始就喜歡和大臣對著乾的昏君，如果不把孝宗實錄對照著看，你就不知道武宗受了怎樣的委屈。
史書記載，武宗於外氏素疏，他對母后一家一直比較冷淡。張太后對他也不怎麼樣，在他病重將死的時候都找不到太后去看他的記錄。但是我們查閱記錄，武宗在弘治十八年八月，也就是他即位兩個月後，還給他兩位舅舅加了祿米，各三百石。
此後的關係卻完全變了。
正德六年十月，張延齡為他死去的小妾討要葬地，武宗不僅沒給，還把他大罵了一頓，以至令這位舅舅「惶恐伏罪」。也許革除鹽引這件事，正是他和太后關係破裂的導火索。
武宗為了糾正他父親的錯誤，付出的是與母后決裂的代價。而大臣劉健、韓文等人在正德初年咄咄逼人，幾無人臣禮，又何嘗不是想趁著新君年幼，急於革除孝宗弊政。
這都是孝宗丟給武宗的鍋啊！
明孝宗弊政五：耗空國庫
現在談論起孝宗，人們都以為他是一位非常節儉的皇帝，有許多溫暖的例子可以證明，比如他喜歡吃素，喜歡穿淺淡的衣服等。我以前也是這麼認為的，但是只著眼於這些個人生活習慣來看問題的話，就容易一葉障目，不見森林。
明朝皇帝的內庫叫內承運庫，由太監掌管，初設時主要用於支付在京武官的俸祿支付，後來漸漸成了皇帝的個人私庫。皇帝多餘的花銷大多取自內承運庫，計算一下內承運庫納入的錢銀多少，就能知道他的真實花費。
孝宗在弘治八年以後，漸漸迷上了齋醮，從此內庫開銷劇增，孝宗開始不斷地命戶部將太倉庫的銀子納入內庫。
弘治八年三月，命戶部運太倉銀【三十萬兩】於內承運庫備用。
弘治九年十月，命戶部運太倉銀【五十萬兩】於內承運庫。
弘治十三年五月，五府六部眾臣上疏言「近者額外三次取入太倉官銀應用共【一百三十萬兩】」。
弘治十四年二月，戶部又奉旨將太倉銀【四十五萬兩】送內承運庫。
弘治十五年十月，戶部的一份詳細的財務報告中說「內承運庫先年進，金止備成造金冊支用；銀止備軍官折俸及兵荒支給。近年累稱不足，金則以稅糧折納及於京市買過【八千三百八十六兩】有奇，五次取太倉銀共【一百九十五萬兩】，甚至將河西務鈔關船料改擬折銀進納。」
弘治十六年四月，戶部又上一份報告說，「近年費出無經，如妝造武當山等處神像，費金不止千數，各寺觀修齋賞賜等項，歲費銀不止萬數，以故戶部陸續進庫【金通計一萬七千餘兩】，【銀一百餘萬兩】，又數【太倉銀一百九十五萬兩】，而該庫猶每告之。」
弘治十七年七月，又取太倉銀【十五萬兩】於內承運庫支用。
從以上記錄可以得到，孝宗皇帝自弘治八年開始，至弘治十七年間，累計納入內庫銀子，按最保守的計算也有四百萬兩之多。而這些錢，全部被他用來「妝造武當山神像，各寺觀修齋賞賜」之類毫無意義窮極無聊的事情。除此以外，還到處建寺蓋廟，為了燒煉之用，更是經常命人購買速香、黃臘之類物品，動則數千斤。
白花花的銀子就這樣浪費掉，給國家財政造成巨大損失。更糟糕的是，這麼大筆的錢納入內庫，卻沒有得到妥善的管理。
弘治十八年八月，武宗初即位時，劉健等三位大學士就聯名上疏說：「內承運庫放支銀兩，全無印簿。支銷二十年來，累數百萬，以致府藏空竭。承領之人，豈無侵克本庫？內官自請查弄，豈可不查？司鑰庫收貯銅錢，亦數百萬，托稱內府關支，其實置之無用。若洪武等錢不行，則新鑄弘治通寶，亦為虛費，豈可不用？」
從這段話我們可以得到弘治年間的內廷財庫管理是多麼混亂，幾百萬兩的銀子納入內庫，竟然全無印簿，承領人員隨意支取，隨意侵克，加重了浪費。而內庫收貯的銅錢，明明有數百萬之多，洪武通寶都還在，卻置之不用，而去加鑄造弘治通寶。
孝宗於弘治十六年二月下令南京寶源局鑄造弘治通寶二千五百六十六萬，但因為地方受災緣故，經費不足，導致直到孝宗駕崩，所鑄銅錢不過十之一二。
因為內庫管理混亂，加重了浪費和地方財政負擔。這些明明可以避免的，簡直無法想像孝宗是怎麼當的家，連內庫的銀子出納和庫存都理不清楚，他怎麼當這個國？
方誌遠教授曾經說明孝宗是一個比較弱智的皇帝，不僅受文官擺布，也受內臣擺布。原先看這個言論我還覺得教授是在侮辱人，但現在我信了。任何一個有正常智商的人，都不可能放任幾百萬兩銀子的財富沒有印薄地任由支取。
在孝宗無節制無分寸的虛耗下，國家財政漸漸困頓，以至捉襟見肘。
弘治十四年閏七月，劉健上疏說：「近年以來用度太侈，光祿寺支費增數十倍，各處織造降出新樣，動千百匹。顯靈、朝天等宮，泰山、武當等處，修齋設醮費用，累千萬兩，太倉官銀存積無幾，不夠給邊。」
因為孝宗浪費的太多，此時太倉庫的存銀已經不夠支付邊鎮的軍餉了。
弘治十五年十月的那份戶部財政報告中說，「一歲所入，俱不足以供一歲所出」，「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冗食日加於前，內帑缺見年之用，而給費日加於後。」已經出現了財政赤字，入不敷出。
孝宗駕崩後，武宗即位，葬禮和即位典禮、賞賜等面臨著重大開銷。內承運庫的太監給出了一個預算，大行皇帝喪葬費，大婚費用，登基賞賜費用等，共需銀一百八十萬兩，內庫所積不多，請戶部想辦法。戶部卻說，太倉銀總計不過銀一百零五萬兩。
若大一個國家，國庫的積銀竟然只有一百萬兩，內府庫藏也已經空竭，這就是孝宗去世時留給兒子的遺產。要知道，這是孝宗實行了納銀開中後，戶部銀子大增後的情況啊。國家增加了收入，財政卻更加窘迫，大量的銀錢就這樣被孝宗毫無意義地虛耗掉了。
正德初年，武宗和朝臣之間的矛盾，幾乎全是圍繞著錢的問題展開，大婚為了多要那麼十萬兩銀子要和戶部來來回回扯皮。武宗利用劉瑾改制，那些舉措大部分也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
經過武宗和劉瑾的改制，幾年後太倉庫銀積至三百萬兩，大大緩解了財政危機。緊接著，北方立刻就發生了劉六劉七大起義。國家這才有了錢糧調兵遣將，發放軍餉。
如果起義在正德初年就提前暴發，武宗面臨的就是國庫空虛，京軍退化，邊兵疲睏，外有小王子大敵，內有流民暴動的局面，這跟明末差不多是一個樣吧。那些無恥史官和文人卻說武宗繼承的是「弘治中興」的盛世江山，這不是睜眼說瞎話嗎？
最後補充一點。
武宗即位之初就罷掉了他父親最熱愛的齋醮活動，並且還說：「塔像齋醮何益於事？」此後他雖然也愛佛，但從來沒有搞過這些迷信活動。不設醮，不煉丹，就是參禪禮佛學學佛經梵語。
登基兩個多月後，又立即對內庫進行盤查和登記造冊。「敕司禮監會同內閣、府、部、科道官，通查自弘治元年正月初一日至十八年五月初六日，內府諸監局傳取金銀。其非有印信題本者，務見所造何物，所買何物，詳具實數造冊。」
自此以後內庫的管理才變得嚴格規範起來。
正德七年十一月，司禮監太監張永，因和另一名太監勾結，盜取內庫銀七千餘兩，被查出來後，武宗就勒令他閑住。劉瑾死後，張永就是內廷第一號大宦官，因為偷幾千兩銀子就被一擼到底，可知武宗的監察執法之嚴，比起孝宗時代不知強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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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誌遠教授說明孝宗是弱智皇帝或智商較低的皇帝，我起初是不相信的，但是隨著史料閱讀的深入，真是由不得不信啊。前面已經說了明孝宗的內庫問題，幾百萬兩銀子沒有印簿，隨意支取，任由侵克，也沒有人提醒他，可見他被內官糊弄得多麼厲害。類似這樣受人擺布受人糊弄的例子不止一例。慶雲侯周壽曾經提出申請，願意出錢購買官地一千二百頃，孝宗卻大筆一揮，說不用買了，送給你五百頃。其餘七百頃留作別用。大家以為孝宗是厚待皇親對嗎？幾年後，這位周皇親又再次提出請求購買剩下的七百頃，孝宗竟然又「悉以賜之」，把剩下的七百頃地也給了他。也就是說，周壽以購買的名義，實際上一毛錢沒花，白白得了一千二百頃地。戶部都看出他的伎倆了，說他「乃復貪求，冀得再賜」，希望孝宗不要上當，孝宗仍然不聽。無緣無故地國家就損失了一千二百頃地，這不是冤大頭嗎？
雍王祐橒曾經請求將衡州府稅課司和衡陽縣河泊所二司的歲辦課鈔賜給他，戶部反對說「祖宗成憲，萬世不可改」，孝宗也贊成，並下令「自今諸額辦錢糧衙門，各王府不得請求，著為令」。將這作為一條法令來執行。可是這條法令頒行才一個月，下個月雍王再次提出請求時，孝宗竟然答應了，以後各王府請求賜課鈔的奏疏便絡繹不絕，孝宗都一一批准。也就是說，這條孝宗親自頒行的法令，前後只執行了一個月就作廢了。如此朝令夕改，視國法若無物，便難怪他的皇親外戚都無恐懼之心，個個被縱容得不像話了。
眾所周知，孝宗對官員非常寬容，對犯錯的官員也很少懲罰。馬文升的兒子馬玠曾經因為「主使毆人致死，罪當絞」，但是孝宗居然「宥之」，這位尚書之子打死了人居然一點事沒有，真是「寬容」啊。但是呢，戶部尚書葉淇曾有一次帶病主持殿試，因為跪著讀卷，時間長了堅持不住，在他面前蹶了一跤。孝宗假意派內官問他有沒有事，其實是想讓他引罪自咎，但是這位葉淇以為孝宗真的是在關心自己，居然沒有向他請罪。於是孝宗就怒了，罰了葉淇三個月的俸祿。當時葉淇是真的病重啊，因為不久之後他就病死了。
看到這裡我都看不懂了，孝宗到底是不是一位寬容仁慈的皇帝？一位真正寬容的人，怎麼會因為一位病重的大臣帶病工作而不小心失儀，就罰他的俸祿呢？所以我認為，孝宗並非真正的寬容，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是非不分，因為是非不分又怕斷錯，所以事事「寬容」，寧縱勿枉嘛。而葉湛沒有體會到他的「高深用意」，刺激了他的自尊心，所以就怒而罰俸了。
孝宗的不明智，是非不分，也嚴重影響了國事。
早在弘治十一年，都御史馬中錫就曾對孝宗提出宣府等邊關關禁不嚴，請求嚴關禁，兵部也大力贊成，但是孝宗居然僅僅因為鎮守太監劉清說「不方便」，就將馬中錫的中肯建議置之不理。關禁不嚴，直接導致了弘治十八年五月，小王子趁孝宗駕崩之機發動攻擊。小王子如何得知國喪的呢？就是派人到宣府等地打探，拿著白布麻餅之類的東西問這是什麼，然後才知道國有大喪。這都是因為關防不嚴，如果早在弘治十一年孝宗就聽從馬中錫的建議嚴關禁，那弘治十八年五月的大敗仗或許就可以避免了。
孝宗的「弱智」尤其體現在李廣一事上。李廣的胡作非為，連太皇太后都看不下去了，孝宗卻執迷不悟，在李廣自殺並明白了他平時收受賄賂的實情後，孝宗依然不願意深究，甚至還要賜祠額，賜葬祭，後來在大臣的反對下才沒有賜祠額，但仍然賜葬祭。御史等官請求將結交李廣行賄的一干官員治罪，這本是一個整頓吏治的好時機，但孝宗卻說"所劾干礙人眾，且無指陳實跡，命俱仍舊供職，簿籍亦不必追究。真是將＂法不責眾＂的精神貫徹到底啊，不知道孝宗是軟弱怕得罪人，還是懶惰懶得查，亦或者是二者兼有。
孝宗這樣「弱智」的皇帝其實是文官最喜歡的，因為好擺弄啊，文官的主見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伸張，但是孝宗又不是事事都聽文官的，他也有自尊心特彆強的一面。比如他在厚待縱容外戚一事上就非常執著，在建齋醮一事上也是油鹽不進。所以我認為，他是一位既」弱智「得幾乎受人擺弄，又自尊心強得不肯妥協的矛盾的人。
奮鬥的一生和叛逆的一生史上最溫情帝王父子檔
他們兩人是我最喜歡的帝王父子沒有之一，皇位是耀眼而又血腥的權力豐碑，但是他們父子讓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輝和美好，眾多帝王里，他們註定是獨特而又美好的存在。
孝宗的一生是奮鬥的一生，母親身份低微，出生後皇子身份一直迫於萬貴妃壓力而隱匿，童年缺乏父母的關愛，先由太監宮女扶養後受祖母庇護，他是缺乏父愛母愛的，何況登基之前一路坎坷。然而這些磨難不但沒有讓他性格扭曲反而使他更容易站在弱小者立場上思考，造就了孝宗非凡的仁慈和氣度！孝宗的仁慈不僅是對親人，甚至是對仇人，他的仁慈已經足以比肩聖人，他讓我看到仁與愛是人間多麼偉大的情感，又是多麼強大的力量。
孝宗在位，親賢遠佞，從善如流，又無酒色之好，所以個人覺得，孝宗把一個皇帝可以盡到的職責發揮到了極致。但是，客觀的講，孝宗只能算是一個好皇帝，一個守得好江山的皇帝，相比唐太宗，漢武帝，甚至是宣德皇帝，他還缺少了雄才偉略的風度，所以黃仁宇的觀點是眾多史學家對弘治過譽了。個人覺得不無道理，孝宗是守成之君，弘治年間也未見大方向的重大改革，政治家的角度看，不及張居正。然而弘治是歷史上少有的「三好皇帝」：好皇帝，好父親，好人！如此，夫復何求？
孝宗缺乏父愛，對正德卻極其寵愛，大概也是為了不讓自己的悲劇，在兒子身上重演吧！為什麼說孝宗是個好父親？最大的一點就是他沒有扼殺兒子去追求自由吧！！！不曾想有點矯枉過正。如果說孝宗的遺憾，大概也就是英年早逝，又沒能把那個寶貝兒子，培養為一個好皇帝吧！下面說說正德。
如果他願意，正德完全可以成為一代明君，甚至可以比他父親做的更好，正德天資聰慧更有政治天賦，一個皇帝，倘若沒有政治頭腦，他是不可能在位16年的，一年都不行，正德和父親一樣仁慈，相比弘治，他嚮往自由，放蕩不羈，他的一生是叛逆的一生。他不滿於帝王的命運，一直在反抗。但是正德最大的優點就在於他有分寸，清楚自己的身份，對於正德淫樂的記載我一直持懷疑態度（他沒有子嗣），但反過來講，作為皇帝，這依然不能算是政治上的錯誤（正德粉的身份要暴露。。。）
正德最大的悲劇就是命運的安排，深宮之處，是囚禁他不羈靈魂的牢籠，如果不是生在帝王家，他本該擁有和常人一樣的快樂和幸福，所以他叛逆，他一生都在反抗，可最令人沮喪和無奈的是，一生在反抗卻沒有真正的反抗成功過，他的反抗，甚至成為了自己最終走向生命終點的間接誘因（正德落水後身體虛弱而亡，這裡死因存疑）。我喜歡他的不羈，欣賞他的仁愛，卻又哀嘆他的不幸。
以上
1、明孝宗是不是一個好皇帝。答案很明確，是的。但是「弘治中興」有過譽之嫌，實際上只是去除了成化朝多年積弊，並無太多新的建樹，而且對於日益加劇的社會矛盾未能觸及根本（比如莊田對於農民田地的擠占問題）。實際上他和其父朱見深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削減內閣職能（恰恰與排名第一的答案是矛盾的）、迷信佛老、比較專情。
簡單說一下孝宗對待內閣的態度吧。
首先，看到排名第一的答案中如此高度評價內閣的作用，我倍感欣慰，只是，一如既往的，沒有說到點上。孝宗恰恰是對內閣極為反感，甚至可以說一開始就對其抱有極大的成見。弘治元年，都察院副都御史邊鏞上奏「昔太宗文皇帝設內閣，命文學之士處其中，日商機務，備顧問」，孝宗如何說的呢？孝宗說「朕有大政事，當召府部大臣面議」，很顯然，直接拒絕了這個建議，為何？因為孝宗心裏面就覺得內閣沒有資格參與大政事的面議，這種在議政上將內閣屈尊於九卿之下的政治定位，是與永樂洪熙宣德以及正統初年均不相同的。孝宗除了不召見閣臣議事，還公開表示對內閣的不信任。在弘治十六年孝宗與兵部尚書劉大夏的對話中，孝宗明確提出了「內閣亦豈盡可托？」，標明他對於六部長官的信任程度遠遠超出內閣。事實上，幾位部院重臣，如馬文升劉大夏戴珊等，已經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內閣充當皇帝的顧問，而孝宗召見他們所議論的大政事，已遠遠超出其部院內部事務。此外，閣臣廷推之制也是源於弘治年間。在這之前，閣臣一向由皇帝特簡或內閣密薦，但是在弘治八年，孝宗一改先例，令吏部會六部通政司都察院大理寺和科道官廷推閣臣，這實際上也是壓低內閣地位的體現，亦表現出其對於內閣的不信任。
那麼，為什麼孝宗如此不信任內閣？我認為原因還是在於擔心產生權臣從而影響其權威。六部長官互不相侵，受皇帝垂直領導，不會成為皇權的威脅。但是內閣，具有備顧問平章政務的職能，雖無決策權，卻容易對皇權造成壓力。所以為了維護皇權的絕對權威，孝宗選擇壓制內閣。再回過頭看一下排名第一的答案對孝宗的一些揣度，大家應該能得出自己的結論了。
2、武宗是不是一個壞皇帝。答案也很明確，是的，失德且無道，毋庸贅述。然而武宗並非天生怪胎，武宗的失敗實在是有孝宗的極大責任。孝宗與張後感情非常好，也只有兩個兒子，次子年幼去世，也就是說直到孝宗死，也只有朱厚照這個唯一一個兒子，但是孝宗卻讓其荒廢學業到15歲，這是令人十分費解的。而且當朱厚照出閣就學時，他的東宮講讀也沒有一個是當朝閣臣（實際還是因為孝宗對於閣臣的不信任）。所以朱厚照即位後，自然不把三位顧命大臣放在眼裡，對其建言基本就是「三不」的態度（不省、不報、不聽），迫使劉健謝遷致仕，正德二年，將劉謝二人列為奸黨，銷籍為民。假設三位閣臣在朱厚照身為太子之時便任其師保，情況也許會好一些。
所以，弘治朝內閣權力定位的降低，直接影響了正德年的朝政，也孕育出了武宗這個怪胎。孝宗對朱厚照在儲君階段的放任，本意也許是希望其能自操權柄，不受權臣左右，結果卻成為了武宗日後異化的原因。
甘為孺子牛 我想他對於正德更多帶入的角色是一個父親而不是一個皇帝，孝宗以仁厚寬容著稱，從小經歷過風雲突變的宮內政治。他對正德的愛是其他帝王比不了的，如果那一天大明毀於正德手裡的話，我想他更多是對兒子的愧疚吧。至於正德皇帝他雖然不是一個合格的君王，但他更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在明朝內閣制下相反這樣的帝王更能照顧治下的百姓。他就像一個穿越的中二少年，雖然總是毛病百出卻依舊掩蓋不了他那顆關懷子民的赤子之心。總有熱血男兒在那裡，他是我喜歡為數不多的一個明朝皇帝。
能一夫一妻的皇帝只有孝宗，能手刃敵虜的皇帝有明一代除了太祖、成祖怕是只有武宗了。
孝宗武宗的故事告訴我們，皇帝只娶一個老婆簡直是對國家的不負責任。。。
北京·安樂堂（一）丨從黑暗中走出來的少年天子，卻給無數人帶來光明
故事發生在1470年，坐標北京·安樂堂。
北京安樂堂共有兩處，一處位於地安門東邊，即現在的安樂堂衚衕里。
今天要講的安樂堂是另一處，位於養蜂夾道中，即現在中南海後門馬路對面、北京圖書館（舊館）西側。此處相對於東安樂堂地勢偏西，因此又叫作內安樂堂。
《步步驚心》裡面有個情節是太子被廢，十三阿哥也受牽連，被幽禁在「養蜂夾道」里。整整十年，一個意氣風發的皇子，出來時卻已是面目全非。
1470年，安樂堂，這個看慣人生病老的偏僻小院，第一次迎來了新生命的誕生。
有一位平凡的宮女來到這裡生下明朝第九位皇帝，有一個瘦弱的孩童從這裡走出開創了「弘治中興」。
一、新生：歷經坎坷來到人世的小皇子
孝穆紀太后，孝宗生母也，賀縣人。本蠻土官女。成化中征蠻，俘入掖庭，授女史，警敏通文字，命守內藏。時萬貴妃專寵而妒，後宮有娠者皆治使墮。柏賢妃生悼恭太子，亦為所害。帝偶行內藏，應對稱旨，悅，幸之，遂有身。萬貴妃知而恚甚，令婢鉤治之。婢謬報曰病痞。乃謫居安樂堂。
——《明史列傳一后妃》
安樂堂，明代設立，是宮廷太監宮女患病時送來的地方。
安樂堂並不安樂。事實上，這是太監宮女最害怕去的地方。
1470年，一聲嬰兒的啼哭響徹安樂堂。
數月之前，宮女紀氏懷孕一事被萬貴妃得知，萬貴妃憤怒，命婢女前去墮胎。然而不知是紀氏平日攢下善緣，還是婢女於心不忍，婢女並未下手，反而謊稱紀氏只是生病而非懷孕。按照宮內規矩，「生病」的紀宮女被貶至宮外的安樂堂，剛剛生下孩子。
紀宮女看著懷裡的孩子，幸福地笑了。自十四歲被俘虜入宮，從富家小姐淪為宮女，一個人默默苟活至今，她第一次又有了家人——她自己的孩子。
然而這種幸福並不長久，奉萬貴妃之命前來的太監張敏已經到了。他靜靜地看著面前的這對母子，沒有說話。
然而即便不說她也知道張敏為何而來。這個從一開始就不被祝福的小生命，能夠十月懷胎來到人間已是幸運。自十四歲入宮那時起她就已經懂得了人間的生死別離。她用力抱了抱懷裡的孩子，最後看了一眼，然後遞給張敏，說：「大人，做你該做的事吧。」
然而接下來卻並沒有出現電視劇里常見的劇情。太監張敏接過了孩子，卻沒有露出劊子手的兇狠表情，而是說了一句奇怪的話：「這個孩子太危險了，你養不活他，還是交給我吧。」
二、眾秘：黑暗中被偷偷養大的少年天子
久之，生孝宗，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蜜，藏之他室，貴妃日伺無所得。至五六歲，未敢剪胎髮。時吳後廢居西內，近安樂堂，密知其事，往來哺養，帝不知也。
——《明史列傳一后妃》
事情還要從當時的皇上明憲宗朱見深說起。
這位明朝第八位皇帝，雖即位已久，正值壯年，卻苦於一直沒有兒子。
因為後宮有萬貴妃。
這又是另一個悲涼的故事，還是留待以後講明憲宗時再詳說吧。總之由於明憲宗本人童年的悲慘經歷，使得他對萬貴妃非常依賴；而萬貴妃雖然很愛明憲宗，但她的愛卻非常狹隘。她不能容忍後宮裡有其他人懷上皇上的孩子，一旦有，必除之。
前不久萬貴妃剛剛除掉了柏賢妃生的悼恭太子，後宮又回到了她的掌控之中。只是萬貴妃不知道，她的殘忍並不能得到人心，有一個嬰孩並沒有如她所設想的那樣被除掉。
就在紫禁城不遠的安樂堂內，因為太監張敏的善良與勇敢，因為社會底層的眾口一心，這個吃百家飯、穿百家衣的小皇子被藏在這裡悄悄長大了。
久而久之，就連住在附近西內冷宮的廢后吳皇后也知道了這個孩子。
這位出身名門、十六歲時帶著最青春明媚的夢想嫁入帝王家的皇后，僅一個月就因為處罰了當時仍為宮女的萬貴妃而殘忍被廢，被棄之西內。十六歲，人生所有的夢想戛然而止。
或許是因為一個人太過孤獨希望有人陪伴，或許是這個孩子讓她看到了人生的一絲轉機，吳皇后也加入到了養育小皇子的隊伍。雖然是廢后，但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我們的小小明孝宗終於可以吃飽穿暖了。
站在原址前去想像五百年前的這場風雲，我忍不住想：出生在帝王家卻擁有這樣的童年，是「幸」還是「不幸」呢？
這個小皇子，歷經千難萬險被生下，從小不知道父親是誰，母親也不能常來看他一次；不能任性哭笑，不能隨意行走，躲在偏僻的安樂堂里謹小慎微地活著；常常挨餓受凍，甚至到五六歲都沒有剪過胎髮……這樣來看，他還不如平凡百姓家的孩子，真是「何苦生在帝王家」啊~
然而他畢竟長大了，物質條件越貧瘠，生存環境越艱險，愛就越顯得溫暖。他從懂事起就被教育皇宮裡有個兇惡的巫婆萬貴妃，千萬不能被她發現，否則必死無疑，而他認識的所有人，都一心一意地守護他，給了他來自社會底層人民最樸素的愛與善意。沒有勾心鬥角，沒有擔驚受怕，從這點來說，他的童年比起他父親朱見深，真是幸福了千倍萬倍。
一個物質上非常貧瘠、精神上卻非常富有的朱佑樘，就這樣悄悄長大了。他不知道不久之後他的人生，將再次因為小人物的犧牲而改變。
因為他的父親要來找他了！這個從黑暗中長大的孩童即將走進紫禁城，去開啟他人生本來的命輪！
下一期預告：
《北京·安樂堂（二）丨紫禁城：重逢之日，愛與別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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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真愛他兒子正德，這個不容置疑。但是他們一家三口的關係蠻有趣的。
鑒於孝宗的童年慘痛歷史，我一直覺得，就算是趙皇后、王皇后、李皇后，只有不是特別的奇葩極品，他一樣會一夫一妻。
鑒於此，張家這個外戚在孝宗朝也是響叮噹啊。但是孝宗死後呢，按說應該是三好家庭喂，為毛成了太后的張皇后感覺沒什麼存在感了呢。孝宗不如憲宗，武宗不如孝宗
當然，被黑得最慘的就是憲宗，其次武宗，祖孫成了孝宗的陪襯弘治十七年，也是朱佑樘去世之前一年，首輔李東陽被派遣到山東曲阜祭孔，在路上做了一些調查，發現問題嚴重，回來以後寫了一份奏章說：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趕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麥已經枯死，秋禾也沒有種上。挽舟拉縴的人沒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鋤的農民面黃肌瘦。盜賊猖獗，青州一帶的治安問題尤其嚴重。從南方來的人說，江南、浙東的路上滿是流民逃戶，納稅人戶減少，軍隊兵員空虛，倉庫里的糧食儲備不夠十天吃的，官員的工資拖欠了好幾年。東南是富裕之地，承擔著稅賦的大頭，一年三飢就 到了這種地步。北方人懶，一向沒有積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怎麼承受得了？恐怕會有難以預測的事變發生。」
朱佑樘讀了奏章之後大為震驚。
他想起來一件事：之前多次想任命劉大夏為兵部尚書。劉大夏稱病推辭。當時劉大夏年近七十，被重用多年，中央地方都干過，閱歷十分豐富。後來皇帝下了死命令，才勉強接受。
朱佑樘問劉大夏： 「朕好幾次任用你當兵部尚書，你好幾次以病推脫。這到底是為什麼？」
劉大夏回答得也很直接，說：「臣老了，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經到了民窮財盡的地步，萬一出了亂子，兵部就要負起責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決問題，所以推辭。」
讀了李東陽的奏章，朱佑樘想起來了劉大夏的這段話，連忙召見，想問個究竟。
朱佑樘問：「上次你說天下已經民窮財盡。可祖宗開國以來，征斂有常，怎麼會到今天這種地步呢?」
劉大夏說：「問題就在於征斂無常。譬如廣西每年取木材，廣東每年取香葯，都是數以萬計的銀子。這類小事尚且如此，其它就可想而知了。」
朱佑樘又問軍隊的狀況，劉大夏說：「和老百姓一樣窮。」
朱佑樘又想不通了，說：「軍隊駐紮每月發口糧。出征還發出征補貼，為什麼會窮呢?」
劉大夏說：「那些將領們剋扣軍糧的比例超過一半，又怎麼會不窮呢?」
朱佑樘聽了嘆息道：「朕當皇帝已經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軍窮民困，我憑什麼為人之主呀！」於是下詔嚴禁。不過，從後來的情況看，仍舊是禁不住。
只能說，這十七年皇帝幾乎白當了。
我不評價兩人的好壞，就說我最近看到的一些怪現象。
最近明孝宗真是慘啊，什麼「文官集團的傀儡」、「人形蓋章機」都出來了
不知道是被誰帶的節奏，只因為明孝宗順從文官，就被罵辣雞；明武宗反抗文官，就被讚揚了不起
可以說評判標準就在於對待文官的態度，這是什麼標準啊？
歷代君王辛辛苦苦搞科舉，不就是為了選出這些文官，然後聽他們的意見嗎？不然要他們幹嘛啊？
也許敢於反抗權威的叛逆者很符合如今某些網民的口味，可你們瘋起來是不是連本都忘了？
我不是為明孝宗辯護，畢竟我對明史不了解，不知道他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從上面網友列出的資料來看，確實挺一言難盡的。
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深入了解後再發表評論，不要聽到一點皮毛就自認為窺破天機，是非曲直應該由你自己判斷的，而這個評判標準，希望能更合理一點。
明孝宗：昏庸
明武宗：昏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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