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紳們萬貫的家財是以國家存在為基礎，那為何明朝將亡時他們也不肯出錢救國？
明朝末年，國家戰事不斷，又有饑荒，稅也收不上來，為什麼坐擁巨大財富的官僚士紳體系內的人不肯出錢幫助明朝化解危難呢？明朝是被活活窮死的，明朝滅亡了，對那些官僚士紳又有什麼好處？滿清入關也罷、李自成當皇帝也罷，他們的財富是建立在大明朝存在的基礎上的，明朝滅亡重新洗牌之後，他們的財富還能維持嗎？
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認為是自己的責任。
比如現在可能國家財政緊張了，你會想把自己的錢捐到國庫里嗎？你肯定想我憑什麼啊？明朝的官僚地主們也是這麼想的。朝廷的虧空是個無底洞，自己的錢卻是看得見的，用個人有限的錢填無限的國家赤字，那是蠢人才幹的事兒。
國家財政緊張又不是我的責任，起義軍造皇上的反又不是造我的反，我自己吃香喝辣小日子過得挺好我操那個心幹嘛？何況大明朝快三百年了怎麼可能亡了呢？
實際上哪怕到了崇禎十六年，也有相當多的人認為明朝是亡了不了的，官照買禮照送，還以為大明能江山永固呢。
題主可能想說的是，這幫人傻啊？自己的財富是建立在明朝的基礎上的啊。
真的是這樣的嗎？
題主可以翻翻中國歷史，看看中國從古到今改朝換代有多少新朝代是跟舊官僚地主過不去的。
封建社會的統治形式一直都是「皇權不下縣，鄉紳管四方」。對於地方的大小地主們，皇帝姓什麼對他們來說並沒有什麼分別，都是個繳稅，何況崇禎這個皇上還開徵三餉，換個皇帝沒準繳稅還少點呢，反正怎麼改朝換代，地方上說了算的總還是那幾個人，你可以看看《白鹿原》，大清也好，北洋也好，民國也好，原上有地位的永遠是那幾個族長鄉紳。這就是地主不跟朝廷一條心的原因。
等李自成攻破北京他們才明白，李自成不是國民政府，是共產黨，當然這是後話了。
對於官僚來說也一樣，新朝代也要找人做官，天下讀書人就那麼多，行政崗位也不會因為改朝換代而減少。新皇上一來磕個頭，到了新朝代照樣當官，照樣吃香喝辣，歷朝歷代都是這個例子，傻子才去給明朝抵命去。
所以官僚也跟皇帝不是一條心。
唯一應該跟皇帝一條心的，應該是宗室，朱家的王爺們用富可敵國來形容毫不過分。他們的富貴是真正建立在明朝之上的，可是在王朝的末期，他們表現出了驚人的自私，起義軍攻破各省的省會，各地的巡撫總兵們求著王爺們拿出點銀子勞軍，但是各地的王爺十有八九充當了鐵公雞的角色，真是死不足惜。可能他們還是認為以大明之大，怎麼會被區區幾個草寇給推翻了呢？
所以明朝在這些人的集體冷漠之下根本無法維持，從上到下真正為明朝奮鬥的人寥寥無幾，官僚和地主們始終認為明朝亡了也不會侵犯到自己的利益。
直到李自成進北京。
（李自成真的是一個悲情英雄，他是稱得上英雄這兩個字的，這點跟朱元璋有點像，朱元璋是解放漢人，李自成是解放窮人，他們倆都是真正的痛恨腐敗，大順軍進入北京迅速腐化很大程度是因為李自成控制不住手下。晚明各路起義軍首領裡面，張獻忠嗜殺殘忍，完全是個變態，劉國能生活腐化，浪費無度，其他各路首領情況也差不多。唯一只有高迎祥比較有英雄氣，可惜還被孫傳庭殺了，李自成由於缺乏遠見，對和滿清作戰完全沒有心理準備，導致快速消亡，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可悲的轉折點，直接導致三百年的異族統治。）
之前雖然起義軍在地方上殺王爺，打土豪，但是官老爺們始終認為他們那是收買人心，等到了北京坐龍庭之後就會成熟一些，按規矩來的。
李自成招待他們的是大刑。
明朝一年正額財政收入不過五百萬，僅僅一個北京城內的官僚貴戚經過嚴刑拷打之後就交出了七千萬兩銀子，腐敗程度令人髮指。（而且七千萬兩還只是現銀，大順軍規定珠寶文物絲綢等「十不當一」）崇禎皇上哪怕有一百萬的銀子，就能湊夠關寧軍勤王的軍餉，北京也許就不會被攻破，但是滿朝文武捐錢都是幾百幾百捐的，最後把幾十萬的家產統統給了李自成了。
人人趴在大明朝身上吸血，一口都不肯少，終於把大明朝給吸死了，最後全都便宜了別人。
該！
（這裡補充一句，大臣們不肯捐錢除了摳以外還有個原因，就是崇禎皇上太不是東西，出了名的反覆無常，朝令夕改剛愎自用，愛殺大臣，今天你捐錢當了模範明天他反貪把你當典型這種事兒他是絕對干出來了的）
李自成剛進北京的時候，兵勢滔天，佔領山東河南河北等地完全是接管的方式，一個縣令帶幾個隨從就敢去接管一個縣，各地基本沒有抵抗。可是隨著北京拷掠百官的消息和李自成拷掠地主的命令傳到地方，這時候各地的官僚士紳們紛紛表示出了對明朝空前的忠誠，給崇禎皇帝設祭台，向南京政府效忠等，全力反抗李自成的統治。
說到底，就是新王朝傷害了自己的利益，誰搶了地主的飯碗地主就反對誰，僅此而已。
雖然清朝是少數民族，但是清朝的統治者在剛進關的時候就表現出了很成熟的政治智慧，對待官僚地主們一律加官進爵，免收賦稅，於是官僚地主們紛紛投向大清的懷抱，在剃髮令實施之前，大清打的是順風順水。
事實證明，一個新朝代，只有滿足了地主們的利益才能坐的住，除非你把地主全消滅了，是吧？京城戲霸袁四爺，歷經清朝、北洋、日本、民國政府，江山如何易主變色，爺就是爺，誰來了都是爺
江山無論如何易主，到了地方，要的是秩序不是人頭，有秩序才有稅收，有秩序才有合法性，地方官僚、商幫能夠讓新君最快穩定地方局勢，前方仍在打仗，一個穩固的「後方」才能實現以戰養仗的目標，否則仗如何打下去？
和大人對此有深刻認識：
千千萬萬的災民
誰去給他們發賑災糧款？
是你發還是我發？
還不是得靠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員
士紳官僚唯一需要擔心的只有：
站好隊
蘇聯解體時期，站隊俄羅斯聯邦的，解體後全都成為俄羅斯聯邦高官、寡頭
清軍入關時期，最賣力的某地方商幫，易幟後一躍成為天字第一號
朝代更替的「重新洗牌」中被洗掉只有三種情況：
一、站錯隊，開城喜迎新君，末了被反殺，成了偽軍
二、新政權得天下過易，或站隊太晚，股指已經10個漲停板，你才全倉買入，舊體系和新體系的磨合中沒有充分的利益輸送，沒有建立起足夠的相互信任，新政權坐穩天下後，先洗的就是這樣的人
換句話說，誰坐天下，世界仍然要運轉，新政權仍要沿用舊制，地方沒有發生激烈抵抗的話一般你的縣長繼續當你的縣長，你的生意繼續做你的生意
三、遇上革命政權
新政權不講道理，革新經濟基礎，建立新制，若是如此，就算是袁四爺也得斃掉
邏輯和事實要理清楚。晚明有沒有人給政府出錢呢？當然有：
大學士方從哲捐俸一年助餉。（《神宗實錄》卷581萬曆四十七年四月丙辰）
類似的例子其實蠻多的。而且朝廷也會給予相應的道德褒獎與政治地位的回報。這並不是臨時的發明。還記得《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里是怎麼說的嗎？
話中單表萬曆二十年間，日本國關白作亂，侵犯朝鮮。朝鮮國王上表告急，天朝發兵泛海往救。有戶部官奏准：目今兵興之際，糧餉未充，暫開納粟入監之例。原來納粟入監的，有幾般便宜：好讀書，好科舉，好中，結末來又有個小小前程結果。以此宦家公子，富室子弟，到不願做秀才，都去援例做太學生。自開了這例，兩京太學生，各添至千人之外。
這個辦法從土木之變之後就有了，朝廷用最高官學的offer換民間的糧食和馬匹，非常公平。當然這個辦法還是有點兒給政府跌份兒，所以不是輕易用的，只有戰爭時期軍需緊張的時候才用。
除此之外，家丁制也是地主階級的一部分——軍事貴族地主給朝廷出的力。將領在邊鎮任職時可以使用當地的養廉田，乃至侵吞軍屯、奴役軍士來養他的家丁，家丁還可以編入營伍領餉，罷職之後，家丁就要將領自己設法養活了。當然，將領的家產本身也是通過合法和不合法的種種特權增殖起來的。一旦有事，政府又召集將領復職，自帶家丁赴前線助戰。這種稅收、官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共同養兵的制度，也運行了不少時間。
說到底，這明國本來就是地主階級的國。文武官員要麼從地主階級中來，要麼向地主階級而去，這些人形成的群體就是所謂的士紳與將門，是地主階級中進入統治集團的代表。皇帝就是通過他們來統治民眾。要說他們作為整體不支持明朝，那可真是冤枉人了——那二百多年是怎麼過來的？
但是到了明末，朝廷軍事無能，行政低效，這是誰都看得出來的事情。官紳對他們自己人乾的那些事，更是比誰都清楚。地主階級分子中搭便車者固然有之，但出錢出力自救的「有識之士」也是有的，只不過辦法未必是把錢物直接拿給明朝政府而已，他們的選項還有很多。我不懂博弈論，只能隨便舉幾個例子，以描述他們的選擇及其後果。
先在平陽橋逃跑、又在廣寧獻城的孫得功，有人說他是什麼「遼西將門」出身，其實他本來沒有政治身份，就是一「布衣」，因為能組織「子弟兵」「鄉兵」而被王化貞任用。（熊廷弼《性氣先生傳》）我不知道孫得功自己出了多少錢，但是至少把自己的「組織資源」拿出來了。但拿給誰呢？看來對孫家來說，金國比明國是更好的出路，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湖北麻城的鄉紳梅之煥，出身於當地大族，家中有農奴性質的佃仆數千。曾任甘肅巡撫，回鄉後在家鄉，搞團練，修塢堡，買大炮，嚇得農民軍老回回部不敢攻打。
他執行的第一項任務是重修城牆以保衛縣城，長期的戍邊生涯使他在這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他在自己幼年時代的村莊沈庄開始築牆挖壕，稱之為「護身堡"，沿城牆修起了彈射器，以便向可能的圍攻者投擲石頭。梅的計劃是把沈庄和麻城分別作為全縣防禦軸的東、西端點，藉以肅清叛軍，用作對周邊採取軍事行動的基地。他組建了一支強大的私人武裝力量，號稱沈庄軍，這是遍及華中丘陵地帶的山兵的原型。梅首先將自己的佃戶和鄰居組成一萬多人的團練武裝加以訓練，隨後又增加了大量的僱傭兵和裝備：一支由無稽惡少組成的游擊部隊，一群擅長使用毒箭的葯弩手，一隊勇猛無畏的東山殺虎手。他從自己待過的舊地廣東引進了歐洲製造的紅夷大炮，從另一舊地贛南引進了幾百名訓練有素的副炮手。他從沈庄出兵，將遇到的每一個可疑分子抓起來斬首，把他們的頭放在長矛上遊行示眾。很快大家都知道梅絕不是在開玩笑。
……又白田坂人有被擄拽輦者，親見有小嘍噦請老掌家到沈庄梅家牆內去搶好馬。其賊首老回回罵雲，「你怎麼哄老子去吃大炮？"立殺請者。
（羅威廉《紅雨》）
然而朝廷怎麼看他呢？「帝追敘甘肅前後功，復之煥官，蔭子，然終不召。」（《明史·梅之煥傳》）朝廷不用梅之煥復職，也不讓他的私兵正規化，更不能給麻城提供有效支持，就給些小優惠，但梅之煥的貢獻可比單純捐糧捐馬大多了。梅之煥給涿州的鄉紳馮銓寫信時說：
大抵今日之賊勢，官兵亦無分身法，惟人自為戰，家自為守，緩急更為得力。
官兵是指望不上了，各地鄉紳自己組織防禦吧。這種情況下，梅之煥還會把錢拿給朝廷，填那個無底洞嗎？當然是花在自己的沈庄軍上了。在這種情況下，本來可能流向官府的財力，反過來就留在地方上，化身為塢堡和團練了。
梅之煥是楊漣的好朋友，被指為東林一黨，而馮銓則是魏忠賢時期閣臣、逆案中人，但他們都在做一件事情：「保境安民」。1629年己巳之變的時候，據西方人報道，馮銓自費招募步騎兵3500人，護送明廷從澳門購買的紅夷大炮進京。此後每次清兵破口劫掠，馮銓都參與防守，梅之煥也稱讚他「節次以來，涿鹿獨獲安堵，伊誰力耶？深山窮谷猶盡知之」。但由於政敵的阻礙，馮銓始終未能恢復官身。直到多爾袞入主北京後，聘請其出山，馮銓才又成為清朝的閣臣。這樣看來，你給朝廷出力，朝廷都不給你好臉看，這還有什麼意思呢？
比梅之煥和馮銓更不幸的是東陽的鄉紳許都。許都出身宦族，身為生員，既參加了士人組織——幾社，又與豪俠之士交遊，在師友建議下，他招募了「義社」人馬數千。崇禎十五年其老師舉人何剛向皇帝推薦許都為義勇兵統帥，帶兵鎮壓農民軍，得到毅宗批准。但就在詔旨下達此前，許都被義烏、東陽等地的地方官脅迫各交銀一萬兩，又因母親葬禮上有萬人會葬，被分守道作為叛亂分子緝拿，已經起兵以誅殺貪官為名，攻陷周圍三縣，圍攻府城，演出了一場「官逼紳反」的活劇。官兵來剿，許都在朋友陳子龍斡旋下投降，最終卻被處死。由此可見明末官府與某些不甘坐以待斃的士紳之間的關係已經相當緊張了。（參見張憲博《明末東陽「許都之亂」探究》）當然這也絕非是某些人想像出來的「士紳不出錢」的問題，而是到底由誰來掌握軍權、財權的問題了。
如前所述，不是地主階級分子突然都失去大局觀了，而是明朝政權本身已經病入膏肓，既不能重振國家機器的效率，又不能給自帶乾糧維持秩序的人以回報，藉以整合力量，甚至連紳士都要揭竿而起，可以說沒有什麼投資價值了。明末不要說曾國藩，連察罕、擴廓都沒得一個，政府的態度也是其中重要原因。而士紳除了認捐之外，還可組織自己的團練以保衛自己的財產，自然就有人選擇了這效率更高的方式。士紳群體是封建國家扶植起來的，但也可利用其剝削所得的資源獨立維護地方秩序。明末國家雖然暫時退場，倫理綱常的種子卻沒有滅亡。
許都和梅之煥們死在了「黎明」之前，但千百個像馮銓一樣識時務的士紳活了下來，不但在明末保住了身家，更在新朝掛上了號，為重建一個強盛的封建國家而努力。這些統治階級分子的道道兒永遠比民眾多，雖然內鬥會有死傷，但總體上還是生生不息的，所以還是不要為他們擔心為好。
如果把自己的錢交出來，保證了明朝沒有滅亡，相信我，失去了金錢和權勢，這些士紳會過的比明朝滅亡了還慘。
他們是怎麼對待那些沒有權勢和沒有錢財的人的？他們是怎麼對待這個社會階層上的失敗者的？
光想想就讓他們頭皮發麻了。
世界末日，明朝崩潰，大不了大家一起玩完，錢交出去了，籌碼都沒了，新的利益者，對於舊的利益者，下手可是毫不留情的。
你可以想像一下了，你本來是一個資本家，你做盡壞事，都可以用錢擺平，逃脫法律的責罰，現在有人告訴你，有一顆隕星往地球而來，要你捐錢，錢都捐了用來摧毀這顆隕星，你想了想，錢都捐出去，你生意場上那些對頭，看你不爽的，要是不高興，把你對別人做過的事，都在你身上都來一遍，你怎麼辦？你肯定也會打消這個念頭，把錢交出去，見鬼去吧，大不了一起死。
—————————————————————————
其實根本原因也不在於缺錢，題主所以為的大家捐點錢就能度過難關是不可能的，表面上看是缺錢，事實上，以明朝的財政收入和國家生產力，錢是足夠的，關鍵是這是一個把100萬兩白銀能幹完的事情，花一千萬才能幹完的國家，整個國家根子上就爛透了，你今年捐了一點錢，打敗了李自成，擋住了滿清，明年再來還要靠你捐？
假如滿清和李自成是偶然事件，一次突然事件，國家還是好的，肯定大部分都不願意看著他完，捐也就捐了，關鍵不是，從明朝的制度根本上就出了問題，這些問題不是偶然的，你不可能年年捐錢，次次捐錢，給其他人再貪過去，明朝問題是個無底洞，是個長期的緩慢的，不可逆轉的問題。
大家都不是傻子，這些錢最後用在什麼地方能起到多大作用大家都明白，在沒有制度保障的情況下，只能自保，自己撈錢。
你捐的錢吧，假如用在遼響上，首先京城大員要分去一部分遼東將門要先分過去一部分，下面小軍官再拿一小半，到軍隊手裡的也就寥寥無幾了，這種情況你怎麼肯捐錢，捐錢等於給這些將領送錢，給朝廷其他官員送溫暖，根本不是用來做些與國有益的事情，你肯定會憤怒，朝廷吃得，阿Q吃得，憑什麼我吃不得，憑什麼要我出錢，那也就沒人出錢了，相反更狠的撈錢，他能撈憑什麼我不能撈。
挖國家牆角已經成了自然，成了人所共識，挖的少的，沒挖到的肯定不肯停下來，挖的多的，想剎車也剎不住，想不被人超過也得接著挖。「明朝都快滅亡了，為什麼坐擁巨大財富的官僚士紳體系不肯出錢挽救明朝呢？他們的財富建立在明朝的存在之上啊！『』
大錯特錯，他們的財富並非在建立在明朝的存在之上，而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科舉考試與政治經濟特權掛鉤以及以此為根本建立的一攬子經濟政治政策的基礎上。而這些並非明朝獨有，明朝之前是這樣，之後呢，也沒多大變化。一旦朝廷出現了頹勢，他們就該想「朝廷是不是要不行了？」。如果沒有下家還好，如果有下家的話，那就得看上家與下家的報價與發展前景了。你投資的時候不也得看下投資項目的過往收益與未來發展前景嗎？
清朝最後能成為明末混戰最後的勝利者，很大程度上在於想明白了一個事：人與人的關係是靠什麼維繫的。是靠血緣？靠尊卑有序？靠仁義道德？翻遍中國歷史，弒君殺父的，殺兄屠弟的大有人在，這些都太脆弱了。清朝的答案是：利益，是利益的互相捆綁維繫了人與人的關係。這個答案至少在當時是比較正確的。
--------------------------------------------------------------------------------------------------
實際上這個問題不存在絕對正確的答案，利益捆綁這個答案只是比較適合明末那個環境，因為個體優先考慮自己的利益，個體是自私的。如果人人都是絕對自私的，利益捆綁就不可能完成，平衡也就無法達成，每個個體都會為了自己個體的利益去消滅別的個體，直到同歸於盡。放到明末的環境，如果上到帝王將相，下到市井小民如果都絕對自私的活著，結果就是未來很多年中原大地都不需要生產紅色的顏料了，從地上摸一把就有。
督工說的簡明扼要：赤裸裸的利益未必是最低交易成本
@溫體仁 說得挺好的，補充幾點。
明代不鼓勵士紳自辦私兵來報效，倒未必是什麼「君主專制制度對大地主的戒備」造成的，因為他對同樣擁有土地、農奴和私兵的另一大地主勢力「將門」就幾乎沒有什麼戒備。每次邊境有事，我們都可以看到各種（有官銜無職務的、已退休的或是想要繼承父祖官銜的）武將們從老家帶著從數十到上千不等的家丁（自己招募和蓄養的家臣和私兵）前來報效帝國，而帝國也會給他們安排相應的職務。
來看幾條《熹宗實錄》：
旌援遼都司張神武。神武，籍江西新建。萬曆甲辰武科第一人，授四川都司僉書。坐事，系獄。經略袁應泰薦出之，以原官率家丁二百四十餘人援遼。至廣寧，遼陽已陷。撫臣留之，不可，曰：「奉命援遼陽，非守廣寧也。」曰：「遼陽陷矣，子將焉之？」曰：「將以殺奴。」曰：「二百餘人，能殺奴乎？」曰：「不能殺奴，則死之。」前至河，遇逃卒十餘萬，西奔神武。固邀其帥與同進，曰：「以此眾戰，何敵不摧？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而鼠竄偷生乎？」眾不從，於是神武率所部獨渡河，至首山，距遼陽十七里。時神武已不食一日。奴不意我兵猝至，倉皇驚擾，神武急擊殺十百人。孤軍無援，遂沒於賊。所部二百餘人俱戰死，僅余冉紹登等十四人奔回。肢體無全者，監軍御史方震孺畫其像，率將士羅拜為請於朝。贈都督同知。蔭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
錦衣衛署所鎮撫周應乾、湖廣黃州衛鎮撫鄧祖禹、陝西西安衛鎮撫劉起龍、四川保寧衛指揮孫光祚、楊應岳，各招帶家丁，援遼自效。兵部請各加守備職衘，出關聽用。從之。
庚申，原任左都督、陣亡劉綎長男劉佶，願同弟劉佐、劉大德、劉之鼎，捐祖父世業，自備鞍馬、行糧、兄弟叔侄，招集家丁舊將，並調川貴總兵，衝鋒破陣，上雪國恥，下報父仇。章下所司。
看來，我大明對於地主階級招募私兵上戰場一事，實在沒有什麼「戒備」可言。原來坐牢的人一放出來，就可以做都司，帶家丁240人出陣。如果是指揮（三品）、鎮撫（五品）這樣的世襲武將主動帶家丁出陣，則立即就授守備職銜。這些人的部隊有步兵也有騎兵，兵源、裝備（鞍馬）乃至軍官（兄弟叔侄和舊將）、糧餉全部自理，朝廷只要補貼一部分資金（如路費、戰費、賞功），再給他們陞官授職就可以了。更有甚者，家丁即便因功作了軍官也依然是故主的家臣，對故主維持著人身依附關係（舊將）。這不是很「封建自由」嘛？
然而，這種待遇僅限於我大萌的軍事貴族也就是武將而已，文官和他們的後備軍士紳（或曰土地貴族）是不享有這個特權的。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當然有很多，比如皇帝出於保護自耕農財源的考慮、擔心地方割據等等，但具體到明末，很重要的理由恐怕還是體制慣性：長期以來，明廷的軍事力量就是由將門負責提供的，士紳則負責提供資金和監督人員（文官）。這方面的制度要進行修改，對於一個老大帝國實則未便。搞得不好，帝國就面臨解體的風險。事實上，明廷對此也打了一些補丁，如士紳可以通過武舉、義兵等方式向朝廷提供私兵（如張神武、孫得功），但這意味著士紳將進入武將體制，這對於士紳來說吸引力太低。
另一方面，由於帝國長期依靠一部分大地主階級也即將門提供軍事人才，另一部分大地主階級也即士紳日常的軍事能力就很值得懷疑了。體仁舉了馮銓保境安民、多次出陣的例子，還指出此舉連東林黨人都感到欽佩。然而馮銓實非一代名將，己巳之變時他曾率團練運送紅衣大炮去京師勤王，然而中途遇到建州輕騎兵，全軍就潰散了。由此看來，當時士紳所辦的團練確實尚未有野戰的能力。
實際上，到了崇禎末期，將門（此外還有一種特殊的「將門」，即使秦良玉一類的土司，他們在明末向明廷提供了大量的武裝力量）仍能給明廷輸送相當有力的武裝如關寧軍和洪兵，以此來維持同大清國、農民軍的兩條戰線。所以，朝廷尚未到不得不依賴士紳辦團練的地步。對於崇禎帝而言，他也只需要士紳們保境安民即可，野戰軍仍可依賴武將所提供的兵力。到了李自成擊敗秦兵建國，他才慌張起來，急忙給予各地割據自雄的團練武裝以各種官銜，希望他們能夠代替武將報效自己。
然而，此時為時已晚。農民軍勢不可擋，大清國虎視眈眈，連從山西到河北的沿途武將也紛紛帶領私兵加入了農民軍的營壘，士紳們又有什麼理由為明廷再效力下去呢？昔日安堵涿鹿而「從愛爾蘭到契丹無人不知」的馮銓，很快也加入了大清國的朝堂。
所以，結論：
1、投資無用，純屬打水漂。
明朝滅亡，恰恰就是因為【出人】的武將（包括土司）從努爾哈赤開始，紛紛背叛了明廷。因此，士紳出再多錢，其實根本沒用，不能挽救明廷的危亡。
2、士紳的財富不完全建立在明廷的基礎之上。
權力洗牌後，割據自雄的士紳紛紛加入清廷或南明，繼續其政治活動。可見士紳完全可以將資產轉化為自保和繼續參與政治的能力，而這些能力相當程度上又可以確保其資產。因此，士紳也沒有充足的動力來死保大萌。
3、明廷本身也不希望士紳投入太多資源來拯救自己。
明廷出於維護自身君權以及安撫其他社會階層（如武將、自耕農）的需要，不願給予士紳太多的權力來交換士紳提供的資源。反過來，缺乏權力本身也限制了有意願士紳投資的能力。
明廷不願意，投資又無用，不投資也有其他辦法保護財富，那麼士紳當然選擇不投資。這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個囚徒困境，但對於局中的士紳來說，沒有現代民族主義思想的他們也未必會覺察到這一點。
溫體仁和 赤坂凌太郎兩位大神說的很多了，我只能做點小的補充。
1.首先需要申明的事實是明末官僚士紳是有出錢報效的。
有的是直接出錢，比如李自成攻北京時曾要求勛戚大璫助餉，當然跟他們搜刮的財富一比自然遠不及，甚至市民也有捐獻的。
上按籍，令勛戚大璫助餉，進封戚臣嘉定伯周奎為侯，遣太監徐高宣詔求助，謂休戚相關，無如戚臣務宜首倡，自五萬至十萬，協力設處，以備緩急。奎謝曰：老臣安得多金，高泣諭再三，奎堅辭，高拂然起曰：老皇親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廣蓄多產何益？奎不得已，奏捐萬金。上少之，勒其二萬，奎密書皇后求助。後勉應以五千金，令奎以私蓄足其額。奎匿宮中所畀二千金，僅輸三千。太監曹化淳、王永祚助至三萬、五萬，王之心最富，上面諭之，對以家計稍乏，僅獻萬金。諸內官各大書於門。此房絕兌，複雜出古玩諸物，陳於市以求售。後賊拷夾王之心，追十五萬，他金銀玩器稱是。周奎抄見銀五十二萬，珍幣複數十萬，人皆快之。惟太康伯張國紀輸二萬，余不及也。
是日，細民有痛哭輸金者，或三百金、或四百金，各授錦衣衛千戶。
除去直接捐錢的，還有自己募兵的。而像地方士紳組織團練之類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
時滿洲兵方薄徐淮，道路頗棘。元璐募健丁數百騎，夾馳入京師。
士超見兵餉寡少,遂傾余橐,得千金,募壯士百。
而且最不該忽視的是間接報效，官僚士紳乃至於富商在整個明朝對財政的間接幫助是非常大的，具體的有興學校，建橋樑，修水利，賑災等等，而這些本來都是政府的責任。這裡面大多都是自願，但也有部分是政府的強制要求，比如鹽運司就經常要求鹽商賑濟灶戶、出錢疏通河道。
可見官僚士紳們並不是沒有報效，不管這裡是直接捐助還是間接報效。他們是明朝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當然不想發生變化，兵革之禍對他們來說更是要儘力避免的。問題在於他們願意出多少力以及能否救得了的問題。
2.官僚士紳擁有不合理的巨大財富本身就是明朝經營失敗的表徵，他們就是問題本身，所以不可能能解決問題。
任何時代，貧富差距過大都是災難，更何況明末的社會底層是大量食不果腹的流民。而相反的明朝的官紳的財富積累卻是不合理的，比如前面提及的宦官王之心顯然不是通過正常手段積累的十五萬兩白銀，一個宦官的正常收入根本不可能能積累如此驚人的財富，自然是靠貪污索賄之類的手段來完成，魏宗賢偷空內庫的前例可輔助參考。
闖投宮，而大內黃金止十七萬、銀止十三萬，皆因魏璫與客氏偷空至此。
而地方上富紳大量的土地兼并，更是每個王朝的噩夢。很多富紳轉嫁稅收勞役，勒索佃戶，同樣是通過不合理的手段聚集財富，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景象。
朝廷上的部分官宦利用非法手段聚集了大量財富本身就是國家財富流失的表徵，而地方上許多富紳的詭寄飛隱則使得國家矛盾日益突出。正是他們不合理的巨額收入造成了財政危機，破壞了國家經濟的運行，造成的損失遠多於他們所攫取的收入。因此，即使他們全部捐出財產也不可能能彌補他們造成的損失，更何況他們也不可能捐出全部財產。
那些能擁有巨大財富的官紳富商，對國家財政的運行瞭然於心，他們就是靠此斂財的，顯然不會把自己通過非法斂聚的財產捐出來去給別人撈走。
3.明朝財政並沒有部分人說的那麼少，且明末的財政問題需要看到社會資源再分配的失敗而不能只看到缺錢。
很多人論述明末的財政危機時，喜歡突出官僚士紳的巨額財富，並拿明朝的財政收入與之作對比，很自然的明朝財政收入就被人為降低了。明朝財政的問題，其實我在另一個問題里說過。
為何宋朝收入5000萬白銀（宋神宗），明朝（白銀大量流入）財政收入都遠不及它？ - 曲筆的回答 - 知乎
大明財政收入=國庫收入=太倉庫收入≈兩百多萬兩&<=五百多萬兩白銀
顯然高票答案說明朝一年正額財政收入不過五百萬，推論來自上面。這個的解釋我那個答案里都有，這裡只補充說明下。
明末由於三餉的開徵，財收有了大幅提高，最後幾年的三餉高達一千六百七十萬兩，幾乎相當于田賦正額。太倉庫的收入很自然的突破兩千萬兩白銀。全漢昇先生對明代中葉之後的太倉庫收入有過統計。
神宗末增賦五百二十萬，崇禎初再增百四十萬，總名遼餉。至是，復增剿餉、練餉，額溢之。先後增賦千六百七十萬，民不聊生，益起為盜矣。
御史郝晉亦言：「萬曆末年，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今加派遼餉至九百萬。剿餉三百三十萬，業已停罷，旋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者乎？」
可以看出，明末朝廷軍費光年例銀每年就要輸出兩千多萬兩，而年例只是軍費的其中之一而已，另外還有開中、軍屯以及民運糧。據肖立軍的研究陝西一省要供應九邊中的四鎮（甘肅、寧夏、固原、延餒）邊餉，數額約佔本省全部稅糧的百分之七十。再加上其他起運項，陝西稅糧的起運比例曾達到百分之九十。
所以明朝的財政問題已經不單單是缺錢那麼簡單了，收入不足的確是明代財政的問題之一，節流不夠同樣也是。但明朝財政更關鍵的是調控的失敗，財政的意義是社會資源的再分配，明朝中後期的財政失敗不僅體現在開源節流的失敗，更體現在社會調節能力的喪失上。
舉個與題目相關的例子，明朝邊區糧價的變化。根據全漢昇先生的研究，在明朝前期，邊區的糧價普遍低廉，一石米不過三四錢，部分邊鎮甚至只需一二錢；而到了明朝中後期邊區糧價普遍高漲至一石數兩甚至十數兩。邊區糧價的上漲的原因是邊區屯田（包括軍屯、民屯和商屯）的失敗，而這正是明朝前期的財政調控措施。三種屯田各有政府的財政支持，軍屯不納稅，所得供給軍隊與自己；而邊區民屯，洪武時曾有新墾地不納稅的優惠；商屯則是由於開中法的刺激。但由於下層軍官的剝削等原因，軍屯日益衰敗；開中法則由於政府的透支導致鹽引壅滯；商屯及軍屯的衰敗又使得邊區將領強行攤派輸納任務給邊區豪民，又導致邊民逃逸。而邊區糧價的上漲，使得明朝軍費也日趨高漲。無疑，政府調控的失敗又加深了財政的負擔。
今出關各兵丁，每月有三兩者，有二兩五錢者，甲馬器仗，皆取給安家。視諸夷之費，不啻數倍。
昔援兵到遼，止食餉一分，今則行、月兼支，塩、菜並急，如川、貴援兵，有月給近三兩者，所以支持甚難。
計本年三月來，各處召募兵及先在食糧總數已盈四十萬。前年遼陽兵十五萬，費銀八百萬有奇，今比昔浮二十五萬，則一年費當二千餘萬。即桑孔劉晏復出，無可柰何。
4.明朝深層次的問題導致僅僅出錢是救不了明朝的。
如前所述，明廷的調控失敗，導致軍費高漲；而官紳的貪污與官僚主義則讓明朝財政的坑變成了無底洞。
軍士月餉止四錢五分，救死不贍，何暇操演。
班軍月糧，單月領米四斗，雙月領銀二錢，每一領糧經手衙門不下十餘處，稍一停閣，便過月余。
全無衣甲器械，惟有張空拳以當白刃。
守戍窮軍，有一年乏糧者，有二年乏糧者，甚有三年乏糧者，向猶典衣以自計，今則無衣可典矣；向猶賣妻以茍活，今亦無妻可賣矣...
...各軍始猶典衣賣箭，今則鬻子出妻；始猶沿街乞食，今則離伍潛逃；始猶沙中偶語，今則公然噪喊矣。
每年上千萬兩白銀的軍費真正能到軍士手裡的不知道能有多少，而軍費經手的衙門眾多，官僚主義的拖延使得軍餉的問題更加嚴重。
這些問題使得僅僅投錢是無法救得了明帝國的，而靠此斂財的官紳們更明白要他們捐錢不過是把錢從自己的手裡交到更無恥的官紳手裡而已。
5.風險對沖問題。
明朝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不會自動成為新王朝的既得利益者，中國歷代的王朝更替中悲劇的官僚士紳也不少，但這些士紳們並非完全沒有機會。他們也要衡量，當保住舊王朝的投資超過新王朝更替的風險時，對沖之後，他們就要思考支持的問題了，更何況捐錢就是個無底洞。
當然也有守財奴類的，一毛不拔，他們的思維不用分析，單純就是愛財而已。
其實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們並不覺得明會亡國。即便是後期的南明，黨爭內鬥也沒完沒了。絲毫看不出要亡國的危機感。
二百多年已經足夠讓人養成思維定式了。更何況古時候信息閉塞，到底清兵多強，闖王多猛其實沒人知道。帝國系統失靈，已經無法把真實信息傳遞給每個人。大家的感覺恐怕是，又要騙錢，還不是養寇自重？
說實話，別覺得現在的情況就會好多少。918後張學良還給日本首相寫信賄賂，希望能拿回自己的家產。現在看不也愚蠢得可以？
解放戰爭前，大蔣貨幣改革讓所有人交出黃金兌換法幣，幾年後一筐法幣才能買一盒火柴。是不是也很愚蠢？
零八年深圳一套一室一廳的房子才不到二十萬，結果沒人買。現在二百萬都買不下來。
什麼叫歷史局限性，歷史局限性就是歷史的走向完全超越了個人已有的經驗。有明一朝，大小農民起義上百次，倭寇，日本正規軍，蒙古大軍都幾度跟大明死磕得難解難分。明朝甚至有皇帝被蒙古人擄走的情況，可是明朝亡了嗎？
假如不看後面的事，有幾個人會相信清能代明？其實依據經驗，清崛起代明才是小概率事件，正如完全沒有國力吃下中國的日本放棄蠶食，全面侵華才是腦子進水。可是誰能知道呢？嘿嘿，少年你果然還是太年輕啊，我現在就可以發個大預言術：自由燈塔滅亡的那天，上到洛克菲勒，摩根，卡內基，羅傻逼菲爾德們，下到希拉里，布希們，高盛們也絕對不會拿出一分錢來救燈塔於危難之中的。
少年你知道你naive在哪嗎？在於把統治階級利益同全體國民利益相關聯。
我知道你對國家的定義是全體國民的超階級的利益共同體。
說實話，你這麼想是好事，意味你良心未泯。不過烏托邦就是烏托邦，與良心無關。不光是空想社會主義是烏托邦，超階級的虛幻共同體也是烏托邦。
你知道政治學裡的「國家」定義是什麼嗎？
「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階級鎮壓的暴力機器。」這不是馬恩拍腦袋想出來的，是對在數以萬計的工人鮮血上總結的經驗。
「科羅拉多煤礦屠殺」時，老羅斯福一度把洛克菲勒叫進辦公室拍手槍，指責他不識大體，「動搖國家基礎」。然並卵，美國陸軍常備軍不過十萬人，僅平克頓公司的僱傭兵就有七萬多人。出了總統辦公室，總統的陸軍還沒洛克菲勒的私兵多。
知道「五一勞動節」「三八勞動婦女節」是怎麼來的？
那個時候對付工會都是用絞刑的，鎮壓罷工是用馬刀和步槍的，這一點不光肯特大學的學生，上萬名一戰老兵應該也深有體會。
回到明末，真以為那些把三綱五常掛在嘴邊的士大夫代表的地主階級會把大明王朝的命運放在眼裡？
皇權不下縣，「鐵打的老爺，流水的縣長」，滿清軍隊敢對農民起義軍下手，不代表敢對上百萬地主民團武裝下手。
只要滿清不動搖土地私有制，不打碎地主老爺的飯碗，誰做皇帝根本沒人在乎。就算錢老要跳海殉國，不也得先測測水溫嗎？
地契，烏紗帽，壟斷經營權，可比「君君臣臣」重要多了。
滿清認不認？
就算皇太極真的腦抽不認了，負責最基層執行的官員也會幫他認的，畢竟都是自家人嘛。
從理論上，彼此好好合作，最符合大家的共同利益；問題是在具體操作上，常常存在太多的問題。
從理論上，或是處於局外時，我們常常會覺得，許多人的行為是不可思議的，但是當我們處於局中時，我們自然會發現，我們通常也是無法免俗的。
明政權快滅亡時。官員希望崇禎能慷慨的把自己的私房錢拿出來。並且大道理一套一套的。什麼「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如果政權滅亡了，那那即使擁有錢財千萬恐怕也只是給別人準備的。
看吧！這些大道理他們都是明白的。
明政權快滅亡時。崇禎皇帝希望官員、貴族們都捐點錢出來。並且大道理是一套一套的。什麼「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如果政權滅亡了，那就是擁有錢財千萬恐怕也只是給別人準備的。
看吧！這些大道理他也是明白的。
問題是：一說要從他自己口袋裡掏錢。馬上就糊塗的跟傻子了一樣了。問題是：一說要他們自己口袋裡掏錢。馬上就都一個勁的哭窮了。
明政權快滅亡時。與滿清、流寇打仗需要花錢，安撫飢餓的百姓需要花錢。於是政府就一個勁的加稅。
關於這種一再加稅的危害。崇禎皇帝早就看出來了，至於那些大臣們更是都也心知肚明。他們都沒完沒了的說：這是飲鳩止渴的做法！這是惡性循環。這種話、這種觀點在明末事實上已泛濫成災了，所有的人都常藉此發表一大通高見。好象他非常有見識一樣！問題是，一涉及自己利益時，那一個個又都跟傻子一樣了。
現今人看明末歷史，也動不動重複這種陳腔濫調。好象自己非常有見識一般。
事實上不涉及自己利益，人們通常都慷慨激昂。彷彿他們最愛國、最愛老百姓了。問題是一涉及他自己的利益。馬上就都變得麻木不仁，而且現實到了極點。
事實上，不涉及自己利益。誰都聰明的不得了。問題是一涉及自己的利益。馬上就跟傻了一樣。
這就是人！雖然滑稽，但事實上誰不是這樣子的呢？
社會上的問題不是人們不明白事理，也不是太缺表面上最憂國憂民的人。問題是：一涉及他們的利益。我想他們又馬上麻木不仁了。
面對危機，一個權勢人物曾說過一句最為經典的話：「敵人進來就抓我？就殺我？憑什麼就讓我出錢」？這句話太有道理了，是的，既然利益是大家的，就應該讓大家一塊出錢、出力；憑什麼讓我出？
問題是，在不牽涉自己利益時，大家都是慷慨激昂、憂國憂民，但讓自己拿出一毛錢來，恐怕也得哭半天窮！既然如此，他們自然永遠也不會達成共識；既然如此，大家自然也都只有硬死也不屈的拚命的挖掘自己認為應得的利益！
人不抽象的的人，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的出發點總是他們自己。我以為，這句話用網路上的流行話去說就是「屁股決定大腦」。
一個人的思想，通常總是受自己所處的利益關係決定的。拿明末歷史來舉例子吧！如果是他是農民，他自然很容易站在農民的利益關係上思考這個社會；如果一個人是地主，他自然會很容易站在地主的利益關係上思考社會；一個人如果官員，他自然會很容易站在自己的利益關係上思考社會。
做為官僚集團來說，他們自然認為穩定壓倒一切，換而言之，老百姓生存環境再惡劣，也絕不能造反；因為只有如此，帝國社會才不會大亂。但普遍陷入生存邊緣的老百姓會這樣認為嗎？
做為地主而言，他會認為農民田產量再少，也不能短了他那種高額的、壟斷性的地租；因為他們之間有契約的。但普遍陷入生存邊緣的農民會這樣認為嗎？
做為一種理性的觀點：（不牽涉自己利益時），貴族、太監、官員、縉紳自然都明白，如果肆意擴張自己的利益。那就會把越來越多的百姓逼入生存邊緣之下。問題是：如果牽涉他們的利益時，他們自然都會把這一切拋在腦後的。
既然如此，帝國利益群體之間，只有通過血與火的手段去協商各自的利益了。1、三國的時候，孫十萬都被教導，誰都可以投降，只有他不能降。
2、現代的實際案例是蘇聯解體，除了一些高層幹部被洗了牌，絕大部分的基層以及中層幹部都得以保留，繼續干原來的活。
3、畢竟像49年這樣的革命，歷史上是不多見的。太祖短短几十年摧毀一個舊秩序建立一個新秩序，幾千年了也就始皇帝干過，屬於低概率事件。
4、天朝歷來的政治哲學都是勝者王侯敗者寇，誰升起誰就是太陽。大是大非往往只是站隊問題。
說個事
想必大家都聽過闖王兵臨城下，國庫空的可以開演唱會的崇禎皇帝急著讓讓文武百官掏錢，好安撫軍心，然而大家一個個裝聾作啞，捐個十塊二十。
就連他岳父都不願意掏錢。
最後還是一個平頭百姓，捐出他這輩子的積蓄，讓崇禎感慨萬千。
最後城破了，闖王牌榨油機上線，一口氣榨出7000萬兩白銀。
想必大家都覺得，這群權貴是不是傻【嗶——】兵臨城下了，還他娘的一毛不拔，難道不知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你還別說，人家真是知道，還明白。
首先，我們需要用一個事迹來說明一下我大明爛到什麼程度：
某城被圍攻，守官募捐幾萬兩白銀，分發給士兵，在開戰前，說了什麼好幾萬兩白銀都發給士兵。
臭丘八們作為苦哈哈自然是激動不已，紛紛表示，打完這一仗我就回老家結婚。
結果，最後到手裡變成了人均幾錢，甚至有的什麼都沒有……
至於中間的錢呢？
不好意思，這是規矩，錢自然是沒有了……
然後就是伴隨著紅衣大炮一聲炮響，革命的官軍投誠了。
所以說，你還願意把錢扔到一個無底洞嗎？
那自然是不願意，權貴們又不傻，錢扔進河裡尚且能聽個響，可這扔進這玩意里那就是純屬傻！
而且你須記住，一切的天災人禍對於權貴來說就是一場盛宴。
兵荒馬亂自然大家自然需要避災，而城堅糧多的大城永遠是逃難的第一目標。
嘩啦一下，幾十萬人口湧進一個大城，這個大城還只進不出，這嘴就多起來。
嘴一多，糧食自然不便宜，而古代的糧店哪個不有點關係？
這米價自然可以蹭蹭往上漲，對於權貴們就是一場血肉盛宴。
小民們，自然只有散盡家財才能求得一口糧。
而權貴們，站在屍體是肆意的食用著小民的血肉，卻不知道帝國的基石可以由小民構成的。
不作安安餓殍，效尤奮臂螳螂。
能說出這句話，這個朝代也該結束了，而對於權貴們來說，哪怕皇帝天天變，治理國家可還是要靠他們。
你看，蠻苦之地的建奴都知道收買人心，這闖王還會為難我們嗎？
可是他們從未想過，倘若人家不需要他們幫忙治理天下的下場.....
PS：
記性太差，那個城破忘記是哪個了，
「他們的財富是建立在大明朝存在的基礎上的，明朝滅亡重新洗牌之後，他們的財富還能維持嗎？」
能維持啊。
農業社會的財富不是建立在國家信用上的貨幣，現在中國政府如果倒了，你手中的人民幣，你銀行里的存款，你以人民幣計價的理財產品將一文不值，但在農業社會，財富是沉澱在土地上的，以及伴隨土地的產出品，比如糧食，實物貨物，實物白銀等等。土地在手，糧食布匹在手，我怕個啥？
滿清之所以長久，就是他們同樣保護地主階級的利益，沒有北方鉅賈和漢人地主的支持，明朝能倒的那麼快？明朝降軍如此不怕犧牲，敢打敢沖的剿滅南明難道是中邪了么？
你好像誤解了農業時代所謂的「洗牌」，農業時代的改朝換代不是說前朝的地契就不認了，然後像新中國一樣來個分田分地真忙。王朝更迭，如果你有地契，有人力有財力，新政府當然會承認你的土地權利，搞不好你還能當個保甲長什麼的，成為新政府的基層力量。
真正的「洗牌」，是指由於戰亂，瘟疫等原因，導致人口大量死亡，多出許多無主土地——地主家也難保不會由於瘟疫家破人亡對吧。中國曆來改朝換代人口往往會銳減一半乃至80%（當然，這裡有隱藏人口的問題），這些無主土地是新政府用來安撫人民，休養生息的根本，實際上並不存在「均貧富」，只是把死人的財富分一下而已。
從東漢三國時期，地方大族建造塢寨，收集人口，儲存糧食物資就已經是廣泛存在了。有人口有糧有私兵（「部曲」）有堡壘，這些大族在改朝換代時生存幾率很大的。魯肅就是一大戶嘛，能夠輕易拿出那麼多糧食投資孫家。
所以綜上所述，大族的財富積澱在土地上，只要生存下來，改朝換代後還是他的；生存問題，依靠大族豪強的力量是可以解決的。
縣長算什麼啊？
他是個流水的縣長，您才是鐵打的老爺
概括來講，「官僚士紳體系」，分為以下四種人群：官員、官僚、士人、富紳。對於這四種人群來說，「明朝」這個概念的意義大不相同。
「官員」和「士人」大體上可以被歸為一類，而這裡所說的「官員」，實際上也是由「士人」（即讀書人）入朝而來的。這兩類人群，深受儒家影響，講究忠孝、綱常。受君恩、食君祿則為君臣，忠臣不事貳君。他們的最高理想便是為國效忠，而這個國只有一個，一旦國破，自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這類人，是會為了救國而捐獻的，甚至在國破時殉國。雖然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他們所貢獻出來的不過是少量的杯水車薪，死得也毫無意義，但是作為古典的理想主義者，這是他們的生存方式。可惜的是，面對歷史的車輪，他們的力量，就好像是蚍蜉撼樹，螳臂當車。
而「官僚」和「富紳」則是另一類。官僚與富紳，用今天的話來說，更像是職業經理人。他們為人圓滑，處事靈活，同時擁有高明的工作能力，可以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和今天的職業經理人一樣，他們到哪裡都能夠發光發熱，哪裡都會需要他們這樣一群老練的政客和商人（而富有的商人通常都有官方背景，不是官商，就是官員家屬）。在明朝畸形的稅收和政治體系下，官僚和富紳可以用各種手段合理地為自己集聚大量財富，家產甚至富可敵國，只要不被人在皇帝面前告發揭穿，憑藉他們高超的維持各方利益平衡的手段，他們可以過得逍遙舒坦。在這類人群的眼中，任何事情都講究利益交換，付出必須要得到，而得到必須要付出。付出卻得不到收益的事情，這些人是斷然不會做的，哪怕被迫要做，也就是蜻蜓點水，做個樣子罷了。
在國庫和內帑再也掏不出一分錢軍餉的情況下，崇禎曾向朝中文武官員、勛戚和富賈提出要其捐銀措餉，並許諾措餉者封爵，措餉及萬者建坊。可是，爵位和牌坊究竟是否真的有吸引力呢？爵位不過一個名號，國庫根本無法向有爵位者支付爵位所帶來的額外俸銀；牌坊這玩意聊勝於無，真正位高權重的達官富紳，大部分早就在家鄉有牌坊了，也不稀罕這東西。而哪怕捐銀措餉了，軍餉發下去，對自己又有什麼好處呢？由於接連敗仗軍隊早已士氣全無，拿到了錢也不會好好打仗；況且在當時的形勢下，農民軍從數量、質量和作戰能力上來說倍於明官軍，戰爭結果顯而易見，錢砸得再多，也已無法為明朝挽回敗局。捐銀措餉不過是一劑瀕死之前的腎上腺素，除了延長一點點生命，對於復生已經沒有太大的作用。而一旦改朝換代，只要向新君獻上殷勤和銀子，官僚可以繼續做官僚，富紳可以繼續做富紳，生活和工作不受任何影響，今天做手術，明天就上班，那麼何必要用自己的錢去做已經毫無意義的事情呢？這筆賬，官僚和富紳算得清清楚楚。
沒錯，明朝是「窮死」的，財政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另一個大問題則是流民。可財政為什麼會崩潰、流民為什麼會造反呢？很大程度上，這兩個問題的出現，官僚和富紳難逃其咎。由於明朝畸形的財政和政治體系，稅收十分有限，大部分經營不需交稅或是只用交很少的稅；而如果是官僚家屬，哪怕經營需要交稅的行當，也可以將稅賦免除。很自然地，到了明朝後期，財富逐漸由國庫向民間轉移，向官紳群體轉移。而藉助這種財富上的優勢，官紳得以大量兼并土地，加之天災嚴重，失地農民和破產農民轉為「逸民」或稱「逸夫」。從明朝中期開始，逸民、逸夫數量越來越多，造成了越來越嚴重的治安問題，如城市中出現「剌虎」「把棍」「光棍」這種類似於黑社會的群體，鄉村出現民亂甚至起義。到了明末，財政崩潰、流民起義，兩大棒把明朝最終砸爛。
可悲而諷刺的是，到最後仍在為拯救明朝而努力的官員和士人，恰恰是力量最弱的人；而力量強到足以用金錢來改變戰局的官僚和富紳，則選擇了袖手旁觀、坐收漁利。每次讀明人筆記，寫到國破前後的情節，總是讓人唏噓不已。然而終究人各有志，也只能感嘆造化弄人吧。
在我的「知乎一小時」電子書《北京1643》（電子書鏈接：北京 1643 - 「一小時」系列 - 知乎書店）中，有兩個章節的內容，或許能對以上的內容補充一點實例。在此也分享給大家。括弧內為新添加的注釋內容，希望能幫助閱讀。
四、
馮元飈（原兵部尚書，崇禎十六年辭任，後病逝家鄉寧波）的啟程安排在一個清晨，為的是趕在早朝的時候，得以自己一個人清清靜靜地走。倪元璐（戶部尚書，國破之日自縊殉國）讓蔣臣（戶部主事，曾奏請行「鈔法」，即造紙鈔來兌換民間金銀以實國庫）送馮元飈到宣武門，一路上馮元飈沒有與蔣臣說話，蔣臣也就不便主動搭茬。到了宣武門的時候，馮元飈突然掀起了馬車的帘子，和蔣臣說道：
「轉告倪司農，施爾韜兄要回北京了，替我向爾韜兄帶好。」
「哎，屬下一定轉告倪司農。」
馮元飈點了點頭，放下了帘子。馬夫一鞭子抽了下去，馬車便從宣武門往南出去了。從這扇門出了北京城，穿過貧窮的外城，便是往江南去的驛道。通常來講，一個多月便可回到浙江；而馮元飈身患重病，車行得慢，兩個月，也應當到了。蔣臣站在門內，望著馬車漸漸地消失在外城的陋巷當中；正準備返身去戶部衙門的時候，卻被人拍了一下。
「蔣主事，今日這麼早出門，老夫還當是去早朝了呢。沒想到，是來了宣武門。」
蔣臣一轉身，看見了董心葵。
董心葵是蔣臣的房東；也就是說，蔣臣現在的住所，乃是董心葵的產業。董心葵的這座產業位於石虎衚衕，從紫禁城出了西華門，寥寥數步便可抵達。蔣臣在董心葵這兒居住不久，也是幾經介紹，方才住進了這座外表看起來並無特殊，內里卻富麗堂皇的深宅大院。能夠住進董心葵的這棟宅子，蔣臣也是頗為自己感到幸運；因為董心葵的這棟房子，可不是誰都能踏進來的。
董心葵乃是江蘇武進人士，成天遊手好閒，窮困潦倒；天啟初年的時候，為了混口飯吃，和妻子一道踏上了一艘糧船，隨著糧船來到了北京。剛到北京的時候，董心葵和妻子一道寄居在崇文門外的長巷；也就是在這條歪斜的巷子里，董心葵認識了他的鄰居劉篦頭。
劉篦頭和董心葵一樣，都是一窮二白的平民；二人很談得來，二人的妻子也頗為投緣，於是便就各自給自己的子女指了婚，兩家人就和一家人似的。董心葵到了北京，仍是和在武進時一樣，成天出去賭博；而劉篦頭則是個梳頭匠，這也正是他名字「篦頭」的由來——篦頭，便是梳子。知道今天，老北京話仍將梳子叫作「篦子」，便是這個來頭。
魏忠賢尚未入宮得勢的時候，曾經在劉篦頭這裡梳頭；劉篦頭也就因此認識了魏忠賢。有一日，魏忠賢在京師西北的海淀遊玩，正好劉篦頭也經過了魏忠賢的身邊；魏忠賢見了劉篦頭，便喊他說：
「劉篦頭，你怎麼不趕快來服侍我？」
劉篦頭拜道：
「小的微末布衣，雙手污濁，不敢服侍魏公公。」
魏忠賢哈哈大笑，與劉篦頭敘舊；又說自己要在琉璃橋北蓋一間藥王廟，要劉篦頭來幫自己張羅燒磚、泥灰的工作，讓劉篦頭去衙門領銀子便可。劉篦頭去了，果然領回來二萬兩銀子，便就在京師城內外四處奔波，張羅建廟之事。這事叫董心葵知道了，董心葵眼饞得很；畢竟這事只需要四處張張嘴便可，魏公公的事業，誰敢說個不字？如此輕鬆便能拿到二萬兩銀子，這等肥差，董心葵也想參合一下。但是，劉篦頭只是自己張羅著這些事情，並沒有帶董心葵一道；等到藥王廟建成以後，劉篦頭也就重新操持起了他自己的舊業——替人梳頭，也沒有找魏忠賢謀個一官半職。這件事劉篦頭一個字都沒和自己說，也沒有讓自己沾到一點好處，董心葵心裡不太舒服；但是總歸劉篦頭是真心待自己家裡人的，生活上也處處照顧、事事幫忙，董心葵便也仍然將劉篦頭當做自己在京城裡的一個過命的兄弟。
一年以後，劉篦頭因為捲入了一件命案而下了東廠大獄，被東廠打死，沒能活著出獄；一個月後，劉篦頭的妻子也在家中暴亡。二人的屍首無人收斂，董心葵便到劉篦頭家裡，替二人操辦喪事。誰知道，在劉篦頭的床底下，董心葵發現了一個罈子——
罈子裡頭裝著三千兩黃金！
董心葵吃了一驚。原來在劉篦頭看似與自己差不多潦倒的表象之下，竟藏著如此巨大的一筆存款；毫無疑問，這一定是劉篦頭在為魏忠賢操辦藥王廟建設的時候所得到的錢。原來自己將劉篦頭當做真心的朋友，而劉篦頭卻在背著自己悶聲發財。董心葵心裡不忿，卻也沒有告訴別人三千兩金子的這件事，只是默默將金子藏了起來。
又一日，董心葵從順承門一路往北溜達，拐進了石虎衚衕。在石虎衚衕里有一個「延陵會館」，門庭破敗，似乎長久無人了。董心葵拐進會館裡頭，發現會館裡頭一片荒蕪：滿庭雜草從地上蔓延到屋頂，而屋頂早已經漏了好幾個大洞；在積滿厚厚一層灰塵的地面上，四處傾圮著掉下來的瓦片和倒掉的檐柱。董心葵里里外外勘察一遍，確定這所會館已經是四五十年沒有人打理了，心裡便想著這會館離皇城也近、離朝中大官的住所也並不遙遠，加上地方寬敞，或許可以找人來打理一番，重新做個會館。而自己手上正好有三千兩金子，不如先佔了這地方，好生打造一下。
董心葵用三千兩金子重新翻修後的延陵會館成為了一座美輪美奐的建築：堂高宇深、門楣生輝，里里外外數間房屋各不相擾，裡面備齊了各項用品；裝潢飾品無所不用頂級材料，金馬玉堂、宣麻調鼎，真箇是配得上「金碧輝煌」四個字。若是進了會館裡頭，一定會被嚇得跌一個跟頭——就如蔣臣第一回進入延陵會館時一樣。
那是蔣臣剛剛由典史升任司務的時候，也是倪元璐剛剛進了戶部任尚書的時候；倪元璐聽說蔣臣住在北城一個靠近安定門的小屋裡頭，每日去戶部衙門得走上一兩個時辰，便託人給蔣臣找一間離衙門更近的屋子，好讓蔣臣每日免得因奔波而耗費時間。於是，輾轉幾次，蔣臣住進了董心葵的延陵會館。
蔣臣住進延陵會館的時候，延陵會館已經沒有從前那麼熱鬧了——從天啟年間開門迎客以來，延陵會館每一日當真是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摩肩接踵的無不是皇親國戚、樞臣要員，甚至連東廠、錦衣衛和內府各司的人，也時常光臨延陵會館。因了離皇城近這一層，又因了裝飾堂皇，再加上董心葵溫溫自守、絕無矜張的緣故，延陵會館成了許多人時常光臨的據點——尤其是周延儒（原內閣首輔，崇禎十五年因貪腐等罪被賜自裁）。
周延儒的宅邸也在石虎衚衕里，去往董心葵的會館十分方便；當有些事情不方便在自家裡談的時候，周延儒便會去延陵會館。與動輒將內閣首輔周延儒當做天官侍奉的人們相比，將周延儒當做是自家朋友的董心葵使周延儒感覺更加溫暖——每次周延儒談完了事離開的時候，董心葵總會再三懇留；而當周延儒執意要走的時候，董心葵便會拿些小禮品出來，送給周延儒和他的客人，並盛情邀請他們再次回來。很多時候，有些事情將成未成之際，一些人感動於董心葵的真誠，便就點頭答應了周延儒的要求。因而從這個層面上來說，董心葵也幫了周延儒不少的忙；儘管董心葵大字不識一個，卻儼然已經成為了周延儒的一員幕僚了。
不僅在周延儒跟前，哪怕是在皇親國戚面前，董心葵的面子也大得很。國舅周奎也是董心葵的座上賓，皇后周氏甚至親自過問董心葵的衣食，讓尚衣監給董心葵做了好幾套上等的衣裳。不過董心葵對於錦衣玉食並沒有太大的興趣，一直只穿著一件老舊的粗布衣裳；哪怕是去覲見皇上的時候，也只是穿著一介布衣而已。
「倪司農不方便來，讓我來送個朋友離京。眼下倪司農快要下朝了，我得快些回衙門去。」被叫住的蔣臣並不想與董心葵多說，便就想走；可董心葵卻拉住了蔣臣。
「老夫聽說今日朝上所議之事很多，加之皇上還要單獨問政，倪司農未必能在晌午前回到衙門裡。蔣主事近日來為推鈔法不舍晝夜辛苦勞頓，不若今日蔣主事自己給自己放個假，和老夫一道去看個世面？」
蔣臣仍是想走，董心葵又勸了幾句；大抵就是工作辛苦、該休息休息云云。又說就在宣武門外不遠，看完了就回來。一來二去，蔣臣竟也就動了心——畢竟自推行鈔法以來，蔣臣被提升為主事，工作與以前相比繁重了幾番；鈔法這事也不只是戶部衙門一個衙門的工程，寶泉局、寶源局、兵部、工部、吏部、都察院，還有在外各個衙門，都必須時刻保持溝通，隨時了解進程。蔣臣疲於應付各方的反饋，也得頂住從各方而來的壓力。這對於秀才出身的蔣臣來說，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各個部門的官員，少說也是考上的舉人，蔣臣一個賢良出身，還沒開口說話，似乎就矮了他們半分。一兩個月以來，蔣臣幾乎沒睡上一個安穩覺，身體上的疲憊與精神上的壓力讓他幾近崩潰。董心葵畢竟也是見過太多在官場上遊走的人，一眼便看出了蔣臣的疲態來。
「既然先生這麼說，後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於是，蔣臣就跟著董心葵出了宣武門，往菜市口的方向去了。
出了宣武門便就是北京的外城，沿街都是菜販；因了這一帶大多都是賣菜的販子，因此這片地區也被稱為菜市口。蔣臣掃了一眼這些菜販，他們的臉色甚至還沒有自己販賣的菜來得好；冬季的菜蔬只有白菜而已，而這些菜販的臉色，比打蔫兒了的白菜更加煞白。他們無精打采地坐在街邊，也懶得去吆喝，只是眼神獃滯地看著街上不知道哪個角落。而從他們身前經過的人們也都是無精打采，連看都不看菜販一眼，徑直地往菜市口的方向走去了。
北京城剛剛經歷了一場席捲所有街巷的瘟疫，無論是人還是城市，都已經被耗盡了所有的氣力。和以往的災禍不同，在瘟疫之後，北京城似乎已經沒有能力再迅速地恢復到原來的生機了；儘管瘟疫已經在天寒地凍之下自行消退了去，然而整個北京城就好像一個垂暮的老人似的，被一場急病耗掉了最後的生氣，再也恢復不了元氣了。蔣臣知道，在這場瘟疫中，南面的外城是最先遭受襲擊的，也是災難最重的；外城在瘟疫當中十室九空，屍橫遍野。蔣臣所如今行走的街巷，在瘟疫期間，就是一個巨大的亂葬崗。沒有人能從瘟疫的魔爪中逃生；哪怕是那個在風霜雪雨、槍炮利劍下挺立了幾百年的北京城，也只能在瘟疫的面前蒼然下跪。
而現在，雖然已經見不到當時的慘狀了，但蔣臣卻仍從那些菜販和百姓的臉上找不到任何生命的希望。蔣臣不得不撇過臉去，不去看那些青灰色的面孔。
「你看，」董心葵往前面一指，「就在那邊。」
蔣臣抬眼一看，菜市口的方向突然出現了一個巨大的人群。那些人就好像發現了死去的蒼蠅的一大群螞蟻似地，整齊劃一地向著菜市口挪動；他們穿著灰白的衣服，頂著枯黃的頭髮，腳步蹣跚而機械地向前走著。而在人群的前方，似乎有什麼東西指引著他們似地在前面開路；蔣臣眯著眼睛仔細地看，看見了四架囚車。
蔣臣趕上去，發現這四架囚車互接頭尾，魚貫地向菜市口駛去。每一架囚車邊上都跟著一兩個兵吏；當中都有一個囚犯被鎖在囚車上面。蔣臣被人群擋在後面，看不清幾個囚犯的面貌，也不知道是誰；只看到人群跟著囚車往前涌去，而人們的眼睛裡似乎冒出一些光來。
在菜市口搭起了一個半高的刑台，儘是用柏木的原木架起來的，遠遠看去黑乎乎的一片。蔣臣早就聽說菜市口是處刑的地方，卻倒一直沒有親眼來看過。兵吏打開囚車，四個囚犯被押上了那一座看上去並不精美的木頭架子。幾個囚犯也是步履蹣跚，穿著骯髒的褻衣，頂著乾枯的頭髮；他們被兵吏按著跪在了刑台上，瞬間與枯瘦的木頭合而為了一體。
一個看起來像是司獄的人站在刑台上，在四個囚犯的背後唱道：「罪囚范志完、趙光抃、薛敏中，玩忽職守、失陷封疆；罪囚吳昌時，把持朝政、姦猾萬端。奉旨行刑，即刻斬決！」
穿著黑衣的劊子手將刀在刑台上的磨刀石上來回磨了幾下，磨刀石鏗鏗作響。人群騷動了起來，往上騰起了一股「嗡嗡」的聲音，好像是茶壺中的水快要燒開時越來越響的咕嘟聲。但是劊子手的刀還沒有舉起來，行刑的也還沒有開始，因而人群里的這一壺水，距離燒開還有很長時間。
蔣臣踮起腳，伸著脖子想要看到刑台的場景。儘管他曾經認為自己應當專註於自己的工作而不要去管這些工作以外的事情，但他發現當這些工作以外的事情發生在自己的面前的時候，自己竟然不可控制地對這些事情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他探著腦袋，青藍色的官袍在一片灰白的布衣當中顯得格外突出。但是人群當中的所有眼睛都只看往刑台的方向，就連站在刑台上的司獄和劊子手和跪在那兒的囚犯也沒有看到蔣臣的官袍。董心葵抄著手站在蔣臣的身後；儘管過來看行刑是董心葵的建議，但董心葵似乎並沒有蔣臣那樣地好奇。董心葵反而更像是在看著蔣臣——看著這個對行刑產生了極大興趣的年輕的新晉六品官吏像是一隻鵝一般地伸長了脖子，拚命地想要看清行刑的細節。
范志完、趙光抃和薛敏中之所以被斬決，都是因為抵擋清軍不利，以致遼東失守疆土；而吳昌時之所以被處以死刑，則是因為他攀附周延儒，結黨營私、貪腐數萬之巨。然而在這個巨大的猶如蟻群似的人群當中，除了蔣臣和董心葵以外，恐怕沒有人知道這四個人的罪過——哪怕方才司獄已經唱了，他們也並未悉心聆聽。他們來到菜市口觀看行刑的唯一緣由，就是為了看一看殺頭；殺頭一刀見血，誇嚓一下，人頭落地——再沒有比殺頭更刺激的閑暇消遣了，尤其是在肅殺的冬天裡。
劊子手將刀扛在肩上，一手將囚犯們的腦袋一一移動到方便行刑的位置。他將四個囚犯的腦袋一一按下去，好讓他們的脖頸向著自己的方向顯露出來，讓他們的脊骨一塊一塊地沖著天空整齊地碼放好；這樣一來，站在刑台底下的人們，恰好能看到四個囚犯的面目。
四個囚犯面向西邊跪著，吳昌時跪在最南面；站在前排的人可以看見吳昌時的右腿脛骨呈現一個詭異的弧形，並不像別人一樣直直地跪在那裡，他似乎跪得相當吃力。他的右腿脛骨是在審問時踢斷的——這件事，蔣臣也從別人口中聽說；踢斷吳昌時的腿的，不是別人，正是大明帝國的皇帝朱由檢。朱由檢氣恨吳昌時等人蒙蔽自己，借著官職之便結黨營私、貪污腐敗，猛踢吳昌時數腳，直到將吳昌時的脛骨踢折，方才在中官和閣臣們的勸告下停止他前所未有的暴力行徑。
「吳昌時這廝，是三百年所未有之人！」這是朱由檢給吳昌時下的定論。
吳昌時被皇上踢斷了腿的事情也傳到了民間，因而人群當中不少的人都格外關注吳昌時。吳昌時折斷的腿並未完全好轉，跪在那裡的時候十分疼痛，因此吳昌時也是哭喪著臉，痛苦地呻吟；但是行刑遠未開始，他只能在人群的注視下汗流如注。
劊子手在四個囚犯背後踱了幾個來回，又不時地用手去擺正四個人的頭的位置；四個囚犯渾身發抖，彷彿是餓狼面前的羊羔似的。然而在人群的眼中，他們四個人的顫抖，好像是從前年景好的時候，每到過年，家家戶戶篩麵粉包匾食時的場景。人群里好些人咽下了口水。
終於，劊子手踱到了范志完的背後。這時候司獄又唱道：
「午時已到——行刑——」
劊子手一手抓住范志完的頭髮，將范志完的脖子沖著自己擺放好位置。隨後，劊子手舉起刀來，在仰著脖子的人群面前，將刀刃划過一道弧線之後穿過范志完的脖子。乾淨利落，范志完的腦袋掉到了地上，打了三個轉；而他的身體也向前倒了下去，從脖子上嘩啦啦地往刑台下淌血。
人群騷動了起來；人群原本開始向形態涌去，卻又猶豫了一下，慢慢地退了回去。
接下來是趙光抃；劊子手如法炮製，將趙光抃的脖子提了起來，又是一刀，將趙光抃的頭顱砍了下來。趙光抃的頭顱也飛下了刑台，飛得比范志完的頭顱更遠一些。
「哦——」人群中發出一聲悶響。
當劊子手去砍薛敏中的頭顱的時候，人群便更加期待這一回頭顱是否會飛得更遠。而劊子手給出了一個漂亮的回答——薛敏中的頭顱飛得比范志完和趙光抃都遠，一直滾到了人群第一排的腳下。
「哦——」人群中的響聲更加明亮了。
現在刑台上只剩下了吳昌時一個囚犯。前排的人群看到吳昌時早已涕淚橫流，褲子也濕了一大片。他的臉扭曲在一道，或許不只是未長好的斷腿的緣故；他目睹了三個人的死亡，而現在死亡已經威壓到他自己的頭頂上來了。他聽見了劊子手的腳步聲，那是他生命的最後的倒計時。
忽然從南邊刮來一陣風，將些許沙子刮進了蔣臣的眼睛裡。蔣臣不自覺地閉上眼睛，又用手背去揉了揉；人群中的大部分人也都被沙子迷了眼睛。當蔣臣終於能夠睜開眼睛的時候，他看見劊子手也正在揉著自己的眼睛。照理來說，十二月的北京，不應該刮南風的；這風也是蹊蹺，在午時的時候穿過廣袤的大明帝國的土地，從南方的海洋上遠道而來，衝進了北京城裡。蔣臣又踮起腳尖去看刑台上的場景，看見劊子手也已經消除了眼睛的不適，用手抓住了吳昌時的頭髮。蔣臣看見吳昌時緊緊地閉著眼睛，也不知是被沙子糊了眼睛還是因為害怕；他看見劊子手大約是故意的，一塊一塊地數著吳昌時的脊骨，找尋著下刀的縫隙。吳昌時渾身發抖，就好像是風中的枯枝。
劊子手終於放開了吳昌時的頭髮，將他的腦袋擺到一個合適行刑的位置。劊子手舉起刀，划到吳昌時的頸邊驟然停下；一道冰涼的痕迹讓吳昌時整個人打了一個寒戰。吳昌時慢慢睜開了眼，蔣臣看不清吳昌時因為沙塵的刺激而變得紅腫的眼睛。吳昌時模糊地看見刑台跟前的地上，歪斜地排列著范志完、趙光抃和薛敏中的頭顱；他們的頭顱各自在地上划出了一片紅色的小圈。而他們的身體則倒在刑台上，從脖子與頭分開的地方往下噴血。吳昌時正斜著眼睛看著范志完面向著自己這邊的頭顱，忽然間劊子手的刀刃穿越了他的脖子。
吳昌時只感到脖子一陣冰涼，隨後便飛了出去。他的身體脫離了頭顱向下沉，而他的頭顱脫離了身體往前飛去。吳昌時感到自己重重地墜地，他甚至聽見了自己落地時「嘭」的一聲，就好像是一個空瓢掉在了地上。他翻滾了幾下，他的眼前交替地出現了人群的腳和十二月北京的藍天；來自北方的朔風割過他的臉，他最終面朝著刑台下的黃土閉上了眼睛。
人群顯然對劊子手沒能將吳昌時的頭顱砍出比薛敏中更遠的距離感到失望；但很快他們便集中注意力於另一件事情——他們要去收集死刑犯流出來的血。他們都相信，喝了死刑犯的血，包治百病；而且要趁熱，但凡涼了就沒有效用了。人群涌了上去，各自踩踏著四個頭顱，發出喀嚓的聲響。他們涌到四個身體往外淌血的地方，用手心、袖子、杯盤碗盞去接來溫熱的血；他們推來搡去，絲毫不介意自己與屍體發生碰撞。他們需要這些人的血來醫治自己，他們相信自己能夠妙血回春；他們篤信這些溫暖而散發著腥味的紅色液體能夠將自己和家人從瘟疫和貧窮當中解救出來，因此不僅自己喝了，還一路小跑著帶回家去，讓家人儘早服下。那些沒有排上熱血的，倒也不介意，使勁地擠壓屍體的胸口，好從蒼白的心臟裡面再擠出點血液來醫治自己的各種病痛。劊子手和刑部的司獄、兵吏早已不見蹤影，只剩下人群不斷地壓榨著四具屍體。
「斬首棄市啊。」董心葵與蔣臣說道，「誰能想得到啊。」
「國都這樣了，潼關已破、清軍屠戮中原，這幫賊人竟還在以權謀私。可恨，該殺。」蔣臣咬牙切齒地說道。
「當初吳郎中和周閣老一道來老夫的會館的時候，你可是沒有看見，那是多麼地意氣風發呀。誰知道，也不過就是一年的功夫，落得個這麼個下場。可悲，可悲呀。」
「但凡那吳昌時和倪司農、馮司馬他們那樣多拋卻一點私利、多謀一點國，怎麼會至此？」蔣臣說道，「身在其位，不謀其政，要他何用？殺了好，大快人心。」
董心葵的腳步停在了蔣臣的面前。
「蔣主事，這人生在世，無非兩個字：一個叫名，一個叫利。你蔣主事謀的是名，想讓自己的名字萬世流芳；他吳昌時謀的無非是個利，想活的風風光光，舒舒坦坦。你和吳昌時，看起來差了十萬八千里，一個兩袖清風，一個惡貫滿盈；但事實上是一樣的。你想要萬世流芳，不也是利么？你謀的不也是封官加爵，澤被後世嗎？這就是利。只不過吳昌時露骨了些，直接要的錢；你呢，不說出來，蓋一個修身齊家的幌子，但是心裡可是想要的很啊。你以為老夫看不出來嗎？老夫經營延陵會館二十年，哪個達官貴人沒有見過？老夫隨意可出入皇城、面見皇上，皇后娘娘親自過問老夫的衣食，國舅也是老夫的座上賓，更別提那些一品、二品大員了。老夫見得多了，要名的，要利的，各個都在臉上寫著呢。什麼濁流清流，什麼東林復社、閹黨浙黨，通通都是一個樣。你們想什麼，老夫一眼就看穿了。蔣主事，別覺得倪司農、馮司馬有多清；想想吧，你為何能在老夫的延陵會館住下？沒有周閣老的招呼，哪個人能住在延陵會館裡、還不用付一分錢銀子的？當初皇上要治周閣老的罪，倪司農、馮司馬可都是上過疏、求過情的。從他們那裡，一轉二繞就到了周閣老跟前，周閣老便給老夫打了招呼，你才可以住到延陵會館裡面來。否則你一介秀才，區區司務，——當然現在已經高升主事了，——怎麼可能住到老夫這金玉滿堂的延陵會館裡來？踏都不會讓你踏進來的。都在泥潭裡，誰能清白的了啊？自保吧；小心自己別陷進去啦。」
董心葵說完，便往石虎衚衕的方向回去了；剩下蔣臣在那裡硬生生愣了半天才緩過神來，跌跌撞撞地往戶部的方向走去。
當天晚上，董心葵被一隊錦衣衛從石虎衚衕的延陵會館裡帶走；而蔣臣也從延陵會館裡搬了出來，重新回到北城的那個破舊的小屋裡面去了。
五、
未時末刻，陳演（內閣首輔，崇禎十七年被罷官）才從紫禁城裡出來，匆匆地往自家宅邸里趕了回去；而在他歸家之後不久，魏藻德（內閣次輔，崇禎十七年陳演罷官後任內閣首輔）也坐了個二人抬的小轎子，悄悄地來到了陳演的宅邸。魏藻德一到陳演家中，便被小廝領進了書房裡，陳演正在那裡等他。
「陳閣老，」魏藻德問候道。
「師令，來，坐罷。」陳演讓小廝給魏藻德上了座，又倒了茶。
「那倪元璐的風頭可是越來越大了。」魏藻德說道，「方才我從紫禁城離開的時候，望了一眼東華殿，倪元璐還在裡頭呢。」
「看倪元璐那意思，是要往內閣走啊。」
「 周延儒一死，東林便是群蛇無首了。」魏藻德湊近了陳演說道，「原本倪元璐、馮元飈這兩個東林健兒，一個占著戶部，一個占著兵部，朝堂上他們二人幾乎翻手為雲。可如今馮元飈已經是個廢人，回鄉去了；光是一個倪元璐，怎麼也成不了氣候吧？」
陳演輕輕地揭開茶碗的蓋子，朝裡面看了看；裡頭緩緩沉浮著深綠色的茶葉。一縷雪白的煙從茶碗與蓋子的細縫中鑽將出來，搖晃著伸向屋頂。
「那可未必。你忘了前些日子，倪元璐為了鈔法之事，在朝上嗆蔣閣老的事情了？為了邀寵，他今天拿吳甡（前內閣輔臣，因周延儒案被流徙金齒衛充軍）的事情嗆蔣閣老，明天就敢嗆咱們。若是咱們與他辯了，倒顯得咱們不敞亮；而若是不與他辯呢？皇上會怎麼想？此人留不得。加上今天皇上分明是要留南京通政使施邦曜在京，施邦曜你也不是不知道，也是東林的人，脾氣比馮元飈還烈一些。又與倪元璐有舊，萬一皇上留他在兵部或者戶部，兩個人擰成了一股繩，也不好辦。」
「還有蔣德璟，也是周延儒的舊人。雖說不和倪元璐是同流，但橫豎也是東林……」
「那蔣德璟沒了周延儒已是強弩之末了；況且朝中東林還有李邦華（都察院左都御史，國破之日服毒殉國）、李明睿（東宮左中允，多次勸諫崇禎南遷，明亡後先是放浪無為，後重新入仕追隨吳三桂），東林多了去了。倒也不必斬草除根，留他一兩個無妨。只要把牙齒先拔了，任他是個老虎，咬在身上也就是個淺印而已；頂多斷手斷腳，死不了人。」
「這不是怕陳閣老……」
「我？以身飼虎的事情，用得著我親自做嗎？」
魏藻德笑了起來；陳演也笑著抿了口茶。
「反正我看戶部的鈔法終歸是雷聲大、雨點小，」魏藻德笑著說道，「別看倪元璐現在在皇上面前紅極一時，但畢竟也是越了祖制，必定落不得什麼好下場。」
「鈔法行得了行不了，與我無涉；他戶部愛怎麼搞就怎麼搞。咱們二人管住內閣，管住自己的事便罷了。」
魏藻德看著陳演，點了點頭。在二人短暫的交談結束之後，魏藻德回到了自己的宅子；又過了不久，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匆匆地走進了魏宅的大門裡面。
倪元璐從禁城出來，先是回戶部衙門聽了蔣臣對鈔法的彙報；從衙門裡離開的時候已經是酉時了。倪元璐趕到李邦華的家裡時，李邦華與施邦曜早已酒過三巡，面泛紅光；二人的談笑遠在門口便能聽得一清二楚。倪元璐儘管也是面孔被凍得通紅，卻異常清醒；反而加入不了二人的談笑裡面去了。
「爾弢今日剛剛離開京城，」倪元璐說道，「爾韜兄與他正好錯過了。」
「嗯，嗯，」施邦曜晃著腦袋，「我似乎——看到他了。在……驛站。」
「瞎說。你沒看到。」李邦華拍著施邦曜。
「看到了。」施邦曜強調。
「沒看到。」李邦華堅持。
「我看到了！姥姥的。」施邦曜一拍桌子。
倪元璐插不進去話，只好又給二人倒上了酒；倪元璐、李邦華與馮元飈曾在南京與施邦曜共事，那時候也是常常聚在一道談笑喝酒。雖然幾人已然分別多年，但卻仍然情誼未減。
施邦曜乃是南京通政使，此次入京是由皇帝朱由檢親點陛見；施邦曜陳述了學術、吏治、用兵、財賦之事，朱由檢深以為然。在皇極殿上，朱由檢問施邦曜南京可有什麼大事；施邦曜自然也是說了南京的一二三事，然而實際上南京的事，的確不是什麼大事。朱由檢便說了一句：
「若是南京無事了，就來北京替朕效力罷。」
施邦曜環顧殿上，一些人低著頭，另一些人悄悄議論；拜謝道：
「臣聽從陛下調遣。」
倪元璐和李邦華聽得明白，這自然是要留施邦曜在北京的意思了。畢竟南京雖有一套官制，卻大部分只是擺設而已，空廢人才；況且眼下兵荒馬亂、朝中缺人，若施邦曜能夠留在北京，那自然是極好的一件事。倪元璐、李邦華與施邦曜同為東林，幾人在朝中也好有個互相照應。更何況施邦曜也是寧波府餘姚縣出身，與倪元璐同為浙江人士，更是多了一層親切。
三人在李邦華家把酒到深夜，仍沒有散場的意思；天氣逐漸涼了起來，火盆也再也抵禦不了寒氣的侵入。不過三人倒是為之振奮了一下子——涼氣沁入腦門，三人都清醒了些。
「爾弢弟一走，誰來掌司馬事？」施邦曜問道。
「張縉彥。」李邦華答道。
「庸人，庸人。」倪元璐搖頭。
「不堪大用。」李邦華也搖頭。
施邦曜喝了一盞酒。
「南京何如？」倪元璐問道。
「無病無災，無險無難。」施邦曜把酒盞放下。
「我看今潼關已破，賊軍已進山西；韃子也已近山海關，北京恐怕撐不了多久了。」李邦華望著遠處的火盆說道，「萬一賊軍進了直隸，恐怕咱們還是往南京去為好。」
「那可不行。」倪元璐說道，「棄都南逃？」
「就這時局，恐怕離靖康也不遠了。」施邦曜說道。
「休要胡說！」倪元璐喝道。
「南都可為。」李邦華說道。
「南都可為。」施邦曜也說。
倪元璐搖了搖頭，又喝了半盞酒。
一整個早晨，蔣臣與京營百戶王守林一無所獲。他們在東城地面吃了一次又一次的閉門羹；達官貴賈們無一不將身穿著青藍官袍的蔣臣和身穿翠綠官袍的王守林當做了流民和乞丐，遣自己府上的小廝和家丁拿著大棒，惡語相向地將他們趕將出去。即便他們的府第雕樑畫棟，他們的妻妾們也都穿金戴銀，在蔣臣向他們開口要求納銀兌鈔、捐獻軍餉的時候，他們的口徑出奇地一致：
「家中已無米下鍋；報國心有餘，而實力不足。」
說完，凶神惡煞的門房便會將他們深宅大院的門重重地關上。
蔣臣並不明白，自己的報國之情，為何在這些達官貴賈的面前如此不值一提；當蔣臣面對開門的門房小廝呈明來意、希望他們捐資勞軍的時候，那些小廝要麼就是裝腔作勢地向自己的主人彙報，要麼就是乾脆惡狠狠地趕蔣臣走。儘管京營百戶王守林在旁為蔣臣撐腰造勢，但是總歸來說，一個六品的主事和一個七品的百戶，在東城的這些深宅的主人們面前，無異於草芥；他們聊勝於無的官秩，在這些達官貴賈的眼裡與流民和乞丐並無分別。皇上開口問他們要錢，他們尚且捂緊腰包，更何況蔣臣區區一個戶部主事？
「蔣主事，走吧。」王守林勸道。
「我可不能空手回去見倪司農。」蔣臣堅持道，「我就不信，整個東城地面，找不出一個願意納銀兌鈔的。」
「鈔就是張紙，」王守林說道，「我若是有一兩銀子，肯定是願意去花了這一兩銀子買米，而不是拿來買張紙。」
「這可不是紙，這是鈔！是可以拿來買米的鈔！」蔣臣舉著賬冊說道，「有了這鈔，拿去順天府，還能領賞賚，為何不換？」
「要是真有這麼好，這些達官貴人還不排隊來兌？」王守林沖著那些高牆裡的宅子努了努嘴，「他們不來兌，肯定是不好。」
「這是皇上的成命！」蔣臣把賬冊摔在地上，「這是皇上讓兌的！他們多大的膽子，皇上說的也不做？！」
王守林趕忙蹲下把賬冊撿了起來；又拍打著沾在賬冊上的灰土。王守林雖然認字不多，但是卻將有字的東西都視作珍寶。
「別急，別急，蔣主事，我不懂這些，瞎說的，你別生氣。」王守林恭恭敬敬地把賬冊遞還給蔣臣，「給。」
蔣臣氣急敗壞地一把拿回賬冊，又翻了開來；除了開頭登載的幾筆兌鈔以外，這本賬冊幾乎空空如也。自行鈔法以來， 數月之間無甚進展；納得的銀兩寥寥無幾，根本不足以支應軍需。皇上一再下令官員、勛戚措餉，除了個別捐餉抵罪的以外，便都是些期望加爵的人。雖然捐資與軍費相比遠遠不夠，但是皇帝朱由檢仍然給這些人封了爵。有總比沒有好——朱由檢和戶部的想法高度一致：如今內帑和國庫都已經是空空如也，一錢銀子也得掰成幾百文錢來花。每措餉多一兩，就能讓一個官軍在前線多打一個月的仗——多打一個月的仗，沒準就多殺掉幾個賊軍或韃子。
多一兩也好。蔣臣想道，哪怕多一兩也好。
王守林在蔣臣的身後跟著，眼睛瞥著那些他一輩子也不可能住得起的宅子；他原本負責巡城，怎奈蔣臣因鈔法不行而向京營求援，京營只好隨手指派了剛剛被提拔為百戶的王守林跟蔣臣一道去走街串巷地納銀兌鈔。蔣臣與他講了很多大道理，他一個武人，也不怎麼懂；只明白了一點：若是再不能往國庫多納點銀子，官軍就沒錢打仗了。
說實話，王守林並不明白，官軍沒錢打仗對自己意味著什麼；他只知道在京營，已經一年多沒有發餉了。他本以為京營是皇上親軍，總不會吃不上米的；卻沒想到，京營也有欠餉的一天。他原本想著升了百戶，能多拿點餉銀，卻不料他剛升上百戶，兵部就停了京營所有人的銀餉。對於王守林來說，幫著蔣臣多納點銀子也好，起碼有點盼頭給自己發餉了；但是蔣臣卻說，納來的銀子，要先發到遼東，然後發到山西，讓邊軍擋住韃子和賊軍，京營的餉銀，遠遠沒到發的時候。這也讓王守林不太開心，畢竟自己也算是官軍一員，何以就不能和遼東、山西的官軍一道拿餉銀呢？但畢竟蔣臣是讀書人，是秀才，一定是比自己懂得多一些的，他說的話一定有他的道理。
「多為大明、為皇上想想吧。」蔣臣對王守林說道。
蔣臣在一座宅院前停下，先是仰頭看了看聳入青天的廣梁，隨後便走上前去拍響了面前的兩扇朱漆大門。王守林站在蔣臣身後，看見門楣上塗繪著的仙鶴和青松，又看見這門又高又大，與之前的門都不同；便就想道這一定是個極富貴的人家了。果不其然，門房小廝雖然僅僅開了一絲門縫探頭出來看蔣臣和王守林二人，宅子里鼎沸鼓樂肉聲已經迫不及待地從門後竄了出來，從二人面前招搖過市。王守林看了一眼那門房小廝的穿著，一身上好的棉襖子，還戴個皮煖耳，甚至比自己更強些。王守林撓了撓頭，聽見蔣臣與小廝說道：
「在下是戶部司務司主事蔣臣，請家主人出來說話。」
小廝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家主人不在，先生請回吧。」
小廝說罷，便要關上朱漆大門。蔣臣知道這大門一關便不會再開了，硬擠進半個身子到大門裡面去，不讓小廝關這門。
「這鐘鼓樂聲的，家主人如何不在？蔣臣有公務與貴府商議，事關國本，還請麻煩請一趟家主人。」
「都說了，家主人不在。」
小廝仍要關門，卻有個蔣臣夾在兩扇門之間，奈何不得。蔣臣想要擠進去，卻拗不過兩扇門；小廝想要關上門，卻也推蔣臣不出去。二人如此僵持在那兒，直到三兩個家丁聞聲而來，抄起傢伙就要往蔣臣身上打去。蔣臣大呼王守林，可王守林雖然想助一臂之力，卻被蔣臣的身子擋在門縫外面，出手不得。王守林只得從蔣臣背後使勁地推，想把蔣臣推進門裡，自己也好進去幫手；但是越把蔣臣往裡推，卻越把蔣臣暴露在家丁的毆打之下。蔣臣一個書生，自然不是幾個五大三粗的家丁的對手；但蔣臣雖沒有氣力，卻有的是膽子——王守林一邊把他往裡推，他一邊用力推開幾個家丁和開門小廝，衝進了宅子裡面。王守林也一個箭步竄了上來，趁著小廝還沒將門關嚴，也撞進了這座院子裡頭來。有了王守林助陣，蔣臣倒也可以勉強敵過三個家丁來了；加上小廝一道，六個人在影壁前扭打在一起，叫喊聲與從宅子裡面傳出來的樂曲混在了一道，好不熱鬧。
「還沒到過年的時候，怎麼就摔起角來了？」
從宅子里出來了一個人，穿過前院，來到了影壁跟前；一聽這聲音，三個家丁和開門小廝連忙從地上一股腦兒地爬起來，跪在地上連連磕頭請罪。蔣臣和王守林也好不容易爬了起來，拍打著身上的灰土；二人抬頭一看，見到一個穿著綾羅曳撒、披著毛皮氅子的貴人；他頭上頂著金絲冠，腳下蹬著鹿皮靴，兩撇鬍子光亮地貼在臉上，愁眉不解地盯著幾人。
「爺爺饒命！爺爺饒命！」小廝和幾個家丁磕頭如搗蒜一般，「奴婢們就想攆走這兩個要飯的，沒想到還給要飯的闖進院子里來了。」
「走吧。」貴人沖幾個家丁和小廝揚了揚下巴，幾個人趕緊弓著身子一溜煙跑了。蔣臣和王守林並不知道這句話是否也是對自己講的，只好先站在那裡。
「你們是幹什麼的？」貴人問道。
「在下是戶部司務司主事蔣臣。」蔣臣行了個禮道，「這位是京營的王百戶。在下二人是奉皇上旨令前來納銀兌鈔的，望能得到先生助力。」
貴人上下打量蔣臣和王守林，雖說二人也都是入了流、由品秩的官吏了，卻穿著破襖爛衫，連自己家裡最下等的家丁都不如。
「在下家裡沒有銀兩了，早些日子全都捐給皇上做軍餉了。二位請回吧，恕在下無法相助了。」貴人說道，「不過，二位若是空手而歸，想必也不好和上司交代；加之方才家丁無禮，得罪了二位，不若在下出一百兩銀子給二位買酒，再送一百兩銀子給二位賠罪。」
「二百兩？」蔣臣笑道，「若是二百兩就想打發在下走，還不如一文錢也別給。」
「這位官爺，二百兩雖少，也是在下一份心意。雖輕若鵝毛，情義卻是重的。若是官爺嫌棄少了，那就再加一百兩。三百兩，何如？」
「先生，蔣臣不是向先生來要飯的；蔣臣是來替遼東、山西的官軍求餉的。唇亡齒寒；如今陝西已經失陷，而韃子也多次揚長入關劫掠，若是遼東和山西再失守了，漫說先生這座宅子，恐怕連先生頭上的金絲冠都保不住。危急之秋，大丈夫當共赴國難；而今日先生三百兩之語，打發孩童尚可，打發蔣臣，連門都沒有。」
「共赴國難，共赴國難；好吧，五百兩，如何？」
「蔣臣看先生乃是有大氣象之人，絕非普通；家國社稷的道理，先生必定是懂的。先生想出五百兩銀子讓蔣臣回去交差，恕在下直言，要是當了先生這一身的行頭，換來的銀子五千兩都不止吧？如今國難在前，邊軍銀餉難以為繼，若蔣臣在先生之位，捐資助餉必當不止五千，哪怕是五萬，也不在話下。哪怕當了這座院子，也要把賊軍和韃子擋在國門之外。」
「可問題就在這裡，」貴人長嘆一口氣，「這位官爺並不在在下的位置上；捐資助餉，自然說得輕鬆。一旦官爺在在下的位置上呆一兩日，便就知道當這個大家的艱難了。你看看，這座宅子，修繕，翻新，還有這麼多家丁、僕役，哪個不是張嘴要錢的東西？家大業大，一家子幾十口人，誰不要吃飯？誰不要置辦東西？在下也非富貴，每歲從皇上那裡領點薄餉而已；莫看這麼大的宅子，表面文章而已。傳到在下這裡二百年啦，外頭看著光鮮，裡頭全都是敗絮。實在是掏不出錢來啦，六百兩，不能再多啦。」
「蔣臣並非與先生討價還價……」
「官爺，在下是看你破衣爛衫、瘦骨嶙峋，實在有失六部尊嚴，才想送官爺六百兩銀子；買酒也好，買肉也好，買衣衫也好，逛樓子也好，去做些自己現在最想做的事，也不負這將近的春光啊。我觀官爺也算是年輕有為，何苦用什麼家國社稷將自己熬成一臉憂苦呢？京師時日無多了，官爺想必清楚，在下也清楚。全北京城都知道賊軍馬上要到了，誰不想活命？給官軍發再多的餉銀，該敗的就得敗，該死的就得死。誰能拗得過老天爺啊？天意如此，莫說六百兩，就算有六百萬兩銀子的軍餉，也救不回來哪怕是一條人命。所以說，捐資助餉，有用嗎？根本沒有用。況且，六百萬兩下去，到了官軍手裡，還能有多少？捐的銀子全都到別人手裡去啦。還不如直接給了官爺六百兩，該吃吃，該喝喝，官爺高興，在下也寬心。」
「你這是侮……」
「官爺，在下與您講句實話，去歲皇上下旨，要京中富家出錢養兵；家有百金者出銀五錢，有妓者，每妓再出五錢。亦有如官爺一般的人上在下門前來要銀子，還大喇喇進了門，將在下家中巡視一遍，是開口就要十萬兩。當時在下奉旨外出不在家中，家僕見其腰牌，又看其言之鑿鑿、手舉聖諭，一時害怕，便湊了五萬兩給那人，還說剩餘五萬，待在下回來後補齊。結果在下回到家中聽家僕說了這事，向內府一問，官府根本沒有派人出來挨家挨戶征銀。官爺知道內府是怎麼說的嗎？說我大明國堂堂六部，豈是上門乞食之徒？五萬兩銀子是要不回來啦；這』妓銀』，姑且當做是賑了流賊了罷。」
蔣臣聽得此語心中冒火，卻一時語塞不知如何作答；貴人招來家僕，讓準備了六百兩銀子，遞到蔣臣跟前。蔣臣推開銀子，便要往門外走。家僕又將銀子遞到王守林跟前，王守林起初想接過來，卻又看蔣臣徑直出門離開，只好也推開了家僕遞過來的銀子，跟著蔣臣一道跨出了這扇朱漆大門。走了沒兩步，兩人聽見朱漆大門在他們的身後吱呀一聲關上；王守林回頭一看，大門兩側原來掛著燈籠，上書三個字——
成國府。
因為明朝制度是中國幾千年來最愚蠢的，這一點上我已經黑過明朝很多次了。
如果不拿明朝與其他朝代比較，也無法知道為何說明朝制度性的愚蠢。
唐朝有舉國向反賊、異族投降么？宋朝抵抗史上最強的蒙古人幾十年，有過舉國皆內賊？就連清朝，諸位無限瞧不起的韃子異族政權，按理來說漢族應該一呼百應舉國反抗啊，按理來說士紳更沒有理由投資滿清啊，結果呢？太平天國之時，地方士紳自組湘軍淮軍，聯手絞殺了反賊啊。
如果用說明朝已經腐敗徹底不值得投資了來解釋，那麼哪個朝代末期不是腐敗透頂，用不值得投資的理論，其他朝代末期的時候應該都跟明朝一樣的結局，但為什麼都不像明朝一樣死得這麼羞辱？
那是因為明朝制度性的愚蠢，明朝制度是典型的權責不對應，用公司來做對比，就像董事局成為了擺設，而經理人們都在監守自盜，躺在公司財產之上吸血。
理論上皇權擁有著無限的權力，同時皇帝也必須承擔無限的責任，因為一個王朝滅亡了，其他人可能不用死，但是皇帝肯定完蛋。但是，皇帝自己一個人是沒用的，必須有一個利益共同體作為皇權的支撐和同盟，與這個政權同生共死。這個皇權的同盟，在歷朝歷代，就是宗室、外戚（聯姻家族），禁軍體系（武官和宦官），或者說叫內朝體系。而在內朝之外，則是外朝體系也就是文官，官僚，職業經理人。
理論上來說，內朝體系和一部分士大夫家族，與國家共榮辱，就像是一個公司的董事局，共同承擔這個政權的責任。
而明朝呢？皇帝理論上承擔著最大的責任，而實際上則被職業經理人們架空。
宗室其實肯定應該與國家同生共死，但是宗室們手中卻沒有任何權力。
將門、軍戶們，為國家冒著最大的風險，卻絲毫沒有權力和尊嚴。
外戚？明朝的外戚在歷史上好像沒有任何存在感吧。
宦官們努力為皇帝辦事，卻被文官們集體潑髒水，還隨時會被皇帝出賣。
按理說士大夫們把控著整個政權，但是當他們想要進一步控制皇帝，卻又會動不動被皇權這個龐大怪獸咬幾口，想杖責就杖責，想杖斃就杖斃。
整個明朝的制度，就是在這樣一個無比彆扭，權力與責任分離的愚蠢狀態之下，走向羞辱的終結。
如果把國家政權類比為一個公司組織，那麼剛建國的時候，那些一起打天下的文臣武將，他們就是公司的大股東，或者叫聯合創始人，CEO當然就是後來當皇帝的朱元璋。
朱元璋一窮二白，從破廟裡起家創業，一路跟了好幾個領導，比如他的老丈人郭子興，還有紅巾軍的領袖劉福通，一路風裡來雨里去，在那個元末亂世建立起屬於自己的一塊根據地，由於他為人仗義，愛兵如子，投奔他的人越來越多，到最後他已經能脫離原來的組織自己開公司了，然而這個公司所屬的市場，在當時是接近壟斷競爭模式的，他的競爭對手還有陳友諒、張士誠等人，都是各據一方，當然還有奄奄一息的大元。
朱元璋深深地知道，自己要開拓的這個市場，最終只能是壟斷市場，贏家通吃，敗者連生存的權利都沒有。大元原先是在這個市場壟斷的，在這個他完全控制的市場中，任何初創公司都會被他堅決打擊，以維護他的壟斷地位。
然而好景不長，公司還沒開到一百年，大元就支撐不住了，由於技術落後，產業升級緩慢，行業控制力變弱，在這個市場中，誕生了很多中小公司，極大地挑戰了大元的壟斷地位，在這些中小公司中，以劉福通勢力最大，再到後來，這個市場逐漸由完全壟斷變成寡頭壟斷，再由寡頭壟斷變成寡頭競爭，一時間天下大亂，各路豪傑揭竿而起，中原大地的反元勢力數不勝數，然而小公司要想生存下去是很困難的，免不了被大公司兼并的命運，兼并到最後，又回到了寡頭壟斷市場，朱元璋就是寡頭之一，陳友諒是個大寡頭，張士誠是個中寡頭，此外還有殘元這個偽寡頭。
前面已經說到了，這個市場的運行模式只能是壟斷模式，贏家通吃，敗者連生存的權利都沒有，於是各寡頭之間又爆發了爭霸戰爭，最終朱元璋打敗了陳友諒，消滅了張士誠，佔領了他們的市場份額，等到滅殘元的時候，也就是臨門一腳了。
終於，經過朱元璋的艱苦奮鬥，公司規模越來越大，實現了對這個市場的完全壟斷，從此之後，這個市場只有他這麼一家公司。
原先創業的時候，朱元璋給大家承諾過，未來我們的公司壟斷市場了，我當CEO，你們都是大股東，到時候讓你們當公司董事，各部門主管，然後享有公司每年的分紅，子子孫孫都能享受到榮華富貴的生活。
李善長，你來當公司董事；劉伯溫，你來當財務主管；藍玉，你來當市場部主管；胡惟庸，你來當銷售部主管，至於股份分配，我老朱一人佔51%的股份，剩下的都分給你們。
如果公司真能按照這種方式運營下去，那一切都還好說，然而等朱元璋創立的大明公司完全佔有市場了，情況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之前給你們分的股份，通通都收回來，大明這家公司只有我老朱一個股東，是我的獨資公司，你們都是給我打工的，至於你現在的部門主管職位，你要是老實的話那還能做下去，你要是不老實的話被我發現了直接回家走人，有權就是這麼任性！
朱元璋為了確保他的後代順利接班，不僅把那些聯合創始人的股份給剝奪了，還把那些身居各部門要職打工精英的職位也給剝奪了，因為他已經老了，他要確保自己的後代接班後不會遭到太大的阻力。
就這樣，今後來大明這家公司工作的員工，再沒有人是股東，大家都只是打工者，賺著打工的收入，干著打工的活。
時間就這樣過了二百多年，大明這家公司也運作了二百多年，雖然還依然能夠發揮公司的各項職能，然而由於公司機制老化，內部腐敗嚴重，這家公司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
公司內部的很多主管，開始貪污公款、中飽私囊，即使是公司的普通員工，也在想著法子從公司搞點東西，因為大家都認為，這家叫大明的公司已經運轉不了多久了，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倒閉，還不如多從公司拿點要點，等以後公司倒閉了還能有個依靠。
在那些官僚士紳眼裡，這個叫大明的公司肯定要倒，氣數將盡。大明倒了，自己不過是換一家公司，換一個老闆，說不定還能接著干以前崗位的工作，以前搜刮來的那些財富還能接著用，照樣過著榮華富貴的生活。
可他們沒想到的是，新老闆李自成是個沒節操的傢伙，上班第一天就命令大家把地窖里藏的那些財物都交出來，不交就要被拷掠，於是他們辛苦多年積攢的那些財富，沒有用來幫前公司度過難關，卻被新公司的老闆全都給沒收了。
國家政權的運作模式和公司很像，當大家有共同的利益訴求時，那麼大家就會並肩作戰，共渡難關；當如果大家對利益訴求產生分歧時，合作就會很困難了。
明末的時候，災年不斷，百姓流離失所，又有地方匪亂，朝廷財政一直是入不敷出的狀態，甚至連前線將士的軍響都發不出。而這時李自成的大順軍一路勢如破竹，沿途受到百姓擁戴，攻到北京城下，崇禎皇帝為了保住大明的江山，是願意付出一切去做殊死決鬥的，而朝廷的那些大臣，他們已經不願為了大明再付出哪怕一個銅子了，所以他們會無動於衷，最後崇禎皇帝絕望地說出那句話：
「朕非亡國之君，爾等皆亡國之臣。」
然後自去衣冠，弔死在煤山，享國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滅亡。
知道晉商八大家嗎，晉商的發家致富就在明末清初，這些商人雖然已經坐擁億萬家財，但他們不僅不為國家毀家紓難，反而做了明奸，違反朝廷禁令向滿清運送軍需物資，最後乾脆發展到出賣國家情報，為韃子刺探大明虛實。
滿清建國後首先優待的就是這些晉商，征伐葛爾丹為清軍運送糧食換鹽引，恰克圖茶葉貿易，到最後為大清籌集賠款匯通天下，種種政策向晉商傾斜你以為是憑什麼。晉商的范家甚至成為康熙滿漢全席宴的座上賓，風光冠絕天下。
既然改朝換代風光依舊，何不早日改換門庭積累資本。
不像新中國，舊日權貴全數灰飛煙滅，但殊不知上海灘黃金榮不是照樣認為太祖進了城一樣可以用錢擺平，還是杜月笙看得清楚風頭不對跑得快。如果黨國遺老遺少知道這個結果，想必在上海不用蔣經國打老虎，他們就紛紛捐款救國了吧。
國運式微時，種地的百姓也許會餓死，但坐擁財富的官僚士紳總能找到與他們做生意的人。畢竟，與他們做生意的又不是皇帝。必要的時候，他們不介意跟外人一起坑害朝廷。
舉個例子，明朝中期的倭寇動亂是誰催化的？浙江沿海的士紳們與倭寇和葡萄牙人勾結，為其通風報信，看管貨物，奉送酒食，不昔引賊入室，就是因為朝廷阻擋了他們發財之路。他們曾聯合起來陷害名士抗倭名將朱紈，導致朱紈被捕，自盡於牢中。
那時，沿海城市多有抵禦賊寇的高大城牆，但是，有許多商人的店鋪建在城牆之外，甚至緊緊依附城牆而築。倭寇進犯城市時，為了防止倭寇踩著城牆外的房屋爬上城牆，或是成為他們躲避的堡壘，應當將城外的房屋統統銷毀。但由於店鋪的主人以及當地某些豪紳的反對，那些房屋並未清理乾淨，就導致倭寇在城外焚燒房屋，熏炙城牆上的官兵，險些攻破城牆。
明朝的時候重農抑商，頒布一系列不利於商業發展的政策（商人不取得當地市籍，不得在當地開設店鋪；「……塌房、庫房、店舍居商貨者、騾驢車受雇裝載者，悉令納鈔。」；又在各地府、縣、市鎮、水陸交通關津處設立各種徵稅部門，這些多是常設機構。並禁止商人與海外交易。）。趕上朝廷沒錢使，還會時不時從商人身上強行薅一把，苛捐雜稅之類的他們早習以為常，不大可能因此對朝廷感恩戴德。
相關著作里翻到過很多記載，其中有一條描述萬曆年間——「京師各門課錢，俱有小內使經管收納，囊襆騎驢，例須有課；車則計囊襆多寡以為算，至於菜茹入城，鄉民亦於鬢邊插錢二文，以憑小內使徑往摘取，彼此不相問也。」
嘗一脬肉，而知一鑊之味。
那時人普遍認為：「言足國用，必先富民。」而富民則需要兩條：一是發掘自然界的資源，二是叫更多的人去種地。商人則被打入「遊民冗食」之流，覺得他們不僅不從事農業生產，生活還過於奢靡。張居正倒是個明白人，曾說過：「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覺得應當給予商人保護。
生意夥伴是任何時候都有的，皇帝也是任何人可做的，國家滅亡時的動蕩有可能會禍及自身，但百姓們總是希望天下能儘快安定下來。官僚們除去以身赴死的忠烈，餘下的也樂意進駐新政府任官。而商人們，則總是能找到賺錢之路。
比如我是大明某土豪，家裡資產幾百萬白銀，在身上有爵位，在朝廷當個不小的官，眼見著大明要亡了我著急不著急？我當然著急，誰知道接下來的皇帝是啥德行？會不會把俺給抄家滅族了？但是讓我捐錢給朝廷？這事兒堅決不幹！
因為我知道就算我打算拿出一百萬銀子給朱由檢讓他招兵買裝備去和李自成皇太極死掐，這一百萬兩銀子也絕對沒啥卵用！
朱由檢把這一百萬兩發下去，內閣剝一層，六部剝一層，經辦的官吏人人有份，足夠剩下的錢也只夠找點流氓拿把竹槍去裝樣子，絕對不可能幹的過李自成，皇太極，所以我吃飽了撐得才出錢！朝廷這幫傢伙是啥貨色我太清楚了！
而且你出了這麼多錢也沒人念你的好去，反倒是會被人看成肥豬，說不定不等李自成打破京城他們就把我給生吞活剝了，啥也不幹說不定還能多活幾天！
所以不是這些人不明白，而是因為他們太明白這個朝廷已經沒救了！
推薦閱讀：
※知乎上的文科類問答質量如何？
※明朝有兩京，北京和南京。甲申年時為什麼崇禎皇帝不南遷？
※金庸的史學功底如何？
※朱棣在位期間做了這麼多留名千古的大事，但他的名氣卻沒有秦皇漢武大，為什麼?
※如果我穿越到明朝變成建文帝，能上知乎靠知乎大V指點能打贏朱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