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萬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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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想知道在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的變化？作為有名的不上朝的皇帝，萬曆朝居然沒出現權閹？還打贏了三大征？萬曆朝也沒出現嚴嵩式的人物，萬曆比他爺爺對朝堂更有控制力啊! 萬曆也不算多昏庸的皇帝啊！
這哥們還很低調啊，悶聲不響做這麼多大事，不像武宗那麼高調!也是細思極恐的一個人。
大家多講講細節。

偏愛鄭妃、拖延症、神宅什麼的大家都知道。正統以後的早朝是擺設，張居正改成了三天一次，神宗乾脆不去了。但他後期的問題是不愛及時下發奏章給內閣，導致內閣想幫他擬意見都擬不了……再寫幾條。

喜歡讀書。讓太監到北京市面上給他買書，佛經、小說、醫書、繪本無所不讀。他下令重抄了一套歷朝《實錄》留著自己看。第一次妖書案里鄭妃出版的那本《閨範》，也是東廠交給皇帝、皇帝賜給鄭妃的。他後期不出面參加經筵，卻讓翰林官定期把講義寫出來給他看。
對軍事事務非常關心。晚明賜給出征統帥尚方劍的慣例就是從他這兒來的。頒發內庫給前線。把愛將李如松的地位抬到和文提督宋應昌平等，絕無僅有。還專門下詔給朝鮮的國王，把他罵了一通，要他自強。
喜歡敢於任事的大臣。不喜歡大臣被彈劾之後就要辭任。有病的話把文件拿到家裡去辦公也行。對彈劾自己的言官表示無視，但常常對彈劾大臣的言官下重手。但也不會給予過度的寵信。
避免濫用廠衛。據說錦衣衛監獄的庭院里都長滿了草。
對宦官頗為防範。馮保之後的司禮監掌印張宏，是絕食而死的。下一任張誠，被貶為南海子看宮牆的凈軍。少時寵信的張鯨，後來失寵，
害怕早立太子會導致厄運。這是從世宗的「二龍不相見」傳下來的迷信。沈一貫閣老拿太祖多子又長壽的事兒勸過他。具體解釋在此 http://www.zhihu.com/question/30201030/answer/56280160
對財物十分細心。或許就是「貪財」的一個表現吧……御前丟過一件珍珠袍，神宗震怒，拷打追問。鄭妃私自拿了一個御用的玉杯給福王，神宗大怒，把杯子cei了。
好面子。做過的事兒基本上沒撤回的。萬曆朝貶謫的人，基本沒有回朝的，結果神宗在位太長，據說氣得某些「君子」跳腳。萬曆三十年（1602）病危，跟首輔口授遺詔，說好了要撤回各地的礦監、稅監，結果第二天好轉了，就把這事兒取消了。
患有齲齒。經考古發掘遺骸證明。
可能患有抑鬱症或其它心理疾病。我非常懷疑，但沒有證據。
雙性戀。早年有十個宦官伴侶，陸續被他除掉了。還在去祭祖陵的路上搞過一個徐階家的錦衣衛官員。

萬曆一朝沒有權臣也沒有權宦，因為沒有皇帝的給予恩寵，不能形成權勢的第二中心。皇帝對三大征非常關心，不過三大征的勝利更多的是由於隆萬改革積攢的財力和振興邊防帶來的軍事復興，到二十年後就又完了。因為好面子，錯過了給被貶者加恩還朝、消弭怨氣的機會，也沒有及時出手處理黨局，反而刺激著小臣們一味批評皇帝與內閣不作為，使得黨局逐漸形成。

同時搞的商稅、開礦，想繞開官僚機構去取利，但宦官到地方上無從著手，只能招攬了一幫惡霸流氓，強拉著市民要收商稅，開礦招攬人進山居住、砍伐、擾民、生事。所得利益全歸皇帝、宦官，麻煩全歸社區、官府，怎麼能不被反對？這種制度就是拍腦袋想出來的。

【以下段落經過重寫】

要我說，神宗顯皇帝是一個對權力很慎重的人，以至於後來慎重過了頭，連官都不願意封，甚至錦衣衛掌印、東廠提督這種職位都會空缺。他小時候學過拳棒工夫（和宦官玩），喜歡軍事，卻自願長期待在宮裡，連謁陵都不去。他讀了很多書，但宅在宮裡，見到的人和事卻很有限。他認為大臣干預他太多，可是反過來，恐怕他自己也把「立儲是我家事」之類的信念看得太重了，而又不為之而「奮鬥」。或許，神宗也一直覺得自己在「讓步」，而官員們卻感受不到吧。畢竟他是皇帝，很多事情都沒得選，同時也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去投入，而他卻自己退縮成了一個富家翁。明朝皇帝不專心理政的人很多，憲宗畫畫，世宗玄修，穆宗委政閣臣盡情玩樂（……），武宗則遍游南北，神宗……好像除了看書都沒做成別的事。

要說他真想立福王，還是有些陰謀詭計可以搞搞的，但是他沒有。讓一個賣柴的拿著木棒進宮刺殺太子這種陰謀……恐怕只有炒作者才會去「相信」。其它的事情也是一樣。想任用的官員要辭職他就不準，真走人了也不愛補任。帝王「隨心所欲」畫面的背後，必然是帝王心術的小心運用。世宗為了議禮、攬權費盡心機，扶植親信、政治清洗、梃杖、大案等等手段無所不用。神宗卻只是在幼稚的拖延、抵賴。設礦、稅監算是神宗比較花心思推行的一個制度，然而這種簡單粗暴的辦法，不得不說並不合理。當年張居正做翰林的時候，也沒有機會去外面考察，但他每見到一個從外地回來的官員，都會拿出酒菜，仔細詢問外面的事情。顯皇帝也並不是一個毫不關心國家大事的人，但即使以明朝中後期的標準來說，也沒有真正盡到一個皇帝的職責，天順朝的英宗、憲宗和劉瑾死後的武宗，甚至穆宗，都要好一些。至少他們在位的時候國家政務處理是比較流暢的，就算是廢話也會回個郵件，「嗯」「好」「知道了」，沒有變成大臣失望、小臣躍躍欲試刷聲望的地步。（其實武宗也經常「不報」，但他是個堅決的行動者）

前言：本來準備睡覺了，但是由於正在做萬曆時期的相關作品，所以還是點進來看看資料。卻不慎辣眼睛的目睹目前排名前列的答案大放厥詞，說所有的古人、今人的歷史研究者都是為了維護皇帝的新裝而裝聾作啞。我不禁還是抑制不住怒氣，準備打一打這位的臉。

首先有個放之四海皆準的道理，是一個人批判掉所有專業學者，認為自己的認識才是真理，那麼這種行為和理念一定是錯，至少是偏頗的、偏激的，真理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某個人手中。而認為通過某些吸引眼球的陰謀論和某些自以為是的邏輯推理就能一棍子打翻一船人，讓無數學者為自己的幼稚想法做墊腳石，本身就是學界內一些濫竽充數的偽學者常用的手段。

這裡就借用某人所舉出的幾本研究史料用以詮釋史學界的真正看法（用對方揮舞的武器打臉是最爽的）。

為萬曆做傳的主要是明朝歷史研究學者樊樹志的《萬曆傳》和《晚明史》中的前半部分章節。

作者在前言中其實已經點明，萬曆皇帝非平庸之輩，其在位數十年，雖然後期呈現走下坡路的趨勢，但是總體上依然是國泰民安，堪稱盛世的一段時間，試問，史學界有哪個學者會將開創和延續盛世的皇帝變成所謂「醜化最嚴重的皇帝」？

接下來再看

在第四章第20小節內，作者詳細論述了萬曆中期勵精圖治的本意和實質效果，也確實對明朝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

並在接下來的數章中用大量的事實論斷去詳細佐證了萬曆皇帝的真才實幹。

我們看一看某些人所謂「醜化」的出處：

這種事真如 @淚痕春雨所說，是學者的集體掩飾行為？

可惜，學者們並不像他一樣，一味的以個人情緒代入學術研究，所有學者都講究的是真材實料，講究的是史實的出處和佐證。

如上文所示，萬曆三十年到四十年的過程中，部員六部大員缺失嚴重（最高達到僅存30%），科道官居然缺失94名，更加令人震驚的是，作為地方最高的三司（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揮使司）長官，居然缺官高達66名，古代王朝與地方的直接聯繫者知府、巡按御史、巡撫大量出缺。

這相當於什麼呢？相當於中央財政、教育、國防等部均無人執掌，各省政府主官大量出缺，25個市的市長長期缺失，全國檢察院紀委主官缺失達3/4。文中所說「南北大燎，強半空署」並非虛造。如果按照這位答主所說均為虛言捏造，不可能在古代諸地方志、文人筆記中如此統一的做掩飾。

如此大規模的高級官員無法被任職明顯是由於皇帝怠政所致，面對大量數據佐證（因為大員任職必須得到皇帝許可頒發上任關防），竟然被某些人說成是「用屁股在思考問題」……「令人驚的兩眼發直」……我是無法理解這些不學無術者的腦迴路，最起碼請你把一些令人作嘔的辭彙在行文的過程中去掉。歷史研究不需要「屁股」用以形容權位。

接下來我們繼續點題，看一看對萬曆皇帝的「毀」是不是確有其事。

先貼御史直接正面怒懟萬曆的奏章（這可是直接給萬曆本人看的，如果是捏造虛假萬曆不殺人才怪，正因為真，萬曆本人心虛留中不發）：

二十五年，御史馮從吾抗章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試觀戊子以前，四裔效順，海不揚波，己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疊出累告。勵精之效如彼，怠ル之患如此。近頌敕諭，謂『聖體違和』，欲藉此自掩。不知『鼓鍾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廷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為不足畏，勿以人言為不足恤，勿以目前宴安為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為可忽。宗社幸甚。」(《馮從吾傳》。 )

然後是顧誠先生總結的萬曆之弊（注意這本書是農民戰爭史，可見禍亂之久之深。）

萬曆時期政治的敗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事不理，二是貪財好貨。朱翊鈞成年累月深居宮中，「萬事不理」⑴，不以國事為念。他自稱「靜攝」，實際上是在宮中鬼混。當時的臣下就有人在奏章里直言不諱地批評他「生長深宮，高居簡出，一御文華殿則稱過勞。」⑵「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後，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⑶他在位四十八年中有二十年左右不坐朝聽政，臣下的奏章往往「留中」不作處理，以致朝廷官員無所事事，乾脆回籍悠遊林下。史載，在萬曆中後期，官員們由於見不著皇帝的面，送上的奏章又常被擱置，往往在遞上致仕的手本後不管旨意如何便徑自還家。朱翊鈞卻認為少一員官就少一份俸祿⑷，還可以免聽官員們「聒噪」，落得耳根清凈，所以凡遇缺官也不派人遞補⑸。這種離奇的做法使國家的中樞機構處於半停頓狀態，大大助長了官場中的因循拖拉風氣，也為朝廷和地方官員的貪贓枉法開了方便之門。另一個方面是朱翊鈞貪婪成性。為了滿足自己窮奢極侈的生活耗費和積攢金銀財貨，他竟然「生財有道」，以開礦徵稅為名，派出大批太監充任礦監稅使，往全國各地搜括民財。這些礦監稅使所到之處：
「不論地有與無，有包礦包稅之苦；不論民願與否，有派礦派稅之苦。指其屋面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指其貨面嚇之曰：「彼漏稅！」則橐立傾矣。以無可稽查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無王法之事。大略以十分為率，入於內帑者一，尅於中使者二，瓜分於參隨者三，指騙於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應，歲時之餽遺，驛遞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為市者，皆不與焉。」⑹
這實際上是打著皇帝的旗號在地方上公然劫奪。礦監稅使和他們的爪牙無惡不作，曾激起了許多城鎮人民的反抗，這就是史稱的市民運動。當時的漕運總督李三才在疏中說：「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綿祚萬年，而不使小民適朝夕之樂。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無亂者。」。⑺又說：「聞近日章奏，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眾畔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風馳塵鶩，亂眾麻起，陛下塊然獨處，即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之？」⑻朱翊鈞對此也置之不理，依然行其所素。
《明末農民戰爭史》·顧誠

接下來是酒色財氣：

雒於仁，字少涇，陝西涇陽人，萬曆十一（1583）年癸未進士，官至大理寺評事。雒於仁堪稱明朝海瑞第二，他以江山社稷為重，不計較個人的後果，冒著被殺頭的危險向皇帝進獻箴言，這般捨生取義是何等肝膽和盡忠。

奏疏全文：

《酒箴》：耽彼麴櫱，昕夕不輟，心志內懵，威儀外缺。神禹疏議，夏治興隆，釀醑勿崇。
《色箴》：艷彼妖姬，寢興在側，啟寵納侮，爭妍誤國。成湯不邇，享有遐壽。進葯陛下，內嬖勿厚。
《財箴》：競彼鑼鐐，錙銖必盡，公帑稱盈，私家懸罄。武散鹿台，八百歸心；隋煬剝利，天命難湛，進葯陛下，貸賄勿侵。
《氣箴》：逞彼忿怒，恣雎任情，法尚操切，政戾公平。虞舜溫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群怨孔彰，進葯陛下，舊怨勿藏。
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財氣也。夫縱酒則潰胃，好色則耗精，貪財則亂神，尚氣則損肝。以皇上八珍在御，宜思德將無醉也，何日飲不足，繼之長夜。甚則沉醉之後，持刀弄槍。以皇上妃嬪在側，宜思戒之在色也。夫何幸十俊以開騙門，溺愛鄭氏，儲位應建而未建。其病在戀色者也。以皇上富有四海，宜思慎乃撿德也。夫何取銀動至幾十萬兩，索潞綢動至幾千匹，略不知節。甚或拷索宦官，得銀則喜，無銀則怒而加杖。皇上無宜自解，何以信天下，而服沂之心耶！此病在貪財也。以皇上不怒而威畏，宜思有忿速懲也。夫何今日杖宮女，明日杖宦官，彼誠有罪，置以法律，責之逐之可也，不必杖之累百，而不計其數，竟使斃於杖下。此其病在尚氣也。皇上誠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會；皇上紛貪財矣，何以懲臣下之饕餮；皇上誠尚氣矣，何以勸臣下之和衷。

註：後世無知之人常常將古代御史言官之行視為「沽名釣譽之輩」，為了名留青史而像小丑一樣上躥下跳，胡亂咬人。此等言論看過笑笑就好，如果真的信以為真，無意間就踏入了盲聽盲信的陷阱。

首先這裡的雒於仁非科道之官（即六科監察官與按察司御史），大理寺評事之職「掌同司直，出使推按，參決疑獄「，為刑獄斷案之所處，也就是當今的法院檢察院官員。上疏奏報本就是越其本職，只是為盡文官勸諫之責。且其歷任兩任知縣，素有政聲，升任京官，本來前途光明，部院之職亦不遠矣。正面直諫，僅從個人利益角度衡量，非但無有好處，且不說前途盡毀，尚有性命之憂。國人沽名，所圖無非財權封蔭，而雒於仁之所圖，止觀為公正氣。

即使是御史官員，科舉出身，如魚躍龍門，未經世事者書生意氣濃重，直言勸諫本為正道，而油滑姦邪者行攀咬之舉，亦無非是如當今官場站隊，以其本職互相攻訐，作為黨爭之卒罷了，古今未易其事，今人有何資格嘲笑古人？

言歸正傳，以上披肝瀝膽的諫言，非但不被萬曆帝的接受，還引來了萬曆帝的發怒和斥責，下面這一段《萬曆起居注》中所記述最是生動。

萬曆縱由心性，可見一斑（同時令人不由得感慨：申時行這個老好人，夾板氣受的不是一般的嚴重）。而後經大學士申時仁等重臣一再勸說，才是雒於仁免於死罪，罷斥為民，遷回老家陝西涇陽了之。

如果不談萬曆帝的酒色之事，那屬於小節，也不談上面所說的怠政之事，就談一談萬曆帝為人所詬病的最大的一項，是貪財而致御使太監開礦徵稅一項，對於帝國財政的毀滅性打擊。這根本上改變了張居正改革所創造的大好局面，使得明朝財政每況愈下，根本上動搖了整個帝國的根基所在。

時中外爭請罷礦稅，帝悉置不省。左都御史溫純等憂懼不知所出，乃倡諸大臣伏闕泣請。帝震怒，問誰倡者？對曰：「都御史臣純。」帝為霽威，遣人慰謝曰：「疏且下。」乃退。巳而卒不行。廣東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並以礦稅激民變。純又抗言：「稅使竊陛下威福，以十計，參隨憑稅使聲勢，以百計；地方奸民竄身為參隨爪牙，以萬計。宇內生靈困於水旱，困於採辦。營運轉輸，既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安能復勝此千萬虎狼耶？願即日罷礦稅，逮鳳等置於理。」亦不報。(《溫純傳》。 )

四大鈔關之首臨清鈔關所在地，本是明朝首屈一指的商業重鎮，卻因為礦稅一事商業凋敝，幾乎絕跡。而且所謂內庫的增收居然是靠擠壓國庫正稅得以實現的，堪稱歷史奇葩。

而最後民眾忍無可忍之下，臨清民變與湖廣民變相繼爆發，席捲各地，全國範圍內在之後因為礦稅一事導致的民變亦不可數。

最後連萬曆皇帝自己也承認是因為自己的貪財，強建宮殿，使得宮廷開支大規模消耗國家財政，導致天怒人怨，這不得不說，萬曆皇帝為了一己私慾，在明知後果的前提下，竟然還是不惜摧殘國計民生達到滿足自己的目的。

對於萬曆皇帝而言，功是維持了一段時間的盛世，且有萬曆三大征，好歹也算是都得到了差強人意的結果，過則是以消弭新政、不計後果怠政、坐觀朝爭助長黨爭之風、萬曆礦稅之弊不但在後期使得全國礦地所在民不聊生，殺官造反之勢漸起，更是直接影響到了天啟朝的閹黨禍亂。總體而言，是過略大於功，但不能否認其治國的才幹與早期的成績。

最後我們看一看歷史學界普遍的看法，對萬曆皇帝的普遍觀點是毀譽參半，而非一味「醜化」，這也是可以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可的。

萬曆皇帝是中國歷史上，被醜化最嚴重的皇帝之一。

在醜化萬曆皇帝時，有一種非常流行的說法。那就是萬曆皇帝天天躲在宮裡酒色財氣，最後弄得官員越來越少，政府工作都無法正常進行了

關於這一點，先看樊樹志《萬曆傳》。

神宗怠於臨朝，使朝政日趨委頓，其主要表現之一，便是重大政務不作決斷，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缺官日增，而且長期不補。
大量官員長期不補，在職官員心灰意懶，杜門不出，使各級政府機構瀕臨半癱瘓狀態。這是神宗怠於臨朝所帶來的嚴重後果。

關於這一點，再看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

朱翊鈞（萬曆）卻認為少一員官就少一份俸祿，還可以免聽官員們「聒噪」，落得耳根清凈，所以凡遇缺官也不派人遞補。這種離奇的做法使國家的中樞機構處於半停頓狀態，大大助長了官場中的因循拖拉風氣．也為朝廷和地方官員的貪贓枉法開了方便之門。

關於這一點，再看閻崇年《明亡清興六十年》。

萬曆長期「三不」，不朝、不見、不批，造成朝廷中樞機構近於癱瘓。最典型的是政府官員的缺員不到補充。

這些歷史學者，在說萬曆昏庸時，都會說到一個共同的觀點。那就是萬曆太昏庸了，所以當時的政府官員，少得都無法正常工作了。

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也持相同的觀點。

[注]：由於明神宗晏處深宮，不補缺官，早在萬曆三十年南北兩京已缺尚書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九十四人；全國缺巡撫三人，布政監司六十六人，知府二十五人。不僅「曹署皆空」，而且自萬曆三十七年起，不少大臣紛紛封印出城，拜疏自去，許多辦事機構陷於癱瘓狀態，政務荒廢。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時，集中了當時中國最優秀的歷史學者。所以這部書的觀點，應該可以代表中國史學界的普遍觀點。

不要說中國人寫的歷史書了，就是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明代史》，也持同樣的觀點。

因為萬曆皇帝在他去世之前的二十多年中，對大臣們懇請他任命已經空出的職位，一直不予理睬。結果，到公元1620年夏，北京和一些地方的許多部門和機構，人員嚴重不足，官紀不振，效率低下。

當然了，歷史學者都持這種觀點，歷史愛好者就更不能免俗了。所以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也持相同的觀點。

按照以往制度，六部給事中的名額，應該是五十餘人，而都察院的名額，應該是一百餘人。可到了萬曆三十五年，六部給事中只有四個人，而且其中五個部沒有都給事中，連個管事的都沒有，都察院的十三道御史，竟然只剩下五個人，干幾十個人的活，累得要死。

總而言之，寫明末歷史，只要寫到萬曆皇帝，人們就會說，萬曆皇帝太昏庸了。而其中一個重要的鐵證是什麼？自然就是，當時的政府官員，實在太少了，少到政府工作都無法正常進行了。

我敢說，一個徹頭徹尾的文盲，聽到這種離奇的觀點，肯定會大吃一驚。因為這種觀點，本身就是不可思議的。因為皇帝昏庸不幹活，所以政府官員越來越少了；這肯定是用屁股在思考問題吧！因為用腦袋思考問題，怎麼可能會說出這種離奇的話呢？

問題是，一個有文化的人（甚至是歷史學者），聽到這種離奇的觀點，常常就會相信它。因為這些內容，有所謂的史料支撐啊！

為什麼在許多問題上，沒有文化的人，竟然會比有文化的人，還具有判斷力呢？大約是因為，我們學習的過程，有時候也是一個被洗腦的過程。

屁股決定大腦，屁股坐的位置不同，同樣的問題，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用老百姓的屁股思考問題，肯定會覺得，官員多的快成災了；問題是，用賣官、買官者的屁股思考問題，肯定會覺得，官員少得快國將不國呀。

總而言之，屁股決定大腦，人的屁股坐的位置不同，同樣的事，就會有不同的結論。

不是有句話說得好嘛！世間萬般皆下品，唯有當官好。試問芸芸眾生，有幾個不想當官的？

所以官員的隊伍，從來都是越變越大。這是歷史常識，也是社會常識。

雖然說，精簡機構、精簡官員，永遠是政治家最喜歡高呼的口號之一。問題是，它通常只會以喊口號開始、也會以喊口號結束。因為面對一個大家都想加入的隊伍，你想精簡它，你的本事也太大了！

歷史上有十羊九牧一說，宋代有「冗官」之說，清代有「災官」之說，現代也有「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說法。說法雖然不同，但是意思差不多。總而言之，官員太多了。

但是，唯獨在明末，因為出來一個昏庸的皇帝，所以政府官員越來越少，最後少得政府都無法正常工作了。真是怪事年年有，這種怪事，也未免怪得太離奇了。

「冗官」、「機構臃腫，人浮於事」，這兩種說很好理解。清代的「災官」，是怎麼回事呢？

所謂的「災官」，大意是說，想當官的人太多了，願意花錢買官的人，也太多了。最後的結果，就是很多人買了一個官，而這個官，常常只是個候補的，想遞補一個實缺，常常不知要等到牛年馬年。所以，有人當了十七八年的候補官員，還是沒有熬到頭。更主要的是，他沒有補到實缺，自然沒有機會撈錢。問題是，雖然沒有補實缺，卻也需要維持官員應有的體面、門面，所以這官自然是越當越窮。當官當到這種境界，實在是一種災難了。

《官場現形記》說：「通天下十八省，大大小小候補官員，總有好幾萬人。」

你看看，大家為了當個官，是多麼的不容易。你看看，成千上萬的人，徘徊在官場之外，就是等著補個實缺。皇帝竟然不積極想辦法，給他們解決工作崗位問題，他們能不著急嗎？他們能不罵娘嗎？

幸好，大清帝國對言論的管制，比較到位。否則，這樣多的候補官員，徘徊在官場之外，肯定也會大罵大清皇帝昏庸了。

總而言之，政府官員少得，早就不夠用了，官員天天忙的要死要活。而這個昏君，卻不讓我們這些候補官員，趕緊進入官場為國效力。真不知道，這個昏君天天呆在宮裡幹什麼？

以前看到戈培爾說，謊言千遍成真理，我一直以為只是誇張的說法。因為謊言說一萬遍，它也是謊言啊。

後來，我終於發現，這一切太有可能了。因為一個人學歷史時，稍微有點懷疑精神，就會有無數人深惡痛絕反對你。總而言之，你就是個民科！再總而言之，你這是在發明歷史！再總而言之，你有史料嗎？

在沒有網路的時代，話語權通常就被一些既得利益集團控制著。在這種背景下，各種離奇的言論，自然會被他們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講的久了，人們自然深信不疑了。

因為類似的原因，現在的歷史學者、歷史愛好者，在說萬曆皇帝昏庸時，都會把當時官員太少，當成萬曆皇帝昏庸的鐵證之一。

其實呢？一個人拿這種事證明萬曆皇帝昏庸，還不如證明，他們看書的時候，常常連腦子也不過。

看到民科淚痕春雨發出這種驚人怪論，難免會有許多歷史學者、愛好者氣得暴跳如雷。因為什麼史料也沒有，你就敢懷疑史學界的定論？你就是一個民科，你就是一個歷史發家家！

問題是，就算有人能把史料堆積成山，想讓我相信，某年某月出了一個昏君，於是政府官員變得越來越少，少得都不能正常工作了，我也不會相信的。

這就好像，皇帝什麼衣服也沒有穿，就算人們都說他穿著華貴的衣服，他也是什麼衣服都沒穿啊！

孫丕揚當吏部尚書的時候，看到政府官員變得越來越少，就認為自己這個吏部尚書，當的太失敗了。於是，孫尚書就一連遞交了二十多份辭職報告。總而言之，如果皇帝不想辦法擴大官員隊伍，他這個吏部尚書，就辭職不幹了。

身為主管人事工作的吏部尚書孫丕揚，對於在其位不謀其政，無力扭轉缺官不補的局面，深感愧疚，接連二十次請求辭職，企圖改變缺官不補的情況。（摘自樊樹志《萬曆傳》）

按官場慣例，孫丕揚為了官場共同利益，願意和皇帝演這種對手戲，大家自然會陪他一塊出演的。

總而言之，憂國憂民的孫尚書，為了充實官員隊伍，不惜拿辭職威脅皇帝。大家肯定要哭著喊著，挽留這個一心為國為民的孫尚書。

當然了，大家還會用煽情的語調，對皇帝說。因為官員越來越少，憂國憂民的孫尚書，都不想繼續工作了。為了挽留憂國憂民的孫尚書，您說什麼，也得讓更多的人，加入官員的隊伍。

當然了，官員還會用憂國憂民的語調，對皇帝說。現在大明帝國，從中央到地方，官員都是嚴重不足。長此以往，肯定會國將不國的。為了國家、民族、百姓，您說什麼，也得讓更多的人，加入官員的隊伍。

這種戲如果上演了，誰也得說，真是一部感天動地、而且充滿黑色幽默的大戲啊！

這種戲，如果有機會在網路時代上演，整個網路肯定會炸了窩。因為這得是多天才的編劇、導演，才能弄出這麼偉大的作品。

問題是，不怕沒好事，就怕沒好人。

本來呢，劇本的情節，大致已安排好了，而且所有的群眾演員，也都到位了。卻沒想到，有一個奸臣，突然跳出來攪局。於是一場感天動的、充滿黑色幽默的大戲，瞬間變成了一場無厘頭的鬧劇。

話說，孫丕揚一份接一份的辭職報告，遞交上去後，內閣次輔張位，竟然在其中一份辭職報告上，批了「同意」二字。總而言之，你不想當這個吏部尚書，我就成全你！

要知道，內閣的批示，是皇帝決策的原始依據。換而言之，既然內閣批准了孫丕揚的辭職請求，皇帝（或是主管相關工作的太監）只要在上面劃個勾，這個內閣的批示，就具備了完全意義上的法律效力。

更主要的是，孫丕揚拿辭職說事，本身就是代表官場，與皇帝對著干，皇帝自然不可能挽留他。換而言之，既然有人願意當惡人，同意孫丕揚的辭職請求，皇帝肯定會順水推舟的。

皇帝用這種方式管理帝國。第一個原因，自然是為了自己省時、省力。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為了讓矛盾下移。

換而言之，皇帝的任何決定，都是在輔臣建議下，做出來的。誰對這個決定有意見，就去找提交這個建議的輔臣。而提交這個建議的輔臣，自然得為這個決定，承擔大部分責任。因為皇帝的決定，就是在他的建議下做出來的。

說得直白點，大家不要有責任，就往皇帝身上推。在官僚政治下，這是皇帝拴住官員的一個重要方法。

只要我們知道這個原因，自然就會知道，皇帝為什麼不喜歡所謂的忠臣。因為所謂的忠臣，都喜歡和皇帝唱對台戲。

比如萬曆皇帝想精簡政府機構和官員，孫丕揚這種所謂的忠臣，從來都不會站在台前，給皇帝當惡人。相反他還會處處裝好人。總而言之，皇帝這樣干，實在太不應該了；看到皇帝這樣胡折騰，我比你們還生氣。

只要我們知道這個原因，自然就會知道，皇帝為什麼會喜歡所謂的奸臣了。因為所謂的奸臣，看到皇帝為難時，通常就會跑過去給皇帝分擔責任，更會給皇帝背黑鍋。

比如，看到孫丕揚給皇帝找麻煩，張位上去就打了孫丕揚一悶棍。總而言之，你想拿辭職威脅皇帝，我現在就批准你回家過年。

憂國憂民的孫丕揚，為了讓皇帝多任命一些官員，不惜拿辭職威脅皇帝，張位竟然敢打孫丕揚一悶棍。在官員們的眼中，張位自然是個大奸臣了。

看歷史時，我們常常有一種錯覺，那就是敢和皇帝唱對台戲的官員，都是忠臣。其實呢？這只是一種錯覺。而許多官員，敢和皇帝唱對台戲，就是因為人們有這種錯覺。

比如，當政府精簡機構時，皇帝讓你當主管官員。你會怎麼做呢？一心迎合皇帝！我估計你沒有這種勇氣的！因為你一心迎合皇帝，想生吃你肉的人，恐怕能前門排到東直門。

一切是顯然的，在位的官員，你想精簡誰，誰也會和你玩命的；就是在外面排隊的准官員，看到官場上全是空缺，卻沒有機會坐上去，也會和你玩命的。

在這種背景下，一個人坐在那種位置上，通常有三種選擇。

第一種選擇，就是支持皇帝。

第二種選擇，就是支持官員。

第三種選擇，就是在皇帝和官員之間找個平衡點。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一個人只想著自己的利益，自然會選擇支持皇帝的。持這種觀點的人，如果進了官場，肯定是死了，也不知道是怎麼死的。因為好好的人你不當，一心要當狗，能有什麼好結果？

當皇帝的行為，明顯侵犯大家利益時，一個人支持皇帝，如何支持呢？似乎只有三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那就是直接唱高調。

總而言之，現在政府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皇帝想精簡機構、精簡官員，是絕對正確的，我會全力以赴的支持皇帝。

再總而言之，我也知道這項工作阻力很大，所以我早準備好了一百口棺材。其中九十九口棺材，是給貪官污吏準備的，還有一口棺材是給我準備的。誰不服，就過來領一口這種棺材。

什麼現在官員少得，政府工作都無法正常進行了？這種鬼話，恐怕連個村裡的放羊娃也騙不了。

問題是，這種話，不是孫丕揚不敢說，皇帝也不敢說啊。皇帝幹這種事時，也是躲在宮裡，一味的玩陰招。

更主的要是，誰敢說這種話，肯定會讓唾沫噴死的。

因為就是寫到歷史書上，所有的人也都認為，當時的官員，掙得比民工還少（以至於不貪污不受賄，老媽過生日，都捨不得吃頓豬肉）；幹得比牛還多（一個官員，干三個人的活，甚至干八個人的活）；起的比雞早、睡得比狗晚。面對這種事實，你還要說，當官太好了，所以人人都想當官；官員太多了，所以需要精簡機構、精簡官員。你眼睛長在屁股上了？

孫丕揚協助皇帝工作時，唱這種高調不行，一個勁的唱低調可以嗎？

總而言之，有啥意見，不要跟我說，我只是執行者。換而言之，我也不想精簡機構、精簡官員。問題是，皇帝要這樣干，我又處在這個位置上，我不幹能行嗎？

這種方法，好像可行，其實也不可行。因為孫丕揚敢這樣說，肯定也會讓人們用唾沫噴死的。

因為皇帝讓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你是皇帝家的狗？

老話早就舊了，當官不為官做主，不如回家賣白薯。皇帝把官員弄得越來越少，政府工作都無法正常進行。面對這種國將不國的現狀，你從來不向皇帝直言相諫，還無恥的宣揚，皇帝咋唱你咋扭，你就是皇帝家的一條狗。你他媽的，還叫東西呢？

從大的角度說，你這叫對不起人民、對不起國家；從小的角度說，你這叫不忠於皇帝！你看到皇帝做錯了事，卻不懂得直言相諫，就知道一味的順從皇帝。你這號人，如果不是傳說中的奸臣，世上就沒有奸臣了。

孫丕揚在協助皇帝工作時，唱高調不行，唱低調也不行。那扯開嗓子亂唱，一個勁的跑調可以嗎？好像是可以的。

總而言之，皇帝已讓老子控制了，老子現在就是皇帝。換而言之，皇帝是坐著的皇帝，老子是站著的皇帝；皇帝是萬歲，老子就是九千歲。老子現在就要這麼干，誰他媽的不服，就給我站出來，看老子咋收拾你？

魏忠賢在許多時候，就是這樣玩的。你別說，大家一看魏忠賢這種荒腔走板的玩法，頓時都嚇得，只會高呼，廠臣公、廠臣廉，廠臣為國為民了。因為面對這種四六不著的瘋狗，你跟他唱對台戲，那不是沒事想找死嗎？

當然了，敢這樣玩的人，通常更沒有好下場。因為一個人敢這樣玩，最後想生吃他肉的人，肯定能從紫禁城排到八達嶺去。

所以一個人敢這樣玩，就算皇帝非常認可他的工作，也可能會向他借一樣東西。總而言之，外面的怨氣太大了，我想借你的人頭，來平息一下，希望你不要拒絕。如果皇帝並不認可他的工作，就更不用說了。

只要我們知道，這些最基本的政治博弈常識，自然就會知道。在許多時候，敢一味迎合皇帝，那真是需要勇氣的；而敢非議皇帝，卻未必需要多少勇氣。

在這種背景下，最妥當的方法，其實就是在皇帝、官員之間找個平衡點。總而言之，皇帝布置下來的工作，你得有所交待；下面人的反對之聲，你也得想辦法化解。

在這種背景下，主管官員最常說的幾句話，大約就是這樣的。

總而言之，你們的難處，我非常理解，所以只要條件允許，我一定會想辦法通融的。

問題是，我的難處，你們也得理解。現在形勢就是這個形勢。我坐在這個位置上，不這樣做，能行嗎？所以，大家也千萬不要為難我。

當然了，皇帝的難處，你們也得理解。現在國家財政這樣困難，皇帝總得想辦法解決啊？我知道，在此過程中，不論傷害了誰的利益，誰也會不高興的。問題是，你不付出，我不付出，我們的國家如何中興呢？

萬曆年間的輔臣，大約都是這種活稀泥的高手。總而言之，他們不是忠臣，也不是奸臣，而都是傳說中的庸臣。

因為一味和皇帝唱對戲，風險太大了；一味迎合皇帝，風險同樣很大。在這種背景下，他們自然是想辦法騎牆觀望，兩邊討好。

萬曆皇帝親政後，明帝國的輔臣都是一副好脾氣。人們怎麼罵，他們也是一副笑臉。所以當時沒事罵罵輔臣、罵罵政府，已成為一種時尚。當然了，這些輔臣面對皇帝，更永遠是一副笑臉，絕不會沒事和皇帝唱對台戲。

孫丕揚這次選擇和皇帝唱對台戲，那是因為他錯誤的估計了形勢。但是這種方法，顯然也是一種可行的方法，事實上，在明末歷史上，官員們利用人海戰術和輿論戰術，一再迫使皇帝讓步的例子多的去了。對此，我們只要看看與礦稅相關的歷史，就可以知道了。

但是，孫丕揚這次顯然玩得很失敗。

當然了，據說，因為類似的原因，大明帝國的官員，就變得更少了。

其實孫丕揚為官清謹，在吏部尚書任上甚副人望，由於請求補官而一招出錯，使他不能安其位。吏部失去了孫丕揚這樣有力的尚書，缺官不補的情況更加日趨嚴重。（摘自樊樹志《萬曆傳》）

帝國出了一個昏君，所以政府機構越來越少了，所以官員越來越少。

這種論調，我敢說，放到萬曆皇帝之外的任何時代、任何社會，恐怕也會把人驚得兩眼發真。因為除了用屁股思考問題，誰會說出這種話呢？

放在萬曆皇帝的時代，為什麼人們就會認為說得非常有道理呢？無非因為傳說的史料、史料、史料，全是這樣說的！在這種背景下，誰敢懷疑，就是觸犯某些文化人的天條。

黃汝良：「倉箱紅朽無憂歲，南北敉寧不用兵。北塞稱臣四十年，封疆無數獲生全。」

姚希孟（1579—1636）：「緬懷祖德豈難躋，八柄河魁手自持。鳳詔未聞傳墨敕，貂璫只許貢朱提。兵符細柳將軍令，國計元和宰相稽。蟬鬢秀才垂紫袖，批紅不改舊標題。」

錢謙益（1582—1664）：「國家修明昌大之運，自世廟以迄神廟，比及百年，可謂極盛矣。」
「萬曆中，正國家日中豫泰之候。」
「當盛明日中，君臣大有為之日。」
「嗚呼，我神宗顯皇帝，丕承謨烈，久道化成，制科取士，人物滋茂。」

王時敏（1592—1680）：「神宗之世，海內乂安，生民不見兵火。」

談遷（1593—1657）：「今吏民嗷嗷，追念寬政，謳吟思慕，雖改代詎一日忘之哉？」

夏允彝（1596—1645）：「神廟沖齡踐祚，睿質夙成……士大夫以氣節相矜，雖無姚、宋之輔，亦無愧開元之盛時也。」
「神廟睿聖非常，雖御朝日希，而柄不旁落。」

陳洪綬（1599—1652）：「楓溪梅雨山樓醉，竹塢香茶佛屋眠。得福不知今日想，神宗皇帝太平年。」

吳偉業（1609—1671）：「余嘗惟國家當神宗皇帝時，天下賓士。」
「以余所聞，神宗皇帝時，士大夫以讀書講學相高。」
「餘生也晚，猶見神宗皇帝之世，江南土安俗阜，風習最為近古。」

顧炎武（1613—1682）：「昔在神宗之世，一人無為，四海少事。」

彭孫貽（1615—1673）：「眼見萬曆年，朝野穆清昊。」
「風光漫思江南樂，父老還思萬曆年。」

方孝標（1617—？）：「此時神廟正垂衣，四海烽清禾黍肥。」

吳嘉紀（1618—1684）：「酒人一見皆垂淚，乃是先朝萬曆錢。」

徐枋（1622—1694）：「神宗朝正當國家全盛。」

李鄴嗣（1622—1680）：「神宗全盛日，海內一愁無。尚及聞遺老，今猶哭鼎湖。」

汪琬（1624—1691）：「琬嘗追溯神宗之世，國家方承平無事。」
「神宗德澤猶在人心。」

曾燦（1625—1688）：「神宗乙巳年，中原邊輔無烽煙。聖人御極賢者出，粟米流脂貫朽錢。」

陳維嵩（1625—1682）：「先朝神宗御宇五十載，六服休暢，被潤澤而大豐美。」

呂留良（1629—1683）：「生逢神廟間，貌古性亦淳。海宇忘兵革，冠佩何彬彬。當時不知好，今憶真天神。三十後少年，語之笑且嗔。」

魏世效（1659—？）：「萬曆之四十八年，天下熙暤。當斯時也，物安其性，民安其業，濡染涵育，莫不知立身愛君之道。而敦龐之風，謙下之節，亦惟此時人能有之。」

朝鮮貢使：「巍功赫業五帝六，冠帶車書四海一。商周禮樂漢文物，鼓舞堯天歌舜日。」
「因聞皇上講學之勤，三六九日，則無不視朝，其餘日則雖寒暑之極，不輟經筵。四書則方講孟子，綱目至於唐紀，日出坐殿，則講官立講。講迄，各陳時務。又書額字，書敬畏二字以賜閣老，又以責難陳善四字，賜經筵官，以正己率屬四字，賜六部尚書，虛心好問，而聖學日進於高明。下懷盡達，而庶政無不修，至午乃罷，仍賜宴於講臣，寵禮優渥雲。嗚呼！聖年才至十二，而君德已著如此。若於後日長進不已，則四海萬姓之得受其福者。」

成書於清初的小說《樵史通俗演義》開篇說：「傳至萬曆，不要說別的好處，只說柴米油鹽雞鵝魚肉諸般食用之類，哪一件不賤？假如數口之家，每日大魚大肉，所費不過二三錢，這是極算豐富的了。還有那小戶人家，肩挑步擔的，每日賺得二三十文，就可過得一日了。到晚還要吃些酒，醉醺醺說笑話，唱吳歌，聽說書，冬天烘火夏乘涼，百般玩耍。那時節大家小戶好不快活，南北兩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員都上本激聒，也不震怒。人都說神宗皇帝，真是個堯舜了。一時賢相如張居正，去位後有申時行、王錫爵，一班兒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權柄又不弄權柄的，坐鎮太平。至今父老說到那時節，好不感嘆思慕。」

《亂離見聞錄》作者陳舜回憶說：「予生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八月廿六日卯時，父母俱廿三歲，時丁昇平，四方樂利，又家海角，魚米之鄉。斗米錢未二十，斤魚錢一二，檳榔十顆錢二文，著十束錢一文，斤肉，只鴨錢六七文，斗鹽錢三文，百般平易。窮者幸托安生，差徭省，賦役輕，石米歲輸千錢。每年兩熟，耕者鼓腹，士好詞章，工賈九流熙熙自適，何樂如之。」

成書於天啟四年的小說《警世通言》，第三十二章說：「自永樂爺九傳至於萬曆爺，此乃我朝第十一代的天子了。這位天子，聰明神武，德福兼全，十歲登基，在位四十八年，削平了三處寇亂。那三處？日本關白平秀吉，西夏承恩，播州楊應龍。平秀吉侵犯朝鮮，承恩、楊應龍是土官謀叛，先後削平。遠夷莫不畏服，爭來朝貢。真箇是：一人有慶民安樂，四海無虞國太平。」

成書於萬曆四十七年的《萬曆野獲編》，編輯小引說：「今上御極已垂五十年。德符幸生堯舜之世，雖果處菰蘆，然詠歌太平，無非聖朝佳話。間有稍關時事者，其涇渭自明，藿食者但能粗憶梗概而已。」

清世祖(1643－1661)：「當明之初，取民有制，休養生息。萬曆年間，海內殷富，家給人足。」

崔瑞德《劍橋中國明代史》：萬曆皇帝聰明而敏銳；他自稱早慧似乎是有根據的。他博覽群書；甚至在他最後的日子裡，在他已深居宮廷幾十年，並已完全和他的官吏們疏遠了時，按照他時代的標準，他仍然博聞廣識。

在明清交替之際，神宗的名聲還算不錯，怎麼經過大清兩百餘年的統治，神宗的名聲就變得臭不可聞了？

明神宗萬曆皇帝，謚號神，民無能名曰神，為什麼起這個謚號呢，因為他雖然與官僚爭利，但是萬曆三大征都是從內庫撥銀子打的，萬曆後期中國海貿異常發達，雖然東北有叛亂，但是在萬曆力挺的熊廷弼主持下努爾哈赤都要餓死在山裡了，眼看遼東戰事就壓下去的時候萬曆去世，這個節骨眼上官僚說他不好，他把國家治理的還挺好，說他好又不甘心，就上了神的謚號，終萬曆一朝都是找海商收錢、找商人收錢，找有錢人收錢，從沒找農民多收一分錢，這比後來眾正盈朝然後江南茶稅只收上來幾兩銀子，最後找受災的農民收錢的東林文官和支持東林文官的崇禎高出不知幾個檔次

萬曆其實不算是個傳統意義上的昏君，他很像他的祖父嘉靖皇帝，只不過他沒有嘉靖那麼high可以和官僚階層斗個不休。
萬曆一生其實都有點逆反心理，也許是小時候被張居正訓的太狠，被掌權三人組壓制太多的童年陰影。他崇尚自由的程度很類似明武宗，不過他崇尚的是權力上的獨尊和情感上的自由，比如他偏愛鄭貴妃，對宮女出身的王恭妃不喜歡就是不喜歡；在與大臣就立太子一事上爭鬥身心俱疲後乾脆不聞。
萬曆其實也不容易，在那個時代下，滿朝官員幾乎都是他的敵人。官員要免稅，要經商，要結黨，要壓制君權，要謀求自己的利益，而這些利益大都應該是從大明王朝的國庫里漏出來。萬曆也是看到了這一點，很有可能最終失望透頂，甚至心灰意冷。
雖然當時東林和齊楚浙諸黨也是互相攻訐，但是真正站在萬曆身邊的應該也沒有多少吧。
萬曆其實是個孤獨的人。
有人說萬曆貪，我倒覺得那都是他該得的，在他手裡好過於在萬千國賊倉廩之中，稅監礦監之舉，無非成王敗寇而已，不收稅對民眾當然要好一些，但當時即使不收稅也不會對民眾有多少實惠，反而養肥了官僚階層，更何況無稅對一個國家的傷害是致命的。
明亡於萬曆，不在其昏聵，在其未能戰勝！

呃，

這個人，據說20來年不理朝政，每天就是在宮裡和那些三宮六院嘿嘿嘿。

然而這個人當皇帝，什麼太監專權、外戚專權、武將專權、文官專權、太子專權，太上皇專權，都是絕跡的。他本人就是帝國最有權力的人，和乾隆有一拼。

在古代當皇帝，精神頭要足，各種帝王心術要玩好，一天天不夠你折騰的，兵權要牢牢把在手裡，否則一不留神就被禪讓了……

然而這個人，在不理朝政的情況下，當了20來年皇帝。

所以呢，「20來年不理朝政」什麼的，在下是不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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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引用 @淚痕春雨大師的一個觀點，

為什麼說是引用別人的觀點呢？因為這事他不提，大多數人是想不到的，

當然了，以下這些下三濫的文字是我自己寫的……

什麼時候「三十年專寵鄭貴妃」也成了黑點？

別說人家是皇帝，自帶三宮六院，有法定的無限的壟斷性的最高等級的交配權，

你先作到三十年只疼愛你那個唯一的老婆，再來罵別人。

「家裡紅旗不倒，外邊彩旗飄飄」，聽著爽不爽？

「家裡有個能幹的，單位有個好看的，手機里有個犯賤的，遠方還有個思念的」，聽著帶不帶勁？

滿大街的KTV、足療按摩、洗頭房、樓鳳、私人會所（最後這個請忽略，反正你們也嫖，啊不，消費不起），大千世界無限的風光，精不精彩？

以上。

萬曆絕非昏君，千萬不要被文人誤導了，你看萬曆三大征，三場超級大戰全勝。與文官集團博弈，始終保持了維護百姓利益。

還有，500多年前，記得有一次我們一起喝酒的時候，他把杯子壓的很低

萬曆帝並不是個昏庸的皇帝，不上朝不等於不管事。
近年來滿遺反動勢力膨脹。
經常會「發明」一些奇怪的歷史
具體如「明亡於嘉靖」「明亡於萬曆」「明亡於天啟」
明朝後期有存在感的幾個皇帝除了崇禎帝一個都沒落下，為了「發明歷史」他們能痛下心來讀「人民活的水深火熱」的蠻荒歷史，大萌朝感動的留下了鼻涕。
與其說明亡於xx這種與愛新覺羅玄燁也能被稱為大帝一樣可笑的言論。
不如直接定下個沒有爭議的結論
「明亡於洪武」

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萬曆，那就是：比滿遺口中人均秦皇漢武的十二個爹在治理國家上高到不知哪裡去的「昏君」

堯舜之君。
君德無可挑剔，尊重內閣，垂拱而治。巡城御史出拘票來抓他身邊的的內侍，他積極配合調查，毫不阻撓執法，這種事放到康乾盛世，那是不可想像的。
萬曆時人民富足，雖貧家亦敢擬於豪富，社會物質文明極大豐富，民眾已經開始追求精神的愉悅，百年後猶令人追思。
四十八年全盛日，至今猶記萬曆錢。
問題肯定有，用現在的話做例子，兩句話：
一，雖有呼、聶等案，但絕大部分人民生活溫飽無憂，安逸快樂，無愧盛世。
二、雖然絕大部分人民生活無憂溫飽，溺於安逸，但尚有呼、聶等案，實屬黑暗。
從清帝到有良心的知識分子，一個手法而已。絕大多數溫飽安逸的人民，嘉定揚州，誰管你們……
再說說明實亡於萬曆這句話怎麼來的，這是清帝給祖宗爭正朔的一句話，意思是萬曆時清太祖已經龍興，土無二王，此時已是清代明，故明亡於萬曆，好比現在說中華民國亡於1949年的意思。好笑還真有人一本正經把這句話論證了上百年……

「傳至萬曆，不要說別的好處，只說柴米油鹽雞鵝魚肉諸般食用之類，哪一件不賤？假如數口之家，每日大魚大肉，所費不過二三錢，這是極算豐富的了。還有那小戶人家，肩挑步擔的，每日賺得二三十文，就可過得一日了。到晚還要吃些酒，醉醺醺說笑話，唱吳歌，聽說書，冬天烘火夏乘涼，百般玩耍。那時節大家小戶好不快活，南北兩京十三省皆然。……至今父老說到那時節，好不感嘆思慕。」

明朝最後的英主。東北亞三百年海上秩序的締造者。

把自己萎靡成傳說
1573年，年僅十歲的朱翊鈞登上了皇位，在之前的十年當中，小朋友按照皇家的傳統，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立志成為一名對國家對社會有用的人，在他平庸的父親隆慶皇帝駕崩後，終於該他上場表演了。
登基之初，萬曆皇帝就遇到了第一個問題：首輔高拱對皇帝不敬，竟敢說出「十歲娃娃怎麼管理國家？」（當然，這是張居正告訴他的），最後在母親，大伴馮保以及英明神武的內閣大學士張居正的處理下，高拱被輕鬆解決了，正義的化生張居正理所當然成了首輔，大伴成了司禮監太監。萬曆即將開始他人生中壓抑的十年。
鑒於皇帝十歲，必要的教育是必須進行的，每天讀書寫字畫畫很重要的，國家大事什麼的有老師張居正和大伴馮保就行了。說起老師張居正，那真是個厲害的人物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尤其是在自己剛登基時，剷除了高拱大壞蛋，人長得也帥，他說的都是對的，做的都是正確的。就這樣皇帝一天天的茁壯成長。
隨著皇帝一天天的長大，越來越感覺每天的生活太無聊，一天天的讀書寫字真是沒趣。於是便開始想找點樂子，出去浪一浪，騎騎馬什麼的。這件事情讓張老師知道了，氣的他要跳起來，立馬找到皇帝，把萬曆大罵一頓，什麼不符合身份，不像話啊什麼的。那要還覺得不過癮，叫來了皇太后混合雙罵。萬曆不以為然，老子不就出去浪了一下嘛，有什麼大不了。皇太后一聽，氣的要廢皇帝。萬曆一聽，有點害怕，就認慫了。
之後皇帝的生活又恢復了無聊，每天讀書寫字畫畫。萬曆的心中隱約覺得有點不對，到底是哪裡不對嗎？畢竟讀了這麼多年書，萬曆想起來了：老子是皇帝啊，不是應該我想幹嘛就幹嘛才對嗎？普天之下莫非黃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這樣，又浪了一波。張老師知道了，氣的要炸，立馬就來罵萬曆。萬曆表示不服，老子是皇帝。張老師氣的，你這個小王八蛋，立馬叫來皇太后，混合雙罵，要廢皇帝。萬曆認慫了。不如去找大伴馮保玩耍吧，結果馮保又和他說了一堆大道理，此外萬曆還了解到自己的一舉一行都被大伴手下的太監監視。。。。。。
就這樣，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了，皇帝也開始長大了。雖然管著萬曆方方面面，但是有一個是誰都管不著的，那就是繁衍。當然，萬曆一生中那個重要的女性還要再過幾年才能和他邂逅，這並不妨礙他結婚生子。萬曆九年有一天，鬼使神差的，萬曆寵幸了一個宮女，並成功的有了結果。但是萬曆並不喜歡她，不過皇太后倒是很喜歡小孫子，把玩萬曆罵了一頓。這個小小的事故將成為以後困擾萬曆二十多年的大麻煩。
轉眼之間，十年就過去了。萬曆十年，首輔張居正病故，萬曆開始親政。一開始親政，處理國家大事，突然間才知道一些他所不知也想不到的事情。原來英明神武的張老師那麼有錢啊，出個門都72人抬著轎子，卻一天天的教育我節儉；他每天都出去浪，還不許我浪，一天天的凈和我扯大道理；大伴馮保看起來那麼和善，卻是殺起人來都不眨眼的。當年的我是多麼的單純，你們卻這樣套路我，司禮監和首輔結合竟有這麼大的威力，把持朝政十年。
突然之間，皇帝的三觀盡毀，以前以為那麼偉大的人，竟然是個陰險小人；那麼好的大伴，竟然也是道貌岸然。在其他大臣的協助下，萬曆把這兩個人清算了。
清算結束後，皇帝以為可以過幾天太平日子了，結果當時那些幫著自己清算張居正的人擊倒了張，又開始攻擊皇帝。這個時候皇帝才明白，大臣們就是有病，不是一天天的明爭暗鬥，就是胡亂噴人。不過皇帝已經長大了，一怒之下，去他媽的，以後不用朝會了，老子不想看到你們，噁心。於是就開始了三十年不上朝。。。
日子一天天過，到了該立太子的時候了，當年的那個事故中午發展成麻煩了。原則上是要立長子，不過萬曆不喜歡孩子他媽，想立皇三子為太子。於是就告訴了大家，結果大家都表示不同意。萬曆怒了，老子才是皇帝，老子想幹嘛就幹嘛。大臣一聽，嚇我？以為老子是被嚇大的？於是雙方開始冷戰。。。
就這樣過了十幾年，皇帝畢竟書讀的多，知道國家還是需要大臣的，再度認慫了，立皇長子為太子。
此後的萬曆更加頹廢，每天吃喝玩樂放浪自己。不是我想幹嘛就可以幹嘛嗎？為什麼我真的去幹什麼事，卻什麼都幹不了呢？當個毛線皇帝。。。。。。

初讀《萬曆十五年》是在多年以前，當時就被黃仁宇先生獨特的歷史視角所吸引，書中描寫的首輔張居正、申時行，清官海瑞，將軍戚繼光以及哲學家李贄等人的經歷，正是無時無刻都在折射出表面繁榮的大明帝國未來變局。

而作為他們老闆的萬曆皇帝，與傳統認知中皇帝至高無上，言出法隨的形象不同，萬曆的一生可以說都是生活在糾結與痛苦之中。

對於年幼登基的萬曆皇帝而言，前十年的時間，其實是生活在兩個人的陰影里。

這兩個人，分別是首輔張居正和生母李太后。

萬曆皇帝少年時期，便由首輔張居正負責輔政和教導讀書。對於一個剛失去父親的孩子，年幼的萬曆皇帝對張居正的感情是十分複雜的。一方面，他的出現填補了萬曆皇帝剛剛失去父親的缺憾；另一方面，張居正為人方正、不言苟笑，往往為了一件小事都會「聲震屋瓦」的呵斥萬曆皇帝。

這樣就造成萬曆皇帝對張居正又敬又怕，無形中造成了一種心理壓力，而這種壓力雖然是老師對學生的壓力，但是對於掌握這個帝國至尊而言，這種壓力在未來往往是臣子的取死之道。

對於慈聖李太后而言，這個出生於寒門小戶的深宮婦人，本應作為慈母的形象出現在萬曆皇帝面前。然而作為天子的生母，她不能流露出慈母天性，而是需要硬起心腸，嚴格的要求皇帝日常言行，確保其所行所言都合符完美帝王的規範。

成年以後，萬曆也有過一段勤勉治國的時光，他意氣風發，充滿激情，想要在皇帝的位置上干出一番超越祖宗的事業，甚至在京城遭遇大旱時，帶領大臣親自步行幾十里到天壇祈雨，同時他還佩戴戎裝觀看禁軍的訓練。

萬曆十年，隨著張居正的突然去世，他失去了重要的輔助，更為糟糕的是張居正生前「胡作非為，欺君罔上」的證據不斷浮出水面，使他對老師極度失望，並在張居正身後對其家族進行了清算。這件事同時也讓他認識到了文官集團鬥爭的陰暗所在，在隨後立儲問題上，萬曆皇帝希望廢長立幼，立鄭皇貴妃的兒子福王朱常洵為太子。但這件事又遭到了大臣們的強烈反對，大臣們用盡各種辦法阻止他，上奏，辭職，逼得他無可奈何。

有多少次，他都差點無法忍住抓住大臣，按在午門外實行廷杖的誘惑。但是他不能，他知道自己既沒有伯祖父武宗皇帝那樣隨心所欲，也沒有祖父嘉靖皇帝那樣堅忍不拔。而文官們都是一群邀名買直的小人，為了出名無所不用其極，廷杖文官只會成全了他們。

至此，他終於明白了自己這個皇帝只不過是文官集團的提線木偶，只是帝國的象徵，從而變得灰心意冷。甚至更深一層地說，他只不過是這家帝國這艘大船的最尊貴的乘客，而並不是他最初所想像的舵手，他根本無力控制這個龐大帝國的走向，他的所作所為根本什麼都不能改變，即便他是皇帝。文官們需要的是一個「垂拱而治」的「聖天子」，而不是隨心所欲的天子。

他看透了這一切，可惜，皇帝是不能辭職的，除非有一天他駕崩，才能夠離開他厭惡的紫禁城，進入到他的萬年吉地----定陵，得到些許片刻的安寧。

於是，他把自己勤勉治國的志向都拋向一邊，像他的伯祖父、祖父一樣折騰著文官們，以消極怠工的方式與他們對抗，幾十年不上朝，不與大臣見面，不批准任何人事變動。每日龜縮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據說他還抽上了阿芙蓉），執著的向天下派遣稅監，無休止的搜刮財富，充實自己的內庫，搞得無數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在天災（小冰河時期）和他交替折騰著這個帝國的時候，女真部落興起了。這個祖輩都生活在白山黑水的民族，在他們的首領努爾哈赤（意即：野豬皮）帶領下，以十三副遺甲起兵，在萬曆皇帝死後幾十年里，女真部落最終結束了朱明王朝的統治，使華夏陷入近三百年的無邊黑暗之中。

時至今日，萬曆皇帝與他的祖輩和他的後代，都長眠在一座佔地120平方公里被稱作「十三陵」的陵墓群之中。然而帝國的輝煌早已不在，帝王們的生前榮華，也已化為塵土。

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早已不再記得起萬曆皇帝是誰。或許萬曆在天之靈，會有些許遺憾和悔恨。

他本可以有機會追尋著老師的足跡，帶領帝國走向中興，成就他先輩們沒有成就過的功業。但是，流寇、黨爭和天災，將這一美好的願望打翻在地，並日益折磨著他的思想和身體。在統治帝國將近半個世紀之後，他也走向了生命的盡頭，他死後廟號被稱為「神宗」。

百年後，早已飛灰湮滅的朱明王朝，卻沒有被忘記。遠隔幾千里的朝鮮肅宗李焞，為了報答壬辰倭亂時派大軍援助朝鮮的明神宗的「再造之恩」，遂於1704年（即明朝滅亡60周年之際）下旨修建大報壇，以祭祀明朝神宗皇帝。明朝雖早已滅亡，卻仍能血食不絕於域外，神宗皇帝可謂有靈乎？

反對@淚痕春雨的答案。
我們縣裡原來有個縣長，當了十幾年的縣長沒提拔，他的觀念很奇怪，不主動對接項目，不接待客人，收緊褲腰帶，什麼單位要錢都不給，十年沒招新人，教師、醫療系統缺編嚴重，青黃不接，機關單位更是如此，工作只能應付了事，後期他本人天天躲辦公室練毛筆字度日。我們縣十幾年時間從全市第三變成第八，大家都說我們縣都毀在他任上。所以我對答主觀點極不認同，官員的俸祿對那麼大一個帝國來說才幾個錢，因這些缺位造成的損失遠遠大於這一點點俸祿。

萬曆帝要是多活個幾年，今天我們就只有55個民族了

在中國古代的帝制社會，儒家崇尚的「禮」將道德僵化成了符號儀式，萬曆從出生到死亡都逃脫不了這個枷鎖，包括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沒有一個人逃出了這個圈子。
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只是這個制度的犧牲品。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毀滅一個國家，就像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挽救一個國家一樣，能夠毀滅或者挽救一個國家的只有「制度」。

狠人，從小就是狠人。
張居正的下場就是最大的註腳。

把鬼子趕下海，之後幾百年里有人做到過嗎？

一個極其殘暴的獨夫民賊

萬曆一向被稱為是怠政，但對另外一些人的請求，他的反應卻像跳蚤一樣的敏銳。那就是散布在全國各地的礦監和稅監們的奏章，上午送進皇宮，朱詡鈞的「硃批」諭旨，下午就發了出來。其敏捷迅速的程度，使宰相們自顧形慚。

　　由宦官管理開礦和負責徵收賦稅，是大黑暗時代的暴政之一，依照儒家正統的政治哲學，凡是祖先創立的制度，後世子孫絕不可以更改，而「礦監」和「稅監」，正是祖先創下來的制度之一。所謂礦產，主要的是金礦、銀礦和硃砂礦，某一個地方一旦發現礦苗，皇帝就指派一個宦官前去主持，官銜是「某地某礦提督太監」。所謂稅收，政府本有財政部（戶部）主持，財政部也本有它的稅務機構。但皇帝卻另外設立一個徵稅系統，由他指派的宦官負責，稱為「某地某稅提督太監」。簡稱為礦監和稅監。

　　在二十世紀，開礦是一件受人歡迎的生產性建設，但在大黑暗時代，卻是謀殺的手段。宦官在最初派遣時，固然只有一個人，不過依當時官場的傳統習慣，他至少擁有一百餘人的隨從。在隨從中，他遴選十幾個負實際責任的礦務官員，此十幾個礦務官員，各又有隨從（這正是《紅樓夢》所形容的「奴才還有奴才」的現象）。這種橫徵暴斂，就是最富有的金礦都無法負擔，而且還不把貪污的數目計算在內。礦監系統自有他們的特殊辦法，這辦法就是一律轉嫁到當地居民身上，那隻要隨意指認某一個富家地下有礦苗，就可以了。一旦被認為地下有礦苗，那家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開礦，唯一避免拆除的方法是賄賂。開礦時挖掘不到或礦藏不多，附近的富家隨時都可被指控「盜礦」，富家破產後，盜礦的罪名就延伸到窮人頭上，他們被投入監獄，苦刑拷打，直到全家盡死，或繳出全部「盜礦」的賠款。全部開支，包括呈獻給皇帝的數目，都由當地人民承擔。

　　稅監跟礦監相同，而更普遍，像天津的店鋪稅，東海沿岸的鹽稅，浙江、廣東、福建等省的海外貿易稅，成都的茶稅、鹽稅，重慶的木稅，長江的船稅，荊州（湖北江陵）的店稅，寶低（天津寶壇）的魚稅、葦草稅。普通稅吏本已是爛污人物，但比起稅監系統，他們簡直純潔得如同嬰兒。稅監系統只要用手向某商店一指，說他漏稅，這個商店縱然破產都不能清償。

　　除了礦監、稅監，還有採辦太監和織造太監。前者如採辦木材，採辦香料，採辦宮花珠寶；後者如燒制瓷器，紡制錦繡綢緞。他們對人民的傷害，不亞於礦監稅監。用采木作為說明，在採購中心的四川省，便有一個沉痛的諺語：「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形容採伐一根供皇帝建築宮殿的巨木，一千人中要死五百餘人，才能砍倒和運出叢山。四川人民一聽到采木的宦官駕到，無不驚恐。

　　宦官系統因有皇帝支持的堅強背景，他們的凶暴更甚於官員和鄉紳，甚至騎到官員和鄉紳的頭上，平民就更不堪活命了。最聞名於世的湖廣（湖北省及湖南省）稅監陳奉，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徵稅，還公開地搶劫行旅，毆打維持治安的官員。他手下的稅吏在武昌（湖北武漢）經常假借著緝查私貨的名義，闖入民宅，姦淫婦女，勒索財物，稍為不滿意，就逮捕到稅監所主持的稅務公署，用酷刑追繳漏稅。一六○一年，即本世紀（十七）第二年，武昌就因稅吏強xx一位婦女的案件，激起大規模暴動，二十餘萬人攻擊稅務公署，陳奉逃到親王府躲避，密令他的騎兵衛隊三百餘人（一個宦官竟有如此龐大的衛隊），向抗暴群眾衝殺，當場數十人死於非命。群眾更為憤怒，生擒了陳泰最親信的助手六人，投入長江。雲南稅監楊榮，比陳奉還要厲害，群眾起來攻殺他的隨從，楊榮就一口氣逮捕了數千人，全都用酷刑拷死，又逮捕被認為拒絕合作的一位中級軍官（指揮使）樊高明，拷打後戴枷示眾。一六○六年，民變與兵變結合，突擊楊榮，把他殺掉。

　　罪惡的根源事實上不是宦官而是皇帝，楊榮事件後，就發生一件肉麻當有趣的反應。酒肉皇帝朱翊鈞並不追問群眾暴動的原因，而只對群眾膽敢犯上作亂，大為震怒。為了加強這種震怒的效果，朱翊鈞拒絕吃飯，宣稱：「楊榮算不了什麼，我痛心的是，那些兇手把國家法律的尊嚴置於何地？」

　　朱翊鈞貪財而殘忍，他在宮中除了吸毒外，便是喝酒，每喝酒一定酩酊大醉，左右侍候他的宮女和小宦官，一不順眼，朱詡鈞就喝令撲殺（我們應牢記他「拿下」的威風）。截至上世紀（十六）一五九二年統計，死在他皮鞭下的已達一千人。我們無法得到準確數字，「一千人」是當時大臣公開寫在奏章上的。那一年朱詡鈞已在位二十一年，平均每星期都要有一個哀哀無告的宮女和小宦官，被他殺害。只有一種情形才能使他回嗔作喜，和顏悅色，那就是向他奉獻開礦和徵稅所得的金銀財寶。礦監、稅監們不得不傾全力去搜刮，他們知道，如果奉獻太少，觸怒了那位高高在上的吸毒犯，自己難逃一死。

事情已十分明白，明政府跟全體中國人民，已不能共存。鳳陽軍區司令官（風陽巡撫）李三才在請求朱詡鈞停止礦稅宦官的奏章上（這奏章照例地如石沉大海），有一段說話：「殺人父母，使人成為孤兒；殺人丈夫，使人成為寡婦；破人家庭，掘人墳墓（在二十世紀前，中國人一直強烈崇拜祖先）；縱然對方是仇人敵人，我們都於心不忍，陛下怎麼忍心對一向被你稱為赤子的臣民如此？」

　　問題是，朱詡鈞硬是忍心如此。

　　在那個時代，整個國家都是皇帝的私產。朱翊鈞還要搜刮這些財寶幹什麼？這是一個謎。這謎於一六一四年揭曉。鄭貴妃所生，被懷疑陰謀奪嫡的兒子朱常洵，封到洛陽（河南洛陽）當親王，除了國庫負擔一個可怕的數目外，老爹老娘把從「礦」、「稅」所得到的血腥錢，全部交給這個寶貝，希望任他怎麼花都花不完。二十七年後（一六四一），民變領袖李自成攻陷洛陽，這位寶貝兒子跪在李自成面前叩頭乞命，仍被剁成肉醬，跟鹿肉拌在一起，被憤怒的群眾吃掉，那些財富又回到民間。
萬曆的非人罪行，是有多個來源予以證明的：
御史馮從吾在萬曆二十年正月奏疏里是這麼說：「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庭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
這在著名的酒色財氣疏裡面也得到了印證：「以皇上不怒而威畏，宜思有忿速懲也。夫何今日杖宮女，明日杖宦官，彼誠有罪，置以法律，責之逐之可也，不必杖之累百，而不計其數，竟使斃於杖下。『』
還有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里也指出了朱翊鈞對太監宮女結菜戶的血腥處置手段：「今上最憎此事，每聞成配，多行譴死，或亦株連說合媒妁，多斃杖下，然亦終不能禁也。」
對此萬曆的辯解是：「又說朕尚氣。古雲少時戒之在色，壯時戒之在斗，斗即是氣。朕豈不知？但人孰無氣？且如先生每也有童僕家人。難道更不責治？如今內待宜人等或有觸犯及失誤差使的，也曾杖責。然亦有疾疫死者。如何說都是杖死？『』
假如他沒有打死過人，為什麼要說這樣的話，為什麼不直接否認？
另外根據劉若愚的酌中對來看，萬曆的皇后同樣多宮女極其殘酷，打死不下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