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汪精衛會變成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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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副總裁的地，還是留給我這個果粉之友來洗吧。
今番不說縱橫捭闔的沙場之事，改說詩文，以詩文見其人。一個人詩文的風格，和他自身風格息息相關，回想多年前，女神跟人跑了，苦悶的我只能吟詩遣懷，無意中發現了汪精衛的詩，初讀汪詩時，正是武昌初雪，如見痴情男兒；再讀汪詩時，已是嶺南夜雨，方知孤臣孽子。
大約只有在「蝴蝶枕前顛倒夢，杏花枝上朦朧月」的午夜時分，人才能真正的審視自己，咀嚼這一條人生路的坎坷，對了，剛剛那句詩的作者是秦檜手下的走狗。才子落魄，書生附逆，終逃不過清夜之鬼報，只得蘸血寫詞。只可嘆汪副總裁不是寫日記的高手，否則也能少些罵名。
我們的回憶從汪精衛的詩開始吧

一死心期殊未了，此頭須向國門懸。

此詩作於那次著名的行刺之後，用伍子胥懸頭吳門之典，此番意氣足以令人激賞。甚至他聽獄卒說廣州起義失敗，胡漢民被殺（此系獄卒誤傳）後，慟哭作詩。

馬革平生志，君今幸已酬。卻憐二人血，不作一時流。
忽忽餘生恨，茫茫死後憂。難禁十年事，潮上寸心頭。

落落初相見，無言意已移。弦韋常互佩，膠漆不曾離。
杜鑱朝攜處，韓檠夜對時。歲寒樂相共，情意勝連枝。

日日中原事，傷心不忍聞。賦懷徒落落，過眼總紛紛。
蝙蝠悲名士，蜉蝣嘆合群。故園記同眺，愁絕萬重雲。

汪精衛從小在父親的要求下苦讀詩書，尤以陸遊為多，此番絕筆，倒有幾分陸遊的神韻，痛悼友人，傷心國事，但不曾怕死，讓我想起放翁的句子「玉關曾誓馬革裹，滄海豈憂魚腹葬」他的這一份才氣最終救了他的命，本來他應當被迅速處決，但是主審的官員憐惜他的才華，不料竟救了汪精衛一命。
要是汪精衛犧牲在滿清覆滅的前夜，必定是一個萬古流芳的名字，精衛，這種頑強的鳥，明知不可而為之，挑戰無盡大海，多麼契合他的秉性，所以他在獄中吟道「銜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鷗浮」。可惜命運開了一個大玩笑，他的一生，也如同詩集的名字《雙照樓詩詞稿》，前半生和後半生成了強烈的反差，命運的無情，莫過於此。

1944年胡適得知汪精衛死訊後，在日記中寫道

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性命不顧是一件事；所主張的是與非，是另外一件事。

此處的complex即為情結，某某控則是其音譯，比如 Lolita complex。
胡適此言，甚為中肯，部分的解釋了問題。

這就是汪精衛的悲劇，從他少年時的那一次刺殺便註定。他這個烈士控，死對他而言不難，難的是活著。臨行前，他嚙指作血書致胡漢民「我今為薪，兄當為釜」
而汪精衛的《革命之決心》中寫到

譬之炊米為飯，盛之以釜，熱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轉瞬之間，即成煨燼，然體質雖滅，而熱力漲發，成飯之要素也。釜之為用，水不能蝕，火不能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變其質，以至於成飯，其煎熬之苦至矣，斯亦成飯之要素也。嗚呼！革命黨人，將以身為薪乎？抑以身為釜乎？亦各就其性之所近者，以各盡所能而已。

這大概就是薪釜比喻的來源，即犧牲自己，成全國家和民族，可稱「精衛情節」。這個詞不是我原創，我本來的概括是平淡無奇的獻身精神，看到葉嘉瑩教授說的

汪精衛在詩詞中所表現的，和在生活中所實踐的，是他終生不得解脫的一種「精衛情結」

深感切中肯綮，遂查汪精衛詩詞，果然言死者甚多。

鵑魂若化知何處，馬革能酬愧不如。凄絕昨宵燈影里，故人顏色漸模糊。

此處憑弔廣州起義中犧牲的烈士，鵑魂一詞我深有感，文天祥有詩云「從今別卻江南路,化作啼鵑帶血歸」和「故人應念，杜鵑枝上殘月」，均是被捕後途徑故國所作，以杜鵑喻忠臣，泣血而鑒忠貞。

士為天下生，亦為天下死。

汪精衛詩詞的字裡行間，無不以天下為己任，依稀可見士人之風，在法國時還雲「欲上危樓還卻步，怕將病眼望中原」，不曾一日忘記中原父老。

此生原不樂，未死敢雲煩。凄斷關河影，蕭條羈旅魂。

此詩作於印度洋上，他對自己的預言很准，確實在壓抑和痛苦中過了一生，甚至他的麻煩到死都沒有結束。

依然良月照三更，回首當年百感並。志決但期能共死，情深聊複信來生。

這是汪精衛在結婚25周年紀念日的時候寫給陳璧君的，若非時局，兩人定是模範夫妻，再想到主席和總裁，我出門收個東風，哦不，順豐。

入地相逢雖不愧，擘山無路欲何歸。記從共灑新亭淚，忍使啼痕又滿衣。

新亭淚乃是衣冠南渡之後中原士人的憂國之淚，入地相逢故友如何能不愧？想必已經耗盡移山心力。

故人落落心相照。
嘆而今、生離死別，總尋常了。
馬革裹屍仍未返，空向墓門憑弔。只破碎山河難料。
我亦瘡痍今滿體，忍須臾、一見欃槍掃。
逢地下，兩含笑。

欃：音蟬，欃槍，彗星。
此闕詞不勝悲涼，志士暮年，一悲己身，二悲亡友，三悲家國，卻以含笑為終，既盡人事，奈何天命，只得笑之，可謂大悲。

新花未滿枝，故花已成泥。新花對故人，焉知爾為誰？故人對新花，可喜還可悲。春來春去有定時，花落花開無盡期。人生代謝亦如此，殺身成仁何所辭！

汪精衛的精衛情節再次表露無遺，殺生成仁，義之所在。

顧吾以為弱肉強食，強者固有罪矣，即弱者亦不為無罪。罪惡之所以存於天地，以有施者即有受者也。苟無受者，將於何施？是又願天下之自承為弱者一思之也。

這是他翻譯伊索寓言的後記，願意承受天下的罪過，不禁令人想起王國維的「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見人析車輪為薪為作此歌
年年顛蹶南山路，不向崎嶇嘆勞苦。只今困頓塵埃間，倔強依然耐刀斧。輪兮輪兮生非徂徠新甫之良材，莫辭一旦為寒灰。君看擲向紅爐中，火光如血搖熊熊。待得蒸騰薦新稻，要使蒼生同一飽。

」以身為薪「，車輪歷盡顛簸，被劈做柴火依舊無怨尤，渾似於少保的《石灰吟》

陳寅恪最後悼念汪精衛曰

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淵遲死更堪悲。
千秋讀史心難問，一局收枰勝屬誰。世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總傳疑。

「阜昌天子」指南宋時金國在山東扶植的偽齊政權的傀儡皇帝劉豫，詩文俱佳，可惜寡廉鮮恥，多次夥同金軍南下，只留下罵名卻無詩文傳世。阮瑀，建安七子之一，倚馬成文，曹操都無處下筆修改，號稱歸隱山林卻還是出來當官，在官場遊刃有餘，可見歸隱是假，遂成隱士們的笑柄。褚淵是南朝宋的美男子，文采極佳，卻玩弄權術，最後成為眾矢之的。「冤禽」即精衛鳥。汪精衛和這些人一樣，有才卻失節，令人可恨、可悲、可嘆、可惜。他的「以身為釜」一語成讖，背上了一口永遠揭不掉的黑鍋。縱使我們憐其才華也改變不了他大節有虧的事實，他早年的文章，像催命的符咒。

在國民黨的眼中，汪精衛可以稱得上千古逆賊，為《總理遺囑》定稿的人，居然帶著半個黨國投靠了日本，也無怪乎蔣總裁要炸了汪精衛的墳塋，再把他的屍骸挫骨揚灰。汪曾雲」殘軀付劫灰「，又一語成讖。陳璧君在修汪精衛的墳墓時，特地在混凝土中加入數噸鋼塊，想來料到汪精衛仇家不少，此番加固以防倒斗，不料委員長調來了張靈甫的74師（當時為74軍），用百餘公斤烈性炸藥炸開了墳墓。可見再堅固的大墓也擋不住卸嶺力士，而楠木棺材中的汪精衛，身披黨旗，無一明器。
汪精衛的墓原在中山陵對面，大約是想證明自己追隨孫中山，可惜飽受日本荼毒的南京人民強烈要求政府移掉此墓。如果沒有汪精衛，這些人民或許會有更多死於日軍的屠刀之下，其中也許有我的祖輩，但是我絕對不會因此感謝他，因為他的偽政府幫助日本從中國掠奪了大量的資源，並且把戰火燃向中國的更深處，讓更多的同胞受害。儘管他只是偽政府的門面，被日本人處處掣肘，但是他表現出的投降心態是中國絕對無法容忍的，因為洪承疇已經給了我們教訓。汪精衛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正如洪承疇最後還躺在《貳臣傳》里，帶路從來就是一件風險很高的事情。但汪副總裁這漢奸當的如此辛酸，可見絕非普通漢奸。

汪精衛死後遭殃，以他的才智難道不會預料到自己的行為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么？顯然他知道，他一開始是拒絕的。與日本談判時，汪精衛說

日本如能征服中國，就來征服好了。他們征服中國不了，要我簽一個字在他的計划上面，這種文件說不上什麼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

他一開始並不是一個投降派，在英美不對日開戰前，確實有相當多的人希望與日本和談，包括大批國民黨要員，所以汪精衛說」（和談）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之後這群人紛紛和汪精衛劃清界限。
汪精衛不是一個優秀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他看不到對日作戰勝利的希望，在巨大的絕望中落水附逆。為爭權也好，為保民也好，總之他並不是甘心為日本人工作，對日本人的配合十分有限，也全然沒有喜悅。他認為中國打不贏日本，那麼就需要有人代表中國主持和談，而這個和談無異於與虎謀皮，不管日本是贏是輸，他都是要背負千古罵名的。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也是整個貧弱的中國的悲劇。
諷刺的是，抗戰勝利後委員長的劫收工作做得太好，導致」人心思漢「，這個漢是漢奸。。。。。葉嘉瑩教授還提到一個新成語叫」五子登科「，指的是這些劫收大員們紛紛搶房子、條子、金子、車子和女子。所以我還是堅定的認為，汪精衛是有一定功勞的。
其實，汪精衛從刺殺親王到落水附逆，都是循著自己的精衛情節做事，即」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和」我不背黑鍋誰背「，我一直認為中國近代有三個最偉大的背鍋俠，另外兩個分別是一個安徽人和一個弗蘭人，他們背上的鍋換了別人要麼不敢背，要麼背不動。

我深深的覺得汪精衛內心深處一定是極其想死的，對他而言，死比活簡單多了。

汪偽政權的宣傳，我一直很佩服日本人這種掩耳盜鈴的精神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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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地果然遭報應，女神又跟人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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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是汪精衛刺殺攝政王失敗以後在獄中寫的，為什麼少年時英風俠烈、壯懷激烈的少年郎變成了萬人唾罵的漢奸？其實汪兆銘沒有變，他一直是個投機者，刺殺攝政王時候是，投降日本時候也是。

投機者，這是國民黨那一代革命者的通病，他們不願意做辛苦的事，他們要革命，革命就是暗殺，是起義，是一鎚子買賣。頂好是今兒革命，明兒成功，大不了轟轟烈烈的死，博一世英名。

汪精衛在國民黨中並不鮮見，孫中山是，蔣介石也是。辛亥革命從一開始就是個非常偶然的事件，武昌起義時候，所有重要的領導人都在海外，組織者已經被捕，然後莫名其妙的勝利，莫名其妙的把黎元洪這個老官僚從床底下拖出來做了領袖。這些人相信過舊官僚，相信過軍閥，相信過列強，但從來沒有相信過自己，沒有相信過自己的國民。

這些人都不是能做事的，孫中山提出「君練十萬強兵,孫文築十萬英里鐵路 ,共致中國富強。」十萬英里就是16萬公里，2014年中國鐵路里程才11萬公里，可以說我黨咬著牙幾十年也沒把孫文吹出去的牛逼實現。可想當時中國去哪修十萬英里鐵路。所以當時就把袁世凱嚇傻了。他們的國家規劃就是小孩過家家，他們不願意做實務，也不懂怎麼踏踏實實的改變中國。他們有的是只是口若懸河的舌頭和指指點點的手指。

所以一遇到日本這種強到令人髮指的敵人，靠自己他們認為肯定打不過，打不過怎麼辦？汪精衛選擇投降，蔣介石念茲在茲的是希望更強的英美干涉，其實說白了還是投機。萬幸，他等到了，但也就是等到了而已。

一個是漢奸，一個現在還有人叫民族英雄，一個死得早，還可以叫革命先行者，其實本質上沒有區別。

另外說個事，抗戰期間，汪偽首先跟日本簽約，廢除中日之間的不平等條約，收回治外法權，然後重慶覺得實在太難看，英美也出於統戰需要，才在1943年改訂了新約，獨立自主要靠漢奸爭取，到底誰才是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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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就是汪精衛的性格問題。這是一個自戀又自卑的人。類似慕容復。
當年的汪精衛，年輕有為、文采出眾又長的特別帥。簡直是文藝男青年中的偶像。他是一個愛惜羽毛的人，對名聲看的特別重要。那麼擊殺攝政王這樣的戲碼恰恰滿足了他的這種心理。特別是文藝女青年陳璧君的加入，簡直是太high了有沒有？
可是汪精衛很清楚自己的政治能力，抓不住槍、抓不住錢，也抓不住人。什麼路線、主義，汪精衛談的頭頭是道，可他並不真正相信這些。其實他就是一個沒主意的人。
典型的，如4.12期間。汪精衛的武漢政權本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正統，居然沒撐幾個月就和蔣搞了個「寧漢合流」……這個人說白了，就是沒有擔當，抗不住事兒，不像個男人。他雖然裝出一副很有節操的樣子，其實是很想把節操賣掉的，只不過需要一個說服（騙過）自己的理由。
所以，汪精衛投日，和當年投蔣一樣。什麼受了委屈，什麼日本人太厲害了，什麼替中國留一條退路，都是汪說服自己的理由罷了。他這個人，骨子裡是不自信的，是投機的。
其實汪精衛這個人和慕容復很類似。一出場就讓人驚艷：家世（導師）、武功（文采）、美人、名聲、英俊的容貌、少年得志……無數別人奮鬥一生的東西，這兩個人不費力就有了。同樣有著高高的逼格，一副「謙虛的傲嬌」的樣子。都去追求一個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東西。都時時刻刻覺得自己用心良苦，不斷的被自己感動著。同時不斷的尋找著說服自己出賣節操的理由……
結果他們說服了自己，卻說服不了別人，都悲劇了，卻仍被自己感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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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璧君為汪精衛辯護的一席話有一定道理么？如何反駁？ - 米青衛的回答
如何看待汪精衛？ - 米青衛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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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汪精衛
作者：林思雲

　 中國經常有這樣一種怪現象，提到某個人的名字是婦孺皆知，但問起該人的生平和事迹時，卻又是鮮為人知。汪精衛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人物。汪精衛在中國可以說 是家喻戶曉的大漢奸，可是大家對汪精衛的「賣國事迹」卻是一問三不知。這也是 中國歷史教育的一大特色；只告訴大家他是壞人，卻又不告訴大家他作過什麼壞事。 好在中國學生頭腦比較簡單，不喜歡刨根究底，所以歷史老師還不至遇到太大的麻 煩。
......
　 要為汪精衛寫一個比較真實客觀的小傳還有不少困難，最大的困難就是有關汪精衛 的資料十分匱乏，人們似乎都極力避開這樣一個敏感人物，怕給自己惹來各種麻煩。 1980年代後期，中國開始出現一些關於汪精衛的書籍，比如蔡德金的《汪精衛評傳》，黃美真的《汪精衛傳》，秦亢宗的《走向深淵》等。但中國出版的書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有意識地貶低醜化汪精衛，寫書的重點放在獵奇和艷史方面，不是嚴肅的人物傳記而近似於野史小說，真實性有很大的疑問。

　 日本也有不少關於汪精衛的書籍，比如上板冬子的《汪兆銘的真實》，杉森久英的 《汪兆銘傳》，今井武夫的《支那事變的回想》，特別是親身參加過汪精衛和平運動 的松本重治寫的回憶錄《近衛時代》和《上海時代》，犬養健的《揚子江仍在奔流》， 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事情。與中國的資料相比，日本有關汪精衛的書籍比較嚴肅， 基本沒有憑信性很低的獵奇艷史部分。因此這篇《真實的汪精衛》以日文資料為主， 中文資料為輔，力爭做到求實客觀。

　 汪精衛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所以本文也分為三大部分來寫：第一部分、 為了革命奉獻一切；第二部分、打倒獨裁者蔣介石；第三部分、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第一部分之一、為了革命奉獻一切

......
　 ...... 由於家境所迫，汪兆銘17歲時就開始到私塾去教書。1901年汪兆銘18歲時參加了科舉考試，以廣州府縣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取秀才。

　 1900年義和團事件以後，清政府開始搞「新政」，開始大量選派公費留學生到外國留學，並給予歸國留學生舉人或進士的待遇，授予高級官職。這在當時的中國青年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有識青年紛紛前往外國留學。

　 當時公費留學生的主要派遣國家是日本，大量留學生前往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三：一 是日本地理位置近，留學費用便宜；二是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強國經驗對中國 特別有現實意義；三是日文中大量使用漢字，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學日文要比學 歐洲文字省力很多。特別是日本還專門為中國留學生設置了一些學校，在日本教師 講課時，旁邊配有中文翻譯，以便讓不懂日文的中國留學生也能聽懂講課的內容。 ......

　 1904年，兩廣總督岑春煊在廣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大學速成科的公費留學生，錄取人數為50名。清政府為每位公費留學生每月資助30日元，這比現在公派留學生 的資助金高多了，可以在日本生活得比較寬裕。汪兆銘考上了這次的公費留學生， 和汪兆銘同時錄取的還有胡漢民，朱執信等人，他們後來都成為同盟會的骨幹。

　......政法大學以教授西方 的政治法律為主，汪兆銘在那裡學習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神》， 斯賓塞的《政治進化論》，這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使汪兆銘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 的轉變，樹立起推翻專制的封建王朝，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國的信念。

　 1904年底正好是日俄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日本全國都處於極度興奮的狀態。即使在課堂上，發表最新戰況的號外新聞一到，教授就停止講課，和學生一起朗讀新聞。 日本這種舉國上下的愛國熱忱，不僅使汪兆銘十分感動，也喚起了很多中國留學生的愛國心，激發他們投身於救國救民的革命運動之中。
......
　 在海外一時有很多革命黨成立......其中以孫中山的「興中會」和黃興 的「華興會」勢力最大。......
......
　 ......最後黃興破顏一笑說：「孫先生，我服你了」，兩位革命巨星終於達成了聯合。1905年8月20日，各革命黨 派的大聯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孫中山被選為總理，汪兆銘作為同盟會的發起人之一，被選為評議部部長。新建的同盟會最初設有三個部：執行部、評 議部、司法部。汪兆銘當選重要職務的評議部部長，說明汪兆銘在革命黨中有相當 的影響力，那時汪兆銘才22歲。

　 同盟會最初的主要任務是搞宣傳和製造輿論......汪兆銘從《民報》的創刊號開始，一直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汪兆銘以「精衛」的筆名在《民報》上發表文章。汪兆銘使用「精衛」的筆名，源自《山海經》里精衛填海的故事，含有對革命鍥而不捨之義。汪精衛的文章邏輯嚴密，筆鋒銳利，有很大的影響力。當時《民報》的主要對手是梁啟超等保守派主辦的《新民叢報》，汪精衛的文章以與保守派的改良主張論戰為主，宣揚暴力革命的必要性。

1906年6月，汪兆銘從政法大學速成科畢業，在260餘名學生當中，汪兆銘成績名列第二。......
......
　 此後汪精衛跟隨孫中山出走越南和馬來亞等南洋各地，繼續從事革命活動，這時汪精衛已成為孫中山最為信賴的親信之一。1908年3月汪精衛在馬來亞的檳城結識 了華僑巨富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

　 1908年汪精衛26歲，陳璧君17歲，正是男女熱戀的年齡。當時雖然兩人之間都很有好感，但還只是革命同志的關係，沒有發展到戀人的地步。......
......
　 陳璧君退婚後，倔強地要求到日本參加革命，陳耕基只好同意陳璧君去日本。1908 年7月，陳璧君搭乘荷蘭客船來到日本，在孫中山的「特批」下，宣誓加入同盟會， 到《民報》編輯部幫忙，和汪精衛在一起工作。......

陳璧君傾心於汪精衛，不僅因為汪精衛的相貌才能，還因為他嚴肅的生活作風。在這些年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賭博酗酒，而汪精衛卻象清教徒一樣生活，被人稱為「道學先生」。最讓陳璧君感動的是汪精衛「革命家不結婚」的信念。汪精衛對陳璧君說：革命家生活無著落，生命無保證，革命家結婚必然陷妻子於不幸之中， 讓自己所愛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過。汪精衛發誓說：「革命不成功就不結婚」。 汪精衛越說不結婚，陳璧君反而越愛汪精衛，但汪精衛卻從來沒有碰過陳璧君一個指頭。後來汪精衛說：正因為他太愛陳璧君，他才沒有碰陳璧君一下，他不想毀了陳璧君一生的幸福。

　 汪精衛後來真的實踐了他的諾言，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和革命同志陳璧君結婚，舉行了盛大的婚禮。汪陳的革命婚姻在當時一時傳為佳話。汪精衛婚後也一直嚴守一 夫一妻的準則，從來沒有外遇和桃色新聞，汪精衛的道德人品在當時的革命家中無人可比。

到1908年冬，革命進入最困難的時刻。六次武裝起義相繼失敗，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迫之中。此時梁啟超等保皇黨乘機攻擊革命黨的暴力革命，批評革命黨領袖是唆使別人送死而自己謀取名利的「遠距離革命家」。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批評革命黨領袖們：「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梁啟超的批評反響很大，一時在海外華人中掀起批評了革命黨領袖的風潮。

　 不久這場批評的矛頭就開始指向孫中山，有人寫了《孫文十四大罪狀》一文，揭露孫中山貪污革命經費2萬元自用。當時孫中山獨攬同盟會中的經費大權，從不公開經費的使用情況，所以人們懷疑孫中山貪污也不是無中生有。雖然孫中山到底有沒有貪污的問題一直沒有搞清楚，但這場批評對孫中山在黨內的威信影響極大，同盟會中出現也了反孫運動。章炳麟的浙江派公開反對孫中山，宣布脫離同盟會，恢復他們以前的「光復會」。黃興的湖南派持中間態度，對革命灰心和懷疑的人大量出現，一時間革命陷入失敗的邊緣。

在此情況下，汪精衛站了出來，主動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殺清政府高官，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

第一部分之二、玉石共焚
......
　 ......汪精衛刺殺清政府高官的設想，並不著眼於暗殺計劃本身是否成功，而是著眼於用鮮血回擊同盟會領袖是「遠距離革命家」的譏諷，挽回民眾對革命黨的信心。汪精衛寫給孫中山的《致南洋同志書》中寫道∶「吾儕同志，結義於港，誓與滿酋拼一 死，以事實示革命黨之決心，使灰心者復歸於熱，懷疑者復歸於信。今者北上赴 京，若能喚醒中華睡獅，引導反滿革命火種，則吾儕成仁之志已竟。」

　 作為同盟會中堅分子的汪精衛，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傳來後，海內外對孫中山同盟會的看法大為改變，梁啟超的「遠距離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們重新樹立起了對革命黨同盟會的信心。可以說當時同盟會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衛犧牲自己的烈舉挽回的。如果當時汪精衛被清廷處死，汪精衛毫無疑問要作為中國歷史 上的欽定英雄，永遠載入史冊。汪精衛在《致南洋同志書》中的一段話，也在當時 被流傳為佳話∶「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

　 汪精衛最有名的文章是發表於《民報》26期上的《革命之決心》一文。汪精衛在文中說∶現在四億人民正如飢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飯。但燒熟米飯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燒自己化為灰燼，把自己的熱移給了米，才使生米變成熟 飯；釜則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黨人的角色有二，一作為薪，為薪的人需要奉獻的毅力，甘心把自己當作柴薪，化自己為灰燼來煮成革命之飯；二作為釜， 為釜的人需要堅韌的耐力，願意把自己當作鍋釜，煎熬自己來煮成革命之飯。

　 在同盟會中汪精衛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漢民。胡漢民比汪精衛大四歲，不僅是和汪一起來日本留學的同鄉，也是長年在《民報》一起工作的同事，汪一直把胡當作大哥 看待。胡漢民得知汪精衛要北上行刺時，勸汪說∶你是同盟會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你的文才口才和號召力都是無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時之激情與虜酋拚命，對革命的損失太大。

汪精衛則說∶梁啟超罵我們這些革命黨人是「遠距離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 孫先生和同盟會，已經到了「非口實所可弭縫，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現在我 們必須拿出具體的行動來證明我們的革命之決心，才能使梁啟超愧對民眾，使章炳 麟愧對黨人，才能促使同盟會內部團結和挽回民眾對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決心》一文中曾經說過，革命黨人要為革命作釜作薪，現在正是需要我當革命之薪的時候，若吝薪則何由有飯？但不管汪精衛說什麼，胡漢民都堅決反對汪的北上 行刺計劃。汪精衛臨走時不敢向胡漢民告別，怕胡漢民會硬把他留下，於是咬破手指給胡漢民留下血書∶「我今為薪，兄當為釜」。胡漢民見到血書時，當場哭得昏了過去。

　 孫中山等同盟會領導人並不反對用行刺清廷高官的形式，來挽回和喚醒民眾對革命的信心。但考慮到汪精衛是同盟會中非常難得的人才，所以孫中山並沒有表示支持 汪精衛的北上行刺計劃，但也沒有表示反對。因為沒有孫中山等同盟會領導人的明確支持，汪精衛不得不自己尋找願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作革命之薪的人。汪精 衛首先想到的是黃復生。

　 黃復生是四川人，和汪精衛一樣也是發起同盟會的元老，擔任同盟會的高層幹部。 黃復生讀了汪精衛《革命之決心》一文後非常感動，對汪精衛說∶「我也願意作革 命之薪」。......

　 汪精衛再找到同盟會中會作炸彈的喻培倫，請他幫助作炸彈，喻培倫也爽快地答應 了，願意和汪精衛一同北上。當然最堅決和汪精衛一起北上的是陳璧君，有人半開玩笑地說∶「你有一張英國臣民的護照，當然不怕死。到關鍵時刻，你把英國護照 一拋，英國領事館自會來救你。」陳璧君聽完二話不說，拿出英國護照當場撕成碎片，滿座皆驚，也讓那位說風涼話的人羞得恨不得鑽入地縫。可惜現在再也看不到 陳璧君那樣有志氣撕毀自己外國護照的烈女了。
......
　 1910年3月31日深夜，黃復生和喻培倫前往銀錠撟埋炸彈，留下汪精衛和陳璧君兩人。陳璧君知道汪精衛明天將在爆炸中和載灃同歸於盡，這將是他們兩人最後的一夜。陳璧君拉著汪精衛的手輕聲地哭泣，汪精衛本想找一些話安慰她，可是卻不知道該說什才好。汪精衛內心是深愛陳璧君的，他也知道陳璧君同樣深愛著他，但汪精衛越愛陳璧君，就越不願看到陳璧君為了他而失去一生的幸福。汪精衛 努力壓下和自己心愛之人的生死離別之情，只是拉著陳璧君的手默默無語，讓時間 一分一秒地過去。

　 突然喻培倫匆匆跑進來說∶「大事不好，有人看見我們埋炸彈了」，不久黃復生也跑回來說∶「警察已經發現我們的炸彈了」。
......
　 第二天北京各大報紙都登出了銀錠撟下發現炸彈，......但沒有一篇新聞懷疑到革命黨，使汪精衛等人大為安心。......

　 然而汪精衛等人卻中了清廷的計謀。......1910年4月16 日，警察包圍了「守真照相館」，將汪精衛和黃復生一舉抓獲。

　 由於謀刺攝政王是一個大案，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親自審理此案。肅親王是清朝建國元勛八大世襲王室的第一家，是當時清廷中頭腦見識過人的少有人才。順便說幾句題外話∶辛亥革命成功後肅親王亡命日本租界旅順，和日本人川島浪速結拜兄弟，並將一個王女托川島浪速收養，這就是後來有名的川島芳子。肅親王看到從汪 精衛身上搜繳的三篇汪精衛的親筆手稿《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告別同志書》之後，感慨萬分，非常佩服汪精衛的人品見識，更佩服汪精衛為革命獻身 的精神。肅親王對清廷的腐敗也感到深惡痛絕，所以對革命黨人的反叛行為也十分同情，他後來說∶「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黨反叛朝廷了」。

　 ......汪精衛和黃復生在法庭上不但沒有招供同黨，反而爭著說自己是行刺的主謀，希望以此來為對方減輕刑罰，令在場人士十分感動。

　 ......肅親王意識到∶革命黨人行刺的 目的就是玉石共焚、殺身成仁，他們早已作好「薪盡飯熟」的獻身準備。殺了他們不僅不能嚇倒那些不怕死的革命黨人，反而會激發民眾對清廷的憎惡和反感。......
......
　 孫中山在紐約得知汪精衛被捕的消息時喟然長嘆道∶「兆銘是吾黨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比斷了我一支手臂」。同盟會東京總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也發起了營救汪精 衛的行動，胡漢民親自奔走各地為營救汪精衛演講籌款。通過營救汪精衛的活動， 使一度陷於分裂的同盟會內部開始弭合，也使民眾重新認識到革命黨的決心，對後來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汪精衛在獄中無事，每日作詩。汪精衛獄中詩作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 名《慷慨篇》）。

街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浪浮。
詫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汪精衛的《慷慨篇》從獄中傳出後，立即被許多報紙爭相轉載，「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也成為當時革命青年們廣為傳頌的詩句。
......
　 陳璧君接到汪精衛的血書哭了三天，但也高興汪精衛終於明白了自己的真情。於是陳璧君按照汪精衛的話，離開北京前往南方叄加革命。

　 此後革命的形勢發展之快，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 發，在短短十幾天內，全國二十多個省紛紛響應宣布獨立。清廷為了挽回頹勢，急忙宣布開放黨禁，釋放政治犯，當然最大的政治犯就是汪精衛和黃復生兩人。 1911年11月6日，清廷宣布釋放汪精衛和黃復生，北京各界一千餘人前往法部大獄門前歡迎這兩位刺殺攝政王的義士。1911年12月，汪精衛乘船到上海，那裡陳璧君正等著他。從此這對經過革命生死考驗的革命夫婦正式成婚，以後兩人再 沒有分離過，直到汪精衛死去。

辛亥革命成功後，汪精衛實踐了他「革命成功後，一不作官，二不作議員，功成身退」的諾言。汪精衛和陳璧君舉辦了盛大的結婚儀式後，返回他8年沒有回過的故鄉拜見兄長。然後於1912年9月，攜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留學。

第二部分之一 起草總理遺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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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中國人一提起袁世凱，就條件反射地在頭腦中浮現出一個「竊國大盜」的形 象，簡單地把袁世凱劃為開歷史倒車的人民公敵，但實際上的袁世凱並非如此簡 單。由於袁世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的敵人，所以國共兩黨的歷史書都對袁世凱大加詆毀，把袁世凱描繪成一個充滿權力欲的野心家，一些歷史書還誤傳袁世凱出 賣譚嗣同等人的惡跡。其實1912年，袁世凱在大部分中國老百姓心中的威信，要遠大於孫中山。在清末，袁世凱就象當年蘇聯的葉利欽一樣，是清政府中改革家的代表，清政府後期的諸多改革，多數出自袁世凱之手。在葉利欽上台以前，誰會預測到他會從民主的旗手變成獨裁的君王呢？袁世凱也象葉利欽一樣，上台前也曾讚美聲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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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出任第一任中國民國總統，並非竊取了孫中山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而是當時的眾望所歸。袁世凱雖然贊成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但並不贊成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而傾向於搞開明專制。......不少同盟會成員批評孫中山不應該放棄同盟會當初的平均地權、男女同權等革命目 標，汪精衛也向孫中山進言，希望同盟會不要僅僅滿足於打倒滿族人政府，但孫中山卻以為這樣的妥協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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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之後的國民黨中，汪精衛是呼聲最高的接班人。汪精衛是同盟會中資格最老的一輩，有敢於自我犧牲的英雄光榮史，有革命成功後不謀求當官的君子風度，更有鮮有人比的文才和口才，這在國民黨中都是無人可比的。加之汪精衛的個人生活作風也非常為人稱道，汪精衛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的國 民黨高官中，都是鮮有人能夠做到的。

　 在1925年7月1日，孫中山原來的大元帥府改組，改為國民政府，設國民政府主席為最高領導人。在中央政治會議上，汪精衛以全票當選國民政府主席，成為孫中山以後第一位國民黨領導人。但汪精衛卻有一個極大的弱點，這就是他沒有一隻忠於他的私家軍，在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中國社會中，汪精衛這樣的文人書生，註定不能在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上坐得太久。

第二部分之二 短暫的汪主席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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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衛的左派立場得到了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高度評價，在汪精衛當政期間，共產黨的確得到汪精衛很多的關照，要不是汪精衛後來當了「漢奸」，共產黨很可能要把汪精衛和張學良並列起來，譽為反蔣英雄。在「國民黨二大」上，汪精衛當選執掌最高權力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但此時蔣介石卻以「流星般的速度上升」，成為黨內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人物。

　 ......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併兼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為國民黨中最有實力的人物。

不過蔣介石能夠飛速掌握國民黨的實權，還與汪精衛過於淡泊權力有關。汪精衛在黨內的資格最老，和孫中山的關係最近，又有敢於自我犧牲的英雄事迹，所以汪在國民 黨內的聲望首數第一。汪精衛為人誠實、不貪錢財、特別是在個人生活方面，汪精衛不抽煙、不酗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腐敗的中國政界，是一種非常清高的存在，和他周圍的污濁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汪精衛在國民黨內是類似於「聖人」 的偶像，是大家非常尊敬的革命老英雄。但大家總是對汪精衛敬而遠之，在國民黨內從來沒有形成過所謂「汪精衛派」，這是為什麼呢？

　 中國有句格言說：「水至清則無魚」，汪精衛品格過於清廉，所以願意跟隨他的人就很少。在中國善於玩弄權術的人總是以「封官許願」等物質刺激的方法，來召集網羅自己的跟隨者。汪精衛不但不搞「封官許願」，還對自己的部下要求很嚴，由於跟汪精衛干撈不到什麼好處，所以願意跟隨汪精衛的人就很少。另外汪精衛也不會用「結拜 兄弟」等方法來拉攏有權勢的人，蔣介石曾兩次給汪精衛送去蘭譜，希望和汪精衛結 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衛婉言謝絕。按照西方的標準，汪精衛這樣有出色口才筆才，又有充分政治責任感和生活清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可是汪精衛這樣西方型的政治家，卻不適合於中國污濁的政治土壤，這也是汪精衛一生的悲劇所在。
......
　 當時汪精衛是國民政府主席，又是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這麼大的行動事先不 通知汪精衛，顯然是以「先斬後奏」的方式和汪精衛對抗。汪精衛對蔣介石無視合法 國民黨中央政府而擅自行動的行為非常憤怒，準備召集中央委員處置蔣介石的越權行 為，但大部分中央委員卻都替蔣介石說話，贊同蔣介石的排俄排共行動。汪精衛看到他這個最高領導人已被蔣介石架空，如果他和蔣介石搞直接對抗，勢必引起國民黨內 部的嚴重分裂。既然國民黨中央的大部分人都贊成蔣介石，為了維護國民黨的整體利 益，汪精衛決定以主動辭職的方式，把政權交給蔣介石。

　 ......當時汪精衛之所以輕易把政權 讓給蔣介石，是因為當時汪精衛以為蔣介石和他的對抗只是出於政治觀點的不同，沒有想到蔣介石上台後會搞個人獨裁。汪精衛本是一個淡泊權位的人，本來並沒有和蔣介石爭權的野心，但當蔣介石明顯在國民黨內搞個人獨裁後，汪精衛才站出來成為反蔣的核心人物。

......
　 北伐軍在軍事上的進展雖然順利，但蔣介石的獨裁作風卻引起了很多國民黨人的反感。儘管中山艦事件發生時，大部分國民黨領導人站在蔣介石一邊，贊成他排俄排共 的「敢行」。但是蔣介石當權後表現出來的獨裁霸道，又讓人們回想起作風民主的汪主席的好處，於是「擁護汪主席，請汪主席回國復職」的呼聲四起。1927年2月，孫科等人組成「迎汪行動委員會」，以國民黨臨時中央會議的名義，致電汪精衛，敦促他回國復職。蔣介石後來也擋不住「擁汪」的浪潮，只好也打電報請汪精衛歸國復職。 在法國的汪精衛收到了雪片般飛來的請求他回國復職的電報，最後蔣介石也打來電報 說：「如果先生再不回國的話，我就要出國了」。

　 汪精衛看到這些電報後感嘆道：「看來我不回去不行了」。1927年2月下旬，汪精衛離開法國，乘火車經蘇聯歸國。從此汪精衛開始了他與獨裁者蔣介石的鬥爭。但此時的 蔣介石羽毛已經豐滿，汪精衛手裡又沒有軍隊，已經無法有效地抗衡蔣介石了。

第二部分之三 從擁共到反共
......
　 ......在蔣介石看來，駐紮漢口的部隊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隊，他到南昌必然處於國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蔣介石和武漢國民政府的遷都之爭，使人們更加感到蔣介石軍事獨裁的危險。

　 1927年3月10日，就在汪精衛回國的途中，國民黨中央在武漢召開了二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蔣會議，與會者們一致認為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一意培植私人勢力，現在又挾軍力與黨和政府對抗，製造軍事獨裁。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蔣介石必將成為袁世凱第二。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一系列議案， 「中央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條例」等，均意在提高黨權，削弱蔣介石的個人權力。會議還通過今後中央軍事委員會不設主席，由汪精衛為首的7人集體領導。汪精衛在缺席的情況下，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

　 ......在這以前，蔣介石向全軍發表歡迎汪精衛回國領導的通電：「自今以後，所有黨政、民政、財政、外交等等，均須在汪主席領導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統 帥全軍而服從之。」4月3日，汪精衛到法租界孫中山的故居，和蔣介石以及在滬 的國民黨高級軍政幹部會談。
......

第二部分之四 第一次反蔣的失敗
　......
蔣介石在1927年9月末到11月初的訪日期間，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陸軍大臣向 川義則等政府要人進行了多次密談。日方要求蔣介石承認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 履行孫中山以前的諾言（據說孫中山以前曾以滿蒙的特殊權益作為日本援助中國革 命的交換條件），蔣介石則要求日本不援助張作霖，支持國民黨統一中國。最後雙方達成協議：日本不援助張作霖，支持反共反蘇的國民革命取得成功，承認國民黨 在中國建立政府，並保證向蔣介石提供一筆巨額借款。蔣介石則表示承認日本在滿 蒙的特殊權益，堅決反共到底。蔣介石訪日期間還與美國駐日本的特使進行了會談， 得到了美國支持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的許諾，而蔣介石則許諾保障美國在中國 的一切權益。蔣介石利用「下野」進行的外交活動，取得了日美等列強的政治經濟 支持，大大增加了他在國民黨中的政治資本。

　 蔣介石一回到上海，就立即給汪精衛拍電報「負荊請罪」，畢竟汪精衛在黨內有相 當的地位威望，得到汪精衛的諒解才能順利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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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衛一走，國民黨中就沒有了能夠制約蔣介石的重量級人物，蔣介石又開始獨攬大權。......二屆四中全會明文取消了孫中山在一大時制定的聯俄聯共三大政 策，凡因反對三大政策而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律平反。

　 這次蔣介石重新上台接受了以前搞獨裁引起黨內強烈反對的教訓，特別注意不給人造成獨裁的印像。蔣介石只作軍事委員會主席，把最高職位的國民政府主席讓給了譚庭榛。此外蔣介石還建議除了南京中央政府之外，再在廣州、武漢、開封、太原 建立四個政治分會，以便互相進行監督。廣州、武漢、開封、太原的政治分會主席 由掌握軍隊實力的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擔任。

　......但蔣介石本人又沒有孫中山那 樣的巨大威望，所以蔣介石挾軍隊搞軍事獨裁的做法，在國民黨內引起了極大的反 感和反對，這也是後來國民黨內部激烈鬥爭頻繁不斷的主要原因。
......

第二部分之五 護黨救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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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孫中山的「三段論」民主化設想，蔣介石在統一中國後，於1928年6月15日 代表國民政府宣布「軍政階段」正式結束，10月3日發表了進入「訓政階段」的宣 言，宣布組建一個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組成的國民政府，這就是 孫中山設想的「五權分立」政治體系。但這種五權分立政體居然在政府中設立立法院和司法院，使立法權和司法權均處於被國家政府所領導的地位，這與西方民主國 家的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獨立於國家政府之外的「三權分立」體系是背道而馳的。 所謂「五權分立」，只是把五種權力集中於國民黨之下的獨裁體制，所有五院的院長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任命，皆由國民黨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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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衛的政治信條是基於民主思想的「均權」與「共治」，這與蔣介石的政治信條「專權」與「獨裁」是根本對立的。雖然汪精衛公開發表談話時說：他只是同情改組同志會，並不是改組會成員。但汪精衛對改組派有極大的影響，是改組派的「精神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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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四」事件後，改組派的南京分會被暴徒搗毀，改組派在南京已無法立足，於是他們轉移到上海，以法租界為基地，建立起「中國國民黨各省市黨部、海外總支 部聯合辦事處」，繼續進行反對蔣介石獨裁專制的鬥爭。

　 國民黨內反對蔣介石的除了改組派等文人團體外，還有很多軍人將領。......

　 但蔣介石的裁軍計劃，卻引起了很多國民軍將領的強烈抵制，因為蔣介石要搞的裁 軍只裁旁系部隊，卻不裁他的直系部隊。......

　 蔣介石這個帶有私心的裁軍方案，當然引起各路旁系部隊將領的強烈反對，蔣介石首先拿對他威脅最大的李宗仁桂系部隊開刀，結果李宗仁害怕蔣介石暗算，於1929 年2月私自潛出南京，脫離南京政府重返廣西。在蔣介石召開「三大」之前，白崇禧又宣布辭職抵制蔣介石包辦「三大」，拉開了桂系和蔣介石直接對抗的序幕。

　 在一片反對和抗議聲中，1929年3月15日，蔣介石在南京主持召開了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蔣介石包辦的大會上，通過了很多處分反對蔣介石之人的決議案。......結果大會通過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叛黨亂國罪」，永遠開除黨籍，改組派領袖陳公博永遠開除黨籍，顧孟餘開除黨籍三年。對汪精衛則予以書面警告的處分，處分汪精衛的理由是「跡近縱袒弄兵，釀成廣州共變」。

　 在「三大」結束後，蔣介石於1929年4月開始討伐桂軍，分兵三路進攻廣西，與桂軍經過幾次激戰，結果桂系軍大敗，6月桂軍將領李宗仁、白崇禧逃往95港，第 一次蔣桂戰爭結束。雖然蔣介石在蔣桂戰爭中取得了軍事勝利，但在政治上卻進一 步陷入眾矢之的。......

　 「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發表宣言，呼籲恢復黨權，「剷除叛徒蔣中正的一 切勢力」，「打倒盜竊黨權政權的蔣介石」。 宣言中還特別聲明不承認蔣介石包辦的 「三大」，聲稱南京政府的一切命令與外交等皆無效力。「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 盟」尊遠在法國的汪精衛為領袖，號召「迎吾黨領袖汪主席歸國護黨」，組織護黨 政府和護黨革命軍，直搗南京政府，肅清反動勢力。

　 1929年9月17日，張發奎在湖北打出「護黨救國軍」的大旗，發表《擁汪討蔣宣言》，電請汪精衛回國：「主席回國方可對國內軍事發揮號召力，對官兵之影響尤為重大。即使返國不能深入軍中，亦可居95港以指導軍事，策勵士氣。」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決定回國抗蔣。......

　 當時中國除了政界、軍界掀起強大的反蔣運動外，在學術界也引發了民主與獨裁之 爭。胡適在1929年蔣介石發表訓政的「約法之治」後，發表了著名的「人權與約法」的文章，指出國民黨政府作為中國民眾的代言人，進行獨裁的「約法之治」， 違反了人民的基本人權。胡適主張首先建立保障人權的憲法，開放「黨禁」，實施多黨政治，建立一個「以法治國」的人民叄政國家，而不是「以黨治國」的一黨獨裁體制。

　 胡適這樣的批評並不局限於蔣介石，還牽扯到了孫中山，在學術界與錢端升等專制擁護派學者進行了激烈的筆戰。但胡適提倡的人權思想並沒有在國民黨政界引起共鳴，國民黨內的民主派汪精衛等人雖然主張實行黨內民主，但並不主張立即放棄國民黨一黨專政而搞西方式的多政黨體制。胡適的民主思想實在走得太遠了。

　 1929年10上旬，汪精衛來到95港，使改組派和「護黨救國軍」的精神大振。然而汪精衛曾經在1927年帶頭反對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特委會」，所以雙方 有很大的隔閡，但這次為了反蔣的共同目的，雙方重新言歸於好。汪精衛回國後， 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的名義發布命令，對各路「護黨救 國軍」發出委任狀和番號。其中第一、二路的番號留給閻錫山和馮玉祥，張發奎、 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鋒、何鍵、李宗仁，分別委以第三、四、五、六、七、八路 軍總司令。他一人統領六路反蔣大軍，一時聲勢極盛。

　 但這隻七拼八湊的隊伍內部矛盾錯綜複雜，指揮不靈，步調不一。不到半年，汪精衛的六路反蔣大軍很快被蔣介石各個擊破或收買瓦解。雖然汪精衛的南方反蔣軍隊 失敗，但北方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反蔣軍隊，並非汪精衛的六路反蔣軍那樣的烏合之 眾，而具有相當的戰鬥力。1930年初，閻錫山聯合馮玉祥和李宗仁組成反蔣聯軍， 1930年4月1日，閻錫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 李宗仁分別在潼關、桂林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三個司令部下 轄七十餘萬軍隊，組成八個方面軍向南京圍攻，浩大的「中原大戰」爆發了。

　 「中原大戰」爆發後，閻錫山電請汪精衛北上主持黨務。在閻、馮等人的發起下， 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等反蔣各派，在北京聯合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 議」，汪精衛被奉為「擴大會議」的領袖。本來左傾的改組派和右傾的西山會議派 是勢不兩立的對頭，然而雙方在遭到蔣介石的排斥打擊後，深感只有團結一致，才 能對抗蔣介石的軍人獨裁。於是雙方暫時摒棄前嫌，握手言和。

　 1930年8月7日，「中國國民黨黨部擴大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正式召開，汪精衛、陳公博等人的改組派、謝持、鄒魯等人的西山會議派，以及閻錫山、馮玉祥 等人的軍事實力派叄加了會議。會議由汪精衛主持，頒布了《國民政府組織大綱》， 宣布成立國民政府，閻錫山當選政府主席。在領導分工上，汪精衛主黨，閻錫山主 政，閻錫山和馮玉祥共同主軍。

　 在中原大戰中，蔣介石軍隊和閻馮聯軍都損失慘重，雙方共有30餘萬人傷亡，為 中華民國建國以來的首次惡戰。此時決定戰局的勝敗就在於張學良的東北軍，東北軍加入哪個陣營，就會使哪個陣營取得勝利的主動權。所以蔣介石和閻馮等人都在 拉攏張學良，閻錫山給他送來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委任狀，蔣介石也送來 了同樣的委任狀，還同時將數百萬元巨款匯至瀋陽，但張學良在中原大戰初期一時間持袖手旁觀的中立態度。

　 1930年9月，戰局向有利於蔣介石軍隊的方向發展。9月17日，張學良發出了擁護南京中央政府的聲明，派東北軍入關，在十餘天時間內先後接收了天津、北平和 河北等地，使閻、馮聯軍處於腹背受敵的困境，紛紛敗退。11月4日，閻錫山、 馮玉祥見大勢已去，聯名發表通電聲明「即日釋權歸田」，長達七個月的中原大戰遂告結束。

　 閻、馮聯軍敗陣後，1931年元旦汪精衛在天津發表下野聲明，並準備宣布解散改組派，反蔣運動一時進入低潮。此時蔣介石不僅任國民政府主席，又開始兼任行政 院長，獨攬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但不久蔣介石因為軟禁立法院長鬍漢民，又引起 了全國範圍的反蔣大潮。

......

　 1931年5月27日，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等人，效法孫中山當年在廣州 召開非常國會，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 打出「打倒獨裁」「護黨救國」的旗號，提出凡國民黨第一、二、三屆中央執監委員贊成反蔣者（共產黨 員除外），均自然成為非常會議的委員。陳濟棠、李宗仁等人邀在95港的汪精衛出任領袖，在汪精衛的主持下，於5月28日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國民政 府的合法性。
......
　 這次在廣州成立的國民政府，是一個反蔣勢力的大聯合，除了以前叄加反蔣的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外，又新添了胡漢民派，後來南京的林森和孫科也前來叄加反蔣隊伍。但派別越多，派系之間的矛盾也越大，使汪精衛經常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1931 年9月初，廣州政府派軍北上討蔣，寧粵戰爭爆發。正在此時，9月18日在東北 的日本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完全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對1927年到1931年這一段國民黨人反對蔣介石獨裁鬥爭的歷史，國共兩黨的歷史書都有所曲解。由於台灣國府是蔣介石政府的班底，台灣的歷史書把1927年到1931 年的反蔣鬥爭，曲繪為蔣介石消滅「新軍閥」的派系鬥爭；大陸共產黨的歷史書， 也把這一段反蔣鬥爭描繪為國民黨內部「狗咬狗」的權力鬥爭，這些都人為地歪曲了當時國民黨人反對蔣介石軍人獨裁的鬥爭。儘管這場反蔣鬥爭中可能包含有一些 權力鬥爭的因素，但後來國民黨內幾乎所有非蔣介石嫡系的政治派別和軍隊，都站到了反蔣的一邊，說明蔣介石的獨裁在國民黨內是非常不得人心的。這場反對蔣介 石獨裁的政治運動和軍事行動，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應該屬於正義和進步的。

　 如果沒有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蔣介石的軍事政權在廣大國民黨人的反對下，也未必能維持很久。如果歷史真是這樣的話，蔣介石不但當不成民族英雄，反而要成為 袁世凱那樣搞復辟倒退的民族敗類。所以不但共產黨感謝日本侵略的「幫忙」，蔣介石也感謝日本侵略的「幫忙」，幫他從專橫的獨裁者走上了民族英雄的寶座。

第三部分之一 從主戰派到主和派的轉變

　 蔣介石在中原大戰勝利後，獨裁的傾向越發明顯化，以前支持他的國民黨元老胡漢 民等人也轉而加入了反蔣的戰線。1931年2月蔣介石將胡漢民軟禁，在國民黨朝 野引起了軒然大波，又引發了另一次反蔣高潮。1931年5月，改組派、西山會議 派、胡漢民派、林森和孫科派、以及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成立 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打出「打倒獨裁」「護黨救國」的旗號， 在95港的汪精衛應邀出任廣州「非常會議」政府的領袖。1931年9月初，廣州政 府派軍北上討蔣，寧粵戰爭爆發。正在此時，9月18日在東北爆發了「九一八」 事變。

　 1927年國民革命軍進行北伐時，發生了武力強行收回英國租借和打殺外國人的南 京事件。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於1927年6月27日到7月7日，召開了「東方會 議」，討論對中國的對策。所謂「東方會議」，就是關於中國問題的會議，這裡 「東方」就是指中國。雖然中國在地理上位於日本的西方，但日本卻把中國稱為東 方，而自己稱為西方，這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其實與當時日本人的脫亞入歐思想 有關。當時日本人說：「日本在地理上屬於東方，但在政治上屬於西方；日本人外 表上看是屬於東方人，而在內心的精神上卻是屬於西方人」。所以日本政府把關於 中國問題的會議稱為「東方會議」。

　 在東方會議上，執政黨政友會的強硬派代表森格和關東軍的強硬派，提出了滿蒙分 離，武力解決滿洲的主權問題。但田中義一首相和外交部強烈反對，認為這樣明顯 地違反了九國條約，對中國進行露骨的侵略，勢必在國際上引來巨大的麻煩（九國 條約是1922年日本和英美法列強與中國簽訂的條約。條約規定九國共同保證中國 的領土完整，但也要求中國承認和保證現有的外國租界及特權）。在會上雙方爭執 不下，最後達成協議：萬一中國的內戰波及到滿洲，危及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利益時， 日本將採取「自衛的措施」。

　 現在有一種說法：在召開「東方會議」時田中首相曾向日本天皇上奏說：「欲征服 中國，必先征服滿蒙。。。」，這就是所謂的「田中奏摺」。但現在已經證明，這 份田中奏摺是偽造的，二戰後盟軍收繳了日本的全部檔案，既沒有發現田中奏摺， 也沒有發現與田中奏摺有關的資料。現在有證據顯示蘇聯的情報機關偽造了田中奏摺， 欲挑起中日戰爭，因為蘇聯最願意看到中國和日本這兩個鄰國相互火併。儘管日本 的軍政界高層在「東方會議」上商討過滿蒙分離問題，但並沒有制定一個征服滿蒙 的計劃，也沒有制定征服中國的計劃。

　 東方會議以後，一些日本少壯派軍人不滿日本政府的優柔寡斷政策，希望挑起事端， 找借口武力解決滿蒙問題。1928年張作霖戰敗後，以關東軍叄謀河本大作為主謀， 策划了鐵路爆炸事件，炸死了當時的東北軍閥張作霖。河本大作本想張作霖一死會 引起東北的內亂，關東軍可以用東北內亂為借口出兵滿洲。但張作霖死後長子張學 良平安接班，關東軍並沒有找到出兵的借口。後來日本軍部以河本大作違紀私自挑 發事端為由，將河本解除了軍職。

　 不過河本大作卻說：他很愛中國，也很愛中國人。他所痛恨的是中國那些欺壓民眾 的軍閥土匪，他只與中國的軍閥土匪為敵，從來不與中國人民為敵。河本還說他最 大的願望就是死後化為中國之土。河本大作出身於日本貴族家庭，解職退伍後在滿 洲鐵路公司作理事，河本在大連郊外修建的高級住宅現在還被用作高級賓館。日本 戰敗後，河本大作並沒有回國，而是到山西的閻錫山那裡作高級顧問。

　 1948年到1949年解放軍攻打太原的太原戰役中，河本大作作為老兵又重新拿起了 槍，叄加了閻錫山的太原保衛戰。閻錫山出逃太原時，曾經邀請河本一起走，卻被 河本拒絕。太原戰役中共有1100餘名原日本兵叄戰，戰死700餘人，400餘人被 俘。河本大作被俘後，被關在太原戰犯管理所。中共知道他曾經是策劃張作霖爆炸 事件的主謀，希望他寫一些回憶資料，但被河本拒絕了。1953年8月河本在太原 戰犯管理所病死，屍體埋在太原城外的無名墳地，實現了他死後化為中國之土的念 願。

　 張作霖原來是東北的土匪，在奉天附近的新民屯搶奪富豪趙氏的女兒為妻，1901 年生下了長男張學良。後來張作霖率部歸順了清政府，在日俄戰爭中因為幫助日本 軍隊得到了日本人的賞識，和當時的作戰部主任田中義一成為好友。田中義一當首 相後不久張作霖就被日本人謀殺，田中也頗為傷心，特地給張學良打電報安慰。

　 張學良卻是一個放蕩公子，張學良接班後，生活更是放蕩。在張學良掌權的3年期 間里，對政事並不專心，每日沉溺於酒色之中。張學良尤其好色，和父親張作霖有 妻妾6人不同，張學良對女色採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張學良的近側們投其所好， 爭相進獻美女來討好張學良，朱鐵生將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獻上，晉陞為張學良的副 官；朱光沐將自己的女兒獻上，當上了總務長；瀋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當上財務 局長；奉天省長翟文選的妹妹被張學良強姦，翟文選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作了 和尚。

　 張學良曾說：「自古英雄愛美人，不愛美人不英雄。我雖不是英雄，但在愛美人方 面和英雄一樣」。1928年底張學良易幟後，經常走訪南京。張學良走訪南京的目的 不是和蔣介石商談政事，而是愛上了當時外交部長王正廷的妹妹，最後王正廷只好 將妹妹進呈。張學良最荒唐的事是將當時的電影明星胡蝶誘拐到北京，電影公司向 張學良提出抗議，結果張學良乾脆出10萬元將胡蝶買了下來，可謂驕橫之極。張 學良因「九一八」事變後退避不戰而被迫辭職出國時，首先做的事卻是向他的諸位 愛妾一一告別，被當時的報紙責罵為「嬌妾重於國土」。

　 張學良如此揮金如土的生活，當然經常感到錢不夠用，除了加收各種苛稅外，還通 過其它渠道搞錢，特別糟糕的是盜賣故宮的珍寶。張學良掌管北京期間，從故宮搬 出數百箱珍寶運到上海拍賣，其中有一些極為珍貴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國圖書 館以12萬英鎊購入了「王右軍快雪時晴圖」，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萬美元 購入了「唐寅踏雪尋樓圖」。

　 誰是故宮寶物的所有者呢？從法律上講故宮中的一切財物均為末代皇帝溥儀私人所 有，這是中華民國政府正式簽訂的清帝退位條約中所規定的。然而中國人並不重視 法律條文，不知什麽時候故宮中屬於清帝的私人珍寶已變成國家所有，卻忘記了在 法律上廢除承認清帝財產權的優待條約。

　 1930年張學良在中原大戰中加入蔣介石一側，出兵佔領了北京天津等華北地區。 但也正是因為張學良把東北軍的主力部隊都開進了關內，使關外兵力空虛，日本關 東軍才有機可乘發動「九一八」事變，並在一個月內佔領東北全境。張學良的關東 軍沒有進行任何抵抗，就將整個東北讓給了日本。雖然一些資料說張學良不抵抗是 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但這並不符合當時的情況。當時張學良的東北軍並沒有必要無 條件地執行蔣介石的命令，而且張學良本人也從來沒有執行蔣介石命令的先例。如 果張學良決心向日軍開戰的話，蔣介石根本不可能阻止。蔣介石下野後，汪精衛曾 代表國民黨中央多次下令張學良對日出兵，收復東北失地，張學良均拒不執行。可 見張學良的不抵抗只不過是為了保存實力，而並不是為了執行國民黨中央的命令。

　 不過「九一八」事變並不是日本政府策劃的，而是日本關東軍的少壯派將校獨自策 劃的。少壯派將校們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日本政界 高層的受賄。因為當時中國政界行賄成風，中國軍政要人也經常向外國政界要人行 賄，來換取對自己的支持。一些日軍少壯派將校懷疑日本政府的高層被中國行賄收 買，才不願對中國採用強硬政策，因此私自策划了「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 變後，關東軍從張學良的保險柜中搜出53張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單，最巨額的是 政友會主要幹部床次竹二郎50萬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敗受賄醜聞引起了日本國 民的極大反感，軍人們乘勢發起打倒腐敗政黨政治的軍人奪權運動。當時日本社會 輿論普遍傾向於軍人，聲稱「寧要清廉的軍人，不要腐敗的政治家」，這是日本走 向軍國主義的開始。

　 關東軍侵佔東北後，激起了全國人民，特別是熱血青年學生們的激忿。學生們對蔣 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憤怒，自9月下旬起，上海、北平、天津、廣州等地的 學生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抗議日軍入侵和政府的對日不抵抗。當時學生們認為 外交部長王正廷是不抵抗方針的責任者，南京中央大學的學生沖入外交部將王正廷 毆打至重傷，王正廷被迫辭職。12月初，各地學生來到南京請願，抗議蔣介石政 府的畏縮政策，指責蔣介石患有「恐日病」，要求蔣介石親自率領中央軍北上抗日。 12月5日，政府派軍警逮捕學生185人，即所謂「一二五」事件。為抗議政府的 暴行，12月14日，各地學生再次進京，打砸外交部，毆打了出來講話的蔡元培等 人。17日，一萬多學生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搗毀《中央日報》報社，受到了軍 警武力鎮壓，在珍珠撟附近打死、打傷學生30餘人，逮捕數百人，製造了「珍珠 撟事件」。

　 當時汪精衛領導的廣州政府反對專制獨裁，主張民主政治和主張積極抗日，於是學 生們把汪精衛奉為他們的政治領袖。前往南京遊行的學生們，歡迎汪精衛到南京主 持黨國大計，他們打出的口號為：「歡迎護黨救國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實現民主 政治的汪先生」、「歡迎反對不抵抗主義的汪先生」。汪精衛則一方面批評蔣介石動 用武力鎮壓學生，另一方面發表了他的政治主張。汪精衛在接見學生代表團談話時 說：「應付目前局勢的方法，兄弟認為有八個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軍事 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 上不唱高調，這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

　 「九一八」事變，也使國民黨內部燃起了停止內鬥，一致對外的呼聲。在這種情況 下，蔣介石迫於形勢，將軟禁的胡漢民釋放，並派蔡元培、張繼攜帶他寫給汪精衛 的親筆信赴廣州議和。蔣介石在信中說：「弟當國三年，過去是非曲直，願一人承 之。惟願諸同志以黨國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見以誠，勿使外間以為中山黨徒只 顧內爭，不恤國難。」蔣介石邀請汪精衛代表廣州政府到上海舉行和平會談。

　 1927年10月22日，汪精衛、蔣介石和胡漢民這國民黨「三巨頭」，在上海舉行了 首次會談，提出南京和廣州兩政府合併，團結一致，共赴國難。胡漢民提出兩政府 聯合的前提是蔣介石下野，所謂「討蔣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衛則表示要「團 結寬容」，在削減蔣介石權力的情況下，留蔣執政，所謂「抗日第一，討蔣第二」。 和平會議最後決定寧粵雙方在南京、廣州分別召開國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選出各 自的中央委員後，在南京召開四屆一中全會，重組國民政府，廣州政府隨即取消。

　 1927年11月12日，南京政府的「四大」，召開，蔣介石在會上表示「虔誠悔過」， 通過了恢復汪精衛、陳公博等481人黨籍的議案。廣州政府的「四大」則於11月 18日在廣州召開，由於各派爭吵不休，汪精衛的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代表二百餘 人赴上海，另外在上海召開了「四大」。12月22日，三個「四大」選出的中央委 員在南京召開四屆一全會，此時蔣介石由於鎮壓學生的「珍珠撟事件」受到各方的 強烈反對，被迫再次宣布下野。

　 這次組成的國民政府主要由廣州政府的人馬組成，蔣介石派在政府中居於明顯劣 勢。不過為了搞好團結，汪精衛和胡漢民也沒有在政府中擔任職務。四屆一中全會 選舉林森為國府主席，但不負實際責任，由孫科任行政院院長，負責政府的實際領 導，陸海空軍總司令則暫缺。蔣介石雖然下野，卻有一隻忠於他的私家軍，沒有蔣 介石的命令，別人根本指揮不動這隻軍隊。所以蔣介石雖然在政界失勢，但仍然是 最有實力的實權者。

　 孫科為首的新政府為了爭取民心，一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不抵抗」政策，開始對 日本採取強硬的態度。正好1931年12月28日日軍向在錦州的張學良東北軍發起 進攻，新國民政府下令張學良死守錦州。張學良稱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請求中央 政府予以增援。孫科召集諸將領討論對張進行增援，可是沒有一個將軍表示願意去 東北增援張學良軍。在此情況下，東北軍不戰而撤出錦州，全軍退入山海關以內， 試圖保住他們在北平附近的最後一塊地盤。張學良在解釋東北軍為什麽不執行中央 政府死守錦州的命令時，批評中央政府說：中央口頭上要求東北軍死守，實際上卻 不給予任何支援，想讓東北軍在抗日中耗盡自己的實力。

　 這時孫科政府體會到「口頭上抗日簡單，實際上抗日行動難」的滋味。就在此時， 又爆發了讓孫科難於應付的上海事變。1932年1月18日，上海租界的5名日本僧 侶忽然被一群中國人圍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傷。但二戰後的調查發現，該 事件原來是關東軍的高級軍官委託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的武官，僱傭中國無賴所干。 中國人打死日本僧侶一事，在日本社會引起了巨大騷動。1月20日，在上海居住 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總領事館和海軍陸戰隊總部門前示威遊行，強烈要求日本 政府立即出兵保護他們，在示威途中這些日本人還搗砸了一些貼有反日標語的中國 人商店。在此情況下，日方向國民政府提出了類似於最後通牒的「限期要求」，要 求中國政府道歉、賠償、懲罰作案者和取締解散上海的民間反日團體。

　 由於孫科政府猶豫不決拿不出對策，日方則以中國沒有接受「限期要求」為由，於 1932年1月28日派兵強行進入中國管區，和駐守上海閘北地區的蔡廷鍇十九路軍 發生了激戰。由於十九路軍的頑強抵抗，給日軍造成了重大傷亡。上海事變的戰鬥 打響後，孫科自感無力處理如此重大事件，請求汪精衛出馬，自己於1月25日辭 職。新國民政府於1月28日成立，由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負責領導政府。

　 在抗戰初期，汪精衛是持主戰態度的，可以劃入主戰派。汪精衛上台後，立即宣布 遷都洛陽，積極抗戰，並稱中國政府「決非威武所能屈，決不以尺土寸地授人」， 1932年2月1日，汪精衛主持召開了最高軍事會議，決定把全國劃分四個防區和一個 預備區，擺出了進行積極抵抗的姿態。2月8日，汪精衛代表國民黨中央慰勉上海十 九路軍將士「忠義之氣，照耀天日」，犒勞十九路軍5萬元。

　 汪精衛同時下令其它部隊增援上海的十九路軍，但汪精衛指揮不動蔣介石的部隊， 蔣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隊不支持十九路軍抗戰，使十九路軍的抗戰陷於孤掌難 鳴的困境。汪精衛又下令在北平的張學良在北方起兵，牽制日軍，並派陳公博到北 平說服張學良起兵。但張學良根本沒有出兵的意思，只是以上賓招待陳公博等人， 一談到出兵之事就支吾過去。3月6日，十九路軍在孤掌難鳴的情況下全線撤退， 發表停戰布告，至此第一次上海事變宣告結束。

　 想進行抗戰的人沒有軍隊，而有軍隊的人卻避而不戰。各路軍隊保存自己實力第一， 抗戰第二的私心使汪精衛的抗戰熱情完全消散了，產生了只有用「和平」的方法才 能挽救中國的想法。汪精衛看到沒有蔣介石出面國民政府就無法統領軍隊的窘境， 只好提出讓蔣介石復出領導軍事。1932年3月6日，蔣介石復出任軍事委員會委 員長，此後的國民政府由汪精衛主政，蔣介石主軍。由於上海為各國列強的利益所 在，在列強們的調停下，中日開始進行和平談判，汪精衛派外交次長郭泰棋和日本 談判，雙方於5月5日達成《淞滬停戰協定》。但停戰協議的消息傳出後，卻在中 國的民眾中間引起了憤怒，上海的憤怒民眾把郭泰棋責罵為賣國賊並將其打傷。

　 1932年6月，汪精衛率領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羅文乾等去北平會見國 聯調查團團長李頓，共同調查日軍佔領東北三省問題。汪精衛在北平時找當時任北 平綏靖公署主任的張學良商談東北問題和對日方針，張學良卻一直稱病不見，但又 和宋子文一起去北海遊船，使汪精衛深感氣憤。7月17日，日軍在熱河發起了新 的軍事進攻，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名義發表通電，命令張學良立即出兵熱河，收復 失地。張學良卻聲稱汪精衛無權過問軍事，出兵要有軍事委員長蔣介石的命令。蔣 介石念及張學良過去幫他打蠃中原大戰，也有意偏袒張學良的不抵抗行動。在此情 況下，汪精衛只好宣布辭職，前往歐洲養病。汪精衛在臨行時電告張學良，指責他 「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千里土地陷於敵手，敵氣益驕，延 及淞滬。今未聞出一兵，放一矢，卻不斷向中央索要軍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 聚斂。」汪精衛最後要求張學良「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四萬萬國人，毋使熱河平津， 為東北錦州之續」。

　 汪精衛出國後，日軍於1933年1月進攻山海關，2月中旬又佔領承德。熱河省的 大片領土再次淪陷，震動了全國，國民黨內部再次出現請汪精衛歸國主持抗戰的呼 聲。汪精衛則提出條件說：他回國主政的前提必須是張學良辭職，以平民憤。此時 蔣介石也無法袒護張學良，3月9日蔣介石和張學良在保定會晤，蔣介石說服張學 良辭職出國考察。3月10日，張學良發表通電辭職，汪精衛則於3月底回南京復 職。

　 汪精衛在復職後一方面批評張學良的避戰不抵抗，另一方面又解釋他的「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政策。汪精衛說：「榆關以一日而失，熱河以七日而陷，實不成話。像 張學良這些東北軍畏敵如虎，敵必日益驕橫。今後軍隊再不抵抗勢必影響對日外交。 須知先有抵抗然後有交涉。今後抵抗愈得力，則交涉愈有希望。」

　 但是這次汪精衛復職後，改變了他以前的主戰態度，變成了主和派。此後汪精衛開 始和日本進行和平交涉，蔣介石也積極支持汪精衛的和平計劃。1933年5月31日 熊斌代表何應欽與日軍代表岡村寧次在天津塘沽舉行會談，共同簽訂了《塘沽協 定》。這個協定承認冀東為非軍事區，准許日軍在該地區視察，實際上是默認了日 本對東北三省和熱河的佔領。

　 《塘沽協定》公布後，社會輿論一片沸騰，強烈抨擊蔣、汪批准的這一喪權辱國的 協定。當時的一份報紙這樣寫到：「如果要說那些以大刀、石頭及血肉之軀英勇與 日寇拚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後人永世頌揚的話，那麽南京政府，尤其是蔣、汪二人， 實為出賣中國領土主權、出賣流血犧牲的愛國官兵、出賣愛國民眾的千古罪人。」 上海的市民團體還聯合發出通電：「我全國民眾，誓死抗日，而汪精衛誓死媚日， 竟至敢冒不韙，繼《上海停戰協定》之後又簽訂賣國之《塘沽協定》，即加以賣國 之名，豈得為過。」

　 面對全國一片討罵汪精衛的氣氛，陳公博找汪精衛說：「簽了這個協定，先生遭到 各界紛紛批評，我真不知道汪先生為什麽要背這個黑鍋？」
　 汪精衛說：「我們要復興中國起碼要三十年，不止我這年紀看不見，恐怕連你也看 不見。我已年過半百，無其他報國之道，只要中國不再損失主權與領土，就可告慰 平生了。」
　 陳公博聽後感動地說：「歷代王朝危急之秋總有人站出來背黑鍋的。其實南宋秦檜 也是一個大好人，他看南宋已無力與金抗戰，就挺身而出與金講和。我想秦檜是一 名狀元出身的有學問的宰相，決不是傻爪。他當初何嘗沒有想過以後要被世人唾罵？ 但他還是以犧牲自己來換取南宋日後的中興。李鴻章、袁世凱也都想復興國家，都 不想賣國。可是李鴻章死了，袁世凱也死了，中國還是不振，到今日國難愈加沉重。」 陳公博繼續說：「現在有人說《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是賣國，我看與其說 是賣國，還不如說是送國。賣國的人還有代價可得，送國卻是沒有代價的。今日要 送國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
　 汪精衛聽後說：「別人去送國還不如我汪某去送。別人送國是沒有限度的，而我送 國則有限度，不能讓他們把國都送完。」
　 陳公博又說：「不過我對於先生這種無代價的犧牲總覺得不值得。」
　 汪精衛則說：「說到犧牲，都是無代價的，有代價便不算犧牲，我已五十齣頭了， 我決意當犧牲品。」
　 這番談話後，陳公博下定決心跟汪精衛一起「犧牲救國」，這為兩人後來共同與日 本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礎。

　 不久汪精衛遇刺，被一名抗日軍人連發三槍至重傷。此後汪精衛不得不再次告別政 壇，前往歐洲療養。

　 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和張學良是主和避戰的「主和派」，汪精衛則 是主張抗戰的「主戰派」，抗戰初期積極抵抗的十九路軍也是親汪精衛的粵系部隊， 這和1937年蘆溝撟事變時的情況正好相反。由於掌握軍隊實權的蔣介石和張學良 等人避而不戰，使沒有軍隊的汪精衛的抗戰計劃成為一句空話。汪精衛從「主戰」 到「主和」的思想變化，代表了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被個人把持的私家軍隊的 失望。

第三部分之二 主和派的艱難

　 在中國歷史上，每當發生對外戰爭時，那些堅持對外寸步不讓的主戰派，總是被 尊為民族英雄，而那些主張對外讓步和解的主和派，總是被打入民族敗類的漢奸 行列。儘管如此，在每次發生對外戰爭的時候，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清一色的主 戰，總會出現一批主張讓步和解、不怕當漢奸的主和派，中日戰爭時也同樣如此。

　 中國分為「主戰」與「主和」兩派，敵國日本也同樣存在「主戰」 與「主和」兩 派。日本的軍部和關東軍是主戰派，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則是主和派。關東軍發動 「九一八」事變時，日本政府本想阻止，但卻無能為力。當時的若櫬首相後來以 「不聽命令的軍隊」為題，描述了「九一八」事變的經歷：「 9月19日一早， 我突然接到陸軍大臣南次郎的電話，說昨晚9點關東軍遭到中國軍隊的進攻，關 東軍進行了反擊，現已佔領奉天城，戰鬥仍在進行中。政府隨後立即召開了臨時內 閣會議，確定了不擴大事態的方針。然後通過陸軍大臣，向在滿洲的部隊下達了政 府不擴大事態的指示，卻被關東軍當作耳旁風，，，，關東軍進攻嫩江時說是為了 保護嫩江鐵撟，我以為他們佔領嫩江就會停下來。可是他們佔領嫩江後，又說離敵 軍太近不安全，還要越過東支鐵路。陸軍大臣下令不許越過東支鐵路，可是關東軍 已進軍到齊齊哈爾，並又向黑河進軍。日本軍隊竟然不服從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 奇怪的事情。」

　 但關東軍扶植的滿洲國並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承認，當時的日本政府也沒有對滿洲 國予以承認。1931年12月，若櫬政府倒台後，犬養毅接任首相。犬養首相反對在滿 洲搞一個獨立的滿洲國，認為這樣露骨地違反九國條約勢必造成日本和歐美列強的 正面衝突，同時還試圖對軍隊中「下克上」的作風進行遏制。但犬養的行動激怒了 軍國主義分子，1932年5月15日，一夥狂熱的軍人沖入首相官邸，明目張胆地將犬 養首相殺害。犬養被殺後，再也沒有敢於挺身而出抵抗狂熱軍人的政治家，日本的 政府其實成為軍人控制下的政府。

　 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國」，但這激起了全世界各國的反對。 1932年10月2日，國聯調查團發表調查結果，否認了「滿洲國」的成立理由，要求 一切退回到「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狀況。然而國聯的調查結果卻在日本國內引起愛 國者們的一片怒罵，譴責國聯對日本內政的干涉。1933年2月21日，國聯進行了表決， 以41票對1票（1票為日本）通過了要求日本從東北撤軍的決議案。然而日本的松岡 代表卻在表決後微笑退場，宣布日本退出國聯，使大會一片諤然。松岡代表回國後 受到了狂熱日本國民的夾道歡迎，輿論界也盛讚松岡「幹得好」、「有骨氣」。

　 在1933年3月到5月期間，日本關東軍又獨斷髮動了長城攻勢，一直打到北平附近。 中國軍隊雖然進行了一些抵抗，但卻節節敗退。叄加這次抗戰的基本上都是地方雜 牌軍，蔣介石的中央軍主力仍在南方。1933年5月31日，中日雙方在塘沽簽訂了停 戰協定，即《塘沽協定》。《塘沽協定》規定在長城以南設置100公里的「非武裝 地帶」，中日雙方撤出在非武裝地帶內的駐軍，非武裝地帶的治安由中國警察擔任。 塘沽協定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屈辱性的協議，它意味著中國政府默認滿洲國的存在， 而且對華北的主權也有一定程度的喪失。

　 汪精衛和蔣介石主持批准的《塘沽協定》，被一般民眾認為是一個賣國條約，引起 了社會輿論的強烈批評。而汪精衛認為政府簽訂這個條約是正確的，汪精衛在解釋 為什麽簽訂《塘沽協定》時說：
　 以前人們批評政府不抵抗而丟失了領土，現在我們進行了抵抗，結果卻丟失了更多 的領土。中國是一個弱國，這就決定了這場被侵略的國難絕不是偶然發生的。以現 在中國的國力，無論進行怎樣的抵抗，都沒有取得勝利的可能，這是我們最初就明 白的。既然沒有取勝的希望，我們為什麽還要抵抗呢？這就是愛國心的緣故，她讓 我們明知不能取勝，還要準備抗戰到最後一兵一將，，，，。
　 現在很多人當中有兩種錯誤的想法，一種是過分軟弱，認為中國絕對不能對日本進 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戰，將和過去義和團的下場一樣；另一種是過分強硬，就像 一個人在曠野中發泄一樣，「殺盡倭奴」、「打到東京」，什麽狂言都敢說，還能 得到人們的拍手喝采。以上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個最 低的限度。只要停戰條約在我們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決心簽署停戰條 約，既是受到國民一時的唾罵，也要堅決進行負責任的簽字。但如果停戰條約在我 們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決不簽字。這次政府和日本簽署局部地區的停 戰條約，是為了讓疲憊的軍隊、窮困的人民得到一時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將得到歷 史的評判。

　 《塘沽協定》雖然暫時解決了東北問題，華北問題又浮出了水面。1927年國民 黨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但蔣汪聯合政府的實際控制範圍只限於長江流域，華北各 省仍在各路軍閥的控制之下。當時華北五省的實權者是：察哈爾省：宋哲元，綏遠 省：傅作義，河北省：商震；山東省：韓復 ，山西省：閻錫山。日軍佔領東北以 後，華北的軍閥們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他們害怕日軍繼續向華北進攻，使 華北變成滿洲國第二；另一方面他們也不願意邀請國民黨的中央軍進駐他們的地盤 幫助他們共同防日，因為一旦中央軍進入他們的地盤，他們便失去了對該地盤的控 制力。

　 華北的軍閥們既不願意投靠日本人，也不願意完全投靠蔣介石，於是出現搞一個 「華北自治系統」的提議。日本人顯然高興看到華北搞獨立，這樣將使「滿洲國」 得到一個安全的屏障。蔣汪政府雖然不願意看到華北獨立，但又怕中央軍出兵華北 會引發和日軍的全面衝突，於是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允許華北「輕度獨立」。 1933年12月28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委員長為二十九路軍軍長宋哲元。宋哲 元原來是馮玉祥的部下，宋的二十九軍屬於地方雜牌軍，在武器裝備、士兵素質上 和南京的中央軍有巨大差別。

　 廣田弘毅出任外務大臣以後，深感日本退出國聯，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試圖從修 復中日關係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處境。1935年1月22日，廣田在議會發 表了對中國「不威脅、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響，蔣汪聯合政府也 對廣田修復中日關係的倡議表示響應。2月1日，蔣介石發表講話認為廣田的演說 「具有誠意」；2月22日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名義發布禁止「抵制日貨」等排日活 動的政府令；1935年5月，中日兩國將外交關係由公使級上升為大使級。

　 現在看來，汪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日本國內並不是鐵板一塊 清一色的侵略擴張派，也有主張與中國和解的主和派。但中日兩國的情況一樣，都 是強硬的主戰派佔據絕對上風，中日兩國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國民和社會 輿論的猛烈批評。汪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引起國民黨內主戰派的激烈反對，國民黨 內反汪的呼聲日漸高漲。1935年7月，南京政府監察院對汪精衛主持的行政院提出 彈劾，指責汪精衛大搞媚日外交。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離開南京前往青島休養， 於8月8日發電給南京政府，提出辭去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職務。支持汪精衛 的鐵道部長顧孟餘、陳公博等人也跟著辭了職。

　 汪精衛在位時承擔著「賣國」的主責，使蔣介石的壓力減輕了很多，汪精衛的辭 職，將使蔣介石不得不陷入單獨承擔「賣國」責任的困境。所以蔣介石這次一反常 態，表示「絕對支持」汪精衛，並派元老蔡元培飛抵青島慰留汪精衛，國民政府主 席林森也發電請汪留任，國民黨中政會和中常會再三電邀汪回南京主政。汪精衛則 提出了復職的三個條件：一、負責制定對日外交方針；二、行政院的政治外交不必 均提交中政會決議；三、中央財政歸行政院獨立主持。在蔣介石的支持下，汪精衛 的要求被國民黨中委會全部接受，汪則於8月23日宣告復職。

　 不過在當時的社會輿論中，汪精衛和蔣介石被認為是賣國主謀，激進的愛國者們把 兩人列為暗殺的對像。1935年11月1日至6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 全會，開幕式後中央委員合影照相時，大禮堂里的秩序比較混亂，於是多疑的蔣介 石臨時決定不叄加合影，返回會議廳休息室。汪精衛見蔣介石遲遲不到，去休息室 催促，蔣說：「今天秩序很不好，說不定要出事，我決定不叄加攝影，我也希望你 不必出場。」汪精衛說：「各中委已佇立良久，專候蔣先生，如我再不叄加，將不 能收場，怎麽能行，我一定要去。」攝影剛完，愛國軍人孫鳳鳴高呼打倒賣國賊， 向正在轉身的汪精衛連發三槍，一彈射進左眼外角下顴骨，一彈從後貫通左臂，一 彈從後背射進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汪精衛被刺後，陳璧君首先趕來，見汪精衛倒在血泊之中，不由想起當年兩人赴京 暗殺攝政王的情景，悲憤地說：「四哥，你放心罷，你死後有我照料兒女。革命黨 反正要橫死的，這種事我早已料到。」蔣介石也從休息室趕來，汪精衛以為自己要 死了，對蔣介石說：「蔣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後，要你單獨負責 了。」

　 不過汪精衛的傷勢雖重，但所中的三槍並非致命傷，在南京中央醫院將左臂、左頰 的子彈取出，但後背的子彈取不出來。汪精衛在遇刺後會見報社記者時說：「竊思 本人生平並無私仇。而最近數年，承乏行政，正值內憂外患重重煎迫之際，雖殫心 竭力，而艱難周折，外間何從得知？倘因此誤會，致生暴舉，於情不可無原。擬懇 請國府，將牽連犯人從寬赦免。」

　 汪精衛被刺受傷後離開南京前往歐洲療養，辭去了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行 政院長由蔣介石接任，外交部長由張群接任。此後蔣介石的獨裁權力不僅在政府方 面和軍隊方面，在黨的方面也增長起來。1935年12月2日至7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一 中全會上，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為胡漢民，蔣介石為副主席；最高決策機關的中央 政治會議主席則為汪精衛，蔣介石亦為副主席，但胡漢民和汪精衛都在國外養病， 實際國民黨已由蔣介石一手操縱。

　 汪精衛被刺後，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長唐有壬又遭暗殺，此後國民黨內主張對日強 硬的主戰派成為主流。蔣介石在軍政上「單獨負責」後，沒有汪精衛那樣敢承擔 「賣國責任」的勇氣，所以蔣介石主政後的南京政府開始向主戰派的方向傾斜。 1936年1月22日，外交部長張群對日本駐華大使表示：希望調整中日關係， 否則只有靠戰爭解決問題。1936年6月蔣在講話中說：「中國和日本的衝突已不 可避免，而且為期不遠了」。1936年7月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主戰派大占 上風，確定了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的政府方針。蔣介石在該會上表示：「絕不容忍 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如危及國家生存，則必出最後犧牲之決心」。

　 1936年2月26日，日本發生了軍人暴動的「二二六」事件，此後日本政府基本被軍 人所控制。日本「二二六」事變以後，一些軍國主義狂熱分子又開始策劃「華北分 治運動」，試圖將華北五省也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內。五屆二中全會後的南京政府， 在華北問題上以不妥協的強硬姿態和日方進行交涉，12月3日雙方的談判決裂。正 在這時，發生了西安事變。

　 「九一八」事變的最大「受害者」是張學良，《塘沽協定》又使張學良軍完全失去 了自己的地盤。1933年4月到1934年1月，張學良周遊歐洲各國，張回國後 被任命為西北剿匪副司令，東北軍移駐西北，執行剿滅共產紅軍的任務。張學良在 失去地盤後，一改過去的對日妥協政策，成為堅決的抗日者。張學良不滿蔣介石 「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要求蔣介石停止對共產黨紅軍的圍剿，聯共一致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等人在西安武力扣留了蔣介石，試圖以「兵諫」的方式來 迫使蔣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當時國內的許多人雖然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不滿，但也不贊成張學良以武力對 國家元首進行逼迫的作法。除共產黨以外的各路軍閥和各地實權者紛紛通電支持蔣 介石，社會輿論也基本站在蔣介石一邊。南京政府更是採取了對張學良堅決不讓步 的政策，包括蘇聯在內的各國也督促張無條件釋放蔣介石，使張學良處於十分為難 的處境。蔣介石開始拒不接受張學良的建議，後來在周恩來的說服下，口頭答應： 「準備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沒有簽署任何有文字的文書。

　 1936年12月26日，蔣介石返回南京，像凱旋的英雄一樣受到國民政府官員、 各路軍閥的代表、以及數以萬計市民的盛大歡迎。12月28日，蔣介石以自己要 對西安事變負責為由提出了辭呈，被中央政府慰留。12月31日，在南京的軍事 法庭以反亂罪對張學良判刑10年，但隨後蔣介石提出對張學良進行特赦，1937 年1月4日軍事法庭對張學良進行了特赦，此後張一直被軟禁。張學良的東北軍 失去領導人後發生了內訌，被中央軍改編接收。

　 西安事變大大提高了蔣介石的威信。在西安事變中，包括以前和蔣有很深恩怨的各 路軍閥將領都以國家利益為重，一致表示無條件支持蔣介石。同時中共在西安事變 中許諾接受蔣介石的領導共同抗日，表面上也是蔣的勝利。此外國共合作對於南京 政府和蘇聯改善關係也有重要作用。為了爭取日本之宿敵蘇聯的幫助，蔣介石調整 了以往反蘇反共的政策，1936年初開始試探和蘇聯改善關係。由於與蘇聯改善 關係的關鍵在於中國共產黨問題，西安事變後的國共合作，消除了蔣介石和蘇聯改 善關係的難點。反共的南京政府和蘇聯改善關係的結果，使蔣在後來的抗日戰爭 中，得到了蘇聯多方面的援助。

　 西安事變後汪精衛從歐洲回國，不過由於身體原因，汪精衛並沒有在政府內任職。 此時國民黨三巨頭之一的胡漢民已經病逝，留下汪、蔣兩巨頭。儘管汪精衛不擔任 政府職務，汪仍為國民黨最高決策機關的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在政治上還在蔣介石 之上，對國民黨的方針政策仍有極大的影響力。

　 1937年以後，南京政府開始採取強硬的姿態對待「華北自治政權」。1937年2月國 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時，要求華北五省的領導人也出席。閻錫山和韓復 同意出 席，而宋哲元以立場特殊為由要求不出席會議，但蔣介石卻給宋發出必須出席會議 的強硬電報，宋只好派他的副手秦純德代理出席。此後宋哲元頗受日本和南京的兩 面挾板之苦，1937年5月10日，宋乾脆回山東老家，不問華北政事來迴避責任。6月 21日，南京政府向冀察政務委員會發出二十九路軍實行國軍化，以及停止使用河北 省貨幣等強硬命令。

　 1900年義和團事變後，清政府承認八國聯軍可以在北京有一定數量的駐軍。此後日 本一直在北平附近維持數千人規模的條約駐軍，日本將其稱為「天津軍」。此外在 1937年，英國和法國也在北平附近派有駐軍。由於日本「天津軍」和二十九軍同駐 一處，磨擦頗多。1937年7月7日，在北平附近進行演習的「天津軍」，在蘆溝撟附 近與二十九軍發生了軍事衝突，引發了中日全面戰爭。

　 1937年的蘆溝撟事變和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由於日 本是戰敗國，戰前的檔案已全部公開，「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策劃的陰謀已毫無 疑問，但現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發蘆溝撟事變的證據。在戰後遠東國際法庭上 明確判定「九一八」事變是由日本人所挑發，但並沒有斷定蘆溝撟事變是日本人挑 發的。近年日本一些學者的研究認為，蘆溝撟事變是隱藏在二十九軍中的共產黨間 諜首先向日軍開槍而引發的，因為從動機上來看共產黨最希望發生中日戰爭。特別 是中共中央在蘆溝撟事變發生數小時後就發出了號召全面抗戰的《為日軍進攻盧溝 撟通電》，讓人感到似乎中共已經預知蘆溝撟事變的發生，所以才會這麽迅速地作 出反應。

　 日本方面對蘆溝撟事變的記載是：1937年7月7日晚，一個小隊的日軍在北京 蘆溝撟附近進行演習。突然響起了一陣槍聲，日軍小隊長立即進行點名，發現少了 一名士兵。日軍小隊長聯想到剛才的槍聲，以為該士兵已在剛才的槍聲中被打死， 於是小隊長下令向中國軍隊進行還擊，形成了軍事衝突。但不久那個失蹤的士兵又 回來了，說當時因為鬧肚子去解手而沒有趕上點名。

　 蘆溝撟事變發生後，日本國內的社會輿論對蔣介石一片惡罵，指責蔣介石有意挑起 事端，應該對蔣以及他領導下的南京政府進行軍事懲罰。但在軍部內卻分成「事變 擴大派」和「事變不擴大派」，兩派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不擴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 「九一八」事變的主謀石原莞爾少將作戰部長，他根據「勝利的極限點」的理論， 堅決反對日本「得隴望蜀」，再繼續向華北進出。石原認為一旦和中國發生全面戰 爭，日本將陷入無法自撥的戰爭泥潭，絕無取勝的希望。而軍部中的大部分卻是事 變擴大派，他們無視中國團結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認為中國軍隊會像以往一樣一 打就跑。他們提出「對支那一擊」論，以為只要給中國一個強大的打擊中國政府就 會屈服。

　 盧溝撟事變發生時，蔣介石和汪精衛等正在廬山邀請政府要員和社會名流召開國事 座談會。盧溝撟事變發生後，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 「最後關頭」演說：「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 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允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 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如果戰端一開，只有犧牲到底。那就地無分南北，人 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蔣介石離廬山回南京進行軍事部署後，由中政會主席汪精衛繼續主持會議，汪精衛 發表講話說；「犧牲兩個字是嚴酷的，我們自己犧牲，我們並且要全國同胞一齊犧 牲。因為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 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為灰燼。。。。我們如不犧牲，那就只有 做傀儡了。歷史上的元滅宋、清滅明，這兩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 們四萬萬人被殺盡，能將我們的土地毀盡，而是我們死了幾個有血腥的人之後，大 多數沒有血腥的人，將自己的身體連同所有的土地，都進貢給侵略者，以為富貴之 地。。。。所以我們必定要強制我們的同胞一齊犧牲，不留一個傀儡的種子。無論 是通都大鎮，無論是荒村僻壤，必使人與地俱成灰燼。我們犧牲完了，我們抵抗之 目的也達到了。」

　 汪精衛的話很不動聽，但他講的卻是實話：中國是弱國，絕無打敗日本的可能，所 以中國的抗戰結局只能是兩條路，犧牲和投降。如果後來沒有美國叄戰，中國和日 本進行單獨較量的話，結局只能是犧牲和投降兩條路。在抗戰的開始階段，西方列 強對中日戰爭大都持旁觀態度，只有德國願意出面調停。中國要求《九國公約》的 簽字國開會討論制裁日本違反《九國公約》的侵略行為。1937年11月3日， 《九國公約》簽字國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舉行會議，會議特邀的蘇聯代表表示支持 中國，主張各國對日本進行集體制裁。但美國代表卻說：「既然日本政府已由德國 出面調停，美國政府認為中國代表的態度不要偏激，以免影響調停，刺激日本。」 美國代表還建議中國應該：「公開宣布消除抵制日貨，保護日僑生命財產，與日本 進行經濟合作，避開談論恢復戰前國土原狀的問題，前景還是樂觀的。」

　 英國代表表示：「英國政府將與美國採取完全一致的步調。」義大利代表則公然為 日本辯護：「在戰事發生中，很難確定誰開的第一槍，這個責任便屬誰的問題，意 大利打算譴責衝突的任何一方。」最後會議僅通過了一份宣言，指責日本在華行動 違反了《九國公約》，建議日本停止軍事行動，但只是一紙空文，毫無任何制止日 本侵略的措施。所以當時汪精衛對抗戰的悲觀看法並不太離譜，中國抗戰勝利不過 是趕上運氣好的險勝，在1937年的時候，誰又能預測到八年後中國會沾美蘇之光成 為戰勝國呢？

　 汪精衛還有一些話不便公開講，他私下說：別看現在全國一致高喊「徹底抗戰，犧 牲到底」的口號，實際上真的準備為國家犧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幾？大部分人嘴上高 喊犧牲，但他們內心裡犧牲的概念是讓別人去犧牲，而並不是自己犧牲。為什麽大 部分人不肯講出不願犧牲的老實話？是因為他們害怕賣國的罪名，害怕承擔亡國的 責任。中國後來抗戰的結果，的確應驗了汪精衛的分析，大多數人都以保全身家性 命為第一目標，真正勇於流血犧牲的人是極少數。

　 中華文化的特徵之一就是「不準投降」，中國人可以原諒臨陣脫逃的逃兵，卻絕不 原諒向敵人投降的降兵，這與西方國家正好相反。在西方國家中可以原諒向敵人投 降的降兵，卻絕不原諒臨陣脫逃的逃兵。西方人認為在無力抵抗的情況下向敵人繳 槍投降，也算盡到了軍人的責任，不算什麽可恥之事。而臨陣脫逃則是逃避軍人的 責任，是軍人最大的恥辱。二次大戰中西方戰場上降兵很多，逃兵卻很少；而中國 戰場上降兵很少，逃兵卻很多，這也反映出東西文化的差別。

　 蔣介石也明白中國不可能打敗日本，只有藉助第三國的軍事力量對抗日本。但藉助 外國軍隊打日本也是非常危險的一步棋，這就是所謂的「引虎趕狼」，外國軍隊不 會無償幫助中國打仗，其索要的代價可能也非常高昂。後來蘇聯出兵東三省幫中國 趕走了日本人，但作為代價中國不得不將外蒙古交給蘇聯，外蒙古獨立也正是蔣介 石藉助第三國抗日所付出的代價。

　 現在看來，中國和日本主和派的下場都不妙，在日本，主和的犬養毅首相被殺，後 來還陸續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殺；在中國，主和的汪精衛被刺幾乎喪命，主和派的 唐有壬等人也遭暗殺。在當時的情況下，對於一個高官來說，做少數的主和派要比 做多數的主戰派需要更大的勇氣。因為主戰派高官們號召別人流血犧牲，自己並不 需要直接上戰場，並沒有什麽生命危險，而做主和派卻要冒被狂熱主義者暗殺的生 命危險。

　 日本在戰爭時，也是一片主戰的狂熱叫囂，但主戰派儘管主張戰爭，卻不能保證戰 爭的勝利。日本戰敗遭到割地賠款的苛刻制裁後，主和派方得以「平反」。人們才 開始後悔當時沒有聽從主和派的勸告，才開始批判當年那些不負責任的主戰言論。 由於中國有幸成為戰勝國，現在我們可以輕鬆地批評當年主和派的賣國求榮，可是 我們如果理解當時主張和解妥協甚至要冒生命危險的話，我們也許就不會輕易批評 他們主和是為了賣國求榮了。

第三部分之三 和平運動的開始

　 蘆溝撟事變後，日軍向中國發動了全面進攻，但這種進攻又顯得毫無戰略章法，不 禁使人懷疑到日本發起侵華戰爭的目的究竟是什 ？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侵華戰事既已發動，而日本人又沒有氣魄來大舉稱兵。等到中國民憤達到最高 潮，以致蘆溝撟「事變」無法收場，大規模用兵勢在不免之時，日本又不願傾全國 之師來犯。只是在華北、華東用少數兵力與中國作戰，到兵力不敷時，才逐次增 兵，深入作戰。這種「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所以日本既處心積慮 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下。日本平時國防軍有二十個師 團，稍一動員便可遞增至四、五十個師團。如果蘆溝撟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 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一舉而佔領中國各重要城市，將 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游擊隊趕入山區，支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面，陷全國 於癱瘓狀態，並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只有俯首聽命。」

　 難道日本人的戰略眼光真的這 差？連李宗仁所說的軍事常識都看不到？其實這裡 面還有另外一層原因。當時日本少壯派軍人發動侵華戰爭，似乎是把中國作為其敵 人，然而少壯派軍人真正想打倒的對手並不在中國，而在日本國內的官僚集團，中 國被他們利用作為挑戰日本官僚政權的工具。

　 1929年美國開始的經濟大恐慌很快就波及到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特別嚴重 的是美國和德國，日本也不例外，大恐慌後經濟也陷入極度的蕭條。經濟大恐慌使 人們對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體制失去信心，國家統治的計劃經濟被很多人看成是解 決經濟危機的靈丹妙藥。1930年代蘇聯計劃經濟的成功已經非常令人矚目，德國希 特勒上台後搞准計劃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也使德國在兩年之內就走出了經濟危機， 這些都使人們更加懷疑資本主義體制的後進性，蘇聯式的共產主義體制，德國式的 國家社會主義體制，義大利式的法西斯體制，都是作為取代傳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體制的「試點」。

　 在這樣的國際大形勢下，日本軍中的少壯派們也提出要改變現有國體的設想。他們 提出要廢除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型利益國家，建立一個人人滅私奉公的、 盡忠報國的、以道義而不是以利益為本的新型國家。當然日本國內的資本主義當權 派不會輕易讓出他們的政權，軍人們要想奪取政權，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海外製造軍 事糾紛，使日本國內陷入非常時期的戰時狀態，這樣軍人們就可以用軍事上必要為 理由徵收個人財產，侵犯個人人權，以國家大義為借口堵住一切反對派的嘴，為改 造國家體制創造必要的條件。儘管日本軍人在戰時建立起來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沒 有能使日本打蠃戰爭，卻成為了戰後日本在國家的主導下發展經濟的國家主導市場 經濟體制的原型。

　 在這種改變國體的呼聲下，1937年6月4日近衛文呂（借字，原字上麻下呂） 內閣成立。近衛是一個完全新型的政治家，雖然出身於貴族家庭，但思想卻十分活 躍敏捷；雖然近衛是文人，但在軍人集團與文人政治集團發生衝突時，近衛對軍人 持同情態度，所以近衛內閣得到軍人和文人雙方的支持。近衛上台後，在開始著眼 改革日本國體的工作，近衛宣布他的政府方針時說∶「要建立基於國際正義的和 平，建立基於社會主義的施政」。此後日本政府開始學習蘇聯搞國家主持的五年計 劃，實施國家控制主要產品價格的統購統銷戰時經濟制度，不久後又解散了所有政 黨，試圖建立一個希特勒式的「舉國一致」獨裁內閣。以上這些國體變革如果沒有 中日戰爭作為借口，在和平環境下是很難推行下去的。

　 但日本歷史上並沒有個人獨裁的傳統，一貫是集體領導體制，所以獨裁體制在日本 頗難立足，近衛也無法成為希特勒那樣的獨裁者。現在有一種說法，說二次世界大 戰是民主陣營對獨裁陣營的戰爭，但這並不準確，民主陣營的蘇聯中國都是獨裁國 家，而獨裁陣營的日本卻是民主國家。儘管在二戰期間日本軍人試圖建立一個獨裁 國家，但並沒有成功，日本一直沒有出現過一個稱得上獨裁者的人。有人試圖把日 本的東條英機和希特勒、墨索里尼並列成為獨裁者，這完全偏離了歷史的真實，東 條英機實在無法算成是一個獨裁者。

　 近衛文呂上台才一個多月，就發生了蘆溝撟事變，成為近衛內閣的棘手問題。當時 近衛本想採用不擴大的方針，軍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也積極鼓動近衛親自飛往南京 和蔣介石「促膝談心」，徹底解決中日間的糾紛。近衛對石原的設想有所動心，甚 至準備了出訪的飛機，但後來由於遭到日本軍方強硬派的反對而不了了之。近衛又 派親中派國會議員宮崎龍介乘船前往南京與蔣介石會談，但宮崎龍介在上船時被日 本憲兵逮捕，強行送還東京，可見當時日本軍方把首相的人都不放在眼裡。在這種 情況下，近衛不得不向軍方妥協，採取了對中國的強硬姿態。

　 蔣介石也明白中國獨自不可能打敗日本，必須藉助第三國的軍事力量對抗日本。蔣 介石在抗戰爆發不久就在上海主動向日本駐紮上海的海軍陸戰隊進攻，試圖使上海 這個國際城市陷於戰火而引起英美法各國列強的干涉。但英美法對中日戰爭的反應 意外的冷淡，英法忙於對付歐洲的希特勒，已無暇顧及遠東事務，而美國的民眾正 處於嚴重的孤立主義中，不願捲入外國的紛爭。如果沒有外援的話中國將必敗無 疑，在中國軍隊從上海敗退後，蔣介石也開始考慮在德國的調停下和日本進行停戰 談判。

　 德國當時已與日本和義大利簽訂了三國條約，德國願意出面調停中日戰爭，其主要 原因是因為中國和日本都是德國的友好國家。當時歐美國家圍堵希特勒德國，德國 在國際上朋友不多，所以十分重視和蔣介石政府的關係。中國當時雖然沒有石油， 卻是鎳等戰略金屬的主要供應國，德國的戰略金屬主要依靠中國供應，而作為交 換，德國以向中國借款的方式，「借」給中國大量軍事裝備，這是抗戰初期蔣介石 軍隊均為德式裝備的原因，也是蔣介石聘用30多名德國軍事顧問的原因。中日全 面戰爭爆發後，日本以同盟國的身份向德國提出抗議，要求德國停止向中國供應武 器，召回在中國的軍事顧問。德國在日本的壓力下不得已停供中國軍火併召回軍事 顧問，但中德仍是友好國家，請德國出面調停，中國也比較放心。

　 於是德國大使陶德曼擔任了調停的主角，陶德曼對中國人說∶「中國到目前為止的 抗戰已經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國人的勇敢精神，現在應該到結束戰爭的時候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有好幾次講和的機會，但我們卻過分自信自己的國力，沒 有走上講和的軌道，後來德國無條件降服時，不得不悲慘地接受戰勝國的所有條 件。」陶德曼希望中國人吸取前車之鑒，不要象德國那樣搞到無條件降服的地步。 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中國方面透露了日本講和的條件∶（一）內蒙成立 自治政府；（二）華北非武裝區域擴大，主權歸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國警察維持； （三）上海非武裝區域擴大，治安由國際警察管理；（四）中國停止反日排日政 策；（五）共同反共；（六）減低日貨關稅；（七）尊重外國人在華的權利。

　 12月2日，蔣介石與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國民黨高級將領開會，徵求大家 對陶德曼轉達的日方和談條件的意見。與會者均認為日本沒要求成立華北自治政 權，沒要求承認滿洲國，也不要求賠款，條件不算苛刻，白崇椿甚至說∶「如果條 件只是這些，那為什 還非要打仗不可呢？」12月2日下午，蔣介石會見陶德 曼，表示中國願意接受德國的調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條件作為和平談判的基礎， 但華北的主權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談始終由德國擔任中介人。蔣介石還說∶假如他 全部同意這些要求，中國就會被輿論浪潮衝倒，中國就會發生革命。他要求德方、 日方對談判一事嚴格保密。

　 1937年12月6日，汪精衛在漢口主持召開了國防最高會議常委會，討論陶德 曼大使轉達的日方停戰條件。與會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條件，在鄭州部署軍事的 蔣介石打來電話∶和談可依照國防最高常務委員會議的決定，通過外交途徑進行。 這暗示蔣介石不準備直接主持和談，要把賣國的帽子扔給汪精衛。汪精衛倒是不怕 漢奸帽子，他說∶「現在是抗戰時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願意聽 的，因為講和的結果自然沒有勝利的結果來得暢快。如今大家因為痛恨日本的侵 略，恨不得把日本整個滅亡，然後痛快，聽見講和自然滿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眾 如此是不足為怪的，但政府卻不可為一般民眾所轉移。對於民眾同仇敵愾之心，政 府固然要加以鼓勵，才不致一鼓作氣，再而三，三而竭。然而政府更應注意虛驕之 足以誤事。民眾儘管可以唱高調，而政府則必須把握現實，不得不戰則戰，可以議 和則和，時時刻刻小心在意，為國家找出一條生路，才是合理的辦法。」

　 12月13日日軍輕取首都南京後，使日本人以為中國的抵抗已到窮途末路，於12月 22日又增加了三項苛刻的和談條件∶（一）在華北、內蒙、華中的非武裝地帶設立 特殊機構（親日政權）；（二）承認滿洲國；（三）中國向日本賠償戰費。日方請 陶德曼將新增三項條件轉達中國，並把談判期限規定為1938年1月15日。陶德曼看 後搖頭道∶「這樣的條件中國是不會接受的」，果然不出陶德曼所料，中國政府沒 有按期答覆日方的條件。於是日本政府決定向中國施加高壓，1月16日日本首相近 衛發表了由大本營聯席會議通過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宣布∶「帝國 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能與帝國合作之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 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復興的新中國。」

　 1月18日國民政府發表聲明，表明了中國的強硬態度∶「全力維持主權與行政之 完整，任何恢復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決非中國所能忍受。」日本在中 國發表聲明後即日撤回駐華大使，中國也於1月 20日撤回駐日大使，兩國外交 關係正式斷絕，陶德曼的調停以失敗告終。

　 抗戰開始後，蔣介石以加強軍事為由，提出國民黨中設立國防最高會議為全國最高 決策機關，取代以前的最高決策機關中政會。國防最高會議的《組織條例》規定∶ 國防最高會議主席由軍委會委員長擔任，副主席由中政會主席擔任，蔣介石是軍委 會委員長，汪精衛是中政會主席，所以蔣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衛出任副主席。 1938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又修改黨章重新確立國民黨的領導 體制，規定國民黨設總裁1人，副總裁1人，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總裁，汪精衛為副總 裁。這樣蔣介石就借戰爭的理由名正言順地奪取了汪精衛長期在黨內的最高領袖地 位。儘管如此，汪精衛在黨內的影響還是巨大的，蔣介石雖然掌握實權，但在表面 上也要讓汪精衛這位老前輩三分。

　 由於英美法不肯出兵干涉，蔣介石開始考慮請求蘇聯干涉，不過蔣介石在是否應該 動用蘇聯這張牌時也非常猶豫不決∶蘇聯曾經是侵佔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曾經在 1904年和日本為了爭奪在中國的霸權而大打出手，因此與日本成為死敵。中國 請蘇聯出兵，即使趕走了日本人，進入中國的蘇軍會輕易撤出嗎？請神容易送神 難。更為嚴重的是，蘇軍一旦進入中國，中國共產黨豈不要在中國做大，國民黨還 能掌握政權嗎？當時以汪精衛為首的一批人非常反對請蘇聯干涉中日戰爭。後來蘇 軍進入東北後，把東北交給了中共，成為中共打敗國民黨的基地，這些都驗證了汪 精衛等人的擔心。

　 但戰場上中國軍隊的被動局面，使蔣介石不得不鋌而走險，請求蘇聯的出兵援助。 1937年8月2日蔣介石召見蘇聯大師鮑格莫洛夫，請求蘇聯給與全面的軍事援助，蘇 聯方面答應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但要求首先在兩國之間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互不侵犯條約」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國承認以前被沙皇俄國侵佔的領土，不再向蘇 聯提起領土要求。8月21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在南京簽字。

　 儘管蔣介石和中共都強烈要求蘇聯直接出兵，但斯大林卻對出兵一事含糊其詞。 11月11日，斯大林在召見中國特使楊傑時說∶「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同情中國 的抗戰，如果蘇聯出兵，中國就會在世界上失去道義的支持。現在中國在軍事上還 有很大餘地，萬一中國軍隊實在堅持不住時，蘇聯再出兵也不遲」。不過斯大林答 應向中國派遣志願軍和緊急提供武器，蘇聯的第一批志願軍飛行隊40餘架飛機進入 中國，於11月21日在南京附近首次和日軍交戰。

　 1937年11月30日，蔣介石親自向斯大林發電報，要求蘇聯表態是否同意出兵，斯大 林最後說∶「如果簽署九國條約的國家共同出兵制裁日本的話，蘇聯就出兵。如果 蘇聯單獨出兵的話，世界輿論就會把蘇聯看成是趁火打劫的侵略者」，拒絕了蔣介 石直接出兵的要求。但蘇聯加大了對中國援助的力度，1937年底立法院長孫科訪問 蘇聯，蘇聯答應向中國提供20個師的裝備，1938年3月，蘇聯正式簽署向中國提供 3000萬美元的第一批軍事借款。但後來歐洲戰線吃緊，蘇聯以增強本國軍事力量為 重，放慢了對中國的軍事援助。不過在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以前，蘇聯共向中國提 供飛機900餘架，軍用車輛2000餘輛，大炮1000餘門，彈藥1億8000萬發。3000多名 蘇聯志願軍在中國直接叄戰，不少人長眠於在中國的土地上。

　 英美法隔岸觀火，蘇聯也不肯出兵，中國的抗戰只剩下「焦土戰」這條嚴酷的道 路。由於日本是一個資源貧瘠的島國，非常不利於打持久戰，所以蔣介石就把希望 寄託於用持久戰來拖垮日軍。當然日本也明白本國資源有限的弱點，提出了「以戰 養戰」，用中國的資源打中國人的設想。蔣介石為了不讓敵人利用中國的資源達到 以戰養戰的目的，在中國各戰場大搞燒光毀光的焦土戰術。但焦土戰的最大受害者 並不是日軍，而是中國的平民百姓，國民黨內部對這種殘酷的焦土戰術也有不少反 對之聲。

　 1938年6月9日，國民黨軍在沒有預告的情況下，突然炸開黃河大堤，泛濫的 黃河水並沒有淹死一個日軍，卻淹死十多萬中國老百姓，上百萬人成為無家可歸的 流民。不久，國民黨軍又在預定撤退的長沙誤放火，燒死平民數萬。長沙大火後， 汪精衛批評蔣介石說∶「我們燒東西也許是怕自然物資變成『自然漢奸＇被敵人利 用，但如果沒有人出來做漢奸的話，自然又怎 會變成漢奸呢？如果象長沙一樣把 每處每地都焦土化的話，我方抗戰所需的物質又從何而來？如果把淪陷區內的物質 全燒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無食無住的饑民，這些人怎 處理？帶他們一起跑吧， 他們又跑不動；將他們殺了吧，又於心不忍。如果把他們扔給敵人，他們必然要被 敵人所用，必然要當漢奸。」

　 汪精衛在一次演講時說；「從前法國有一個國王，叫做亨利四世，他講過一句很有 名的話∶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個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裡的火爐子上面、瓦罐子 裡面，都偎著一隻雞。我們再看看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他們有的連雞毛都沒有見 過，還談雞？一生都吃不著一隻，還要說在每個星期六？他們從小到老都在勞動， 田地和工廠接受了他們的血汗，等到血汗用盡了，生命也完了，就離開了世界。那 好比火爐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貢獻出來，只剩下灰未、只剩下煤屑的時候， 不講情面的鐵鏟就把它們剷出去 不讓它們再在火爐里停著。。。。」

　 汪精衛越來越對這種建立在人民慘痛犧牲基礎上的焦土抗戰感到疑問∶抗戰的目的 是什 ？法國國王還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雞吃，我們的領導人想到過老百姓的疾苦沒 有？抗戰的最大犧牲者不就是那些連雞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嗎？我們不惜 犧牲四萬萬老百姓的生命來培養一個民族英雄，這值得嗎？如果不出現奇蹟的話， 這場戰爭要經過多少年才能結束？在這期間中國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慘禍？汪精衛 越來越覺得他的和平救國理念是正確的。

　 當然國民黨內部持「和平救國」觀點的，不止汪精衛一人。周佛海、顧祝同、熊式 輝、梅思平、陶希聖、胡適、高宗武等人組成了一個「低調俱樂部」，主張和平救 國。「低調俱樂部」是胡適起的「雅號」，以區別於那些唱抗戰高調的人。周佛海 說∶「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 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 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越 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 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1938年9月 胡適被任命為駐美大使，與「低調俱樂部」中斷了聯繫。

　 汪精衛雖不直接叄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卻是這個組織的靈魂，無形中形成了 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和平運動」。 「低調俱樂部」批評主戰派說∶「蔣委員長等主 戰的結果，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產黨的游擊 隊。共產黨以游擊戰爭迴避對敵作戰，人稱『游而不擊＇，他們是想借抗戰保全實 力，待國軍消耗光了，他們就可顛覆政府。」江精衛則說∶「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 過，主戰的目的是什 呢？為的是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和日 本言和也不失為一種手段。一味主張焦土抗戰的、唱高調的應該再坦誠一點，要說 老實話。依我看來，日軍佔領區日益擴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線大多喪失，財政又 日益匾乏，在戰禍中喘息著的四萬萬國民，沉淪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為儘早結 束戰爭，我曾多次向蔣委員長進言，要打開談判的大門。」

　 不過在國民黨內主戰派壓倒多數的情況下，汪精衛感到已不可能說服蔣介石等人走 「和平救國」的道路，於是他開始走自己獨自的和平道路。汪精衛委託「低調俱樂 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觸，談判停戰的條件。

　 日本國內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張儘早以較為寬大的條件和中國停戰言和。主要人物 是陸軍叄謀本部支那課長影佐禎昭大佐，還有在華日本紡織同業株式會社理事長船 津辰一郎，日本南滿鐵路駐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松本重 治，前首相犬養毅的三子犬養健等民間人士。影佐禎昭等主和派也在沒有政府批准 的情況下，私下與中國接觸打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義顯等人私交不錯，雙 方不久就達成了初步協議∶日方以寬厚的講和條件支持汪精衛出馬，汪精衛則脫離 國民黨另立政府和日本簽訂停戰條約，實現兩國間的停戰與和平。

　 對於汪精衛來說，邁出這一步的確是非常艱難的。正如梅思平所說∶「這件事也實 在犯難，搞好了呢，當然對國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歷史只 怕讓人一筆勾銷。」汪精衛也明白，他邁出這一步的代價有多大，豈止勾銷三十多 年來的光榮歷史，甚至要千夫所指、萬人痛罵，陳公博也從成都打來電報，勸告汪 精衛說∶「先生若離重慶將遭到全國民眾的反對和唾棄」。汪精衛考慮了整整兩天， 最後說∶「決定了 只要能救民於水火，我決心跳火坑了。」

第三部分之四 對日和約的實態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對戰局的形勢有三種看法∶一、快勝論∶認為中國軍隊不堪 一擊，可以在「三個月內解決支那問題」；二、持久戰論∶認為中國國土遼闊，戰 場的縱深太大，日軍只能佔據一些軍事據點，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個中國。中國政 府如果堅持不降，中日戰爭將成為曠日持久的持久戰；三、外國干涉論∶認為中日 戰爭將導致第三國的武裝干涉，日本會在外國的政治軍事壓力下被迫退出中國。

　 隨著戰局的發展，證明「快勝論」的預言是錯誤的，但外國也沒有積極干預中日戰 爭，所以「持久戰」的預言成為現實。日本非常不願意打持久消耗戰，持久戰拖得 越久，對人口資源豐富的中國就越有利，日本將在消耗戰中拖垮。到1938年底， 日本用在中國戰場的兵力已增至24個師團，軍費激增，財政困難，稅收加重，國 內危機日漸困重。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內部也出現了儘快解決戰爭的呼聲。

　 在1938年初，日本還寄希望於用高壓手段迫降中國政府，1938年1月16日近衛 首相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強硬聲明。1938年10月，日軍本想在武漢 戰役中一舉殲滅中國軍隊主力，但中國軍隊主動撤退，中國政府也遷都重慶，使日 本通過武力高壓迅速解決中國問題的企圖破產。此後，日本政府內要求「重新檢討 對華政策」的呼聲抬頭，1938年11月3日，近衛首相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一 改過去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方針，表示∶「帝國所期求者即建設確保東亞永 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 成果，叄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

　 1938年12月6日，陸軍省叄謀部公布《1938年秋季以後的對華處理方略》，決定 今後的對華總方針∶「以攻佔漢口、廣州為行使武力時期，今後自主指導新中國建 設，切戒急躁。為此，目前應以恢復治安為根本，其他各項施策都應與此相適應。」 對華總方針還規定軍事上「以不擴大佔領區」為宗旨，確定新黃河、合肥、蕪湖、 杭州一線以東的佔領區為治安地區，以西為作戰地區。在不擴大佔領區的原則下， 對國民黨軍實施有限的局部進攻，同時加強航空作戰，轟炸重慶國民政府大後方及 中國國際補給線，打擊中國的抗日意志，促使國民政府崩潰。

　 1938年底以後，日本政府和軍部的對華方針由「軍事打擊為主，和平談判為輔」， 改為「軍事打擊為輔，和平談判為主」，由否認重慶國民政府改變為承認重慶國民 政府。1938年11月以後，日本政府開始考慮作出一定讓步的情況下，和中國政府 談判，結束戰爭。1939年3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國會演說中公開表示說∶「蔣介 石將軍與其領導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慮其反日態度，與日本共同合作，謀東亞新 秩序之建立，則日本準備與之進行中止敵對行動的談判」。

　 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對戰局的形勢有四種看法∶一、勝利論∶認為中國軍隊已具 有擊退日軍的實力，可以擊敗日本的軍事進攻，蠃得軍事上的勝利；二、亡國論∶ 認為中日戰爭的結果將導致中國亡國；三、最後勝利論∶中日戰爭成為持久戰後， 最終將引發外國的武裝干涉介入，中國在外國的幫助下最終戰勝日本；四、和平救 國論∶中日戰爭成為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後，日本也難於忍受長期的消耗戰，所以日 本不能滅亡中國，不得不與中國進行停戰和談。而中國也應該積極響應和談，儘快 結束在中國土地上進行的破壞性巨大的戰爭，減少中國國力的損失。

　 日本對華政策改變後，開始發出和談的信號和放出和平的氣球，這正好與汪精衛等 人的「和平救國」論看法不謀而合，國民黨內對「是戰還是和」的問題上，發生了 重大分裂。但由於「主戰」和正義聯繫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國的漢奸 帽子，所以國民政府內「主戰」派還是占絕對多數。在此情況下，汪精衛等「主和 派」開始了自己獨自的「和平工作」。不過蔣介石在「主戰」和「主和」之間持機會 主義態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戰到底的高調，另一方面對汪精衛等人的「和平工作」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為中日戰爭的結局留一條後路。蔣介石並沒有制止和懲處叄與 「和平工作」的官員，使汪精衛的「和平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寧，通過私人關係與在上海的日本南滿鐵路 駐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松本重治等人進行接觸，摸索與日 本和談的可能性。西義顯和松本重治勸董道寧直接到日本與軍方人士會談，於是在 松本的安排下，董道寧於1938年2月，即近衛首相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 聲明的一個月後，來到日本與陸軍叄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影佐禎昭大佐進行了會談。 董道寧是一個小小的科長，肯定是在某個上層人士的指派下到日本秘密談判的，但 董道寧到底是受誰的指派直到現在也還搞不清楚。

　 叄謀本部中國課長的影佐禎昭大佐是日本的主和派，是早期叄與和平工作的唯一軍 人。董道寧向影佐詢問日本改變「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政策的可能性，影佐說∶ 軍部中也有很多人反對近衛首相發表那樣的強硬聲明，但近衛首相的聲明亦是事出 有因，不可能那樣簡單地取消。但影佐表示日本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願 意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期望中國也能夠表示出具有和談的誠意。董道寧請影佐給 蔣介石寫封信，影佐認為他以一個課長的身份給蔣介石寫信不太合適，於是他給在 陸軍士官學校的老同學何應欽和張群分別寫了信，影佐在信中說∶「不以國民政府 為對手的聲明是一樁不幸的事件，董道寧此番來日本表示了中國的誠意，日本深為 感謝」。

　 董道寧回國後將影佐的信交給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又將信轉 交給蔣介石的近側宣傳部長周佛海，周佛海再將信轉交給汪精衛和蔣介石。不久高 宗武向西義顯轉達了蔣介石向影佐禎昭的好意表示的謝意。周佛海又向蔣介石進言 派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報」，蔣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進行秘密外交， 並從軍委會秘密經費中每月支6000元作為高宗武的活動經費。周佛海不久又背著 蔣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會談，高宗武有些擔心∶「我去日本蔣先生知道 嗎？」周佛海說∶「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責任由我承擔。」

　 周佛海之所以敢瞞著蔣介石和日方談判，是因為周佛海對蔣介石抱有這樣一種看 法∶抗戰後蔣先生一反他以往的表現，如果把過去蔣先生的行為貫穿起來進行研究， 就會知道蔣先生的真正態度是「主和」的。由於舉國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戰，蔣先 生不能不附合，而且比別人的調子更高，以便壓服反對他的人，爭取輿論的支持， 蔣先生是被逼迫著走上他不願意走的路。所以周佛海決定「以自己的膽識，把蔣先 生的作法反過來加以靈活運用，等決心和平後，再向蔣先生報告。」周佛海認為蔣 介石終究會明白他的一番苦心。蔣介石在知道高宗武未經他許可私下到日本談判 時，只是說∶「荒唐，荒唐」，並沒有提出對高宗武進行處罰，更沒有強調今後要嚴 格禁止類似事件發生。

　 1938年6月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陪同下來到日本，高宗武到日本後首先表示他並 不是蔣介石派來的使者，而是中國主和派的代表。高宗武說∶「我首先想說明我的 立場，為了實現和平，我準備不惜做出任何犧牲。為了中國，我最為重視的不是對 日作戰，而是對共產黨的鬥爭。關於這一點，蔣委員長周圍的一部分軍人，主張即 使把對共產黨的鬥爭置之以後，也要把抗日看成國家的當務之急，我對此是反對的。 但漢奸我可不當，我所奮力爭取的僅僅是實現和平，這條界限是明確的。如果是不 當漢奸的和平工作，那 有什 困難我都忍耐，但倘若這樣做會成為漢奸，那 我 馬上就此作罷，即使說我中途脫逃也好，或說我是叛徒也罷，我都要退出。」後來 高宗武果然因為害怕當漢奸，退出了「和平運動」。

　 高宗武懷疑蔣介石願意冒賣國的罪名進行和談，高宗武說∶「關於中日和談的大義， 如果從我的信念上來說，我不得不以汪先生為同夥。隨著戰禍的擴大，國民是不能 忍受的。蔣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溫暖。」高宗武努力推薦汪精衛，他對影佐幀昭說∶ 「為了造成中日之間的和平，也許必須找蔣先生以外的人。除了汪先生之外，就不 容易找到別人。汪先生早已痛感有迅速解決日中問題的必要，而國民政府內部終究 不能容納他的主張。為此，不如從政府外部掀起國民運動，開展和平運動，由此造 成蔣先生聽從和平論的時機，這樣較為適當。」

　 日本軍方逐漸為中日戰爭的長期化感到頭疼，對影佐的和平計劃開始產生興趣。1938 年7月初在影佐幀昭的斡旋下，高宗武與日本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進行了會談。會 談時高宗武提出由汪精衛出馬，從政府外部掀起和平運動的計劃，希望日本方面為 汪精衛出馬提供有利條件。日方同意以「不要領土，不要賠款」的優惠條件，支持 汪精衛出馬進行「和平運動」。高宗武於7月21日返回中國。

　 高宗武因未經蔣介石允許擅自赴日，而且此行得到的結果也對蔣介石不利，所以不 敢回武漢，只向周佛海報告了日本之行的情況，並付一封致蔣介石的信∶「委員長 鈞鑒∶職於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東渡，刻已平安返港。茲謹將職東渡日記及在 東京會談記錄與職個人觀感三項，分別呈閱。倘有可能以供鈞座叄考之處，則或可 贖職擅赴之罪於萬一」。周佛海先把高宗武的報告送給汪精衛，因高在報告中寫有 「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馬」字句，周佛海徵求汪精衛的意見∶「在呈送蔣先生以前要 不要把這段刪去？」。汪精衛則說「沒有關係，他不是那種斤斤計較的人」。蔣介石 看完高宗武的報告後，轉交行政院副院長兼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張群，並囑咐張 群看完後轉交汪精衛，他不知道汪精衛早已看過。過了三天蔣介石忽然大發雷霆∶ 「高宗武是個混蛋。誰讓他到日本去的？」

　 不過蔣介石仍然沒有深究高宗武私自赴日談判一事，這使周佛海更加敢於放手進行 「和平運動」。不久高宗武因肺病複發住院，周佛海改派軍委會政略部秘書主任梅 思平接替高宗武進行秘密談判。1938年8月29日至9月4日，梅思平與近衛首相 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進行了五次談判，初步確定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領土， 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為條件，支持汪精衛搞和平運動。梅思平將日方的內容轉 交汪精衛，汪精衛同意在此條件下出馬主持和平運動。

　 1938年10月22日，汪精衛與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陳壁君等人秘密召開會 議，討論和平運動的具體計劃。當時他們計劃的「和平運動」分五個階段∶一、汪 精衛離開重慶，在外地宣布下野，脫離國民政府。然後日本政府立即發表聲明，提 出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的條件，倡議與中國進行和談；二、汪精衛以 個人身份發出響應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議，建議國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條件和平停戰； 三、雲南等地的地方實力者通電響應汪精衛的和平號召，在雲南等日軍未佔領地區 建立新的獨立政府；四、日本承認新政府並與新政府進行和平談判，日軍撤退回長 城以北，將日軍佔領區轉交新政府；五、新政府統一全國，實現中日兩國間的真正 和平。

　 汪精衛當初的這個和平計劃是在日軍未佔領的地區建立新政府，然後新政府接收日 軍撤軍後的佔領地，在不割讓領土、不賠款的條件下和日本實現和平。如果這個計 劃能夠實現，對於中國人來說還是有相當的可接受性，汪精衛未必被國人責罵為賣 國者。但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汪精衛的和平計劃和他當初的設想出現了很大的偏差， 汪精衛自己也成了犧牲品。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第二次對華聲明，提出只要國民政府更變人事組 織，日本就可以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日本所說的「更變人事組織」，就是指蔣介 石下野。11月16日，汪精衛和蔣介石一同吃飯時，勸蔣介石下野促成中日和談。 汪精衛說∶「使國家民族瀕於滅亡是國民黨的責任，我們應迅速聯袂辭職，以謝天 下。」蔣介石則反問汪∶「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兩人進行了 激烈地爭辯，最後蔣介石說∶「說什 都是一樣，我們不必再爭論了。我已經困了， 要睡覺去了」。於是蔣介石將汪精衛一個人棄置不顧，自己回去睡覺了，這也促使 汪精衛最後下定離開重慶的決心。

　 汪精衛和平計劃的第一個關鍵問題是要得到雲南政府主席「雲南王」龍雲的支持。 汪精衛派陳璧君找龍雲秘密商談和平計劃，龍雲對蔣介石改編他的軍隊，調用雲南 的物質，削弱他的勢力耿耿於懷。龍雲對陳璧君說∶「汪先生是黨國元老，在國內 外聲望極高，只要他登高一呼，應者必然雲集於他的旗幟之下。蔣介石一貫陰險奸 詐，排除異己，所以汪先生髮動和平運動、另立新政府是天經地義之事。除了共產 黨和馮玉祥等少數人之外，都會擁護汪先生出來倡導和平事業，在國際上也會得到 許多國家的支持。」

　 有了龍雲支持和平運動的許諾，下一個問題就是日本是否承諾寬大的和平條件。1938 年11月12日，汪精衛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為代表，日本派影佐幀昭、今井武夫 等人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園附近的「重光堂」舉行最後談判，雙方經過8天的討 價還價，最後達成了所謂「重光堂協議」。
（一）締結華日防共協定，內蒙為特殊「防共」地區，日本在「防共區」駐兵。 （二）承認（默認）滿洲國。
（三）日本廢除在中國的治外法權，歸還日本的在華租界。
（四）華日經濟提攜，在開發利用華北資源方面，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五）補償因事變而造成的在華日本僑民所受的損失，日本不要求賠償戰費。
（六）恢復和平後，日軍在兩年以內撤軍。

　 另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就是日本軍方對中國分而治之的戰略。日本軍方感 到一個統一的大中國對日本總是一個威脅，最好的消除中國威脅方法就是把中國分 為數個國家「分而治之」。日軍先在東北製造了一個滿洲國，又於1937年12月在 華北製造了一個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於1938年4月在長江 下游地區製造了一個以梁鴻志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日方本來計劃汪精衛 出面建立一個局限於雲南兩廣的地方政府，而汪精衛堅持必須撤銷梁鴻志和王克敏 等的地方政府，由汪精衛的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中國。由於汪精衛在此問題上態度十 分堅決，日方最後讓步同意汪精衛的新政府統一領導中國。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約抄在絲綢上，縫在西裝馬甲里，於11月26日帶到重慶，向汪 精衛、周佛海彙報。但最後汪精衛比較動搖，決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決定，在周 佛海等人的勸說下，終於下決心選擇「和平救國」的道路。汪精衛等人策划了一個 脫離重慶的計劃∶12月5日，周佛海先去昆明，12月8日，江精衛夫婦去成都， 兩日後到達昆明再去河內。日本政府於12月11日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汪精衛隨 後在昆明、河內或香港中任何一地宣布下野。與此同時汪精衛也接到日方的通知， 表示對重光堂協議無異議，希望一切按計劃實行。

　 但多年跟隨汪精衛的陳公博並不知道汪精衛與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計劃，汪精衛把 在成都任四川省黨部主任的陳公博請來，希望陳也叄加他們的和平計劃。陳公博看 了「重光堂協議」後徒然變色∶「汪先生，這協議書是哪兒來的？委員長他知道嗎？」 周佛海說∶「委員長暫時不知。」
　 汪精衛說∶「委員長不出來議和，我準備來議和，不然，焦土抗戰，死且不知 」 陳公博聽後不安地說∶「汪先生，依公博之見，先生這樣做恐怕是難為人理解的， 還可能出大亂子。」
　 汪精衛則向陳公博解釋說∶「你我相處二十年，患難與共，我這次到外面去，和以 前一樣非常希望能夠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會離開重慶的，可現 在只能離開重慶才能去談和。我在重慶談和，人家定會誤以為是政府主張，這是於 政府不利的。我離開重慶，那 和談便是我個人的主張了，如果交涉得當，再來勸 政府，由政府出面接受。如果政府仍然執迷不悟，那就只能撇開他們另組班子了。 我與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將來是會得到國人理解的。」
　 周佛海也勸陳公博說∶「歷史的評價問題，牽涉到戰局如何發展問題，很複雜，不 是我們今天所能定得下來的。成事在天，謀事在人，要謀事總要付出代價和犧牲的。」 陳公博見眾人都同意，只好說∶「你們都統一意見了，我還有什 可說的？不過我 總覺得這事還欠考慮，背著政府去和敵方談和，無論結果怎樣，總還有個立場問題。 更何況還牽涉到要組織另一個政府問題，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誠意？此事須得慎 重，最好放棄。」不過最後陳公博表態∶「汪先生走到哪裡，我跟到哪裡。我不想留 在四川，眼看眾人在我面前罵汪先生，更不願被別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里的密 探。」

　 1938年12月8日，汪精衛準備飛離重慶的時間，本來是蔣介石外出不在重慶的日 子，但12月8日蔣介石突然從桂林飛抵重慶，打亂了汪的行動計劃。汪精衛只好 暫時留在重慶，等待時機。12月18日，蔣介石飛往陝西出席軍事會議，汪精衛以 外出演講為名，偕夫人陳璧君、秘書曾仲鳴、女兒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傑等人飛往 昆明。汪精衛到達昆明後，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率領省、市各廳局官員列隊相迎， 後面是一排排學生和市民夾道歡迎。當天晚上，汪精衛與龍雲作了一次懇切的談話， 汪精衛把自己和平運動的計劃告訴龍雲，說到達河內後即公開提出與日本議和的建 議，接著由龍雲發表擁汪通電，然後四川、西南和兩廣各實力派也紛紛行動起來， 造成以汪為首的和平運動區，一面與日本交涉和平，一面也促使蔣介石的重慶政府 議和。龍雲聽後滿口表示贊同。

　 12月19日，汪精衛夫婦、周佛海、陶希聖、曾仲鳴等一行十餘人，乘龍雲代為包 租的專機離開昆明，飛抵法屬殖民地越南的河內，邁出了和平運動的第一步。據說 汪精衛在離開重慶前，給蔣介石留下一封長信，信中最後寫道∶「君為其易，我任 其難」。在當時的情況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戰」困難更多。

　 汪精衛「主和」難，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由於這次發表的聲明是正式聲 明，需要陸、海、外務三省協商後擬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叄謀本部發 生了意見分歧，叄謀本部的要員堅決反對明確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聲稱戰勝國萬 不可做出向戰敗國許諾撤兵日期這樣有損於國家威嚴之事，這樣做太對不住前線浴 血奮戰的士兵。最後近衛向強硬派妥協，在聲明中刪去了「重光堂協議」中最為重 要的日本撤兵一項。近衛在得知汪精衛於12月19日到達河內後，於1938年12月 22日發表了第三次對華聲明。

　 日方和平運動的發起者之一犬養健在他的回憶中，評論近衛的第三次對華聲明時 說∶「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如果按照重光 堂會議的精神發表，確實會引起中國人的共鳴。可是，這次聲明竟把最為重要的撤 兵約定忘得一乾二淨，實在讓人擔心汪精衛和平運動會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 日方和平運動的另一個發起者西義顯聽到近衛修改「重光堂協議」內容的聲明後感 嘆說∶「日本把汪精衛欺騙了」，松本重治對近衛的聲明內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 平運動的未來已經出現了暗影」。

　 汪精衛對近衛修改「重光堂協議」內容的聲明也深感不滿，但他親身體會「主和派」 的艱難，近衛發表這樣主和口氣濃厚的聲明，也一定有他的難處。雖然近衛聲明刪 去了最為重要的撤兵內容，但在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 外法權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協議」，所以汪精衛決定按重光堂協議的規定， 發表聲明響應近衛的和平倡議。

　 1938年12月28日，汪精衛發出《致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書》，要求蔣介 石和國民政府認真考慮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議，其原文如下∶

　 「茲有上中央一電，除拍發外，謹再抄呈一紙，以備鑒察。本月9日，銘謁總裁蔣 先生，曾力陳現在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局，兩者 皆有困難，兩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無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 之協助，蘇聯之不反對，德、意之不作難，尤期待日本之覺悟，日本果能覺悟中國 之不可屈服，東亞之不可獨霸，則和平終當到來。」
　 「凡此披瀝，當日在座諸同志，所共聞也。今日方聲明，實不能謂無覺悟。猶憶去 歲12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 明劃，且較此為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其後 日方遷延，南京陷落之後，改提條件，範圍廣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覺悟， 我方自應答以聲明，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而努力折衝，使具體方案得到相當解 決，則結束戰事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局，誠為不可再失之良機矣。」

　 「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見其端倪，惟此等助力僅能用於調停，俾我比較有利， 決不能用於解決戰事。俾我得因叄戰而獲得全勝，此為盡人所能知，無待贅言。蘇 聯不能脫離英、美、法而單獨行動，德、意見我肯從事和平談判，必欣然協助，國 際情勢，大致可見。至於國內，除共產黨及惟恐中國不亡、惟恐國民政府不倒、惟 恐中國國民黨不滅之少數人外，想當無不同情者。銘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始敢向中 央為此提議。除已另函蔣先生陳述意見外，僅再披瀝以陳。伏望諸同志鑒其愚誠， 俯賜贊同，幸甚，幸甚。專此，敬候公祺。 汪兆銘謹啟」

　 12月29日，汪精衛又發表了所謂的「艷電」。「艷電」這個詞並沒有什 特殊的意 義，當時電報為了節省字數，把日期用一個字代替，12月29日的電報代號為「艷」 字，故稱之為「艷電」。汪精衛的「艷電」並不是宣布與日本「合作」的聲明，而是 以公開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提出建議的 形式發表的。「艷電」的大致內容如下（手頭暫時查不到「艷電」的原文）∶

　 近衛首相在最近的對華聲明中指出日本對中國無領土要求，尊重中國主權獨立，並 提出了「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三原則，表明日方已有和談的誠意， 希望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以近衛聲明為談判基礎，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 平，汪精衛還特地提出近衛聲明中沒有提到的日本撤兵問題。「艷電」說∶「抗戰年 余，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爭，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 抗戰之目的已達。」

　 汪精衛出走重慶後，不少外國電台報道說∶汪精衛外出是代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 與日本談判和平問題。12月24日，蔣介石讓外交部緊急發表聲明∶「汪兆銘無權 和任何人談判和平。」由於汪精衛在黨內的地位，蔣介石擔心汪精衛的出走影響人 們對國民黨的信心，最初只是對外聲稱汪精衛前往河內治病，為汪精衛返回重慶留 下一條後路。

　 蔣介石先派正在河內洽辦武器運輸事務的外交部長王寵惠勸汪精衛回重慶，王寵惠 說∶「委員長三番五次對人說，汪先生只是赴河內治病，現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順。」 汪精衛回答說∶「謝謝重慶方面目前還給我留條退路。雖然這樣，我還是不能回去， 為什 呢？我這次離開重慶，只是對政局有不同意見，並不夾雜其他任何個人意氣 在內，這一點務請你們轉告中央，請他們理解。在重慶，我要發表個人意見很不容 易，我不離開重慶，這份艷電就不能發出，和平工作就難以開展。我的和平主張能 否採納，權操中央，我絲毫不勉強。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變立場，我可以從旁做 些協助工作，或者退隱山林不問國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轉變立場，那我只能出 面來談和了。」

　 汪精衛來到河內後，他的和平計劃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衛食言沒有在聲明中 公布撤軍的許諾。汪精衛本想近衛也有困難，準備今後再繼續交涉撤兵一事，所以 於1937年12月29日發表了響應近衛聲明的「艷電」。沒想到近衛內閣又於5天后 的1938年1月3日宣布總辭職，使汪精衛陷入十分被動的境地。第二是龍雲變心， 沒有按照當初的承諾發表對汪精衛和平運動的響應，迎接汪精衛在雲南建立新政 府。汪精衛本來並沒有考慮在日軍佔領區建立政府，所以龍雲的變心使汪精衛設想 的和平運動完全泡了湯。

　 從汪精衛與日本人秘密和約的情況來看，並不是汪精衛一廂情願的對日投降，而是 雙方都有和平停戰意願的情況下達成的雙邊協議。在整個秘密交涉的過程中，汪精 衛並非十分主動，最初與日方進行接觸的董道寧和高宗武也並非汪精衛派出的使 者。而日方卻比汪精衛主動得多，日方主動提出汪精衛出馬的有利條件，汪精衛考 慮再三後才答應的。而且汪精衛在秘密協議中提出日本撤軍和建立統一中央政府的 條件，都是對中國有利的。

　 如果日本當初不答應撤軍的話，汪精衛也不太可能會離開重慶另立政府。然而日方 卻在汪精衛離開重慶走上不歸路後，違背諾言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汪精衛的和平運 動最能讓人諒解的地方就在於日本撤軍這一條，沒有了日本撤軍的保證，汪精衛的 和平運動自然成為賣國投降行為。從這一點看，汪精衛也可以說是被日本人出賣了。 但日方倒也未必是有意出賣汪精衛，就象後來美國出賣對自己忠心耿耿的台灣國府 與中共大陸建交一樣，國家之間只有利益，卻沒有情誼，弱者總是處於被出賣的危 險之中。

第三部分之五 汪精衛的成立南京政府計劃

　 汪精衛既沒有絕對效忠於自己的私家軍，也沒有掌握壟斷國家財政的命脈企業。汪 精衛之所以能夠在一無兵二無錢的情況下，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扮演頂峰人物，唯一 依靠的就是他的名望。汪精衛是國民黨的建黨元老，文才口才過人，是孫中山最為 信任的左右手，加之有曾經冒死刺殺滿清攝政王的英雄壯舉，這樣的輝煌資歷在國 民黨中無人可比。更加重要的是汪精衛擁有近似於完璧無瑕的正派人品，不貪污、 不賭博、不吸毒、不近女色，這在當時腐敗的中國政界是絕無僅有的高潔人物，汪 精衛走到哪裡，哪裡的空氣就會變得清高起來。汪精衛的政敵們雖然批評汪精衛的 政治見解，但對汪精衛的人品都是非常敬服的。

　 汪精衛的唯一政治資本就是他的名聲，一旦名聲毀壞，汪精衛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結 了，這和那些即使惡名昭著，也照樣執政掌權的軍事實力派完全不同。1938年12 月18日汪精衛出走重慶搞「和平計劃」，是用他唯一政治資本的「名望」來背水一 戰。但汪精衛的和平計劃遭到了很大的挫折∶汪精衛按照與日方達成的密約離開重 慶前往河內，日方卻違背密約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本來在汪精衛和日方代表秘密簽 訂的「重光堂協議」中，日方答應以「撤軍」來支持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如果當時 日方不提出撤軍的承諾，汪精衛也不會離開重慶。可是日本首相近衛在發表聲明時， 忽然臨時刪去了有關撤軍的承諾。

　 汪精衛和平運動的設想是建立在日方撤軍的基礎上，這樣的和平運動是有可能得到 中國人理解的。日方食言收回撤軍的承諾，就使人感到汪精衛等人是無條件地接受 日方的「招降」，這就完全毀壞了汪精衛的名聲，斷送了汪精衛的政治前途。雲南 省政府主席龍雲等人答應聲援汪精衛，也是把日本撤軍作為基本前提，在日本不撤 軍的情況下搞「和平運動」，自然要背上漢奸的惡名。龍雲等人見日本收回了撤軍 的許諾，也就不再響應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因為他們還有退路，不象汪精衛已經離 開重慶出國，沒有退路了。

　 日本近衛首相在1938年12月22日發表的第三次對華聲明中，儘管沒有提到撤軍， 但在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 光堂協議」，所以汪精衛還是按照重光堂協議的密約，於1938年12月29日發表了 響應近衛聲明的「艷電」。但汪精衛萬沒想到近衛內閣居然在他發表「艷電」5天後 的1939年1月3日宣布總辭職，由於「重光堂協議」是汪精衛和近衛首相之間的 密約，近衛辭職就使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徹底流產。日方的和平運動叄加者影佐幀昭 等人也不滿近衛的做法，影佐說∶「近衛竟奇怪地干出這種事，他把汪先生這樣的 中國元老拉到河內，自己卻立即辭職，簡直沒有一點國際信義。」

　 答應支持汪精衛和平運動的近衛首相辭職後，汪精衛的和平運動一時間就象斷了線 的風箏一樣沒有著落。在國內則是一片譴責聲討汪精衛之聲，國民黨中常會於1939 年1月1日召開臨時會議，通過了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撤銷其一切職務的決議。 形勢對汪精衛極為不利，汪精衛曾一度產生退出政壇隱居歐洲的設想，但這次和他 以前8次光明正大地前往歐洲不同，將被人看作是國家的叛徒逃往歐洲，汪精衛對 此計劃也非常躊躇。正在此時，發生了高朗街暗殺事件。

　 汪精衛到達河內後，住在河內郊外一座位於小山上的避暑別墅中。1939年1月16 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數人襲擊打傷頭部；1月17日，親汪精衛的香港《南 華日報》社長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兩個大漢用斧頭砍傷頭部，幸虧一個外國船員發 現出面制止，林柏生才免一死；1月18日，在澳門的汪精衛外甥沈次高被人開槍 打死。1月28日，突然有十幾個身分不明的人從汪精衛住的山下向上攀登，汪精 衛得報後緊急下山。此後汪精衛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內市內的高朗街27號一幢西式 三層洋樓居住，並向法國殖民當局申請保護，但法國當局只是派一個警察在門外象 征性地站崗。

　 1939年3月21日凌晨，四名暗殺者越牆攀上三樓走廊，劈開位於三樓正中的主卧 室之門，刺客在黑暗中對準睡在床上的一對男女亂打數十槍，以為汪精衛必死無疑。 然而被刺的不是汪精衛，而是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高朗街27號洋樓的三樓有四 個房間，汪精衛夫婦、汪的女兒汪文惺與女婿何文傑、朱執信的女兒各住一間房， 把最好的一間主卧室讓給剛從郊外旅館搬來的曾仲鳴夫婦，沒想到這反而送了曾仲 鳴的命。暗殺發生前的晚上曾仲鳴曾對汪精衛說∶「現在重慶方面正想從肉體上消 滅汪先生。先生的身體是屬於中國四萬萬人民的，請千萬珍惜。」

　 曾仲鳴早年留學法國，1925年回國後，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同年7月1日國民 政府成立時，汪精衛任主席，曾仲鳴任秘書，從此一直相隨左右。在槍擊中曾仲鳴 腹部中了十餘彈，其妻方君壁也受重傷。曾仲鳴被緊急送往法國陸軍醫院搶救，汪 精衛要去醫院看望曾仲鳴，別人都說現在出門太危險，法國警察也勸汪精衛不要冒 險去醫院。但汪精衛仰天流淚說∶「我是從小看著仲鳴長大的，又為我工作多年， 我一定要去看他 」結果汪精衛乘坐曾仲鳴法國朋友的私人汽車到達醫院。

　 當汪精衛到達醫院急救室時，曾仲鳴已昏迷多次，他醒來時對汪精衛說∶「我能代 汪先生死，死而無憾，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沒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鳴 臨死前又掙紮起來，把以他的名義替汪精衛在國外銀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簽了字， 為汪精衛盡了最後的一份力。高朗街暗殺對汪精衛來說已是第二次遇刺了，但汪居 然又大難不死，亦可謂天意。

　 曾仲鳴死後汪精衛極度悲憤，親筆寫了悼念曾仲鳴的《曾仲鳴先生行狀》，又在3 月27日的《南華日報》上發表了《舉一個例》的文章，作為對蔣介石暗殺行為的 抗議。汪精衛在《舉一個例》一文中，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國防最高會議常務 委員會的會議記錄，這次會議聽取外交部次長徐漠的報告，討論德國大使陶德曼轉 達的日方和平條件。陶德曼在南京會見了蔣介石，轉達了日本的和談條件，蔣介石 同意以日本的條件為基礎進行和談。汪精衛用這個實例說明∶與日本謀和並非自他 開始，以蔣介石為首的領導集團早已秘密進行了。

　 汪精衛在文中責問蔣介石∶「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張，當時陶德曼大使奔走調停時， 南京尚未陷落，蔣介石認為和談可以進行，那 在近衛發表第三次聲明後的今天為 什 和談就不可以進行？而且還要對主和的人橫加誣衊，誣衊不足，還要奪其生命。 再何況，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談條件十分苛刻，而蔣介石居然說不是亡國條件， 同意作為談判的基礎，而今天近衛聲明所提出的條件大大讓步了，卻為什 不可以 作為談判的基礎？」

　 近衛內閣倒台，繼任者平沼首相見汪精衛發起和平運動後，西南省份的中國軍政要 人並沒有象預計的那樣通電支持汪精衛，因此對汪精衛的號召力和影響力產生了懷 疑，但他們忘記了日方食言收回撤軍承諾對汪精衛個人威望的打擊。在1939年最 初的幾個月里，日本方面對汪精衛相當冷淡。但是河內發生汪精衛暗殺事件後，因 為汪精衛畢竟是響應日方的和平號召才到河內的，日方召開了首相、陸相、海相、 外相及藏相叄加的「五相會議」，研究決定派遣影佐禎昭、犬養健等人前往河內營 救汪精衛，幫助汪精衛轉移到安全的地方，汪精衛在日本人的保護下到達上海，暫 時住在法租界。

　 在輪船尚未到達上海之時，汪精衛就對影佐禎昭和犬養健說∶「到今天為止，我們 的方針一直是以國民黨為中心組織和平團體，用言論來揭露、指責重慶政府對日抗 戰的錯誤，宣傳中日和平以拯救中國、拯救東亞，擴大和平運動的陣營，從而使重 慶政府改弦易轍。原來設想在西南日軍未佔領的地區建立一個和平運動基地，但自 從我離開重慶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現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變，我想不如推進百步， 索性建立一個和平政府，通過日本政府對中國和平的誠意，用事實來證明抗戰已毫 無意義，從而促使重慶政府轉向和平路線，這樣比較適當。」

　 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一事大出影佐等人的意料之外。當時日本政府只是吩咐影佐幫 助汪精衛建立一個「反共救國同盟會」的民間組織，並沒有設想汪精衛在日佔區建 立政府。所以影佐為難地說∶「誠然，這也確是一個好辦法。但是事實上我們只是 受命專來幫助先生轉移到安全的地點而已。關於現在您所說的話，在公務上我沒有 答覆您的資格。不過作為和平運動的同志，我還是發表我的意見。我認為，首先要 看日本政府是否徹底實行近衛聲明，這是前提條件。假如日本政府在這個態度上有 所改變的話，那 先生的這個新建議將會完全失敗的。我作為一個日本人說這樣的 話，不免有些奇怪，但這的確是一個需要慎重行事的事。」

　 汪精衛說∶「我也有同感。比如說，重慶政府還不信任貴國，他們認為日本嘴上說 得好聽，實際上心中所想的卻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志如今躊躇不前，也是 出自同一理由。近衛聲明是否實行，這是我們和平運動的分歧點。」
　 犬養健問∶「不知汪先生在組織新政府時要向帝國政府提出什 要求？」
　 汪精衛說∶「主要是希望日本政府堅持實行近衛首相的聲明，如果不能踐行聲明， 我必將遭到國人的譏笑，認為我是受日本的欺騙而離開重慶的。重慶方面也更不會 相信日本政府，認為貴國口是心非，不守諾言。」汪精衛還說∶「倘若將來貴國政府 要利用我們新政府的兵力，把我們看作日軍的一翼，讓我們與重慶軍隊作戰的話， 勢必會引起內戰，造成同民族間的流血犧牲，這是絕對要避免的。我們的最終目的， 並不是要打倒重慶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況下與之合作。這一點與所謂的反蔣運動 有本質的區別。」
　 汪精衛又說∶「對於中國人來說，抗日論也好，和平論也好，都是愛國心的表現， 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熱愛國家。從另一方面來說，抗戰論總容易讓一般的中國人接受。 與之相比，和平論幾乎就等於賣國論，是很難讓人接受的。從現在中國國民的心情 來講，哪怕是內地的一、兩個省份因抗戰而生存下來，人們也會確信，它將來必定 成為國家振興的根據地。這種主張最容易使血氣方剛的中國青年熱血沸騰。但是倘 若青年們沒有這樣旺盛的精神，中國的將來和亞洲的將來也就令人擔心了。由於這 些緣故，在我們和平運動的征途上會遭受到相當的責難，要經常不斷地被罵為賣國 賊、漢奸，但我已做好挨罵的思想準備。我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 能按照與我們約定的那樣在中國廣泛宣傳，到那時我們所經歷的苦難，才會放射出 異彩。我們在那個時候才能與抗日的青年們見面，互相笑著說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 同的道路。」

　 影佐禎昭被汪精衛的話深為感動，在他的回憶錄《曾走路我記》中，給予了汪精衛 最高級的讚詞∶「汪氏的行動表現出他對支那、對東亞的熱愛和赤誠，其崇高的精 神、高潔的人格連鬼神都會為之感動。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還能有什 呢？」

　 不管怎樣，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的「主動出擊」，使日本政府一時感到為難。日本 對中國的方針原來是分而治之，因為一個統一的大中國對日本總是一個威脅。日本 於1937年12月在華北製造了一個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於 1938年4月在長江下游地區製造了一個以梁鴻志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 日本並不打算在日佔區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所以對汪精衛提出在日軍佔領區 建立政府的計劃並不感興趣。但汪精衛畢竟是中國政壇上的超重量級人物，日方還 是認真考慮了汪精衛的建立政府設想。

　 1939年5月26日，汪精衛在上海召集高級幹部會議，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動提出「建 立政府」的計劃問題，叄加會議的有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梅思平等人。會議 經過三天的討論，擬訂出了《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準備以書面形式提交日 方，汪精衛親赴日本和日方談判。《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提出∶先召開國民 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修改黨章，重新制定政綱及政策，授權汪精衛組織中央政治 會議，負責改組國民政府以及「還都南京」。該文件還規定∶在「國府還都」南京 的同時，王克敏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梁鴻志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自動取 消，並宣布重慶國民政府為非法政府，其對國內發布的法令、對外締結的條約協定 一律無效。

　 1939年5月31日，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偵昭和犬 養健陪同下秘密飛往東京。日方儘管對汪精衛的來訪並沒有多大熱情，但還是給予 汪精衛很高的禮遇，前首相近衛文呂和外相有田八郎親往機場迎接。為了對外保持 秘密，汪精衛被安排住在東京郊外的一所高級私人別墅。對汪精衛的來訪，新任首 相平沼騏一郎召開政府首腦緊急會議，討論汪精衛提出在南京組建政府的要求，平 沼說∶「原來我國政府鼓勵汪氏出逃重慶是為了促進重慶政府內部分化而與帝國政 府議和，這樣戰事就可能更加順利一些。原先我們只是計劃在經濟上支持汪氏進行 和平運動，現在汪氏要求我國政府支持他在南京組織中央政府，這是我們未曾想過 的。」

　 日本政府內部對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的設想意見很不一致，經過激烈的爭論後，日 方終於統一意見，同意汪精衛建立新政府。1939年6月5日，日本內閣五相會議 擬出一個《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該方針規定∶1、中央政府由汪精衛、吳佩孚、 臨時政府、維新政權共同組成，吳佩孚主軍，汪精衛主政；2、新建中央政府根據 《調整日華新關係的方針》與日本建立調整國交；3、中央政府必須具備一定的號 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決定；4、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以分治合作為原則； 5、關於國民黨和三民主義，在不妨礙親日、滿和反共的原則下，可允許存在。日 方以《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為原則和汪精衛進行談判，但日方的建立政府方針 和汪精衛的建立政府設想相去甚遠。

　 6月10日，汪精衛首先與平沼首相會談，但沒有什 實質內容。第二天與陸軍大 臣板垣的會談，是這次談判的最主要重頭戲。板垣先提出陸軍不贊成汪精衛在南京 建立政府的意見，板垣說∶「難道除了南京，汪先生沒有考慮設法在其它地方建立 新政權嗎？譬如在皇軍佔領區以外。」
　 汪精衛回答說∶「原來我也是這樣考慮的，只是形勢發生了變化，才作出還都南京 的決定。」
　 板垣又說∶「南京已經有了維新政府，再由汪先生建立一個新政府，不是好辦法。」 汪精衛回答說∶「我們不說在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說還都南京。因為國民政府原在 南京，重慶被稱為陪都。還都能使重慶方面產生一種衝擊力和向心力，使國內一切 愛好和平之國民思和之心凝聚於故都南京。南京和平政府將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中央 政權，目前北平和南京的臨時、維新兩個政權應加以撤銷，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 央政府統一領導下。」
　 板垣聽後反論說∶「分治合作是五相會議決定的原則，臨時、維新兩政府經過與汪 先生協商可以考慮廢除名義，但不能取消其內容及已形成的事實。」
　 汪精衛則反論說∶「閣下的意思似乎與五相會議提出的內政問題交給中國方面的原 則有了距離，如果只廢除臨時、維新兩個名稱而照舊保留其實體，要我出來收拾時 局實感困難。因為中央政府有名而無實，勢必會發生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許可權之爭。 這樣的中央政府實在不是我們所設想成立的獨立自主政權，如果閣下要堅持，我只 有退讓或延期組織政府。」
　 最後板垣作出一些讓步，說只要汪精衛能夠說服王克敏、梁鴻志自願放棄政府，日 方也不反對。

　 日本原指望汪精衛在日軍佔領區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國的抗日力量。至於在 日軍佔領區之內建立傀儡政府，王克敏、梁鴻志這樣的人更加可靠。平沼內閣對汪 精衛的建立政府計劃很不積極，所以汪精衛這次秘密訪日並沒有太大收穫。汪精衛 回國後，曾走訪王克敏、梁鴻志，試圖說服兩人同意放棄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統一 的中央政府。但王、梁兩人均支支吾吾，沒有表示出願意放棄地方政府的意思，這 樣汪精衛在日佔區建立政府的計劃又瀕臨死路。

　 汪精衛在河內發表「艷電」時，吳佩孚曾表示支持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吳給汪去信 說∶「中日輔車相依，為友為敵，利害本昭然，但目前危亡抗戰之中，更須化敵為 友，因有史以來，從無久戰不和之理。故自蘆溝撟變起，身居故都，一直以啟導和 平為信念。」但汪精衛到北平約見吳佩孚時，吳佩孚態度很傲慢，結果會談沒有實 現，不過不久吳佩孚忽然急病而死。

　 1939年8月，平沼內閣倒台，原陸軍大將阿部信行出任首相。阿部上台後，開始 積極支持汪精衛，同意取消臨時、維新兩個政府而由汪精衛領導成立一個統一的中 央政府。1940年3月31日，汪精衛才正式「還都南京」，在日佔區成立了一個統 一的「國民政府」。

　 如果說日本人扶持汪精衛在日佔區成立一個傀儡政府，倒不如說這個傀儡政府是汪 精衛儘力「爭取」而來，而且是來之不易。日本人一方面懷疑汪精衛搞和平計劃是 中國人的詭計，試圖以此來緩解日本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面，日本也懷疑汪精衛等 人對日本的忠誠，儘管重慶開除了汪精衛等人黨籍職務，但汪等原國民黨人與重慶 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仍有各種難於切斷的千絲萬縷聯繫，日本人擔心汪精衛等人會 在關鍵的時候反叛，會把日本的軍事機密傳遞給重慶。事實上抗戰期間重慶政府正 是通過汪精衛政府獲得了大量的軍事情報。

　 日本人要在日佔區建立一個傀儡政府，最重要的考慮之一就是傀儡政府對日本的忠 誠可靠程度。從這方面來講，王克敏、梁鴻志等人顯然比汪精衛更加可靠。日本從 剛開始就沒有考慮過讓汪精衛在日佔區成立政府，只是希望汪精衛在日軍未佔領區 成立政府。多虧影佐偵昭等和平運動發起人儘力奔走，向日本領導層說明汪精衛的 誠意，最後日方才同意汪精衛成立政府的要求。

　 汪精衛本來性格清高，對金錢權力看得並不是很重，自動放棄了多次爭奪權力的機 會。但這次汪精衛卻一反常態，竟然「別人不請我自來」，爭著在日本人手下作一 個傀儡政府的領導人，讓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議。難道汪精衛真是出於一種責任感， 怕別人「賣國」把國家賣完，自己親自來搞有限度的賣國？汪精衛的確說過∶「別 人去送國還不如我汪某去送。別人送國是沒有限度的，而我送國則有限度，不能讓 他們把國都送完。」

　 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汪精衛也許因為被人們所誤解而難過。蔣介石不採納他的和 談建議，他不得不出走重慶，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建立一個新政府，和日本達成和平 撤軍的協議，救百姓於戰火之中。這本來是一個可行的計劃，他本人也不會因此被 人們恥為賣國求榮的漢奸。可是沒想到日本人臨時變卦，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把汪 精衛推進了漢奸的行列。

　 對此汪精衛是有苦難言，在當時他無法向別人解釋清楚他離開中國是被日本人欺騙 了。如果汪精衛隱遁歐洲，等於默認他幹了賣國之事而出逃歐洲。汪精衛想干點什 事來進行挽回，因此汪精衛才迫不及待地要建立一個政府，想作一些對中國有益 的事來改變人們對他的看法，澄清人們對他的誤解。可是汪精衛的努力反而起了相 反的作用，越陷越深，越洗越黑。政治仕海險處叢生，一步走錯，當年最讓人尊敬 的革命老英雄就變成最大級的賣國賊。

　 不過從客觀來看，在1939、1940年時，德意日的勢力正如日中天，很多人都認為 德意日要奪取世界領導權，至少要平分世界。假如當時日本和德國聯手首先打敗蘇 聯，逼和英美，中國的命運就很悲慘了。如果歷史真的走到這條路上，沒有汪精衛 在敵占區成立的統一中央政府，中國就要被分裂成幾個國家了。

第三部分之六 短命的南京政府

　 1939年8月，日本平沼內閣倒台，8月31日阿部信行陸軍大將的新內閣成立。阿 部首相在上台後的第二天發表聲明，聲稱處理中國事變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轉 變了以往對中國「分而治之」的方針，表示支持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迅速處理中 國事變。1939年9月15日，日本叄謀本部起草了《以建立中央政府為中心處理事 變的最高方針》，聲稱∶「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實質包括促成重慶實現停戰， 以及吸收重慶的軍力和財力」。

　 阿部首相的新方針使汪精衛在日佔區建立中央政府的計劃成為可能。汪精衛在策劃 新政府的同時，也展開了各種宣傳活動。汪精衛在「我對中日關係的根本理念和前 景目標」的廣播講話中，提出了中日間「結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衛說∶「現 在中國面臨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把蔣介石先生等人誇口的抗日戰爭繼續下去，但 我實在看不出重慶有取得抗戰勝利的軍事力量，抗戰的結果只能使共產黨受益；另 一條道路是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朝化敵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國走 向亡國之路，後者是中國走向復興之路，也是亞洲走向復興的道路。我決心選擇後 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有志之士加入我們的行列。」

　 1939年10月1日，汪精衛在日本的《中央公論》上發表一篇《寄語日本》的文章， 試圖警告那些熱衷於侵略中國的軍國主義分子。汪精衛在文章中說∶「侵略主義和 共產主義都是我們可怕的敵人。中國人都知道日本正在排除共產主義，卻不知道日 本排擊侵略主義。在中國人看來，日本也是一個侵略主義者，而且對中國的侵略最 甚，中國人把「東亞共同體」、「東亞新秩序」看成是滅亡中國的代名詞。如果日本 有滅亡中國的企圖的話，中國就不得不和共產主義勢力聯合起來反抗日本。這雖然 無異於飲鳩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暴，但也是無可奈何。」

　 1939年10月，日本興亞院起草了一個《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以此作為與汪精 衛談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條件。所謂「興亞院」，是日本政府於1938年7月成立 的一個專門處理中國問題的部門。興亞院提出的《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包括《調 整原則》、《調整要項》、《調整要綱附件》，比起前首相近衛文呂去年宣布的「善鄰 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有很大的倒退。《要綱》把中國劃分為東北、 內蒙、華北、華中、華南五種地帶或五個層次。最深的一層是「滿洲國」，第二層 是「蒙疆自治政府」（1939年9月，在日本的策划下，蒙古的德王在張家口成立了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第三層是華北，第四層是華中，第五層是華南。《要綱》 對這五個層次採取不同的政策。

　 對於東北，《要綱》要求中國承認「滿洲帝國」，使東北從中國完全獨立出來；對於 蒙疆地區，《要綱》要求中方同意「特別設定軍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在中國 的名義主權下實行自治；對於華北地區，《要綱》要求成為「日滿華高度結合地帶」， 日本在「高度結合地帶」實行「防共駐兵」；對於華中和華南地區，《要綱》稱恢復 和平後，日軍將從這些地區撤軍，但要讓日本軍艦在「長江沿岸特定地點及華南特 定島嶼駐屯停泊」。《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附件」中，把蒙疆地區解釋為長城 （包括長城）以北的地域」，把華北地區解釋為長城（不包括長城）以南的河北省、 山西省和山東省。

　 日方的「和平運動人士」對興亞院的《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也感到不滿。影佐幀 昭說∶「如果以此方案為基礎與汪先生談判，就會使人懷疑日本政府的信義。即使 汪先生接受了這個條件，和平運動也不會成功」。犬養健說∶「除了《日華新關係調 整要綱》，還有附件等八件，好比一座大山壓在汪先生身上，怎 能使他開展國內 的和平運動呢？又怎 能使他得到中國民眾的信任呢？」

　 汪精衛看了影佐送來的興亞院《要綱》後大失所望，《要綱》的內容不僅與他向日 本提出的要求相距甚遠，而且大大超過了上海重光堂協議的範圍，也違反了近衛第 三次聲明的精神。汪精衛考慮再三，還是準備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談判。汪給影佐回 信說∶「尊函及日華關係調整擬訂方案已收到，似與近衛聲明宗旨相當差異，頗以 為憾。但對此擬訂方案為基礎進行談判，則無異議。談判委員以周佛海為主任，梅 思平、高宗武、陶希聖、周隆庠為委員。希肝膽相照，和睦相處，以審擬東亞問題。」

　 1939年11月1日，以周佛海為首的汪方代表開始與日方代表舉行秘密談判。汪方 要求談判以近衛聲明、上海重光堂協議和東京談判的三個文件為基礎，表示很難接 受上述三個文件中所沒有的東西，而日方則態度強硬，堅持《要綱》的方針。由於 雙方一度爭執不下，只好中途休會。汪精衛聽完陶希聖的談判彙報後，流著淚說∶ 「日本如能征服中國，就來征服好了。他們征服不了中國，要我簽一個字在他的計 划上，這種文件說不上什 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 的賣身契罷了。」

　 汪精衛當時思想也有猶豫，準備搬到上海法租界的私宅暫住，發表聲明停止和平活 動。影佐得知汪精衛準備打退堂鼓後，趕緊去見汪精衛，汪精衛對影佐說∶「很感 謝諸位對談判的成功所作的努力。但這次日方提出的原案，和近衛聲明的宗旨相差 太遠，我們無法讓步，而你們如果讓了步也無法向日本政府交待。現在我們是在討 論一個不可能的問題，所以我認為不如停止談判，撤回建立新政府的設想。」

　 影佐一邊聽汪精衛的談話一邊筆記，當他聽到汪最後一段話時，兩行眼淚竟掉落到 筆記本上。影佐說∶「我協助汪先生遷居，並請法租界布防。但我認為汪先生放棄 新政府的計劃還為時尚早。正如您所說的那樣，談判進展非常困難。這個原案表面 上雖然強硬，但並不是沒有交涉的餘地，我們也不明白日本政府最後的打算是什 。 我將立刻回東京交涉，請先生暫時留下來等候我的消息。」

　 汪精衛認為影佐還是有誠意的，於是留下來等待影佐的消息。影佐回到東京後，向 陸軍大臣等人彙報了談判情況，並說明了汪精衛的立場，希望日方能作出適當的讓 步。11月下旬，影佐從東京返回上海，可是並沒有帶回滿足汪精衛要求的讓步。12 月雙方的談判再開，日方同意在協議書上附加一份《絕密諒解事項》，其中加入汪 精衛的一些要求。

　 日方的讓步之一是把日本在華駐軍分為防共和治安兩類，前者駐軍的區域規定為蒙 疆，以及正大鐵路以北的晉、冀北部及膠濟鐵路沿線地區，後者的治安駐軍則另行 協定，其餘地區的日軍在和平恢復後兩年內撤退完畢，但並沒有說明什 時候才算 恢復和平。另外日方同意取消向汪精衛政府派遣中央政治顧問，改為聘請日本軍事 顧問。

　 雖然日方的讓步很有限，汪精衛最後還是決定忍辱接受日方的條件成立中央政府。 與以前國民黨副總裁的身分相比，現在汪精衛的身價已跌為一個被政府通緝之人， 不再有太多討價還價的資本了。1939年12月30日，周佛海代表中方在協議草案 上簽字，周佛海解釋說∶「弱國無外交，現在我們暫時失去了某些主權，一旦新政 權建立後，經過和平建設，國勢日盛，到那時我們再與日方交涉來廢除有關的條約 和協定也不是不可能。」

　 1940年3月20日，新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這天是個晴朗的日子，南京市的市民 在警察的引導下，各家都掛出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日本本來主張新政府使用 以前北洋政府時代的五色旗，因為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和重慶方面的國旗一樣， 容易造成混淆敵我。但汪精衛堅持用國民黨的這個國旗，最後雙方達成妥協，在國 旗下增加一個寫有「和平、反共、建國」字樣的黃色三角巾。南京市民們看到以前 的國旗又飄揚在街頭心裡確有幾分高興，但看到國旗下的黃色三角巾心裡又有幾分 酸楚。這天還發生了日本兵槍擊國旗事件，因為中日開戰以來前線的日本兵一直對 著這個旗幟而戰，很多日本兵在這個旗幟面前倒下，現在這面旗幟突然在他們面前 升起，使不少日本兵在感情上一時接受不了。

　 1940年4月26日，新政府在南京舉行「還都」儀式。此時日本的阿部信行內閣已 經倒台，1940年1月16日成立了米內光政內閣。前首相阿部信行作為特使，和日 本眾議院議長、貴族院議長、以及日軍總叄謀長等要人出席了還都儀式。儀式在國 民政府大禮堂舉行，裡面擠滿了文武官員和前來祝賀的市民，文官身穿中式禮服， 武官身穿軍裝，但大家的臉上都沒有表現出還都的興奮。大禮堂里人頭攢動，卻是 一片肅靜，偶爾還傳來低聲的嘆息聲甚至哭泣聲。汪精衛宣讀完《還都宣言》後， 不禁流出了兩行熱淚，周佛海和影佐幀昭也落下了眼淚。

　 汪精衛的中央政權建立半年後，在以前密約的基礎上又進行了一次談判，簽訂了公 開的《華日基本條約》。1940年11月30日在南京舉行《華日基本條約》簽字儀式， 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身份出席簽字。汪精衛身穿禮服站在禮堂的石階前，等待日方 特使阿部信行到來時，眼淚忽然忍不住奪眶而出，沿著雙頰一滴滴流下。突然他以 雙手抓住自己的頭髮，用力地撥拉，鼻子里不斷發出了「恨 恨 」的聲音。這時 軍樂聲響起，汪精衛身旁的翻譯周隆庠悄聲提醒汪精衛說∶「先生，阿部大使來了。」 汪精衛這時才恍然從夢中醒來一般，周隆庠用手帕替汪精衛拭去淚水，用梳子梳整 一下汪的頭髮，此時汪精衛的臉上重新浮現出一絲微笑，走下台階迎接阿部特使。

　 汪精衛政府成立後的第一大任務，就是誘招重慶政府的軍政要人加入他們的「曲線 救國」行列。這個誘招行動雖然沒有很大的成果，但也並非一事無成。到1943年 8月，投奔汪精衛的重慶政府官員有國民黨中央委員20人，高級將領58人，軍隊 50餘萬，這些人都是不滿蔣介石的政客和被蔣介石排擠的地方雜軍。但1943年8 月以後，日本的敗色已濃，就再也沒有人投奔汪精衛政府了。

　 汪精衛政府的第二大任務是建軍。汪精衛深感以前沒有自己軍隊的苦惱，決心組建 一隻自己的軍隊。只要有了軍隊，有了實力，他的政府才能擺脫傀儡政權的地位， 日本也無法對他隨心所欲地控制。汪精衛效法孫中山辦軍校的方法，主辦起「中央 軍政幹部訓練團」，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汪精衛親自兼任團長，陳公博兼任教育 長，周佛海兼教務長。訓練團的對象是收編的投奔他們的地方雜軍，訓練以三個月 為一期，自上而下，一直訓練到排長為止。汪精衛的國民政府最多時曾有軍隊百餘 萬，但在短短的一兩年時間裡汪精衛還得不到軍隊的絕對效忠，1943年日本顯出 敗色後，許多投奔汪精衛的軍隊又轉投蔣介石。另外日本對汪精衛的建軍也十分警 惕，所以汪精衛的建軍計劃成果也不明顯。

　 汪精衛成立政府後比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鄉」。所謂「清鄉」就是清除國民黨 殘軍，共產黨新四軍在鄉村中的勢力，建立起汪精衛政府統治的末端機構。經過1 年多的時間，完成了江蘇、浙江、安徽三省的清鄉工作。以往日軍是在秋收的時候 出動軍隊武力收繳糧食，不但引起很大的民憤，而且收繳到的糧食也不多。汪精衛 政府在「清鄉」地區改為政府出面徵收糧食，結果日佔區百姓渡過了沒有日軍侵犯 騷擾的安穩的一年。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美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不少人以為日本向美國 宣戰是喪失理智的瘋狂行為，其實日本對美開戰也是有國民感情為基礎的。

　 日本在歷史上就一直處於人口非常過剩的狀態，對外移民是日本解決巨大人口壓力 的一個好辦法。由於美國是最富有吸引力的移民國家，19世紀末日本開始了移民 美國的熱潮，大量日本人紛紛移居美國。然而日本移民在美國卻受到嚴重的種族歧 視和迫害，當時美國的很多州規定禁止「有色人」擁有土地，許多在美國出生的日 本移民的二世、三世，雖然已成為地道的美國公民，但仍然被禁止擁有土地，只能 從事低賤的職業。

　 當時中國移民在美國也同樣受到嚴重的種族歧視和迫害，但中國政府向來不對自己 的人民負責，對自己的同胞被外國人迫害充耳不聞。而日本政府卻是一個負責任的 政府，日本就美國歧視迫害日本僑民的問題提出了抗議。於是美國開始制定限制日 本移民的「排日移民法案」，1924年美國制定了「關於移民問題的憲法修正案」，事 實上完全禁止了日本向美國的移民。

　 當時美國對來自歐洲的白人移民完全沒有人數限制，但是從1924年到1945年日本 投降，美國沒有批准過一個日本人移民美國。這明顯是對日本人、以及亞洲有色人 種的歧視。當時美國的「排日移民法案」，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民憤，國內反美情 緒高漲，使日本的親美派陷入了窮地，刺激日本走上了狂熱民族主義的道路。這是 日本偷襲珍珠港的遠因。

　 造成日本對美開戰的直接原因是美國的石油禁運。當時日本90％以上的石油依賴 美國進口，在依賴飛機軍艦坦克的現代化戰爭中，只要美國切斷日本的石油供應， 日本必然陷入不戰自敗的困境。據近年的一些資料顯示，美國的美孚石油公司在 1920年代就發現了中國的大慶油田。但美國政府卻不讓美孚公司公布這個發現， 反而讓美孚公司對外宣稱在中國東北沒有找到石油，還裝模作樣地提出一個「中國 貧油論」的理論，把中國的石油判了死刑。

　 當時日本為了擺脫石油被別人卡脖子的窘境，也在中國東北勘探尋找石油，但凡是 美國人勘探過的地方日本人就不再去勘探了，他們相信在美國人勘探過的地方真的 沒有石油。日本人萬萬沒有想到美國人會騙他們，真相信了「中國貧油論」，沒有 繼續在東北勘探石油。如果日本人發現了中國東北的大慶油田，日本也很可能不會 因為美國禁運石油而去偷襲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就要改寫。後來日本人 知道美國人欺騙他們時，感嘆輸給美國人輸得心服口服，美國人戰略眼光的高明真 是沒話說。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汪精衛提出代表中國向英美宣戰，並向日本提議南京政府派兵 到太平洋前線與日軍共同作戰。汪精衛向日本提出此項建議的目的主要是為南京政 府建立一隻強大軍隊找理由，但是日本並沒有同意汪精衛的叄戰計劃。日本人畢竟 對南京政府的忠誠持有疑慮，幫南京政府建立起強大的軍隊後，中國人會不會把槍 口掉過來對準自己？

　 1942年以後日本在太平洋戰線上投入了主要兵力，在中國戰場上已捉襟見肘。南 京政府也看出日本的窘境，逐漸採取強硬的態度，要求日本交還主權，擴大政府力 量。1942年9月22日，汪精衛向訪問南京的日本特使，前平沼騏一郎提出了強化 南京政府建議，汪精衛在建議中要求日本不要繼續干涉南京政府的行政和經濟。1943 年1月9日，南京政府與日本簽訂了《租界返還和廢除治外法權》，將英法租界和 日租界返還中國。1943年2月2日，汪精衛發出主席令，撤除國旗上「和平、反 共、建國」字樣的黃色三角巾，使國旗恢復了原來的模樣。1943年10月30日， 南京政府和日本重新簽訂了《華日同盟條約》，大大改善了1940年簽訂的《華日基 本條約》中的主權喪失部分。

　 雖然汪精衛利用太平洋戰爭大大改善了南京政府的地位，但如果日本戰敗，汪精衛 的努力將一切付之東流。1943年以後，日本已露敗跡，南京政府的官員也感到憂 心忡忡，一旦日本敗戰，他們的出路在哪裡？周佛海等不少高官開始暗地裡和重慶 方面取得聯繫，為自己準備一條退路。

　 蔣介石的重慶政府和毛澤東的中共也對汪精衛政府十分注目。俗話說∶「兩湖熟， 天下足」，汪精衛南京政府正是佔據了中國最富庶的地帶，和上海這個最大的國際 都市。日本戰敗後，南京政府投向重慶和延安的哪一方，就會大大增加該方的力量。 蔣介石通過周佛海等舊部下拉攏南京政府，毛澤東也試圖和汪精衛接近。1943年3 月7日，中共代表馮龍在上海與周佛海秘密接觸，馮龍說他是受中央軍事委員會副 主席劉少奇的直接指派，中共知道這件事的只有毛澤東等最上層三、四人，但中共 和南京政府的交涉似乎沒有什 成果。

　 1943年8月，汪精衛的健康開始惡化。1935年遇刺時留在背部未取出的子彈造成 的隱患，使汪精衛經常感到背部、胸部及兩肋的劇烈疼痛。11月21日，日本政府 派內科專家黑川利雄教授到南京為汪精衛檢查身體。汪精衛希望將體內的子彈取 出，但黑川認為還是保持現狀，不取為好。黑川走後汪精衛的病痛日益加劇，又請 南京日本陸軍醫院院長後藤治療。後藤認為病痛是由於子彈壓迫神經所致，認為非 取出彈頭不可，並保證手術能夠成功。汪精衛同意施行手術，12月19日後藤親自 主刀為汪取出了子彈。

　 但手術後汪精衛的病情突轉惡化，體溫上升，下肢麻痹。1944年元旦以後，汪精 衛已不能從床上坐起。1944年2月，日本政府再派黑川到南京為汪診治，黑川認 為彈頭取出後汪的兩腿才變得麻木，是脊椎壓迫神經所致，形成「多發性骨髓腫」。 「骨髓腫」是一種外傷引起的疾病，沒有有效的醫治方法，死亡率高達90％。黑 川建議汪精衛前往日本，用其先進設備為汪治療。3月1日，名古屋帝國大學的日 本神經外科醫學權威齋藤真教授奉首相東條英機之命，到南京為汪精衛會診。齋藤 會診後同意黑川的診斷，認為汪有必要到日本進行治療，宜早不宜遲。

　 1944年3月3日，汪精衛在陳壁君及其子女的陪同下，乘專機去日本就醫。臨行 前汪精衛召集陳公博、周佛海到病床前召開會議，並寫下手書∶「銘患病甚劇，發 熱五十餘日不能起床，盟邦東條首相派遣名醫來診，主張遷地療養，以期速愈。現 將公務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早日痊癒，以慰遠念。 兆銘。」

　 汪精衛飛抵日本後，住進了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的特別病房裡。汪精衛的住房除了 極少數高級醫務人員知道外，其他人員毫不知情。3月4日，名古屋帝國大學附屬 醫院組織黑川利雄、齋藤真等八名教授對汪精衛進行會診，再一次確診為因子彈頭 在體內過久，誘發成為多發性骨髓腫，第四至第七胸椎骨的腫脹已由背部向前胸擴 散，嚴重壓迫脊髓神經。會診結束後，齋藤親自主刀對汪施行「椎弓切除」，切除 左右胸背骨七片，以緩解汪精衛的疼痛。手術後，汪精衛感覺尚好，失去知覺兩個 月的雙腿也恢復了知覺。

　 但到1944年9月，汪精衛的病勢又開始惡化。汪精衛問主治醫生黑川教授∶「請坦 誠地告訴我，我的病能治好嗎？如果治不好的話，我想回中國。」黑川說∶「請放心， 我保證一定能治好。」這當然是醫生經常用來安慰病人的話。1944年10月，汪精 衛的病勢轉危。日方得知汪精衛病危後，不少高官前來探望，病房中擺滿了垂危病 人不可能下咽的水果和點心等慰問品。

　 11月8日，美軍對名古屋進行大規模空襲，醫院將汪精衛轉入地下室。因地下室 沒有暖氣設備，非常寒冷，汪精衛因此得了肺炎。次日汪精衛體溫高達四十度，呼 吸困難。11月10日午後，病房中傳來汪夫人陳壁君的大聲呼叫。黑川教授趕入病 房，見汪精衛渾身顫抖，痛苦不已。黑川握住汪精衛的手查看脈搏，汪精衛吃力地 說∶「我要回中國。。。」，這成了汪精衛最後的話。

　 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時20分，汪精衛停止了呼吸。汪精衛去世後的第二天， 日本現任首相小磯、前首相東條英機和前首相近衛文呂等人趕到醫院向汪精衛的遺 體告別。特別是前首相近衛在汪精衛的遺體面前默默站立了一個多小時，汪精衛今 天的下場可以說是近衛一手造成的，也許他感到有些內疚。汪精衛的遺體於11月 12日由專機運回中國，小磯首相、近衛等人前往機場為汪精衛的遺體送行。

　 汪精衛生前酷愛梅花，曾把南京的市花定為梅花。汪精衛在名古屋大學養病時，曾 贈送名古屋大學紀念紅梅樹苗株，種在病房前，現在還有兩株尚存。汪精衛死後葬 於南京郊外的梅花山，蔣介石還都後將汪精衛的墳墓炸毀，遺體燒卻。

第三部分《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第三部分之七 汪精衛死後南京政府的結局

　 汪精衛於1944年11月10日客死於日本名古屋，他的遺體於11月12日由專機運 回中國。汪精衛死後，南京國民政府專門成立了哀典委員會，由陳公博任主任委員， 周佛海、王克敏、褚民誼為副主任委員。南京政府於11月12日發出公告∶「國民 政府汪主席於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申時，在日本名古屋帝大醫院逝世，距生於 民國紀元前二十九年五月四日已時，享壽六十有二，謹於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遺體回 國成殮，擇期舉行國葬，飾終典禮，由國民政府會同中央黨部組織哀典委員會敬謹 辦理。」

　 11月12日下午六時，裝載汪精衛遺體的專機降落在南京光華門外機場、陳公博、 周佛海、王克敏等一百餘名官員到機場迎候。南京政府按照汪精衛生前的遺願，把 汪的陵墓建在國父孫中山陵墓左側的梅花山上，表示他生前是孫中山的助手，死後 也要追隨左右。由於汪精衛生前有過陵墓不要勞民傷財的遺囑，加上南京政府的財 政有限，所以汪精衛陵墓的規模不大。不過汪精衛的棺木外面用鋼筋混凝土澆灌了 厚厚的一層墓殼，倒是十分堅固。

　 汪精衛死後，南京政府推舉陳公博為國府主席，繼任行政院長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但陳公博堅持在最高職務上加個「代」字，陳公博說∶「現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 息，這台戲也該結束了。我來繼承汪先生的職位，是來辦理收場的，而不是來繼續 演出的。」此時日本的敗局已定，南京政府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17日，陳公博在南京主持召開中央 政治會議，決定解散南京國民政府，把中央政治會議改為南京臨時政務委員會，軍 事委員會改為治安委員會。當晚，陳公博廣播發表了《國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 歷時5年4個月的短命政權宣告結束。

　 陳公博解散南京政府後，向日本方面提出到日本避難的意願。此時日本已投降，但 還是安排讓陳公博、林柏生、周隆庠等人於8月25日秘密飛往日本。陳到日本後， 化名東山公子，隱居於京都郊外的金閣寺。但不久陳公博等人潛居日本的消息泄露， 中國政府向日本提出將陳公博等人引渡回國的要求，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只得無條件 答應中國的要求。日本前首相近衛文呂得知陳公博要被引渡回國，匆匆趕到金閣寺 和陳公博道別，近衛說∶「實在對不起。。。"，陳公博倒爽快地回答說∶「大家都是 為了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說不上誰對不起誰。」

　 1945年10月3日，陳公博一行7人被引渡回中國受審。1946年4月4日，江蘇高 等法院開庭審訊陳公博。陳公博對指控他的漢奸罪表示不服，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 說∶「我認為抗戰應該，而和平是不得已。平心靜氣去想想，當日汪先生來京之時， 淪陷地方至十數省，對於人民只有搶救，實無國可賣。在南京數年為保存國家人民 的元氣，無日不焦頭爛額，忍辱挨罵，對於個人只有熬苦，更無榮可求。到了今日， 我們應該念念汪先生創立民國的功勛，念念他的歷史和人格」。1946年4月12日， 法庭判決陳公博死刑，於1946年6月3日執行。臨行前，陳公博要求向陳璧君告 別。在陳璧君的囚室外，陳公博向陳璧君深深鞠了一大躬，雙手捧上自己用過的一 把茶壺，說∶「夫人，我先隨汪先生去了。牢中別無長物，一把茶壺，權做留個紀 念吧 」

　 陳璧君被捕後，更是表示堅決不服罪。1946年4月16日江蘇高等法院開庭審訊陳 璧君，陳璧君在法庭上說∶「日寇侵略，國土淪喪，人民遭殃，這是蔣介石的責任， 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重慶統治下的地區，由不得汪先生去賣。南京 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佔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只有從敵人手 中奪回權利，還有什 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收回淪陷區，如今完壁 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後判處陳璧君無期徒刑，陳璧君接到判決 書時卻說∶「本人有受死的勇氣，而無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陳璧君個性十分剛烈，汪精衛在日本治病時，陳璧君一直伴隨汪身旁，但從來沒有 對日本人說過一句感謝的話，日本人對她也很發怵。1949年共產黨奪取大陸後， 蔣介石並沒有把陳璧君移往台灣，而是把陳留給共產黨。1952年，和陳璧君私交 很深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和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去監獄探望陳璧君。1912年汪精 衛和陳璧君結婚時，何香凝還曾作過陳璧君的伴娘。宋慶齡和何香凝告訴陳璧君， 中央已經決定，只要陳璧君承認汪精衛有罪，寫一篇悔過書就可以釋放出獄。陳璧 君卻立即拒絕∶汪精衛無罪。她寧可坐牢，也不承認汪精衛有罪。1959年6月17 日，68歲的陳璧君死於監獄中。

　 與陳公博相比，周佛海要隨機應變得多。早在日本呈現敗跡時，周佛海就暗自與重 慶聯繫，為自己留好了退路。當年汪精衛與日本密談基本上是周佛海一手包辦，陳 公博不僅沒有叄與，而且還表示反對。最後汪精衛組建政府時，陳公博感到汪精衛 正值用人之際，出於與汪精衛的私人情誼才接受了汪精衛的邀請，到南京政府任職。 如果論「賣國罪」的話，與日本簽定密約的周佛海，顯然要大於沒有叄與密約的陳 公博。但最後周佛海卻比陳公博罪輕一等，只判了一個無期監禁，而官職比周佛海 小得多的林柏生、梅思平等人都判了死刑，可見當時的漢奸審判亦不公正。

　 儘管蔣介石抗戰後成為中國的民族英雄，但蔣介石在抗戰時期也多次和日本進行過 秘密和談。除了抗戰初期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外，1939年12月蔣介石密令戴笠 手下的軍統特務曾廣冒充財政部長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在香港與日方舉行秘 密談判。日方對此會談十分重視，要求繼續舉行高級別的談判。1940年3月7日 至10日，雙方在香港舉行了高級別的秘密會談，中方代表除了假「宋子良」外， 還有重慶行營叄謀處副處長陸軍中將陳超霖，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副侍 從長陸軍少將張漢年。

　 會議開始時，日方出示了陸軍大臣的證明書，而中方陳超霖、章友三兩人只出示了 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的證明書，卻沒有蔣介石的證明書，說明蔣介石不願直接 承擔和談的責任。但陳超霖說蔣介石親自過問此事，並在他離開重慶前，特別囑咐 他三件事∶（一）必須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證；（二）明確日本的條件；（三）會談在 秘密中進行。日方答應考慮蔣介石的撤軍要求，但提出了幾項撤軍條件∶（一）原 則上承認偽滿洲國；（二）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三）以密約規定日軍在內蒙及華北 若干地區駐軍防共；（四）停戰後與汪精衛一派合作。

　 據叄加會談的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透露，這次會談爭論的中心是滿洲國的 承認問題、撤軍問題、以及與汪精衛合作的問題。重慶方面表示∶「滿洲問題中國 原則上同意考慮，但方式如何另詳商議」；「關於撤兵問題，日本應將在華軍隊儘快 全部撤退，不得另找借口延遲撤退（撤兵步驟另細訂）；「關於汪精衛問題，純屬中 國內政問題。在恢復和平後，根據汪氏與國民黨的歷史關係，中國將適當處置，無 須提為和平條件之一。」但後來重慶方面表示在承認滿洲國問題上政府內部意見對 立，要求會談延期。後來重慶方面一拖再拖，談判也就不了了之。

　 1943月11月23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和蔣介石在開羅舉行會議， 會後發表的《開羅宣言》中聲明三國將聯合向日本侵略勢力作最後的反攻，在戰爭 勝利後，把中國東北、台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但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 首腦在雅爾塔舉行制定最後對日作戰方針的最高會議時，卻沒有邀請蔣介石叄加。 1945年8月，美、英、蘇三國發表敦促日本政府立即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時，竟然也沒有邀請中國這個對日作戰最久的國家一起敦促日本投降。這些使蔣介 石感到一種屈辱感，也是弱國無外交的另一種表現。

　 不過蔣介石又對美英蘇三國不邀請中國叄加最後對日作戰方針會議表示擔心∶三國 是不是準備出賣中國的利益對日講和？蔣介石最怕日本與三國進行有條件投降的談 判，把保存汪精衛政府作為日本從中國撤軍的條件。另外蔣介石也擔心蘇聯對日宣 戰，出兵中國戰場和日軍作戰，這樣中國就要成為共產黨的天下了。在擔心被美英 出賣和擔心蘇聯出兵的情況下，蔣介石通過地下渠道，派南京政府的考試院副院長 繆斌赴日與日本秘密談判單獨講和。繆斌表面是汪精衛的人，背後卻又是蔣介石的 人。1945年3月，繆斌受蔣介石的重託，化名「佐藤」來到東京，開始了「佐藤工 作」。日本對這次談判非常重視，當時的首相小磯國昭親自領導與繆斌的談判。

　 中國方面提出的與日本單獨講和的條件是∶日本從中國全面撤軍，解散南京政府和 取消滿洲國國號，中國即可與日本單獨簽署和平條約。小磯首相對中國的方案很感 興趣，有意接受中國的條件。當時日本正準備進行本土決戰，如果能和平體面地解 決中國問題，把幾十萬大軍撤回日本，可以有效地解決兵員不足的問題。此外和中 國單獨講和還有助於瓦解同盟國陣營，在外交上也是一大勝利。但日本的軍部卻極 力反對與中國單獨講和，小磯首相最後遺憾地說∶「錯過這次機會，百年以後都要 後悔。」

　 抗戰勝利後，繆斌被作為漢奸逮捕。繆斌本以為他很快就會被無罪釋放，但不久卻 傳來了儘快執行死刑的命令。繆斌於1946年5月21日被處決，比「第一漢奸」陳 公博的刑期還早。原來美軍佔領日本後，發現中國準備與日本單獨講和的「佐藤工 作」秘密資料，麥克阿瑟大怒，要傳喚繆斌到東京法庭出庭作證。蔣介石趕緊向美 國否認曾經和日本進行過秘密和談，另一方面卻下令立即處死繆斌，這可以說是「殺 人滅口」。繆斌作為南京政府的考試院副院長，並非政府要職，繆斌本人也沒有特 別重大的賣國行為，本來不應判死刑。將繆斌如此迅速地處死，也反映出蔣介石害 怕得罪美國人的心虛。不過在日本福岡久留米市的有名古寺善導寺中，卻有供祭繆 斌的牌位；在東京中央區的稻荷神社，還有「和平神繆斌顯彰碑」，把繆斌奉為「和 平神」，表示不忘繆斌的「和平工作」。

　 1946年1月，在重慶的蔣介石通知何應欽∶在重慶政府還都南京之前，必須將汪 精衛在梅花山上的墳墓處理掉。1月21日工兵用炸藥炸開汪精衛的墓殼，打開棺 木，見汪精衛的屍體上覆蓋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禮服∶黑色 長馬褂，胸佩大綬，頭戴禮帽。由於使用過防腐劑，屍體尚未腐爛。棺內沒有任何 陪葬品，只發現屍體的上衣口袋裡有一張3寸長的紙條，上書「魂兮歸來」四個字， 這是陳壁君在名古屋帝大醫院汪精衛去世時寫的。

　 汪精衛的棺木和屍體被運往清涼山火葬場徹底焚化，梅花山的墳地由工兵剷平後建 了一座小亭，四周添植許多花木，徹底改變了模樣。1994年時，在汪精衛的原墓 地上面修建了一座汪精衛跪像，似乎是模仿岳飛墓前的秦檜跪像供人們唾罵。但到 1999年1月，汪精衛跪像突然被撤除，原因尚不明了。

　 儘管人們常說「不以成敗論英雄」，但實際上往往是「成者英雄敗者賊」。如果客觀分析一下當時的形勢，汪精衛的南京政府存續下來的可能性亦不算小。第一種情況 是日本勝利，美國放棄遠東地區；第二種情況是日本有條件投降，從中國和南洋各 地撤軍，但日本很可能把保留汪精衛政權作為撤軍條件。如果美國沒有及時發明原 子彈，對日本進行本土作戰必然要付出巨大傷亡，美英為了自己的利益，很可能出 賣中國的利益接受日本的有條件投降。另外從反共一面來看，如果蘇聯叄戰的話， 蘇軍的首先攻擊目標肯定是在中國的日軍，這樣中國就不免會共產化。而汪精衛政 權是反共的，美英看來保留汪精衛政權總比蘇聯出兵中國強。第三種是日本向美英 蘇無條件投降，卻不向中國無條件投降，這從美英蘇三國不邀請中國一起發表敦促 日本政府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可以看出這種可能性。如果這樣日軍就會給 汪精衛政府留下一批武器裝備後突然撤軍，留下汪精衛政府自生自滅，就象美國拋 下南越政府撤軍一樣。由於汪精衛政府掌握了中國三分之一的土地和近半數的人 口，蔣介石要想消滅汪精衛政權也非易事。因此從「運氣」的角度來看，汪精衛南京政府的結局可以說是一種最遭的結局。

　 從汪精衛的一生來看，汪精衛是個典型的「文人革命家」，善於用筆而不善於用槍。 孫中山非常重視汪精衛的文才，孫中山的重要文件均由汪精衛起草，孫中山閱後總感滿意，極少改動，汪精衛其實擔任了孫中山秘書的角色。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 孫中山任總理，黃興任執行部部長，汪精衛任評議部部長，可見孫中山對汪的器重， 也說明汪在同盟會裡有相當高的聲望。

　 不過使汪精衛在中國名聲大振的，還是他以「精衛」的筆名在同盟會主辦的《民報》 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汪精衛寫的《滿洲立憲與國民革命》、《駁革命可以召瓜分 說》、《駁革命可以生內亂說》等一系列文章，都是當時廣為流傳的政論文佳作。1908 年8月19日，孫中山在新加坡《中興日報》上以「南洋小學生」為筆名發表文章 《論懼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識時務者也》，文中說∶「自精衛先生《民報》第六號《駁 革命可以召瓜分說》一論出，言中外情勢原原本本，使中國人士恍然大悟，懼外之 見為之一除。。。。拜讀精衛先生革命可杜瓜分之論，不禁五體投地，神聖奉之。」此 文後來收入《孫中山全集》。

　 但汪精衛的命運和他的老師孫中山一樣，都是只有威望卻無實權的領袖人物。文人 革命家在奪取政權以前起著極其重要的輿論製造工作，可是一旦政權到手，他們就 被掌握軍隊的軍人政治家們排擠到一邊。孫中山被袁世凱擺布，汪精衛被蔣介石擺 布，都是中國「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犧牲品。不過汪精衛對國民黨建立和發展的 「功勛」是無法抹煞的。現在台灣的國民黨，在召開重要會議以前必先朗讀孫中山 總理的遺言。然而這個遺言其實卻是汪精衛所寫，孫中山不過簽個字而已。這也表 現出汪精衛對國民黨的影響仍然「陰魂不散」。

　 汪精衛一生以生命為賭注進行了兩次拼搏，一次是刺殺攝政王，另一次是發起和平 運動，前一次賭博巨大成功，得到世人的喝采，後一次賭博卻完全失敗，遭到世人 的唾罵。不過「人算不如天算」，在很多重大事件中，運氣或天命起著重要的作用。 汪精衛行刺攝政王時抱著必死的決心，根本沒有想到生還。清政府對行刺滿人王公 的刺客一直都沒有不處死的先例，只是到了汪精衛時才破例免死。如果當時清政府 成全汪精衛必死的決心處死汪精衛，中國就會少一個大漢奸而多一個大英雄，現在 我們的中小學生們將代代朗讀汪烈士「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豪言壯語。

　 如果汪精衛在1935年遇刺時被打死，也會成為中國可歌可泣的光榮老革命家，而 汪精衛卻只傷不死。如果1939年重慶特務不是錯殺曾仲鳴而是打死汪精衛，人們 也只是嘆惜汪精衛一時糊塗，不會使汪精衛背上史上最大級漢奸的惡名。但命運之 神好象是在故意捉弄人，汪精衛最後對自己的人生也是不滿意的，在他60歲還歷 時曾經寫下一首《朝中措》的述懷詞∶

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
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
欄杆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
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

　 汪精衛在詞前還寫了這樣一段話∶「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 如畫，醉來忘卻興亡＇，悲不絕於心，亦作一首。」元好問這樣的亡國詩人之作引起 汪精衛的共鳴，可見汪精衛的內心亦是鬱郁頹喪。

　 不少人把汪精衛投靠日本人解釋為與蔣介石爭權，但從汪精衛的歷史來看，汪精衛並不是特別醉心於權力的人。1912年辛亥革命勝利時，以汪精衛當時在黨內的地位和社會影響，他至少可以當一個部長以上的官員，胡漢民就作了廣東都督。當時 汪精衛才30歲，這樣的高官對於一個30歲的青年應該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衛 卻提出「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 放棄作官到法國留學。辛亥革命後象汪精衛這樣具有功勞威望之人卻沒有作官的， 只有汪精衛一人。後來汪精衛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時，在完全可以不辭職的情況下主動自責辭職，也反映出汪精衛對權力看得不是很重。所以簡單地把汪精衛離開重慶搞和平運動看成是爭權奪利，其實是把歷史人物臉譜化了。

　 汪精衛個人的悲劇，其實也是近代中國的悲劇。試想如果當時中國是一個富裕強大 的國家，又怎麼會遭到外國的侵略？又怎麼會有漢奸？一個國家歷史上的漢奸越多，就說明這個國家越弱。對於一個遭到強敵侵略的弱國，總要有人挑起「漢奸的擔子」，古今中外的歷史都是如此。因此我們不應該公式化地把「漢奸」理解為一 群整天想著賣國求榮的民族敗類，而應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漢奸」們的悲劇。

　 （完）

2000年9月11日寫於日本　　

有刪節，全文見：林思雲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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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排名第一的答案針對汪精衛本人的心理狀態作了細緻分析。

我可以贊同該答主對汪精衛「求死情結」和「背鍋情結」的分析，但是具體到汪精衛「艷電」和投敵，他是不是真的認為自己做的正確，以及客觀上他的做法是否可以接受，這兩點從該答主給出的資料是分析不出來的。

我提到的問題2，即「客觀上汪精衛的做法是否可以接受」已經是有定論的，在民族戰爭的背景下這一做法肯定不會被接受，畢竟已經不是數百上千年前的封建征伐時代，而是民族主義興盛的時代，「民族大義」這個要素變得太重了，不能被背叛。如果汪精衛真的認為自己這麼做會被理解，那他是糊塗。

而問題1，也就是「汪精衛自己心裡到底是怎麼想的」，這個問題到現在都眾說紛紜，是因為沒有任何一條史料可以給出確切的定論。汪本人生前對於自己的投敵行為多有自辯，聲稱為「曲線救國」，這也是當時很多投靠日本的中方高層人物自我辯護的理由。但是，他們的行為能不能救國姑且不論，他們是不是真的為了救國才去投靠日本，這是要打問號的。畢竟人又不能讀心，更不能讀死人的心。

具體到汪精衛的身上事情又更複雜。因為：
1.汪精衛的地位本身就已經很高——國民黨副總裁，在蔣介石的體制下這高的不能再高了，他擁有崇高的名譽，也擁有不小的實權（當然肯定是鬥不過蔣）。從個人利益角度，相比較到日統區做傀儡的處境，其實還是在蔣一方要更好，精明如汪精衛是很容易想到到日統區是會受制於人的。
2.不同於身處一個實際已滅亡國家的貝當，汪精衛投敵之前還是身處一個控制廣袤領土，運行正常的國家政權內。如果說貝當還可能是被逼著迅速做出選擇，那汪精衛根本就沒必要著急決定出路，就算在重慶尸位素餐觀察時局，也還有很多年的考慮時間。

所以，才會有很多人對汪精衛的選擇感到奇怪。

結合現排位第一答案的分析，我個人做出進一步的分析，至於結論對不對，我不保證。

1.汪精衛雖然在國民黨內地位很高，但是政治上鬥不過蔣，處處受壓制（這是有史料證明的），因此懷有求變的心理。
2.汪精衛對日本的武力懷有恐懼，對與日本的軍事對抗前景很悲觀。
3.汪精衛錯誤地認為，可以通過與日本的內部合作，從不同的方向消弭日本的威脅。屆時他可以拿這個作為政治資本來提高地位。
4.汪精衛錯誤地認為，如果自己去與日本合作，是會受到輿論的支持的（估計這也就是他願意發出那封「艷電」公開宣傳的心理因素）。
5.汪精衛想到了在日統區可能會受制於人，但是沒想到會被控制的那麼厲害。

於是，汪精衛因為害怕戰爭失敗，在同時懷著「提高地位」和「曲線救國」這兩個目的的情況下，被「投敵能夠得到理解」和「投敵真能救國」這兩個錯誤的判斷所蠱惑，聽信了日方「給予較大許可權」的條件，懷著如最高票答案所說的那種「求死情懷」「背鍋情懷」義無反顧地踏上了不歸路，等到去了之後才發現已經走錯了，無法回頭。

事實上，汪偽政府的一干人等，在汪精衛正式投敵之後，才發現日方出爾反爾，給出的實際條件與事先答應的完全不同，為此曾經在上海的會議上爭論許久舉棋不定；事實上，他們也是在「艷電」發布之後，才從洶湧的批判聲浪里，發現自己之前對輿論走向的判斷是完全錯誤的。
但此時，木已成舟，既成事實無法抹去，而且也已經被日方所控制了，只好跟著一條路走到黑。

汪精衛等人日後多次以「曲線救國」和「自我犧牲」來辯護，即使是在戰爭還未結束的時候也是如此，這未必完全都是瞎話。但是，這不會是全部的動機，而且即使動機真的有可以接受的地方，選擇的做法也完全不能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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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男永遠得到了神燈，神燈啊！神燈！快來滿足我的願望吧！
精靈問：為了感謝你把我放出來，我可以滿足你一個願望。
色男答：我想每天都可以撫摸女人的。。。（咳咳，你懂的。。。）
好吧。他變成了一片護舒寶。

理想主義者最容易墮落的群體，因為他們被內心的慾望所驅使，從而不惜代價，泯滅他人與人性，在理想的呈現狀態下與他的本來認為的那樣理想早已是風馬牛不相及，因為他接觸黑暗，以為只有更加黑暗的手段才能實現理想，但是他不明白的是人類社會不光有黑暗，還有人性的光明，所以他們會失敗，會後悔。

即使是一個當初不這麼美好的理想呈現狀態，他們依然需要，除此之外，他們已經一無所有。

汪精衛屬於典型的理想主義群體，年少時候的他也跟你我一樣，想要改造國家，為了千千萬萬人的幸福，他願意學習戊戌六君子，自我流血開始，這不知道鼓舞了多少當時的年輕人們去投身於此。但是這個行為也可以表現為他是一個極端主義者，也是一個極端理想主義者，因為理想的驅使，他無所不為，甚至犧牲自己的性命在所不辭，當一個人不怕死是很可怕的。

有人覺得歷史是勝利者的書寫，如果他成功了是不是會有許多人歌功頌德，但是他當時的做法的的確確是有悖常理邏輯的，我現在想說的是就是他當時的所作所為。

我可以想像得到，一個這樣理想主義的少年，開始出入官場，見識了黑暗，不斷的用骯髒的手段來達到目的，直到成為這個國家當時的二號首長，不過他依然擁有理想與光明，不然他不會投降日本，做出這樣的千古罵名的事情，因為他知道一個人要成功就必須黑暗，所謂寧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

他最初像一個孩子一樣擁有勇氣和希望走進山洞，絲毫沒有發現裡面的光明越來越少，越來越黑暗，他也就能只能一條道走到黑了，慾望之火，理想之煙，虛無縹緲，留下的或許就是關於他的種種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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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答案庶幾可以看出每個人的史觀不一，相當有意思的問題。

汪本質實為文人，卻為英雄情結所誤。一生，兩個字：悲劇。
有答主覺得汪是慕容復，表面上看很相似，然而在下卻以為他其實是項羽。
項羽本質上是一個武將，卻為英雄情結所誤。
汪精衛本質實為一文人，卻為英雄情結所誤。他們都偏離了自己的本分。
慕容復欲作小人而不得，汪是欲作英雄而不得，其實是不一樣的。
汪並非投機小人！成王敗寇而已，如劉邦得韓信之助，中國得了美國援助，汪與項王走的都是一條註定無法回頭的敗亡之路。

汪精衛的事情大概是這樣的：村裡來土匪了，年輕人不是被殺就是跑光了，村長帶著一幫人收拾細軟逃到大山溝里，然後留下一堆老弱病殘婦幼，這時候村裡亂成一片，被土匪殺了一批，這時候有個德高望重的老支書跟這幫土匪年輕時有過一些交情，他覺得可以談談，然後自願或者被慫恿著跑回來跟強盜談判並維持秩序，不過這個人能有多大籌碼呢。
後來土匪做大死，又去動了隔壁羅村長的地盤，本村蔣村長於是在隔壁羅村長的支持下打回來了，然後說老支書是通敵姦細是我們村的恥辱，還把這人的家給砸了。
你說這厚道嗎？這肯定不厚道，然而這種不厚道在1949年以後又變成了常態，區別只是汪精衛一詞變成了周扒皮、劉文彩。
不少答案里說汪精衛沒有擔當，若說汪無擔當，蔣更沒有擔當的智慧了，看看二戰中國一張好牌被他糟蹋成啥樣了。毛更是沒有擔當，抗戰時期他們也沒有資本去擔當。

歷史與政治向來是厚黑當道，汪某擔當了殖民區，墓被老蔣炸了，老蔣擔當了抗日戰爭，江山被毛公搞了，毛擔當了1949年，至今功過兩評，敬之如神而恨之入骨。

汪精衛是1938年發表艷電的，1938年抗戰是中國抗戰最低潮（也有人說汪的投敵才導致了最低潮），在1941年美國人介入之前，沒有人敢開上帝視角說中國一定會贏日本。日寇謀劃中國謀劃至少半個世紀了，對中國的了解可謂到了反客為主令人髮指的地步，而中國呢，還處于軍閥混戰，將不知兵的境地。最簡單的一個例子就是中國軍隊用的作戰地圖居然要靠繳獲日本人繪製的中國地圖。中國軍隊甚至在戰爭爆發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基本的參謀體制。

汪最初也是積極抗日，但目睹張學良之流的抗日行徑才徹底失望轉而謀求第三路線。汪可以說是對中國抗戰失去了信心才跟日本聯繫的，這也是他不堅定的地方，但他的勇氣，依然如當初刺殺清朝親王一樣，天真而理想化。
二十八年前是去刺殺清朝的親王，二十八年後，是去面見敵國的首領，
二十八年前是驅除韃虜，二十八年後是去與虎謀皮。
二十八年前是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二十八年後是凄然不作零丁嘆，檢點平生未盡心。

汪兆銘肯定有他大節所虧的地方，與魔鬼合作的人，能不沾染魔鬼氣息？但歷史確實就是該置身其中才能公正的。設想知乎諸公，身處其位，自處其境，可有如此勇氣，自毀清譽，逆流而上？
至於沒有擔當的人，我倒是想起了另一個真·繡花無雙、亞洲之罪人——虛度101歲然後壽終正寢沒心沒肺的張學良。中國古近現代史上類似的人，還很多很多。
擔當之人反而一身黑水模糊不清。無擔當之人，反而逍遙自在做壁上觀。擔當一詞，何其蒼白！何其黑色幽默！

勇將張發奎半生服膺汪兆銘，也就是看到艷電才跟汪真正斷絕。汪一生以孫文正統傳人自居，孫文三大傳人，亦以汪最為純正，他代表的是國民黨內的傳統勢力，他跟日本人媾和，其實也不過是繼承孫文之衣缽而已。
世人談論起汪兆銘，說他當漢奸，卻常常有意無意忽略掉其實他跟孫文早期都是在日本混過的。日本人對他們來說其實就跟俄國人之於老共、美國之於胡適中間派一樣親切自然。
其實中國近代史，無非就是蘇美日三大國在中國大地的角逐罷了。那麼日本人的代理汪，與美國人的代理蔣，還有蘇聯人的代理毛，又有多大區別呢？
區別只是在1945年跟1949年，日美的代理人先後為蘇聯代理人驅逐出去而已。所以陳璧君為嘛不服，換做我我也不服啊。

然而以上都是老生常談，我想提一個可能沒有人提到的視角——

其實可以試著將國民黨之汪兆銘與共之瞿秋白做一個簡單粗放的對比。

瞿秋白如果不夠分量的話，其實還可以加上奔逃在外客死異鄉的張國燾。
有一段時間，我也曾經拿同樣是民國美男子的周恩來對比過汪精衛，對比他們的相似異同。
甚至我覺得周恩來就是實幹版+去文人化的汪精衛，都是一介美男，都長袖善舞，但都舉輕若重，不能當一把手。
汪與日寇共戴青天，周與毛公合謀革命。話說身不由己，功過自毀，何其矛盾，何其相似。

然而，還是被拋棄的瞿秋白，最有汪氏風範。
汪兆銘《最後之心情》，瞿秋白《多餘的話》，文人心有不甘，念念不忘，迴光返照。

但我依然覺得他們還是有擔當的文人，因為是他們的擔當使他們做出了選擇，也使他們說了最後的一些話。
汪某其實不過是一個想要在青史上留名的人，然而正應了梟雄桓溫那句話：

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復遺臭萬載耶？

他不是梟雄，他是一個政治化的文人，或者說他以文人心態去從政，無論如何都不會有好結果的。
他本質上應該去做文天祥黃道周那樣的楷模，至少可以蔭及子孫。
然而正如他二十八年前捨身做刺客，從容作楚囚，二十八年後，他選擇做了千夫所指的汪精衛，客死異國，炸墓焚屍，這是我們民族的一個悲劇。

類似的悲劇，我想起了張自忠將軍。
張自忠也曾被污為漢奸，棗宜一戰，轟然戰死，以死明志。
張自忠上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盟軍中陣亡的最高將領，戰死後日本人歡呼不絕，又稱之為「壯烈戰死的絕代勇將。」

類似的悲劇，還有方先覺將軍。
方是蔣介石的黃埔嫡系。衡陽一戰，血戰日寇四十七天，擊滅三倍敵軍，令日寇大為震撼，最後彈盡糧絕，為保全部下數千傷兵而降，後來雖然逃回重慶，無奈屢遭抨擊，最後出家為僧。
這是我們民族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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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我比較喜歡標新立異，現在就說說我的看法。

政治就是政治，倫理就是倫理。忠言逆耳，請大家不用用好人和壞人的觀點看問題，假如用這種觀點看人，那就沒有好人！

汪精衛是什麼職業？答案是政客。不是有句話叫男怕干錯行，說的就是汪精衛，名義上是國家最高領導人，其實不過傀儡一枚。在蔣介石、張作霖、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馬步芳、盛世才、劉文輝、王家烈、龍雲這些軍閥中間混是需要實力的，否則你說話根本不算數，也沒人聽你的。對於當時的汪精衛而言，完全就是一個沒有政治前途的政客，沒有政治前途對於政客比死亡更可怕。

1926年3月，蔣介石反共，汪精衛是國民政府和軍委的主席，可事先卻不知道。

1932年7月汪精衛命令張學良兵進熱河，做一個姿態，張學良抗命不從。

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發了「一·二八」事變，還是事先他不知道。

軍事、政治上排擠他，一些臟活他卻跑不了，那就是簽賣國的條約。

淞滬停戰協定有他，何梅協定有他，結果被孫鳳鳴打了一槍，死亡對於汪精衛一生或許是最大的解脫，可卻偏偏沒打死，因為把一個悲劇人物打殘，才是悲劇的高潮。一方面是日本開出來的條件確實誘人，實現「體面從中國撤軍」、「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日中經濟互相提攜」等。1938年10月梅思平攜密件回重慶呈汪。汪在家為梅設筵，當送梅出客廳時陳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敵的決心，說：「梅先生明天要走，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衛連聲說：「決定了，決定了！」（註：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273頁）在越南時，因為日本人改變了和談條件，汪精衛裹足不前，這個時候蔣介石又派出刺客，送了汪精衛一程，這個時候汪精衛才懂，自己已經沒有回頭路了，只能委身侍賊。

1946年1月21日，何應欽奉命炸毀汪精衛墓地，將其挫骨揚灰。卿本佳人，何故為賊 ？其實當時的軍閥，包括蔣介石那一個沒有和日本人接觸過？哪一個沒有和日本人討價還價？只不過這些軍閥手裡有軍隊，所以出的價比較高，而日本人認為自己手裡也有兵，所以不願十倍溢價收購，僅此而已。

就因為干錯了行當，民國那個時候只能幹軍閥，不能當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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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一世,有人成了面子,有人成了里子,都是時勢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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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想從汪的詩詞這個角度去揣摩他的心路歷程？那去看看《雙照樓詩詞稿》余英時的序好了，應該能滿足你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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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汪兆銘的舊體詩詞是真心好。五百年後，朝代更迭，疆域增減，其人的主要評價是詩詞聖手還是賣國漢奸，主要取決於他是出現在語文還是歷史教材中了。舉個可能不恰當的例子，你會在乎李煜是不是亡國之君么。我覺得前者可能性比較大，大概是因為我覺得文人的記性&>一般人&>政治家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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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問題爭議頗多，本人匿了。首先聲明：本文不為汪兆銘洗白，汪是漢奸無可爭議。文章寫於一年前，學生狗輕噴。另本文上傳多有刪節，文筆駑鈍。供諸君一笑過之

歷史首先是真實的歷史。是實證的歷史，不需要加入太多的形容詞，偉大的，神聖的，因為這些辭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真正的歷史本身，當然我們不可能這樣要求現實的世界也如此。現實世界的歷史往往是被扭曲的，被勝利者任意書寫。以至於在達芬奇的惡魔中出現了這麼一句話：歷史就是謊言。我對此不贊同。因為如果認同這個看法，那就代表我們的研究無從下手，沒有任何意義，陷入歷史虛無主義。因為我們就是在謊言的基礎上研究，對此我們需要了解兩個概念

1基本史實，即歷史上發生的基本歷史，例如辛亥革命爆發於1911年這個事無需置疑的，還有就是規範的歷史，即該事件的歷史意義和性質。舉個例子，汪精衛是否是個漢奸，這就屬於規範的歷史，不同的人對此有不同的看法，該看法是基於人們的價值觀形成的。當然看法的形成也是有多種原因的。還有我認為一個人可以一時蒙蔽所有人，永遠蒙蔽一部分人，但是他無法永遠蒙蔽所有人。所以我們需要去研究歷史，歷史的夾縫中隱藏著真相。歷史沒告訴你的也就是他告訴你的。

好，進入我們進入的專題，我們國內對汪兆銘的研究通常把他分為三個階段

1革命時期2國民黨內鬥時期3投降日本的偽政府時期

三個階段中，最爭議的是第三個時期，即投降日本。這是汪兆銘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大漢奸的根本原因。如果沒有他的這第三時期，汪精衛說不定在中國近代歷史上還是有著正面的一席之地，被共產黨譽為「民國民族民主鬥士」-.-！。如果沒有汪精衛的第二時期，那就更美滿了，汪精衛可以列於中國舊民主革命烈士。歷史沒有如果。既然是我講的，當然不能隨大流。故我不是以人物一生進程的時間軸來講述，而是以人物爭議的歷史事件來討論。

在講述正文內容，本著雅俗共賞的原則，先講一講汪精衛和他的妻子陳璧君。這二人撇開歷史角度不論，我只說一句話：他們是真愛。

我對這二人最開始的印象是我老家縣城有一座山，山上有座抗日陣亡革命烈士碑。碑前跪著兩石人。我那時候隱隱記的「陳璧君」三個字。當然石人上儘是些痰液穢物，年少無知也隨著人流吐了幾口唾沫星子。現在想起來還真是難夫難妻。

汪精衛是一個帥哥，有多帥，自己腦補。汪精衛身上有一股文人氣。自古以來人的品相不論如何，凡是有氣者，皆是人中豪傑，當然汪精衛也不例外，劍眉星目，臉上時刻不有著一股剛毅，認識他的人無不為汪精衛的氣魄所折服。當然這是在「艷電」以前。而陳璧君呢，我不多說，有點像香港已故影星沈碧霞。這個比喻很貼切，當然僅僅從外表而言。

在這個形式佔據戀愛主要內容的年代，他們的愛情當然是十分感人的。要我講述一下他們的戀愛交往過程么？學習歷史就是為了給當代借鑒經驗。汪精衛和陳璧君最早相識於同盟會。可以說二人相識於革命，當時陳璧君為汪精衛的風采和外貌還有他的革命家精神所傾倒。（風采和外貌）最重要的是汪精衛對陳璧君義正言辭的求愛拒絕。當然我不知道汪同志是否有考慮到陳璧君同學的外貌問題：他說革命者過著刀尖上的生活，娶妻生子是對家庭不負責的行為。這拒絕沒有讓陳璧君退縮。在刺殺清政府的載灃失敗後，汪精衛被捕入獄，陳璧君經常去探望，在這其間。雙方暗生情愫。互留情書以自白。在這裡我對於那些持汪精衛死裡逃生以至於後來更加珍惜自己的第二次生命以至於做日本的犬牙。我是十分不贊同的。縱觀汪精衛的一生，我沒有見過他哪件事是因為害怕自己的犧牲而去做違背他內心的事情。 這裡有兩首詩趕時間，我念重要的。在結尾處說一句，汪精衛的詩詞集《雙照樓》中有許多的情詩都是關於陳璧君的。辛亥革命爆發後，汪精衛撿回一條命，不慕名利，與陳璧君雙飛法國。在汪精衛的詩集《雙照樓》中，我沒有進行精確統計。我只能粗略說：汪兆銘同志在進行辛苦的革命生活之後，他的情感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而且是僅僅針對陳璧君一人。我挑選了我最喜歡的一首詩：西伯利亞道中寄冰如
我如飛雪飄無定，君似梅花冷不禁。回首時晴深院里，滿裾疏影伴清吟。

說這個不是說他們的愛情有多麼多麼偉大，為了說明一點，也是很需要在大眾中間，對歷史缺乏基本常識的人的說明：歷史就是過去社會人的活動，沒有一個人是決對的好人或者絕對的壞人，在民國也是如此。歷史人物就算是臉譜化，那也是歷史記錄者本著服務統治階層需要的目的。（好官方）經過歷朝歷代不斷沉澱下的一個結果。在揭開汪兆銘的「漢奸」臉譜下，我們繼續講述。

汪精衛一生爭議最大的即使投降日本，建立汪偽政府做了漢奸。這是他一生最大的污點，和袁世凱一樣，都毀了他們的一生所有的榮耀。對此我先列舉各方對此不同的看法。傳統國內的看法當然是漢奸，一個賣國求榮的狗腿子。以至於在情色文學上，汪精衛作為主角也佔有一席之地，當時我在看書的時候還翻到一本情色文學《女漢奸和汪精衛》具體內容就不多加贅述了。妖魔化汪精衛文章是主流，在這裡注意我的用詞，之所以用妖魔化是因為我對當代中國大陸對汪精衛的評價是不贊同的，最起碼沒有全面反映汪精衛複雜的人物性格，以及歷史功績。汪精衛肯定的文章論影響力首推林思雲的《真實的汪兆銘》在這篇文章中，林對中國大陸妖魔化汪精衛表示不贊同，認為汪是曲線救國，不忍心中國在抗戰中焦土被毀滅一切。不可否認汪行為的危險性遠遠大於那些所謂的愛國者，原因如下：現代革命者大抵都是遠距離革命者，一個人的言論要標榜自身道德的正義性並且自己沒有多大損失，就好像在當時國內一片抗日聲潮中，發表和談言論是要面臨巨大的風險。當然我如果生活在民國，作為一名標準的政治投機者，我肯定不會進入日本人的懷抱，最起碼不會明面上投入日本人的懷抱，當然表面功夫還是要做足。即發表抗日言論。表達對日本侵略者滿腔的憤怒，希望全國人民緊緊的團結在國民黨，蔣委員長周圍，在他的英勇領導下驅逐倭寇。汪精衛是個有獨立思想且敢於表達的，所以在1935年的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上，汪精衛就被愛國志士刺殺，這顆飛行的子彈進入了汪精衛的體內，也最終結束了他的生命。

在這裡我們要討論幾個問題一、漢奸，什麼是漢奸。漢奸最早的出處是乾隆皇帝斥責漢族中的敗類分子。後來延生到對於出賣中華民族國家利益的人的稱呼。現今我們隊漢奸的理解也基於此。每個人在他的孩童時代都有理想，有理想：超人，蝙蝠俠。。。。應該沒有人要立志當古今中外第一大漢奸的宏偉志向。當然也不排除少數人抱有如若不名留青史，那就遺臭萬年的人的想法。汪精衛不是後者，在民國大多數的漢奸之路都是在不知不覺中或者被迫走下去的。一句話，漢奸的形成更多程度上，是出於歷史宣傳的需要，或為了民眾對國家意識的增強，或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

看一看民國有被罵過漢奸的人，在這裡我舉例兩個人，這兩個人經常拿來比較。因為這兩個人的前半生和後半生完全相反的人生路徑，讓我不勝感慨。時間跳到1919年，巴黎和會失敗後，人民群眾痛斥陸宗輿章宗祥曹汝霖的賣國行徑。憤怒的學生舉行遊行，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在這些愛國學生中有一個叫梅如平的青年衝鋒在前，勇敢異常。歷史記住他，不僅僅因為五四，還有更重要的是他後來也成為汪偽政府高層的一員，她13歲的女兒發表了一篇文章《我不願做漢奸的女兒，我要打倒我的爸爸》。是不是很諷刺。我們也可以在他13的女兒上聯繫特定的歷史時期我們在做一些討論：一個十三歲的毛頭小伙懂什麼？一個熱血青年懂什麼？我們能說他女兒梅愛文的愛國情感是真切的嗎？當然能，一個熱血青年對於祖國的愛是真摯的，是世間為數不多的真實的，熱烈的純粹的情感。

（有刪除）

這就是文字遊戲。歷史在很多時候他不講邏輯，不講原則，被人任意曲寫。只有勝利者才有免去譴責的權利。

不要以後來者的眼光看待歷史，因為如此你便不能進入歷史，不能對歷史人物產生共鳴，當然也無從理解他。好無關主體的話不多說了。

而曹汝霖則專心做慈善，日軍組建偽政府史拒絕日本人的利誘。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通過這兩個人的比較，結合前面的內容我要說明，漢奸的主體，當事人更多的是被歷史的洪流捲入其中，而不是出其本願。在中國近代史上，你們會發現只要是有做過外交工作的，都會被罵為「外國賊」不論你的外交工作有多優秀，大清帝國糊裱匠李鴻章就是一個明例。放在當代就是不要去踢足球，尤其是國足，因為你不論怎麼踢，媒體和網民的吐槽都不會停歇。

我們拋開對漢奸的成見，繼續往下討論。汪精衛為什麼要投降日本侵略者。他難道不知道對於一個中國人，有其是一個黨國領袖而言，投靠日本人意味著什麼，身敗名裂，遺臭千古。擁有良好歷史修養的汪精衛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但是他還是投靠了日本人。大陸說法是，汪精衛對抗日的前景悲觀，所以要投靠日本人保持他的榮華富貴。還有在國民黨的內鬥中，汪精衛被蔣介石架空。對權利的追求，迫使他投靠日本人。這些觀點對於不熟知歷史的山野村夫是說的通的。但是縱觀汪精衛的一生，以及言論，上面的說法很明顯就有些站不住腳。還有汪精衛和蔣介石唱雙簧之說：我認為這種觀點純粹是充分發揮了對歷史的想像力的基礎之上形成的，其依據不過是：汪精衛離開重慶的時候，留下書信:君為其易，我任其難。當然還有後話，國民黨還都南京後，把位於國父旁的汪精衛的墳墓炸開，把遺體挫骨揚灰。

汪精衛對抗日的前景悲觀，這點僅屬於汪個人看法。在當時還是有許多人贊同的。是有一定的輿論基礎的。例如民國知識界的巨擘胡適之。就贊成和日本和談。認為中國國力弱小，在歐美沒有明顯表態時候，不適合對日本全面開戰。抗戰就是愛國？不抗戰就是不愛國？這點說不通。二者的基本出發點都是國家利益，不過個人的對國家實力的認識不同產生的分歧。

汪對抗日的悲觀言論早已見諸多報紙。悲觀言論能說明一個人是叛國者嗎？我感覺不能但是這點無法成為汪投入日本人的懷抱的充分理由。因為都是遠距離領導者，一個國家的領導階層都在戰爭後方，戰爭勝利歸結於領導人領導有方，失敗也禍不及自己，世界何其之大，難道就只有中國為容身之處？如陸秀夫那般背皇帝殉國的人寥寥無幾。我若是南京國民政府高層，我一定在報紙上發表激進的「抗日」言論。號召全國四萬萬同胞聯手抗日，驅逐倭寇。既賺了愛國者的稱號，又不用把我送到前線，大大的買賣。我這個說明當然不是說發表愛國言論都是政治投機者。而是在真正的歷史中，「愛國」言論更多的是一種宣傳口號和政治手段。無法真正以此判定一個人 是否為「愛國者」。

再論汪對權利的那種渴望。可以說民國大多數人政治上混的都是政客，在我看來是個例外，不僅僅是因為汪在推翻清政府中做出刺殺攝政王載灃的壯舉。而後民國成立，拒絕高官厚祿，攜陳璧君雙飛法國。在革命家中，汪是不多的道德先生，嚴謹的生活作風，不嫖娼，不酗酒，婚姻忠誠，為人謙恭。更重要的是汪精衛一生政治場上打滾。始終未能脫去其身上那文人氣。自古矯情最文人，百無一用是書生。作為民國文人政治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汪始終以其聲望，人品來統領下屬。和蔣介石的政治上位相比，簡直就是小學生。拜入青幫，娶宋美齡，拜把李宗仁，有自己的直系軍隊。試問一個有著崇高理想的文人在政治上怎麼有大的作為，不懂人性。

一個政治上的傻愣子又對國家抱有殺身成仁的熱枕。後面的汪的行為就容易解釋了。汪與日本人的洽談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認為：日對華無既定國策，中日戰爭，雙方皆損。可以與日本商定停戰事宜。而後以個人名義單獨叛逃河內，黨中央開始在報面上還解釋汪去河內養病。直到「艷電」發表，黨中央決定痛下殺手。結果是河內刺汪殺死了汪親信曾仲銘，促使汪精衛與日本的關係更為進一步發展。當然，日本內閣對汪精衛的投懷送抱開始還是存有疑慮，怕是有意為之，對於汪提出組建政府的提議也不是很支持。在這裡需要補充當時的抗日戰場形勢。畢竟談還是不談，都是依靠戰場形勢決定。盧溝橋事變後，日軍全面侵華。正面戰場如入無人之境。

日本對華有無既定國策，是汪精衛以及他的追隨者陳璧君和陳公博等最重要的辯解。如果沒有，那麼汪精衛就是在日本國內搖擺的對中政策下力求和平。如果有，那就是汪精衛組建偽政府就是投懷送抱，成了徹徹底底的漢奸。

在這個問題上爭議頗多。我無法對這些原始文件的真偽進行鑒定。例如1927年的《田中奏摺》。我就我了解的資料進行分析。

我的基本觀點是日軍侵華沒有既定國策。我在這裡依據的是《李宗仁回憶錄》里的觀點：日本侵華戰事最早在九一八時被土肥圓二郎和坂 等少數中下級軍官發動。事變爆發時，中國在東北的軍隊越有20萬人，而日本關東軍只有1萬餘人。但是南京和東北地方政府卻採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關東軍用了4個月時間久侵佔了東北三省。隨後日本政府被裹挾其中，在這要說明的是日本本土內閣政府無法對軍人進行有效控制，以及前線的節節勝利激發了軍部狂熱的戰爭慾望。舉一個例子、早1933年，當時的內閣首相時犬養毅就被狂熱愛國軍人殺死在。在發動全面侵華時候也為全軍出動。七七事變僅僅出動少數兵力，隨著戰事的勝利和推進即使是一個一個師團開進中國，也無法拔出陷進泥潭的身軀。日本文官政府在軍部對中的節節勝利和國內戰爭言論高漲的情況下，一步步走向全面侵華的道路。在這裡我們分析日軍為何對中國戰場勢如破竹進行分析：國力的差距是不可忽略的一個因素，在這裡引用劉大年編著的《抗戰時期重要資料統計集》在七七事變時候1937年中日國力比較，中國的國土面積和人口遠遠多於日本，但是在工業總產值上上和日本對比是4.4:1。鋼鐵、石油、銅等比例差不多在130:1左右。而現代化裝備飛機坦克，大口徑火炮等等都遠遠落後。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使得日本更加無所顧忌。在1939年，1940英國居然在日方脅迫下將中國與外界資源交流命脈封鎖三個月，使得國內抗戰局勢凸顯悲觀。還有各地軍閥在抗日戰爭中未能結成統一戰線也是一個巨大的原因，舉一個眾人皆知的例子，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時候，退出東北，實行不抵抗政策，白白將東北三省拱手讓給日本人。這裡當代歷史鑒於張學良將軍在西安事變中逼蔣抗日中的千古壯舉，比如要美化張將軍在這件事中的出發點，稱張是奉行蔣介石密令，不得不強忍國讎家恨退出東北。當時輿論痛斥張學良為賣國賊，當然此舉要按人民大眾的歷史評價標準還真是賣國行徑。為什麼，東北易幟，張學良也僅僅是名義上歸順中央，逼蔣抗日都做的出來，難道還要強忍國讎家恨聽蔣介石保全大局讓日本人侵略家土？保全自己實力才是重中之重。不可不說在抗戰早期各地軍閥保全實力私心很大。

隨著日本軍隊在中國大陸的肆意橫虐。使得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最重要的矛盾。中國對外抗戰情緒和陣線空前高漲和團結。最終取得反法西斯勝利，這當然是後話了。回到當時的中國。日軍勢如破竹，整個中國岌岌可危，抗戰要亡，不抗戰也要亡，那為何還要抗戰？汪精衛的意思是：不抗戰不是不抗戰，而是一種消極抗戰。即抗戰對民生的巨大破壞，我們爭取儘可能在保存國家力量的前提下，抗戰。但是日本方面的條件太苛刻我們也沒辦法了，我們只能使用武力抗戰。

為什麼說日本侵華有既定國策呢？說日本侵華是日本的既定國策。這不難理解。但凡在一個新政權建立的過程中，它所做的事情必然會套以神聖的外衣，必須要有合法性，正義性。用這一條觀點去看抗日戰爭的日本既定國策就順理成章。日本能對侵華戰爭沒有既定國策么？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何而來？敵後游而不擊從何而來？敵後的廣大人民解放區從何而來？如果不是同一國策，國民黨的攘外必先安內也就是對的，國民黨的政策怎麼能是對的？攘外必先安內是對的，也就是國內的主要矛盾不是中日民族矛盾，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赤匪的矛盾。萬惡的舊社會，為了維護自己的腐朽統治的政府的決策怎麼可能是對的？這麼的問題我想已經解決了我對於日軍侵華國策的問題。中共的這一宣傳思路致使了今後國內對於汪精衛的態度，當然汪精衛的漢奸頭銜的最重要原因還是他 的行為本身。

（刪）

至此。對汪偽政府的行為也進行了初步闡述。當然我沒有絲毫想要改變人民對汪精衛臉譜化的看法。在我看來人民群眾需要一些反面人物來實現自己道德標杆的確立。對漢奸的痛斥就很好實現了這點，古有秦檜，今有汪兆銘。這些人的真正歷史面目已經不重要了，這些研究就留給那些研究歷史，喜歡歷史的人。如果僅僅從個人對歷史人物的看法，我看了汪兆銘的一生。我對汪報以極大的同情。借用梁啟超評價李鴻章的話：吾敬汪兆銘才。吾惜汪兆銘之識，吾悲汪兆銘之遇。

汪兆銘的才華無可置疑：《民報》主要編輯，精衛筆名也由此而來，寓意對革命鍥而不捨，猶如精衛填海。被捕入獄，獄中作《慷慨篇》其中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被無數民國革命青年作為座右銘。猶如夏明翰的殺了夏明翰，自由後來人。執筆孫中山遺文。詩集《雙照樓》充分顯示了他深厚博識的古文功底。

惜汪兆銘之識：指的是走上一條世人不理解，甚至他自己都不理解的「曲線救國」的道路。在這裡我借用胡適先生對他的評價：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么？但是性命不顧是一件事；所主張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悲汪兆銘之遇。魯迅先生說:所謂悲劇就是把美得的事物毀滅給人看，汪精衛在民國風雨飄搖的人生際遇中走上了一條毀滅自己的道路，一步一步看著自己的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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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除去最後五年，汪精衛的一生該是一部蕩氣迴腸的正劇，但恰恰是生命中最後的五年，將它改寫為一部悲劇，革命老前輩成為最大賣國賊。而在此，我主要想談談汪精衛最後一步步從「正劇」走向「悲劇」的過程。

抗戰初期，汪精衛是主張進行抵抗的。「九一八」事變批評張學良 「不抵抗」政策，
「一·二八」事變支持十九路軍抗戰，相比同時期的張學良，蔣介石更顯主戰之意味，但其手中並無兵權，所為抵抗顯得力不從心。1931年汪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即「軍事不宣戰而儘力抵抗，外交上不絕交而儘力交涉」，戰與和的底線是「不失國土，不辱主權」。此外汪上台後，立即宣布遷都洛陽，並稱中國政府「決非威武所能屈，決不以尺土寸地授人」。1932年2月1日，汪精衛主持召開了最高軍事會議，決定把全國劃分四個防區和一個預備區，擺出了進行積極抵抗的姿態。沒有一個漢奸是生來註定，汪也並非一開始就是「投降派」，而是主張抵抗與議和並重，「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其此階段思想理念之核心，而隨著戰事日趨激烈，國土淪喪，軍民傷亡，其思想主張也漸漸更趨向於議和。

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德使陶德曼對國民政府和日方進行調停，但以失敗告終，而汪精衛依舊沒有放棄和平運動的念頭。經過前期一系列的試探與準備，1938年11月19日至21日，汪派高宗武和梅思平與日方在上海土肥原公館秘密舉行重光堂會談，確認中方汪派投降的行動計劃：汪精衛經昆明脫離重慶政府，日本政府隨即公布日華解決和平的條件等具體過程。會談達成日華協議內容如下：一，日華共同防共；二，中國承認滿洲國；三，中國承認日本人在華居住營業自由，日本廢除在華法外治權，歸還租界；五，補償在華日僑損失，不要求賠償戰費；六，隨治安恢復，兩年內撤兵（《日外交檔案s493號》）。12月18日，汪攜隨從飛離重慶，19日飛抵河內，22日，經日方內部商議通過，日本首相近衛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迫於軍方強烈反對，聲明中刪去關於「兩年內撤兵」這一重要條款。28日，汪最終決定發表「艷電」響應近衛聲明。沒想到近衛內閣突然於5天后的1938年1月3日宣布總辭職，接替的平沼對和平運動又不甚了解，其次龍雲變心，沒有按照當初的承諾響應汪的和平運動，迎接其在雲南建立新政府，所謂和平運動從一開始就走向歧途。不過一旦邁出第一步，往後想要回頭，就不那麼簡單了。最後，在1940年3月31日，汪精衛正式「還都南京」，在日佔區成立了一個統一的「國民政府」。

據近衛後來回憶：「汪兆明來後，當時軍部對余之聲明，已無履行之誠意，結果『汪政府』之和平運動成為賣國運動，終乏成效。（《近衛手記》）」從現有的資料來看，汪精衛當時選擇和平運動的初衷想必是好的，但隨著事態的發展，日方的行為離當初的和平協議內容相去甚遠，一步錯，步步錯，和平運動最終演變成賣國運動。對於日本方面，在一場重大的戰爭中，政客和軍人矛盾重重，國策的制定者也不斷更換，處於弱勢地位的汪精衛，隨時存在著被出賣的風險；對於汪精衛方面，正如其早年的自我評價「素鮮恆德」，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妥協性，又對日本的國策看得太過樂觀，對於日方也是一種不必要的敬重，並且忽視了中華人民抗日鬥爭的巨大潛力，也沒有預料到英美等國加入反法西斯陣營帶來國際形勢的風雲巨變。最終導致他所選擇的和平運動道路，從一開始就註定是悲劇。

在敵占區建立偽政府後，作為受日方卵翼之政權，具體的運作細節已並非汪所能控制了，各級組織藏污納垢，荼毒百姓，為謀己身之私立不擇手段者不在少數。而形勢的發展，已於最初近衛聲明精神相去甚遠，不少最初和平運動的也已動搖，早在1940年1月3日，和平運動早期發起人高宗武、陶希聖二人就同時逃離上海，脫離汪偽集團。但即使在1943年後，日本頹勢愈發明顯，汪依舊在偽政府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陶希聖談及日方誘降汪精衛曾說：「喝了一半的東西發現是毒酒，汪先生也要把它全喝下去。」
汪於1944年10月口述遺書中解釋箇中原因道：「兆銘之脫渝主和，與虎謀皮，必須截然與渝相反，始能獲得日人之稍加考慮。又必須本黨之中，各方面皆有一二代表人物，而後日人始信吾人有謀和可能，而為淪陷區中人民獲得若干生存條件之保障…國府目前所在之地區為淪陷區，其所代表者為淪陷區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對象為淪陷區中鐵蹄蹂躪之敵人。銘交涉有得，無傷於渝方之規復；交涉無成，仍可延緩敵人之進攻…」當時其所作所為，是否確實依其所述之精神，不得而知。但私以為，評價一個政權是否為賣國政權，也不應僅僅依據其所做之罪惡行徑得出結論，而更應當橫向對比，根據此政權產生前後國家人民權益受損程度之輕重做出判斷,例如汪偽政府開展「清鄉」運動問題，奴化教育問題，思考假設在無汪偽政府存在下之情形，不失為另一種研究歷史的方法。但以我本身之淺薄閱歷，尚未撥開迷霧見真相，斷不敢對此妄下結論。

蔡德金先生曾分析汪精衛最初選擇叛國投敵的原因有兩點：一是目睹中日綜合國力差距之懸殊而對抗日前景悲觀絕望，以求對日妥協換和平。二是自1927年武漢分共以來產生的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但就我不成熟的看法，這兩點可歸納為最核心的一點，就是汪堅信抗戰會亡國，求和才是出路。汪精衛之所以會在1927年由國民黨左派領袖突然變為堅定的反共者，在於他偶然閱讀共產國際下發的機密文件《五月指示》後認定共產黨的存在已威脅到國民黨未來生存發展了，從此對共產黨態度反轉，這是背景。而他建立偽政府後，打的口號之一也是「反共」，因為共產黨是抗戰論的堅定支持者。反共，除卻維護國民黨地位未來不受挑戰，本質還是反對抗戰，堅持走和平運動道路。但隨著時局的發展，他的思想也發生了微妙變化。他應該也逐漸意識到日本終將戰敗的結局了，其在1944年的遺書中也透露出這一點，並且思考到日本投降後的形勢發展問題，抗戰勝利後，將陷區交還政府，亦當勝於日人直接卵翼之組織或維持會之倫,所有條約，終成廢紙，無礙於國家之復興。甚至思考到中日未來能否相互提攜，互利互賴，有賴於日本民族之徹底覺悟，及我政府對日之寬大政策等等。可以看出，汪在投敵初期認為中國不可能戰勝日本的想法也在漸漸發生變化，其經營汪偽政權的目的也似乎由初期發展全國性的和平運動轉而更傾向於對於淪陷區未來的打算，對抗戰的態度似乎也有所轉變。李宗仁也在回憶錄中說道：「我們也應該說一句公道話，便是汪兆銘當了漢奸，卻沒有做積極破壞抗戰的勾當。」人的思想認識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會隨著外部環境以及閱歷體驗的變化而改變，回望汪精衛之前的人生歷程，這種變化屢見不鮮。但就汪精衛在和平運動過程中的思想變化以及目的動機變化的研究資料，我還未曾發現。從汪精衛晚年寫下的詩詞、文書中可以推測出，在生命的最後，他對於自己的一生，是留有遺憾的，但他到臨終前也並未透露出後悔之情，他堅信自己所做的工作雖不被時人理解，但終究是有益的。如今，歷史的真相早已淹沒在時間的洪流中，汪精衛也早已長眠於地下，功過任由後人評。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來生加以修正。但不知若回到最初的起點，已經目睹過這一切，他是否會重新選擇。

縱觀汪的一生，用生命下過兩次賭註：一，刺殺攝政王；二，發起和平運動。前者使他成為高山仰止的革命志士，後者使他成為萬人唾罵的賣國漢奸。歷史竟讓如此截然相反的行為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不禁令人瞠目結。從人的行為合理性出發，汪在投敵前已位居高位，身份顯赫，若只為求榮，遠不必自毀人格，背漢奸之罵名，冒被刺殺之危險，置近四十年為國事奮鬥之光輝歷史於不顧而賣國投敵，其中的利益與風險，他不會不明白。蓋其如此，乃是出於對和平運動這一政治道路的信仰，從當年汪的文書，演講，言論中不難發現此點。以我之愚見，汪精衛是一個胸懷大志的政客，而又因為錯誤估計國內國際形勢，在政治上選擇了最終被證明是錯誤的道路，在實行的過程中又做出諸多錯誤的行為，最終釀下悲劇性的結局。誠然，在當時社會大動蕩大起伏的歷史洪流中，作為個體的人是很容易迷失方向的，「站對隊」就顯得尤為重要，付出權益上最小的代價，獲得功利上對國家最有利的結局。而汪精衛，無疑是政治上站錯了隊的失意者。

站在抗日戰爭的硝煙散去近七十年的今天，回首那段歷史，早已沒有了切膚之痛，現在的我們，分享著抗戰勝利帶來的無盡的榮耀與自豪，和平與希望。但那血與淚換來的勝利，不能成為我們心安理得地鞭撻死者的資本，因為真實的戰爭，永遠沒有哪一方會一開始就註定勝利；真實的道路，永遠沒有哪一條會一開始就註定最佳。我們所要做的，不應只是作為一個戰勝國的國民去輕鬆批評當年的主和派賣國求榮，而更應參照前人主和、主戰之過程，思考其功過是非，在兩者間尋找最優化之平衡點，探索今日中國處理國際爭端之良方。若能如此，民之大幸，國之大幸。所有已永世長眠的愛國者，無論其生前榮耀與屈辱，想必亦會心生欣慰之感吧。

*多年之前所寫（其實是大一史綱課小論文哈哈哈），其中引用，參考，借鑒一些圖書資料已無法補全，表示感謝，在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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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犬戎到五胡亂華，到金 遼 蒙古 韃子。。。中國又不是第一次被夷族入侵了。。。。秉著我們老祖宗軍事上打不贏就靠政治文化斗的傳統。。。。他只不過是絕的日本人太強軍事上確實打不過。。。早點著手政治文化的鬥爭。。。這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一貫作風啊 只不過這次打贏了，他就成了投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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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一個老梗了——

有一條惡龍，每年要求村莊獻祭一個處女，每年這個村莊都會有一個少年英雄去與惡龍搏鬥，但無人生還。又一個英雄出發時，有人悄悄尾隨。龍穴鋪滿金銀財寶，英雄用劍刺死惡龍，然後坐在屍身上，看著閃爍的珠寶，慢慢地長出鱗片、尾巴和觸角，最終變成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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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無常 執劍少年終變成手持殺人刀 冷心冷眼的白頭翁。

我相信寫下這種詩句的人 心是真的 血也一定很熱 奈何「本是佳人，只是流落紅塵太久，已經漸漸變成了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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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任何民族或者國家而言，x奸都是已經超出底線，絕對不可饒恕的。
而對於汪精衛而言，他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或者名節來完成自己的理想，而在身後被自己想要保護和挽救的人所唾棄，也正是求仁得仁何所怨。
所以我們對汪精衛的蓋棺定論，也只需要一句「漢奸，不要學他」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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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沒有`「引刀成一快」，也因為不是「少年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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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很多很精彩的回答，都是從汪精衛的個人性格和政治主張出發解析的。這些解析對於汪精衛融合志士和漢奸角色為一體是成立的，可以很好地解釋這位缺乏堅定價值信仰，自卑而又自戀，敏感而極端，懦弱而又飽含犧牲精神的悲劇人生。我本來是打算從個人出身，性格和政治主張幾個方面來解析下這位悲劇人物的，當然也是自己的瞎想，也不是給這位洗地的。碰巧最近沒有時間來寫，再看了 @賀仙 和 @霍真布魯茲老爺 的解答，他們說的非常的精彩全面了，觀點相近我就不重複說了。我就從政治經濟的視角提供一種解讀吧，是為補充。//原來的調侃回答在後面

汪精衛是舊式的文人士大夫家庭出身，屬於典型的知識分子。中國傳統的儒家士大夫階層是富有家國情懷的，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求「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舊式文人的進身之階在於科舉，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入世是中國知識分子階層的核心追求。汪精衛出身於浙江文人世家，受到了傳統儒家思想的巨大影響，具有強烈的家國情懷，這可以解釋他的犧牲精神。我們在討論知識分子的時候，是要有政治經濟學的解讀的，曰知識分子在經濟上無法自立，通常是依附於不同的階級的，自身是不能稱之為階級的。

中國歷史上每逢王朝末期，總是有一番改朝換代的起義或者革命。晚清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社會局勢動蕩，各種變革叢生，也陷入了這樣的動蕩亂世之中。中國傳統的改朝換代的農民起義或者革命都有一個突出的特點，曰：「秀才革命加上農民造反」。每逢王朝末期，吏治昏聵腐敗，傳統的科舉體制選人用人的機制失效，大量讀書人失去了進身體制內的道路而流於鄉野，成為依附於豪強或流民的所在。而清末1905年廢除了科舉制度卻又沒有給予讀書人新的進身之階，雖然一時間出國留洋成為風尚，但於體制內的統治階級而言卻失去了天下讀書人的依附和支持，他們由此而由粉轉黑也就順理成章了。同時當王朝末期社會經濟秩序失效時，鄉野是遍布流民的，他們追求均貧富，崇尚俠義，敵視官吏，仇視體制，痛恨豪強，民粹激烈，曰既得利益者人人可殺，之於政治秩序是有嚴重破壞性的。被體制拋棄的讀書人又富有家國情懷、遠大志向的，力求掃除奸佞拯救蒼生也尋求自身飛黃騰達，逢當亂世通常想通過革命重新返回到經濟政治舞台的中心，這叫做知識分子的革命性。這樣的例子歷史上比比皆是，晚清以落榜的秀才洪秀全搞的最為宏大，而清末的革命黨論及其組成也是如此，相比黃興、宋教仁、陳其美、蔣介石這些起於下流的革命者而言，汪精衛就是典型的被體制拋離的讀書人又想通過革命進身實現理想抱負的「情懷黨、鍵盤俠、知識分子」了。汪精衛的文采了得，寫得一手好文章，做得一手好詩，無論行文還是講演都極富鼓動性，富有熱情和激情，於革命是需要的。

汪精衛既然革命了就脫離了如今士大夫的鄉土之根（所謂地主階級），致力於革命便需要依靠四起的流民遊民，共同革命便有了知識分子和流民民粹的結合。真實的歷史是無論同盟會還是革命黨都有洪門、青幫和袍哥這些幫會門派的大力支持和參與，這與歷代王朝覆滅時的起義運動並無區別。而亂世之中，幫會四動，豪俠並起，流民的文化和價值偏好一時成風，流民有什麼文化？救世救民的情懷、輕生死的犧牲精神、講義氣的倫理、崇尚荊軻刺秦的俠客精神啊！一時華夏崇俠尚義之風不亞於秦漢。民間有大刀王五、霍元甲、黃飛鴻等這些是武林豪傑，可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從譚嗣同慷慨就死，吳樾刺殺憲政考察團，秋瑾鑒湖女俠等等，俠客精神講究的是犧牲一人之生死，拯救家國於水火，喚起萬民之警醒。而由知識分子轉入革命集團的汪精衛不免是受到了這種俠客精神的影響的，加上實事激將和政治投機，採取犧牲個人以求立德的激烈刺殺行動是可以解釋的。正所謂「薪釜論」所言，為薪燃燒犧牲是一瞬間的，為釜砥礪支持是需要耐心的，而汪兆銘有自知自明，為一瞬間之犧牲，這也許算是政治上的投機吧。

汪精衛刺殺未成卻成就了他立功立言立德的不朽，成為了舉國皆知的革命英雄。由此一生成也由此，敗也由此。但汪精衛總歸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工作是個體性的，容易脫離實際，流於虛幻，或曰思想空虛，價值信用不堅定。本朝太祖有言：「（知識分子）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或曰具有革命性和軟弱性、動搖性的兩面性。雖然階級論未必都對，但是思想批判的價值在於指導實踐，太祖的批判於實踐確是有意義的。我們通常言及知識分子的時候，總是要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去這樣的考量分析他們的，無恆產者無恆心，有恆產者有恆念。汪精衛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革命者是成功的，但作為革命成功之後旋轉在政治舞台中央的文人政治家卻是失敗的。作為缺乏階級立場依附於階級的知識分子，他的思想是有局限性的，這個局限性體現在他缺乏政治家應有的責任擔當和政治手腕，也缺乏堅定的階級支持，他脫離了文人士大夫的地主階級又隔絕於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還不為帝國主義所欣賞更缺乏領導軍隊的魄力和能力，於是在政治上就是懦弱而無力的了。無論「寧漢合流」還是在國民黨內部的一再失勢，恰恰說明了他的知識分子的軟弱性和動搖性。這似乎是沒有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政客的通病吧，一如王倫搞不過林沖，宋江要搞投降之類的。

關於汪精衛的投敵做漢奸，除去前面討論良多的他那表面上為國為民犧牲個人實則內心自戀自憐的情懷外，還是有必要討論他在政治上的機會主義的。這與他在國民黨內部政治失勢是有聯繫的，原因也是一樣的，一個文人是沒有政治立場的，缺乏有力的階級支持，既不滿於上流統治階級的飛揚跋扈，又看不起底層民眾的民粹運動，脫離了政治活動的實際，從而缺乏明確而堅定的價值信仰，也就缺乏

應有的政治責任和擔當，更不可能有政治家應有的戰略遠見和強力手腕。這裡只能說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與文人知識分子的無根立場有關聯，也與知識分子知而不行，脫離實際的一貫有關。這一點是很明確的，從汪偽政權的漢奸們的普遍共性出發，你會發現他們大多有共同的階級特點，要麼是傳統士大夫的遺老遺少，要麼是充滿才情和浪漫主義的文人知識分子，這絕不是偶然的。歷史上有很多的歷史人物可以為此說法背書，比如洪承疇，比如錢謙益，比如現在的燈塔公知。在大革命失敗後TG黨內批判左傾冒險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實際上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冒險主義和機會主義是一體的，一個是浪漫激情的革命屬性一個是軟弱無當的革命立場。因為TG歷史上也有與汪精衛近乎相同的案例，我說的就是張國燾先生。

前述的內容，其實就是說明從政治立場出發，汪精衛作為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典型地演繹了一個知識分子政客的政治生命是如何作死的。缺乏階級利益和階級支持也缺乏社會實踐和動手能力，空有革命的浪漫情懷和激情，卻沒有踏實做事的恆心和耐心。在一舉成名天下知後卻又無足夠的能力與實力來撐起這個盛名，終於在政治鬥爭中落寞於強人之下，卻又不甘於失敗，總想著革命不是一磚一瓦建立的而是如同刺殺一般一蹴而就的，終於憋了個大招，想著以無代價的自我犧牲投日拯救國家萬民於敗亡之際。他這樣一個集知識分子的革命性、浪漫性和軟弱動搖性為一身的人作為政治家恰好解釋了什麼是冒險主義什麼是機會主義，成為志士還是漢奸在這個邏輯上是一致的。

我想在決定投敵的那一刻，他是相信自己的選擇的，後來後沒後悔不知道，只是在當時，他應該是為自己的又一次自我犧牲而陶醉和感動的。至於所謂的犧牲是不是在國際戰略上多邊押寶就未可知了，至少以中國文人一貫的德行，內鬥恐怕是重於外辱的，他一個文人是缺乏這樣的戰略見識的。

附：陳公博勸汪精衛不要投日，曰：「先生如此，何以面對國人？」汪生氣答曰：「弟為國家、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對國人？而且在此國家敗亡之時，更不計及個人地位。」

汪精衛總說到一句話：「說到犧牲，都是無代價的，有代價便不算犧牲，我已五十齣頭了，我決意當犧牲品。」

作為朋友胡適有評曰：「精衛以烈士出大名，終身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認只要有犧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以做，都不會錯。『我命且不惜，你們還不相信我嗎？』，他好像常常這樣想。」

//原回答
詩人為政總是激情多於實幹。
我們都熟知另一位搞破壞一流而搞建設不行的詩人。
我也不來洗地，我就幫著分析下，為什麼他引刀成一快，為什麼他做了漢奸，為什麼這是一個人---汪精衛。前面各位都說了性格的因素，政客投機的因素等等，我來說說汪精衛的階級吧。
汪精衛的人生悲劇，既是他個人的，也是他所代表的階級的，更是那個時代悲劇的一個縮影。
汪精衛出身晚清破落的士大夫家庭，屬於舊式的文人小知識分子階層。父親年輕時中了秀才，後屢試不中，鬱郁不得志，遂按紹興習慣去廣東做個錢糧師爺，流仕數地，六十二歲才與小妾生下了汪。老來得子必親愛之，老父待之甚重，親授詩書，寄望頗重。但在汪十四歲時父母雙亡，家道中落，汪寄居於大哥家中，兄待之嚴厲，寄人籬下，境遇驟降，前後落差巨大。及年長，朝廷又廢科舉，士無進身之階，完全脫離了體制，也無法進入體制了，由此在體制外遊盪。幸得時遇，考取了官費去日本留學。少時以儒家信條要求自己，修齊治平，知行合一，崇拜朱熹，王陽明，經家國突變，進士無途，很容易將個人遭遇與家國時代聯繫到一起。及至日本，始崇拜西鄉正隆等日本武士，力圖以一己之力改變時代。這一生活境遇的變化對促成汪精衛外表謙和而心地狹窄，懦弱自卑而總想著出人頭地光宗耀祖，往往反覆無常，首鼠兩端，自我矛盾的個人性格是有關係的。請比照宋押司來思考。
汪精衛這一代的文人脫離了體制的發展路徑，成為了自由漂泊的遊俠文士。舊體制的讀書人是可以魚躍龍門貨與帝王成就功名的，而一旦被科舉體制拋棄流落到江湖之上就會與遊民階級為伍，每逢王朝末期，游士與遊民的結合往往有巨大的破壞力，成為改朝換代的中堅，而游士往往成為革命的領袖。同樣與遊民在一起的游士也具備遊民階層的文化：「尚遊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計、嫉惡官吏、敵視土豪。」看看《水滸傳》就知道了。晚清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廢了科舉，亂了政制，民生凋敝，遊民四起，一時間社會上遊俠風起，大刀王五、霍元甲、黃飛鴻......這些大俠的傳說遠長。而從譚嗣同起，吳樾、秋瑾。。。所謂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一時間慷慨就義的俠客文化蔚然成風。而反清的革命的突出特點就是讀書人鬧革命，既有俠客精神又有讀書人的精神，許多人的出身不是家道中落的士大夫就是玻璃的富家子弟，很少有窮苦人家的。現在我們講情懷，人家那時候搞革命才是真的講情懷的，他們自幼深受儒家教育，具有家國情懷又有救世情懷，而家道中落使其兼具士大夫貴族階級和遊民流民的雙重性格。
比如說刺殺肅親王。汪精衛不是實幹家，很有書生意氣，擅長文字鼓動，有激情，有魅力，卻缺乏耐心和毅力來做細碎而繁雜的日常工作。這樣的性格就是詩人性格，適合從事娛樂行業，做萬人崇拜的偶像，如果去做具體工作，往往受不了挫折，一遇到困難便要走極端。這樣的例子在二十世紀的名人裡面舉不勝舉，就找自殺的就好。但汪精衛受到傳統儒家士大夫文化的影響，汪精衛又有救世情懷，儒家追求修齊治平，追求立功、立言、立德的。前面也有人回答了汪精衛給胡漢民的血書：「我今為薪，兄當為釜。」汪精衛知道自己不怕死卻不耐煩的，肯定是做不了釜，只能做薪，燃燒自己，與釜合力，煮成一鍋飯，以達成功。而立德也符合這個犧牲的精神，做烈士比做英雄豪傑要簡單，只需要瞬間的無畏，就可以成仁立德。這也是詩人或者文人的浪漫主義傾向的一種表現吧。在這個重視仁義的國家裡，轟轟烈烈，以死明志，確是千秋以來文人們追求的一種境界。明朝就有很多烈士了，比如方孝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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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我覺得像汪這樣的，才是正常人、平凡人、平庸人，是你、我、他的思維么？
汪發「艷電」是在1938年底
1938年底是個什麼情況？
有平型關大捷，然後太原會戰失敗；有台兒庄大捷，然後徐州會戰失敗
正面戰場，廣州淪陷，武漢淪陷，外援途徑面臨切斷的危險；敵後戰場根本沒有成氣候
在那樣的時候，有悲觀和絕望的情緒才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
蔣不投降，那是因為有宋美齡和美援；毛不投降，那是因為有戰略眼光，有《論持久戰》
可是汪有什麼？只有一腔熱血，一腔反覆被消耗的熱血
汪早年追隨孫中山，可是孫中山又何嘗不是熱血被反覆消耗？
孫中山是奇人，他有「很多腔」熱血可以供消耗，臨死前還能扶病北上，準備和馮玉祥談判，百折千回義無反顧，所以他是偉人，可是汪不是偉人
後來北伐成功，國民黨得了天下，他以同盟會元老之尊，卻又屈居於蔣介石之下
你說他鬱悶不鬱悶？
「引刀成一快」是1910年，27歲，風華正茂，意氣風發，而我們今天又有一個詞叫做「中二病」
「艷電」是1938年，55歲，半截入土
這20多年間，他經歷了多少，中國經歷了多少？他55歲時的心態能和27歲一樣？
說白了，他不過是一個「小時了了」的普通人而已，既無出眾的才能，又無出眾的資源，也無出眾的恆心
有汪精衛作反面，我們才能理解蔣介石決不投降的堅毅，欽佩毛澤東高瞻遠矚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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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漢奸，毛的靠山是蘇聯，蔣的靠山是英美，汪的靠山是日本，僅此而已，蔣贏了，他可以罵汪，最後毛贏了，他連汪蔣一塊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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