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如何衰亡的？
針對排名第一的答案說兩句
明亡於：崇禎沒有經過正統的皇家教育就上台，結果被東林黨完死。
第一，什麼叫正統的皇家教育？
如果說是指「出閣」（沿用南朝的說法，本指皇子出外就職。明代指的是皇子在宮中某殿升座，在大臣指導下讀書），那他的皇祖、皇父、皇兄們要麼也是「沒有經過正統的皇家教育就上台」，要麼接收的很不正經。我們且來看看他們早年接受教育的情況，以及與東林黨的關係。
神宗（1563-1620）是隆慶六年（1572）三月出閣讀書的，是年十歲，當年六月就即位了，顯然說不上有什麼成效。此後明廷實際是由張居正在李太后、馮保的支持下攝政，神宗的教育也由張居正總負責，從專用編寫的插圖教科書《帝鑒圖說》講起，算是比較正經的了。
光宗（1582-1620）是萬曆二十二年（1594）出閣的，年十三歲，已是晚了，出閣之後可確定的講學時間，我檢索《神宗實錄》中有二十二年二月癸丑（卷270）、二十四年四月丙午（卷296）、二十八年九月丙午（卷351）、二十九年二月壬申（卷356）、三十年四月壬辰（卷371）、三十年八月戊午（卷375）、三十二年三月戊辰（卷394，這次講學很快暫停了，原因是發生日食、內閣「待罪」罷工）、三十二年八月己卯（卷399）、四十四年八月壬寅（卷548，時隔十二年後再次舉行，且只講了一次）等九條的記載。明代皇子出閣讀書，一般分春、秋兩季，寒暑各有假期，暫停後再開都要由閣臣奏請，皇帝批准。這些皇帝批准記載一般都發生在冬末春初（二月、四月）和夏秋之際（八月、九月），如果假定每次記載代表一個「學期」，那麼光宗一共上了七個學期又零幾次的課程，時間倒是分散在23年之內（大致可分1594-96、1600-1604兩個階段，外加1616年表演性的一課），恐怕不是很正經，不過好歹是接受了「正統的皇家教育」吧。
泰昌之政雖然只有短短一個月，很重要的一項政策，就是召回神宗朝放罷諸臣，其中也就包括了所謂的東林領袖鄒元標，還啟用了和與東林關係密切的舊輔葉向高等人，天啟初年的東林「眾正盈朝」的局面，實際乃是他起用的閣臣劉一燝、吏書周嘉謨等東林同情者和他寵信的宦官王安的功勞。這個「正統的皇家教育」，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熹宗（1605-1627）就更不用說了，著名的大齡失學兒童，從未出閣，在東宮跟宦官讀書，即位之後以「日講」的形式開始讀書。那才真是「沒有經過正統的皇家教育就上台」，而且也不像萬曆初年那樣實際由首輔攝政。他最賞識的講官是孫承宗，這使得並無軍事方面經驗的孫承宗，得以在不到兩年之間，從左春坊左庶子升為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實掌兵部事，不是虛銜）這一堪稱明朝前所未有的重要職位。而孫承宗雖然不是東林黨人（他以大學士的身份，僅在《東林點將錄》列出林龍之位），卻也是個同情者，因此才會有他要率兵「清君側」的謠言。這就是熹宗在受「正統的皇家教育」的過程中的一大影響。
總而言之，明末萬曆、泰昌、天啟三帝，都不是在做太子的時候接受了長期的穩定的教育（光宗夠長期，可是不穩定），但也沒有表現得特別「天真」。如果有的話，也只是熹宗後期委政魏忠賢才算是。反而光宗和熹宗初年都有召用東林。這要涉及到那些什麼「東林廢除商稅」的鬼話了。如果有興趣的話，自己去找黃仁宇的《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稅收》才看看，就知道所謂的商稅和鈔關、海關稅等等一直都在。至於說什麼「礦稅」，明朝根本沒有一個叫「礦稅」的稅種……「礦稅」這個歷史名詞是礦銀和榷稅兩項新政策的合稱。萬曆朝的礦銀就是在禁止私人擅自開礦的前提下，由朝廷發給商人開礦資格，派宦官到當地監督，收取大約一半的收入作為礦銀上交內庫，又叫「礦課」。這根本也不是一件打擊商人的事兒，反而有很多地方勢家爭著承辦呢。詳情下節詳敘。
至於明朝除了皇子出閣、幼帝日講的制度之外，還有什麼秘密傳授統治心法的「皇家正統教育」，就非我所知了。如果說有，那請拿出史料來說話。
話說回來，除了正式的出閣之外，明朝的小皇子們也會從其它渠道接受教育。譬如孝宗幼年時，就有宦官覃吉「日夜啟導，凡句讀、字音、禮儀、政事及民情世故，皆從容講說，委曲詳盡。」（《孝宗實錄》卷1）神宗小時候每天早晨隨母妃李氏朝見穆宗陳皇后，皇后「取經書問之，（神宗）無不響答」。（《明史·神宗本紀》）那麼毅宗呢？顯然也是讀過書的。明末宦官中的文化人劉若愚記述毅宗在藩邸時讀書情況：
今上寫仿進字時，凡紙有餘，而影本或小者，必挪移而填滿之，不忍將空紙裁去。覽漢末書史，見十常侍、董卓、曹操等擅權，未嘗不撫卷切齒。凡經書有疑難字義典故，即《洪武正韻》、《海篇直音》及《韻小補》等書，自搜查之。（《酌中志·恭紀今上瑞徵第四》）
可見他在即位前已具有讀書自學的能力，超過了開蒙階段了。
第二，崇禎時期的「東林黨」如何玩死毅宗？
2015年6月21日編輯
所謂「東林黨」，其起源是神宗親政前期政爭中失意的一班兒常州籍官員顧憲成、高攀龍、孫慎行等人在無錫的東林書院聚會講學。這些人多數對理學有所愛好，且不滿於當時流行的王學，所講的學主要是偏向於朱學的理學。顧憲成等人雖然在鄉，但和一些在朝官員支持淮撫李三才入都察院，吏部右侍郎、掌翰林院的侍讀學士王圖入閣，藉此返回中央。政敵則把他們說成是一個在東林書院為害一方、議論朝政的「黨」（古代黨是貶義詞，東林里大約只有高攀龍曾經說過自己支持組「黨」，但被朋友批評）。這些人整體上政治操守是比較高的（偷窺退休閣臣給皇上的密信什麼的就不說了），所以有一定聲望。在萬曆末年的紅丸、移宮案中，東林黨人給事中楊漣（他當過無錫附近的常熟縣令，和東林有關係）異軍突起，贏得了巨大的聲望。他的同年左光斗乘勢而起，成為政治紅人。其它在光宗一月天下中被起複的東林黨人也佔據了朝廷要津，並和張居正執政時期被貶黜的鄒元標在政治上聯合，一時把持了朝政。但反對他們的官員圍繞在魏忠賢身邊組成了閹黨，以熊廷弼案的名義將東林黨人或殺或逐，形成天啟末年閹黨獨大的局面。
但是，新上台的毅宗皇帝是厭惡黨局的，無論是東林還是閹黨，因此他要打擊閹黨，也不希望東林反過來得勝。
在崇禎初年，確實又出現了對東林有利的局面。崇禎元年（1628）底，形成了以舊輔韓爌為首，李標、錢龍錫次之的內閣。這三人在天啟朝後期都受過打擊，整體上是一個非東林但同情東林的內閣。再來看朝廷里另兩個在人事方面發言權較大的職位：吏部尚書是天啟末年去職、崇禎新起用的王永光，他本是閹黨一員，末期在內部傾軋中失腳，但毅宗信任他，讓他參與了對閹黨的定罪；左都御史是辛亥京察（打壓三黨的一次京察）里的幹將曹於汴，算是東林里的北人。整體看來，東林勢力較強，但毅宗也專門安排了非東林的吏部尚書王永光加以制衡。一時「閹黨餘孽」王永光成了朝廷里的活靶子。
然後就是著名的枚卜案，新一代東林領袖「浪子」錢謙益出馬要進內閣，把親東林的北人成基命排在第一位，自己排在第二位。這時烏程人溫體仁發難，得到和東林略有關係的少年狀元周延儒之助，把錢謙益坐實為「黨魁」。這次枚卜因此而中止，錢謙益等人謀劃的純東林的內閣沒有出現。
到了崇禎二年十月的己巳之變，因為清太宗率軍破口，京城危急，毅宗緊急提拔了成基命（上次枚卜的第一名）、何如寵、周延儒和錢象坤一批人入閣，同時錢龍錫則因捲入袁崇煥案而致仕後下獄。何如寵是一個天啟後期被打擊過的中立人士。錢象坤也是一個中立人士，閹黨徐大化還上疏推薦過他。
之後，溫體仁和跟他關係不錯的吳宗達也入了閣。吳宗達在天啟後期也有人說他是東林，不過那時候東林只是一個除了鐵杆閹黨之外幾乎哪個京官都可以被罵的污名。一般認為溫體仁和周延儒此時在政治上是同盟關係。而經過錢龍錫案的發酵，周、溫二人明顯得到皇帝支持，韓爌、李標、成基命、何如寵等人相繼去職，就形成了周延儒首輔、溫體仁次之的新局面。崇禎六年，周延儒被多方攻擊而去職，溫體仁遂升為首輔，他團結山東、江西等官員，擊退了崇禎八年文震孟、許譽卿等東林殘黨的挑戰，最終在崇禎十年致仕。
在人事方面，崇禎三年，烏程人閔洪學（參與平定奢安之亂的能吏）代曹於汴為左都御史，次年更代王永光為吏部尚書，五年八月去職，接著毅宗起用天啟初年辦過遼東糧餉的中立派麻城人李長庚，七年又將其削籍，換上山東人謝陞（黃宗羲認為此人傳溫體仁衣缽），一直干到崇禎十年初。崇禎四年閔洪學調任吏部尚書後，當年任吏部侍郎，和趙南星共同在吏部對抗閹黨的陳於廷代為左都御史，五年被削籍，由工部尚書山東人中立派（似乎和老齊黨有關係）張延登接任，七年去職，換上烏程人老浙黨唐世濟，九年下獄，次年又起用了另一個老浙黨商周祚。可以說，在崇禎三年到十年，周延儒、溫體仁執政期間，東林黨根本難以染指朝廷重要職位。
之後東林黨的唯一一次大翻身的機會，就是藉助崇禎十四年閑居在家的周延儒東山再起的機會，其昔日政敵錢謙益和會試門生復社頭目張溥等人紛紛政治獻金，要求這位昔日的東林舊友周延儒任用東林人士。果然周複位後，吏部先後由親東林的李日宣和東林鄭三俊執掌，中立的左都御史王道直削籍後，由親東林的劉宗周、李邦華（鄒元標門生）繼任。不過，同時支持周延儒還有阮大鋮（那位東林叛徒），其結果是起用了他的朋友馬士英（弘光朝名臣），所以這次周延儒執政也並不是完全的東林反攻。崇禎十六年五月，周延儒致仕，年底被賜死。這次東林「復辟」就到此為止了。一年後，北京也就陷落了。
總的來說，崇禎一朝十七年，東林只有在初年的兩年多和後期的十四-十六年間兩度佔據一些要職，但由於毅宗對他們並不信任，實際權力有限。影響崇禎朝政府行政效率的首先是嚴重的腐敗（周延儒、薛國觀都很貪），其次是不停歇的黨爭（東林與溫周的鬥爭，韓爌被指為「山西黨」黨魁，浙人、齊人、江西人等等地方勢力各成一派）。政府職位完全淪為官員謀取利益的平台和黨爭爭奪的對象。士子為突擊科舉而結成的文社，竟變成了勾結鄉紳把持科舉的全國性組織，以至於毅宗和溫體仁要用薦舉制來打擊這種情況。這種局面是萬曆中期以來長期連續黨爭的惡果，可以說參與的官員和慣於偏袒大員的神宗、放任閹黨打擊東林的熹宗都大有責任。編造一些「東林不讓收稅」的神話（事實上來自江南地區的收入在明朝的財政中一直占最大比率），是虛假而無聊的。
看了上面一堆討論什麼皇帝素質啊，袁崇煥啊，毛文龍啊什麼的，其實半毛錢關係都沒有。你真的相信皇帝的好壞會決定國家的興亡？你真的相信將領的素質會決定戰爭的勝負？我是不信。
在問一個國家為什麼衰亡之前，應該先問怎樣讓一個國家不衰亡。換句話說，就是讓你當皇帝，你怎麼當？你怎麼找到人給你當兵？怎樣讓農民給你交稅？天命所歸是你的合法性來源，儒家思想是你的意識形態，但是你還是需要一些技術性的手段來維持你的統治。
明太祖想了一個辦法，就是把天下百姓編成里甲，造成黃冊，在官府存檔。里甲制度就是十戶編成一甲，十甲編成一里。到該交稅的時候，縣官就去催里長，里長就去催甲長，甲長就去挨家挨戶催，保證大家完成交稅的任務。如果有誰不交怎麼辦？甲首去拿鞭子打。如果那家人全部跑路了怎麼辦？一甲裡面剩下的九家平攤跑掉的那家欠的稅。這是交稅的方面，但是要注意，明初是沒有硬通貨的，交稅都是交實物，比如你種的稻米，你就交糧食，你種的桑麻，你就交布匹，國家把這些東西收到倉庫裡面存起來。但是除了賦稅之外還有勞役，比如國家的驛站要人跑腿，國家要修水利工程，國家公務人員出差需要人接待，這些都是按里甲分派找人去做。比如修路，今年是A里出一百個人去修，明年就到B里出一百個人去修。這就是明朝前期的運作方式。當然，並不是全國的人都被朝廷編為里甲了，還有一大堆人是在里甲制度以外的，他們不用交稅，也不用服役。那麼我們就要問，為什麼還有人願意被編進里甲呢？為什麼他們不跑呢？因為我編進里甲，我就有戶口，有戶口，就可以報名科舉考試，可以做官，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光明正大地欺負那些沒有戶口的人，搶他們的土地，把他們趕到山裡去，或者趕到海里去。後來那批被趕跑的人就被裡甲制度裡面的人稱為傜、壯、夷、獠、疍等等，變成了我們今天的少數民族同胞。而那些有戶口的人，就是漢人。
實際上，明太祖的這個辦法是很笨的。第一，社會上的情況無時無刻不在變化，而官府掌握的黃冊十年一造，官府掌握的信息是嚴重滯後的。更何況黃冊本來也不準確。如果一甲裡面有一家人死絕了，或者遷移了，剩下九家就要負責他家的稅。如果有兩家人跑了，剩下八家就要負責那兩家的稅。如果九家人都跑了呢，剩下那一家人是負擔不起的，所以也只能跑路。全都跑了，那就全部由里長甲首負責了。如果里長甲首也跑了，那政府就收不到稅了。第二，里甲制度沒有辦法保證賦役負擔公平。如果我是豪門大戶，我和官府有關係，我就不交稅也不服役，分攤給那些窮家小戶去做。而且朝廷每年需要的東西是不同的，如果今年朝廷需要很多布，那麼那些產布的人家就慘了，而種糧食的人家就不用交。如果今年在某縣修運河，那麼那個縣的人就慘了，輪流去服役，而沒有運河經過的縣就沒有這個負擔。所以到明朝中期，那些窮家小戶的人都逃亡了，豪門大戶又不交稅不服役，那國家怎麼辦？已經可以打出GG了。
所以，對於明朝，我們要問的不是為什麼在崇禎的時候滅亡，而是為什麼沒有在嘉靖的時候滅亡。一個政府，收不到稅，找不到人當差，早就應該完蛋了。這個時候，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哦，不對，是哥倫布發現美洲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滾滾白銀。隨著16世紀西班牙在南美洲的開發，大量的白銀被開採出來運到中國換取絲綢、茶葉、陶瓷等等東西。白銀是個好東西啊，從此以後國家再也不用收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回來堆在倉庫里了，所有人交銀子就好。我需要什麼東西，就去市場上買什麼東西。我也不需要里甲制度去抓人幫我幹活了，直接拿銀子去街上請幾個遊手好閒的人來干就好。更重要的是，對於官員來說，收實物稅和服勞役的時候，我沒辦法貪污啊，那些鬼東西我要來幹嘛，又吃不完穿不完。現在收銀子，我就可以拿去買我想要的東西，可以拿去孝敬上司，所以地方政府收稅的積極性也提高了，紛紛開始賦役制度的改革。到了萬曆的時候，張居正出來搞了一個一條鞭法改革，正式把地方上林林總總的改革統一起來。中學歷史教科書上都說張居正是一條鞭法改革的總設計師，其實他只是根據社會實際情況把一些地方上的既成做法合法化，規範化了而已。現在好了，各種勞役啊通通不用服了，各種雜稅啊通通不用交了，所有人按土地多少交固定數量的銀子，剩下的事你們就不用管了，國家僱人去做。這樣皇帝也好過，老百姓也輕鬆。現在是按土地多少收稅，不是按戶口人頭收稅，這樣豪門大戶也必須要交稅了。好了，我們終於再一次維護了世界的和平！一條鞭法改革可謂是立竿見影，萬曆皇帝瞬間就有錢了，到萬曆二十年左右就打了三仗，小試身手，分別是寧夏之役、朝鮮之役、播州之役，史稱萬曆三大征。
然後呢？明朝的根本問題就徹底解決了嗎？其實並沒有解決，因為你現在按土地收銀子，但誰手上有多少地你知道嗎？清查土地所有權是非常困難的，民間會想盡辦法隱瞞。派下去執行任務的胥吏也會和大戶勾結起來，弄了很多虛構的戶口出來持有土地，到了收稅的時候你根本找不到有這麼一個人。所以最後交稅的還是窮人。不管怎樣，官府好歹可以收到一些銀子了，但收了之後就把錢貪污掉了啊，到了需要用錢，需要用人的時候怎麼辦？繼續讓里甲去分派。但里甲制度早就已經崩潰掉了，根本找不到人，那怎麼辦？萬曆皇帝又想出來一個辦法，我找一幫太監去全國各地收礦稅。所謂礦稅，別以為那就是去開礦的地方收稅，明朝的礦業還沒有發展起來呢，那幫太監也沒有勘探礦藏的本事。礦稅的本質就是，跑到有錢人家去，說，您家這塊地底下埋了好多礦呢，我們要在這開採。什麼？不讓？那你交錢來我們就走。換句話說，就是去勒索，搞得民間雞飛狗跳。然後就是東林黨的事，跟丁行知說的差不多，東林黨群起抵制礦稅。再後來，遇到個天災，餓殍遍野，盜賊遍地。再加上，17世紀大英帝國崛起，西班牙帝國被乾死了，明朝的白銀供應鏈突然斷了。這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崇禎皇帝到死也在怪群臣誤我，其實，他只是運氣不好而已。到了大英帝國全球體系確立，重新恢復白銀供應的時候已經是18世紀了，那段時間的中國，史稱康乾盛世。明朝為什麼會滅亡？
我覺得明朝就是一個活了276年的自然人。死於年齡，亡於氣數。
明朝誕生於朱元璋，亡國於崇禎。首先我想聲明，朱重八很偉大，但是崇禎絕對不是昏君。雖然崇禎的能力不可能建立一個新的朝代，但是即使朱元璋從墳里爬出來，再給他劉基、李善長、徐達和常遇春這些猛人，他也挽救不了那個垂危的老人，那個重病纏身的老人。因為從朱元璋建立帝國各種制度開始，就註定了這個朝代的壽命。
首先，自然方面的原因---連年自然災害。首先明朝是亡於李自成這個當年的驛站服務員，這是歷史的公認，而並非皇太極。即使清軍入關，也是打著為崇禎皇帝報仇的旗號。皇太極當時的業務範圍就在遼東一塊，而且每次擴大業務範圍到北京周邊來個武裝大遊行，也無非是為了搞點生活用品搶點錢，並沒有在關內長期開展業務的打算，基本就是搶完了，不用盧象升或者祖大壽來哄，自己就走了。但是李自成這個曾經的公務員或者公務員里的臨時工，因為崇禎裁剪驛站下崗，陝西連年災荒，政府不再發工資，就帶著自己的老鄉開始創業，在全國折騰搞起義。最後，誤打誤撞到了北京城，逼死了崇禎，自己也做了18天皇帝。在崇禎末年，他不是無視於這十多個部隊，幾十萬的流民滿國內的開發分店搞創業，也救濟過也打過，但是實在因為一年好年景都沒給他，導致了最後的農民軍把他逼死了。
其次，生產關係導致的土地兼并。明末的土地兼并非常的嚴重，很多土地都被分到了大戶豪門，老闆姓手裡的地越來越少，沒有土地就要當佃戶，但是佃戶的日子是不好過的，沒有災荒，湊合溫飽，有了災荒，積極乞討當流民。但是呢，這些皇親國戚和諸位爵位繼承者，是可以少繳稅甚至不繳稅的。導致了國庫收入非常少。雖然猛人張居正活著的時候，搞過全國性土地測量，也大幅度的削減了地主豪門的土地，包括皇親國戚的土地，也包括孔老二子孫霸佔的土地，但是隨著萬曆皇帝這個大哥，一心想打破張居正給的他童年陰影，響應他祖宗朱元璋統治對於革命先輩子孫的福利政策，等等原因吧，土地在萬曆後期，又開始了兼并。導致到崇禎年間，土地兼并非常嚴重。到後來李成梁的遼東軍，不光給錢，還要給土地。最後明朝的收入已經不足以支付軍費開支。這個張居正在太平盛世都解決不了，崇禎也沒轍。
第三，經濟問題—沒錢。這個沒錢的問題怎麼說呢，我想了一會決定，我怎麼想的我就怎麼說。沒錢就是沒白銀，這個沒有白銀不是收不上來，是國內白銀都比較少，流失的比較多，用句經濟學的話叫通脹緊縮嚴重。造成的原因很多種，大家感興趣可以去研究下。這個經濟學難題至今也困擾很多國家，別說那時候不懂經濟學理論的崇禎同志。
第四，官員問題。這個時候的官員，貪污是小問題，不作為才是大問題。很多人一直詬病崇禎皇帝的用人，我想說，他已經無人可用。首先楊嗣昌同志當初搞攘外必先安內，學東漢劉秀搞議和。當時皇太極是不想打到關內的，跟他爹在東北啃了半輩子人蔘，雖然體力好，但是沒那麼大的野心的，不過想要點錢和生活用品。所以當時提出議和先收拾農民軍時候，以黃道周為首的大臣，奮力反抗，直至失敗。而皇太極同志一邊在關外努力艱苦生活，一邊耐心等待，直到等了幾個月，那個跟他談議和的算命先生走後一直沒消息，覺得自己又上當了（皇太極談判上當也比較多），所以第二年六月又到了北京武裝大遊行。明朝失去最後議和和喘息的機會。這裡我不想講黃道周這些儒家「忠誠」，他們亦對亦錯，如果不信可以看看這個扁擔軍和後來他輔佐唐王的歷史。但是我這裡想說，皇帝在明朝也不是隨心所欲的，你想議和，大臣不同意，皇帝也沒轍。所以官員這個時候，最後坑害了崇禎兄弟，直到最後崇禎說出這些大臣都該被幹掉。也顯示出他的無奈和後悔。
寫到這裡覺得我是在為崇禎伸冤叫屈，其實也是也不是。是的方面是這個確實不能把所有責任歸咎於他，不是的方面是這些問題就如果一個老年人的各種疾病，你吃藥胃病受不了，你輸液心臟受不了，總之就是沒轍了，人老了，就這樣了，最後就交代了，用一句大家常說的叫氣數已盡，人命到頭。歸咎原因，明朝最早的以農為本的政治方向，限制了當時在明末蓬勃發展的資本主義，也忽視了這個經濟的力量，所以限制了財政發展，說官方點叫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不符，經濟基礎註定要改變上層建築，但是可悲的是，清朝還是封建王朝。所以很多人後來跟清朝玩命反清復明，其實少數民族統治只是小部分原因，大部分原因是因為前面幾個清朝皇帝實在太猛，資本主義還是得不到發展，不像明末那麼熱鬧，皇帝沒時間搭理他們。直到清中後期，資本主義的發展空間相對寬泛，大家才不鬧了。
最後說，朱元璋的政治制度和官員設置這些必然因素，加上一些自然災害啊，李自成和皇太極這些偶然因素，導致了明朝就在該崇禎那時候滅亡。說封建點，這就是命，你沒法跟命爭。
PS：我再次為崇禎同志伸冤幾句啊，我們數數明朝後期這些皇帝。
朱見深為了一個悲慘幼年不離開的老女人，死去活來，這個老女人見到別的女人懷了皇帝的孩子，就見一個弄掉一個，搞的皇帝差點覺得自己不孕不育，幸好朱佑樘命硬。
朱佑樘是個好皇帝，但是只活了十年，十年內有三楊幫忙，實現了中興。但是這個大哥啥都想到了，就是忘了教育兒子了，生了一個朱厚照。
朱厚照我就不多說了，就說一個豹房，感興趣可以看看這個能折騰的大哥的豐功偉績。這個大哥最缺德的是他沒兒子啊，然後來了嘉靖。
嘉靖給他老子爭名分之後，就不幹啥正事了，一心修鍊，想當神仙，還弄出一個嚴嵩了，後來還玩個二龍不相見，幾乎把自己的兒子搞殘了。這個兒子隆慶。
隆慶這位大哥，估計是被他爹迫害夠嗆，好色吃性葯過度，竟然追著高拱要那個波斯美女奴兒花花。在位六年就掛了。然後出來了萬曆。
萬曆幸好有張居正，一定程度上靠張居正的管束出現了中興。但是張居正命不行啊，不到六十就掛了，據說是戚繼光也是送他兩個波斯美女，然後就吃日本海狗補藥補過了，痔瘡死了。死後開始清算張居正，然後就開始學他爺爺不上朝，申時行這些混派和稀泥高手根本不是他對手，畢竟人家老師是張居正，申狀元也沒轍。後來一心想讓福王（被李自成幹掉了）當皇帝，廢掉大皇子，鬧了好幾十年，終於死了之後穩定了。朱常洛這個大太子即位，即位也是廢柴。
朱常洛都沒活過他爸爸的年份，據說就被李選侍和福王他媽鄭貴妃送了八個女人給搞病了，後來又找個太監給看病，差點死了，最後一根稻草是自己要吃紅丸，然後就掛了，然後年後都沒用上。然後我們的天才木匠皇帝朱由校登場。
朱由校就別說了，他爸爸朱常洛一輩子顫顫驚驚的，為了讀書都爭了好多年，他更是沒啥文化，基本算個文盲，但是木匠活乾的卻是不錯。如果不是文盲，魏忠賢這個文盲也不能這麼糊弄他。可惜這個哥們命也不行，在位七年就向祖宗去彙報工作了，然後給了他弟弟，我們的老熟人，崇禎。
您說，都到了這個地步了，上數這麼多代，沒啥正經人，這個國家要是還不病危，那就是命真的出奇的硬了。說實話，中間要不是有于謙，張居正，王守仁這些猛人頂著，我覺得早就該寫明史總結了。能混到崇禎，真的也就夠意思了。
印象作答，不準確的地方希望指正。
個人認為兩個原因：財政崩潰+兵制崩潰
先說第一點。中國古典王朝都是建立在小農經濟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因此歷朝歷代中後期土地兼并現象幾乎是不可避免地出現。土地兼并之后土地向大地主或皇室集中，大量小農失去土地成為佃農或流民。而由於小農經濟中中央政府是通過層層官僚體制直接向小農徵稅，大地主或皇室則可以通過各種手段逃避繳稅，因此這種現象又反過來直接影響中央政府的稅收和財政。從而導致貧富差距越拉越大，流民越來越多，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而中央政府又沒有足夠的財力和實力來解決問題。到了這個時候基本上就屬於「只欠東風」的狀態了，任何偶然事件點起的零星火苗就可能成為加速王朝覆滅的導火索。相對來說，幾個大朝代中只有宋朝在財政方面解決得較好，由於政府從貿易中抽取商稅，因此不但國家財政不像其他朝代一般吃緊，還造就了繁華的商業活動與商業都市（清明上河圖可見）。但是宋朝的失敗不在於此，此處不表。
明朝基本也不例外，嘉靖年間就已經面臨比較嚴重的財政問題。後來正如 @梁晨所答，拜全球貿易體系所賜大量白銀內流，填上了財政虧空，成功續了命。之後張居正的改革是想在這個基礎上更進一步建立一種新的結算體系（白銀、土地），才有了萬曆中興。但是這種改革並沒有觸及王朝的核心地主階層的利益，因此小農經濟基礎並沒有改變，也沒能緩解土地兼并等一系列問題，到了萬曆後期，財政就再次吃緊。個人認為萬曆皇帝不是不知道其中緣由所在，提出征礦稅從另一個角度還是在想辦法擴大中央財政收入。注意萬曆在這裡是派宦官以加內庫內帑的名義去征的（後來看內帑大部分還是用在了國家財政支出上來填補戶部的虧空了），說明他壓根沒辦法通過行政手段和官僚集團來推行。這一方面是由於萬曆皇帝本身和官僚集團長期對立（所謂怠政），另一方面到了萬曆年間作為各個利益集團在朝廷代表的文官集團各黨派已經形成勢力了，自然不會同意讓萬曆皇帝財政擴充的舉措落在自己所代表集團身上。因此這個問題愈演愈烈，最後文官集團基本就是鐵板一塊，公開和皇帝對著干，皇權被大大削弱（政令不出……），言官只不過是這個系統中沖在最前面的發聲器罷了。
到了天啟皇帝時期，為什麼皇帝縱容魏忠賢及其閹黨？個人認為從政治上說無非就是與文官集團形成制衡，從而能奪回部分皇權。大家注意，明代實際上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宦官亂政」，宦官並沒有形成獨立的政治實力（如漢朝唐朝宦官掌握禁軍能廢立皇帝）。因此明代的宦官實際上是皇權的代表，行使的是皇帝的權力，否則崇禎哪那麼容易就扳倒魏忠賢啊？同樣正是由於這一平衡的出現，相對來說天啟在位6年反而是明朝末年取得成績相對較多的一段時間，尤其在遼東（努爾哈赤之死）。可惜皇帝死得早（23歲）。我一向覺得天啟皇帝被黑得太過了，但是也沒辦法啊，中國傳統政治總是以道德來獲得執政合法性，皇帝畢竟太年輕……
崇禎上台搞掉閹黨，這種政治上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問題是他並沒有建立新的勢力去平衡文官系統，孤身一人和整個文官集團對抗啊。結果可想而知，財政問題依舊存在，東南地主鐵板更堅固，中央收不上稅不從這一點入手居然採用了裁撤驛站的法子，於是陝西下崗公務員李自成就走上了造反的不歸路。到了後期實際上崇禎把手裡的牌全部打光了，焉能不敗。
第二點，兵制的崩潰，這實際上還是和財政有關的。明朝採用的兵制是朱元璋創立的衛所制度，其主要思想是脫胎於唐朝的府兵制。實際上這一點讓人很想不通，唐朝的府兵制在玄宗時期就崩潰了，並且是玄宗皇帝下詔廢除的，八八同學居然又把它拾起來了……衛所制確實能夠解決前期供養軍隊的財政問題，但是一來這樣的士兵承擔的任務過多（開墾拋荒等），長期以來戰鬥力無法保障，二來在財政上又是一筆亂賬，很多時候是「自負盈虧」的狀態。正統年間逃亡官軍就已達1633664人。嘉靖年間用兵日多開始募兵，就導致了私兵的出現（大名鼎鼎的戚家軍啊）。私兵一旦出現，中央政府在軍事上的各種設想就再難徹底貫徹了（歷朝歷代皆是如此）。同時財政上私兵基本就是個無底洞，給將領效力嘛，為什麼不找個給錢多能吃飽能養活自己的。到了崇禎年間，本就拙荊見肘的財政很大一塊都投到遼東關寧軍上去，內地平叛的軍費只能讓將領自籌，無疑又加重了國內本就尖銳的階層矛盾。正由於是私兵，給將領效力而不是皇帝，因此可以看到崇禎時期出現了很多戰敗之後官兵脫下官服變民兵的場景。民兵越剿越多，官兵越打越少，頗有點神似1948-1949年校長面臨的情況。孫傳庭死在潼關之後（崇禎十六年1643），崇禎手上最後一張牌打掉，關內已經沒有崇禎能調動的將領了（何談軍隊）。對於李自成來說整個中原一馬平川，暢通無阻，給明朝的棺材打上了最後一顆釘子。
明朝的滅亡是一個很複雜的系統問題，牽扯到中國古典朝代的基本制度。實際上以上這兩個問題根植於古典朝代的基本組織形式，這2000年中中原王朝對於這一制度的修正和調整做出了很多嘗試，而且漸進式的改革一直沒有停止過。這2000年一直在調整絕不是個簡單的循環。可以看出，到了明末，這些問題已經尖銳到無法修修補補而且也已經無力從制度內部去徹底解決了。經過外族統治的清朝（基本盤是滿洲貴族，和漢人政權不一樣），直到西方叩開大門，中華民族才第一次從制度上去思考過去存在的問題。這才是梁啟超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其他因素比如小冰河期、旱九年澇九年、鼠疫等等，在我看來只算加速劑吧，到了那個時候，除非有絕頂的政治強人出現，明朝基本上翻盤無望了。可惜的是，明末的皇帝沒有一個算得上。
這兩年的兩部和明末有關的電影在這方面可以起到很好的「管中窺豹」的效果，《大明劫》中體現了孫傳庭是怎麼籌餉和地方士紳是怎麼應付的，反映出明朝財政上的問題。《綉春刀》比較直觀地展示了明末黨爭的情況，當朝的東林清流的另一面。兩部片子都值得一看。
明朝崩潰的關鍵是其財政總崩潰，帝國統治權核心保障在其軍隊，只要軍隊還在，一切問題基本都能靠武力擺平或暫時壓制，但到了明末，明朝的財政已經連軍隊都養不起了，許多軍隊連續欠餉多年，明末流寇的搞笑情況是，官兵剿匪，剿著剿著整支部隊成建制嘩變，自己也成為流寇，調轉武器反過來攻打縣城以搶糧搶錢——李自成，前政府下級公務員，張獻忠，前政府低級軍官。
所以你懂，軍隊都叛變了，還能不亡嗎？而明朝財政的問題比較長，我直接把自己前一陣寫的一篇書評截取一段過來吧：
明朝的主要財政來源仍然依靠對農業人口的徵稅，意味著稅收的合理增
長連政府開支在經濟發展中的正常增長都追不上——更不要說額外奢侈品部分和各種意外災害應對和戰爭開銷了，只能不斷地簡單粗暴重複加稅，直至無法承受，民
眾便只剩揭竿而起武力對抗以求一線生機，——此即明朝層出不窮的民變之基本由來。
而張居正的一條鞭法要求民眾直接以白銀完稅更是在經濟槓桿的作用下導致農民在豐年的命運也和荒年一樣（豐年米價賤），歲歲是荒年，本來國家是
應該利用自己的資源和運輸優勢，通過糧食和糧食產品市場的多級市場收入來創收的，然而明朝官僚系統之低能，讓張居正難以作此選擇，從而直接把市場負擔全都
扔到了力量微小的底層民眾身上。而這實際上是一條亡國之策。
當然，實際上以大帝國官僚系統之低能低效，無論怎麼做，都是死路一條，勵精圖治只不過加速其對國內資源的吞噬和滅亡，而敷衍塞責不要找事兒反倒能多苟延殘喘一段日子。
官僚系統對經濟和商業的無知，註定無法建立良性雙贏的工商業管理辦法，其結果就是日益成長的工商業要麼淪為權貴的附庸去生產沒用的奢侈品（這
會導致生產發展停滯、通貨匱乏、民間財力枯竭等一系列惡果），要麼就只能成為政府秘而不發的敵人——東南沿海之豪商巨富與倭寇合作，即為此種原因——本來
以當年中國對外貿易的規模和技術水準，建立足以稱霸東南亞沿海乃至影響整個亞歐非三大陸的海軍都不是問題，然而在官僚帝國管理之下，寶船下西洋空耗巨資、
毫無獲利、只為皇帝宮室增添一些奢侈品而已，而正當貿易反而得不到護衛與支持，以至於中國商人要與日本武士合作來保障自身權益，簡直舉世笑談。反觀歐洲商
隊，雖然船小技術差，遠洋貿易千難萬險，然而一旦成功，運回之貨物立刻增值百倍，這種豐厚的市場回報正是歐洲海運能力不斷增強的根本動力，而以農業思想為
中心的大陸帝國，即使有再長的海岸線，也根本不知如何利用其中無限的經濟潛力。
而官僚系統本身的貪腐和代理人的責權不一導致的，又導致各級官吏將官在對抗規模很小的外敵騷擾時，也表現出驚人的不負責任和無能，因為說到
底，不管是文官還是武將，都只不過是被帝國僱傭的拿薪水的代理人，犧牲奉獻只會虧本、冒險衝鋒得不償失、混吃等死才是最佳策略——而這在封建制下對於領主
等直接負責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由於沒有帝國那龐大的成本轉嫁空間，領主每一個錯誤決策的代價往往立刻就要自己直接支付，而如果不盡責保衛領地，一有戰
爭立刻就會失去一切，這種良性淘汰使得領主階層總體上必須保持兢兢業業，與帝國官僚的敷衍塞責、渾渾噩噩形成鮮明對比。
明末產生了一個極其荒誕的現象，往往是剿匪的官兵，因為連年欠餉和將
官壓迫，經常整支部隊直接嘩變也成為土匪，這背後反映的是明朝財政制度的總崩潰，而究其原因，除了之前已經提到的以農業為主要稅基和各種財政上的管理惡劣
之外，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帝國官僚體系的經濟本質。
大多數人都把帝國官僚體系視為一個外部管理系統，很少把它當做市場經濟的參與者來看待，而實際上，官僚體系可以說是帝國經濟最重要的參與者也不為過，而其兜售的商品，是名為政治特權的負面資產，這是帝國體系下最重要也是最惡質的產品。
官僚特權實際上可以用迫害、壓制、敲詐、販賣專營權等無數種方法去兌換金錢和任何帝國境內的資源產品，是妥妥的硬通貨，所以帝國境內的一切生
產者經營者即使不主動追求和大量購買這種硬通貨，也要被迫持有一定數額，否則不足以抵禦別人的破壞性干涉——然而它本質上是一種負面資產，因為它本身並不
創造產品，而是以負面勒索的形式去兌換其他產品，政治特權越是暢銷，實際物質生產就越是蕭條艱難。
並且，這還造成了另一個惡果，本書中引用了《明夷待訪錄》裡面的觀點，認為明朝經濟的窘境是換用銀錢，而白銀數量不足，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從
而導致流通不暢，這其實是一個誤解。而且這其實主要也不是因為貴金屬都變成奢侈品囤積在富人家裡造成的——雖然那確實存在直接影響。首先，文明的正常經濟
發展的話，貴金屬貨幣作為通貨，無法滿足市場上運轉的所有物質財富的等價物交換，基本是必然趨勢，區區貴金屬採礦業的產量怎麼可能和成百上千種其他產業的
總體增長相對抗？歐洲也遇到了同樣的困難，然而這種時候實際上根本之解決方法，只有通過政府信用，發行紙面的貨幣來補足貴金屬貨幣的不足，假如貨幣發行運
用管理的好，那麼首先促進了市場資源流通配置，各級經營生產者都通過這種本身並無價值的信用通貨的潤滑，及時地得到了自己需要的資源，經濟會因此繁榮，其
次，如果政府用這些增發的貨幣，有目的地投入到公共設施建設裡面——比如修路，比如職業技術教育、比如高等科技補助等等，更能進一步促進社會經濟和科學技
術的大規模發展，國力日盛。
而明朝政府的信用是根本不值一提的玩意兒，誰會相信一幫根本不懂經濟，滿口仁義道德，整天卻只知道敲詐勒索的低能流氓發行的貨幣？而且他們發
行這些紙幣，純屬為了搜刮民間資源繼續滿足其日常奢侈品開銷用度，完全談不上公共設施的發展建設——所以帝國官僚系統的低能和惡劣，註定天朝上邦是與近代
化之間絕非失之交臂，而是萬里之遙。
很多人都說了關於東林黨、稅制、軍事方面的原因，我從階級方面分析吧。
先說結論：明亡於封建制度的自我崩潰。（此封建制度指馬列主義語境下的封建制度。封邦建國的封建制講稱為分封制。下文同）
一個社會制度要良好運行，除了需要很多「子制度」、補丁（改革）以外，還需要參與者認同這個制度。當一個社會制度的經濟基礎出現危機；具體制度僵化；統治階層分化，人人都不守規矩了；那體制就壽終正寢了。
從經濟角度講，小農經濟在明末已經迎來了末日。雖然明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程度一直被學術界質疑。但事實情況是，小農再也無法像之前一樣完全與貨幣剝離。白銀湧入、僱傭關係誕生、江南出現資本家，這都是小農經濟瓦解的前奏。一條鞭法不過是承認了社會高度貨幣化、商業化的事實而已。至此，社會底層已經開始抵觸這個系統了，傳統的土地兼并矛盾引發的起義早晚要來。而江南商戶增加的變數就是傳統的封建社會動員體系癱瘓了。稅收不上來；兵調遣不動；丁招不上來；官使喚不靈。
在統治階級內部，滅亡開始了。我國地主階級經歷了三個演化階段。
第一階段：由貴族地主階級變為世族地主階級。這個變化主要是用人制度由「軍功爵制」逐步變為「九品中正制」。有著奴隸主、軍人出身的地主階級被一掃而空，血緣紐帶產生的貴族被分化瓦解。職業官僚開始出現。依靠著家族之間互相舉薦，由數個世家大族組成的官僚集團出現了。相比而言，世族地主階級比其未來的繼任者更終於政權，看清楚是終於政權。南朝的政權無論怎麼更迭，都是世家大族內部洗牌。地主階級還是願意接受這個遊戲規則的。直到有一天。。。
第二階段：由世族地主階級向庶族地主階級過渡。科舉制度可以算得上是一個極其偉大的創舉。其制度內涵至今影響著各國的用人制度。世家大族紛紛在科舉制面前敗下陣來，新鮮血液不斷進入統治核心。但這對於封建制度而言不是百分百的好事。
其一，貴族地主階級和世族地主階級雖然缺點頗多，但「根紅苗正」。絕大部分都是鐵杆的八輩地主。和皇室也有著巨大的聯繫。所以他們和皇帝是屬於一個階層的。即便篡位、政變也是內部洗牌。其對於國家的忠誠並不低。
其二，正是由於這種出身上和最高統治者的緊密性，保證了其個人利益與階級利益、皇帝個人利益高度一致。
可是庶族地主階級就不同了。官位完全來自於個人奮鬥；師生關係與同學關係便於組建政治同盟；官員素質整體提高反而塑造了「技術型官僚」。這使得官僚群體不再像「皇帝的合伙人」。更像是雇來的秘書。這麼一來、給誰當秘書不是干？專業知識又導致行業壟斷。藉助師徒關係，一個組織嚴密的既得利益團體出現了。這就是官僚集團。
在資本主義萌芽影響下，官僚集團從地主階級內部腐爛。即藉助封建制度牟利，又與富商結成類似於「官僚資產階級」的同盟。
皇帝徹底被架空了。
官僚集團不高興，皇帝很遭殃。即便滅國，也阻止不了官僚集團攫取利益的野心。因為這個社會制度已經無法讓官僚這個參與者按套路出牌了。當皇權集中到一定程度，官僚集團就與皇帝失去聯合的需求了。皇帝可以換，官僚集團代代吃香。
從階級角度看，明亡於階級鬥爭。崇禎用人多疑，舉棋不定嚴重惡化了皇帝與官僚集團的關係。官僚集團的私利也讓很多官僚做出了放棄朝廷當叛徒的決定。
往根上說就是封建制度到頭了。明末的問題用資本主義制度都能迎刃而解。
士紳、商賈抗稅，就搞議會。直接把反對者拉入陣營內部，資本主義化之後，皇權變為資本家的保護傘。自然上下齊心，財路暢通。英國革命開端也是稅收不上來，但是其已經有議會，統治階級逐步變為資本家。貴族自身資本主義化以後，再也不會有商人抗稅了。若稅收是為了資本家的資本擴張，原先的反對者都會舉雙手支持增商業稅。
可惜，中國的封建社會爛得太快、太徹底；資本主義萌芽長得太嫩、太小。
滿清入關之後。
大屠殺和閉關鎖國徹底消滅了資本主義萌芽；剃髮易服與文字獄徹底毀掉了民族意識與文人自尊；高產作物快速推廣像是給封建制度塗了一層防腐劑。中國的歷史如同被回檔了一樣。從1644年開始，歷史彷彿是在重演宋元一樣。可是西方早已經日新月異了。。
應該是諸多因素的影響：
- 制度上的缺陷。明政府中後期最優雅但也最無奈的是，輿論監督過厲和官員互相拆台（言官制度）。那種環境之下很難有乾坤獨斷之類的事情發生。主政大臣被彈劾之事時有發生，君王也不具有完全決策能力（可能被內閣駁回）。後果就是決策效率低下、政令難以持續。舉個例子來說，明政府屬於比較窮的政府，後期內憂外患、天災人禍不斷的情況下，想要加大稅收結果遲遲不能通過，事實上明朝後期導致西北災民救濟不成，釀成大禍。
- 其二，是經濟原因。政府財力不足導致西北災民生變，並且軍事上財力不足造成的後果更惡。有一點需要特別說一下的就是明朝的吏治是相當不錯的。事實上讀明史可知，明朝官員在比較充分的輿論壓力之下，相對還是比較清廉的，各地地方志清官廉吏層出不窮
- 滿清外患。此外患牽扯了大量的軍力和財力，至於讓李自成張獻忠成事。
- 兵痞和災民起義軍。這是明滅亡的直接原因了。
以往大家考慮較多的一般是階級衝突（農民與地主）/政治鬥爭（死人妖魏閹）/民族對抗（滿族崛起）/上層腐敗等社會原因，但是今天我要說的是一種新看法：鼠疫
一 緣起
在嘉靖十二、三年(1533—1534年),大同邊衛發生變亂,殘餘的黨羽逃往塞外,投靠蒙古俺答。這批漢人叛民不僅從事軍事方面的活動,而且在蒙古地面從事建築和農耕,並大肆招徠漢族逃民,在蒙古地面專事農業生產,導致山陝長城邊外地區的農業人口迅速增加。至清代初年,隨著
清廷對西北的用兵,這一區域成為重要的軍屯之地,農業墾殖的強度更加大了。到清代後
期,口外土地全面放墾,山陝邊外的大片牧場已全面轉化為農業區了。
有人要說了，這和鼠疫有什麼關係？
別著急接著往下看
二
老鼠
大家都知道，傳染無非三大要素
傳染源
傳播途徑 對象
鼠疫的傳染源就是各種嚙齒類動物，傳播途徑大多是跳蚤，靠吸血為生。
條件湊齊之時，便是鼠疫發生之日。
偏偏不巧
許多嚙齒類動物就生活在牧區，像土撥鼠--旱獺—長爪沙鼠等等嚙齒類動物都是能攜帶鼠疫菌的。並且它們身上還可以攜帶各種寄生蚤
但是當人類主動的大規模進入鼠疫自然疫源地時，人鼠之間大量接觸使得人類鼠疫不斷發生也就順理成章了。
三 氣候
人間鼠疫的流行也與氣候條件有關。
在年景不好發生旱災飼草欠收時,鼠和旱獺等嚙齒類動物會通過遷徙尋求食物,相當多的一部分會湊在一快，客觀上促使動物種群接觸增加;嚙齒動物機體一般會減輕,降低了對疾病的抵抗力
由於飼草不足使體質變弱的動物跳蚤增加,有可能增加對病原體的傳播
乾旱也使得鼠洞中的溫度相對升高,促進了鼠疫菌在蚤體內的繁殖。
同樣,在乾旱災荒之年,人類也加強了對鼠疫生態系統的干擾（狼圖騰中陳陣和老獵人去抓土撥鼠）。根據現代鼠疫工作者的調查,災荒之年,當地居民有到長爪沙鼠集中棲息地挖窩巢中貯糧的習慣
秋冬季節,長爪沙鼠窩巢中蚤的種類和數量很多,把大量鼠洞中的貯糧和草籽搬回家中,不可避免地要帶回大量的跳蚤,其中就可能有疫蚤。挖洞時也可能碰到疫鼠和疫蚤,因而感染鼠疫。不僅如此,在中國北方地區,災荒之年,不僅鼠糧成為人糧,且死鼠本身也會成為人食。一般說來,自斃的老鼠大多為疫鼠。取之為食,後果可想而知。
從文獻記載中可以看到，明代中後期中國進入一個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現了全國性的大旱災
以山西為例
成化---弘治
正德---嘉靖
萬曆
崇禎
旱災年份佔比
37%
25%
21%
50%
山西旱災由多至少再由少至多
全國性大旱災
成化---弘治
正德---嘉靖
萬曆
崇禎
大旱災佔比
6%
3%
13%
24%
萬曆—崇禎時期的旱情在加重,尤其是崇禎年間,不僅旱年比率增加,且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
這樣各種條件都具備了，乾旱的氣候又加了把火使得鼠疫之災愈演愈烈。
四
具體鼠疫分布
同樣以山西為例
1560年
1580年
1581年
1582年
萬曆十六年以後不再見有類似的記載,但疫情的沉寂只維持了不長的一段時間。
1610年
晉王都死於這場大疫
河北的情況
山東更慘
1633年零星疫情
農民起義客觀上也加速了鼠疫流行
1637年
鼠疫已成燎原之勢
1643年鼠疫已經蔓延到北京城了
但是鼠疫確實不是李自成帶來的，李自成於1644年三月才進入北京
五
最後
據估計,在明清之際山西-河北-山東這三個人口大省的的死亡人口中,至少應有500萬以上的人口死於鼠疫。
在明代後期、尤其是明代末年氣候異常的背景下,華北地區以及中國北方各地普遍乾旱少雨,生態系統趨於脆弱。明代後期的華北人口已相當密集，
人口的數量和流動性大大增加;人、鼠接觸機率增加,終於釀成萬曆和崇禎年間華北兩次鼠疫大流行，使這個老大帝國終於轟然倒塌。
六
注釋
1 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變遷1580—1644（曹成基）
2 也有歷史學家推測,此類瘟疫可能是滿人在其早期入侵時帶進了某些微生物,而漢人尚未對此形成抗體,結果造成了災難性的人口損失
3 能夠導致患者人口大量死亡的傳染病只有少數幾種。鼠疫、天花和霍亂是三大國際檢疫的烈性傳染病。且重症天花的死亡率不過為20—40%,故大同「大疫」不是天花。在急性傳染病中,以傷寒病人的病死率為最高,為10—47%,亦難超過50%的死亡率水平。其他各種急性傳染病,不見有超過傷寒的死亡率的。
在下不才，只是對於明朝感興趣才來回答一下，看過幾個大家的觀點，發表一下自己的見解，也許有的地方顯得姿勢水平不夠，還望向大家學習！
中國歷史各王朝，其覆滅的原因很多。許多人歸結明朝滅亡的原因於小冰期導致糧食減產，或者皇帝的昏庸無能。其實這些只能算是明亡催化劑，如果一個朝代足夠強盛，國庫充裕，那麼氣候的改變不足以使王朝覆滅。 明朝皇帝昏庸是事實，做木匠活 煉丹 自己給自己封將軍的各種奇皇帝層出不窮，可以說也就洪武至永樂，到仁宣之治皇帝還算能做些事情，到後面逐漸走下坡，更有甚明神宗因國本之爭導致30年不臨朝。但明朝能做到這一點在於它有一套極其僵化的文官制度，這是洪武皇帝廢丞相後逐漸形成的，這套文官制度使得皇帝無法分化，最後逐漸使文官的權利大大制衡皇權，即使皇帝不上朝，文官集團也能自己運行。
明亡不在於這些表面化的東西
明亡的原因之一在於文官集團的過分強大。
我們上面說到文官權利在明朝後期逐漸制衡於皇權，甚至使得文官集團成為明王朝的實際統治者，皇權架空。萬曆年間的國本之爭就可以看的出來，因為文官的阻撓，皇帝最終妥協將太子選擇為朱常洛，就可以明顯看出來文官的強勢（個人也是同情一下萬曆帝吧，很多人都覺得這是個不負責任的皇帝，因為賭氣置江山社稷於不顧，其實萬曆早期也是個欲勵精圖治的帝王，他後來的行為多數也是對於政治的失望，對皇權的無奈，妥協的選擇了朱常洛為太子，將愛子常洵封到河南，每個人都有自己無奈的地方，不被人理解的做法，即使貴為天子，也不可能擁有絕對的自由）。決定權既然落在文官集團手裡而非皇帝，那麼政策的利益方向則不再從全局考慮，更多的是體現在代表明末江南資產階級集團，如東林黨。元末戰亂頻仍，百廢待興，明初太祖為休養生息，賦稅一直不高，後期商業發展，朝廷欲加增商業稅礦稅等，都因利益問題受到部分文官阻撓。稅收是國家的重要經濟來源，一旦賦稅難以支撐國家的需要，那麼後果可想而知。最後崇禎皇帝打仗，國庫空虛難以維濟，讓朝臣拿錢支持國家，然收上來的卻寥寥無幾，當李自成攻佔北京搜刮官員財物時，卻是堆積成山。無奈崇禎帝在將死之際寫下「文臣人人可殺」。
明亡原因之二在於經濟成分超前發展。
我國的地理特點決定了古代王朝屬於農耕文明，糧食安全是第一要義，直接影響國家存亡，因此歷代帝王重農抑商，重本抑末。然明後期經濟作物增加，手工業 商業發展迅速，甚至出現機戶出資機工出力僱傭關係的資本主義萌芽，很多人不再從事糧食生產而轉投工商業，丟失部分農業勞動力，而張居正的改革將糧食稅改為實物稅，可以用貨幣代替糧食納稅。這便使得糧食生產下降，江南富商買得來美宅，卻買不來糧食，對於軍隊，更可想而知。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王朝，最終因為商業的擴張，搞垮了一個帝國。
萬曆皇帝朱翊鈞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他的一生，干過許多無能無恥無聊無厘頭的事，但萬曆二十年至萬曆二十七年（公元1592年至1598年）的那場援朝戰爭，實在是他48年皇帝生涯中的壯舉。
萬曆朝鮮戰爭，明朝稱之為「朝鮮之役」，朝鮮稱之為「壬辰衛國戰爭」或「壬辰倭亂·丁酉再亂」，日本稱之為「文祿·慶長之役」。
……
但是，七年大戰耗師糜餉，精兵強將損失大半，更吃光了張居正積攢起來的財政老底子，當此後滿清崛起和陝甘農民起義接踵而至時，明王朝捉襟見肘，終於丟了天下。萬曆一朝是大明國運浮沉的分水嶺，這一點清代史學家趙翼看得很明白：「明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王浩《日本！日本！中日歷史上的歷次死磕》謝邀，直接原因就是軍事失敗，崇禎亡於李闖進京，南明亡於滿清及漢奸，尤其是吳三桂。李闖進京明擺著是明軍軍事統帥的責任，首當其衝是崇禎自作孽不可活。南明複雜的很，沒有統一的軍事統領，沒有足以抵抗的軍隊，左良玉的大軍內訌之後降清，降將如雲，不相信清軍南下，海軍不能進取等等，總之，明亡亡於自身。
外有滿洲之屢犯，內因朝廷之內耗。
一則承平日久，武備廢弛，輕敵致敗；
二則廷議紛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三則廢抑賢能，或誅或罷，邊無定策；
四則屢次加賦，民變四起，流寇四躥；
以上互為因果，惡性循環，終於耗盡明廷精神物力，於是明亡。
大家可否探討一下，是不是從朱元璋成功搭建整了大明制度的那一刻起，這個王朝就註定在短暫的光芒之後歪歪斜斜走向滅亡？
首先明朝是史上唯一一個做到天子守國門君王絲社稷的王朝，很多人認為明朝亡國是因為宦官誤國君王昏庸，但是我認為明朝的君王並不昏庸，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歷史卻很少有說他們好的，這其中一部分是因為清統治者對明史的打壓貶損（勝利者話語權最大，這一點相信大家都知道）另一方面就算明朝的言官，明代是一個非常推崇文死諫的朝代，他們的愛好就是罵皇帝，抹黑皇帝，想想整天面對這樣一群變態，誰還有心思好好工作？皇帝也是人啊，天天被言官罵成神經病了，自然得從其他地方找到慰借，而宦官做為離皇帝最近的人群很容易被得到信任，長此以往就坐大了宦官的權利，而朱由檢做為最後一任皇帝可以說是很無奈的被推上了那個位置，他接手的時候明朝已經是亂攤子麻煩事一堆了，內憂外患一堆，亡國是必然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制度的不完繕，很多歷史資料都記載到了明朝後期國庫空虛緊張，這其中有一部分是因為貪官污吏，還有很大原因就是戶籍稅收制度的不完繕。第三個原因就是氣數已盡，很多人看到這句話都會認為這是廢話，但是不得不說老祖宗說的天命所歸這句話真的很對，每一個王朝由興盛走向衰亡都有它必然的軌跡，這一點是任何人都無法阻擋的！最後我個人覺得明朝的皇帝可以說是歷朝歷代中做的最窩囊的皇帝（當然除過朱元璋和朱棣，這兩大Boss沒人敢惹），必竟縱觀史冊還沒有出現過哪朝皇帝被言官逼成那樣！
了解明亡，我覺得可以從了解明朝的皇帝的交替入手，明的歷史雖然中間非常動蕩，發生成祖奪權，英宗被俘等重大事件，但是在明神宗萬曆皇帝之前，往往是一會好一會壞，中間總有某個賢明的皇帝可以在局勢不太糟的情況下扭轉回來，但是到了萬曆皇帝一來自己在位的時候先是接受張居正的改革，後來神經質地又全面否定，破壞了一個良好的發展基礎；後來又進行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征，雖然結局都勝利了，但是勞民傷財，軍隊也消耗不少，國庫空虛，加上自然災害，怨聲載道，最最關鍵的是這三大征之後竟然沒有再把努爾哈赤建立的後金消滅在萌芽之中；最後就是沒有教育好後代，沒人替他「買單」，後面的就一代不如一代了，雖然最後崇禎想力挽狂瀾，奈何他也不是太聰明的人，有點急於求成，誤信奸佞，清和李自成一夾擊，結果國破身死……
明朝滅亡實際是有很多必然/偶然的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1. 沒錢。這是最根本的，沒錢，無法內剿農民軍，外抗滿清韃子。
2. 沒糧。 小冰川期， 天災不斷， 農民無吃食，遂造反，加劇內亂。
3. 沒人。不敢擔責的皇帝， 造就不敢擔責的大臣。決策遲緩，搖擺不定。
總有人說明朝後期財政崩潰，那麼面對東北最大的敵人，遼餉每年加征500-700w多萬兩白銀，如果軍隊是正常水準，這麼多錢養的軍隊，夠不夠淹死核心人口不超過30w的後金？如果消滅了後金，能不能鎮壓農民起義？再往後同樣一筆錢夠不夠重建西北政治、經濟秩序？個人覺得是夠的。
如果說軍制崩潰導致的，明末軍戶體系是崩了，但是募兵制從來都是一個非常合理的選擇，而且也經常誕生強軍（比如戚家軍），為什麼到明末募兵制就不好用了呢？
明朝滅亡實質難道不是這種中央專制體系發展到最後的必然嗎？從秦開始，300年周期律可是一個鐵一樣的事實。當這種從上到下一體集權的官僚體系出現嚴重的腐爛時，就意味著從這個體制中延生出來的軍隊組織動員能力、地方經濟、政府執行力等等也跟著一起腐爛掉了。
這個時候，讓地方自治編團練，增加小自治體系的樣本數量，期待中間出現一個曾國藩式的人物更有可能給王朝續命，當然，帶來的軍閥混戰也是必然的副產品。
外部因素其實不是最主要的，哪怕說是外族入侵，甚至農民起義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內部的腐敗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了，一個過億人口的國家歲入才幾百萬兩，而李自成在北京一頓板子打出7000萬兩，明朝不是沒錢，只是政府沒錢，這種稅收放在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個笑話，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幾乎到了無法掌控的地步了，哪怕後來的清政府，人口4億歲入也有8000萬左右，按1億人口算也是明朝的兩倍以上，可見明朝政府控制能力之底下。如此狀況下，這個國家又怎能長久？
【論管理層薪酬體系重要性】明代是怎麼亡的？八旗兵真這麼牛嗎？我看未必。眾所周知，明代君臣關係極其惡劣，皇帝家非常流氓，極其不信任文官集團，反而嚴重依賴特務機關和宦官。以至於李自成打到首都，皇帝請大臣湊軍餉，大臣都是只給幾百兩甚至幾十兩，毀家紓難壓根沒有。而崇禎自縊，自成進城以後，這幫大臣排隊迎候，可見明代官僚集團和皇帝家不但沒有一條心，反而特別恨對方。所以，明代說到底，是亡於流氓的皇帝家，因為朱元璋開國設計制度的時候，就壓根看不起官僚集團，壓根沒想過對他們好一點。說句不好聽的，沒準大臣們都盼著有人來推翻明朝呢。所以說，明朝之所以亡，是因為沒有一支捍衛政權利益的堅強團體。與明朝土崩瓦解對應的是宋代，金國挺牛的，但是宋代和他對峙了百年，趙構南渡以後，南宋竟然又撐了一百五十年，簡直不可思議！什麼原因？趙家對官僚集團太好了，歷史上再沒有比趙家更好的，對老百姓也很好。那民國呢？抗戰勝利以後那麼好的牌，老蔣為什麼輸了？是他對統治集團不夠好嗎？不是，從他們自己來說主要是兩個原因：首先是官僚軍事集團未成先富，這個股權原本就是分散的，不屬於老蔣，他是名義上的領袖而已，各派都有自己的股份，各派都有自己的經營團隊和公司市場，沒有人會為了整體利益去拿自己身家和共產黨拚命；第二個原因是士兵是拿工資的，不是拚命的，這樣折騰不起，沒辦法和一群被洗腦或者說有追求的士兵干。蘇聯為何而解體呢？大概和明朝差不多，當國家集中了太多的資源，而當權的階層又沒有安全保障的時候，可以想見，不如政變據為已有，以資本主義制度來確認產權保障安全。
內亂，加上明末諸多誤國之臣。
推薦閱讀：
※明朝除了太祖和成祖以外，其他的皇帝的評價都怎麼樣？
※中越陸上爭議地區的劃分？
※天地會為什麼沒能完成反清復明大業？
※為何在知乎上討論明朝滅亡很少有人批評朱家宗室？
※為什麼明朝的諍臣敢罵皇帝卻不敢要求為建文帝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