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顾诚先生的《南明史》？
我记得有过这样一句话：“顾诚先生的《南明史》出来后，多少南明史研究人员转了方向不再研究南明史。”单凭这句话就足以从侧面说明这本书的质量有多高了，当我见到有人的答案里大言不惭说“情有余而学问不足”，那真是令人笑掉大牙了。
小子不才，于南明未曾过深入研究，谢邀请，但不敢擅自评价，这里只说一说读后感罢。
明末清初的南明史研究，出过专著的大约有以下几本：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和《南明史略》，钱海岳《南明史》，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司徒琳《南明史》，南炳文《南明史》（或见《明史（下）》析出），还有一本便是顾诚先生的《南明史》了。
无意比较这些书的优劣，但我个人除却钱海岳先生的皇皇巨著外，其他的都稍有涉及，觉得不如顾诚先生的那本书，但这只是我个人看法，作不得数，所以这里只谈顾诚先生的那一本。
我们说研究一段历史，首先要看研读了多少史料，在这个方面，我们不妨先看看顾诚先生在《南明史》前言《我与明史》中的叙述：我在探讨明末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除了细读清初几部有关“流寇”的专著外，还广泛查阅了当时任职官员的文集、相关记载、档案和地方志，仅以地方志为例，凡是起义军到过的府、州、县志就查了1000多部。
整天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古籍部和科学院图书馆看书。早晨带上稿纸、笔记本和一个馒头蹬车直奔图书馆，中午休息时间吃个馒头，在附近转悠一会儿，继续阅读抄摘史料，直至闭馆才回家。读书的方法是提出书后，先翻阅一遍，遇到有价值的史料，把事先准备好的小纸条夹在书内作为标记，大约看到一半时间，就动手抄录。一条史料抄在一张稿纸上，半天时间差不多总是七八张（按行不按格抄写），字数少的可达到十张，一天下来总有十几张；笔记本大抵是记下与当时研究问题无关的零星史料或简要备忘录。晚上一定要把抄摘的材料仔细阅读一遍，遇有语气不通等情况，可能有误字漏字，用红笔画出，第二天再核对原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摘抄史料时的笔误。检阅所抄材料还会发现有的问题应从其他史籍中寻找印证，即记于笔记本上，以便及时提取书籍。骑自行车去图书馆，冬天是最困难的，有时顶风而行实在费劲，严寒甚至会冻得手指麻木。这种工作方式确实有点辛苦，但在图书馆中一坐，好书在手，乐在其中，回家后检阅收获，每有意外之喜。
不说其他，单这份治学态度，便是多少研究专家所欠缺的，这样诞生的作品《南明史》，哪怕史观会让有些人不认同，但在史料考据方面，很难让人质疑，几乎可以做到每句话每件事都有考证，都能确切知道其真伪。这部《南明史》初稿写就七年后，顾诚先生才放出来，就是因为他一遍遍地核实校对，以求条理清晰，翔实有据。该找的地方都找了，该查的书都查了，直至有一天他感到“凭借个人绵薄之力想查个水落石出，可谓不自量”后，才决心结束这番艰苦的学术之旅。
再说文辞方面，顾诚先生的《明末农民战争史》出来后，有人说不太好读，学术化的语言太多，有的地方过于晦涩，等到了《南明史》你就会发现，这些地方都不在了，充满情感，语言流畅，通俗易懂。
要评价这本书，不能不提它的学术价值，但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言，不敢妄谈，选用一则严杰夫先生的评价：对于历史人物的点评，顾诚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在顾诚的笔下，南明一代势力大致被划为三大集团：朱明王朝遗族及围绕其的汉族官僚集团、满清统治者及支持满清的汉族官僚、以大顺军、大西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对于第一集团，顾诚给予了“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批评；对于满清统治者以及追随者，则给予无情地鞭挞；对于农民起义军，顾诚则基本持肯定态度，尤其是对李定国等农民起义军领袖给予极高的历史评价。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顾诚对于部分人物的评价进行了“颠覆”，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史可法。作为弘光政权的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被尊为 “史阁部”的史可法一直以来都是以民族英雄的形象出现。但是，在顾诚这里，史可法起码“罪行有三”：第一，史可法在定策拥立上犯了优柔寡断的错误，错失了定策的最好时间，从而使得马士英等乱臣获取了先机，也为弘光一朝的四镇格局埋下了伏笔；第二，在史可法主导下采取的“联虏平寇”方针，导致了弘光政权的灭亡；第三，最为重要的，以上两个错误的根源都在于史可法作为“遗明阁老”所抱持的“门户之见”，他不仅认为只有明朝正统的官僚才能担负起恢复明朝的统治，而且还极力捍卫东林党人的利益和权势，一心排斥异己，正是这种狭隘的执政思想导致了弘光政权在政策选择上一错再错。在顾诚的笔下，对史可法的这种批判，彻底颠覆了他被塑造起来的传统形象，代以的则是一个庸碌、胆小而又顽固的官僚形象。
顾诚先生的《我与明史》，说的是他研究明史的过程，而我对明史感兴趣、读的第一部专著，其实便是《南明史》。当时对明朝的了解仅局限于一些白话文的故事，在那样的情况下，读到南明那一个个人物登台、谢幕，第一个强敌、第二个权臣、第三个赢家，纷至沓来，又热闹又难受。后来我在各种书籍中，看到过大段大段“引用”《南明史》和《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例子，譬如梅毅《大明朝的另类史》和《亡天下》中，这一点交由相关工作人员认定吧。
当然，由于这是第一部完整讲解南明的历史，虽然已是一座高峰，但显然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很多细节地方还有待学者们继续研究。另外过去的南明专著大都着眼于政治，与文化、经济等都鲜有涉足，希望以后可以看到相关著作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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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孟森的《明史讲义》一书？ - 孔鲤的回答
之前是手机，所以没展开说，现在补充一下。
其实论顾先生《南明史》，不得不提他之前的一部著作——《明末农民战争史》，学界通常简称其为《农战史》。建国以来，农民战争史专著和专题研究论文相当之不少，毕竟农民战争研究一度是史学界的一门显学，譬如多卷本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宋辽金元卷等等，以及各代农战史。
但是，只要单说《农战史》，则都知必然指的是顾诚先生此书，而非其他农战史。可见其影响和地位之高。
应该说《明末农民战争史》，在当时，确实开肇了一种新的系统性的史学研究方法。地方志在史学研究里的重要性，被顾先生和此书重新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部书里，顾先生利用地方志推翻了很多以前的定论和所谓的历史事实。譬如一直被津津乐道的各路农民军首领聚会的“荥阳大会”，顾诚先生明确说道：“
所谓荥阳大会召开的起因和议题，同基本的历史事实凿枘不相容，显然出于好事之徒的附会
荥阳大会是一个虚构事件
根本就不存在。
这一结论，也就几句话，不注意直接就读过去算了，不会多想。但是真的深究起来，这就是个重大成果。因为建筑在这个事件上的所有其他事件以及研究，全都要推倒重来。这也是我说现代史学更重研究的原因之一。
他的这一结论是怎么来的呢？是通过查阅各地地方志，以及时人笔记，官方疏奏等等，确定出那个时间段，各路农民军和首领所在位置，断定出所谓大会不可能，当时各家人马，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都根本是各自为战。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有多难？我印象，可能有误哈，一时间也懒得查书了，我印象里顾先生引用到的史料书目，是一千多种（看了下 @孔鲤 的答案，先生自叙是地方志1000多种……），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地方志。做历史研究的人应该都知道，做考据，真正被引到的书目和史料，与查阅的数量，十比一就是非常大的比例了，很可能是几十比一，百比一。也就是说，顾先生看过但没用上的资料，至少十倍于书中所引。这些地方志散于各地图书馆，都是顾先生在寒暑假期间奔波各地图书馆查来的。我至少记得他甚至跑到过云南去查地方志。
举个例子，我写李自成和吴三桂山海关大战的时候，为查清楚山海关及九门口的渊源，以及当地士绅的一些具体事迹记载，很多史料，只有一部原版地方志里有，而这本书没有出版过，原本就藏于秦皇岛图书馆，你不去就是查不着，没法写下去。对于史料记载里的还有一些疑问，最后我解决掉的办法，是从老龙头走到角山长城，以及实地勘探一片石、九门口。实际上，这些地名所在，距离遥远，压根不在一个地方。
再譬如李自成军中的李岩问题，顾先生依然是使用地方志，推导出了李岩事迹的演绎路线，这个人物故事，甚至是出口转内销的，从中国到日本去了一圈，又转回中国，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个人物，也是不存在的，是在一个原型基础上加工而来的故事。
《南明史》，顾先生将他在史学研究上的逻辑性再次发挥到了一个高度，同时摆脱很多在写《农战史》时的时代限制。对很多一直以来已经定论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拨乱反正。譬如为马士英正名，通过时人诗文、地方志、疏奏，考据出他是抗清失败被俘后牺牲的，对黄宗羲等人在这一问题的曲笔以及某些问题上的懦弱，进行了批评。
顾先生在此书中，着眼点始终是全局性的，对南明、清、农民军三方态势和优劣，一直都是齐头并进，一路读下来，一盘在中国大地上的三分大棋十分清晰，完全没有通常写纷乱年代时史书的那种顾此失彼的局促及着墨不足之缺憾，多的是读来拍案的醍醐灌顶。同时细节之处也一样不落，从党争到私人恩怨以及民生疾苦，一样不少。
故我个人以为，南明研究和史书中，顾先生此部《南明史》，无出其右者。
最后，建议看此书和《明末农民战争史》一起看，一定会有大惊喜的。其实这两部书，本就是姊妹篇，本就当一起看的。
有朋友问到对钱海岳先生《南明史》的看法，在此说一下。
钱海岳先生的《南明史》，胜在史料整理和收集，确实煌煌巨制。但说到考据深度和结论性的研究成果，确实无法和顾诚先生的《南明史》比肩。史学研究，到了现代，更多的是研究和讨论，叙述已经是其次了。两者差异，主要是因时代局限性所至。史学研究，今人的起点总是高于前人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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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就四个字：无出其右。
无论史识、史才、史学，在写南明的史书里，都是泰山北斗。
有人说是入门书，也无不可，充分说明了顾老文笔之浅白流畅。学术角度，作为一部南明断代史成就，现在依然无人出其右，无论是材料还是观点，都没有大的突破。
数数注释中涉及的书目，就足够让人放弃研究了。前几日，在读李洁非先生的《弘光纪事》一书时，自然想起了我读的次数最多的南明史——顾诚先生的《南明史》。可以说是这本书让我如此透彻地了解了这一段历史。当然南炳文的《南明史》我也看了，但是——在没有读完李洁非先生的书之前，我依然说顾诚的这本书是最好的。有可能李的书可能会更好，但是他只专注于弘光一朝，略显遗憾。
在顾先生的书中，我大概有以下的几个收获。
1 重新认识了像史可法，瞿式耜，何腾蛟，堵胤锡等等早早被冠以名臣的人，也知道了李定国，孙可望等等我过去所未知的农民军领袖。他们之所以被遗忘，大概是因为造反者的名字注定只是被当权者暂时利用罢了。
2 大量的书信，疏章，塘报，笔记的直接引用，给了我阅读的快感，似乎当时书写者的表情和容貌，似乎呼吸都可感受得到。清风细雨，金戈铁马如在耳旁。
3 整个著作，基本上否定了南明政权的正义性，而是把农民军和他们的领袖放到一个更高的位置。给造反者更高的评价。姑且不论其在学术上的优劣，但是对于每一个人又从来不简单化的叙述，叙史之中，也留下了丰富的人物描写：奸臣马士英竟然最后在浙东战场被俘不屈就义；史可法竟然是一个志大才疏的人；昏庸的永历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是保持自己的尊严；反复无常，嗜血成性的李成栋反正声明中，依然看得出赤子之心，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在历史上闪现一次，然后便无声无息的斗士，他们在几乎无人知道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惜客死异乡，流落绝境，或者从容就戮。
4 最后是情怀，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怀。虽然作者痛斥南明政权的腐败和昏庸，但是作者依然给予了一种深层的同情。毕竟是知识分子，毕竟是读唐诗宋词长大，作者当然内心深处希望南明出现“正人盈朝”的局面，以至于读书人可以施展一生所学。然而，正因为南明的败亡，那种惆怅跃然纸上，读起来荡气回肠。这一点在描写永历帝昆明遇难时格外明显。
怒答此题。
洒家手里有五种《南明史》，也就是钱海岳、顾诚、司徒琳、南炳文四种同名书再加谢国桢《南明史略》。
以篇幅而论，顾本南明史煌煌七十余万言，引用书目上百种，观点鲜明，多有惊人之语。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这本书真就伟大到无以复加。钱本南明史三百五十多万字，十四册的纪传体巨著，考究人物数千名，多为正史所不载。相对于顾本，钱本有个更为显著的优点——有正史不可缺少的志和表。
志和表是记述制度的，钱本有历、兵、食货、选举、礼、艺文诸志，有阁臣、七卿、诸王、封爵诸表，列传已是一本记录南明史的纲领性文本，还多了分门别类的列传详细考定人物。
无可否认，顾本南明史对于一些问题所提出的观点以及对这些观点的论证都是极为精彩而且颇有振聋发聩之意，但这也不代表着这些问题经过顾诚的论述而成为定论，相反，有些顾诚在南明史中考证的问题甚至大有问题。
比如韩王定武政权问题。顾诚在南明史里对这个政权予以否定，认为这个人物都是杜撰的，还由此拿出民国南明史大家孟森的考证说事，最后得出了一个“孟森读书少”的结论（具体内容明天我用电脑补上文字）。韩王问题，孟森是最早发现并介入研究的，时间在民国二十四年前后，一年半之后孟病逝，因这个问题所写的《后明韩主》一文也就堪称是这位明清史大家的绝笔之作了。此文后由陶元珍先生补充说明，写出《后明韩主续考》一文，在目前来说算得上是最完善的考证。这个学术问题在史学界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事情，以目前来说韩王名字就有朱本铉、朱亶塉、朱璟溧三种说法。钱本南明史采用的是朱璟溧，顾本采用的是无中生有。钱本是兼容了各种史料里的说法，还提到了朱亶塉，而顾本则是全盘否定，甚至还给异见者一个“读书少”的名头。
在南明诸将领当中，郝摇旗的记载是比较多比较有系统的，孟森先生说‘摇旗等久不见于史’，只能说明他自己所见史料甚少。——顾诚《南明史》第三十二章第二节《关于“韩主定武”政权的考辨》
韩王存在与否，不做过多叙述。上几篇名字自己查。《湖广总督祖泽远为飞报密擒渠逆叛党并获金印银印及伪爵关防敕札以沮贼谋以弥内患事题本》、《刑部尚书图海等为申报擒获逆王大叛用奠封疆事题本载明秦府永寿王子存梧在河南按察司供词》、《河南巡抚亢得时顺治十三年九月十五日题本贴黄》。这些文档就是著名的北大文科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文档，所谓的《明清档案》是也。民国的钱海岳看过，想必共和国的顾诚也看过。查一下民国三十三年的《文史杂志》第三卷的七、八期合刊上陶元珍先生所著《后名韩主续考》一文，再对照顾的这篇，看看这俩在史料和观点上有多少不同，大概就知道发生什么了。
顾本南明史说参考了一千多地方志，钱本也不遑多让，因为钱海岳虽然没说，但是书目都在《南明史》第十四册的附录里列着呢，甚至是远在西北的新疆的地方志，都有所涉及。
拿顾本来说，看完之后拿着现成的观点去抽不同观点人的脸是很顺手的，因为里面对于问题考证很详细了。但是，七十万字的议叙结合无论如何都没有三百五十万近乎原始史料的东西隐藏的内涵多。
很简单，比如想研究南明时期内阁制度的人，可以从钱本里很快找出自己需要的东西，但是顾本里连南明阁臣数量的一半都未曾说到。比如想了解南明礼法的人直接去查钱本南明史的礼志就可以了，顾本好想并没有提到多少。至于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清复明运动、不出名的节点人物在南明史里的表演，顾本涉及的就更少了。
比如，你可能知道左良玉死了之后他儿子投降了，但是你知道他儿子的老丈人是女真人？还是一个在明朝军队里官至左都督的女真人？而且还是镇守关宁的官至左都督的女真人？其实这人一点都不重要，但真要是研究相关问题比如《明末清初少数民族对明朝军队的渗透问题》，这个人恐怕就是难得的史料了。哦对了，这人的列传在钱海岳南明史第五册，左良玉列传后面。
大致来说，顾本基于阶级观，钱本基于民族观，司徒琳的基于外国人看中国，南炳文的是尽量平和的去叙述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谢国桢的是这段历史的大致脉络。顾颇有那种农民革命运动是推进中国历史发展进步的动力的意思，闯、献之流是伟大的不可磨灭的，腐朽的明王朝残余势力作为落后的愚昧的腐朽力量，只能是在失败的大路上策马而前一路狂奔，连带着把具有进步性的农民阶级都给拖累了，这恐怕是与顾生活在那个特殊意识形态时期而养成的历史观有很大关系。而钱海岳写南明史的时候却是国家危难时期，日寇进逼，山河沦陷，无数同胞奋起反抗，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还有海外侨胞甚至是山大王们，只要是抗日，就是符合当时的民心所向。这种观念下，史可法黄道周作为朝廷官员毅然报国而死的事情尤为可嘉，先是杀官而反后来却投诚朝廷最后誓死不降的刘国能李万庆刘文秀李定国等人自然值得大书特书，而前期为虎作伥后来反正报国而死的李成栋之流也算是有股忠义之气了，至于投降异族的孙可望郑芝龙钱谦益之流就是千夫所指。很正常，当时就是在抗日，赵登禹张自忠将军力战殉国尤为可嘉，合作抗日而死的左权将军也值得大书特书，就算是曾经投降过敌人后来却继续抗日的马占山也是忠义之士，而汪精卫周佛海溥仪殷汝耕之流就是千夫所指了。
简单来说就是：顾本《南明史》是一块马蹄金，而钱本《南明史》是一个金矿。顾本都是冶炼好了的，拿来就能用；钱本则是得自己亲手提取之后才知道哪是矿渣哪是宝贝。
所以，无外乎好坏。各有精美，异不害同，相得益彰才是对这几位已逝的史学大家最大的尊敬。
看到有人说顾诚学力不足，此书只能作为科普读物或者启蒙读物等语。
我不禁惊叹知乎用户的高规格， @孔鲤 我自惭形秽，不敢作答。
在我看来，此本南明史无论如何不会被评价称这样，至于为什么，我不排除有哗众取宠的嫌疑。
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评价，很多朋友也不要太为难自己。
要研究南明史，顾诚的《南明史》必读。
“大胆的推测，小心的论证”说的就是这样的作品。由于顾诚老先生毕终生于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其对史料的掌握和引用，令人叹为观止，相较于其他同领域的研究作品，不知精细了多少。老先生每每提出一些推测，都会扔出一堆史料参考砸读者脸上，不会让人产生类似作者是坐在办公室里靠脑补完成作品的联想。
该作颠覆对史可法、郑成功等人的传统评价，大胆的根据史料，抽丝剥茧的提出了全新的论述，对于需要兼听则明的我们在研究那段混乱黑暗的历史时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
当然，鉴于老先生成书的背景还是阶级意识为纲的文革岁月，第一遍读《南明史》的时候，颇能代入清军是日军，明军是国军，农民军是共军的感觉，明显的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清朝入主中原的批评和质疑，对南明军队内部攻讦、羸弱不堪的怒其不争，及对农民军的褒赞，虽然这种情绪化的表露虽然并不影响作者对历史的推测和论述。
最后还要说的一点是，这本书如果想作为入门读物的话，请多读几遍，还要围绕南明这个主题同时参考其他该领域范围内的作品，方能有所收获，谢谢。
以上冒昧的以一个网络小说作者的身份回答一下，网文界的第一代回到明朝改变历史的硬派架空，起因大多是因为看过顾诚先生的《南明史》，看完之后一股郁郁不平之气的散发不去，大骂几声，我自己写自己改，以上
纪念顾诚先生：被皇汉误读的历史学家
王景兴
今天，对明清易代史感兴趣的人都会熟知顾诚的名字。这早已不是那个提起历史学家顾诚会让人想起诗人顾城的时代了（2003年，顾诚的学生孙献韬在文章中写道：“我很怕跟别人提起导师的名字——— —通常的反应都是:顾城不是自杀了吗?怎么又研究起明史来了?毕竟那个写诗的顾城太有名了。”）从二十一世纪的头几年开始，顾诚就在学术圈之外的史学爱好者群体中享有崇高的地位。然而，这种对顾诚的关切却是高度不平衡的。如果搜索历史学家顾诚，会发现他的名字和《南明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南明史》的讨论在天涯、贴吧和其他论坛的历史板块比比皆是，而他生前出版的另一部专著《明末农民战争史》则鲜有提及。在传播上，《南明史》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有网络TXT版本和网页阅读版本的顾诚著作，也是被出版次数最多的著作（1997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2003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2011光明日报出版社再版，2011版同时还是“顾诚著作系列”面世的第一部）。“顾诚热”实际上是“《南明史》热”，“《南明史》热”实际上是“皇汉热”。我当然不是说《南明史》的读者都是皇汉，其中当然有许多真诚热爱历史而并未深陷皇汉情绪的人。但大体上，这种热潮的与汉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这位始终坚持马列主义史学立场和方法的历史学家，讽刺性地被捆绑在汉民族主义的语境中。
实际上，对顾诚本人来说，“明末农民战争史”是一个比“南明史”更加关键的标题。在他最初的计划中，是要把《南明史》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下卷。（《农战史》1984年版前言）在他的眼中，李自成、李定国首先是阶级的英雄，其次才是汉民族的英雄。不然，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会在《南明史》中说出这样的话：“李定国的一生应该充分予以肯定，封建史籍的作者一般也给以赞许之词，但他们所赞许的是李定国后半生的‘改邪归正’，实际上李定国在明末是反抗封建压迫的英雄，清初是抗击满洲贵族武力征服和暴虐统治的杰出统帅，在明清各方面的人物当中，他是光彩四耀的一颗巨星”、“虽然我们对李来亨的生年和早期情况都不清楚，甚至连他的儿子的名字也难以查考，李自成祖孙四代在明清之际为反抗明朝和清朝统治者的暴政而英勇献身的精神确实令人钦佩不已”。正如敏锐的秦晖在《南明史研究与顾诚的&<南明史&>》中所指出的：《南明史》既是在在“南明史热”风光不再、“清本位”取代“明本位”的背景下完成的，也是在“五朵金花”理论范式消退、“帝王本位”取代人民性的背景下写就的。当然，聪颖的秦晖先生格外强调了“朴素的实证方法”，而对顾诚的阶级斗争观点轻轻带过。
离开马列主义的背景，同样不能理解为什么顾诚会花那样多的笔墨讨论某些事件是“叛变起义”还是“伪降”，是审时度势的“正确策略”还是“流寇主义”——因为在中国马列主义史学的“农民战争”论述中，这是必不可少的主题。顾诚需要与还在使用这一范式、处于同一学术共同体的同仁对话。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明明否定了“大顺军进京腐化说”，却热忱地维护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甲申三百年祭》在学术上依然是一篇史学名文，它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对史籍中被斥之为‘盗’、‘贼’、‘匪’、‘寇’的农民起义充满着同情，对当时的反动统治者作了无情的鞭挞……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为后来进行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开了先河。”（《如何评价&<甲申三百年祭&>——与姚雪垠同志商榷》），这是一种明确地对马列主义学术传统——或者说“阶级立场”的捍卫意识。此外，像同时期的许多史学工作者一样，他既是“学者”也是“战士”。六十年代在北师大美国问题研究室期间，顾诚还发表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多米尼加的侵略》等指斥美国历史上侵略行为的文章——这和他揭露、声讨明清统治者，在思想上是一致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起源于二十年代。在最初时，它还只是对唯物史观概念的粗糙的运用，还不足以与“史料派”的史学分庭抗礼。从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开始，马列主义史学观点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逐渐成为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的主流，在1949年后更是得到了政权的支持。它在在颠覆传统史学观点、整理史料（尤其是社会经济史料）和历史解释、提供通史写作方法论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即便是它的批评者也难以抹杀。但是，它也因与政治的关系而颇受非议。例如，古代农民起义就几乎成了现代中国革命的投射。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充满了路线、方针、政策、“领袖”和“叛徒”的词汇语句。当然，仅仅因为学术具有政治目的，或者过多地使用了政治词语，并不构成否定它的理由。用顾诚自己的话说：“史学有它自身发展的传统。但是，我们也毫不讳言任何一部史籍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它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产生，又反过来为作者所选择的政治服务的……我们是否需要为了表示纠偏，就把过去一切同政治有联系的史学著作通通视为特殊土壤的产物加以鄙弃，从而钻进象牙之塔为历史而历史呢？”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超史学”意涵，并不是要取消史学本身。当历史成为某次政治运动的直接工具，当现实对过去的“投射”变成了利用过去对现实的“影射”，当对历史反抗经验的总结变成了对当代具体人物、事件的隐喻，就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从事实出发的教诲，就必然会损害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的信誉，即使这些行为在政治上是必要的或“正义”的。于是，虽然马列主义史学提出了众多迥异于传统史学观点的批判性命题，却总是遭到“教条”、“空疏”的怀疑。以至于当九十年代唯物史观在学术界遭到“合法性危机”后，连“阶级”这一概念本身都渐渐从中国史学家的视野中淡出。
能够真切地回应这种怀疑、捍卫马列主义史学的人是顾诚。他用实证手段证实了，或者说最起码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范围内证实了，“阶级”概念的真实性和关键性，以及被压迫阶级行为的正义性。当然，这种证明能够实现，可能也和两项因素有关：一是明清两代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史料，为修正正统叙事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二是明清之际的中国与二十世纪中国同同处于阶级矛盾大爆发的“两极性模式”之中，因而比较适合充当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的切入口。但是，仅有上述有利条件并不足以落实马列史学的经典命题，还需要杰出的史识和史才。凭借着“竭泽而渔”和 “无信不征”的考据功夫与“为被压迫阶级辩护的革命本能”（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里形容戚美尔曼的话），顾诚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首先，在若干关键事件和关键人物上，他考证出那些在传统上被肯定的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等抗清英雄面对农民军和在农民军对比下不光彩一面，澄清对农民军诸多不实之词的污蔑，从而让郭沫若首先提出的明末义军的正面形象变得真实可信。即便是对歌颂农民起义感到反感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根据充分的史料证据得出结论的。其次，他纠正了“荥阳大会”、“高迎祥是初期领袖”、“李岩”、“大顺军进京腐化”等流行的错误说法，从而还原了农民起义的真实过程。最后，他发掘和补充了许多关于农民起义军的细节，例如自发向李自成军偷运送箭镞而明军钉死在城墙上的开封锻工孙忠（《农战史》p142），被大顺军善待却在清军征服中被掠身死的李节妇（《南明史》p545）运用这样的细节描摹农民军，要比抽象地论证农民起义的“造反有理”和历史作用要更加高明，也更加感人至深。不过，可惜的是，当顾诚终于证明革命者在古代的形象投射并不是毫无依据的时候，现实的革命却已然夭折了。
得益于马列史学观点和自身对史料的阅读，顾诚清醒地认识到，明清统治者具有一致的反动性。早在他六十年代受白寿彝指示研究明史的纂修过程时就发现：康熙审阅明史稿后，发觉其中对明朝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指斥甚多，很不满意，指示纂修大臣应严格掌握分寸，后来修成的《钦定明史》显然体现了康熙的意图，删改之处多是掩饰明朝统治者的阴暗面（见《我与明史》）。顾诚除了在《农战史》、《南明史》中痛斥晚明诸帝的昏庸腐朽之外，他对“雄才大略”的朱元璋朱棣父子杀戮臣民的残暴也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见《王世贞的史学》等）。起顾诚先生于地下，当他看到铺天盖地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时，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另一个可能会使汉民族主义者感到难堪的，是顾诚在论及少数民族时的“政治正确”。在总结明末起义早期的特点时，他说道：“这次起义是在西北地区首先爆发的，这里本来就是汉、回、蒙各兄弟民族错居的地方。在明王朝反动统治下，各族劳动人民都同样受到压迫。所以，几乎从起义爆发之日起，就有许多回族、蒙古族的人民参加进来，同汉族人民并肩战斗。像绰号为老回回的马守应，就是陕西清涧县最早投身农民革命的一位著名领袖。”（《农战史》p39）在论及白文选时，他推测说：“马进忠、马惟兴、马宝原来不属大西军系统，归附孙可望后同白文选关系密切，可能有民族原因。三马是回族，白文选也很可能是回族。”（见收入《明朝没有沈万三》的白文选人物传记，p190;《南明史》p1022）他记述了甘肃回民丁国栋、米喇印的抗清运动。在提及云贵抗清力量时，他也把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并举。而当他提到元朝和清朝的征服，几乎都严格限定为“蒙古贵族”和“满洲贵族”。顾诚和作为自己师长的回族历史学家白寿彝，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见顾诚的多篇回忆文章和彭勇《发覆、实证、务实——论顾诚先生的治史成就和风格》）在汉民族主义正在由主要“反满”转向主要“反绿”的当下，用顾诚《南明史》来渲染汉民族的悲情，或多或少要遭遇到一些尴尬。其实，只有正确认识历史和现实中的民族关系，才能给反清斗争赋以远比汉民族受难史更丰富的内涵和和更深刻的意义。
踏实严谨的考据，锋芒毕露的思想，辅以酣畅淋漓的行文（文采好是考据好、英语好之外顾诚的又一长处）使他的《农战史》和《南明史》成为熠熠生辉的杰作，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无论是学术上的国家主义者李治亭“声讨统一，不能接受”的指责，还是网络上的自由主义者“云也退”所作的“语法粗糙、没有人味”的恶评，都无法掩盖顾诚的史学成就和语言魅力。
在《南明史》出版后不久，李治亭就发表了《南明史辨》一文，站在以统一为绝对目的的立场上反对顾诚的“民族征服论”，乃至于认为《南明史》除了肯定农民战争外,基本上是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两个时期“反清排满”思潮的集中反映。极为讽刺的是，国家主义者和汉民族主义者在顾诚“反满”的问题上居然取得了共识。仅仅看一下他的语言风格和他对南明几个关键人物的评价，就会知道虽然同是“反清”，但顾诚和清初、民初反满史学有着云泥之别。李治亭的逻辑固不足道，但是网络上那些常以攻讦“拥清派”史学家为己任的汉民族主义者们又如何呢？如果目的论的“统一”不应当成为满洲贵族征服活动的托词，那么汉族统治者就有资格免于这种指责吗？或者更诛心一点，他们是为清朝征服下各族人民的苦难而哀痛，还是艳羡、嫉妒自己不曾参与这样的征服（正像许多明清穿越小说的结局是实现对周边一切民族的征服和屠杀一样）？从明清易代的惨祸中，汉族人应当认识到作为被征服者、被压迫者的自己，从而取得对被征服者、被压迫者的共情，而不是陶醉于作为东亚大陆的“天然”主人、理所应当地享受四方朝拜的自己。
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即使是顾诚这样优秀的历史学家，这样认真和博学的人，自然也会在论著中出现可供商榷的地方。除了枝节性的争议外，我认为比较值得讨论的有两点：一是在《南明史》的序言中做出了如果中国社会的的“正常发展过程”不被打破，近三百年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的假设。从顾诚所处的史学范式和思想路径而言（毕竟，中国的马列史学是那样热切地追求把中国纳入历史的普遍性），从他的个人情感和所见材料而言，做出这样的假设是很自然的，也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农民战争史交叉的一个延伸。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假设的提问方式和可靠性却是值得争辩的。首先，我们并不像一些无限崇拜既定史实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一样，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只能以已经发生的事为对象而不能提出假设；但是，这种假设应当基于一个明确的主体，针对可以充分还原细节的、短时段的、非结构性的具体问题。当顾诚在这一假设中，把“中国”作为一个被清朝打断的整体来思考时，实际上已经暂时遗忘了自己提出的明清易代史主体是农民军的论断和体例。在历史解释上，我们应当慎重地用数百年前的历史来解释近代中国在列强面前的劣势。列宁曾经告诫说：“蒙古的统治，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这个事实毫无疑问是与民族问题有关的，正如二十世纪的欧洲许多事实也毫无疑问是与民族问题有关的一样。但是恐怕只有被法国人称为‘民族小丑’的少数人物，才会妄图以严肃认真自居，而且居然用蒙古统治这个‘事实’说明二十世纪欧洲所发生的事件吧。”（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此外，顾诚在提出这一假设时，可能是以为自己的国家已经消灭了民族矛盾和民族仇恨的基础。但是事实上，在中国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展中，在汉民族主义的滋长中，这一问题从“清朝该对中国落后负责”置换成了“满族该对中国落后负责”，一些记录清军暴行的史料（像其他一切有关民族矛盾的史料一样）不但没能激发出正义，反而成为转移阶级矛盾、滋长沙文主义戾气的工具。这恐怕是顾诚所不能想到的。第二点是顾诚在明代卫所制度与疆域的研究中，用来自撒马尔罕的使者具有“指挥”的官衔来论证新疆及其以西的部分地方是属于明帝国版图之内的。（《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p53）如果认真了解这次交往的背景（“撒马儿罕地面”指的是帖木儿王朝！），就能知道这里的“指挥”仅具有象征和礼节含义，与明帝国的武官和土司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一点上顾诚陷入了和批评他的李治亭一样的国家主义。他以为自己热爱的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因此这位在明清之争中如此实事求是和具有批判性立场的历史学家，竟然用这样违背史实的方式来维护国家疆域的历史合法性。其实，要解释人民共和国的疆域问题，明帝国继承论、清帝国继承论或其他历史继承论在法理上具有意义，但不能点出问题的实质；汉民族主义者最近几年发明的“PLA征服论”只不过暴露了他们对暴力的极端迷信和对历史的极端无知；真正恰当的解释，应该说人民共和国版图是原清帝国—中华民国版图内各族人民联合革命的成果。太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曾写道：“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的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那些自称崇拜太祖的汉民族主义者（随着“皇汉”与“自干五”的合流，这种人越来越多），应该好好思考下这句话。
在他的历史著作中，顾诚没有像王曾瑜在《宋朝阶级结构》新版序中那样直接指斥现实中阶级问题的尖锐存在。但是据彭勇记述，晚年的顾诚还和他讨论过“世界资本市场与平均利润的形成”等经济问题。（彭勇：《顾诚先生的英文功底》）显然，他的阶级视角并没有局限于书斋当中。他对八九十年代社会性质的巨大变化是否有所觉察，觉察到了何种程度，都不是我们所能知晓的了。
在“后革命”的社会文化氛围下，顾诚的《南明史》几乎成了绝唱。在批判明廷的暴政和清军的屠杀之时，顾诚在心中所召唤的一定是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世界，而不是利用现实中或历史中的民族矛盾，驱赶本族本国人民为炮灰，奴役他族他国人民的大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只有反抗现实中的阶级压迫，才是对顾诚精神的正确继承，也只有在这样的反抗实践中，才会再度产生如《农战史》和《南明史》这样不朽的良史！
2017年6月26日写于也的里城
以此纪念顾诚逝世十四周年
已经有很好的答案在前面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说感想。
初读南明史。看见颟顸无能辈遍于朝野，处处文臣掣肘，武将自雄，至三朝倾覆，常恨之不已。
读至孙可望降清一篇。其有一语：“今为李定国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数茎头毛，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
恨遂渐消，悲怆盈怀。
可望不惜身败名裂，也要雪交水之耻，斩袍泽之谊，世人皆恨其反复短视。我却释怀：他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人，乱世中的饱含情绪的人。
人这种动物，总会被纷乱不定的情绪所左右。
怒时，发上冲冠为红颜，一片石一战亡两国。（吴三桂）
喜时，偏安一隅学商女，却使前人笑后人。（弘光一朝）
惧时，曰水凉曰头痒，留下个骂名千古。（钱谦益）
悲时，且北望中原，且从容赴死，精诚终不可沫。（瞿式耜、何腾蛟、堵胤锡、李定国、张名震、张煌言等诸人）
孙可望，张献忠义子。献忠死后，可望被推为首领带大西军余部由川南下，入滇黔经营数载，一朝僭称国主，权势无两，不得不喜。谁料到交水一败，一夕间众叛亲离，仓皇北逃，不得不怒。宁被千古骂名，也要委身清虏，反戈一击，是为其悲。后神龙失势，与蚯蚓同，怎能不摇尾乞怜，足见其惧。
这些得意的、忧惧的、愤恨的、郁闷的情绪，才成就了孙可望这个功过难断的人。有了这个人，才有了南明隅居大西南这段称不上精彩的历史。正是这段历史，才咏唱尽永历播迁，明祚难继的悲歌。
于是，又何必汲汲于大好河山尽入虏手？苛责蝇营狗苟辈盈庭，无忠臣良将不见？感慨时哉运哉命哉不知呢？
历史是什么？其实就是千千万万的人的情绪。这情绪凝聚粘合，时而是山，巍峨仰止，时而如海，浩浩汤汤，时而是雨，润物无声，时而却化为风，谡谡从松下过…
只不过，是山是海，是雨是风，深中恳綮处在于，这是真实的、自然的、生动的、让我们无时无刻不为之感动的存在。
另：该书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难免会囿于时代之背景和作者成长之环境，部分观点还有阶级史纲的影子。但不论立论观点如何，单是顾城先生治史之精神与方法，足让人敬佩不已，书的最末处，看着数不尽的参考资料，可知史海浩瀚，须再多一丝敬畏！
我就不明白了，顾诚着眼于农民战争的阶级立场，哪里错了？中国历朝历代史学界，只有四九之后的史学界能够深刻发掘农民战争的史料而不带偏见，这难道不是正确的历史态度？！
难道就站在东林党立场上大骂农民军贼寇，大肆歌颂满狗鞑子玄烨是最大“圣主”，甚至意淫乾隆是被换种了乾隆姓陈……这就是实是求是的史学态度？
如果没有文革，中国人永远都不可能批判孔子杀少正卯，
如果没有杜车别，中国人就没多少人意识到袁崇焕杀毛文龙，就是有意识的给满清报了上万女真老弱妇孺首级的血海深仇，这就证明了袁崇焕背后有和尚道士类高人能预测天下大势，所以袁蛮子投机赌富贵，
满清亡国奴历史学者所竭力掩盖的，必须要有后代历史学者大力发掘，不能由其湮没，这是历史学者的历史责任，顾诚无负这历史责任！
如果觉得自己社会地位很高尚，瞧不起农民瞧不起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你尽可以不关心也不看这些，你关心秦淮河的妓女更在行，你相信满清写的《明史》就可以，你每天歌颂“满洲国临时政府东京总部”的爱新觉罗家族，每天摆阔，证明你自己祖宗也像金庸的祖宗那样誓死效忠满狗鞑子阔过，就行了，
当然，顾诚实际上囿于历史条件，他的史料还是有局限的，李岩那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在河南某地的李姓家谱里就发现了李岩，腾讯历史报道过，
家谱真的是个好东西，我的祖宗是明朝四川一个州城的锦衣卫世袭百户，后来明末清初时南下广东梅州，我一直以为祖宗是躲避战乱，所以腿长逃跑那么远的，后来才在百度上发现崇祯太子朱慈烺可能被东宫属官所救，南下广东梅州一带居住，可以印证这个说法的正确性，我的祖宗当时就是奉命南下参与保卫崇祯太子当保镖的，所以我的家族在满清亡国奴时代三百年没有当满清的官，每一代都是天地会成员世代相承，地主农民商人皆有，直到四九年我家长房长子还是袍哥（天地会地方分支）成员（当然后来因为是小学文化程度所以参加土改工作队当了会计干了一辈子供销社广东梅州的家谱就是他老人家收集整理的），
呵呵，所以类似像我这样家族传承的人，三百年拒绝参加满狗鞑子官府的家族，各位指望我对卖国贼汉奸东林党袁崇焕洪承畴之流有好感？！那是不可能的！！！
百度朱慈烺这个词条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崇祯父子乃至皇族的言辞，对东林党为首的文官是怎样的评价观感！
当然，从我家族当时活动的历史（崇祯太子属官组织和锦衣卫在广东的活动），也可以窥见李成栋攻下广州后为什么突然选择反清复明，当然我不是历史学者，这些东西只能假设了。
所以，从我家族历史的眼光出发，顾诚《南明史》的角度和眼光是非常准确的，南明那二十年，最有可能复国的势力，就是原农民军势力，（逻辑上如果张献忠真的屠杀了那么多四川明朝势力，他就不可能被战场暗杀之后还遗嘱李定国等人联明抗清，这是智商问题，张献忠的塑像现在还被四川人供奉在梓潼大庙山文昌帝君祖庭里，三百多年），
郑成功的海盗军？看看他们在南京城下的表演就知道了，最可笑的是，这一次南京城不主动开城投降了！历史上的倭寇，从来就没有打下州城府城的战例，郑成功的倭寇海盗战斗力，也不会例外于战五渣！
顾诚的学品史德，比那些东林党的台湾香港后代的学品史德可靠一万倍！
文人的东西。你愿意崇拜他，你就崇拜。你愿意贬低他，你就贬低。
顾先生算我四分之一个师爷（学术辈分太乱）。但是我觉得现在人把他捧到天上去了，也不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他那个时候讲究的标准，他做到了。但今人看起来，又有不同看法，又觉得他粗糙的地方很多了。
他的南明史，对南明的情感太过了，从学术角度讲结构有些啰嗦，从今人史识讲有点过时。
六一儿童节给自己买的单身狗礼物，六二就到了，当当还是快。
说个事，今天下楼拿快递（书）回来放桌上，坐我旁边的两个同事看到书后，都一脸鄙夷的拦着我，像看个怪胎一样，一个皱着眉头问：哇，你怎么买这种书啊？你喜欢吗？你真的会去看吗？浪费钱，还不如给我买皮肤。另一个：你这正经事不做，钱不知道好好赚，天天看这种没用的东西。
我“？？？？？”
花你们一分钱了？？现在的年轻人呐，拿衣服！怎么这么爱judge别人，反正我是搞不懂(=_=)。没怎么理，就在记事本上敲下这几个字，
敲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同事从我身边走过，我淡定的锁了屏。嗯，你说的都对。
我就想知道，有多少人和我同感。
好了，今晚回来看了两节，扬州陷落那里，江北四镇全部降清，看的有点心酸的赶脚啊。会继续看的，未完待续……
6月5號
記：大明忠臣袁繼咸
記：無言，無話可說。
有关南明的史书，我手头只有两本，一本是南明史略（谢国桢著），另一本就是南明史了。一本书很薄（既曰史略，当然厚不到哪里去），一本书很厚。两本书比对着看，你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比如，谢对史可法以及东林党的评价是相当高的，而顾对史可法以及东林党的评价却是极低的，再比如，两个人对南明之所以亡的分析也是不同的……从这不同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东西来，比如两人用的分别是什么史观、两人在史料的选择上有何不同，如此一来，《南明史》的价值立见。（但也不是说谢的书不好，谢的代表作不是这本书）想说的只是，两本书可以放一起看，这样的话比较有趣。
当下这些网络史学者连两千年公认第一等史著史记都认为是启蒙读物，何况南明史。
真正的史家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一家言。顾城做到了。
不知道上面几个秀优越的答主谁曾做到。
这部书拜读完以后对我的三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邪恶也是能战胜正义的
2.农民是最伟大的
3.有气节和有能力是两码事
4.南明不亡天理难容
整本书作者都是一个情绪：怒其不争，哀其不幸。
顾诚先生学力深湛，《南明史》对史料的爬梳、辨析，可谓无出其右。
只是可惜先生最为年富力强的年纪，受限于大环境，并没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本身史观固然难脱时代痕迹，《南明史》中亦不乏种种曲笔。
比如一方面力主李自成进京后并未腐化，并为所谓“追赃助饷”辩护，另一方面又客观地承认多尔衮入北京后对明朝士吏的优容宽抚才是真正的“蓬勃气象”。其中意味，识者自识。
对史可法、郑成功、黄宗羲、刘宗周等人的求全之毁，亦当如是观。看了之后就会发现网络历史发明家何其多也。
从印象笔记里翻出来的，当时在学校复习司考，每天最期待的就是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掏出手机读上几段。
读到这里的时候，几乎流下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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