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元明之際漢人文士的華夷之辨觀念極為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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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來自wiki 「元明之際的文士皆尊奉元朝為正統王朝，元朝滅亡後對元朝皆有故國之情，而對於朱元璋則多表厭惡，當時江南士人，不論是否參加張吳政權，或參加朱明政權，乃至獨立人士，都相當懷念元朝。明朝建國之初，不願仕官和不願效忠新朝廷的地主文人為了逃避徵辟而採取自殺、自殘肢體、逃往漠北、隱居深山以及斬斷手指等方法，誓不出仕（中國古代銓選，有「身言書判」四方面標準，身體有殘疾者不能任官）」

古代所謂的忠君愛國，講究的更多是忠君，所謂食君之祿，忠君之事。至於華夷之辨什麼的，有，但絕對不是主流。你看文天祥，被後世渲染為「愛國詩人」，不也默許自己弟弟和繼子在元朝當官嘛，沒喊什麼，你他媽居然去當元朝的狗，我日你大爺。他自己食宋朝的祿，他兒子和弟弟又沒深受皇恩，沒必要陪他一起赴死。

貼一篇我以前為公眾號寫的文 :PS：(為了挑起話題性有些吹元，但是裡面列舉的史料都是有據可考的,大家不要罵我元吹什麼的，羞羞臉（*/?＼*）鞠躬)

在一般大眾眼裡，元朝是個充滿殺伐與暴力的朝代，四等人制度、十戶一把菜刀等一幹流言也一直在被坊間流傳著。通過這些流言，我們腦內似乎已經能夠編織出一個蒙古貴族整日花天酒地，而低等漢人則過著豬狗不如的日子的景象了。但是，如果肯潛心研究元明時期一干文人筆記，了解他們對國家的態度和生活，我們不難發現，元、明時期的眾多文人，甚至一些名儒，如宋濂，方孝孺等，他們對元朝卻是青睞有加，筆下不乏溢美之詞。那麼，這些文人究竟是斯德哥爾摩症爆發？還是真心感懷元朝帶給他們的安逸日子呢。我們不妨透過古代文獻仔細了解下，元朝對江南的統治究竟是如何的。

（圖：教科書所列舉的四等人制度分別為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漢人、四等南人）

明初文人對元朝的褒讚

民國四大史學家之一的錢穆先生曾有一篇著作，名曰《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裡面詳盡羅列了元末明初各類文人的詩集。錢穆讀罷諸詩文，對此的感悟是，明初的士大夫「出身雖微，要之言必陳本朝，而其本朝則胡元也。彼輩之重視昭代，乃與在朝仕宦者無二致，則何其於亡元之崇重，而於興明之輕蔑。」也就是說，相較於重開漢人日月天的大明，這些士人彷彿對蠻夷統治的胡元更青睞有加，從下面列舉的一些明初士大夫的詩文，就可以看出他們對亡元的態度了。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亦（《草木子》卷三上）。」

在元末明初的大學者葉子奇看來，元朝是個輕徭薄賦，海晏河清的朝代，宛若烏托邦一般的國度。

「元貞大德乾元象，宏文開，寰世廣……唐虞之世慶元貞……元貞大德秀華夷，至大皇慶錦社稷，延祐至治承平世。養人才編傳奇，一時氣候雲集（《臨波仙》）。」

似賈仲明這般的劇作家，在元曲中也極力謳歌元朝帶來的承平年歲。

「故蜀國文靖虞公，以碩學熊文，際遇文皇帝（元文宗），師表海內。……生乎閥閱之門，奮乎熙洽之辰（《蘇平仲文集》卷二）。」

「元有國，自至元承平之後，人尚彌文而器能多不足於用（《胡仲子文集》）。」

「元不戍邊，賦稅輕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詠作（《西野春遊詞序》）。」

如此種種，不免讓人生疑，這幫印象里四等人中地位最低下的「南人」，為何如此鍾情這個朝代，這個印象中充滿殺伐暴力的國度，為何在文人筆下，卻是一派承平盛世呢？

這就要從元朝對江南的統治開始說起了。

（圖：元末明初大學者葉子奇著作《草木子》）

元代對江南的統治

江南地區自古就是國家經濟命脈，自唐中葉後，隨著經濟重心的逐漸南移，江南地區成為歷朝財賦的重要來源地。唐代詩人韓愈曾說：「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從元世祖制定征服江南的計劃開始，就十分注重對江南的管理。元世祖就要求部下不要妄下屠刀。「既入宋境，分命諸將毋妄殺」（《元史》卷157），並要求部隊效仿宋朝以寬容著稱的將領曹彬那樣征服江南，「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 (《南村輟耕錄·卷一·平江南》)。

而在江南的途中，元世祖也同樣注重百姓的感受。為了征伐更為穩妥，他一改往日游牧式的劫掠完便棄城的方針，要求駐軍保護百姓，使得他們安心務農（《元史》卷8）。這樣，忽必烈的征服江南之戰，既保留了大量有生勞動力，沒有破壞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博得了廣大江南士人們的心。

（圖：元世祖忽必烈）

有元一朝入主中原後，不僅對江南一帶不加干涉，反而還給與保護，實行寬民政策。除了應繳納的賦稅之外，「他征無發」，並沒有額外的苛捐雜稅（《谷山筆麈》），導致江南一帶當時富家大族林立。這正常的賦稅，相較之前朝減少了許多。

在宋時，吳浙一帶經常苦於公田的賦稅，由於統治階級腐敗的管理，宋時期，蘇州一帶歷年要繳納賦稅粟高達兩百萬石。加上其火耗等苛捐雜稅，被欺壓的佃戶儘管每月辛勤，生活仍相當窘迫。而元時期，不僅把公田歸還於民，而繳納的賦稅也僅僅是宋朝的一半（《北游錄·上司農陳素庵書》）。

其賦稅不僅輕於前朝，元政府還曾多次減免賦稅，對江南地區的士人實行籠絡。如至元二十年五月，一次性就減免了江南賦稅的三分之二（《元史》卷12）。如此輕徭薄賦，無論是小民還是富戶，都如釋重負，這樣的統治怎能不受到江南士人的愛戴呢？以致到了兩百年後的明末時期，江南文人都在書中感懷「前元取民最輕」（《萬曆野獲編》卷二歲入）。

自由的創作環境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理想主義的文人們都有過這樣的憧憬——能夠閑散自由地飲酒賦詩，不為世俗紛擾而迷失自我。這不僅需要具備文人的主觀條件，還要擁有一個寬鬆的社會環境，而元朝恰恰是這類文人的理想鄉。在科舉衰敗後，文人們在被朝廷邊緣化。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群無人管束的自由階層。他們遵循宋代以來的傳統，主要從事講學與作詩兩大行當，尤其是在江南地區就更是如此。有元一代，書院林立，詩社迭起，與此種既輕視文人又放縱文人的政治環境是密切相關的。後來王世貞曾追憶說：

「當勝國時，法網寬，人不必仕宦。浙中每歲有詩社，聘一二名宿如廉夫輩主之，刻其尤者以為式。饒介之仕偽吳，求諸彥作《醉樵歌》，以張仲簡第一，季迪次之。贈仲簡黃金十兩，季迪白金三斤（《藝苑卮言》）。」

文禍（文字獄）一事，向來自古有之，而在元朝，文禍卻近乎絕跡。

松江人俞俊寫下「君恩如草，秋至還枯槁」等字眼，被人告上官府，這類禁忌字眼，只得到官府一句「亦當禁止」的回復便作罷。

梁棟為南宋故官，因於屋壁題詩感懷南宋而被仇人告上官府，罪名是謗訕朝廷，有思宋之心。

而面對妄圖以言殺人的策劃者，元廷官府回駁道：「詩人吟詠性情，不可誣以謗訕。倘使是謗訕，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宋遺民錄》卷12）。」

大哉乾元，大在其心胸之寬廣，包容之大度。元人的詩文，隨處可見「胡虜」等詞，元代的色目人，可以謳歌漢人的岳飛，為其題詩，元朝的漢人亦可為外族修史，稱頌異族的偉業。如遼、金、宋三本正史，就是由宋金遼各族史家合作修撰而成。這既可以集中各族的智慧,充分調動其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既能保證三史的順利修撰,又可克服民族偏見,客觀撰寫各族歷史。這三部正史，正是元統治者在思想文化上平等對待各族的健康心態的體現。

（圖：富春山居圖）

士人們的個性化

輕薄的徭役和儒家傳統理念的淡化，使得士人們更執著於追求自我意識的發展。即使是後期科舉的恢復，士人們也不樂於追求功名，他們不拘禮法，嚮往自由，比起功名，他們更喜歡隱居於城郊，或去各地流浪漂泊，如詞曲家張炎，不甘居於土地上，在中國大陸上漂泊了有30多年；亦可駕一船歷覽名山勝水，拜訪名士，縱情高歌；再有些通過衣著，詩詞來張揚個性，如被時人稱為狂生的王冕，整日帶著高檐帽，穿著綠蓑衣，穿著木屐騎著黃牛遊走於街上；關漢卿在自述散曲《不伏老》中自詡道：「我是個普天下郎君首領，蓋浪子班頭」。正是由於元代士人受名教觀念的束縛不強，才能在那些作家身上展現出鮮明獨特的個性，也是中國自我意識蘇醒中的閃光點，標誌著人性的認知程度深化。

（「狂生」王冕）

自由的婚姻制度

千年的華夷之辨導致歷代對於異族婚姻有相當嚴苛的管制，如唐朝，和異族人結婚要被流放兩千里（《唐律》卷八衛禁律），明朝時期的色目人不得自相嫁娶，否則男女兩家都得被抄家並為奴為婢（《明要會》卷52）。相較之下，元朝時期的婚姻制度沒有什麼夷夏大防，是一個對婚姻相對包容的朝代。從史料記載來看，女真，契丹，回回，欽察，哈剌魯，漢等之間都互有通婚，元朝時期，蒙人娶漢女，或者漢人娶蒙女的例子也是家常變飯。如之前提到因妄語被人告上官府的松江人俞俊，其妻子是蒙古女也先氏，如真定人王慶瑞，諸夫人中有蒙古人也速真氏，東平人李如忠，真定靈壽人鄭銓，洛陽人暢師傅，錢塘人葉肅可，這些元朝時期出土的墓碑上都刻有著他們的蒙古妻子的姓氏(《中國歷代民族史—元代民族史第34頁》)，如此種種，都說明元朝時期婚配製度並無種族，等級觀念之分。

自朱元璋奪天下後，漢人被強制要求不準再習胡俗（《明太祖實錄》卷30），回回被套上了豬皮鞋（《教坊司題名碑記》），士人們在經歷了故元如此寬鬆的環境後又身處在這種以統治者主觀意願推行的野蠻統治下，他們又怎能不感懷那政治體制寬鬆的前朝呢？

因為這屆趙（朱）家人不行。

我們舉個例子，大金忠臣張天綱。

（張天綱）知元帥官奴（蒲察官奴）有反狀（這事沒那麼簡單就是），屢為上（金哀宗）言之，上不從，官奴果變，遂擢天綱權參知政事

妖人烏古論先生者自言能使軍士服氣，可不費糧。右丞仲德援田單故事，欲假其術以駭敵，語在《烏古論鎬傳》。上頗然之，天綱力辨以為不可，遂止，且曰：「向非張天綱，幾為此賊所誑。」

反觀趙家人:
綱（李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人戰幕天坡，以神臂弓射金人，卻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恚不得報，至殺傷內侍。

丙辰，妖人郭京用六甲法，盡令守御人下城，大啟宣化門出攻金人，兵大敗。京託言下城作法，引余兵遁去。金兵登城，眾皆披靡。

再想想張天綱被宋朝俘虜的時候怎麼罵的人

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

罷黜李綱，害死岳飛的趙家人並不能反駁。

為南宋滅金，親手俘虜張天綱的孟珙還不是要感嘆:「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

說白了，張天綱畢資倫殉節，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張天綱事哀宗，哀宗從善如流。畢資倫以至貧至賤之身，獨掌一軍，職居三品。金朝以國士待二人，二人自當以國士報之，此乃士大夫之本職。

倒是李綱、岳飛，被趙家人虐了千萬遍，還是一片丹心報國家，你敢說這是因為士大夫的愚忠么？所以二人，境界更高。

獨夫不足恤，惜天下蒼生耳。

正好最近有在看宋明以及元朝時期漢人的華夷之辨思想以及對於元朝認同這方面的書，來答一下。

蒙古人的軍事力量在當時是世界最強的，按照斯塔夫里阿諾斯的說法，中國強盛時統一的漢或唐，可以輕易擊敗蒙古；亦或最強盛時期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也能制止蒙古人。但蒙古人出現的時間實在是剛剛好，中國分裂成立宋、金、西夏，而花剌子模和阿拔斯王朝這時均處於衰落時期。（《世界通史》第7版上第229頁，斯塔夫里阿諾斯）

蒙古人在征服南宋以後，第一個想法便是夷平各城市，將新臣民併入傳統的蒙古部落社會。但得益於耶律楚材的勸阻，蒙古人認識到中國人不是完全沒有用處，可以對中國漢人進行徵稅來獲利，從而在元初避免了一出大悲劇。（《世界通史》第261頁）

終元一朝，元政府對於漢人是極度防備的。元朝為了確保蒙古族的統治地位，在人事制度上實行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族群制度，並將這一基本國策貫徹到所有行政、立法、司法、軍事、經濟、文化與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元朝的職官制度，「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元史》卷三五《百官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三大機構的長官，例由蒙古人擔任，丞相必用蒙古勛臣，軍機重務尤其不讓漢族官僚與聞。（《元史》卷二六）

而一挨有事，蒙古高官便想屠戮漢人，以保蒙元統治。「至元三年廣州變起之後，四月，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時大臣有忌漢官者，取其所獻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邪？意漢官諱言反...則可將漢官皆坐以逆黨，而一律剷除之以為快。是歲，巴延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是為宰相起意屠戮漢人，先就人數最多之姓為始。」（《明史講義》第一章開國）

「凡歷朝享國者，必有一朝之制度。制度漸壞，國詐漸衰...有周之制度，既有周之八百年；有漢之制度，既有漢之四百年；唐宋皆然。惟元無制度，其享國既在武力之上，其能鉗制人民數十年而後動者，既其武力之橫絕歷代也。」（《明史講義》第二編各論，孟森）

話題回到華夷之辨，在許多宋代人士的心理深處，對兩宋時期的南北對持，華、夷王朝的對等地位，宋王朝的稱貢，「搖尾乞憐」是不習慣的。

宋仁宗慶曆二年，出使契丹的大臣富弼曾說：「自契丹侵取燕京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得中國之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行中國法令。是二敵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饒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當以中國勁敵待之...豈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敵也？」（《序資治通鑒長篇》卷150）

北宋時石介的《中國論》與《怪說》兩篇文獻，提出要嚴格地區分著中國和四夷的空間差異與文明差異，君臣、禮樂、冠婚、祭禮等等體現的是文明的中國，而被發文身、雕題交趾、被發皮衣、衣毛穴居，則是野蠻的夷狄。「四夷處四夷，中國處中國，各不相亂」，如發生空間上和文化上發生混亂，那麼「國不為中國矣」。

南宋鄭思肖認為，夷狄入主中原，就如同纂逆一樣大逆不道，天理不容。在他看來，「聖人、正統、中國本一也，分析而論之，實不得已。是故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國；得中國者，未可以言正統；得正統者，未可以言聖人」。聖人代表綱常，中國代表華夏民族身份，正統代表政權合法性。他相信只有漢人才能禮儀綱常：「聖人也，為正統，為中國；彼夷狄，犬羊也，非人類，非正統，非中國。」（《鄭思肖集》）

可以清晰的看出宋代士人以漢族為中心的華夷之辨，和以中國為中心的宋代中國意識。他們認為漢文化是中國和漢族專屬的，深深憂慮漢文化被夷狄使用會助長敵國實力的憂患。可見在蒙古征服中國之前，漢族統治階級與士大夫文人的」華夷之辨「、「夷夏大防」是佔據主流的。

至宋亡後，陳得芝先生曾經對宋理宗、宋度宗二朝進士（也既宋元之交的士人）在宋亡後選擇動向做過統計：以身殉國者七十一人（21.65％），入元隱遁不仕者一百七十四人（53.05%），歸降及出仕元朝者八十三人（25.3%）（《論宋元之際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動向》第594~595頁）。從上述統計比例看，宋元易代之際最初二十年的宋朝士人群體，絕大多數是選擇作為忠於故國、不仕新朝的南宋遺民。這與兩宋三百多年對士人群體自覺的忠君愛國道德建構宋王朝認同和以漢族為中心的中國意識建構有很大關係。

而這其中的佼佼者便是文天祥，其《過伶仃洋》中「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一句成為之後無數保家衛國之漢人的精神指導。

「文天祥的民族氣節和中國認同，繼承並且升華了南宋以來華夏愛國志士的愛國精神和民族認同。文天祥心目中的王朝君主，已經並不局限於趙姓王朝而是整個社稷中國的概念。文天祥被俘後，面對元相博羅「棄嗣君，別立二王」，不是忠君之士的責難，針鋒相對地答道：「德佑吾君也，不幸而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謝枋得也說過：「君臣之義合著也，合則就，不合則去。」可見他們的共識是：當宋朝君主還能代表國家和民族利益時，他們是忠於君主的；而當宋朝君主已經降敵不再能夠代表國家和民族時，他們不會再愚忠並且屈從。在他心中，以社稷，國家為中心的中國認同早已超過了忠君的含義....從文天祥詩作中反覆用「龍庭」、「狄虜」喻指蒙元王朝和北方民族，用蘇武和漢節自喻，反映了他的中國意識。（同上，第266頁）

等我更新…

謝邀

開宗明義：把元明之際漢奸文人的表現當成是華夷觀念淡薄，未免太天真了，對其惡劣本質認識太過避重就輕。實際上，這些漢奸文人吹捧蒙古統治，對明朝不合作的表現，不是因為華夷之辨觀念淡薄，是人慾壓倒了天理，個體利益壓倒了是非良知。歸因於所謂華夷觀念淡薄，猶如前些年被捕貪官流行拿「不懂法」說事一樣，只是找借口為自己明知而故犯的罪行狡辯而已。

先說明一點，拿元明之際漢奸文人的觀念當成中國人缺乏民族觀念的證明，樣本就有大問題。這些漢奸文人多是蒙元官吏出身，這就好比拿抗戰時曾任汪偽官員者的態度做為中國人民族意志的代表一樣，毫無說服力。同時這些漢奸文人也極有地域性，多數是江南人。所以這個地域和人群都不具有代表性的漢奸文人群體，只能代表他們自己，代表不了元明之際的多數中國人。

不出所料的是，每當這個時候，就有一批人跳出來帶節奏，想將矛頭引向儒學。好象漢奸之所以為漢奸，是受儒學誤導的，沒有儒學他們就不會當漢奸，罪不在漢奸而在儒學。我只能把這種一面為漢奸洗地，更再利用漢奸毀謗中國文化根基的貨色視為漢奸同類，甚至可以說，這些人是更為卑鄙陰險的漢奸。

無論是儒學之初，還是在宋朝發展出的理學，華夏—漢的民族主義一直是儒學的核心原則之一。儒學以中國和漢族為本位的華夷之辨，夷夏大防，如「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內諸夏而外夷狄」，「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不以中國從夷狄」，「不與夷狄主中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不使夷狄為中國」，「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等等是不可能被消解和歪曲的。指責儒學讓人臣服於異族，讓漢奸忠於奴役中國的異族統治者，如同說馬克斯支持私有法權，伊斯蘭教提倡對異教徒平等寬容，基督教為科學做貢獻一樣荒謬絕倫。漢奸打儒學招牌，並不能把儒學拉下水，只能進一步證明其人格卑下到厚顏無恥至極。

儒學的民族主義精神，源自其民本意識，唯有站在以民為本，民貴君輕的立場，把維護民眾共同利益作為合法性基礎的認識下才會有民族主義發展空間，所以民族主義與民主密不可分。中國和漢族歷史發展的原生性、獨立性、血統共性、階級流動性，這都是儒學民本和民族主義形成的基礎，同樣也因為儒學，讓中國民本、民族主義思想進一步加強。崇洋分子把西方民族主義形成，當成了全人類民族主義的開端，這隻能證明其精神軟體和不學無術，歐洲之所以遲至文藝復興後才發展出民族主義，正是因為其內部長期階級等級固化嚴重，上下缺乏共同體認同，加上外來普世化宗教對民族意識的破壞作用，導致歐洲民族主義形成遠遠晚於中國。而中國近代自滿清亡國以來的衰弱，本質上也是民族主義長期被打壓的產物，民族主義即便不是民主和民權的充分條件，也是必要條件，一個打壓主體民族主義的國家，是絕不會有民主和民權的。

在中國，唯有儒學提供了完整全面的民族主義體系。圍繞獨裁者的法家沒有，搞神權專制的墨家沒有，站在超脫於社會之外立場的道家也沒有，這是儒學成為中國和漢族主導思想的根本原因。正因為儒學的高度民族性，尤其是中國和漢族本位性，使之無法發展成「普世」思想，也就不象一些所謂的普世化（至少表面上）宗教廣泛傳播。古代的接受儒學影響的中華文明圈諸國，一方面固然提升了自己民族意識（主要是相對漢族以外的其它民族有強烈優越感），但更主要的是普遍都自認居於中國和漢族之下。儒學的非「普世」性，不是儒學的缺點，而是儒學的偉大，代表著儒學的理性和現實的民本精神。儒學向來恥於言過其行，當連維護本國主體民族利益都做不到，卻高唱普世大同，吃裡扒外，慷漢族之慨以厚外人的，究竟是因為高尚還是卑鄙？我相信諸位自有判斷。

具體到元明之際的漢奸文人，前面已經說了，儒學強調民貴君輕，理學更堅持道統高於治統，「忠君」在儒學中的重要性，哪怕是對漢族統治者也排不到前列，更何況是在異族征服者下面當漢奸奴才？以「忠」為名給漢奸當夷虜奴才洗地的理由更是根本不成立。那麼其堅持漢奸立場的背後根本原因是什麼呢？我總結有以下三點：

一、長期異族統治，導致精神上的奴性。

二、異族統治下屬於的既得利益階層。

三、因現實和心理上的自保而堅持一錯到底。

我們知道，蒙古帝國是世界歷史上著名的大屠殺製造者。中國以外且不論，北中國在蒙古屠殺下人口銳減九成。1234年，蒙古滅金。僅得戶八十七萬，人口為四百七十五萬餘人。而在二十多年前的1207年，北方官方統計人口數字還為七百六十八萬戶，四千五百八十一萬人。

蒙古對南方的屠殺也只有量而無質的差別，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年）的戶數為一千三百六十萬，到1279年南宋滅亡時統計戶數只有九百三十萬，六十餘年之間，人口不增反減了三成。其中又以四川為最，四川在兩宋一直是經濟發達和人文薈萃之地，南宋之初四川戶數就有264萬，而到了蒙古佔領時，四川只剩十二萬戶，只剩區區4%的人口。

舊〈成都縣誌〉引明人趙防〈程氏傳〉，該傳引蒙元時人賀清權《成都錄》曰：「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又引蒙元時的《三卯錄》曰：「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積其屍，至暮，疑不死，復刺之。「

於是趙防感嘆曰：「元人入成都，其慘如此！「。明詩人楊升庵的〈楊升庵遺集〉亦謂：「宋宣和中，成都楊景盛（即楊升庵的祖先）一家，同科登進士第十二人，經元師之慘，民縻孑遺，以百八十年間猶未能復宋世之半也！「

即便所謂殺人最少的江南，也有常州被屠城的慘史，這是蒙古方面的《平宋錄》中自己招供的。

就象面對兇殘至極的歹徒時，有些人會因為極度恐懼而產生斯德哥爾摩症，通過自覺認同服從侵害者而獲得一種安全感，奴性就是這麼來的。而越是原本和平的地區，相對於長期民族衝突前線的其它地區，人的心理也更脆弱，也越容易被異族的兇殘嚇倒。所以後來推翻蒙元的朱元璋，出身於長期與異族對抗前線的淮西，而漢奸文人多出於江南，也就可以理解了。

我們後人知道明朝有近三百年的天下，元明之際的漢奸可不清楚，他們追隨蒙古，很大可能就是認定蒙古強於中國的思維慣性，以為中國的勝利只是暫時，他們還會跟蒙古主子打回來，所以把漢奸逃亡蒙古當成「忠」的表現，不如說是漢奸思維讓他們看不清形勢。

在經濟上，由於中國的地廣人多，異族難以全面控制，所以總會扶植相當的代理人，形成漢奸既得利益階層。而江南做為遠離蒙古統治中心的經濟發達地區，漢奸代理人的既得利益尤其明顯。蒙古治理水平的低下以及與中國人的文化和體制差異，使其無力象南宋一樣把影響力深入基層，加之蒙古本身的奴隸制傳統，使得他們把主要權力交給漢奸代理人掌握，並靠他們在江南統治，這種「天高皇帝遠」的局勢，是江南漢奸豪強最風光的時代。在《五茸志逸隨筆》記載：「勝國（指蒙元）時，法網疏闊，徵稅極微。吾松（江）僻處海上，頗稱樂土。……一家雄踞一鄉，小民懾服，稱為野皇帝，其墳至今稱為某王墳塋。」

這些漢奸無比懷念的蒙元時期「法疏稅輕」只是相對自己而言，這種殖民者放權給漢奸的粗疏治理下，多數中國人並未受益，而是受到更大的壓迫。當時人就說「江南豪家廣占農地。則驅役佃戶，無爵邑而有封君之貴，無印節而有官府之權恣，縱恣妄為，靡所不至」。

《元典章》中也反映了這種情況：

「腹里（江南）漢兒百姓……，亡宋收附了四十餘年也。有田的納地稅，做買賣的納商稅；比這的外，別無差發。更田多富戶，每一年有三、二十萬石租了的，占著三、兩千戶佃戶，不納系官差發，他每（們）佃戶身上要租子重，納的官糧輕。」

江南兩極分化下只有投靠蒙元的漢奸才會發達，而這又導致了精神文化上的以劣驅良效應，漢奸豪強才有實力成為文人，因其自身立場，講求大義的儒學內容開始被漢奸們以自己立場的漢奸邏輯歪曲替換。

當明朝建立後，無論是退隱或是轉投明朝的江南漢奸文人，都面臨一個為自己過去黑歷史做出解釋的問題。對於這些半生充當蒙古漢奸走狗的文人，如果按照正統儒學華夷之辯定義，他們就是甘心服事夷狄世仇，節操喪盡的斯文敗類，無論人格和人生價值上都會被徹底全面否定，而人普遍具有拒絕自我否定的心理。對於加入明朝的前漢奸文人，他們這個黑點，在政治上也是致命把柄。無論出於精神或現實層面的自保需求，都讓這些漢奸文人極力弱化元明民族革命的性質，只有把元明易代去民族化，才能把自己漢奸本質湮滅於「普通」的改朝換代模式下，把背叛漢族替換為「忠君」，從而借用一些儒學在正常朝代更迭下的行為模式為自己漢奸行為洗白，而且死咬到底。這就是明朝初期，因受吸納的漢奸文人影響，導致了中國民族光復敘事出現了某些混亂和矛盾，如一面大量官方詔書不承認蒙古是中國，視蒙元為亡國時期，而在另一些文件和《元史》中卻又存在美化蒙古的現象。

至於為什麼選擇儒學當借口，只是因為儒學當年被廣泛接受而已。換另一個時代，國際，反帝、民主、革命統統能當漢奸借口，當然就不用儒學當招牌了。所以鐵打的漢奸，流水的旗號，有人偏把旗號當目標，如同被紅布挑動的鬥牛，卻放過漢奸本身，非蠢即壞。

而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漢奸豪強的好日子到頭了。朱元璋曾與劉基有過幾番關於為政「寬嚴」的交鋒。

上謂劉基曰：「曩者群雄角逐，生民塗炭。今天下次第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民之道，在於寬仁。」上曰：「不施實惠，而概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民必當阜民之財，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無以遂其生。

後來劉基歸隱後，雙方又書信往還，劉基說「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

而朱元璋則回以「奈何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然歹人惡嚴法、喜寬容，謗罵國家、扇惑非非，莫能治。」

表面看這些都泛指，實質是對於以劉基為代表的江南豪強的採用何種方針的政爭。最終朱元璋還是堅持強力壓制江南豪強的政治方針，這使得這些漢奸餘孽長期對蒙元那個屬於自己的「盛世」念念不忘，所以他們不是民族觀念淡薄，也並非真正認同蒙古，他們只是極端自私自利而已。

夷夏之防，雖如何如何，終究不過一種思潮。一種思潮能替代一種社會生活之現實，能讓現實黑白變色嗎？其實不能吧。
元朝，社會生活的現實是什麼呢？
朱元璋的評價，叫失之於寬。實際上，按現在概念，叫「小政府，大社會」。
元廷「小政府」到比現在大部分標榜「小政府主義」的政府，還要「小」。政府職能似乎只有兩種，收稅，打仗。除了這兩項，幾乎所有的事，元廷都不管。典型的「政令不出大都」的「小政府」。
即使是稅收，元廷也採取包稅。這樣更使一些漢族世家，鄉紳，也就是所謂士大夫階層主要來源的這麼一部統治者。有極大的自主權。基本上，地方上的事就他們說了算。
如此寬鬆的環境，他們本來就喜歡。
那既然這麼好，元朝怎麼會不到百年就滅亡呢？
兩點，一是政府對民間力量一無所知。這種信息不對稱，必然使得一些遊離的力量，逐漸坐大，漸成反對力量。比如白蓮教。
舉一個例子，後來南方紅巾軍，也就是徐壽輝，陳友諒這股勢力的奠基人，彭瑩玉。他在1338年就起兵反元了。這回失敗了，他居然逃走後，沒有海捕文書，沒有全國查禁。還能發展門徒，還搞出「彭黨」來。
二是，元廷出了個「行春秋大義」的賢相，蔑里乞-脫脫。他一看這麼下去不行，必須把元朝徹底改造成一個大一統的，漢唐式的帝國。於是，他在行「春秋大義」，親自剪除自己的伯父，大權臣伯顏後，開始一系列改革。史稱「脫脫更化」。脫脫的政策，非常漢化，儒化。比如重開科舉，修遼，宋，金史，甚至包括治理黃河。這實際是要把本是「小政府」的元朝，變成「大政府」。這其中改革難度之大，可想而知。於是，元朝就在此過程中，滅亡了。脫脫，這個「賢相」，這個漢化的士大夫，可以說才是元朝真正的掘墓人。

雍正曾說過一句話對於華夷這個問題：

中國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

雖然有吹牛的成分，但他牽扯出來一個重要問題，中國歷史完整來看，要分成兩部分——中原和塞外。

中原史不用多說，秦漢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主要說說塞外。

在元朝以前（包括後來的明朝），中原王朝對塞外的政策可以總結為八個字：羈縻政策，以夷制夷。其效果很差，中央強時，塞外可以來朝貢，中央一旦勢危，他們便分分鐘下來蹂躪，一直惡性循環。中央對於這些「化外之地」的態度也很簡單：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漢唐明鼎盛時都有著各種各樣的都護府，都督府或衛所，但中央政府始終無興趣，也無能力將其轉化為郡縣，指派官員直接管理。

塞北的歷史，就是一部長久的紛爭史，族群繁多，矛盾複雜，衝突激烈。匈奴，東胡，後來又分裂出各種烏丸，鮮卑，柔然，突厥慢慢又進化成蒙古，女真等等。正是因為塞北從來沒有真正統一過，中原王朝也就從來都無興趣耗費巨資一勞永逸的解決塞北問題，堅持「以夷制夷」的方針，靠打壓，冊封，安撫，挑撥離間等方式處理，使夷夏之分非常明確，中原--塞北「一國兩制」式的管理體系堅不可摧。

而這一體系在公元13世紀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時期蒙古人史無前例的統一了整個漠北，一統後的漠北爆發出來驚人的戰力，四處征伐，所向披靡。隨著十三世紀末期崖山戰役結束，很多人驚訝的發現，中原和塞北竟然不可思議的歸屬於了同一個政權力量下，以前一個南京商人跑到大草原去做生意是一件很麻煩很困難的事，一個書生跑到烏魯木齊構思詩詞曲賦也是難上加難。這和其重新打通絲綢之路一個道理，地理和政治上的隔閡一旦被打破，文化和經濟便迅速融合，夷夏之分的觀念沒有了生存土壤，幾近崩潰（唐朝也曾一度接近這個高度）。元朝科舉衰微，商貿發達，題主說的那些從中獲利的某些利益集團必然懷念之。

之後元末民變，明軍將元廷重新驅趕至北邊成了北元，北元在漠北又分裂成瓦剌，韃靼，兀良哈。因為明軍根本沒有完全消滅元軍勢力控制漠北，中國便再次回到中原--塞北模式，中原皇帝又冊封安撫了一大堆外族，比如建州女真，兀良哈來對付和牽制瓦剌，韃靼等等。終明一世，再也沒有管住塞北。

（另外，明朝中後期一改羈縻政策，實行非常有意義的改土歸流，但僅限於西南部分地區，介於當時明廷統治力十分有限，對於當時整個中國來說意義不大。）

而再到下次中原塞北統一，就是滿人靠戰爭和和親控制了蒙古草原，靠打著崇禎的旗號南下攻破了整個中原，靠和葛爾丹，大小和卓的激烈戰爭控制了新疆，青海，甘肅，西藏等地，在當地設立官員管理，駐紮軍隊。中原塞外又沒有了地理政治隔閡，長城淪為景點。清廷繼承了明後期的改土歸流政策，靠強大軍事力量背書來壓制反抗激烈的土司集團，很多地方一改地方土司管理，成為漢族式的流官制度。

夷夏之分再次沒有了土壤，有意思的是，誰也沒想到，等到「夷」字再出現時，輪到了遙遠的西方大鬍子白人。

當然，真正完完全全的取代土司制度還是要在建國以後，解放軍入疆入藏，驅逐或改造土司集團，解放農奴，大規模土地改革，宗教改革。至此以後，「中原—塞北」的大中國政治管理制度上再無差異，夷夏之分蕩然無存。

拋開地理，政治因素單從文化，氣節來討論華夷之辨是沒有意義的。很多思想分化都要先基於地理隔閡，人無論如何都還是一種生物，都可以用生物學很多理論來解釋很多事情。

朱元璋對江南士民之迫害，遠勝於蒙元、滿清。

吳中四傑高啟、楊基、張羽、徐賁均因政治原因直接或間接死於重八之手，擊殺率高達100%，滿人只得甘拜下風。

朱重八對江南地區所定的超重賦稅更是臭名昭著，重賦延續到了500年後的清同治年間，嚴重阻礙了江南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江南百姓對蠅頭小利的錙銖必較與這段重賦的歷史直接相關。

PS 有些人把這些事情和打擊「士紳」聯繫起來，實在是荒謬啊。明代紳衿有優免權，而明初江南重賦的源頭在於大量設置的官田，這不都是普通百姓承擔的？朱元璋重點打壓的士紳都是陳友諒、張士誠、蒙元背景的，重用淮西鄉黨與浙東士人；而後來靖難的朱棣則重點打擊方孝孺等浙東士人。這些政治矛盾顯然並不是階級性的。

據《元典章》七《吏部》卷一《內外諸官數》可知，元朝中期的官員情況：
1.朝官（中央政府官員）共有2089員，其中蒙古，色目人有938員，漢人，南人有1151員，佔總數59.6%
2.京官（京都地方的官員）共506員，其中蒙古，色目人有155人，漢人，南人有351人，佔總數的69.4%
3.外任官（京都以外的地方官）共有19895人，其中蒙古，色目人5689人，漢人，南人有14236人，佔總數的71.5%

各級官員總數22520，蒙古人和色目人6782佔百分之三十，漢人南人15738佔百分之七十。

這一百年間元朝政府是中華大地唯一的合法政府，你想做官出人頭地的話，只能為元朝政府效力，既然做了官，為國家政府機構服務，自然就不能太關注華夷之辯之類虛無的東西。

所謂華夷之辯，不過是老爺們用來忽悠奴隸不要跑去別人家的理論體系，對老爺們自己既無說服力更無約束力。
固然有少數老爺忽悠別人把自己也套進去了如現代白左，但大部分老爺還是很清醒的。雖然蒙古韃子一身馬騷味但人家給包稅啊，自然是明君聖主。

階級利益永遠高於民族利益，不但資產階級是這樣的，無產階級也是這樣的，民族主義不過是層皮，用來佔據大義名分的。
舉例說明，中產階級，資產階級，官僚，向海外移民，轉移資產的時候想過民族，國家嗎？當然想過，可民族國家在階級利益面前算個屁。
無產階級呢，高考加分嗎，少漢通婚把自己的孩子改成少民的多了去了。
對了，統治階級割漢族羊毛安撫少民的時候想過漢族嗎？當然想過，可和政權穩固比起來民族算個屁？
漢族不是喜歡做順民嗎？繼續順，按鬧分配資源的制度你不鬧，怕四等漢都沒得做。

每個朝代總是會有一些忠臣孝子

但是你看看南宋和明朝的亡國，懷念漢人朝代，抗拒外族政權的人更多

相比之下元亡後遺老遺少的懷念，和清亡後的張勳復辟都算不了什麼

因為元朝賦稅特別低啊！！！

地主富農知識分子有錢了當然說當朝的好啊！

因為人家對真趙不錯啊，光一個包稅制就肥的多少地主老爺們。人家士大夫為啥要造反，還扯啥華夏之變。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這個問題，姚大力老師有篇文章講過.
大概意思是：所謂的華夷之辨，更多的是一種族裔認同.但在元明之際，族裔認同並不是士人的首要觀念.在族裔認同之上還有政治認同，政治認同才才是第一位的.所謂「能行中國之法，即為中國之主.」
所以元明鼎革之際，亦出現了不少漢族元朝遺民.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中國傳統的華夷之辨和現代的民族主義等同起來.二者之間雖然有相似之處但本質是不同的.

用一道小菜來說明一下吧————
酥鯽魚，是烹調小鯽魚特有的一種方法，目前可見最早的文獻出自元末明初韓奕的《易牙遺意》。韓奕，北宋重臣韓琦之後。字公望，和王賓、王履齊名,被稱為「吳中三高士」。入明，依然隱遁不仕，終於布衣。是純粹的隱士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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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牙遺意酥骨魚

在元末大規模戰亂髮生之前，元代避世之風即已盛行，大批人士主動或者被迫終老於山林之下，市井之中，隱於農、工、商、醫卜、屠釣、賣漿、抱關吏、酒家保，無所不在。尤以江南地區被時人視為最後的精神家園，以至於城市蕭條而山林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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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公望

如顧堅，雖離崑山三十里，居千墩(今千燈鎮)，精於南辭，善作古賦。擴廓帖木兒聞其善歌，屢招不屈。善發南曲之奧，故有「崑山腔」之稱，加之顧瑛玉山雅集的影響，開七百年崑曲之先河。還有與吳鎮、倪瓚、王蒙合稱「元四家」的黃公望，傳世有《富春山居圖》，一度曾以賣卜為生。

富春山居圖剩山圖卷

而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所以不忘故元，耿耿於在元末閑雲野鶴，自由蕭散，安居暇食以談禮樂於干戈之表的生活，代之以明初嚴酷的政治，尤其是殺戮政策之震懾，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如洪武二十二年(1389)多次遷徙浙西富豪文人至鳳陽、臨濠，吳中經濟迅速衰落。吳中文人倪瓚、顧瑛、邵亨貞、張田、周南老等文壇召集者，或自身家產被奪殆盡，如倪瓚，或自身被謫如顧瑛，或親人被遣如邵亨貞。打擊可謂迫切而且殘酷。

倪瓚隱逸避世之餘除卻吟寫詩詞之外，撰寫菜譜也是很重要的一項行為藝術，除了韓奕的《易牙遺意》，還有倪瓚的《雲林堂飲食制度集》。也許在朝代鼎革之時，他們沒有逆天而動的能力，只是希望能寄情于山水林泉，守護好舴艋舟，順勢而為。而酥鯽魚再一次出現在大眾的視線里，則是在下一個動蕩的亂世之際明末清初，並在清代中葉東傳日本——
鯽魚……其五六寸者，白炙將泔清煮熟，更以火酒枯鹽，慢火烹之，骨尾酥軟，加白糖小許亦妙。……

孔先師家不就是最好的例子，膝蓋上的老繭比臉皮還厚

不要整天看網路上那些什麼，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這些段子看多了，就真的以為現實就是這樣的。
中國古代最主要的是君臣之綱，接下來就是家庭道德，社會禮教所謂的華夷之辨還是要排好幾個隊。
所謂食君之祿，忠臣之事，文天祥等人吃了宋朝皇帝的飯，當了宋朝皇帝的官，就絕不可再忠二帝，這是中國封建時代最高也是最容易的道德要求，除非真的是活不下去了，才會幹造反殺頭這種，可能會遺臭萬年的事。
明白了這一點，為什麼元朝亡了，漢人反而悲慟哀號尤甚別族。
至於他們的子孫後代？他們兩腿一蹬，完成了，他的個人道德上的升華，肯定會希望他的子孫好好的跟他一樣，也要完成個人道德上的升華，所以才會看到那麼多反清復明的後人跑到清朝當官。
至於華夷之別？對不起，更多的是自詡坐天下之中的天子之驕罷了。

用近現代思維去理解古代人是不科學的，我們現在人眼中的「民族」和古代人的不一樣，因為當時進化論還沒發明，沒有工業文化下產生的現代設計，印刷業和通訊工具落後導致識字率低、通行全國的口語（即普通話）沒有被普及，以上這些沒有提供民族主義產生的三個關鍵因素：達爾文主義、懷舊浪漫主義、統一的民族語言。
古代的「華夷之辨」的「華」指的是採用中原文化風俗、奉行中華傳統理論的政權，並不過分強調其民族性質，或者說當時中國人根本不知「民族」為何物。
換句話說如果進入中原的異族擁有和漢人差不多的文化，漢人是不會排斥他們的，甚至如果原漢人政權壓制百姓太重，他們還會主動拋棄原政權，而受現代民族思維影響的漢人即使原政權極為殘暴也不會輕易選擇投靠入侵者，寧願自立門戶建立流亡政府。
說了這麼多，把這個套在那些不願接受明朝統治的儒生身上也是一樣的。儒家文化的精髓在於追求道德，那麼「忠君」自然是一種高尚的道德，儒家士人按儒家經典上說的那樣做自然不會有什麼顧慮。
那些說他們漢奸的人完全是按照現代人的價值觀來的，所以不能說誰是錯是對，關鍵要放在歷史的時空里去看待歷史人物。但用現代眼光看歷史也是又有的，所謂「借古喻今」，還是很有教育意義的。
另外不管怎麼說我還是想批評有些皇漢刻意去追求「復古」，風俗復古沒什麼，但連思想理論也復古就要自己琢磨琢磨了，反正我了解的中國傳統文化理論很少有涉及民族主義的，甚至很多邏輯上都是與民族主義相反的，如果這樣你還要去刻意接受就難免導致思想混亂了。所以還是以學習近現代的民族主義學術理論為主，思想理論沒有什麼「民族性」，只要是人類智商夠都可以為我所用，傳統思想文化就當個殼算作廣告吧！

第一是服從階級體系，理學在元代已經有很大的發展，君-臣，父-子的規矩受到重視。有文化的人不少遵守這樣的儒家思想套路，用於維繫傳統社會的運作。

第二是食君之祿的道德責任感，這是從商朝開始就有的了，不事今朝，雖然不至於不要今朝的土地，去山裡吃野菜，但是不當官傲嬌一番還是可以的。

第三是元朝有恩於這些士人或他們的祖上。

第四是故意裝逼，等明朝禮遇。

前三點都反映了漢文化的獨立性，不因華夷君主而變。

歷朝歷代都有這種人，不是說元朝治理國家治理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