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萬曆十五年》？

11-29

這個是我幾年前寫得一點東西。算是一點評價摻雜讀後感吧。其實這本書可以當做一篇小說去看看，我認為是作者一廂情願的觀點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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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五年》記

這是一本介於學術和商業的書籍。涵蓋經濟政治社會結構軍事以及當世的思想的歷史著作。我感覺作者貫穿始終的就是對明王朝以及類似的王朝以宗法及道德運作國家機關的分析和批評。作者以各個看似聯繫不怎麼緊密的幾個主題來分別闡述作者的觀點，形式類似於小說的細緻。作者分析的立場以作者自己的話來說，作者是「大歷史觀」的角度來研究和分析的。主要內容有《第一章——萬曆皇帝第二章——首府申時行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第四章——活著的祖宗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第六章——戚繼光-孤獨的將領第七章——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

其實上面都是扯淡，來談談我都收穫了什麼。分條闡述是我這個理工思維的認為最高效清晰地表達。

1）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想要表達的核心觀念——{依靠儒家學說培養精英分子，從而形成讀書階級進而形成文官階級，依靠統一的價值觀約束統治階級（宋明清重文抑武文官階級代表了統治階級），在被統治階級以道德宗法約束，主要方式為對士大夫階級的模仿和絕對服從。但是缺乏靈活有效地法律規則，社會運作完全依靠所謂的道德掌控。國家機器的運作從皇帝到首府都只是被操作，本人的意志被徹底的壓制，失去了高效的機會，除舊革新更是不可能做到的，依靠慣性去維護。一旦平衡打破，就是推倒重來。}我書讀的少，因此不能判斷作者對明代的制度描述是否合理，但是就給讀者很大的啟發。個人到公司國家，它們的運作必須達到有實質的操作規則去遵循並且給予做事者足夠的空間去利用，強調人的價值給予人的慾望和需求一個合適的平衡，而且制度要想與時代保持一致就必須賦予它能改變的規則，制度不能賦予它神化或者虛無的力量否者就會僵化。簡而言之就是運作的有價值且高效的方法。

2）對於官僚階層的價值觀和貪污的理解。明代的文官薪水很低，中層官員依靠薪水過活都很艱難何況下層。而明代的文人的文化講究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私奉獻精神（歷史驚人的巧合）一方面是自身物質的需求與微薄薪水，另一方面是個人想要享受生活的慾望與無私奉獻的馬克思主義。呵呵，這種想畸形的制度，前後矛盾，試想想這樣的制度和文化會造成什麼樣的官員階級，官員階級是大眾文化的引導者這樣社會會形成什麼樣的畸形，人的內心會造成什麼樣的陰暗。其實在我們身邊遍地是這種矛盾，企圖磨滅人性的做法。在這個就不多說了。有什麼後果，有人說會造成推倒重來，我不這樣認為，歷史的往複往往都是因為利益的分配問題。我認為後果就是民族文化和個人性格中形成表面的和裡層的兩種，外面很亮麗，撕開皮裡面竟是污濁。

3）對於人性的理解。《萬曆十五年》里描述了幾個關鍵人物—萬曆、張居正、海瑞、戚繼光、李贄等，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有陰陽兩面（書中的原話），一方面他們可能在做符合自己的價值觀且有益於社會的事情另一面卻是內心對權力利益的貪婪，矛盾集於人的每個細胞。隨便舉個例子，如你去參加志願者活動，當去了的時候你希望能遇到美女能一起工作，當然這個例子不太恰當。究其原因是社會的遊戲規則與人的內心深處的訴求不相符合。這個我的閱歷還不足以讓我解釋這些現象，我估計愈是對自己要求嚴格的人內心的鬥爭愈是痛苦。不知道孔子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他是怎麼做到的，聖人就是聖人，我等只能高山仰止。

4)對於李贄的行為及其思想的迷惑。李贄不像那些衛道士他嘴上和行動上都是桀驁不馴的風格，但是他又不同於那些不流於俗世者們對自身品格的嚴格要求，讓人感覺他是嘩眾以取寵。而且他對自己的學術的要求也是不夠嚴格，只是為了讓別人追隨自己而寫東西，這樣一個十足的自戀和以自我為中心的傢伙，確是有著對人生真理的追求。他的思想是宗教式的，讓人誤入歧途。所有的這些也讓我對人生社會和宇宙更加的疑問與迷惑。我感覺這是我最大的收穫，有了迷惑我才有機會去思考。

5）對於戚繼光的解讀。有很多將才都沒能做到，但戚繼光卻能抗倭成功，使北方防務強於其他。這些都源於戚繼光能認清政治局勢。他明白體制是不可能因為他戚繼光或者某些人而去改變，因為這裡牽涉到太多人的利益與文化和地位的矛盾。他能做的就是盡量在體制內以人治的方式去做事，盡量去維護官僚階級，同時得到當權者的支持。犧牲一些東西，換取他的權利。只有有了權利才能去做自己認為該做的事情，當然可以是富國強兵，也可以是追名逐利，這得看為官者的個人意願。這些都是體制使然，不能合理利用人才和資源，我並不是想去批評體制。我只是想說做事情應當務實，認清形勢，做自己能做的，把能做的做到極致，然後才考慮創造條件去做不能做的。

6)有關海瑞的理解。我一直有一個原則就是看人做事的目的作為評價一個人的很重要的方面，特別是當兩個人做的同一件事情。海瑞就是一個例子，在精英階級集體腐敗的時候他卻能勇敢的堅守自己的內心，值得敬佩。由於性格和時代的局限性他也許會犯一些錯誤但是都不是一個人和一代人能夠去左右的。

謝邀。

把一個橫斷面截開後看前因後果，才發現歷史是由人構成的，是人的細節、感情、慾望所驅動的，而非歷史書那種平鋪直敘、四平八穩、理所當然的邏輯（歷史書上的平板臉譜化，很容易把偉大的人物都描繪成單細胞白痴）。
順便，因為是高中讀的，當時只覺得我們的歷史書如此敷衍了事。

作為史學門外漢，我就不評價本書的史學價值了。單從閱讀體驗上說，我對這本書的許多特點都很滿意。其中最滿意的，就是作者在行文時準確使用的成語。我邊讀邊摘抄了一部分，在此分享給大家，如果大家準備開看或重讀此書，這些註解應該能幫大家省點事：

1. 秉筆直書

秉筆直書，連動式成語，指寫文章不隱瞞、不誇大，真實地反映情況。語出清·曾樸《孽海花》。

書中例句：中國的過去，禁忌特多，所以說話作文時有隱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諷今，這在明朝人更為慣技。本書論述明朝時事，舉凡有所議論臧否，都是針對16世紀的歷史而發的。如果我要對今人今事有所議論，自當秉筆直書，決不願學明朝人的辦法，否則就是違反了自己寫書的目的。

2. 狼奔豕突

像狼那樣奔跑，像豬那樣衝撞。形容成群的壞人亂沖亂撞，到處騷擾。（貶義詞）比喻敵人奔逃時的驚慌狀態。也比喻敵人亂沖亂竄。

書中例句：南直隸和浙江兩省，河流湖泊極多，官軍潰退時有如狼奔豕突，被踐踏或被擠落水致死者也為數累累。

3. 克盡厥職

能夠盡到職責，做好工作。

書中例句：在1578年大婚之前，萬曆和慈聖太后同住在乾清宮。太后對皇帝能否克盡厥職和勤奮學習均極為關懷，皇帝的其他行動也經常得到她的指導。

4. 尸位素餐

漢語成語，出自《漢書·朱雲傳》：「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比喻空占著職位而不做事，白吃飯。

書中例句：本朝有一個習慣，以氣節自詡的大臣，如果遭到議論攻擊，在皇帝正式表明態度之前,自己應該請求解職歸田，以示決不摸稜兩可，尸位素餐。

5. 左提右挈

左手提右手舉。形容相互扶持或從各方面幫助。也形容父母對子女的照顧。

書中例句：這種秉筆太監的制度及其有關限制，如果執行得當，皇帝可以成為文臣和太監之間的平衡者，左提右挈，收相互制約之效。

6. 齎志以沒

指懷抱著未遂的志願而死去。

書中例句：張先生一心想整理全國賦稅，曾於1580年終以萬曆名義實施全國耕地丈量。量後統計還未開始，而他竟然賚志以沒，抱恨終天。

7. 抱恨終天

抱恨終天，舊指因父母去世而一輩子感到悲痛。現指因做錯某事而後悔一輩子或者某些事沒有完成但卻死去了。

書中例句：張先生一心想整理全國賦稅，曾於1580年終以萬曆名義實施全國耕地丈量。量後統計還未開始，而他竟然賚志以沒，抱恨終天。

8. 額手相慶

把雙手合掌放在額上，表示慶幸。

書中例句：像他這樣具有充沛精力的活動人物享年僅57歲，使很多人為之驚悼，但也有很多人在私下額手相慶。

9. 改弦更張

改換、調整樂器上的弦，使聲音和諧。比喻改革制度或變更計劃、方法。

書中例句：萬曆聲稱，天時亢旱固然是由於他本人缺乏德行，但同樣也是貪官污吏克剝小民、上干天和的結果。現在務必要改弦更張，斥退壞人，引用好人。

10. 上下其手

比喻暗中勾結，隨意玩弄手法，串通作弊。

書中例句：這種做法，實際上是以他自己作中心，另外形成一個特殊的行政機構，以補助正常行政機構之不及。這在旁人看來，就是上下其手；以氣節自負的人，自更不願向他低頭，以免於趨附權勢的譏訕。

11. 首尾兩端

在兩者之間猶豫不決，動搖不定。

書中例句：時勢要求申時行充當和事佬，他就擔任這樣角色，至於別人的評論如「首尾兩端」之類，就只能付諸一笑。

12. 青萍之末

一般指某種傾向，或者是謠言的產生。用於形容各種事物不知不覺的發生，經過一番轟轟烈烈，最後平息。現代人尤其喜歡用這句話來形容無疾而終的愛情。

書中例句：這種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裡的人物，都已看透，他們可以從青萍之末，預測大風暴的來臨。

13. 洞若觀火

清楚得就像看火一樣，形容觀察事物非常清楚。

書中例句：於是，他既不強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張，也不反對臣僚的意見，而是對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這種消極怠工自然沒有公然以聖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別人看來則已洞若觀火。

14. 莫衷一是

形容各種意見都有。得不出一致的看法。

書中例句：根據過去的經驗，大規模整理河道，地區往往涉及數省，有時填高鑿低，等於改造地形。在這樣巨大的規劃之中，自然會有意見紛紛，莫衷一是。有時尚未開工，爭執已起。

15. 師心自用

形容自以為是，不肯接受別人的正確意見。

書中例句：以個人而對抗強大的社會力量，加之在具體處理這些訴訟的時候又過於自信，師心自用，既沒有對地方上的情形作過周密的考察，也沒有宣布法律的準則，更沒有建立專門的機構去調查案情、聽取申辯以作出公正的裁決，海瑞的不能成功已不待言而自明。

16. 狷介之士

指孤僻高傲，不肯同流合污之人。

書中例句：憤憤不平的海瑞終於在1570年春天被迫辭職回鄉，在出辭職的奏疏中，他痛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這種一概罵倒的狷介之氣（狷介之士的衍生詞），使他在文官集團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

17. 形格勢禁

原指阻止搏鬥或平息糾紛要善於乘虛取勢，抓住斗者的要害，斗者雙方因形勢的限制而自然分開。後用以指因受形勢的牽掣阻礙，事情不能進行。

書中例句：洪武即位以後，政府曾經鑄造過洪武通寶銅錢。由於銅錢使用不便，洪武八年乃發行寶鈔作為法幣。這一生財之道既經開闢，政府就不再願意繼續鑄錢，以免和法幣發生競爭。其後由於形格勢禁，再度感到鑄錢的必要，但許多問題又隨之而產生。

18. 膠柱鼓瑟

現含貶義色彩，指不能靈活變通。多用於書面語中。

書中例句：有一位御史在家裡招了一班伶人排戲，海瑞得悉此事，就宣稱按照洪武的祖制，這位御史理應受到杖責。其實這類事情在南京已屬司空見慣，海瑞卻以為有壞風俗人心而加以反對，結果只能被大眾看成膠柱鼓瑟，不合乎時代的潮流。

感謝大家閱讀。

版權及其他：所有成語釋義皆來自百度百科，如有誤煩請指正。

以下純屬個人觀點：

個人感覺《萬曆十五年》不如想像中那麼好，而且其從萬曆十五年的各個人物來述說明朝滅亡根源觀點（即整個帝國體制沉溺於道德，而不關注於技術，導致整個帝國沒有走上資本主義，而走向沒落）我個人認為是不對的。

以下分別說明兩點：

（1）學術地位不高

我只知道學術界對黃仁宇評價不高的，而且明確指出其硬傷頗多。

總體評價是：局部或有所見，大體仍屬不經。

明史學會會長商傳在講座中曾經用比較隱喻和詼諧的手段指出了黃仁宇的不足。

商傳：是誰誤讀了晚明史。學術視頻專題講座。

（2）對明朝問題的根源解析偏頗

因我個人看過吳思先生寫的《潛規則》，比較贊同吳思先生的觀點，所以將吳思先生的一些觀點搬出來論述：

我讀過四遍《萬曆十五年》。1986年初讀的時候，只覺得寫得好，說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卻說不出來，但覺汪洋恣肆，猶如神龍見首不見尾。
　　前幾年我終於找到了「潛規則」這個觀察角度，讀史時開始留心那些不明說的規矩，即隱藏在正式規則之下、卻在實際上支配著中國社會運行的規矩。有了這種積累之後再看《萬曆十五年》，就發現黃仁宇繞來繞去一直想說明白卻沒有說明白的，正是這個潛規則。
　　黃仁宇很清楚，明代社會絕不是按照那些公開宣稱的正式規範運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體只是說說而已，於是他努力描繪這種情景。至於那個社會到底是按照什麼規則運行的，他卻沒能點透，更沒有對其形成機制進行分析追究。也就是說，黃仁宇確實抓住了要害，卻未能把這個要害揪到亮處，研究透徹。他把水燒到了九十多度，但差一把火沒到沸點。
沸點就是真正支配遊戲的規則（即潛規則）。黃仁宇筆下特別有趣的是海瑞和張居正的命運，黃仁宇每講起這些，就象一個故事高手，往往合情合理地講出一個令人吃驚的結局。比如海瑞，一身正氣、刻板教條，結果失敗了；張居正呢，算計深遠、布置精巧、聰明過人、不擇手段，最後也失敗了，都是被人告倒的。按聖賢教導辦事的倒了，不按聖賢教導辦事的也倒了，這到底是為什麼？是偶然還是必然？是特例還是通則？

當然是通則。無論是海瑞，還是張居正，他們都觸犯了官場上的潛規則，因此才遭到報應。海瑞嚴格按照正式規定辦事，禁止各種名目的亂收費，自己帶頭拒收「陋規」和「常例」，也停止向上級供奉陋規和常例，這等於剝奪了各級官吏的既得利益。張居正則動用各種正式或非正式手段，逼著帝國的官吏完成稅收任務，擠壓他們的閑暇，也擠壓皇帝的閑暇，督著他們提高效率，又不能提供額外收入。他們二位從不同的方向壓縮了官吏集團的既得利益邊界，破壞了根深蒂固的官場規矩。他們的失敗或倒台，不過是違規者必然要遭遇的懲罰。
　　其實，黃仁宇已經在故事裡透露出了這些意思，他的問題是沒有點透，使得讀者仍然有不足感，需要問一句「這到底是為什麼？是特例還是通則？」我不願意留下這種模糊和不足，就把這類現象單獨拎出來討論，並且給這類可以總結出模式的現象起了名字。譬如「晏氏轉型」，說的是晏子奉命治理東阿，百姓安居樂業時晏子受到齊景公的指責，晏子遂轉變政策，鬧得民不聊生反而受到表揚。問題就出在信息渠道上，即便百姓利益受損，只要利益分配方式有利於控制信息渠道的權貴集團，傳上去的就是好話，反之則是壞話。因此事實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信息篩選者的偏好。

吳思的論述中，提到的合法傷害權：

合法傷害權不過是對合法暴力的合法應用。各個社會集團，以及各集團內部，就是根據加害能力分肥的，各種資源也是追隨著這種能力流動的，正如你說，造福於人的能力反在其次。馬基雅維利也是這樣說的，他認為，施恩能不能得到回報，取決於受益者的良心，而施恩者無法控制受益者的良心；加害者則可以單方面控制局面，因為加害只須依賴對方的恐懼。任何人都有恐懼，但不是任何人都有良心。
　　將「合法傷害權」用到平頭百姓身上，其影響和意義最為驚心動魄。我替上訪告狀的清朝百姓算過幾筆賬，為了告掉強加在自己身上的亂收費，究竟要冒多大的風險，付出多高的代價，勝算又有幾何？反過來，官吏們敲詐勒索，收取苛捐雜稅，一旦被百姓告倒又有多大風險，多大損失？幾筆賬算下來，結論竟是駭人聽聞的兩句話：當冤大頭是老百姓最合算的選擇，而當貪官污吏則是官吏最合算的選擇。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利害格局決定的。
　　這種利害格局又進一步決定了擠進官場的利潤很高，於是我們就看到無法遏止的官僚集團的膨脹。例如朱元璋時代，各縣官、吏的正式編製也就二十來人，充當衙役屬於民間的無償勞役，不過得點伙食補助。但是因為衙役擁有合法傷害權，反而成了需要鑽營甚至花錢購買的身份，以至衙役的隊伍迅速膨脹，衙役下面還有衙役的助手和臨時工。朱元璋就做過一個統計：松江府有一千三百五十名在官場上鑽營的市井之徒，他們在官場幫閑，一個牢子的名目下邊便有正牢子、小牢子、野牢子、幫虎等許多名色。朱元璋下令清理，一個松江府竟革除小牢子、野牢子等九百餘名。正式規定與實際運行的潛規則真有天壤之別。如此愈演愈烈，直至十羊九牧，將羊吃絕種，食肉動物也隨之絕種。

而合法傷害權帶來的影響，才是整個明朝滅亡的關鍵：

合法傷害權的最大受益者是整個官僚集團，連皇帝都算不上，而最大的受害者則是農民集團。如果拿現代工商社會打比方的話，那麼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老闆而是經理層，而最大的受害者則是消費者群體。
忽視官僚集團與農民集團的關係，正是我對《萬曆十五年》整體布局的最大批評。黃仁宇用濃墨重彩描繪了皇帝與官僚集團之間關係、官僚集團內部的關係、直至文官集團與軍人集團之間的關係，偏偏沒有以專門筆墨描繪官吏集團與農民集團的關係。這就好比描繪山大王們如何大碗喝酒，大塊分肉，如何拜把子排座次，卻不講他們如何剪徑綁票，如何打家劫舍一樣，而那才是決定命運的基本關係。官僚集團內部分肥所分的油水，最終都出自老百姓；張居正和海瑞企圖解決的問題，例如推行一條鞭法等，也是試圖調整官僚集團與百姓的利益關係，不談這個最基本的關係，就象談公司只談內部管理，卻不提市場和消費者一樣。
　　其實這方面的故事並不少。萬曆十五年，山東東阿和陽谷等地農民三千人計劃奪取縣城起事。萬曆十四年，河南淇縣農民王安率眾數千人造反。這是什麼意思？消費者來砸你公司的牌子了，競爭者來搶你的市場了。難道可以不關注消費者和競爭對手的動向嗎？明朝最後恰好就死在他們手上。

我認為數目字管理不過是說說而已，並不是一個真問題。如果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指的是與工商社會對應的那套技術，在明朝呼喚它或者指望用它來拯救明朝都是天方夜譚。就是說，在明朝的「體」上根本長出不來這種「用」，即便引進了這種「用」，在那個「體」上也活不了。真正的問題應該是明朝為什麼不能長入可以產生數目字管理的工商社會。
如果他指的是更加工具化的數目字管理，明朝並不是沒有——田畝計量、戶口統計、離任審計、錢糧徵收都沒有離開過數字，但在處處是潛規則的制度格局中，這些數字不過體現了數字需要者和提供者的意願和利益，它們掩蓋的東西比揭示的還要多。這樣的歷史我們並不陌生。

這本書很早就火了，在豆瓣圖書分類下的中國史項中，常年都是佔據前十的爆款，但是令其真正進入到大眾視野的，是在《人民的名義》中，劇中人物三番五次地提及。

我第一次知道這本書，是讀完吳思先生的《潛規則》後，看到評論提到，《潛規則》把《萬曆十五年》中隱晦含蓄的概念，更加赤裸裸地說了出來。

我覺得《潛規則》寫得好，愛屋及烏，就也買來了這本《萬曆十五年》。

接著上面說，《萬曆十五年》中那個隱晦含蓄的概念是什麼呢？《潛規則》多年前已經成了流行語，這個詞是如此的精準與出名，以至於人們早就忘了它的出處來自於一本中國史評論集。《萬曆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其實已經說出了潛規則的概念，也算不上隱晦，只是沒有提出一個如此貼切精準的詞來定義它，且用了一個比較高冷的書名，反響就比較冷淡了。其實它的英文名直譯名叫《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有點像《奧斯維辛沒有新聞》一樣，故意勾起好奇心和營造反差，我以為可能更有市場。

《潛規則》里，吳思先生對潛規則一詞有如下論述：

中國社會在正式規定的各種制度之外，在種種明文規定的背後，實際存在著一個不成文的又獲得廣泛認可的規矩，一種可以稱為內部章程的東西。恰恰是這種東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規定，支配著現實生活的運行。

在《萬曆十五年》中，黃仁宇先生，借申時行的篇章如是說：

申時行把人們口頭上公認的理想稱為「陽」，而把人們不能告人的私慾稱為「陰」。

黃仁宇先生所謂的「陰」，與吳思先生首創的「潛規則」，其內核一致，即不能公知於社會，卻在暗中支撐著社會運行的不成文規則。

隨著《萬曆十五年》的大熱，「大歷史觀」這個詞也得以享大名爾，因為生詞的玄乎，初聽時我也相當好奇，在看了包括作者本人在內的各類解釋後，我越發糊塗。僅我自己的體悟而言，「大歷史觀」本質上就是通過閱讀史書糾察當下社會現象其蝴蝶效應的源頭，而已。

常聽說，讀史得讀明史。我對這句話的理解是，因為明史中，造成當下社會現狀的淵源處，最多。就連開國太祖，都如此之相似。

作者提到，除開明朝開國草創時期的洪武、永樂兩朝外，這個帝國的實質主人，一直是文官集團。按我的理解，中國沒有西方中世紀的宗教之爭，但並不代表沒有宗教，實際情況是，孔孟之儒家，便是中國千百年的壟斷宗教，而文官者，名位公僕，實為統治者。他們的影響和羅馬教皇對政治的干預不同，是潛移默化且偷偷摸摸的。

他們有一套孔孟《聖經》編織下的既定規則，即便貴為天子，也不得越此雷池一步。而他們所秉持的規則，以道德的名義，實為維護自身集團利益的利器。整部《萬曆十五年》，大半章節，所講的是各個歷史角色與文官集團所秉持的規則間的博弈。事實上，歷朝歷代皆有挑戰此規則者，一時或成或敗，但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文官的。

黃仁宇先生花了大筆墨重點寫了幾個刺頭，其中最為大眾所知悉的，便是海瑞。相信海瑞絕想不到自己死後300餘年，自己的政治經歷，還能再次成為這個帝國空前絕後的一場運動的開端。

海瑞作為文官集團的一員，又是規則的挑戰者，其挑戰的方式，是徹徹底底的原教旨主義。他一絲不苟、逐字逐句地執行著孔孟聖經，但諷刺的是，文官集團雖然以孔孟教條自居，但對教條從來是以工具視之，其弘揚、遵循與否，取決於與自己的利益相符，以海瑞之極端，毫無疑問是被當作豬隊友的。

海瑞最出名的，便是那封對嘉靖帝口無遮攔、準備好自己棺材的奏疏。海瑞在此戰中佔得便宜，此後以名節對皇帝相要挾，便成了慣數套路，用黃仁宇先生的話說，就是海瑞並非不懂「陰陽之術」之精微深奧的。靠這個套路，其又在隆慶帝上任得以釋放出獄後，成功挾得在蘇州的要職。

作為原教旨主義者的海瑞，掉進蘇州這塊肥地，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一個攪局者。但師出同門，是以海瑞並無跳出時代所束的思想格局，甚至不進反退，只是遵循復古之道。在解決官司時，和歷朝歷代的官僚所遵循之法並無二致，以道德凌駕於法律之上，儘管他將道德劃分得如此細緻，如何合乎清理，卻註定逃脫不了聖人言的道德框架。事實上，以法制高度要求海瑞這個人物，本身就是苛求。

海瑞的結局並不令人意外，他的嚴於律人，苛於律己的終身準則，也沒能影響到誰。至與300多年後意外被披上的主義戰衣，成為了愚公一般的寓言，則並非所願了。

萬曆以天子之尊，張居正以獨裁者之能，申時行以和事老之老到，海瑞以原教旨主義者之偏執，戚繼光以戰神之功偉，李贄以哲學家之叛逆……最終，都是固若金湯的文官集團的手下敗將，直至今日，它依然籠罩著我們。

我讀到的，便是這《萬曆十五年》中的局。

在留言中和一位網友的討論，讓我思考到了一個點，貼在下面：

《萬》一書中，文官和人民，並不是利益共同體，更多時候，還是對立的，只不過時不時會有些「直腦筋」的「叛徒」出現而已，但也不能這麼簡單地理解。貼切一點的話，人民、文官集團和皇帝，三方的關係，有點類似於剪刀石頭布，皇帝在表面上，自然是文武百官之上，但又必須將人民利益放在最上，因此，「民意」或者「為國家好」自然成了文官集團「綁架」皇帝的利器。

而一個「教義」或者「信條」，能受到某一群體的推崇，其原因，一定是符合這一群體的利益。文官集團在這場剪刀石頭布中的博弈能夠勝出，是靠得遵循符合他們「陰」的利益訴求的「教義」作為砝碼。

之前在別的地方寫了一篇關於這本書的書評。發過來吧！

《人民的名義》里高育良書記最愛的書籍是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早想給這本書做書評了，沒有時間，所以，今天談談《人民的名義》里寓意深刻的《萬曆十五年》一書。

《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可以說是學術性和通俗性相結合的很好的書。最早看見很多人推薦這本書，有人覺得歷史入門看此書很好。的確，書中的充滿了各種相對嚴謹的歷史考證，可讀性又不差，而且本書受到了法國年鑒派的影響很深。我也看過批評這本書的人，歷史圈子內的（明史研究會會長商傳），圈子外的（王小波）都有。那麼我們應該怎麼理解並評價這本書呢？

高育良書記最愛的《萬曆十五年》

一.學術上看本書

《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好像很多歷史民科挺喜歡，中國歷史學術界似乎沒有多大關注，其實不然，商傳先生就在講座《誰誤讀了晚明史？》談過黃仁宇先生。

商傳先生對《萬曆十五年》學術評價是中肯的，肯定了這本書的價值，但是也隱晦的指出了黃仁宇的問題。商傳先生說了一個故事，大致意思就是黃仁宇先生和大陸教授開會，結果，黃先生和大陸學者懟起來了，最後黃先生說自己當年是國民黨的兵，大陸學者說自己當過共產黨的兵，所以，最後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商傳先生說這些話，也就是論證黃仁宇認識還是有不足的地方。

事實上，黃仁宇先生學術界最出名的不是他的《萬曆十五年》，而是他對於明代經濟財政的研究。他的經濟史的研究，我們這裡不作深入探討。

二.高育良與《萬曆十五年》

《萬曆十五年》為什麼讓高育良如此熱愛呢？我們看看《萬曆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的生平經歷。黃仁宇先生的父親黃震白曾加入同盟會當基金成員，但並不是核心人物。黃仁宇早年在家鄉生活，在長沙市第一中學畢業後，1936年入讀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1936年～1938年）。抗戰時期棄筆從戎，在中國遠征軍當兵。後來來到美國學習歷史。他本身就是歷史的一部分。

高育良書記最愛的《萬曆十五年》

從他的身份和經歷，我們可以看出來，他對於國民黨官場關係與傳統管理那一套相當熟悉，可以說他本身就是民國歷史的一部分。而他的作品又不是簡簡單單用理論做研究，而是用自己的經歷去書寫歷史。歷史其實很依賴研究者對於社會閱歷，黃仁宇先生的閱歷足夠豐富，但黃仁宇的作品估計有種從歷史角度反思國民黨失敗的歷史吧！高育良書記也是精通官場的一個老油條，最後怎麼能不失敗？

我們大部分閱讀《萬曆十五年》的讀者多半不是明史研究者，黃仁宇把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結構比喻成「潛水艇三明治」，上面是一塊長麵包，大而無當，乃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麵包，也沒有有效組織，乃成千上萬的農民。而基本的組織原則，即尊卑男女老幼，沒有一個涉及經濟及法治和人權。高育良書記代表的就是上面的文官，是一個有學識的學者，又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官僚。

我猜高育良書記對《萬曆十五年》裡面最愛的人物一定是申時行，申時行打太極，揣摩上意，和稀泥都是一流的。高育良書記這些方面也是手段奇高，申時行喜歡用儒家那一套打太極，高育良則是用喜歡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法打太極。這時候，總會想到一句話「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但又不是簡單的重複」。申時行在明代尚且沒有一個很好的結局，高育良書記面對的是21世紀的新時代，所以高書記失敗也是毫無疑問的。畢竟，我們的黨不是舊官僚，黨員也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老官僚豈能長久？

高育良書記最愛的《萬曆十五年》

其實不僅僅高書記愛《萬曆十五年》，很多人也談過《萬曆十五年》，而黃仁宇真正擅長的是經濟史，學術界對他的大歷史評價不高。更多喜歡黃仁宇的恰恰是學術圈外的人，這一點很有趣。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語言白話文，而且通俗易懂，用一個個故事來分析中國明代社會與中國式管理，帶著探討問題的角度深入。一方面西方學者漢學家史景遷的作品也是立足於大量的研究資料與史料，用人物命運經歷剖析社會，也就是說西方有不少這樣的作品，但是中國很少有人這麼創作，而黃仁宇又是一個有西方教育經歷與中國社會經驗的人。所以，這本書當年在中國火起來也實屬正常。普通人也會看的下去，高書記愛讀也很正常。

高書記與其說是愛歷史，倒不如說是對於舊官僚的生活狀態心有所感，而且高書記深知權力高高在上的人反而不好做，哪怕你是萬曆皇帝，當文官集團抱成團，你去應付很棘手。李達康為例子，他在京州一個人說了算，搞一言堂，獨斷專行，為什麼京州還會有丁義珍，陳清泉這些的官員存在呢？說到底有些人抱成團，不好對付。

三.《萬曆十五年》本書

萬曆十五年用了七個人的故事，串起來了萬曆朝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會思潮等等。而且背後還有作者查閱史料與考證的功底，不能不說是一部優秀的作品。這七個人結局無一例外都是失敗的，這一點不禁讓人深思原因。而我聯想到了孔飛力《叫魂》也是用故事展開一個社會的面貌。

與其說這本書是寫萬曆十五年這一年，倒不如說在還原一個，明代官僚體系與一個複雜的社會。這個年份本身沒有意義，重要的是普通的一切背後反映的東西。黃仁宇就是帶著解密的心態，解答「李約瑟的疑問」，解答「中國為什麼近代落後於西方」這些問題，所以黃仁宇先生所選取的歷史上面的例子有取捨，這種取捨是好是壞不好說，但是至少做到了最基本的有明確的出處。

真正想學習歷史，入門階段看看這本書還是可以的，深入研究還是需要自己去閱讀一手史料和學術著作，但是這本書最大的意義則是非學術性的，即使距離明代已經有了幾百年，我們會看見一些精英階層的文人官吏如何治理這個紛繁複雜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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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對《萬曆十五年》不以為意，今天讀論文看見論文提到了史景遷作品和《萬曆十五年》，教授搞艱深的學術固然重要，難道向普羅大眾普及相對科學的歷史知識和理論就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嗎？專家不去科普，很有可能就是三流或者不入流的人去佔據市場。專家科普以後，很多情況會有一堆附庸風雅的人，但是總會多出一兩個真正感興趣的人。你覺得是黃仁宇科普歷史靠譜還是袁騰飛科普靠譜呢？

再說了人文科學的領域一開始進去看看難以體會真正的滋味，浸淫時間長了才能明白真正的價值。有多少人從小喜歡歷史，小時候難道不是喜歡看故事嗎？難道因為小時候喜歡聽故事就要批判一番？《萬曆十五年》和這個小時候看故事是一樣的，給你最初的動力與興趣。等時間長了，你不需要故事了。自會找到讓你繼續前行的動力與樂趣。

高中時候讀的。萬曆十五年對我的意義不只是其內容本身，更多的是開啟了通向更廣闊知識的通路。

首先是歷史學方法，超越事件史，引入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對歷史做宏觀研究。黃在這點上還略顯粗糙，但盛在寫作能力強，擅於引人入門。看過萬曆十五年後，很容易地就能進入到年鑒派的視角中從而跟上這一20世紀影響最深遠的史學革命。這是歷史學層面的啟發意義。

然後是哲學層面。黃所描繪的倫理治國的失敗以及歷史中人之動機與實際結果的差異，不由得讓人懷疑人類理性對自身的理解能力以及掌控自身命運的能力。儒家徒勞的倫理理想、朝廷一次次事與願違的行政動作，都像是在清楚地提醒讀者，世界的複雜程度超乎想像，指望人能通過絕對正確地理解它來掌控它怕是過於狂妄了。這在我思想里埋下了一個伏筆，促使我日後成為了一個經驗論者而非唯理論者。

接續哲學啟示的是政治經濟的啟示。既然萬曆十五年呈現了單一意識形態下社會運轉的極大局限，那什麼才是好的社會呢?黃開的藥方是數目字管理。更進一步的他在其他著作里主張是資本主義下商業的管理辦法。看過更多的書之後，這個方向很清晰地指向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其內涵是保障個人自由的基礎上通過市場及其背後看不見的手使社會自然生長而不是以一個自以為絕對真理的意識形態統馭一切。於是思路就很容易地就與哈耶克、波普、柏林等人連接起來。

回頭看，黃的著作不足之處頗多，其在學界遭遇非議也很正常。拋開對這本書就事論事的評價，對於我個人，它是個非常好的引路人，不僅讓我看到了它所寫的，更啟示我去了解那些十倍百倍於它的人文社科知識、思想和學者。借著這本書我才開始真正走進思想的大門。

因為王小波的推薦，我讀完了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讀完之後再看回王小波的書評，覺得王的觀點真是又片面又偏激，當年的他，或許只是借評價《萬曆十五年》來發泄對儒家文化的極度不滿，對這本書的內容，只是攫取了很少的兩個片段。其實除了他想說的這點，《萬曆十五年》能帶給人的思考，還要豐富的多。

首先還是說說儒家文化，看過這本書，想起五四時候喊的打倒孔家店，雖看似過激，但是完全可以理解。整個封建時期的中國，所有人，從平民到皇帝，都被傳統儒家觀念洗腦了。這麼強大的思想鋼印，不用點矯枉過正的措施，實在摘除不了。讓人遺憾的不是對儒家文化的全盤否定，而是當時的破而不立，用科學的，講究邏輯的精神處理各種問題，這種態度似乎並沒有很快的形成共識。到今天，還有很多人企盼儒家文化的全面復興，各種國學班也成為一股小小的潮流，我們真應該看過《萬曆十五年》再來判斷這種想法還值不值得提倡。

儒家文化在春秋時發展起來的時候，也只是百家爭鳴中的一枝，但隨後被統治者拿來作為統一人民思想的工具，就開始慢慢變味，到了程朱理學的時候，已經有很多內容演變成為反人性的學問。

儒家經典的教條愈簡單平淡，就愈要加強學習，接二連三地聽來講去，藉此加強我們理智的主宰。越是地凍天寒，溽暑蒸人，我們的早朝也更可以收到鍛煉身心之效。就是皇帝的親耕，看來有很明顯的象徵成分，但象徵不一定就是虛偽。如果所有參加典禮的人都相信這種象徵，而決心以行動促其成為現實，這又是何等壯大的力量！一月三次的經筵，其目的更直接了當，它表現了皇帝和大臣們堅決地在經典和史籍中尋覓最有效的方法，以達到大同之治。

這種解決問題的因果依據完全就是混亂的，似乎以為一個人只要品行端正，那所有關於他的問題都會得到圓滿的解決。而且所有問題的答案，你都能在幾千年前祖先的教導里找到。儒家教條最開始作為統治者的管理工具，慢慢卻演變成了控制統治者一言一行的精神教條，中國也因此被操縱了近千年。五四時候接觸了西方哲學的知識分子，就像大夢初醒的人一樣想大聲把其他人從夢裡喊醒，喊出來的話帶著強烈的情緒，也就不奇怪了。

我們看歷史類的書籍，目的各不相同。有的人想看的是發生在歷史人物身上的故事，有的人想借古鑒今，把握歷史發展的動向。讀過《明朝那些事兒》後，幾百年前那些風雲人物的起起落落已經激不起我的興趣，無非就是權力更迭的一場場你上我下，名字不同，劇情相似。《萬曆十五年》吸引我的，是能認識到裡面幾個真實的人。在黃仁宇先生夾敘夾議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他們內心的掙扎。印象最深的自然是萬曆，書里沒有萬曆心理活動的描寫，但作者對一件件事的原因分析，還是把萬曆的個人形象很完整的呈現出來了。雖貴為天子，但在現代人眼中他是個徹底的可憐人。他的一生，完全就像個道具一樣任文官們擺弄，有點不服帖就會遇到強大的阻力。很多時候，他是用個人的力量和傳統習俗做抗爭。就像哈代小說里的苔絲，裘德一樣。但因為個性上的軟弱，每次最終都是以他的妥協告終。他一輩子沒離開過紫禁城，別人告訴他，天下都是他的，但為什麼他的天下，自己想走遠一點去看看，都這麼困難呢？

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維為絕對的道德標準，而他卻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長大的。他的責任範圍乃是這群文臣們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絕對的抑制。這前後不同之處儘管在形式上含蓄，實質上卻毫不含糊。原因是開國之君主創建了本朝，同時也設立了作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卻早已成熟，他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個性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其任務就是在他們的爭端無法解決時作出強制性的仲裁。他們要求這位守成之主與日常的生活隔絕，在仲裁爭端中不挾帶個人的嗜好和偏愛以引起更多的糾紛。坦率地說，就是皇帝最好毫無主見，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

從萬曆成為皇帝的那天起，他就已經被人規劃好了職責，沒人去關心他的內心感受。他曾經立志做一個史書記載那樣聖明的皇帝，但得知張居正的真實面目之後，他才知道自己被蒙蔽了十多年，原來最尊敬的老師是個這麼虛偽的人，教給他的是一套，對自己又是另一套標準。那是他世界觀第一次受到強大的衝擊，隨後數次與朝廷文官的鬥爭，沒有一次成功，更讓他心灰意冷。這個世界似乎一直在跟他開玩笑，讓他看到陽的一面，卻要求他守陰的一面的規則。慢慢他放棄了跟這世界作對抗了，但又不甘心順從，他採取了一種奇特的態度：不搭理。不對關鍵問題作任何指示，把國家長期置於一種莫名其妙的狀態中。可能以他的性格，這已經是他能做到的最叛逆的選擇了。

把萬曆皇帝從熱血青年教成頹廢君主，張居正絕對要負第一責任。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他先親自給萬曆樹立了高大全的偶像形象，再讓萬曆知道這一切都是假的，狠狠給萬曆的內心划下了深深的傷口。他的表裡不一讓萬曆開始不再相信自己學過的倫理常識的正確性。張居正是聰明人，但不是高尚的人。他是有著出色的管理能力，但這只是說他掌握了一項技能而已，不代表道德上就是完美的。他的內心有安邦定國的願望，但他應該怎麼也不會想到，是他親手給大明帝國走向覆滅埋下了伏筆。既想功成名就，又要風風光光，張居正的自信還是過頭了。

看《萬曆十五年》和《江村經濟》，有種把過去和現在聯繫在一起的感覺。古代中國不再是印象中的另一個世界，而就是我們現在生活的地方，在過去的樣子，我們的今天，帶著昨天的痕迹，有種時間終於是連貫起來的感覺。今天我們所講的傳統美德在當時的地位就是比法律還高的行為準則，古代的中國從來就不是法制社會，而用道德準則來管理國家，也是延續到今天揮之不去的潛意識。

也許有一條理由可以作為解釋，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書」中的倫理作為主宰。皇帝和全國臣民都懂得父親對兒子不能偏愛，哥哥對弟弟負有教導及愛護的義務，男人不能因為寵愛女人而改變長幼之序。正因為這些原則為天下人所普遍承認，我們的帝國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綱領，才可以上下一心，臻於長治久安。如果僅僅憑法律的條文作為治國的依據，則我們立國的根本就成了問題，一千多個縣很難以父母官的身分領導他治下成千成萬的庶民。所以，萬曆要棄長立幼的企圖，縱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遷就之處，但在堅持傳統觀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卻早已不直於綱常倫理。臣僚們從來沒有聽說法律的施用可以與聖賢的教導相違，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在這樣強大的道德和輿論的壓力之下，他在公開場合不得不發表違心之論，否認他有棄長立幼的企圖。

因為法律的執行需要有配套的機構，在當時的中國，這麼廣闊的疆域，做不到完成完備的執法體系。用書本里的知識來作為人民行為的指導，靠個人自覺和周圍人的監督維持社會的穩定，看起來更好操作。但時代在發展，生產力確實是推動社會變化的最大的手，當今天我們的社會需要用明確的法律條文來保證運轉的正常，幾百年延續下來的習慣就成了阻礙。當然，我們用理解的眼光看待過去，其實也有助於我們更好的看清現在。

有人跟我說看不懂這本書，覺得很亂。我認為，她大概是沒有習慣作者的視角。這本書既不是史書也不是小說，先入為主地認為它是在平鋪直敘或者羅列觀點那自然就看不順手了。

此書，我認為是以後所有重寫歷史一類暢銷書的導火索。
有了此書，人們突然發現，歷史可以寫的這麼精彩，這麼有可讀性。
《明朝那些事》一眾書，基本都是看了此書之後，突然食指大動，奮筆疾書寫成的。

特喜歡，那時候還寫了個書評

《萬曆十五年》是一本非常獨特的歷史類讀物，用作者的話說就是既有學術又有故事。在這本書中，作者選去了歷史上十分平淡的一個年份，萬曆十五年作為全書的北京，介紹了皇都明神宗萬曆，首輔張居正，申時行以及清官海瑞，將軍戚繼光，哲學家李贄等人的經歷，用過挖掘這些看似風光的人物各自的經歷中隱含的悲劇，從中的出他們所處的大明帝國表面繁榮下的無奈。

而且中令我印象頗深的一個人物是萬曆皇帝，與我們一般人認識中皇帝至高無上，說一不二的形象不同，萬曆的人生可以說是很糾結甚至是痛苦的。萬曆在10歲那年登基成為大明帝國的主宰，由於年紀尚小，其大部分的決定背後都有著首輔張居正的協助。這是的萬曆皇帝每天要上早朝，要練習書法，學習歷史，以史為鑒，還要學習儒家經典，各種禮教。（說到這裡插一句作者認為禮教是維持封建統治集團統治的極其重要的工具）同時由於他的身份特殊，身邊很少有同齡的玩伴，能一起玩的也只有一個太監「大伴」馮保。這一切對於一個十來歲的少年來說的確是一種很強烈的束縛。

成年以後，萬曆有過兩年勤勉治國的時光，他在這兩年中意氣風發，充滿激情，想要在皇帝的位置上干出一番事業，甚至在京城遭遇大旱時親自步行到天壇祈雨，又觀看禁軍的訓練。但隨後由於張居正的去世，他失去了重要的輔助，更為糟糕的是張居正生前得罪的大臣們集體發難，要求清算張居正，萬曆在輿論和證據的雙重壓力下，只能痛苦萬分地在張居正死後幾年後清算了自己的老師。這件事也讓他深深認識到文官集團鬥爭的陰暗所在。而在後來關於立儲的問題上，萬曆又希望廢長立幼，立自己最喜歡的貴妃的兒子當太子（他希望立其子做太子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只有太子的母親才能和皇帝同葬）。但這件事又遭到了大臣們的強烈反對，大臣們用盡各種辦法阻止他，上奏，辭職，逼得他無可奈何。（在這裡中間插一個很有趣也很無奈的地方，大臣們要他立長子，他說如果大臣們一年內不用這件事煩他他就立儲，可是差不多一年的時候有個臣子忍不住提醒了他一下，他就耍賴說不立了）

至此，他終於明白了自己這個皇帝只不過是封建禮教的一面旗幟，是文官集團所製造的符號象徵，從而灰心意冷。甚至更深一層地說，他只不過是這家帝國馬車上最尊貴的乘客，而並不是他最初所想像的馬車夫，他根本無力控制這個龐大帝國的前途，他所作的決定根本什麼都不能改變，即便他是皇帝，因為帝國這架馬車被一股強大到無法想像的兩千年來所積累古老的力量所挾持著向前。

他看透了這一切，可惜，皇帝是不能辭職的，於是他把自己勤勉治國的一腔熱血都咽進了肚子里，以消極的方式與文官集團對抗，不批准任何的人事變動，不出席慣例性的儀式，每日只把自己最好的時光花費在與太監們擲錢遊戲上，用最消極的也是唯一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這個帝國的無奈。從中可見，即使是身為皇帝，在面對封建禮教所積累下來的強大的蠻橫的力量時，也只能無奈嘆息。因而，這麼一個早已失去控制的腐朽的龐大的帝國機器，一步步走向終點的時刻也毫不令人奇怪了。——這也是作者想說的，在萬曆十五年，這麼一個沒有大事發生的年份，我們的古老帝國的命運已經通過這些人物的悲劇展現在了我們面前。

萬曆十五年本來是一個普通的年份，但卻因為黃仁宇的一本書成為了一種現象的代名詞。今天是美國新總統就職的日子，有人就會說美國將會迎來其的「萬曆十五年」時刻，而在第一次閱讀這本書的十年後，重新讀這本書，又從中體會到這本書寫的不止是歷史上帝國的興衰，商業上說的大企業病，也有類似萬曆十五年的大明朝的地方。

當試圖解決問題的制度以及靠這個制度為生的人成為了更大的問題，這是從這本書中讀到的關於怎麼定義「萬曆十五年」時刻的最精準的檢測手段。對於大明朝，指的是道德高於法律的執政綱領以及在實踐中只懂得辯是非的文官集團。而對於已經佔據了市場中最有油水的那塊蛋糕的大企業，則是在企業戰略管理中最具話語權的業務部門。

然而這只是一個表象，一個癥狀而非病因。看萬曆十五年，我感受最深的是其中的角色無論哪一個，都應了那句俗話，」人無遠憂，必有近慮「。大明朝的目標只是讓百姓在荒年不凍死餓死，在豐年能吃飽。圍繞著這一個看起來很容易目標而搭建的制度，必然導致技術的問題不看重，而若是你連這麼一個低的目標都達不到，那麼一定是你的道德問題了。書中反覆提到人都有陽的和陰的一面，也指出通過禮儀和道德的教化去調節人的自私與合作的兩種衝動是多麼的不切實際。（說申行之）現代社會面臨同樣的問題，而解決方法是通過確立一個大的目標，讓人們以為在臣服於自己私慾的同時無意的推動團體的進步。

有研究表明，當人們覺得自己是為了一個道德的目標而工作的時候，這個人的工作效率會顯著的提升。這很好理解，當我們做事的時候不想著自己的得失成敗，忘我的境界會提升我們的創造力，我們也許也有過類似的經驗，當我們覺得我們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我們會提高對自己的要求，不會輕易的放棄或者喊累。然而如果唯一的目標躺著就能摸著，如果評價的時候看得不是你摘了幾顆果子，而是看你摘的是誰家的果子，摘果子的姿勢，那麼即使將上述的這些千百遍的表演為道德，那也無法起到激勵的效果。

道德的對人的影響力只能來自於自身的要求。而評價道德需要的是超越一個個由具體的儀式和規矩定義的「道德部落」的通用貨幣。能夠在不同亞文化群落間通吃的只有「效用」，也就是你能夠給予對方的心流體驗和知識。道德要求我們注重事實，對自己和他人提出同樣的要求，同時警惕帶有偏見的公平。權利不是好的論據，但卻能終止辯論，同時埋下日後反抗的種子。（說張居正）面對道德爭議，首先要聽的是道德直覺，但不要完全照辦。（評海瑞）

既然沒有一個大的遠的目標，但目標又總是要有的，那就只有去定那些小的目標，去關注細節上的改進，從存量中去做減法。這就在事實上制約了從零到一式的創新，即限制了公司的轉型，也使得爭執變得瑣碎和低俗，使得不同的黨派變得水火不容，為了須彌小事弄得整個舞台一地雞毛。

讀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再結合我最近讀的馬伯庸的《顯微鏡下的大明》，我在想，若是現代的讀者穿越到萬曆十五年，不要說能否扭轉乾坤，這個目標太不且實際。我們定一個可以實現的小目標，你能夠給那個時代的人講清楚這本書的內容嗎？告訴他們不止大明朝藥丸，取代了大明朝的不管哪個聖主，都躲不開相似的宿命。

這麼做不止是為了做精神上的體操，還有些實際的作用。如果我們在做一個大項目之前，先能召集所有相關的參與者，頭腦風暴式的想想這個項目什麼時候會遇到「萬曆十五年時刻」，為什麼會遇到，是怎樣一步步走到失敗或者靜滯的狀態的。我們若是假想了一個場景，又明確的去問，那麼那些潛在的懷疑者就可以大膽的說出自己的明知不那麼受歡迎的反對意見，而要回答為什麼失敗，我們需要更多的動用自己的想像力從而變得更具創造力，想出之前想不出的點子。而通過在可能走向失敗的路旁提前數好燈塔，可以避免浪費，集中火力去攻堅最有可能的方向。這也是我覺得如果穿越會萬曆十五年，講清楚失敗的根源比做出改變是一個更有效的目標。

這是我第一本認認真真讀下去的中國歷史書。以前之所以對中國歷史心有提防，是因為怕各式未有充分考據的歷史臉譜，和中國哲學式的分析方法，讓以搞清楚歷史真相為目的的我更加陷入混亂的泥潭。簡單的說，就是怕腦子讀壞。
　　在我看來，黃仁宇先生的這本《萬曆十五年》屬於那種讓人看完後對歷史的認識更加清楚的一類書籍。首先，黃先生作為學貫中西的美籍華人，寫中國歷史的時候比大多中國本土的歷史學者站得更遠，對事實和推斷分得很清楚，而不是攪成一鍋粥。比如寫到幾十個倭寇如何從登陸東南沿海到一路殺到安徽一帶如入無人之境，殺傷數千人，與江浙駐軍十數萬做對比，讓明朝軍事管理的無能暴露得淋漓盡致。對一場戰鬥的分析，從戰術、武器等細節，到國家制度對部署的影響，不僅事實詳盡可靠，而且分析推斷也十分可靠。聽說此書是基於作者之前的《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寫就，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它屬於讓人越看越明的歷史書。
　　其次，此書卻一點也沒有學者羅列事實那種乏味。相反，其中對人物性格在歷史中扮演地位那恰如其分的分析，讓歷史人物躍然紙上，同時讓我思考那一段不過百年的歷史的悲劇究竟是人之性格悲劇，還是制度的悲劇。萬曆皇帝是個非常聰明的人，但卻因自小受到文官集團的強力控制而形成了優柔寡斷、缺乏決斷力的個性，不僅立儲一類的皇室大事被文官鉗制竟數年不予動作，就連很多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被首輔盯得死死的十分窩囊。最後竟然到找到了《老子》的「無為而治」作為理論依據成為了徹頭徹尾的虛無主義者。passive-aggressive到極致。他沒有他叔祖正德皇帝的摒除一切文官們閑言碎語的強悍性格，也並不如他另一位先皇那樣徹底讓文官系統發揮作用的「難得糊塗」，他那種今天被文官們欺負了，想想怎麼都氣不過，過兩天又想打回來留住顏面，卻又處處被鉗制而不能得逞的尷尬處境，也是他性格悲劇的寫照。正德皇帝、萬曆，以及後來專門提到的戚繼光、海瑞、李贄等人，（真的太喜歡戚繼光了，以後要專門讀讀他的傳）他們的性格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英文謂之typical，然而放到這樣一段歷史中，結合他們的經歷和命運，讓我在聯想我們自己時代現象的同時頻拍大腿，真是歷史照進現實。

「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技術之不及。」這是《萬曆十五年》一書倒數第二段的前兩句，也是對於本書所探討的問題的一個總結。

書的第一頁這樣寫道：「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期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

於是我帶著好奇和疑問循著作者的筆觸來探尋：這一年發生了些什麼？這些事對後來有什麼影響？為什麼作者說這些細枝末節的小事卻對以後的歷史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至此，本書的正文部分已經看完，但是並沒有作者所說的那種：「微小之事的積累導致了改變歷史的結果」的感覺。

遵循本書的內容，這一年可以歸納為：萬曆皇帝日趨荒於正事，消極怠工，不再對國事勵精圖治；首輔申時行想要維護王朝的穩定卻力不從心，最終卸職歸田；張居正在大刀闊斧的改革關節眼卻去世，其身後卻被參劾，以致子孫發配邊疆；古怪的模範官僚海瑞，清正廉潔，行使嚴正卻遭排擠，被迫退休；軍事將領戚繼光「他從來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在可能的範圍內，他已經做到至矣盡矣」，一代將領卻在貧病交迫中死去；哲學家李贄在獄中自刎，卻在污血之中掙扎了兩天才死去……這一切表明著王朝已經幾近傾覆，王朝覆滅的必然性見諸文章。

作者以歷史學家的嚴謹和細緻讀了許多文獻，引用了許多史實，從各方面將萬曆十五年的景象還原，從細處著筆，娓娓道來，使人如讀一部小說般了解萬曆十五年的前前後後。然而，還原當時皇帝、大臣的生活、工作和所發生的歷史大事件並非作者的目的。作者是從細處著筆，寫出他的大歷史觀，探索王朝覆滅的原因和必然性。

讀罷全文，我認為王朝覆滅的必然性也是本文開頭所摘錄的，亦即以道德代替法律，社會發展受到限制，整個社會封閉而凝固，止步不前，技術又沒跟上，人才亦由於體制問題而得不到施展，文武大臣皆無力回天，王朝的覆滅是為必然。

萬曆皇帝八歲登基，以首輔張居正大人為師，全國事務多由張居正代為擬批。前期的萬曆，受儒學教育影響，遵守禮儀，算是「勵精圖治」，至少算是合格的皇帝，對於國事是有熱情的。

但是在萬曆十五年前後，皇帝發現自己不過是帝國統治下的一個工具和代言人而已，只要他的言行不符合文官心目中皇帝的形象，就會被文官的奏疏所「參」，雖然是溫和的口吻，但也把他生活中一些即使是瑣碎的生活習慣都指出來，並要求他改變，否則就是愧對祖宗的基業，有損於皇帝的威信。漸漸地，萬曆看透了這一切，自己雖然貴為天子，但卻生來就沒有了自由，甚至和自己的母親都要以君臣相稱；對自己最為心愛的女人，他都無法使她在死後與他安葬在一起，甚至是他們的兒子也無法當上太子，為立儲一事，多次受到百官的勸誡。

萬曆發現自己所擁有的權利，只是在文官集團控制下的一點權利，只要他的決策危及文官集團的利益，便會被各種奏章壓得喘不過氣來。於是，萬曆十五年之後，他對國事不聞不問，既不反對，也不應允。一概採取消極的態度對之。

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者尚且如此，這個王朝還能走多遠呢？

萬曆十五年，張居正已死，死後又被大清算，家產抄了，兒子革職，之前加諸他身上所有的至上的榮耀都被剝奪，甚至差點開棺戮屍。

一個厲行改革的大官，曾一度掌管著舉國的重大決策的大權，卻淪落至此，子孫都不得保全。之前有多榮耀多尊貴，現在就有多卑微，多慘淡。由於王朝制度尚未健全，一切皆以道德和禮法代替法律和制度，因而，每個人，無論官階多高，只要生活不檢點，或者言行不一，如張居正提倡厲行節約，卻自己很奢侈，則成為最後百官彈劾他的主要著眼點，以至於磨滅了他身前所有的功績，而將其一生塗污。

這也是封建社會的毒瘤之一，即無論你身前做了多大貢獻，只要你一犯錯，就會被敵人揪住用以將其置於死地，甚至是已死之人概不能免，古時，開棺戮屍之舉見諸史文。

張居正死後的反張大潮，也使我深深地認識到：雖說儒學對人的修養有所裨益，但是若太過推崇，必然生「毒瘤」。
比如中國人向來推崇中庸之道，在於「樹大招風，風必折之」，要「韜光養晦」，不要「鋒芒畢露」，否則一定是「槍打出頭鳥」。

張居正所厲行的改革，總的來說，對王朝還是好的，但是他的位高權重和鋒芒畢露，威脅到其他文官的利益和升遷，於是，反張派必欲除之而後快，奈何，張公對朝廷貢獻之大，只能等到世間再無張居正，才終於掀起一股倒張的浪潮，使其屍骨未寒，便受到參劾。若張公泉下有知，應當心寒吧。

也說明，位極人臣，若不懂得收斂，危及君主和其他大官的權利，必將「不得好死」，歷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位高權重的大臣幾個能得善終？

精明的君王都畏懼這種手握重權的大臣，必然是要想方設法除掉的，如韓信、如鰲拜、如年羹堯。所以說，一起打江山容易，一起享富貴卻難！

「海瑞確實是一個公正而連接的官員，具有把事情辦好的強烈願望，同時，還能鞠躬盡瘁地去處理各種瑣碎的問題。」這是作者對海瑞的評價。

海瑞一生清貧廉潔，厲行節約，用這樣高的標準要求自己可以，但是用這樣的標準去要求別人，別人就不高興了。於是，清官海瑞非但不被待見，反而屢次被參，落得個凄慘晚年的下場。或者將有才能的人置於閑職，使其不得施展才能，無法干預政事。晚年的海瑞，請辭七次，才得批准。最終在萬曆十五年歲暮死去。

與之相似的是戚繼光，明朝著名的抗倭將領，具有卓越的軍事才能。但是在武官不受重視、不掌實權的明朝，處處受到文官的牽制和排擠。

俞大猷也是當時出色的將領，他的軍事構想具有創新性，卻脫離現實，因為，當時那個僵化的社會並不允許軍事上的發達和創新，文官集團的唯一願望就是保證王朝的穩定而已，卻不鼓勵驅逐蒙古族的進犯，他們懼怕武官掌握實權，同時也認為王朝的核心是保持穩定，以儒家的道德自律來管理國家，至於軍隊嘛，只要不危及王朝的生存便可。

戚繼光是一個卓越的軍事將領，「他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將領，而是最能適應環境以發揮他的天才的將領。他所以獲得成功，在於他清醒的現實感。」他深知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將事情做到極致。然而，他卻在貧病交迫中死去，這是萬曆十五年剛過。而我們古老的帝國業已失去重整軍備的良好時機，最後被努爾哈赤的八旗軍所吞沒。

可以發現，古來優秀的將領總是被排擠或不得好死，這是由於大時代的環境所限，也突顯出千百年來，中國人的愚痴和狹隘，人們心裡容不得優秀人才的存在，而那些人卻正好掌握了人事任命乃至國家的實權，就算沒掌權的也可以通過煽動社會輿論，不斷遞送彈劾的奏章，斷送一個優秀人才的前程和命運！嗚呼哀哉，真是歷史性的悲劇，也折射了我大中華傳統的封閉和狹隘。

作者在文章中不時說出了真相，即以道德代替法律，整個國家缺乏明確的法律和制度，也沒有實施的條件；文官以儒家學說控制國家，武官式微、不受重視；社會凝固、封閉，止步不前；社會制度的根源問題。

即使是某段時期出現了張居正、海瑞、戚繼光、俞大猷等這樣有理想有抱負有能力的好官，縱他們心中對帝國的建設和改革有千萬種美好的構想，卻無法扭轉整個帝國都想沒落的局面，因為僅憑他們的一己之力無法與整個傳統封建的權利集團抗衡，而他們亦無法形成自己的隊伍，找到與他們一樣優秀或志同道合的人與現金的權利集團對抗。

這個道理古往今來皆同。

至於今日，即使很多優秀的青年有很美的理想很大的抱負，若社會環境不允許，他則難以實現他的理想。然而，慶幸的是，我們所生的社會相較於王朝時期開明和開放了許多，我們可以相對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想法。

然而，很多民族「劣根性」的問題還是與千百年前一樣，難以根治和去除。比如中庸之道的深入人心，至今仍然是政府機構運作和人際關係、社會關係所依靠的主要原則。儒家思想在冥冥中和潛移默化中已經成為我們骨子裡的「鎧甲」亦是相當致命的「軟肋」！

中國的人情社會關係、動則以道德要求他人、人際關係中提倡的中庸之道、注重集體利益、要求犧牲系我顧全大局等思想也是千百年來的文化流在我們血液里的印記。我們傾向於安穩、傳統、封閉，渴求穩定，懼怕不穩定，害怕冒險和創新等等，都是我們的弱點。

然而，究其原因，每每總以一句：「哎，這是時代的問題」，或者說「這是社會的環境所致」。的確，有時候，我們皆被社會的環境、風氣和意見所左右，而不能自由獨立地做自己，我們歸咎於社會的大時代環境，是沒有錯，至少百年後，我們後來的歷史學家亦會這樣總結前面的歷史經驗。然而，我們是否能從這歷史中學到什麼？還是一遍遍地重蹈覆轍，以至於自身和社會的墮落甚至「毀滅」。

小學課本上所宣揚的那些感人事件：黃繼光捨身炸碉堡、最可愛的人、孔融讓梨等等，無一不在潛移默化中讓我們成為儒家思想的繼承人。以至於我們在成人後也很容易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去指責別人而很少反省自己，這也是一種思想的洗腦和強姦，以至於我們所有人中很少有人有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

時至今日，凡有爭議之事發聲，道德就時時被人提起，然而法律卻是陌生的。
我們很少用法律的武器來保護自己，道德卻成了人們口中的輿論導向和判斷是非的標準，由此觀之，這和幾百年前的萬曆十五年又有何不同呢？

我們在無意之中也可能助長了這個社會不良風氣，這也是一種罪惡。

回憶過去，有許多不堪的歷史，如大屠殺、如文革等等，當權者有充分的理由來屠殺百姓或者處死一個官員，然而，在這之後，群眾的盲信和妄下斷言是否助長了這些悲劇的波瀾呢？

我們從古代的智慧和傳統中學會了明哲保身，學會了保護好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就可以，學會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然而在讀聖賢書的過程中，是否能夠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和人格？還是被聖賢所教導，成為又一個平庸的儒學生？

儒學的「仁義禮智信」，確有教益之處，然而，受過教育的人應該學會明辨是非，有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做個社會的良民，而不是「暴民」。願你我都能以史為鑒，審視自身和社會，擁有獨立的人格和正確的判斷，不做隨波逐流的跳蚤。

PS：知乎沒辦法開專欄，自己有個公眾號，叫：滿舟清夢，寫了一些小故事、書評和隨筆，有興趣可以關注一下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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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五年

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讀了兩遍，在火車上無事，再讀一遍。火車路過湖北麻城，讓我想起了張居正，李贄，想起了四百多年之前的人和事。

一，明神宗·萬曆

明神宗，朱鈞翊，年號萬曆（1572—1620），後人或許能知道萬曆的這個年號，了解朱鈞的後人恐怕沒有，就連最博學豐富的歷史學家已無法做到，生時最了解萬曆的也只有一人，是他的心愛的女人，鄭氏。這似乎也不是很可悲，可悲的是他一生沒有自由，個性的禁錮讓他如失去靈魂的軀殼。可悲的是他沒有自我的選擇，對於鄭氏，朱翊鈞想不僅在他的心目中是第一，而且在身份上是第一，所以朱翊鈞希望鄭氏在地位上能僅次於皇后，可是這自然是遭到群臣的反對。朱翊鈞，萬曆皇帝，在世人的心中是超脫的形象，神靈的化身，七情六慾是不被允許。朱翊鈞與鄭氏的愛情，如地下戀情一般，兩人稍過於親密，又遭到他的臣子的側目，這種愛意微微浮出水面，又遭到禮儀的抑制。一生中，朱翊鈞深愛鄭氏，黃仁宇寫到：「鄭氏之所以贏得萬曆的歡心，並不是具有閉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於聰明機警，意志堅決，喜歡讀書，因而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如果專持色相，則寵愛決不能如此地歷久不衰。」

若朱翊鈞的心中有家庭的話，那將會是他和鄭氏，還有他們的兒子—常洵組成的溫馨之家。朱翊鈞雖有八子十女，恐怕他心中的兒子只有常洵，以至於後來他極力立常洵為太子。臣子極力反對，立常洵為太子有違禮儀和祖制，恭妃王氏的常洛早生於常洵，而且王氏的地位比鄭氏高。在1590年，萬曆終於妥協，立常洛為太子。顯然在這個問題上對萬曆在後來的怠政有很大的影響。

皇帝的意志是至高無尚的，看過《萬曆十五年》之後明白，皇帝是一種符號，中國千百年的不同統治者皆用這個符號來令民眾服從。若要在皇帝的符號意義之外有所作為，除非有極大的個人魅力，意志力，天分，秦始皇，漢高祖，漢武帝，唐太宗，唐玄宗，趙匡胤，明太祖，明成祖，康熙，雍正，乾隆，刨去開國皇帝有極大的威信和繼承前人良好的局面之外，也只剩漢武帝，唐太宗，康熙，雍正。可見個人衝破禮儀體制的束縛是極少數的，儒家帶來的絕對服從，總被各個朝代的統治者所運用，儒學的推廣無疑是保險的一招，但危害也是極大的，泯滅人的創造性，鈍化思想，從權威頂峰的皇帝，熟讀四書五經的士大夫，下至社會各階層，皆為此毒害。帝皇者，看似顯貴雍容，實則有太多的無奈，但是從另一角度說，他的無奈或許與普通人無異，算不上什麼，最讓人唏噓的是，世上沒人將皇帝作為人看，人人避而遠之，近而尊之，不會有太多的情感，就連最可貴的母子之情也被禮儀的繁瑣衝散。貴為天子，需要有神靈般的敏銳，管理天下蒼生，化解官僚之間的矛盾，人的情感會蒙蔽神靈的睿智，皇帝所作便是依禮而行，不可逾越。

沒人知道萬曆皇帝的名字，他叫朱翊鈞，一個普通人的名字。

二，首輔—申時行

明朝的官僚制度是公認的低效率，最毒之處官官傾軋，黨派林立，鬥爭十分嚴重。申時行走到首輔的位置，可能是用上子孫後代的運氣了，確實是時運恰好。1582年張居正溘然長逝，首輔的位置本是張四維莫屬，但其父親就在此時病亡，以禮要回家丁憂，由申時行暫代理首輔之職，不幸的是在丁憂期間，張四維也病倒了，並且一病不起。而比申時行資歷深厚的馬自強和呂調陽也病死，首輔之職順理成章落到了申時行的肩上。

申時行混跡官場多年，看透了官場的傾軋，爾虞我詐，也看到張居正從權傾朝野到死後身敗名裂。他既不想作張居正，也不想官僚間繼續誹謗，揭人之短，作無益的鬥爭，他要調和，調和官官矛盾，官與萬曆的矛盾，借用唐德剛的話說就是「和稀泥」，唐老心中的高手是李鴻章和周恩來。

申時行不同於前任張居正，申時行似乎帶著柔和，中庸的想法來帶領整個文官集團。明朝的文官是通過層層考試選拔而獲得資格的，但其競爭的殘酷性遠非當今高考所能比的，一人在功名上的成功，並非依靠其一人的勤勞苦讀，黃仁宇在書中寫到父祖的節衣縮食，寡母的自我犧牲，賢妻的含辛茹苦，是這些成功的基礎。從眾多的祭文和碑文，文章，詩詞可知，家族的付出是十分重要的，最著名的文章要算歸有光的《項脊軒志》。對家族的感恩，必然為整個文官制度帶來孝情的氛圍，加之以熟讀四書經典，必然懂得仁民愛物，按道理文官們應具有上述的品質，並能感化百姓，使百姓日臻淳厚，那為何以整個官僚內耗如此嚴重，低效率？申時行不會單純認為文官道德上優越必然帶來行動的正確，在中樞內閣多年，申時行漸漸明白文官中存在著「陽」與「陰」，道德上的理想為陽，內心的私慾為陰。申時行明白消除人的私慾是不可能，如何讓陰不能傷害到陽，申時行則小心地做著，調和著。

陽似乎簡單的就能說說清楚，而陰則更加錯綜複雜。朱元璋想當然認為文官飽讀詩書，具有道義的優越，自然過分追求物質上的回報。所以當時官員俸祿是低的，僅足夠維持家庭的開支，也導致了官員尋找其他的收入渠道。文官們雖有道德上的共同目標，但其個人聯繫上有

陰的一面，我們的政事，注重體制的安定，二不計較對一人一事的絕對公允，犧牲少數人，正是維持大局的辦法，在官員的考核上也基於這樣的原則，官員的優秀不是在於能力上，而是在他的轄區內是否相安無事，一絲差錯可能葬送政治生涯，因此官員戰戰兢兢，有不安全感，如何強化個人聯繫，獲得更多的照顧，似乎是唯一的辦法，各種「鄉誼」，「年誼」形成關係漸漸強化成官員之間的派系。

申時行面對如此複雜的情況，只有極力維護陽，用倫理道德去約束他們的行為以不至越界，明朝推崇禮的至高性，雖然效果不好，可是也沒有其他的方法，就像黃仁宇所說，若沒有禮儀，又如何是一萬八千名地方官和衷共濟，無端受罰仍能歌頌「皇恩浩蕩」呢？申時行陰陽調和，每年京察，他都體恤官員的難處，在他任中，所降級和處罰的官員是最少的；對參劾自己的官員不予追究，反而推薦晉陞。申時行最難調和，必定要調和是萬曆與文官之間的矛盾，這也是他下台的直接原因。

1591年，申時行迫於群臣的輿論壓力辭職。明朝的文官們一如以前，在「陰」下各司其職。

三，張居正的遺產

張居正位居首輔十年，其做事果斷，雷厲風行，在政事上又有頗多建樹，在國防上他提拔戚繼光遼薊總督，北方韃靼未再騷擾邊界，恐怕最重要是張居正位極人臣，權傾朝野使得整個文官運行得以統一有序。張居正的死亡令明朝的運行似乎缺少了方向，儘管張居正死後身敗名裂，人人與其脫清干係，不可否認有人會懷念在張居正的帶領之下，齊心協力管理國家，雖有波浪，但終究是有個明確的方向。

張居正死後究竟發生了什麼讓萬曆如此心灰意冷？張居正的死如一道牆轟然倒塌，牆後的未知的東西也呈現出來。萬曆是十分敬重張居正，自小張是萬曆的啟蒙老師，書法，歷史，帝王的謀略，禮儀，張居正盡心授君主之道以萬曆，加之以張管理全國事務，推行新政，主持稅收改革和土地的重新丈量，這些都是對帝國至關重要的政事，萬曆自然對張居正禮遇有加。張死後，各種醜聞也隨之浮出水面，其中最令萬曆傷心是張居正一味教導萬曆勤儉節約，沒想到自己卻是窮奢極欲，積攢了許多的珠玉玩好和書跡名畫，還蓄養了許多的絕色佳人，可想而知貪腐，賣官鬻爵問題也已經發生了。萬曆想到自己處處受到限制，而他尊敬的老師卻是如此不節制，敗壞風氣，最信任的人都已經背叛了自己，萬曆如今對文官們的道貌岸然是憤怒和可笑的。張居正以權謀私，勾結朋黨，讓萬曆深深感受皇權的旁落，他必須用自己的權威來矯正整個官僚機制的腐朽之氣，以及消除張居正的剩餘影響。雖然張居正事件給予萬曆很大的打擊，但是逐漸成熟的萬曆也有熱情去面對他祖輩們建立的國家。

萬曆的個性沒有果敢，富有韌勁和魄力的一面，性格上偏於優柔寡斷，易於妥協，但萬曆是一位有心做好工作的皇帝，只要當朝有如張居正一樣的人加以輔佐，相信萬曆也會勤於政事。還是要回到明朝的文官制度和風氣，其實萬曆時期不像朱元璋那樣，朱元璋憑藉強大的威信，皇權高高在上，百官得以一體，官員對皇帝的掣肘較小。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文官制度已經鞏固，整個國家的運行要依靠文官的發揮，並且文官信奉的禮儀和祖宗的法規，皇威已經未能違反。萬曆的工作不再是像朱元璋一樣，國家事務必經其手，所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保持文官內部的平衡。黃仁宇說到這是不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辭勞苦，還要用超出尋常的精明能幹，最重要的是能看透文官的雙重性格，榮譽和物質。很不幸，萬曆不但沒有儘力去平衡文官之間的矛盾，相反他自己站到與文官們的對立面（立儲事件對他影響很大）。

萬曆不像他的叔祖正德皇帝，我行我素，個性極強。萬曆面對他不喜歡的官僚們，不是針鋒相對，而逃避，萬曆在位四十八年，消極怠政有三十多年，萬曆的怠政無疑為明朝的滅亡賣埋下了隱患。整個文官集團沒有帝皇的帶領，且缺少有力中樞的領導，到了萬曆後期，大臣們也心灰意冷，不得不敷衍事務，黨派間的傾軋更加嚴重。這種疫氣令盡忠盡職的人缺乏信心，貪腐的人更加猖獗。明朝至此陷入了無盡的內耗之中。

四，「死腦筋」的海瑞

以我的性格是很難喜歡海瑞，一條路走到底，堅守自己的理念，但是也傷害了更多的人，做了不少「蠢事」。海瑞在文學作品中是被渲染的，海瑞毋庸置疑是正直，敢於鬥爭的，但遠不像戲劇中那麼富有智慧和聰明的手段，還有一點，嚴嵩連一面都沒見過海瑞，甚至未必知道這個小小的戶部主事。

《萬曆十五年》在這章節首次涉及明朝的經濟和法律制度，再加上後面涉及的軍事制度，本書的廣度是足夠開闊。海瑞在早期的官運頗為順利，從福建某縣的儒學教授，到浙江淳安縣令，最後位居南直隸巡撫，相當於今天的江蘇省省長，掌管經濟大省的事務。海瑞雖然熟讀經書，渴望社會的公正，也許在他的心中憑藉著內心的一股正氣就能造福四方。世間的事物，人若不了解它的本質和規律，是難有作為，海瑞不懂經濟的運行，也不明白巧妙的方法可以讓我們更長久有效去做一件事。明朝經濟體制的根本乃是以土地為基礎的農業經濟，洪武時期，朱元璋因為自身是農民出身，對鄉紳富豪，地主的盤剝有深刻的記憶，於是嚴厲打擊鄉紳富豪，大量沒收其土地財產並且重新分配，但是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新的地主階層又恢復往日的地位，在整個社會階層中是處於統治地位。為何打擊之後又會壯大，原因是很複雜的，其中一點黃仁宇在書中明確談到金融機構沒有出現，貨幣資金缺少有效的流動，除了阻礙商業的進一步發展之外，也催生了高利貸的產生，農民借貸的時候只能以土地作抵押（由於太貧窮，土地算是唯一的資產）或者用土地償還債務，慢慢貸款者會擁有越多借貸者的土地，而貸款者則成了新的地主，沒有金融機構，農民無法獲得較低的利率，面對災難和事故，他們不得不承受極高的利率，用《萬曆十五年》中的一詞，就是飲鴆止渴。

明朝的法律制度以嚴厲著稱，朱元璋希望借嚴法來保持農業社會簡樸單純的風氣。有意思的是，向海瑞這樣為民請命的官吏，也會將民眾視為野蠻粗魯，甚至是沒有教養。這讓我想起了中華是禮儀之邦，事實上在古代禮儀是存在於士大夫階層，普通民眾的日常行為中有很多粗野，愚昧，野蠻，暴力的成分，這不是無稽之談，在很多史料中記載關於民眾的日常生活和一些暴動，所以中國這個禮儀之邦是有疑問的。明朝的法律我想實難以稱之為真正的「法」，不說是罰的依據，幾千年的農業社會，農民以道德為標準，統治者更願意用道德去約束民眾，書中精闢說到，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至官僚下至平民，判斷是非的標準是「善」與「惡」，而非是非符合法律。梁文道說過中共所「統治」的中國，它的理念，法律，政策是能廣泛且穩固滲透鄉村的，這是古代各個朝代都沒有做到。明朝採取治理數量龐大的農村的方法是自理，利用宗族輩分高且具有名望的人來處理鄉鄰的糾紛，仲裁財產歸屬，也會褒揚善行。鄉村的秩序依靠的是人們對祖宗的情感及道義。城市的法的實施可能更加讓人不放心，因為法的判定者既是行政者，當遇到案件時又是當刑偵人員，當地的縣令並不同時具備以上三種能力，而且大多數沒有專業的法律技能，更沒有刑偵能力，結果是造成了許多錯判。可是在往深處想，權利沒有制約，司法和行政往往糾纏一起，兩方面的利益衝突集中則集中在當地的長官上，明朝開始壓抑官員的物質需求，到後來官員們想盡辦法在缺乏彈性國家財政制度中搜刮，利用會計上的漏洞，對於下面管轄的百姓他們不會太去了解和關注。

《萬曆十五年》借海瑞探討了明朝的經濟和法制，有趣的是死腦筋的海瑞像是對應了明朝的僵硬經濟體制，死板的法律體系。明朝的經濟和法律，與前朝沒有太大的實質性的區別，但明朝是中央集權最強大的朝代，當朝者希冀是穩固的狀態，所以它的僵化程度是最嚴重的。另外明朝這種僵化也錯過一個好時機，世界潮流正在改變。

五，「入世」與「出世」的戚繼光

論明朝的軍事，不能忽略戚繼光。戚繼光的英偉不僅在於他抗擊倭寇，解決了幾十年的問題，更是由於戚繼光在充滿阻滯的環境，憑藉個人的毅力與智慧，達到了難以企及的高度。

明朝的軍事制度不同別的朝代，明朝的武官和將領是遭到前所未有的貶低。一方面明朝也是總結前代的教訓，害怕（地方）將領們擁兵自重，危害朝廷的統治，另一方面在明朝統一中國，天下趨於安定，基本沒有戰事，武官的軍事作用則沒有文官的治理能力重要。在整個軍事層級上，武官受制於文官，在戰爭中，擁有最高的命令不是將軍，而是像巡撫，尚書等較高官階的文官，文官籌劃戰爭的戰略部署，作戰計劃，分派任務等。在1619年，萬曆四十七年的遼東戰役，楊鎬以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經略遼東事務，統領整個戰役，在這場明朝投入最大的戰役，竟以潰敗而告終。事後分析，楊鎬的戰略和計劃有明顯的軍事上的漏洞，另外楊鎬的戰略的時間點與將領們的行動不吻合，楊鎬的戰略後方與前方的信息傳遞，相對於敵方竟然滯後了。從遼東戰役可以看出明朝的軍事制度有嚴重的弊端，以非軍事背景的文官為領導，在戰爭時的戰略的錯誤是經常出現的，而且文官與武官間的罅隙也造成執行效率的低下。

想戚繼光這樣的將領也難有好的結果。戚繼光用創新的軍事陣法和嚴明的軍紀，訓練了一批戰鬥力優良的軍隊抗擊倭寇，解決了困擾了明朝數十年的問題。戚繼光是位很有想法，有創新意識的將領之一，但是他超越之一而成為唯一的是，戚繼光在體制之下得到了最大的成功，像俞大猷，盧鏜等將領未能獲得足夠的榮耀和尊重。雖然戚繼光在逝世之時仍背負罪名，生前的榮耀和成就足以令同代的將領羨慕不已。後來受到了張居正和譚綸的重用，譚綸將戚繼光調到薊州擔任，明朝雖然疆域遼闊的統一的大帝國，但是在北方的邊界上一直受到韃靼的侵擾，靠近疆域的都城北京每時每刻都如芒在背，甚至正統皇帝都被劫持了，所以在政治的意義上，薊州的軍政是整個帝國的文官們的關切，即使困擾數十年的倭寇是比不上一顆時刻在帝國心臟身邊的定時炸彈。戚繼光抗倭的功績似乎為他進入薊州提供一道漂亮的資歷，戚繼光是很有創造性的，他永遠在因地制宜的創新，之前在東部沿海的戰術已經不能適應北方的地形和新的敵人。在一個龐大且複雜官僚體系中，一個將領的能力保證軍隊在戰場上的力量，但如何長久有機會去付諸自己的精力顯然已經無關於個人的能力。戚繼光需要用政治上的嗅覺去警惕自我，戚繼光和張居正是難得的一個契合（當然還有譚綸等），在張居正位極人臣的時候，戚繼光也得到了最大的自主性，但這種關係沒有如惺惺相惜那般純潔，戚繼光一直在用名畫古玩，美人，金錢來保持之間關係的緊密，而張居正則為戚繼光阻擋了朝廷的非議，彈劾等。

戚繼光深諳官場之道，簡單的送禮賄賂是難以在文官的壓制中長時間身居重要職位，戚繼光充滿文墨和才情，這點是讓科舉出身的官員稱道的，王世貞與他較好，足以說明戚繼光在氣質上獲得認可（王世貞是當時文人中的領袖人物），一個人的成功有許多的因素，素質，能力，機遇，時代，我想戚繼光高於同時代的將領，既是非凡的個人特質，也是上天的眷顧。《萬曆十五年》中，一直在談論個人與時代，個體與集體的關係，無論是帝皇，首輔，將軍，逝去與活著的人，都交織在一起了。戚繼光的行為在於儘力減少整個制度帶來的羈絆，戚繼光一生用入世之手段，做出世之事，他的忠誠，愛國情懷以為後人尊崇，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他作的努力呢？

不請自來。
萬曆十五年是因為聽說才看的，並不是誰給我的推薦我才去閱讀的，但是讀完我願意把這本書推薦給任何一個朋友，這本書真的很不錯。
黃仁宇在明史研究中的地位應該說有點爭議。最大的爭議點就是老爺子不是科班出身，他屬於半路出家的。但是最後人也獲得了歷史學的博士學位，他的一些觀點到現在還是有極大的影響力的。
《萬曆十五年》主要是用個人的經歷來映射出帝國的大背景，每一個人物都有自己的象徵意義，萬曆皇帝象徵著皇權的集中，張居正的死象徵性約束皇權力量的失去，申時行的退位象徵性明朝的官僚制度出現的問題，戚繼光的死象徵性明朝的軍事力量的挫折，李贄的出現象徵著明朝的思想文化的變異，海瑞象徵著明朝的標兵政治與傳統思想的影響。雖然只有幾個人物，但是涵蓋了帝國的各個方面。應該說是比較客觀的。

千萬別把那個當作歷史，那個是「正在發生」的事情。本來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在我朝這個無限循環的文化下面，就更加明顯。豆瓣上有個書評，直截了當的道出了萬曆十五年的核心：
張居正試圖搞經濟體制改革，申時行試圖建立和諧社會，海瑞試圖保持執政意識形態集團先進性，戚繼光試圖實現國防現代化，而他們全部失敗了。

這是一本好評如潮、超級經典的歷史書，如果近一百年只讀一本歷史著作的話，我只推薦它，沒有之一。作者黃仁宇（1918—2000），1936年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就讀，後進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1950年赴美攻讀歷史，獲碩士、博士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參與《明代名人傳》及《劍橋中國史》的集體研究工作。我們曾舉辦過一次讀書會，且針對的是知更的理工科粉絲。我們以為，理工科讀《萬曆十五年》有三個理由，具體來說：

第一，「一葉知秋」的寫法讓你理解一個有深度的「大歷史」

萬曆十五年正是公元1587年，本書以明朝史事和同時代人物為樣本，看似是寫明史，實則是2000年歷史，直至當今中國，其經久不衰的經典之處就在於所涉問題——如，制度設計能解決人性惡嗎？清官能遏制腐敗嗎？改革為什麼總失敗？道德能補技術之短嗎？統治者為什麼總熱衷集權？你看看，哪一個不是橫貫千年的大問題、深問題？

第二，人物形象的顛覆

如何看待海瑞？如何看待戚繼光？如何看待張居正？如果你的印象還停留在中學教科書，那就有必要讀此書——此書吸取了史學研究的諸多新觀點，真相一定會讓你大吃一驚。當然，顛覆形象不是目的，推薦此書的最終目的我們是想讓「單純」的理工高材生多少了解一些宮廷世故，否則，平時宅在家裡的你，哪裡有機會深諳人性之複雜？

第三，「工程師」式的敘事對文科讀者來說可能極難，解鈴還須繫鈴人，作者黃仁宇先生系工科出身，興許正是你的菜！

《萬曆十五年》看似散漫，寫了幾個人物而已，但主副結構精巧，草蛇灰線，神出鬼沒，領略基本的史實後，還需要極高的智力，換言之，文科生吃不透的地方，沒準工程師可以！

對於愛好者來說，太難看懂。對於專業人士來說，毛病太多。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什麼毛病呢？一是犯了以論代史的錯誤。二是史料的分析解讀錯誤。下面就是一些學者對《萬曆十五年》的批評。

1、潘淑明、許蘇民《&<萬曆十五年&>對李贄著作的誤讀》

原哈佛大學教授、《劍橋中國明代史》撰稿人之一已故美國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以其《萬曆十五年》一書斐聲海內外學界。此書問世後,被譯成多種文字,80年代初更被譯為中文,成為學術著作中極為罕見的暢銷書。讚譽之辭見於從《讀書》雜誌到通俗期刊報紙等各種出版物。以筆者之視域,僅見過一篇說黃仁宇的所謂「大歷史觀」其實也是卑之無甚高論的短文,至今未見有辨析《萬曆十五年》一書史實錯誤「(硬傷」)的專文。
西方和日本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學者,大都比較注重語言文字之辨析和史料證據的確鑿可靠,中國學者即使偶有古書斷句失誤者,也會引來他們的一片訕笑。這固然有助於我們確立更加嚴謹的治學態度。然而,從總體上看,我們認為,在多數情況下,研究中國學問畢竟還是中國學者更有發言權,外國學者,即使是在海外學界享有盛譽的華裔外國學者,恐怕也會因文化氛圍的隔膜和漢學功底等原因而發生許多對中國古典的誤讀。這誤讀,不僅間或有對中國古典的望文生義,也間或包括對史料各取所需、搞「六經注我」及據孤證以立論等。本文僅就黃仁宇先生《萬曆十五年》一書對李贄著作的誤讀擇要舉證辨析。
1、關於李贄對海瑞的評論
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論及李贄對海瑞的評論,說:「他尊重海瑞,但是也指出海瑞過分拘泥於傳統的道德,只是『萬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棟樑者』。」以上這段文字所引用的李贄的話,見《焚書》卷四《八物》篇,但黃仁宇先生卻把李贄的意思理解反了。李贄的原意是說,海瑞是棟樑之材而非萬年青草。這既可以從審讀《八物》篇原文來證明,還可以李贄論及海瑞的其他言論來證明。
《八物》篇是一段專論古今人物的文字,以八物來比擬八種不同類型的人才。李贄是把海瑞列在「杉松栝柏」一類中來加以論述的,試看原文:夫青松翠柏,在在常有。經歷歲時,棟樑遂就。噫!安可以其常有而忽之!與果木斗春,則花不如;與草木斗秋,則實不如。吁!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世有清節之士,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任棟樑者,如世之萬年青草,何其滔滔也。吁!又安可以其滔滔而擬之!此海剛峰之徒也,是亦一物也。
對於這段文,若走馬觀花看去,很可能就會得出李贄認為海瑞是「萬年青草」而非「棟樑之才」的結論;但細細咀嚼文句,就可以看出「,棟樑之才」恰恰指的是「海剛峰之徒」。這段文字分四個層次:從「夫青松翠柏」到「安可以其常有而忽之」,是第一個層次;再到「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是第二個層次;再到「又安可以其滔滔而擬之」,是第三個層次,這三個層次的最後一個「之」字都是指首句的「青松翠柏」。最後展開第四個層次「此海剛峰之徒也是亦一物也」作結語,與上句的最後一個「之」字的含義相銜接,又與首句「夫青松翠柏」呈首尾玄合之勢。一氣呵成。可見「海剛峰之徒」為「青松翠柏」無疑。如果這樣分析還不夠有力,請看與《八物》篇同時編入《焚書》的《寄答耿太中丞》一文,文章批評道學家「終日言扶世,而未嘗扶一時」,接著就讚揚海瑞道「:吾謂欲得扶世,須如海剛峰之憫世,方可真扶世人也。」
他認為,海瑞有扶世之實而並不講那些自我標榜的扶世之言,但世人未嘗不以扶世之實歸之。扶世者,棟樑之才也。如果說這一證據仍然不夠有力,那就再請看李贄《續藏書》中的海瑞傳記。這篇傳記詳敘了海瑞在江南打擊官紳豪右、反對官僚特權的事迹「:自是士大夫名貪暴者,多竄跡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也。」讚揚海瑞如何得到人民的擁護「:至今小民得保守田業,相率繪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不僅如此,李贄更為海瑞不得朝廷重用而大鳴不平。海瑞罷官十幾年後,萬曆皇帝本想召他進京委以有實權的官職,但卻遭到朝中權勢者的阻撓,對此,李贄加了兩個字的批語:「可恨!」
海瑞被連升三級為南京都御史,天下正派人「舉手相慶」,而朝中的「小人之不便者」則紛紛上書皇帝,對海瑞「詆之甚力」。對此,李贄又寫了一句評語,斥之為「真小人之見」。以上所論所許不在「傲霜雪」,而在「任棟樑」。如果李贄認為海瑞是不可以任棟樑者,還能如此為海瑞講話嗎?
2、關於李贄對蔡文姬的評說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第七章注釋中說:「李贄讚揚寡婦守節,……相反,對於蔡琰,則稱其『流離鄙賤,朝漢暮羌,雖絕世才學,亦何足道,見《續焚書》卷4頁95』」。以上黃仁宇所引證的話,純屬斷章取義。李贄《書〈胡笳十八拍〉後》的原文如下:此皆蔡伯喈之女所作也。流離鄙賤,朝漢暮羌,雖絕世才學,亦何足道!余故……詳錄以示學者,見生世之苦如此,欲無入而不自得焉,雖聖人亦必不能雲耳。讀之令人悲嘆哀作,五內欲裂,況身親為之哉!際此時,唯有一死快當,然而曰「薄志節兮念死難」,則亦真情矣。故惟聖人乃能處死,不以必死勸人。我願學者再三吟哦,則朝聞夕死,何謂其不可也乎哉?
這篇文章的風格,十分像李贄的另一篇有名的駁論,題為《答以女子學道為見短書》,文章一開始就說:「昨聞大教,謂婦人見短,不堪學道。誠然哉!誠然哉!」這連續兩個「誠然哉」說得多麼有力,彷彿李贄真的是認為「婦人見短,不堪學道」的。可是,李贄筆鋒一轉,以下的話幾乎全是駁斥以女子學道為見短之論的。李贄寫駁論,往往採用這種手法,即開頭故作同意世俗的看法,然後再闡明自己的看法,將世俗的看法推倒。《書〈胡笳十八拍〉後》一文也是如此。黃仁宇先生引證的是該文前面的話是李贄的論敵的觀點,而「余故詳錄以示學者」以下才是李贄的觀點。
在這篇文章中,李贄為了推倒道學家對蔡文姬的詆毀,要人們好好讀一讀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設身處地想一想,倘若自己處於蔡文姬那種在戰亂中顛沛流離的痛苦境地,能否做到「無入而不自得」?李贄的結論是:「雖聖人亦不能。」儘管身在此境中,真使人感到活著還不如死去,然而,蔡文姬說「薄志節兮念死難」,恰恰是人的生之不易而死更難的真情流露。在李贄看來,處在此境中的聖人盡可以去死,但不能教別人也去死,因為「以必死勸人」是反人性的。文章的最後一句尤具深意:李贄認為反覆吟誦《胡笳十八拍》亦可使人「聞道」,使人產生「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感受。這更是對蔡文姬及其反映真情的文學傑作的無尚讚美了,從而駁倒了那種認為蔡文姬「雖絕世才學亦何足道」的謬論。
黃仁宇先生把李贄的論敵的觀點當作李贄的觀點來引用,其立論的可靠性也就大可懷疑了。
3、關於所謂「李贄讚揚寡婦的守節」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說:「李贄不可能從根本上放棄以倫理道德為標準的歷史觀,因此自相矛盾的言論隨時會在他的筆下出現。比如他贊成寡婦守節殉夫,但對卓文君的私奔,又說是『歸鳳求凰,安可誣也』。」他說「李贄對寡婦的守節,其褒揚仍然不遺餘力」,並注云「:見《藏書》卷64頁1063、1066。」李贄是否從「從根本」上放棄以倫理道德為標準的歷史觀姑置不論,但至少在「節烈」的問題上,黃仁宇的證據和立論都是不可靠的。事實是,李贄在肯定寡婦再嫁、為愛情而私奔的合理性的同時,也肯定了婦女為愛情、為捍衛獨立人格、為反抗強暴而「節」而「烈」有其道德價值的合理性,二者並不矛盾「:節」是以愛情為基礎的「節」,與改嫁、私奔同一基礎「;烈」是捍衛獨立人格的「烈」,與改嫁、私奔同為個人的自主選擇。
如黃仁宇先生所說,李贄在《藏書》中確實表彰了三位節烈的婦女。然而,歷史上節烈的婦女不知有多少,為什麼偏偏只有這三位才配選入其史學著作呢?這是不能不加以考察的。
第一位是東漢末年皇甫規的妻子。她是一位工草書、善文章的才女。皇甫規死時,她正處盛年,容色甚美。權傾朝野的董卓誘以錢財,她不為所動;董卓令惡奴持刀將她團團圍住,她寧死不懼,並痛斥董卓「毒害天下」;又被施以鞭刑,仍不肯屈服,最後被活活打死。歷史上不乏有跪倒在獨夫民賊腳下的儒家「大丈夫」,可中國居然還有這樣有獨立人格的女子,難道還不值得表彰嗎?第二位是晉朝的陰瑜之妻荀采。她喪夫後,被強迫改嫁,但她對亡夫依然一往情深,寧死不從。這是一位以死抗拒逼婚的女子,對於她不肯嫁的人,雖父母之命亦不從。李贄是主張女子應「自擇佳偶」的,荀采敢於抗婚,寧死也不肯喪失自己的獨立人格,難道不值得表彰嗎?第三位是南宋大臣謝坊得的妻子李氏。元滅宋後,謝坊得被捕,李氏攜子隱匿福建山中,元軍揚言不抓到李氏就要把當地人殺光。李氏為保護當地民眾,慨然出而就俘。押解到南京後,元朝統治者要把李氏「沒入」作官妓,李氏遂自殺於獄中。這是一位在國破家亡的情況下舍己保護當地民眾、且寧死不肯受辱的女子,比起滿朝的降官降將、尤其是道學家來,又不知高尚多少倍。李贄表彰她,又何錯之有?
黃仁宇先生根據李贄表彰了這三位節烈的婦女,就不作具體分析地說他贊成寡婦守節殉夫,實在不能成立。即使是主張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五四」學者,在批判舊禮教的節烈觀的同時,對於不畏強暴反抗逼婚的女子、對於敢於捍衛獨立人格而寧死不肯受辱的女子,也是加以肯定的。我們不否認李贄思想中有自相矛盾的因素,但矛盾不表現在這一點上。
4、關於李贄的思想性格
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第七章《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開篇就說:「李贄並不缺乏勇氣,但是通常來說,這樣的類型的作家如果發現了崇高的真理而願意為之犧牲自己,他的文字中間就會表現一種燃燒性的自我滿足和欣快。這些特點不能在李贄的著作中見到。」
其立論的唯一依據,就是李贄在給侍郎周思敬的信中的第一段話的前幾句:「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禍。然而禍來又不即來,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嘆塵世之苦海難逃也。可如何!」黃仁宇先生對這幾句話的引證又是明顯的斷章取義,他捨棄了緊接這幾句話後面的「但書」。在這幾句話後面,李贄寫道:但等死之人身心俱滅,筋骨已冷,雖未死,即同死人矣。若等禍者,志慮益精,德行益峻,磨之愈加而愈不可磷,涅之愈甚而愈不可淄也,是吾福也。他以等禍為福,進而講到以禮佛為受福,以「撙節刻厲,晝夜讀書,期與古先聖哲合德」為銷福。於是又意氣激昂地寫道:「夫既以此受福,又以此銷福,則禍來又何必避,苦海又安得不是我老者極樂之處耶!」黃仁宇先生引的幾句話,給我們以一個消極悲觀懼禍、一心要逃離塵世苦海的李贄形像;而通讀全篇,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看破生死、不懼患禍、以苦海為樂地、撙節刻厲、治學不輟的李贄形象。人的心理是複雜的,消極的和積極的因素都可以同時存在於一個人的心中,李贄的可貴之處正在於他能以積極的因素去戰勝、否定消極的因素。
據於孤證以立論是治學之大忌,就一篇通信來論李贄的性格,無論是斷章取義,還是顧及全篇,都是孤證。所以,要證明李贄並不像黃仁宇先生所說的那樣缺乏激情和自我犧牲精神,還得藉助於更多的證據。這證據是大量存在的。略舉數例:
第一、萬曆十二年(1584)年,李贄作《何心隱論》。在這篇文章中,李贄認為,看破生死的最高境界是「為道而死」,這「道」,不是殺害何心隱的專制統治者所尊奉的所謂道,而是為何心隱鳴不平的人民大眾心中的道「: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可蓋覆矣!」他讚揚何心隱以身殉道,其死之重「,豈直泰山氏之比哉」!
第二、李贄的以身殉道的觀念是與追求個體聲名不朽的觀念聯繫在一起的。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他對汪本鈳說:「丈夫生天地間,若令當世無功,萬世無名,……不如死矣。」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汪本鈳問他:「先生末後一著如何?」李贄回答:「吾當蒙利益於不知我者,得榮死詔獄,可以成就此生。」接著又鼓掌大笑道:「那時名滿天下,快活,快活!」聯繫他在《何心隱論》中所闡發的觀點,可以說李贄之所以選擇以身殉道,就在於他看到了「斯道之在人心」,只有以身去殉廣大民眾心中的「道」,才能「名滿天下」,才能有萬古之名。以身殉道雖然是自我犧牲,但同時又是最大的自我實現。
第三、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春,李贄在與焦　從北京南返的舟中,寫下了《老人行敘》一文。一方面,他說《老人行》「實則窮途哭也,雖欲不謂之徒不可矣」;但另一方面,他又寫道「:雖然,百世以下,倘有見是書而出涕者,堅其志無憂群魔,強其骨無懼患害,始終不惑,聖域立躋,如肇法師所謂『將頭臨白刃,一似斬春風』,吾夫子所謂『殺身以成仁』者,則所著之書猶能感通於百世之下,未可知也。則此老行也,亦豈可謂之徒然也乎哉!」在這裡,我們所看到的正是黃仁宇先生沒有看到的燃燒性的自我滿足和欣快,一種自認為發現了崇高的真理而願意為之犧牲自己的情懷。在這裡,對於未來的樂觀戰勝了窮途之哭的悲觀,對於「百世以下」的希望戰勝了對於當下的絕望。這才是李贄的真精神!
5、關於李贄思想的人民性問題
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說:「少數的評論者,竟說李贄站到了下層民眾的立場上,批判了剝削農民的地主階級。這種論調自然更屬於無稽。他在1580年離開姚安知府的職務以後,一直倚靠朋友中地主紳士的周濟以維持生活,而他從也不覺得接受這些周濟有任何不妥。這個社會容許他不耕而食,但是他從來沒有提出應當改組。」這段話似乎比我國五六十年代的學者更強調階級分析,強調到了似乎歷史上任何不耕而食的人都不可能為下層民眾講話的地步,這不合乎大量的歷史事實。誠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李贄不可能明確提出變革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係的要求,但他也像歷史上的許多有良知的學者一樣,決不因食朝廷的俸祿或靠地主、紳主周濟維持生活而對民眾的疾苦漠不關心。除了眾所周知的事實,如李贄批評「存天理、滅人慾」的說教,鼓吹「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稱讚「力田者」「做生意者」的道德品質比道學家高尚,認為「民情之所欲」為「善」「、非民情之所欲」為「惡」,反對以禮法的「條教禁約」壓迫民眾等等以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李贄與晚明中國社會新興的商業階層的關係。他對商人,包括衝破海禁航海經商的商人,表示了深切的同情,為他們爭地位,替他們鳴不平。他駁斥輕視和貶低商人的傳統觀念,指出「:且商賈亦何鄙之有?挾數萬之資,經風濤之險,受辱於關吏,忍詬於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來。」更有甚者,商人「必交結於卿大夫之門,然後可以受其利而遠其害」。
他獨具隻眼地看到了官商勾結的責任不在商,而在於官,在於阻礙、束縛、甚至摧殘萌芽中的市場經濟生長的專制官僚政治體制,因為不管商人在官商勾結中扮演著主動的還是被動的角色,商人在身份上總是處於被壓迫的地位,「安能傲然而坐於公卿大夫之上哉!」他更通過對中國士階層中「聖人」與「山人」兩種人格的剖析,得出了士不如商的結論,認為商賈以勤勞謀利是正當的,而今天「聖人」和「山人」以欺世盜名為手段、以獲利為目的則是「可鄙」的,既以獲利為目的,卻還要標榜道德和清高則「尤可鄙」。對於專制官僚政治的批判,更是不遺餘力,一句「今之從政者只是一個無恥」,將專制官僚政治反道德的本質揭露得淋漓盡致。
與此同時,也不能說李贄全無新的社會理想。他的社會理想是「:各從所好,各騁所長」「;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獲所願」;「就其力之所能為,與心之所欲為,勢之所必為者聽之,則千萬其人者,各得其千萬人之心,千萬其心者各遂千萬人之欲。是謂物各付物,天地之所以因材而篤也,所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這似乎是一幅個性解放、自由競爭的社會圖景。與傳統儒家設計的各安其等級名份的社會圖景迥異。他盛讚中國古代大商人的「致富之才」、「強忍之力」、「趨時之識」等等,聯繫到他的社會理想,似乎可以說他已經有了一種推動中國社會形成自由競爭的商業社會新秩序的朦朧的歷史自覺。同時這種歷史自覺,也定會有其四民本末流變的社會基礎以為詳盡的尋繹。
黃仁宇先生專攻晚明史,自當全面研讀李贄的著作和相關的史料,為什麼竟會產生以上誤讀的情形、置大量不利於他的立論和史料於不顧呢?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與海內外很多學者一樣,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先入之見,即:像中國這樣的社會,根本不可能產生任何新經濟、新思想的萌芽,只能在外力作用下「被現代化」。這種偏見支配了他對史料的取捨。以黃仁宇先生的失誤為鑒戒,堅持史學研究的科學性原則,方能如實恢復李贄思想的本來面目。

2、陳梧桐《扭曲和貶抑明史的幾種觀點》

美籍華人學者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1981年由美國耶魯大學出版英文版，翌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中文版，成為風靡一時的暢銷書。黃仁宇的明史觀，比「停滯論」更進一步，明確提出明清社會「倒退論」、「衰落論」。他認為，西方現代社會是「以商品組織作為國家基幹」，能在組織技術上進行「數目字管理的國家」，明代中國則是「以農業組織作為國家基幹」，「不能在數目字上進行管理的國家」。一個國家，能否在「數目字上進行管理」，是能否成為現代化的關鍵。精密計算是西方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資本主義為西方所特有，中國不可能產生資本主義，哪怕是資本主義萌芽。只有在外力的作用下，中國才能被動地實施「現代化」。黃仁宇就是從他這種明史觀出發，採取「大歷史」的總體設計，運用「以論代史」的方法，剪裁歷史，拼湊材料，寫成了一本《萬曆十五年》。該書作者稱：「書中所述，不妨成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因為敘及的主要人物，有萬曆皇帝，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使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的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功德圓滿。」意在說明「明朝採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萬曆十五年》中文版自序）。為了論證這種觀點，作者對史料採取極不嚴肅的處理辦法，只徵引符合自己觀點的史料，凡是於自己觀點相悖的史料一概摒棄不用，而且對所徵引的史料又多有誤讀、歪曲之處，甚至做了「掐頭去尾」的技術處理，以契合自己的觀點。有學者即曾對該書第七章《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所引用的李贄著述做過仔細的核對，發現存在多處斷章取義的硬傷（潘淑明、許蘇民《&<萬曆十五年&>對李贄著作的誤讀》）。不過，普通大眾一般不會去認真核對史料，而被作者一直鼓吹的「大歷史觀」所迷惑，加深了對明史的錯誤認識和負面評價。

萬曆十五年：大歷史觀下的1587

一、歷史有沒有可能只是一面之詞

從史學研究的嚴謹和考證角度來講，黃仁宇的這本書是比較主觀的。書中對於人物心理描寫的部分，實際上是找不到史學依據的，這也是這本書當年在美國出版的時候遭遇種種挫折的原因之一，因為出版社認為這本書介於史學著作和小說之間，不知該如何歸類。

但是從另一方面講：主觀性問題，再嚴謹的史學研究，也難免帶上主觀色彩。因為視角、意識形態、作者的人生經歷的不同，對史料的獲取和選擇會有差異，對自己的立場會有取捨。舉例來說，在一本由美國作家寫作的、講述前蘇聯勞改營、獲得普利策獎的歷史書籍中，可以明顯看到作者對極權的批判。在一本歐洲人寫作的世界史中，與其說是世界史不如說是歐洲史、美國史，彷彿那裡才是世界的中心——而這就是視角不同所造成的。另外，個人境遇對於著作也有影響，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有一段話：「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包括司馬遷本人，寫《項羽本紀》和《高祖本紀》，對項羽和劉邦一褒一貶，其中難免不摻雜作者的主觀看法吧。

所以說到底，歷史本身就是一團迷霧。西班牙艦隊哪一年打敗英國，諾曼底何時登陸，美國哪一年發表《獨立宣言》，二戰的時候日本哪一天宣布投降，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都經過了哪些地方，這些史實是容易回答的，但是當我們問到「為什麼」的時候，往往不會有唯一的答案。那麼回到題目本身，歷史的意義又是什麼？

二、歷史是對人性的觀察

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講，讀歷史最顯而易見的樂趣，就是有很多有意思的歷史小故事可以講。《明朝那些事兒》的成功之處在於，在不胡謅（廣大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的情況下，把歷史從深宅大院里請了出來，把一個深閨小姐變成在路邊和你嘮嗑的姑娘，這點特別了不起。

其次，不那麼明顯的，就是學習人生的智慧。哲學太飄渺太抽象，心理學其實是不錯的，但很可惜被世面上的各種勵志和成功學雞湯所淹沒。其實那些勵志書籍說的都沒錯，女人是應該有智慧，職場確實有些錯誤不要犯，想要自己受歡迎確實要遵循N條原則，而想讓自己變得快樂確實有這麼幾個方法效果很不錯。但說到底，都是旁敲側擊，隔靴搔癢。更好的辦法，是將這些認知建立在對人性、對生活的了解之上；了解的途徑有兩個，一個是實踐，經歷得多了，自然有所領悟；另一個就是觀察，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從歷史裡面觀察，是很好的辦法。你看，莎士比亞寫哈姆雷特，寫李爾王，那些故事經久不衰倒不是因為故事本身有多大吸引力，而是從幾百年後的今天來看這些故事依然鮮活，因為人性，大抵是不會改變的。

三、《萬曆十五年》的大歷史觀

《萬曆十五年》帶給我的最大衝擊，有兩點。一點是作者的觀點讓我覺得很有說服力，下面會談到；二是作者「大歷史觀」的敘事角度提供了另外一種看待歷史的方法。

《萬曆十五年》由美籍歷史學家黃仁宇所作，1974年在美國出版，後引進中國。這本書篇幅不長，20多萬字，從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戚繼光、海瑞、李贄這六位人物出發，描寫了個人命運與時代體制的種種矛盾和衝突，目的是對明朝體制進行整體的反思。

（一）對明朝體制的反思

明朝的統治始於1368年，終於1644年，享國二百七十六年，歷經十六位皇帝。經濟上，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基礎。明朝後期東南沿海出現倭寇，朝廷不願意通商，不願意貿易——因為那會威脅到統治；軍事上，這是一個文臣治國的朝代，武將始終處於附庸地位，軍事廢弛——當然了，帝國統治者也沒有打算開疆拓土，穩定地保持統治能夠延續，才是統治者的理想狀態；文化上，在宋明理學的鼓吹下，各種道德仁義和道貌岸然與官員們的中飽私囊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結果就是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極致的壓抑導致極致的瘋狂。

明朝的皇帝，很多都很有個性，有酷愛木工的，有皇帝不要做自封「大將軍」的，有專寵宦官閉目塞聽的，有消極怠工幾十年不上早朝的，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因為明朝的文臣特彆強勢，皇帝更多的時候成了一種擺設和道具。就拿萬曆來說，他早年是比較勤政的，但後來消極怠工那麼多年，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張居正的事情很傷他的心。在他心目中，張居正是老師是長輩，是他非常尊敬的人物。然而當張居正死後，他卻發現老師，老師再教自己孔孟之道的同時，卻過著遠比自己奢侈的生活，住著豪宅還美女繞膝，這中兩面派的做法讓萬曆很是崩潰，之前傳道授業解惑的種種儒家道義現在顯得十分可疑；另一方面，萬曆發現自己雖為皇帝，卻一舉一動都受到文臣左右，連立太子也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遂覺得人生無望。換一個角度來講，萬曆罷工那麼多年，大明王朝還是照常運轉，這不是更加說明了，皇帝作為制度很重要，而作為一個血肉之軀的人本身，卻並不那麼重要。

（二）大歷史觀下的明朝

明朝的文藝不是《萬曆十五年》里談到的內容，但仍然很值得一說。明朝留給我們什麼？除了幾個非常有個性的皇帝，大政治家張居正，還有吳承恩的《西遊記》、湯顯祖的《牡丹亭》，李贄寫《焚書》和《藏書》等等，文藝作為社會發展的先聲，在明朝中葉以後，已經表現出反抗傳統的思潮，也有人稱之為啟蒙思潮，與經濟領域的資本主義萌芽相呼應。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有一段話：

「李自成的失敗帶來了滿清帝國的建立，落後的少數民族總是更易接受和強制推行保守、反動的經濟、政治、文化政策。資本主義因素在清初被全面打了下去，在那幾位所謂雄才大略的君主的漫長統治時期，鞏固傳統小農經濟、壓抑商品生產、全面閉關自守的儒家正統理論，成了明確的國家指導思想。」

可是沒有辦法，歷史的沉珂太深太重，明帝國的巨輪已經千瘡百孔，已經沒有辦法再駛向遠方……

13世紀到17世紀，在歐洲正值文藝復興——追求解放人的天性，資本主義這種制度開始萌芽並逐漸發展，新航路開闢，海上貿易盛行，殖民主義開始興起……也就是從這個階段開始，東西方的發展差距逐漸擴大，而落後的那一方，將要在後來的歷史進程中承受諸多的苦難，蒙受無數的犧牲，也湧現出無以計數的英雄豪傑，展現出一個民族不屈的意志，可歌，又可泣。

四、尾聲

前面說到，歷史涉及到分析和評論的部分，難免存在主觀，而從這種主觀裡面，我們也恰恰可以看出作者的態度。在《萬曆十五年》中，作者流露的情緒是偏向於批判的。這種基於史實的批判，我們可以將其看作是一種反思，再進一步，就是一種借鑒。

有人會有疑惑，既然是「大歷史」，那麼個人的命運在歷史的大背景下亦是無法把握，個人所做的努力還有什麼意義？

也許意義倒不在我們最後能不能實現理想，而是在於我們是否有為這種理想做過嘗試。在戰場上，明知敵強我弱，也不能做不戰而屈人之兵，在命運這件事情上，大抵也應如此。

還有一個問題是，借鑒什麼？也許，借鑒的是站在他人的位置思考問題的能力，借鑒的是在困厄的環境中求生的辦法，借鑒的是在顯達的狀態下如何處世的智慧。

一家之言而已。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