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否出過昏君？清朝是否因「氣數已盡」而亡？
不知道哪位的文章。
評論中有同學說是：
張宏傑老師的著作《飢餓的盛世》的自序《得不償失的盛世》。
一
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國派出的第一個訪華使團到達中國。
英國人對這個神秘的國度充滿好奇。他們相信，中國就像馬可波羅遊記中所寫的那樣，黃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綾羅綢緞。
然而，一登上中國的土地，他們馬上發現了觸目驚心的貧困。清王朝僱傭了許多老百姓來到英使團的船上，為英國人端茶倒水，掃地做飯。英國人注意到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國人中間，人們很難找到類似英國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國農夫喜氣洋洋的臉。」這些普通中國人「每次接到我們的殘羹剩飯，都要千恩萬謝。對我們用過的茶葉，他們總是貪婪地爭搶，然後煮水泡著喝。」
使團成員約翰·巴羅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說：「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農村富饒繁榮的證明。……除了村莊周圍，難得有樹，且形狀醜陋。房屋通常都是泥牆平房，茅草蓋頂。偶爾有一幢獨立的小樓，但是決無一幢像紳士的府第，或者稱得上舒適的農舍。……不管是房屋還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國泰晤士河邊的兩個城鎮）相提並論。事實上，觸目所及無非是貧困落後的景象。」
二
毫無疑問，乾隆皇帝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有的評論者甚至還去掉「之一」二字。
確實，乾隆統治下的中國，縱向比，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中人口最多、國力最盛的時期。橫向比，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稱之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盛世，毫不為過。何以我們五千年文化結出的總結性的盛世在英國人眼中居然如此黯淡？
原因是，乾隆時代的普通英國人生活水平差距實在太大了。
十四世紀，歐洲人並不中國人富裕多少。他們的食物中肉食比重並不算高，一大塊麵包加一碗濃湯就已經讓辛苦了一天的英國農夫心滿意足。但是隨著經濟的質變，歐洲人與中國人生活水平的差距已經越來越大。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前期，英國漢普郡農場的一個普通僱工，一日三餐的食譜如下：早餐是牛奶、麵包和前一天剩下的鹹豬肉；午飯是麵包、乳酪、少量的啤酒、腌豬肉、馬鈴薯、白菜或蘿蔔；晚飯是麵包和乳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鮮豬肉。工業革命後，英國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國普通農民家庭的消費清單上還要加上2.3加侖脫脂牛奶，1磅乳酪，17品脫淡啤酒，黃油和糖各半磅，還有1英兩茶。
乾隆年間的中國人吃的是什麼呢？
幾千年來，中國農民主要食物是粗糧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憐，通常情況下，在春荒之際，都要採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時代，民眾吃糠咽菜的記載筆筆皆是。據《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業卷》介紹，普通英國農戶一年消費後，可剩餘11鎊，約合33-44兩白銀。而一個中等中國農戶一年全部收入不過32兩，而年支出為35兩，也就是說，辛苦一年，還要負債3兩，才能過活，根本沒有生產剩餘。所以一旦遇到饑荒，普通人家會立刻破產，賣兒賣女十分普遍。
三
乾隆盛世的貧困，不僅僅體現在物質上，更主要的是體現在精神上。
到達浙江沿海後，因為不熟悉中國航線，英國人請求當地總兵幫他們找一個領航員。總兵痛快地應答了。
英國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總兵的辦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從海路去過天津的百姓都找來。使團成員巴羅說：「他們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帶回了一群人。他們是我平生所見神情最悲慘的傢伙了，一個個雙膝跪地，接受詢問。……他們徒勞地哀告道，離家遠行會壞了他們的生意，給妻子兒女和家庭帶來痛苦，總兵不為所動，命令他們一小時後準備妥當。」
中國人司空見慣的一幕讓英國人不寒而慄，在歐洲這是不可想像的。英國人說：「總兵的專斷反映了該朝廷的法制或給予百姓的保護都不怎麼美妙。迫使一個誠實而勤勞的公民，事業有成的商人拋家離子，從事於己有害無益的勞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為。」
這僅僅是英國人一連串吃驚的一個開始，比這更讓他們震驚的事還在後面。
在船隻行使於內河時，英國人注意到，官員們強迫大批百姓來拉縴，拉一天「約有六便士的工資」，但是不給回家的路費。這顯然是不合算的，許多百姓並不想要這份工資，拉到一半往往連夜逃跑。「為了找到替手，官員們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莊，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從床上拉出來加入民夫隊。兵丁鞭打試圖逃跑，或以年老體弱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幾乎沒有一夜不發生。看到他們當中一些人的悲慘狀況，真令人痛苦。他們明顯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們總是被兵丁或什麼小官吏的隨從監督著，其手中的長鞭會毫不猶豫地抽向他們的身子，彷彿他們就是一隊馬匹似的。」
乾隆盛世的秩序原來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四
而同時代的歐洲，人權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一個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將另一個人置於腳下。
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建了一座夏宮，叫無憂宮。沒想到這個無憂宮卻給他帶來了麻煩。原來他的這個王宮選在了一個平民百姓的風磨邊上。在修建期間，磨坊主向法院起訴國王，說新建的王宮擋了風，不利於風磨轉動。最後國王不得不屈膝讓步，同意對磨坊主陪償。
這個故事有助於我們理解英國人何以對乾隆年間中國人的人權狀況如此吃驚。
五
乾隆盛世的出現，有賴於乾隆皇帝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傳統人治明君的所有技術資源，挖掘了中國傳統體制的全部潛力。如果乾隆生活在漢朝或者唐朝，他也許無愧於偉大二字。因為那個時候，野蠻和貧困橫行於整個地球。
然而，乾隆時代的世界，與漢唐已經截然不同。在乾隆出生以前，世界就已經進入了全球化過程。
1522年，麥哲倫船隊完成了環球航行，標誌著地理大發現的完成。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相繼來到中國南面的海域，頻頻叩打中國的大門。全球化過程從此開始。任何國家想永遠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
而乾隆所處的十八世紀，更是人類歷史偉大的轉折點。正是從這個世紀起，歷史開始跑步前進，速度達到了令人頭暈目眩的程度。「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國經歷了產業革命的全過程。」「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層蘊含著龐大的資源和能量，人們一直在探求而少收穫。十八世紀，一下子得到了打開寶庫的鑰匙，新的生產力像蟄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噴湧進射出來。工農業產量幾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質財富滾滾而來．源源不絕。」
而這個世紀政治文明的進步並不慢於物質文明。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鳩發表了名著《論法的精神》。1776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一年，美國宣布獨立。1789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四年，法國爆發資產階級大革命，發表《人權宣言》，提出了「主權在民原則」。1795年，乾隆皇帝退位後的第二年，華盛頓宣布拒絕擔任第三任總統。
十八世紀，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過立憲制和代議制「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化，把他們關到法律的籠子里」。西歐社會的政治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普通人的公民權利保障大為提高。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六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卻在做著相反的事情。雖然乾隆的爺爺康熙皇帝已經知道地球是圓的，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知道有人環繞過地球。雖然乾隆年間西方傳教士已經向他介紹了日心說，雖然英國使團給他帶來了天體運行儀、地球儀、赫歇耳望遠鏡、帕克透鏡、巨型戰艦「君王」號艦艇模型，甚至還有熱氣球和復滑車表演，他卻對世界大勢的變化沒有絲毫敏感。他視民間社會的活力和自發精神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敵人，積六十餘年努力，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制統治的籠子里。
大清社會各個層面都處於他的強力控制之下：
他通過胡蘿蔔加大棒的手段，杜絕了皇族、外戚干政的可能，使他們只能老老實實安享俸祿，不敢亂說亂動一下。他以高明的權術和超常的政治恐怖把大臣們牢牢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間，以確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時候，任何領域都暢通無阻。
對敢於反抗的「刁民」，他的態度是一味鎮壓。在他眼中，皇帝、官員和百姓，是父親、兒子和孫子的關係。不管父親如何虐待兒子，兒子也不許有絲毫反抗。因此，老百姓無論被貪官污吏如何壓榨剝削，走投無路，也只能聽天由命，不得「越級上訪」。對於群眾聚眾抗議，維護自己的權利，他總是視如大敵，一再強調要「嚴加處置」，甚至「不分首從，即行正法」。
對於知識分子，他更如臨大敵。他以超級恐怖為手段，掃除一切可能危及統治的思想萌芽。乾隆年間僅大的文字獄就出現了一百三十件。三十餘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里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里的全面清潔，消滅了一切異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打造了一個他自認為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
七
因此，乾隆盛世是逆人類文明主流的產物。
乾隆盛世的功績是創造了空前的政治穩定，養活了數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圖。
然而乾隆時代給中華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創傷，遠大於這一時一世的成就。
中國歷代統治者都認為，只要讓全體中國人都「做穩了奴隸」，就是最大的德政，不管採取什麼手段。橫向對比十八世紀世界文明的發展，乾隆時代是一個只有生存權沒有發展權的盛世。縱向對比中國歷史，乾隆時代也是中國歷史上民眾權利被剝奪得最乾淨，意志被壓製得最靡弱的時代。乾隆盛世是一個飢餓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於少數統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設計出來的盛世。乾隆時代的中國人，是「做穩了的奴隸」，只許有胃腸，不許有頭腦。只有這樣，大清江山才能億萬斯年。
乾隆的盛世監獄精心塑造出來的國民，固然是馴服、聽話、忍耐力極強，卻無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撲面而來的世界大潮。
英國人一到中國，馬上發現中國人遠不是傳說中的那樣，是「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他們發現中國人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對公眾事物漠不關心。
英國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接觸過中國人，那些人看起來都很正常。在菲律賓群島、巴達維亞、檳榔嶼，「和其他我們東印度公司屬地」，中國移民的「誠實跟他們的溫順和勤奮一樣出色。……在那些地方，他們的發明創造和聰敏似乎也跟學習模仿的精確一樣出色」。然而，生活在自己國家中的中國人，卻遠沒有海外中國人那樣活潑自然，也缺乏創造力。他們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更膽小，同時也更冷漠、麻木和殘酷。
使團的船經過運河時，一夥看熱鬧的人壓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許多人掉進河中。巴羅說，「雖然這一帶有不少船隻在行駛，卻沒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裡掙扎的人。……勸說我們船上的人開過去援救也得不到響應。不錯，我們當時船速是一小時七英里，這居然就成了他們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確信這些不幸的傢伙中有幾個一定是喪命了。」
英國人分析說，這是中國統治者精心塑造的結果：「就現政權（滿清）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並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所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馬戛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更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這種專制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他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雖然登峰造極，但乾隆的統治並沒有任何新意。乾隆盛世不過是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大總結和大重複。不幸的是，這個盛世出現在不應該出現的時候，因此其成就如果燭火遇到了太陽，一下子黯淡無光。
面對幾千年未有之世界大變局，如果中國的專制統治不那麼密不透風，中國社會不那麼鐵板一塊，西方湧來的文明新潮才有可能自然地浸潤這片古老的土地。可惜，中國恰逢了一個執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以乾隆為代表的專制精神造成的中華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鴉片戰爭中中國失敗的原因，更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現代化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艱難曲折的原因之一。在乾隆死去二百多年後，仍然有人連篇累牘地歌頌乾隆盛世的穩定和偉大，研究揣摩乾隆治術的高深。許多人仍堅定地認為，只有乾隆的風格和方法才適合這片獨特的土地。
只有透徹了解了乾隆時代的另一面，對這個時代的得與失進行一個全面準確的評估，我們這個民族才算沒有白白經歷「乾隆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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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回答的焦點都放在了「清朝是否有昏君」上，在我看來，題主及本問題下許多答題者一是過分試圖辨清「明君」和「昏君」的概念，二是誇大了皇帝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在儒家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中，皇帝的合法性來源於天命，如果皇帝不修德政會導致天命喪失，進而亡天下。於是我國傳統史學記都偏好根據這套標準衡量一個君王，將其定性「明君」或是「昏君」。天下治亂在於皇帝是否賢明，這是儒家的觀念，皇帝賢明則海清何晏，皇帝昏庸則民不聊生。
然而如果我們跳出儒家的意識形態，我們發現皇帝在歷史中的作用並不是像我們想像中那麼大，他們的所作所為和當時的時代密切相關。皇帝都不是傻子，沒有人想去刻意敗壞朝綱。在史書中開國初期多見明君，其實剛剛經歷戰亂，國家體制剛剛建立，只要休養生息不耗民力就能提升國力。到了王朝的後期，社會矛盾滋生，政務處理起來越來越棘手，明君的數量就 少了許多。所以史書中這一點很值得玩味，明君昏君的定性，與國家的治亂，到底孰為因，孰為果？。
再說「氣數已盡」，什麼是氣數已盡呢？舉個栗子，李自成在檄文中寫到「嗟爾大明，氣數已盡」，明末天災頻發，內有流寇四起，外有狄虜入侵，朝堂上黨同伐異，官場上貪氣成風。根據後世的分析，還有鼠疫爆發，經濟崩潰等諸多因素，怎麼看都是一幅末日景象，確實是「氣數已盡，天要亡我」。
但在我看來，所謂的「氣數已盡」並不是什麼玄道的概念，不是說上天真的要降禍於大明。而相反，明末所有的末世表現都是國家體制失衡的結果。放在整個歷史尺度上看，「天災頻發」和「外敵入侵」即便是同時發生也並不是很嚴重的事情，不一定非要到亡國亡天下的地步，放到宣宗以前不過就是史書中一段稀鬆平常的報告而已。但明朝卻在天啟崇禎兩朝因內困外憂轟然倒塌，究其根本原因其實是國家機器的崩壞，國家力量衰減到不足以收取足夠的稅收，不足以發動國家力量賑災，不足以抵抗外敵的入侵，所以說明亡實亡於萬曆甚至嘉靖這句話是有道理的。整個官僚集團的不作為與貪贓腐敗，其實就是國家機器崩壞的表象。還有土地兼并什麼的，所有都是這個體制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這才是「氣數已盡」的真正含義。
在這個過程中，其實皇帝的力量很小，一己之力不足以扭轉整個朝政。甚至歷史上有一個趨勢，越接近王朝末期的改革，失敗可能性就越大，比如宋神宗。你再想像一下，假如崇禎突然決定盪清朝政，派出中央工作組到各地查處腐敗的官員，又頒布法令抑制底層的土地兼并，你猜會發生什麼？所以說，在國家體制趨於崩壞這一過程中，所謂的「明君」最大的作用也不過是暫時減緩這一趨勢，而所謂的「昏君」最大的作用也不過是暫時加速這一趨勢。
我們再將視線投向清朝，清作為一個帝制時代的傳統王朝，同樣存在著上述趨勢，康雍乾三朝是傳統意義上的「盛世」，但其實乾隆朝的社會矛盾已經相當激烈。太平天國運動像歷史上其他農民起義一樣，都是這一趨勢的產物。再加上清末正值「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別說是明君當政，就是堯舜再世都阻擋不了清朝向滅亡的深淵中滑去。
~柯達直到破產那天，生產的膠捲質量都是很好的，只是世界不再需要它了。
題主也說「好像」了。
其實清朝無昏君是個偽命題。
什麼叫昏君？歷史上能達到夏桀商紂隋煬帝的，本就沒幾個。是不是昏君，大多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個人品行是否有明顯的缺失。另一方面是執政成果。
按照第一種標準，清朝也就康熙朝往前還可以算得上是銳意進取，雖然殺人如麻但是對帝王來說不算品行有缺。康熙之後，雍正暴虐，乾隆驕奢，道光窩囊，咸豐同治光緒更一個比一個窩囊。相對來說嘉慶這種平庸的除了沒存在感之外都算得上道德楷模了~
按照第二中標準，雍正朝還算是充盈了國庫，但是也只是為康熙的擴張收拾爛攤子而已。乾隆朝開始文字獄，到乾隆死的時候，留下了兩大遺產，一個是以和珅為代表的貪官遍地。一個是以白蓮教為代表的各地起義不斷。
嘉慶皇帝殺了和珅，但是對國內其他弊端毫無辦法。道光手裡直接就鴉片戰爭了，南京條約的性質相信每個中國人都知道。咸豐對歷史的最大貢獻，是把慈禧送上了前台。同治得梅毒死的。光緒~~ 可憐人就不說了。
這樣的皇帝，不算昏君？
如此明顯的事實擺在那兒，為什麼大家通常還是會有「清朝無昏君，明朝全是昏君」的看法？ 那是因為有清一代，一直在不遺餘力的黑明朝，以凸顯自己的「天命所歸」。
明宣宗，大大的明君，跟老爸一起開創仁宣盛世。就是因為個人愛好鬥蛐蛐，結果被抹黑成「促織天子」，仁宣朝的巨大功績被一筆勾銷。
明武宗，我們的活潑青年朱厚照，被當做昏君的典型，但是在正德朝，出了王陽明這樣的聖人，打敗了小王子，打敗了造反的寧王。 而且正德為什麼被人罵？ 因為他不喜歡住紫禁城，老是希望往自己的別墅豹房裡跑， 沒事兒還想偷偷去江南玩兒，結果一直去不了，最終還是借著打仗的借口，厚著臉皮去了一趟。
清朝呢？ 每年去承德度假， 康熙乾隆一茬一茬的下江南，每次都超豪華陣容，搞得整個江南雞犬不寧。 卻被當做煌煌威嚴，誇耀不已。
更別提二十幾年不上朝的萬曆，打贏了三次大的戰爭，而勤政的滿清皇帝把偌大中華搞得落後世界，喪師辱國。
各種雙重標準太多了。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在一般人直觀的感受里，如何區分明君和昏君？
要是一個皇帝，老是有大臣進諫，說你這不對哪不對，應該如何如何，最後皇帝生氣了，把大臣打了一頓。 觀眾看了第一反應是哦這不聽忠言，一定是個昏君。
相反，一個皇帝和大臣，總是和和氣氣，很少吵架，皇帝一瞪眼，大臣趕緊跪下請罪。一口一個奴才，一口一個皇上聖明。觀眾看了就會說，哎呀這皇帝這麼有威嚴，一定是個明君。
實際上呢？ 每天朝堂上吵得不可開交的，正是因為皇帝開明，允許文官說話，皇帝不能隨心所欲，要受到文官們的監督，這樣無疑對治國是有好處的。而相反的情況下，皇權一家獨大，大臣全變成奴才，皇帝金口玉言出口成憲，而臣子絲毫不敢反抗，最終表面上一團和氣，實際上國家就這樣慢慢的敗壞了。
所以，清朝無昏君，本身就是不成立的。（感謝各位朋友，時隔1年半多吧，沉寂已久的答案陸續收穫了不少贊同，為學日益，希望能在其他問題下分享自己一些新的想法給大家，至於這個回答，暫時就更改幾個錯別字吧，感謝）
後半句：清朝的滅亡是不是真的氣數已盡？
回答：真的是氣數已盡。當時的清朝，進無可進，退無可退，變無可變，十死無生。
前半句：清朝好像沒出過什麼昏君？
回答：其實都是無所謂的事情
說來話長......
下面這部分回答前半句，但是，一開始離題稍微早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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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漢以來，中國上層政治精英一直在尋找一個平衡，即皇帝-士大夫（文官系統）-軍事貴族這三者之間的平衡。
秦-漢初，皇帝與軍事貴族之間的鬥爭。六國貴族推翻秦國——漢高祖滅分封的異姓王——漢景帝平同姓貴族（七國之亂）——漢武帝推恩令。
而後文官勢力興起。
漢末-魏晉，士族把握了文化的話語權，與以宦官or外戚代表下的皇權鬥爭。被邊緣化很久又不甘寂寞的關西軍事貴族中跳出來一個奇葩董卓，一把火把洛陽燒成白地，退守長安，洗牌重來。英明神武的魏武帝指點江山揮斥方遒力挽狂瀾好不容易把牌局重新收拾妥當，被赤壁的一把火燒的灰頭土臉，兒孫們不爭氣，被士族背後捅了一刀。
南北朝
司馬氏被北方民族打的丟掉祖墳，跑到黃河以南。從此北方軍事集團以武力說話，南方王馬共天下維繫士族治理體系。百年紛爭，戰亂不休，話分兩頭，各表一枝...
北方，魏孝文帝漢化，開始重建文官集團，然後反反覆復，你死我活，爾朱榮帥北方邊境六鎮兵馬叛亂高歡宇文泰逼上梁山火中取栗冒著生命危險摘桃子...
南方，寒門出身的將領宋武帝劉裕、普通士族齊高帝蕭道成、陳武帝陳霸先先後稱帝，英明神武欲力挽狂瀾而不能，不得不與士族妥協苟活於長江之南。
隋唐五代宋明清
科舉制度建立，打破士族的壟斷，兼顧流動性與穩定性的文官體系已經基本建立，並且與社會中下層的基石——以士紳為核心的治理結構相呼應協調。從此直至清末在大的結構上不再變動。
軍事貴族淡出日常政治活動，國家經濟實力能夠保障安全並維繫他們的生活則國家安定，唐府兵制、宋禁軍-廂軍體系、明衛所制，初期都是切合實際考慮設立的，都能夠維持，但隨時間變化之後慢慢變成一個個財政黑洞，耗費極多而百無一用。然後他們就都完蛋了。
至於皇帝！皇帝什麼的好壞才無所謂呢，只要在文武兩批人馬，尤其是文官系統的規定範圍內跳舞，哪怕像萬曆老兄幾十年不上朝都無所謂。只有跳出了文官系統的框框，才有資格論賢與不肖。
比如不按常理出牌的正德，只是鬧鬧小孩子脾氣，朝廷並沒有跳出文官的控制，無所謂明君昏君；而志大才高玩脫了的楊廣和有心殺賊無力回天命運多舛的朱由檢，一個處於文官制度完成包圍之前，一個在外界壓力加東林黨人亂來導致文官制度半癱瘓，才可以評價一番——一個是有本事沒節制的富二代，一個是有氣節沒本事的窮光蛋。
至於社會的中下層，幾千年來結構好像基本·就·沒·有·變·過！——大致就是鄉中宿老/鄉紳為核心，以保甲制度親緣關係為聯繫，以道德為內核，以禮法為準則的半自治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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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回到後半句問題
清朝是中國傳統政治經濟體系發展的最高峰——之一，一方面武力加懷柔，通過羈縻政策安撫了陸地邊界上的不穩定因素；一方面傳承自明朝的體系維持了內部的穩定，並且與漢族精英達成和睦，在朝，維持傳統文官制度不變，在野維持士紳的特權與體面。
清朝武力體系主要力量有三股：
滿人，就是以8旗為基礎逐漸擴充的滿、蒙、漢共24旗，特點是兵民不分。
漢人，為八旗兵兵力不足並且戰鬥力大幅下降下，為維持全國範圍內的秩序而建立的綠營，性質類似於明朝衛所制，分布全國，戰時抽調。
蒙古人，為清皇室傳統盟友蒙古王公（勢力主要分布於現外蒙古），是傳統的游牧民族，用於協助清朝主力作戰。
清朝的文官體系則由滿、蒙、漢分治。但人口基數加文化傳承下，平衡的天平畢竟會向漢人傾斜。尤其是地方上，雖然各總督幾乎都是滿人，但總督主軍，而主政的巡撫，漢人比例越來越高。
康雍乾時期，平定三藩穩固內部，平定準格爾、台灣、大小金川，西南改土歸流，威逼利誘介入西藏傳承體系。這些的基礎建立在穩固的內部局勢，以及足夠的武力上。當時清廷入關未久，八旗子弟繁衍生息沒有到日後不可收拾的地步，精氣神尚可依賴，八旗制度還能勉強維持。綠營新組建，選擇精壯能戰之士，也能發揮比較大的作用。同時，戰爭硝煙中走出來的滿蒙貴族能稱精銳，漢族士大夫對清廷的認同也已經開始，彼此矛盾不深，穩定邊疆對彼此都有益處。表現的一片歌舞昇平。
然後，就沒有未來了。
社會的中下層組織是一切的基礎，中國的基礎結構在幾千年來都沒有大的變化，正如老農的耕作，精雕細琢下單位田地出產量要高於現代化大規模農業。而代價是無數勞動力的投入，這些人被捆綁於農田，在地主-佃農-自耕農這一整個農村經濟、倫理體系中舉步維艱，無路可退。具體可以參看費孝通先生《江村經濟》、《鄉土中國》2書，在這樣的體系中，隨著人口增長，人均田地保有量降低，個體生存將會陷入囚徒困境，做出改變打破規則會引起麻煩，於是沉淪......直到無數顆火星迸發出沉寂的能量。
這種狀態下，只有巧匠，沒有科學；只有奇淫技巧，沒有文明進步。當西南的群山、西北的戈壁，北方的草原、東南的大海擋不住從裝備到理念武裝到牙齒的列強時，就像是被拋入黑暗森林的孩子，直面血與火。
以上是外患。
這些火花的結果很明顯，也很無奈。依然是傳統的起義，依然是要求重新改變土地分配。
清未敗於列強，亡於發捻。
太平天國東征北討兩次擊破江南大營徹底掃蕩了苦苦維持尊嚴的八旗與綠營，而僧格林沁敗死於捻軍之手，宣告清廷可以依賴的最後一支武裝力量蒙古騎兵的敗亡。
於是文官集團開始另謀出路了。
首先是迫於形勢的自建武裝，開始是為了對付反智的太平天國，曾國藩、胡林翼的湘勇，左宗棠的楚勇、李鴻章的淮勇。
無論曾胡左李是否忠於清廷，從他們染指軍權開始，時勢決定清廷不可能對他們抱以絕對信任，然後就是無可奈何的對經濟政治的圖謀。洋務派佔據南方總督之位，尤其是賦稅重地兩江總督之位，表明清廷已經開始失去對全國的控制權，從這時起，清廷開始名存實亡。
以上是內憂。
內憂外患之下是最後的掙扎。
最後的掙扎1，是北洋。我不敢認定這到底是清廷的北洋，抑或是李鴻章的北洋，應該是各方面對面對內憂外患下博弈，士大夫精英與皇室精英聯手、妥協的產物吧。不能說它不好，只是在日新月異的時代下，在列強平衡勢力之外崛起的日本面前，它不夠好。從陸軍出身，李鴻章私人的丁汝昌，到幾個爭議滿滿的諸艦管帶，是指揮體系的不靈。缺少經費、給養、訓練則是綜合國力的體現。不僅僅是慈禧挪用了一些銀子，而在於從上到下還在被外界衝擊了幾十年還是沒有能夠完成經濟體系從上到下的轉變。這不是一二個精英如曾國藩等可以完成的，不是流一二腔熱血如譚嗣同等可以完成的，這是積重難返之後一個極其長期而痛苦的過程，變革持續一二百年恐怕也不是不可能。
就算是當時勝利的日本，經濟建設與軍事擴張之爭，海陸軍之爭，北上與南下之爭，是否擴大侵華戰爭之爭，勝利與強盛掩蓋下，日本被下層軍人一步一步拖下深淵。
最後的掙扎2，是維新。軍事改革在沒有經濟文化基礎的情況下註定是一場空，而康有為推動的文化改革在沒有軍事力量保護的情況下也是一場夢。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北洋陸軍乃至整個北方是袁世凱的，南方是各方勢力混雜的，開發了的東三省是俄國、日本和各地移民鬥智斗勇的，好不容易穩定下來的西南西北是在俄國、英國影響下搖擺的，連蒙古王公都無力支持或不願支持了，於是中國沒有滿清皇室容身之處了。
所以清朝滅亡真的是氣數已盡，沒有誰能挽回，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不行，康有為、梁啟超不行，其他人更不行。在這個年頭，你耍遠邪，匪諜支那豚的叫，直呼領導諢名，政府不鳥你。
只要你不造謠惹事，不裡通外國，搞顛覆活動，政府也懶得鳥你。
只有你瞎造謠，網黑砍，勾結外資搞破壞的時候，才請你喝茶，還不能人身消滅你，特別是勞教廢除後，那幾個收錢不怕挨打的至今還在當漢奸。
然後你們說，這tm叫暴政，叫水深火熱，叫大清國藥丸。
如果按照大清國的明君標準，這知乎上包括我在內，八九成的人都得凌遲車裂點天燈騎木驢。
然後你們說，大清國沒有昏君。
這雙重標準怎麼這麼6呢。
（鑒於某些小藍黑理解力拙計，還是說明白好：人家史料里說明君你就原封不動信了？動動腦子。以你們的認知標準加上漢族立場，好好分析一下那幾個人的作為。）
生產力決定物質，物質決定道德。
------------另外，拿「和大清比」黑tg的山炮小藍黑們請把邏輯理順。你們統統都秀逗了。
皇帝的責任是什麼？我覺得是指導國家民族往正確的方向發展。恰恰在這一點上，清朝皇帝，統統不及格。領導知錯了方向，私德再好，又能如何？何況論私德，滿清皇帝也差得很。上面 @阿楠 的答案也講到了。
唐太宗李世民等皇帝繼續隋朝的科舉，對「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頗為自得；在文化上、在國際關係上，都持極為開放的心態和政策，所以整個國家朝著銳意進取、開放包容的方向前進，開創了中國人永遠驕傲的盛世。
而清朝呢？
文化上，大興文字獄，借修《四庫全書》對文化進行可以篩選，維持了明朝的八股取士，這些措施，大大打擊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軟化了讀書人的傲骨，讀書人只能埋首舊紙堆，所以清朝考據學、金石學興旺發達。政治上，皇帝的集權統治達到頂峰，以丞相（或首輔等）為首的文官集團，完全失去了對皇權的制衡；而滿清皇帝又做了什麼？海禁和閉關鎖國。加重了王朝的封閉，加速了王朝的腐化墮落。經濟上，又過於重農抑商。宋代海外貿易已經很發達，明代已有資本主義萌芽，清代所謂康乾盛世、後期靠著漢族官僚曾國藩、李鴻章支撐的中興盛世簡直是貽笑大方。金庸借鹿鼎記描繪的清王朝，表面雖在上升，其實依然是封建王朝的末路，韋小寶這樣的市井小混混，居然左右逢源，官越做越大到了鹿鼎公，可見世道沒落。
清王朝的墮落，根本上是國家的方向錯了，而這些，都是領導者主要是皇帝的責任。
我們中國普通老百姓的普遍看法，是「天高皇帝遠」。前朝的皇帝，茶餘飯後講講他們的黑歷史都沒有關係，可是滿清距離現在太近了，流傳在民間的，是清朝皇帝的光輝偉岸的形象。小時候我奶奶就給我講過乾隆的故事，現在看來，純粹是瞎編的。可是小老百姓還真信。
民間有這樣的氛圍，作家、電視劇編劇們就拿來發揮，《康熙微服私訪記》《戲說乾隆》《還珠格格》《鐵齒銅牙紀曉嵐》《宰相劉羅鍋》等等一大批電視劇，潛移默化當中，更樹立了以康熙、乾隆為代表的清朝皇帝的光輝形象。（實際上這些電視劇里，皇帝大多不務正業，作為一國之君，尤其是大國天子，簡直荒唐。）相反，電視里我們看到的明朝是什麼？是無惡不作的錦衣衛、東廠。
兩相對比下，普通百姓就有了清朝皇帝是明君的錯誤印象。
你大清的皇帝不能叫昏君，那都是魔王，殺人狂。
從後金立國到入關，努爾哈赤與其子屠殺和驅逐漢人逾百萬，導致遼東竟無一漢人。其後入關戰爭打了39年，歷經順康兩朝，漢族人口銳減三分之二，滿清軍隊在中國本部製造了50次以上的大屠殺。你清最大的仁君，聖祖康熙爺，八年平藩戰爭屠殺川滇平民無算，在東南禁海，內遷沿海居民，燒毀他們的房屋，掠奪他們的家產，對於對詔令稍有疑慮即殺無赦，最後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漢人活著遷到了內地。還有康熙雍正乾隆爺孫三個不知是出於斬斷漢人文脈脊樑的目的還是心理變態，製造多起文字獄，牽連動輒數千上萬人，把也不管是有骨氣沒骨氣的漢族知識分子殺了大半。雍正年間，還算太平，大仗沒打多少，主要是冤獄殺人。到了乾隆，域內漢族反抗勢力具被剿平，開始屠殺准部回部，平定天山南路後，為絕後患，肉體消滅準噶爾，殺死數十萬準噶爾人，也是歷代中央王朝罕見，很少有一個朝代立國百年了還有心性製造這麼慘烈的種族滅絕事件。
康雍乾三朝號稱盛世，實際其治下民不聊生，因為戰爭的消耗和滿清貴族的盤剝，人民生活極端困苦，一百餘年間有記載的暴亂農民起義大大小小58起，不過這幾個人還算好了，清朝中後期，那起義才叫個風起雲湧如火如荼，比如波及十幾個省的白蓮教起義，捻軍，幾乎中斷滿清國運的太平天國，據說起義這玩意清朝立國以後每年都有，真是有趣。
再說所謂的奠定了版圖，且不說版圖這玩意大不一定好，最重要的是合適還有量力而為。就說這個清朝奠定版圖基礎我就不服氣，這就是人為的割裂了明清兩代的聯繫，無視了清對明的繼承和延續，就好像研究五代時不管唐朝，研究北宋格局不理五代一樣。
首先是北方和西北，有人說清朝把東西蒙古徹底平定了，我很疑惑，這是單純清朝的功勞嗎，這個平定的過程本身就是從洪武北伐到乾隆平準部四個世紀以來一個持續的過程，強大的蒙古為什麼被你清收服？固然是因為康雍乾三朝不惜國力，不管社會現狀，不顧民不聊生的窮兵黷武，但也是因為從捕魚兒海大捷蒙古就氣數已盡，隨後設立九邊，遷都北平和蒙古對耗，再到萬曆朝開貢市，使北塞安定五十年，這才讓蒙古再無力入主中原。
然後是遼東，遼東早在明初就設立了奴兒干都司，遙控遼東及東西伯利亞廣袤的土地，到明中期越來越多的漢族移民東北搞屯墾，最後你清一崛起，把遼東亂七八糟原住民漢民一滅，封山海關，尼布楚割讓外興安嶺以北所有土地給沙俄，合著這樣還算是你們有功勞了？
還有西南，完全是延續的明朝既定國策好嗎，哦對，好像西南還是明朝降將吳三桂平定的，然後還把緬甸給丟了，不得不服。
最後我們來說最不要臉的收服台灣，鄭公是貨真價實的大明的延平郡王，鄭公收復台灣驅逐荷蘭人和你清有半毛錢關係嗎？你清除了不幹人事兒的禁海屠戮沿海漢人，還做過別的什麼嗎？
什麼叫昏君？什麼叫明君？
養豬場的工人每天兢兢業業，起早貪黑養豬，你就認為這樣的工人是豬們的「明君」？
宋朝程頤認為「天下治亂系宰相」，清朝皇帝乾隆專門寫了一篇《御制書程頤論經筵札子後》駁斥。乾隆推崇的是皇權獨裁：「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來，一切用人聽言大權，從未旁假。」他當然不允許士大夫自命為治理天下的主角。但自鳴得意的乾隆一定想不到，清代統治的這一專制本色，恰恰構成了晚清時期的「君主立憲」轉型的最大障礙，最終導致革命因為堰塞而崩決，一發而不可收拾。
清乾隆是明君嗎？
宋人認為，君臣「各有職業，不可相侵」，君主是國家的主權象徵、儀禮代表、道德模範，君主當然也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最高的權威，但君主不親細故，不插手具體行政，治理天下的權力應當委託給以宰相為首腦的政府。蘇轍說：「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撫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人主垂拱無為，以享承平之福。」陸九淵說：「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表達的都是同樣的意思：君相分權，虛君實相。
范仲淹的朋友歐陽修寫了一篇《朋黨論》，來為「朋黨」正名。儘管皇帝並不喜歡大臣結成朋黨，但歐陽修提倡結朋立黨的觀點，還是受到包容，宋仁宗也沒有責斥他。不想幾百年後，卻惹惱了清朝的雍正皇帝，特別寫了一篇《御制朋黨論》相反駁：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做臣子的，「義當惟知有君」，思想上必須與皇上保持一樣，如果「心懷二三，不能與君同好惡，以至於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則皆朋黨之習為之害也」。雍正皇帝還殺氣騰騰地說：「宋歐陽修朋黨論創為邪說，曰君子以同道為朋。……朋黨之風至於流極而不可挽，實(歐陽)修階之厲也。設修在今日而為此論，朕必誅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清雍正是明君嗎？
@歐諾里拉問 答案中引用的張宏傑一文中對工業革命前期農業工人的飲食描述地真的是很誘人啊！我都不禁流口水了：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前期，英國漢普郡農場的一個普通僱工，一日三餐的食譜如下：早餐是牛奶、麵包和前一天剩下的鹹豬肉；午飯是麵包、乳酪、少量的啤酒、腌豬肉、馬鈴薯、白菜或蘿蔔；晚飯是麵包和乳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鮮豬肉。工業革命後，英國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國普通農民家庭的消費清單上還要加上2.3加侖脫脂牛奶，1磅乳酪，17品脫淡啤酒，黃油和糖各半磅，還有1英兩茶。
而恩格斯導師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引述的英國議員在1830年的親身見聞咋不是那回事嘞：
「英國農民（即農業短工）［註：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和英國貧民這兩個詞是同義語。他父親是貧民，他母親的奶沒有養分；他從小就吃得很壞，從來沒有吃飽過，直到現在，只要沒有睡著，就幾乎老是感到無可滿足的飢餓的痛苦。他衣不蔽體，燃料勉強夠做一頓簡單的飯......」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農業無產階級
難道工業革命到十九世紀，這工人的生活就大幅度倒退了？從三餐豐富到沒吃飽過，資本主義的發展到底體現在哪裡嘞？總不會是讓資產階級都吃了吧！我們再看看另一篇文章對19世紀的英國工人飲食的總體性描述：
當時，英國工人的日常主食是土豆和麵包，在困難時則代之以蕪菁。肉類、魚類、蛋類的消費都很少，只是偶爾食用一點鹹肉或鮮肉。19世紀30年代，普德西市（Pudsey）的編織工曾經說，吃肉是富人才能享受到的奢侈生活，工人只有在星期天才可能吃到一點肉。魚的消費則更是少得可憐，在這一時期，魚仍被視為奢侈品。工資比較高的紡細紗工人偶爾會買一些魚，但也並不多。工人家庭食物的質量通常很差，「蔬菜不新鮮，乾酪是質量很壞的陳貨。豬板油是發臭的，肉又瘦又陳又硬，都是老牲畜的肉，甚至常常是病畜或死畜的肉，往往已經半腐爛了」。
有的家庭甚至根本沒有足夠的東西吃，處於飢餓、半飢餓狀態。許多兒童抱怨說：「我老是吃不飽，多半只能吃到帶鹽的土豆，從來沒有肉和麵包」，「今天中午，一點東西也沒有吃，我們家裡從來就不吃午飯，吃的多半只是帶鹽的土豆，偶爾才能吃到一點麵包。」1804年，一位工廠督察員在巡視了一群生活極為貧困的紡織工人後說：「他們的身體糟糕透了，整個群體的身高急劇下降，到了小人國的程度，從這些人中連一個近衛兵連都招不齊。」這說明工人的營養水平很低，飲食非常低劣。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工人的日常生活，作者：李寶芳，中國社會科學報
我不太清楚乾隆時期的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是如何的，但是我起碼知道工業革命時期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況十分悲慘，絕不像文中描繪地那樣豐裕富足。
沒有特意搗蛋的 CEO，不代表就是稱職的 CEO（NOKIA 竟無語凝噎）。企業與王朝，是形式不同實質相似的人類組織。
在組織發展的不同的階段、不同節奏需要不同的領導者，有人善於守成，有人長於開拓，有人則能大刀闊斧讓船轉舵，避開冰山。一個體制已經產生結構性問題時，守成和享受型 Leader 顯然不是合適的力挽狂瀾的人選。所以90年代初，帶領 IBM 大刀闊斧轉型的是郭士納這樣的人。
清朝所代表的體制，在近現代的科技、文化與經濟發展的衝擊下，已然不能適應，然而領導層仍然不能適應新形勢。所謂「康乾盛世」，正好掩蓋了深層的問題，夜郎自大，對外封閉，最終也讓體系更加封閉，而在海外，人類文明的浪潮正洶湧澎湃。
帝國覆滅前的100年里，從太平天國的內憂到對外的不斷戰敗，作為權力中心所積累的信任度和權威不斷消融。歷史上，統治的正統性只是表面上來源於血統，深層是領導集團所能帶來的秩序以及自身的資源力量。倒行逆施的昏君只是奇葩，大多數的削弱與崩塌起始於碌碌無為的統治者。面對內憂外患而不能堅定不移的改革，可以說氣數已盡，而這氣數是被自己喪盡的。
歷史自有其節奏。在特點的時間點，需要有所作為的時候，領導者卻無所作為，就會是「昏君」。無論是如同國家這樣的超大型組織，還是企業這樣的中小型組織，都是一樣。在正確的時間，擔當正確的角色，做正確的事情，這是組織保持持續發展的關鍵。失敗的組織往往就是節奏的錯亂，同樣也可以理解為氣數。如果勤勉就不是昏君的話，那麼清朝確實沒有昏君。但評皇帝不是拼勞模，光勤奮是沒有意義的。而且，清朝皇帝之所以勤勉，無他，不相信漢人，防範漢人，所以事事親力親為罷了。漢人永遠只是走狗。清朝是奴性最足的一個朝代，自稱奴才，也就是這個朝代才有的奇葩。為什麼如此奴性，無他，只有大力的推行奴化，才可以使人口佔少數的滿人更長久的坐江山。至於為什麼閉關鎖國，無他，不閉關鎖國，人口占多數的漢人的話一旦得到與外界的交流，會很快的就動搖滿族人的統治根基。最後，為什麼清朝在近代史上如此的讓人扼腕長嘆，無他，滿人最後發現，給洋人當狗，至少還可以跟洋人平分天下，而發動全國人民去抵抗洋人，只能會使漢人接機做大，最後自己的江山玩玩。西太后的那句「寧于洋人，不與家奴。」簡直就是最赤裸裸的表白。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時候，其實林則徐組織的漢人的民團，抵抗的非常好，但是滿政府很快就把這些民團解散了。總之，清政府代表的是少數滿族人的最根本利益，和以漢人為主體中國人的最根本利益在鴉片戰爭之後是矛盾的。在這樣的情況，勤勉不勤勉已經沒有什麼意義。萬曆多少年不上朝的混蛋皇帝，可以利用內閣制把豐臣秀吉打敗，這樣的皇帝，雖然不勤勉，但是也不能稱為昏君。
從宋時士大夫能將唾沫星子噴到皇帝臉上和皇上共治天下到清時言必稱奴才你就知道這不僅是停滯而是可恥的倒退
清代的滅亡不是一個王朝的氣數之盡，而是中國傳統王朝政治模式，亦或說是傳統政治「中國」的最後滅亡，這早已不是一朝一代得失可以討論的範疇了。
平心而論，作為歷代以來社會發展程度最高的王朝，僅僅就雍正賦役改革一項，大清國在歷代王朝之中已經可以算在政治上極為出色了，更不要說在兩百年時間內面對千餘年來最複雜的中亞、東南亞和東北亞局勢，卻還維持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疆域，實現了對邊地歷代以來最有效的統治，內地在政制上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穩定。但千年未有之變局不僅僅是指西人來臨，同時也是指傳統政治制度資源的耗盡，因此才有了乾隆末期以來連綿不斷的動蕩局面，到了太平天國和第二次鴉片戰爭，任誰也無法把這一輪動亂在和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變亂局面相提並論了。
可以說無論從內從外，傳統王朝所能利用的制度資源都再也無法維持一個「中國」，這很難說是某一朝皇帝的錯，而是一個長時段必然的終結，昏君與否，只要他還是個傳統的「中國」皇帝，恐怕結局都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我們丟失了的那副容貌
文/薇風蘭影前些日子看了一組畫，是法國人畫的古中國衣冠人物。看得出畫者對中國服飾很下了番功夫，甚至畫了國內都很少出現的明代襖裙形象，和基本沒復原過的雜裾垂髾服。不過法國人採用的是油畫，具有寫實感，從畫風來說，纖髾的飄然若仙感大大不如顧愷之的《列女圖》，沒有其如春蠶吐絲、細勁連綿的獨特感，而這種感覺，是不會出現在西方油畫上的。再看人物面貌，那些中國人總有些異族樣兒，細長眼，扁平臉，蠟黃膚色，神情舉止很中亞；梳著秦俑髮髻的士兵一臉部落生民的蠻子殺氣。一句話：這些人更像西方人頭腦里那個籠統的「亞洲人」形象概念。就好比我們一眼就能認出日本人，韓國人，馬來西亞人，法國人是再現，顧愷之是表現，那微妙的，一脈相承的種族風度，丟失在這一系列著意於「再現」的畫里了。我想，某種精緻而富有靈感的細節，只有純粹的古中國人才能「表現」出來。
又想起章懷太子墓里的某一幅迎胡壁畫，不像顧愷之那麼誇張，但三位漢人官吏頭戴籠冠，著緋色官服，革帶、玉佩、綬帶齊全，足登芴頭履，儀容遵制，揖讓回禮間，顯得雍容軒舉，涵蘊高華。身後是穿著短裳和翹頭靴的胡人，一對比立刻覺出前者某種獨特的中原士人氣度。還有周肪的「演樂圖」，幾個高士敞襟而坐，頭裹浩然巾或烏角巾，等著侍女調琴奉上。這是個微妙的瞬間，古代士人給我的感覺就是從容，在等著演樂的動態的一瞬，他們也蕭疏散淡，清朗隨意，不急不迫，彷彿和這林子融為一體，隨風而舉，那琴調好也罷，調不好也罷，此刻微光普照，林聲淅瀝，正是天意，且就悄然觀察這一切罷，洞明天地間的玄理。
1575年7月3日至9月14日，幾個西班牙人在明代的福建滯留了兩個月零九天，回國後寫了一本《馬丁?德?拉達札記》，在「中國札記」部分寫道：
「這個國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體質，勻稱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們大都臉寬，小眼睛，扁鼻子，鬍子稀少，但也有人有大眼睛和大鬍子的，臉孔很均勻。」「他們第一是極其清潔，不僅在他們的屋內，也在街上。他們通常在街上設有三四處必需的或公共的休歇處，布置很好，因此忙於公務的人不會把街道弄髒，並且從那裡得到供給，類似的法子通行全國所有的道路。有些城市的街道可通航，如同義大利的威尼斯。」「他們還有一件非常好的,使得我們都對他們這些異教徒驚嘆的事，那就是在他們的一切城市中都有醫院,老是客滿: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有人行乞。我們因此問他們原因何在，回答說，每個城市裡都有一個大地區，其中有很多給窮人、瞎子、瘸子、老人、無力謀生的人居住的房屋……他可以在上述的大館舍中住到死去，此外他們在這些地方養得有豬和雞，因此窮人無須行乞而活下來。」但到了19世紀，事情就發生了變化，中國人變成了「一團模糊不清的印象」，「一群最複雜最難理解的人」。
「中國人初看上去並不吸引人，他們的皮膚是黃色的，聲音尖利而不悅耳......那雙窄窄的黑色杏仁眼中，細小的眼球在眼眶裡轉來轉去，就像是在與外界的世界捉迷藏 。」「一個偉大的民族居然形成這樣反常的習慣，把前額的頭髮剃光，聽任明顯應該保護的部位暴露在外，而男人的腦後則一律拖著一條髮辮。」《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英）麥高溫著，朱濤、倪靜譯，時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346頁。
1881年來到大清國的一位荷蘭商人這樣描寫道：「在骯髒的低雲下的河岸碼頭上，默默地走動著面無表情的中國人。」「他們深顏色的破爛衣服僅僅能夠算做一塊勉 強遮羞的布，只有在和你進行交易的時候，他們的小眼睛裡才出現一種機警的光亮。」美國傳教士史密斯列舉了一系列關於中國人「冷漠」 的細節：中國人都對「公共的」不感興趣，國家的、公共的一切都可能成為個人佔有的對象—「鋪路石不見了，城牆上的方磚不見了，某個港口外國人墓地的圍牆不見了，北京皇宮曾經發生過一起著名的 盜竊案件，因為紫禁城房屋上的銅頂不見了。」《中國人的氣質》，（美）亞瑟? 亨?史密斯著，張夢陽、王麗娟譯，敦煌文藝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78～79頁。剛剛我在前面稱讚過古代士人的「從容」，到了19世紀就變成「麻木」和「沉默」。同樣是「不動」，有這般天差地別，簡直是質的飛躍！可以體會，從一個文化經濟富庶的，漂亮整齊的，從沒有過自卑感的民族，到一個沉默麻木、自慚形穢、活得像牲口的種群，我們失去了多少東西！ 我能理解為什麼認真研究過中國服飾、也很有誠意的法國人，還把古中國人畫成那種無精打采、疲於勞作的模樣。根本說不出是哪個細節出了問題：皮膚太黃？眼睛太細？個子太矮？顴骨太高？都不是。其實這些相貌特徵是很準確的，如今在大街上隨便就能找來幾個一模一樣的。明人未必就比清人在相貌上更勝一籌，我相信他們是長得差不多的。但問題就出現在「表現」上。一個神清氣朗有自信的人，很容易顯得勻稱而漂亮，甚至略高，也喜歡拾掇自己，從事公益，整個國家因此顯得整潔清爽。而一個亂了套的時代，國家章法俱不存，人民是亡國奴，活得像牲口，又怎麼指望給別人以好的印象？可中國人的病夫形象就這麼保持了一百多年，到秋菊打官司，到古裝影視劇，到影樓的「古裝寫真」，甚至到法國人的這組畫兒。他是以近代油畫、攝影、記錄片那種絕對真實的表現形式所展示過的中國人風貌來描繪的，在西方人眼裡，這些人一定「中國」。到底哪個細節出問題了呢？
現代人已經失去探尋古人神色風貌的興趣，而是一味等同於頭腦里的印象，那印象就是將近兩百年來中國人的形象，更接近於史密斯的描述。
中國畫一向就不適合表現真實物體，因為它從不講究透視和光影，即便是宣和畫院的高手，把蓮花粉色的瓣兒工筆刻畫得再如何細膩，也儼然只是個紙上的樣兒。但中國畫對「神」的體會，卻是油畫沒有的概念，從顧愷之到周肪，到陳洪綬，人物畫的表現從飄然出塵到豐腴慵懶，到骨骼清奇；從荊、關到黃公望，到東坡、馬遠，到鄭思肖，文人畫脫穎而出，蔚為大觀，那不是山水人物花鳥，而是士人人格的寫照，或奇峻詭桀，或清遠平舒，或吊腳獨立，有哪幅是真正的山和物？那不是真物實景，而是內心的影射，全是靈魂。那就是典型的中國樣兒，屬於一個一去不復返的時代，就像傳說中沉沒的亞特蘭蒂斯，你無論在哪裡也難復現他們的榮光，甚至記不起一絲半點他們微笑的美麗。那是他們獨有的風流氣度。
有一件實物，它的身上凝聚了失傳的禮儀風範。玉器，《周禮?春官?大宗伯》記載「以玉做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天地四方不是鬼神又類比於鬼神，子不語怪力亂神，但崇尚周禮，象天法地，正是玉璧玉琮之所由，也是儒家宏大的精神。敬天敬人，是一種肅穆的情懷，是人的道德自律，沒有被強迫感，修身到了一定的境界，是帶著欣喜的，隨意自為的。用馬斯洛的話來說：是自我實現到達了高峰體驗。說來也有趣，馬斯洛是一個人本主義的心理學家，他認為人的本性是中性的、向善的，認為追求人性完美是可以實現的，而儒學在近代以來總被認為是禁錮了人本性的舊文化，可他們卻在「人本主義」這一條上殊途同歸。儒者認為君子須服玉，因為玉有五德：仁，義，智，勇，潔。這是因玉石的形貌特徵而「表現」的觀念，非儒者看到玉石，能想到「潤澤以溫，鰓理自外，其聲舒揚，不撓而折，銳廉而不忮」都代表了什麼？根據周禮，臣子離國要在邊境呆三天，國君若賜玉環則昭示「還」，賜玉玦則表示「決」，即再也不要回去。這等含蓄優雅的示意，非古古中國士人誰能理解？如果是西方人，他一定認為這是塊漂亮的石頭，但和中國人又有什麼關係呢？一個主流精神如玉石一般的民族，要怎麼理解呢？
曾見過系屬良渚文明的黃琮，外方內圓，兩端圓口突出為射，壁上雕有神面紋和獸面紋，高冠，大眼，蒜鼻，面貌抽象，充滿中古的神秘和端方。也見過現代玉雕，觀音菩薩，生肖動物，仿明清山子，技藝精湛，刻摩逼真，鏤空法尤為高超。但總覺得缺少了點什麼，那是漂亮的工藝品沒錯，擺在案頭把玩，和一盆水仙，一方水晶鎮紙，幾無區別。現代玉雕不再代表著什麼了，活在它體內的古代靈魂已經死去。
物是人非誠然，但在某些服飾上，連物也不是了。曾有影視作品把現代抹胸和松系下擺的短外衣用上，追捧者云：這是宋代的褙子和抹胸。作為證據貼出的竟還是滬縣南宋墓里的浮雕女像。我這才知道，原來不在於看上去是什麼樣兒，是心裡把它想成什麼樣兒。它們共通的因素只有兩個：敞開，抹上。只要知道穿在什麼部位就行了，細節不重要。這是個典型例子，該似是而非的理念同化了不少人，所以一塌糊塗的「古裝」已經是主流。為什麼有人抵制考據派？就因為考據阻止了時尚創意，阻礙了生意經。今人的古裝造型錯在哪兒呢？氅衣不就是後襟長了幾尺嗎？不就是胸前沒系帶子嗎？女裝大敞領不就是拉大了點嗎？髮髻上不就是插了幾根筷子、幾把扇子、幾隻盤子嗎？其實，現代古裝也就是做得創意一點的現代玉雕罷了，只要是漂亮石頭就行。顏色形制是古人規定的，什麼禮啊法的都是虛文套子，南宋的時候庶民穿衣還僭越成風呢，現代人何必拘泥？
真是這樣嗎？
清中葉，一個日本人拿著深衣幅巾和東坡巾，對遠到日本的中國船員說：「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禮經為正。近世以來，或從司馬溫公、朱文公之說，乃是此物」。又笑說，「貴幫之俗，剃頭髮，衣冠異古，此何得謂周公之禮？而新制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徑庭，如何？」好一番詰責！中國船員無言，此刻他已經是髡頭辮髮，馬褂上身，既不能認同，也無可否認。同時代的朝鮮對清代易服也有記載：「大抵元氏雖入帝中國，天下猶未剃髮，今則四海之內，皆是胡服，百年陸沉，中華文物蕩然無餘，先王法服，今盡為戲子軍玩笑之具、隨意改易，皇明古制日遠而日亡，將不得復見。」
當時的日本人和朝鮮人認為中國衣冠既改，已不復中華正統，既瞧不起當時的中國人，也不承認那個「盛世天子」是中華天子。他們認為華夏文明已經在彼處失落，而自己保存著的衣冠禮儀才是正統，於是後來的使者所寫的旅行札記，把「朝天」改成「燕行」，表明：我們去的不是天朝，而是蠻夷地也。
其實改正朔，易服色，中國每次換代都有這兩個舉動，並不稀奇，況且頑固守舊也不可取。但清吸取元人被漢文化完全同化的教訓，把服色易得驚天動地，整個中國人的生存形態幾乎都改變了，僅僅在朝服上吸取了一點漢人衣冠的特點，男子常服和髮式面目全非，髡髮，馬褂，佛珠，馬蹄袖等等，士人不存，只剩下主子和奴才。皇太極很聰明：你華夏衣冠代表的是禮制和精神是吧，我就要完全摧毀你這一切，讓後世再也記不起來。
果然如此，今人記不起來的何止服色，乃是一個逝去時代的精神內涵，你在法國人所畫的中國人臉上找不到這些。而且「唐裝」這個詞代表了傳統服飾。真是奇妙，馬褂系列卻冠以唐名。朝鮮人說得重的是那一句「中華文物蕩然無餘……今盡為戲子軍玩笑之具、隨意改易。」如今不正是這樣？玉器，畫兒，服色，只是道具，收藏品，禮品，奢侈品，不是其他的。叫人怎麼尊敬得起來？看上去儘是些遺老遺少的玩意兒。
有一種裁剪消失很久，就是中縫拼接，削肩垂襟。現在的服裝都是西式的挺肩拔背，立體剛硬。不是說立體的不好看，而是只剩下這一種，我們成了偉大的、毫無爭議的摹仿者。
有一種姿態也失傳很久，就是跪坐。《演樂圖》里的士人是跪坐的，雖然是跪坐在小方凳上，但怡然自得。我覺得這是最適合於他們的生態姿勢。
明以前的士人喜賞青瓷，崇尚青如玉，明如鏡，聲如磬，以釉色的純凈明澈為美，到清代，則雕花鏤空著畫蔚然成風，審美的浮華喧囂可見一斑。
現代社會應該是個多元化的社會，但西方文明已經完全覆蓋了我們，清入關後已經遭受重創的華夏文明之殘餘，更無法抵擋深厚的西方文明入侵。多元化無從談起，就好像人權是以西方政體為基礎的人權，多元化也是以西方文明為奠基的多元化。其實西方人並沒有停止探索的腳步，只不過我們在主動丟棄自己。他們也在認真對待著阿茲台克的原始藝術，瑪雅建築，非洲的部落生存狀態，波斯的細密畫兒等等。而今天的我們只顧探索他們。
有一種容貌體相我們丟失了很久，因為塑造它的環境已經逝去了。
2005年，俄羅斯媒體說：「中國儘管具有數千年的偉大文明，但卻難以承擔使命。目前給中國帶來成就的，依然是西方文明。無論如何，西方昔日賦予中國的地位沒有改變。按照他人的遊戲法則生存，中國會喪失本國文明的優勢。目前，它只能算一個偉大的模仿者。」(俄羅斯《專家》周刊7月4日，童師群/譯)
說實話這種評價真是一種福音。
（原文地址：【原創】我們丟失了的那副容貌）
終於有一個可以回答的問題！處女答，知乎的很多規矩都不清楚，請多包涵。
首先贊同樓上很多答主所說，皇帝對朝代興亡的影響並沒有題主想像的那麼大，清朝走向滅亡的根本原因應該在整個社會和制度中尋找。中國史的答案很多，我補充一些橫向比較的內容。
許多答主說，身為皇帝沒有接受西方先進的思想，固步自封，就是庸君。事實上，中西方發展上的差距完全體現並被知識階層所接受，也不過是1840年左右的事。歐洲在短時間內飛快地發展，不僅是中國，曾經輝煌過的伊斯蘭世界也接受得很緩慢，最終導致了奧斯曼帝國的衰落。在此之前將近一千年的時間，中國和奧斯曼的社會發展在各方面都是完勝西歐制度的，有「制度自信」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用今天的眼光去批評當時皇帝的目光短淺，並不公平。
領先了千年的中國制度，為什麼在十九世紀突然變成落後的了？因為世界變了。高度的中央集權在農耕文明時代非常有效，但在工業化全球化的時代卻顯得太過緩慢。簡單的說，就是工業革命發生了，中國沒跟上。中國自身發展遇到瓶頸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西歐後來居上了。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擴張的大形勢下，清的統治制度和社會發展落了後，所以才會滅亡。與其說是清朝氣數已盡，不如說是中國千年來的統治制度不再符合工業化社會發展的需求，氣數已盡了。類似的制度改變，西歐是在文藝復興和工業化的推動下自主進行的，在慢一步的大清就是以外族入侵、內戰、革命的慘烈形式進行的。
再更深一步問，為什麼工業革命出現在西歐，而不是中國？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中外很多學者都著書討論過，答案也並沒有看上去那麼簡單。這裡要先反對最高票答案中對乾隆年間中國生活水平低於西歐的結論。事實上，清中期中國和西歐兩地百姓的生活差距並不大。 @圖靈Don所引的彭慕蘭所著《大分流》中，作者從數據上做了比較，得出的結論是中西在百姓生活水平、社會發展水平，甚至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水平差距都不大。西歐最終脫穎而出率先工業化，有一系列偶然又必然的原因。彭慕蘭所說的煤礦是一個方面，此外，倡導科技革新的文化差異和保護私有財產的制度差異也是導致工業化出現的原因。
西歐社會在文藝復興後開始轉向鼓勵文化技術創新的方向。18世紀開始出現許多批判基督教，批判中世紀的作品，基督教對西歐社會的高強度控制開始消失，與基督教世界觀不相同的現代科學開始發展。西歐國家政治中心與意識形態中心並不統一，甚至相互競爭，是宗教異議得以出現的原因之一。正是有了此種創新的社會文化，才會有源源不斷的科技創新、自我改進：蒸汽機從17世紀末出現開始，隨後一百年內不斷地被改進，且全部是在英國出現的。英國人的創新精神可見一斑。
相比之下，宋明雖然有新的儒家思潮，甚至有「格物致知」這樣類似於實驗科學的思想出現，但仍然局限在哲學思想上。傳統思想對社會各階層的控制還是非常強，也限制了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畢竟，儒家意識形態是中央集權的農業國家權力的保證，文化多樣性發展遭到打壓、技術革新停滯是必然的。文化差別論最大的鼓吹者是David Landes，他是個典型的歐洲中心主義者，在比較中歐文化時的許多用詞都讓中國讀者看的很不舒服，近年來政治正確的學界已經不太使用他的觀點了。但拋開他過分的用詞，他對中國文化的一些解讀還是讓我冒冷汗。
社會制度的差異也是工業化出現在歐洲的原因之一。如你所知，15世紀後西歐國家的迅速發展與貿易是密不可分的。大航海時代開始之後，西歐各國的財政來源的大部分都來源於向商人征的稅，為了擴充國庫，首先要保護商人的利益。這裡的商人當然不只包括做正經生意的，也包括在美洲非洲印度肆意掠奪的開拓者。因為商人是皇室（之後是政府）的資金保證，所以他們的利益能夠指揮國家政策和科技發展的走向：私有制迅速發展，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皇室的絕對權力不在，中產階級上台；水上交通技術提高，蒸汽船隻出現；武器軍火也有革新，一方面為了贏得西歐內部戰爭，一方面也是更快速地開拓殖民地。這些領域的發展都幫助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不斷革新，在19世紀成為橫掃全球的殖民者。最高得票的回答舉了磨坊主的例子說18世紀歐洲人權思想已「深入人心」實在是拍錯了馬屁，這個例子只能說明私有制的深入人心。彼時歐洲黑奴制度仍然大行其道，殖民地燒殺搶掠沒少干，何來人權之說？
於此相對，中國自古以來依賴的就不是商業稅，而是農業稅，在重農抑商的思想下，私有資產自然得不到保護。在科技發展緩慢、社會變化小、生產力低的時代，這樣的制度是有它的優點的：糧食產量有保證，社會財富流動緩慢，階級相對穩定，國家也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但這樣的制度也導致了中國明清開始逐漸變成「停滯的帝國」。若沒有外界力量，也許這樣的制度還會繼續下去，但歷史不容假設。
皇帝在清朝沒落中的角色？推波助瀾而已。沒有慈禧歐洲人就打不進來了嗎？我覺得未必。
參考：Pomeranz, Kenneth. The Great Diversion: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World Economy (2000).
Landes, David.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1999).
Frank, Andre Gunder.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1998).
Wong, R.Bin.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1997).
Goldstone, Jack A.. "Efflorescen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World History: Rethinking the Rise of the West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3 No. 2.
清朝不但沒出過昏君，而且數千年來中原政權的最大安全隱患第一次被徹底解決了，蒙古、滿洲、西藏、新疆，這些歷史上對中原政權壓力最大的周邊游牧民族活躍的區域，在乾隆朝結束的時候，徹底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所以很容易理解乾隆老年期面對周遭世界的滿足感，所有的對手都被消滅了。
可誰TM知道，敵人這次從海上過來啊，而且還帶著外星人一般的文明……
這不叫氣數已盡，這TM就是命……
（當然，即使沒有外患，清朝也有自己的危機，比如人口的高速增長）不僅僅是有昏君的，而且氣數盡了。
昏君先不提，先說說有多少人的行為算得上對清帝國正面而又有力量的：
1、康雍乾三代對邊疆的收復。
2、雍正勤政13年對國庫的充實。
3、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對帝國的中興。
4、李鴻章在各國之間的逢源。
5、張之洞生前對袁世凱的牽制。
上面有力量的人和行為是數得著的。還有什麼很有力量的例子么？好像沒什麼太多的了。
再說一點，昏君對清朝的覆滅有什麼影響么？有但我覺得不是決定性的。同樣的道理，如果清朝十二帝都是唐太宗一類的明君也無法讓國祚延長太多。原因在於這個有關社會結構的病因不是說替換幾個關鍵的節點就能夠挽救的。在《萬曆十五年》中，作者就是要表現出這一點：張居正試圖搞經濟改革，申時行試圖建立和諧社會，海瑞試圖保持官員的先進性，戚繼光試圖改革國防，而他們全部失敗了。歸根結底，是社會結構問題，體制問題。
所以是否氣數將盡，在這個時候和某個人的關係已經不大了。
談到氣數將盡，不知道樓主有沒有玩過《文明》系列遊戲？在這個遊戲中，如果你的技術和鄰國相比落後太多，那麼不是你精通戰術、軍隊編組這些能夠彌補得了的。你可以靠你凌駕於遊戲之上的智力很好的操作（相當於一直扮演一個帝國英明決策者），但是無法彌補橫向比較的技術差距。你用騎兵的時候別人用火槍，怎麼比？而這就是現實。清末的蒙古騎兵不可謂不英勇，死了多少？義和團不可謂不要（nao）命（can），死了多少？
而技術差距之外，決定性的是體制區別。這一點可以參考日本和清朝甲午戰爭前到甲午戰爭這段時間的區別，不難得出。
扯遠兩句：
互聯網的同質化產品講究一個先發優勢。而先發優勢如果不具備，很多項目根本不會啟動。在明帝國開始閉關鎖國的時候西方開始了地理大發現。清朝變本加厲，而西方逐漸進入工業時代。滯後如此，怎能不死？
大劉在《黑暗森林》中提到了文明之間是互相探索的，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文明都將很快被消滅。率先進入工業時代的西方列強根本不會給你機會。這點在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1911年清帝國滅亡短短七十餘年體現得尤其明顯。同時，清帝國的內部結構決定了他的文明加速度此時非常弱，遠弱於日本（此時發現慣性這個詞真的很好用）。就算當時清朝搞洋務運動，其實也不啻於是將要死在襁褓中的嬰兒，並且死了。
我怎麼感覺清朝的皇帝幾乎全是昏君？雍正殺人如麻。乾隆重用貪官。光緒懦弱到兒皇帝的程度，不敢反抗太后。道光連補丁幾塊錢都不知道。更重要的是，一直堅持閉關鎖國政策，科技落後外國那麼多年了都以為自己是天朝上國，腐敗嚴重，都沒一個皇帝能夠整治。難道還不是昏君？
人們以為清朝的皇帝不算昏君，除了為了民族團價洗地之外還有因為清朝的離現在太近，人物都有血有肉還沒來的及被臉譜化，所以看起來都是正常人。好的壞的事情都有記錄，看起來就都不是大奸之輩而以前的朝代皇帝的事迹都只留下那麼幾件典型的事情被人記住，看起來都不是正常人，要麼大善要麼大奸因為清朝是異族統治中原。
所以只要是稍有不慎，就會導致反叛。
中華的奴性和奴化政策不是自日本人起，而是在300年前清朝就開始了。
中國人歷來都是有血性有骨氣的。
但是那以後就再難得談什麼骨氣。
所以才會有清末民國的時候，洋人發現中國人是奴性如此之強的一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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