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軍隊內戰失敗的根源是什麼？

45年日本投降後，蔣介石的威望達到頂點，但是短短數年就兵敗如山倒。說「國軍之敗，敗於內耗」似乎太籠統，我很想知道其根源在哪裡？哪位能從軍事，民心，內外部環境等多方面解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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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講共軍人海戰術，所以再原文末尾加了一些東西。

這問題問兩邊軍隊的問題，竟然沒一個人去討論國共兩軍怎麼打仗的。純軍事上來講。國軍跟共軍沒法在一個層次上抗衡。國軍如前面人說的是古代軍隊，也對也不對。軍閥分裂下確實是這樣。但是老蔣自己的中央軍也基本算現代軍隊了。問題是兩隻部隊素質差距太大。三灣改編之後的土共戰鬥力倍增，黨組織建在連上，班排都有黨員小組。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這一點很多人看到說這是黨的軍隊不是國家的軍隊之類云云。問題在於當時國家還不是共產黨的。拋開政治爭端，我們要看這一點對部隊戰鬥力的影響。首先是控制無比加強，指揮部隊可以用如臂指使來形容，這一點國民黨不是沒有過，而是老蔣屠殺土共和國民黨左派時把國民黨基層組織破壞掉了。第二點好處更是強大，那就是黨員在部隊中有榮譽感，不管洗腦也好信仰也罷，共軍部隊的黨員在當時確實是起帶頭作用，打仗時都是沖在前面，做事情也是起表率作用。他們對於普通士兵的影響是無可估量的，這一點在朝鮮戰爭時更是達到了巔峰，生於和平年代的我們無法理解黃繼光們的作為，但是作為個人，我尊他們為英雄。扯遠了。
第三點是官兵平等作風的確立，這一點和上面黨員帶頭作用是一個效果。現在的很多創業公司也是這麼乾的。官兵平等在當時的中國是個破天荒的事情。就是到了現代，做到基本官兵平等的國家也很少。

這幾個原則對於土共部隊戰鬥力提升是有長遠加顯著的效果，這種組織結構現在都可以借鑒到其他組織上去，比如公司。。。尤其創業型公司。

之后土共在這個組織結構基礎上不斷進行技術上的革新。土共陸軍戰術在朝鮮戰爭時期表現的淋漓盡致，不是一個人海戰術就能概括的。
人拼人確實是土共對抗聯合國軍的戰術核心，但是不是簡單的人海，簡單的人海戰術是國軍對抗日本的戰術，其實就是添油戰術，不斷填人數進去。軍人是要不怕犧牲但是作為指揮官確是要怕犧牲的。土共的戰術發展史，是從游擊戰演變到運動戰，到朝鮮戰爭時期演變成大兵團穿插分割包圍。實際上是共軍歷史上武器處於劣勢的體現，誰都想像美國人打仗那樣炮火密集覆蓋，問題是土共打不到那個階段，所以土共的運動戰思路全部都是以靈活取勝，在局部形成優勢兵力。而在朝鮮戰爭後期，戰爭進入陣地戰的情況下，土共在很少陣地戰歷史的情況下，面對聯合國軍優勢火力，迅速創造了反斜面戰術和坑道戰戰術，在上甘嶺戰役中體現的淋漓盡致。這種情況說明土共一直在不斷的改進戰術適應不同情況。
反過來看國軍，抗戰時期被鬼子的豬突戰術一直突到死，從沒出現過反思戰術，剋制對手的情況。喪師失地，到解放戰爭，優勢情況下還能打打，一旦劣勢就被秋風掃落葉。
拋開政治立場，單論軍事成果，八路軍五萬人開反敵後，到1940年左右時發展到40多萬，民兵220萬，收復的失地95萬平方公里，人口近一億。要知道這是在敵後，分分鐘面對的是死亡，不是國民黨那樣在大後方，只有前線是戰場。敵後戰場是每一個地方都可能是戰場。之後日軍調回前線20多萬兵力，在華北，共軍抗的是近六十萬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在這種情況下能夠不斷收復失地，這種能力是國軍不能比的。
基層單兵素質更是差距巨大，土共的基礎步兵戰術非常的科學，可以說單論衝鋒，土共步兵基礎戰術和單兵素養是領先世界的。三三制就是這種戰術的典型結果。當然所有的勇於犧牲，創造新戰術，根源上是源於土共改編時確定的，支部建在連上以及官兵平等基礎上發展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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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jeff說共產黨都是十比一打國民黨，我笑了，然後他說我自己說的局部形成優勢，不就是證明是人海戰術么？看來很多人印象中共產黨都是傻沖型。傻沖型的部隊在這個世界已經在一次大戰之後死翹翹了，沒死的也是等死，最後被淘汰出世界軍事舞台了

你對軍事和戰爭沒有概念，就不要亂談軍事，從人類爆發戰爭開始，大部分戰爭的雙方都是追求在局部形成巨大優勢滅敵。如果按你的概念這樣都算人海戰術的話，全世界沒哪個國家不是人海戰術。上甘嶺第一天，美軍四個營打共軍兩個連，算人海戰術么？二戰時期諾曼底登陸，盟軍接近300萬人，德軍一百多萬，算人海戰術么？？

在你的概念里是不是每一次戰爭只要一方人數多於另一方就是人海戰術？而絲毫不考慮雙方怎麼打的？

如果用自己的運動調動對手的行軍，從而讓對手某一部隊脫離大部隊陷入包圍，這種事情都算人海戰術的話，那麼中國歷史上也就不會有誘敵深入這個成語的出現了。

就算退一萬步，按你的概念來。共軍也從沒有十個人打一個人過。

就算按照共軍最典型的圍點打援孟良崮戰役，不論外圍阻敵，單論圍攻74師的兵力也就是5比1，遠遠達不到你的10比1.如果把國軍在外圍被共軍阻擊的國軍算進去，共軍兵力還在弱勢。
就算是五比一你也認為是人海的話，看傷亡人數，共軍遠少於國軍。如果是人海傻沖你以為會打成這樣？

真正的人海戰術，有兩隻部隊算得上，一個是蘇聯，算成功的，人密集往前沖，死傷非常大。所以蘇軍很多打仗都傷亡很慘重。但是二戰打到後期蘇聯已經不需要這樣幹了。沒有哪個國家的部隊如下面這一隻部隊這樣，一如既往把人海貫徹的這麼死的。
那就是另一個是失敗的案例，就是你所推崇的國民黨軍隊，國民黨對日軍都是幾十比一的死人，看上去很悲壯，實際上就完全不把人當人看，普通士兵在他們眼裡就是個數字。打仗永遠是在堆人數，最最垃圾的戰法，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隻天天打敗仗而且以死人多被後人推崇的，國軍在這點上算是創造了歷史。
歷史上中國能打的部隊，他們不會畏懼死亡，但是從來不輕視士兵的生命。恰恰是你推崇的國民黨軍隊，從來不會理會怎麼去減少底層士兵傷亡去取得戰爭的勝利。
我是不知道怎麼現代有這麼多人這麼推崇所謂國民黨，這個破黨外不能戰內不能整合國家資源。中國歷史上排最失敗的政權前十的話，KMT絕對佔據一席之地。而且一群人跟著看國軍每次幾十比一甚至幾百比一的跟日本人傷亡，卻在那歡呼悲壯，感情死的不是你。
不論國共雙方的史料，單論日方史料記載的，國軍與日軍戰爭幾十比一的傷亡率是非常正常的，到後期太平洋戰爭爆發了，也沒有改善，反而有更趨不會打仗的趨勢，二戰結束前一年，國軍反而發生了豫湘桂大撤退。直接導致了美國人對國軍失去信任。
但是日軍方面涉及到共軍與日軍的傷亡比例，前期基本在十比一左右，後期大部分在2比1左右。這還是日軍自己的史料記載，差距就是這麼大。能體現什麼，體現了共軍一直在學習中進步。到了朝鮮戰爭知道美國人最怕志願軍什麼？夜戰和拼刺刀。這兩點都是共軍在於鬼子交戰時學來的，可以說到後來除去火力優勢，日軍拼刺刀已經拼不過共軍了。
而恰恰同樣是二戰結束前一年，國軍豫湘桂大潰退的這一年，共軍在秋季展開反攻，收復大量失地，並且還打通了幾大解放區。

解放戰爭時期，一直到淮海戰役結束，共軍才在總兵力上超過國軍。而整個解放戰爭，無論是初期還是後期，共軍與國軍打仗死人都遠遠少於國軍。人海戰術是創造不了這種東西的，共軍在步兵基礎訓練，衝鋒陣型上都有講究，比如三三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翻翻什麼事三三制，而不是坐在那想像仗是怎麼打的。打仗既是藝術也是技術。

就算是朝鮮戰爭，雙方火力差距那麼大。美國朝鮮戰爭紀念碑上刻得數字。
美國的朝鮮戰爭紀念碑上顯示的傷亡失蹤被俘總計：

　　美軍 172847 聯合國軍 2256523 總計：2429370。 　　 　　
　　陣亡：美軍 54246，聯合國軍 628833 ，合計：683079； 　　
　　失蹤：美軍 8177 聯合國軍 470267 合計：478444； 　　
　　被俘：美軍 7140 聯合國軍 92970 合計：100110； 　　
　　受傷：美軍 103284 聯合國軍 1064453 合計：1167737。

聯合國軍傷亡合計近200多萬，其中估計有三分之二是中國軍隊造成的。
人海戰術能夠在打出這種效果？

共軍在日本佔領區發展壯大，三年把曾經數倍於自己的國軍趕出大陸。建國後與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美國，蘇聯都打過仗且全身而退。而且揍過所謂的自我宣傳的世界第三軍事強國，比如印度和越南。這樣一隻部隊，僅僅用人海戰術來解釋，那是完全的軍事盲才會說出來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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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宏大敘事是危險的，請讀者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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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制度層面，國民黨的黨國體制使其無法承擔起建構現代民族國家/救亡的重任

現代民族國家公認誕生於拿破崙時代的法國。考察現代民族國家中的主要國家，可以發現這樣一個經驗性的結論——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是現代民族國家不可獲取的前提。沒有克倫威爾就不會有現代英國；沒有路易十四建立的絕對主義君權，現代法國不可能在拿破崙時代誕生，德國和日本不必多說，就連最民主的美國——傑斐遜在費城會議上說「我們要建立的就是民選的帝制」（詹姆斯·麥迪遜《辯論：美國制憲會議記錄》），費城制憲這事本身就是違憲的，現代美國真正建立的標誌是美利堅聯邦吞併美利堅聯盟國……

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KMT做不到，所以它註定失敗，這樣的說法顯然是事後諸葛亮的總結，而且總帶著歷史發展目的論的奇怪調調。換一種方式，用接近當時的話語方式表達就是KTM的黨國體制無法使其實現「救亡圖存」這個目標。

鴉片戰爭以來，尤其是甲午之敗後，中國面臨著深刻地「總體性危機」（鄒讜語）。關於「總體性」危機，可以看下鄒讜的書，豆瓣這個網頁總體性危機可稍作了解。

簡而言之，「總體性危機」帶來的不僅是傳統政治制度的瓦解，更帶來了整個社會結構的解體和離心，這意味著，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的背景下，依靠社會自發演進的力量幾乎不可能重新構建起統一的政治共同體，這對於「大一統」意識根深蒂固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是極其要命的（這種思想很可能只存在於智識階層，平民未必如TG長期的宣傳一樣熱衷愛國，後文會論述）。旁插一句，我認識的歷史學教授基本上都認為辛亥革命是比較糟糕的一件事。

中國的政治精英對此是很敏銳的。清季中國最開始引入西學時鼓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之時，嚴復就很天才地將《論自由》翻譯成了《群己權界論》。梁啟超提出的「中華民族」概念大致在1912年前後被社會廣泛接受之後，「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等概念開始成為時人普遍接受的理念。當時對「建國」的理解可以說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起了民主憲政國家制度這事就算完了——毛當時當了半年兵，南北和談後「我以為革命已經結束，便退出了軍隊，決定回到我的書本子上去」。北洋時代的民主憲政充分顯示了社會意識尚未覺醒的情況下民主政制究竟能弄得多遭，自然是不成了。到了五四時期，一戰不僅讓歐美知識分子開始反思，對中國知識界也產生了強烈衝擊，個人主義不好，國家也不是好東西，改造社會、重建社會的觀念成為一時思潮。「個人」意識淡出，「國家」觀念衰減，「社會」主義流行，成為當時思想界的特徵。（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

那麼如何實現改造社會呢？孫確實是一時人傑，他很快就意識到多黨競爭制度在當時的中國是不靠譜的，如果要建立一個民主國家，前提是必須以統一的政治共同體和社會意識的覺醒。他如果只想到了武力統一那自然不過是傳統帝王意識不值一提，但是孫找到了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建立列寧主義政黨和「軍政—訓政—憲政」之路。

列寧主義政黨和西方選舉政黨的不同，打個形象的或許也不是很準確地比方：把國家比作人，西方選舉政黨只是人腦子裡的幾個念頭，它們爭的是現在到底是去吃飯還是抽煙還是玩女人，目的實現了就暫時滿足，然後繼續爭奪顯意識的主導權——有意識而無組織；列寧主義政黨則是人的大腦和神經組織，通過無數的神經深入人體的每一個角落，不僅有意識，而且有直接貫徹大腦思想的組織。在列寧主義政黨執政的情況下，黨政一體、黨—國—社會的同構是必然的。黨政不分今日是飽受時人詬病，但在我看來，當時的中國只有依靠這種方式才能以政治整合力彌補社會整合力地不足，完成向現代國家轉型的任務。（這一點歡迎討論）

KMT的悲劇就在這裡。它在組織原則上接受了列寧主義政黨的原則，但是：1，它缺乏自洽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三民主義）的凝聚力、感召力遠不如TG的馬列主義；2，KMT的建黨歷程就極其複雜，內部的矛盾鬥爭導致它的組織根本無力向下延伸，412對它的失敗究竟有大責任，已經有很多人說到了；3，最要命的是，KMT壓根就沒建立起黨政一體化的組織。KMT在中央層面上是黨政合一的，但是在地方層面，它自己堅決反對黨政合一，提倡黨政分開……我是不太清楚它為什麼會這麼選擇，目前也沒看到有學者系統考察這種思想的源流，但是KMT的這個做法，導致KMT這個黨非常的軟弱無力，某KMT官員的權力來自於他擔任的政府職位而非他的黨內職位，這就使得社會精英和KMT的黨內精英會選擇進入政府而非黨內，對黨的組織建設漠不關心，KMT組織之軟弱渙散在這種情況下全屬必然。上述KMT組織考察來自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

一個提倡黨國體制的政黨，一個公開說我們就是法西斯的政黨領袖，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卻受到層層掣肘，面臨內憂外患，如何指望它真的能帶領中國建立起一個穩定的、統一的政治共同體？

二、中國傳統的財政體制，準確地說就是指稅收體制，是KMT失敗的重要因素

KMT在經濟上的失敗冷哲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談一下稅收體制的問題。我贊同這樣的觀點：KMT在經濟上的失敗主要是由於戰亂，而不是KMT在經濟上的失敗帶來了戰亂。果粉吹「黃金十年」固然令人生厭，但政府的軟弱無力客觀上為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早期發展是帶來了有利條件，那段時間民國的經濟發展較之戰亂時期確實是明顯的——這種發展無力讓中國成為一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有聲有色的大國那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戰爭是客觀存在的。大量的軍事行動導致軍費居高不下，而傳統的財政體制讓KMT政府無力通過正常手段從社會中汲取合理的財政收入。

中國傳統財政體制危機在明朝已經十分明顯，大量的財政收入被基層豪紳截流，中央甚至是縣級地方政府無法以正常手段汲取合理的財政收入。到了清朝，這種現象更加嚴重。地方財政甚至不能用合理手段保證自己的正常運作。及至民國，鄉村經濟在資本主義世界擴張的狂潮之前不堪一擊，農村凋敝，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鄉紳多數遷往城鎮，留在鄉村的多是土豪劣紳。一方面，這批人幫助政府通過不正常的手段獲取超額稅收，另一方面，這批人正是層層盤剝的主要推動者和受益者。更糟糕的是，在明清宗族勢力尚穩固時，地方豪紳尚起到了調解社會矛盾，抵抗地方政府過渡盤剝的作用，到了民國，這種正面作用幾乎不存在了。梁漱溟、晏陽初他們搞的鄉村建設運動，就是為了抵禦這種社會瓦解帶來的強大副作用。遺憾的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全方面面臨著「總體性危機」的當時中國，這種指望通過教育手段來改造農村的想法——實在是太天真了。

鄉村經濟的瓦解，既是中國「總體性危機」的一部分，也從側面反映了KMT黨國體制的無力。在黨政真正合一，黨國社同構的體制下，這個階層絕對是不能容忍也無法存在的。這個階層，正是到56年徹底被消滅。

上述考察來自於孔飛力《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孔飛力認為——如果我沒理解錯——中國革命的目標某個層面上就是要消滅這個階層，讓國家與社會正常對接。這個階層被孔飛力稱之為「包稅人」。還有一本去年大熱暢銷的學術書也花費了濃墨重彩去描寫「包稅人」在革命時代中的作用——這本書就是《舊制度與大革命》。

我一直覺得，法國大革命和中國革命（1895-1976）驚人的相似……

三、意識形態的感召力上，KMT遠遜TG

這個一點要分兩個層面講。

首先在智識階層中。余英時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認為自鴉片戰爭以來，知識分子的思想觀念是一個不斷激進化的過程。我對他的結論有保留地贊同。梁啟超1902年做了一個論述，我摘抄一下。「二十年前，聞西學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變法者起，則不駭西學而駭變法矣；十年以前，聞變法而駭者比比然也（王安石變法，為世詬病，數百年來，變法二字，為一極不美之名詞。若於十年前在京師尤習聞此言，今則消滅久矣），及言民權者起，則不駭變法而駭民權矣；一二年前，聞民權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則不駭民權而駭革命矣。今日我國學界之思潮，大抵不駭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駭革命不駭民權者，百而得一焉……」

孫中山自以為俄國共產主義並無優長新奇之處，三民主義比共產主義更適合中國，但實際上，他這套~~~不時髦了。開個玩笑。在「總體性危機」面前，三民主義是拿不出總體性解決方案來的。而馬列主義可以。或者說，TG認為而且堅信馬列主義可以。在這個背景下，「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意味遠非教科書上短短一段可以概括。

上述是「先知先覺者」的情況，下面談下「後知後覺者」和「無知無覺者」的情況。（三「者」乃孫中山語）

對平民純粹談主義，主義的感召力就是個屁。TG意識形態的真正核心是通過以土改為經濟再分配的手段而塑造起來的「翻身做主人」的意識。TG有多少實權幹部真正讀過馬恩原典？早期有，到了延安整風之後，想必幾乎是不會有了（純臆測，歡迎批判）。至於基層黨員，普通農民，在識字班學會「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幾個字都很勉強，學會20個字識字班任務就算完成的情況下，指望他們能理解「共產主義」的感召力？純粹扯淡。連愛國主義這種我們可能覺得是非常正常的感情，那個時代的農民也不會有多少。太行山根據地偏遠山區的農民，42年日本人真正打到山村裡來之前都覺得日本人來了也是交糧，國民黨統治也是交糧，沒什麼區別——這個時候山外已經是烽火連天多年了。太行山根據地某縣某次發展黨員，16個人里有3個表示是覺得共產主義好（表述還亂七八糟，只有一個看起來會背黨章），1個表示要抗日，其餘的要麼是沒填疑似被「拉夫」，要麼是表示入黨可以提高生活。如果不是日本人統治政策問題，愛國主義或者民族主義究竟有多大感召力？現在有不少學者認為TG的勝利是民族主義的勝利，我表示謹慎的懷疑。

上述考察來自李里峰《革命政黨與鄉村社會：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形態研究》。

軍隊中的意識形態改造同平民中的情況相仿。KMT的舊式軍隊組織冷哲已經談了其組織問題，其實KMT軍隊不光是組織問題，思想意識問題極其嚴重，這個說法可能非常不準確，通俗地說，KMT軍官根本不把士兵當人看。隨便虐殺士兵是常態，吃人心並非TG的宣傳。可以看下《心路滄桑——從國民黨60軍到共產黨50軍》，作者採訪了一百三十多名國民黨老兵，至今懷念毛主席的不在少數。「訴苦運動」的發明，是TG意識形態鬥爭史上的神技，正是通過這個技能，才真正讓農民和軍隊獲得、強化了「翻身做主人」的意識。

四、「接受變劫收」是KMT喪失民心的自取滅亡之道

這點不需多說，只是看到樓上沒人提，我覺得這是一個挺重要的因素

五、雙方領導幹部才能差距太大

這點可以寫上N多。果粉愛吹國府領導高學歷，一堆廢物。舉個冷僻點的栗子，山東根據地小學文化都沒有的財經幹部能弄出在上海當硬通貨流通的山東票，日本人都接受。國府的貨幣政策呢？

我學政治、學歷史，感想就是KMT真是走的必亡之路。但是KMT的失敗並不能說明為什麼TG就該贏。上述理由，尤其是第一點，帶著很強的歷史目的論。KMT不能建構現代國家，所以輸了——誰規定的中國一定要成為一個現代國家？憑什麼中國不能像印度一樣淪為二流貨色？其實我覺得，如果沒有TG搗亂，蔣領導中國成為一個大號印度的才能是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既然如此，就索性往唯心主義歷史觀再走近一步吧——上述理由是我看書總結出來的，其實我內心並不是真的很相信這些理由。李里峰在《革命政黨與鄉村社會：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形態研究》談到一個個案——太行山根據地發展的TG黨員有人說「我看KMT不行，TG也不行，到頭還是要靠真龍天子」（大致如此）。我也是這麼想的。

全中國的表情只剩下一種/等待英雄/毛就是那條龍

歡迎來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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罌粟 ：旁插一句，我認識的歷史學教授基本上都認為辛亥革命是比較糟糕的一件事。-講解一下唄

卧看遊絲 回復 罌粟
無法代表答主認識的教授…但是就我自己從研究近代史的老師那裡得來的信息推測，辛亥革命是一場「必然的革命」，當然，其必然不代表是好的。我覺得很多研究近代史的人都覺得晚清政府是個特別靠譜的政府，比孫中山靠譜很多。應付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一個老大帝國能做成這樣，真的已經不是很努力三個字可以形容的了。最好的結果當然是漸進改良。但是，現代化的車輪滾滾而過，晚清政府作為一個架構在農業傳統社會上的政權，其各個零件都不適應現代條件下的列國爭霸模式…加上有民族矛盾這個先天不足，所以最後大家一定會把所有的不滿都傾瀉到他頭上。所以革命一定會發生，不在辛亥年，也會在其他時間。但是，不是革命了，改了政體，就能變成現代國家。這條路任重道遠，辛亥革命諸人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可以說，他們不了解當時的中國。甚至可以說，他們對於革命的勝利並沒有準備。所以清政府土崩瓦解以後，國家反而陷入了更大的無序。三民主義是個閑扯，沒啥方法論上的指導意義，和三個代表差不多…所以，我覺得民國是一個早產的國家，那麼大的國家，是很危險的。後來的歷史證明了這點。

我：卧看遊絲已經說得很贊了，有一點特別到位，研究近代史的人眼裡，晚清政府比孫文靠譜多了。
革命確實一定會爆發，其直接原因就是科舉制被廢除了；但是不廢除科舉又是不行的，不然新式教育根本無法推廣開來。晚清政府面臨著一種兩難的抉擇，如果它不從骨子裡更加接近西方，它一定會被西方吞沒；如果它試著從骨子裡去接近西方，它就無力再維持自身的存在。晚清政府面臨的這種兩難，實際上一直至今有餘波。這一點在五四前後表現得極為突出，在我看來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核心問題和矛盾——不全盤西化無以救中國，全盤西化則何謂中國。

清廷之滅，從政治上來看使得太平天國以來形成的地方藩鎮化趨勢徹底暴露，從而使得自上而下的改良之路實質上已經斷掉，此後諸多改良嘗試不過水中撈月；辛亥至五四這一波革命之勝利，在文化-意識形態上看，則使得傳統意識形態實際上破產，中國不復存在統一的道德圖景可言，鄒讜先生所言的「總體性危機」已然全面降臨，在此情況下，彼時的中國除了馬列主義之外，再無任何一種思想可以提供一種總體性的解決方案和統一的道德圖景。而依據馬列主義，無論其是否中國化，都必然將走上全能主義國家道路。

當然，彼時並非只存在這一條路。民初的地方割據、聯省自治和各省的實驗運動，提供了一條全盤西化路徑的可能性。按照歷史上租界、台灣的經驗而言，接受殖民、擁抱西方確乃一條走上現代化的可能方式。租界在西方國家治下，逐步建立了法治觀念，習慣了近代化生活，遠比傳統大都會更接近今日世界；台灣也有類似記憶——在日治下無民主無自由，但能安定生活，日人執法亦甚公正，遠勝過蔣府治下（49年前，此後我不清楚）無自由無民主無法治無生存條件。若日本離台一如英國離印，則台灣政治民主化狀況可能比今日之台灣及印度更佳。這也是今日LXB、劉仲敬之流的思想出發點。

但是這種道路，在當時之中國絕無可被接受之可能。概因兩千年帝國記憶根深蒂固，五四以來民族主義思潮氣候已成，知識分子絕不容國家之分裂，實力軍閥只敢借聯省自治之旗號鞏固權勢，誰敢言分裂為上殖民有理必寒治下之心、失天下之望。有一派學者認為只要有穩定的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就一定能自發出現民主機制，我認為這種思路是站不住腳的，實際上70年代以來美國學界對這種理路也進行了反思和批判。回歸彼時中國，所謂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言行正是印證了這種想法的不靠譜。中國兩千年之秦制荀學，斷無可能在短短一二十年內培養出尋求妥協的民主機制和捍衛這種機制的思想。社會缺乏捍衛妥協的民主機制的普遍共識，就算蔣介石34年剿共成功，又突然多了「民主之量」，在楊小凱口中普遍奉行「機會主義」的社會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也必然是一種極其低效糟糕的民主政體，極有可能在二戰中重新走向獨裁。所以我認為中國當時根本不可能還有第三條路走——要麼TG死，中國在反覆掙扎中成為大號印度或者被肢解成多個國家；要麼TG通過建立全能主義國家的道路走向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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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邀請。

國軍是在三點上。

第一點，始終無法逆轉中國經濟崩潰的局面。
第二點，軍隊始終是舊式軍隊構架。（經@陳天標 建議，將「古代軍隊」改為「舊式軍隊」）
第三點，對草根民粹的戰鬥力估計不足，不知道善待底層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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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點，始終無法逆轉中國經濟崩潰的局面。

中國是一個在封建時代極度發達的國家。整個國家的主導階層是地主。資本主義到來時，中國走向發達的正常路徑是地主逐漸轉型成為資本家。也就是說，地主把地租收入拿出來建立工廠，生產產品，獲得收益，然後再投資，最後徹底擺脫土地限制，成為資本家。主要依靠土地的生產方式，其生產力水平遠遠比不上資本的力量。但是，中國當時的問題在於，國際資本根本沒有給予中國地主順利像資本家轉型的機會。從北洋開始，中國的關稅保護力度就不夠。但是到民國政府時，雖然黃金十年中輕工業有一定的發展，但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卻基本被外國壟斷，本土的企業受到了重創。這就導致一個現實，那就是本來北洋時中國能生產的東西，到了民國時期，反而中國沒有本土資本生產了。

民國時期歐美資本的入侵斷絕了中國地主向資本家的轉型，也進一步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崩潰。在清朝晚期，土地收入並不是農民的唯一收入。農民在農閑時節也是手工業者。地主則是手工作坊主，也負責運輸和販賣這些手工業品。因此，在沒有外力的作用下，地主轉型成資本家，農民轉型成工人，本來是自然的發展路徑。但是歐美日資本入侵導致了地主無法再向資本家轉型，同時發達國家的商品打垮了中國農村的手工業品。這就導致地主和農民不但無法轉型，而且丟掉了過去的一大塊收入。地主就開始加倍壓榨農民，來平衡收支，而農民不但負擔加重，而且收入減少。這就導致了民國中後期空前絕後的階級矛盾。而且由於軍閥混戰、軍費攤派，地主和資本家的額外負擔也很重。這進一步導致了他們對下層社會的壓榨。這就是為什麼有的研究學者單純根據清末的階級矛盾水平無論如何都不能理解為什麼民國中後期矛盾會那麼大。有人以為是CCP洗腦的結果，其實不是。

國民黨在412清黨中摧毀了幾乎所有自己的基層組織。因此國民黨對基層是沒有控制能力的。因此稅務一直是一灘爛泥。金融政策也經常是在瞎整。因為政府財政危機而搞的瘋狂的通貨膨脹，不但斷絕了底層民眾對這個政府最後的期望，也讓大量的地主和資本家對這個政權感到絕望了。

有很多人都會驚嘆於民國末年中共對國府的滲透。但是很少有人意識到這是怎麼做到的。實際上，這恰恰是國府自己造成的。反諜的重點不是諜報偵察，而是選擇可以信任的人群來任用。這就好像保持健康的重點是在預防，而不是治病。在民國末年，國府已經找不到一個群體，能保證絕大多數不會投共了。連大資本家、大地主、大軍閥的子女，都經常積極投共。這不是中共宣傳、策反工作做的好，而是這些人都對國府的統治感到絕望了。不但大量的農民、工人因為生活困苦而加入中共拚死一搏。連地主、資本家都在大量破產，因而批量生產著中共的同情者。共軍大量的基層指揮官都是出身於地主、資本家、知識分子家庭。

可以說，國府對基層的控制能力低下，以及失敗的經濟政策，為自己創造了一個無法戰勝的敵人。當國府把全國大多數人都推向了對立面的時候，單憑資本和外國援助，是無法取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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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國軍沿承舊式軍事體制，作戰能力低下，派系鬥爭嚴峻。

所謂舊式軍事體制，其核心在於士兵對軍官有人身依附關係。說句不好聽的話，就是，軍隊是軍官的私人財產。在這種條件下，軍隊就是將領收入與地位的支柱。

舉個例子，中原大戰時期，為了爭取韓復榘對自己的支持，蔣介石承諾給他一個省主席，還支付每月60萬的軍費。如果韓復榘沒有手下的軍隊，蔣介石大概都不會搭理他，更別說出這麼大的價錢收買了。

很多部隊的將領，就是靠著自己的軍隊，每月從國府領取軍餉，並保持其在國軍內的地位。

舊式軍事體製造成了幾個致命的弱點。

首先，軍官的收入在於所接收到的軍餉，與所需要支付的軍餉之間的差額。換句話說，國府按照10000人來發軍餉，而他手下只有8000人，那麼有2000人的軍餉就可以裝進自己的腰包。如果每個士兵少付點錢，加起來也不是個小數目。因此在民國時期，「吃空餉」（虛報部隊員額）和「喝兵血」（剋扣士兵糧餉）始終廣泛存在。很多國軍抗日名將都不能免俗。這對部隊的戰鬥力，有著很大的負面影響。

其次，由於軍隊是軍官收入與地位的保證，軍官對保持自己部隊的規模有著非常大的執著，這意味著，從戰鬥主官開始，就往往缺乏決死戰鬥的決心，往往會迴避作戰任務，對危險的任務畏縮不前。所以除了抗戰初期受到民族主義鼓舞的短暫時期外，國軍的阻擊戰、突擊戰、決死戰，往往都打的是一塌糊塗。只有初具現代軍隊形態的中央軍的一些部隊，打仗起來還比較有戰鬥力。

蔣介石之所以會因為74師的滅亡而痛苦，就是因為74師是少數願意打硬仗的部隊。而74師的滅亡又恰恰是因為其他部隊救援不力。他們之所以救援不力，就是因為這些軍官害怕孤軍深入、被共軍重創，導致自己喪失收入與地位。

正是由於把軍隊看作自己的私有財產。舊式軍隊的紀律一般很差。淮海戰役中，杜聿明所部在撤退時簡直像龜爬一樣，輕易就被共軍追上、包圍、殲滅。而國軍實際上機械化程度遠勝共軍。之所以會發生這種事情，是因為國軍軍官紛紛帶上了家眷、僕人、親友，甚至是相熟的店家。這導致整個部隊移動速度受到了極大的影響。這種事情簡直不可能在共軍身上發生。

反觀現代軍隊體制下，軍官的地位和收入取決于軍階，軍階來源於戰功。要獲得戰功就要決心作戰，拚死完成任務。這就造成了戰鬥力上的根本差異。圍剿74師的時候，一些共軍地方民團常常為了阻擊國軍支援可以決死作戰，一支支部隊都打光了。保證了主力部隊能夠有足夠的時間殲滅國軍。這種作戰的決心和如臂使指的指揮效率，是國軍遠遠不能達到的。

另一方面，由於軍隊長期是忠於直屬軍官，而不是忠於國家或中央。在委派軍官時，上級所考察的最關鍵的特質是忠誠，而不是能力。劉峙在淮海戰役前就屢戰屢敗，人人都知道他能力太差。但是此人在淮海戰役中卻再次被委以重任，最終導致80萬人幾天就被擊潰，然後投降了。之所以蔣介石明知此人能力不行，還要委以重任，就是因為劉峙完全忠於蔣介石。派另外的人去執掌兵權，說不定會自己打起反蔣大旗，和共軍單方面媾和。舊式軍隊的體制問題，導致了國軍沒辦法選擇最優秀的將領來指揮作戰。

此外，舊式軍隊體制往往輕視訓練、紀律，輕視對士兵的待遇。而現代軍隊體制則非常重視。

因此，儘管國軍一開始有著絕對的數量和武器的優勢。這種舊式軍隊對現代軍隊的局面，導致了國軍接連戰敗，最終輸掉了整場戰爭。

有人特彆強調共軍在東北拿到蘇聯援助的武器。實際上這些武器只不過是蘇聯繳獲日軍的武器。以輕武器為主。換裝之後的共軍，在武器水平上仍然遠遜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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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對草根民粹的戰鬥力估計不足，不知道善待底層的重要性。

國府始終沒有看清現代草根民粹主義的強大戰鬥力。要知道，這是能夠使後進農業國能戰勝現今工業國的一種強大工具。國府因此對共軍的強度估計不足，國共談判時，國府還覺得勝券在握，拒絕了美國的調停，而開啟了內戰。結果遭遇戰敗。

另一方面，國府也不清楚自己的行為對共軍的幫助有多大。

美國記者傑克 貝爾登寫過一本書《中國震撼世界》，其中講了這麼一個故事。

華北有個縣，抗戰期間國軍被日軍擊退以後，共軍逐漸控制了這裡。當地農民和共產黨一起打日本人。後來日本人投降了。根據談判，共軍必須撤走。共軍於是請與他們並肩作戰的農民一起走。農民不願意，覺得你這就是一叛亂武裝，我們還是跟著政府比較有前途。國軍來了以後，把這些人都殺了、活埋了（連審判都沒有）。原因是，這些人搞得農會、婦女會，當年與地主有一定的衝突。可想而知，剩下的農民投向了哪一邊。

國府這種對底層不屑一顧的做法，最後自然導致了底層全面投向共軍，為中共爭取底層民眾幫了不小的忙，使得中共的草根民粹力量發揮到了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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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國軍焉能不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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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開頭：

我這個回答並不是根本原因，只是一方面，殺俘殺降在古代是很常見的，但是此時已經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國民黨居然還能做出這種事，豈不是說明其只不過是披著近代化外衣的封建組織？況且他們連十五六歲的少年都不放過，何其殘暴？

廣西灌陽83年前紅軍遺骸，來啊，果粉來洗啊！如此殘忍殺俘虜，來洗啊！

9月22日，灌陽縣召開湘江戰役·灌陽新圩阻擊戰酒海井紅軍烈士遺骸鑒定結果情況通報會，發布鑒定結果。
據灌陽縣委宣傳部工作人員提供的材料，根據老紅軍劉來保回憶的口述材料，當時親眼目睹了100名紅軍被繩子捆起來，甚至綁上石頭，被丟入酒海井壯烈犧牲。後從井內挖掘清理的情況看，遺骸相對集中於距井口深約10米、與地下河口相對的回水灣處，遺骸旁有打結的棕繩和石塊，部分遺骸被棕繩裹住，說明生前曾被捆綁過。由於水流與沉積等作用，大多數遺骸均較為破碎，骨體變黑，並發生了碳化現象。加上遺骸的上部有厚約2米的堆積，說明遺骸所埋藏的時間不是現在但也並不久遠。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李法軍副教授所帶領的團隊，對出自於酒海井內的遺骸進行了清洗、修復、測量、鑒定工作。該團隊經體質人類學的綜合分析，骨骼整體發育較弱，大致可確定個體總數超20例，均為男性，年齡在15-25歲之間，個體的身高在1.37-1.63米之間，體重未超過55.67公斤。這些遺骸的資料與當年紅軍情況相符。

如此殘暴不仁軍隊，焉有不敗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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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人，真的，我是服了你們，右邊相關問題我建議你們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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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一篇舊文《
從純軍事角度論國民黨軍的失敗 》

國民黨當時的確是有較為強大的人力物力、有美國的支持、有日軍的遺留裝備，但這只是戰爭的強力而不是直接的實力，國民黨軍事實力被遠遠高估。

46年夏季的國民黨軍事實力遠不如人們想像的那樣強大，在從戰略思想到戰役戰術、從後勤補給到軍制訓練都有很多嚴重的問題，甚至在歷來被認為最佔優勢的武器裝備方面也並不適應這場戰爭的需要。可以這樣說——在1946年夏季內戰全面爆發時，國民黨方面沒有將其大部分戰爭潛力轉化為實際的作戰實力，其在軍事上的某些方面實際處於劣勢，而另一些方面未能發揮其優勢，國共雙方戰爭實力的天平一開始就傾向共產黨方面，戰爭的結局在開戰時就已經定論。

一、力量的擁有

軍事力量的擁有並非是指軍事人員和裝備的多少，更重要的還有人員的士氣與訓練程度，武器裝備對戰爭的適應性及部隊的後勤保障能力等等。

先就戰爭的最基本條件「人」而言。國民黨方面雖然擁有430萬軍隊，但它包括了近百萬後方人員，一百多萬的作戰能力很差的非正規部隊，其實際可用於野戰的正規部隊不過二百餘萬。抗戰結束後,國民黨既大肆裁軍（並不單指雜牌軍，也包括非同一系統的嫡系部隊），將大批有作戰經驗的軍官和士兵趕出軍隊。僅以第1戰區為例：在1945年末至1946年初，就將78軍裁撤，嫡系10軍與89軍編並為整3師，陝軍38軍與96軍合併成整38師等。同時有收編戰鬥力很差的偽軍，例如在山東收編偽軍吳化文部，裁減抗日有功的東北軍）。更為嚴重的是按派系、按實力、按關係裁減部隊，更加重了國民黨軍隊慣有的保存實力的風氣。不是將得到的補充人員和裝備編入缺編的老部隊，而是將其組成新的部隊（包括使用老的番號），就是五大主力中的整74師在孟良崮戰役時，僅步兵就缺員三千餘，應有的36門美製山炮只有28門。結果有的老的有戰鬥力的部隊由於作戰而大量失血，戰鬥力迅速下降；而新編的或是重建的部隊由於缺少戰鬥經驗而被很快擊敗（比如新建的整3師、整66師）。對軍官的提升也不很合適。大批作戰有功的軍官大多被升為副職，而大批正職被老朽無能的軍官所佔據，而這些有功也有作戰能力軍官提升後所遺的位置，又被年青而沒有作戰經驗的軍官所佔據。結果形成惡性循環，使部隊的作戰指揮能力越打下降得越快。反觀共產黨方面在抗戰結束後迅速整編部隊，完成軍隊的正規化，使之適應於未來的戰爭。包括在數月中將零散的團營級單位組建成軍師乃至兵團一級的正規軍，勇於將老朽無能或是不適應近代化作戰的司令官調離實際指揮為止，提拔資歷不深的年青幹部指揮實戰；勇於裁減那些哪怕是齊裝滿員的作戰不力單位，補充只剩骨架子的有功部隊。如此相較，強者越戰越強，弱者屢戰屢敗。

其次就軍隊的主要武器裝備來說。在中國軍隊與日軍作戰中，日軍傷亡大多是因迫擊炮造成的，而據戰後統計在華戰死的日軍將領也絕大多數死於迫擊炮彈，足見國共雙方對迫擊炮的運用均佳。而在解放戰爭中國民黨軍隊不但未能繼續發揮這方面的特長，還打量削減部隊迫擊炮的配備，首先將重迫擊炮從軍師兩級裁掉（少數雜牌軍除外），代之以美製山榴炮或日制山野炮。後又減少團以下單位的中輕型迫擊炮數量，代之美製無後坐力炮、戰防槍、火箭筒等。共產黨方面又沒有坦克和裝甲車，也少有碉堡來當靶子，這些新式卻沒有目標的武器給解放軍繳獲後，卻正好用來打國民黨軍的碉堡和坦克。共產黨方面不但使用繳獲的各種輕重迫擊炮，還自製中輕型迫擊炮加強火力；而國民黨方面卻以裝備少量山野榴炮為滿足。其實國民黨軍就是美械主力師或整編旅也只轄8－12門75mm山炮，軍或整編師轄8－12門75mm野炮或12門105mm榴彈炮，都難以支援軍或師的整個攻擊正面。這樣在抗日戰爭結束後，國民黨陸軍的裝備對面攻擊能力是加強了，對點目標的能力則明顯下降。換句話說，新的裝備更適合對已經投降的日軍作戰，而對共軍作戰是獅子打蚊子，是根本找不到作戰目標的武器。

從1944年起，國民黨主力部隊開始裝備美式武器，在抗戰結束後又裝備日制武器。軍方由於得到新式美械裝備，遂將原有裝備從主力部隊中淘汰。但是除駐印軍等少數部隊外又沒有進行系統的訓練及實踐，部隊對美械裝備的熟悉程度遠未達到標準，甚至五大主力的5軍、18軍、74軍也僅對部分軍官與軍事做了2－4周的武器訓練，在絕大部分官兵基本上沒有了解新式裝備的情況下就投入實戰；而且美械裝備由於強調火力的迅猛，彈藥消耗很快，對野外後勤補給的要求很高，這恰恰是國軍後勤的主要缺點，結果在實戰重美械部隊經常發生彈藥不足的情況，嚴重影響了部隊的作戰能力，在戰爭後期還出現了部隊被迫將部分美械武器又換成國械以提高戰鬥力的情況。例如魯南酣戰，整編26師附第1快速縱隊只打了一夜就用光了彈藥被迫突圍被殲；魯中作戰，整74師被圍一日，就請求空投補充，最後糧彈無著被殲。而這兩支部隊分別擁有汽車團和輜重團，是國軍野外補給能力最強的部隊。淮海戰役前，甚至嫡系主力第5軍也重新裝備國產步槍、迫擊炮等以解決彈藥補充問題。

陸軍發生的問題自然延及空軍方面，國民黨空軍在抗戰中後期重新裝備，但得到的美製飛機卻很成問題。重型轟炸機B－24/25是用來對面目標進行轟炸的，是對敵大城市、大工業進行戰略轟炸的；而共產黨方面只有少數城市，根本沒有大型工業設施或軍事基地，於是這些重型轟炸機只好去炸那些還不夠炸彈錢的目標。輕型戰鬥機P－40，P－47，F－51等是用來與敵方戰鬥機空戰，攻擊敵轟炸機奪取制空權的，而事實上南京政府的戰鬥機飛行員的確在練習空戰，好像延安方面也有支強大的空軍。新式偵察機本來是很有用的武器，可以對敵方的戰線與縱深、前方和後方進行廣泛的偵察活動，但美方並沒有將怎樣使用這些新式技術裝備教會國民黨方面，沒有高性能雷達、沒有快速攝影機、更沒有照片辯讀員，偵察機飛行員只要用老式的目視觀察，而這僅有的偵察能力，空軍也未好好利用，將偵察機派去執行其他使命，比如當輕型轟炸機、聯絡機、運輸機、教練機等，結果國民黨軍在戰爭中依舊象瞎子、聾子到處碰壁。而對共產黨的戰爭中最需要的對地攻擊機（俯衝轟炸機）卻一架也沒有，國民黨空軍在實戰中勉強用戰鬥機代替，但因飛行員從未學過俯衝轟炸，更沒有對地集束火箭、凝固汽油彈，哪裡談得上命中精度和攻擊效果。所以擁有幾百架作戰飛機的國民黨空軍在戰爭中除了空運外根本沒有值得一提的記錄。

二、力量的組織

一個軍事集團只有將其擁有的人力物力通過良好的方法組織起來，才能形成戰鬥力，而抗戰結束後國民黨軍卻基本沒有做過這方面的努力。

首先是指揮機構的設置。抗戰開始時，國民革命軍的指揮機構是按總部－戰區兵團－集團兵團（兵團，路）－軍－師－旅－團，共8級才到戰術單位；1940年後簡化為總部－戰區－集團軍－軍－師－團，6級指揮機構；這極大提高了部隊的作戰指揮能力。可是抗戰結束後，國民黨為了照顧論資排輩及搶佔地盤等非作戰使命，又將指揮機構擴編為總部－行營（行轅）－綏靖公署（戰區）－綏靖區－兵團/整編軍－軍（整編師）－師（整編旅）－團共8級，切出現大量機構重疊、人浮於事。從統帥部到最基層的戰術單位都經常發生上級越權指揮，下級不聽命令的嚴重影響戰鬥力的情況。而共產黨方面，從抗戰後期到解放戰爭時期各種指揮機關雖名目繁多，但實際上只有中央軍委－戰略區（新四軍、八路軍各師，後為野戰軍）－軍區（新四軍各師，後衛兵團）－縱隊－師（旅）－團，總共只有5－6級。約米尼就談到過「當其它各方面條件相等時，戰爭的勝利往往屬於機構較簡單的一方」。這樣比共產黨多兩級機構且指揮不靈的國軍安有不敗之理。

其次是對非嫡系部隊的態度。在抗戰時期國民黨中央所屬嫡系與雜牌部隊的使用和待遇基本處於較平等狀態，對雜牌軍也處於有效的控制狀態中。例如在編組部隊方面將抗日有功的西北軍第29軍擴編成59、68、77軍，後又擴編成第2、第33集團軍；將作戰不力的嫡系第6、66軍裁撤。

然而抗戰以結束，國民黨在以陳誠為首的軍令部指揮下，大肆裁減非嫡系部隊，比如孫震的川軍由3軍8師縮編成2師5旅，孫渡的滇軍由2軍4師編並為1師3旅，就連抗戰時功勛卓著的第33集團軍也從2軍6師並成2師4旅。這樣大規模的消滅雜牌軍，使非蔣系官兵人人自危，稍有風吹草動就投降倒戈，到三大戰役時國民黨軍僅此一點就至少損失了15－20個軍，改變了10餘場會戰的成敗。下面僅列主要倒戈事件：

表1

日期 倒戈部隊與人員 造成其他損失

1945.10 西北軍新8軍 第30、40軍

1947.02 桂系46軍軍長 第46、73軍，新36師

1948.09 雜牌整96軍、整84軍 第2綏靖區，整2、73師，整19、57旅

1948.10 滇軍第60軍 第1兵團，新7軍

1948.11 西北軍59、77軍 第7兵團，第25、44、63、64、100軍

既是最高指揮機構的設置和執行都出了問題，那部隊編製方面的錯誤都難免了。抗戰結束後國民黨匆忙將戰役單位（軍師兩級）的大部分從三三制改為二二制，而這兩級指揮機構已裝備新式通信器材，有了現代化的指揮系統，直接指揮3至5個單位已不成問題，而編成舊式的二二編製，徒勞增加了一級指揮機構，不但浪費了人力物力，還造成命令重疊，降低了指揮能力。而團以下戰術單位由於施行新式編製和嚴肅軍紀減少空額，造成下級單位人員編製增大：主力部隊的連有170餘人、營有近700人，但由於基層單位缺少現代化的通訊指揮工具，中低級軍官的作戰指揮經驗不足，這樣大編製的營連在實戰中屢次一觸即潰，白白損失人力物力。而共產黨軍隊只有在西北等少數人力不足的部隊中才有二二編製，其基層單位採用小編製大變成，連不過100餘，營只有400餘，但在師旅一級兵力對比就出現逆轉，國民黨整編旅不過2團6營，步兵連只有19個；而共產黨部隊的師或旅為3團9營，步兵連約30個，既考慮到上級司令部指揮能力和通訊手段的提高，又照顧到下級單位通信器材的不足和低級軍官的傷亡造成的指揮能力下降，充分運用了悠閑的人力物力來打贏這場戰爭。

在抗戰結束後國民黨高級官員忙於爭權奪利，而軍隊的訓練自然無人過問，軍隊在抗戰中出現而未能解決的問題也無人改進。國民黨軍在抗戰中長期對日作守勢作戰，部隊的野外和築城防禦能力較強，但攻擊能力卻差，更缺乏主動進攻的精神。在抗戰後期對共產黨作戰已提上日程，早就應迅速提高部隊的攻擊能力，而國民黨軍訓部基本沒做這方面的努力。結果在實戰中，國民黨軍進攻能力低下的戰例舉不勝舉，往往以3倍乃至5倍優勢兵力、火力也攻不下共軍陣地；而在防禦戰鬥中，哪怕是兵力對比處於劣勢，部隊的作戰能力都較進攻時為強。反觀共軍部隊的平均作戰技術雖不如國軍，但其攻防能力卻較為均衡，較善於進行攻勢作戰，從而掌握了戰術主動權，進一步發展成戰役主動權。

部隊的訓練糟糕，軍兵種配合自然也難以達成。在抗戰時期國民黨軍將其主要陸軍火力——中型和重型火炮獨立編成特種部隊固定在一地配合步兵作戰起到了較好的效果。但與共產黨交戰是一場不同的戰爭，共產黨軍隊的火力與作戰特點和日軍有很大的不同。在抗戰時期基本是日軍主攻國軍主守，守方可以將主要火力集中於一路來壓制攻方，而攻方則需在每一路進攻部隊都配置重型火力，才能使部隊有進攻能力；而解放戰爭開始時，基本是國民黨軍隊主攻，共產黨軍隊主守，這樣將重炮兵劃入獨立部隊的編製就不適用於這場戰爭，從而使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步兵軍（整編師）的火力並不比共軍強多少；都是班用輕機槍、連屬60迫擊炮、營屬重機槍、團屬82迫擊炮、師（旅）屬山炮等，國民黨只是在美械部隊是裝備一些無後坐力炮、火箭筒及其他戰防武器。而國民黨的火力優勢——美製榴彈炮、日制野炮等屬於軍及軍以上獨立單位，在野戰中未能發揮優勢；而從美軍那裡學來的飽和火力攻擊又由於火炮及彈藥的不足難以發揮其優勢。坦克、裝甲車的火力和機動性由於分散使用，也不足以改變火力均衡。反觀共產黨軍隊雖沒有大量重型火炮，但準確的預見了國共戰爭的樣式，雖也將僅有的少量山野重炮編入獨立部隊，但在與國軍相對應的師旅團各級分別配備了步兵炮，平射炮及大量輕重迫擊炮，造成了戰術單位的局部火力均衡乃至優勢，從而與名義上裝備優勢的美械部隊相抗衡。

三、力量的使用

國民黨從1927年起就將消滅共產黨作為其主要目標，只是在抗戰初期將對日作戰放到了第一位，從珍珠港事件開始，國民黨方面就開始保存實力，準備在美國打贏日本後用武力消滅共產黨。在抗戰後期更尤其如此，不惜減少前線部隊，將精銳部隊調回後方已備內戰。在1945年8月抗戰結束後，國共矛盾又成為唯一的主要矛盾，從軍事上來說消滅共產黨軍隊是其唯一的目標。那1945年秋季國民黨軍之主要任務就不應是接受日軍投降和佔領日佔區等次要問題，而應將一線部隊（對日、對共之各戰區部隊）迅速對共軍作攻勢展開，同時收編日偽軍作輔助作用（清剿、防禦等）。其精銳主力（陸軍總部所轄各方面軍及直屬部隊）在美軍幫助下海運和空運從沿海向共軍進攻。

因為在日軍投降後，國軍對共軍發起進攻的時機無非兩種：一是馬上投入一線部隊進攻，在戰鬥中加入後方之美械主力及其它後備力量（在戰線後方的其他部隊和收編的日偽軍）。這樣做的好處是在戰略和戰役上均達成突然性，可趁日偽軍投降以擾亂視聽、控制輿論、利於宣傳，且共產黨軍隊未能集中編成，未能繳獲大批日偽軍武裝（特別是重裝備），未能完成從游擊戰向正規戰之轉變（新四軍粟裕部除外）；壞處是一線部隊正處在補充時期，且做守勢狀態，不利於馬上發起進攻，美械主力及其他第二梯隊遠在後方，投入戰鬥需要一定時間，不利於在最初的進攻中集中全部兵力。二是等主力部隊部署到位，一線部隊補給完整，日偽軍收編完成，再發動全面進攻。其優點是大部軍力補給完整，部署到位，易作有力一擊；缺點是日偽軍投降已完成，全國已處在和平狀態，難以控制輿論，擾亂視聽，且一部日偽軍已被共軍所解決，共軍已完成集中編成，戰略展開，並有了初步的正規戰經驗。綜合以上所述，馬上發動進攻的優點多於後者，國民黨發動進攻的時機選擇優劣一目了然。打內戰和外戰不同，戰爭發起的一方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民心，在政治上處於不利的地位。共產黨方面寧願放棄南方八省根據地，寧願在名義上接受國民黨領導，寧願在知道國民党進攻時，抱著可能犧牲中原部隊的決心，堅持不打第一槍來爭取輿論、爭取民心。而國民黨方面效法日本侵略中國之愚劣故伎，使戰爭逐次升級，從收編偽軍進攻解放區，依次投入雜牌軍，嫡系部隊，直到美械主力，最後才發動全面戰爭，結果鬧得世人均知。如果國民黨能在戰場上利用突然襲擊決定戰爭的勝負或從戰略上改變整個敵我態勢，那先動手進攻也是值得的。因為突然襲擊是所有進攻手段中最具威力的一種。一旦達成突然襲擊，將使較弱小之敵一擊即潰（例如1939年德軍入侵波蘭），也可使均衡的戰場一邊倒（例如1940年德軍的西線攻勢），甚至戰勝強敵（如1941年日軍偷襲珍珠港）。而國民黨方面卻因最高統帥部的無能，其各戰區之間的扯皮與不協調，保密工作上德漏洞，不但留下打內戰的罵名，而且將突襲的戰爭作用幾乎全部浪費。

經過長期的準備，漫長的前哨戰，國民黨軍對解放區終於發動全面進攻，而這「全面」的進攻在約90個軍（整編師）的總兵力上只佔40－50％。如第一戰區胡宗南部，在對中原共產黨地區進攻時，只出動實力較弱的第31集團軍，而將主力37、38集團軍看守沒有戰役進攻能力的西北解放軍，將十幾個旅的戰鬥力白白捨棄；又如在全面進攻開始時，將衢州綏靖公署、廣州行營的7個軍置於後方清剿游擊隊，後在前線吃緊時，才將其逐次調上各戰場救急。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就談到「軍隊在戰爭爆發時最初的第一輪攻勢是最關鍵的、也是最有力的，在一場突襲中尤其如此，而以後的作戰只是最初進攻的延續和補充」。國民黨軍在1946年夏所發動的最初進攻由於對各部隊的調動不當，使軍隊的第一波攻擊能量未能較大發揮，也使軍隊的作戰能力在戰爭中逐漸消耗，從而在根本上影響了戰爭的進程。而共產黨方面除陝甘寧和綏遠等地少數部隊外，在第一輪戰鬥中就投入了幾乎全部主力，造成了兵力對比德均衡乃至優勢。以下列國民黨軍在1946年夏各部參戰情況：

表3

國軍各戰區部隊 總兵力 參戰兵力

東北行營 8個軍 幾乎全部參戰

北平行營 10個軍（師） 少數部隊助攻

太原綏靖公署 5個軍 少數部隊助攻

西北行營 8個軍（師） 全部未參戰

鄭州綏靖公署 15個軍 約半數參戰

徐州綏靖公署 20個軍（師） 幾乎全部參戰

武漢行營 8個軍（師） 少數參戰

衢州綏靖公署 3個軍（師） 全部未參戰

廣州行營 4個軍 全部未參戰

其他單位 10個軍（師） 全部未參戰

合計 91個軍（師） 約40個全部未參戰

更糟糕的是在實戰中，國民黨方面非但未能正確把握開戰時機，而且直到1946年夏國共和談的破裂已成定局時，國民黨最高統帥部對共產黨居然沒有一個全面的進攻計劃，只知道零亂調動部隊與共產黨根據地搞摩擦，為了蠅頭小利不惜大打出手，聽任各戰區自由發揮，這樣國民黨各部對解放區的進攻在時間上不一致就不奇怪了。

當國民黨東北行營對共產黨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夏季攻勢時，中原蔣軍鄭州綏靖公署才剛剛開始準備「偷襲」；而蘇中第一綏靖區進入攻擊位置時，華北保定綏靖公署甚至還未有進攻計劃，而且同一戰區中各部隊的行動也不一致，象由鄭州綏署統一指揮的對共產黨中原地區的合圍進攻，這樣的軍事機密也早被共產黨方面獲悉，在國民黨全面進攻前夜，中原新四軍趁國軍處於最不利防禦時反突襲衝出合圍，蔣軍劉汝明、孫震部在追擊突圍之共軍時，胡宗南部在「待機」，而共軍王震部突破胡宗南部防線時，孫劉兩部也停止觀望。如果說國民黨在東北、在中原作戰僅僅視未達成戰役目標，而在蘇中則是一場災難了：共產黨方面成功的利用了國軍所發動德糟糕的最初攻勢，順利實施了反突襲。7月13日，蘇中國軍整83師在極不利防守的進攻準備狀態下反遭共軍突襲，其19旅被擊潰；7月17日，救援80師的整49師又遭伏擊損失過半；而後整21、25、65、69等師連續遭襲，從此開創了內戰中國民黨軍整旅整師被殲滅的先例。至此，由於國民黨在軍事力量使用方面的惡劣表現，已經將戰爭的主動權拱手讓出。

綜合以上所述，國民黨在抗戰後期將消滅共產黨又擺上議事日程起就在軍事方面發生了許多錯誤。首先在力量的擁有方面沒有保留基幹人員及訓練補充兵源，沒有使用適應該戰爭的武器裝備、沒有將舊式的補給方式改進以跟上新的戰爭節奏；其次在力量的組織方面沒有建立適用的指揮機構和指揮系統、沒有做好部隊的團結、沒有組織起適應於這場戰爭的編製編成、沒有搞好軍隊的針對性訓練和組織配合；再後在力量的使用方面沒有正確地完成從抗戰向內戰的轉換，沒有完成戰略展開、直至在開戰的第一輪戰略攻勢中沒有發揮其主要實力。最終由於這三方面的綜合因素，國民黨在其名義上的軍事力量與實際的作戰實力有很大的差距時發動了與共產黨的內戰。「在一場戰爭中最初的進攻視最有力、最關鍵的，以後的進攻只是其的補充和延續」。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已經將戰爭的開始說得很清楚了。國民黨從抗戰結束倒內戰開始階段中沒有正確的擁有、組織、使用軍事力量，在其實際處於相對劣勢時就以想像的優勢投入一場進攻中去了。就像一位西方的哲人所說的那樣——「許多政府對於本國的軍事實力究竟有多大，幾乎是全然不了解的，對於他們所發動的戰爭在軍事上應具備哪些條件又幾乎是漠不關心的，而軍人們卻一次又一次地被這些政府地野心、衝動和失策投入戰爭中去」。

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固然主要在政治方面的原因，但在戰爭中所表現的軍事錯誤卻直接造成其全面進攻的失敗。國民黨在政策上堅定地企圖消滅共產黨，而在實際工作缺乏準備，只滿足於兵員裝備的數量。而在戰爭中，特別是在現代化戰爭中，軍事實力根本不是簡單地數字統計，而是整個軍事集團將其適用於戰爭的人力物力經過合理的組織，科學的使用所體現出的適用於這場戰爭的綜合能力。故此，國共雙方經過三年內戰以國民黨全面失敗而告終並不是偶然的，從軍事上來講是其在戰爭開始前就已經決定了的，是國民黨在軍事方面的準備、組織和使用上的錯誤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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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更新：保存了答案的原貌，訂正了一些偏激與錯誤的地方，做了一些增補，姑存一家之言。

我是來評論排名第一的 @冷哲的答案的。這個答案的三點原因都說的很好，但是它更多的是一種高度的概括，而在具體分析上顯得略為主觀，我稍微做一點更正與補充吧。我的核心觀點是，我們不能過分貶低國民黨的「無能」，而要看到，很多事情有其客觀原因在。我的目的並非為國黨辯解，相反，我認為欲統一近代之中國，非得要徹底動員下層的中共不可。也正是如此，這段歷史不是簡單的「無能」「有能」可以詮釋的。

冷答對第一點原因即國民黨「始終無法逆轉中國經濟崩潰的局面」的分析，主要將原因歸咎於歐美資本的入侵與經濟政策的無能，這是相當正確的判斷，不過，冷答沒有涉及到造成這種局面的外部原因，我試做一些補充。

可以說，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還是集中了相當一批那個時期的經濟精英的，他們對當時經濟局面的理解當然比今天我們這些紙上談兵的讀史者要透徹的多。之所以最終戰後經濟改革以慘敗告終，有著外部內部的多方面原因，中國積貧積弱，又遭遇抗戰這樣的民族大劫，不能簡單用教科書式的「國軍無能」來概括這段歷史。冷答中「……稅務一直是一灘爛泥。金融政策也經常是在瞎整」的指責，我覺得是有失公允的。

國民政府自定都南京以來，長期面對的是一個經濟爛攤子。全國未完成實際層面的統一，稅收不上來，而四齣征伐的軍費又長期佔據支出大宗。在這個方面，國府不是沒有做出過努力，黃金十年的成果雖然難以過分誇大，但是若說完全沒有成果，那也是不準確的。1928年稅制改革將關稅、印花稅等稅統一划歸中央，又於1932年將海關稅款轉存於中央銀行，結束了海關財務大權自清末以來長期操於外人之手的歷史。自稅制改革開始，至抗戰開始前，入不敷出的狀況雖因軍費亦水漲船高而未有決定性改善，而中央收入已增加兩倍有餘。1935年的幣值改革，推出法幣，則結束了外國銀行獨佔外匯的局面。不過，抗戰的來臨結束了這一切。

按常理說，因為戰時囤積的物資湧入市場，戰後物價應呈現下滑趨勢。而中國抗戰則呈現奇特的場景，經歷短暫下滑後，物價飛速上升，這一特殊局面的出現當然是因為內戰。依靠抗戰的整合，中共對基層鄉村的影響力達到了一個峰值，政府難以完全控制重要的礦區、煤炭產區，而農產品的生產與消費亦日益隔絕。而這還沒有算上中共在重慶談判時也沒有停止的對鐵路交通的蓄意破壞，其中重工業雲集，且有蘇俄勢力插足的華北、東北又為重災區。除此之外，更具毀滅性的大口子仍然是軍費開支。可以說，國民黨戰後的決定性失誤便在於對中共的軍事力量估計過低，而這種錯誤的估計直接影響到了經濟政策的沉降。在戰後受命出掌行政院，改革經濟的宋子文就曾哀嘆道：

事實上在預算外之支出，為數過巨，且多系臨時支出，事前難以預計，收支相較，差距巨大，仍不能不賴於中央銀行之墊借。此種超額之支出，則以軍費為最巨。

中央銀行為墊借軍費只有飲鴆止渴般地發行紙幣，這當然進一步加劇了物價的上漲與經濟的崩潰。這一點，是蔣的唯軍事論在全局決策上的失誤，等到他承認「經濟戡亂重於軍事戡亂」，為時已晚。

至於所謂的「國府無能」，在經濟層面上的主要表現是無法遏制官僚資本的惡性膨脹。關於這一點，其實國府高層也絕非沒有認識，1946年春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經濟部長翁文灝言不及義的報告就遭到前所未有的反對與質詢，但是，最後他的報告依然以微弱的支持率涉險通過大會決議。在這裡，我們看到，和無數次歷史教訓一樣，問題不是沒有浮現，但根深蒂固的文官系統無法對既得利益撒手。這樣的暮氣與惰性如果在一個王朝盛世之時，還可以矇混一時，但是如果在一個根本沒有集權之實，又有強勁的對手專心搗亂的政權里，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順便說一句，中共對國府高層的滲透與經濟政策關係不大，基本上還是第一次國共合作中那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狀況的產物。

在冷答的第二點中，作者指出了國軍內部的山頭林立，派系不一，並認為這是因為國軍仍是舊式軍隊體制的原因。這個結論我是認同的，不過，這只是國軍軍事上失利的原因之一，不宜把它的分量看的過高。而對於這個原因，還需要交代一下前因後果。

自黃埔以來，國軍和共軍都是所謂「黨軍」，而共軍的這一轉化完成的更為徹底，至解放戰爭時，已與國軍拉開差距。而國軍所謂「兵為將有」的體系，追根溯源是在湘淮軍那裡，而湘淮軍取代的綠營正是所謂「國家的軍隊」，將領為國家擢拔，士兵不是自己的財產。僅從體制上來看，倒是綠營更具所謂「現代軍隊」的雛形了。顯然，光從「現代」「古代」方面，還未能及兩軍體制之本質。

不過，湘淮軍這種體制要發揮出戰鬥力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有一種能把全軍捏成一股繩的核心力量。在湘軍這裡，這種力量是被曾國藩改良過的儒教，而在淮軍處則為名利慾及對李鴻章個人的忠誠。所以我們看到，湘軍早起的高級將領常常有自己的獨立思考，未必以曾之是非為是非，淮軍將領則對李鴻章高度忠誠，而後世的北洋軍閥與國軍繼承的正是淮軍的傳統。可惜的是，國軍這幾點都做的不好，中央權威弱勢為其缺乏戰鬥力的根源。反觀共軍，不僅有了超級加強版指導思想，中央權威無可動搖，土地革命更令一般下層士兵無返顧之憂，故甘願出生入死。這些，都不能簡單地推到體制上面去。

另外，正如上面說到的，軍事體制之差僅僅是國軍軍事失利的諸多原因之一。這種體制的差別最重要的區別表現在國軍的協同作戰困難上，與士兵的戰鬥力關聯有限。冷答提到的孟良崮之戰為這種國軍協同困難的特點最突出的戰鬥之一，不過，就是在這場戰鬥中，也有國軍戰術僵化等具體原因（如張靈甫盲目布陣於高地）影響著戰爭勝負。蔣毛的軍事策略得失，情報水平高下，國際影響等俱對戰局影響頗大，而國軍分散的體制其實也要追溯到中央權威衰弱，軍閥割據的局勢從未得到根本解決的情況。脫離這些因素單獨談體制，難免落入唯體制論的窠臼，個人認為是不太妥當的。

至於第三點，冷答舉了一個國軍輕視下層的個例，又說「國府也不清楚自己的行為對共軍的幫助有多大」，這顯然是將國府看成傻瓜了。事實上，蔣及國府的高級人員絕非沒有意識到發動下層社會積極性的重要性，非不為也，實不能也。1946年3月，國黨二中全會即宣布規定耕者有其田的步驟與實施辦法，此後蔣曾多次做關於土地問題的講話，白崇禧亦指出「一定要有實惠，才能博得民眾的同情」。可以說，國府大員們已意識到與中共爭奪農村的必要性。

甚至，國府還希望在一定範圍內照搬中共的土地政策，1947年來自山東的一份報告指出，「只要收復區各縣市對於土地問題遵照綏靖區土地處理辦法加以合理的處置，徹底的執行平均地權，亦可收到完滿的效果」，甚至遲至1948年冬，黨內仍有徹底平均地權的動議。但這些努力終歸失敗，這是因為國府作為中共的對立面，他們必須要時刻維護地主的利益，而無法真正地代表底層，無論上面的政策制定的多麼漂亮，在鄉紳這個階層上都會遭到抵制。「各地方官坤均為地主官紳，既與地主打成一片，故中央各種收攬民心安心社會秩序之法令相率陽奉陰違。」這是沉痛的總結，而要去除這個自古以來便在中央與底層自耕農之間充當緩衝的官紳組織，只有依賴中共「把底層整個翻起」（黃仁宇語），這是國民黨無力完成的歷史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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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媽常常告訴我，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上面這是農會合影，農民中的覺醒骨幹把軟弱愚昧的農民們組織起來，促生產，抓教育，修水利，分田地，斗土豪，練軍事，搞保衛。人民精神上了一個層次，由阿q變成了公民。

上面是蔣匪還鄉團來了以後的農會骨幹們，不知道國民黨匪軍出於什麼心態什麼審美，還要把人頭砍下來插在牆上，可能是覺得自己的仇恨還不夠高，法西斯主義還不夠純，反人類罪行還不夠深。

上面是一隻工人糾察隊的合影。他們是工人中的覺醒者，有文化，有組織能力，有威望。是共產黨基層組織的幹將們。他們把工人們從一盤散沙凝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是工人階級和市民階級的中堅。

上面是412政變時工人糾察隊的合影……相比於共產黨對於基層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求賢若渴，蔣匪好像更喜歡把他們綁起來排成一排槍斃。

上面這位是黃克功，紅軍師團級幹部，功勛累累。1937年10月5日黃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槍殺了陝北公學女學員劉茜，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高度重視，中共中央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召開會議，經過慎重討論，決定將黃克功處以死刑。1937年10月12日經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判決死刑立即執行。

上面這位大家都很熟悉，尤其是果粉，大名鼎鼎的英俊帥哥張靈甫，一槍打死老婆，關了兩年，然後就平步青雲，官越做越大了。

看了上面幾點，應該很清楚了吧。
共產黨這邊，喜歡和有文化的人，有能力的人，抓生產的人，擅長組織戰鬥的人做朋友。同時對於殺人犯，黑幫，買辦，土豪劣紳沒啥興趣，該槍斃槍斃該批鬥批鬥。
蔣匪這邊，喜歡和土豪劣紳，買辦，黑幫，殺人犯做朋友。同時對於有能力的人，有文化的人，願意組織人民抓生產的人，能打仗的人沒啥興趣，要麼槍斃了，要麼砍頭了，要麼漏掉了逼到共產黨那邊去了。
那麼問題來了，一群被動員組織起來的憤怒的人民，有清教徒式的精神力量加持，有優秀的各級指戰員指揮，和地痞流氓殺人犯用暴力和恐懼控制的奴隸兵打仗。誰會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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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敘事就不提了，說兩個老百姓視角的事情。

1.我的外公於1934年生於孝感三岔鋪（應為三汊埠，今埠鎮，下同）的八姓灣。1938年日本佔領了武漢，黃陂自然也是淪陷區，那時候他還是個孩子。據他七八歲左右聽大人們說起，日軍和偽軍某晚下鄉，被TG的隊伍（他的原話是「新四軍」）打了伏擊。據說是在日偽行軍隊伍中間，「新四軍」朝隊伍前頭開了幾槍，又朝隊伍後頭開了幾槍。第二天早上，死了不少人――基本上都是日軍和偽軍自己打死的，而新四軍好像一個都沒死。這些事情是當時日軍徵調當地農民作為民夫拖屍體，那些民夫說的，據我的外公說當時拖了好多板車的屍體。「新四軍有板眼哪！」

2.我的外婆於1938年生於孝感三岔鋪的一個叫塗家店集鎮上。有幾個地下黨還是游擊隊員被當地的國民黨軍隊（可能是民團？）抓後砍頭，路上抓了個人讓他用扁擔挑著被砍下的頭遊街，並一家一家敲門去問「諾，這是共產黨，殺的好不好啊？」血順著籮筐滴下來，沿著台階流了一地。我外婆當時還是孩子，她母親嚇得連忙說好，讓那些人趕緊走了。

這兩件事可能都不會被記載在歷史上，打伏擊的「新四軍」和那些被砍頭的共產黨員的名字可能都不會有人記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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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戰爭系列劇經典場景：

外面炮火連天的共軍指揮部，滿臉鮮血的共軍指揮員：請首長放心！人在陣地在！/就算我們全部打光！也要拿下XXX高地，保證完成任務！

外面炮火連天的國軍指揮部，頭纏紗布的國軍指揮官：喂！喂！喂！軍座！軍座！共軍炮火猛烈！我們頂不住了！頂不住了！請求支援！請求支援！看在黨國的份上拉兄弟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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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穿了實力不濟，有人會說中共不是小米加步槍嘛，呵呵，這是宣傳需要吧，比如你小學畢業當了大型上市公司董事長，估計你也把我才小學的學歷掛在嘴邊了！同構的！內戰初期，國民黨強中共弱只是表象問題，真正較量的核心在哪裡？是「增量」！而不是「存量」！中共增長方式是1，2，4，8，16 國民黨增長方式1，2，3，4，3 。10歲小孩打不過60歲老頭，可是誰都知道過十年後，這個長大後的小孩可以完爆那個遲暮的老頭！論壇上那些果粉不是經常調侃嘛不服嘛」奈何中共有高達！「，包括花生米自己也沒少在這方面給自己找台階下！高達？好意思啊，你自己一夜間幾十個美械師哪冒出來呀？你花生米敢打內戰，是不是靠這底氣？！中共是有高達！但不是蘇聯，而是」土改「！！這才是核武器！打造」增量「的神級武器。打仗打什麼呀？人！錢！糧！土改後，中共可用農民的人，地主的錢打天下！相比之下，你國民黨才是要飯的好嘛！你一個買辦經濟，你有什麼呀？！這就是國民黨前期打得還可以，打了一年多，存量消耗完，增量完全跟不上了！增量跟不上去，不被吊打才怪呢！花生米口吐鮮血：」你。。你。。。玩人海戰術啊「，人海戰術並不是指戰場上一堆人衝上去，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軍隊數量暴增！東北土改後，馬上就有幾十萬人打雞血一樣參軍上戰場了，這個增量速度真是嚇死人啊，跟國民黨抓壯丁完全兩回事！就像巴菲特為什麼總能賺錢？因為除了他的投資理念外，他老人家也玩增量，他的增量是什麼？！就是他背後有巨大的保險浮存金啊！有些人還想去學巴菲特學那套，我只能呵呵呵了。這是從」增量「角度說國共之爭的！

再從」發力「角度去說國共之戰，中共可不是農民起義，人家師承蘇聯，蘇聯是什麼國家？！短短十來年，從一個落後工業國迅速成為歐洲第一重工業強國，這背後是什麼？是極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和資源整合能力，希特勒牛逼轟轟，也耗死在鋼鐵洪流的裡面了！極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才是中共的發力源，國民黨孫大炮他的出身是什麼？是洪門啊，社會團體啊，你懂的，社會團體最講究人身依附啊，搞封建那一套，這就是國民黨血統啦，花生米最喜歡幹什麼啊，他一看誰強，馬上過去：哥啊，你就是我親哥啊，咱如此投緣，咱結個拜吧」，花生米用人也是唯親的，高層大半都是浙江人，像胡宗南，陳誠軍事能力都一般，結果都放到極重要位置上去了，用人唯親也從側面暴露了國民黨內耗非常厲害！內部整合國民黨一直沒有完成！高層人才就是筋骨，國民黨明顯骨質疏鬆，而基層力量是肌肉，國民黨也不行，412政變，花生米不光屠殺中共，為了最高權力，殺了更多的國民黨左派，得，自宮並成功！本身國民黨還有比較強組織動員能力，還有朝氣活力，對農村也有影響力，結果這麼一搞，國民黨徹底喪失對農村的控制力度，後面惡性通脹，除了戰事失利外，跟失去對農村的控制力也有很大關係！失去農村等於失去對物資的強力控制！反觀中共，長征是極為重要的事件！意義重大！你想啊，哪些怕死的，會跟著長征嗎？哪些投機分子，會跟著長征嗎？哪些玩心眼打小算盤的，能跟著長征嘛？試問經過九死一生，千辛萬苦到達延安的，都是些什麼人啊？！ 這些人是一根筋的，不是你用金錢能拉攏的，要用金錢能拉攏，早就開小差溜了，這些人都是能力強命大的，能力不強都活不到延安的，這真是極殘酷的淘汰過程！中共3萬軍隊破破爛爛的到了延安，當地老百姓一看：喲哪來的叫花子部隊，這麼破爛，別小看他們，表面上看，中共只剩下3萬部隊，其實隨便拉出一個經過長征的老紅軍都有資格當連長！也就是說中共手上有3萬名極高質量的連長！這才是中共能爭霸天下的基層力量！這就是後面中共能迅速恢復實力的基礎！這才是中共的真正血統！你看抗美援朝志願軍這麼牛逼，底子都是在老紅軍留下來的！！夜戰啊長途奔襲啊，都是長征中最擅長的。所以說花生米無意之中幫中共做了一件很難做到的事，就是幫中共進行了「內部整合」，經過長征留下的全是死硬分子，從此之後，國民黨想向中共滲透？萬難！而中共滲透國民黨就容易多了，這鍋不能讓花生米背，其實從大炮聯俄就開始了，中共已經深度滲透到了國民黨，前三傑啊，後三傑啊，等等。到處都是。連花生米講話，整理材料的女書記員也是地下黨！玩？怎麼玩啊，老紅軍骨幹+ 土改 + 諜報系統 + 組織動員宣傳能力 綜合疊加在一起，你想想吧，花生米能不被爆出屎來嘛，國民黨啊天生不足，買辦經濟，軟腳蝦政權，死了就死了唄，果粉哭爹喊娘的，真是難以理解啊，民國黨政權不行，還有個重要因素就是：得國太易！民國怎麼來的，可以說是投機得來的，是 南北軍閥 雙方妥協得來的！後面的北伐也不徹底，和稀泥讓很多軍閥加入國民黨了內部整合難到無法完成， 這種政權根本不可能成為強勢政權，比如歷史上的，西晉得國太易，隋得國太易，宋得國太易，這些政權要麼短命，要麼軟腿蝦！而本朝創業幾十年，哪一天不是被刀架脖子過來的呢，現在是全球第一大工業國，有完整的工業產業鏈！這點是很牛逼的，是成為超級強國的基礎，美國黑人，墨裔人口還在迅速增長，從長期看，對美國發展極為不利。看看南非就知道了，時間對我們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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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回答過這個問題。當時回答的時候我說的是，國黨沒有土改。

現在如果要進一步說的話：

國黨的主要成員都是土改的利益損失方，所以他們不支持土改。

然而，國之將亡，想要安定，必然要土改。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水不平則浪不盡，舟不行，這是千古真理。

想靠印金圓券的辦法來解決問題，是不現實的。

中國的歷史就是

生產資料兼并，土改，生產資料兼并，土改，生產資料兼并，土改……

的歷史，所以終產者始終是文學家的臆想，因為有土改。

所以當時的國民黨是肯定沒有未來的，因為歷史的趨勢不能改變。

根據馬太效應，生產資料兼并到土改的歷史進程不可逆。

要想改變這個進程，只有一條路：

大幹，猛干，讓突飛猛進的科學技術改變生產資料本身。

比如通過提升種植技術，把土地從核心生產資料的地位上移走，放上房子。

然後通過空間摺疊技術，把房子從生產資料的地位上移走，放上其他什麼。

不要以為空間摺疊技術就是笑話，樓越造越高，地鐵越來越多，不就是空間摺疊技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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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附圖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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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想補充一段，

中國的歷史和思想政治課本大概是統治階級最危險的教材了……

屠龍之術統統堂而皇之地印在上面……

我覺得也是蠻滑稽的。

當年讀書的時候，我覺得那些要留學的土豪同學跟我吹

美帝沒有思想政治課，只有《Goverment》課教你怎麼維護民主自由的政府體制，

那是相當羨慕啊！

美帝竟然不洗腦！

現在想來……

這特么明明就是包裝完美的精英愚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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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朽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僱傭軍，怎麼能和為了全國人民的解放而戰鬥的無產階級軍隊抗衡呢？

統治階級的軍隊是壓迫人民的，是唯命是從的，是為了吃糧的。而我們是人民起義軍，是造反的隊伍，是為了反對舊的統治階級，是為了廣大人民的解放，而不是為了自己或哪一個，不是為了吃糧。我們的每一個勝利，都會直接影響到人民的吃飯住房種地，我們每一個勝利都與人民的利益直接聯繫著。我們自己吃得壞些穿得壞些沒有關係，我們的生命，只是滄海一粟。無數萬人的生命，他們後代的生命，才是寶貴的。所以我們對敵鬥爭，應當很積極的。

——林彪司令員在師以上幹部會議上的所作的結論 194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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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註中越戰爭史，兼習解放軍其他歷史時期戰史話。

歡迎關注公眾號「南疆烽煙正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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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是其統帥。

檢討國共內戰的論文、專著汗牛充棟，但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蔣介石太壞了，對導致他這麼壞的歷史、文化因素更未觸及。

右不批蔣、左不批毛近乎成為潛規則。民國熱興起後，錢穆「理解之同情」令海內外學者趨之若鶩，對蔣介石的同情泛濫成災：北伐英雄、黃金十年、忍辱待變、全民抗戰、民族英雄，惜乎剿匪不力，放水長征路，友邦不給力……

有人說校長在，大陸至少不會發生大饑荒、文革。費正清晚年也有類似的看法。

誰的後腦勺也沒長眼睛。如果能穿越，因為正義感強，那些痛恨大饑荒、文革的人反倒最有可能參加紅軍。別扯沒用的，先幹掉校長，再談怎麼避免反右、大饑荒。

紅軍不是外星人，徐向前、王爾琢、陳賡、許繼慎、林彪等人都是天子門生，才華、勇氣遠在一般同學之上，為何放棄榮華富貴，以雞蛋撞牆的姿態死掐校長？掐上小島還沒完，差點把校長掐出地球，多大仇？

人間失格

校長最重要的第一桶金來自北伐，兵鋒所向摧枯拉朽，國際矚目、萬民敬仰、土豪簇擁。中正、美齡（美國教育背景）結婚，媒體稱為中美結婚。風光無限。

蔣介石產生一個錯覺：校長這麼屌這麼能打，牛逼啊！學習曾文正公批判見色起意，從靈魂深處鬧革命，一統天下，內聖外王，不就是千古聖人、完人嗎？

這個錯覺達到幻覺的強度。歷史在這裡猛烈拐彎。

北伐軍所向披靡，校長付出了極大的心血，但不是決定性的，決定性的是蘇聯的軍火和軍事天才加侖將軍的指揮，以及共黨的政工宣傳、捨命突擊；加侖將軍親臨火線，危急時刻率先衝鋒，勇冠三軍。

指揮英明、火器強大、不愛錢、不怕死、不擾民，軍歌響徹雲霄，傳說中弔民伐罪的王師，試問天下誰能敵？

勝利的光環中，校長取得江浙財團的諒解、支持，悍然利用黑幫清黨，一個法律問題（工農運動過火）演變成政治性大屠殺，撕裂國家、社會、人心，曾經的戰友猝不及防血流成河，引發人類歷史上時間最長、傷亡最為慘重的內戰。

休說聖人、千古完人，做人的底線都已淪陷。賊王八。

清黨與國民黨內鬥、國共內戰、抗戰、西安事變的發生、走向密不可分。以霹靂手段獲取的暴利，在背信棄義、人間失格的那一刻就已開始支付巨大的利息。

李宗仁評價：蔣統兵、治政都很低能，唯使用權謀、運用詐術天下第一。

白崇禧、衛立煌等高級將領目睹中共黨人在北伐戰場捨生忘死的英勇及悲慘下場，不可能不心生惻隱；紅色將軍給工農運動火上澆油，又以此為借口血腥清黨，翻臉比翻書還快，呵呵。

賊王八的部下、結拜兄弟張學良捉蔣毫無心理壓力，白崇禧打給蔣的一系列電報罵人不帶髒字，極盡鄙視、挖苦之能事，東北軍、西北軍、桂系及各路諸侯和中央明爭暗鬥的戲碼天天上演。抗戰數百萬國軍投奔汪精衛，戰後和平則罷，重燃戰火就投共乾死你個賊王八，攻佔南京總統府的就是原西北軍吳化文的部隊。

校長輸掉內戰不稀奇，如果贏了才是奇蹟。

歷史與人性

在台灣相對寬鬆的學術環境中，蔣永敬、劉維開《蔣介石與國共和戰》，以及更加自由卻一個比一個噁心的歐美漢學家，對校長戰敗原因的分析、梳理還不如王奇生、楊奎松、黃道炫等大陸精英，令人無語。

何為學問？不能說錢鍾書沒有一點學問，但把一個尋章摘句、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毫無創見的腐儒吹到文化崑崙的高度，那是在侮辱學問。

學問不僅要學，更要問，要會問。

史學不是文過飾非，因襲黨派成見，也不是沿著時間線的忠實記錄，而是從中發現、提出關鍵性問題，用強大的邏輯串聯散落的歷史細節形成令人信服的答案。

人類創造歷史，研究人類史就是研究人性。面對浩如煙海的歷史材料，學者對材料的篩選、梳理、解讀，對人性的把握和精準抓取，直接決定研究的水平和價值。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驚艷，個別解讀略嫌牽強；《北京政爭與地方——釋讀&<江渭清回憶錄&>》條分縷析、旁徵博引，於地方與中央的博弈中敏銳地捕捉人性，表現出驚人的才華和史學家的頂尖素質。可惜天妒英才，惜哉！惜哉！

稱蔣永敬（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纂修）為學者，須加御用二字，他的全部工作就是減輕國民黨、蔣介石的戰爭、道義、歷史責任；龍應台《大江大海1949》之所以令人作嘔，就在於毫無節制地煽情，極力迴避對內戰起因的追問。

與朱毛齊名的紅軍第一叛將龔楚無心再戰，離隊途中發現兩個女同志被國民黨裸殺示眾，又返回紅軍報仇，後因農民太慘再次叛逃……殺戮之狠、復仇之烈、戰火之凶、人性之糾結。

歷史是個邪惡的老師

果粉吹捧薛岳抗日戰績很搞，沒看過史料，不知國軍高層怒斥薛岳謊報戰績無恥至極，算數會不？美軍佔盡海陸空優勢打日軍都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薛岳如此能打，早已解放東京、柏林。類似極左，果粉屬於反向洗腦的產物。

錢穆所謂歷史的溫情與敬意、理解之同情純屬扯淡，《屢蒙總統召見之回憶》、《總統蔣公八秩華誕壽文》，斯文敗類舔菊蔣介石醜態百出，學者之恥。

歷史沒有什麼溫情和敬意。阿克頓說歷史是個邪惡的老師，只對自由人述說真相。唯有自由人才有資格和能力從中汲取歷史教訓。

一本《三國演義》，校長看到的是爾虞我詐、兩面三刀、權謀、厚黑，是有樣學樣一擊得手的沾沾自喜；自由人看到的是沒有規則、契約、誠信文化，戰禍連綿，生靈塗炭。

同樣的歷史，衛道士看見了仁義道德；迅哥看見了幽閉、吃人。

自由人無所謂左右，以自由為基準分析歷史事實，給出符合人性、有益於自由的教訓和評判。

胡適所謂「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為自由人不可或缺之素養。

神之一族

裹腳把一半人口的女性整成殘疾人，漢族似乎很難稱之偉大，但一個民族經歷那麼多戰爭、饑荒、異族殖民和奴役，滋生那麼多惡習，今天依舊是華夏主體民族，必定有其原因。

為國家爭國格、為同胞爭人格，變法流血「請自嗣同始」，如同一聲天啟，被皇權、儒教殘酷壓制、束縛千年的民族血性排山倒海，不可遏抑。

林覺民與妻書：赴湯蹈火是為你和兒女及「天下人謀永福」，戰友余東雄、林修明皆出自南洋巨富之家。

為弱者犧牲才覺得舒服、心安理得，實現了生命的最大價值，這是什麼境界？

作為人類歷史上逼格最高的國家，民國是地球人首次不藉助宗教資源創建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無可辯駁地證明漢族基因之強大、優秀，遠超基督徒穆斯林：不為上帝、真主、天堂的回報，不需要神的激勵、引領，譚復生方聲洞等官二代高富帥為了陌生人粉身碎骨。人類見識了血肉澆築的神之一族。

面對這樣的神，偉大的荷馬史詩也無法想像的神，面對為了陌生的弱者不惜與暴政同歸於盡的決絕和道德激情，任何凡夫俗子都會顫抖。黃復生、汪精衛暗殺攝政王被擒，殺人如麻、屠城無算的滿清終於手軟。殺戮只會招來更多的仇恨、更大的炸彈。

寫下「東來豈志在封侯」的校長，曾經也是神之一族，率領敢死隊光復杭州；飽讀馬列經典，比列寧還要激進：要救中國只有把資本家全部殺光！

訪蘇歸來，發現蘇聯罪惡的校長，一度心灰意冷解甲歸田，但屠龍少年幾經掙扎，還是開啟了罪惡之旅。

國民黨為什麼至今不敢全文公布蔣介石《游俄報告書》？因為已經公開的片言隻語就足以證明他是個毫無信義、笑裡藏刀的賊王八：既然你明知人家不行，為什麼還要跟人家合作、欺騙人家，把親生骨肉送到蘇聯當人質，把自己包裝成紅色將軍，一得手就翻臉無情大開殺戒？

歷史的人質

帝王戲多如牛毛，拍得最好的居然是《末代皇帝》。自秦以來帝王皆賊。義大利人抓住了獨裁者的本質：權力的囚徒，歷史的人質。

校長的任何想法、行為都不可能憑空而來，而要受到思想資源的限制。

因知道日記會作為珍貴的史料被後人研究、傳播，蔣公無情地地剖析、鞭撻自己：「見色心淫，狂態復萌，不能壓制」、「色利之欲又起」、「心蕩不可遏」、「與禽獸奚擇」！

一日三省乃聖人之道，毫不留情地掃蕩自己的色慾，如曾文正公批評自己「猥褻大不敬」、「真禽獸矣」，殺死原來的小我，才能向至真至善的大我、聖人的境界飛升。

熟讀《曾文正公集》而不是《常識》、《聯邦黨人文集》的蔣公，只能以曾文正公為「做人楷模」，不可能象潘恩、傑弗遜那樣理解、踐行自由、契約、權力制衡，也根本無法明白戴高樂「消滅共黨威脅的唯一辦法就是讓其合法化」所蘊含的現實和哲學意味，因其從未受過這方面的教育和訓練。

作為自由世界的敢死隊、兵工廠，美國在二戰期間生產了147艘航母、30萬架軍機、8萬輛坦克；背靠美國大樹、佔盡一切有利資源的校長輸掉內戰，除了龐大的利益集團榨乾了民眾的骨血和希望，極度腐敗引發美國強烈反彈，以及蘇聯、朝鮮對東北林彪的巨大援助，敗因在其自以為得計的清黨時就已鑄下。

李鴻章背信棄義「蘇州殺降」，曾剃頭讚不絕口：「最快人意」，「殊為眼明手辣」！

為了大義，不必拘泥於信用的小節。曾文正公都表態了，校長還猶豫啥，李鴻章殺得我殺不得？

日本戰敗，麥克阿瑟以太上皇之姿君臨日本，既無101空降師，也無謝爾曼坦克，全靠荷槍實彈的日軍護衛。麥帥閑庭信步，從未擔心過自己的安全，簽字投降的日本唯恐稍有閃失，更不可能有加害之心。誠信、契約最大程度地降低了社會運轉的成本。

惡龍顯形

校長從歷史這個邪惡的老師汲取的教訓是變得更加邪惡：藉助蘇聯、中共打天下，之後過河拆橋血腥清黨，為人類提供了一分背信棄義血流漂杵的慘痛教訓：國共內戰一直打到1979年金門炮戰才算正式停止，生命、財產的損失、消耗不可勝計。

為什麼要這麼干，幹得這麼殘酷、無恥，還覺得理直氣壯、大義凜然？

思想資源決定了校長只能這麼干：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孔子提倡「君子」不拘於小信：「君子貞而不諒。」公然嘲笑信守承諾的君子為小人：「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

孟子強調：「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君子」、「大人」不必拘泥於信用的小節，服務於道義的誠信才能稱之為誠信，誠信是可以靈活掌握、變通的手段。

為了三民主義、國家民族的大義，不必拘泥於信用、法制的小節，精研儒家經典的校長覺得自己幹得漂亮，符合聖人教訓。翻雲覆雨不足為慮。

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

世人對仁義的解讀完全不同：兄弟倆一起打天下，大功告成，你把兄弟殺掉，此為最大的不仁不義，是對人性、人心最無恥最可怕的背叛。

小時候只聽說過「言必信，行必果」，大人、學校從未告訴我誠實、守信是「硜硜然小人」！管你什麼經典，民間都有自己的理解、側重、取捨。

各路諸侯陷入隨時會被吞併的危險和恐慌，紅軍在一天，校長就沒有時間、精力來對付他們，與紅軍暗通款曲自不待言；蔣桂大戰、中原大戰、中央系與地方系錯綜複雜的內鬥，對咬牙堅持的紅軍極為有利。

戰爭不是那麼簡單的事，絕非雙方數字的簡單對比。

受交通工具、路況的限制，國軍不可能大範圍迅速集結、機動優勢兵力，想想幾十萬大軍需要多少車輛、後勤輔助就明白了；紅軍揚長避短，經常長途奔襲，形成局部優勢。

紅軍打土豪解決給養，你敢擾民、加稅就是逼迫更多的人加入紅軍。

龍神爭戰

國共是為了國家民族為了每個人而建立的理想主義集團，功成之際，卸磨殺驢（借清黨泄私憤屠殺進步青年所在多有），不僅造成國民黨自身的極大混亂和分裂，也在道義上判處了自己的死刑。校長的政治人格全面破產。

共黨奄奄一息，校長意氣風發不可一世，但只要看看國民黨眾多大佬、學者痛心疾首的呼號和民心民意的記錄，即可見國民黨名聲之臭、共黨同情者之多。當局規定必須服從擁護國民黨才能享有國民權利，蔣廷黻公開聲言：清華沒有一個人好意思承認自己是國民黨員。

利用完了就大肆屠殺，殺得越狠，悲憤的怒火就燒得越旺。

一旦時機來臨，紅軍潛在的同情者就會以遊行、嘩變（包括嫡系、心腹）、泄密等形式湧現。

國民黨也想統戰，被組織開除的陳獨秀即為最佳人選。但讓一個真正的精英與賊共舞，你可以不要臉，別人無家可歸也得愛惜羽毛。

馮自由譴責、奉勸校長，認為一切應經法律解決，法制外的屠夫手段徒然製造大批烈士，猶如黃花崗激發武昌起義，後患無窮。當即被開除出黨，後來痛定思痛發現忠言逆耳，校長又把革命童子請到台灣擔任國策顧問。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資料看得愈多，酒量愈豪。看譚復生引領神之一族不能不浮一大白，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壯哉！壯哉！校長不聽吉言，又不能不浮一大白，哀我華夏之多艱：滾滾碧血東流盡，復仇烈焰滿江紅！

壁壘分明，不融入前程似錦的體制，毅然參加弱小紅軍的是些什麼人？有不少林覺民這樣的人，華夏最勇敢無畏的精英，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別看人少，比黃花崗多得多。

為了身外之物聚集在一起的叫烏合之眾，臨刑前頂多喊個再過20年還是一條好漢。金條萬歲？再不要臉怕也喊不出口。紅色經典大多誇張，藝術上不值一提，但不能說都是編造，只有理想主義者才有可能坦蕩驕傲地高呼口號。20年？切，馬上就會有人為我報仇。這種血不會白流的心理暗示是黨人無所畏懼的重要原因。他從未讓同志失望，他的同志也不可能讓他失望。

黃克誠背的金子過了幾十年都能說得清清楚楚分毫不差，捨命屠龍本就不是為了錢。這種人你可以毀滅，但就是無法戰勝，如革命童子所言，只會激發更多的同情和怒火。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復仇是最原始的正義。法律就是對這種正義做出的回應。血債血償首先是人性的需要。

「殺了夏明翰，自有後來人。」不是說著玩的，後來人的怒火過了幾十年還在鎮反、文革燃燒。冤殺、錯殺的罪惡應當檢討，可也別忘了始作俑者。

紅軍的戰鬥力

朱德提槍上陣，彭德懷、陳昌浩這樣千軍萬馬的統帥帶頭衝鋒（彭為此受過組織批評），軍、師及以下可想而知。古浪防線動搖，20歲就擔任軍政委的陳海松身先士卒發起反衝鋒，硬是把士氣如虹、以亡命著稱的馬家軍殺退。

紅軍的官不好當，不怕死只是最起碼的要求，必須智勇兼備，戰鬥不論大小，每戰都要分組討論、總結，管你什麼軍長、師長，一仗打不好馬上撤換、降職。因戰傷致殘的高級將領享譽全軍，地位極其特殊，負傷11次的獨臂將軍何畏性格暴烈，公然大罵中央是北洋軍閥，毛澤東等人無可奈何。

吳法憲回憶，紅軍餓得沒辦法，也違犯群眾紀律。但總體情況比國軍好很多，校長憂心忡忡的電報即為明證：「朱毛匪部竄於川南，對人民毫無騷擾，有因餓取食土中蘿蔔者，每取一頭，必埋銅元一枚於土中。希嚴飭所屬軍隊、團隊……愛護民眾，勿為匪所利用。」

紅軍講究官兵一致、人格平等，發揮每個戰士的主動性；愛兵如子，都是階級兄弟，軍首長給士兵洗腳也不稀奇；井岡山時期，毛澤東處罰將領要跟士兵委員會商量，取得其諒解、同意；苦中有樂，官兵都很年輕，通宵行軍都在唱歌。與國軍打罵、體罰、吃空餉、喝兵血、一個團長都要養小三的軍營文化相比，簡直是天上地下。

張國燾回憶，國軍釋放上千名紅軍戰俘，對蘇區同仇敵愾的民心士氣造成極大打擊。但總體而言，紅軍統戰、優待俘虜政策，國軍望塵莫及。一些死硬的日軍戰俘被八路政工感化，不僅參加抗戰、國共內戰，回國後還成為對華友好的中堅。其中一位回憶，他愛寫點東西，並做了記號，但八路從未翻看過他的本子。

只有最強悍、忠誠的精銳才有資格執行最危險最關鍵的任務，獲取兄弟部隊妒忌的光榮。在武器差別不是太大的情況下，這種爭先恐後、視死如歸、有敵無我的鐵血軍團，會給對手造成極大的心理震撼和恐慌。

有論者非常厭惡張學良：不抵抗放棄東北、終結攘外必先安內國策的大草包！

唉，草包也想有春天，草包也有苦衷啊。

老子打不贏老毛子、小日本，難道還干不過裝備低劣、人數少得可憐的叫花子、流寇？少帥想捏軟柿子打個翻身仗，結果裝備精良的東北軍被衣衫襤褸的紅軍幹得屁滾尿流杠上開花，動輒上百挺機槍被繳、數千人被滅，屢戰屢敗，再打下去幾十萬東北軍打光都不夠紅軍塞牙縫，紅軍反倒繳獲越多，越戰越強。

校長親自督戰，激發西安事變。送貨上門，怪我咯？大哥雖然頭髮少但是想得多啊，鷸蚌相爭大哥得利？兄弟我還想借大哥項上人頭，換取老毛子的飛機大炮打回東北哩。

直到晚年，少帥還對紅軍的戰力記憶猶新。他是帶兵的人，深知帶兵之難。

你怎麼讓士兵迎著槍林彈雨捨命衝鋒？錢？錢再多，人死了也花不出去啊。我個子大就傻？對面都是以陣亡為榮、軍官帶頭衝鋒的死士。要不長官您沖前面，弟兄們隨後跟上?非要我去送死，不如現在就把我宰了算求，省得大家麻煩。

你能宰幾個、敢宰幾個？手裡拿的都不是燒火棍，激發兵變咋整？

兵變？校長不信邪，要不是斯大林顧及抗戰大局刀下留人，首個被公審的民國領袖還輪不到阿扁哩。

最後的機會

二戰結束，蘇聯傷亡高達2700萬。斯大林及以後的蘇聯決策層，偏重不同，但避免與美國正面交火引發世界大戰成為一以貫之的國策，解體後俄羅斯亦復如此。

馬歇爾說：「人類打贏一場戰爭的唯一方式，就是防止它發生。」

歷經八年血火煎熬的大地，上天垂憐和平的機會。第一次合作，共黨吃了血虧；第二次合作，共軍力量迅速壯大，校長最聰明最有利於國家民族的做法就是全力避免內戰，在和談中做出某種讓步，和平建國。

斯大林催逼毛澤東赴重慶談判，美國也出面調停。友邦如此，延安一度以為和平到來，個別地區馬放南山，兵員告急。

校長在日記里痛罵共黨無信義無人格禽獸不如。

無信義，無信義……

紅軍長征沒被吃掉只因放水（黃道炫《放水長征路》），現在校長決定不再放水，一勞永逸。憑藉數百萬虎賁三軍和有一定現代化作戰經驗的美械軍，聖人偉業垂手可得，日記已經非常配合地詳細記錄了聖人坎坷而激烈的滌盪色慾的心路。

還好曾文正公不是被尿憋死的，否則蔣公何以師法，何以自處？

好高騖遠、自不量力追求完美功業必然引發悲劇，豈不聞列子云「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

當年不肯嫁春風，無端卻被秋風誤：胸有成竹、志在必得的校長，已經完全失去了現實感，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以為有美械軍、美援、全國資源就能馬到成功。

紅軍還是那個紅軍，只是換了名稱，人數更多，武器更好，上下一心：報仇雪恨。

白鴿於苦難大地躊躇片刻，又匆匆飛走！

悲傷的故事

校長太壞了。

真的太壞了。蔣經國這個蘇聯訓練出來的特務頭子坐鎮上海，挾太子之威反貪愣是反不下去。

嫡系將領不是最能幹最清廉最會打仗的，而是唯校長馬首是瞻的心腹。手上一旦沾染無辜的血，必然害怕清算，只有把權力抓得更緊，沾上更多的血。

嫡系將領先把美援、軍事物質拉往前線掩人耳目，然後原封不動地拉回來倒賣。吳國楨看得目瞪口呆。老美氣得心肌梗塞，對爛泥扶不上牆的國民黨腐敗集團之厭惡、痛恨達到極點：在日本將4萬門炮、200萬枝槍、100餘萬噸彈藥、1.3萬架飛機、3000餘輛坦克全部銷毀，沒送給共軍打你個狗娘養的真的很克制了；一度放棄台灣，朝鮮戰爭爆發才改變態度。

表面上兵強馬壯的國軍，不是一般的空心大蘿蔔，而是各大派系組成的同床異夢的空心大蘿蔔。各種爛。離心離德。

多年以後，廖耀湘還在回味魏德邁將軍聽說國軍在東北尚可支撐時露出的蒙娜麗莎的微笑。

部隊機械化程度越高就越是依賴後勤、補給，美國一禁運，最精銳的美械軍就是林彪的下飯菜。其餘又何足論？

校長在血腥清黨的那一刻道義資源就急速流失，各路諸侯口不服心更不服，內戰更無法回答士兵為何而戰的問題，難道為了您的學生髮戰爭財？爹娘把我養大真挺不容易的。

這樣的軍隊跟共軍決戰，那不是找死嗎？厭戰、開小差、嘩變、泄密，又怪我？

校長敗退台灣做了無數檢討，承認自己是民族罪人（把更多的責任推給部下），但依舊賊性難改，特務統治，白色恐怖，子繼父業。

這是一個悲傷的故事。曾經英武的屠龍少年變成惡龍，將無數神靈打造的民國推向內戰的深淵，是因為他本質上就這麼壞？

不。校長之所以這麼壞，恰恰是因為他太想這個國家好了，太想成為該死的聖人、完人了。這聽著有些矛盾，想想毛澤東讓農民兄弟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導致大饑荒就明白了。

好的願望，不可能以壞的方式去實現。因為在實現的過程中，權力、資源的高度壟斷會讓屠龍少年迅速長出鱗甲，形成特殊利益集團，成為他原本最痛恨和要消滅的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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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煩心事很多，但是看到這兩位，煩惱一下子都煙消雲散了。
因為好久沒這麼開心了，所以我特地贊了一下這個評論，還小心翼翼的收藏起來。

你曉得，在知乎這種地方，找到這樣的樂子，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還好以後會越來越多。（無惡意，真的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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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國民黨內戰失敗的原因，截圖一個回答

國民黨失敗的原因與八年抗戰有很大關係。

美國、蘇聯、中共、南斯拉夫游擊隊憑藉二戰的殘酷洗禮，軍事力量都是極大的增強了。
法國、德國、日本基本被摧毀了大部分軍力，其中法國情況稍好一點。

民國軍閥集團之中，蔣介石的中央系在人數裝備上有了一個很大的提高，接收了大批美援和日本投降後的裝備，其他地方派系極大的被削弱了。對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時期，國軍也確實夠強悍。

所以往常的觀點都看到了國軍強大的一面，對於其虛弱的一面往往有所忽視。

但是深究下去，這個答案關於軍事所列出的卻是現象，不是原因。
國共兩軍鬥志有差異，為何會出現這種差異？沒說原因，令人迷惑。

其中還有錯誤，就是美國人當初是積極建議蔣介石搶佔東北的。不但幫助運兵，美軍還先後在塘沽、秦皇島等地登陸加以配合。也正是因為美國的一系列積極舉動，蘇軍在未撤離之前就迎接國軍佔據了瀋陽、長春。
因為我手裡沒有書，不清楚是不是答主引用錯了？

答案的其他部分，比軍事部分要清楚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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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看圖說話吧。
這是pla入滬後的第二天早上，大公報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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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修德(Theodore White)是著名的美國記者，以分析報道美國總統大選而聞名，著有四本，並獲普利策獎。然而白修德的記者生涯卻是從中國的山城重慶開始的。抗日戰爭期間白修德作為美國時代周刊和生活雜誌的記者在重慶生活了若干年。

他曾深入過山西遊擊區，報道過河南大饑荒，跟蔣介石談過話，和周恩來喝過酒。抗戰結束後他返回美國，出版了《中國的雷聲》，在書中揭露了蔣介石政府內部的腐敗。許多年後目睹了美國在越南的失敗後，再回憶四十年代初的重慶，他深感「美國方式」給亞洲帶來了悲劇。在《中國的雷聲》一書中他寫下了下面的話：

「在亞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沒有哪一個政府象重慶的國民政府那樣徹底地被「美化分子」所滲透。也沒有哪一個政府(也許後來的南越政府除外)如此徹底地被美國的理念、援助和指導所毀滅。就整體而言，並不能說這個政府中的男男女女們是被美國人所招募的，更確切地說他們是一群美國理念和方式的追隨者。半個世紀之前，傳教士們開始動搖古老的中國傳統觀念，教會學校和學院使美國的影響進一步加深，發憤圖強之心和對現代化、西方化的渴求促使人們追求美國人的知識，技術和文化，彷彿美國人知道世界上所有生活的真諦。
「這種滲透是從政府的最高層，從總統開始的。魏斯理學院畢業的蔣夫人說服蔣介石信了天主教。蔣介石的財政部長孔祥熙有奧柏林和耶魯的雙重學位，外交部長是耶魯1904年畢業生，教育部長畢業於匹茲堡大學，立法院長孫科博士具有哥倫比亞和加利弗尼亞兩所大學的學位。新聞部長畢業於密蘇里新聞學院，中國銀行行長，後來的行政院長宋子文是哈佛1915年畢業生。這份長長的美國畢業的中國政府高官的名單還可以一直數下去，從國家衛生官員到鹽務官員，到外貿官員。外交部的駐外使節更是清一色的長春藤名校畢業生。駐華盛頓的是康奈爾和哥倫比亞的畢業生，駐倫敦的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駐巴黎的顧維鈞不僅在哥倫比亞大學拿了三個學位，而且還編輯過那裡的校報，如今他又增加了一份新的驕傲，他的兒子進入了哈佛大學的克里門生體育俱樂部。我本人的哈佛學歷在中國比在波士頓還更吃香。我後來組織了一個中國的哈佛俱樂部，其中有一大批蔣介石重慶政府中的高官，即使在華盛頓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這麼多哈佛畢業生。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些都是一場悲劇。我花了一年多時間才弄明白，這個「國民政府」中任何一個說著流利英語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國民完全脫節的。他們對自己的人民，甚至對重慶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無所知，要想找他們了解一點中國的真實情況簡直就是緣木求魚。這批人生活在英語之中，彼此說的，想的，夢的都是英語，只有蔣介石不懂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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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上的失敗。從基層被俘虜的士兵在「訴苦會」後快速轉變為解放戰士，到不斷出現的國軍將士起義，到其他民主黨派拋棄國民政府，從上到下，國民黨統治的政治失敗、離心離德可見一斑。《孫子兵法》中說，對於一場戰爭能不能打要先進行廟算，廟算的五個要素是「道、天、地、將、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道就是政治，作用是最大限度的團結內部上下一心。底層人民和政府不一致、政府和權貴財閥不一致、中央軍和雜牌軍不一致、不同派系山頭林立難以合作，在政治這一點上國民黨政權已經是雪崩了。

2、經濟上的失敗。基層的潰爛、地主和財閥控制的經濟使得國民黨政權脆弱的經濟基礎無法支撐這樣規模的戰爭，這可以從法幣、金圓券快速的貶值看出來，到了連自己的軍官都不願意接受自己政權貨幣的地步，這仗怎麼打？只能怪杜魯門不肯大出血了……

3、軍事上的失敗。有了前兩條，輸其實已經是必然的了，唯一的翻盤點只能在於開戰前半年到最多一年的時間裡，利用軍力上的優勢快速消滅對方，否則一旦相持下來就輸定了。然而在軍事上國民黨政權無法做到這一點，剩下的就只是輸的多快的問題了……當然從結果來看輸得很快，開戰前毛澤東估計解放戰爭要打三到五年，結果是三年基本搞定……

不過話說回來，歷史上縱橫古今中外，一個政權在政治、經濟上非常失敗，並不見得就會被另一個政權狂風掃落葉一般的打垮，也可能出現苟延殘喘、分裂割據、誰也吃不掉誰等等情形，因為這是一個相對的問題。你再爛只要比對手強，還是能贏的；要是你和對手差不多，那就誰也吃不掉誰。問題是國民黨的對手顯然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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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過英雄聯盟的都應該知道，當我方裝備以及金錢上完爆對方的時候，我們每個人就開始浪了，賣隊友，搶人頭，打龍不做視野，站在個人利益上而不是全隊利益上戰鬥，而對面在我們浪的一個個破綻中卻慢慢起來了，我們還不自知，直到第一波團滅的時候才發現已經根本打不過了，而我們這邊已經開始互相罵起來了，更有甚者掛機或者故意送人頭，最後輸了，但是心裡卻是真的一百萬個不服氣，再來一次絕對打得過，但是遊戲可以重來，但是歷史卻不會這樣隨意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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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當然是果黨27年清黨後基層組織被摧毀，果黨從此脫離群眾、走上代表大地主大財團的道路。造成組織能力低下，導致了一系列的不利後果，特別是軍事上的能力低下：

1,解放軍改造俘虜為我所用，兵越打越多;
國軍虐待俘虜拉仇恨，抓壯丁拉仇恨，兵源越來少。

2,解放軍是新式軍隊，有組織有紀律，士兵知道為何而戰，部隊能聚能散，各種戰法都能貫徹實施;
國軍是老式軍閥部隊，士兵聽命個人，不知為何而戰，部隊只能聚不能散，一散就跑了，各種戰法如偵查、奔襲等無法實行，多數時候只能被包操挨打。

3,解放軍有群眾基礎，部隊到哪紀律嚴明、軍民魚水情深，群眾積極支援前線，兵源、物資、情報都有保證。
國軍紀律渙散，人人避之不及，無人相助。

4,解放區生產、生活有序，所有人員和力量都能組織和動員起來;
國統區財閥林立，花天酒地，卻民國政府卻收不到他們一分錢，百姓生活艱難卻被橫徵暴斂，沒有意願幫國軍。

5,解放軍支部在連上，幹部隊伍政治覺悟高，經過十幾年戰爭洗禮和內部自我培養，軍事素養普遍較強;
國軍無中樞組織，幹部只想升官發財，不學習無進步，逢事先想著甩鍋，抗日也沒好好錘鍊，光等著美國出力然後下山摘桃子，軍事素養差。

6,解放軍即使在極其困難的時候，如抗戰時期，也沒忘記自己搞兵工廠、造武器，雖然初期缺設備、缺原料成就不大，但帶出了一支人才隊伍，到了解放時期，設備逐步改善，原料逐步增加，武器產量、質量大大提高，用之不絕;
國軍買辦思想，初期裝備靠老美遺贈，打到後期，槍彈炮彈手榴彈等供應已經跟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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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答主貼了高華的文章的鏈接，沒有貼原文。這裡直接貼高華教授關於這一問題的一篇文章。

六十年後再論國民黨大陸失敗之原因 ——高華

一、前言

1948年一1949年國民黨為什麼失敗？這是一個大題目，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生長在大陸的不同年齡段的人，從小就從老師和教科書那兒，從文學、電影、戲劇、歌曲、美術、舞蹈等中獲知：1949年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又叫「三座大山」，因為反共反人民、貪污腐敗而被人民推翻了。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中外學者分析了更多的原因，例如：「失去民心說」,「人民選擇說」,「歷史規律說」,「日本和蘇聯侵略打擊國民黨說」,「美國責任說」等等，能說到的都說到了。只是最近我又讀了幾本書和一些文章，中心內容是20世紀40年代後期的國共內戰，有的還披露了一些新的材料，如新解密的蔣介石日記，又讓我想起這些問題，再翻看更多的歷史資料，思前想後，還是圍繞這個主題：國民黨在大陸是怎麼失敗的？

我讀的第一本書是張正隆的新作《槍杆子：1949》，①作者曾寫過著名的《雪白雪紅》，上本書寫的是「四野」在東北，新書則是全景寫「四野」南下的過程，全書的精華是披露了一些毛澤東的電文以及作者對當年參戰者、各級指揮者的口述採訪，提供了「四野」橫掃大半個中國的大量生動的細節。

我讀的第二本書是跟隨蔣介石几十年、橫跨大陸和台灣兩個時代的蔣介石的機要室主任周宏濤的《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②該書有頗高的史料價值，是根據作者當年的日記而寫成。

我讀的第三本書實際上是一篇長文，作者李黎是台灣女作家，卻是台大歷史系畢業生。她潛心呆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查閱剛開放不久的蔣中正日記，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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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張正隆：《槍杆子：l949》，人民出版杜2008年版。以下簡稱「張正隆書」。

② 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可2003年版，以下簡稱「周宏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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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最是倉惶辭廟時：蔣介石1949年日記》，①作者具有敏銳的歷史感，文中大量摘抄蔣氏日記，提供了一份非常完整的1949年蔣的心理圖錄。

這三本書都從不同的側面涉及一個關鍵問題，這就是究竟是何原因，造成1949年國民黨大廈傾覆，使得中共取國民黨而代之，奪取了天下？

關於這個問題，最流行的答案是：國民黨的失敗乃是「歷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軍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種因素交互作用，導致國民黨在大陸統治的覆亡。如此說法，是非常全面的，確實每個方面都能找到證據。但是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還是軍事，如果樸素地還原到基本史實，國民黨的軍事失敗乃是最重要的失敗，其他原因都是從這裡派生出來的，說到底還是軍事第一。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西柏坡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說：所謂人民共和國就是人民解放軍，蔣介石的亡國，就是亡了軍隊。②毛澤東在建國後多次說過類似的話：「我們人民解放軍的元帥，將軍中間，只有林彪，劉伯承等有數的幾個人是軍事學校中出來的……不是黃埔軍校的洋包子打敗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敗了洋包子。」③應該說，毛澤東說的這番話是事實：在國民黨軍內，特別是中央軍內的中高級指揮官，大多是有文化的。例如，張靈甫就是北大歷史系畢業生，是抗日名將，以後卻輸於中共之手，不僅僅是他，一大批國民黨的黃埔生，陸軍大學畢業生，也都敗於中共之手。例如國民黨著名軍事將領，第五軍軍長邱清泉，曾入上海大學，系黃埔二期生，1933年留德三年學工兵，通德、英文，善詩律，也是抗日名將，1949年1月亡命於淮海戰場。

相比之下，中共將領大多文化低，多為貧苦農民出身，知識分子擔任高級軍事將領的極少。而國民黨高級將領都通文墨，中低級軍官大多也有文化，許多人還是「十萬青年十萬兵」時投筆從戎，怎麼會被沒文化的「老粗」打敗？共產黨確實創造了一項奇蹟。

二、抗戰勝利後，很少人想過國民黨政權有可能被中共打敗的問題

首先從實力對比上講，國共雙方懸殊較大，國民黨占絕對優勢。1945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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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黎：《最是倉惶辭廟時：蔣介石1949年日記》，載lnk，第5卷第1期，總61期，台北縣：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2008年9月版；此文又被大陸的《萬象》2008年第11期（總111期）、第12期（總112期）摘要轉載。

② 《楊尚昆日記》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頁。

③ 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1963年5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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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軍數量有450萬，遠超過共產黨軍隊；①後者只有127萬。②在武器裝備方面，國民黨軍隊多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偽軍武器，明顯優於中共。據國民黨方面航委會主任周至柔報告，政府軍有可起飛的飛機344架，完全掌握制空權，並有海軍船艦240多艘。③在獲得外援方面，蘇聯在東北雖然也給中共不少援助，但總量上少於美國對蔣的援助。

由於國共力量對比懸殊，蔣介石輕視共產黨軍隊的思想非常嚴重。1945年9月23日，蔣介石說：「長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體完畢，隴海路亦已接收過半，共匪禍患已除其半矣」，④而實際上共產黨軍隊的力量集中在長江以北，實力俱在。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彭學沛說，共產黨的軍隊只是「毫無訓練的老百姓」，⑤1946年5月，四平戰役國民黨獲勝後，蔣介石更不把中共放在眼裡，他對其內部人員說「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屬烏合之眾，經此次打擊，勢必瓦解無疑」,「共果不就範，一年期可削平之」。⑥6月17日，蔣介石還說，「共產黨的戰術和江西時代一樣，並無多少進步……他們在東北雖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並不知道運用」。「我們有空軍，有海軍，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種兵」,「如果配合的好，運用靈活……就一定能速戰速決，把奸匪消滅」。⑦

至於老百姓，在抗戰勝利後的一個階段，普遍將國民黨和蔣介石視為「正統」，更沒想過國民黨有可能被中共打敗的問題。抗戰勝利，中國進人「五強」,蔣介石的聲望達到頂點，在東北，因長期遭受日本統治，老百姓的「正統觀」更為強烈。張正隆的書中引述前福州軍區政委江擁輝的回憶說，八路軍從山東到東北，「那感覺是天冷，人也冷。有時老百姓也圍著你，那是看熱鬧賣獃的。四平保衛戰後北撤，到吉林時又飢又揭．想買點東西吃，路邊店鋪關得緊緊的，怎麼敲門也不開……我們前腳出城，國民黨後腳就進城了，老百姓都擁到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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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政府為中心的探討》，台灣商務印書館2003年11月版，第103頁。以下簡稱「林桶法書」。

② 林桶法書，第108頁。

③ 林桶法書，第107頁。

④ 「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之《事略稿本》，l945年9月23日，轉引自林桶法書，第110頁。

⑤ 轉引自林桶法書，第109頁。

⑥ 《蔣主席致宋子文院長指示面交蔣夫人函予馬歇爾特使時相機補充說明要旨函》（1946年5月24日）；《宋子文院長上蔣主席報告已轉函馬歇爾特使並說明政府不能容忍共黨缺乏誠意電》（1946年5月26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7冊（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印行，第128—129頁、第131頁。

⑦ 蔣介石：《特種兵的任務和方向》（1946年6月17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十一，第32l一331頁，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645頁。以下簡稱「楊奎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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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還揮動著青天白日旗，歡迎國民黨」①。1946年5月30日，國民黨第一八四師在遼寧海城起義，一份調查材料顯示，由於受「正統」觀念影響，在該師一個有139名士兵的連隊，「對國民黨和蔣介石有敵意的只有兩人」。 ②

至於毛澤東，也沒想到中共會快速戰勝國民黨，毛澤東雖然在1944年12月說過，「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③可在當時，那只是在黨內高層表達的一種心裡願望。幾年以後，毛澤東提出要敢於勝利、敢於打敗蔣介石的問題，換言之，就是到那個時候，許多中共黨員也沒想到果真能打敗國民黨。

地方實力派也沒想過蔣敗毛勝的問題。與蔣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實力派如傅作義等在1946年公開批評毛澤東與中共，以此表明他的政治立場：「中國人民經過八年苦戰之後，一致的渴望和平，而毛澤東的路線，卻是全面掀起戰爭，號召人民參戰參軍，長期戰爭」,「一年以來，國家就在商談不斷而戰亂無已的情況下，勝利的光彩退色了，國際地位降落了，全國人民陷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絕境！這個罪惡的責任，誰應該擔負呢？」④

1945年後，知識分子對國民黨不滿，甚至是強烈不滿，但是他們中的多數，也不完全了解或支持中共。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對蔣介石的態度經歷了一個從擁護到不滿的變化過程。1943年後，隨著經濟狀況惡化及國民黨官僚腐敗的越演越烈，在大後方高校中，左傾思想逐漸傳播，牟宗三擔優時局將有巨變，經常與左傾學生爭論，甚至擔心未來會落於王船山、朱舜水之處境，而唐君毅則認為不至於此。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中間派為數更多。1943年4月4日，蔣介石前往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視察，受到數千學生歡呼，使蔣頗為感動，他在日記中寫道：

彼等親愛熱烈之情景，非可言喻，似有無限感情，而不知如何表現者，平生之樂，惟此而已。⑤

兩年後的1945年12月16日，蔣介石在北平的太和殿會見兩萬多名大、中學生，又受到熱烈歡迎，這可能是他在大陸時代最後一次得到青年的歡呼。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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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張正隆書，第277頁。

② 高戈理：《靈魂裂變之旅：188萬國民黨起義部隊改造述要》，《香港傳真》2009年第26期，第13頁。

③《毛澤東在重必武報告上的批語》（1944年12月20日），轉引自楊奎松書，第517頁。

④ 轉引自楊奎松書，第650頁。今天知道，此文是中共派在傅作義身邊潛伏的情報英雄閻又文奉周恩來的密令而寫的，意在使閣又文獲得傅作義的信任。

⑤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五（上），台北：1978年10月31日，第3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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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講話畢，即往場中巡閱，初時學生尚有秋序，余與其中數人握手以後，其他學生皆離隊前來，使余受圍不能前進，余乃登壇答禮，正向西階步出時，未下階，學生又擁擠而上，以後愈擠愈緊，一時乃至不能吐氣，侍衛心慌，擁余向外，而愈不能出，余欲立定亦不可得矣！如此擁擠在群眾之中，或進或出，局促於一圈之內，足有一小時之久，此為從來所未經歷之情景也。青年之熱情有如此者，能不為之感奮乎？①

美國學者胡素珊的研究證明，40年代後期，學生「所追求的不是推翻國民黨，而只是限制它的權力……他們中間多數人顯然不贊成中共統治中國的想法」，②她的書中還例舉了當時的調查資料：就是到了1948年12月，在學生中，也就只有3 . 7％的人贊成共產黨政府，而72％的人贊成組織聯合政府。③知識分子對蔣介石是有批評也有期待，中間派知識分子占多數。胡適、傅斯年等則是公開同情國民黨的，至於其他知識分子，更多抱觀望的態度。

國民黨方面雖然知道經八年抗戰，中共軍力已大為擴充，但是抗戰以後雙方畢竟沒有大規模交手，而國民黨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經驗又嚴重誤導了國民黨軍中的中高級將領，使之嚴重輕敵，從蔣介石到宋子文，再到國民黨中宜部部長，再到領兵的國民黨將領，多把中共軍隊看成是「烏合之眾」。

和高調的國民黨相比，這個時期的中共對外十分低調，雖然中共軍隊在數量上完全不佔優勢，但是，中共也有其獨特的優勢，這就是經過八年抗戰，生聚教訓，中共實力早已今非昔比：

1．在1940年「百團大戰」後，在繼續和日軍作戰的情況下，重視軍力的發展和保護。

2．思想統一，和國民黨奪天下的意識明確。

3．黨、政、軍完全軍事化，指揮統一，輕裝上陣。

4．經過土改，擴大並強化了中共的社會基礎，使得中共軍隊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誠的偽軍，使中共擴充了兵力。中共方面的黃克誠也說，幾個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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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五（下），第903—904頁。

② 胡家珊：《中國的內故》，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頁。

③ 胡素珊：《中國的內戰》，第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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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開往東北的10萬部隊就擴大為30餘萬，其中許多為前偽軍。①林彪的「四野」，有4000日本人，大多從事醫務和技術兵種，從東北一直跟著到了華南。共產黨在用人之際，沒有教條主義，只要有用，都吸收。

5．沒有負擔，中共軍隊不需發工資，只要吃飯穿衣就可。國民黨軍隊則與此相反，要支付巨額軍餉，蔣介石在1949年4月30日的日記上寫道：「軍餉發給現銀導致金融枯竭」。②

6，中共幹部沒有私產，這點尤其重要，蔣介石在1949年6月8日寫的日記有一段為「以敵人之長處為借鑒」，列數中共優點七項，將「於部不準有私產」列為中共優點第一條。③

7．進入東北後，得到蘇軍的巨大的支持，包括軍火方面的支持，蘇軍佔領下的北朝鮮也給了東北民主聯軍許多援助和便利，1946年7月後，中共東北局在平壤就設有辦事處，在其他四個城鎮設分辦事處，對外稱「平壤利民公司」，由老資格中共黨員朱理治任全權代表，僅平壤辦事處就有工作人員近百人，專門負責兩方的交涉，北朝鮮曾援助東北民主聯軍兩千車皮的軍火物資，南滿的東北民主聯軍1.8萬傷病員和家屬多次進人北朝鮮避難。④

8．由於抗戰期間八路軍的作戰方式多為游擊戰，不少高級將領連運動戰都不會打了，為適應和國民黨的決戰，東北自衛軍（後改名為「東北民主聯軍」)在戰法上實現了迅速轉變，萬毅回憶說，當他在1946年初開始和國民黨中央軍作戰時，他還弄不清楚這運動戰應當怎麼打，更不曾和裝備好、作戰能力強的敵人打過仗。⑤在東北打了幾仗後，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團，正規化，攻堅戰的戰法。⑥

9．中共無所謂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根本不在乎因丟失地盤國際輿論會有什麼看法。

現在看，國民黨在1945一1946年的驕傲是虛火上升。國民黨歷史上的幾次「成功」都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紅軍向西突圍．那是因為國民黨軍隊佔了絕對優勢。現在看，即便當時中央紅軍由毛澤東領軍，若國內形勢不發生變化，中共處境也不會有根本的改變。抗戰期間國軍打日本侵略軍常有重大戰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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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參見《黃克誠致中央電》（1946年5月24日），載《遼瀋戰役》（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200頁。

② 李黎：《最是倉惶辭廟時：蔣介石1949年日記》，第88頁。

③ 李黎：《最是倉惶辭廟時；蔣介石1949年日記》，第86頁。

④ 吳殿堯、宋霖：《朱理治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457—463頁。

⑤ 楊奎松書，第637頁。

⑥ 張正隆書，第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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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因為民族主義激發了國軍的抗日鬥志。1946年春，國民黨在東北挾抗戰勝利之勢，加之由善戰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敗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爾濱。但是1947年後國民黨軍隊打中共軍隊就節節失敗了，蔣介石所面臨的內外矛盾進一步加劇，使得他的日子越來越難過，這一年確如金沖及所說，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其標誌就是國民黨從強者變成弱者，①只是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不知道。

三、947年後，蔣介石無法建立舉國一致的戰爭動員體制，軍事軍事戰略指揮嚴重混亂，造成不可挽回的軍事失敗，致使國家的經濟形勢極度惡化

1947年，國民黨的局勢開始嚴重惡化，即如毛澤東所說的：1946年跟國民黨是小打，1947年7月就開始反攻，每月消滅它八個旅，可靈咧！到1948年，逐步打下了石家莊、濟南，以後就是三大戰役。

導致國民黨由強變弱的關鍵因素是蔣介石的戰略方針有重大缺陷．致使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不斷失敗，由此帶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

套在蔣介石脖子上的致命繩索是他以「保城守地」為中心的軍事戰略方針。蔣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國際觀感，1947年後，他進一步明確以爭城奪地及確保城鎮和土地為作戰目標，這些在他看來，是理所應當的，國民政府既為執政當局，就要承擔所謂「守土保民」的責任。可是，國民黨軍隊要守護的攤子太大，為反擊國民黨在東北的進攻，中共軍隊在關內四面開花，使得國民黨軍窮於對付，兵力不敷使用，蔣介石為此深為優慮，他感嘆「防不勝防，此剿彼竄，頗難為計」，②國民黨於是就「抓壯丁」，③又造成民怨沸騰。

持續的戰爭給經濟帶來嚴重的影響，國民黨軍費巨大，軍隊官兵要發餉，要開飯，這是一筆巨大的支出。蔣介石的親信，曾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說，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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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沖及：《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三聯書店2002年10月版，前言，第l—2頁。

②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上），第33頁。

③ 茅於軾說，在杭戰後，「我親眼看見的，國民黨的軍隊是抓壯丁抓來的」,「國民黨怎麼抓壯丁？他在農村趕集的時候一圍，然後就把那趕集的年輕人給抓起來了。這就是國民黨的兵源。這些人當然是想逃回家的，所以那些被抓來的壯丁是圍在圈子裡頭，四周都有人拿著槍看著。被抓的這些人用繩子一個一個捆著連起來，上廁所的時候排著隊上廁所，受的是一種非人的待遇．這是我親限看見的。你說這樣的軍隊怎麼能夠打仗呢？你能給他槍嗎？你能訓練他嗎？沒有可能打贏的。所以說，國民黨從裝備，人數，打仗的經驗（和日本人打了那麼多仗），將才的素質來看．什麼條件都好，就是這軍隊不行，打仗不行。」《茅於軾對盧躍剛的〈中國革命與中國改革〉報告的評議》，http：//www.tecn.cn,2009—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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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任務就是征糧送東北內戰戰場，不問豐歉，都徵到九成以上，由於征糧任務重，江西省田糧處處長被他逼得在吉安跳水。①國民黨短期內又不能打贏內戰，局勢無法平穩，致使經濟出現嚴重危機，造成惡性通貨膨脹，物價狂漲，蔣介石卻不在意，以為只是暫時現象。②

1947年12月25日開始行憲，次年4月舉行第一屆總統、副總統選舉。而在1947年7月4日，國民政府宣布「動員截亂」，但是大選照常進行，南京市內，「各派系你爭我斗，立法院內各派系人馬為提名副院長事爭執不休，好像戰爭遠在天邊」。③

蔣介石以軍事起家，本應知道軍事的重要，可是卻在大戰硝煙瀰漫全國之際，沒把軍事放第一，相反卻把許多精力放在開「國大」，選總統，而此時國內危機已到了爆發的臨界點，1948年2月，甚至出現「上海同濟大學學生擊傷市長，舞女結伴搗毀社會局」④等事件。蔣介石在2月11日的日記中概嘆「經濟窘迫，人心動搖，軍事失利，環境險惡極矣」⑤。情勢既如此惡化，為什麼還要舉行「國大」，是蔣要虛名？還是要政治合法性，凝聚全國朝野的反共意志？有資料顯示，在這個問題上他或許受了馮友蘭的影響，1943年，馮友蘭給蔣介石寫信，勸他要搞民主憲政，不能重蹈前清失敗的覆轍，蔣介石閱之落淚，⑥1945年後，蔣果然之。

蔣介石身為中國最高統治者，對推行民主憲政有興趣也有意願，即便是半心半意，這也給中共提供了機會。1945年秋天，毛澤東在重慶通過和蔣介石的幾次長談和近距離的接觸，看穿了蔣實際上是「民主無量，獨裁無膽」。在重慶，毛澤東對身邊的胡喬木說，國民黨「實行獨裁的勁不大，像灰塵一樣可以吹掉的」。 ⑦回延安後，毛澤東又說：「我看蔣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沒有重心——民主或獨裁，和或戰。最近幾個月，我看他沒有路線了。——我們是路線清楚而調子很低，並沒有馬上推翻一黨專政。我看，現在是有蔣以來，從未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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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陵基：《無可奈何花落去——記四川解放前夕的情況》，四川省政協文史資科委員會、成都軍區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室編：《回憶四川解放》，四川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0頁。

② 蔣介石：《上年度黨政軍工作之總檢討》（194了年l月13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十二，第4頁．轉引自楊奎松書，第653頁。

③《胡秋原憶錢納水之二：倉愧辭廟．逃出武漢》，載香港《文學與傳記》第2期，1999年5月15日，第40頁。

④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上），第28頁。

⑤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上），第33頁。

⑥ 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河南人民出版杜1994版．第267頁；轉引自翟志成：《馮友蘭學思生命前傳》（l895一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年8月版，第161一162頁。

⑦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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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兵散了，新聞檢查取消了，這是18年來未有之事。說他堅決反革命，不見得。」①毛澤東看出蔣和國民黨的致命弱點，蔣介石是局中人當然不知此理，當他悟出此道時已經太晚。

1948年5月，蔣介石就任總統，其時正內外文困，「東北戰局瀕臨絕望，西北、華北也陷入困境」，物價飛漲，出現極其嚴重的通貨膨脹。胡秋原說，「上海的物價指數已漲到戰前的三百萬倍，法幣已如廢紙」。蔣介石在日記中也提及一石米價已達4000萬元（l948年8月14日）。②8月15日，王雲五主持幣制改革，以舊法幣300萬元兌換金圓券一元，初始情況不錯，胡秋原說：「一時全國人民熱忱反應，甚至鄉下的老太婆也將所藏金耳環送到銀行換取金圓券」，他認為，「這表示人民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所謂「國家還有可恃的人心」。③蔣介石日記也稱，「一星期下來總共收入一千八百多萬美元，僅上海一地就有三百萬美元之多；對於人民如此擁護幣制改革政策頗感意外與欣慰」。④而實行10天後，就收到二千七百萬美元。⑤

但很快金圓券也失敗了，是什麼原因所導致？按胡秋原的說法，國統區經濟的崩潰是由東北戰事而引發的，他說：「政府的軍費，百分之七十用於東北，每月飛機運送金圓券發餉，次日原機返回上海，換成黃金，再飛東北。」⑥胡秋原是歷史親歷者，他的說法是完全正確的。

白先勇也是這個看法：首先在東北被困住的國民黨四五十萬軍隊，因東北地區偏遠，軍需補給，消耗驚人。戰後國民政府的支出，有65%－70％是用于軍事，而軍事預算中，東北戰爭消耗了大半。最後長春等城市被圍，只有靠空投救援。1948年當時行政院長翁文灝告訴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說三分之一的國家預算都用到東北去了。⑦

蔣介石後來總結大陸失敗教訓時提到，當初「誤信馬歇爾的調處，將最精良的國軍開到東北，以致大陸空虛，各戰場都感到兵力單薄」⑧。蔣介石認為，應將東北問題國際化，借美英力量等來制約蘇聯和中共。然而，這些都是他的事後話，放在當時的環境下，作為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他怎麼可能不派軍隊去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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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22頁。

② 轉引自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九州出版杜2008年1月版，第341頁。

③ 《胡秋原憶錢納水之二：倉惶辭廟，逃出武漢》，載香港《文學與傳記》第2期，l999年5月15日，第40頁。

④⑤ 李黎：《最是倉惶辭廟時：蔣介石1949年日記》，第85頁。

⑥ 《胡狄原憶錢納水之二：倉惶辭廟，逃出武漢》，載香港《文學與傳記》第2期，1999年5月15日，第41頁。

⑦ 白先勇：《養虎遺患：父親的憾恨》，http：//tiehu.baidu.com/f?kz=263940336。

⑧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精》卷七（下），第3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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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淪亡十四年的東北？國民黨在東北戰局的失敗更多是和軍事主帥的錯誤指揮，以及未能及時動員民眾、施惠於民眾有關，隨著中共在東北大搞土改，原先那些抱「正統觀」想法的東北民眾得到了實際利益，在「保衛土改果實」的口號下，他們積極參軍，被源源不斷地補充進了「四野」，從而使「四野」在東北獲得了對國民黨軍的壓倒性的優勢。

在國統區，由軍事失敗帶動經濟崩潰，再引發學潮，如此惡性循環，當時的一般社會大眾都感到人心惶惑，「似乎趨於麻木」。劉述先回憶道：那時的知識分子流行看《觀察》雜誌，輿論普遍僧惡國民黨貪污腐敗，他那時雖是中學生，也感知國民黨的江山將不保。

金圓券的失敗，造成人心大崩潰，但這主要是心理上的巨大的危機，而不是老百姓真的要餓死了，此時銀元（「袁大頭」）已成為流通貨幣。當局對一些軍、公、教人員還實行實物配給。張正隆的書上引用當年解放軍幹部的口述資料寫道，解放軍打下天津，某團駐在一中學教員家，房東「他們早晨油條、豆漿、小菜，中午、晚上大米飯、饅頭，炒幾個菜，相當於團級幹部的小灶」①。

造成如此局面，是何原因呢？當然是因為仗沒打好，但是為什麼打不好仗呢？

最重要的是蔣介石得不到民眾支持。在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成都郊縣為美軍的「空中堡壘」修9座機場，45萬老百姓自帶乾糧，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幾個月就修成了機場，這種場面，誰見之不感動落淚？那個時候，政府對底層普羅沒有關懷、照顧，大家也以「抗戰第一」多予諒解，但是內戰爆發後，就不一樣了，老百姓是不願打仗的。國民黨忙於和中共爭奪地盤，而共產黨趕到前面去了，以土改爭取農民支持，國民黨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條令，諸如：《修訂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為具文。共軍土改對國軍衝擊巨大，連國民黨的文件都稱，許多農民接受了「國軍是替地方打仗」的說法。1946年12月21日，地政署署長鄭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點明：「共產黨策動減租與分田之運動，深合於農民之要求，……故能廣泛號召農民受其驅使，為其效命。」台灣名作家王鼎鈞回憶，在山東戰場，國軍將領因老百姓為共軍通風報信而氣急敗壞，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齒，就是那時情況的一種真實寫照。

國民黨政府在內戰爆發後，由於缺乏強大的動員能力，始終沒能建立舉國一致的軍事動員體制，「總體戰」只是一句口號，甚至連口號都稱不上。老百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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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張正隆書：第1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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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為什麼要打內戰，國民黨也沒有辦法讓人民接受它對「戡亂」的解釋。雖然國民黨政府宜布全國進入「戡亂」時期，上海、南京、北京、武漢、廣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國人完全沒有進入非常時期的感覺。1949年8月24日，蔣介石飛重慶指揮，其時重慶已非常危急，隨行的蔣的機要秘書周宏濤發現當地百姓「表面上看來作息正常」，和陪都時代「沒有多大改變」。①蔣介石在1951年也承認：我們當時的確沒有動員。②

國民黨在政治上更不行，對美公關很差，美國是支持蔣介石的，但又附加不少條件，美援一旦不來，國民黨上下「頓失信心」，③精神幾乎崩潰。1948年2月18日，杜魯門向國會提出援蔣5 . 7億美元財政援助，後修訂為其中1 . 2億美元為軍用物資，4月3日獲國會通過，但到淮海戰役打起來時，美援第一批軍火才到中國。④而相比較於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袖對美工作做得十分細膩。

蔣介石對內整飭更不行，在大陸時期，蔣介石從沒有實現真正統一，特別在軍隊方面的統一，不同軍系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在局勢危急時，內部衝突更加劇烈。蔣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與非嫡系，劃得很清楚，他在1945年3月25日的日記中以蔑視的態度大罵出身彝族的龍云：「龍雲之驕橫不道，殊非想像所能及，玀玀終身為玀玀，夜郎自大為意中事，無足為奇。」⑤在蔣系內部也矛盾重重，戰場上的擁兵自重，見死不救，已是常態。

蔣介石感嘆國民黨不能做到毛澤東的一元化，在被解放軍追得東奔西跑的1949年，他在日記里不是罵毛澤東，而是贊毛澤東。1949年6月25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看毛澤東所制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頗有益於我也」。⑥他特別欣賞中共善於「檢討、研究、批評、學習、坦白」。⑦說到底，蔣介石沒有形成概念的軍事思想，而他的對手毛澤東有「十大軍事原則」。雖然有時蔣介石的大眼光是正確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見是對的，當遇到反對，蔣介石卻不能堅持。1948年2月，蔣介石多次要衛立煌撤主力至錦州，衛不聽，蔣也就聽之任之。蔣介石要傅作義撤軍南下，傅作義不舍離開察、綏老地盤，說出的理由是：堅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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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宏濤書：第123頁。

②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十，第208頁。

③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修訂版），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l年版．第489頁。

④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修訂版），第445頁。

⑤ 「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之《事略稿本》，1945年3月25日，轉引自林桶法書，第278頁。

⑥ 李黎：《最是倉惶辭廟時：蔣介石l949年日記》，第90頁。

⑦ 李黎：《最是倉惶辭廟時，蔣介石1949年日記》，第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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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蔣介石也就同意了。①

蔣介石對國民黨軍隊的指揮非常僵硬呆板，他一向喜歡越級直接指揮，在蔣身邊負責作戰事務的郭汝瑰幾十年後寫道：由於當時通信不發達，戰場情況千變萬化，蔣介石雖是根據前方的報告作指示，下達命令，可是命令下來，情況已經變化，而軍師長因怕受軍法審判，有時明知蔣介石的指令有錯也執行。②白崇禧當時就批評道：蔣「遠離前方．情報不確，判斷往往錯誤」，③認為國民黨軍隊的失利為蔣介石軍事干預的結果。何應欽則批評部隊用人，團長以上皆由蔣介石親自決定，完全不經國防部評判會議審定，故而造成軍事失利。

對於白祟禧等的上述意見，蔣介石完全拒絕。1948年8月7日，他在日記中加以辯駁道：「近日何、白之言行態度，謂一切軍事失利由於余直接指揮部隊所致，而歸咎於餘一人，試問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揮某一部隊作戰，惟因前方將領徑電請示，余身為統帥不得不批露督導責任。」④蔣介石並斥責何應欽與白崇禧互相唱和：「不知負責，不知立信，而反於此時局勢嚴重，人心傍惶之際，意作是想，是誠萬料所不及者。」⑤他在日記中還大罵何應欽：「此人推過爭功之技術，機巧已極，而其宣傳方法完全學習共匪所為，可謂投機取巧盡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勞日拙，豪無所得耳，培養二十餘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終為人利用而毫不自覺，無骨氣，無人格城枉費我一生之心血。」⑥

內戰初，蔣介石把勝利的「寶」壓在「速戰速決」，還細定了戰術守則：「在共軍主力未潰之前，各路行軍縱隊仍應嚴守戰術原則，每縱隊應以一旅兵力為基準，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為度，至多不得超過二十五公里，其行軍序列亦應照舊日戰術分尖兵、前兵、前衛與本隊及後衛、側衛等部署」。⑦這樣的指令固然稱得上是細膩、嚴整，猶如舊時普魯士、日本士官學校的戰役學教程，怎麼能應付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蔣介石還有一些很具體的戰術指導，諸如：「口袋戰術」 ,「反口袋戰術」,「堅壁清野」,「主動出擊」,「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為永無錯誤的教科書式的語言，毫無創意，機械搬用之，前線指揮官就不能隨機應變，當機立斷，怎麼能追得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戰法的解放軍？相比之下，林彪則是從戰場上總結出戰術原則，他的六個戰術原則：一點兩面，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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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張正隆書：第32頁。

② 郭汝瑰。《郭汝瑰回憶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頁。

③ 《徐永昌日記》第八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462一463頁。

④ 轉引自林桶法書；第280頁。

⑤⑥ 轉引自林播法書：第281頁。

⑦ 「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之《事略稿本》，1946年6月13日，轉引自林桶法書，第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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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四快一慢等。一有機會就講，不僅師團幹部會用，連許多老兵都懂、會用。①

蔣介石的軍事教條主義極大地限制了戰場主官的靈活性和能動性，1947年6月，國民黨頒定「制定剿匪作戰四大守則與六項要目」，也說行動秘密和迅速機動的重要，但是蔣介石卻具體布置作戰部隊是否帶重武器裝備的問題。邱清泉向蔣報告，因裝備太重，行動遲緩，錯過戰機，蔣介石則訓示：「重武器如一時不易留後，亦需編配在一個旅之中，而將其他兩個旅完全成為輕裝備之機動部隊，方能適合目前戰役之要求」，②蔣介石的指示細密具體到如此程度，很難應付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蔣介石很少像林彪、彭德懷、劉伯承、粟裕這樣的統帥型的將領。在東北，蔣介石臨陣換將，先杜幸明，繼陳誠，再衛立煌等，都無堪重用。淮海戰役是關鍵到「黨國」生死存亡之戰，蔣介石仍然沒有章法，重用的幾個人都不行，而且整個國統區日常生活照樣運轉，不受影響，直至解放軍完全佔領長江以北。毛澤東也在東北換將，但都是為了減少矛盾，以求高度統一，林彪與彭真在一些重大間題上有不同意見，1946年6月16日，毛澤東任命林彪為東北最高軍政首長，在東北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都歸林彪節制。

1948年3月25日，蔣在日記中寫道：「甚嘆今日求一李鴻章、胡林翼、駱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③返觀國軍將領，「貪婪怯懦，毫無生氣」（陳誠語），④打起仗來，只顧保存實力，互相推諉，見死不救，臨到緊急關頭，往往丟下部隊，臨陣逃遁。1948年7月，第五軍軍長邱清泉看著第七十五師師長沈澄華被解放軍包圍也不救，致其被解放軍消滅，使蔣大為憤怒，他在日記中寫道：「此全由於邱清泉違令不進之所致。中原戰局從此萬分嚴重，將領自私自保，不能團結互助，而又怕戰，毫無出擊精神，至此能不嘆軍事前途之慘暗淡乎？」⑤邱清泉為蔣介石的嫡系，就是見死不救，事後也沒事，到了淮海戰役時他又故伎重演，黃伯韜兵團被解放軍包圍，向他求援，邱清泉居然按兵不動，連參謀總長顧祝同親飛徐州，請他出兵也被拒。

國民黨「軍統」頭目毛人鳳總結遼瀋戰役國民黨軍失敗原因就提到：「高級軍政長官擅離職守。當『匪軍』未及抵瀋陽時，衛總司令（即衛立煌）即於10月30日飛離瀋陽，未服從上級指示作有計劃部署，部隊因無人指揮軍心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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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張正隆書：第19頁。

② 「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之，事略稿本》，1948年l月2日，轉引自林桶法書，第114頁。

③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上），第60頁。

④ 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之《事略稿本》，1948年10月22日，轉引自林桶法書，第145頁。

⑤ 轉引自林桶法書，第2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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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潰散。又瀋陽警備司令胡家驥、市長董文琦、遼寧主席王鐵漢等高級將領，身負防守重任．亦竟於30日棄職離去，激起軍民怨恨，相率搶劫，全市混亂激起民變。」①此等情況在解放軍渡江後更加嚴重，蔣介石憤然道：」無論上海、廈門、廣州，每一次撤退，高級將領總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顧」。②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國軍中的政工部門不起任何作用。國民黨軍中的政治部從來就是軍事主官下的一個幕僚機構，1946年6月，也就是內戰爆發之時，在美國的壓力下，國民黨開始學美軍，從軍中撤出黨部，軍委會政治部改為新聞局，另外成立國防部監察局和民事局，將原政治部的職能一分為三。黨部退出軍隊後，政工人員在軍中更無地位，普遍被視為「賣狗皮膏藥的」，使軍隊內部更無凝聚力。據王鼎鉤回憶，內戰後期，國軍官兵談論國軍失敗，像是談別人的事，都「幸災樂禍」，直到大家都當了解放軍的俘虜。

國軍貌似強大，內里十分軟弱，這當然就是共軍的機會，早在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就發出《關於成立國軍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分局；軍委、大軍區、野戰軍、各縱隊、師、旅、團政治部和軍分區政治部，都要建立起做國軍工作的機構，調選與國軍有各種關係的幹部，經過訓練後，將他們打人國軍長期潛伏，交結朋友，用各種途經，對第一線的國軍和被國民黨收編的偽軍進行策反，策動他們實行戰場起義。以後的事實證明，這項決策是完全成功的，內戰後期，特別在解放軍渡江後，國軍果然如潮水般地大面積起義、投誠，許多時候，解放軍幾乎不需打仗，只管收編國軍就可以了。

對於國民黨軍的失敗，蔣介石一直不解，他說，從武器裝備到後勤補給，國軍樣樣在先，怎麼還是「不能迅速把匪軍消滅」,「匪軍何以能用劣質裝備而已毫無現代訓練的部隊來擊敗我們整師整旅的兵力？」③蔣介石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責任往下推，只能罵下屬。但是怎麼罵，還是不同的：蔣的嫡系打敗仗．蔣也罵，但和罵李宗仁、白祟禧是不一樣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敗淮海．杜被俘，邱自殺，蔣介石在1949年l月10日，即邱清泉自殺當日寫道：「而杜幸明、邱清泉二將領雖作戰失敗，但其始終聽命，奮鬥到底，實不愧為革命軍人。」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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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之《事略稿本》，1948年10月22日，轉引自林桶法書，第145頁。

② 蔣介石：《西南戰局演變之經過》（l949年11月12日》，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第501頁。

③ 蔣介石：《國軍將領的恥辱與自反》《1947年6月1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十二，第135一138頁，轉引自揚奎松書，第685頁。

④ 「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之《事略稿本》，1949年1月10日，轉引自林,桶法書，第282—2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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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觀之，蔣介石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從和人身依附，白祟禧為國民黨軍中少見的統帥型的將領，因不是蔣介石的人馬，聰明才智不能得以發揮。蔣介石重用胡宗南幾十年，但關鍵時胡宗南卻讓蔣等大失所望。

至於虛報戰功，矇騙上峰，在國民黨軍中已是常態，以至於1949年10月25日，國民黨軍在金門取得幾年來第一次勝利，蔣介石還懷疑消息是否有假，因為「前方報案之不實幾乎每每如此」。①

幾年來，蔣介石主持了許多會議，諸如六省剿共檢討會議，也多次組合軍事指揮機關，把綏靖公署改成綏靖區等等。在戰略戰術方面，先從速戰速決，到全面戡亂，再到分區防禦，又到總體戰（軍事、政治、經濟），全都無濟於事。

四、國民黨軍事上的失敗和共產黨對它的成功的情報滲透有密切關係

在40年代後期內戰環境下，國民黨的情報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雙方在戰場上的勝負。然而多數論者沒有注意到，或不了解，這就是在抗戰前國民黨反共的大環境下，處於「非法」狀態的中共無法向國民黨黨政軍系統大規模滲透，錢壯飛等是個別的事例，自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後，就不再有類似成功的事例了。相反，抗戰前，國民黨對中共領導機關的滲透和破壞卻是經常得手的，到了1933年初，中共中央機關已完全不能在上海立足，只能轉移到中央蘇區，依靠紅軍的保護才能生存。1933一1934年，中共中央留在上海的機構——上海中央局又被國民黨大破壞，兩任中央局書記被捕後都叛變。據「中統」要員萬亞剛自述，抗戰以前，「中統」在中共內部，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機關都有內線「布置」，對中共的動態了如指掌。②

中共情報工作獲得全面轉機是在1937年抗戰爆發後，由於國共合作，實現了中共合法化，從而給中共的情報工作提供了非常廣闊的空間，用蔣介石的話說，中共從此獲得了「滲透、潛伏、發展蔓延的大好機會」③。

抗戰軍興，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在一段時間內，國民黨對共產黨確實比較親密和友善，「中統」原來是全部對付中共的，但在抗戰後，「中統」將對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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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黎：《最是倉惶辭廟時：蔣介石1949年日記》，第93頁。

② 萬亞剛，《國共鬥爭的見聞》，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第272—273頁。

③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7年9月第8版（訂正本），第2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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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壓縮為一科，只有五六個工作人員，①原來專事反共的一些前中共「轉向」人員，如中共六大中央委員余飛、王雲程、袁家墉、汪浩等，都允許其離開各奔前程。②1939年後國民黨開始全面反共，是受了張浩《黨的建設》小冊子的刺激，③以及由敵後八路軍的發展、擴張而帶來的兩黨關係的摩擦。但是國民黨的「反共」、「限共」又受到蘇聯、英美和國內社會輿論的相當的牽制。

於是，1938一1939年，就成為中共向國民黨黨政軍大滲透的時期，由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葉劍英等操盤和布局，將張露蘋、熊向暉、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報人員，打人到國民黨黨政軍系統，長期潛伏。

周恩來、董必武等在重慶建立了一系列情報關係，重點針對國民黨黨軍政大員和國民黨的耍害部門，以及在渝的英美人員，對地方實力派，對文化界人士、工商界人士，也積極做統戰和情報收集的工作，總之蘭教九流，全面撤網。這些人中有「東北總會」的閻寶航、白崇禧的秘書謝和庚，以及黃慕蘭、董竹君等等。

中共還對一些意欲回頭的原脫黨人員和前「轉變」人員進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讓他們重新為黨做工作，但是一般不給黨員名分。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報處：「為要（了）開展情報工作，必須大膽放手地吸收各種各界人員，這是我們的既定方針。你處工作幹部中，無論曾脫離過黨或自首叛變過黨，或是特務，只要他願意為我黨工作，均可使用」。④中共西安情報處龐智（王超北）系統下的中統陝西站主任李茂堂，是前「轉變人員」，李1926年參加中共，1935年被捕，次年自首，後加入「中統」，從1941年開始就為中共做情報工作，直到1945年功月後才作為特例，經中共中央批准重新人黨，並由康生代表中央，當著王超白和李茂堂的面，任命王超北為「中共中央西安情報處」處長，李茂堂為副處長。⑤爭取李茂堂為黨工作，對保衛陝甘寧邊區有重要意義，因為他有資格出席由胡宗南親自主持的極機密的、出席者均須化名的「黨政軍警憲特聯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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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萬亞剛：《國共鬥爭的見聞》，第272頁。

② 萬亞剛：《國共鬥爭的見聞》，第310頁。

③ 張浩的小冊子又稱《黨的策略路線》，是其在延安抗大的講稿，主要論述在抗戰的環境下共產覺如何將合法和非法的鬥爭方式結合起來，1938年後「中統」發現此書，為「中統，在抗戰後首獲的中共秘密文件。小冊子受到蔣介石的高度重視，由軍委會加以大量翻印。萬亞剛：《國共鬥爭的見聞》，第130一131頁。

④ 王超北口述，師寧編寫：《來自秘密戰線的報告》，百花文藝出版社l997年12月版，第47頁。該書有習仲勛、馬文瑞題詞，葉子龍賀辭，汪鋒作序。

⑤ 王超北口述，師寧編寫：《來自秘密戰線的報告》，第96、101頁。李茂堂因歷史問題和被懷疑進行特務活動在1950年被捕，l 953年患病出獄治療，不治身亡，終年46歲。1981年獲平反。王超北於建國初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長，後調中國糧油進出口公司工作，1962年因一篇有關「西安情報處」的回憶錄而被捕。被打成「叛徒」關押於秦城監獄，1979年出獄，獲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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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李茂堂將每次的會議記錄「都按期交給西情處」,「最重要的是，他曾把中統的電報密碼告訴我黨中央，中央因此破譯了許多敵人的重要軍事情報」。①

為什麼抗戰爆發前，在國民黨的要害部門發展中共情報人員很不順利，但在1938年後，有許多人不為名利，為中共做事呢？我分析有下列原因：

1．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關之戰影響巨大，國統區有許多人敬慕八路軍；

2．中共有廉潔和奮鬥形象，而國民黨有濃厚官僚氣，抗戰中期後腐敗嚴重，很多人轉而欽慕中共；

3．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別是新民主主義一改蘇俄式的色彩．國民黨「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引起許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顯出吸引力；

4．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據地實施了一些社會改革，獲得很高的社會聲望，滿足了社會上普迫存在的同情、關懷底層普羅的民粹情緒；

5，原投降叛變的中共人員，只是因怕死而叛變，腦中的左翼思想卻很難清除，加之在國民黨內不受重用，他們對過去行為產生歉疚感，轉而想為黨做貢獻以贖前錯；

6．地方實力派害怕蔣介石以「抗日」為名兼并自己，他們要聯共以制蔣。

而這一切在1937年前是不存在的，或是不明顯的，中共在抗戰後高舉的民主和民生這兩面旗幟，讓中共站在了制高點，吸引了不少人。

從技術層面而言，國民黨也是比較容易滲透的，國民黨是一個外表西化、內里非常「中國化」的黨，早年號稱學蘇俄，但始終學不會，國民黨的「中國化」的表現之一就是施政、辦事十分「人情化」，蔣給其部下，也是其黃埔的學生的電報，多稱對方為「弟」就是一例。國民黨的組織非常松垮，軍隊雖有政工部門，但形同虛設，發揮作用十分有限，只要一人在軍中任要職或帶兵，他的同鄉，同學、七叔八侄皆可引人軍中。如此情況下，國民黨的情報和機要部門就如大門洞開，中共地下人員滲人極為便利。

1988年，楊尚昆在紀念李克農的一篇文章中說：

為配合解放戰爭在全粵的勝利，我情工人員深入到國民黨的機密決策指導機關內，及時準確地供給了黨中夾和軍委及各地區戰略性和動向性的重要軍事情報，為黨中央和毛主庸研究戰局，制定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提供了主要依據，使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對敵人的主要情況了如指掌，始終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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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超北口述，師寧編寫：《來自秘密戰線的報告》，第48頁。

② 《人民日報》1988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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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尚昆所言極是，事實也正是如此，甚至蔣介石的身邊也有中共情報人員：沈安娜從1938年就潛伏在蔣的身邊，一直到1949年才安全脫身。①

據長期擔任蔣介石醫官的熊丸在其口述歷史透露：「我記得那時總統在黃埔路官邸設地圖室，地圖室三巨頭是總統、周菊村與劉斐（為章），三人在南京指揮徐蚌會戰。但劉為章本身正是個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戰命令共方完全知曉，自然我軍每戰必敗。那時大家都覺得奇怪，為什麼蔣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後來大家都認為劉為章十分可疑，蔣先生卻都聽不進去，也沒人敢直接告訴蔣先生，故直到最後證實這點時，蔣先生連想都沒想到。」②

劉為章即劉斐，建國後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據郭汝瑰說，情報人員多為單線聯繫，他本和劉斐關係很壞，只要劉斐有建議，他必反對，後黨組織派人帶話給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劉斐的關係．不要被敵利用，他才意識到劉斐也是在為共產黨工作。③

郭汝瑰身居國防部三廳廳長的要職，深受蔣介石和陳誠的重用，抗戰後期就萌生歸隊意識（郭原為大革命時期黨員，1927年國民黨「清共」後脫黨），曾幾次秘密和中共情報工作首腦之一的董必武見面，要求去延安，董必武要他為黨提供機密情報，作為黨對其的考驗。郭汝瑰在淮海戰役剛打響的關鍵時刻，以九份絕密情報帶出交給聯繫人，希望儘速交給解放軍，因交接情報的渠道不暢，聯繫人被抓，情報被毀，郭汝瑰未及暴露。④郭汝瑰後在宜賓率七十四軍起義，即向李大章提出人黨要求，李回答：階級隊伍，談何容易。⑤建國後論功行賞，郭汝瑰雖名氣大，但未起決定性作用，並非如台灣國民黨方面認為的，是導致黨國崩潰的「罪魁禍首」，所以郭汝瑰只任南京軍事學院普通教員．郭汝瑰寫信給董必武要求人黨，董回信要他接受組織的長期考驗，1957年郭汝瑰還被懷疑是國民黨特務而遭逮捕，直到1980年，歷經35年的考驗，才被吸收為中共黨員。⑥

現在有資料顯示，前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在抗戰中就曾和中共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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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百度百科「沈安娜」條，http//baike.baidu.com/view/1082558.htm。

② 陳三井訪問，李郁青記錄：《我做蔣介石「御醫」40年——熊丸先生訪談錄》，團結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40頁。

③ 《郭汝瑰回憶錄》，第355—386頁。

④ 《郭汝瑰回憶錄》．第389、434一435頁。

⑤ 李大章（l900一1976)，為中共元老，建國後長期擔任四川省省長。1921年初抵法國勤工儉學，l922年在法參加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4年轉為中共黨員，1949年12月至1952年8月，任川南區黨委書記，川南行政公署主任．川南軍區政委．管轄1350萬人口，是該地區第一把手；另見《郭汝瑰回憶錄》，第386—387頁。

⑥ 《郭汝瑰回憶錄》，第3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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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秘密接觸，①在1947年衛立煌從法國回國之際，也曾和中共溝通，表示「為了儘快結束中國內戰，我願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力求與中共合作；因個人環境關係，希望絕對保守秘密」②。1948年1月，衛立煌就任東北「剿總」總司令後，還急電巴黎，將其老友汪德昭召回國內，讓汪擔任他的秘書處長，以便和解放軍取得直接聯繫。③

1948年3月後，東北戰事已十分危急，蔣介石「急令衛打通沈錦線，將主力撤至錦州，阻止解放軍入關，必要時可放棄吉林、長春，甚至將東北全部兵力退守華北。但衛立煌以解放軍已佔領錦州瀋陽間的要隘溝幫子、國民黨駐沈部隊須經相當時期的整補方能投人戰鬥為由，拒絕了蔣的命令」。「1948年5月初，蔣介石再次電令衛立煌打通沈錦線。他決心將主力撤到錦州，成立機動兵團以隨時準備行動。但衛根本不同意，陽奉陰違使事情不了了之」。④

在國民黨軍隊中位居要職，卻為共產黨做事的，還有一位是韓煉成。他於1942年加入中共情報系統，1947年2月萊蕪戰役時，在中共聯絡人員的引導下，來到了華東野戰軍前線部隊的一個師部。韓煉成本擬率四十六師戰場起義，由於他的僚屬多系白崇禧的親信，條件還不成熟。中共聯絡人員按照陳毅司令員的指示精神，勸告韓煉成突圍時，秘密離開部隊，退出戰場，使所部自潰。這個建議被韓煉成接受了。果然在華東野戰部隊發起總攻後，韓煉成離隊使其率領的四十六師失去指揮，造成七十四軍長李仙洲被俘及李部五六萬餘人被殲滅，韓浚等21名將級軍官被俘。事後韓煉成又謝辭陳毅的挽留，表示願回南京繼續為中共工作，陳毅經請示周恩來同意後，與韓煉成串聯，編好說辭，讓他假裝敗仗後隻身逃脫。為保障韓煉成的安全，陳毅下令，被俘的四十六軍營級以上軍官一個也不能釋放。韓煉成由共方情報人員陪同並在其身邊掩護，利用曾在中原大戰時救蔣介石一命的特殊關係，再度潛回南京到蔣介石的身邊工作，復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蔣介石舉行軍事會議，研究戰局，甚至飛赴各個戰場，韓煉成常在隨行之列。送蔣介石看的戰報要經韓煉成之手，蔣介石批出的命令也先經韓煉成過目。韓煉成將刺探到大量情報送往上海交中共地下黨接頭人員，並利用其在蔣介石身邊的作用，有意誤導國民黨的剿共戰爭。⑤

蔣介石用人有強烈的主觀性，他對一些和自己有淵源的人，往往「用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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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楊奎松書，第465頁。

② 嚴如平：《民國著名人物傳》，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647頁。

③ 嚴如平：《民國薯名人物傳》，第649頁。

④ 杜聿明：《遼瀋戰役概況》，《遼瀋故役親歷記》，文史資料出版社l98年版，第12頁。

⑤ 韓兢〔韓煉成之子）：《「要黨員不要上將」的韓煉成》，《百年潮》，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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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蔣介石的這個特點被周恩來、董必武等抓住，特別為他和他所重用的部屬胡宗南等量身定做了一些情報人員，派在他的身邊。這些人雖有國民黨情洽人員的多次舉報，蔣介石和胡宗南等對彼等的信任仍不改變。例如：在韓煉成被解放軍派回南京後，萊蕪戰役被俘的國軍整編第四十六師一個受傷團長也逃回南京治傷，對韓有所懷疑；華東野戰軍有個幹部叛變，都談到韓煉成在萊蕪戰役中的反常表現，從而引起國民黨特務機關和軍事高層注意。中統局長葉秀峰也對韓煉成旁敲側擊，甚至杜聿明向蔣介石密報，說韓有「通共」的嫌疑，但是蔣介石都未聽進去，只是在1948年4月改派韓任甘肅省保安司令。1948年10月，何應欽確切掌握了韓煉成在萊蕪戰場「通共」的情報，調韓煉成回南京，準備向他下手。韓煉成在友人的幫助和地下黨的掩護下，利用國民黨上層各派系的矛盾，取道香港秘密北上，於1949年1月輾轉到達河北省平山縣。受到朱德、周恩來、毛澤東的單獨接見。毛澤東對韓煉成說：「蔣委員長身邊有你們這些人，我這個小小的指揮部，不僅指揮解放軍，也調動得了國民黨的百萬大軍哪！」①

正是因為有了韓煉成、劉斐等潛伏在國民黨核心部門，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報，至於長期潛伏在國民黨軍中的何基灃、張克俠、廖運周等，都是帶兵的重要將領，他們和解放軍裡應外合，一到關鍵時刻，或陣前起義．或誘國軍進人共軍包圍圈．蔣介石焉能不敗？

五、淮海戰役後，國民黨大廈將傾，蔣介石就是盡人事，卻無力「補天」了

1948年國民黨的軍事失敗是決定性的，淮海戰役後，國民黨雖還有半壁河山，也得到世界各國承認，但是國民黨政權大廈將傾，中共勝利大局已定。

1949年1月21日，蔣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被迫宣布「引退」，他在第二天的日記中寫道：「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於我國民主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已放棄崩潰，在此新舊交接緊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完全失去，焉得不為之失敗！」②

民國將亡，人心已散，大勢已去，蔣介石最恨誰呢？不是恨毛澤東，而是一恨美國，二恨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蔣介石責美國袖手旁觀，不救他。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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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韓兢（韓練成之子）：《「要黨員不要上將」的韓煉成》，《百年潮》2005年第7期。

② 轉引自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第3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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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l月3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敗並非失敗於共匪而是失敗於俄史（蘇俄斯大林），亦非失敗於俄史而是失敗於美馬（美國馬歇爾）,「美必後侮莫及而馬歇爾須負全責」。①

蔣介石自欺欺人地認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會獲勝，他在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罵：「桂李投機取巧爭權奪利寡廉鮮恥忘恩負義」，②1948年9月25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戰局逆轉，情勢不利之際，一般高級將領往往乘機爭取，挾匪要脅，如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者，每月要求武漢市私籌一千萬金元，由某個人支配應用，不令中央知雲也。時局稍變則叵測之徒即起異心。」③3月7日，又大罵李、白：「革命紀律與黨德全為李宗仁等掃地殆盡，白逆之罪惡更大」。④到該年底，蔣介石設局以閣揆之位誘白祟禧去台，還派人攜其信函及金磚去海口慰問白崇禧及部下，白崇禧派李品仙先去台摸底，李被蔣的假象菠騙，白崇潛遂在1949年12月30日從海口飛台灣，⑤從此沒離開台島一步，以後在台的十多年一直受到保密局特務的監控。

蔣介石下野後隱息於奉化，遙控各地，最關鍵的事，還是細密安排布局。早在1948年12月底就任命陳誠為台省最高負責人，統領三軍，俾使白己和「黨國」保有一後方基地。蔣對空軍，更是親自部署，在溪口多次密見空軍司令王叔銘，更指令陳誠，對撤退來台的空軍及其眷屬，應特別協助安置，如有必要，經費可先津貼，准予報銷。⑥此舉極為重要，當「兩航」宣布在香港起義後，國民黨能用上的就是軍機，若沒有軍機往返台北和大陸，不知有多少國民黨軍政大員要落人解放軍之手。

1949年4月下旬，解放軍打過長江，攻下南京，5月23日佔領上海後，國民黨已沒兵可打了，中共占絕對優勢，國民黨內部分崩離析，「將失信心，兵無鬥志」，兵敗如山倒。毛澤東最清楚，把國民黨軍隊吃掉，天下就拿到了。毛澤東原以為用五年時間打敗國民黨，是從1946年7月算起，但到1948年11月，毛澤東看到新形勢了，就改說：只需從現時起，再有一年的時間，就可以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但到了國民黨那裡，毛澤東的「五年說」在國民黨內部盛傳就成為中共預定以五年時間奪取全國，他們以這句話做救生圈，僥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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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黎：《最是倉惶辭廟時：蔣介石1949年日記》，第89頁。

② 李黎：《最是倉惶辭廟時：蔣介石1949年日記》，第89頁。

③ 「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之《事略稿本》，1948年9月25日，轉引自林桶法書，第281頁。

④ 「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之《事略稿本》，1949年3月7日，轉引自林捅法書，第281頁。

⑤ 谷正文：《我奉命暗殺白崇落的經過》，載香港《文學與傳記》第2期，l999年5月15日，第3頁。

⑥ 「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之《事略稿本》，1949年l月6日，轉引自林桶法書，第3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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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還有兩三年時間，讓國民黨「從容做好充分準備」，但實際上，「大家對軍事都缺乏信心，各人做各人的打算」。①

解放軍渡江後，「四野」南下，直撲華中、華南；「二野」大踏步包抄大西南。國民黨軍隊只剩下兩個主力軍團：

1．白崇禧還有5個軍團，約25萬人，佔據著湖北和廣西；

2．胡宗南集團，佔據川、陝、康等地，下轄3個兵團，共12個軍，②總兵力40萬。

白崇禧部號稱善戰，特別善於打山地戰，林彪以「四野」90多萬對付白祟禧部。毛澤東說；「白匪本錢小，極機靈」。③毛在1949年9月9盡給林彪等人的電報中說：「白崇禧是中國境內的第一個狡猾陰險的軍閥」。④白崇禧有實力，毛澤東看重他，對其盡量爭取，毛澤東對白祟禧派去特使，也是前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長期在桂系和共產黨之間協調溝通的劉仲容說，白建生很喜歡帶軍隊，他的廣西部隊只有十來萬人，將來和談成功建立國防軍，我們可以請他繼續帶兵，讓他指揮30萬軍隊，人盡其才嘛。⑤毛澤東甚至說，我們過江後……只要白不出擊，我們三年不進廣西，好不好？⑥

至於湖南的程潛，有號召力卻無實力，毛澤東給林彪等的電報中說，「可考慮予程潛以高級名義，例如南方招撫使之類」，⑦熟讀史書的毛澤東順手拈來一個古代官職，用於對他當年從軍時的老長官搞統戰，但在對部下的電報中，毛澤東明確提出要採取一切必要行動，使程潛、陳明仁「就範」。⑧毛澤東兩手並用，很快實現了程潛和陳明仁的起義，從背後給了白崇禧沉重一擊。

毛澤東指示用大迂迴，包抄白祟禧的後方廣西的戰略戰術來消滅白部。1949年9月，「四野」在衡寶戰役中消滅白部精銳第七、四十八軍的4個師，約4 . 7萬多人，極大挫敗白崇禧部的銳氣，使白崇禧退出湘西、湘南，切斷了白崇禧集團主力退往雲、貴的道路。隨後，「四野」尋機在廣西消滅了白崇禧的主力，白崇禧殘軍逃往海南島，兩萬多家屬在欽州被解放軍截住，⑨而在附近的一個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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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陵基：〈無可奈何花落去－記四川解放前夕的情況〉，《回憶四川解放》，第605頁。

② 高純淑：《胡宗南與東南沿海作戰——以〈胡宗南日記〉為中心的檢討》，台北：載「國史館」編：《1949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時論會論文集》，2000年印行，第76頁。

③ 張正隆書，第300頁。

④ 張正隆書，第156頁。

⑤ 張正隆書，第160頁。

⑥ 張正隆書，第161頁。

⑦ 張正隆書，第209頁。

⑧ 張芷隆書，第214頁。

⑨ 張正隆書，第384—3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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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逃難到那兒的一千多家屬被當地村民剝去衣物，裸著身子在寒風中瑟瑟發抖，一片哭嚎聲。①白祟禧和蔣介石雖然矛盾甚深，最後還是歸去台灣，白祟禧沒有相信毛澤東所說的，「三年不進廣西」的口頭承諾。

胡宗南部則由「二野」的劉伯承、鄧小平解決。毛澤東鑒於胡宗南重點防守秦嶺，下令以大迂迴，從貴州、川東南人川，以斷其南逃之路。1949年11月，胡宗南已開始南撤，進入川北。蔣介石一向偏愛胡宗南，在1948一1949年，曾親筆寫信給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請王為他本人幫忙，把胡宗南部的缺額補齊，王陵基無奈，只得將其好不容易強征的、準備留給自己保命的保安團共8萬人送給胡宗南。②蔣介石多年重用胡宗南，而此人只是一個師長的才能和氣局，卻被蔣介石當作統帥用。1943年，陳立夫去西安勸他突襲延安，「建不世之功」，胡宗南未敢。③當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襲延安，也無濟於事，因為他身邊的熊向暉肯定會提前把消息密報給延安。

從解放軍渡江後的1949年4一12月，蔣介石奔波各地，部署軍防，舉大要者，有東南防衛計劃，廣州保衛戰，還有西南保衛戰，說起來轟轟烈烈，其實也就是盡人事而已。1949年4月24日，陳誠擬「我軍今後作戰計劃」，提出國軍以持久戰為目的，將確保廣州和重慶兩大陪都，沿浙贛路和湘桂路及其以南地區準備第二抵抗地帶，但此時國民黨軍已是「兵敗如山倒」，任何努力也無濟於事了。

蔣介石還向白祟禧提出他的防守西南的計劃：調胡宗南從陝西後撤人川北，以宋希濂部護衛川東，調華中的黃傑增援貴州，使川黔與兩廣聯繫起來，再使張淦兵團、徐啟明兵團、魯道源兵團肩顧湘南和粵北，調駐海南的劉安棋兵團的兩個師到廣州駐防。蔣介石的這個方案也是說時容易，做時難。1949年6月，閻錫山內閣成立前，專程赴台向蔣介石請教，蔣指示：「軍事方面，東區沿海以舟山、台灣、瓊州、長山四群島為基地，向沿海各省發展；西區以甘肅、青海、四川、西康、雲南、西藏為基地，向中原發展」。在解放軍大舉進攻之際，蔣介石說不出來什麼具體對策，卻空談發展，述孔迂闊，完全不切實際。

進人10月，大陸河山已大半易手，10月12日「國民政府」由廣州遷往重慶，11月14日，蔣介石親臨重慶坐鎮指揮，蔣口稱保衛大西南，卻讓閻錫山內閣財政部長徐堪從台北直飛成都，提走了四川省銀行的僅有的周轉資金80萬銀元。此時蔣介石已眾叛親離，手下都做叛蔣起義的準備，蔣介石心中全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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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張正隆書，第386頁。

② 王陵基：《無可奈何花落去——記四川解放前夕的情況》，《回憶四川解放》，第593頁。

③ 陳立夫：《成敗之鑒》，台北：正書書局l994年6月版，第322一323頁。以下簡稱「陳立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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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8日解放軍逼近重慶郊區，蔣介石與其子蔣經國巡視重慶市區，當天日記記載：沿途車輛梗塞，憲警已無法維持秩序，一般民眾更焦急仿徨，令人不忍卒睹。①同日，解放軍攻抵南溫泉，蔣不得已決赴機場宿營，「此時山洞林園前，汽車擁擠，路不通行，途中為車輛阻塞者三次，無法前進，乃下車步行，通過後改乘吉普車前進」②。蔣介石抵機場後，即登「中美號」上夜宿。第二天一早，「中美號」專機自白市驛機場起飛時，與解放軍相距僅20里。11月30日，解放軍佔領重慶，之前，10萬銀元因送不上飛機而留在重慶白市驛機場送給了解放軍。連陳立夫、谷正綱等一批部長，也搶不上飛機，而是坐卡車逃到成都的，差一點當了解放軍的俘虜。

1949年12月l一10日，是蔣介石一生在大陸的最後10天。王陵基每天見蔣介石几次，蔣總是諱莫如深，聽不出他一點口氣，他身邊的親信也閉口不談，王陵基只是每天見著蔣介石對著軍事地圖發獃。③

蔣介石在成都，指令他的專機成員不準下機，隨時準備逃跑，新近披露的蔣介石的日記提到，文武官員要他儘早離蓉去台，而蔣之所以多留在成都四五天，乃是「為了掩護胡宗南部隊的集中」，但因盧漢、鄧錫侯和劉文輝起義，他對胡宗南的掩護作用已失，他才飛返回台。12月10日下午2點，蔣介石自成都鳳凰山機場起飛前往台北。從此沒再踏上故土一步，也是應了那句著名的詩詞：「別時容易見時難，無限江山！」

蔣介石雖然心情悲痛，可是他有飛機，說走就飛走，其他高官都在為一個機位而發狂，「行政院長」閻錫山在成都的工作就是分配飛機座位，200個「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部長、次長、司長，包圍閻錫山大吵大鬧，有的被打得頭破血流，「那種混亂不堪的情況真無法用筆墨形容」。④所幸，閻錫山有「豐富的經驗和靈活的手腕」，⑤最後答應撥五駕次包機，讓這些「國大代表」成行，每人還發給黃金一兩、銀元40做生活費，⑥使他們去台灣後成為「法統」的象徵。

在蔣介石離開前一天，「行政院長」閻錫山等一批要員也飛離成都逃往台北。閻錫山在太原解放、解放大軍已渡江、國民黨政權岌岌可危的1949年6月，出任行政院長，後也隨國民政府前往重慶和成都。12月9日，閻內閣的「財長」關吉玉和「次長」陳良通知王陵基去領幾萬兩黃金，王不想去，因為他覺得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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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第485頁。

③ 王陵基：《無可奈何花落去——記四川解放前夕的情況》，《回憶四川解放》，第612頁。

④ 王陵基：《無可奈何花落去——記四川解放前夕的情況》，《回憶四川解放》，第611頁。

⑤ 劉維開：《閻錫山組閣經過之探討》，載「國史館」編：《1949年：中國的關健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240頁。

⑥ 周宏濤書，第1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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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黃金也沒啥用了。這筆錢，原是在閻錫山和顧祝同的要求下，陳誠每月從台北撥5萬兩黃金做西南國民黨軍隊的經費和其他開支，首批10萬兩於11月23日運到成都，改鑄小條。到11月底重慶易手後，台北方面就不給了，由於閻錫山和顧祝同力爭，蔣介石也同意，陳誠才如數又撥來，①閻錫山交給王陵基4萬兩，留在成都制幣廠化整為零進行改鑄，因為還沒改鑄好，想運回台灣又沒有飛機，就留給王陵基。②就在12月9日，陳立夫、朱家驊與閻錫山搭同一班機離成都逃台時，在川與鄂交界處，遇到氣流，飛機兩翼結成厚冰，往下墮落七百尺，不能前飛，只能回返成都，機師將情況宜布，陳立夫望見機下燈火一片，還以為要降落在已解放的漢口，掏出手槍，準備一落地就自殺，當發現還是飛回了成都，才放下心來。後來方知，閻錫山在機上載金條幾十箱，使飛機超重才險些出事。第二天再起飛，閻錫山寧可減少衛士數人，也堅持要把金條全帶上。③

1949年12月6日，「二野」劉伯承、鄧小平指示切斷敵人退往西昌、會理、雲南的公路線，而後合圍敵於成都地區，以軍事進攻和分化、勸降兩手，爭取胡宗南部大部分起義、投誠。1949年12月20日，胡宗南決定將軍政長官部遷西昌，23日，他同參謀長羅列等人由成都鳳凰山機場乘飛機去西昌，起飛後因西昌氣候不好改飛海南島，④在榆林港機場降落。⑤胡宗南飛往海南島後，沒有立即飛往西昌，致使所部群龍無首，更加混亂。此時解放軍大軍壓境，加之成功策反，使國民黨軍大批倒戈，正所謂「一片降蟠出石頭」，胡宗南留在四川的3個兵團，共20多萬全部戰場起義，至1949年12月27日成都戰役結束。

胡宗南部不戰而降使蔣介石大受刺激，在12月5日的日記中，蔣介石把一切責任推給胡宗南：「過去一年間黨務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已因胡宗南逃避瓊島之故徹底失敗絕望矣」。⑥12月28日，胡宗南派羅列飛台灣面見蔣介石，報告其離蓉赴瓊的經過，⑦蔣並親筆手書指示胡宗南：「大陸局勢繫於西昌一點……全在吾弟一人之身」，命胡宗南速飛西昌，「單刀前往，坐鎮其間」⑧。胡宗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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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宏博書，第151頁。

② 王陵基：《無可奈何花落去——記四川解放前夕的情況》，《回憶四川解放》，第615頁。

③ 陳立夫：《成敗之鑒》，第394—376頁。

④ 原國民政府西康省政府主席、西昌，備總司令賀國光認為胡宗南是「私飛海南島」，見《國軍在大陸的最後一戰》，春秋中文杜區http：//bbs.cqzg.cn。原文為《劉文輝投共與西昌徽守》，摘錄自《口述歷史》第7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收錄的《賀國光先生訪問紀錄》。

⑤ 蔣經國l949年日記《危急存亡之秋》中記載，胡宗南逃瓊是12月16日，見《蔣經國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315頁。

⑥ 李黎：《最是倉惶辭廟時：蔣介石1949年日記》第95頁。

⑦ 秦孝儀總偏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第510頁。

⑧ 張玉法書，第4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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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飛回西昌，其時他的部隊尚未到達，只有此前從漢中空運至此的700餘人，到了1950年1月中旬，才有l萬胡宗南的殘部集中到西昌。1950年l月25日，蔣介石派蔣經國飛西昌傳達死守命令，要胡宗南「死中求生」，並轉告胡：「如台灣失陷我必死於台灣以盡我職責」。①從1950年2月8日起到3月23日，台北向西昌空運彈藥七次，共40架次。②只是國民黨大勢已去，1950年3月中旬，解放軍完全包圍西昌，國民黨軍只剩下l萬多人。

要不要派飛機救出已陷人絕境的國民黨高級指揮官，蔣介石是有考量的，12月16日，蔣介石派飛機接走了顧祝同，但是王陵基和台北通上無線電電話後，請求派飛機來接他，卻沒有得到迴音，王陵基只得和胡宗南的部下第五兵團的李文會合一起往西邊逃，但在新津、大邑一帶的李文部已被解放軍包圍。本來在12月9日，王陵基還是有機會隨楊森、孫震同機逃台的，以後顧祝同也叫他同機走，但他不敢不聽蔣叫他和胡會合的命令，謝絕登機，沒想到和胡宗南已失去聯繫，王陵基最後被解放軍活捉。

蔣介石本來對胡宗南極為惱怒，一度想丟下他，要他與殘軍共存亡。直到3月26日，蔣介石才默許派出兩架飛機前往西昌。次日胡宗南和賀國光飛海南島返台灣，而賀國光言，胡宗南有自備專機，另台灣飛來一機，1950年3月26日晚，在西昌當地土司的掩護下，當解放軍逼近時，適遇地方土司截擊，將其阻於河對岸數小時之久，彼等始得起飛，否則實無法脫逃。③胡宗南、賀國光逃台，留下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參謀長羅列指揮余部。3月30日至4月1日，西昌殘軍全部覆沒，羅列化裝繼續流竄大陸4個月，才輾轉逃回台灣，後獲蔣介石重用。④

陳立夫晚年曾議論，他說，胡宗南是嫡系，又是配備最好的美式裝備，結果竟沒打什麼仗，就敗退下來，真不為人諒解。⑤一直跟隨蔣介石的機要室主任周宏濤也說，胡宗南過早離蓉，使其幾十萬部隊不戰而降，使他「感到憤慨」。⑥

至此，國民黨在大陸的主力軍隊全部被消滅，中共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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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黎：《最是倉惶辭廟時：蔣介石1949年日記》，第97頁。

② 張玉法書，第488頁。

③ 原國民政府西康省政府主席、西昌．備總司令賀國光口述：《國軍在大陸的最後一戰》，春秋中文杜區http：//bbs.cqzg.cn。原文為《劉文輝投共與西昌撤守》,摘錄自《口述歷史》第7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收錄的《賀國光先生訪問紀錄》。

④ 周宏濤書，第183頁。

⑤ 陳立夫書．第374頁。

⑥ 周宏濤書，第l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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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面對大失敗，蔣介石強忍支撐

國民黨統治的覆亡，使蔣介石痛苦萬端，他實際上幾次想尋死。1949年5月17日，蔣介石飛澎湖，見要塞和營區破敗無人，氣憤難忍，在日記上寫道幾乎想「循跡絕世了此一生」，①他又在1949年6月13日的日記寫道：「念大勢憂心如焚，幾乎不知人生有何意義矣，抑鬱悶損莫可言狀，。③1949年10月10日下午，蔣介石飛浙江定海視察沿海陣地，見「工事薄弱且多暴露形同兒戲」，而官兵均面黃骨瘦，不見一強健之人，病兵呻吟卻告以無醫無葯，蔣介石極為痛苦，「此為帶兵以來從未見過這悲劇，不知如何收拾矣」，④1949年12月23日，蔣介石在日記上記載：「昨晚冬至，夜間夢在新建未漆之樓梯，努力掙扎爬上梯底時已力竭氣衰而醒。若此為預兆，前途艱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⑤

但是蔣介石的意志力和自我調節的本領也是罕見的，他居然還能在土崩瓦解之際隨時體會環境之美，1949年5月25日，蔣介石自澎湖馬公飛高雄。這是他第一次來到台清，當天日記記載：「到岡山下機……直上高雄要塞之壽山官邸，背山面海，坐北向南，林木蔥籠，神悅心怡，不勝自得之至。」⑥同年12月10日，蔣介石最後辭別大陸，從成都飛往台灣，雖然心惰沉重，以致途中「假眠三小時未能成寐」，但當天的日記記載：「十八時半抵台北，與辭修（陳誠——作者注）同車到草盧寓（今陽明山招待所——作者注）。空氣清淡，環境清靜，與成都灰塞陰沉相較，則判若天淵也。」⑦1949年12月底，蔣介石偕家人到日月潭，他心有所感地在日記寫道：「在此重大失敗之中，亡命台灣猶有自由生活，殊覺自慰……」⑧

現在知道，使蔣介石在大難當頭堅持下來的是他的宗教信仰：他的日記顯示，宗教信仰，是支持蔣介石渡過重重難關的精神支柱。1947年底東北戰況危急時，他即在日記寫道：「至十時禱告三次，天父許我明年聖誕節可消滅山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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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 李黎：《最是倉惶辭廟時：蔣介石1949年日記》，第89頁。

④ 李黎：《最是倉惶辭廟時：蔣介石1949年日記》，第92頁。

⑤ 李黎：《最是倉惶辭廟時：蔣介石1949年日記》．第95頁。

⑥ 轉引自黃清龍：《大潰敗前夕——1949年的蔣介石》，台北：《中國時報》，2008年8月8一12日，新華社編：《參考消意》2008年9月17日轉載。

⑦ 李黎；《最是倉惶辭廟時：蔣介石1949年日記》，第94頁。

⑧ 轉引自黃清龍：《大潰敗前夕——1949年的蔣介石》，台北：《中國時報》，2008年8月8—12日，新華社編：《參考消息》2008年9月17日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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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內各省之共匪，並令我不可放棄永吉、長春各要據點。可知天父之意者皆合實際與必然之理，凡遵照天愈者必皆成功也。」①1947年5月，長春之戰進人關鍵時刻，蔣介石在每日的早禱和晚禱之外，「午未之間與子丑之間又各增加禱告一次」。日記中記載：「自覺對天父、對基督皆專誠無貳，故時勢雖艱危萬分，而心神安定如常。」⑦1947年12月29日，蔣介石的日記記載：「十日來各戰區告急，失敗電報如雪片飛來，誠令人有應接不遑之感。但此心反無優懼，夜間安眠勝常。以存亡大事，上帝必有意者，絕非人力所能強制，故自問無愧。」③

1949年l月1日，就在毛澤東向全黨、全軍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的同時，已準備再度下野的蔣介石在當日的日記中寫道：

去年一年雖經過全年的試臉，過遇無數的兇險，葉於上帝和基督的信心，毫不動搖，實可引為自慰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湯之盤銘曰：「苟日斷，日日新，又日新。」令日又是一年之始！我之德性心靈，果有進步否？去年一年之失敗與恥辱之重大，為從來所未有，幸賴上帝保佑，德以平安渡過，自今日起，必須做一個新人，來作新民，建立新中國，完成上帝所賦予之使命，務以不愧為上帝的子民，不愧為基督的信徒自譽。④

對於國民黨和蔣介石而言，1949年堪稱是「存亡絕續之交」，是其在大陸的統治總崩潰的一年，蔣介石以宗教為支撐，也以宗教為安慰。面對大失敗，1949年12月底，蔣介石竟然還有心情游日月潭，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為能在台灣有一塊安身之地「頻謝天父與基督洪恩不置也」 ⑤

同日，在國內外時局感言中，蔣介石寫道：

本年憂患重重，於內奸外敵包圍之下，而競能出死入生，堅韌不撼者，實由於上倉之眷佑，乃得抗拒魔力，脫離此無比之艱險，而《荒漠甘泉》一書，對余亦大有助益，因此信心益為堅定，毫不為之動搖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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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轉引自黃清龍：《大潰敗前夕——1949年的蔣介石》，台北：《中國時報》2008年8月8一12日，新華社編：《參考消息》2008年9月17日轉載。

④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第214頁。

⑤ 轉引自黃清龍：《大潰敗前夕——1949年的蔣介石》，台北：《中國時報》2008年8月8一12日，新華杜編：《參考消息》2008年9月17日轉載。

⑥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第5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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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資料透露，在當年「黨國」前途命懸一線的最後關頭，蔣介石也似有似無地預留了退路，他的機要秘書周宏濤曾讓駐日使團團長朱世明在日本安排一下，後朱世明回復，在箱根找了一處前親王的故宅，蔣介石沒回應。①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開國大典，林彪在武漢，彭德懷在西安，他們都沒有登上天安門城樓。很快戰爭結束，開國將帥都面臨一個適應新環境的任務，林彪先在廣州後在北京休養，劉伯承主動辭去在重慶擔任的西南黨政軍第二把手的職務，來到南京擔任軍事學院的院長。在這之後，「劉伯承看電視從不看戰爭的場面，一旦電視上出現戰爭場面，他就趕緊把電視關掉」，他說打了一輩子的仗，打仗，總是要死人的，特別是在不與外國侵略者作戰，而是同國民黨軍隊作戰時，死傷的雙方．都是農民的子弟，他實在不忍看。②劉伯承宅心仁厚，堪稱「儒帥」，也應了那句名言：自古知兵非好戰。

以槍杆子奪天下，自然需付出巨大的生命代價。1946年3月23日，在四平保衛戰中．毛澤東指示林彪，要「不惜重大傷亡（例如一萬至二萬人）」，③「全力控制長、哈兩市及中東全線，不惜任何犧牲反對蔣軍進佔長、哈及中東路」。4月6日，毛澤東以中央名義致電林彪：「黨內若有動搖情緒，那怕是微小的，均須堅決克服，希望你們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覆肉搏戰鬥，殲敵北進部隊的全部或大部，我軍即有數千傷亡，亦所不惜。去冬邯鄲戰役，劉伯承、鄧小平所部歷時十日，傷亡八千，卒獲大勝，可為借鑒。」④1949年7 — 8月，「四野」南下兩湖兩廣，東北的老兵不堪南方的熱暑，僅十五兵團在9天中就熱死25人。⑤

「四野」在7月，僅病亡就有652人。⑥幾年戰爭，特別是三大會戰，雙方死傷都重，無數士兵的犧牲，成就了革命勝利的基石。

很快蔣介石就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實踐研究院」總結出國民黨軍隊失敗的原因：「我們此次失敗，並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實際上是我們自己打倒了自己。」因為我們的軍隊是「無主義、無紀律、無組織、無訓練、無靈魂、無根底的軍隊」，我們的軍人是「無信仰、無廉恥、無責任、無知識、無生命、無氣節的軍人」。

1949年的最後一天，蔣介石在日記自省：「一年悲劇與慘狀實不忍反省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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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宏濤書，第177頁。

② 王凡、東平：《紅牆醫生：我親歷的中南海往事》，作家出版社2006年l月版，第112頁。

③ 轉引自楊奎松書，第623頁。

④ 轉引自楊奎松書，第625頁。

⑤ 張正隆書，第226頁。

⑥ 張正隆書，第2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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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回顧」。令蔣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共計九點，①其中之一乃是「軍隊投機、投降」,「軍隊為作戰而消滅者十之二，為投機而降服者十之二，為避戰圖逃而滅亡者十之五，其他運來台灣及各島整訓存留者不過十之一而已。」②

國民黨馬上失天下，共產黨馬上得天下，繼而馬上治天下，中國的歷史由槍杆子翻開了一頁。

七、結論

蔣介石是一個有高度爭議的政治人物，日記顯示他又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本文不去綜論他一生的成敗，而是集中談了他在內戰後期軍事上的失敗，在那個年代，蔣介石是國民黨的最高領袖，特別是他親掌國軍「戡亂」行動，就像毛澤東為中共的領袖和統帥，親掌解放軍的軍事行動一樣，他們兩人的見識、氣局、才能對國共的興衰勝敗有決定性的影響。

不可否認，蔣介石的個性有許多缺點，甚至是非常嚴重的缺點，例如：在需要做決斷時，有時優柔寡斷，但是他確實又具有一個大國領導人的素養——有強烈的使命感，個性執著，在許多時候，也頗有戰略眼光，對許多重大問題的預測和判斷都是準確的。蔣介石也有著很強的心理素質和意志力，甚至也懂辯證法。1944年5月，華中對日作戰戰場情況緊急，他在日記中寫道：

古人以身苦心樂為修身養生之道，今余終日身勞心苦，毫無快慰可言，而又強顏悅容以應世，不亦殆乎？但終身有憂處，終身亦有樂處。天下無易事，天下亦無難事，凡事有效必有成，亦有成必有敗，今日認為惡因者，或適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獲之惡果，在昔日反認為是善因者，以此證之，無事不在矛盾之中，並無絕對之善果也。是在反求諸己而善運用者耳，何自苦乃爾。③

他就是這樣，把矛盾論和修身結合了起來。

蔣介石也是一個英雄主義者和古之聖賢欽慕者，關公是他心中的榜樣，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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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黎：《最是倉惶辭廟時：蔣介石1949年日記》，第95頁。

② 轉引自黃清龍：《大清敗前夕——1949年的蔣介石》，台北：《中國時報）2008年8月8一12日，新華社編：《參考消息》2008年9月17日轉載。

③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五（下），第5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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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中寫道：「自嘆一生不能如關公之大雅，但此心此志無不以關公之志節自勉。」①儘管已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仍堅持把西洋」科學方法」與中國的傳統思想結合起來，甚至「不合時宜」地，或「對牛彈琴」般地要求他的那些世俗化的文武官員「必須皆有哲學與修養基礎，能以聖賢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實現聖賢之宗旨」。②他對他的學生說，軍事教育應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為中心，③這句話，他從黃埔軍校，一直講到重慶，再講到大失敗之後的台北。他教導陸軍大學將官班的學員，要有「數」的觀念，注重時間和空間。蔣介石甚至不厭其煩地叮囑他的學生：「要特別注意自己的儀容、態度、精神和氣概」，④然而，他的軍隊——有文化、有儀容的軍官率領的國民黨軍最終卻戰勝不了由文盲和半文盲組成的解放軍。

1949年10月31日，為蔣介石63歲生日，他在蔣經國陪同下來到台灣宜南縣小憩，親作《六三自箴》云：

虛度六三，受恥遭敗，勿惱勿怒，莫矜英慢。不愧不怍，自足自反，小子何幸，獨蒙神愛。惟危惟艱，自警自覺，復興中華，再造民國。

他在該日的日記中還寫道：

本日為餘六十三歲初度，過去之一年實為平生所未有之最黑暗、最悲慘之一年，惟自問一片虔誠，對國家、對人民之熱情赤誠，始終如一，有加無已，自信必能護衛上帝教令，完成其所賦予之使命耳。⑤

從上述日記看，蔣介石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敗的環境下，已盡了他個人的最大的努力。他對白己要求甚嚴，將修身與政治行動融為一體，在極端困難的境況下，自我激勵，自我打氣，奔波各地，部署那些毫無希望的救黨救國的行動，也就是他在日記中所說的，「明知其不可為，而在我更不能不為也」⑥。應該說，他心目中的「保國保民」的信念也是執著的，然而，他所有的努力和辛苦皆為徒勞，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大陸江山易手，蔣介石不得不退避台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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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牽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五（下），第677頁。

②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上〕，第60頁。

③④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匆稿》卷五（下），第669頁。

⑤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第410頁；另見《蔣經國自述》，第299—300頁。

⑥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第4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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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是被毛澤東驅趕到台灣島的，他們是真正的局中之人，而蔣介石與毛澤東都認為．決定勝敗的最終原因是軍事，當然，他們也都提及軍事背後的政治等因素。1949年10月16日，蔣介石在台北的革命實踐研究院開學典禮上的講詞中明確說道：「失敗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我們軍事的崩潰」。①蔣介石的分析是正確的，但對他個人的責任卻盡量迴避，他是「黨國」的重心，以一人領黨、國、軍，對軍事失敗負有最大的責任。

蔣介石的錯誤，就其軍事方面講，有以下方面：

1，內戰之初的自大、輕敵。

2．固守以「保城保地」為中心的軍事戰略方針，致使兵力分散，被解放軍各個消滅。

3．用人看派系，缺少統帥型的將領。

4．嚴重的軍事教條主義。

5．政工工作有名無實，對體制的內耗無從解決，國軍既非「黨軍」，更非「國軍」，而是將領們擁兵自重的「私軍」。

6．保密與情報工作失敗。

7．軍隊內部無凝聚力，到了大失敗的1949年10月，蔣介石大聲疾呼：「官兵一致，生活一致」,「實行軍民合一，真正做到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武力為人民的武力」，②但為時已晚矣。次年5月16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記載：第四十五師拉夫搶劫，應解散徹辦。③然而在大陸時代，卻未見他對此類問題的嚴令制止。

在其政治和經濟、社會政策方面：

國民黨體制僵化，在大陸時代，蔣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軍政機構．用余英時的話說，蔣介石是「無效獨裁」。④

更重要的是，幾十年來，國民黨對改善民生福利做得太少，使其得不到底層民眾的支持。從蔣介石的日記看，他是知道並同情底層民眾痛苦的，他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

公務員生活窮困萬狀，妻室以產有無錢多謀墮胎者，有醫藥無費，病貧益深者。華僑在粵有鬻子女過活者，河南災區，餓殍在道，犬獸食屍，其慘狀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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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第394頁。

②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第404、405頁。

③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九，合北：中正文教基金會，2002年印行，第141頁。

④ 余英時：《序》，《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紐約：明鏡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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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聞。①

同年8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

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殘忍者二事，即背長纖上灘與提大鎚鑿石，令人目睹耳聞，悲傷難忍，如何而使我同胞永免此難，其惟改革社會，發展工業，以提高勞工生活，保護勞工健康而已，戰後急務莫過於此也。②

但是，因各種原因，蔣介石並沒有將其想法和對底層民眾的關心付諸具體有效的社會改良行動，1949年2月1日，蔣介石在故鄉溪口又寫道：

為政20年對於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著手太少，而黨政軍事教育人員，更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今後對於一切教育，皆應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未始已晚也。③

1949年10月19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今後整軍要著重解決為誰而戰的問題，他說，「要為實行三民主義……提高人民生活，減租減息、反對剝削、反對專制壓迫，……而戰，為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實現民生主義而戰」④。蔣介石有此省悟，只能說對穩定台灣有益，但就大陸而言，歷史已不復給他實踐之機會。

如果把蔣介石放在更縱深的歷史背景下來觀察，我們可以看到，蔣介石的所作所為有著比較濃厚的傳統色彩。蔣介石是從帝制時代向憲政民主時代過渡的人物，他出生在1887年，在清朝皇帝制下生活了20多年，伴隨他一生的威權主義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多少都和這種經歷有關。蔣介石的主要活動年代在20世紀，這使他的言行都有了若干現代色彩，然而他卻保留了大量的中國傳統思想。蔣介石一生尊奉曾國落，走的也是「理學經世」（理學行動派）的路線。在中年之前，蔣介石暴戾之氣很重，他發動了「四一二」政變，屠殺共產黨，以後又殺鄧演達等。而被他「逼上梁山」的共產黨，也被迫拿起了刀，逐漸成為敢於鬥爭、又善於鬥爭的「大無畏的唯物論者」。從中年起，蔣介石開始自我道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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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五（上），第306頁。

②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五（上），第364一365頁。

③ 轉引自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第341頁。

④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第403一4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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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反覆閱讀《中庸》，以後甚至還自撰有「五箴」（曰養天自樂；曰知天自得；曰畏天自修；曰事天自強；日希天自復），以儒家信條自律自奉。①抗戰後，蔣介石受到內外因素的強大的制約，許多事，如消滅共產黨，他想做而做不成。而中共的軍力在八年抗戰中已發展壯大成勢，解放軍早已不是江西瑞金時代和萬里長征時代的弱勢，尤其在戰爭中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戰略方針，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在短短几年中，就轉弱為強，吃掉了對手。

蔣介石比北洋軍閥高明的地方是他很早就知道運用民族主義的思想資源，來「復興」國家，但是他遠遜於他的對手中共，他實際上無力創造新敘述，尤其在融合西方價值、創造新概念的方面，他的能力顯得十分薄弱。蔣介石在幾十年間，說來說去都是「禮義廉恥」 , 「四維八德」，「知行合一」,「致良知」，既用之於「剿共」，也用之於「新生活運動」，以後還用於「戡亂」，完全沒有注入時代性的新內容，表現出與時代脫節的嚴重弊病。1949年8月15日，此時的國民黨政權已陷人滅頂之災，蔣介石還在日記中寫道：「自強自立之道，莫急於興學、養廉，而興學之要，在於窮理致知，實踐篤行；養廉首務，在節約勤儉，敦厚樸素；戒浪費，祛消耗；明禮義，重廉恥。」②如此這般，只能稱得上是迂腐了。由是觀之，在尚力又尚智謀的現實世界，蔣之落伍甚矣。他的軍事學「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本無錯誤，但怎麼可抵抗或消解解放軍的「翻身打老蔣」、「訴苦」等的作用呢？

國民黨是一個世俗化的黨，國民黨政權也是一個世俗化的政權，其軍隊更是世俗化的，然而國民黨的領袖和統帥卻是一個信仰上帝的政治家、軍事家兼道學家。就其個人角色而言，毛澤東更單純，他就是一位集中國農民造反傳統與列寧主義於一身的革命家、軍事家、理論家、宣傳家。毛澤東親率一個列寧主義的黨，有一套自洽的、極具吸引力的、通俗化的革命大眾主義的解釋體系，兼之有強大武裝，有正確的軍事戰略戰術，加之掌握了精巧的群眾運動的動員方式，從而有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糧草資源。蔣介石就非常羨慕中共幹部沒有私產，軍隊不用發工資，在當時的條件下，他是很難戰勝超凡脫俗的、帶有強烈理想主義色彩的中共和解放軍的。蔣介石和國民黨軍失敗乃是不可避免的。

蔣介石丟掉大陸，對於他和國民黨而言，確是失敗了，從那以後．60年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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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五（下〕，第773頁。

② 秦孝儀總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第3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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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後國共兩黨從分到合；

大陸也從「階級論」轉變到「以人為本，建立和諧社會」；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三民主義有許多重疊的地方；

蔣介石也從「人民公敵」、「獨夫民賊」、「集古今中外一切反動派之大成」變成了領導抗日和反「台獨」的一代愛國者。

再看大陸最近30年的變化和發展，又可以發現，從新的「歷史綜合」的角度來觀察，國民黨敗退台灣後，兩蔣父子的某些概念和作為還是被吸取了過來，例如：對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扶持中小民營企業、關心民生、建立一個安和樂利的社會等等，最近30年大陸差不多也是這樣。

所有這一切都有利於國家發展和增進人民福扯，隨著歷史的演進，在大陸，對蔣介石的評價以後也許還會更高一些，這或許就是歷史的辯證法，也是60年後再回顧當年那場歷史巨變的題外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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