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朝後期對後金的頹勢和自身朝政的糜爛,當初朱棣遷都北京算不算是個敗筆?


事實上明成祖遷都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效法漢唐,通過將首都放在帝國的邊境,防止明帝國變成一個內向的帝國,通過與蒙古諸部的戰爭貿易和交往不斷地維持明軍的戰鬥力,也保持對於草原的壓制。但是事與願違,明朝的內向性還是不可避免。

明朝的內向性首先就表現為對於邊牆外發生了什麼的懵然無知。

給大家舉個栗子,明史當中的小王子……

一提到小王子,大家可能會立刻想到達延汗,但是如果你老老實實的看過明史,肯定會被繞進去,因為小王子的稱呼從景泰年間一直延續到了隆慶年間,最開始我甚至認為這位達延汗不僅長壽,而且會分身……

後來我才知道,小王子並不是一個人,也不像有些人說的,是東蒙古韃靼部落聯盟的首領的固定稱謂,也不是蒙古人自己某個具體稱號的漢語翻譯,更不是某個特定部落的首領稱號。而僅僅是明人的一個非正式稱呼,明史中稱為小王子的蒙古部落首領前後有十人之多,出身部落各不相同,甚至有出身西蒙古瓦剌部落聯盟者……而明史不加區分,一概稱為小王子,其混亂簡直讓人精神分裂。

此外明史對於北元世系的胡亂掰扯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

亦思馬因死,入寇者復稱小王子,又有伯顏猛可王。弘治元年夏,小王子奉書求貢,自稱大元大可汗。

這個小王子就是最熟悉的達延汗巴圖孟克了,但是各位不覺得奇怪嗎?伯顏猛可什麼鬼?巴延孟克是巴圖孟克的父親啊,巴延孟剋死的早,靠著滿都海把巴圖孟克拉扯大,打出了達延汗中興的霸業。明史沒有指出巴延孟克和巴圖孟克之間的父子關係也就算了,「與伯顏猛可王等屢入貢」!!怕是巴延孟克聽說兒子中興大元高興地墳頭蹦迪從墳里爬出來跟兒子一起入貢……

你以為這是個別狀況?naive!

分諸部落在西北邊者甚眾。曰吉囊、曰俺答者,於小王子為從父行,據河套,雄黠喜兵,為諸部長,相率躪諸邊。

俺達和吉囊兩兄弟表示mmp,老子是達延汗的親孫子,咋就變成侄子了?

此外,明史甚至犯過把兀良哈和瓦剌兩者搞混的錯誤……

明史在蒙古問題上的混亂可見一斑。

有人說明史是清朝人修的,但是清朝人修明史用的是明朝的檔案資料啊,難道還能生造不成?一部靠著內府官方檔案寫出來的史書,與事實相去如此之遠,足見明人在蒙古高原事務上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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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有一位朋友給我指出,《明史》所說的孛羅忽才是巴延孟克,因為他被滿都魯封為孛羅忽濟農,而小王子與伯顏猛可王是同一個人,明史並列有誤。

我承認伯顏猛可的事情是我諧音草率了,沒有好好查,道歉。

但是問題在於,《明史》也沒有舉出孛羅忽和小王子之間的父子關係啊。

而且別再把鍋往清人頭上摔了,明人自己寫的《明會典》里錯誤更多。

《明會典》是這樣記載孛來專權之後的歷史的:

及孛來衰、而大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入河套相持、時遣人貢馬、然亦數寇邊。

成化初、滿都魯稱可汗。癿加思蘭為太師。與孛羅出更入為寇。惟九年一貢馬。

十三年、滿都魯、癿加思蘭、遣桶哈阿忽刺等四千人、貢馬駝五千、許以一千七百人入邊。虜中亂、滿都魯亦衰、而後把禿猛可王、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千、屢遣人貢馬。

弘治初、把禿猛可死。弟伯顏猛可立、及其酋長與瓦刺、皆貢馬。伯顏猛可與火篩相攻、小王子益衰。

我們知道,在孛來專權之後,草原陷入了大混戰,最後巴延孟克和滿都魯的聯盟取得了勝利,滿都魯稱大汗,巴延孟克為孛羅忽濟農。咱們且不論在滿都魯稱大汗之前把巴延孟克叫做孛羅忽是不是合適。如果把禿猛可=孛羅忽=巴延孟克,那麼不僅他死去的時間不對,而且跟自己的兒子名字反了,而且跟自己的兒子成了兄弟……

這是明人寫的東西……還不如《明史》哩。

相比之下,唐朝對於自己北邊敵人的認識清楚的太多,不管是藍突厥的世系還是鐵勒諸部的分布,首領的姓名、稱號,甚至是西域那些西突厥下轄白種游牧民的部落名稱、首領姓名和稱號,全都一清二楚。突厥和回紇自己是沒有成文歷史的,但是你看一遍唐書就能清清楚楚的把突厥汗國和回鶻汗國的歷史捋的條分縷析,不亞於中原。以至於一位俄羅斯的研究游牧民族歷史的學術大牛曾經感慨,關於突厥、回紇和西域游牧民的歷史,最有價值的資料是轉譯的漢語史料,但他已經年紀太大,沒有精力再去學習漢語,無比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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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里那位跟我扯著脖子吼新舊唐書兩套突厥世系的哥們,我實在沒力氣跟你吵了,你主張你舉證,別隨便找找就能找到,你給我找出來再說話。你之前張嘴就來「《舊唐書》記載闕特勒曾經做過大可汗」的賬我還沒跟你算呢。

而且新舊唐書的對比一直是唐代歷史研究的熱門課題,要是真的新舊唐書在突厥世系這種大事上有出入,早就被挖出來鞭屍一百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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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對於北方蒙古高原的懵然無知,明朝的內向還表現在屢次發生的縮邊上,所謂縮邊,並不是邊境重鎮被敵人攻陷,而是自己乾脆放棄,這種趨勢在明朝初年已經很明顯了,

嘉靖年間,魏煥在《皇明九邊考》當中寫到:我國朝掃除夷虜,恢復中原。復申命致討,以靖邊宇,一時虜酋遠遁窮荒,僅存喘息。於是設東勝城於三降城之東,與三降城並,東聯開平、獨石、大寧、開元,西聯賀蘭山、甘肅北山,通為一邊,地勢直則近而易守。」

而楊一清指出:今河套即周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願築三受降城,置烽喉千八百所,突厥不敢逾山牧馬。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沖,遂使河套沃壤棄為寇巢穴。」

當年張仁願築受降城,控制河套地區和漠南,使得後突厥汗國無法從這片水草豐美的土地上耕牧,直接扼死了後突厥汗國的咽喉,為後來王忠嗣滅亡後突厥汗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在明朝初年,明軍就沒有再繼續駐守唐受降城,而是另築了東勝衛,後來也草草放棄。

說起來你可能不信,東勝衛徹底的放棄是在永樂年間的事情。永樂初年,明廷第一次縮邊,原本在河套東北面的東勝衛內移到河北,原本在朝鮮東北面的鐵嶺衛內遷到遼東,原本在邊牆以北為大同右翼的大寧衛內移到了保定,永樂二十年,棄守興和。雖然這些要地的放棄有很多政治原因,但這些邊境以外的要地的放棄極大地削弱了明邊疆防禦體系的立體性,為後來明朝遼東和北部的邊患埋下了伏筆。

這是永樂大帝的武功上抹不去的污點——一邊遷都向邊境,一邊放棄邊境要地,也是精分的可以。

由於受降城和東勝衛的放棄,加上宣德縮邊之後,開平衛也被放棄,明朝邊軍徹底變成了守邊牆的看門狗,而這些近邊之地卻無不適水草豐美,適宜耕牧。開平衛是元上都故地,河套地區更是塞上江南,這些膏腴之地拱手讓人,在靠近邊牆的地區養出了強大的蒙古部族,遺禍無窮。

雖然長城沿線的關山更加險峻,防守成本更低,但是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的論斷依然有效,即便是開國雄兵犁庭掃穴,九邊關山固若金湯。在朝堂上主黯臣昏,為政荒率,殘民害兵的背景下,多麼險峻的關塞,多麼龐大的邊軍都不過是擺設。

景泰年間以來,蒙古諸部南下河套耕牧,以此為基地不斷騷擾陝西和山西,加上明中葉以降,明朝吏治逐漸敗壞,百姓生活惡化,白蓮教興起,多有投靠河套蒙古者(明代著名漢奸趙全就是白蓮教徒)。此消彼長,由於長期困守邊牆,不經歷戰事,加之明初衛所制的逐漸敗壞,明北邊邊軍的戰鬥力不斷惡化,最終羸弱不堪戰。放棄邊外要地導致明廷北疆防禦體系失去立體縱深,加上明朝關閉大都督府之後,邊鎮各將大小相制,兵力分散,缺少統一的強大機動兵團,面對集中兵力突擊一點的蒙古騎兵幾乎沒有還手之力。

清人趙翼認為:大率用兵於南則易於盪掃,用兵於北則僅足支御。可知北強南弱,風土使然,固非南剿者皆良將,北拒者盡庸將也。」這話就是純粹扯淡了,明初犁庭掃穴,打的北元抱頭痛哭,黃金家族幾乎絕嗣的明軍是超級賽亞人?菜就是菜,不要給自己找借口。

等到嘉靖年間,一個土默特部的小頭頭崛起,佔據了河套地區,利用流亡投靠和從明朝邊地虜獲的漢人農民在此築城農耕,這座城市就是庫庫和屯(呼和浩特,蒙語意青色的城),俺答汗的勢力範圍其實並不廣大,只是佔據了傳統意義上的漠南地區的一半,東起遼東,西到河套,更沒有佔據漠北。但是由於獲得了河套地區的農耕經濟強有力的補充,俺答汗的軍事實力不容小覷。俺達以請求封貢為借口,頻繁入寇,每年都有,一年數次,《北元史》記載了俺達與其兄長吉囊在嘉靖年間瘋狂入寇的過程,有興趣的可以去查。

嘉靖作為明中葉執政最長的皇帝,其執政期間任用嚴嵩,朝堂爭鬥黨爭殘酷傾軋,邊鎮將帥以賄賂上位,多有卑怯無能之輩,士卒貧苦不能用命,加之大小相制,兵力分散,缺少機動兵團。以至於漠南蒙古諸部入邊牆如回家,每每大掠而去,邊軍觀望不戰,禮送出境,甚至有大同鎮這種裡通外國,從敵人掠奪漢族百姓的戰利品中分潤利益的垃圾出現。給長達萬里的邊境線上,從四川、青海、甘肅、陝西、山西、河北、京畿、遼東的百姓造成了無盡的災難。草率統計,僅僅在嘉靖年間,俺達諸部落入寇導致北部各地百姓被殺掠近百萬人,損失的牲口、財帛根本無法估計。

天子守國門的招牌被正反打臉,比滿漢一家的牌子上洞還多……

而朝堂上銳意敢戰,忠勇保民的將帥如曾銑、馬芳,榆林姜氏等,幾乎無一有好結局。曾銑倡議復套,結果被腰斬,馬芳與姜家將門諸將率遭彈劾,終不得挂帥,反倒是仇鸞這種敗類屢屢獲得嘉靖信任,他款塞通虜,甚至重金賄賂俺答汗求他別寇他塞,結果俺答汗直接踹開古北口衝到北京城下,搞出了庚戌之變,結果還能開戎政府,掛大將軍,榮寵一時,竟然善終於家,雖然最後被開棺戮屍,但是比起慘死的夏言和曾銑,還是結局好的誇張。

嘉靖皇帝權謀手腕一流,可是在他治下,東南倭寇猖獗,北疆俺達橫行,漢族百姓飽受磨難,明朝軍事實力的低谷名副其實,也難怪外國傳教士能放出兩萬軍隊征服大明的狂言,這種軍事上的羸弱並不完全歸咎於制度,其與明中後期朝廷糟糕的政治環境有絕對關係,而荒怠朝政,挑撥黨爭的嘉靖皇帝難辭其咎。而這個混蛋,居然還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好人不長命,混蛋活千年就是這個意思了。

1560年,朱厚熜這個混蛋終於死球了,隆慶繼位,張居正用事,在東南,隆慶開關,自由貿易,加速白銀內流,明廷財政狀況明顯好轉。倭寇在戚繼光俞大猷等人的武力打擊和自由貿易消除經濟基礎的背景下終於絕跡。而在北面,譚綸、戚繼光、李成梁等人用事,訓練士卒,修築長城,終於扭轉了嘉靖以來蒙古諸部吊打明北方邊軍的局面,在軍事上取得起碼的均勢之後,俺答封貢,開邊貿易,明蒙邊境終於重獲和平,雖然之後也間有摩擦,但比起嘉靖年間暗無天日的苦難歲月,北地百姓終於算是過上能活的日子了。

事實上,隆慶萬曆年間,明朝的軍事實力出現了明顯的反彈,這一方面是張居正改革的功勞,另一方面是朝堂上政治風氣改善的結果,雖然萬曆皇帝也不是個什麼喜歡工作的主兒,但是比起陰微乖戾,殘暴苛刻的嘉靖,這位爺在邊疆問題上還算給力,西麻東李,當時將門並列,此外還有劉綎等一批名將湧現,三大征打得雖然是艱難,但是也算是全勝。

這裡我要吐個槽,

李成梁家在鐵嶺衛內遷的時候遷到遼東,都五六代人小二百年了還能算朝鮮人?這棒子基因也是夠頑強了。麻貴是回族這種屁話更是無語,他家後人皈依綠教以漢穆入回族,然後麻貴就強行被回族了,李朝實錄里寫的明白,麻貴豪闊善飲,神他媽是回族。不過想想天龍人忘祖宗是常態,也不奇怪。

(在下面有一位朋友跟我說麻姓可能是麻速忽、麻合馬(穆罕穆德)、穆斯林等伊斯蘭教人名的音譯,大同麻氏是外族改漢姓的回族。但是要知道,在宋初成書的《百家姓》中麻氏郡望就被標註為上谷郡,而漢上谷郡郡治就在今天大同右玉縣官廳水庫附近。而在當時新疆都還沒有伊斯蘭化,因此大同麻氏是穆斯林改漢姓的說法是肯定不能成立的。)

總之,永樂的北遷核心目的是希望藉助首都的便利,效法漢唐經營北部邊疆,控制遼東,壓制草原,但是很不幸,由於明朝朝堂很快被儒家官僚士大夫壟斷,其強大的內向性即便是燕山的寒風都沒能吹動,直到將近二百年後,永樂的設想才得以在萬曆朝差不多實現,但是很不幸的是,這只是大明王朝的迴光返照罷了,很快,軍閥化的李成梁玩敵養寇坐視女真統一;無知的官僚和自然天災會一同激起民變,明王朝最終為被官僚士大夫壟斷權力帶來的內向性和末梢神經失靈付出了代價。

明末亂世,要來了。


這題目反應的觀念很有代表性,不得不吐槽一下,非專門針對題主或其他人。

永樂正式遷都是1421年,努爾哈赤攻明是1618年。一個政治舉措談談「長期影響」倒還罷了,非得和快二百年後的具體事件聯繫起來,還要「評價」一下是敗筆,這是什麼想法……

大而言之,我不覺得歷史學和整個人類的智識發展已經達到了可以跨越數百年在兩個事件之間建立確定的因果關係的地步。而且從政治實踐來看,一個政治家能解決他當代人面臨的一些問題就算很成功了,把「功在百年」當成常態真是想多了。何況二百年間明朝國土統一、皇權穩固,就統治者的角度來講並不算失敗。

平行對比,兩漢唐宋清最多也就延續三百年出頭,除了大清國末年都是打成亂麻(也可以說清室脫身的早)。如果說遷都是敗筆,請問什麼樣的勝筆可以保證明朝延壽到三百五十年以上?怕不是又有人來提問,「如果當初朱棣遷都到北方,天子守國門,能否避免嘉靖之恥的發生?」李氏朝鮮倒是傳國五百多年,可我怕鍵盤司禮監們又不想事事學它。

當然,反過來吹成祖如何高瞻遠矚、設計精妙也是很搞笑的。實際上永樂初期明朝對韃靼和瓦剌是採取羈縻態度的,皇帝給蒙古大汗鬼力赤和本雅失里寫信都叫「可汗」,還說什麼「朕主中國,可汗主朔漠,彼此永遠相安於無事,豈不美哉?」(《明太宗實錄》卷90永樂七年四月丁丑條)——要知道洪武時期明太祖給元昭宗寫信都是只稱為「君」的。可見永樂初期的成祖在用兵安南、遣使下西洋的同時,想以南北二主並立的局面達成和議。結果被本雅失里殺了使者,又想趁瓦剌大敗韃靼的時候趁機進攻,不料派出的主將丘福冒進被反殺,這才開始了第一次北伐。

經過兩次北伐,明軍擊敗韃靼、瓦剌各一次,但始終無法捕獲其首領、瓦解其政權組織。永樂十四年成祖在南京定議遷都,如果要從明蒙戰爭的角度去理解,恐怕正是在「遠征漠北的戰爭形式將會繼續下去」的認識下做出的決定,這樣更方便皇帝兼顧日常政務和整頓軍備、掌握北方軍隊。當然成祖的腦內可能還有其它考慮,比如戀舊,比如效法元世祖之類,這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了。

(這裡補充一點,雖然15世紀的北京具有作為明朝首都的基本條件,但遷都北京這一事件的發生本身還是有偶然性的。首先成祖本人在永樂十四年初大病一場,引得漢王高煦在南京蠢蠢欲動,成祖當年回南京就處置了漢王。如果成祖當時沒挺過去,那遷都這事就未必會發生。其次仁宗是有意還都的,但南京正好發生地震,而他又在一年內突然死去,這事就擱置了。這種偶然性的客觀存在,讀史者不可不察,不要把決定論濫用到過小的尺度上。)

至於說「通過與蒙古諸部的戰爭貿易和交往不斷地維持明軍的戰鬥力」,我想知道明朝除了成功對蒙古人實施種族滅絕以外(這不是我自己的意思),有辦法不這麼做嗎?游牧經濟先天不能自給自足,定居人群要是不和牧民貿易,他們就非來劫掠不可。要說是像成祖一樣經常大舉北征,我只能說永樂十九年夏原吉等大臣已經以生命為賭注來阻止成祖了,要說這些個個都是在成祖身邊追隨十幾年的實幹官員也有什麼「文官集團」的脾氣作怪,那你就贏了。

《明太宗實錄》卷243永樂十九年十一月丙子條:
上以北虜攜貳,命尚書夏原吉、方賓、呂震、吳中等議,將親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敕邊將備御。」未奏,會上召賓,賓言:「今糧儲不足。」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御之用,不足以給大軍。」即命原吉往視開平糧儲,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上以邊廩空虛,不懌,召原吉,頌繫之,以大理寺丞鄒師顏嘗署戶部,並系之。於是賓懼,自殺。……下刑部尚書吳中獄。
(呂震是靖難起兵時的北平按察僉事,協助世子高熾留守。吳中是大寧方面的北平行都司營州後屯衛經歷,靖難時投降成祖。夏原吉、方賓都是永樂初期成祖從建文朝官僚中提拔的精明幹練者。)

成祖這種耗費國力的辦法本來就是不可持續的,他自己也說過:「今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寧夏、甘肅、大寧、遼東,則邊境永無事矣。」(金幼孜《北征錄》)並不准備永遠這樣北征下去。可惜成祖不但不能消滅蒙古政權,連分化、瓦解、操縱他們也做不到,只能與之開展朝貢貿易,甚至連興和、大寧也放棄掉了,還把開平周圍的五屯衛撤空。不過就像我開頭說的,一個政治家能解決當時的一些問題就不錯了,成祖至少對宣德、正統朝的二十餘年和平大有貢獻,這已經很不錯了。

至於明軍的戰鬥力問題,其實就算在明蒙關係非常太平的宣德、正統年間,明軍也都組織過宣宗親征和正統九年四路出塞這樣打兀良哈的戰役。可惜明朝問題太多,不是以戰練兵就能解決的。

反過來,明朝再怎麼「內向」,蒙古勢力又能把明朝怎麼著呢?也先和俺答汗的軍隊是厲害些,但他們反而是沒有代表性的。即使是這兩位,也就分別攻陷過紫荊關和石州這樣的關城、州城而已。在他們的刺激下,明朝的軍力的確都出現了一度有所恢復的局面。

而除了這兩個人在位的時期外,蒙古軍隊是沒有什麼攻城能力的。明蒙邊境上日常演出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劫掠、驅趕、圍堡、追擊、伏擊、解圍的劇目,和後來明金之間打的正面陣地戰完全是兩碼事。只有了解明代九邊的「邊防壓力」到底是什麼樣的,才能理解晚明軍隊為什麼既腐敗不堪、又能成功抵禦金國以外的敵人——因為他們長期以來就是這麼過來的……


朱棣:我們朱家世代為君,也有自己的規矩——

1、選都必須精,定都必須准;

2、誠信執政,不治黑心國;

3、三大營連著建,中間有任何停頓,我絕不負責。

咳咳,那個啥,我再重複一遍啊,我!絕!不!負!責!

朱祁鎮:我今天做了一個違背祖宗的決定,把我的三大營無償奉獻出來。

王振:人們都說瓦剌外患,是不死的癌症;也有人說,北邊有瓦剌犯境,大明被判了無期徒刑;要我說,瓦剌其實一點也不難治,你用了我的yao,我保證你~

朱翊鈞:這楊大夫啊,有個習慣,就是要麼不給你治,要給你治,就肯定去根兒~

楊鎬:光靠建堡壘,守邊境,就想治好努爾哈赤,我跟你說,那根本不可能~因為女真還在東北,他還會繼續的侵犯邊境,就像噶韭菜一樣~噶了一茬,又長出一茬~你就是守一輩子的國門,也是白花錢,白遭罪~

朱翊鈞:楊大夫說了,治努爾哈赤,就兵分三路,多一點都不用~

努爾哈赤:我是悍匪,我不南下擄掠,保留這個遼東,還有什麼意義呢???減輕大明老百姓的負擔,我說~門都沒有。。。老百姓辛苦攢點錢買葯看病,我不搶還是人嗎?!!

戰後。。。。。。

朱翊鈞:(╯‵□′)╯︵┻━┻ 我看你就是和藥廠五五分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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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住諸位了,在這麼正經的問題下鬼畜了。。。。。。

說下個人淺見。

明朝巨大的內耗和北境上積弱如果真的想找根源,我認為可以先要捋捋兩個主要轉折點,第一個是土木堡,明朝對陣蒙古諸部由主動進攻轉向消極防守;另一個是薩爾滸,明朝對陣女真諸部由全面進攻轉向被動防守。(然後我就情不自禁地雄氏老方了。。。。。。sorry~)

這兩個轉折點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明朝統治集團對自身的積貧積弱懵懂無知,也就是題主所講的朝政糜爛。

首先說,朝政的糜爛絕不應該將責任都推到太監身上。

必須強調的是,將戰敗歸給某個人(如王振之流)其實是某種程度的甩鍋行為。如果朝廷沒有先爛,是不會給王振之流以機會的。這種懵懂無知本身就反應了集團內部的僵硬、效率的低下,信息溝通的中斷。

而將糜爛的朝局都往皇帝的昏庸和太監身上甩鍋,那更是某些筆杆子洗白自己的手段。

無論是宦官集團(君權)獨大,還是文官集團(相權)獨大,對於政治集團的統治效率而言,其實都是極端不利的。而由於歷史往往文官集團書寫,就避重就輕的把自己獨大的時候拉下的屎偷偷的擦了,給人一種鍋都是太監的,自己啥毛病沒有的錯覺。

政治自古至今都是博弈,優秀的統治者都是牧羊人,垃圾的統治者是殺羊人,庸碌的統治者是領頭羊。

而明朝的內耗的根源,其實在於相權與君權互相傾軋過程中產生的嚴重失衡。明朝時期由於傾軋出現的反攻倒算事件也是比比皆是。就比如說那幫子筆杆子當初欺負天啟的時候就應該想到皇帝的反擊,政治鬥爭是無情的,你不能只把對方的無情寫出來,把自己的無情藏起來,欺負孤兒寡母的時候沒想那麼多,寫書的時候想起來要臉了?

於是也就出現了拔河現象,沒了裁判員,雙方都全力的去搶繩子,誰稍一鬆手,繩子就讓對面拽走了。力量都放在了拔河上,誰還有功夫管外人來家拆房子???

所以說,遷都北京會造成統治集團內耗嚴重么?個人認為不會。統治集團內耗非要找個鍋,不如研究一下朱元璋廢相的問題(此處劃個重點)。

其次,再說遷都北京是否造成了明朝對戰北邊少數民族的頹勢。

個人認為,這個頹勢其實古已有之,換一句話說,遷都北京並沒有在客觀上解決了中原民族先輩都沒有克服的不利因素,但是也沒有增加。

第一點就是文明的逆向滲透。古語有云:人之就善也,如水之就下也(霧~),你讓一群窮人往富人區運動,是省力的,甚至說可以讓其自發運動(比如說後金,那就是自發的南下,沒人逼~)。但是你讓富人往窮人區運動,是費力的,而且阻力相當大。秦始皇政局崩潰與其龐大的戍邊部隊的消耗不無關係。這樣巨大的戍邊壓力,很少有王朝能夠久撐,更不用提去拓邊。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於文明逆向滲透的阻力,導致了實際上大明政權全期對北面的土地根本沒有慾望。可以說大家老死不相往來是醉猴的了。大明終其一朝在做的就是在驅逐北人(後期轉入抵擋北人南下),沒能力也沒慾望向北開拓,這一點打漢武帝的時候延續至今,這就是文明的力量,也可以說是自然規律的力量。

你就算主動歸附,你怎麼跟人家講???你說:這塊地皮和人民送您了,您先投資二十年才能看見收入點,四十年才能扭虧為盈,而且這四十年,你每年還要投入多少軍隊防止北邊的強盜來「三光」???人家至多當你是個要飯的~呵呵,這叫花子說話真可愛,你的孝心我知道了,你自生自滅吧。自生自滅吧。。自生自滅吧。。。

而讓北人滾遠點,離北境遠一點,在朱棣遷都前後的區別,只不過是將滾遠的底線是劃在長城沿線,還是劃在長江沿線的區別。

第二點就是不良資產的主動切割。就比如說今天的外蒙現在想回歸了,這樣的負資產回歸是加速了中國經濟,還是拖了後腿???這點道理明朝統治集團也不是不懂。

更重要的是,一個產出比消耗還低的負資產,正常的企業都會選擇「割肉」,明朝最後如果對他們的「負資產」做出的決定也是「割肉」,雖然感情上覺得是喪權求安,但是理智上看也並不讓人意外。起碼人家老朱短時間內看到了GDP增長~

例如李成梁晚年就提出主動放棄了他經營前半生的防線,領民內撤。在短時間內確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才不是人家老李老糊塗了,確實有利可圖,而且是短時間內生效。可謂是今天做手術,明天就上班~(大鐵棍子醫院為啥有吸引力?)

所以說,提出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政策,確實有見識得多,既解決了負資產的拖累問題(李雲龍:我找旅長要槍,你猜旅長怎麼說???),也解決了戰鬥力不足,人心思歸的問題(小戰士:我們無法完成人民交給我們得使命,我們只能撤退,可是俄羅斯雖大,我們又能往哪裡撤退呢,身後就是莫斯科!!!)。

沒有守衛家園的決心是抵擋不住侵略者的,古往今來,無不如此;而只有決心,沒有方式方法,也只能淪落成痴人說夢。

老李、老孫、老袁都是佔了這個便宜。就說李成梁家族,論貪污,老李家也是虛報戰功,驕奢無度,為啥短時間內,庸庸碌碌的北邊守軍,怎麼就突然打了雞血,連戰連勝,貪官變名將呢???所以說,人治就是表象,事物發展規律是客觀的,不隨人的意志轉移。我們看到的是某些人的豐功偉業(就比如說野豬皮同志和李成梁同志~),實際上是他在履行自然規律時更有效,你把李成梁換個別的差不多點的人也一樣。正所謂:你跺你也麻~

雖然拓邊這塊在理論上仍然不可行,畢竟生產力的約束是硬道理,經濟發展GDP是命根子;但是守邊這塊算是解決了理論問題~

而這一切的前提,就來自於兩百年前朱棣領著南人來到了北方,來到了前線。而來到這最主要的影響,就是把南人心理上的底線,從長江挪到了長城。在朱棣的眼中,軍事緩衝區是什麼?不存在的~

什麼是自然規律?人們自發的離開大山走向了北上廣,就是自然規律。但是想讓人自發的去西北支邊,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了。這件事放在今天都困難重重,再回到五百年前的封建時期,讓南人離開故土開拓北邊,穩定北邊(也就是我們現在眼中的中原地區,在當時是實打實的北邊~),穩固核心力量的統治,更是難上加難。你真當北邊就沒有北元的遺老遺少了???

而朱棣實現了這一目標,而且事實證明,雖然也困難重重,雖然也出現了反覆,但是並沒有耗盡國力而崩潰,相反還連續裝逼驅逐了北元殘餘,算是盡了南人所能盡之力,我認為是成功的。

整個北邊之所以到了1644年還在南人為主的統治之下,最大的功勞就在於朱棣的北遷,如果沒有北遷,輪不到後金來,瓦剌也好,北元也罷,估計都把大同、山東佔了。南人的戰鬥力已經被他們優越的經濟條件鎖死了上限,和不打劫就吃不上飯的北人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早晚劃江而治。

人家石敬瑭為了立國拿燕雲十六州交換利益,最後留給的「強宋」是個什麼結局,大家都知道。

朱棣如果不遷都,不是走了秦始皇的路,就是走了自己的路(被下一個朱棣靖難分裂南北明),再或者走了兩宋的路(長江以北是什麼?不存在的~)。

換成是你,讓你從這ABC三個裡面挑一個,你怎麼挑???

於是朱棣選擇D,領著全體南人向北邁了一步,而且事實證明,這個步子不大,沒有扯到蛋~甚至可以說這一步邁得很精準,很高明了。明朝雖然對長城以北的土地沒有慾望,但不代表他連山東山西都不要了。而這一步不邁,面對瓦剌和北元,山東山西能保多久?或者說離第二次靖難還有多遠?

特別要註明的一點是,無論朱棣的初衷如何,僅就遷都對明晚期時局的影響而言,他的北遷造成的歷史影響就擺在那裡,我們不能因為他自己沒想到,就把沒想到的部分從北遷的影響裡面扣除。這一點做過高考語文閱讀理解的人應該都明白~

所以,我認為,無論是明朝內政的巨大內耗,還是戍北無力(實際上還有有力度的,後金想憑著打仗打進來,實際上難度還是非常大的,畢竟明朝亡於內),和朱棣北遷都扯不上關係而且恰恰相反,如果沒有北遷,整個中原地區,失落於北方少數民族之手的時間只能提前。敗筆什麼的,不存在的~

真想討論個一二三,不如研究下朱元璋廢相的問題。

還是那句老話。朱棣:我!絕!不!負!責!

(如果有什麼想到的再補充。)


問:明朝對後金的頹勢有什麼原因?

答1:首都設在北京,離得太近,經常被後金騷擾,不利於防守

答2: 首都設在南京,離得太遠,不利於主動出擊後金,不利於進攻

答3: 首都設在其他地方,不遠不近,既不利於攻也不利於守


朱棣的原意在於戍邊(割韭菜)監軍(防止邊軍做大失控)。
不過就英宗出事(土木堡)之後,大萌紫禁城戍邊屬性已經名存實亡。因為「九邊重鎮」補充。
大萌實際中後期一直在是防九邊軍閥割據。不過軍閥割據倒是防的死死的然而也養廢了九邊重鎮。從割韭菜成為被割韭菜,甚至最後不得不依靠關寧錦防線的天然地利抵抗邊民(遼東)。
總的來說想法很好,然而卻忽略了老朱家一代不如一代的事實。


謝@何友菡 邀

當時明朝最大的敵人還是蒙元殘部,出於國防考慮,遷都北京的順天府可以用行政手段強行把全國的人力物力集中到首都,「天子守國門」並非不可,這是當時落後生產力所造成的。

蒙古人直到莫斯科大公國要變身俄羅斯帝國時才開始衰落,在中亞和蒙古高原失去影響力

如果不這樣,邊境線會一直被蒙古侵擾,而擴大邊軍又造成巨大經濟負擔,如果邊軍的錢糧自行處理,那麼豈不是又一個燕王?

而且中國南低北高,統治中心在北方可以更好壓制南方,所以遷都順天府是很正確的。

而且大明不只有一個首都,北京順天府,中都鳳陽,南京應天府,南京有另外一套班子,只差一個皇帝就能組織成一個中央政府,但是「君王死社稷」了,不僅皇帝沒有,太子也下落不明,搞的南明內鬥,白白便宜了滿清。

不然依靠南京之堅城,江准之財力,守住半壁江山,等到出一個明君,北伐中原不是不可能。


這就是典型的「蘇聯解體賴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十五世紀的永樂皇帝對十七世紀後輩們的不爭氣和二十一世紀鍵史黨的扣黑鍋表示mmp。

前人無法預測未來歷史的走向,更無法預防未來發生的一切問題,更何況有的問題當時根本就沒有徵兆。作為後人要求前人為自己眼前的問題寫好答案本身就是一種耍流氓行為,前人沒這個能力,更沒這個義務。

朱棣作為中原新漢人王朝實際上的第二代領袖和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地方藩王反抗中央成功的例子,面臨的問題很複雜。
首先是北方蒙古人的反撲可能,元末農民戰爭只是趕跑了蒙古人,但漠北的根基沒被打壞,北元滅亡半個世紀後還能出現土木堡之變這樣的翻車慘案也說明了蒙古勢力客觀上確實存在相當大的威脅。燕王朱棣和寧王朱權這些就藩北國,戰鬥在抗蒙第一線的藩王一方面背負著苦差事,另一方面也給了他們精兵強將和強大的軍事實力,可以說這間接上給了朱棣反抗並推翻中央的可能性。
遷都北京對朱棣來說不是搬家,而是回家,因為南京是他搶下來的地方,他在這裡毫無根基,某種程度上來說對他這個反叛者來說不安穩,也不安全。自己經營多年的大本營北平總是更親切,不回去的話就等於把這裡交給了別人————怕不是又要來一次靖難?而如果把自己的根據地放棄,不但對抗蒙古鞭長莫及,而且還不得不把重兵交給別人,朱棣會這樣做
么?

對於十五世紀初的明朝來說,遷都北京就是最優解,靖難之役就是對朱元璋固守金陵政策的最有力的反駁。至於後來的問題,應該也必須交給後人解決。秦始皇因為「亡秦者胡」的預言大修長城一力防範匈奴,結果卻因為大興民力加速了秦末起義的爆發。妄想改變未來的走
向,往往只會加速厄運的到來。

明末對抗後金的進攻,定都北京已經是前人留下來的好牌了。某種意義上來說,首都離敵人越遠越危險,因為對古代封建王朝而言太遠代表鞭長莫及,無力抵抗進攻。如果明的首都仍然在南方,恐怕丟掉的就不只是遼東了。至於政治的腐敗,原因過於複雜,大體來說就是皇權過於集中導致內官干政現象嚴重,官僚集團為了利益互相結黨傾軋等等。遠遠不是一個遷都北京就能引起的。


先說下,這個問題問的讓人無語。憑什麼二百年前的人物做的決定要為二百年後的事件背鍋?
這分明是兒子孫子們不行就怪祖宗不是開國權貴的節奏。
網上就有這麼一票甩鍋黨,特別喜歡把某個時期的爛事甩鍋給祖宗。

更何況明朝自遷都北京經歷二百來年亡國,有什麼人能保證明朝不遷都就能繼續活三百年?四百年?
明朝活了276年很少么?

……………分割線………
朱棣遷都有著很多考量。
朱元璋定都南京並北伐將蒙古人趕回沙漠草原後,對北方邊境採取了分封自己兒子們鎮守一地統領邊境軍事力量的方式。其中朱棣就是負責北京一代防線的燕王,其他如秦王,遼王,寧王,晉王等都帶有這種任務,通過邊境藩王保持一定的軍事實力防守邊境。
這種做法也是考量南京距離北方邊境太遠,朱元璋本人無法有效掌控邊境軍事力量的原因,他希望依靠自己的兒子們代自己掌控。這種模式類似漢初封國和唐的藩鎮,後果大家都知道了,尤其是唐朝藩鎮雖然為唐朝拓邊立下功勞,但也成為滅亡唐朝的根本原因。
這為他的繼任者埋下了隱患,因此就有了削藩和靖難,燕王朱棣造反成功。
朱棣造反成功入主南京後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北方一代的邊境防守力量被他自己破壞掉了。永樂元年至北征開始前,北方邊患呈現上升狀態,而朱棣本人如果身在南京,則大量軍事力量必然會彙集到南京削弱北方的軍力。
出於皇帝維護自己權力防止臣子們造反的角度,必然又不會放心將大量兵力放置在距離自己很遠的邊境,無論委託給何人都不會放心,畢竟朱元璋委託給自己兒子都失敗了。
所以,從純軍事角度,將都城放置在南京這個距離北方邊境過遠的地方並不是個優良選擇,畢竟中國曆朝歷代北方邊患造成的軍事壓力都遠遠超過南方。古代的條件下,天高皇帝遠,皇帝很容易失去對北方邊境的控制。
因此,僅僅從軍事角度,遷都北方都是必然之舉。就是定都南京的朱元璋本人實則對南京也並不滿意,他曾考慮過汴梁長安等等,「詔曰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其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朕於春秋往來巡狩播告爾民便知朕意尋又命徙北平軍民於北京」。
南京並不是朱元璋的最初選擇。只是最後年事已高就留待後人解決而已。
當然朱棣也並未如朱元璋所想遷都汴梁,這與他在北京生活多年已經適應北京有關。
當天子駐北京時,既可以保證軍事力量集中在首都中心便於控制,當邊境有事又可以迅速指揮京軍支援,不至於邊境出現問題。因此永樂遷都後,北京的京衛總兵力達到了約50萬,完全有能力迅速支援邊境任何一個方向。
需要注意的是,此時北方邊境的九邊長城和堡壘群尚未修築,此時明朝採取的還是重點防守鎮城衛城如宣府大同遼陽等城,鎮城和衛城之外實則並不設防。當虜入寇時,鎮城衛城則出擊御虜,虜勢過大就需要京營支援。
這種模式在朱棣這種強有力帝王控制下,是非常適合的做法。
但是後來的繼任者並非如朱棣一樣強勢,衛所又趨向腐壞,正統年間京衛額兵五十萬,實則僅有25萬,京營軍事力量衰退,對邊防支援力不從心,邊患越重。土木之變後,明代軍事力量不得不逐漸轉移到邊鎮,通過修築九邊長城和沿線大量的軍堡村堡等諸多堡壘群來防禦。
但這已經是後話了,又豈是朱棣能預料得到呢?

最後,大多數人只看到土木之變庚戌之變這些爛事,就沒人注意到自成化一直持續到將九邊修成規模的隆萬時期,蒙古已經越來越無力對明朝統治形成威脅了嗎?


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明朝的崩潰可以說是必然的,但明朝的功業也可以說是卓越的。
鐵血或者溫情的歷史現象背後,也許都有某種程度上的必然性。正確與錯誤,順從與反抗,放到以百年為尺度的歷史上看,可能瑣屑到不值一提。
從地形上看,華北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是傳統封建王朝的核心區域,而這片核心區域的穩定與否取決於長城防線的三大支撐點西安-太原-北京。這三大支撐點,即是相應防線的物資集散中心,也是軍事信息決策處理中心。在信息傳遞效率低下的古代,以西安或北京為首都幾乎是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的必然選擇。
秦漢以關中得中原,李淵用太原得天下,安祿山范陽(今北京)起兵,朱棣北京靖難,李自成一路從西安打太原入北京,滿清拿下北京後頃刻席捲天下;宋朝也正是由於丟失了燕雲十六州(今北京),從而需要在大平原上建立無險可守的漫長防線,陷入了軍事上的完全被動之中。從西安或者北京往大平原進軍幾乎毫無難度,而統治者對這兩個地方疏於掌控也會很容易發生割據叛亂與農民起義。有什麼比把一個重要而危險的地方放在眼皮底下更安穩的呢?
唐之前,中原王朝面臨的主要軍事威脅在西北,唐之後威脅轉變為東北方向,西安還是北京是一個方向問題,而其定都的內在歷史邏輯是一致的。實際上唐朝處於一個平均氣溫的歷史高位,高溫帶來了農作物產量的提高與農耕線的北移,也意味著軍事物資需求的減少。不僅是禦寒衣物與禦寒飲食需求降低,更重要的是極大減少了轉運本身的損耗。唐朝得天卻並非獨厚,儘管在北方防線上可以說是歷朝歷代最安逸,但高溫也導致了吐蕃即西藏的崛起(沒辦法人家糧食也多了);並且,唐朝對東北地區的初步開發,也為後世朝代埋下了禍根。
宋朝與明朝都面臨寒冷氣候帶來的嚴峻挑戰,宋朝選擇隨農耕線而收縮,而明朝選擇利用巨大的漕運規模進行死撐;宋朝選擇天時而明朝選擇地利。宋朝邊防壓力巨大而內部矛盾要小一些,明朝邊境上略有優勢但因為漕運本身的巨大成本而內部矛盾突出。
時勢在我,如唐朝,在北方邊境戰必勝攻必取,就算出現安史之亂這樣嚴重的內部問題,依然可以很安逸的處理北方邊境問題;而時勢不在我,如宋朝明朝,可能幾個決策上的小失誤就會帶來靖康之恥、滿清入關這樣巨大的災難性後果。一個自身不穩定的系統,在長期運行過程中幾乎是必然崩潰的,任何微小的錯誤都會逐漸積累到不可逆轉,所以說明朝的崩潰某種意義上是必然的。
而對比於之前的各個朝代,明朝的疆域在當時的氣候環境下理論上該是如南朝或者宋朝那樣偏安於半壁江山,但他們又用盡人力物力,為廣大的華北平原地區帶來了幾百年的寶貴和平,使不至於人命如草芥,這份功業又是可敬的。
匪佑自天,弗孽由人。運也。《列子·力命》


那建在哪裡呢?四張圖疆域對比下來,終明一朝一直在填北宋到北元那400多年來的爛攤子,北宋疆域之外的地方,全都需要南宋那片漢人去填。北宋疆域之外的漢人,你能說他們是漢人嗎?甚至南宋疆域之外的漢人,都是有問題的。遷都北京就是把南方漢人勢力徹底紮根在北方,然後再把漢人勢力慢慢往前推進。而且北京作為元朝都城也有百年歷史了,北京再往前也沒有城市能作為遷都候選了。至於明朝後期的糜爛跟遷都北京沒有任何關係,氣數已盡而已。

如果朱棣不遷都,就在南京的話,那麼清朝可能並不會考慮在北京定都,畢竟漢人勢力是在南京,那麼我們今天的疆域可能會縮小。朱棣遷都北京,公心大於私心,他考慮的是百年之後,漢人的勢力能輻射到哪裡。從今天的疆域來看,朱棣的眼光太遠了,雄才大略。

還有就是,朱元璋把能遷的南方漢人都遷完了,要填的地方太多了,朱棣放棄衛所,估計是這個原因,因為沒有漢人遷了。


北元勢力那麼大,他自己不去,可能出來第二個安祿山。

朱祁鎮後五軍都督府玩蛋,文官勢力做大,導致文官集團後期專政。

崇禎放權和遷都都行不通只能等死。

對後金雖然一直掌握局勢,但是花銷太大,關寧鐵騎用錢燒出來的。

內地一鬧起兵,加上不開外貿缺少收入,窮死。

200多年皇權沒有旁落,已經很罕見。除了清朝。


以明朝後期對後金的頹勢和自身朝政的糜爛,當初朱元璋建立明朝是不是一個敗筆?


朱棣應該是吸取北宋亡國的教訓,北宋首都在內地,而且無險可守,後期皇帝不知兵,敵人兵臨城下就亂了陣腳

朱棣打算讓自己子孫後代都像自己一樣拿蒙古刷經驗,不要不知兵

結果還是出了朱祁鎮這個奇葩,所幸沒像北宋那樣直接送掉中原

但每代皇帝至少北伐一次的規矩還是被打破了,也就明武宗有這個雄心壯志


有個問題一直存在,就是如何在邊鎮防住游牧民族同時不對皇權產生威脅。

朱隸遷都北京是一個比較成功的思路。至少他做到了明朝在絕大多數時間是大一統的王朝,不像唐朝中後期潘鎮割據,也不像宋朝偏安一縷。


朱棣曰:這口鍋朕不背。


遷都兩百多年後才亡國,說明這都遷得好呀!很多朝代年兩百年都被挺過。


大廈將傾,就是把國都定到台北也白搭


我上次看到有人把五胡亂華歸咎到四百年前漢武帝打匈奴頭上,當時以為這樣的友善度應該是難得一遇的。
得,今天又見到了,不過這次好一點,只往前怪了兩百年。


以明朝末年的情況,無論南京還是北京,都一樣 ,空間上有一定的緩衝而已,kmt倒是沒拿北京當首都,區別不過是平津戰役被滅還是渡江戰役被滅而已。


以清朝全時期的醜惡和自身合法性的臭抹布,多爾袞帶清軍入關算不算是個敗筆?


前工業化時代,首都擁有關山之險,金城之固,在客觀上的確有著易守難攻的優勢。但是關鍵事在人為。唐代叛軍依舊可以突破長安的防線。我大明國運至此,看看京官的德性就覺得實在亡得不冤。可惜李自成的格局就是個闖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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