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的最大弱點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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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以為這個世間是「講道理的」。

縱覽史書，知識分子的悲劇，十有八九，多出於此。

本題又成了「名詞之爭」。。

知識分子的概念常用於農業社會和前現代社會，識字率不高，宗族社會成了基本組織力，士紳階級遍布底層的年代，其社會關係本質是教育階層的專斷，其社會地位來源於這個教育階層能夠掌握相對多樣的社會上升渠道。
而在社會變革時期，文人階級在教育專斷的過度階段，是變革思潮的先鋒，並且依託於文化界和政界的承認，具有一定程度的話語權，此時知識分子成了某種第三方，依託於媒體，作品的傳播來進行某種話語建構的中間政治階層。這種社會關係被人文定義，就是所謂的知識分子，正如變革時代「學生」的概念也有某種社會性的定義一樣。

而在當代，這種社會關係和身份認定的實體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了，因為教育普及不再存在教育專斷，社會話語離散化，不再依賴一個文人階級的話語權威，那麼「知識分子」這個概念本身就是模糊化的，而在本題下就使得討論語境劣化成了「名詞之爭」

有的人單純將知識分子解讀成受著某種客觀承認「飽學之士」；
有的人解讀為常出現在公眾輿論，文化界出身的公眾言論者；
有些人解讀為對於社會事務有一定熱心，和激進理想主義的文人階級。

這世界上最垃圾的討論就在於，雙方的語境不在同一邏輯層面，最後互相指責對方的理解力。。數個答案說的對象完全不是一個東西。。

故而，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姑且給自己的答案做一個定義。。

因為知識分子的話語主體實質上依託於前現代社會的教育專斷和文人階級的社會關係，而這些在當代社會被淡化掉了，故而，若是當代有人重提這個概念，無非是想藉由知識分子概念的存續，來抽出其中一些符號化的東西，來對於自己的群體進行身份認同，並且一定程度上屬於在標榜話語權的合理性（尤其是標榜第三方視角）。。那麼，這就常出現於對於決策層有一定影響的社科研究者之中，那麼我們姑且稱之為「知識分子」（他們也經常這麼自稱）。

對於新保守主義者來說，我個人覺得，不要守著前輩的遺言，埋沒在舊日的公序良俗之中，對於新事態，不要試圖通過重建原始秩序來獲得一個貌似有效的掌控力，並且迷茫在自我的身份認同和法統問題上。。請走出圍牆來

對於新左派而言，不要守著破敗不堪地舊長城，守著到處透風的圍牆，躲在舊日的陰影裡面，自我封閉式地活在教徒式的理想之中，對現實冷漠得一塌糊塗。。

對於新自由主義者來說，在你的價值觀沒有訴諸實踐過程檢驗，也沒有社會性語境的時候，粗暴地展開言論，在講道理之前你需要知道這個世界是否需要你講道理，還有你是否只是「自以為」在講道理。。

對於實用主義者來說，功利論能夠掌控大部分可變因素，也是大部分問題的最佳途徑，但是不要試圖用功利論去粗暴解構系統性問題，否則相當於某種程度狂熱。。

完畢，對於我朝學界比較熟悉的人，基本上都能猜出我每一條說得誰。。

知識分子的弱點？
就是人本身的弱點，跟是不是知識分子沒關係。
有弱點怪知識多？
知識永遠不嫌多。
嫌多的是狹隘，偏見，自私，自大。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錯覺，是因為無恥的人在讀過書以後往往會變得更加無恥，所以要不好好讀書怎麼能戰勝那些有知識的無恥之人呢！

所以反智的言論越少越好。

————————27/11/2014————————

就喜歡改題目是嗎。「知識分子的弱點」看問不出個什麼名堂就改成「中國知識分子的弱點」，志在必得的樣子，一定要問出知識分子有什麼弱點才甘心是嗎。我的意思都在原回答的幾句話裡面了，領會不到非要讓我把最狠的意思都抽出來才覺得痛快是嗎。

好。那我說。首先我們定義一下知識分子：工作在知識界（academia），學歷在研究生以上（postgraduate），主要經濟來源是學術機構（學校，科研單位，獨立實驗室等）所發工資以及學術成果/學術活動產生的價值，進入產業（Industry，比如大型製藥公司）的不算。

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特弱點是，很多不適合從事這一行業的人，懷著各種各樣的動機、唯獨不是追求知識，心不甘情不願地進來了。

所有的弱點，任何一個答案提出的任何一個弱點，都是在這個弱點之下衍生出來的。歸根到底還是把人本身的弱點帶到了學術生活中，所以說，我這個答案更準確地是在回答：中國學術界的弱點是什麼。

還要舉例子是嗎？舉。

在英國，博士以上的人選要想轉為公民身份只需要七年（以前需要五年），兩年找工作過渡+五年留居。七年，就能成為一個英國公民。身邊做出這個選擇的人一大把，我回愛丁堡的飛機上身邊還有一個學數學的校友跟我嘚吧嘚了一路，讀完博趕緊取得公民身份再回國。

我當時心想，你既然想要賺錢，學純數學幹什麼？你進產業，大把的錢，數學計算機從來都不愁錢你幹嘛做這種南轅北轍的事情？

其實我非常清楚他想要什麼：名。我學純數學出來的，底氣就不一樣嘛。我可以鄙視你們做應用的，我可以鄙視你們學物理的，我可以鄙視一切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我手握著純數學的學歷，拿著英國永居的身份，衣錦還鄉。

重學歷，輕知識。

我以前的二房東，就是我在這個答案如何看待「汽車走自行車道被老外攔住」事件？ - 知乎用戶的回答裡面講過的，也是個博士。他說過句什麼話？

---- 博士的名頭，就是好用。說什麼別人都信。
---- 我從來不缺女人。

他住在我們家，天天飲食起居我看得清清楚楚，他是視學術如命的人么？不是。那他為什麼自己掏錢也要讀博？我也知道。除了想在英國多呆幾年，還有一個原因是，商學博士少，市場上搶手。基本上畢了業就能找到教職。

咱再來舉兩個外國友人的例子。

我在曼大讀書的時候住學校宿舍。一個學期下來，退學了一個Sarah，轉學了一個Amy。Sarah是學商的，她認為她在學校學的這些不值得付出這樣的時間、精力和金錢，所以姑娘瀟洒地退學回家找工作了。

Amy是學醫的，一個已經大三了的醫學生。從別的學校轉到曼徹斯特大學從頭讀起。為什麼？曼大醫學牛逼，她想學最好的。

「知識永遠不嫌多嘛。」姑娘的眸子亮閃閃。這句話我一直記到現在，跟大家講，然後大家視為糞土，繼續在評論區發表著「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言論。

你們知道嗎？搞反了。你們視為糞土的東西，我和我的一眾好友視為金鑲玉。還不是捧到手的金鑲玉，是要不斷地賣了命得向前跑才能夠得著邊兒的金鑲玉。其間的苦楚和樂趣，不足為外人道。

接著舉例。昨天是我的碩士畢業典禮，晚上班裡聚餐，跟班長聊著聊著突然驚喜地發現她的即將申請的碩士導師是我的准博士導師。兩個人抱在一起尖叫了一會兒，就開始討論以後合作研究的可能性。

誒慢著，既然碩士都已經畢業了，為什麼還要再申請一個碩士、再讀一年、再掏一年的學費？碩士分為授課型和研究型，研究型碩士要比授課型碩士的門檻高，相當於授課型碩士和博士學習之間的過渡。班長之前的博士申請被一個很讓人無法接受的理由拒了（中間只間隔兩天），班長在短暫的消沉之後，重新振作起來去申請了一個研究型碩士。

班長告訴我，我跟爸爸Skype的時候，爸爸告訴我，親愛的你知道嘛，有些事情發生了，可能是註定要發生的。我當時就覺得，我還沒學夠呢，我的教育不能就這麼結束了。

I"m not done YET! My education is not done! I"m not prepared to give up like this.

現在打出來她這一行字，讓我覺得很想哭。我覺得我們真的都好辛苦，我們又真的好幸運。

掙錢的方式，安身立命的方式有很多。可怕的就是有些人既想要錢，又想沽名釣譽。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怕死勿入斯門。

結語：
作為一名字幕組成員我最近已經很傷心了，又來拿知識分子開涮，我去你大爺的！

QA：
評論中有人提出，人是分階層的，一個階層肯定是有它階層內部的共性和相對其他階層而言的特性，話說的沒錯，但是你的階層分錯了。完。

怕臟。

王小波《知識分子的不幸》

什麼是知識分子最害怕的事？我也有一個答案，自以為能夠經得起全球知識分子的質疑，那就是：「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時代。」所謂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我認為，知識分子的長處只是會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只有短處，活著沒意思，不如死掉。「

看到@李傲文先生的答案突然想到的~

中國知識分子最大的弱點，從古至今，是處理不好自身在權力系統中的位置。但這又很難說是知識分子的問題，更大程度上，是中國政治傳統的問題。

中國古代的士人，今天的知識分子，多少都存有匡扶社稷的理想，當這個理想和統治者的目標比較一致的時候，知識分子就過得比較愉快，也能一展抱負。不過多數時候，這裡面總有一些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在那個權力體制里越是如魚得水的，往往離知識分子自我標榜的理想人格就越遠。

在古代，受教育是一種特權，擁有知識的人永遠是少數，因而知識分子和皇家還可以說是一種互相利用的關係。到了近代，知識普及化了，更多的人有了受教育的權利，知識分子的數量越來越膨脹，個體的不可替代性越來越低，因而在某些特定的歷史階段，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地位，其實是歷史上最低的。但知識和科技對今天的社會經濟發展，又發揮著比歷史上都更重要的作用，於是知識分子在當權者眼裡越來越工具化。陳寅恪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國知識分子還遠遠沒有實現。

讀書人之通病，約有二端：一曰，尚文而不尚實；二曰，責人而不責己。尚文之弊，連篇累牘，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則忙亂廢弛，毫無條理。責人之弊，則無論何等人，概以高深難幾之道相苛。韓公所謂「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者，往往而是。————曾國藩

由於受著傳統的集體思想的影響，每一件事情都變得更為複雜起來。我在涪陵生活的時間越長，也就越驚詫於他們對於個體的看法——在我看來，我在西方所見和在四川所見之間的最大的差異正在於此。對涪陵人而言，自我意識大多是外來的，你對自我的認識取決於別人對你的認識。儒學的目的跟這個不謀而合，它嚴格地根據她在身邊每一個人的關係來定位她的角色：她是這個人的女兒、那個人的妻子，同時又是另一個人的母親，每一個角色都有具體的責任義務。這對於維護社會和諧相當有用，但這樣的和諧一旦打破，她就喪失了自我身份認同，因而很難把那些東西聚合起來。每當讀到某人關於「文革」中的受難故事時，我都能夠體會這一點，因為這些故事通篇充斥著令人難以置信的恥辱感——某個人今天還是一名優秀共產黨員，風向在一夜之間陡然改變，第二天他就變成了可恥的反革命，被拉到遊行的人群中「坐飛機」，雙手平展，彎腰低頭，十分痛苦。這個風向改變的過程本身並不引人注目——非理性的政治運動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會發生——不可思議之處在於受羞辱煎熬的人數人數如此之巨，大家一致確定他們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和不足。這無異於麥卡錫主義的攻擊對象突然間崩潰，承認自己有錯，又或者說像是納粹大屠殺的受害者自我憎恨，恨自己竟然是個「骯髒的猶太人」。在中國，人們的內心好像往往缺乏一種指南，使之無法承受類似的事件。
集體思維有可能是一種惡性循環——你個人的身份認同來自某個群體，即便它發了瘋，這個群體依舊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你個人的自我認識卻可能在頃刻之間轟然倒塌。中國人缺乏這樣的傳統，即將個人的身份認同建立在既定的價值體系之上，而不管別人怎麼看待。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這曾經導致全國性的災難和悲劇。

———摘自《江城》

從文革來看，這段話恰如其分地說明了中國知識分子（乃至國人）的弱點——自我意識是外來的，而不是來自堅定的內心。所以很多知識分子不堪其辱選擇了結束生命。（對其做法無批判之意，只單純陳述事實。）

既不能為真君子，又不甘做真小人。

過於迷信和依賴規則（以前是道德，現在是法律），只有極少數人能對真實世界的殘酷性有所了解。

看到一群連知識分子的袖子邊兒都夠不著的人評價知識分子的弱點，我也是醉了。

知道為什麼傳統的進化論要修成「演化論」嗎？
因為傳統的進化論有一個視角問題，就是當你單獨回顧人類的發展史的時候，你會有一個感覺，那就是人類似乎在一種神秘的推動力之下，從低端走向高端，是在進化。
但是實際上呢？其實人類的發展只不過是和環境交相作用的演化而已。
如果說是進化，那麼，我們不僅可以把不同的物種分個高低端，我們還可以把不同的人種，不同的文明分個優劣！
希特勒不就是這麼乾的嗎？

同樣的，回顧歷史，單獨考察一個對象，得到的結論，是非常片面的。
是知識分子的弱點還是時代的局限？你以為你看清楚了？

另外，把話說白一點。

（本來想拿馮道來說事兒，談一談新五代史與舊五代史對他的評價，分析下歐陽修這個知識分子。但是考慮到這裡很多批評知識分子的人根本沒聽過這個人，我還是拿郭沫若說事兒吧。）

郭沫若受到的批評夠多吧？身處於亂世之中，獨善其身，諂上欺下，非常不要臉是吧？
但是他是不是一個把書讀活了的人呢？
同樣的，顧准，老舍這樣的人，是不是就是你們說的有什麼弱點的人呢？就是死讀書的人呢？

你看，在你們的標準之下，誰能討著好去？？

另外，別說什麼「就是因為這些弱點，他們才屢受迫害」之類扯情懷，實則廢話的話。

因為關鍵的幾個問題是：你有沒有資格來評價？你有沒有心存敬畏之心？

感覺就像小學生評價博士生一樣膚淺。

常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得志時自以為是，失意時牢騷滿腹。

本科的一篇小文，覺得有點切題。

一、知識分子的困境

知識分子的困境來自於外部和自身兩個方面：外部的威脅是歷史性的，多不被百年前的前輩所預料；而自身的悖論，卻是知識分子永遠無法擺脫的夢魘，使他們時時刻刻進退維谷，不可有一絲懈怠。

（一）來自外部的威脅

1、專業化

教育成為一個產業，知識按照嚴格的學科分工進行建制，學校按照苛刻的科層模式進行管理，科研成果如機械產品般在生產線上生產出來，甚至還有各式各樣的等級評價制度來評判，用數量化的方法衡量優劣——這樣一種體制化的控制方式使得知識分子倍感生存壓力，加之「專家」的名號日益成為權威，專家化的確可以成為某一領域內的煌煌大者，如此的誘惑使得知識分子紛紛背叛，化身為專家。技術專家是沒有價值意識的，他將所有價值選擇的問題，都轉化為一個技術性的改良問題，將所有政治問題，都理解為行政問題。」更有甚者，如布倫蒂埃，稱這種專業領域權威的「擴大效應」「對他們而言，這是巨大的不幸；對我們而言，這是巨大的危險！」與此同時，學院知識分子好像也滿足於孤芳自賞的境遇，他們喜歡用晦澀的語言顯示自己的淵博，用各種專業術語與公眾隔離開來，獻身於越來越狹窄的學術事業。

2、市場的力量——文化商業化和知識分子職業化

市場經濟的標準只有一個——利潤至上原則，所有的產品都只能放在這個標準下衡量，定下價格。市場的這一原則必然產生的是媚俗文化和娛樂文化的繁榮——有一個專有名詞最能描述這一現象的原因，那就是「顧客至上」，或者說是「顧客就是上帝」，不論顧客說什麼都是對的，所有的產品生產者所要面臨的原則就是為了取悅顧客。於是許多知識分子在這個原則的指導下，即使在討論公共話題時，所遵循的也是潛在的市場邏輯，在批判的同時，也不免有標新立異的迎合市場刺激的需要，以獲得更豐富的商業利益；而另一些知識分子乾脆走出公共領域，進入更加受人歡迎的娛樂領域。

3、權力的召喚

相比為了市場上白花花的銀子而背叛來說，對於權力的順從有著更加高尚的旗號——諸如國家或是民族。知識分子與國家權力的結盟由來已久。在當下民族和國家緊密結合的時代，民眾經常站在政府的立場上，難以區分政府與國家，經常逼迫知識分子站在權力一邊，這種來自社會的暴力壓制給了一些動搖的知識分子一個很好的台階，他們高喊著人民的口號就冠冕堂皇的進入了權力的陣營。

4、後現代的侵蝕和相對主義的泛濫。

在後現代的體系中，人民不相信知識分子具有指導者的身份，拒絕承認他們的合法性，認為不存在所謂的偉大的「推動者」，或者是宏大的主題，只認為各種的具體敘事才具有意義，而知識分子的一貫站在「人類」角度上的思考方式在後現代社會成為眾人口中紛紛詬病的對象。

同時，相對主義在現在也擁有相當的擁躉。信奉者懷疑知識分子或者其他任何人具有發言的權威，因為「所有的知識都是由社會建構的，因此，所有只是都沒有可比性，所有只是在本質上都同樣有效。真理完全依賴於所選取的視角。」而同時知識分子內部也出現了有意無意的分化，他們發現相比普世主義的身份，他們更歡迎特殊主義的身份，譬如女權主義者、猶太知識分子等等。代表全人類說話的得到的關注反而沒有代表特殊團體的多，這樣應該也是一種特殊情況的共有地悲劇吧。

5、反智主義的反撲

知識分子一直有著啟蒙者的頭銜，而這一稱號在當今算是美名還是罵名呢？許多現代的文人都在重新思考理性的作用，彷彿是用傳統的懷疑精神開始懷疑懷疑精神本身。有人開始妄言，認為是理性和科學的崛起使得宗教信仰在近代社會的穩定作用下降，甚至把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也歸咎於宗教離開後理性無法填補的信仰真空：知識和理性被當成不穩定的種子。許多非理性主義思想家，比如尼采和叔本華，提出人類處境的特點不是知識而是無知。在他們的眼裡，歷史中的混亂和幸運遠比意義更重要。而且，不可否認的是，反智主義本身也具有自我實現的功能，由此反智主義反而更有實現自我加強的趨勢。

這一連串的來自外部的危險並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潛在的聯繫，並互相推進的，例如，反智主義常與相對主義走在一起，而專業化和市場對知識分子的侵蝕，應都算作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入侵，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二）知識分子本身的悖論——獨立的卻又是公共的

獨立的角色是知識分子的生命，知識分子被邊緣化與其說是外部的力量，不如說是知識分子自我選擇的境況。只有獨立才能保證自由的發言，於是知識分子永遠都要自覺的遠避權力的中心，離開中央集權的權威，走向邊緣。

但同時知識分子又必須是公共的。在公共領域的發言不是知識分子在履行職責，更多的應是知識分子對公眾進行啟蒙，並無意識地對權力中心的行為做出影響，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的唯一武器就是輿論，而正統機構的權威是很難被疏離的知識分子所取代的。於是知識分子在公共領域的受挫很有可能促使他們進入正統的權力機構，起碼有中很強烈的傾向。對於知識分子，最可怕的不是迫害，而是漠視，啟蒙者無法得到被啟蒙者最起碼的關注，這是前者無法接受的事情。而缺少正統機構的權威也必然會使得知識分子缺少必要的影響力。知識分子如何在邊緣的境地，在獨立的狀態下，在公共領域完成「對知性的負責」，是一個來自知識分子本身的難以解決的悖論。

怕頭皮癢，怕水太涼。

不知道自己是nerd，老當自己是天之驕子，有一番經天緯地的功業等他去做，有個國師的位子等他的屁股去坐呢

知識分子的弱點往往來源於自主和入世之間的二律背反式的對立。

知識分子本身是一種相當詭異的二維存在者，單純的文化生產者並不算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形象只有在對純文化（pure culture）和入世（engagement）之間的經典對立進行質疑時才會歷史性地產生。文化生產者要想取得「知識分子」的身份名號，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

（1）他們必須從屬於一個在知識上是自主的、獨立於其他場域之外的文化生產場域，並遵守文化生產場域的特定法則；

（2）在其他場域的行動當中，他們必須展示自己在文化場域的專業知識和權威。知識分子在其他場域所採取的任何行動，都必須建立在自身對文化生產場域具有周密理解的基礎之上，他們是作為專業的文化生產者而非政治家存在於其他場域之中。

當他們介入其他場域的活動當中時，是以具有權威的知識分子的身份而存在的。而這種權威來自於具有自主性的文化生產場域，他們必須在文化生產場域里屬於專業的文化生產者，具備一定的專業操守和學術精神。

文化場域的自主性本身就具備了一定的前提預設，文學場域的獨立自主性總是會受到外界（比如政治權力和商業資本）的干擾，文化場域無法脫離其他場域而單獨存在。知識分子往往需要為捍衛文化場域的自主性而鬥爭，保證維持文化場域自主性必不可少的經濟和社會條件。

而對自主性的追求，往往伴隨著對政治的態度的不斷變化的過程——在投身於公共事務與退回象牙塔之間的平衡選擇。作為自主文化場域的自主行動者，文化生產者往往會以知識分子的身份干預政治，而他們所依賴的身份權威根植於其所在學科的自主性當中，源於學科核心的價值。

知識分子從事其他場域的活動的基礎在於文化場域這一自主性場域的存在，其根本法則在於拒絕經濟和政治的在文化生產場域的支配地位。

然而如今的知識分子已經不滿足於通過擴張他們所在世界的界限的方式來堅持自身對金錢和商業目標的排斥。他們開始跨界進入其他場域宣揚他們與日常生活相反的價值觀念。為了實踐道德領導權，他們往往會從倫理普遍主義和科學普遍主義的非成文法當中尋求權威性，有時還會在鬥爭過程當中進行集體動員，企圖將自己場域的價值觀推廣至整個社會。

知識分子本身就是一種不穩定狀態的集合，他們所特有的、相互對立的出世和入世(retreat and engagement)的行為方式之間的詭異的綜合，並不是突然被發明出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地完成的。

這種綜合本身並不穩定。它使得文化資本的擁有者，可以選擇重新退回到單純的文化生產者或者是純粹的其他場域的角色當中；這同時也意味著，這兩種對待政治的可能態度之間的權衡源自於：內在於文化場域的對自主性的需求，必須要考慮到世俗權力。而這種權力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不同國家是不一樣的。它們可能存在於文化場域之外，也可能存在於文化場域當中。而當它們在文化場域之內時，往往是掌握在那些控制著特定生產和分配手段的人的手中。

知識分子的詭異性質，決定了任何為了維持文化場域自主性的政治活動，都不得不遵循某種明顯自相矛盾的路線。一方面，需要通過鬥爭的方式確立知識分子的自主性，保證文化生產者有一個保持自主性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強化自身所在領域的自主位置；另一方面，需要創造適宜的制度，讓最自主的文化生產者不至於受到象牙塔的誘惑，單純退居文化生產場域而對其他場域的事務不聞不問，而是能夠讓他們得以使用特定權威以集體的形式去干預政治，為保障他們自己控制文化生產方式和知識合法性的最低目標而奮鬥。

為防止那些可能的分裂和對立，知識分子群體需要對那些無常權力(transient powers)擁有清醒的認識，他們必須在與這些權力的關係當中確立自己的身份。然而在談到普遍性時，他們經常具有一種危險傾向——只表述一種與自身所在的小世界結合在一起的歷史無意識。

知識分子往往自認為自己是定義和捍衛普遍性事業的最佳人選，他們自封為普遍性的最終裁決者，因為他們指定了「普遍階級」。知識分子很難擺脫這樣一種普遍性的誘惑，即把他們自己的特殊利益普遍化。他們過去的種種慷慨激昂的行動，往往是基於在權力場域中被支配的弱勢群體的位置——這種狀況使他們感覺到，儘管他們屬於支配秩序的一員，擁有文化資本這一種主要的支配手段，但他們還是選擇和一切被支配者站在一起。

賦予知識分子而非其他團體這種普遍主義抱負的歷史因素在於，知識分子通過拒絕特殊主義，自己給自己加上了這種抱負。他們宣稱自己是普遍性的捍衛者。通過這種集體宣誓，他們把自己投身到那種普遍取向的知識分子的典範中去。這種典範意味著義務，或者至少需要接受犧牲。

知識分子為維持文化生產場域的自主性而鬥爭時，總是過於強調捍衛首要的普遍目標，而把輕視捍衛個人私利的行為，全然忘記了捍衛普遍性首先就要捍衛作為捍衛者的自己。其實知識分子在捍衛私利時無需帶著自責和道德遲疑，因為他們也可以通過捍衛知識分子整體的方式來捍衛普遍性。

知識分子除了進行文化生產之外，還需要關注與文化場域密切相關的其他領域，比如教育和電視節目；並對文化保護主義進行質疑，從而創造一個對理性和真理友好的公共氛圍。這些都是文化場域得以保持自主性的前提條件。

在科學世界中的競爭，往往是以這樣一種方式進行的：沒有人能勝過其他人，除非他有更好的論點、推理和證明，這樣就推進了理性和真理。然而，這個純粹理性的世界無法憑空產生。任何一種解放心智的科學，都必須在一種使之可能的社會條件下才能得到發展。這種條件前提往往會預設某種支配形式，它可能會導致那些不同意佔統治地位的科學秩序之隱含前提的人從科學競爭中被排除出去。

為了建立普遍而有效的溝通形式，往往需要通過社會建構的方式制定一種標準對話(measured dialogue)的規則，然而這本身並不是一件易事。文化生產場域本身有自己的壟斷和支配關係。不同學科之間真正的交流，只有在所有當事人都付出巨大努力後，才有可能建立起來。

建立理性對話機制的難處，並不在於文化生產者無法控制他們自身的慾望、動機和利益，而是在於最自主的從業者往往會不斷受到最不自主的從業者背叛性競爭的攻擊，後者總是通過求助於外界的力量彌補他們的弱點。

因此，爭取自主性的鬥爭首先是反抗這樣一些機構及其代理人的鬥爭，他們把對依附於外部勢力而將它們的力量引入到學科內部，這些人要麼為了成功將自己的文化生產屈從於商業目的，比如作家；要麼藉助外部勢力來加強對本學科的支配。

而正是由於他們的活動，外部的規範才得以取代了文化生產場域的特定規範。這種文化生產場域的異質性入侵往往是源自於那些在生產場域的既定標準下沒有前途的生產者，他們由於受到誘惑而與文化場域之外的其它勢力結盟，意圖顛覆文化生產場域內部的權力關係。

上述還只是持續威脅文化生產場域最普遍的機制，如今文化場域所面臨的威脅是一種新型的威脅。

首先是由國家造成的威脅，這種威脅既可能出自敵意，或者意在審查，也可能是出於過度的關懷。在文化成為政治的工具和政治所關心的東西的社會裡，知識分子必須學會利用國家把自己從國家中解放出來，必須學會獲取國家承諾的利益，以堅持自己相對於國家的獨立性。

更明確的說法是，這種新的威脅是由資本世界對人文和科學的世界越來越強大的穿透造成的，比如，新的庇護形式的出現，以及某些經濟企業和文化生產者之間新的聯盟；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大學研究者越來越頻繁地向外界尋求研究贊助，越來越急切地要完成符合商業需要的任務。如今經濟對人文和科學研究的控制在學科中已經非常明顯。那些依附於大型文化機構的文化生產者，也越來越被迫接受和採用像外部規範，他們或多或少會無意識地把這樣的規範視為知識分子成就的普遍標準。

近代以來形成的將文化分為兩個市場(一方面是為文化生產場域內部消費而生產的學術生產，另一方面是大規模產業化生產的商業文學)的格局，如今已經會受到嚴重威脅。商業生產的邏輯越來越把嚴肅的前衛生產擠向邊緣；此外，看上去能夠使文化生產者得以逃避商業市場壓力的國家庇護，也有可能通過各種委員會對文化生產場域施加規範化的壓力。

然而最嚴重的危險來自於剝奪知識分子運用自己的標準評價自己和自己的生產的特權這樣一種傾向。在最為自主的生產場域，最引人注目的是生產者建構了他們自己的市場，生產者只把自己的競爭者作為消費者。然而來自於外部勢力的約束，使得文化生產場域中越來越重要的部分，逐漸由外界標準所決定。學術作品和暢銷書之間的邊界如今已經變得十分模糊。

如今文化生產者越來越被排除在公共論辯之外，而與此同時，卻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賦予自己一種知識分子身份權威，以便行使政治權力。如今其他場域的高級管理職位越來越取決於是否擁有學術頭銜，以往知識分子雖然是經濟領域的被支配者，但是在文化層次卻具備優越性，而如今他們卻要面對一幫在文化層次上為不輸於他們的經理人員。這些新晉的文化貴族宣稱他們的技術或經濟——政治文化具有超越傳統文化的優越性。傳統文化因此被貶到無用、瑣碎的邊緣境地。

註：以上大多數觀點非本人原創，而是布爾迪厄的觀點，主要論述的是當代的知識分子，相對而言，中國的知識分子的自主性更弱一些，受到國家干涉更為嚴重。

輕飄飄的理想充斥著大腦，雙足卻無法站穩現實的地面。

熱騰騰的慾望填塞著心靈，雙手卻懼怕沾染一丁點土腥。

從歷史角度上來看，在國共兩黨的鬥爭中，知識分子（特別是大知識分子）要不然投靠國民黨，要不然持中立態度走第三條道路，基本上沒有支持中共的。但是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不支持中共，並沒有影響中共奪取政權。

這個事實就證明了：中國的知識分子並不重要，也不偉大，不僅不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不能左右中國的政局和歷史進程，相反是微不足道的。

知識分子不偉大，可是他們的「態度」很偉大，總有一副高其他人一等的態度。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最大弱點：姿態高，能力低，互相看不起內鬥，一盤散沙。（連蔣介石都看出來不屑一顧了）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的突出表現之一，就是「自視甚高」，總擺出一副「貴族、士大夫」姿態，處處都要享受特權把自己和普通大眾區分開來，看不起工農兵，看不起小人物，與社會底層群眾格格不入。

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心口不一的知識分子，大有人在。

有人說我這個帖子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但是請大家注意主貼立意是什麼？------「中國知識分子的最大弱點」

本來就是談弱點，不直擊要害的話，難道還需要表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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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回帖中，很多人覺得認識幾個字、會寫自己名字，或者讀過中學就算知識分子了。我也不想去反駁，只貼一句某偉人的批語稿。

「譬如共產黨人和我們的軍事幹部，一字不識和稍識幾字的佔了百分之九十幾，而多識一些字的，例如讀過三幾年中學，進過黃埔軍校、雲南講武堂、蘇聯軍事院校的，只有極少數，大學畢業生幾乎一個也沒有。所以有人說，共產黨「無學有術」，而他則是「有學無術」。這話從形式上看來是有些對的。但從實質上看，則是完全錯誤。」 -----------《在京藝術院校試行半工〔農〕半讀》一文的批語，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

講道理。

這是知識分子最擅長的，但一旦碰到個不講道理的，就玩完了。

最大的弱點就是被一幫沒文化的人指責時，他們不屑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