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宦官操縱國家大權，唐朝後期宦官甚至可以隨意殺死皇帝，為什麼明代宦官雖然權傾朝野，卻威脅不了皇帝的位置呢？
比如天啟皇帝和魏忠賢的模式，魏忠賢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天啟皇帝應該是智力上有些障礙，魏忠賢完全可以一手操縱。但是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天啟皇帝對魏忠賢具有很大的制約作用，魏忠賢的權利實際上是在天啟皇帝的授權之下行使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呢？明代皇帝的權力已經大到可以制約宦官的威脅了么？那為什麼在明代後期內閣閣員，也就是大臣，文官集團的力量能夠制約皇帝呢？比如隆慶、萬曆皇帝等等。
表面的原因：唐代的宦官掌握中央禁軍（神策軍）的兵權，而明代的宦官則沒有。但這表面的背後要涉及到中國政治制度的發展。
唐代是從魏晉門閥政治（貴族政治的一種變種）到宋明官僚士大夫政治（就是現在很多講的文官集團）的一個過渡期，這兩者有什麼區別？就在於統治集團內部權力結構或權重配比的不同，前者是皇帝與貴族共治天下，而後者則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順便提一下，士大夫這個概念在魏晉時指的是上層士族，而不是後世通過科舉出身的官僚。
在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結構上去講，皇帝與貴族之間的權力對比和皇帝與平民出身的官僚士大夫之間的權力對比，兩者之間是不能同日而語的，而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講的君主專制的加強。像東晉的司馬睿登基的時候要拉著王導共同接受朝拜，這在宋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貴族是依靠自然的血統來維繫自身的權力，這種權力和皇權有某種同質性，他們都是世襲權力，而官僚的權力和皇權是不同質的，它是一種非世襲性的權力，而要依賴於這個國家本身的某種體制比如科舉制度。在魏晉初唐的時候，皇帝和官僚之間的關係是大股東與小股東的關係，而在宋明，則是董事長和打工仔的關係。所以文官集團可能相對於皇權有某種獨立性，但他無法相對於這個國家的體制具有某種獨立性，因為他是依附於這種體制之下的，而依靠自然的血統而獲取崇高地位的貴族權力，他們不僅相對於皇權具有某種獨立性，他更是相對於體制本身也具有某種獨立性，因為它所依賴的是自然的血統。
所以從這點上去看，股東之間的權力變更和打工仔推翻董事長，這是有本質的不同的。所以朝代更迭的方式，在魏晉隋唐它更多體現為禪讓，股東聯合起來換一個大股東來為自己的利益代言，從隋到唐，只不過是關隴軍事貴族集團的代言人從楊姓變成了李姓，而在宋明，就再也不可能通過這種方式來更迭政權了，它只能滅於外族入侵或者底層的暴力革命。
貴族政治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某一個血統的宗族的聲望和名譽，袁紹一個倉皇逃出董卓的魔爪的手無寸鐵的一個人，他振臂一呼，轉眼間就成了討伐董卓的盟主，他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號召力，就是因為他的宗族擁有崇高的聲望。所以聲望這個東西是可以直接和權力包括軍事實力相轉換的，作為君主，如果無法獲取這些在社會上具有崇高聲望的士族的支持，他的統治就沒有根基。
那麼在貴族政治之下，皇室如何獲取這些士族的支持呢？婚姻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手段，我們看唐代包括魏晉時期的皇后，幾乎很少是出自於平民百姓的家裡的，李世民就曾試圖用聯姻的方式籠絡並不支持他的山東豪族，他派魏徵這個山東士人去安撫河北，其用意也在於此。司馬睿為了獲取江東士族的支持，其用心也可謂良苦。
說一千道一萬，就是要說明這樣一個問題：唐代更換一個皇帝和宋明之時更換一個皇帝，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科舉制度的出現，就是皇權試圖打破傳統士族的壟斷地位，從而削弱他們，加強皇權。皇帝和士族的關係是，皇權既需要獲取他們的支持才能存在，但同時，這些豪族的權勢又時刻威脅著皇權本身，唐代就是這兩者的關係一個過渡期，經過唐末的動亂，到五代的軍國專制的皇權的打擊，中國傳統的士族門閥政治到了宋代是徹底終結了，此後 就進入了平民士大夫的官僚政治的時期。
回到唐末為什麼太監可以頻繁更換皇帝的這個問題，因為唐代的皇權的統治基礎即傳統的士族門閥，在經過君王持續壓制和打擊之下，已經走向了沒落，唐初的統治基礎，關隴的軍事貴族集團已經徹底瓦解，在權力爭奪中，皇權的勝出導致他們已經沒有實力支撐他們的利益代表即皇權，但皇權戰勝了傳統的士族門閥，他們同時也瓦解了自身的統治基礎，一個孤立的皇權此時就凸顯了出來，導致太監這樣一個低賤的階層一旦掌握了中央禁軍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把它玩弄於鼓掌之間。
到宋代的建立，趙匡胤所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在門閥士族政治不在的時候，如何重建皇權穩固的統治基礎。他通過收歸兵權，強幹弱枝，分解相權等等各種手段，穩固了皇權，中國從宋代開始真正進入了一種文官掌握國家政治的時期，這些通過科舉出身的平民，他們沒有任何權勢背景，完全依附於這個國家的體制本身，再沒有什麼能有實力來挑戰高高在上的皇權。與此相應的就是在帝國的意識形態領域，以宋明理學為代表的一種儒教意識形態開始真正佔據了統治地位，這種倫理觀念的壟斷地位導致篡奪皇位從根本上失去了倫理和道義上的支撐，從而在更深的層面加強了皇權的穩固。這就是為什麼明代太監完全受制於皇帝的原因。
唐朝藩鎮割據，中央那點軍權全掌握在太監手裡，換個皇帝那些藩鎮也不管，大家各玩各的。明朝集權，將領根本沒有調動軍權的能力，就連皇帝想調兵都要要兵部確認才可以，太監就更別說了。明朝唯一一個造反的太監，還是靠在宮外府邸養的門客，結果造反的時候連宮門都沒打進去就被滅了。明朝有名的幾個大太監都是狐假虎威，只要皇帝一句話就什麼都沒了，讓他死他立馬就得死。
明朝太監的權力其實都是依託於皇權，明朝皇權本來是很大的，朱元璋廢掉宰相，什麼活都自己干，大臣基本就是報告-聽命-辦事，不過朱棣之後的皇帝沒有那麼強的能力和精力，動不動幾十年不上朝，權力慢慢過渡到內閣。
皇帝說白了就一個人，怎麼對抗整個文官集團，人家撂挑子不幹就沒轍了，所以老被欺負。皇帝不能不要臉，太監可以，所以把太監推出來，掌控權力和大臣鬥爭，把文官整得死去活來。但是太監的權力根本在於皇帝，所以永遠威脅不了皇帝，一朝天子一朝太監，還得把皇帝伺候好了，因為伺候皇帝的沒時間伺候太子，等太子登基，太子身邊的太監就上位了。補充一下唐代軍制，這樣也能對唐朝宦官專權有所理解。
安史之亂期間，所謂「東三鎮」也就是安祿山所部已經反叛，「西二鎮」 即哥舒翰所部也在潼關一戰灰飛煙滅，嶺南和四川劍閣的雖有兵鎮，但兵力不多，且都是漢人，換言之戰鬥力不強（古人認為漢人軍隊戰鬥力遠低於少數民族，號稱漢人最強大時期的唐朝時期也是如此，其邊防軍大都為少數民族，以胡，契丹為主，安祿山所率領東三鎮就是契丹，而實力稍差的「西二鎮」則是胡人），所以唐朝中央只能暫時依託四川天險自保。西北的安西都護府士兵雖強，但一方面兵力不多，只有兩萬；另一方面，路途遙遠很難支援中央。於是，唐朝的安史之亂的平叛主要依靠北方的唯一僅剩的朔方鎮，又稱朔方軍，該鎮四萬人，也就是後來所謂唐朝中央軍的前身。
在安史之亂後，朔方軍就調往中央，接著又被改編為神策軍，由宦官統領——為什麼交由宦官，很簡單，因為被嚇怕了。唐前期屢次皇族內部相殘，比如玄武門之變，到唐玄宗時期，就把所有皇族和外戚嚴格管控起來，建立所謂的安樂？宮（具體名字忘了），實為軟禁；重用大臣，又經過安史之亂，自然皇帝也不再信任大臣，但是權力是必須要有執行人，這個執行人就變成了宦官。
諸君首先要改變對宦官的不恥態度。從各方面而言，對於皇帝而言，宦官確實是最保險的選擇。
相比於大臣，皇親國戚，宦官顯然要好控制的多，名分賤，不可能打著清君側的名號，行改朝換代之實，大家可以看到中國歷史上宦官再怎麼猖獗，也不敢當眾把整個皇族給滅，改朝換代。因為本質上宦官的權力來源於皇帝，沒有皇帝，就沒有了依靠。
說遠了，再說回唐朝，縱貫唐史，神策軍的戰力還是不俗的，我們這些受過高中教育的同志們，大都會認為唐朝就是一個藩鎮割據，類似東周的情況。其實，唐朝中央非常具有控制力。地方的藩鎮除了淮青兩三個源於安祿山舊部的藩鎮比較彪悍外，其餘藩鎮都非常聽命中央。中央之所以具有這樣的控制力的源泉之一就是神策軍。所以客觀而言，宦官對於李唐王朝還是具有延續生命的作用。
後來，黃巢起義，通過游擊戰（到處流竄），漸漸地將中央軍消耗掉了，直至佔領長安，這一鬧，中央實力盡失，藩鎮也就開始蠢蠢欲動了，直至朱溫同志把最後一個唐朝皇帝給滅了。
PS：黃巢起義帶來人口損失，特別是對廣州一帶的外籍人員聚居區的大屠殺，可是一點不亞於太平天國和明末的張獻忠同志。
明代的特點是文官集團前所未有的膨脹（準確說來這種膨脹始於宋朝），大多數情況下皇帝面對文官集團都是弱勢的，所以明代的確是兩極爭雄的局勢，不過爭雄的是皇帝和文官，宦官們的巨大權力？那是皇權，他們是皇帝對抗文官集團的唯一依仗。
要講這一點，得先從文官集團的膨脹講起。大家都知道宋和明開國之君都在致力於削弱相權，他們不希望看到一個宰相來分擔皇帝的部分權力，因此他們意圖虛化文官集團的首腦，採用內閣制度，使得文官們沒有了一個首腦，無法形成一個和皇帝公然對抗的集團，事實上在這一點上效果的確執行的很好，唐朝的李林甫一言堂式的朝政不再出現，內閣的大學士地位稍有高下之分卻差距不大，內鬥尚嫌不夠哪裡有空去跟皇上斗呢？所以呂夷簡歐陽修之前，張居正之前，黨爭都不算嚴重。
但是，虛化文官集團首腦帶來的一個非常嚴重的負面作用是，沒有了靶子，是的，雖然沒有了宰相挾集團之力向皇帝示威逼宮奪權的可能，但是文官集團中的一個個個體零零散散地對皇權的侵奪則變得更加厲害，文官們可以肆無忌憚的對皇帝不合道德規矩的行為進行指責，而皇帝既找不到一個首腦來殺雞儆猴，更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溝通文官集團和皇帝的橋樑來代為引導文官言論，因此在整個宋朝和明朝，文官們以死在朝堂上為樂的惡趣味始終是愈演愈烈。
宋朝和明朝的皇帝不正常的多，因為朝堂環境在文官集團的合力作用下本就顯得十分不正常，天天有文官上疏抗議皇帝窮奢淫慾，抗議皇帝寵愛妃子耽誤政事，而不論事實上這位君王是否是千古仁君，比如宋仁宗。皇帝在這種不正常的環境下成長，每天被臣下以各種甚至可能互相矛盾的標準來要求，不發神經才怪.......
扯遠了，那個不是重點，面對文官集團的權力膨脹（應該要強調的是這種膨脹不可能威脅帝位，但是會使得皇帝無法執行自己的想法和政策），勢單力薄的皇帝顯然是無能為力的，他心中縱有千般志願，也需要人手來實施啊，宋仁宗靠的是一個能力出眾講求實際的內閣，呂夷簡寇準王安石歐陽修富弼，俱是為政能手，而明朝的皇帝們，則更多的是依仗宦官來對抗文官集團，而宦官們本身是有著天然劣勢的，所以，皇帝必須給予他們一些比較極端的權力來確保他們有能力對抗文官，也就是廠衛制度的具體體現。
（那個，所有主動放棄皇權的皇帝都不列入討論，比如去畫畫的宋徽宗，比如那個做木匠的明熹宗，還有那個當將軍的正德，他們對於所有權力都沒有興趣了由得文官們怎麼鬧，於是當然也就不需要製造一個對抗文官的宦官集團了。）
而唐朝的問題，則跟上述完全不是一個體系，因為唐代的問題不是宰相跟宦官的對抗，唐玄宗時期，開始實行藩鎮制度，這個來源跟「天可汗」的思想有很大關係，當時皇帝不光是中國的主人，也是周邊各大小部落的主人，既然是主人，自然要實現有效管理（宋代積弱沒法對外管理，而明代朱元璋主動放棄了管理外域），因此在邊境設置藩鎮，一方面便於更有效管理少數民族，另外也可以吸收少數民族參軍效力，為國爭光，聽起來就透著一股子偉光正的味道~
而在外設置藩鎮，自然要有皇帝的人來平衡藩鎮鎮長們一家獨大的軍權，而屬下與家奴，自然是後者更加信得過，所以終唐一代，宦官監軍掌軍，都是不可或缺的主旋律。而且監軍制度被皇帝對藩鎮獨大的恐懼中發展地日益完善，在各地成立監軍院，設有監軍使，監軍副使，都監，都都監等官職。也因此在唐代中後期中，數次皇帝意圖收回宦官軍權的嘗試，都因藩鎮和禁軍的彈壓而以失敗告終。
以上廢話了那麼多，其實就是一句話，明代的宦官跟文官們斗是文斗，而唐代的宦官跟藩鎮鎮長們斗是武鬥，毛主席說得好：要文斗，不要武鬥。
東漢的宦官我再摘一個序列出來講，因為只有這個朝代的狀況，符合@南山子兄講的宦官和文官們打群架，而皇帝站在後面負責當裁判。我的理解是這個時期人心淳樸，大家都承認天下共主，沒有太多心思跟皇帝對著來。
明朝從朱瞻基開始逐步走向了雙權對立的方式，文官集團和皇帝集團相互牽制和制約。政令由內閣擬定，由皇帝簽發，下面的官員執行。一道聖旨上面，如果只有皇帝御璽而沒有內閣和對應的六部簽印，下面的官員是可以拒不奉行的。
其實明朝所謂的宦官專政和漢唐比起來差遠了，明朝的內廷不過是皇帝的秘書處而已。王振、劉瑾、魏忠賢如果沒有外面的文官幫助完全是扯淡了～
先問是不是，再問為什麼。唐朝後期宦官沒有達到可以隨意殺死皇帝的程度。
唐代宦官專權被誇大了。
歷史學家汪篯《漢唐史論稿》指出，唐朝的宦官專權，對全國的影響，沒有東漢、明朝宦官專權那樣嚴重。
另外，
歷史學家黃永年指出，唐朝宦官和皇帝的關係只是家奴和主子的關係，中晚唐有些皇帝由宦官擁立，還出現極個別宦官殺在位的皇帝而擁立他們所依附的皇子做皇帝……所有這些實際是家奴在參與皇室的內部糾紛，如同舊社會豪門大族裡各房的奴婢分別幫助其主子爭產業，而並非奴婢的權力真大到可以奪取整個大家族的家產。
如宣宗死後神策中尉準備擁立懿宗時，宰相夏侯孜就曾說「但是李氏子孫，內大臣立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唐語林》四庫本卷七）。換句話說如果宦官要改事別姓，推翻李唐皇室，那就辦不到。相反，宦官即使貴為中尉、樞密使，其命運在一定程度上還得由皇帝來掌握。首先他們都得由皇帝擢用，條件許可時皇帝也能將他們撤任或誅殺。
即使在文宗朝大殺宰相朝官凶焰不可一世的左軍中尉仇士良，到武宗朝也被迫退休，死後還削官爵籍沒其家。當他退休時，曾向其他宦官傳授經驗說：「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球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少斥經術，暗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新唐書》卷二〇七《仇士良傳》）這仍是要討好皇帝、想辦法讓皇帝沉溺玩樂不理政事，而沒敢說要欺壓。當時「每歲櫻桃熟時，兩軍（左右神策軍）各擇日排宴，只候行幸，謂之行從，盛陳歌樂，以至盡日，倡優百戲，水陸無不具陳」（《中朝故事》），就是博取皇帝歡心的一種手法。
這種手法即使對誅討宦官失敗後的文宗仍要使用，只是文宗「意忽忽不樂」，才使「兩軍球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技雜遝盈庭，未嘗解顏」而已（《通鑒》卷二四五開成元年十一月條）。
唐代宗廢了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唐順宗幾乎是個全身癱瘓的植物人，太子集團利用俱文珍等宦官在宮裡活動，太子登基為唐憲宗，俱文珍反而失寵，鬱鬱而終。唐文宗廢了王守澄。唐武宗廢了仇士良。唐僖宗只想享樂，田令孜把唐僖宗伺候得很舒服，但後來唐僖宗拋棄了田令孜，田令孜逃走被節度使王建所殺。唐昭宗還廢了楊復恭。
唐朝宦官沒有廢立皇帝。在唐朝唯一最接近廢立皇帝的宦官是劉季述，但是劉季述廢立皇帝仍然失敗了，唐昭宗很快複位，劉季述被殺。而且這已經是公元898年以後的事了，當時全天下早已大亂，各地稱王者不記其數，劉季述也沒什麼權力可專了。宦官劉季述迎皇太子監國，假傳昭宗之命退位為太上皇，讓太子登基。後來，宰相崔胤聯合禁軍將領孫德昭發兵打敗了劉季述，昭宗複位，劉季述被亂棒擊死，棄屍於市。
唐代中後期，李輔國，第一個跳出來想專權的大宦官，靠討好唐肅宗，得到機會，但同時分權的還有張皇后。
張皇后想廢掉唐肅宗所立的太子李豫，改立越王李系。公元762年，肅宗患病，接連幾個月不能上朝視事，四月，玄宗病死，唐肅宗悲慟不止，病情加重到了病危的地步，無法下命令，而張皇后趁機召見太子，要太子李豫幫她殺李輔國、程元振。太子李豫不允許殺李輔國、程元振。張皇后與內官朱輝光等人謀劃廢太子李豫、改立越王李系。張皇后在唐肅宗即將病死時 召太子李豫進宮，準備與越王李系除掉太子。李輔國程元振得知了他們的陰謀，李輔國出兵把太子保護起來，然後率兵逮捕了張皇后與李系的黨羽，將張皇后囚禁在別殿。李輔國、程元振出兵擒獲了與唐肅宗有矛盾的張皇后、保護了唐肅宗所立的太子李豫，唐肅宗病死。李豫（唐代宗）登基，下令貶張皇后為庶人，並殺死了張皇后。（《新唐書》列傳二 記載：張皇后……代宗已立，群臣白帝請廢為庶人，殺之。）
有人造謠說唐肅宗是被嚇死的。但實際上之前張皇后已經與唐肅宗關係不好，唐肅宗甚至「內製於後，卒不敢謁西宮……」（《新唐書》列傳二），張皇后還想廢唐肅宗立的太子，唐肅宗見的大場面多了，何況這最後還是與自己有矛盾、並且還要害自己立的太子、改立別人的張皇后被自己立的太子李豫與勛舊之臣李輔國挫敗，正順應了唐肅宗的意願，這根本不會嚇到唐肅宗。唐肅宗或許還比較滿意。
或許有人問，那唐肅宗為什麼早不死晚不死、偏偏這時死了？搞清楚，這是張皇后等到唐肅宗馬上就要死的時候起事。唐肅宗本來已經病的快死了，張皇后就是等著唐肅宗馬上就死的時候才起事。不是唐肅宗為什麼早不死晚不死，而是張皇后早不起事晚不起事，就在發覺唐肅宗馬上就要死的時候才起事。所以唐肅宗在這時病死是很正常的。
（《新唐書》列傳二：張皇后……繇是太子深畏，事後謹甚。後猶欲危之，然以子佋早世而侗幼，故太子得無患。寶應元年，帝大漸，後與內官硃輝光等謀立越王系，而李輔國、程元振以兵衛太子，幽後別殿。代宗已立，群臣白帝請廢為庶人，殺之。）
張皇后在唐肅宗即將病死時想廢唐肅宗立的太子李豫、改立越王系，張皇后站錯了隊，於是李輔國又成了唐代宗李豫的功臣，加宰相銜，但是第二個月李輔國就被唐代宗貶職發配，數月後被「盜賊」所殺，而且未留個全屍。
俱文珍被太子利用罷了。唐順宗用王叔文搞改革，以太子為首的反王叔文的集團形成，太子集團利用俱文珍，唐順宗又是個全身癱瘓的植物人，太子登基為唐憲宗，他與俱文珍的關係，更像李隆基與楊思勖和高力士，真正控制廢立之事的是皇族而非宦官。
憲宗李純之死，郭后（郭妃）母子嫌疑最大。
憲宗晚年又遇到了太子的問題，郭妃是郭子儀的孫女，不論後宮還是朝堂，都形成了極強的勢力，她的兒子不即位是不行的，但憲宗就是不想被牽制，也不喜歡這個兒子，最後兒子逆襲老巀子的故事就上演了。一些新晉宦官又投靠了新主子，郭妃（後來變郭太后了）集團在憲宗最後那年主導了一切。
縱觀憲宗元和一朝，掌權的宦官無一不是憲宗提拔上來的，憲宗的信任和威信是自己的絕對保障。果然等憲宗一死，元和朝的宦官除了依附太子唐穆宗的以外都盡數被誅滅。
唐穆宗短命，死後就是他長子唐敬宗即位。
唐敬宗昏庸。唐敬宗是被宦官所殺，但並不是宦官厲害，而是唐敬宗打獵醉酒缺乏防範。殺唐敬宗的不是當權的宦官，相反正是與當權宦官王守澄有極深矛盾的劉克明等次等的宦官。唐敬宗只關心自己的玩樂，可劉克明等人卻只有扳倒王守澄才有活路，唯一可行的只有敬宗死、絳王李悟登基，自己才能憑李悟的寵信翻身，反正天下人都不看好這個唐敬宗，於是劉克明等人在敬宗外出打獵醉酒缺乏防備時殺了唐敬宗。但他們要擁立的人是絳王李悟，而登基的卻是更合法度的敬宗二弟李昂。結果王守澄等宦官派兵滅了劉克明等宦官，李昂登基為唐文宗。。
所謂的廢立，看郭氏（郭妃、後來的郭太后）集團主導的廢立：廢支持改革犯了眾怒的癱瘓者唐順宗，立太子為憲宗，立太子為穆宗，立長子為敬宗，敬宗死了就立他二弟為文宗，後面文宗死了，立他五弟為武宗。從穆宗到武宗，全是郭太后的子孫。郭氏集團的龐大，誰敢立其他的王來試試？
唐朝那些成功的宦官必然是擁立那些水到渠成的皇位繼承人（早就被先帝冊立的太子、沒冊立太子情況下的長子、皇帝的兒子還很年幼時的皇帝之弟），也不存在廢皇帝的權力，更沒有因為自己掌權而任意殺皇帝。唐敬宗被殺純粹是因為次等宦官們狗急跳牆、地位甚至自身性命不保的豪賭之舉。
唐文宗用大臣李訓、鄭注，整倒了宦官陳弘志、王守澄。為什麼文宗沒廢了仇士良？因為大臣李訓、鄭注開始爭功，發展成勢不兩立的局面，仇士良才有了活路。
仇士良眼見一代大宦官王守澄被唐文宗拔掉，毒死暴斃於途，又險些在甘露之變中做了糊塗鬼，已經極端惱怒瘋狂，但是「甘露之變」後，仇士良卻不敢廢掉唐文宗。上有郭太皇太后，下有忠直大臣，在各地還有打著勤王旗號的藩鎮。雖然唐文宗發牢騷說受制家奴，可就在甘露之變後唐文宗依然可以任命李石、鄭覃為宰相，反擊宦官的攻勢，甚至京兆尹薛元賞也敢公然與仇士良硬碰硬，稍後昭義節度使也聲討宦官。到唐武宗時期，仇士良就被秋後算帳、整倒了。
田令孜依靠唐僖宗的提拔，才得以專權。唐僖宗喜歡玩樂，田令孜就把唐僖宗伺候得舒服，可惜黃巢之亂打破了美夢。過了幾年苦日子的唐僖宗終於成長了一些，加上田令孜誘發藩鎮大戰，他就徹底拋棄了田令孜，田令孜逃跑被節度使王建所殺。
之後是楊復恭，這個人沒田令孜那麼張揚，但畢竟是個宦官頭子，新即位的唐昭宗只要是見了宦官就痛惡不已。唐昭宗弄死了楊復恭也沒走多少彎路。至於劉季述，唐昭宗的時候，唐朝已經陷入名存實亡的境地，各地藩帥牛氣起來，劉季述也沒的權可專了。
唐朝宦官的軍權與權力，仍然是靠討好唐朝皇室得來的，一旦得罪皇室失去寵信，宦官往往就要被整倒整死。而皇帝的生死廢立朝廷官員的任免，根本上也是皇室、大臣等勢力決定的，例如郭后（郭妃）集團，宦官只是被利用的工具與替罪羊。
唐朝宦官終歸是要依靠皇權生存的，皇帝要大權獨攬，你要麼合作當忠心的狗（唐明皇、德宗、憲宗、武宗、宣宗等等時期），要麼與之攤牌就看運氣好不好了（碰上唐代宗的運氣都不好，碰上唐昭宗的也不見得如何）。 要是皇帝喜歡享樂不理政事，那就好辦多了，比如唐僖宗，田令孜只要伺候唐僖宗玩樂，唐僖宗沒空去攬權，田令孜就幫著攬權，皇帝一看權力在身邊就不操心政務，繼續享樂起來，但唐僖宗仍然整倒了宦官田令孜。
說明朝皇帝能收拾權閹，但唐朝的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不是都被收拾掉么？甚至不用皇帝，宰相出手就行，明朝內閣首輔能收拾權閹么？
仇士良是唐朝第一權閹，又如何，山西的澤潞節度使，甚至近在眼前的京兆尹，都敢「欺負」他，他卻拿二人沒轍。魏忠賢能發起全國性的迫害行動，仇士良不過就是朝中囂張而已。明朝魏忠賢的走狗、特務遍及各地，並行保甲連坐之法，使監視網無孔不入。「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輒被擒戮，甚至剝皮刲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官員也不能倖免，不管在什麼地方，只要一點小事，例如反對給魏忠賢建祠，在私人文字中批評時政，就隨時被殺。「即戚里侯門，無不惴惴危懼」。大明天下成了恐怖世界。各地大小官員對魏忠賢逢迎諂媚，給魏忠賢建祠、建坊、塑像，類似的造神運動在中國古代絕無僅有。還有禁毀全國書院這一壯舉。相比之下，仇士良的權勢真是弱爆了。
明朝權閹最突出的是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四人，稍遜的還有曹吉祥、尚銘、李廣、馮保等。有不少宦官雖未至於專政，但作威作福、驕橫不法的事多不勝數。明朝宦官掌握重要權力，始於永樂年間，此後權勢有增有減，但總體上是上升，至天啟年間到達頂峰，時間上的確是最長。明朝宦官對政治經濟司法的干預、操縱，相當全面，並且是由中央至地方。黃宗羲考察歷史上各個朝代的宦官之禍，得出如下結論：「閹宦之禍，歷漢、唐、宋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明之為烈也，漢、唐、宋有干與朝政之閹宦，無奉行閹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傳，後有票擬，天下之財賦，先內庫而後太倉，天下之刑獄，先東廠而後法司。」
強如仇士良也怕劉從諫。
而明朝邊臣倒是要巴結權閹。
明朝宦官曹吉祥不僅選明朝的軍官軍隊作為自己的私兵，還造反想讓自己的嗣子曹欽當皇帝。 漢朝唐朝的宦官還沒有哪個造反想讓自己的嗣子當皇帝的。
《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二：吉祥每出，輒選達官、跳蕩卒隸帳下，師還畜於家，故家多藏甲……景泰中，分掌京營。後與石亨結，帥兵迎英宗複位。遷司禮太監，總督三大營。嗣子欽，從子鉉、釒睿等皆官都督，欽進封昭武伯，門下廝養冒官者多至千百人，朝士亦有依附希進者……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日犒諸達官，金錢、穀帛恣所取。諸達官恐吉祥敗而己隨黜退也，皆願儘力效死。欽問客馮益曰：「自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
明朝宦官不乏「總督三大營」「督團營」的。
從明朝宦官王振，明英宗朱祁鎮即位，司禮太監王振帶著他遊戲，控制錦衣衛，正統七年（1442年）毀去宮門所鑄太祖禁內臣預政之鐵碑，又勸英宗御駕親征，最後發生了「土木之變」。
明憲宗時設西廠，由宦官統領，自此明朝宦官之權勢無以復加。明朝第十四任帝朱翊鈞在位時，最後的三十年只在金鑾殿亮過一次相。大學士數十年見不到皇帝，不能向皇帝面呈「票擬」，所有的「票擬」都要仰仗宦官轉達，宦官的權力遂日形膨巀脹。
根據《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二 記載，
明朝宦官汪直「任錦衣百戶韋瑛為心腹，屢興大獄」「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斗詈雞狗瑣事，輒置重法，人情大擾。直每出，隨從甚眾，公卿皆避道。兵部尚書項忠不避，迫辱之，權焰出東廠上」「眾知出直意，無敢違」「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馬首，箠撻守令。各邊都御史畏直，服櫜鞬迎謁，供張百里外」「威勢傾天下」
……
明朝宦官劉瑾「進內官監，總督團營」「因顓擅威福，悉遣黨閹分鎮各邊。敘大同功，遷擢官校至一千五百六十餘人，又傳旨授錦衣官數百員」「創用枷法，給事中吉時，御史王時中，郎中劉繹、張瑋，尚寶卿顧璿，副使姚祥，參議吳廷舉等，並摭小過，枷瀕死，始釋而戍之。其餘枷死者無數。錦衣獄徽纆相屬。惡錦衣僉事牟斌善視獄囚，杖而錮之。府丞周璽、五官監候楊源杖至死」「瑾召群臣跪金水橋南」
「瑾權擅天下，威福任情」
「公侯勛戚以下，莫敢鈞禮，每私謁，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御道有匿名書詆瑾所行事，瑾矯旨召百官跪奉天門下。瑾立門左詰責，日暮收五品以下官盡下獄。明日，大學士李東陽申救，瑾亦微聞此書乃內臣所為，始釋諸臣。而主事何釴、順天推官周臣、進士陸伸已暍死。」
「凡瑾所逮捕，一家犯，鄰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屢起大獄，冤號遍道路。」「帝大赦，瑾峻刑自如。」
……
明朝宦官魏忠賢的權勢，當時政巀府高級官員和士大夫階層，公然爭先向宦官賣巀身投靠，甚至建立生祠，天啟七年（1627年）五月，國子監生陸萬齡上巀書，稱魏忠賢可與孔子相提並論，因為「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其後，魏忠賢生祠「幾遍天下」，「每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且「剝民財，侵公帑，伐樹木無算」黃運泰造生祠迎塑像時，「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將吏列班階下，拜稽首如初」……
《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三：
忠賢乃勸帝選武閹、煉火器為內操，密結大學士沈紘為援。又日引帝為倡優聲伎，狗馬射獵。刑部主事劉宗周首劾之，帝大怒，賴大學士葉向高救免。
增置內操萬人，衷甲出入，恣為威虐。矯詔賜光宗選侍趙氏死。裕妃張氏有娠，客氏譖殺之。又革成妃李氏封。皇后張氏娠，客氏以計墮其胎，帝由此乏嗣。
工部郎中萬燝上疏刺忠賢，立杖死。又以御史林汝翥事辱向高，向高遂致仕去，汝翥亦予杖。廷臣俱大詟。一時罷斥者，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侍郎陳於廷及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先後數十人，已又逐韓爌及兵部侍郎李邦華。正人去國，紛紛若振槁。
而御史梁夢環復興汪文言獄，下鎮撫司拷死。許顯純具爰書，詞連趙南星、楊漣等二十餘人，削籍遣戍有差。逮漣及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等六人，至牽入熊廷弼案中，掠治死於獄。又殺廷弼，而杖其姻御史吳裕中至死。又削逐尚書李宗延、張問達，侍郎公鼐等五十餘人，朝署一空。而特召元詩教、劉述祖等為御史，私人悉不次超擢。於是忠賢之黨遍要津矣。
當是時，東廠番役橫行，所緝訪無論虛實輒糜爛。戚臣李承恩者，寧安大長公主子也，家藏公主賜器。忠賢誣以盜乘輿服御物，論死。中書吳懷賢讀楊漣疏，擊節稱嘆。奴告之，斃懷賢，籍其家。武弁蔣應陽為廷弼訟冤，立誅死。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僇，甚至剝皮、刲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
復使其黨李永貞偽為浙江太監李實奏，逮治前應天巡撫周起元及江、浙里居諸臣高攀龍、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黃尊素、李應升等。攀龍赴水死，順昌等六人死獄中。
海內皆屏息喪氣。
編修吳孔嘉與宗人吳養春有仇，誘養春仆告其主隱佔黃山，養春父子瘐死。忠賢遣主事呂下問、評事許志吉先後往徽州籍其家，株蔓殘酷。知府石萬程不忍，削髮去，徽州幾亂。其黨都督張體乾誣揚州知府劉鐸代李承恩謀釋獄，結道士方景陽詛忠賢，鐸竟斬。又以睚眥怨，誣新城侯子錦衣王國興，論斬，並黜主事徐石麒。御史門克新誣吳人顧同寅、孫文豸誄熊廷弼，坐妖言律斬。又逮侍郎王之寀，斃於獄。凡忠賢所宿恨，若韓爌、張問達、何士晉、程注等，雖已去，必削籍，重或充軍，死必追贓破其家。
內外大權一歸忠賢。
海內爭望風獻諂，諸督撫大吏閻鳴泰、劉詔、李精白、姚宗文等，爭頌德立祠，洶洶若不及。下及武夫、賈豎、諸無賴子亦各建祠。窮極工巧。攘奪民田廬，斬伐墓木，莫敢控愬。而監生陸萬齡至請以忠賢配孔子，以忠賢父配啟聖公。
初，潘汝禎首上疏，御史劉之待會藁遲一日，即削籍。而薊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故天下風靡，章奏無巨細，輒頌忠賢。
封從子良棟為東安侯，加良卿太師，鵬翼少師，良棟太子太保……時鵬翼、良棟皆在襁褓中，未能行步也。良卿至代天子饗南北郊，祭太廟。於是天下皆疑忠賢竊神器矣。
歲數出，輒坐文軒，羽幢青蓋，四馬若飛，鐃鼓鳴鏑之聲，轟隱黃埃中。錦衣玉帶靴褲握刀者，夾左右馳，廚傳、優伶、百戲、輿隸相隨屬以萬數。百司章奏，置急足馳白乃下。所過，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歲，忠賢顧盼未嘗及也。客氏居宮中，脅持皇后，殘虐宮嬪。
唐朝後半段的大部分時期，唐朝中央對唐朝各地的控制力並不弱。根據專門研究過藩鎮的歷史學家張國剛的《唐代藩鎮研究》，唐朝後半段的大部分時期里，絕大部分藩鎮不割據，只有河朔等極個別藩鎮割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而且割據藩鎮也曾解除割據。
而明朝宦官對全國的惡劣作用與惡劣影響要大於唐朝宦官。
史學界黃宗羲考察歷史上各個朝代的宦官之禍，得出如下結論：「閹宦之禍，歷漢、唐、宋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明之為烈也，漢、唐、宋有干與朝政之閹宦，無奉行閹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傳，後有票擬，天下之財賦，先內庫而後太倉，天下之刑獄，先東廠而後法司。」
另外，而按某些人對唐朝宦官的誇大方式，那麼，明英宗複位更是明朝宦官曹吉祥廢立皇帝、廢景泰帝立明英宗了，權勢遠不如明朝魏忠賢的明朝太監王安，王安的行為，也成了廢立皇帝了。
唐朝宦官直接掌握了軍權，而明朝太監沒有獨立的軍權，只能以監軍的身份參與軍隊事務。
唐肅宗時，宦官李輔國擔任擔任天下兵馬大元帥府行軍司馬，成為宦官掌軍之始。後來宦官一直掌握著禁軍和神策軍。
明朝宦官干政嚴重，勢力從中央滲透到地方，不過沒有控制軍權。太監控制的是司禮監和東廠；司禮監可以參政，東廠是特務機關。明朝太監只能以類似監軍的方式干涉兵權，好像沒有單獨領兵的太監；軍隊里有總兵之類的將領。只要一換皇帝，曾經權傾朝野的宦官勢力很容易就會被清理。另外，明朝文官集團勢力很強大，出現過很多強勢大臣，如張居正等。明後期文官集團開始結黨，形成強大的勢力。文官集團對牽制宦官權力牽制很大。
表面原因是掌軍權，唐有神策軍。實際上權利的相互制約起的作用。
唐的皇帝和士大夫共掌天下，宦官有權利完全可以代替皇帝發號施令。外面也都是藩鎮對朝廷情況並不過多關心，關心更多的是自身受益，如果受益大，藩鎮是支持某些宦官，牛李黨爭。
明有內閣，御史（言官），外有藩王。內閣司禮監相互制約，而且外有朱姓藩王，宦官只能成為皇權的寄生蟲。就算皇帝什麼都不管，完全放任，如魏忠賢，也有不怕死的言官來攪屎，整個朝廷的風氣就是這樣，就更不用說哪個宦官敢說廢立皇帝？內閣就算是他提拔的也分分鐘和他鬧掰，外面幾十號藩王真是豬頭？藩王的利益直接來源於皇權，你挑戰了朱家，這些人不會答應的。
所以說朱元璋分封不是開歷史倒車。秦沒有分封，二世亡，隋朝二世亡，唐朝李二玄武門之後，被殺的差不多了，後期沒有像樣的藩王，武則天才有機會。要有幾個朱棣朱權朱樉這些在，武則天敢鬧嗎？
唐朝宦官的權力，是他們的皇帝一點一點賦予的，直到後來皇帝再也沒有能力控制自己揚大的這頭怪獸。
唐朝早期宦官是沒什麼權力的，只負責宮中雜務而已，到唐玄宗，因為寵信高力士等人，為其加官封爵，開了宦官封官爵之先例，宦官因此地位升高。不過此時宦官未有實權，因此也不敢真正干預朝事。
宦官真正有權就是從被宦官責罵的唐代宗開始，是他先令幫自己登上皇位的宦官李輔國「專掌禁兵」，之後又讓宦官魚朝恩控制神策軍，並收天下精銳15萬人於該軍，給其超過所有外軍的軍餉。自此後，神策軍就成了宦官的專門軍隊。
一個有軍權的人誰不怕呢？何況這人還執掌著武器庫——唐德宗時期，京師武器庫歸軍器使管理，軍器使就是宦官官職，同時令軍民官吏不許私藏武器，自此京內捉賊都需要向宦官申請武器，朝廷自己的軍隊再也無法跟宦官武裝抗衡。
代宗德宗這樣做，是因為覺得臣子將領都不可靠，只有身邊人最親，他們就這樣在身邊養起了一隻猛虎。
唐朝中央庫藏本來歸太府寺，到唐德宗時，趕上這個皇帝是個財迷。他極其缺乏安全感，多疑又雄猜，對誰都不放心，把國家的財物都轉移到了皇帝私有的瓊林、大盈庫，這兩個庫都歸宦官管理，於是宦官在軍權外又有了財政大權。
此外，唐代宗時設宦官組成的樞密使，負責皇帝與宰相之間的上傳下達，於是宦官有了插手朝政的權力。
唐玄宗時派宦官到各藩鎮任監軍使，於是宦官能夠干預地方事務。
唐朝前、中期宮廷政變頻發，此後的皇帝對親人包括兒子都心懷防備，傳位搞得像地下工作，外臣都沒機會參與，於是宦官們又得以插手皇位之爭……
軍權財權行政權……一個都不少，宰相都沒這麼大能量，不好好用一用，怎麼能夠呢？
唐朝皇帝居處深宮，除朝會外很少與外臣交往，很多皇帝都患上了「只信任身邊人」的病，身邊人都有誰呢？后妃沒什麼能力干政，那自然只有宦官了。他們派自己的心腹宦官出去執行自己的任務，去傳達自己的旨意，去監視自己不信任的人，去做自己羞於出口的事，他們給心腹宦官提供的便利，養大了這些宦官的權力，使其具有了反噬的力量，他們再養大一個新的心腹，去誅除反噬的宦官，於是又養出了一個更大的……鐵打的皇宮，流水的皇帝，每個上一任的皇帝都無意地給下任養出一個到幾個大宦官頭子，於是每個新上任的皇帝就都成了宦官的兒臣。有本事的能搞掉前代大宦官頭子，又為下一任再養一個。
就這樣，皇帝們都痴心不改。外臣、藩鎮對宦官有所不滿，皇帝全都護著宦官；唐肅宗時派心腹宦官出去辦事，回來時都要問外臣給宦官送了多少禮，送得少的話就不高興，覺得不給宦官面子就是不給自己面子。
所以，唐朝的宦官，是皇帝自己養瘋狗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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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宦官主要對手是紙上談兵的文官集團，實際上就是攀爬在皇帝身上的一棵藤，爬得再高，也離不開皇帝這棵大樹。
唐代的宦官主要對手是手握重兵藩鎮節度使，實際上就是皇帝手中的一把刀，掌控不好，就會失控。
東廠、西廠再ＮＢ也不過是小打小鬧的特務機構，跟神策軍這樣的正規軍比起來簡直就是渣！中國歷史上那些宦官代表
縱觀歷代留名宦官，憎惡者實多，可愛者誠少！
歷史話柄在文士，文士當政，名為黜宦，實侵皇權，即使不成，亦要紙上痛罵，高呼重振朝綱，暗裡據權自固。
然以權宦，惡跡斑斑者繁，臭名昭著者眾，最劣者弒帝窺神器，其次囚帝、廢后，再次黨天下、帝呼為父，又次害王、戮相，又次立帝、封王、拜相，最次亦要權盛一時。
試論歷代權宦，合錄《惡劣宦官十五強榜》
01.立帝拜相，弒帝葬國——秦·趙高 (?－前207)
02.掌兵封侯，廢后立帝——東漢·孫程 (?-132)
03.黨錮之禍，囚後戮相——東漢·曹節 (?-181)
04.十常侍首，帝呼為父——東漢·張讓 (?-189)
05.政變弒帝，封王立帝——北魏·宗愛 (?-452)
06.位列三公，廢后戮相——北魏·劉騰 (?-523)
07.欺主廢后，拜相封王——唐·李輔國 (704-762)
08.政變囚帝，殺王戮相——唐·仇士良 (781-843)
09.賣官亂國，帝呼為父——唐·田令孜 (?-893)
10.政變囚帝，立帝葬國——唐·劉季述 (?-901)
11.掌兵四方，封王葬國——宋·童貫 (1054-1126)
12.帝呼先生，師喪君俘——明·王振 (?-1449)
13.奪門復帝，政變圍宮——明·曹吉祥 (?-1461)
14.八虎之首，號立皇帝——明·劉謹 (1452-1510)
15.閹黨之魁，號九千歲——明·魏忠賢 (1568-1627)
後世人言，有以宦官政治著稱者三：東漢、中晚唐、明朝，而唐之閹禍尤烈，諸帝生殺立廢皆操權宦之手。
然誠以史論，東漢之宦何可比趙高，唐代之宦何可比宗愛，明代之宦何可比劉騰，閹禍最烈者，舍拓跋魏、嬴秦而誰？蓋秦祚短而魏偏居。有言趙高非宦官者，然以君主集權制論，有集權之君主，必有趁勢而起之宦官，趙高之勢，若丞相李斯之流亦避之五分，可仿歷代權宦。商鞅得勢於秦孝公，宦官之力也，贏秦宦權早已有之。
是故，有天下久者，居天下中者，一瑕疵而百目聚集，一劣現而千年留名。以唐之宦官而論，良莠不齊，錄二十人於下，供墨客評議。
01.楊思勖(659-740)，嗜殺之將
02.高力士(684-762)，老誠謀國
03.邊令誠(?-757),讒言殺二將
04.李輔國(704-762)，封王拜相
05.程元振(?-764)，權壓諸節度
06.魚朝恩(722-770)，監軍天下兵馬
07.駱奉仙(?-776),掌畿親信
08.楊良瑤(736-806)，出使大食
09.竇文場(?-?)，神策中尉始
10.俱文珍(?-813)，逼帝退位
11.吐突承璀(?-820)，元和寵臣
12.梁守謙(779-827)，四朝權宦
13.劉克明(?-827),弒君謀功
14.王守澄(?-835)，擁立三帝
15.仇士良(781-843)，甘露之變
16.田令孜(?-893)，帝之阿父
17.楊復光(843-884)，剿滅黃巢
18.楊復恭(?-894)，扶挽危局
19.劉季述(?-901)，末日瘋狂
20.張承業(846-922)，大唐遺忠
略論唐代的宦官專權
士大夫政治與牛李黨爭
唐朝的宦官最大的弊病就是掌有軍權，唐肅宗時期程元振可是直接掌有軍權的，這使得在朝廷內部鬥爭當中，宦官成為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勢力，再加上又多和後宮勾連，逐漸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勢態。明朝的宦官大部分情況下不過是皇帝用來對抗文官勢力集團的打手，尤其是在土木堡之變勛貴集團遭受重創後這種情況更為突出，宦官本身就是依附於皇權生存的，沒有形成真正獨立於皇權的政治力量，所以隨著皇帝的去世或者信任的削弱，宦官集團都會受到致命的打擊，劉瑾、魏忠賢莫不如是。
出了甘露之變這樣事情，仇士良敢殺文宗嗎？
劉從諫一篇文章就嚇的他不敢動。
唐代宦官也不過是在君主本人無法行使權力時代行而已。
天雨雖寬，不潤無根之草！
多讀書。
因為晚唐是一個士族衰弱，職業軍人崛起，科舉官僚體系尚未形成的時代。
其他朝代，東漢的宦官本質上是要依靠豪族的，不依靠豪族，就是立了皇帝，也頂多成了十常侍。但只要依靠豪族，還是可以換皇帝的。
而晚唐的文官就是職業文官，根本不是統治基礎，依靠的是職業軍人，只要宦官有軍權，掌握了首都的職業軍人，皇帝換了也就換了。
到了明朝，誰都要依靠科舉官僚，而舊皇帝一死，作為科舉官僚多少年敵人的宦官根本找不到人來支持自己。
魏忠賢權傾朝野，也不過一個條子就被捏死。
不羅嗦了，參見自媒體：羅輯思維 2014。
一來是國家統一程度提高了，利益集團的博弈影響不到國家的統一及其象徵。
二來是國家統一程度提高意味著生產力水平提高導致政府上層建築的強制力屬性減弱了，利益集團博弈影響不到軍事僭主的廢立，或者說此時壓根就沒有軍事僭主，權力沒在皇帝這。極端情況就是英國的君主立憲制，你廢了英王也沒什麼用。
最後一點是宦官權力日益縮小，其越來越回歸為服務屬性。這又是由國家統一程度提高，皇權受到地主官僚階級的制約，導致皇帝的家臣權力受到制約導致的。這意味著皇帝由一地的霸主，成長為統一國家的首腦。此時也就不存在所謂的家臣和領主，只有國家的統治階級及其代表了。而宦官多為苦出身，泥腿子，就應該讓他從哪來回哪去，不能亂了尊卑禮數。
當然，中國封建社會的家臣又與歐洲中世紀的領主家臣是兩個概念，這個就是另一個話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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