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是在何種情況下實現「越發展，越乾淨」的？

11-28

先上圖。各省二氧化硫~人均實際收入的時間序列，1994-2010

且不管這七扭八歪的線到底是不是有EKC（當然Panel fixed effect出來是顯著的），直接上OLS肯定是有問題的。人均GDP不是平穩序列，也就是說，我們根本不能判斷到底是人均GDP導致所謂的「拐點」，還是時間導致所謂的拐點。（知網論文嚶嚶嚶）

But, but

大家再仔細看一下這個數據。好像所謂的「拐點」大多出現在最後那麼五六個個點的地方，也就是大約在2006-2007年左右。

試想一下，全國各省GDP差距那麼大，怎麼可能同時出現拐點呢？這不可能是所謂的庫茲涅茲曲線導致的啊。如果真的是庫茲涅茨曲線的話，那拐點應該出現在相同GDP的地方，而不是同樣的時間點啊。

所以到底是為什麼呢？

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最大的行業是發電業，大約佔總排放量的70%。電廠使用催化脫硫裝置(FGD）減排二氧化硫的成本，大約在2元/Kg左右（減排成本的數據的確比較少，如果有誤差的話請指正）。2003年7月，國家宣布上調二氧化硫排污收費費率，由原來的0.21元/kg，分三年上調至0.63元/kg. 2007年後，部分省份開始試點上調排污費率至1.26元/kg. 同時，2007年，國家開始全面推行催化脫硫補貼政策，每千瓦時補貼1.5分。

突然，電廠們發現減排二氧化硫好像有利可圖了。減排收益大約在2.25元/kg,比減排平均成本2元/kg要高一些。作為最大化利潤的企業，當然會安裝脫硫裝置然後開始減排啦。再考慮到減排是有學習效應(learning by doing)的，實際成本可能還要小於2元/kg. (可以參看Popp 2001，論述了美國的1990年清潔空氣法案如何促進二氧化硫減排創新)

這裡的排污收費+減排補貼，實際上起到了庇古稅的作用。誠然，這個庇古稅並不一定是最優的，但至少促進了大量電廠減排了二氧化碳。這也是為什麼在第一張圖裡，全國各省會不約而同在2006-07年出現所謂的「拐點」。

所以，到底有沒有庫茲涅茨曲線呢？如果從宏觀（國家）層面考慮，有可能存在倒U型關係。假如國家以最大化公民福利為目標，那當公民的環境需求（willingness to pay) 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時候，的確有可能出現先污染後治理的倒U型曲線。 Stokey（1998）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宏觀模型。但事實是，我們並不了解政策出台的背後目的，以及政府是否真的以最大化公民福利為目標。所以，從經驗觀察的角度來說，EKC只是一個假象，只有環境政策才能改善環境。

It"s the policy, stupid.

Reference:
Popp, D., 2001, Pollution control innovations and the Clean Air Act of 1990, NBER working paper No. 8593.
Stokey, N., 1998, Are there limits to grow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9: 1-31.

討論這個問題之前先讓我們來看一幅富有廣泛爭議的圖，數據來自WIOD，藍線是中國，最左邊的那條線是印度，最右邊的那條線是奇葩的盧森堡。畫圖的時候正好被同事看到，他盯著右上那個panel說這個沒有什麼pattern啊。我不知道該是同意還是不同意他的觀點。

事實上有多少經濟學家把他們的大好青春花費在檢驗所謂的EKC上面，還一直津津有味地爭論不休，包括：1)拐點存不存在; 2)拐點何時出現; 3)國際貿易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是好是壞。比如前幾年的文章，Douglas and Nishioka (2012), Grether and Mathys (2013)得出的結論就有較大差異。執念於各種二次項係數是否顯著，以及拐點是不是在數據的range之內，等等。
讓我們先把這些爭論放在一邊，既然題目是問發達國家是如何做的，我們就從最典型的發達國家美國入手，來分析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它污染水平下降的。用一個簡單、直接的統計分解(Statistical Decomposition)，Levinson(2009)發現美國製造業的污染下降最主要的是因為產業內(within industry)的技術進步，而國際貿易、產業結構變化、投入產出結構變化等等等貢獻相對就要小很多。需要注意的是，所謂的產業內是指6位數的NAICS行業，總共大概不到500個不到的行業(因為要與IO table結合使用，作者花了很多時間把行業對起來，最後行業總數可能要少很多)。
然而，這篇文章裡面對所做的經濟學假設並沒有做出明確的闡述，所以對導致污染下降，特別是產業內技術進步的源泉並沒有什麼insight。也就是說，對制定相應的政策提不出建議。「產業內」對產業經濟學家(IO Economist)來說是個誘人的詞，他們發展出來的很多理論和方法可以得到廣泛的應用，研究對象以公司為主。最近，(至少北美的經濟學家中)有一股風潮，就是最為細緻的微觀數據(firm level, worker level, firm-worker matched data)來研究各種有意思的話題，提供各種"有意思"的政策建議。環境經濟學方面當然也有相對代表性的作品，這裡僅討論一篇。
兩位新生代的環境經濟學家，Shapiro and Walker (2015), 對這個問題做了進一步的探索。不同於Levinson(2009)的方法，他們的研究更多的是基於經濟學模型的結構性分解，用企業級別的數據，把企業的(出口)進入退出，消費者(包括外國消費者)的偏好等等模型化。然後，把各種衝擊(Shocks)表示成為數據和結構性參數(Structural Parameter)的函數。各種衝擊包括regulation，foreign competitiveness, preferences等等，最後用一組反事實(counterfactual)實驗來評估是哪一種衝擊對美國整個製造業污染水平下降的貢獻最大。他們的結論是管制(Regulation)是導致污染下降的最重要原因。具體模型細節請參看原文，篇幅原因不展開，但是需要提醒的是Regulation是通過一系列的模型假設的機制，諸如企業進入退出等，來實現的。
最後，這篇文章裡面的Regulation完全是外生衝擊。然而，也許，有很大的可能，它並不是外生的。就像人類對健康的需求(Hall and Jones, 2007)一樣，對污染的治理本身就來自於人類(收入不斷上升中)對更好環境的需求。當然，我們這裡所說的只是美國，可能發達國家之間的境況並不相同或相似。更不用說像中國這樣的大型發展中國家了。只是如果我們需要對中國的環境問題作出政策建議的話，必須基於中國的數據，找出更符合中國現實的機制，才更為可行。

Douglas, Stratford and Shuichiro Nishioka (2012),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emissions intensity and emissions content of global trad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99: 415–427.

Grether, Jean-Marie and Nicole Mathys (2013), "The pollution terms of trade and its five componen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100: 19–31.

Hall, Robert and Charles Jones (2007), "The Value of Life and the Rise in Health Spend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 122(1): 39–72.

Levinson, Arik (2009),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lution from US Manufactur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5): 2177–2192.

Shapiro, Joseph and Reed Walker (2015), "Why is Pollution from U.S. Manufacturing Declining? The Roles of Trade, Regulation, Productivity, and Preference," Yale Working Paper.

謝邀。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為區別經濟學中傳統意義上庫茲涅茨曲線，這裡加上了環境二字，下文統一簡寫為庫茲涅茨或EKC）是環境經濟學領域一個比較著名的用來形容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關關係的一個論斷。
首先需要明白的是，這樣的規律是在特定條件下才會呈現的。拿二氧化硫和人均GDP可能得到倒U型的曲線，拿二氧化碳、拿氮氧化物未必，有N型的，甚至有U型的。打破了對這個曲線的崇拜，我們可以接著往下分析：
這樣的規律為什麼會出現？何時出現？受什麼因素影響？中國處於曲線的哪個點？

1. 庫茲涅茨曲線是怎麼來的
關於關於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關係，美國經濟學家格魯斯曼於上世紀90年代初報道的一項研究結果表明，二者存在著像描述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關係的庫茲涅茨曲線類似的倒U型關係。即在一國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往往會通過付出環境代價而達到經濟增長的目的；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後，會出現一個臨界點，在此之後環境污染會隨著經濟的進一步增長而逐漸降低。

2. 何時出現拐點
說白了，這是人類面臨經濟和環境兩難時的選擇。當通過犧牲環境所得到的利益不足以抵消由此帶來的治理成本時，或者說治理環境所得到的收益要大於進一步開採資源所得到的收益時，人們就會調整策略。假設擺在你面前的只有兩樣東西，麵包和水，二者可以通過一定的比例關係進行替代，你在其中不斷進行選擇以達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它們能給你帶來的效用越大，其價值也越高。一開始你並不缺水，拚命想得到麵包，但漸漸發現沒了水你就活不下去了，你不得不停止用水去換取麵包，水在此時能夠給你帶來更大的效用，拐點就來了。這裡的麵包=經濟，水=環境，本質上是人們在不同階段對二者的權重不同。一般用人均GDP表徵經濟沒有太大問題，但是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之類來表徵環境可能就不大合適。因為不同的污染物本質上代表著不同的發展階段，所以很難用一種污染物準確地表徵當下的環境質量。
大氣污染物的出現路徑一般是二氧化硫/TSP、氮氧化物、VOC、PM2.5/PM10臭氧、二氧化碳（這裡定義為污染物是不太準確地）。為什麼會是這樣一個順序，也是挺有趣的問題，這裡不詳細展開。

這裡你可能要問，按理說人們對於經濟和權重的關係一直都在變化，那曲線應該就是N型、M型或者波浪形的起起伏伏。為什麼向歐美髮達國家，下降了之後就不再上升了？下一段有回答。

3. 受哪些因素影響
前面已經說了，本質上是一個權衡，當環境的重要性被認為強於經濟的時候，拐點自然就來了。所以本質上是一個什麼因素會影響人們對環境的看法，這裡暫且定義為環保觀念。環保觀念的形成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十分漫長。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物質水平的保證。道理很簡單，人吃不飽飯的時候你不能指望他自發地保護環境。
當然，在不同的條件下，所需要的物質水平也不同。第一個環保觀念覺醒的國家可能是在物質水平比較高的時候，而慢慢的，當這種觀念傳播到其他國家，可能該國還沒有向第一個國家那麼高的物質水平，但已經著手於環境治理。具體這個物質水平怎麼定，可以參考OECD的下線人均GDP，發展中國家的上限人均GDP等。
在有了環保觀念，人們願意治理環境的時候，怎麼治理也會影響拐點來臨的時間。但這個問題說起來就更大了，產業結構、能源結構、控制路徑、發展模式等，個個都是大問題，需要用更多的環境經濟學分析才能解答。
至於你提到的民眾意識，的確是一個因素，但是作用很小，或者說這不是一個直接相關的因素。民眾意識和我上面的環保觀念不一樣，如果僅僅是隔壁王大爺覺得，嗯，這兩年天兒真差！這裡的環保觀念，更多的強調的是民眾、政府、整個社會對於環保達成的共識，真的願意花錢去治理環境，換取藍天白雲。就好比，王大爺覺得空氣不好，但你和他說，那咱們以後不燒煤了，燒天然氣，不過您老今年冬天取暖費得翻2倍，王大爺直擺手說，還是算了，這樣也挺好的。這種就不叫環保觀念。民眾意識一定程度上能夠推動政府的作為，但永遠不是最強有力、最直接有效的工具。
接著回答2的問題，環保觀念一旦形成，就很難打破。好比你過慣了青山綠水的日子，我和你說給你錢，讓你呆在一個髒亂差的地方，可能你就不會願意。什麼時候環保觀念能夠深入人心，什麼時候才能指望大家真正自發地保護環境。

4. 中國目前在什麼位置
如果將EKC應用到中國，採用「三廢」指標對中國東部地區（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和中西部地區（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內蒙、廣西、重慶、四川、貴州、雲南、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進行EKC檢驗並加入FDI變數後的拓展模型分析，可發現東部地區與EKC假說十分吻合，而中西部地區的收入-污染曲線則不會表現出倒U型，此外，東部地區也僅有廢水污染這一項跨越了臨界點，在大氣污染和固廢兩項指標中離拐點還有一定距離[2]。對於這一現象，可能的解釋是東部地區的發展路徑同發達國家相似，且由於很多政策傾斜的原因，使得東部地區能夠較快的到達或趨近臨界點，但其中，只有廢水指標已過臨界點，而大氣和固廢仍處於上升階段。與東部地區不同的是，中西部地區還未到拐點，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中國區域發展不均衡的現狀。中西部地區大多屬於勞務或能源輸出省份，當地產業結構單一，企業數量和規模較東部地區也更小。
客觀來說，目前中國的確是朝著這個方向努力的，尤其是東部地區，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拿最近的人均二氧化硫和人均GDP來看，我估計已經過了拐點。但是要實現共同富裕很困難，中國什麼時候才能整體越過拐點還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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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一下，看到好多人提到了污染避難所假說，大意就是發達國家把雙高（高污染高耗能）產業都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但注意，目前而言，這還只是一個假說，雖然關於這個假說有無數的實證研究，但並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論斷。即，產業轉移不能夠成為EKC拐點到來的一個強支撐。

發達國家的確有比中國更為清潔、環保的產業結構，但與此同時，也有更為全面、合理的環境政策。簡單來說，就是願意在環保上花大錢，也知道怎麼花。日本這種國家就不舉例了。神經更為大條的歐盟、美國有著相當全面的環境經濟手段，環境稅、排污權交易、擁堵費等這些在國內討論不久或者效果微弱的政策，在歐美都有著良好的結果。美國通過二氧化硫交易政策成功的實現了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大幅度下降（在這同時，相關技術也得到了極大發展，其中的因果關係有一些爭議），歐洲通過環境稅有著成功實現環境紅利乃至雙重紅利的案例（我另一個答案有提到什麼是環境紅利？ - 知乎用戶的回答）。其他更細節的例子更是說不完，南加州治理氮氧化物時，如何協調控制VOC和臭氧，這都是人家和污染鬥智斗勇的故事，哪是把一個髒東西扔到別人家，然後自己家就乾淨了這麼簡單。

客觀來說，產業轉移有助於優化本地的產業結構，但本質上而言，還是我上面提到的權重問題。想想看，為什麼北京把首鋼遷到了河北？為什麼河北又會接受？你的砒霜卻是我的蜜糖。如果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當然有理由也有資格拒絕接受這些臟產業，正是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才造就了環境的差異，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大問題是環境保護中的區域性聯防聯控問題。

===2015-05-30 編輯===以下=====
昨夜打開知乎發現已有這麼多知友給我鼓勵和評論，第一次有融入大家的感覺，很感動，謝謝各位。

好多同學說我講的太晦澀。這也讓我好好反思了一下，確實還是沒能簡明的說明問題。所以我有必要再闡明我所做工作主要的目的。

~~~~~~先拋出結論~~~~~~
工業化過程是一個區域經濟增長的必經過程，此時製造業增長必然會促使碳排放的抬升；工業化頂峰過後（含滯後期），碳排放才可能在不影響基本經濟發展的前提下達到下降的目標。因此，「經濟慣性原則」應作為現有「支付原則、世襲原則、平均原則、累積原則「等配額分配原則的重要補充。

從前，中國在國際碳博弈中總是在強調減排能力和人口公平等，試圖增加自己的配額權；但是，今後將改變策略，我們將從自身特點和對手責任雙管齊下。因為，我們有備而來。

總之，中國尚處在工業化過程中，理應獲得逐年增加的配額權；那些早應達到峰值的國家，請回家自行減排，走好不送。

~~~~~結論以上~~~過程以下~~~

1. 核心訴求：尋找區域碳排放伴隨經濟發展水平提升是否存在規律？具體是什麼樣的規律？

2. 分析過程
2.1 理論
（1）產業結構對經濟發展水平的指示性意義
（2）產業結構對區域碳排放的影響動態均衡
理論部分結論：以產業結構作為經濟發展水平的抓手，發現產業相對實力的更替過程不可避免的將促使碳排放的變動。
問題提出：產業以什麼形式進行更替？

2.2 實證
（1）產業互動程度
（2）產業內部升級
（3）經濟發展階段演進
實證部分結論：第一階段（製造業替換一產），區域產業在工業革命以後，進入製造業主導階段，對應的第三產業以傳統商貿業為主，碳排放則開始迅速抬升。第二階段（服務業替換二產），製造業規模逐步擴大，市場的多樣性要求不斷推動產業專業化發展，具有差異性的產品開始湧現，促使企業開始更加專註於專業化水平的提高，對於技術和知識依賴增強，產業內部實現更替升級；此時出現與製造業相關的新型服務業，以全新的業態融入第三產業這個大家庭，伴隨著該趨勢的力量增強，製造業所引領的工業化高峰總會到來（具體過程可應用新經濟地理CP模型推導）。第三階段，服務業全盛階段到來，生產性服務業規模不斷擴大，帶動服務業內部的不斷升級，服務業份額最終超越第二產業。【那還沒到來的「第四階段」，是不是會有一天，生產性服務業會獨立為第四產業，再次更替掉傳統服務業？】（如下圖）

根據理論分析部分的結論，能源強度高的產業在發展初期必然會引起排放上升，能源強度低的產業則必須發展為主導產業階段時才能引領排放的降低。那麼，初步結論已經可以拋出，見開篇。

另外1，根據上述實證工作，判斷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排放變化趨勢，需從產業關聯水平、產業內結構和整體經濟結構等多方面進行綜合考量，並不能簡單的就那第二產業份額來看，雖然這也是關鍵指標之一。

另外2，我的工作是以區域經濟中的區域產業自身演化作為基本視角，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判斷各國峰值出現在什麼時候，用以作為與他國博弈的一部分基礎（例如，美國目前早應越過排放高峰，可還遙遙不見那個尖）。氣候談判是一項複雜工程，我只是龐大項目組中一個小小小部分，各位如果感興趣，可以去了解一下中科院王錚老師研究組（幾代老師和學生全自主研發CGE系統的大神組）、能源所姜克雋老師研究組（氣候演繹權威研究組）等的工作。
===2015-05-30 編輯===以上=====

===2015-05-24 原始答案===以下===

終於看到一個勾起我無限回答欲的問題，直戳幾年工作的核心。

以上幾位的答案都很有啟發性，特別是解釋EKC僅是現象級的結論，充其量就是個總結歸納加梳理，不能同意更多。另外，有關中國各省以及政策方面的解說，都點中了當前發展中國家尋求減排的政策突破口，很有拋磚引玉的力道。那麼，困擾環境經濟學、能源經濟學以及氣候經濟學工作者多年的問題來了，是什麼在驅動大氣污染排放物的變化？

=====我的工作來了======

氣候變化這個主題，若要從頭說起也真是傷不起，四年地理科學、三年第四紀地質的學習讓我不得不對這段血淚史掩面遁走。所以這裡僅簡而言之，專門說說從區域經濟自身發展規律出發，為什麼排放（我做的只有碳排放）會上升、又為什麼會下降。

1. 區域經濟增長的客觀規律
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模型（學渣渣我只說索洛模型）相對完美的闡釋了區域經濟增長的過程及其影響因素，並在動態均衡中找到了區域經濟的收斂位置。但是，現實中的區域經濟總是在不斷的偏離平衡增長路徑，從而實現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的增長。當然，到底是什麼要素在驅動區域經濟增長的相關研究可以說是如汪洋一般，我僅借鑒錢納里的理論選擇產業結構來反映區域經濟發展階段。雖然五十多年過去了，產業結構對於經濟發展階段的指示性意義仍然是全面的且相對準確的。
下圖可以看，基於引入產業結構要素的索洛模型動態均衡分析（兩部門簡單模型），可以發現經濟向更高人均GDP增長的驅動力來自於份額相對較低產業的規模擴大。注意，這裡說的均是份額，不是絕對量。

這無疑驗證了我們的客觀經驗：經濟發展初期，第一產業是支撐經濟的支柱；工業革命撲面襲來時，第二產業速度增長，引領區域經濟增長的風騷；當工業、特別是製造業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專業化水平不斷升高，自身剝離的大量服務職能，而傳統服務業也在不斷壯大，最終促使製造業規模增長速度放緩，服務業增速加快，相對應的，兩者的份額也發生了此消彼長的變化。換言之，份額較低的新興產業增長是促進經濟水平提升、發展階段推進的核心動力。
來，儘管發揮我們的想像力~ 當前發達國家已經進入服務化階段，是否會有一類新的產業類型從服務業中剝離出來（比如生產性服務業？），成了所謂的「第四產業」，也再次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掀起新的一輪波峰？想想就很讓人興奮有木有！（這個假想在我論文有那麼個示意圖，太丑了，就不拿出來了，哈哈哈）

2. 作為經濟發展過程伴生物的碳排放出現
碳排放實質上是區域經濟發展過程的結果之一，因而其變化規律也逃不了經濟發展基本規律。將上述模型加上一個能源消費層面，其動態均衡方程如下：

由上式可以發現，區域能源消費量的增量與產業結構的特徵及其變化方向具有顯著聯繫，其中，的係數是分析這一影響過程特徵的關鍵。令式(22)的斜率為u，並將式(18)代入，則有下式：

經過對上式正負性的四個情景分析，結合現實情況中的產業產出對能源影響的彈性，可假定情景產業部門分別為服務業和製造業，即服務業的產出對自身能源消費的影響彈性，亦即能源消耗強度較低。此時，當服務業的份額低於50%時，其份額的增長對區域能源總消耗變化量的影響方向無法確定；但其超過50%時，則顯然將對能源總消耗產生負向效應。類似的，當製造業的份額低於50%時，其份額的增長將顯然對區域能源總消耗量產生正向影響；而當其份額高於50%時，其份額變遷對能源總消耗的影響方向則無法確定。
上述兩層模型動態均衡分析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產業的更替式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第二，能源強度高的產業增長初期將對碳排放產生正影響，能源強度第的產業增長成熟期才能才碳排放產生負影響。

碳排放的下降本質上是產業份額從能耗強度高的產業向能耗強度低的方向流動的結果，那具體的流動過程還需要實證工作的輔助方能顯示一二。

3. 實證工作
根據1998-2011年全球各國（100個國家，含人類發展水平極高、高等和中等水平國家集團）的三次產業計量分析（有關產業內部、產業互動關係的實證就不贅述了），結果顯示製造業份額呈現恆正值的影響強度，服務業份額呈現隨服務業份額上升而逐步降低的影響強度。假定僅存在製造業向服務業的份額流動（一產份額不變）的情況，全球平均水平下，服務業達到42.4%時將迎來碳排放的峰值。但這只是平均水平，當在不同發展水平背景下，中等發展水平比極高發展水平國家集團的服務業份額對碳排放量的影響強度下降速度明顯更快，其中，兩者分別在服務業份額達到43.83%和64.53%之後，碳排放迎來峰值，且下降速度逐步加快。而中等發展水平國家集團由於發展較晚，將擁有更多的技術且少走彎路，將更早迎來碳排放高峰（這也是個值得深入下去的點）。

這一現象的形成是由於產業發展水平提升（由產業內部結構指代）、產業專業化和多樣性提高（由產業互動程度指代）等因素在逐層控制，具體的工作結果就不說了。

========我是結論的分割線=======

我想說的是，越發展、越乾淨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這和工業化過程污染水平上升是客觀規律是一個道理。碳排放的峰值必然會出現在工業化峰值之後，這是無法違背的原則性問題。讓一個正在工業化的國家去實現碳排放的逐年遞減，這是置發展中國家基本人權和發展權於不顧的行為，是某些發達國家不尊重客觀經濟規律、罔顧發展中國家民生的陷阱。我們要從理論上說明，即使我們已經儘可能在實施低碳措施、大力減排，也需要逐年遞增的碳配額來保證我們基本的增長，直至迎來工業化頂峰和遲滯數年的碳排放頂峰。

隨手搜了一下，感覺還是應該先問是不是，再問怎麼樣。這裡想簡單談談所謂的環境 Kuznets 曲線（EKC）究竟是什麼，怎麼得來的，以及是不是具有經驗上的合法性（empirical validity）。我的觀點是，在沒有弄清楚這個問題之前就隨意使用 EKC 的概念來「分析」其他問題，本身只是一種教條（dogma），而非經濟學研究。
EKC 概念的推廣源於世界銀行 1992 年版的《世界發展報告》。這份報告認為，隨著收入的增加，人民對於改善環境質量的需求及其相應的投資會增加。EKC 概念的支持者們認為，經濟發展伴隨著產業分布的變化。在經濟發展的初期，產業分布的權重由農業向重工業方向轉移，污染隨著投入和產出的增加而增加；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則意味著產業分布的權重由重工業向輕工業和服務業方向轉移，污染隨著投入和產出的增加而減少。需要注意的是，EKC 概念中的「污染」主要是指污染物的排放（emissions），而對於已經產生的污染物的累積（accumulations）以及污染物的濃度（concentrations），這個概念並不一定適用。
從理論研究上看，在一些貌似合理的假設下，許多經濟學模型都可以生成人均污染與人均收入之間的倒 U 型曲線。以另一個回答中提到的一篇比較有名的文章 (Stokey, 1998) 為例：

潛在產出（潛在收入） $y$ 與實際產出（實際消費） $c=zy$ 之間存在一個生產技術指數 $zin[0,1]$ 。當 $z=1$ 時，所有產生污染的生產方式都可以被使用，此時實際產出等於潛在產出；當 $z=0$ 時，任何產生污染的生產方式都被禁用，實際產出為 $0$ ，此時人會被餓死。

潛在產出為 $y$ ，生產技術為 $z$ 時的污染 $x=yphileft(z ight)$ ，其中 $phileft(0 ight)=0$ ， $phi^{prime}left(0 ight)=0$ ， $phileft(1 ight)=1$ ， $phi^{prime}left(1 ight)=eta < infty$ ， $phi^{primeprime}left(0 ight)>0$ 。假設潛在產出不變，則實際產出為 $0$ ，污染也為 $0$ ；污染隨著實際產出的增加而加速增加；污染的增速上限為 $eta<infty$ 。

消費為 $c$ ，污染為 $x$ 時典型消費者的效用 $Uleft(c,x ight)=vleft(c ight)-hleft(x ight)=vleft(yz ight)-hleft(yphileft(z ight) ight)$ ，其中 $v^{prime}>0$ ， $v^{primeprime}<0$ ， $h^{prime}>0$ ， $h^{primeprime}>0$ 。假設潛在收入不變，邊際效益隨污染增加而減少，邊際損害隨污染增加而增加；假設生產技術不變，邊際效益隨收入增加而減少，邊際損害隨收入增加而增加。

政府規定最優技術以最大化社會福利 $max_{zinleft[0,1 ight]}left{ vleft(yz ight)-hleft(yphileft(z ight) ight) ight}$ ，一階條件為 $v^{prime}left(yz^{*}left(y ight) ight)geq h^{prime}left(yphileft(z^{*}left(y ight) ight) ight)phi^{prime}left(z^{*}left(y ight) ight)$ ， $z^{*}left(y ight)leq 1$ ，互補鬆弛。

令 $hat{y}$ 滿足 $v^{prime}left(hat{y} ight)/h^{prime}left(hat{y} ight)equivphi^{prime}left(1 ight)$ 。當潛在收入低於 $hat{y}$ 時，邊際效益曲線與邊際損害曲線不相交，此時角點解存在於 $z^{*}=1$ 處，即任何產生污染的生產方式都可以被使用；當潛在收入高於 $hat{y}$ 時，內點解存在。假設有兩個潛在收入 $y_1$ 和 $y_2$ ，且 $hat{y}<y_{1}<y_{2}$ ，則最優點分別為 $O_1$ 和 $O_2$ ，最優技術 $z_{1}^{*}>z_{2}^{*}$ ，如圖 1 所示。

顯然，當潛在收入 $y$ 低於 $hat{y}$ 時，最優污染 $x^{*}left(y ight)=yphileft(z^{*}left(y ight) ight)=y$ 隨 $y$ 的增加而增加。當潛在收入 $y$ 高於 $hat{y}$ 時，將模型簡單參數化為 $phileft(z ight)=z^{eta}$ ， $vleft(c ight)=left(c^{1-sigma}-1 ight)/left(1-sigma ight)$ ， $hleft(x ight)=left(Bx^{gamma} ight)/gamma$ ，其中 $eta>1$ ， $sigma>0$ ， $gamma>1$ ， $B>0$ 。此時最優污染 $x^{*}left(y ight)=hat{y}^{etamu}y^{1-etamu}$ ，其中 $mu=left(sigma+gamma-1 ight)/left(sigma+etagamma-1 ight)inleft(0,1 ight)$ 。因此，當常相對風險厭惡係數 $sigma>1$ 時，最優污染隨 $y$ 的增加而減少；當 $sigma=1$ 時，最優污染隨 $y$ 的增加而不變；當 $sigma<1$ 時，最優污染隨 $y$ 的增加而增加。

假設 $sigma=2$ ， $eta=2$ ， $gamma=1.5$ ， $B=1$ ，我們可以畫出最優污染隨最優消費變化而產生的變化，如圖 2 所示。這便是 EKC 的一個版本。

然而，上述一類 EKC 理論存在著兩個重要缺陷 (Stern, 2004)：
1. 收入對污染的影響被假設為是單方面的，即污染不會反過來影響收入。如果當前污染的增加會持續甚至永久性地影響到未來經濟的發展，那麼在經濟發展初期只追求快速增長而不顧環境惡化，結果將會是得不償失的。

2. 經濟體被假設為是封閉的，即沒有考慮國際貿易對污染分布的影響。在經濟增長和自由貿易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擁有不同的國際分工，前者專註於人力資本密集型的生產活動，後者專註於自然資源和勞動性生產。發達國家對本國環境的管制則進一步加劇了污染性生產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
從經驗研究上看，大部分研究都試圖用統計方法來擬合國家或地區人均收入與人均污染之間的關係。用簡單的回歸方法可以估計一個 log-log-quadratic 模型：
$logleft(pollution\_per\_capita ight)_{it}=alpha_{i}+gamma_{t}+eta_{1}lnleft(GDP\_per\_capita ight)_{it}\+eta_{2}left[lnleft(GDP\_per\_capita ight)_{it} ight]^{2}+epsilon_{it}$
得到拐點收入 $au=expleft(-frac{eta_{1}}{2eta_{2}} ight)$ 。顯然，估計得到的係數是以遍歷 $i$ 地區 $t$ 時刻的數據為條件的，因此這樣的結果無法被外推到尚未產生數據的發展中國家的未來表現中去。
從已有的結果上看，估計 EKC 所得到的拐點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巨大差異。Stern and Common (2001) 用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兩種方法結合 1960 至 1990 年間 73 個國家的數據估計了硫排放的 EKC，結果發現非 OECD 國家的人均拐點收入在兩種方法下分別高達 90 萬美元和 34 萬美元。Galeotti (2004) 估計了二氧化碳排放的 EKC，結果發現了類似的特徵，即在非 OECD 國家中，估計得到的曲線基本上是減速單調遞增的，並不存在所謂的拐點。
He and Richard (2010) 用半參數方法和靈活的非線性參數方法結合 1948 至 2004 年間加拿大的數據估計了二氧化碳排放的 EKC，否定了拐點的存在。此外，Caviglia-Harris et al. (2009) 使用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作為環境惡化的度量，結合 1961 至 2000 年間 146 個國家的數據，發現除非將能源使用減少 50%，否則在統計意義上不存在倒 U 型曲線。
當然，近年來也有一些研究表示了對 EKC 概念的支持，如 Esteve and Tamarit (2012) 對西班牙的研究，Shahbaz et al. (2013) 對羅馬尼亞的研究，以及 Lau et al. (2014) 對馬來西亞的研究。這些研究都使用了 Granger 因果檢驗，因此可以被歸在同一模型框架下，而對相同數據使用不同模型的檢驗結果則尚不明確。有關中國 EKC 的經驗研究中，Zhang and Cheng (2009) 和 Jalil and Mahmud (2009) 兩篇文章得到了支持 EKC 存在的結果，但是這兩篇文章同樣都使用了 Granger 因果檢驗的框架。
在 Dasgupta et al. (2002) 中，作者們提出了除 EKC 外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之間另外兩種可能的關係：「新毒物」（"new toxics"）和「競次」（"race to the bottom"）。前一種觀點認為，對於傳統污染物的倒 U 型曲線未必對新產生的污染物（如致癌化學物品、溫室氣體等）適用，因此環境的總體質量隨著經濟發展不升反降。後一種觀點認為，發達國家將最具有污染性的生產外包給發展中國家，這使得發展中國家間出於經濟利益的競爭而無法提高環保要求。
最後想要強調的一點，也是 @focout 學長之前提到的，那就是無論什麼樣的理論或經驗研究，都應該建立在對研究對象所處的社會制度和政治環境的了解之上，否則再「前沿」的理念或技術都有可能淪為空談。從中國的環保問題上看，我們還有許多典型化事實尚未被明確，而這恰恰給了經濟學以及社會科學姐妹科學的研究者們很多未來的機會和空間。
References:

Stokey, N., 1998. Are There Limits to Grow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9(1), pp.1-31.

Stern, D.I. and Common, M.S., 2001. Is There a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for Sulfur?.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41(2), pp.162-178.

Dasgupta, S., Laplante, B., Wang, H. and Wheeler, D., 2002. Confront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1), pp.147-168.

Stern, D.I., 2004.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World Development, 32(8), pp.1419-1439.

Galeotti, M., Lanza, A. and Pauli, F., 2006. Reassess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for CO2 Emissions: A Robustness Exercise. Ecological Economics, 57(1), pp.152-163.

Caviglia-Harris, J.L., Chambers, D. and Kahn, J.R., 2009. Taking the" U" out of Kuzne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EKC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Ecological Economics, 68(4), pp.1149-1159.

Zhang, X.P. and Cheng, X.M., 2009. Energy Consumption, Carbon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cological Economics, 68(10), pp.2706-2712.

Jalil, A. and Mahmud, S., 2009. 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 for CO2 Emissions: A Cointegration Analysis for China. Energy Policy, 37(12), pp.5167-5172.

He, J. and Richard, P., 2010.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for CO2 in Canada. Ecological Economics, 69(5), pp.1083-1093.

Esteve, V. and Tamarit, C., 2012.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and Nonlinear Adjustment between CO2 and Income: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in Spain, 1857–2007. Energy Economics, 34(6), pp.2148-2156.

Shahbaz, M., Mutascu, M. and Azim, P., 2013.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in Romania and the Role of Energy Consumption.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18, pp.165-173.

Lau, L.S., Choong, C.K. and Eng, Y.K., 2014. Investig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for Carbon Emissions in Malaysia: D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Matter?. Energy Policy, 68(C), pp.490-497.

專業問題過百贊還是很開心的，更新補充一些信息。

1. 中國什麼時候迎來污染排放的拐點？
已經拐了。
這個要看具體的污染物種類，比如COD（水體有機污染物）和二氧化硫這兩項，從2007年開始已經在逐年遞減；氨氮（水體富營養化罪魁）從2011年開始遞減，氮氧化物從2012年開始遞減。遞減的途徑基本有兩點，一是淘汰掉了很多技術不過關的小廠，二是末端治理設施迅速上馬——與發達國家相比，產業轉移基本沒有。
2. 中國出現拐點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政治。
2006年，控制污染物排放總量被當作一項政治任務提出（所謂約束性指標），各省領任務，減排指標完不成政治晉陞一票否決，環保績效指標還被寫進了中組部的幹部考核體系里。當時各省全都炸了，現在去百度還能搜到當年的新聞，山東省長表示完不成任務就地辭職之類的。
「一票否決」是中央控制地方行為的殺手鐧，中央欺負省里，省里就欺負市裡，市裡欺負縣裡，縣裡就只能欺負企業，一級級壓下去，削減污染排放成了一項政治任務，很多時候企業明知賠錢，明知虧損，也得含著淚把治污設備上了，不然惹毛了地方政府等於自尋死路。（有位答主提到了脫硫電價的補貼作用，其實下去到電廠去跑就知道，脫硫電價勉勉強強能夠COVER掉脫硫設備的運行費用就不錯了，前期一次性投入上億資金建脫硫設備對很多電廠來說就是打碎牙往肚子里咽的過程，而且脫硫設備激增的時間節點大概是2008年，也是火電全行業虧損的時間節點，按照純經濟利益去考慮，這個時候上脫硫擺明了不是市場行為）。
如此簡單粗暴但高效的手法在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很多國外學者至今也看不明白，這特么和文獻說的不一樣啊，中國政府又開掛。但事實就是事實，COD和二氧化硫已經連續十年遞減了。
3. 中國會像歐美那樣「越發展，越清潔」嗎？
暫時不會。
上面也說了，中國的污染拐點與歐美最大的區別在於，我們沒有大規模的、跨國界的產業轉移。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清潔」是存在一個天花板的。比如脫硫，你再怎麼洗煤、再怎麼加石灰，也不可能零排放（接近於零在技術上可實現但經濟上絕對不可行）。由於產能太大，只要燃煤還是主要一次能源，就一定會繼續排污。
那麼我國可以搞大規模的污染產業轉移嗎？不能。因為沒有地方可以轉。歐美國家可以從發展中國家大量進口高污染、高能耗的工業製品，可是歐美一共才多少人口？有多少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在為他們生產初級工業產品？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換算，中國得找到六十億其他國家的人口來為我們生產初級工業產品——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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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邀。
首先，環境庫茲涅茲曲線僅僅是一個「現象」，而不是一個「規律」。歐美髮達國家觀察到了這種現象，並試圖去解釋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現象，但是挪到中國來未必好使。如果去知網搜一下的話，可以發現近十年來對於EKC曲線的研究汗牛充棟，其中大多數是用中國的數據來擬合這條曲線，但是隨著地域、污染物種類、時間段選取的不同，擬合出來的曲線很多不是所謂的倒U形，什麼N形、倒N形都有。所以EKC僅僅是一個現象，並且是個在中國並不一定能成功觀察到的現象，並不存在一定意義上的人均GDP達到多少，環境就一定開始好轉。
然後再談談歐美髮達國家的污染拐點問題。其實隨著經濟的發展，環境質量開始好轉，從邏輯上分析，不外乎三個原因：一是工業生產和污染治理的技術進步了，二是產業結構轉型污染產業向外遷移了，三是能源等關鍵領域出現了巨大的革命性突破。
技術原因很好理解，這裡又分生產技術和治理技術。
隨著經濟水平的發展，很多工業技術在不斷革新，原先一些污染嚴重的落後技術被淘汰，新的生產技術在工藝流程上產生的污染物就更少，過去十年來我國一直在搞淘汰落後產能，工信部會定期發布淘汰產能的目錄表，對一些落後的技術限期淘汰關停。值得強調的是，還有一類技術進步原理是生產的規模化，同樣生產一百萬噸紙漿，一個年產百萬的大廠和一百個年產萬噸的小廠，即使大家都不上治理設施，仍然是前者產污水平更低，了解工廠運作的朋友都不難理解這一點。所以大型的造紙廠、化工廠、熱電廠其實都是十分環保的選擇。
治理技術就更好理解了，歐美髮達國家對環保重視得早，技術也走在前面，我國環保目前很多領域的主流技術都是人家二十甚至三十年前搞的，比較高端的比如膜法處理污水的設備核心技術到現在還不能實現國產化。技術研發投入是需要錢的，無論這筆錢來自財政還是企業自己掏，前提都是要有錢，有錢的前提就是經濟發達。
產業結構調整和污染企業外遷其實是更為關鍵的一個要素。
在一定時期內，治污技術是有一個上限的，就是達到一定水平就不能再治理得更清潔了。試想，一個城市如果以鋼鐵為主業，就算總GDP翻了一倍，人均也翻了一倍，那麼污染排放肯定也會上升，這是毫無疑問的。所以歐美國家的主要策略就是，把重污染的產業往外遷移，遷到哪兒呢？三十年前的中國就是個理想的地方：土地廣闊、人口眾多、窮得要死、只認識錢。造紙污染水環境，那直接從中國進口紙不就行了么？歐美本國則發展信息電子之類的高端產業，又清潔又賺錢。這方面的理論很多，什麼「污染天堂假說」的實證研究也很多，知網一搜一大把。
這種模式的本質是什麼呢？是用發展中國家的環境資源補貼發達國家的物質消費。我們課題組以前做過研究，以二氧化碳排放為例，中國每年產生的大量碳排放，其實是為了維護美國人的消費水平（然後美國人還指責中國是碳排放第一大國要求中國花更多的錢來搞碳減排）。如果有興趣可以去查一查海關的數據，我們出口給美國的工業製品里，有多少是生產過程中產污極其嚴重的產品，再看看美國這類產品的消費量有多少，算個百分比，心裡就有數了。
這個污染外遷的過程其實也發生在今天的中國，大城市把污染產業往二三線城市轉，東部沿海把污染產業往中西部轉。舉兩個栗子，一個是中原地區現在污染治理抓得太緊，很多化纖廠、紡織廠都干不下去了，於是就把廠子的生產車間搬去新疆（原因是啥大家自己想）；二是江浙一代自古以來盛產絲綢，但是現代絲綢工業里有個印染的步驟特別污染水，所以印染工廠現在很多都跑到廣西一帶去了，當地政府還歡天喜地迎接，幾個市縣長搶一個印染大廠甚至當場撕起來的事兒我也見過。還有一個中國特色的栗子：北京要治理大氣環境，措施之一是讓河北關掉幾千萬的鋼鐵產能，這不是通過貿易或投資，而是通過政治途徑，讓河北的經濟補貼北京的環境質量。
還有一類原因也算技術層面的，但與工業生產和污染治理都不同，所以單說，就是整個工業界所依賴的關鍵技術或者關鍵要素髮生了變化。假想一下，一夜之間，可控核聚變技術取得重大突破，一年之後就商業化了，連汽車上都可以安全使用聚變電池，那麼什麼煤炭脫硫技術、尾氣治理技術、鋼鐵產能限制，全都不用搞了，環境一樣會開始變好。
這種天方夜譚的事情當然不會一夜之間發生，但是有類似的實例。比如美國過去20年大量使用天然氣取代燃煤，所以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一路走低，而天然氣產量增加和成本下降，就是因為頁岩氣開採技術取得了關鍵突破。美國自70年代起就備受大氣污染困擾，出台了很多法案，21世紀以來終於有所好轉，EPA的官員們到處吹噓自己英明果敢。但是哈佛有個教授就跑出來潑了冷水，說大氣質量好了是不假，但這個可能和你們關係不大，你們別太把自己當回事兒了。當然此事在學術上尚有爭議，但是美國大氣治理能夠有翻天覆地之變，和頁岩氣開採是脫不了干係的。

根本就沒有這種情況。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和收入庫茲涅茨曲線一樣，都是極少數發達國家出現的經驗規律，在整個世界層面上根本不存在。關於環境問題，可以說發達國家的環境改善其實就是靠剝削髮展中國家的環境。有興趣的人可以找一下這篇論文「Green」 Technology and Ecologically Unequal Exchange: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n the World-System.

論文的核心觀點就是我們看到的所謂的有效保護環境的技術實際上會產生更多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現在全球產業鏈的結構大概是發達國家居於技術核心，發展中國家提供原材料和勞動力進行生產，發達國家進行消費。很多」綠色「技術消耗的礦物的原材料要遠多於普通技術，但是在最終消費時確實能夠減少污染。這些污染主要來自於礦物的提煉等。也就是說發達國家最終享有的是低污染的最終消費，而發展中國家承擔了原材料生產的污染。所以看到的結果是發達國家的環境越來越好，但是發展中國家的環境越來越差。如果去查一下生態足跡數據就會看到大概在上世紀70年代，人類活動造成的影響已經超過了地球的再生產能力。中國的話，在進入新世紀之後碳足跡有了飛速的增長，這和中國成為世界血汗工廠有莫大的關係。

順便推薦一個網易做的專題「南橘北枳」的中國光伏業.

怎麼沒人說臟活都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去做了？

東南亞各種進口白老爺的垃圾，中國前段時間才把進口垃圾廢了。

本人通過親身感受發表下觀點，本人深處廣袤無垠的內蒙古草原，不管京城的霧霾多麼的嚴重，這裡依然是白雲藍天依舊。
20年代，元寶山地區有處生產廠家，為了減少污染排放，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將排放的廢氣降到了極限，但是這樣做的後果是，超出了預算資金，引進技術和設備花銷7億元人民幣，理所應當，此廠家生產出的同種商品，就比其他廠家的產品價錢高，賣不出去，一直處在虧損的局面。政府部門也對其實行補貼政策，直到去年廠子終於倒閉。
這件事反映出了當前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矛盾，正所謂「魚和熊掌不可得兼」。
目前只能實行亡羊補牢這樣的做法，但慶幸的是，中國政府已經決定治理污染排放，所以相信未來的天空一定會更藍。

引用自《湯姆斯河》的豆瓣簡介

它曾是一個人口不到兩萬的農業小鎮，名字取自於那條流經當地的小河。
從萊茵河輾轉俄亥俄河谷擴張近百年後，1952年，世界三大化工巨頭——汽巴、嘉基和山德士——來到湯姆斯河鎮，成為當地最大的私人僱主，也使小鎮發展成全美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
1957年，鎮上的供水系統第一次檢測出了化學污染物。
1967年，對鎮上的供水系統做出調查後，當地水務公司和化工廠達成秘密協議，並發布調查結果：「鎮上的飲用水絕對安全。」
1974年，居民再次發現飲用水味道不對，當地報紙開始關注污染和健康的「傳聞」，縣衛生部調查後不了了之。1975年，公司再次做出回應：「飲用水絕對安全。」
1982年，13歲的蘭迪被確診患上了成神經管細胞瘤。紐約醫院的醫生髮出感慨：「又一個從湯姆斯河鎮來的。」當地居民談癌色變。此後，環保組織「綠色和平」介入調查。
1984年，汽巴-嘉基排污管道破裂，天機泄露。
1986年，新澤西州衛生部展開全面調查。
1991年，汽巴-嘉基關閉了湯姆斯河鎮的排污管道。1996年，湯姆斯河鎮化工廠關閉。1997年，瑞士總部把化工生產遷移到了中國和印度。

目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工產品生產國和使用國。1996-2010年，中國的苯、乙烯和硫酸的產量翻了兩番。巴斯夫，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公司，在中國有7000名員工和40家工廠。陶氏化學，在中國有4000名員工和20家工廠。

樓主是在問環境庫爾涅茨曲線嗎，放開這道題讓我考完prelim來答！！！！！！！
－－－－－－如果可以不正經的回答的話－－－－－－－
環境庫爾涅茨曲線好像說出了一些東西，然而並沒有什麼卵用。

－－－－－－如果要學術的話，來吧我先列提綱－－－－
1. 為什麼會有環境庫爾涅茨曲線（EKC）的提出？
2. 研究的高潮在哪裡？
3. 實證研究的缺陷有哪些？
4. 現在一般怎麼看？
－－－－－－－－－－－－－－－－－－－－－－－－－－－

把污染企業搬到發展中國家

把污染企業投資到發展中國家建廠之後

發達國家剝削髮展中國家的情況能改變嗎？
發達國家剝削髮展中國家的情況能改變嗎？ - 金融

一件售價14美元的襯衫，工廠僱主可以賺得58美分，約五倍於工人工資。那些介於零售商和工廠之間的中間商也將在服裝里抽取一部分利潤，另外，海關和船運費用大約佔一件襯衫的1%。布料和輔料佔了一件服裝成本的主要比率，約為批發價的65%。多倫多勞工權益活動者托馬斯表示，最終，最受壓榨的是工人，因為對於工廠主來說，控制工人工資比控制船運和棉布價格要容易得多。
http://p66kids.blog.163.com/blog/static/1651362822010729102247300/
中國服裝行業品牌之一紅豆集團給阿瑪尼貼牌加工西裝，每套的價格是50美元，但到了阿瑪尼的專賣店，每套的價格是500-800美元，價差高達10-15倍。
0.35美元與8美元的啟示中國如何走出低端產業鏈?_中國新聞
中國生產的惠普筆記本電腦出口到美國後,市場售價約為1000美元,其中美國公司在銷售環節獲利169.6美元,中國企業得到的加工費僅為30.3美元。

從每個芭比娃娃中,中國企業得到的加工費僅為0.35美元,而擁有該品牌的美國企業獲利近8美元。芭比娃娃背後的利潤分配模式盡顯製造方的弱點和尷尬。
這種給洋人打工，洋人賺大頭的經濟模式，基本就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差別的原因了。那些低收入的，環境污染大的，自然有發展中國家去打理。

污染不能減少，只能轉移。所以要富不夠，要先於第三世界而富，要有殖民意識。歐洲人幾百年前在非洲做的事情，就是我們現在在非洲做的事情。所以要認真學習美洲人現在在亞洲做的事情，因為我們也馬上要在亞洲這麼做。

很簡單的問題。乾淨與米飯、衣服一樣，也是一種商品。在你沒錢的時候，你肯定選擇米飯與衣服；在你有更多錢的時候，米飯與衣服已不是問題了，你這時還想要乾淨。

謝邀。本來是想在電腦上好好寫一寫的，無奈知乎網頁實在打不開，只好爪機碼字，也為我混亂的邏輯找個理由～
題主涉及了四個方面問題，首先，GDP的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應EKC曲線的走向，但是是否到達轉折點以及具體的發展趨勢絕不僅僅是根據GDP決定。同樣，並不是說國家和人民越有錢，環境治理就一定會好，我就願意買包包，才不想種花種草～產業結構是起很大作用的。所以第一個問題，答案是否定的，GDP絕不是衡量問題的唯一標準，只關注GDP的變化來推測趨勢太片面和狹隘了。
接下來，關於民眾意識，題主真是too young too simple 了。我們就按你舉的栗子來說～響噹噹的全球十大污染事故！一半以上發生在美國和日本，其中7個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好了，我們來看看這段時間到底發生了什麼。美國，1933年羅斯福新政拯救了美國的經濟危機，接下來二戰的勝利奠定了美國在戰後稱霸世界的基礎，從1945年到1969年，美國登上了資本世界的高峰，到達鼎盛時期。日本，二戰不說了，1946年以後雖說主要生產指標大大低於站前水平，但是，人家不是主戰場啊，人家技術工人，知識分子，沒有損失的，政局穩定不內亂，再加上依靠歐美，在1950到1975不到30年的時間，將西方國家半個世紀的科研成果學到手啊！！！學霸有沒有，人生贏家了吧……跑題了……所以說，環保的根源在發展，不在民眾意識啊，你民眾吵的再凶，分分鐘切腹給你看啊，人家該發展發展，該學習學習，無論哪個國家最開始都是以經濟發展為前提的，不要天真在錯誤的時候將民眾意識放大化。英美國家開始重視環保，是因為他們有能力環保。不是僅僅因為民眾意識。
中國國情複雜，要達到越發展越乾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好啦，我知道這句是廢話啦。但是起碼我們開始看到希望，環保真的開始變得不只是說說而已，這其中的意義和努力都是需要呵護和珍惜的，常說不能一口吃成個胖子，政策更是一樣，牽一髮而動全身，只要發展中國家的國情不變，夢想中的環保距離成真還有很大的距離。就這樣。

也是辛苦這群人，想出來這麼個曲線，來掩蓋自己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的事實。

產業轉移替發達國家解決了很多問題，遭殃的是發展中國家，像造紙，紡織一類的工業，再污染都必須生產，只不過換個地方罷了，就算髮展中國家發展起來了，也總要有比它不發達的地區擔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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