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明成祖五征漠北？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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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永乐五征蒙古的真相----扒掉明朝最大的遮羞布
谢邀。
明成祖五征漠北的意义，本人总结如下：
一、战果巨大，重创鞑靼、瓦剌
先澄清，明成祖五征漠北， 所谓50万大军，其实御驾所率最多几万人，50万是吓唬蒙古人的，大漠荒凉，水草缺乏，从苏尼特左右旗、阿巴嘎旗一带的干旱草原，到今天的外蒙古克鲁伦河边，几千里路地图上空荡荡的只有几个零星的泉眼、苏木、敖包，根本放不下大军，一处水源地最多只能容纳几千人宿营。大军出征漠北，前锋到了克鲁伦河、肯特山，后队可能还在今天的河北坝上呢。
前三次北征，都取得了胜利，后两次无功而返。看上去蒙古人没有什么损失，其实损失很大。蒙古人为了躲避明军兵锋，部落都迁徙到了极北荒凉之地。蒙古人和蒙古马耐寒暑苦劳，可是蒙古人的牛牛和羊羊就没有那么耐折腾了啊，迁徙途中，牲口容易累死、流产，而且明军北征都是在春季，蒙古人的牲口饥寒交迫的熬了一个冬天，春天草场刚刚返青，牲口还没有怎么贴膘，就被迫向北迁徙，死亡很多。阿鲁台就是这么被折腾得元气大伤，然后被瓦剌击杀。
二、财政鸭梨山大
明成祖首次出征漠北是1410年（永乐八年），大明朝是1368年建立的，才四十多年，元末战乱的疮痍未复，朝廷又大兴征伐。
明成祖的主要措施除了加派还有印钞票，大明宝钞（极其坑爹的东东，和金圆券有的一拼）在洪武年间，一贯宝钞还能换铜钱两百多，到了明成祖年间，一石米价值好几十甚至上百贯宝钞。一贯大明宝钞只能买几斤米，后来更不提了。山东由于征发急促，永乐十八年，还发生了唐赛儿的农民起义。
朝中大臣也为了北伐的开支向明成祖屡次进谏，惹得龙颜大怒，户部尚书夏原吉被关，兵部尚书方宾畏惧自杀。
明成祖死后，仁宗、宣宗都不再远征漠北，财政吃不消，宣宗朝还放弃了开平卫。
讽刺的是，由于明初对于蒙古部落的打击过于猛烈，蒙古贵族阶层几乎被一扫而空，元顺帝后裔几乎在自相残杀和部落混战中死得只剩没几个。草原上有枪就是草头汗，到处部落混战。整个草原再也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政权了。
瓦剌本来就是几个首领共同统治的，也先被阿剌知（枢密）院袭杀以后，瓦剌彻底分裂，最后形成了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个部落。
元顺帝后裔的达延汗好不容易表面上统一了蒙古，但是只有六个万户，总共不过二三十万人，漠北大部分都是瓦剌人（该叫卫拉特了）的地盘。达延汗分封诸子，很快蒙古再次分裂，俺答汗也只能勉强统一右翼三万户，死后又分裂。整个蒙古草原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权威，大家各行其是，没事找大萌打打秋风。大萌想讨伐、封贡、收买，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到处都是只有几千人最多几万人的穷饿之虏。汉朝的匈奴、唐朝的东突厥、回鹘、宋朝的契丹，都是可以谈判的，想北征也找得到对象，可是大萌……傻傻的找不到对象……
面对不知道哪里来的几千人的穷饿之虏，打治安战烦死人鸟，想象一下皇上或者内阁首辅三天两头动不动收到鞑靼几百人扰边，杀掠几十人而去的报告，求心理阴影面积……还是守长城吧……
不请自来
明朝自洪武建国以来，对北方蒙古用兵一直是一项基本国策。原因何在？因为徐达常遇春北伐攻入大都时只是赶走了元朝，没有实力取得歼灭。因此，在太祖实录中提到的都是驱逐二字。对蒙古称谓一直是故元。为了防范北元卷土重来，大多数时间都是巩固北方防线。至永乐时期，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进而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战略。不仅成祖五扫犁庭，宣宗也曾亲征北元。在几十年高压态势下，北元固有势力分崩离析，无法形成统一政权。此后没有能力大举犯边。
因此，从国防角度讲，多次出击北元是有深远意义的。
即使后世皇帝也没有放弃这个想法。比如孝宗就有过出击漠北的想法，可是被朝臣阻拦。一是因为国力消耗的考虑，二者是因为土木之变后，精锐尽失，武将勋戚殆尽，后世再无独挡一面的良将。加之文官势力做大，武力清剿也再没有出现过。
成祖以来的战略努力保证了北元没有对中原形成致命威胁。这一历史功绩和战略眼光是十分值得赞赏的。
瀚海为罈，天山为鍔，一扫胡尘，永清沙漠
不要总站到中原本位看问题。
首先，明朝皇帝是汉满蒙藏朝东亚大帝国的皇帝，而不只是汉地的皇帝，天朝皇帝对蒙古地区本来就是有义务的。就像西南土司也时常叛乱，难道大明皇帝就不是西南少数民族的皇帝了？
其次，与其他明朝皇帝不同，蒙古是朱棣基本盘之一，朱棣北征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蒙古内战。
蒙古对明朝来说是边患，但是对朱棣来说，那可是保证统治的柱石。谁要是试图统治蒙古，那等于是要朱棣的命根子，不拼命才怪。
两百多年后，满清为什么跟准部死磕一百多年，也是同样的道理。
蒙古地区如果出现统一政权，朱棣怕是睡觉都睡不安稳，要知道朱棣的中央警备团人员主体可是蒙古人:
《太宗八骏图》，其一曰龙驹，战于郑村坝乘之，中箭，都指挥丑丑拔。其二曰赤兔，战于白沟河乘之，中箭，都指挥亚失铁木儿拔。其三曰乌兔，战于东昌乘之，中箭，都督童信拔。其四曰飞兔，战于夹河乘之，中箭，都指挥猫儿拔。其五曰飞黄，战于藁城乘之，中箭，都督麻子帖木儿拔。其六曰银褐，战于宿州乘之，中箭，都督亦赖冷蛮拔。其七曰枣骝，战于小河乘之，中箭，安顺侯脱火赤拔。其八曰黄马，战于灵壁乘之，中箭，指挥鸡儿拔。
我来贴个反对的观点，摘自李洁非先生的《龙床》:
就是在这情形下， 朱棣居然双线作战， 深陷安南泥潭的同时， 又在北方连续发动五次对两大蒙古部落鞑靼和瓦剌的亲征。 五次北征分别是： 永乐八年征鞑靼， 永乐十二年征瓦剌， 永乐二十年征鞑靼， 永乐二十一年征鞑靼， 永乐二十二年征鞑靼。
连续对蒙古部落亲征有无必要？ 肯定地说， 有必要——如果确实收获了有人所称颂的“妖氛残孽， 荡焉廓清， 几无孑遗”[160]的成果。 因为明代大部分时间来自蒙古部落的威胁和骚扰， 证明了这必要性。 然而“张皇师徒， 穷追遐讨， 深入漠北， 以靖胡虏”， 明显没有达到目的， 否则绝不应该仅隔二十年就发生“土木之变”、 英宗朱祁镇被瓦剌军队生俘的如此严重的危机。
五次北征， 被很有气势地形容为“五出漠北， 三犁虏庭”， 像犁地一样把蒙古人地盘连根翻了个底朝天。 单看这些形容词， 我们会以为朱棣给予敌人以何其具毁灭性的打击， 但细看随驾亲征的官员所做记录， 则令人满腹狐疑。
翰林检讨金幼孜， 跟随朱棣参加了永乐八年、 十二年两次北征， 其间， 逐日记录经过， 后成书《 北征录》 （ 亦称《 北征前录》 ） 和《 北征后录》 ， 是这方面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
永乐八年第一次北征， 二月十日师出北京， 一路游山玩水、 狩猎赏景， 所获者野马、 狡兔、 黄羊耳，金幼孜能够记录下来的朱棣谈话， 也无非“汝等观此， 方知塞外风景。 ”“汝等观此， 四望空阔， 又与每日所见者异。”一类品鉴风光之语。 在路上行了整整三个月， 未遇蒙古部落一兵一卒， 直到五月八日， 才
报第一次军情： 某胡骑都指挥使“获虏一人至”。 第二天， 五月九日， 再获“胡寇数人及羊马辎重”。 之后，敌又无踪影。 直到六月九日， 总算见到一小股比较整齐的敌人“列阵以待”， “上麾宿卫即摧败之， 虏势披靡， 追奔不十余里”。 这“十余里”的追逐， 竟然就是
朱棣惊天动地第一次北征之最大战役。 后面， 偶遇“游虏”而已。 六月十四在一河边发现“游虏”， “虏怆惶渡河， 我骑乘之， 生擒数人， 余皆死。 虏由是遂绝。 ”[161]七月十七日， 朱棣率大军回到北京， 第一次北征结束。
“获虏一人”、 “追奔不十余里”、 “生擒数人”……
这就是永乐大帝从二月十日到七月十七日、 历时长达五月有余、 用兵五十万， 如此波澜壮阔的北征， 所取得的“自古所无有也”[162]的辉煌战果么？ 而且最奇的是， “虏由是遂绝”——只抓了几个俘虏， 怎么会“绝”呢？ 又怎么“绝”得了呢？
跟第一次比， 永乐十二年第二次北征， 战果堪称“巨大”， 但也不过“毙贼数百人”[163]， 且是以“五十万之众”对“可三万余人”[164]极悬殊的兵力， 所取得的。
以后三次， 就近于搞笑了。
永乐二十年的北征， 三十万大军未至， 鞑靼首领阿鲁台率部望风而逃， 朱棣完全扑空。 即便一贯极尽粉饰之能事的《 太宗实录》 ， 在添油加醋编造“杀首贼数十人， 斩馘其余党无算”之余，也还是闪烁其辞透露了实情： “丑虏阿鲁台闻风震慑， 弃其辎重牛羊马驼逃命远遁。 ”[165]既称“远遁”，当然连影子都见不着了， 何来“首贼”可杀， 且至“数十人”？ 彼此矛盾， 其说不攻自破。 真实情况如何
呢？ 此次北征系因阿鲁台的鞑靼部寇兴和（ 今属内蒙） 、 杀明朝守将王焕而起， 可是阿鲁台听说朱棣亲统大军来伐， 就溜之大吉， 朱棣根本没有跟他所欲“惩罚”的鞑靼人交上手。 没找着鞑靼人， 他就拿另一部落即东部蒙古的兀良哈人出气， 所杀数百人亦属该部落， 而且多为老弱平民。 时任礼部郞中的孙原贞随军参战， 他描述说， 蒙古人在明军将至之前， “各先远避， 保其种类， 是以天兵如入无人之境。 直至黑松林以北， 但俘其老弱， 并获其马牛羊以归。 ”[166]如入无人之境， 杀俘老弱平民， 这也算“盖世奇功”？
第四次即永乐二十一年的北征， 如出一辙， 阿鲁台又使用“敌进我退”这一手， 朱棣则再次扑空， 再次“如入无人之境”。 正懊丧之际——《 明史》 的说法是“帝方耻无功”[167]——另一蒙古部落首领前来归附， 朱棣总算可以搪塞一把， 就像前一次杀俘兀良哈部老弱以充战果那样。
永乐二十二年最后一次北征， 索性空手而回， 连可以冒充的“战果”也没有。 整个过程从头到尾， “弥望荒尘野草， 虏只影不见， 车辄（ 应为辙字之误， 抄者所误） 马迹皆漫灭， 疑其遁已人（ 应为久字之误） 。 ”“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 周回三百余里， 无一人一骑之迹。 ”[168]无奈之下， 朱棣只好“班师”， 行至榆木川（ 今内蒙多伦） 一命西归。如雷贯耳的“五出漠北， 三犁虏庭”， 实情原来如此。
每次北征， 均出动二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的人马， 声势这么浩大， 但遭遇的敌人往往仅千百， 最多一次“可三万余人”。 这就好比动用每秒运算十亿次的超级计算机， 解一道一元二次方程式。 明显多余， 明显不上算。 朱棣不会不知道， 但为什么还这样做？
我替他分析， 有四个原因。
第一， 是老话题了——作为非法的篡位者， 他亟需以种种“不世”之伟业， 来为自己正名， 树立威信。 我们看， 即位以来他就不断折腾，而且全是极大的动静， 几乎没有一天停歇过， 最后连死都死在实施“壮举”的过程中， 可见其心理压力之大。 说实话， 这也真够难为他的了。
第二， 他是个很虚荣， 又很在乎表面文章的人，一心想干惊天动地的大事， 以厕身于历史上的伟大君主行列； 或者说， 他所理解的伟大君主， 应当是轰轰烈烈的， 气吞山河的， 建立丰功伟绩的。 这一点， 跟他父亲颇不相同。 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回沙漠， 是史上
光复中华的第一人， 原很有理由自视甚高， 然而他反倒相当谨慎， 一生很少追求大而无当的虚荣， 治国的基本思路是务实——国家一旦统一， 立即集中精力于国内建设和民生问题； 国防思想注重构建牢靠的防御体系， 对外政策是“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除了修建
南京， 没搞过什么太兴师动众、 劳民伤财的事。 朱棣则是另一极端； 试看从燕王到驾崩榆木川这二十来年时间里， 他先后发动一场全面的国内战争（ “靖难之役”） 、 六次大规模对外战争（ 一次对安南， 五次对蒙古诸部落） ， 决定并实施迁都和对北京的营造， 六
次派超大舰队远航， 此外还有完整地重新疏通大运河、 修建大报恩寺等一系列巨型工程……洪武时代的三十年， 好不容易从战乱中恢复并重建的经济， 就被他如此没完没了的好大喜功挥霍掉。 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很在乎自己能不能成为“伟人”。 他的大臣们
都懂他这心思， 所以在每次明明华而不实的北征之后， 纷纷献上如此的赞歌： “威德所加， 不远过汉高哉？ ”[169]“乘舆所至， 盖汉武唐宗所不到者。 ”[170]“圣德神功， 巍然焕然， 直与天地准。 ”“万世不拔之业”[171]“自古所无有也”， “神功烈烈， 圣德巍巍，与天齐兮！ ”[172]别人歌功颂德不算， 朱棣自己北征途中， 所到之处， 也迫不及待留名， 树碑立传， 制铭刻石， 大书“一扫胡尘， 永清沙漠”、 “于铄六师， 用歼丑虏”[173]之类豪言壮语。
第三，或许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我疑心朱棣五次兴致勃勃北征，除展现其“雄伟抱负”外，也兼带有游山玩水之打算。其实，这样揣想朱棣并不见得过分，喜欢游山玩水，向来是帝王们的传统，那些性情不安分、爱折腾或自以为胸怀宽广的帝王，尤其在皇宫和京城待不住。秦始皇是个例子，隋炀帝是个例子，朱棣的六世孙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个例子，以后的康煕、乾隆也是个例子。这几个人性情都比较“恢宏”，不能做到安安静静，故而喜欢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也有相反的例子，单说明朝皇帝，就是安静的居多。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很少离开；弘治、嘉靖、万历、天启、崇祯这几个皇帝，也都缺乏旅行的兴致，其中嘉靖皇帝最奇绝，过于安静，以致躲到西苑里不出来，钻研他的道教，许多大臣多年欲见其一面而不能。朱棣肯定跟他们不一样，当燕王时就带着兵到处跑，做了皇帝更闲不住，让他憋在京城和宫里，估计八成会得病。你看他在位二十多年，不从他北征途中见着塞外风光而发的感慨， 分明可以感到， 除了是“御驾亲征”的天子， 他也很有一番旅游者的意识， 到处勒石留言， 跟今天每每在景点歪歪斜斜刻下“某某到此一游”的游客似乎没有多大分别； 此外， 对朱棣来说， 塞外也算故地重游了， 年轻时作为燕王他曾统军来到此地， 所以不能排除他现在以当了皇帝的心情， 到此旧梦重温， 别样地体验往昔的荣光——人都是怀旧而自恋的， 朱棣恐怕尤如此， 他在给金幼孜等指点塞外风光时， 言谈话语间很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炫示感。
第四， 朱棣的北征， 是他缜密谋划的某个庞大计划的一部分。 这个计划， 涉及迁都北京、 削削蕃这两件对巩固其到手的权力至关重要的大事； 换言之， 为着达到这两个目的， 他必须走出北征这招棋。 思考不妨从这里开始： 御驾亲征究竟有何必要？ 实际上看不出
任何必要性。 洪武二十三年， 朱元璋也搞过一次北征， 但是他没有也不必亲自出马， 而由燕王朱棣和晋王朱担任统帅。 历史上， 皇帝向不可轻动， 如想表示重视， 派亲王或至多太子以皇帝名义出征， 规格就足够了。 征安南的时候， 作为军事行动， 其规模尚在
北征之上， 朱棣更有理由重视， 但他却未自己挂帅。何以单单对北征如此热衷， 每次皆躬亲其事？ 还有，从前面所述可知， 五次北征隆重上演， 实际上是小题大做， 甚至所谓敌情也纯属子虚乌有， 这不能不令人疑其另有文章。 可以留意， 在时间上， 北征恰恰是随着营建北京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展开， 以及工程开工日近而发生的。 我们当还记得， 永乐五年徐皇后病故， 朱棣借机把皇家陵寝迁至北京， 派官员和命理家择“吉壤”， 永乐七年结果出来了， 朱棣去北京验收，竟就此留下不走， 而第二年， 他便发动第一次北征。这绝非时间上的巧合， 明显是紧凑弈的有连贯性的两手——陵址安置在昌平， 显示了他迁都北京的决心； 而以北京为基地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 则意在增加北京的政治军事分量， 同时使他得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以北京为中心， 来削弱南京的意义。 又如我前面讲
过的， 迁都北京还不是他的底牌， 迁都隐含了另一个处心积虑的目的， 即改变洪武时代以几大“塞王”负责北部边防的布局， 将后者迁往内地， 然后自己来填补塞王内迁所造成的边防空虚， 此系旨在释塞王兵权、消除权力隐患的苦心的一手。 而为了显示塞王内迁不
会对国家安全构成损伤， 他必须大张旗鼓地一次又一次搞“御驾亲征”， 宣传其“战果”， 以证明其决策的正确。 朱棣“五出漠北， 三犁虏庭”， 从其过程看， 明显不必要， 并带有刻意而为的痕迹； 换成今天的话来讲， 基本属于为迁都北京和削藩这两大目的而服务的政治“作秀”。
他这一作秀不要紧， 银子可就花得如流水一般。兹以永乐二十年第三次北征为例， 我在《 太宗实录》里找到它所动用人力物力的一项统计数字：共用驴三十四万头， 车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 挽车民丁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 运粮凡三十七万石从之。 [174]这远非整个此次北征使用的人力物力， 甚至也非全部后勤使用的人力物力， 而仅仅是后勤中运粮这一项所使用的人力物力， 却已到令人咋舌的地步。 想象一下， 三十多万头驴、 十多万车、 二十多万民伕、 三十多万石粮食的付出， 末了只换来数百名战俘（ 多半还是老弱平民） ， 这桩买卖是否太亏了？ 朱棣当然不会心疼， 因为花的是百姓的钱， 受苦受难的也是百姓， 而他却收获了“万世不拔”的称颂， 何乐而不为？
一次北征即如此， 总共却搞了五次！ 还要加上征安南、 造北京、 下西洋……国无宁日。难怪在他死后， 那个叫黄泽的湖广官员， 不避斧钺， 公然抨击永乐时代“丁男疲于力役， 妇女困于耕耘； 富者怨征敛之繁， 贫者罹冻馁之苦”。
可几百年后， 颇有人既不研究历史， 也不把屁股坐在人民一边， 只是看见朱棣“尚武”、 “勇于拓疆”，就慷慨地送他一顶“有作为君主”的高帽子。
其实， 朱棣没给中国增加一寸土地。 不仅如此，与他那些唬人的御驾亲征所乔装打扮出来的民族英雄、 爱国者形象刚好相反， 他为了一己之私， 从根本上瓦解了朱元璋构建的北疆防御体系， 给以后的国家安全埋下严重隐患。
那还须从他发动叛乱时说起。 朱棣乃心思细密之人，起兵之际瞻前顾后，不仅对造反的决断周详考量，甚至虑及南下与政府军作战之后北平作为其后方是否会为人所趁。当时，封于大宁的宁王朱权握有重
兵，实力仅次于己。万一朱权阴怀“鹬蚌相持，渔翁得利”之心，则腹背受敌。朱棣左思右想，想出一条狠计，不单教朱权无法从背后捅刀子，还进而使大宁之兵为己所用，那将大大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此所谓“一石二鸟”——为达此目的，朱棣与大宁所属兀良哈三卫构成密约，借后者之六千蒙古骑兵胁持朱权入关。
那么，朱棣是以怎样优厚的条件，使兀良哈部落同意与他合作的呢？《明史》白纸黑字，记之甚明： “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畀三卫，以偿前劳。 ”[175]即：将宁王封地改为南昌，大宁行都司所在地迁往关内的保定，将原来大宁所辖之地全部割让于兀良哈三卫。这三个“报偿”，朱棣即位之后，果然一一兑现。
引狼入室、割地求荣，这样的事件若搁在近代朱棣必落得个“汉奸”、 “卖国贼”的骂名。 他所以侥倖逃此骂名， 甚至一般人很少知道他有这样污点， 只是因为兀良哈部落比较弱小， 并非劲敌， 倘若兀良哈与宋代时的辽国或明末的女真人相似， 朱棣则注定臭名远扬。
但朱棣所为的恶劣之处， 一是尽管兀良哈不足构成中国大患， 但此事性质与历来的“卖国”没什么区别； 二是朱棣纯属出于个人夺权需要， 而出卖国家利益； 三是迁徙宁王于南昌、 迁徙大宁行都司于保定，把大宁三卫拱手让与异族， 在北京正北至东北防线撕
开一个大口子， 后患无穷。
顾炎武所撰巨著《 天下郡国利病书》 ， 对明史究是极重要的著作。 其对兵要地理， 尤有深考， 凡各地形势、 险要、 卫所、 城堡、 关寨、 岛礁、 烽堠、 民兵、 巡司、 马政、 草场、 兵力配备、 粮草供应、 屯田等， 无不详述。 在谈到大宁对明朝东北边防意义时，
它这样说：
大宁， 居遵化之北一百里， 沿山海以逮独石（ 即长城独石口， 在今河北赤城县北， 是宣府镇明长城之重要关口） ， 一墙之外皆其地。独石、 山海离京师皆七百里， 与大宁正相等。 国初（ 指明朝初年） 建谷、 宁、 辽三王……以屏藩东北， 其为计深矣。 [176]
大宁的军事地理重要性体现在， 可以同时扼制蒙古、 女真两部， 而朱棣将大宁行都司后撤， 不啻乎使大明国从正面完全暴露， 外寇随时可以长驱南下侵扰。 因此， “正统己巳、 嘉靖庚戌， 诸敌犯内， 皆从此至。 ”[177]不单明代中期时受蒙古部落侵扰与此有关， 尤为惨痛的是， 明代晚期东北建州女真人崛起，直至导致明亡国， 与这一带防卫的空虚， 关系也很直接。 明亡后， 痛定思痛， 有人矛头直指朱棣：抚今追昔， 宁无叹慨？ 而况于数千里严疆， 一旦波沉陆海， 则明
季边臣之偷玩， 有不忍言者。 而迹其始境， 宁不罪有所归哉！ [178]
朱棣有没有意识到割弃大宁的潜在危险？ 绝对意识到了。 华而不实的五次北征， 恐即为掩盖割弃大宁造成边防空虚的事实而设， 仿佛拍胸口说： 有朕亲自坐镇北京， 不时加以征讨， 区区“胡虏”不足忧虑。
也可能在他脑中， 真正心腹大患乃是身边像宁王那种拥有重兵的潜在挑战者， 至于寒伧“诸夷”， 只要不时搞一搞“御驾亲征”， 即足压制。
还是要从内部组织结构来看。五征蒙古属于大明武功的余辉。对于明朝来说，当淮西勋贵在朝堂被来自包邮地区的读书人取代的时候，土木堡之变是注定发生的。当武则天用酷di和科举寒门消灭了关陇贵族之后，唐军就无法继续吊打四方，唐皇再也当不了天可汗。当北京城里喜欢读论语写诗的旗人在朝堂上淘汰了弓马娴熟的旗人，清朝就连农民起义也镇压不了了，完蛋只是时间问题。任何一个专制政权，不维持一个朝气勃勃勇武有力，办事得力的贵族集团，迟早要完蛋。本质上是股东和职业经理人的差别，要防止发生内部人控制的情况。
我看了看，感觉吧主自己的感情色彩过于沉重了，北方游牧一向比南方王朝的战斗力强大，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还很能跑，西汉霍去病轻骑追逐上千里之深，朱棣的打击程度并不算过分。
朱棣有仇恨转移的可能，借外在危机转化弱化内部政治危机，和当年纳粹的是一样。
也许有空报的可能，但是几十万杀几个人，还搞个好几次，而且还主史一句话看不到，明史看不到，清史也没，典籍本来就极多，甚至有的差异极大，吧主就一本就断言如此，感觉太武断。
不是粉，但是也不吹，作为华夏后人，可以以成祖功绩自豪，=，但是如果是作为子民，还更愿意活在孝宗的时代。
我觉得吧，朱棣远征蒙古除了他自己好大喜功喜欢打仗以外，主要原因是迁都北京，满朝文武肯定都颇有微词，毕竟土木堡和后来的满清也证明了北京作为首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朱棣要向大家证明蒙古已经完蛋了，北方少数民族是不可怕的，你看我把他们都打到河里去了，所以才多次北征，但是他没想到自己还没死多久土木堡就出现了，要不是于谦明朝那时候就亡了
永乐皇帝攒下了二千多万两白银，上百万两黄金，供后世子孙挥霍，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宪宗，一直用到孝宗朝才差不多用完。后世这些不肖子孙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啃老，还要数落祖宗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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