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中黃仁宇說，明朝的中國是「潛水艇夾肉麵包型的社會結構」，真實按不同階層的人口分析未必是「潛水艇夾肉麵包型」吧，應該是金字塔型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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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結構，有如今日美國的「潛水艇夾肉麵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塊長麵包，大而無當，此乃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麵包，也沒有有效的組織，此乃成千上萬的農民。其中三個基本的組織原則，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沒有一個涉及經濟及法治和人權，也沒有一個可以改造利用。萬曆十五年公元為1587年，去鴉片戰爭尚有253年，但是中央集權，技術不能展開，財政無法核實，軍備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標準，則前後相同。 …… 從大歷史的觀點看來，即這潛水艇夾肉麵包的結構，也有其根源。由明朝可以向後倒推到其他各朝。主要原因還是受亞洲大陸天候地理關係的影響。

謝葯

比較定義之前一定要釐清定義具體指的是什麼。

金字塔型社會很好理解，既各個階層自上而下勻稱地遞增。高層的人數最少，中層的次之，底層人數最多。然而黃仁宇口中的金字塔結構指代的不是社會結構，而是權力結構。

submarine sandwich比喻的是一種扁平化的組織結構。它擁有自成一體的底層（農村）和緊密結合的上層（朝廷），但是中間的管理層卻是鬆散的。中國古代的集權體制消滅了一切分享權力的貴族和領主之後，就抹除了這個自治的中間階層。在中央機構與庶民之間形成了一道真空。

為了填補這個權力真空，文官制度成為了唯一的選擇。然而行政技術和財政力量本身又不足以完成這樣的任務，其結果是只能用低效的官僚系統接管中間層，以維繫著上下兩大群體。於是就形成了這種三明治的結構，兩片結實的麵包夾著一坨鬆散的食材，既地方政府。

中國古代所謂龐大的官僚機構與近代化的政府相比，其實是規模很小的。哪怕是清代與同時代的歐洲相比較，也不過是個「小政府」而已。

據繆全吉從《清會典》中統計的數字 ,胥吏額數總計 :經制京吏 1247 人(攢典 31 人) ;外吏 23 743 人(攢典 5 268 人) 。其中 ,總督衙門平均有 37. 63 ,巡撫平均 24. 56 ,州平均 10.75 ,縣平均 11.29 人。[1]

一個人口過億的大帝國，維繫政府運作的中間層不過數萬人而已，可見其中間結構是多麼的脆弱。基層政府根本政府無力承擔其職能，官員面對中央任命的責任，最終只能依靠自身的威望與財力組織幕府與家丁以維持基層政府的運作。但增加編外人員是要花錢的，它的必然結果就是貪腐。

與封建制不同，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員並不擁有地方的所有權，他只是代皇帝管理而已，對地方有權無責，這就為權力尋租提供了機會；而財政無法滿足中間管理層的實際需求，低薪甚至義務當官更直接地助長了這一行為。地方官往往要自己解決維持政府運作的經費，於是就出現了「火耗」這種揩油行為，逼著官員搜刮民脂民膏。而面對這種局面，中央政權除了強調道德的自我約束以外，束手無策。

由於沒錢支撐這種結構，政府機構就變得非常簡單。由中央任命的官員和地方的胥吏兩部分組成。在明代，真正的政府僱員只有「官」而已，而胥吏只是編外的「臨時工」。然而自明代開始，官員階層與胥吏階層的分裂則使得這種結構充滿了矛盾，內耗使得的政府運作更為低效，以致於最終不得不向地方自治妥協。

明代的官員是有薪俸的，儘管錢很少；而胥吏則沒有。沒有錢又要逼著政府運作該怎麼辦？明代就依靠一種徭役的形式來實現（類似的情況還有明代糧長制度，民運制度等等，都是用近乎奴隸制的手段強迫庶民承擔政府的職能等等）。胥吏往往是地方居民以服役的被迫當「公務員」，而對於考試不中的廩生，有時也會被劃撥到胥吏隊伍中去，而這就近乎於一種貶謫了。

為什麼會是貶謫呢？因為從明代開始，官員與胥吏群體之間形成了事實上的階層分裂。為了確保免費的地方公務員供給，胥吏在明代逐漸成為了一個世襲的身份，他們永遠也無緣科舉。因為沒有俸祿，缺少利益維繫，他們對政府的效忠是十分有限;但又身在公門，只對官員負責，面對民眾亦毫無責任。這使得中飽私囊，鑽營舞弊成為了他們必然的出路。

在這種制度設計下，只懂聖賢書玩兒幾年就向上爬的官員，和只懂技術永世不得翻身的胥吏，根本是來自兩個不同世界的群體，價值觀是完全割裂的。他們代表了三明治的上下兩層麵包。而由他們組成了的地方政府，則往往難以磨合，官難馭吏，吏敷衍官，營養不良，貪腐叢生，效率低下。

面對中央的責任，官員要想辦法維持政府運轉，除了自己刮錢組織領導班子外,空降的官員必須和地方縉紳合作，因為只有這些地方精英才能有效地影響胥吏，應對官員。他們就是三明治當那新鮮的蔬菜，增加了營養，豐富了口感。而這種合作也意味著與基層自治的妥協，有違了官僚制度設計的初衷。

由此可見這種集權制度下的官僚制度充滿了矛盾。精緻的中央政府，與無序的底層政治之間，雜糅了各種勢力，使得權力的中間層異常的脆弱，它既不完全效忠國家，也不完全屬於基層。

依靠這種制度維繫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只足以勉強地維持帝國的運作，但無力面對劇烈的衝擊。一旦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或外族入侵，基層的文官系統就實際上覆滅了，喪失了權威的中央亦無力重建秩序，中央與地方的聯繫被切斷後，這就為軍閥的出現提供了土壤。

因此，龐大的帝國看似一個肥碩的大包子，而實際上只是一塊鬆散的三明治罷了，使勁一撥拉，就散成了一地燴菜。

[1] 繆全吉. 《明代胥吏》.附錄《清代胥吏研究計劃》

讀書筆記之《萬曆十五年》

《萬曆十五年》的英文名稱是《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一個毫無意義的年份，然而在時間節點上，這個平淡無奇的年份卻有它特殊的歷史含義。

我們古老的帝國，正在變得虛弱，我們曾經的天朝，正在墮落。然而，沒有人願意去改變，也不可被改變。難道萬曆看不出弊端，難道張居正真的不夠聰明，難道海瑞，難道戚繼光......答案是NO。帝國的運轉在於維護現有的經濟體制，保證局部的落戶經濟不落後而不在於發展經濟。這樣的做法，需要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中才予以表現。再看看我們現在提倡的共同富裕，是指一部分人富裕起來後帶動另一批人，更有甚者說是窮死那些窮人便可達到共同富裕。無論是哪種說法，國家在經濟體制方面的追求一定是向前的而不是保穩的。

文章另一個常被提及的觀點是文官集團。從唐宋以來，封建帝制的社會一直提倡以文官為主導的結構，其中的目的不言而喻。因此可以看到戚繼光能夠在文官集團同成為一個總兵的頭領，不得不令我佩服。他最高明的地方不是戰略戰術，對士兵訓練有素，成功地抵擋倭寇的侵襲，而在於他不理想化，能夠在現有的禁錮下制定出出兵訓練兵的戰略，雖不至於夾縫求生，但也的確體現他的智慧。現實當中總有許多令人不滿意的地方，最高明的莫過於能夠在困難重重當中殺出重圍，而又不怨聲載道。這樣的人，除了要有過人的智慧之外，還需要有樂觀的精神！

作者黃仁宇提到了大歷史觀，然而在我看來，歷史沒有所謂的唯心唯物之說，你很難用時間的節點來倉促定義一些東西。西方的哲學追求唯心唯物做定斷，但是往往事物不具有單獨的一面，而在於從不同的角度上看不同的面，而閱歷越是豐富的人越能看到其中的面。

上面那片麵包，差不多就是那麼回事兒，龐大、穩固，效率也不高。
至於下面那片麵包，我不敢贊同黃先生的觀點，事實上是史學界長期以來對這片麵包的忽視，導致完全看不清它的狀況，所以只好含糊的說成是一盤散沙。
社會經濟史的任務就是把這片麵包研究透了，但現在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差得很遠。

個人認為，從各階層人口比例來說當然是金字塔型，但他的意思大概是指各階層間缺乏緊密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