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只有「晚唐」「晚明」「晚清」,卻沒有「晚漢」「晚宋」「晚元」等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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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那麼多朝代，似乎只有唐、明、清有過「晚X」的稱呼，而其他朝代都沒有，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其他朝代都不夠長嗎？或者前後區別不夠大？還是有什麼深層次的原因？

因為漢朝在西漢時上層革命，國家政府雖然政治混亂，但是國家機構並未出現大問題，直到王莽的改革才導致了政治混亂並最終導致了國家動蕩，這種情況漢朝並不能說有多麼衰弱。比如王莽改制，造成天下困擾，也說明承襲漢朝的王莽治下政令可以通往全國，而且下令周邊少數民族改名，匈奴單于改為降奴單于，高句麗改為下句麗，而西域都護一直存在到了王莽時期，也說明當時的漢新政府對周邊的國家民族的控制力還是存在的。而東漢有漢末的說法，從董卓到曹丕篡漢，時間不短了。這個時期，雖然諸侯各懷鬼胎，但是劉姓江山的大旗曹劉孫都承認的。至少曹操是漢朝丞相，孫權還時時進貢。宋朝在徽宗時期，如果沒有北面的金國人的突然進攻和政策失當，宋朝的國家政權並無過大的問題，相反還有對西夏的戰爭中逐漸掌握了優勢地位。最大的民變方臘也被剿滅。而南宋感覺一直在對抗北邊的強敵，從頭至尾你說不出南宋的衰敗過程，南宋無論是主戰還是主和，對北方的軍事對峙一直存在，你不能說它做的不努力，相比南北朝時期逐漸衰弱的宋齊梁陳，南宋實在是力盡而亡。元朝直接就是軍事殖民政權，時間也短，他們的執政能力一直都是那樣，人民一直在反抗，只是由於自身軍事實力的下降，導致控制力下降。有趣的是自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末兵亂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朝滅亡，殉元的進士達四十二人。不過，遺民中雖然也有舒頔、李祁、戴良這樣中過進士，當過官的士人，但大部分卻沒有功名在身，或未做過官。如著名元遺民汪克寬、梁寅、張憲等等，要麼從未出仕，要麼屢試不第，都只是聲名很大，但完全算不上元朝「既得利益階層」。

晚唐，晚明，晚清，都是大一統王朝在自身從強盛到衰弱，很清晰的過程，唐從貞觀到安史之亂，明從初期到土木堡，清從康乾盛世到嘉道中衰。晚期是這些朝代生命末期，這三國國家滅亡主要還是自身的結構性問題導致的。

比如唐朝，唐朝皇帝來自西魏大族為了對抗從晉朝就存在的世家大族，用了科舉出身的寒門，寒門實力太弱，並且最後也對皇帝構成威脅。只好用宦官，結果被宦官挾制，為了對抗北方的少數民族，採用了節度使這樣飲鴆止渴的方法，結果節度使掌握了北方的人事權，財權和軍權，導致安祿山反叛，為了平叛，只好從北方邊境到南方財稅重地封更多的節度使，從初期的10個節度使最後到50多個。一步錯，步步錯，皇帝最後無立錐之地，成了強蕃傀儡。最後唐朝在與地方節度使勢力相愛相殺的博弈中滅亡，詭吊的是，正式這些節度使給朝廷續命，因為節度使強如朱全忠，也只能挾天子令諸侯，這面大旗不能倒，使得各地的節度使還認李家這面招牌。

明朝因為執政初期，武將功勛和文官，藩王和帝王四者之間相互依存，但是朱元璋對武將功勛和文官的打壓，朱允文和朱棣對藩王的壓制，到土木堡之戰，唯一可以和文官相抗衡的朱棣新建立的功勛集團損失大半，抗衡文官集團的政治勢力消失之後，明朝政治一直在文官和帝王之間相互博弈，而此時皇帝只能通過宦官來對付文官。一旦出現弱勢的皇帝，要麼宦官比如劉瑾魏忠賢，要麼權臣張居正。而在明朝的儲君制度實在是太糟糕，皇帝接班人的培養制度太差了，培養出來的不是多動症患者，要麼是低能兒，要麼是性慾亢奮色情狂，最後的皇帝崇禎又是地方藩王，對於治理國家，駕馭文臣毫無經驗，又碰上氣候變化導致的災情和後金的崛起。而且明朝的人口壓力，水利工程的破敗導致的農業減產，藩王的繁衍，官僚和大地主對土地的兼并，都導致了國家財政稅收系統的崩壞，直到國家實在沒錢，政府也沒有徵收商業稅。國家走到盡頭是遲早的事情。

清朝從開始到結束就一直存在著滿漢之間相互不信任，這種情緒導致了地方勢力對國家認同一直較低和漢族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比較強烈。在清朝強盛時期這種衝突還可以緩解，但是在外部勢力的進入之後，清朝的國家權威不斷受到挑戰。在經過太平天國運動之後，漢族官僚逐漸掌握了地方實權，他們擁有了財權，軍權，甚至有了對國家最高決議集體抵制的舉動（東南互保，李鴻章直接對慈禧說，「此亂命也，粵不奉詔。」）。而國家的根本依靠八旗制度早就腐朽不堪，到最後南方的革命軍和北方的袁世凱直接強迫清帝退位。這種緩慢而有力，一步一步的從清朝手裡收回了對國家的控制權，因此可以說清朝是順順利利的閉上了眼，無論是朝代更迭過程，末代皇帝的命運來說，都是歷朝歷代，損失最小，最平穩的。野蠻如元朝，滅亡時候，也有一大批南方漢族文人士大夫殉國而死。在清朝辛亥革命之時，漢人中有一個壯烈殉清的沈瀛。可惜，偌大的中國，像沈瀛這樣一心求死的知縣只有一個。滿人中則有一個載穆。赴水而死的王國維與其說殉清還不如說是為古典文化而死。

大概題主是沒有聽過後漢、南宋、北元吧。

而且像蒙元這種掐頭去尾才一百年出頭的朝代，真的有必要分初、中、晚么？

野史里張三丰張真人從宋理宗活到了明成祖，直接就把元朝給活過去了。。

這三個時期是中國在春秋戰國以後社會變革力度最大的時期
晚唐：兩稅法、田租折納、力役和雇、
食邑制衰弱、衣冠戶、客戶、募兵制、使職差遣、科舉制、儒學復興
晚明：一條鞭法、永佃制、經營地主、商人階級、稱量貨幣、會推制與訪單法、封建論、時俗文化、公開議政、黨社與市民運動、思想變革、民族意識與國家意識、國際貿易與全球市場、西學
晚清：誰都知道

首先你說的這三個都是立國200年以上的大朝代,在時段上可以有比較清晰的分隔點和轉捩點,
其次剩下你提到其他的幾個:
漢本身分東西漢了,你可以用西漢初年,西漢末年,東漢初年,東漢末年,這樣就可以了;
同理也可以聯想到南北宋,北宋初年,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南宋末年等等;
元時間太短,不到一百年,分不了這麼細;
實際上無論是晚明還是唐末,都是想把時間限定在幾十年的時間跨度內,而唐明清三代都是差點兒三百年的朝代,大體上都可以分成初中晚三個不到一百年的時間段

但是有漢末，宋末，元末這樣的說法啊

跟韻腳有關吧（我猜的）晚唐、晚清、晚明、都是「仄平」搭配，符合詩詞韻律，而晚漢、晚宋，都是「仄仄」不好聽，而晚元都是壓「言前轍」

晚唐，晚明、晚清一般都是近代以來歷史學者研究這些「特殊」時期的叫法。之所以說是「特殊」是因為這些時期有一些其它朝代末期所沒有的一些特質，這些特質有是對當時對之後有一定歷史意義的。

晚清

晚清大家一般都有所了解，列強的入侵，君主專制時代的末期，帝制的崩潰，新革命的興起，全新制度的誕生。在一批有識之士的吶喊中，全新的民主思想傳播開來。儘管辛亥革命最終也未取得其所期望的結果，之後中國又陷入軍閥混戰。但這場革命的意義是空前的，也是極具歷史意義的。

晚明

說晚明是一個特殊的時期並不是說這個朝代被清取代從此神州陸沉、華夏一片腥膻，也不是像一些人所說這個時代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晚明這個時代政治萎靡，民間卻十分活躍。商品經濟的繁榮，社會風氣的奢靡，思想的激辯乃至礦稅徵收、民變迭起，都帶有不同於前代的地方。舊體制逐漸不再適合這個社會，國家對社會的掌控專制也有所鬆動，人民對於政治事件「抵掌劇談」，萬曆時首輔沈一貫在一份揭貼中道，「往時私議朝政者不過街頭巷尾，口喃耳語而已。今衢鬧市唱詞說書之輩，公然編成套數抵掌劇談，略無顧忌。所言皆朝廷種種失政，人無不樂聽者。」同時，晚明的中國與西方有了第一次接觸，中國商人同葡萄牙殖民者往來生意，澳門成為葡萄牙商人往來日本，東南亞的中轉站。同時因為對後金的戰爭引進西方的火炮及技術，同時還有翻譯的《幾何原本》，根據西方曆法編製的崇禎曆書等等。雖然中國在這場交流中顯得被動，但仍然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變化。政治在腐朽，制度在崩潰，傳統禮教在崩塌，然而一些新的東西正在孕育出來。

至於晚唐。。。不好意思對唐朝不甚了解就不對此作出解釋了歡迎其他人補充ヽ(*·ω·)?

不是因為這些朝代不夠長，而是古代人不這樣表達，古代習慣稱作漢季，明季，後漢，宋季，元季。就相當於現在所說的晚漢，晚明，晚宋，晚元
這只是一個歷史年代術語的民族習慣表達問題，並不是說用別的不可以，只不過約定俗成用習慣了

因為漢分東西，宋有南北，元好短啊

首先，晚漢、晚唐、晚宋之類的說法是有的。
其次，這種晚x的說法多是為了表達一種情懷。

請看一篇文章，「何謂「晚明」」。
作者簡介：趙強，男，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師，從事晚明美學史研究；王確，男，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美學史研究。

下面是全文：
近百年來，「晚明」那段浮華與蒼涼的歷史，及其內部所包孕的中華文明史之蛻變的生機與回光、際遇與挑戰，不僅反覆迴響在史學家孜孜不倦的探索中，而且漸次融入方興未艾的大眾消費文化，成為「百家講壇」等媒介文化中炙手可熱的話題之一。「晚明」之所以在學術和大眾文化層面均引起熱烈的反響，自然得益於其本身所呈現的歷史、社會和文化現象的豐富性，以及這種豐富性所能激起的歷史關切與當代想像，對此，學界早已有豐富而深刻的認識。[1]本文想提出的問題是，當我們習焉不察地使用「晚明」這一概念來從整體上表述那段內容複雜、意義豐沛的歷史時，我們是如何把自身的歷史關切與當代想像融入其中的？換言之，中國歷史上朝代之興亡與更迭可謂屢見不鮮，為何只有少數朝代的末世——諸如唐、宋、明、清等——在歷史分期時被冠以「晚唐」、「晚宋」、「晚明」、「晚清」這樣的稱謂？關於「晚明」的表述中寄託了哪些歷史理性與現實情懷？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要從「晚明」這一歷史表述的發端處說起。
　　在朝代、時序的稱謂之前冠以「晚」字，是中國傳統史學家和知識分子傳達其歷史認識、情感指向和價值判斷的獨特做法。在漢語傳統中，「晚」既是一種時間描述，又寄寓著特定的情感蘊藉。《說文解字》中說，「晚，莫（暮）也」 [2]（P305），本義是日色冥漠、白晝將盡。在古人的語用實踐中，「晚」除了表示時間上行將終了的意義外，往往還寄託著深沉的留戀、沉痛、悲悼情緒和反思、省察意識。《春秋穀梁傳·文公十四年》中記「晉人納捷菑於邾」云：
　　長轂五百乘，綿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1
　　這裡的「晚」字，無疑具有強烈的情感指向和價值判斷。正因為如此，洪邁在《容齋隨筆》中稱讚《穀梁傳》記事筆法「紆餘有味」[3]（P41）。當人們將「晚」用以概括歷史、時序時，這種情感和價值上的意味就更加突出了。《淮南子·本經訓》中說：
　　晚世之時，帝有桀、紂……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取成之跡，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4]（P256-257）劉向《說苑·建本》則說「晚世之人」不能：
　　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
　　又說：
　　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為？」[5]（P64）
　　《後漢書·馮衍傳》則說：
　　逮至晩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6]（P64）
　　在這幾處表述中，政治頹敗、學術萎頓、風俗墮落等成為「晚世」的突出特徵。不同的是，《淮南子》中的「晚世」更傾向於評價一個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時段，因而批判意味更為濃烈；而《說苑》與《後漢書》中的「晚世」，則可以理解為「近世」——劉向和馮衍身處正在行進的歷史過程中，他們之所以用「晚」來概括自身所處的時代，無非是察覺到了山雨欲來、大廈將傾的頹勢。所以在他們的言辭中，除了批判和反思外，還蘊含了強烈的憤激、痛挽之情。
　　到了宋代，「晚漢」、「晚唐」之類的說法開始出現。如宋祁在《後漢蜀郡太守高朕贊》中說：「晚漢多艱，校屋盪焚，經生罔依，弦誦不聞。」[7]（卷48）嚴羽在《滄浪詩話》中則將唐代詩史劃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幾個階段。2在這種歷史分期表述中，「晚漢」、「晚唐」所蘊含的情感和價值意味與「晚世」是異曲同工的。其後，又有了「晚宋」之類的概念，茲不贅述。
　　「晚明」的說法則起源甚晚，在現代以前的歷史表述中，我們幾乎看不到「晚明」概念的用例。但在事實上的「晚明」時期，就有人預感到明朝的氣運已經暮氣沉沉，狂瀾難挽。最有意思的例子，是史學界常常稱引的萬曆《歙志·風土論》中的做法。在這篇可以視為以安徽歙縣為觀測中心的「明代風俗史論」中，作者把明初至萬曆後期的歷史劃分為四段，分別冠以春、夏、秋、冬的時序：
　　（一）明初至弘治年間，國家太平，吏治清明，人民安居樂業，「詐偽未萌，訐爭未起，芬華未染，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後、春分以前之時也」；（二）此後至正德、嘉靖初年，人民紛紛棄農從商，社會貧富分化嚴重，世風唯利是圖，「詐偽萌矣，訐爭起矣，芬華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後、夏至以前之時也」；（三）到了嘉靖末和隆慶年間，工商致富、農業凋敝，貧富分化和對立日趨嚴峻，世人為求利不擇手段，「詐偽有鬼蜮矣，訐爭有戈矛矣，芬華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後、秋分以前之時也」；（四）萬曆初到編撰縣誌的這三十年間，大量的社會財富聚斂到少數人手中，社會矛盾趨於白熱化，民怨、民憤一觸即發，「鬼蜮則匿影矣，戈矛則連兵矣，波流則襄陵矣，丘壑則陸海矣，此正秋分以後、冬至以前之時也」。在這篇文章的最後，作者感嘆說：「嗟夫！後有來日，則惟一陽之復，安得立政閉關，商旅不行，安靜以養微陽哉！」[8]（P150-151）　　在他看來，有明二百餘年的國脈已經命懸一線、不絕如縷。將商賈、商業視為風俗之大蠹的觀念固不足論，但這種對於世風、世運走向頹敗、滅亡的感受，及其沉痛、憤激之情，無疑是借著時序更迭的隱喻遣發出來的。明清之際的顧彩（別號「梁溪夢鶴居士」）在《桃花扇序》中則說：
　　嗚呼！氣節伸而東漢亡，理學熾而南宋滅；勝國（引者註：明）晚年，雖婦人女子，亦知嚮往東林，究於天下事奚補也！[9]（P274）
　　此處「晚年」二字所蘊含的沉痛、惋惜之情尤為深摯。
　　或許，關於歷史長時段的認識需要時間的沉澱，史學家和知識分子們對這段歷史，還未形成整體、清晰的定位；抑或是在清政府的文化高壓下，他們不敢抒發「向晚意不適」的悲悼與留戀之情。總之，清代人常用「明季」、「明末」來形容這段歷史，而並不用「晚明」這一概念。如前文提到的顧彩，在《髯樵傳》一文開頭交代故事背景時，就有「明季吳縣洞庭山」[10]（P45）云云。更典型的例子是《四庫全書存目》編撰者的做法。在該書目中，但凡提到這一歷史時期，均冠以「明季」、「明末」的指稱，使用次數均有近百次之多，而從無「晚明」的說法。
　　與「晚明」相比，「明季」、「明末」的批判和反思意味更為濃烈，而並無多少留戀不舍之情。因為，在漢語傳統中，「季世」、「末世」的語義重心在於凸顯政治、風俗、道德、人心的全面頹敗，可謂一無是處！如《左傳·昭公三年》載，晏嬰使晉，對叔向描述齊國的形勢時說：
　　公棄其民……聚腐朽，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踴貴，民人痛疾」，「此季世也」。[11]（P2032）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四庫全書總目》評價「明季」學術風氣、文化思潮和審美趣尚時，無一例外均是嚴詞峻語、大加撻伐。1而明清之際的史學家計六奇撰述晚明史事時，將書名擬定為《明季北略》，其自序中的話尤能表明這種反思、清理歷史遺迹以見興亡之理、治亂之由的意圖：「自古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亂；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亡。」 [12]（P1）
　　目前無從查證是誰在何時第一次使用了「晚明」概念，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一歷史表述盛行開來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後的事。歷史的巧合在於，與「晚唐」說法的誕生相類似，「晚明」之被廣泛使用，也在文藝批評和研究領域。這一時期，集中湧現出一批以「晚明」為題的文藝評論和文藝作品選本，如須尊《晚明文與政治》（《鞭策周刊》，北平，1932年第1卷第2期）、施蟄存編《晚明二十家小品》（上海：光明書局，1935年）、王英編《晚明小品文總集選》（上海：南強書局，1935年）、襟霞閣主人重刊《晚明百家小品·冰雪攜》（上海：中央書店，1935年）、笑我編《晚明小品》（上海：上海仿古書店，1936年）、阿英編《晚明小品文庫》（上海：上海大江書店，1936年）、朱劍心編《晚明小品選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等。
　　值得關注的是，這一時期「晚明」之「晚」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在「晚明小品」的提倡者和選本編纂者的眼中，「晚明」所標識的，不僅是明朝的衰落和消亡，還意味著整個中國文化傳統走向強弩之末，進而孕育著走向近代、涅槃重生的「近」與「新」的精神。對此，下文將詳細論證，此處僅舉一例。周作人之倡導晚明小品，實則立足於如下的堅定信念：
　　小品文是文學發達的極致，它的興盛必須在王綱解紐的時代……一到了頹廢時代，皇帝祖師等等要人沒有多大力量了，處士橫議，百家爭鳴，正統家大嘆其人心不古，可是我們覺得有許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這個時代發生。[13]（P6-7）
　　這就是說，「晚明」被視作傳統向近現代過渡的歷史階段。對於傳統而言，「晚明」是窮途末路；對於近現代而言，「晚明」則是源頭活水。因此，沈啟無編選的以晚明作品為主的小品選本直接命名為《近代散文抄》！這就與歷史上的「晚世」表述有了很大不同：前引萬曆《歙志·風土論》中的觀念，認為晚明實際上走向了歷史慣常之一治一亂、一興一亡之朝代循環的亂與亡的節點，現代表述中的「晚明」則寄託著擺脫朝代循環，走向近現代的樂觀。
　　因此，「晚明」這一歷史表述中實際上摻雜著傳統與現代、古與今的意義、情感和價值判斷。它與歷史上出現過的「晚漢」、「晚唐」、「晚宋」表述的相同之處在於，它們都是用以描述一個歷史王朝走向衰落、消亡的概念，其間包括政治的頹敗、風俗的墮落、倫理道德規範的解體等；不同之處在於，「晚明」更進一步被用來表述整個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涅槃新生。並且，在「晚明」表述中，我們讀不出對歷史依依不捨的留戀、沉痛、悲悼情緒；反而，其間洋溢著一種歷史擺脫陳舊、滯重的束縛，步履輕爽地向「當下」走來的樂觀！
　　自從中國現代學術建立以來，晚明史研究就已成為眾多知名學者不期而集的學術重鎮。許多涉及中國歷史文化命脈的關鍵問題、前沿話題，均萌生於有關晚明史的討論中。在梳理這些問題之前，我想先交代現代學術研究中常用的幾個與「晚明」息息相關的概念，如「明清之際」、「明末清初」等，以便明了它們之間的重合與相異。
　　在晚明小品的標舉者那裡，「晚明」所標識的歷史時段是相對模糊的。這大概是因為他們都是文學家或文學評論家，並不致力於具體的史學問題的探討。所以，他們往往根據自身對明代社會、歷史文化發展演變之總趨勢的體認和把握，從中選取那些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作家或文學流派加以談論，並不斤斤計較於「晚明」之起止時間的界定。而現在，我們可以根據他們所選取的作家或文學流派，來大致推測他們所理解的「晚明」之時限。周作人、俞平伯、沈啟無、梁實秋等人，均認為公安派、竟陵派的文學觀念及其創作揭起了反對復古的旗幟，「他們都是萬曆朝的人物，約相當於西曆十六世紀之末至十七世紀之初」[14]（P21）。嵇文甫對此深表認同，並且提出這股文學界的「新潮流」並非勢單力薄，還要加上「道學界的王學左派」，也就是李贄等人，才能夠完整地呈現「同一時代精神」。[15]（P399-400）由此可知，他們所言的「晚明」，大概就是萬曆至崇禎這一歷史時期。1936年，朱劍心在《晚明小品選注·敘例》中總結說：　　明自神宗萬曆迄于思宗崇禎之末，凡七十年，謂之晚明。此七十年間，政治腐敗，學術庸暗，獨文學矯王、李（引者註：王世貞、李攀龍）摹擬塗飾之病，抒發性靈，大放異彩。[16]（P1）
　　這是從「新」的時代精神而言的，而從「舊」的社會體制、風氣之衰朽而言，史學家又給出了新的描述。吳晗在發表於1935年的《晚明仕宦階級的生活》一文中，從生活風氣演變的角度，將「晚明」的起點設置在嘉靖年間，也就是16世紀中期。1這代表了學術界對於「晚明」歷史時限界定的兩個重要觀點。此後關於明史的歷史分期雖然產生過不同的爭論，但基本上不出這兩種觀點的範圍。當代研究界比較通行的做法是綜合這兩種觀點，認為「晚明」就是自嘉靖後期，中經隆慶、萬曆、天啟直至崇禎這一歷史時段。[17]（P3）
　　「明清之際」、「明末清初」等歷史表述，從歷史時限上來說，與「晚明」有相當的重合，但代表了另一種以歷史和社會文化現象、問題為線索而超越以朝代敘事為綱的研究傾向。陳守實在1927年發表的《明清之際史料》一文中說：
　　史部記載之不忠實，莫甚於明清之際；及種族見解之差異，文字獄之繁興，秉筆者各有所顧忌，所以造成重要史實，因之多缺。 [18]
這是為了探求朝代更迭之際的歷史真相而發的議論。2在向達、陳垣的文章中，「明清之際」又具有了新的內涵。向達《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洋之影響》從「西學東漸」的視角考察西方美術對中國藝術的影響，其所設定的「明清之際」，就在於自利瑪竇泛海東來的「明神宗萬曆之初，終清高宗乾隆之季，凡二百年」[19]。陳垣《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則是以天主教在華流布史的角度所作的考察，其所謂「明末清初」也大致限定在明萬曆至清乾隆年間。這表明，「明清之際」或「明末清初」的說法中蘊含著如下的歷史認識：歷史的連續性並不因改朝換代而驟然斷裂，它有自身的消長線索和邏輯理路。然而，不同的社會和歷史文化現象、問題所呈現的歷史邏輯、脈絡是不同的，因此也引發了「明清之際」、「明末清初」等概念在時間範圍上的不確定性。如謝國楨在1935年出版的《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其研究時限就在明萬曆至清康熙前期。[20]趙園近年間出版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等著作，也是如此。
　　「晚明」與「明季」、「明末」、「明清之際」、「明末清初」等歷史表述在研究對象、歷史時段等方面均有重合之處，然而又都蘊含著不同的問題意識、歷史關切和價值判斷、情感傾向。之所以呈現以上問題，是想表明：越是深入到歷史的局部和細節，我們就越來越感覺到要從歷史的長河中剪輯出一段首尾清晰、周期完整的時間段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歷史的潮汐並非節點分明，人事的代謝也往往層累交迭。即便是同一個問題，不同的勘探視角、方法，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僅以人們對明亡歷史的探討為例：1644年，李自成率軍攻入北京，崇禎帝自盡於煤山，明朝覆亡。然而，後世的學者並不認為明亡於這一年，如清代學者趙翼曾引述他那個時代非常流行的觀念說：「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 [21]（P502）在他們看來，萬曆年間朝廷推行的「礦稅」等一系列聚斂政策禍國殃民，埋下了亡國的種子。而比他更早的史家萬斯同，因為曾撰寫《明史稿》，對歷史有更深切的體會，提出明嘉靖初年開始，朝野聚訟紛爭長達二十餘年的「大禮議」，導致了嚴重的君臣對立、朋黨政治，實在是「有明一代升降之會」[22]（P485）——不同觀點的交鋒說明，不同的視角、立場和問題關切，往往暗含了自身的歷史和邏輯脈絡，很難一概而論。
　　三、現代學術史視野中「晚明」研究的基本問題
　　近百年以來的晚明歷史研究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就是在「西方衝擊與中國反應」的近現代歷史描述思路之外，探尋中國歷史、社會與文化之走向近代的「中國本土經驗」。[23]出於這樣的現實關切和學術動機，學者們「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也獲得了豐厚的成果。
　　20世紀前期，學術界對晚明歷史、文化的關注集中在三個相關的領域：一是從文學、藝術史的視角考察中國現代新文學的發生問題。以周作人、任訪秋、林語堂等為代表的新文學巨匠和學者，在探尋「五四」新文學的歷史合法性問題時，將目光集中到以「公安三袁」為翹楚的晚明文藝，認為他們構成了中國文藝之近代化的歷史起點。1二是從社會史的角度，探討中國古代社會從傳統走向近代/現代的問題。這又集中在著名的「資本主義萌芽」命題上。以鄧拓、呂振羽等為代表的歷史學家們認為，從社會經濟結構、階級構成以及社會形態上看，在西方入侵之前，中國社會內部已經孕育出「資本主義萌芽」。如果沒有外來資本主義的干擾和扼殺，中國社會自身也將緩慢演進到資本主義社會。2三是從思想史的角度探討晚明時代精神的新變問題。前引嵇文甫的《左派王學》（1934）一文中，就提出晚明王學左派是商業資本崛起對於思想文化影響的結果，與晚明文藝思潮表達了同樣的時代動向。20世紀40年代以來，思想史和哲學史研究領域又提出了至今仍影響深遠的「早期啟蒙」說[24]，認為在明清之際，中國社會內部就萌生了資產階級和市民階層的「早期啟蒙思想」。這可以看成是對「資本主義萌芽」學說的補充和深化。「早期啟蒙」說不僅在歷史、思想和哲學史領域影響深遠，而且在文學史、藝術史研究中也被廣泛徵引、反覆論證，進而衍生出晚明「文藝啟蒙」的學術觀點。
從整體上看，這三種學術觀點，實際上是一個問題在相關學科領域的分途並進。用今天的話說，他們所欲探究、回答的，都是中國歷史、社會和文化的近現代轉型問題。諸位先生都試圖從中國歷史內部尋找促成這一轉型的動力，並且不約而同地將其源頭追溯到晚明。這一做法，在後來的學術史中一再被證明為不刊之論。可以說，社會史、文藝史和思想史三足鼎立、交互輝映的觀點，至今仍是晚明歷史、文化、藝術研究領域無法繞開的話題。後續的研究，大都是圍繞這些觀點、命題所展開的更加深入、細緻的論證和補充。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學術觀念、方法的更新和理論、思潮的蛻變，老一輩學者提出的學說和觀點相繼被修正、調整，或是有了更新的、符合時代學術理念和潮流的表述方法。如「資本主義萌芽」說被「內髮式現代性」、「早期工業化」等觀點所替代；「早期啟蒙」說也有了諸如「坎坷啟蒙」說、「走出中世紀」等新穎的觀點取而代之；在文學、藝術和美學史研究領域，也相繼有了「文藝近代化」、「美學啟蒙」、「審美近（現）代性」等提法；將晚明史放置在「全球化」的宏大歷史背景中考慮，也構成了新的學術增長點。但是，在將「晚明」這一歷史時段看作中國歷史演進、轉捩的關鍵點上，學術史的一貫性和連續性從未被中斷。　　進入新世紀以來，晚明歷史、文化、藝術、哲學和美學研究在廣度的延展、深度的掘進方面均有重要創穫。歷史的豐富性、複雜性和多面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呈現。學術研究的重心也逐漸從粗線條地鳥瞰歷史輪廓、勾勒歷史進程，轉向了歷史局部、細節的考索。諸如經濟史對明代農業、工商業和城市、市鎮經濟的考察；政治史對明代政治、官場、吏治的反思；社會生活史對明代社會生活風氣、一般狀況的描述；物質文明史對明代造物工藝水平的研究；文學藝術史對明代文藝與商業和城市文明關係的洞察；文化史對明代社會心態、人生觀念的討論，以及思想哲學史對明代心學之源流遞變的探究等，相關的討論和成果已經異常充分和豐富。這些研究，不僅在學術題材、方法和觀念上更加豐富多樣，並且更全面、深刻地展示了晚明的歷史情境。更值得關注的是，以問題、話題為中心，採用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從細微處入手，多維度地重建歷史現場、還原歷史情境成為一種頗具啟發意義的學術潮流。
　　通過以上的回顧、梳理與分析，可以做出如下的結論：「晚明」是一個與現代學術體系相伴而生的歷史表述，人們在建構這一宏觀、整體性概念時，是從傳統史學資源中汲取的話語形式（「晚」），又刪汰了這一歷史表述形式所暗含的一治一亂、一興一亡的朝代循環史觀，並將一種「現代」意識和歷史進化觀念灌注其中，進而生髮出一系列關乎中華文明整體性演進、變革的重大歷史命題。「晚明」之「晚」，不僅是有明一代頹敗與遲暮，而是中國「傳統」的解體、蛻變，及其自我更新、涅槃重生的歷史關口。有關「晚明」的歷史表述及其闡釋，在歷史理性彰顯的同時，蘊含著更多的、引人矚目的當代關切和現實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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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狗強答一波

看了幾個回答，感覺有些朋友似乎沒太看懂題主的問題。我想題主的問題是問為何會有類似的表述，而非為何唐明清會分「早中晚」。
我們日常會用到的「晚唐」「晚清」等概念，其實是一種進行歷史和文學史藝術史等研究時進行的輔助斷代手段，就類似我們上學學幾何時畫的輔助線。中國歷史一個朝代少則幾十年，多則幾百年，如果沒有一個劃分界限一概而論，在討論具體問題時易產生混亂。比如歷朝歷代文人都會討論到前朝政治得失，但朝代不同時期存在的問題是不一樣的，因此需要一個輔助手段進行朝代內部時期的劃分，以此進行具體討論;再比如我們討論唐代佛教造像藝術風格特點演化，大唐王朝618-907前後近三百年，佛教在不斷深化本土化的進程，前後藝術特色的區分也同樣需要一個劃分標準。當然這種劃分完全是人為的，它僅是後人為了研究和表述的便利而進行的劃分，人們往往會選擇一些重大事件作為界限，往往是出於記憶的需要，並沒有太多的時代意義。比如我們說唐朝的由「盛唐」到「中唐」的分界線是「安史之亂」，但對於當時的人來說，人們無法遇見安史之亂的結果會是什麼——有人可能覺得要改朝換代了，有人可能覺得這對帝國來說僅僅是疥癬之疾。一個王朝的興亡盛衰永遠不會像開開關拉電閘一樣「嘎奔兒」一下的，而是線性的循序漸進的;同樣不同的個體對於時代的感受也是有區分的，貞觀盛世一樣路有凍死骨，大廈將傾之時照樣有人琴韻風月，這與我們這裡討論的「早中晚」並無關係。
如果說「早中晚」是為了縱向上進行區分的輔助手段，那同樣的，「南唐」「後蜀」「北漢」則是橫向上對採用相同國號的政權進行具體區分的輔助手段，意義相近，在此不多討論了。

1.晚漢，有歌這麼唱，東漢末年分三國，烽火連天不休
2.晚宋，有，南宋
3.晚元比較難，整個也沒多久，分個晚期也分不出啊。北元更像後元，分它去晚元不太合適。

因為漢分東西，晚漢不知道是指哪一個，按照語序習慣，東漢末年，西漢末年，沒有［晚東漢］［東晚漢］［東漢晚］的說法，晚元我看書看到過，不過一般說元末，晚x都是意味著後面有更新換姓的英明新朝代，那麼舊朝必須晚

因為如果甲90歲死了，大家見過老年的甲；如果乙50歲死了，沒人見過老年的乙。

我有一個模糊的感覺是，統一中國的大封建帝國政權自然衰朽的時間大約是人類壽命的三倍。唐明清壽命都在260年以上，好比人活到了八九十。漢宋元都沒有那麼長。

漢末、宋末、元末。。。

因為晚唐，晚明，晚清這三個稱呼是從文化經濟的角度命名的，這三個時代都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果不是後人看史書知道唐朝哪一年滅亡，當時的人是不會預料到一個時代即將終結的。
也就是說這三個時代的特點是，社會危機有，但沒有到致命的程度，文化卻因為長期和平的鋪墊而空前發展，所以當的起一個「晚」字，正所謂「夕陽無限好可惜近黃昏」這種時代往往讓後人無限留戀。

後漢、南宋、北元，都是什麼？

唐明清三代時間較長，且不分南北、西東，可以用「初、中、晚」來稱，漢宋本來就分為兩部分，要再加「初、中、晚」，稱呼起來就混亂了，元朝本身時間短，分不分的沒什麼意思。

且唐明清三朝的政治長期穩定，不同階段爆發不同的問題，屬於得了癌症，經歷了長期的各種化療各種手術，還沒治好，於是就死了，而且病因來自內部，是社會結構性問題，就算出個牛逼的皇帝，也難救。

如果漢朝不出桓靈二帝，估計不會那麼容易死，就如自己喝農藥死的，沒有長期的生病和治療過程，宋的社會沒啥大問題，就是別人殺死了。所以叫漢末、南宋末年，因為死亡過程比較短。

淺見。

有漢末，宋末，和元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