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不避皇帝的名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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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大哥做了皇帝，兄弟是要避諱改名的，宋、清都有這樣的例子，為避李世民的諱民部還改為了戶部，那為什麼明朝不是這樣的呢？比如朱高熾、朱高煦，朱由校、朱由檢。

我猜測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同一輩人共同的字是朱元璋給取的，所以沒人敢改。

說起明代的避諱制度，自永樂以降，一直都是比較寬鬆的，連民間都不怎麼避諱這個，何況皇室。老朱定下來的字輩那更是沒人敢動的，畢竟是祖訓啊。關於明代避諱問題的具體情況可以看看我之前寫過的一小段文字，算是對明朝的避諱情況作了一個介紹吧。

明代的避諱制度非常奇怪，有時候嚴格的莫名其妙，有時候卻又寬鬆到讓人無法相信的地步。「明代避諱很嚴格」和「明代避諱很寬鬆」這兩種大而化之的觀點，都是過於籠統的，因為無論你持哪一方的觀點，都可以找到不少相反的證據來對你進行反駁。

那麼，對於明代的避諱制度到底應該怎麼看呢？

首先，讓我們把明朝歷代的避諱要求梳理一遍。
首先看《大明律》中的條文：
上書奏事犯諱
凡上書，若奏事誤犯御名及廟諱者，杖八十。余文書誤犯者，笞。若為名字觸犯者，杖一百。其所犯御名及廟諱，聲音相似、字樣各別，及有二字止犯一字者，皆不坐罪。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使用音近字和形近字是不算犯諱的，就算是皇帝的名字，只要不把那兩個字同時用出來，而是只用其中一個字，那也沒關係。

再看《大明會典》：「成化十三年、令舉人文字。凡遇御名、廟諱下一字，俱要減寫點畫。」在此時，皇帝名字的第二個字是要避諱的，避諱方式是寫的時候少寫幾個筆畫，而名字的第一個字，由於代表的是輩分，就不用管了。
到了弘治年間又有新規定：「弘治七年、令作文務要純雅通暢……（中間略過）……御名、廟諱、及親王名諱，仍依舊制二字不偏諱，不必缺其點畫。違者黜落。」這就更寬一些了，連筆畫都不用缺，這樣的規定，很好的貫徹了「二名不偏諱」的古訓，還是比較合理的。
這是紙面上的規定，實際執行的時候，各個皇帝都有差異，所以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先講朱元璋，應該說老朱在禮儀文化方面管的比較嚴，而且做了很多細緻的規定，比如普通的宦官不能稱「太監」啦，比如唱戲的時候禁止扮演歷代帝王啦……如此等等。與此相對應的，明朝在這個時期在避帝王名諱方面也抓的很緊。

朱元璋，字國瑞，是明代皇帝中唯一一個有字的。為了避諱，「元寶」被改稱「通寶」，這個大概是避諱中影響最大的了（但等老朱死後，「元寶」再次迅速回到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名既然要避諱，字當然也要避諱，因此改名的人大概不少。比較有名的，一是馮勝，老朱手下悍將，原名馮國勝，因避「國」字而改名；二是方國珍，元末小軍閥之一，歸順老朱之後同樣需要避諱，於是改名方谷珍。

總體說來，雖然有特例，但在洪武年間整個避諱制度相對而言還是比較嚴格的，至少比後來嚴多了。但是到了老朱的小孫子朱允炆這裡，事情突然起了一些詭異的變化。

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里是這麼記載的：「然有極異者，如懿文太子既有謚號矣，何以少帝仍名允炆？蓋當時已改尊稱為興宗康皇帝，猶為有說。而建文年號，音同御名，舉朝稱之凡四年。何以不少諱也？至建文二子，長名文奎，次曰文圭，其音又與「炆」字無少異，又可也？豈拘於太祖所定帝系相傳之二十字耶？似亦宜變而通之。當時方、黃諸大儒在事，紛紛偃武修文，何以不議及此？」

朱允炆的老爹朱標死得早，老朱很心痛，追謚為懿文太子；老朱給朱標這一支規定的字輩是「允文遵祖訓blablabla（剩下的我懶得打）」……所以朱允炆的兒子就是文字輩，比如朱文圭朱文奎什麼的；而朱允炆的年號，則是建文。

這也太巧了吧。

建文、文奎、懿文，全都有一個「文」字，所以全都犯了朱允炆的名諱，而朱允炆似乎對這些都視而不見。就算懿文太子是他老爹的謚號他不敢改，就算允文遵祖訓是他爺爺規定的字輩他也不敢改，那麼年號呢？年號是怎麼回事呢？這麼大一個「文」字擺在這裡，連年號都直犯上諱，擬定年號的大臣們一個個都眼瞎了不成？

據史料記載，朱允炆小朋友書讀得不錯，且熱愛《周禮》，甚至曾經有過把官職名稱全部改回古制的想法。看來他應該對禮法什麼的很熟悉，不會注意不到這種嚴重的失誤。那麼，他又何以居然坐視這麼些個犯了避諱的名號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呢？

（PS：不要跟我說這是同音字用不著避諱，自己查查歷史上因為同音改名的有多少，就會懂得我國古代的避諱有多麼嚴苛了。）

但是！神奇的事又出現了！徐達的長子徐允恭，為避諱改名徐輝祖……這就真是一筆糊塗賬了，你「文」都不避諱，「允」還避個什麼？

（再PS：徐達大將軍的起名水平簡直讓我無力吐槽，四個兒子分別叫做輝祖、添福、增壽、膺續，每一個都充滿了濃郁的鄉土氣息，我很懷疑他要是有第五個兒子會起名叫來喜……）

建文之後就說到朱棣了，朱棣的名字並不是常用字，本來就不常見，所以需要避諱的場合比較少，不過萬曆野獲編的補遺篇記載說：「明成祖名『棣』，故改滄州之『無棣』為『慶雲』，改樂安州之『無棣』為『海豐』」，這就說明當時是有避諱之事的。但是不避諱的例子也不少，《詩經》中有一篇詩題為《棠棣》，恰恰犯著朱棣的名諱，詩經是四書五經之一，地位極端重要，但是我找了不少典籍，卻並沒有發現將詩經中這一篇進行改動的記錄，想來是無需避諱的。就連明人陸容也在《菽園雜記》里說：「今士大夫以禁網疏闊，全不避忌。如文皇御諱，詩文中多犯之。」陸容很認真的提出了避諱方案，但並沒有人鳥他，大家依舊照用不誤。所以我甚至大膽猜測，朱棣改『無棣』為『慶雲』，大概也不是出於避諱的考慮，而是看著「無棣」二字，覺得太他娘的不吉利了。

朱棣之後的明朝，更是驟然進入了一個避諱寬鬆的階段，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二云：「避諱一事，本朝最輕。如太祖御諱下一字，當時即不避。宣宗英宗廟諱下一字，與憲宗舊名新名下一字，士民至今用之。」朱高熾、朱瞻基、朱祁鎮、朱祁鈺、朱見深，他們的名字中都或多或少的有常用字，但這些字在明代的各類書籍公文之中仍然常見，並沒有見到什麼需要避諱的。

特別需要提的是朱瞻基，他剛即位就宣布，自己的名字無需避諱。至於其餘幾位，也可以隨便舉出很多不避諱的例子。例如，朱祁鎮名字中有個「鎮」字，但縱觀整個明朝，「鎮守太監」這個職務一直存在，也從來沒有改過名字。而在哈銘所寫的《正統臨戎錄》中有這麼一段：「本月二十六日，太監興安傳：『奉聖旨：哈銘升一級校尉，袁彬升試百戶，欽此。』升銘實授所鎮撫。」哈銘隨侍朱祁鎮很久，不可能明知有避諱而仍犯，唯一的解釋就是當時無需避諱。又比如朱高熾，當時姓高的大臣仍舊大有人在。

再比如朱見深，他的名字非常樸實（……），都是常用字，而基本未見需要避諱的案例，例如丘濬，字仲深，然而他在成化朝為官時也從來沒人要求他把自己的字改成別的什麼。陳垣先生在《史諱舉例》中說：「按明律雖有上書奏事犯諱之條，然二字止犯一字者不坐。明諸帝多以二字為名，故不諱也。」大概可以解釋這種現象。不過正統年間，倒是有一個考官因為犯諱而被問罪的記載，但是他犯的是當地藩王楚王的避諱，和帝王名諱這一大節並沒有關礙。

朱祐樘在位時對避諱問題也比較寬容，他曾經下過這麼一條命令：當帝王名諱只是單字出現時不用避諱，寫的時候也不用特意少寫筆畫（「孝宗朱佑樘於弘治七年定科場式令：「御名廟諱及親王名諱仍依舊制，二名不偏諱，不必缺點畫，違者黜落。」）。

嘉靖皇帝朱厚熜是一個非常重視禮法的人，但是當時紫禁城裡的厚載門（現在南京的厚載門已經轉訛成了後宰門，完全失去了原來的內涵）就在他眼前，他也沒有想到下令把這個名字給改了。

改名的也不是沒有，比如張璁，因為大禮議中的出色表現被重用，後來他為求避嫌，自請更名，嘉靖賜其名為「孚敬」。但我並不覺得他改名是因為避諱制度的必然需要，因為他改名是在嘉靖十年，當時嘉靖都繼位那麼久了，要真是為了避諱，為什麼之前都不考慮這事？結合當時的歷史情況（比如他與夏言的矛盾）考慮，我認為，張璁自請改名，主要目的應當是為了進一步討好嘉靖皇帝，而非出於避諱的考慮。

同樣還有一件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發生在嘉靖朝，那就是嘉靖長子的名字問題。明史記載：「哀沖太子載基，世宗第一子。生二月而殤。」朱載基，這就是他的名字。而這個名字，正好觸犯了宣宗皇帝朱瞻基的名諱。就算當時避諱制度再寬鬆，朱瞻基是嘉靖的直系祖先，給兒子起名的時候直接觸犯祖宗的名諱，這錯誤實在是太匪夷所思。就算朱瞻基自己開明，不在乎這個，嘉靖作為後代，難道就完全忘記了這一點嗎？國諱一層，家諱一層，事關重大，嘉靖這樣重視禮法的人，怎麼會犯這種低級錯誤呢？

不過，嘉靖長子的名字是否是朱載基本來就還存疑，在別的典籍中也有不同的說法，比如四庫本《弇山堂別集》卷三十一
東宮紀中說：「哀沖皇太子載填，世宗長子也，母貴妃閻氏。嘉靖十二年八月生，十月薨，追冊謚，葬西山。」兩相對照，明史的記載有可能有些問題。對此我寧願相信嘉靖的長子根本不叫朱載基，否則嘉靖起名字的時候腦袋一定被驢踢了。

朱載垕對於自己的名字忌諱也不多，之前的「厚載門」就可以拿過來再當一回例子。但穆宗在別的地方倒有忌諱，北京北部有個「延慶縣」，明代穆宗之前叫「隆慶衛」，穆宗年號正好是「隆慶」，就把「隆慶衛」改成了「延慶衛」。避諱年號的事情非常少見，除了此例之外我只在《酌中志》中看到作者劉若愚自述說：「纍臣原名時泰，避光廟年號改此。」此外就未見避諱年號之事了。

萬曆年間倒是有避諱的記載，比如明神宗名「翊鈞」，遂改「鈞州」為「禹州」。但是不避諱的事例也有，《萬曆野獲編》寫道：「今上皇貴妃鄭氏所居宮曰翊坤宮，上一字即今上御名。而內外所稱，章疏所列，俱公然直呼，恬不為怪，亦無一人議及之。」鄭貴妃是萬曆最喜愛的妃子，而萬曆每天去找她的時候，又何嘗要求將宮殿改名？

之前說過，明朝規定了所謂「二名不偏諱」，但是關於二名不偏諱的本義，也是有爭議的。常見的觀點有兩種，一種是二名不偏諱，即二字皆須避；一種是二名不徧諱,即僅避其中一字即可。

但無論怎麼規定，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將皇帝的名字二字同時說出來，肯定是犯諱的。但是這樣犯諱的事情仍然有所出現，《酌中志》記載：「戊申三月，欽遣閱視京營而識見深沉，料事多中。」請注意，這裡「見深」二字同時出現，劉若愚是宮人，而且是罪臣，按理來說他寫東西應該更加小心謹慎才是，但他卻直書先皇之名，由此可見當時避諱的寬鬆。

萬曆而後，避諱之法稍密。陳垣先生在《史諱舉例》中說：「明季刻本書籍，常多作嘗，洛多作雒，校多作較，由字亦有缺末筆者。」明光宗名「常洛」，故改「常」為「嘗」，改「洛」為「雒」。明熹宗名「由校」，遂改「校」為「較」。明毅宗名「由檢」，遂改「檢」為「簡」。甚至有把「由」改作「繇」的案例。

《日知錄》記載，崇禎三年曾經下詔，「避太祖成祖廟諱，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廟諱」，言下之意，就是其他皇帝的名諱就不用避了。這是官方的規矩，而實際上的規矩比這個詔書規定的要更寬鬆的多。

此外還要說明一點，有的人認為，明朝皇帝可能會覺得朱姓是高貴之姓，所以連自己的姓都會避諱，不允許別人姓朱，其實這種觀點是錯的。唯一不允許姓朱的，是宦官。《酌中志》說：「凡內臣姓朱者，皆改姓諸，禮之義也。」這就說明，這一規定的意義，在於使「公族無刑人」，是出於對國姓的尊重的考慮，和避諱的問題沒有關係。

（PS：其實在上古時，避諱的規定也並不嚴苛，一直到漢代，也只是避諱那一個字，而對同音字無甚限制，《禮記·曲禮上》中也有「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的說法。一直到唐宋時，避諱才變得嚴苛起來，具體情況可以參考閱讀韓愈的《諱辯》，此處就不多說了。）

《弇山堂別集》萬曆十八年金陵刻本記載明穆宗的名字是朱載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