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明成祖五征漠北?

百度贴吧上的评价是否公允?
转 永乐五征蒙古的真相----扒掉明朝最大的遮羞布


谢邀。

明成祖五征漠北的意义,本人总结如下:

一、战果巨大,重创鞑靼、瓦剌
先澄清,明成祖五征漠北, 所谓50万大军,其实御驾所率最多几万人,50万是吓唬蒙古人的,大漠荒凉,水草缺乏,从苏尼特左右旗、阿巴嘎旗一带的干旱草原,到今天的外蒙古克鲁伦河边,几千里路地图上空荡荡的只有几个零星的泉眼、苏木、敖包,根本放不下大军,一处水源地最多只能容纳几千人宿营。大军出征漠北,前锋到了克鲁伦河、肯特山,后队可能还在今天的河北坝上呢。
前三次北征,都取得了胜利,后两次无功而返。看上去蒙古人没有什么损失,其实损失很大。蒙古人为了躲避明军兵锋,部落都迁徙到了极北荒凉之地。蒙古人和蒙古马耐寒暑苦劳,可是蒙古人的牛牛和羊羊就没有那么耐折腾了啊,迁徙途中,牲口容易累死、流产,而且明军北征都是在春季,蒙古人的牲口饥寒交迫的熬了一个冬天,春天草场刚刚返青,牲口还没有怎么贴膘,就被迫向北迁徙,死亡很多。阿鲁台就是这么被折腾得元气大伤,然后被瓦剌击杀。

二、财政鸭梨山大
明成祖首次出征漠北是1410年(永乐八年),大明朝是1368年建立的,才四十多年,元末战乱的疮痍未复,朝廷又大兴征伐。
明成祖的主要措施除了加派还有印钞票,大明宝钞(极其坑爹的东东,和金圆券有的一拼)在洪武年间,一贯宝钞还能换铜钱两百多,到了明成祖年间,一石米价值好几十甚至上百贯宝钞。一贯大明宝钞只能买几斤米,后来更不提了。山东由于征发急促,永乐十八年,还发生了唐赛儿的农民起义。
朝中大臣也为了北伐的开支向明成祖屡次进谏,惹得龙颜大怒,户部尚书夏原吉被关,兵部尚书方宾畏惧自杀。

三、后世仍然是一个烂摊子
明成祖死后,仁宗、宣宗都不再远征漠北,财政吃不消,宣宗朝还放弃了开平卫。
讽刺的是,由于明初对于蒙古部落的打击过于猛烈,蒙古贵族阶层几乎被一扫而空,元顺帝后裔几乎在自相残杀和部落混战中死得只剩没几个。草原上有枪就是草头汗,到处部落混战。整个草原再也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政权了。
瓦剌本来就是几个首领共同统治的,也先被阿剌知(枢密)院袭杀以后,瓦剌彻底分裂,最后形成了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个部落。
元顺帝后裔的达延汗好不容易表面上统一了蒙古,但是只有六个万户,总共不过二三十万人,漠北大部分都是瓦剌人(该叫卫拉特了)的地盘。达延汗分封诸子,很快蒙古再次分裂,俺答汗也只能勉强统一右翼三万户,死后又分裂。整个蒙古草原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权威,大家各行其是,没事找大萌打打秋风。大萌想讨伐、封贡、收买,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到处都是只有几千人最多几万人的穷饿之虏。汉朝的匈奴、唐朝的东突厥、回鹘、宋朝的契丹,都是可以谈判的,想北征也找得到对象,可是大萌……傻傻的找不到对象……
面对不知道哪里来的几千人的穷饿之虏,打治安战烦死人鸟,想象一下皇上或者内阁首辅三天两头动不动收到鞑靼几百人扰边,杀掠几十人而去的报告,求心理阴影面积……还是守长城吧……


不请自来
明朝自洪武建国以来,对北方蒙古用兵一直是一项基本国策。原因何在?因为徐达常遇春北伐攻入大都时只是赶走了元朝,没有实力取得歼灭。因此,在太祖实录中提到的都是驱逐二字。对蒙古称谓一直是故元。为了防范北元卷土重来,大多数时间都是巩固北方防线。至永乐时期,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进而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战略。不仅成祖五扫犁庭,宣宗也曾亲征北元。在几十年高压态势下,北元固有势力分崩离析,无法形成统一政权。此后没有能力大举犯边。
因此,从国防角度讲,多次出击北元是有深远意义的。
即使后世皇帝也没有放弃这个想法。比如孝宗就有过出击漠北的想法,可是被朝臣阻拦。一是因为国力消耗的考虑,二者是因为土木之变后,精锐尽失,武将勋戚殆尽,后世再无独挡一面的良将。加之文官势力做大,武力清剿也再没有出现过。
成祖以来的战略努力保证了北元没有对中原形成致命威胁。这一历史功绩和战略眼光是十分值得赞赏的。
瀚海为罈,天山为鍔,一扫胡尘,永清沙漠


不要总站到中原本位看问题。
首先,明朝皇帝是汉满蒙藏朝东亚大帝国的皇帝,而不只是汉地的皇帝,天朝皇帝对蒙古地区本来就是有义务的。就像西南土司也时常叛乱,难道大明皇帝就不是西南少数民族的皇帝了?
其次,与其他明朝皇帝不同,蒙古是朱棣基本盘之一,朱棣北征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蒙古内战。
蒙古对明朝来说是边患,但是对朱棣来说,那可是保证统治的柱石。谁要是试图统治蒙古,那等于是要朱棣的命根子,不拼命才怪。
两百多年后,满清为什么跟准部死磕一百多年,也是同样的道理。


蒙古地区如果出现统一政权,朱棣怕是睡觉都睡不安稳,要知道朱棣的中央警备团人员主体可是蒙古人:

《太宗八骏图》,其一曰龙驹,战于郑村坝乘之,中箭,都指挥丑丑拔。其二曰赤兔,战于白沟河乘之,中箭,都指挥亚失铁木儿拔。其三曰乌兔,战于东昌乘之,中箭,都督童信拔。其四曰飞兔,战于夹河乘之,中箭,都指挥猫儿拔。其五曰飞黄,战于藁城乘之,中箭,都督麻子帖木儿拔。其六曰银褐,战于宿州乘之,中箭,都督亦赖冷蛮拔。其七曰枣骝,战于小河乘之,中箭,安顺侯脱火赤拔。其八曰黄马,战于灵壁乘之,中箭,指挥鸡儿拔。


我来贴个反对的观点,摘自李洁非先生的《龙床》:
就是在这情形下, 朱棣居然双线作战, 深陷安南泥潭的同时, 又在北方连续发动五次对两大蒙古部落鞑靼和瓦剌的亲征。 五次北征分别是: 永乐八年征鞑靼, 永乐十二年征瓦剌, 永乐二十年征鞑靼, 永乐二十一年征鞑靼, 永乐二十二年征鞑靼。
连续对蒙古部落亲征有无必要? 肯定地说, 有必要——如果确实收获了有人所称颂的“妖氛残孽, 荡焉廓清, 几无孑遗”[160]的成果。 因为明代大部分时间来自蒙古部落的威胁和骚扰, 证明了这必要性。 然而“张皇师徒, 穷追遐讨, 深入漠北, 以靖胡虏”, 明显没有达到目的, 否则绝不应该仅隔二十年就发生“土木之变”、 英宗朱祁镇被瓦剌军队生俘的如此严重的危机。
五次北征, 被很有气势地形容为“五出漠北, 三犁虏庭”, 像犁地一样把蒙古人地盘连根翻了个底朝天。 单看这些形容词, 我们会以为朱棣给予敌人以何其具毁灭性的打击, 但细看随驾亲征的官员所做记录, 则令人满腹狐疑。
翰林检讨金幼孜, 跟随朱棣参加了永乐八年、 十二年两次北征, 其间, 逐日记录经过, 后成书《 北征录》 ( 亦称《 北征前录》 ) 和《 北征后录》 , 是这方面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
永乐八年第一次北征, 二月十日师出北京, 一路游山玩水、 狩猎赏景, 所获者野马、 狡兔、 黄羊耳,金幼孜能够记录下来的朱棣谈话, 也无非“汝等观此, 方知塞外风景。 ”“汝等观此, 四望空阔, 又与每日所见者异。”一类品鉴风光之语。 在路上行了整整三个月, 未遇蒙古部落一兵一卒, 直到五月八日, 才
报第一次军情: 某胡骑都指挥使“获虏一人至”。 第二天, 五月九日, 再获“胡寇数人及羊马辎重”。 之后,敌又无踪影。 直到六月九日, 总算见到一小股比较整齐的敌人“列阵以待”, “上麾宿卫即摧败之, 虏势披靡, 追奔不十余里”。 这“十余里”的追逐, 竟然就是
朱棣惊天动地第一次北征之最大战役。 后面, 偶遇“游虏”而已。 六月十四在一河边发现“游虏”, “虏怆惶渡河, 我骑乘之, 生擒数人, 余皆死。 虏由是遂绝。 ”[161]七月十七日, 朱棣率大军回到北京, 第一次北征结束。
“获虏一人”、 “追奔不十余里”、 “生擒数人”……
这就是永乐大帝从二月十日到七月十七日、 历时长达五月有余、 用兵五十万, 如此波澜壮阔的北征, 所取得的“自古所无有也”[162]的辉煌战果么? 而且最奇的是, “虏由是遂绝”——只抓了几个俘虏, 怎么会“绝”呢? 又怎么“绝”得了呢?
跟第一次比, 永乐十二年第二次北征, 战果堪称“巨大”, 但也不过“毙贼数百人”[163], 且是以“五十万之众”对“可三万余人”[164]极悬殊的兵力, 所取得的。
以后三次, 就近于搞笑了。
永乐二十年的北征, 三十万大军未至, 鞑靼首领阿鲁台率部望风而逃, 朱棣完全扑空。 即便一贯极尽粉饰之能事的《 太宗实录》 , 在添油加醋编造“杀首贼数十人, 斩馘其余党无算”之余,也还是闪烁其辞透露了实情: “丑虏阿鲁台闻风震慑, 弃其辎重牛羊马驼逃命远遁。 ”[165]既称“远遁”,当然连影子都见不着了, 何来“首贼”可杀, 且至“数十人”? 彼此矛盾, 其说不攻自破。 真实情况如何
呢? 此次北征系因阿鲁台的鞑靼部寇兴和( 今属内蒙) 、 杀明朝守将王焕而起, 可是阿鲁台听说朱棣亲统大军来伐, 就溜之大吉, 朱棣根本没有跟他所欲“惩罚”的鞑靼人交上手。 没找着鞑靼人, 他就拿另一部落即东部蒙古的兀良哈人出气, 所杀数百人亦属该部落, 而且多为老弱平民。 时任礼部郞中的孙原贞随军参战, 他描述说, 蒙古人在明军将至之前, “各先远避, 保其种类, 是以天兵如入无人之境。 直至黑松林以北, 但俘其老弱, 并获其马牛羊以归。 ”[166]如入无人之境, 杀俘老弱平民, 这也算“盖世奇功”?
第四次即永乐二十一年的北征, 如出一辙, 阿鲁台又使用“敌进我退”这一手, 朱棣则再次扑空, 再次“如入无人之境”。 正懊丧之际——《 明史》 的说法是“帝方耻无功”[167]——另一蒙古部落首领前来归附, 朱棣总算可以搪塞一把, 就像前一次杀俘兀良哈部老弱以充战果那样。
永乐二十二年最后一次北征, 索性空手而回, 连可以冒充的“战果”也没有。 整个过程从头到尾, “弥望荒尘野草, 虏只影不见, 车辄( 应为辙字之误, 抄者所误) 马迹皆漫灭, 疑其遁已人( 应为久字之误) 。 ”“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 周回三百余里, 无一人一骑之迹。 ”[168]无奈之下, 朱棣只好“班师”, 行至榆木川( 今内蒙多伦) 一命西归。如雷贯耳的“五出漠北, 三犁虏庭”, 实情原来如此。
每次北征, 均出动二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的人马, 声势这么浩大, 但遭遇的敌人往往仅千百, 最多一次“可三万余人”。 这就好比动用每秒运算十亿次的超级计算机, 解一道一元二次方程式。 明显多余, 明显不上算。 朱棣不会不知道, 但为什么还这样做?
我替他分析, 有四个原因。
第一, 是老话题了——作为非法的篡位者, 他亟需以种种“不世”之伟业, 来为自己正名, 树立威信。 我们看, 即位以来他就不断折腾,而且全是极大的动静, 几乎没有一天停歇过, 最后连死都死在实施“壮举”的过程中, 可见其心理压力之大。 说实话, 这也真够难为他的了。
第二, 他是个很虚荣, 又很在乎表面文章的人,一心想干惊天动地的大事, 以厕身于历史上的伟大君主行列; 或者说, 他所理解的伟大君主, 应当是轰轰烈烈的, 气吞山河的, 建立丰功伟绩的。 这一点, 跟他父亲颇不相同。 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回沙漠, 是史上
光复中华的第一人, 原很有理由自视甚高, 然而他反倒相当谨慎, 一生很少追求大而无当的虚荣, 治国的基本思路是务实——国家一旦统一, 立即集中精力于国内建设和民生问题; 国防思想注重构建牢靠的防御体系, 对外政策是“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除了修建
南京, 没搞过什么太兴师动众、 劳民伤财的事。 朱棣则是另一极端; 试看从燕王到驾崩榆木川这二十来年时间里, 他先后发动一场全面的国内战争( “靖难之役”) 、 六次大规模对外战争( 一次对安南, 五次对蒙古诸部落) , 决定并实施迁都和对北京的营造, 六
次派超大舰队远航, 此外还有完整地重新疏通大运河、 修建大报恩寺等一系列巨型工程……洪武时代的三十年, 好不容易从战乱中恢复并重建的经济, 就被他如此没完没了的好大喜功挥霍掉。 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很在乎自己能不能成为“伟人”。 他的大臣们
都懂他这心思, 所以在每次明明华而不实的北征之后, 纷纷献上如此的赞歌: “威德所加, 不远过汉高哉? ”[169]“乘舆所至, 盖汉武唐宗所不到者。 ”[170]“圣德神功, 巍然焕然, 直与天地准。 ”“万世不拔之业”[171]“自古所无有也”, “神功烈烈, 圣德巍巍,与天齐兮! ”[172]别人歌功颂德不算, 朱棣自己北征途中, 所到之处, 也迫不及待留名, 树碑立传, 制铭刻石, 大书“一扫胡尘, 永清沙漠”、 “于铄六师, 用歼丑虏”[173]之类豪言壮语。
第三,或许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我疑心朱棣五次兴致勃勃北征,除展现其“雄伟抱负”外,也兼带有游山玩水之打算。其实,这样揣想朱棣并不见得过分,喜欢游山玩水,向来是帝王们的传统,那些性情不安分、爱折腾或自以为胸怀宽广的帝王,尤其在皇宫和京城待不住。秦始皇是个例子,隋炀帝是个例子,朱棣的六世孙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个例子,以后的康煕、乾隆也是个例子。这几个人性情都比较“恢宏”,不能做到安安静静,故而喜欢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也有相反的例子,单说明朝皇帝,就是安静的居多。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很少离开;弘治、嘉靖、万历、天启、崇祯这几个皇帝,也都缺乏旅行的兴致,其中嘉靖皇帝最奇绝,过于安静,以致躲到西苑里不出来,钻研他的道教,许多大臣多年欲见其一面而不能。朱棣肯定跟他们不一样,当燕王时就带着兵到处跑,做了皇帝更闲不住,让他憋在京城和宫里,估计八成会得病。你看他在位二十多年,不从他北征途中见着塞外风光而发的感慨, 分明可以感到, 除了是“御驾亲征”的天子, 他也很有一番旅游者的意识, 到处勒石留言, 跟今天每每在景点歪歪斜斜刻下“某某到此一游”的游客似乎没有多大分别; 此外, 对朱棣来说, 塞外也算故地重游了, 年轻时作为燕王他曾统军来到此地, 所以不能排除他现在以当了皇帝的心情, 到此旧梦重温, 别样地体验往昔的荣光——人都是怀旧而自恋的, 朱棣恐怕尤如此, 他在给金幼孜等指点塞外风光时, 言谈话语间很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炫示感。
第四, 朱棣的北征, 是他缜密谋划的某个庞大计划的一部分。 这个计划, 涉及迁都北京、 削削蕃这两件对巩固其到手的权力至关重要的大事; 换言之, 为着达到这两个目的, 他必须走出北征这招棋。 思考不妨从这里开始: 御驾亲征究竟有何必要? 实际上看不出
任何必要性。 洪武二十三年, 朱元璋也搞过一次北征, 但是他没有也不必亲自出马, 而由燕王朱棣和晋王朱担任统帅。 历史上, 皇帝向不可轻动, 如想表示重视, 派亲王或至多太子以皇帝名义出征, 规格就足够了。 征安南的时候, 作为军事行动, 其规模尚在
北征之上, 朱棣更有理由重视, 但他却未自己挂帅。何以单单对北征如此热衷, 每次皆躬亲其事? 还有,从前面所述可知, 五次北征隆重上演, 实际上是小题大做, 甚至所谓敌情也纯属子虚乌有, 这不能不令人疑其另有文章。 可以留意, 在时间上, 北征恰恰是随着营建北京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展开, 以及工程开工日近而发生的。 我们当还记得, 永乐五年徐皇后病故, 朱棣借机把皇家陵寝迁至北京, 派官员和命理家择“吉壤”, 永乐七年结果出来了, 朱棣去北京验收,竟就此留下不走, 而第二年, 他便发动第一次北征。这绝非时间上的巧合, 明显是紧凑弈的有连贯性的两手——陵址安置在昌平, 显示了他迁都北京的决心; 而以北京为基地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 则意在增加北京的政治军事分量, 同时使他得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以北京为中心, 来削弱南京的意义。 又如我前面讲
过的, 迁都北京还不是他的底牌, 迁都隐含了另一个处心积虑的目的, 即改变洪武时代以几大“塞王”负责北部边防的布局, 将后者迁往内地, 然后自己来填补塞王内迁所造成的边防空虚, 此系旨在释塞王兵权、消除权力隐患的苦心的一手。 而为了显示塞王内迁不
会对国家安全构成损伤, 他必须大张旗鼓地一次又一次搞“御驾亲征”, 宣传其“战果”, 以证明其决策的正确。 朱棣“五出漠北, 三犁虏庭”, 从其过程看, 明显不必要, 并带有刻意而为的痕迹; 换成今天的话来讲, 基本属于为迁都北京和削藩这两大目的而服务的政治“作秀”。
他这一作秀不要紧, 银子可就花得如流水一般。兹以永乐二十年第三次北征为例, 我在《 太宗实录》里找到它所动用人力物力的一项统计数字:共用驴三十四万头, 车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 挽车民丁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 运粮凡三十七万石从之。 [174]这远非整个此次北征使用的人力物力, 甚至也非全部后勤使用的人力物力, 而仅仅是后勤中运粮这一项所使用的人力物力, 却已到令人咋舌的地步。 想象一下, 三十多万头驴、 十多万车、 二十多万民伕、 三十多万石粮食的付出, 末了只换来数百名战俘( 多半还是老弱平民) , 这桩买卖是否太亏了? 朱棣当然不会心疼, 因为花的是百姓的钱, 受苦受难的也是百姓, 而他却收获了“万世不拔”的称颂, 何乐而不为?
一次北征即如此, 总共却搞了五次! 还要加上征安南、 造北京、 下西洋……国无宁日。难怪在他死后, 那个叫黄泽的湖广官员, 不避斧钺, 公然抨击永乐时代“丁男疲于力役, 妇女困于耕耘; 富者怨征敛之繁, 贫者罹冻馁之苦”。
可几百年后, 颇有人既不研究历史, 也不把屁股坐在人民一边, 只是看见朱棣“尚武”、 “勇于拓疆”,就慷慨地送他一顶“有作为君主”的高帽子。
其实, 朱棣没给中国增加一寸土地。 不仅如此,与他那些唬人的御驾亲征所乔装打扮出来的民族英雄、 爱国者形象刚好相反, 他为了一己之私, 从根本上瓦解了朱元璋构建的北疆防御体系, 给以后的国家安全埋下严重隐患。
那还须从他发动叛乱时说起。 朱棣乃心思细密之人,起兵之际瞻前顾后,不仅对造反的决断周详考量,甚至虑及南下与政府军作战之后北平作为其后方是否会为人所趁。当时,封于大宁的宁王朱权握有重
兵,实力仅次于己。万一朱权阴怀“鹬蚌相持,渔翁得利”之心,则腹背受敌。朱棣左思右想,想出一条狠计,不单教朱权无法从背后捅刀子,还进而使大宁之兵为己所用,那将大大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此所谓“一石二鸟”——为达此目的,朱棣与大宁所属兀良哈三卫构成密约,借后者之六千蒙古骑兵胁持朱权入关。
那么,朱棣是以怎样优厚的条件,使兀良哈部落同意与他合作的呢?《明史》白纸黑字,记之甚明: “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畀三卫,以偿前劳。 ”[175]即:将宁王封地改为南昌,大宁行都司所在地迁往关内的保定,将原来大宁所辖之地全部割让于兀良哈三卫。这三个“报偿”,朱棣即位之后,果然一一兑现。
引狼入室、割地求荣,这样的事件若搁在近代朱棣必落得个“汉奸”、 “卖国贼”的骂名。 他所以侥倖逃此骂名, 甚至一般人很少知道他有这样污点, 只是因为兀良哈部落比较弱小, 并非劲敌, 倘若兀良哈与宋代时的辽国或明末的女真人相似, 朱棣则注定臭名远扬。
但朱棣所为的恶劣之处, 一是尽管兀良哈不足构成中国大患, 但此事性质与历来的“卖国”没什么区别; 二是朱棣纯属出于个人夺权需要, 而出卖国家利益; 三是迁徙宁王于南昌、 迁徙大宁行都司于保定,把大宁三卫拱手让与异族, 在北京正北至东北防线撕
开一个大口子, 后患无穷。
顾炎武所撰巨著《 天下郡国利病书》 , 对明史究是极重要的著作。 其对兵要地理, 尤有深考, 凡各地形势、 险要、 卫所、 城堡、 关寨、 岛礁、 烽堠、 民兵、 巡司、 马政、 草场、 兵力配备、 粮草供应、 屯田等, 无不详述。 在谈到大宁对明朝东北边防意义时,
它这样说:
大宁, 居遵化之北一百里, 沿山海以逮独石( 即长城独石口, 在今河北赤城县北, 是宣府镇明长城之重要关口) , 一墙之外皆其地。独石、 山海离京师皆七百里, 与大宁正相等。 国初( 指明朝初年) 建谷、 宁、 辽三王……以屏藩东北, 其为计深矣。 [176]
大宁的军事地理重要性体现在, 可以同时扼制蒙古、 女真两部, 而朱棣将大宁行都司后撤, 不啻乎使大明国从正面完全暴露, 外寇随时可以长驱南下侵扰。 因此, “正统己巳、 嘉靖庚戌, 诸敌犯内, 皆从此至。 ”[177]不单明代中期时受蒙古部落侵扰与此有关, 尤为惨痛的是, 明代晚期东北建州女真人崛起,直至导致明亡国, 与这一带防卫的空虚, 关系也很直接。 明亡后, 痛定思痛, 有人矛头直指朱棣:抚今追昔, 宁无叹慨? 而况于数千里严疆, 一旦波沉陆海, 则明
季边臣之偷玩, 有不忍言者。 而迹其始境, 宁不罪有所归哉! [178]
朱棣有没有意识到割弃大宁的潜在危险? 绝对意识到了。 华而不实的五次北征, 恐即为掩盖割弃大宁造成边防空虚的事实而设, 仿佛拍胸口说: 有朕亲自坐镇北京, 不时加以征讨, 区区“胡虏”不足忧虑。
也可能在他脑中, 真正心腹大患乃是身边像宁王那种拥有重兵的潜在挑战者, 至于寒伧“诸夷”, 只要不时搞一搞“御驾亲征”, 即足压制。


还是要从内部组织结构来看。五征蒙古属于大明武功的余辉。对于明朝来说,当淮西勋贵在朝堂被来自包邮地区的读书人取代的时候,土木堡之变是注定发生的。当武则天用酷di和科举寒门消灭了关陇贵族之后,唐军就无法继续吊打四方,唐皇再也当不了天可汗。当北京城里喜欢读论语写诗的旗人在朝堂上淘汰了弓马娴熟的旗人,清朝就连农民起义也镇压不了了,完蛋只是时间问题。任何一个专制政权,不维持一个朝气勃勃勇武有力,办事得力的贵族集团,迟早要完蛋。本质上是股东和职业经理人的差别,要防止发生内部人控制的情况。


我看了看,感觉吧主自己的感情色彩过于沉重了,北方游牧一向比南方王朝的战斗力强大,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还很能跑,西汉霍去病轻骑追逐上千里之深,朱棣的打击程度并不算过分。
朱棣有仇恨转移的可能,借外在危机转化弱化内部政治危机,和当年纳粹的是一样。
也许有空报的可能,但是几十万杀几个人,还搞个好几次,而且还主史一句话看不到,明史看不到,清史也没,典籍本来就极多,甚至有的差异极大,吧主就一本就断言如此,感觉太武断。
不是粉,但是也不吹,作为华夏后人,可以以成祖功绩自豪,=,但是如果是作为子民,还更愿意活在孝宗的时代。


我觉得吧,朱棣远征蒙古除了他自己好大喜功喜欢打仗以外,主要原因是迁都北京,满朝文武肯定都颇有微词,毕竟土木堡和后来的满清也证明了北京作为首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朱棣要向大家证明蒙古已经完蛋了,北方少数民族是不可怕的,你看我把他们都打到河里去了,所以才多次北征,但是他没想到自己还没死多久土木堡就出现了,要不是于谦明朝那时候就亡了


永乐皇帝攒下了二千多万两白银,上百万两黄金,供后世子孙挥霍,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宪宗,一直用到孝宗朝才差不多用完。后世这些不肖子孙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啃老,还要数落祖宗不是。


推薦閱讀:

TAG:明朝 | 中国历史 | 历史 | 战争 | 明成祖朱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