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張居正改革不被反攻倒算，明朝能撐得過1644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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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扯的因素太多了

「衰落帝國的財政是一個有趣的話題」——《羅馬帝國衰亡史》

在張居正那個年代，帝國中興的兩大問題，一是財政、二是軍事，但是我都從財政的角度展開，畢竟首輔大人乃帝國總管，不是上陣提刀砍人的斗將。

先看財政，引一張圖：

資料來自《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第一篇，第29頁。

從圖上能看出什麼？

第一：自洪武以降，大明帝國的人口數、戶數的總趨勢竟然是下降的，田畝數的總趨勢竟然是保持洪武年間水平的。

洪武年間繼承的是怎樣的殘破山河，承平日久之後，帝國登記在冊的口數、戶數居然一直下降，這是怎樣的違反經濟規律，唯一的解釋就是，隱瞞人口與田地。而帝國的經濟命脈又維繫於人頭稅與田賦，這就意味著帝國的財政對於整個經濟的控制力長期處於下降之中。

第二：從田畝數來看，與前朝登記在冊數相比發生飛躍的，只有弘治中興時代與張居正掌政的萬曆朝，其中尤其以萬曆朝成果最為顯著，登記田畝數是隆慶朝的三倍之多。江陵公真英雄也！

但是這依然不夠。為什麼？

再看看上表的數據，弘治中興結束之後，登記在冊的田畝數迎來一輪大衰退，可弘治朝時哪有什麼重大改革、後來又哪來什麼反攻倒算？無非就是大家兢兢業業照章辦事而已。帝國的財政又開始失血，原因無他，「良由宦室富戶從來飛灑、詭寄，以避大戶差徭」，說白了，土地、人口、錢糧都被日益壯大的地主士紳們隱匿了。人亡政息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因為張居正的改革從根本上動搖了地主士紳階級的利益，帝國的利益和地主的利益並不一致。

再看軍事，繼續引圖：

同樣引自《邊鎮糧餉》，第一篇。

單從表上來看，太倉銀也就是明代國庫的歲入在中後期是大體上升的，但實際上也可以看到，在張居正改革前的，太倉歲入基本不變，這與田畝數人口數基本不變趨勢一致，由於隆慶末期張居正已經入閣主管戶部，所以隆慶五年的太倉歲入增長也好理解。

此外，增長的大部分並不來自田畝數，而是鹽課，鹽課的比例越來越高這個趨勢一直保持到明朝滅亡。假如萬曆朝存在一個反應真實經濟狀況的「居正指數」，那麼鹽課肯定是最顯著的指標之一：鹽作為日常消費品，其消費總量與人口規模息息相關，而人口增長除了畝產上升之外，還依賴新田地的開墾。那麼由此不難推斷出江南地區的鹽商們與地主們到底控制著怎樣的土地、人口和經濟實力。

好吧說了這麼多好像還是經濟啊，與軍事有何干係？

太倉作為國家金庫，支出軍費是其主業，可是這個主業主到了什麼地步？即使在萬曆初年，對內平安無事、對外基本每戰必勝的情況下，軍費支出依然佔到了四分之三左右，而張居正死後，更是達到了85%並且一路狂飆。再回顧前面一張圖中太倉的虧空情況，可以說，即使張居正死後沒有出現人亡政息的情況，大明朝的財政依然要被軍費吸干。

根本原因是什麼？

是整個中國古代的稅收問題，晚明已經進入了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社會，社會分工複雜、外貿活動頻繁，可這些經濟增長的成就都難以反饋為帝國財政實力的增長。洪武大帝立下的商人不得穿絲綢衣服的規矩早已被現實粉碎，江南地區的豪商們是商人、地主與官僚的複合體，不僅控制著人口、土地、錢糧，他們的政治影響力甚至可以影響帝國首輔的人選。可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整個帝國的財政運轉居然靠的還是人頭稅和田賦，而實際上，直到崇禎加派三餉為止，明代的田賦一直是非常非常低的，整個帝國的財政體系如同建立在流沙之上，而汲取財政的基層力量被地主士紳們所架空和把持。

而田賦和人頭稅到底能有多少，「從2004 年國家財政收入決算表中可知農業稅為242 億元,只佔當年國家財政收入33267. 82 億元的0. 73 %」——儘管拿當代工業社會類比並不恰當，但是應該可以從中推斷出一個結論，商業社會裡土地和人頭稅絕對不會是主流，流轉稅、商業稅才是主要稅種。

帝國依賴農業稅——地主隱匿人口土地——帝國收不上稅財政實力被掏空——帝國管制能力下降——地主繼續隱匿人口土地——帝國更加收不上稅……形成了一個封閉的向下螺旋循環。

張居正的改革依舊圍繞的是對人頭稅、田賦的改革，而對稅制結構沒有做根本性的改變，也就意味著這種改革完全沒有打破這個循環。相反之下，一向被認為昏庸無道的萬曆皇帝倒是曾經試圖有所突破：萬曆朝晚期出現的礦監稅使，就是在失去張居正、失去對帝國財政的有效控制之後，一次更改稅制的嘗試。今天看萬曆朝這些宦官的斑斑劣跡：設立關卡干涉徵稅，督查礦業開採，經營歲辦、採辦、皇店，宦官經營倉儲——這不就對應的是現代社會中的商業流轉稅、資源稅、國家特許經營和統購統銷麽？固然宦官們的為非作歹是不可動搖的事實，但也別忘記了這些措施在晚明所直接針對，不正是地主士紳們么？而筆杆子又是在誰的手上？

為何張居正不能推動改變稅制結構而萬曆可以，很簡單：張居正的任何措施都不能完全背離整個階級的利益而存在，清查人口土地已經是極限，對商業礦產這塊大蛋糕徵稅？想都別想。皇帝作為天子、人間神、從法理上擁有暴力和道德的終極解釋權的存在，只有他才可以，可最後皇帝也在整個地主士紳階級的共同反對面前面前敗下陣來。

所以結論就是，張居正的改革無論如何救不了大明朝。

夾帶點很離譜的私貨：如今有那麼一批人捶胸頓足地感慨說，地主士紳階級是傳統中國社會的脊梁骨、最有良心，飽讀詩書氣自華……嗯，看看上面那張明代財政收入圖，再回味一下這句電影台詞：

這，是你們給我孫傳庭的！這，是你們給大明朝的！大明朝亡了，你們給我孫傳庭有什麼用？！

《大明劫》，正片第46分鐘

「世界上只有兩件事不可避免的,那就是稅收和死亡」——富蘭克林

地主士紳階級不願意向大明朝納稅，那麼迎接他們的就是來自闖軍的死亡

呸

明亡於東林黨。

謝邀。
禁言剛回來就去回答這種問題，很尷尬
畢竟我本人也不知道我死後發生了什麼。
幸虧我的後人告訴我我才知道朱翊鈞和張四維那倆，以及一堆反江陵黨把我的新政給廢了。
有人說，我的改革讓萬曆年有了資本主義萌芽——如果支持下去，大概可以吧。
但是，我依然覺得還是以貨當俸祿好一些。

我的身上充滿了續命的氣息。

對於明史不算很了解。但總感覺明朝中後期的朝廷有些君主立憲的感覺。內閣和皇帝共掌天下。而內閣又引入了黨派鬥爭。每個黨派後面又有其代表的地主或工商群體。
但是君主對軍隊的控制權不夠。軍費是控制軍隊的主要手段，軍費從國庫里出，國庫在內閣手上，皇帝小金庫和國庫之間又相互推諉，導致了君主對軍隊控制力度的下降。
本來，明朝的整個政體還算是比較穩固的，但是缺少了必要的一環。君主對軍隊的絕對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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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表象，關鍵在於………………
張大人再怎麼改革也是有限資源的如何分配的問題。
一個國家要有活力，本質是一個資源分配的問題。
要麼有限資源分配相對合理，一般新朝初期都是如此；
要麼就是增加資源的來路，中後期資源分配到了瓶頸，就會出現動蕩，咋辦？重新分配？就是改革，困難重重；另一種選擇就是對外擴張，殖民。比如西歐列強。
大明朝生不逢時！

當年明月自己都說了，那是氣數已盡，不是一個人就能挽回頹勢的，張居正，王安石，全都是改革派，共同點就是把士大夫階級的利益給剝奪了，本來明朝官員的俸祿就少，不找點路子貪污，怎麼養得起家眷和手下？遭到反攻倒算那是必然，除非把同期這一批人全部革職查辦，一個不留，再招一批新人入職，在他們死後都有人堅定不移的照著他們當時定下的規矩去執行，可能會挺一段時間，但這只是短時間內，這些旨意不會持續很久的，最終還是要看皇帝的決定，張居正用了半輩子時間才規劃出的改革措施，萬曆說不用就不用了，可惜不？只因為皇帝姓朱不姓張~~

古代歷來改革就是國與民之間、豪族與百姓之間的利益分配。
往往在朝代中期開始，地方豪族讓政府沒錢了，政府就想辦法多收錢，於是豪族把壓力又轉移到民間，引發民怨。如果政府直接對地方豪族開刀，地方豪族就會在某個時候舉行所謂的農民起義。

歷代控制縣以及縣以下都是難題，而稅收又大量來自於此。
真正根除鄉紳對稅收影響力的是共產黨和工業化。
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又農民公社，幾乎把鄉紳勢力打殘，而工業化又把利益集中到政府更有控制力的城市中去，這樣即使鄉紳對農民依舊讓政府夠不著，政府的稅收也不會受到多大的影響。

不回答問題，只反對目前排名第一的答案。
假設 @蚍蜉王子所陳述的問題都是事實，而且是"大部分的事實"，那麼他犯了以下嚴重的邏輯錯誤。

1，從國家稅收來看，地主士紳交的稅太少了；
這是一個不需要讀過多少歷史就知道的事實，明末正稅尚可以接受，但苛捐雜稅已經繁重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從而吸幹了民眾的賦稅能力，皇帝到手的錢糧少並不意味著納稅人就能吃飽，交稅太少是一個不存在的事實；

2，地主士紳將負擔轉嫁到了平民頭上，導致了社會動亂；
這是一個明顯的偷換概念，所謂地主士紳的稅賦豁免權只有一種獲得方法，那就是科舉制度，你非要說轉嫁那也是帝國的問題；
明末出現的獻地，其本質是民眾面對苛政的無奈之舉，是無豁免權的民眾主動成為了所謂地主的附庸，從而獲得了生存下去的可能；另外至於"地主隱瞞了土地"的問題可以看看

3，地主的階級覺悟不高與帝國利益不一致，不好好繳稅，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誰聽說過哪個階級覺悟高到"自願多納稅"的地步？毛阿敏和帝國的利益可謂高度一致，但她也逃稅。納稅這一行為所具有的外部性，決定了納稅必須是強制的，而不是覺悟高就會多納稅。帝國正稅的徵收能力偏低是官僚制的問題，不是納稅人的問題；

4，地主納稅少，所以皇帝養不起軍隊；
那麼換一個角度，地主自願多納稅就能得到更多的國防服務了嗎？事實是地主納的稅有可能被官僚層層盤剝，有可能落入皇家金庫，有可能被各種工程揮霍，當然也有可能用來養軍隊。這裡面的邏輯很清楚，在沒有權責對應這一前提下，認為地主的責任擴大那麼他們的權利也會擴大是一個謬論。
事實是崇禎最後躺在金山上向大臣哭窮，最後死於亂民之手。講權力時"天下是我的"，講義務時"天下是大家"，的確有夠剛烈。

最後再問一個問題， @蚍蜉王子所說的"地主""商人"到底是誰？明末的土地集中度處在怎麼樣的水平？有沒有"地主"這樣一個階級？中國古代的鹽鐵到底是怎麼運作的？利潤到底被誰拿走了？所謂"商人"在其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那最後我也來一句吧：
豎起一個尚不知是否存在的靶子，給專制帝國洗地。
呸就算了。

明朝亡於黨爭你說錯我就說對你說對我就說錯為了反對而反對
忠臣禍國比奸臣更嚴重因為他們站在道德制高點做壞事

國家真正的敵人是官員，官員對民眾財產有不受限制的侵犯剝奪的權力，他們不事生產，卻擁有對別人財產生殺予奪的權力，官員才是破壞國家活力和根基的敵人，民眾面對官員的侵犯和盤剝必須捨棄錢財以求自保，

所以大量的錢都跑到了官員的手裡，這也是為什麼李自成能從官員手裡抄出那麼多錢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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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地主階級不願意納稅（田稅和商稅），主要是因為政府不給予他們真正的個人財產權，即法律不保護個人財產權，官員對民眾（包括地主）有生殺予奪的權力而不受限制，所以就是因為那句老話，無代表，不納稅，因為國家政府不是由民眾代表公選出來的，不能代表民眾本身意願（反而侵犯民眾的身體和財產），所以民眾拒絕納稅，

ps:說到底就是因為政府沒有給予民眾合法的財產權利（受法律保護的個人財產權，不受官員盤剝），所以民眾對自己的財產沒有安全感，民眾自然對政府就沒有好感和擁護，所以對中國來說真正致命的是官員不受限制（西方有憲法，司法獨立，民選政府限制政府權力）的對民眾財產的侵犯剝奪的權力，這才是明朝（以及其他朝代）滅亡的根源。

不要影射

（本朝可沒有士紳優待的buff

不許影射！

張居正改革能撐得過不被反攻倒算么？

傳統的中國改革，是在根本制度不動搖前提下的人事改組，人亡政息意料之中。

我認為能改變歷史，就是因為他，讓我喜歡的是古代張居正，不是現代珍稀物種vampyr反(一款遊戲，今年底出來，現在可以預購)，為了給張先生一點良好的積勞，我覺得紅丸案，梃擊案，等都是古代這個叔大，啊，跟隔壁王叔叔的頭一樣大。就是因為萬曆，想報復我家張先生，使勁了一切辦法，強行炮烙，電餅鐺(電烙鐵)往身上那麼一挨，人肉好了。果然，積勞成疾？？？踢die啦！明朝可以回到1600年，吳三桂等一樣的民族融合志願人士來了，(我不皇漢)，。此回復無辱罵，正直等不良行為，被舉報了那就是自己不對了。。。

為什麼現在知乎上的歷史問題都洋溢著開掛的氣息。。。

很多著名的歷史事件都有其必然性，不是輕輕鬆鬆就能規避掉的。

我們都在用自以為的方式愛對方，卻從來不問對方想要什麼。這就是我對明朝一代大臣的感覺。張居正救不了明朝，因為明朝從制度設計的一開始就是錯誤的，是開歷史倒車。但是祖宗家法是不能變的。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是個農民，他把他自身的階級局限性深刻的印入整個明朝的體制，整個明朝的設計就是一堆農村的集合。它存在結構性矛盾。整個明朝都很缺錢，他只能維持在一個最低限度。明朝沒有建立起統一的財政制度，沒有有利於發展工商業的運輸體制。朝廷缺錢，明朝的統治者不是想辦法開稅源，比如說開放沿海，增加漁業和海運的稅收，而是讓大家勒緊褲腰帶，妄圖用道德的教化來減少慾望的需要，這是南轅北轍的。明朝的官方稅率非常低，但是實際稅率一點不低，因為他不包含各種損耗，運輸成本，辦公開支，人力成本，管理成本等等。這就是陋規存在的原因，這些成本是任何政府，任何年代都現實存在的，但是明朝不考慮這些，從而使得當官的不違法就做不了官。明朝的稅收體制也非常複雜，可以說脫離了當時的社會實際。在前期還能縫縫補補，到了後期政府開支越來越大的時候就沒有迴旋的餘地了。張居正的改革還是想簡化稅制，但是結構性矛盾不解除，他的改革只能是延緩，不能根治。另外想說一下東林黨，東林黨人確實是鐵骨錚錚，但是局限性很大，他們放現在就是所謂的政治正確，而不考慮生產力匹不匹配。打個不恰當的比方，中國環境污染很厲害，黑心老闆在兩會上說，我納稅多我上面有人我想怎麼污染怎麼污染，東林黨人說不行，把全行業關了，把老闆們全關監獄。他們愛國，但是愛國的方式不對。

歷史也有很多偶然，一怒衝冠為紅顏，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我覺得看待歷史應該就事論事以史為鑒，不用刻意的去糾結該不該那樣，如果不是會怎麼樣，因為它已經那樣了，是個事實存在。
就這件事，我們知道了改革是一個時代發展的必要，怎麼改革才正確就行了，至於改革了還會不會滅亡就沒必要糾結。

這是個複雜的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也是多個因素綜合的結果。

- 魏忠賢擾亂朝綱，胡作非為。
- 天災，連著多年旱災。
- 運氣不好。
- 崇禎佷想做事，略急躁。

亡於崇禎作死…殺那麼多良將，換那麼多首輔

會遲一點。不過，只要還有不納稅只願享受權利不盡義務的利益集團存在，遲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