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計時,一天從什麼時刻開始?是23點(子時),還是24點?
(蘇頌)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歷一日。北人問孰為是,頌曰:「歷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逾數刻,則屬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歷可也。」北人以為然。
《宋史·卷三百四十·列傳第九十九》
蘇頌是天文曆法方面的大師,這問題大概是正朔道統之爭的外交辭令,他輕描淡寫給改成技術爭端了——雖然就是技術爭端。
以《大統》、《授時》二歷相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必刻。夫時差九刻,在亥子之間則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月,此可驗之於近也。
《明史·志第七·歷一》
這兩個說的都很明確:子初換日。
古歷分日,起於子半。十一月當甲子合朔冬至,故太史令傅仁均以減余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三刻。
李淳風言,《新唐書·志第十五·歷一》
這段是李淳風推驗古代曆法時候出現的問題。李淳風指出,傅仁均(當時另外的天文曆法人才)用春秋以來文字記載的天象日期等推算常差幾刻。因為他以子初換日——即以子初為每日起點。
這樣說就意味著當時世俗觀點應該也是子初換日的。按照古代人的尿性,未必真的古歷就是那樣。
晝夜十二時均分百刻一時有八大刻二小刻大刻總九十六小刻總二十四小刻六准大刻一故共為百刻也上半時之大刻四始曰初初次初一次初二次初三最後小刻為初四下半 時之大刻亦四始曰正初次正一次正二次正三最後小刻為正四若子時則上半時在夜半前屬昨日下半時在夜半後屬今日亦猶冬至得十一月中氣一陽來複為天道之初耳古厯 毎時以二小刻為始乃各繼以四大刻然不若今厯之便於籌策也世謂子午夘酉各九刻餘皆八刻者非是
《革象新書》元·趙友欽 撰
這本書比較難找(古文真的很難看!!!)
其實類似的東西還有很多。
但是無一例外就是——有爭議。
個人喜歡12點。而且,中國曆法一直強調的曆元之夜半我認為也是12點。
農曆新的一天從多少點開始? - 天文學這個趙友欽完全不懂,就在這裡胡扯。
就歷算而言,當然是連續記百刻比較好用,十進位方便多了啊。
硬要分成二十四個四大一小,明明是徒增煩惱。算出結果來,還要通分換成二十四進位,傻瓜才會這麼做。
趙友欽這貨,完全不懂,還寫書罵別人…。
至於本帖主題,換日點就是子正時刻,「子時」、「丑時」…這些,都是時間點,不是時間段,「子初」只不過是「子時辰牌初現在門框範圍內」的意思;而「子正」是「子時辰牌居於門框內正中位置」的意思。
「子初x刻」,就是「子時辰牌初現後第x刻」,「子正x刻」,就是「子時辰牌正位後第x刻」。
24時。計時,太陽高度角最高為正午,兩個正午之間,對半分。24時為一天的開始。
不邀自來,回答一個與提問無關的答案。
中國現行農曆沿用自明末《時憲歷》脫胎的清朝《西洋新法曆書》,是四百多年前的由湯若望主導的歐洲耶穌會教士和中國第一批天主教徒合力編撰的
所謂「民族智慧科學結晶」、「實實在在中國特色」的中國現行農曆,其實完全是四百多年前的歐洲耶穌會教士和中國天主教徒合力編撰的。現代東亞農曆的基礎是來自明朝末年的《時憲歷》,之前明代通行的曆法為《大統歷》,實際上是將元代郭守敬的《授時歷》改個名字沿用,此曆法到明末,已經與實際氣象、天文有誤差,尤其對日月食推算的誤差更明顯。按《明史》記載,1629年,明朝中央政府任命禮部尚書徐光啟、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領銜根據西法「督修曆法」,而改修曆法的實際「譯書演算」工作完全是「西洋人龍華民、鄧玉涵」、「西洋人湯若望、羅雅谷」承擔的。而這些「大西洋國人」,全都是來自於義大利與日耳曼地區的耶穌會傳教士:龍華民是西西里人,鄧玉函、湯若望是日耳曼人,羅雅谷是米蘭人。而領銜的中國高官徐光啟、李之藻也是中國第一批戒了麻將癮、放棄小老婆的天主教徒。依託的理論依據也是「第谷宇宙體系」: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設計是介於哥白尼的日心繫和托勒密的地心體系之間的一種調和性體系,主要理論是地球仍然在宇宙的中心,太陽與月亮繞地球公轉,但五大行星則繞太陽公轉。明清易代後,官方將還沒來得及通行的《時憲歷》刪改至103卷,並由清朝順治皇帝將其更名為《西洋新法曆書》,於順治2年(1645年)頒行。康熙八年(1669年)後至清亡,中國的曆法一直大體沿用湯若望所訂新曆,延續至今,就是俗稱的「農曆」。
現行的農曆「二十四節氣」也來自於洋教士訂立的「定氣法」,與「千年文化傳統」的「二十四節氣」只分享同一個名字,確定方法和日期完全不同
在《時憲歷》的中國曆法中,「節氣」是將冬至與下一個冬至之間的日期平均分成十二等分,稱為「中氣」。再把相鄰「中氣」之間的日期等分,稱為「節氣」。平均每月有一個「中氣」與一個「節氣」,統稱為「二十四節氣」,這種確定方法被稱為「平氣法」,每「節氣」之間日期相同。而從西洋教士定《時憲歷》之後直至今日的「農曆」,中國的「二十四節氣」是根據太陽在回歸黃道上的位置來定的,即在一個為360度圓周的「黃道」(一年當中太陽在天球上的視路徑)上,以春分點為0度起點,太陽在黃道上每運行15度為一個「節氣」,每「節氣」時間不均等,稱為「定氣法」。所以現在的中國「農曆」與《時憲歷》之前中國曆法的「二十四節氣」只分享同一個名字,確定方法和日期完全不同。
1644年耶穌會教士湯若望與政府部門欽天監「打擂台」預測日食,以新曆法挑戰舊曆法,湯若望完全勝出後,「農曆」才有在中國施行的曙光
《時憲歷》的推行並非一帆風順。新曆編定後,朝中不少官員表示懷疑和反對。順治元年(1644年)七月,耶穌會教士湯若望預測將有日食發生,推算出「日食分秒時刻,起複方位,並各省直見食有多寡,先後不同」等具體情形。禮部尚書郎丘等人「啟請派官會同測驗」,實際上就是讓欽天監和湯若望雙方打擂台。八月初一日,日食發生。欽天監官方使用舊曆法的測驗均有偏差,「大統歷錯一半,回回曆差一時」;但湯若望的測試結果「時刻分秒,毫釐不爽」。清朝官方檔案記載的中央政府態度是:「明朝二十年來不用新法,我大清國不過施行幾日,一測即驗,猶如合對兵符,真可謂為神奇者也!」湯若望打贏了和欽天監的擂台,才使「農曆」渡過了在中國的第一個難關。
中國士人在技術上無法勝過天主教士,就用文字獄來誣衊這些洋教徒有叛亂意圖、詛咒亡國,洋教徒編的曆法自然也被廢止
在「農曆」於中國施行的波折歷程中,還是能發掘出不少有中國特色的民族智慧的。比如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四年(1665年),感覺到飯碗受耶穌會教士威脅的官員和士人們,就是用很有中國特色的文字獄和政治構陷來使上級放棄新曆:官生楊光先先後上書,稱湯若望「於《時憲歷》敢書『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竊正朔之權以尊西洋,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毀滅我國正教」,「天佑皇上歷祚無疆,湯若望只進二百年歷」,「傳造妖書,窺視朝廷機密,內外勾結,教會二十年來收徒百萬,布黨京省要害之地」。最終判決是湯若望與義子等免除行刑(「並免流徙」),湯若望不久後即病死,支持新曆的5名中國官員(均為天主教徒)仍全被處決,政府廢除耶穌會教士編訂的新曆法,重新沿用明代《大統歷》。
天主教士於康熙七年、八年和欽天監官僚再次「打擂台」,天主教士再次全面勝出後,湯若望主持編訂的新曆被恢復使用,成為直至今日的「農曆」
「湯若望教案」後,楊光先、吳明烜等人以檢發有功分別升任欽天監監正、監副之職。但這些官僚的技術水準顯然遠低於構陷羅織的本事,業務壓力巨大,部門工作一片混亂,屢次錯測節氣時日,不得不要求招募技術骨幹和放寬業務要求:康熙五年(1666年)二月,楊光先奏請「延訪博學有心計之人與之制器測候」;七年(1668年)五月,吳明烜奏請參用回回曆以校正舊曆,承認「現用舊法,不無差謬」。自然,從教案中倖存的耶穌會教士開始了反擊:康熙七年(1668年),楊光先與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再「打擂台」,於欽天監觀象台一起預推正午日影所止之處,經過3天實地測驗,南懷仁推測無誤,楊光先等都有誤差。為了進一步驗證,康熙又安排了立春、雨水兩個節氣以及月亮、火星、木星運行的五項測驗,令大臣們共同觀察,結果南懷仁所言「逐款皆符」,而楊光先「逐款不合」。康熙八年(1669年)正月,南懷仁上奏,指陳吳明烜推算曆日差錯之處,據監正馬祰測驗,「南懷仁所指之處皆相符合,吳明烜所稱皆誤」。康熙八年三月,清廷授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氣節占候皆由其主」。此後,清廷恢復使用湯若望所訂新曆,並於八月為其昭雪,「追賜原掌任欽天監事、通政使司通政使湯若望祭葬如例」。湯若望主導的教士們所編撰的《時憲歷》,大體一直沿用至今,即為現在的「農曆」。
接替首批來華耶穌會教士的葡萄牙教士們靠著法國的《天文曆書》、英國的航海曆本,仍然能充當修訂「農曆」的政府天文曆法顧問。就算是不學無術的葡萄牙人,敷衍中國官民仍然綽綽有餘:「中國人沒有能力發現他們的錯誤」
從順治、康熙時代的波折後,耶穌會士實際上被清朝官民公認為通曉天文曆數的科學權威。在當時的歐洲人眼中,第一批到中國的耶穌會士也的確是非常有學問的德國人。但1793年到達清國的英國馬戛爾尼使團發現,「接替的是一些不學無術的葡萄牙人;他們走運的是,中國人沒有能力發現他們的錯誤」。葡萄牙神父湯士選悄悄向英國使團請求幫助。「主教向英國人承認他和他的同事根本不能預測日食或月食,也指不出月相或日出與日落的時間,而朝廷上下卻都以為他們在這些方面是專家」。在此之前,他們由於能買到巴黎出版的《天文曆書》,所以還能應付;因為他們知道兩個首都之間的經度差,他們只要換算一下就行了。「但法國革命斷了他們的來源:他們收不到寶貴的曆書了。現在這場騙局就要暴露,太可怕了」。英國使團成員同情這位狼狽不堪的「學者」,便送給他一套以格林尼治子午線測算、可用到1800年的航海曆書。「這樣,這位對天文學一竅不通的主教兼『天文學家』就還有7年太平日子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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