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洛杉磯治理霾污染用了數十年，中國將會花幾年空氣質量才會有所好轉？

11-28

2013年以來，陸續有100多座城市深陷「十面霾伏」，霾到底還會持續多久？倫敦治霾花了20多年，洛杉磯花了近60年，中國將會花幾年？怎樣才能治理好霾污染？

隨著工業規模的迅速擴大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工業廢氣、汽車尾氣排放超過空氣承受能力，久而久之形成霧霾天氣。

俗話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治理空氣污染，是一個艱巨而持久的過程，雖然，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治理空氣污染所需的時間或許會有所縮短，但是期待通過短平快的措施來完成治理，是不現實的。查找明確污染原因，需要一個過程；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需要一個過程；措施得以順利實施，需要一個過程；實施後產生成效，最終達到改善環境的目的，更需要一個過程。

不論是英國倫敦、美國洛杉磯，還是日本四日市、德國魯爾工業區，治理空氣污染都經歷了較長的時間，沒有「速成」的方法。

倫敦：1952年出現嚴重的空氣污染事件，前後導致1.2萬人死亡，隨後在1956年，英國議會迅速通過了《清潔空氣法案》，加強治理空氣污染，30年後情況終於得到改善。

洛杉磯：1943年洛杉磯出現了第一次霧霾，經過漫長的治理，直到上世紀末，洛杉磯煙霧問題才基本得到解決

日本四日市：1961年，日本東部沿海城市四日市哮喘病大爆發，隨後，民眾像政府提出訴，日本政府治理空氣污染花了近30年。

德國魯爾工業區：1962年12月，魯爾區出現持續霧霾天氣，空氣中二氧化硫的含量超過每立方米5000微克。德國人制定霧霾條例，一旦出現霧霾天意，政府可以要求工廠停產、車輛停駛。20多年後，德國總體空氣質量才獲得極大改善。

治理空氣污染
要找到污染根源才能對症下藥，霧霾背後隱藏的是發展方式、產業結構、消費觀念、生活習慣等一系列深層次的問題。

就發展方式而言，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中積累的矛盾不可以能一朝一夕解決。過去，一些地方盲目追求GDP，招商引資「飢不擇食」甚至「飲鴆止渴」，對企業污染行為放任不管，「先污染後治理」，導致環境污染的後遺症至今難治。對於國家來說，空氣污染要與領導政績掛鉤，環境治理不過關，不予以升遷。對於各地政府來說，首先要糾正以往急功近利、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堅決拋棄「GDP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

就產業結構而言，現在，中國正處於重工業發展階段，重工業耗能非常大，如果使用的燃料又是傳統的燃煤，那必然造成污染問題。比如我國每年要出口大量的低級鋼材，但是用很多煤炭，用很大的環境污染代價來生產這些產品，對經濟發展的實際貢獻非常有限。治理空氣污染要堅決抵制和淘汰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下決心整頓，整頓不合格的企業，要求其停產。

就消費方式而言，治理霧霾、人人有責，不少人都知道環境被破壞不好，可是誰也不願改變自己破壞環境的行動。汽車尾氣是霧霾的主要成因之一，如果每個人都能理智消費，抵制浪費性消費，實現綠色出行、綠色生活，就會為環境的清新怡人作出一份貢獻。

就生活習慣而言，亂扔垃圾，無視垃圾分類，貪圖方便用塑料袋、一次性物品，焚燒樹葉、秸稈，無節制購物都會對本來就污染嚴重的大氣增加負擔。

治理霧霾，需要有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是我們不能因為短期內難見效果而無所作為。只有政府採取強硬手段，企業承擔責任，每個人積极參与，才能遠離霧霾，重見藍天。

引用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項目研究員劉遠舉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中的段落：

除了少數人認為「每個人都是霧霾的製造者，每個人也就有義務打掃霧霾」，並積極行動，絕大多數人，在面臨減少霧霾與傷害自身利益的選擇時，往往會歸咎於其他因素，抱怨野蠻施工、污染企業、集中供暖、餐館、燒烤、秸稈，覺得政府規定的限行、尾氣年檢只是在「裝積極」，並抵制妨礙自身利益的減污措施。這並不奇怪，作為一種典型的公共品，空氣陷入了「公地悲劇」中。

「公地悲劇」的原因在於，對某一項資源，個體的、私人的成本與社會的成本不同。在當下中國，地方政府官員為GDP帶來的政績，企業為更高的利潤，個體為了舒適取暖、開車，其實都在破壞環境。在破壞環境這一項上，私人成本都小於社會成本。可以說，每一個人都是加害者，每一個人都是受害者，都陷在「公地悲劇」的陷阱中不能自拔。

解決「公地悲劇」的辦法是政府介入調節，對資源進行私有化、或根據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對排污者徵稅，增加彌補排污者的私人成本，使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一致。但是，高昂的社會成本並不能直接驅使政府行動，只有當社會成本轉化為政治壓力，並壓倒政府GDP利益的時候，才能驅使政府行動。而在社會付出的巨大成本還未轉化為政治壓力時，政府的環保動機不強，環保部門的權力也不夠大。

在具體的污染過程中，所有排污者的好處都是實實在在的、明顯的、集中的，另一方面，個體製造的污染，卻是分散的。對於個體來說，自己製造的那一部分污染僅占自己所受到的污染的很小一部分。比如，一個人開車，享受了開車的好處，並排放出污染。當很多人都同樣行動的時候，如果其中一個人停止開車，他會立即喪失開車的好處，卻幾乎不會改變自己遭到的污染，所以沒人會減少開車。但是，當所有人都選擇開車的時候，每個人遭遇的污染甚至會大過開車的好處。簡而言之，這個時候，社會成本已經由每一個人共同分攤，但他們卻陷在公地悲劇的陷阱里，無法自我解決，只能呼籲。

人們呼籲減少污染的時候，明白自己會從更乾淨的空氣、更乾淨的水中受益，但與此同時，他們往往會低估自己的義務、高估他人的義務，認為在這個過程中，別人的義務會多過自己的義務。比如，消費者會認為，治理霧霾，主要受損的應該是那些工廠的利益，而不是自己開車與用電的權利。

當我們明白了這種義務幻覺之後，就不難明白，開著大排量的轎車，同時卻嚴厲地問責霧霾，這種行為是真誠的，並不虛偽，只是個體面對「公地悲劇」出現無力感的同時也低估了自身代價。從這個角度上看，指望中國人，人人從我做起，主動採取低碳生活方式，工廠主動實行嚴格的環保措施，既是幼稚的，也是不符合社會規律的。

要減少污染，解決「公地悲劇」，不能靠自我約束，而只能靠「義務幻覺」下的相互約束。所以，人們的呼籲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社會成本變為呼籲之後，如何集聚起來，變為政治壓力，逼迫政府強力的治理污染。顯然，這個過程，正是一個體制的、政治的過程。

遺憾的是，在當下中國，缺乏一種明確的途徑來收集這種個體意見。相反，政府官員的利益，工廠的利益都是明確而集中的，也就更有動機通過不作為、行賄進而阻止、弱化社會成本的聚集。社會成本雖然廣泛存在但卻無法集聚，各地的PX項目就是典型例子。可見，霧霾與體制之間，存在明確的邏輯鏈條。

那麼，社會成本如何轉變為政治壓力呢？

除了形成政治壓力，推動政府行動，好的制度過程，還能幫助政府獲得公眾更大的配合。

在現代技術下，排污行為，是可度量的。從這個角度看，空氣就變為了一種「公共池塘資源」。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提出了關於「公共池塘資源」的管理與分配的八條制度設計原則。其中的三、四兩條的內容，對當下中國的霧霾問題，很有啟發意義。第三條的內容是：集體選擇的安排。絕大多數受操作規則影響的個人，應該能夠參與對操作規則的修改。第四條的內容是：監督。積極檢查公共池塘資源狀況和佔用者行為的監督者，要麼是對佔用者負有責任的人，要麼是佔用者本身。

簡而言之，受規則影響的人，應該能夠參與操作規則的修改，而規則的監督者、資源（新鮮空氣）的保護者（政府），也應該與資源的消耗者（老百姓）存在明確的代理關係。當受污染的公眾，能夠通過可靠的、可見的邏輯鏈條參與規則設計，不僅能使規則本身更能反映各方利益，也能得到更好的配合。一旦代理關係不存在，或者較弱，那麼，無論資源的管理者如何做，都必然遭到公眾的批評。

所以，不管是聚集社會成本形成政治壓力，還是在具體的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上，體制都與霧霾有著明確的邏輯關係。

一個政治體制如何能有效均衡個人與社會成本，是人們對其作出評價的重要標準。任何體制都能均衡個體與社會成本的功能，比如，當下河北不停地關閉水泥廠、限制鋼鐵產量，就是一種明顯的體制對霧霾的反應。但必須指出的是，不同體制在實現此類功能上的效率、速度、預見性、科學性卻存在量的差別。這種不同的政治結構之間的差別就構成了評價的依據。從這個角度看，程度就是實質，量的差異就是質的差異。

中國式治霾很多時候類似於嫁禍，一線城市把污染重的企業搬到二三線城市，二三線城市污染嚴重之後，再把這些企業搬到鄉鎮，美麗中國到美麗城市到美麗鄉村，一個完整的嫁禍鏈形成，治霾不是嫁禍，必須轉變產業結構，從根本上解決污染重能耗大的企業，而不是搬來搬去，應付抽查的暫時性關停。這樣的治霾，確實只能依靠大風來拯救我們的天空了！

應該不會，一個美籍博士來學校講座說到舊金山治理用了40年的時間，即便現在科技發達了，但是相對來說企業也多了，說到中國打算幾年的時間來治理，欲速則不達。。。

其實做到APEC藍也就幾天時間

暫時來看不可能。
要估算，首先得知道污染有多嚴重。單一個pm2.5都得研究很長時間，想把空氣，水，土地的污染情況摸得一清二楚就遠非一朝一夕之事（土地污染情況據說花了6年調查，結果被列為國家機密，一次新聞報道某負責人表示會公布結果，後來，你懂得……）
假設我們知道了準確的污染情況，將其數據化，像GDP一樣每年百分之幾的治理估算不難，問題是什麼時候治？我初中那會兒，政治課本就講環境是整體惡化，局部好轉（呵呵）。以我國當前面臨的國內經濟問題，民生問題，階層矛盾，再加上海外領海問題，島鏈，領土爭端，對有能力改善環境的人來說，環境問題算個屁的事。
改善環境還是等中國足球奪得世界盃後再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