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城市規劃設計是超前的？

11-27

我是來反對當前排名第一的答案的。
梁陳方案絕不是一個超前的規劃，相反，梁陳方案的來源正是日本人在佔領北平城的時候為北平做的規劃，不說別的，這一點就足以讓當時的政府無視其方案。
先佔坑，回學校再更。

-------------------------------------------我是更新的分割線

好吧我錯了。。。是我學藝不精 = = ，誤解了前輩。

貼一個香港大學朱濤教授談梁陳方案的鏈接：「梁陳方案」：兩部國都史的總結與終結（演講文字全錄）雖然有些地方未免偏頗，但是從總體上來講，還是比較客觀的講述了梁陳方案的始終和具體的影響，我想在下面貼一些原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公眾對梁思成的了解，集中在兩部分知識：一是他對中國建築史研究的開創
性工作，另一個是他曾（與陳占祥合作）提出「梁陳方案」。前者關乎「中國建
築」學術體系的建立，後者牽涉到城市遺產保護跟新城開發之間的關係。我的《
梁思成與他的時代》分三篇：第一篇分兩章討論梁在1930-40 年代的中國建築史
學研究；第三篇分兩章談他的城市規劃思想，其中第一章回溯他在1920-40 年代
的規劃思想發展，第二章細讀「梁陳方案」案例；第二篇，全書的中心部分，分
四章追述梁在1949-59 年間學術- 政治交織的心路歷程。

在書出來前，我原以為書中第二篇最會引起爭議，因為這段歷史很少有人寫，
涉及到新中國建築學與政治關係的一個「敏感區」。但是沒想到，我在今年1 月
理想國新書發布會上介紹了整本書的動機、背景後，一下引起軒然大波。媒體針
對一個細節，就是我說到的「林徽因構築中國建築史學時借鑒了日本學者伊東忠
太」，引發鋪天蓋地的爭論。雖然這場爭論浮現出大量膚淺的泡沫，但也確實促
使我回過頭去，更仔細地反思我的寫作思路。我原來覺得探討梁在1930-40 年代
的史學構築是幫我理解新中國建築運動的一個前景、一個序言。現在我開始越來
越意識到，它本身就蘊含著意義重大的問題：民族主義在1930-40 年代中國建築
史學裡的構築起主導性作用。它到建國後，一直到今天，都仍在發揮巨大影響。
2 月，我在廣州方所書店做了一個演講《1932：「中國建築」的構築》，聚焦在
書的第一篇，嘗試更直接的闡述該問題，並系統回應媒體的爭論。媒體的作用是
引薦原材料，並提供大眾爭論的平台。但我特別希望關心問題的朋友們能真正的
去看書，不要僅停留在看媒體報道，滿足於在二、三手的介紹、評論基礎上發言。
大家直接看書，針對書的內容批評討論，才會讓討論有針對性和建設性。

今天我想聚焦在書的第三篇，談「梁陳方案」。我選這話題是對南京——我
特別有感情的一個城市——的一種回報。我這兩天一直跟葛明老師說，南京1949
年後在政治上淪為「廢都」，但也正因此，在學術上成了中國建築學的首都。它
相對遠離了政治紛爭，才有當初一批和後來幾代學者真正專心地捍衛學術尊嚴，
來持續推進中國建築的知識、思想的發展，這是我向南京致敬的一個原因；另外，
就「梁陳方案」而言，我們一提「梁陳方案」，往往就只談梁思成、梁思成，今
天我也要特意強調一下另一位合作者陳占祥。陳背後連帶的是南京的首都規劃的
一連串歷史。「梁陳方案」，在我看來，是一部北平/ 北京的國都規劃史，再加
上南京國都的規劃史，合在一起形成的。我相信這個見解還是比較新的，其中也
有些新史料挖掘，可能還會引起大家的爭議。歡迎大家爭議，我寫這東西的主要
目的就是通過一批新史料，提出新見解，激發大家思考。

剛才媒體朋友跟我說，今天大家對「梁陳方案」的印象是什麼呢？每次在北
京一堵車時，大家就說哎呀，當年要是採納「梁陳方案」就好了。意思是如果那
個方案當年實現的話，今天北京這個混亂狀態就可以避免了。但我要說，這在很
大程度上是一個「神話」，是因為缺少歷史分析。「梁陳方案」這個案例非常重
要，非常有貢獻，但是一直缺少詳盡的歷史分析。我的書中第三部分嘗試把它放
在歷史脈絡里，還原一下它是怎麼回事、它跟今天有什麼關係。這一部分涉及七
個問題。今天借演講機會，我想把這七個問題一個個過一遍。

第一，我們不要覺得梁思成先生所有的知識是一夜之間從天上掉下來的。如
果我們梳理一下，梁在1950年提出「梁陳方案」之前的城市規劃的知識、思想是
如何積攢下來的，經過了哪些變化，到了1950年初是什麼狀態，就有助於我們理
解「梁陳方案」所包含的規劃思想。所以我首先要較詳細談的是：1920s-40s 年
間，梁思成的規劃思想和知識是如何發展來的？

第二，我們不要忘了甲方。我們今天說「梁陳方案」只強調它是乙方——規
劃師的一個提案，把它抽離出來看作一個經典文本。《三聯生活周刊》曾在2009
年國慶前夕做了一個《百年中國：從屈辱到崛起的25個文本》專題，把「梁陳方
案」作為其中一個經典文本，跟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和毛澤東的《中國人民
站起來了》相提並論。我今天想先把該文本冷處理，嘗試跳到甲方的位置上來看
：1949-50 年間剛接管北平，建立新中國政權的政府，在中央行政中心區選址上
有哪些選擇？

第三，「梁陳方案」從哪裡來？該方案是兩個人合作的，除了梁思成的貢獻，
陳占祥的貢獻在哪裡，我也想還原一下。

第四，不可避免的有一個評估問題：今天看「梁陳方案」，到底怎麼樣？這
個我不避諱，我們先還原好當年的歷史語境，然後不妨以今天更全面的視角評估
一下「梁陳方案」。

第五，甲方——北京，最後究竟選了哪個方案？大家總是在說北京因為當年
沒有採納「梁陳方案」，所以今天才這麼糟糕。我首先要反問的是：北京是不是
完全沒有採納「梁陳方案」？北京到底採納了哪些方案？北京建國後實際上以什
么樣的城市格局發展，直到今天？

第六，在探討上述問題基礎上，我想直接挑戰今天關於「梁陳方案」的普遍
共識：「梁陳方案」未被完整採納與今天北京的混亂狀況有直接關係嗎？

第七，我想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梁陳方案」在今天被寄託如此多的浪漫想
象？

一。 1920s-40s年間，梁思成的規劃思想和知識如何發展來的？

梁先生在1924-27 年間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學建築時，所學課程中沒有一門是
城市規劃課。我們可以說，梁不是城市規劃科班出身。他的城市規劃知識是靠自
學，靠讀書和對歐美城市的親身遊歷，逐漸積累起來的。

中國的1920年代，是非常重要的城市規劃發展階段，開始系統引進西方的城
市規劃思想：田園城市、疏散式發展等等。在規劃實踐中，最有影響力的是1927
年國民黨政府定都南京後，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首都建設委員會」委託美國建
築師亨利。茂飛主持、1929年底正式公布的《首都計劃》。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文本，為中國帶來一整套城市規劃和城市設計的思想、技術方法和城市管理體系。
南京的《首都規劃》驅動了全國一系列大城市的規劃項目。

1930，「梁張方案」

1930年，天津受南京《首都計劃》影響，做了一個公開的競賽，叫「天津特
別市物質建設方案」競賽。當時29歲的梁思成與留美回來的市政專家張銳合作遞
交了一個方案，得了一等獎。該方案在1930年出版，叫《城市設計實用手冊（天
津特別市物質建設方案）》。梁先生平生只做過兩個規劃方案，都是與人合作的
：這1930年的天津方案是第一個，我叫它「梁張方案」；1950年的「梁陳方案」
是第二個。兩個方案都是比較粗線條的概念性的提案，不算深入完整的城市規劃。
但它們是兩個中心文本，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梁的規劃思想發展。

我這裡插一句，作者問題。一旦歷史文本牽扯到多重作者的時，一定要很小
心，儘可能去復原誰做了哪些工作。《城市設計實用手冊》的扉頁有一句英文：
「City Plan for Tientsin by Ray Chang ， Illustrated by Si-Cheng Liang」。
可以得出，整個方案，規劃是張銳先生做的，圖是梁先生畫的。我們大致可以估
摸一下分工：方案中21張圖肯定是梁先生畫的。圖片中很少幾張是規劃圖，大部
分是單體建築圖——這能顯示梁的建築師背景。文字部分有些不同於《首都計劃
》的提議，都是關於市政管理的，比如天津市縣合併，稅收制度要改革等等，這
些肯定來自市政專家張銳的意見。

「梁張方案」可以說是《首都計劃》的學徒之作。梁張也提到，他們在做天
津規劃中，常以《首都計劃》為「心目中的對象」。比如分區，通過土地分區確
定各地塊功能性質，居住區、工業區、商業區等等，來實現對土地使用、建築開
發和人口密度的控制。這對中國來說是規劃方法和政策上的重大引進，是從《首
都計劃》學來，以後就成為梁思成進行城市規劃的一個中心手段。

在大量類似之處外，兩方案也有些明顯差異。第一，關於行政中心區規劃，
《首都計劃》要處理的是兩個行政中心區的選址問題——1950年的「梁陳方案」
也面臨同樣的雙重問題：首先是南京作為國家首都，它的中央政治區，即中央政
府辦公區域選址。茂飛把它放在郊外，在中山陵下面紫金山南麓開闢新區。茂飛
例舉五個理由：有足夠預留空地，便利交通，地形方便經營，軍事易防守，彰顯
除舊迎新思想等。《首都計劃》發表的是黃玉瑜與朱神康在茂飛的大框架規劃里
細化的中央政治區方案。話句話說，在1920年代，中國的城市規劃就已經開始探
討大城市究竟以內城為中心逐層向外擴展，還是在郊區另闢新區進行疏散式發展。
1929年《首都計劃》對中央政治區的郊外選址，就體現了後一種疏散式發展的思
路。

《首都計劃》另外要處理的就是南京市本身，市政府的行政區。茂飛建議設
在城內大鐘亭處。他列了四點考量：要有足夠預留用地；要讓市民可便利通達，
但又不能造成太多交通穿行，導致堵塞；要有較高地形保持市府尊嚴；要將市府
機關分為與市民有無直接關係兩類。今天我才發現先鋒書店這個地址，其實位於
當時茂飛規劃的五台山文化休閑中心。

回頭看「梁張方案」：因為是給天津直轄市做規劃，所以沒有中央政治區一
項，只牽涉到天津市行政中心區的選址問題。梁張建議利用現有城內市政府所在
地，有三個理由：這塊地最大，也容易向周邊擴張；該地自清朝起就一直是總督
衙署集中地，已在市民心目中形成「尊嚴」；該地既便利市民通達，又不會引發
大量無關的交通穿行，而造成堵塞。可見，「梁張方案」針對天津市行政中心區
選址論證跟《首都計劃》里南京行政中心的論證很近似。

「梁張方案」給了一個大的分區思路之後，並沒有提供更詳細的規劃圖紙，
比如行政中心區具體空間怎樣，有沒有一個總平面圖或鳥瞰圖？沒有。「梁張方
案」一下子跳到公共建築——單體建築的形式選擇議題上，這可說體現了梁思成
先生建築師的出身。在第11章「公共建築」第三節中，梁先生將公共建築分成兩
類：一類叫「新式的中國建築」，另一類叫「新派實用建築」，用今天的話來講
就是現代主義建築。

這兩類建築，第一類「新式的中國建築」要用在市政中心的建築。梁思成畫
的這個樓，實際上是三權分立，立法（大會堂）、行政、執法三部門各佔一部分，
共同形成一個大的市政中心綜合體。梁說這「新式的中國建築」要通過合併東西
美術來彰顯民族傳統和市府尊嚴。我們可以同樣看到這個淵源——《首都計劃》。
《首都計劃》裡面規劃中央行政區一系列的中央黨部、行政院、各級部門等建築
的風格，按茂飛的語言：中國所有政府辦公建築都採用中國固有之形式，旨在發
揚光大固有之民族文化。茂飛可以說是中國官方建築民族主義設計探索的第一人，
他不光自己設計了很多「中國固有式」，還影響了呂彥直等一批中國建築師的創
作。你可以看出梁思成當時做天津規劃時，也是受到影響的。

茂飛《首都計劃》裡面中央政治區一系列建築分幾個不同等級，但都遵循
「中國固有式」風格。中央政治區的中心建築很明顯的把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國會
山的大穹隆轉化成天壇，以三段式構圖放到紫金山南麓，明孝陵和中山陵之間的
小山上。但這個不是國會，是中央黨部——國民黨當時的治國理念是黨天下，以
黨治國。如此等等，一系列建築都是「中國固有式」，實際上是，中國傳統形式
語彙在西方構圖中的一種轉換。明故宮火車站設計也採用了「中國固有式」。可
以說茂飛心目中的南京建築願景，是非常一致的，不管是實用的建築還是政治的
建築，都嘗試將中國傳統形式跟現代的功能、技術結合起來。到最商業的地方，
新街口的商業規劃，他說商業建築應以實用為主，不妨採用外國形式，因為這些
大的百貨公司功能都是外國引進的。但是唯其外部仍需具有中國之點綴，加了一
些檐口、屋頂小亭子等等。可見在他的概念中，南京的建築應該保持風格的統一
性。

回頭看「梁張方案」，梁開始將建築分成兩類：政治建築用傳統式——「新
式的中國建築」，其他公共建築用「新派實用式」，「為簡單壯麗摒除一切無謂
的標識，而用於各部分權衡及結構恰當」。可以看出來，1930年的梁，在建築上
是兼收並蓄的，既有不同程度上的形式折衷，也很敏銳的把握建築發展趨勢，開
始擁抱現代主義。

29歲的梁思成第一次參與做規劃，也想對《首都計劃》這樣一個經典文本有
所突破。比如，「梁張方案」與《首都計劃》還有一點很不一樣的就是在街道網
的布置上。《首都計劃》，按通常慣例，在市區大規模用方網格，少量用些對角
線。到一些郊區，顯然受花園城市的影響，採用自由曲線。梁先生給了一個非常
有意思的提案，他採納了當時最流行最時髦的規劃想法，「六邊形蜂窩狀」道路
網。熟悉規劃史的知道，這個今天已經完全絕跡了，是因為這樣一種道路網實在
沒有生命力，但是二十、三十年代它一下變得很時髦，有加拿大、美國的工程師
和規劃師鼓吹六邊形道路有多好，梁先生其實是轉述他們的理論，他說通行的方
格網街道對於美觀及實用均欠圓滿。而六角形的劃分方式會帶來更多的建築朝向
和寬闊的花園，以及節省道路、交通便利和修建經濟性等諸多好處，是最新式的、
最進步的、最適用的。

大家看這兩個圖可以知道，梁先生在天津規劃里提供了一張六角形街道圖。
因為天津老區的城市路網本已經基限定了，他建議新區規劃普遍用這六邊形蜂窩
狀街道網。實際上，他直接套用了加拿大工程師Noulan Cauchon的「六角形街道
分段圖」。

大家可以理解，當時年輕的梁思成先生追趕時代，趕時髦。今天看起來多少
有點尷尬，因為這種路網設計過幾年就被淘汰了。它被證明是徹底不實用的道路
網設計，因為帶來大量的不規則的建築形式和朝向、很混亂的交通等等。

1930年提交的「梁陳方案」是梁先生規劃思想發展的一個節點。我們知道，
1931年9 月梁先生加入營造學社，到1945年，一直專註於中國建築史研究。他在
城市規划上，是暫時停了一下。1936年美國很有影響力的「田園城市」建築師和
規劃師斯坦因（Clarence Stein）訪問北平，跟梁思成見過面，對梁的規劃思想
有多大影響，無從查實。但這個線索很重要，因為到1947年抗戰勝利後，梁先生
又重返美國考察的時候，斯坦因起到很大作用，和梁頻繁見面，並幫梁聯繫參觀
很多有名的社區。

1945，「有機疏散」

在1940-45 年抗戰期間，梁先生被困在四川李庄，全靠費正清、費慰梅夫婦
郵寄或託人帶過去的書來了解西方最新動態。其中有一本書，梁先生在1945年讀
到：沙里寧（Eliel Saarinen）的《城市：它的生長、衰敗與未來》（The City
： Its Grows， Its Decay， Its Future ）。這本書對今天很多中國建築師、
規劃師來說如雷貫耳，因為自梁先生起，到他後來幾代建築師、規劃師們，都對
該書的核心概念「有機疏散」讚賞有加。

我耐不住好奇心，去港大圖書館找到這本書，仔細看了一遍，說老實話，不
是我傲慢，我個人覺得這是本很扯淡的書。這哪裡是什麼規劃理論啊？是當時沙
里寧作為建築師對規劃的一種幼稚狂想。當然我很小心，我提醒自己可能是因為
我自己規劃知識不夠，有偏見。我就問港大規劃系的老師們，他們覺得這本書在
規劃史有里程碑作用嗎？沒有一個人知道這本書，沒有一個人看這本書。我再看
一系列規劃思想經典文選和規劃史書，沒有哪本書提到沙里寧。

再回到1940年代。這本書是1943年出的，45年困在李庄的梁先生讀到，受到
極大啟發。但他並不了解該書在西方的語境。該書實際上在當時美國規劃界就受
到很多批評，說沙里寧完全沒有規劃概念；他設想強大的政府能主導所有城市規
劃問題，完全不切實際，等等。

回到當時李庄，我們可以理解梁先生在那個孤立的環境中讀這本書時，很多
東西激起了他人道主義的共鳴。比如關於書里的城市要保障人安居樂業，要擺脫
貧富差距等等，這個是一定會激起梁道德的共鳴；該書還有大量的隱喻，城市是
「有機體」，每個街區建築單元就是「細胞」，各「細胞」間要有有機關係等等
；另外就是對空間- 道德秩序的信念——美好的空間秩序會帶來高尚的道德秩序。
在這些泛泛的層面上，我相信每個人讀完之後都有一種道德上的共鳴。但是具體
的城市規劃措施，即核心概念「有機疏散」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發現，大量中國建築師、規劃師在把「有機疏散」當口頭禪用時，都沒有
仔細追究沙里寧的本意，而僅僅因為「有機」這個詞聽起來很好聽而已。比如人
們說北京太過擁擠了，要在郊區造一座衛星城，就一概稱為「有機疏散」。但這
完全不是沙里寧的本意，沙里寧是什麼意思呢？

沙里寧的「有機疏散」，在今天看起來，是對城市最不有機、最暴烈的大手
術。

從這個圖大家可以看出來，這是城市，城市不可避免地會擁擠。十九世紀工
業發展帶來的都是城市的悲慘圖景，擁擠、骯髒、貧民窟滋生。沙里寧用這個圖
解來說明一個天才規劃師，或是偉大的政治家，如何實施一個五十年的「有機疏
散」規劃。圖中黑色是城市已有區域，紅色是城市每五年發展出的增量。「有機
疏散」即逐步將中心擁擠的城市一塊塊切掉往外移，一個社區移出去，大家花五
十年，而且不停組合分配新的增量。五十年後，這個原本是中心性的城市被肢解
掉了，徹底變成一個小城鎮的網路。為什麼叫「有機疏散」呢，沙里寧希望政府
和規劃師要有遠見，把這大手術持續進行下去。在這大規模切割、遷移的過程中，
政府還要有力控制地價，不能讓它有急劇起伏（看中國現在的拆遷就能想像到這
些問題的嚴重性），並通過稅收等政策保證遷移過程的順利進行。要讓所有人都
服從一種計劃，尤其在私有經濟里。規劃還得保證每個新城鎮在經濟都是自立的，
不能依賴老城中心。換句話說，五十年規劃還得把經濟產業及其空間布局都規劃
好，五十年之內不能產生巨變等等。

你說這樣一個宏大、集中的規劃- 計劃，在任何一個城市裡，有沒有這樣的
案例？它可不可能？尤其在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里，別說未來五十年，就是五年你
都沒辦法用政府的計劃控制。所以我說這是個有改良社會主義傾向的建築師對規
劃的烏托邦幻想。但不管怎麼說，沙里寧的「有機疏散」對梁先生有很大的吸引
力。因為它幫助梁了解到西方在這個時候已經見證了城市的衰敗，開始積極設想
治療城市病的良方。1945年8 月抗戰勝利前一個月，梁先生在《大公報》發了一
篇文章《市政的體系秩序》，來概括沙里寧這個觀點。梁的邏輯是：既然西方城
市不加控制，都產生了擁擠的城市病，像癌症一樣，必須通過切除手術進行「有
機疏散」，才能恢復生命力，那麼戰之百廢待興的中國，其城市重建時應要提前
預防這些病，提前規劃「有機疏散」的格局。

但是我想說的是，梁先生1947年訪美之後再也不提「有機疏散」了。我個人
判斷是他意識到這本書沒那麼重要，沒那麼有實際意義，反倒是梁先生的弟子們
又把它繼續發展成很大的理論——實際上是個神話。「有機疏散」的神話基於對
沙里寧概念的兩種誤解或不求甚解上。一種是人們說「有機疏散」時，往往僅指
泛泛的疏散而已，比如在郊區建衛星城、副中心等，之所以在「疏散」前面冠以
「有機」，就因為這倆字好聽、玄妙；另一種是把沙里寧的「有機疏散」當成了
城市規劃疏散學說里最好的，這是大錯特錯。疏散思想的老祖宗、最有影響力的
是霍華德的「花園城市」。他設想是一個58000 人的中心城市外圍一系列32000
人的小城市，由快捷的交通連線和綠化帶隔離，形成城市網路。如果每個小城市
經濟上自足，不依賴中心城市，該網路狀的花園城市模式無限複製，最終就會徹
底取代中心式集中大城市。但我們知道，霍華德的理想從沒有完整實現過。少數
建成的花園社區，都在經濟上沒辦法獨立於中心城市，最後都變成單一功能的郊
外居住區——睡城。後來深受「花園城市」影響的大倫敦疏散規劃其實是「花園
城市」理想在現實中的另外一種折衷：不管怎麼在郊區設衛星城，都僅是一定程
度上地改善、舒緩中心城市的擁擠，而不可能把中心城市完全肢解掉。簡言之，
在泛泛的疏散觀念上，沙里寧的「有機疏散」沒有任何獨創之處。在特定層面上，
沙里寧的「有機疏散」要把中心城市徹底肢解掉，這在現實中完全不切實際。

1947-49 ，區域規劃和《雅典憲章》

抗戰勝利後梁先生再次去美國，集中在1947年的1 至7 月。他收穫很多，一
個是參加聯合國總部的設計，跟柯布他們在一起討論，感覺頓開茅塞，把滯緩了
好幾年對現代主義建築、城市的認識惡補上去。他還把這個視野擴大到區域規劃，
他去參觀了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VA）。TVA 是
美國城市規劃和政府管治上的一個很大創新，他們當時叫「地理導向」發展（geography-oriented）
——河流是不會受每個州的邊界限制的，一條河下去了，整個河的流域都應該有
統一協調的規劃和城市發展政策。當時中國國民黨政府受此啟發要修三峽工程，
還成立揚子江流域管理局（Yangtze Valley Authority）。梁思成對TVA 很有好
感，在給斯坦因說中國需要「數百個TVA 」，以改善規劃和民生。

可以說梁基於閱讀西方城市規劃理論和案例，建立起對新型的社會主義制度、
土地公有制的美好想像，對這些新制度能改善城市，擺脫資本主義社會城市病的
期待。這種幻想的力量是強大的，它促使梁先生在1949年留在大陸，繼續輔佐新
的共產黨政權。

在這個節骨眼，1949年6 月梁先生又在《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文章叫《城市
的體型及其計劃》。很顯然，他又開始吸收柯布西耶和國際建協的城市規劃理論。
他提出要讓城市得到合理的隔離和聯繫，需要四個基本的規劃元素：分區，鄰里
單元、近端式的道路、自給自足的小區。第一個元素分區是按最新《雅典憲章》
的理論，把城市分成居住、工作、休息和交通四個功能分區，另外三個元素都是
從「田園城市」理論中脫胎出來，這是他心目中新中國城市規劃的模式。

二。 1949-50年，北京在中央行政中心區選址上有哪些選擇？

第一個選擇是日本人留下來的遺產。1949年4 月共產黨全面接管北平政府，
5 月8 號新成立的北平建設局就召開「北平市都市計劃座談會」，請梁思成、華
南圭、朱兆雪等專家討論北平的發展，中心議題之一就是如何利用日本人留下的
「西郊新市區」。

1937年日本侵佔北平，改名北京，馬上做了一個北京的規劃。該方案在北京
西郊，現在五棵松一帶規划了一個「西郊新市區」，以頤和園萬壽山的佛香閣為
北邊的制高點，向南引出一條新市區中軸線，跟紫禁城的南北中軸線呼應。該方
案通過規劃一片新城，來實現新城開發和舊城保護雙贏的局面。規劃書中寫：
「城內仍保持中國的意趣，萬壽山、玉泉山以及其他名勝地作為公園計劃，在此
範圍內乃至周圍的庭園、樹木、庭石、山川，希望採取中國的式樣。將來準備復
原被英法聯軍燒毀的圓明園，希望儘力保持中國文化。」「西郊新市區」的最北
端是軍司令部，前面一個大廣場和100 米大道，一直頂到最南端的火車站。該規
劃不光是中軸線和棋盤街道網呼應了北京古城的秩序，它自身還是個綜合性的新
城。它設想集中安置日本僑民居住，併兼有辦公、商業、民用設施，甚至有小規
模的生產。

在1939年到43年間，日據政府徵用了17.7平方公里作為一期用地，打通長安
街向西延伸段，修了500 多棟房子、各式道路、市政設施……「西郊新市區」在
日本人的經營里已經有一定的雛形了。

然後抗戰勝利，國民黨接管，再進一步調整規劃。國民黨關於定都北平還是
南京存在爭論，這很快顯示在國民黨的規劃文件里：如果定都北平，日本人留下
來的西郊新市區，就可利用作為中央政治區位置。後來國民黨決定定都南京，規
劃文件又說，不管定都在哪裡，北平總要發展，西郊新市區一定要好好利用。國
民黨的修改規劃，延伸了東郊工業區，「西郊新市區」又向南結合交通，搞了另
一個新區，等等，並打通幾道新舊城區的東西幹道連接，等等。

所以很自然的，共產黨在1949年接管政權時，就面對前任兩個政府傳下來的
「西郊新市區」：日據政府已經幫助征地，且城市建設初具規模，而後國民黨政
府又進一步完善了規劃。49年5 月8 日「北平市都市計劃座談會」文件顯示，當
時共產黨政府已經清晰意識到北平已經很擁擠了，要利用西郊解決疏散的問題，
也清楚知道這個新市區有綜合性功能，行政、居住、商業、工業，應能成為自足
的新區——這個概念非常重要，跟以後蛻變的中央政治區純辦公區域不一樣，
「西郊新市區」一開始是個綜合性城市。

在這個文件里，梁先生對「西郊新市區」的批判最激烈。他說，日本人規劃
「差不多全無是處，應該全部從頭計劃。」他批評日本人的規劃街道網太密，一
百米就是一個路口，行車不便，應該加大，讓五六個街區合成一個。他還批評日
本人規劃裡面每個小街區商住混用，底層是商業，導致住宅都往裡看，極不合理。
要把商業和居住分開，行政全部分開，功能分區，助長交通，等等。顯然，梁當
時所信仰的是柯布西耶的「光輝城市」、《雅典憲章》的功能主義城市規劃原則。
今天我們可以說，當年梁先生所信仰的理論，實際後來被證明是扼殺城市活力的，
自1960年代開始逐漸被西方規劃界否定。而今天回過頭看日本人的規劃，小尺度
街區、頻繁的街道交叉口、高密度、商住混用、功能交織，恰恰是促成城市活力
的社區規劃手段。

不管是出於民族情感痛恨日本人的遺物，還是從專業立場上覺得日本人的規
划過時了，梁先生對日本人的規劃有強烈不滿，但他並沒有反對共產黨政府的意
願——政府仍希望利用「西郊新市區」。梁先生說，如果要利用得先確立功能，
建議將聯合政府所在地設在那裡，或至少是市政府。這時候很關鍵，建設局局長
曹言行發言說：「現在我可以報告一下，將來新市區預備中央在那裡，市行政區
還是放在城裡。」——這想法實際上跟茂飛的《首都計劃》是一樣的。下午討論
時時任北京市長的葉劍英也請在座「集中討論西郊建設問題，免得老在北京城裡
面擠。」市政府秘書長薛子正則說「各位把新北平規劃一下，以日本人的計劃為
示範，建設東郊西郊新北平……近一兩年，西郊新北平荒廢，希望能夠提前建設
起來。」可以說，在面對城市規劃遺產上，當時政府並沒有表現出一點狹隘的民
族主義抵觸情感。梁先生雖然有批評，但還是接受了政府的委託，帶領清華大學
建築系師生改善日本人的規劃。有效利用日本人留下的「西郊新市區」，這是共
產黨甲方在1949年5 到8 月的選擇。

第二個選擇出來了，一切開始急劇的變化。1949年的9 月份，毛開始說「一
邊倒」，一切向蘇聯學習。北京政府邀請十幾位蘇聯市政專家到京。他們經過研
究後，在49年12月開會，公布他們的結論。他們說按照莫斯科的成功經驗，一方
面要建設新市區，一方面還要改善舊市區，經濟上是不可行的。舊市區里明明有
現成的街道管網，新的中央政治區的選址應該在中心處找空地來修。這樣的話，
不光修新建築，也同時可改善古城，讓其更美好。西郊可以成為一個住宅區，一
個郊區衛星城。蘇聯專家還具體建議，新的中央政治區辦公樓，沿著長安街，像
歐美的沿街街坊的方式規劃，一期四到五層，二期二到三層，外輪廓上整齊劃一，
立面上要有民族特色。

在會上建設局領導當場表態同意蘇聯專家意見，而梁先生跟蘇聯專家產生很
大爭執，梁先生認為在舊城中心設中央行政區，最終會破壞舊城。49年10月份加
入梁思成規劃團隊的陳占祥也不同意蘇聯專家的提案。為與之抗衡，梁陳二人於
1950年2 月份聯合推出「梁陳方案」——這成了北京政府的第三個選擇。

三。「梁陳方案」從哪裡來？

剛才回顧這麼多史料，首先可幫我們認清一個基本史實：「梁陳方案」的獨
特性並不在於通過規劃新城來疏散舊城，以達到新城建設和舊城保護雙贏的大思
路。這思路是從日本規劃一脈相承下來的，甚至共產黨政府本來都這樣想。「梁
陳方案」的獨特之處在哪裡呢？是在日本的「西郊新市區」和舊城中間，選擇了
第三個位置，規劃一個全新的中央行政辦公區。日本的「西郊新市區」選址是復
興門外四公里，公主墳往西到八寶山。「梁陳方案」則放到公主墳以東至復興門
的三里河一片地，成為第三個方案。

我認為「梁陳方案」的推出，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引發了兩個重大問題的
轉向。第一，本來之前，不管是日本人規劃「西郊新市區」時，還是共產黨政府
考慮利用「西郊新市區」時，甚至當蘇聯專家建議將中央行政中心區設在舊城中
心時，都是談論綜合性城區發展議題。但「梁陳方案」由於特彆強調中央行政中
心區作為單一的行政辦公區域，與其它城市功能脫離開。這使得爭論焦點愈發脫
離綜合性城區議題，變成單一的中央政府辦公機構的選址、規劃問題——城市變
成了城區。

第二，本來爭論的焦點在兩個選項上：是「西郊新市區」，還是舊城中心。
既然梁先生和陳先生堅持疏散式發展，為什麼不堅持用日本人的「西郊新市區」
來抵抗蘇聯的利用舊城中心方案，而拋出了第三個，尺度更大更宏偉的方案？為
什麼會有第三個選擇？我個人認為第三個選擇反而在心理上給政府造成更大的選
擇壓力，因為北京政府已經12月的會上被蘇聯專家說服了：按照蘇聯經驗，新城、
舊城兩者兼顧的話經濟上不可能的，所以要先立足舊城。在這情況下，要抗衡的
話，用「西郊新市區」不是更有實際意義？因為它已經初具規模，而且本來共產
黨政府確實也這樣想的。為什麼梁陳會突然拋出第三個方案？這時候陳占祥這個
角色就出來了。據陳占祥回憶，說他到北京之前，梁先生在做西郊新市區的改善
規劃，而陳占祥認為日本侵略者「在一定距離另建新城是置舊城區於不顧」——
我覺得有點意識形態化了，日本可能短期對舊城內的投資很少，但是規劃的長遠
意圖確實是保護舊城——陳占祥主張把新市區移到復興門外稍微近一點，西郊三
里河那個地方。是陳占祥說服了梁思成來一起做一個新方案。

為什麼會作出這樣的決定？可能有很多因素，我想說兩個，一個是土地問題。
剛才說日據政府已經花幾年功夫征下西郊17.7平方公里的地，這塊地經由國民黨
政府，再轉到共產黨政府，免費得到，不再有徵地問題，因此利用它有極高的經
濟性。但是到49年5 月，中央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要在10月份進行土地改革，
打土豪分田地，將京郊土地在50年3 月全部收為「國有」，或分給農民，或政府
統一使用。這一下子使得「西郊新市區」的土地經濟性不存在了。細讀《梁陳方
案》文字，其中有兩處提到，目前土地改革正在進行，成功後西郊這片土地便沒
有徵地問題，比在內城搞拆遷經濟性還要好。

另一個因素是陳占祥的背景。陳占祥本來在英國學規劃，據他回憶原本在1946
年被國民黨政府請去做北平規劃，但被蔣介石留在了南京，做南京的首都中央政
治區規劃。

前面提到，1928-29 年茂飛做的《首都計劃》將中央政治區設在南京東郊紫
金山南麓。他最初自己先做了一個規劃方案，整體布局類似華盛頓特區的國家廣
場規劃，但有所不同的是具體中軸線的空間規劃方式。國家廣場由東端國會山到
西端林肯紀念堂引導中軸線，中間留有開放的公共空間Vista.茂飛的方案雖也采
用中軸線，但吸取了中國紫禁城的傳統，用重要的建築，橫跨在中軸線上，從被
向南是國民黨中央黨部- 國民政府- 五院和各部會建築群，形成一重重宮殿式的
建築群落。

我認為「梁陳方案」的推出，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引發了兩個重大問題的
轉向。第一，本來之前，不管是日本人規劃「西郊新市區」時，還是共產黨政府
考慮利用「西郊新市區」時，甚至當蘇聯專家建議將中央行政中心區設在舊城中
心時，都是談論綜合性城區發展議題。但「梁陳方案」由於特彆強調中央行政中
心區作為單一的行政辦公區域，與其它城市功能脫離開。這使得爭論焦點愈發脫
離綜合性城區議題，變成單一的中央政府辦公機構的選址、規劃問題——城市變
成了城區。

第二，本來爭論的焦點在兩個選項上：是「西郊新市區」，還是舊城中心。
既然梁先生和陳先生堅持疏散式發展，為什麼不堅持用日本人的「西郊新市區」
來抵抗蘇聯的利用舊城中心方案，而拋出了第三個，尺度更大更宏偉的方案？為
什麼會有第三個選擇？我個人認為第三個選擇反而在心理上給政府造成更大的選
擇壓力，因為北京政府已經12月的會上被蘇聯專家說服了：按照蘇聯經驗，新城、
舊城兩者兼顧的話經濟上不可能的，所以要先立足舊城。在這情況下，要抗衡的
話，用「西郊新市區」不是更有實際意義？因為它已經初具規模，而且本來共產
黨政府確實也這樣想的。為什麼梁陳會突然拋出第三個方案？這時候陳占祥這個
角色就出來了。據陳占祥回憶，說他到北京之前，梁先生在做西郊新市區的改善
規劃，而陳占祥認為日本侵略者「在一定距離另建新城是置舊城區於不顧」——
我覺得有點意識形態化了，日本可能短期對舊城內的投資很少，但是規劃的長遠
意圖確實是保護舊城——陳占祥主張把新市區移到復興門外稍微近一點，西郊三
里河那個地方。是陳占祥說服了梁思成來一起做一個新方案。

為什麼會作出這樣的決定？可能有很多因素，我想說兩個，一個是土地問題。
剛才說日據政府已經花幾年功夫征下西郊17.7平方公里的地，這塊地經由國民黨
政府，再轉到共產黨政府，免費得到，不再有徵地問題，因此利用它有極高的經
濟性。但是到49年5 月，中央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要在10月份進行土地改革，
打土豪分田地，將京郊土地在50年3 月全部收為「國有」，或分給農民，或政府
統一使用。這一下子使得「西郊新市區」的土地經濟性不存在了。細讀《梁陳方
案》文字，其中有兩處提到，目前土地改革正在進行，成功後西郊這片土地便沒
有徵地問題，比在內城搞拆遷經濟性還要好。

另一個因素是陳占祥的背景。陳占祥本來在英國學規劃，據他回憶原本在1946
年被國民黨政府請去做北平規劃，但被蔣介石留在了南京，做南京的首都中央政
治區規劃。

前面提到，1928-29 年茂飛做的《首都計劃》將中央政治區設在南京東郊紫
金山南麓。他最初自己先做了一個規劃方案，整體布局類似華盛頓特區的國家廣
場規劃，但有所不同的是具體中軸線的空間規劃方式。國家廣場由東端國會山到
西端林肯紀念堂引導中軸線，中間留有開放的公共空間Vista.茂飛的方案雖也采
用中軸線，但吸取了中國紫禁城的傳統，用重要的建築，橫跨在中軸線上，從被
向南是國民黨中央黨部- 國民政府- 五院和各部會建築群，形成一重重宮殿式的
建築群落。

《首都計劃》的故事並未到此結束。該方案是由國民黨元老孫科委託茂飛規
劃，但後來掌握實權的蔣介石堅持要把孫科和茂飛的方案廢棄，轉而在明故宮的
遺址上重新規劃中央政治區。這一選址使得現代中央政治區規劃與中國傳統城市
的關係更顯戲劇性。1935年6 月公布的明故宮中央政治區計劃這樣表明當時國民
黨的權力空間願景：「政權南邊而立，治權北面，而朝文東武西，與古制適合。」
在其「中央政治區個機關建築地盤分配圖」中，國民黨黨部還在中軸線的最北端，
向南依次為國民政府和行政院。二者東面設政府和行政院的直屬機構如主計處、
經濟委員會，西面為參謀本部、軍事委員會等。該計劃旋即被抗戰打斷。直到1946
年再由陳占祥和婁道信合作規劃。

陳占祥的規劃構思里同樣重複這個問題，「必須正確表現我國固有之文化，
及中華民國民主之精神」，它的布置「應參考過去歷史之遺迹，保持我國固有都
市計劃之精神，切合現代之需要。」簡單說就是從明故宮的遺址上樹立起新的首
都，這個空間秩序既延續傳統又有現代的民族理念。

該規劃在1948年剛出來，國民黨就垮台，跑掉了。這時候陳占祥收到梁思成
先生的邀請信，說有機會可以到北京為共產黨規劃新中國的中央行政區，陳占祥
便進京加入了梁思成團隊。把「陳婁方案」和「梁陳方案」放在一起，明顯有一
脈相承的規劃理念：「陳婁方案」處理的是如何在明故宮的遺址上，在原來的中
軸線、院落秩序上，樹立起一個現代中央政治區：「梁陳方案」則是把明清紫禁
城的空間秩序「鏡像」折射到西郊，在那裡樹立起一個現代的的中央辦公區群落。

回到剛才的問題，為了與蘇聯專家講行政中心區設在北京舊城中心的提議抗
衡，梁思成、陳占祥為什麼不利用日本人留下來的「西郊新市區」，而是要重新
規划出一個全新的方案？我建議大家從陳占祥這個規劃師角度設想，當時他面臨
兩個選擇：一個是採納和改善日本人留下的「西郊新市區」。他首先就看不起日
本人的規劃，也清楚在以後的改造過程中免不了有很多折衷、妥協；另一個是另
選一片空地，做最理想的規劃。顯然陳選擇了後者，而且在我看來，他其實把在
南京流產的國民黨的「中央政治區」規劃藍圖移植到了北京，使之成為共產黨的
「中央行政區」。

兩方案有很多重合的地方，比如中軸線布局、宮殿式的序列，跟舊城之間橫
向的交通連接，等等。當然大家還可更細地比較，這兩個政權的政治願景有哪些
相同，哪些不同。比如國民黨折騰好多年，把國民政府放在中軸線北端最重要的
位置，把黨部拿掉了。共產黨是把人民軍事委員會放在最北端，南邊是政府、政
治協商和人民大會堂——完全是「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理念。將軍隊放在中軸
線最北端，反而和日本人的「西郊新市區」中將軍司令部放在最北端類似。總之，
有很多有趣的比較可以做。

簡言之，自1950年2 月起，北京政府在中央行政中心區選址上面臨三個方案
選擇：日本人的「西郊新市區」、蘇聯專家建議的利用舊城中心、「梁陳方案」。
事實上，政府從來沒有對「梁陳方案」有明確答覆。儘管在49年底北京建設局領
導在會上表示同意蘇聯專家的意見，但北京是否就義無返顧地全面貫徹了在舊城
中心修建行政中心區的意見呢？日本人的「西郊新市區」又如何？這我下面再談。

四。「梁陳方案」到底怎麼樣？

首先，有了上述歷史知識後，我們可以說「梁陳方案」的將新城建設和舊城
保護分開的想法在歷史上是有淵源的，我們要尊重這個歷史。其次，我們也得清
楚「梁陳方案」畢竟只是一個提議，不是一套完備的規劃方案，它主要是通過大
量文字闡述大思路——為什麼要早日決定選址，為什麼要避開舊城來重建新城。
其規劃圖紙深度不大，我們很難把它當成完備的規劃方案評估。

從有限的圖紙來看，「梁陳方案」體現出幾個問題：一是該方案的大規模、
靜態的功能分區，在今天看來是有問題的。辦公區是一大片，有十平方公里；然
後南邊是商業區，西、北邊是居住區，這種賦予每個片區一種單一功能的做法，
是自1960年起被西方城市規劃界嚴厲批判過的做法，因為它難以營造有活力的城
市生活。

其二，建築面積指標和土地利用經濟性是有問題的。行政區每個辦公人員的
面積指標達到40-45 平方米的面積，按今天的標準，顯然過大。我認為「梁陳方
案」最有特色的一點是其街區單元設計——每個部門各佔一個街區，吸收中國傳
統，兩到四層的房子，按「前朝後寢」的院落式布置，前院辦公，後院是小規模
宿舍、食堂、文娛設施。這在建築層面上極有新意，但在規劃層面上，其整體密
度過低。這樣的「行政院落」鋪滿十平方公里，用地顯然是不經濟的。過低的建
築密度，再加上前面說的過於單一的功能配置，一定很難營造出城市活力。今天
回過頭看「梁陳方案」，到底是不是個成熟方案，這些都是開放的問題。我這些
意見希望引起大家的爭鳴。

前面反覆講，在「梁陳方案」之前，關於北京城市空間格局的爭論，一直在
兩極之間展開：舊城或「西郊新市區」。1949年底，北京政府開始聽從蘇聯專家
意見，認為同時兼顧兩個議題很困難，立足於舊城中心才現實可行。可梁思成和
陳占祥為了抗衡蘇聯專家，沒有將工作重點放在支持建設「西郊新市區」上，反
而新開闢了第三個戰場，規划出一個無比純粹、龐大的中央行政區。這實際上一
下子向政府推出了三個建設議題：1 ）在月壇－公主墳一帶建全新的中央行政區
；2 ）進行舊城保護和改善；3 ）繼續將「西郊新市區」發展為行政幹部的居住
城區。如果當時北京政府對兼顧兩個議題都覺得困難，他們怎麼可能會欣然接受
同時兼顧三個議題？

五。北京最後選了哪個方案？

那麼，是不是如很多史家哀嘆的，「梁陳方案」被當局徹底拒絕，北京城就
此義無反顧地聽從蘇聯專家的建議，將中央行政區集中在舊城內，使北京城走單
一中心、集中式發展的道路呢？也不是。

我們先看《建國初期國家機關在北京舊城內的分布圖》，有點像起義軍進城，
蜂擁搶佔王府一樣，是沒有周密計劃的。共產黨從西山下來，湧入城中，佔據了
三類空間作各機關使用：原有的國民政府的辦公機構，以前各國使館的辦公機構，
以及規模較大的清朝王府。佔據成為既成事實後，各機關開始自行在其地盤內增
擴建房子，很多都不向梁思成管轄的都市計劃委員會報建。所以梁思成憂心忡忡
：社會主義制度本來應該保障整體、計劃、有序，怎麼每個部門都像在封建割據，
各自為政？

那麼北京的發展到底選了哪個規劃方案？紡織工業部、煤炭部、外貿部、公
安部等辦公樓沿長安街南側建起，算是採納了按蘇聯專家的規劃建議。但很快，
抗美援朝使毛澤東意識到把中央行政辦公機關全集中起來是很愚蠢的想法——一
個原子彈，整個中央就全完了。他於是提出「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大分散，
小集中」的策略。於是從1953年開始，「四部一會」及其它一系列機關辦公樓在
西郊三里河一代修起來，這又算是部分實現了「梁陳方案」，只不過尺度大大縮
小。日本的「西郊新市區」呢？49年解放軍從西山下來，沿著長安街向西的延長
段復興西路一字排開駐防，很快他們意識到這種狀態不能長遠，必須建立自己的
基地。朱德說，乾脆把日本的「西郊新市區」建成「軍委城」，軍隊各部門自己
就規劃、進駐和修建新房了。這算是對「西郊新市區」的再利用，只不過把原來
的綜合、開放的城市變成一群功能單一、封閉的軍委大院。

歷史沒那麼簡單。它既沒有斷然否定任一方，也沒有一味贊成任一方，而是
對各方都吸收融合一點，又對每一方都打些折扣——這形成北京的混雜狀態，最
終沒有一個清晰的願景完整實現。

六。「梁陳方案」未被完整採納與今天北京的混亂狀況有直接關係嗎？

50-70 年代中一波一波的政治運動，有些構成對北京城市空間的衝擊，比如
大躍進國慶工程對城市中心的改造；有些則埋下了以後城市失控的深層根源，如
文革對城市規劃管理和房屋私有產權的破壞等等。但可以說一直到七十年代末，
由於經濟和技術力量所限，北京城內的局部無序發展都還沒有威脅到整個城市的
空間秩序。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土地有償使用後，各部門競相批租土地，進行超
大規模的房地產開發。城市法規要麼不完備，要麼不被遵守，再加上歷史遺留的
問題，如政府對私有產權的剝奪等等，這層層因素疊加起來，才導致今天北京的
古都風貌喪失、內城擁塞混亂的局面。

這局面顯然不能簡單歸咎於1950年代初當局未完整採納「梁陳方案」。首先，
如前所述，「梁陳方案」本身在1950年代初就不是一個完備、周全的規劃方案，
也不具可行性。其次，即使得以完整實施，它最多能在空間上暫時起到一定的疏
散舊城密度的作用，但並不會幫助避免北京古城被破壞的結局，因為它顯然無法
根除上述導致北京城市格局失控的根本原因——各自為政的部門機構、狂熱的政
治運動、無度的房地產開發，都可仰仗各種強大的政治權力，輕易僭越城市規劃
的基本理性規則。梁思成在建國初想像，在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滿懷專業
和社會理想的規劃師，可以輔佐一個強大的政府，全局、長遠、理性地主導區域
和城鄉規劃，以避免重蹈資本主義城市無序發展的覆轍，創造出完美、統一的
「市鎮的體系秩序」。而現實，完全是另一回事。

七。為什麼「梁陳方案」在今天被寄託如此多的浪漫想像？

現實的挫敗，容易讓人本能地將歷史浪漫化。

人們常傾向於在想像中構築一個抽象而理想的歷史範式，一個可以一攬子解
決所有問題的理想藍圖，然後哀嘆那歷史機會一下子錯過，以後再也沒有挽回的
機會。

這戲劇性的感傷與懷舊，便於人們在情感上宣洩對現實的不滿。但正視歷史
的複雜性，才是直面與分析現實危機的基礎。

謝謝大家！

————————————————————待更

城市規劃設計都是超前的。不能因為城市設計中預測的失敗就認為它超前了，也不能因為預測成功就認為設計不超前。從時間維度上看，設計都是超前的——不過是有的錯的離譜，讓人以為它「超前」，其實，那些對的，都默默然了。

巴西利亞還是很坑爹的。

控制與彈性兼顧的城市規劃代表：深圳

長春（偽滿洲國首都新京）7、80年前的規劃，寬馬路、電線入地、雨污分流、在乾燥的城區內引入人工湖改造市內小氣候等等一系列前瞻性的規劃在當今國內很多城市都沒有做到。

補充:長春市區的幹道網採用放射狀、環狀與方格狀結合的多心形式，重要路口都設置了廣場，如直徑300米的大同廣場、直徑244米的安民廣場。道路按不同功能分為主幹道（寬26-60米）、次幹道（寬10-18米）和輔道（寬4-5米）。幹道由綠化帶分割為汽車道、公共汽車道、馬車及自行車道，兩旁為人行道。路旁建築不得超過23米，辦公樓和大型商業建築要從道路界限後退10至15米。規劃建設120公里的環城地鐵和有軌電車道路，以及環城高速公路。主要街道的照明和電訊線路採用地下管線。

另：規劃者是誰不要緊，關鍵看療效，噴子勿擾。

平壤斯大林大街，50年前建的就有45米寬，據說兩側一半的住宅空著準備統一以後給南邊同胞住。這個規劃挺超前的。

我所知的，巴黎吧。
超前我就暫理解為「可持續發展」。

其實整個巴黎來說，規劃都是比較「超前」的，從Georges Eugène Haussemann主持了1852到1870的巴黎規劃開始，巴黎已經進入了城市規劃「超前」的時代了。雖然那次規劃也有反對聲音，主要在Haussemann破壞了巴黎最先的格局，毀掉了舊城區，也造成一些人流離失所。但其正面的影響持續了幾個世紀，公共衛生，交通規劃（火車，汽車），建築也美觀。最著名的應該是地下規劃，如果去musée des égouts可領略一二。不可想像幾百年前的設計師們已經為幾百年後的發展都預留了空間，甚至可預計的百年後仍有足夠的空間。
交通不可不說，環線bd périphérique繞小巴黎，貫通各個autoroute，每個porte的換線設計都很好，不會與正常路線搶路而造成大量擁堵，porte就有地鐵口。
地鐵都呈如蜘網密布，達到500m即有一處地鐵口，密集的甚至200m就有一個，譬如6號線。小巴黎邊沿環線狀的tramway鏈接了各個地鐵。中間有bus深入到一些地鐵沒有完全覆蓋的區域。在小巴黎居住的人們往往是公共交通作為出行第一選擇。不得不說在地下建設里為此考慮得很「超前」
基本整個小巴黎的建築都是低於6層（13區除外），得源於法國制定的建築保護法中被classé的建築物為中心500m內的區域內不得有建築高於該建築，巴黎的被保護的建築很多，使得整個巴黎就這麼完整，優美地保存下來。在略高的地方就可以俯瞰到整個巴黎整齊規劃的街道房屋。
小巴黎外在發展中就有了數個大工業大商業區域。

整個巴黎不是完全平的，是在高地上，北高南低。路面清潔常常採用「風扇吹到路邊再用下水沖走落葉等雜物的方法。這個規劃設計讓我很欽佩。

手機碼字，先說到這，回來再補

規劃超前不如合理利用！
許多規劃好的城市不是因為其規劃者有多麼的英明神武，能夠預測未來。而是能夠順勢而為，合理利用有限的資源。大家普遍關注的如巴黎，一開始的巴黎也是工業革命後的工業城市，再後來成為金融服務業的中心直至現在的政治文化中心。這個過程是巴黎在不斷適應新的時代角色。現在的巴黎不再會有太多的重工業，而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城市的承受能力就只有那些。規劃再多的土地，修建再寬的馬路，如果只是在不斷的膨脹自己的產業集群，不懂得適時放棄相關利益，那麼一切的規劃都是徒勞。這方面在中國典型的就是首鋼之於北京，寶鋼之於上海。都是大企業，所以這些城市都不想捨棄這個納稅大戶，不願捨棄能夠提供就業的諸多崗位。最後的結果就是城市超級大，功能超級完備，各個產業都會佔據很大比例。這些在中國都是通病:唯GDP為考核目標帶來的不是合理的城市，而是大而不強的產業聚集體，每個產業之間沒有太多協同，更談不上有機和諧發展。當然，因為奧運，首鋼搬出北京，798也開始向現代藝術展區發展。但目前來說各個城市還是做不到小而美，都在片面強調大而全。
北上廣真心實意在浪費中國的生產效率，人口多，人才浪費嚴重。周邊的諸多城市都會因為他們的不斷發展壯大而失去發展的機遇。二三線城市永遠都是在承接所謂的產業轉移，我不知道中國還有沒有多少城市能夠有合理的定位，能夠清醒你不是明日的北上廣，你只是你自己。非常痛心當年非常美麗的大連，就因為強調所謂的產業平衡，把美麗的旅遊休閑城市變成了如今隔三差五齣事故的石化城，不知道多少大連的市民是願意天天擔心石化爆炸，環境污染的大連。
再看看德國魯爾區，有媒的時候我們發展煤鋼重工業，沒有煤了，可以發展博物館旅遊業，現代製造服務業，合理利用資源的城市才會得到長久的有序有效率的發展。靠規劃，我們全國每年都在上演著大慶等資源枯竭城市的悲劇，靠規劃，我們每天都在重複建設著歐美已經走過的高樓大廈城市，靠規劃，我們都在不斷延續著接下別人的爛攤子再把爛攤子傳給別人。小城市永無出頭之日。其實，我們只要日出日落，春華秋實，但你給我的卻是高樓大廈，塵土飛揚。

這才幾年啊，你們就忘了當年老大哥給我們設計以及我們山寨的很多火車站都在（縣）城外幾公里（通行解釋是因為老大哥家家有汽車所以遠了無所謂），被群眾罵不方便的事情了。然後到了21世紀，我們繼續罵毛子：「TMD還是太保守了！」

勒·柯布西耶1933年應邀製作的斯德哥爾摩城市規劃方案：

除了王宮和少數教堂外，把所有建築拆掉，代之以兩座幾千米長寬的摩天樓。
南區S?dermalm建造A樓，居住11萬人；北區Norrmalm建造B樓，居住17萬人。
王室則繼續住在中間的老城裡……國王看了怒炒了他的魷魚。

拋開階級仇民族恨。

當我小時候看到長春城那寬廣的馬路，和讓我為之震撼的下水道時。
隨後我的父親告訴我：當年日本人佔領東三省後，打算把長春建設成它們的首都時。
再結合我大天朝，下了場大雨，大首都淹死人了時。

真心覺得，我們需要學習的東西，太多了。

我其實不太明白超前有什麼意義，可能大家期待城市規劃工作是這樣的

問前生，論前程，算八字，看血型，一下子就把城市的前世今生，來龍去脈說清楚。

而我個人覺得，我們這個行業更像是這樣滴，

經常調整計劃，集中資源解決一段時間內的核心問題。如果制定出長遠的計劃，多半只能保持現狀。

我們的國家，現在就好像是我一樣，虛胖，體重很容易變化，所以應該經常調整計劃。發達國家呢，相當於我的教練，只要保持就可以了。

-----------------------------------------------割一刀------------------------------------------------------------------------------

我實在是受不了你們了，一到規劃問題就紛紛搬出來長春，青島不解釋，有沒有新意啊。我來說一件我國的一個超級超前的規劃創新，僅此一家，別無分號，雖然大家內心裡都覺得這個工程非常逗逼，但是，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大家就會明白我們的理念有多麼的超前，沒錯，我說的就是：
人民防空建設 ！！！
這一項由我國某神秘部門主管的規劃工程（自行baidu，這裡不科普了），在我國所有的城市建設項目中都得到了貫徹，體現了我國超前的戰略意識。多了就不說了，自己感受吧。

城市規劃這種事，超前真的好嗎？我覺得這種東西最好只是妙手偶得，不能作為一個規劃要素，因為沒有一個公允的標準。假如大家都要追求超前，可想而知，將會湧現一批預言家，以其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指導城市建設。

「現在浪費納稅人的錢不打緊，不適合近期城市發展也不打緊，在我們看不到的未來，一定會有知乎er表揚我超過時代的規劃，點贊，破千」，預言家們如是說。寫到這裡，我後脊背一冷，彷彿感覺到王莽，王安石還有馬可斯穿越歷史迷霧的目光。

大家都是普通人，還是活在當下吧。

-----------------------------------------------又割一刀------------------------------------------------------------------------------

大家，真的不要再拿水淹帝都來黑我們了好不好？這很明顯，是運營管理出了問題引起。想當年，白娘子就因為水漫金山被法海判了無期，要是水淹
帝都是設計問題，難道就沒有人頂缸？

碰巧看過一本書，《首都計劃》。
《首都計劃》【摘要書評試讀】

《首都計劃》目錄：

南京史地概略

南京今後百年人口之推測

首都界線、中央政治區地點、市行政區地點、建築形式之選擇

道路系統之規劃、路面（附說明書）、市郊公路計劃、水道之改良、公園及林蔭大道

交道之管理、鐵路與車站、港口計劃、飛機場站之位置

自來水計劃、電力廠之地址

渠道計劃、市區交通之設備

電線及路燈之規劃

公營住宅之研究

關於學校之計劃

工業、浦口計劃

城市設計及分區授權法草案

首都分區條例草案

實施之程序、款項之籌集

這本書的導讀介紹了一些背景資料，現在很少提及（原因不談）：

《首都計劃》是民國時期中國最重要的一部城市規劃。1927年4月18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即著手謀劃首都未來的發展。1928年，國民政府定南京為特別市，1月由孫科負責的首都建設委員會成立，下設「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1929年12月，歷時1年多編製的《首都計劃》正式由國民政府公布。

由於1937年抗戰爆發，南京城市的建設高潮突然受阻乃至部分放棄（比如中央政治區），但是現代南京的城市格局、功能分區、道路系統等都是由這一規劃格局奠定的。

《首都計劃》在規劃方法、城市設計等諸多方面借鑒了歐美模式，在規劃理論及方法上開中國現代城市規劃實踐的先河，《首都計劃》提出了「本諸歐美科學之原則」與」吾國美術之優點「作為規劃的指導方針，簡單的說就是中西合璧：

城市空間布局以「同心圓式四面平均開展，漸成圓形之勢」，明確提出避免使城市發展呈「狹長之形」，避免「一部過於繁華，一部過於零亂」的非均衡發展。道路系統引進了林蔭大道、環城大道、環型放射、矩形路網等新的規劃概念與內容。

現在來看這些方案並不新穎，但是這個方案的提出的背景是：
1、南京已有的城市格局在兩千多年的發展中已經積重難返，城市衰敗（晚清民初）無規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山路（中山北路、中山東路、中山南路）的修建，這是為迎接孫中山安葬中山陵而特別修建的道路，當時各方利益難以協調，早就想修建而一直受阻，所以，最後就是強拆的，不然就沒有這條路了。
2、這是在1920s提出的方案，當時是一種開放性的設想，「開創了近代中國自身建築風格的一些新路」。這個計劃的影響不單是南京，還影響了上海市政府大樓（1933）、武漢大學（1933）等的設計。
毫無疑問這在當時是超前的，即便是在今天也毫不遜色。

作家葉兆言寫過：

這本《首都計劃》。這是一本已快80年的城市規劃書，它反射出了特殊的歷史信息，陳舊而不缺乏新意。80年前的南京破爛不堪，國民政府定都以後，聘請了國內外第一流專業人員，在最短時間內製定了這部《首都計劃》。儘管時間倉促，這個計劃的精細科學，用今天的眼光去看，仍然足以讓80年後的讀者震驚。它不僅立刻讓南京受惠，而且吃足了老本。

計劃將首都劃為6個區域（引自維基百科）：

1、中央政治區位於中山門外紫金山南麓。
2、市級行政區在傅厚崗地區。
3、工業區在長江兩岸及下關的港口區。
4、主幹道兩側地區和新街口、明故宮附近為商業區。
5、文教區在鼓樓及五台山一帶。
6、住宅區分3個等級，居住了2／3人口的城南明清風格的老區被完整保留，在城北山西路一帶又另設高級住宅區。

當時的設計理念：

一國必有一國之文化，中國為世界最古國家之一，數千多年，皆以文化國家見稱於世界。……國都為全國文化薈萃之區，不能不藉此表現，一方以觀外人之耳目，一方以策國民之興奮也。

當時的計劃實施進度（引自維基百科）：

20世紀30年代計劃實施時所建設的中國古典復興式建築：

1930年，范文照設計的鐵道部大樓竣工，

1931年，范文照、趙深設計的勵志社建築竣工，范文照、趙深設計的華僑招待所竣工。

1932年，楊廷寶設計的譚延闓墓竣工。

1933年，俄商協隆洋行設計的交通部大樓竣工。

1934年，陳品善設計的蔣介石官邸。

20世紀30年代計劃實施時其他建築及基礎設施建設情況：

1927年始建明故宮機場。1929年擴建後開通民航。

1929年，作為全城的中軸線，從下關中山碼頭，穿過市中心，再向東到中山門全長12公里的迎陵大道建成。同年，南京第一座鋼筋混凝土結構的中山橋在下關惠民河上竣工。

1930年10月，國務會議通過首都幹路的名稱。城南道路，以南京舊稱建康、金陵、白下、建鄴等命名；城中道路，以北平、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命名；城北道路，以山西、湖南、察哈爾等省名命名；專為黨政軍機關規劃的道路，以單位名命名，如，國府路、黃埔路、中央黨部路等。這些道路至今仍為南京道路網的主幹，且路名基本沿用。同年，為解決首都客貨運運力壓力，重建下關火車站。

1931年，建成環島結構的新街口廣場和當時遠東最大的體育場——中央體育場。同年，京杭國道建成通車，並與此同時啟動了以南京為中心全國公路網建設。

1933年，首都水廠建成。同年，下關、浦口之間連接滬寧、津浦鐵路的火車輪渡通航。

1934年，修繕東、西水關，加建閘門。

1935年，方格網形式的道路系統基本成網，其中的絕大多數為柏油路。

1936年，中山碼頭及其附設車站歷時6年竣工。

1936年至1937年，首都電廠自主設計的兩台1萬千瓦汽輪機組相繼建成發電。

本書的詳解如下（引自《1929年的&<首都計劃&>與南京》）：

《首都計劃》可以分為調查與規劃兩大部分。

第1章《南京史地概略》以及各章前的引言，都是交待現狀調查結果，以作為推定規劃結果的原因與限制。規劃部分可以分為五項：

第一，規劃範圍擬定，主要是第2章《南京今後百年人口之推測》和第3章《首都界線》。規劃預測百年後南京人口為200萬，但城區內居住人口以72.4萬為限，其餘人口應安置在城區外，而規劃區域南起牛首山、北至常家營、西至和上路、東至青龍山，周長117.2公里，面積達到855平方公里，是明城牆內區域的20倍。規劃範疇包括江北浦口地區200平方公里，突出地強調了南京作為沿江城市的地位，為南京的沿江發展提供了依據。

第二，土地分區使用計劃，以第26章《首都分區條例草案》為原則，包括第4章《中央政治區地點》、第5章《市行政區地點》、第6章《建築形式的選擇》。功能分區是城市規劃的基礎，擬分為公園區，第一、二、三住宅區，第一、二商業區，第一、二工業區等八區。中央政治區是首都的中心，規劃提出紫金山南麓、明故宮和紫竹林三地，但推薦紫金山南麓的位置，劃定界線內面積740萬平方米，遠大於華盛頓中央政治區的430餘萬平方米。市行政區位置提出大鐘亭一帶和五台山供選擇。建築形式則強調民族傳統形式，提出「既現代又民族」的標準。

第三，交通計劃，從第7章至15章，分別是《道路系統之規劃》、《路面》、《市郊公路計劃》、《水道之改良》、《公園與林蔭大道》、《交通之管理》、《鐵路與車站》、《港口計劃》、《飛機場站之位置》，涉及公路、鐵路、水運與空運各方面，以及道路建設的形式和標準要求等。規劃城內道路分為幹道、次幹道、環城大道、林蔭大道四種類型。

鼓樓以南舊城區道路縱橫如網，但規格過低，除盡量依照原有路線加以改良外，對過於曲折而較短者則另闢新路，以成一系統；新發展區域道路則統一規劃採用棋盤式方格網，規劃的幹道有中山路、陵園路、子午路、熱河路、太平路、朱雀路、白下路、洪武路、中華路等，以及因黨政機關而設的國府路、黃埔路、中央黨部路等。······此外還打算將明城牆闢為環城大道，成為「風景路」。

除已有的中山陵園、玄武湖公園、第一公園、鼓樓公園、秦淮公園外，還擬增闢雨花台公園、莫愁湖公園、清涼山公園等，並在各公園之間築林蔭大道，作為公園的延伸部分並互相聯繫。

最有特色的是沿明城牆建環城林蔭大道，並以保證遊人行走為原則，機動車另築道路。內秦淮河要恢復往昔遊樂景觀，拆除背河而築的房屋，兩岸辟林蔭道。城外護城河須改良以保證全年通航，運輸貨物。市郊公路共設九條，以城市為中心向外放射。

鐵路運輸考慮到新路線的走向及長江火車輪渡、過江隧道等。客運總站打算設在明故宮與富貴山之間，城市中心向東拉伸。對城內小火車路線提出了改道方案。港口規劃中，擬將南京建為國際貿易港口，參照美國各大內河港為樣板，以下關港為主、浦口港為輔。機場選址有紅花圩、皇木場、沙洲圩、小營四處。擬將飛機總站建在水西門外西隅皇木場，因其地面空曠，區位適中。而緊接中央政治區南端的紅花圩機場，平時可供民用，戰時可改軍用，以保護中央政治區。對明故宮機場，其空間發展受限，不能滿足未來需要，同時又影響周邊地區建設，規劃廢棄機場，改為商業建築。

第四，其它基礎設施和相關事業，包括第16章至24章《自來水計劃》、《電力廠之地址》、《渠道計劃》、《市內交通之設備》、《電線及路燈之規劃》、《公營住宅之研究》、《關於學校之計劃》、《工業》、《浦口計劃》。提出自來水要以長江水為水源，水廠位置要考慮到工業污染的影響；1929年開始籌建的北河口水廠，至1933年4月建成。已建在下關的電廠不宜再擴建，擬改建在江心洲北端或夾江東岸。公營住宅按居住質量分為三個等級，以滿足社會不同階層的需要。城南、城西、城中人煙稠密區，作為低收入者居住區。政府職工住宅宜接近其所服務機關，選擇在玄武湖東北及中央政治區周邊。工廠工人住宅，選擇下關及三汊河南部工廠區附近。

對於高收入者在城北另設高級別墅區。商業區打算設在明故宮，以此引導全城向東發展。文化教育區規劃基本保持現狀，以鼓樓、雞鳴寺一帶為基礎。大學校區以現有幾所大學為基礎，四周有足夠發展之土地，中小學校在人煙稠密之區及新發展之住宅區域，皆需擴大現有學校或尋覓校址配合新建。

工業區按照孫中山的設想，仍安排於沿江兩岸，江南為第一工業區，以發展不含毒、危險小

的工業為主，江北為第二工業區，作為污染性工業及重工業基地。充分利用沿江水陸交通便利的優勢發展工業，而免除城區內工業污染之害，是民國年間南京規劃的一個重要亮點。

第五，計劃的執行，從第25章至28章《城市設計及分區授權法草案》、《首都分區條例草案》、《實施之程序》、《款項之籌集》等。這也是西方區劃法規引入中國的最早嘗試。

這本書適合三類讀者：
1、城市規劃專業人員
2、民國歷史乃至近代歷史及有關領域的研究人員
3、對南京城市建設規劃歷史有興趣的讀者大眾（ps：請無視當下現實）

延伸閱讀（向博主致謝）：
《首都計劃》的百年大夢（上）
《首都計劃》的百年大夢（下）

一戰中歐洲大量城市被毀，迎來大量房屋需求，也給予重新規劃城市的機會。很多理論家和建築師希望規劃一個秩序井然的城市，為市民帶來安全、健康的生活環境，使城市規劃逐漸發展成一個專業領域。

瑞士裔法國建築師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是推行現代城市規劃最重要的人物。勒·柯布西耶認為必須解決現代城市過於擁擠且混亂的問題，他在20、30年代提出多個規劃概念方案。方案儘管各有不同，但都圍繞一個看似弔詭的原則──要解決城市擁擠的問題，必須增加城市密度。勒·柯布西耶認為，與其建造大批低矮樓房，密密麻麻鋪滿城市，倒不如把人口搬到高層大廈里，騰空城市土地。他主張利用高層建築，解決人口增加的問題，但規劃重點在於必須同時加闊樓宇之間的距離，以利採光通風，而騰空的土地便可作綠化地帶。

1922年，勒·柯布西耶設計了一個名為《300萬人口的現代城市計劃》（Ville Contemporaine）的理想都市規劃方案，並在《明日之城市》一書中，詳述規劃理念。工業化之前的城市，通常由小村落經多年自然生長而成，規模小且缺乏規劃。所以，當勒·柯布西耶預計現代城市將會有高達300百萬人口時，以當時的標準來說，這是個很大膽的假設。他主張建造一個理性化、有秩序的城市，並首次提出以功能來區分土地運用的想法。

勒·柯布西耶構想中的理想城市，以棋盤式路網規劃，建築物整齊排列。城市空間以功能分區，市中心是一個六層高的交通樞紐，連接著兩條相互交叉的高速公路。圍繞這個樞紐的是商業區，有24座樓高60層的摩天辦公大廈。沿用勒·柯布西耶一貫的規劃主張，高層辦公大廈之間有廣闊的距離，以保證有足夠的採光和通風效果，且在空出的土地上發展大片的綠化地帶，供市民休憩。辦公大廈均由托柱支撐，架空地面，使地面成為一個貫通的空間。商業區的周邊是兩種類型的住宅區。較近市中心的是六層高的高檔公寓，供給中產階級居住，住宅區有85%的開放空間；靠近城市邊緣的是工人階級居住的院落式住宅區，有48%的開放空間。所有樓宇都採用標準設計，以方便工業化大量生產興建。

勒·柯布西耶預計，現代城市人將會大量使用汽車和飛機作交通工具，因此他把城市重要的空間投放作交通之用。他有一個大膽想法，將位於市中心的交通樞紐頂層，建造成停機坪，以供「空中計程車」上下客之用。城市規劃亦以方便汽車行走為原則，因此道路都寬闊平直。他更提出人車分流的概念，以免行人阻礙汽車行駛。

1928年，勒·柯布西耶聯同其他現代主義建築師創立「國際現代建築協會」（Congrès Internationaux d"Architecture Moderne，簡稱CIAM）。協會每一至兩年召開成員大會，討論各種社會和建築問題，直至1956年協會解散為止，一共舉辦了十次會議，其中，居住和都市化很快便成為大會的核心主題。1942年，「國際現代建築協會」發布關於城市規劃的重要文件——「雅典憲章」（Athens Charter）。憲章提及，將城市功能分為四大類：居住（living）、工作（working）、休閑（recreation）和交通（circulation）。憲章不僅強調區分城市功能的重要性，還大力推崇勒·柯布西耶的規劃原則，即以高層建築解決城市人口增加問題，同時維持樓宇間的廣闊距離。

儘管勒·柯布西耶的「明日之城市」未能在當時實踐出來，但他主張的城市根據功能分區、人車分流、建築向高空發展和標準化設計，都大大影響日後的城市規劃，甚至成為某些今日的城市。

青島，德國人一百年前的遠見。

由於德國人在20世紀初主持了排水系統的修建，近百年過去了，擁有這些管道的青島仍被認為是排水管網設置最為合理的城市之一。

曾有人問：「如果被帶到一個陌生的國度，如何分辨它是否發達？」

龍應台說：「最好來一場傾盆大雨，足足下它3個小時。如果你撐著傘溜達了一陣，發覺褲腳雖濕卻不骯髒，交通雖慢卻不堵塞，街道雖滑卻不積水，這大概就是個先進國家；如果發現積水盈足，店家的茶壺頭梳漂到街心來，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鍋子撈魚，這大概就是個發展中國家。」

如果用龍應台的標準衡量，那麼青島在100年前就進入先進行列。

1898年德國殖民軍登陸青島，立志要把這個只有2萬人口的漁村，打造成海外殖民地的樣板城市。當他們調集了當時德國一流的城市規劃專家和建築設計師來到青島，按照19世紀末歐洲最先進的城市規劃理念，實地勘察設計，形成了青島的城建規劃。17年後，戰敗的德國人給日本人，留下了一座號稱「東方瑞士」的現代化城市。其中，極具現代意識的城市下水管網，讓100年後的青島人依舊受益。

青島是全國最早實現雨污分流的城市。在德國租借青島時期，按照最初的規劃，設為歐人區和華人區，老城區一段是德佔時期德人劃定的「歐人區」。歐人區的排水採用先進的雨污分流方式。1905年，德國人在前海一線將地下排水管道鋪設完畢，奠定了青島的地下排水系統。上世紀30年代，當時的政府在此基礎上進行建設，青島的地下排水管道網路形成。

青島的地下排水設施有好幾種形式，地下是管道和暗渠，地上有明渠。龍口路、江蘇路、安徽路、中山路，都有暗渠。西部老城區，100多年前修建的暗渠至今還管用，老城區12條道路下的暗渠總長度為5464米。

德式排污管道設計巧妙，管道為倒置的鴨蛋型，上大下小，下半部分呈「V」型的部分，確保了在污水流量比較小的情況下依然能夠保持比較高的流速，使污水中所夾雜的泥沙污物被衝擊得沒有沉澱的機會，減少了日後的養護。而管道的上半部分是水泥，下半部分則在水泥上貼了層瓷磚用來防腐蝕。青島的民間流傳著一個說法，棧橋兩側的排雨口非常大，管道內可以開進一輛小汽車。據報道，德式排水管道中的雨水斗竟帶有反水閥（類似家裡衛生間里下水管的反水閥），這樣一來雨水沖刷的臟物只能進入雨水斗，而不會進入管道，因此也不會造成管道堵塞，臟物也便於清理。管道堵塞越少，排水井冒溢越少，反水閥還能避免管道里的臭氣散發到空中。

德人的細緻還體現在雨、污水井蓋上，德式的雨、污水井蓋不僅有符號標明，還有大小之分。雨水井蓋大，污水井蓋小。德式管網不僅設計細緻，管材質量也特別好。井蓋上面印有符號K，青島人稱之為「古力」。經過百年的侵蝕，黑色的井蓋依然錚亮錚亮的，沒一點銹跡，來來往往的車輛從上面駛過，不曾把它壓裂。

時至今日，中國還沒有哪個城市的排水系統能超過一百年前的青島。

贛州，現在用的還是宋朝的排水系統

內蒙古包頭市的規劃是1956年一五計劃時由蘇聯幫助設計的，至今不落後。城區開闊，分區合理。現在城市發展了，城區面積擴大，但不像其他城市攤大餅，而是向心發展。城區預留大量綠地，有興趣的朋友上網搜一下。

首先推薦城市的遠見系列視頻。
私以為不少城市的規劃都有超前的地方，只是有些城市的超前的地方比較多而已。現簡單舉巴黎、巴塞羅那、宜蘭三個例子說明。
巴黎：
奧斯曼的巴黎城市大改建。從交通、下水道系統、公共空間等幾個方面來規劃。

1.交通：原有道路的拓寬，街道建築的重新規劃與統一。

水上交通：既是一種城市景觀，又是一種獨特的旅遊方式。例子：聖馬當運河。

2.下水道系統：可以參觀，部分被劃分為下水道博物館，名副其實的「深度旅遊」。

3.公共空間：

①林蔭大道、行道樹的創始者。從而出現了「閑逛人」，是都市建設創造新的行為的完美體現。

②街區中心的大型圓環廣場

③公園的重要性：利用大型空地開闢出來的公園，與保留的原始森林公園，成為巴黎的肺。

垃圾場的改造—改成公園。

④街道傢具:供來往行人飲水的飲水泉，燈，兩棵行道樹之間的長凳，幫助樹木排水的柵欄系統，保護樹木幼苗的支柱，噴泉，公廁等。

然後是密特朗總統的文化建設：

盧浮宮的新建--玻璃金字塔(貝聿銘）、巴士底歌劇院、國家資料館、法國國家圖書館等。

為什麼奧斯曼一個半世紀前所規劃的城市空間到現在仍具有生命力？私以為這是因為這些城市空間從市民角度出發，與他們的生活密不可分。

先寫到這裡，等有時間再更新巴塞羅那、宜蘭吧。

本人才疏學淺，如有錯誤，希望大家指正，謝謝~

哈哈哈巴西利亞真的是坑爹的代表作，好的architecture不代表好的planning。可以看一下澳洲的堪培拉和德國的弗雷堡（給Vauban贊一個）鹿特丹啊阿姆斯特丹啊都不錯啊。說超前的話巴黎都挺超前的不是么。。。

首先明確一個概念：什麼是「超前」？在我的理解里：1.要為以後的發展留有充分的空間。2. 要能使局部規劃和整體規劃相銜接。

從目前來看已被應驗的「超前」規劃主要集中在城市基礎設施方面。
比較典型的例子是美國的高速公路，興建始於20世紀30年代。譬如紐約市的十車道高速公路多達十幾條，四通八達。至今也很少見到堵車和因車流量增加而導致拓寬道路、拆遷的情況，避免了重複建設。高速公路的興建還直接促進了汽車業、旅館業的發展。
包括美國的其他地區，也是採用「長期規劃、分步實施」的方式，應當說也是比較有超前意識的。

話說回來，國內好的規劃院給很多城市做的規劃也是以20、30年為期的。但由於主管官員更替等原因，往往很難一以貫之地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