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語言風格怎麼那麼難懂？

11-29

看船山經義太佶屈聱牙了，反而是先秦諸子的文章更為明白曉暢，怎麼回事？

談談自己的感想。

一、船山著作的特點
船山先生的著作大部分是對儒家經典的註疏，缺乏系統性的專著，如周敦頤的《通書》、張載的《正蒙》等。對經典的註疏需要遵循一定的體例，且必須遵守「注不破經」的原則，故而對於自身思想的系統性闡發存在一定的限制條件。即便是船山先生作品中最為接近專著的《周易外傳》、《思問錄》、《俟解》等書，也更像是讀書筆記，而非哲學專著。

故而船山先生的著作未能就中國古代哲學中較為重要的命題、範疇分章進行集中、深入、系統的論述，其主要思想，如道器問題、理氣問題、神化問題、心性問題等等大多分散在他的各本註疏類作品之中，這就導致了兩個後果：

一是對某一命題的多角度、多方面論述是分散的，研究者研究一本書並不能完全把握船山對於這一命題的論述，甚至由於在該本書中的論環節存在缺失導致我們只閱讀該書就無法理解這一概念。例如，作為其本體論中最為重要的「神化論」，對其論述就散布在《周易內傳》、《張子正蒙注》、《讀四書大全說》等重要哲學著作的不同篇章之中。

二是由於註疏形式，對於特定概念的解釋會為了貫通文義而存在含義的變動，對於準確把握某這一概念的內涵存在一定困難，導致我們無法很好地理清其理論的內在邏輯。例如筆者在閱讀其《張子正蒙注》的過程中，對於其「絪緼」這一概念內涵的理解存在極大的困難，因為在正蒙注的各章中，有著不同的表述，一會兒是「絪緼，二氣交相入而包孕以運動之貌」，這裡絪緼是形容詞，一會兒又是「神者，乾坤合德，健以率順，順以成健，絪緼無間之妙用，並行於萬物之中者也」，這是以絪緼為陰陽合一之實體。如果不能善加區分，那麼無疑會造成認識的混亂。

簡而言之，註疏形式的著作導致我們在研習船山先生的思想需要經歷兩個基礎性步驟：一是全面閱讀，二是系統整理。全面閱讀由於其著作量大、內容多，存在量的困難；系統整理需要一定的學術積累，以及學習者自身的眼光和見識，對於初學者來說無疑是不小的挑戰。

二、哲學語言本身的複雜性

個人認為，哲學語言的複雜不是表達方式的複雜，而是哲學概念命題範疇不斷發展而造成的所表達內容的複雜。

道器關係、理氣關係、太極、陰陽、天人關係、心性問題、理欲關係等等是中國古代哲學討論的主要命題範疇，歷代哲學家都對此有所闡發，經近千年之厚積，這些命題、範疇的含義無疑是十分豐富的，對其討論也達到十分深入、精微的境地，故而其含義無疑是十分複雜的。

作為中國古代哲學的總結者和高峰，船山先生對歷代討論的主要命題都做了總結批判，因此如果不能對各家對於這些命題的主要觀點有一定了解的話，恐怕無法輕易理解船山先生思想之三昧，同時對於船山先生思想的偉大之處恐怕也無法有準確之認識。

例如，道器關係的命題。氣學派都堅持道器一體或道不離器的學說，但是從薛季宣到方以智，其論道不離器或道器一體都沒有明確指出器乃道唯一的存在條件，即具體的個體是道存在的唯一條件，張載的本體是「清虛一大」，這就和道家的本體論相似了，方以智是以物的抽象即「象」代替具體的器。

三、用典較多且方式獨特

船山先生作為大儒，自身的閱讀量是極大的，各種典故信手拈來；另外他以「六經責我開生面」為其人生事業之目標，需要對前人思想進行總結批判，故而必然要引用到前代鴻儒的思想觀點。
他用典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涉及面廣，主要有儒家五經中的重要概念範疇，歷代儒學大家巨匠的觀點，玄釋兩家的經典典故，歷史典故等等；

二是用典點到為止，不做解釋，如歷代道學家的概念範疇等，他往往是在論述中點個名，不做解釋，或者在文章開篇沒頭沒腦的直接突然而起，以極簡單方式點到後立馬展開論述，這些簡單的句子和詞語背後，往往蘊含著大量內容，需要一定的學術積累尤其是宋明道學方面的積累，方能夠理解。

三是用典極細，對船山先生於前代學者理論的概念命題範疇的批判辨析，不單單是對諸位學者理論的整體評價批判，更涉及到具體概念範疇的討論辨析，往往極為深入；
四是化用典故，論述時，他化用前代學者觀點，不說明出處，對於無基礎的朋友來說連查典故都不知道去哪裡查。如《周易外傳》中「論易之贊坤何以必贊其行」中講到了坤卦左旋右旋的問題，他的原文是：

夫坤何為而不健於行也？流連其類而為所系也。西南者，坤之都也，墮山峻巘之區也。坤安其都而莫能遷矣。且乾氣之施左旋，自坎、艮、震以至於離，火化西流以養子而土受其富，則坤又靜處而得隕天之福矣。其隨天行以終八位而與天合者，兌之一舍而已，又祇以養其子也。

這裡涉及到文王八卦方點陣圖的解釋，他直接化用來闡明自己的觀點，如果沒有對歷代易學家注易主要觀點的了解，完全不知道他在說啥。

四、船山先生自身之原因

最後，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船山先生把自己關在山裡著述造成的。明末遺民雖然不與當道合作，但文人圈子的交流還是很熱鬧的，方以智作為明末四公子，在南明覆亡前本身就是士大夫圈子中的核心人物，隱居後自然不乏慕名從游者，顧、黃二人所居江浙一代，本身人文薈萃，隱居後自然不會寂寞，顧炎武還北上遊學，且彼等與當道有曲線之聯繫，如梨洲遣弟子以布衣主持明史修撰，亭林外甥乃是體制中人等。他們仍然在文人圈子內，故而可以與當時的知名學者進行切磋討論，不乏等量齊觀的「對手」，在討論切磋中，語言的表達自然明快流暢，用典、遣詞造句等也自然符合通行規範，務求讓人看懂。船山先生則完全是另外一種狀態，首先他的隱居是徹底斷絕了與當道的往來，而且為了保證自己思想的自由表達同時避免清初嚴密殘酷的文字獄迫害，他有意斷絕了與士大夫圈子的往來，並拒絕出版發表任何自己的著作，加之湖南彼時士大夫未如江浙之盛，故而他身邊缺乏等量齊觀的對手，因此除了和方以智有書信往來以外，基本屬於埋首著述的狀態。從三十多歲開始隱居到七十三歲遂歸道山，四十多年獨居山野，缺乏學術上的討論切磋，影響了語言表達的明快清晰，使得他的用典、遣詞造句和通行方式存在較大的差別。

另外，他寫作的主要目的是盡人之道，即發揮個人主觀能動性，闡發聖賢之精意，對於能否傳諸後世並獲得如今的學術地位，他是無把握的也並不強求，他也做好了自己的思想湮沒無聞的心理準備，故而他的寫作是以闡明心跡為主的，而非期待人理解。這導致他的著作行文胎息古奧，彷彿在欣賞一件青銅器。

船山先生的著作是不好讀的，建議打一點基礎再來，例如以現當代幾本較為著名的中國古代哲學史打個底。讀得時候建議和知名學者的論文專著一起，船山學從前算是一門顯學，相關論文專著還是不少的。
如果實在只是想了解其學說之大概，那麼在原典閱讀方面，《周易大象解》、《俟解》、《讀通鑒論》及《宋論》、《四書訓義》是不錯之選擇。

以上是區區的淺見，疏漏之處還請賢君子雅正。

看到 @可愛哞提到這段，我覺得還好吧。巽卦的卦辭我就不解釋了。

巽陰潛起於陽下

巽卦一陰爻在下，二陽爻在上，巽為長女，由乾卦得一陰而成，陰為潛，所以有「履霜，堅冰至」，形容陰初生時，難以感知；

與姤、遁同

姤卦上乾下巽，遁卦上乾下艮，均為十二消息卦之一，乾卦後一月為姤，姤卦後一月為遁，均形容天地之間陽氣消退，陰氣漸長；

兌陽盛於中而陰外，於夬、姤同

兌卦中二爻五爻為陽爻，所以說陽盛於中，三爻上爻為陰爻，所以說陰外，夬卦陰爻在上，五陽決之、逐之，姤卦陰爻在下，五陽避之，退之；

而姤為陰乾陽，遁為陽避陰

姤卦因為陰爻潛入而動搖乾陽六陽之卦，遁卦為陽爻主動退避陰爻的逼近，姤卦陰爻的力量小，稱干，遁卦陰爻力量成二，陽爻則稱避；

巽以入為德

巽為風，風無孔不入，風之德為進入；

大壯戒陽之壯

大壯則止，四陽二陰，「物壯則老，是為不道，不道早矣」，故大壯則應戒之，不可躁進；

夬獎陽以決陰

夬卦五陽逐陰，盡天地之道也，所以獎陽；

兌則以說為道

兌為朋友講習，所以稱以說為道；

何也？巽、兌本三畫卦之名，重而為六，不失其象

為什麼巽和兌一個以入為德，一個以說為道？因為巽卦兌卦原來三畫卦就叫做巽卦兌卦，現在兩個三畫卦組合在一起，成為了六畫卦，但本質上還是一樣，叫做「不失其象」；

風有於喁之相因，澤有左右之併流，皆無異道

巽卦上下皆風，如二人唱和，「前者唱於而隨者唱喁。」，兌卦上下皆澤，如兩條河流一左一右併入大海，都遵循他們原本的德和道（此處為船山先生之附會）；

則重而為六，猶然三畫之象也

因此巽卦、兌卦雖然是兩個巽上下組成，兩個兌上下組成的六爻卦，但是他們和原本的三畫卦巽卦、兌卦還是很相似的；

中國哲學講的核心觀念不過人心和道心。越說越細，細處就要辨別，非一般人能觀察到所以講得就更為玄妙精微，當然這些東西先人已經卷帙浩繁寫了很多，要寫出新意也一定要另闢蹊徑，你再寫一些大家懂的，太淺顯的是沒有意義也不足夠吸引人的。
當然隨著字學和辭學的發展，中國漢字越來越豐富，先秦時期很多假借，專註的文字，如今換成現在的字自然好懂，但清朝時期的一些字詞，基本已經確定，只是十分生僻，平素少見所以讀起來也會吃力，當然這個該邀請研究字學辭學的專家好好研究。
從個人修為來看，因為先秦諸子的智慧又在後世聖人之上，可以說是出入經道，能做到深入淺出而非故弄玄虛。打個比喻一級的大師能把大道理講得通俗易懂，而一般的老師講完你可能還是糊裡糊塗。
最後一點從作者個人的心裡出發，或者有意為之也未可知，因為明末清初也是亂世，各種思想興起，要讓自己顯得特別文辭也需要特別這樣才能喜迎人。讀書人說到底要立功，立德，立名的。看看如今是不是那些難懂得書更吸引人什麼《百年孤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等等等等。
以上為個人拙見。有不對之處還望指正，虛心受教。

最本質的原因隔膜。什麼天人性命心性理才氣情等等，清朝人就不怎麼講了，現代人又因為語言不通隔得更遠了。所以兩部史論反而成了船山最受歡迎的著作，雖然學術價值稍遜於其他哲學著作。

重要原因：船山的文學成就被哲學、歷史成就掩蓋了。

船山的語言自覺意識十分充分，幾乎把語言提到了本體的高度。《尚書引義·泰誓》「言之無疵者，用之一時而業以崇，進之百世而道以建，大公於天下，而上下、前後、左右，皆一矩絜之而得其平。」在他看來，完美的語言可以崇業（科舉入仕，建功立業），可以建道（代聖人立言，傳聖人之道），甚至進而可以安定天下。

《尚書引義·畢命》專門討論語言。《尚書·畢命》「政貴有恆，辭尚體要"。據我的理解，體要近於我們今天說的一篇文章「綱領、框架、結構」之類。馬上，船山樹起了要批駁的靶子：寫文章只要把握框架就好了，不用管文采修辭等等（「辭有定體焉，有扼要焉，挈其扼要而循其定體，人可為辭，而奚以文為？體要者質也，質立而文為贅余矣」）。下面是駁論，立論，核心是文質統一。不具引，很精彩。再接下來集中火力對準蘇洵和韓愈。

蘇洵的問題在於文章模式僵化，死板，近於今天的套路，對後世的影響極壞。韓愈的問題在於露骨、乾癟，言之無物，充斥著得失毀譽的之類個人牢騷。一句題外話：有人看到這裡可能會大吃一驚：八大家之首的韓愈被批的好慘。我剛開始也是這樣覺得的。及至讀到船山其他論述韓愈的部分，大概明白船山最不滿意的是韓愈之處在於假借衛道之名，行追名逐利之實。而以純粹的衛道士自居船山當然不能容忍了。船山似乎沒有批評過韓愈的文采，而且從《讀通鑒論》和《宋論》中多少可以看出一點韓文的影子。而兩部史論就寫的不僅新見迭出，文采飛揚，而且模式變化多端，近乎文質統一，可讀性極強。

回到話題。那麼船山取中的是什麼樣的文體呢？——「追逐其章，金玉其相」，文王之所以為文也。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夫是之謂體要，而莫有尚焉矣！」說道底，他也沒有給出某個作者，某篇文章等明確清晰的答案，這裡所謂的文王之文，孔子之命，毋寧說是一種文章創作的指導思想（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和經由這種思想達到的理想境界（追逐其章，金玉其相）。是不是有點玄，好像等於沒說？像船山如此聰明的思想家，怎麼會輕易立標杆、插旗幟呢？因為這樣做極易招致文壇上的拉幫結派，門戶之爭，而船山是親歷過明末文壇這種門戶之爭的，深知其對於文學本身，對於世教風俗的危害。當然，深層原因還在於船山深諳佛教中的「法無定法，大法無法」的智慧。

其他關於作文的論述，還可參看《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很精彩。列舉幾條：「填砌最陋。填砌濃詞固陋，填砌虛字愈闌珊可憎。作文無他法，唯勿賤使字耳。王、楊、盧、駱，唯濫故賤。學八大者，「之」、「而」、「其」「以」，層累相疊，如刈草茅，無所擇而縛為一束，又如半死蚓，沓拖不耐，皆賤也。古人修辭立誠，下一字即關生死。曾子固、張文潛何足效哉！」（下一字即關生死，這種極端嚴肅的作文態度，我以前從未見過。光這點，船山就站得很高了，更何況他又聰明又勤學呢。)

一篇載一意，一意則自一氣．首尾順成，謂之成章；詩賦、雜文、經義有合轍者，此也。以此鑒古今人文字，醇疵自見。有皎然《詩式》而後無詩，有《八大家文鈔》而後無文。立此法者，自謂善誘童蒙；不知引童蒙入荊棘，正在於此。（成章不易。讀船山的史論深有體會，一氣呵成，酣暢淋漓。再讀他人文章，總不免拖泥帶水之感。）

王子敬作一筆草書，世稱「墨妙」。然一帖之中，語雖連貫，而字形向背各殊，必於一筆，未免有拗折牽連之病。若經義．一題自一理，篇自一意，豈容有二筆邪？既必一筆，何用鉤鎖？止緣陋人氣不能長，如老病喘促，必須歇息，方更接續。故鉤鎖之法一立，而天下翕然從之，為獨參湯以延殘喘。（這個比喻簡堪比諸葛亮罵死王朗，請自行腦補）

聞之論弈者曰：「得理為上，取勢次之，最下者著。」文之有警句，猶棋譜中所注妙著也。妙著者，求活不得，欲殺無從，投隙以解困厄，拙棋之爭勝負者在此。若兩俱善弈，全局皆居勝地，無可用此妙著矣。非謂句不宜工，要當如一片白地光明錦，不容有一疵纇；自始至終，合以成章；意不盡於句中，孰為警句，孰為不警之句哉？（以上三則的主題都是成章）

欲除俗陋，必多讀古人文字，以沐浴而膏潤之。然讀古人文字，以心入古文中，則得其精髓；若以古文填入心中，而亟求吐出，則所謂道聽而途說者耳。

非此字不足以盡此意，則不避其險；用此字已足盡此義，則不厭其熟。言必曲暢而伸，則長言而非有餘；意可約略而傳，則芟繁從簡而非不足。嵇川南、湯義仍諸老所為獨絕也。避險用熟，而意不宣，如扣朽木；厭熟用險，而語成棘，如學鳥吟；意止此而以虛浮學蘇、曾，是折腰之蛇；義未盡而以迫促仿時調，如短項之蛙。才立門庭，即趨魔道，四者之病，其能免乎？

以酸寒囂競之心說孔、孟行藏，言之無作，且矜快筆．世教焉得而不陵夷哉？……愚嘗判韓退之為不知道，與揚雄等，以《進學解》、《送窮文》悻悻然怒，潸潸然泣；此處不分明，則其雲「堯、舜、禹、湯相傳」者，何嘗夢見所傳何事！經義害道，莫此為甚，反不如詩賦之翛然於春花秋月間也。

好，講了一大堆，無非是告訴大家：船山是有語言自覺意識的，並且還很強，他很清楚文章意味什麼。那麼問題來了，既然如此，為什麼他的語言晦澀難懂呢？我認為上面幾位答主的答案是很有道理的，比如缺乏思想對話者（陳來《詮釋與重建》序言），註疏體裁的限制，等等。但我看來，不能完全讓人滿意。船山的兒子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說：「貧無書籍紙筆，多假之門生故舊」。忘記誰的記載，船山甚至還到處撿破紙、爛賬簿作為稿紙。上面的答案提到，船山的著作信息密度大且很少闡釋，確實是一語中的的話。尤其是哲學著作。哲學本身就比較晦澀難懂，不加註釋就更難乎其難了。那麼往深層次問，為什麼他不加註釋呢？因為筆墨紙硯不夠用……只能簡省簡省再簡省……

好吧，開個小小玩笑，調侃一下，突出船山著述條件之艱苦，不可當真。船山的文章有種惜字入金的形式美，誇張點說，幾乎找不到一個廢字，更別說一句廢話。這固然與他過人的古文功底有關，但是更重要的，我以為跟他學習三代的元典（包括四書五經等經典和諸子百家中優秀幾家如莊子）的文章有關。那時候受書寫工具和載體的限制，文章的一大特點就是言簡意賅，用最少的字把意思表達的最明白。所以不免各種各樣的省略。總之，怎麼省就怎麼寫。上引船山「古人修辭立誠，下一字即關生死」，就是證明。再加上船山也受到筆墨紙硯的限制，所以他的文章也就不可避免的省略的次要部分，形成了他老簡的行文風格。張載的《正蒙》也是這種風格。張載又是船山一生的偶像，就不難理解了。

很不幸，雖然船山是我的偶像，我卻學不來這種風格，足足說了兩車話，還不知道說清楚沒有。慚愧慚愧。海涵海涵。

大概是船山中後期缺少與同時代其他學者交流的緣故，僻於一隅而孤憤著作，所以有時候其文字在外人看來未免佶屈。

最近在船山先生的讀楚詞通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