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長征五號火箭在七月二號發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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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好事。

真正參與過航天的工程師都很清楚，我國的航天體制存在很大問題，比如市場壟斷、浪費嚴重、人才流失、機構臃腫。所以出bug其實只是時間問題。

那麼現在不出問題，難道等打仗時再出？

希望深化改革，徹底查清並杜絕問題。

航天業內人士的思考：長五遙二失利背後的隱憂

文/武青

近日，長征五號遙二火箭發射失利，在令人扼腕嘆息的同時，也引發了互聯網上洶湧的討論和議論。在對中國夢、航天夢抱有巨大期望的人們看來，這樣的失利是不完美的，他們恨鐵不成鋼，努力探尋導致失利的原因，進而凝聚在失敗中前行的力量。而對國企體制和航天發展持悲觀乃至否定態度的人們，則聯想到近期長征系列運載火箭接連出現問題，認為這樣的失利在偶然之中體現了某種體制上的必然，必須通過徹底的改革才能走出困境。在紛紛議論中，有說是新技術不成熟、倉促試驗留下隱患的，有說是福利待遇低、技術人才流失的，有說是政治任務壓力大、身心透支嚴重的，有說是體制存在問題、不改革不足以扭轉頹勢的。科學準確地認識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也是至關重要的一步，那麼航天系統內部人士如何看待這件事情呢?

1、科學試驗允許新技術認知不充分的探索性失敗，但卻應該規避和減少低層次的質量性問題。

有一種說法，這次試驗的長征五號，作為中國最新的重型運載火箭，新技術的應用超過90%，遠超西方國家新型運載火箭30%左右的新技術應用率，而大型火箭的前幾次發射風險極高，因此本次飛行試驗的失敗是科學探索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筆學費。更有樂觀者信誓旦旦地說，不管這次失敗如何慘痛，中國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的成功率在世界上都是最高的，這其實不過是一種心理上的自我安慰罷了。

科學試驗的失敗分為兩種，一種是對新技術認知不充分導致的探索性失敗，一種是人為原因導致的低層次質量性問題。我們應該允許和寬容探索性失敗，那種失敗也體現了人類在求知上的進度。但是絕不能包庇和縱容那些機理認識上已經打通、本來應該成功、卻因為人為原因導致的失敗，那種失敗只有沉痛的教訓可言。面對長征五號失敗，每個人都很痛心，也希望只是一次意外，但是事物的客觀規律要求我們必須理性地對待失敗，不能搞樂觀主義和形式主義。

長征五號的研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哪怕不算從1986年開始的前20年新型發動機技術研究攻關，僅僅是2006年立項研製後，長征五號就花了10年時間。在新一代成員里，長征五號是最先啟動研製的，但是卻比長征六號和長征七號更晚誕生。研製過程中，經過了上萬人的參與以及不可計數的地面試驗，對新技術逐漸吃透，產品的可靠性也經過了一定的檢驗，第一次飛行試驗也有驚無險地成功了。本次試驗出現的情況，有可能是關鍵的發動機系統出了故障。對失敗原因的定位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分析，但按照航天質量控制程序要求，如果是產品故障，完全可以從出廠前產品評審或是飛試前的質量複查中發現問題採取措施，但是卻遺憾地放過了疑點和隱患上天，不僅造成火箭發射失利，新一代試驗衛星的損失更是巨大，這是無論如何不能輕描淡寫、等閑視之的。

2、嚴重的問題不是一兩次失敗，而是無視在失敗或成功中暴露的許多或大或小的隱患和苗頭，不能從深層次總結問題，反思整體改革思路，改進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風。

研製過程中出現了失敗，或是成功伴隨著並不光彩的問題，從失敗是成功之母的意義上說，並不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可怕的是對失敗或成功暴露中的許多或大或小的隱患和苗頭就事論事、熟視無睹，不能從深層次總結問題，進而改進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風。嚴格的質量控制特別是雙「五條」歸零要求、嚴慎細實的工作作風，本來是航天系統的光榮傳統，現在卻有不斷走樣變形的危險。取而代之的，是對技術攻關和加班奉獻的過度宣傳，其實是避重就輕的表現。曾幾何時，「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攻關、特別能奉獻」幾乎成了中國航天的代名詞，航天人也在日復一日的攻關奉獻中不斷創造著奇蹟。但是，中國航天的成功法寶，又豈止是攻關奉獻這一條呢?在這樣一個特殊的行業內，除了巨大的精神動力，如果沒有人盡其才與能力傳承的體制機制，技術民主與嚴慎細實的工作作風以及榮辱與共、相互協助的文化氛圍，所有的成功輝煌都是不可想像的。

（1）沒有技術民主，航天事業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所謂技術民主，就是技術決策中的民主集中制，體現在集思廣益解決科研問題，並在探討的過程中勇于堅持正確意見、包容不同意見。對於同一個具體問題，處於較高職位的設計師有可能並不掌握具體情況，往往是較低職位的設計師能夠結合實際提出科學合理的見解，因此需要通過實事求是的討論和就事論事的分析，最大程度地凝聚集體智慧、形成集體共識，做出最優的決策。

說到技術民主，不能不提到中國載人航天工程首任總設計師王永志，他的成長經歷就是源於一個技術民主的故事。1964年夏天，針對中國自行研製的首枚中近程導彈「東風二號」發射時射程達不到要求的問題，時任總體室總體組組長的王永志卻獨闢蹊徑地提出了泄出燃料的思路，並鼓足勇氣闖進了發射現場最高技術決策人錢學森的辦公室，得到了錢學森的支持，最終任務取得圓滿成功。王永志從此脫穎而出，在航天領域一步一個腳印地成長起來，先後擔任七機部第一研究院院長、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首任總設計師，並在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

技術民主的實踐，需要決策者的虛懷若谷，需要建議者的堅持己見，需要政策上的保障，需要兩者之間良好的互動，需要各級技術人員高度的社會主義政治覺悟：他們把自己的技術看做是公有的、國家的、人民的，而不是謀求自身利益的工具。這樣的互動，這樣的技術公有制和技術民主，本來是航天系統的優良傳統，是中國和蘇聯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和公有制企業能夠在短短十幾年迅速超越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兩百年技術積累的重要原因。但隨著當今技術科層制的推行和強化，隨著市場經濟和經濟人思維對航天人潛移默化的影響，技術民主路線有日漸衰落的危險。上級設計師和下級設計師的職責和許可權越來越明確，上級設計師對自己的決策似乎越來越自信，下級設計師越來越人微言輕，在某方面有技術優勢的設計師，生怕別人將自己的本領學走，而基礎性的研究工作則少有人問津。雖然還有各種的技術研討會和評審會，但是會議的前期準備並不充分，會議討論的深入程度大打折扣，對解決問題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而沒有了技術民主，複雜系統的大量潛在的問題僅僅靠少數的上級設計師把關，必定是無法各個擊破的。

（2）政治任務高壓之下，雙條指揮線的天平向行政系統傾斜，原來濃厚的崇尚技術的風氣和環境持續惡化。

「兩總」系統是航天型號管理的特色，包括以總設計師為首的技術指揮線和以總指揮為首的行政指揮線，技術線負責技術狀態協調決策，行政線負責計劃資源調度管理，兩條指揮線相輔相成，既講科學又講政治。在航天傳統中，行政線、政治線的領導是高度尊重技術人員的，而技術線的骨幹又是具有高度政治覺悟的，因此兩者都將國家利益放在優先地位，是有機結合在一起的。在這樣的體制下，崇尚技術的風氣得以形成，技術人員普遍具有良好的職業榮譽和較高的工資待遇，對航天事業的又好又快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航天事業本身帶有高度的政治性。當前，對航天事業的政治期望、政治任務要求仍然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前三十年的特點，但是經過整個社會的市場化改革，市場經濟環境中的整個航天隊伍在政治素質、奉獻精神、敬業精神、團隊精神、嚴謹作風及內部協同機制方面已經都難以和前三十年相比。與此同時，也還在不斷出現新的問題。隨著各項國家重大任務的實施、從上到下對經濟業績的激進考核、各級行政管理人員逐漸官僚化，他們對政績的饑渴、完成任務的緊迫感壓倒一切，行政管理人員不再以國家利益而是以個人升遷為重，行政指揮線與技術指揮線的矛盾日益突出，行政指揮線的權力逐漸超越技術指揮線，並日益取得了在技術事務上的主導權，管理方式趨於簡單粗暴，導致科研工作決策的科學性難以保證，且對技術人員形成了越來越大的壓力。長此以往，原來濃厚的崇尚技術的風氣和環境不斷惡化了，扎堆的技術人員傾向於轉崗搞管理，這就動搖了航天事業發展的根基。

（3）型號和項目責任制阻隔了不同技術隊伍的交流協作，基礎性的技術知識和能力提升越發困難。

航天型號研製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僅要靠研製隊伍內部的大力協作，更有賴於研製隊伍之外的交流合作和「挑土」幫助。按照航天傳統，當某一個型號研製告急、人手緊張時，放下自己手上的事情，義無反顧地貢獻自己的心血和力量，為該型號保駕護航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這種傳統是航天企業、航天人公有制文化的生動體現。但是，近年來隨著航天系統普遍實施型號和項目責任制，不同技術隊伍之間的阻隔越來越突出，每個人關心的是自己負責的型號和項目，很多人把技術看做個人升遷及牟利的工具，相互之間缺乏交流協作，經驗和能力之間傳承都成了問題。此外，對於基礎性的技術知識和能力提升這樣費力不討好的活計，則成了無人打掃的「公地」——中國航天的各支隊伍原本是既有相互競賽(在為人民服務、為國家奉獻層面的競賽)、又高度配合協作的共同體，經過市場思維的改革，其內部體現出越來越多的盲目無序的市場競爭乃至內耗。

3、更大的問題還在科研工作之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技術人員的個人發展得不到滿足，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成功都是不牢固的。

就科研談科研，只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我們應該認識到，航天系統並非世外桃源，航天中人同樣要考慮住房、醫療、教育等猛於虎的「三座大山」問題。曾幾何時，航天系統可以集資自己建房子、辦教育、開醫院，自身就是一個小社區，社區內一個人有困難，單位和同事都會伸出援手，這種濃濃的人文關懷讓航天人沒有後顧之憂，可以安心地忙工作，爭取業務上的進步。但是，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航天人被無情地推向市場，沒有了可以依靠的組織，頓時感覺到個人力量的渺小，意識到在工作之外還有一大堆的問題需要解決。

航天系統作為典型的國有企業，承擔著沉重的經濟指標考核壓力，在工資總額上受到嚴格的限制。多年來，雖然工作量大幅增長，面臨的工作壓力越來越大，生存的成本節節攀升，但福利待遇不斷削減，緩慢的工資增長只是杯水車薪，特別是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相比之下，互聯網、金融等行業相對輕鬆的工作節奏以及十分優厚的工資待遇，以及整個社會紙醉金迷的風氣，都在侵蝕著給航天系統的良好傳統。本來應該成為行業骨幹的年輕人，工作上「5+2」、「白+黑」的加班加點成為常態，生活上面臨的購房等壓力卻無法消解，身心透支之下，消極怠工搞副業、尋找性價比更高的門路跳槽就成了不少人的選擇，IT行業、金融保險公司等成了首選。如今，90後們不斷加入航天系大軍，他們對艱苦奮鬥和攻關奉獻的價值觀是敬而遠之的，而對生活的品味和個人的體驗有較高的要求，提出了新的嚴峻的課題。

在新的時代條件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在加速實現中國夢，航天事業發展的需求更加迫切，人的發展要求也更加全面。除了薪酬待遇，年輕人渴望建功立業也是事業發展的重要動力，但是現在員工上升的通道卻在收窄，行政管理的職位成了趨之如騖的香餑餑，而技術職位到了副主任設計師、主任設計師的階段也面臨著天花板的限制。大家盯著有限的職務晉陞的機會，那些在各種場合表現突出、深得領導賞識的同志總能脫穎而出，而扎紮實實做技術的同志越來越難以獲得提拔，更多的同志在雖然平凡但並不輕鬆的工作崗位上越發感到職業生涯的固化，似乎從當前就能看到退休的狀態，失掉了對職業的意義感。與此同時，相當一部分的航天系統管理者受到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等錯誤思潮的影響，對搞好國企似乎越來越沒有信心，對俯下身子改進管理不感興趣，反而對擼起袖子搞政績十分醉心，進一步造成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脫節。

「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長征五號發射成敗不是孤立的事件，任何樂觀的情緒要不得，只有從一系列的隱患和苗頭中發現系統性的問題，充分發揚航天優良傳統而不是因噎廢食、否定一切，採取向普通員工傾斜的政策措施，才是解決問題的正途。為了國家的利益和航天人的福祉，堅持正確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體制和優良的傳統，杜絕個人本位主義導致的官僚主義習氣和簡單粗暴的管理方式，是在航天系統深化改革應該做的事情。尤其是要警惕新自由主義和極端市場化改革思維模式，按照這種做法，整個航天企業和隊伍首先會按照不同的企業、單位、部門、型號、項目被分解成無數個個人和小團體利益至上的市場利益主體(與之相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壟斷企業內部管理模式恰恰是計劃模式而不是市場模式)，這必然會造成整體效率下降，然後再藉機搞徹底的私有化(其他行業的國有企業都經過了這個過程)。這是中國航天企業所面臨的最危險的事。

【武青，察網特約作者，航天某院高級工程師】

【本文為作者向察網的獨家投稿，轉載請註明來自察網(http://www.cwzg.cn)，微信公共號轉載請與我們聯繫。】

這次的發射失利最受影響的應該是空間站的進度可能會放緩。長征五號首發也遇到多次故障延遲發射時間。但高科技領域發展總會有瓶頸不可能一帆風順。還是支持中國航天人。具體情況的話還得看事故後續的問題分析。

兔死狐悲，再接再厲
插一句題外話，半個月前那次失敗，網友反應出奇的樂觀，這種心態是不對的，更是對航天兄弟們刻苦奮鬥價值的否定。

一張圖概括你乎航天圈

這是長五第二次出現問題了，航天科技集團的專家一定得徹查原因，畢竟長五是一款戰略性極強的火箭，以後必有大用。從目前而言，長五不是一款技術特別成熟的火箭，液氫液氧的技術有一定難度，火箭直徑提高到五米後也需要適應。不過敢於公布發射失利本身就是一種進步，也是技術自信的另一種體現。相信航天人一定能找到事故原因，不斷摸索不斷改進，把長五塑造成國家的一張新名片。

正常事件按流程走這麼大系統這麼高比例新研不出問題才奇怪沒啥大不了的！北京的一些單位人員抱怨體制問題那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不是體制問題呢？也不好說北京房價太高就像華爾街不適合搞航天一樣誘惑太多關係太多都不利於研究同樣的待遇放北京上海可能無家可歸但二線城市也能過得不錯搞航天的搞軍工的畢竟不可能像互聯網那樣出首富嘛不然有人要噴國進民退揮霍公帑了

影響很嚴重啊，後面的東方紅5號衛星平台，嫦娥5，空間站項目都要受影響推遲。

是時候啟用陰陽五行來指導航天事業了，所有機構都拉過去從頭學陰陽五行，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