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是怎麼樣把新加坡打造成今天這個樣子的？
很好奇新加坡獨立後怎麼從一窮二白變成了今天的地區領袖，好的不好的都可以說，先謝謝各位了。
關於這個問題，如果題主真的感興趣的話，建議去讀一讀李光耀的自傳（《經濟騰飛路：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外文出版社），裡面講述了新加坡建國之後的艱難歷程和李光耀的一些治國方針，雖然描述稍嫌簡略，不過尚可管窺坡國自建國以來經濟發展的脈絡。
新加坡自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獨立，獨立的時候是個蕞爾小島，沒有自然資源，沒有工業基礎，傳統的轉口貿易日趨式微，內部有民族衝突和暴亂的威脅，而旁邊還有隨時可以切斷新加坡供水的馬來西亞和虎視眈眈的印尼。然而在不到五十年的時間裡，新加坡不僅解決了一系列內憂外患，在經濟上完成了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轉變，更在東南亞甚至全世界獲得了與其國力並不相稱的巨大的影響力和地位。在這一點上，新加坡值得我們所有人學習和敬佩。而至於新加坡是如何取得今天這樣的地位的，這個問題太大，真要回答起來，應該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做個全面的考察。我這裡只結合個人的一些經驗，以及兩年前讀的這本書的內容，談一談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幾點，希望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1. 實用主義（Pragmatic）的執政方針
李光耀執政最大的特點，就是徹底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他既不拘泥於某一種理論或者思想，對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也不感興趣。他所關注的是，正如他自己所說，「管理剛獨立的新加坡，照顧200萬新加坡人的生計」。因為有了這樣的終極目標，才使他能在建國後專註於解決實際的問題，而不像很多其他的新近獨立國家一樣，陷入民主的亂局。在這一點上，他和鄧小平很相似，兩人都英明務實，不痴迷於宏大的哲學和治國觀念，而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在具體的政策中靈活多變，善於根據實際情況而調整。實際上，這兩人也是惺惺相惜、神交已久的好友。
李光耀的實用主義在新加坡的公共政策中一覽無餘。以英語政策為例，新加坡剛獨立時，以講閩南語和粵語的華人為主體，馬來、印度族裔各自都講自己的母語。然而李光耀為了經濟發展和吸引投資的需要，強行要求學校用英語教學，取締了傳統的華校，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南洋大學。李光耀因為這一政策備受批評。一般意見認為，從小接受英文教學的華族孩子，長大後會變得冷漠，缺乏勤勞、刻苦、誠敬等華人傳統價值觀，丟失了華人的文化傳統。李光耀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他甚至堅持讓自己的三個孩子都在華校接受小學教育。他堅持普及英語並非出自個人好惡，而是因為他認為這是對經濟發展最合理、最實用的政策，因此他敢於頂著巨大的阻力，將英語政策貫徹下去。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正是因為新加坡人大都能熟練地使用英語，使新加坡在接受國外直接投資、培訓和教育工人等方面獲得了極大的優勢，對於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功不可沒。後來到了80年代，當新加坡人已經相當富裕之後，行動黨政府又開始推廣「講華語運動」，試圖重塑華人的價值觀和文化。這並非是治國思想的反覆無常，而是因為時移世易，新的政策在新的環境下更加合理、更加實用罷了。這種政策上的斷裂性和反覆性，在新加坡的人口政策、移民政策和修建賭場（李光耀曾說過，要修建賭場，除非「跨過我的屍體」）等方面也都有所體現。這樣的政策在經濟上的成果有目共睹，但至於在社會文化層面上是否貽害更多，這就見仁見智了。
2. 富有遠見的政策
對於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也許最讓人佩服的一點是他們所採取的一系列高明的、極有遠見的政策。這其中不乏有實用主義指導思想的作用，但更多的是領導人個人的遠見和洞察力。新加坡剛建國時，由韓瑞生領導的經濟發展局提出了幾個產業發展的重點方向，包括船舶維修、化學產品、電氣設備與用具等，這些後來都被證明是極其正確的選擇。時至今日，新加坡已經成為亞洲最重要的港口服務、石油精鍊和高端電子晶元產品的生產基地。同歷史和區域地位類似的香港相比，新加坡有前瞻性、預見性地發展起來的經濟比香港自由生長的經濟在產業結構上更加合理，發展潛力似乎也更大。另外，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政策，在提高社會儲蓄率、抑制通脹的同時也解決了醫療、養老等一系列社保問題，在經濟下行的時候還能起到緩解失業壓力的作用，是公共政策成功的典範（雖然最近遇到了一些問題）。
李光耀個人的遠見卓識，從他堅持建設綠化城市、花園城市就能看出來。忘了是在書中哪裡提到過，他堅持在樟宜機場到市區的高速公路兩旁種上高大的灌木，並修建高爾夫球場，是為了讓外國的投資方、政府要員在抵達新加坡之後首先看到一個漂亮、乾淨、富裕的新加坡，使他們更願意在這裡投資。他也看到，「如果能在公共安全、個人安全、保健、教育、電信、交通和服務方面達到第一世界的水準，新加坡就會成為那些在本區域有商業關係的企業家、工程師、經理人員和其他專業人士的基地。因此，我們必須培訓人民，使他們有能力提供具有第一世界水準的服務。」這樣的道理也許人人都懂，但真能像李光耀這樣早早地預見到並通過政策貫徹落實的，可謂寥寥無幾。
3. 穩定的政治環境
做生意的人希望和穩定、可以預測的夥伴談生意，這一點對國家也不例外。為了吸引投資和貿易，新加坡需要一個極其穩定的政治環境。李光耀意識到了這一點，並且通過一系列政治、社會和種族政策來確保了這一點。
在維護社會穩定上，新加坡擁有先天的不足：它是個以華人為主體的多民族的國家，歷史上又有種族衝突的先例，兩旁是多少有些敵視華人的馬來西亞和印尼。1964年的種族暴亂的導火索即有一份馬來報紙參與。然而四十多年過去了，新加坡卻沒有再爆發大規模的種族衝突，這離不開政府的民族混居政策、少數族群保護政策和國民意識的培養，以及對種族主義言論的打壓。
在國內政治方面李光耀對穩定的追求也是不遺餘力。他對於混亂有著天生的厭惡，這也許來源於他早期反殖民抗爭時候的經歷。他自己曾回憶說，「我在野的那四年里，認識到如果領導人被逼的走投無路，就如共產黨人當時先後逼得馬紹爾和林有福無路可走一樣，政府就會有麻煩。在我擔任總理的31年里，我從來沒有忘記這一點，有不良企圖的人只對懲罰感到害怕。當他們認為你無法對付他們時，你就經常被迫施以懲罰。」對於反對黨，李光耀從來都是痛下狠手，毫不手軟。他最擅長的是通過司法手段打壓反對的聲音，不管對方是反對黨領袖還是敢於發聲批評他的外國媒體。他曾經起訴反對黨民主黨的秘書長徐順全誹謗，並把對方告到破產。他也曾經起訴《經濟學人》報道新加坡政府裙帶政治的文章涉嫌誹謗，並迫使《經濟學人》在雜誌上公開道歉。這樣堅決的打壓，使新加坡的反對黨長時間不成氣候，無法對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構成威脅。
從長遠上看，長期的一黨執政對於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有很多好處，它使得政府能做長遠的規劃，並能穩健而有步驟地實施它的政策。穩定的政治環境也吸引了更多的外資——他們喜歡和可預測的、守規則的政府打交道。僅從經濟的角度上來說，新加坡的「威權統治」是它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4. 善於學習其他國家成功的經驗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新加坡這樣建國——城市國家，沒有資源，沒有腹地，還被敵視的國家環繞。新加坡的成功沒有先例可循，但李光耀卻善於從其他國家吸取成功的經驗並迅速地應用到國內。新加坡剛建國時，安全防衛成為首要問題。為了組建一支可靠的軍隊來抵禦馬來西亞可能的入侵，李光耀參考當時境況相似的以色列，決定實行全民兵役制度，並聘請以色列的軍官來協助訓練組建國民軍隊。於是直到今天，新加坡跟以色列一樣，反而成為了本區域的軍事強國。
李光耀在另一些方面也曾向以色列取經。從馬來西亞分離出來之後，新加坡失去了這個最大的資源產地和外銷市場，當時又無法與敵對的印尼貿易，於是決定效法當時的以色列，跨越區域，直接與美國和歐洲貿易和洽談投資。這項策略也被證明是成功的：時至今日，新加坡已經成為美國在亞洲的第一大投資目的地，眾多跨國公司的亞太總部也設在新加坡。
上個世紀80年代，李光耀又向日本的企業學習，推展生產力運動，著重提高新加坡工人的生產效率。日本生產力中心為新加坡提供專家、培訓獎學基金、訓練材料、儀器和軟體。李光耀的職總秘書長德萬·奈爾仿照日本的工會制度，把工會聯合總會改組為產業工會，有效地改善了勞資關係。
也許因為新加坡太小，反而方便了管理，從外國吸取的經驗往往能夠迅速地貫徹實施。這也是新加坡為數不多的天然優勢之一。
啰啰嗦嗦寫了這麼多，最後總結幾句。新加坡剛獨立時只是個貧困的小島，但它卻在一代人的時間內發展成為國際大都會、金融中心、花園城市和亞洲四小龍之一，這其中固然有天時、地利的原因，但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人」的因素。我一直避免把新加坡的成功稱為一個「奇蹟」，因為它並不是。奇蹟是由超乎人類能力之上的因素所決定的，而新加坡的發展軌跡，我覺得更適合被稱作一個「可複製的模式」。新加坡是如何成功的，這種成功的經驗是否可以移植，這樣的問題應該值得今天中國的政策規劃者反覆思考。
先寫到這裡，想到什麼再補充。
轉：李光耀的實用主義與新加坡的經濟變遷
張軍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地理與城市規劃系助教授
自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以來，李光耀就出任政府總理，直至1990年卸任總理轉任內閣資政，到2011年才完全卸任。李光耀站在新加坡政權的巔峰長達52年。無怪乎他的名字幾乎已經變成了新加坡的代名詞。當然他也是一個頗受爭議的政治人物。無論如何，最為李光耀贏得聲譽的顯然是在他的領導下新加坡驕人的經濟成長。他接手時，新加坡的年人均GDP僅為500美元左右，現在已經超過5萬美元。因此，所謂新加坡模式早已成為世界各地學者和政府爭相研究和效仿的對象。李光耀在其自傳當中和各種公開場合反覆表達自己是個實用主義者。如果有一個詞可以概括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策略和變遷軌跡，或許也應該是實用主義。儘管把一個國家的經濟變遷與某個領導人的個人理念聯繫起來會有很大的困難，也難免失之偏頗，但李光耀和新加坡的確為我們提供了進行此類分析的一個珍貴案例。
李光耀的實用主義
李光耀是一個舉世聞名的實用主義者。他說：「我未接受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等人的指導，我只對在現實中行得通的事情感興趣」。他關心的是解決人們實實在在的問題：工作掙錢、衣食住行、 生兒育女。他既看不上空頭理論家也不屑於取悅大眾，只是固執己見，堅持去做為自以為對的事情。他一直強調要保持現實、務實的頭腦，不要被理論束縛和限制住。
雖然實用主義貌似反理論，但它本身也是一種有自己的實質性哲學根基的理論。當然每個實用主義者都可能各不相同。這與一個人深層的信念結構有關。一般而言，實用主義者只對給定單一目標下不同手段的正當性和有效性的審視及其選擇感興趣，但是往往拒絕或忽略對目標本身的正當性、以及多重目標與手段之間的複雜關係進行深層次的審視。
這裡我並不打算去評價李光耀個人的信仰和信念，只是試圖去分析他的信念和意志如何會與他治國的理念和政策的取捨相關聯，特別是經濟方面的。李光耀宣稱自己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無神論者，而是個不可知論者，也就是說他對神的存在既不否認也不承認。在李的身邊不乏基督徒和其它宗教的信徒。尤其晚年面對卧病在床多年的愛妻柯玉芝時，他也曾對宗教信仰有過嚴肅的思考。他也聲稱自己因此更加看輕塵世的一切榮耀與成功。但顯然從他的各種表述來看，他始終沒有個人化的宗教經驗，而且事實上是個達爾文主義的無神進化論的信奉者。所以他根本上相信人沒有靈魂，而只不過是物質的存在。因此，他的思想里沒有英國傳統背後的猶太－基督教思想中人人被造平等的觀念，沒有人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被愛的個體尊嚴觀念。他也不會像康德一樣認為每個人都有終極的價值，因此每個人都是一個最高的目的而不可以被當作別人的手段。他認為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都始終在進行著如同動物世界裡的生存競爭，而只有適者才能生存，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治國理念上，他接受的似乎是密爾的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的整體主義效用觀。在這種觀念之下，個人的效用在必要時應該為集體讓路，個人自由通常也只具有有限的工具性價值，而難以成為終極目標 。在諸如「電車難題」之類的倫理困境下，他基本上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用一個人的生命換取五個人的生命。所以，即便很有可能李光耀確實一生為新加坡鞠躬盡瘁，每時每刻都在希望改善新加坡人民的福祉，他也必須在不同的價值和不同的人的價值之間做取捨。而他的個人信念和意志必然會影響他在公共事務上的選擇。
李光耀贊同追求自由公平社會的理想，但從來不認為人在智識上是平等的。相反，他相信人天然地就有天才、普通人和傻瓜之分。而且他相信正是那些接近天才的人和在普通水平之上的人最終決定了未來的事情。李光耀非常相信基因決定論是眾所周知的，甚至認為新加坡人的基因不夠優秀。正如他在1978年與鄧小平的對話中所表明的：「新加坡的華人都是從廣東、福建來的家無寸土、目不識丁的苦力後代。中國有的是留守的文人學士，就是說中國的華人能力更高」。這個信念是他精英治國論的來源，當然他也非常看重教育能給人帶來的改變。 據說他對先天和後天的看法是七三開。因為先天不可改變，所以他仍然極其看重這後天的三成。他不僅認為人類不平等，而且不平等的人類始終處於達爾文所描繪的極其激烈的生存競爭中。國與國之間也是如此。他認為國家的競爭首先取決於有高效運作的制度和領導團隊，正如他自己和新加坡的成功所示範的那樣。在這個前提下，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倡導機會均等的自由主義者。同時，他也認為有必要對現狀不佳的失敗之人施以適當的悲憫之心，以免他們在困境中越陷越深。但這種悲憫之心常常是十分有限的，他可能更傾向於認為那些現狀不佳之人或是咎由自取，或是先天不足，或者說忽略他們是社會或者國家進步必要的代價。
李光耀認為人性本惡，必須加以限制，制止惡的一面。他說人類雖然已經征服了太空，但還沒有學會如何征服自身的原始本能和情緒。他不大相信儒家的性善論，也不認為人的天性和本能能夠改良，但認為可以通過規訓和管教得到克服。他會看到人性之惡，但會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甚至整個精英階層排除在這個分析之外，並不會做太深的反省，而更多的認為自己是高尚的，至少自己的目標始終是高尚的，哪怕有時候手段不是那麼高尚，它也可以因為目標的高尚性而得到豁免。他在2010年《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說，「我並不是說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但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於高尚的目的。我必須做一些令人不悅的事情，比如把某些人未經審判就關起來。」所以他的觀念里並無普遍原罪的概念，對於可能的精英之惡以及必要的制度制約也缺乏足夠的警惕。可以說，在人性問題上，他的信念近乎儒家和基督教的合體。這也可以部分解釋李光耀治國的家長製作風。
李光耀多次強調他的性格、家庭和經歷對他的思想歷程的影響。李光耀1923年出生在新加坡一個第三代中國移民的家庭里。他的成長過程滲透著濃厚的英國影響。李光耀中學就讀於一所新加坡的英國學校，不過在1942年日本佔領新加坡後學業被打斷。 戰後，李光耀來到英國，先是短暫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不久轉入英國劍橋大學攻讀法律，並以雙重一等的優異成績畢業。在英國生活學習期間，他是英國廣播電台的忠實聽眾。他還曾經為一位大學朋友競選英國議會議員助選。1950年回到新加坡後，李光耀成為一名知名的工會律師。1954年，李光耀與志同道合者創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並成為該黨首任秘書長。
英國對新加坡的殖民早在1819年就開始了。 對英國殖民政府的觀察，讓李光耀看到了如何相對文明地、溫和地治理國家。可以相信，他對英國傳統中對個人自由的重視、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對程序正義的恪守有相當的了解和認可。這至少使他部分區別於其他的東方專制主義者，也應該是新加坡採納英國議會制民主政體架構的原因。當然，在他不願意接受某些西方價值觀的時候，就會用儒家或亞洲價值觀來為自己的實用主義辯護。1942年日本軍隊突然佔領新加坡，趕走了英國人。在三年半的時間裡，李光耀曾在黑市做過買賣，也用掌握的英文服務於日本的宣傳部門。他也差點被孽待而喪命。在日軍的殘暴統治之下，他見識了日本人是如何運用權力的。 他看到了權力的意義，看到了權力、政治和政府的密切關係。他看到了人性之惡，也看到了皮鞭和鐵腕對於管理社會對有效性。這個經歷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解釋他對嚴刑峻法、重刑重罰的推崇。他認為自己經歷了這個艱難抗爭之後更加看清了人類的本性，意識到了一個文明社會是何等脆弱，看到了人類社會隨時可能倒退和崩潰的巨大風險，因而也更加需要鐵腕。他認為自己與同僚是經過殘酷的達爾文式的「自然選擇」過程考驗的倖存者，因而比年輕一代有更加強烈的生存本能和生存智慧。
新加坡是在新馬合併後又分家的特殊情況下，取得獨立。1965年8月9日，馬來西亞國會宣布將新加坡驅逐出聯邦。李光耀為此非常難過，罕見地在公眾面前流淚。新加坡當時只是一個不足兩百萬人口而且種族多元的小島，沒有資源，沒有腹地，也沒有共同的語言文化和價值觀，所以他認為新加坡根本不具備成為一個穩定和繁榮的國家的基本要素。這樣的一個「原點」 導致了李光耀的觀念中以及新加坡的文化中與生具來的危機感，也是李光耀和新加坡奉行實用主義的重要淵源。 但是當這種危機感被政府幾十年如一日地反覆地敘說，哪怕是在新加坡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之一的時候，它顯然已經成為一種政府獲取其正當性的工具性話語。與此同時，「怕輸」（閩南語發音： kia su）也成為新加坡文化的一個重要成分。於是，李光耀對鐵腕政治和嚴格的社會控制的信奉就更加容易理解。他認為有必要採納西方的法律制度及法治觀念，但是隨時願意為了某種足夠大的實用的目標而犧牲部分的自由、民主或人權。這些理念既充分地反映在新加坡的經濟策略和制度上，也是影響新加坡經濟變遷的決定性力量。
新加坡的經濟實用主義
獨立之後的新加坡何以「絕處求生」？ 李光耀主導下奉行實用主義的新加坡政府給出的答案是：將新加坡打造成一塊吸引國際投資者的樂土 。在謀求經濟發展之外，另外一個算盤就是通過吸引歐美投資者來間接獲得歐美強國對新加坡的保護。鑒於薄弱的國內技術和產業基礎，新加坡的領導者們認為，要把轉口貿易商和各類小商小販轉型為一個產業型的企業家階層並且有能力在國際上競爭，那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追逐取悅國際資本從新加坡立國的第一天起就成為發展經濟的首要目標。他們根本沒有考慮發展民族產業或搞什麼本土創新。出於這種實用主義的緊迫感，李光耀對左派的跨國公司剝削論完全不以為然。他說：「我們沒有原料可資剝削，只有勞力，沒有其他人要剝削勞力，所以有何不可，他們要剝削就隨他們去吧，非常歡迎！事實上，我們逐漸推翻了把外資視為剝削的發展經濟學派理論，我們沒有立場去煩惱那些理想高遠的理論，我們要生活， 這就是謀生的一種方法」。
新加坡最成功的招商引資案例就是1982年吸引當時美國初出茅廬的硬碟製造商希捷（Seagate）。希捷經過篩選把投資地點縮小到三個：香港、南韓和新加坡。他們之所以選擇新加坡，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的優惠條件和積極配合。當然還有新加坡訓練有素、安分守己、性價比優良的勞動力。希捷的管理人員說：「我不認為當時香港具備幫助我們這樣一個小公司的基礎設施條件。相比之下，新加坡經發局的領導親自到機場迎接我們，他們帶我們去看各種各樣的製造工廠並且和這些企業的高管對話。」 新加坡推出了一系列的細緻入微的扶持政策，幫助希捷實現技術創新升級，促進希捷對僱員的技能培訓，以及對本地配套企業的技術和資金和研發的扶持。其他的主要硬碟製造商邁托（Maxtor）, 西部數據（WesternDigital）等跟著希捷接踵而至，新加坡很快形成了完整的硬碟製造產業鏈，從此成為幾乎與美國同步的、全球頂尖的硬碟技術中心。在新加坡的成功發展也成為希捷在全球激烈競爭的硬碟業中笑傲江湖的關鍵。如今，全球硬碟廠商也已經從最初的250家左右變成希捷、東芝、西部數據三足鼎立，其它的都被掃進了歷史的墳墓。在鼎盛的90年代中期，新加坡的硬碟業僱傭了超過35000名僱員，產值超過200億新幣，佔到新加坡GDP的15%左右，成為新加坡經濟起飛的一步大棋。近年來，希捷和其他的主要硬碟製造商都已經逐步關閉在新加坡的製造工廠，並轉移到泰國、馬來西亞和中國。但是，通常他們仍然把亞太地區總部、品牌開發和設計中心等高端業務留在新加坡。
新加坡迅速嘗到了招商引資的甜頭，甚至變成了招商引資的大師。目前駐紮在新的大大小小的跨國公司超過25000個，其中10000個以上來自北美、歐盟和日本。 外資基本上貢獻了新加坡一半的經濟產出。經濟發展局(EDB)是新加坡招商引資和貿易促進的操盤手。成立於1968年的裕廊集團(JTC)，則專門用來開發和管理新加坡的工業地產。裕廊集團主導開發並管理著新加坡大大小小數十個工業園和科學園，包括著名的裕廊工業園和2000年開始的生物科技園Biopolis, 引領新加坡進軍生物醫藥技術。在電子信息產業之後，生物醫藥科學集群：生物科技、醫療技術、健康服務、製藥開始成為新加坡招商引資的主攻方向。逐漸地，通過中新蘇州工業園、中新天津生態城、中新廣州知識城等合作項目，新加坡開始把他們的造園和招商引資技術「出口」到中國以及其它國家，並且在國外「借地」賺錢。本人在2012年帶學生參觀新加坡裕廊石化工業園，實在嘆為觀止！7個填海島、32平方公里、95家公司、4大煉油平台，日均煉油能力133萬桶，化工業產能超過新加坡製造業1／3。這裡聚集了各種高危險、高污染石化工業，但一切整潔有序。重化工園區做得跟生態公園一樣乾淨漂亮。空氣質量跟市區幾乎沒有區別。新加坡對石化項目的環保標準之高、之苛刻，幾乎只能用變態來形容。但也正因為此，全球石化巨頭比如陶氏化學、道康寧、德固賽、杜邦、殼牌、美孚石油等，幾乎每家公司都組織了精兵強將過去在那裡投資建設煉化基地。之所以如此，就是要向世界證明他們有能力達到新加坡的苛刻標準。
許多人以為新加坡經濟不自由，但事實上新加坡在全球經濟自由度方面排名長期名列前茅。在《經濟學人》的全球商業環境排名中，新加坡甚至連續多年奪冠。新加坡最大的吸引力就在於經濟的高度開放，政府對外資和本地企業一視同仁，嚴格的產權和契約保護，廉潔高效的政府，穩定的政治環境，優惠的稅收，良好的基礎設施，訓練有素的勞動力，自由的移民政策，以及越來越國際化的生活環境。新加坡在社會秩序、安全、政府廉潔以及司法公正等方面一直排名靠前。就國際社會的認可而言，觀察和促進世界各國法治發展的著名機構「世界正義組織」(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對新加坡法治狀況的評價頗為客觀且具有相當代表性。該組織以九個指標來衡量世界各國法治水準：（1）受限制的政府權力；（2）沒有貪腐；（3）秩序與安全；(4) 基本權利保障; （5） 開放的政府；（6）法令執行力度；（7）民事訴訟權利保障；（8）刑事權利保障；（9）非正式途徑的爭議解決保障。2012-13年世界正義組織的「法治指數排名」報告指出，新加坡除在向公民提供「秩序與安全」保障方面名列世界第一外，在四個其他領域排名世界前十。因此，新加坡營造了一個高度親商的環境，對於跨國公司和他們的高管來說，在新加坡做生意和工作生活確實是近乎人間天堂，幾乎不可能更好。
新加坡確實法治嚴明，基本做到了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本人的親身體會，這種公事公辦、說到做到、說一不二的態度甚至已經滲透到新加坡人的文化和潛意識，甚至讓人覺得不近人情。但這一點是非常重要，而且幾乎任何其它發展中國家都沒有能力模仿的。這裡無法做詳細的解釋，但可以概括如下幾點：1) 新加坡的執政黨是面對選民實實在在的壓力的，因為新加坡的議會確實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儘管一黨獨大，但仍然有組黨和投票的自由；2）超過百年的英國殖民統治為新加坡留下了英國法治的基本架構和傳統；3）在一個委託代理鏈條很短的小國，只有作為最高權威的領導人信守承諾、身體力行，制度的建立並非難事；中國的一個有威信的縣委書記如果真想迅速改變縣政府的官僚作風也不會太困難；4）優厚的待遇和真正有威懾力的嚴刑峻法構成了蘿蔔加大棒的有效激勵；5）熟人社會和關係網路可以加強正向激勵，雖然在相反的環境中也可以加強負向激勵；6）新加坡的民眾還是有相當的信息獲取的自由，今天新加坡的網路基本上也沒有任何的過濾。
不得不提的是，外資在新加坡也大大得益於壓制性的勞工政策。1968年人民行動黨在大選中獲勝之後，通過了《僱傭法》和《工業關係法》的修正案。他們認為過去英國留下的法律對工人沒有的約束力，工會的權力過大，不利於提高生產率，也不利於吸引外資。修改後的勞動法使得僱主可以自由地僱傭和解僱工人。大大削弱了工會和工人的權利，增加了僱主的權力並減少了僱主的義務。從此，工人罷工受到高度限制，也不允許在政府主導的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National Trade Union Congress-NTUC)之外獨立設立工會。工資設定也必須由政府主導。李光耀本來是工會律師出身，他也一直強調政府與工會的共生關係。但事實上新加坡對勞動者的保護遠低於西方的標準。新加坡的平均工資水平一直明顯低於它的經濟發展水平，而且拒絕設立最低工資。自由的移民政策進一步讓底層的工資始終保持在低位。但對於李光耀而言，這一切都是為創造和平穩定的勞資關係、實現招商引資的大戰略所必須的。他說：「為了生存，我們只有一個簡單的指導原則，那就是新加坡（的勞動力）必須比區域內其它鄰國更堅固耐久，更組織嚴明，更有效率。」
1960年代，為了快速工業化並解決就業問題，在招商引資的同時，新加坡採取了以政府為主導，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經濟方針。當時新加坡的一些基礎產業，如交通運輸、造船業，都是由政府出面興辦的國有企業，當地稱為「國聯企業」。到70年代初，國聯企業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和高科技產業發展。石油危機後，新加坡利用其特殊的戰略位置，開始發展原油加工業。1977年由政府出資成立新加坡石油公司（SPC），不久又建立新加坡化工集團（PCS）。與此同時，政府還投資興建了一批高科技的電子和計算機產業。在1974年，新加坡政府決定由財政部負責組建一家專門經營和管理原國家投入到各類國聯企業的資本的國家資產經營和管理公司。這家公司就是淡馬錫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 。
由於自成立以來到2004年9月為止從未公布過財務報表，因此被認為是新加坡最神秘的企業之一。該公司掌控了包括新加坡電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銀行、新加坡地鐵、新加坡港口、海皇航運、新加坡電力、吉寶集團、萊佛士飯店、新加坡報業控股和新傳媒，幾乎囊括了所有新加坡最重要、營業額最大的企業。2002年，當時的副總理、現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之妻何晶被任命為淡馬錫控股執行董事兼CEO 一度引發爭議。淡馬錫目前有將近500人的投資隊伍，掌控將近2000億美金的資產，2013年凈收益達150億新幣。與淡馬錫並駕齊驅的另外一家主權基金是成立於1981年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成立之初由李光耀親自擔任主席。其主要任務是管理新加坡的外匯儲備，跨出新加坡國界向海外大舉投資。 這家公司更為神秘，長久以來外界對其幾乎一無所知。 由於關係到國家利益，公司的管理層、內部結構、管理的資金、在海外的運作以及業績等都諱莫如深。但為了應對越來越大的挑戰，同時吸引全世界的人才，GIC近年來逐漸露出了真面目。據估計它掌控的資金甚至超過淡馬錫，達到3000億美金左右。淡馬錫和GIC在中國大陸都有很多的投資，而且跟高層有著密切的關係。GIC還是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發起股東之一。雖然李光耀反對外界「新加坡更像個大公司」的說法，但這兩家巨無霸的金融公司加在一起幾乎完全掌握著新加坡的經濟命脈。而且，對於信奉自由市場的人，新加坡如此普遍的國有企業簡直是赤裸裸的社會主義。但是，信奉實用主義的李光耀，並不在乎別人把新加坡看成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正如他不在乎別人對他過於親商的新自由主義作派的批評。而且，至少從可獲取的信息渠道來看，淡馬錫和GIC都有相當好的業績和資金回報，長期被各種國際評級機構給予AAA的最高評級。
新加坡的城建實用主義
對於新加坡這個單一城市國家，協調經濟增長與城市建設的關係， 無疑是重中之重。而且新加坡自治之後，面臨嚴重城市問題：住房短缺、過度擁擠、遍地的貧民窟、衛生條件惡劣，傳染病蔓延等等。主導新加坡城市建設的是三駕馬車：市區重建局（UrbanRedevelopment Authority：URA）、建屋發展局（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HDB)，陸路交通管理局（Land Transport Authority：LTA）。但新加坡城市建設能夠得以開展，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它強制性的征地政策。新加坡獨立之後，政府面臨土地供應的瓶頸，特別是住房改造搬遷和產業化項目用地。1966年適時推出的《土地徵用法》為政府強制征地大開方便之門。這個法案使得政府城建的三駕馬車，可以以低於市場的價格，獨立征地、強行征地、快速征地。在政府規定的緊急情況下，政府可以在征地通知七天之後就佔地，甚至先佔後征。它規定征地前七年內任何由於政府修路、水電氣供應、教育、娛樂、社會設施等等的提供所帶來的土地增值，都必須被排除在征地補償之外。一切征地補償糾紛都通過政府設立的一個專門的上訴委員會進行短平快的處理。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新加坡政府所有的土地從1/3增加到了3/4。這種強制性的征地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有效的避免了土地投機炒作，大大地降低了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公共住房和城市更新的成本，並且為政府提供了滾動發展的資金，因此也可以算作是新加坡版本的「土地財政」。政府可以徵用小的地塊進行整理和整合，然後再出讓給私人或開發商讓他們按照城市規劃來發展。但是，因為補償的標準遠低於市價，被征地的業者常常很不滿意，但又完全沒有跟強勢的政府討價還價的能力。這個當然跟當今中國的情況有些類似。
有了新的征地法，三駕馬車相互配合，可以對新加坡的每一寸土地實現精確的控制，讓土地利用和城市規劃有效地為政府的政治目標服務，尤其是經濟發展的目標服務。這樣才使得大規模綜合性的城市規劃統籌成為可能，比如組團式的多中心建設。新加坡的城市規劃按照市中心——次中心——副中心的結構將全新加坡劃為50多個小區進行建設，組團和小區中布局合理，功能齊全，兼有就業、交通、購物、休閑、居住等功能，居民就近就業，消費，儘可能減少對城市中心交通的壓力，緩解上下班交通擁擠窘境。在此基礎上，對綠化的高度重視和對交通的嚴格管制共同將新加坡造就為聞名遐邇的花園城市。近年來新加坡的規劃理念更加受到Richard Florida等人的吸引創新階層的理念的影響，全力將新加坡升級為吸引各類高級白領的娛樂場。這也成為新加坡招商引資戰略的升級版。但是這種高度集約化、精確化、系統化的城市規劃建設，離開了新加坡政府高度的社會控制和資源整合能力，在別的城市想要複製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這種政府主導的城市規劃和建設，儘管事後來看或許很有效率，但其執行過程往往是違背程序正義以及對私有產權的保護的原則。
住房安排永遠是是城市規劃建設的重點。李光耀一上台就把大眾有房看成是他首要的政治任務。李光耀說，全世界所有的選民首先都傾向於投反對黨的票，怎樣讓自己不落選呢？他認為當人們沒有財產的時候，就容易去參加街頭暴亂。當人們有了房子的時候，他的命運就和國家聯繫起來。沒有房子的時候，願意投善於嘩眾取寵之人的票，有房子的時候，就想要把票投給能夠讓房子保值增值的人。1959年李光耀執政之後，馬上提出了公共住房計劃，成立了建屋發展局（HDB），讓大部分新加坡人都可以住進他們興建的組屋。這個就是新加坡著名的「居者有其屋計劃」。執掌此項目的新加坡建屋發展局融合了政府機構和開發商雙重角色，負責買地、拆遷、規劃和設計，基本上除了請承包商來建造外，負責所有事務。到80年代末就有近 80%的新加坡人住上了自己購買的組屋，今天這個比率仍然基本未變。各種補貼之下，組屋價格應該算得上合理。這使得幾乎每家每戶都可住到自己買的房子，又不必成為房奴。對於最貧困的一部分人，政府幾乎是偷偷地、免費地把他們塞在組屋的某個不為人知的角落，以降低社會影響。這樣也就消滅了流浪漢。因為管理嚴格，基本不可能靠炒房賺錢。商品房市場仍然存在，但只限於15%左右住戶，漲價也跟絕大多數人沒關係。 此外，政府組屋的一個特色是按比例把不同種族的住戶分配在每一個住宅區， 打破原先不同種族仍各自聚居的社區格局。這樣可以有效地加強種族和諧，強化國民對「新加坡」的國家認同，進而為「維穩」做貢獻。與此同時，身背房貸的工作者也必然會勤奮工作，可謂一石數鳥。
與住房安排緊密聯繫的是新加坡獨有的綜合性社會保障體系——中央公積金制度(CPF)。這個制度涵蓋廣泛，包括儲蓄、養老、住房、醫療、教育、投資等等。這種制度其實是一種強制儲蓄，個人與僱主存下的數目加上利息，即為最後所得，政府並不提供多少福利。雖然政府對公積金幾乎沒有貢獻，但公積金也給政府提供了一個方便的財源，可以用於基礎設施和重點項目的建設。所以，這其實是一種精明的反福利的福利制度。李光耀在建國之初就聲稱，他的政府不搞施捨，不會建立西方式的福利國家，因為新加坡養不起、也不願意養「懶人。2010年《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曾經諷刺新加坡的保姆國家是個摳門的保姆, 因為即便都開始建賭場了，新加坡仍然不改它反公共福利的立場：在新加坡福利幾乎就是懶惰和浪費的代名詞。 除非極端情況，老年人要寄望於從他們的子女而不是政府獲得救濟，退休的父母甚至可以起訴他們不盡贍養義務的子女。這從西方的價值觀來看是不可思議的。但新加坡政府反擊說新加坡不能夠也不願意變成歐洲式的福利國家。但是另一方面，李光耀也自命為「社會主義者」，認為有必要對國民收入進行適當的重新分配，在教育、住房和公共衛生方面提供津貼，照顧弱小群體，「以抵消自由市場競爭下出現的極端後果」。這就再次顯示了他一貫的、反教條的實用主義立場。
新加坡的教育實用主義
在英國殖民時期，英語成為新加坡的行政、法律以及商業語言。1959年新加坡獲得自治以及1965年獨立時，政府決定保留英語為主要語言，以便融入全球經濟，同時以英語為通用語作為多元種族之間的橋樑。1960年代末，整個新加坡開始推行將英語作為教學語言，包括華語在內的母語為第二語言的雙語教育政策。到1970年代後期，新加坡幾乎所有學校都已經改用英語為教學語言。政府又推行了簡化字並發起了說普通話的運動，限制各種漢語方言(如老一輩移民普遍使用的閩南、潮州、客家方言)的使用。雖然有人仍然倡導學習方言，李光耀認為為了保留方言而犧牲英語和華語普通話的使用是愚蠢的。這就使得新加坡跟中國大陸的對接尤其方便。新加坡華人可以自如地在中國做生意和學習，而中國人到新加坡即便不會說英語也仍然可以工作和生活。
1980年，李光耀關閉了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南洋大學，並將其與新加坡大學合併成為一所以英文為教學媒介語的新加坡國立大學(NUS)。雖然對於華裔子女，華語作為第二語言也得到了保留，但相對於英語，華文教育在新加坡一落千丈。但新加坡因此也成為亞洲英語最好的國家，儘管有著濃重的口音。李光耀對雙語教育的執著推行也是實用主義的，特別是有經濟方面的考量。李光耀說，有些人「固執地把語言、文化和生活當成人生的全部，但我是個實用主義者，知道單靠華文你是不可能在新加坡過活的」。他在接受《國家地理》雜誌專訪時說：「我們吸引大批半導體廠商來新加坡設廠，使新加坡成為生產電腦和電腦周邊產品的大規模中心，這些跨國廠商來自日本和歐洲各國，他們都講英語，所以受華文教育者吃虧了，而因擔任較低的職位與領取較少的工資，他們都很不滿意。」 可以說，英語成為新加坡的第一語言，對於新加坡人的國際交往溝通以及吸收以英語為主導的國際先進的知識和文化，是至關重要的。否則，即便新加坡招商引資的成功也將大打折扣。當然，對於批評者來說，新加坡人可能中文丟了，英文也學得不夠好。既丟掉了自己的族群和文化的根基，也沒有辦法有效建立新的文化和身份認同。但是支持者可以說新加坡做到了兩者最佳的平衡。
李光耀的實用主義雖然相信人先天稟賦的差異，但更相信後天教育對人的塑造。所以，新加坡在教育方面可謂不遺餘力，絞盡腦汁。南洋大學和新加坡大學合併成立新加坡國立大學之後，1981年，新加坡政府在南洋大學校址成立南洋理工大學（NTU），為急速騰飛的新加坡經濟培育工程專才。在新加坡經濟發展最為重要的二十年里，可謂NUS和NTU兩所公立大學並駕齊驅。新加坡政府不惜重金，並且通過嚴格規範的程序，為這兩所學校聘用國際一流的教授並給予優厚的待遇和慷慨的研究資助，以此來提升教學科研水平和國際知名度。其效果可謂立竿見影。NUS和NTU的大學生，可以說已經得到了遠比北大清華更好的教育。當然，以「短平快」或者說急功近利的實用主義套路，可以把一個不入流的大學迅速提升到國際二流水準，但要做到國際一流幾乎是不可能的，或者可能恰好是進一步提升的直接妨礙。如果僅以數字來度量學術，以物質來激勵學者，結果可能適得其反。
在教育方面，新加坡可謂對自己的「崇洋」毫不掩飾，並且引以為傲。1998年開始了國際級別大學（World Class University）項目。 NUS藥學院與杜克大學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合作辦學，工程和計算機學院與麻省理工合作辦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與斯坦福大學合作。 2012年開始，NUS和耶魯大學聯合設立本科文理學院（Yale-NUSCollege），這也是耶魯大學在其300年歷史中合辦的第一個學院。2000年新加坡說服了法國的精英商學院INSEAD在新加坡建立了自己全球第一個海外校園。2000年新加坡又成立財經類的新加坡管理大學(SMU)，與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沃頓商學院與卡內基梅隆大學 合作。2012年，新加坡的第四所公立大學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SUTD）開學，同麻省理工學院和中國浙江大學合作。
如今，新加坡將近30%的高中畢業生可以進入公立大學學習，比例基本與多數最發達國家相近。其餘的也大多可以升入新加坡的5所理工學院(Polytechnic)和三所工藝教育學院（ITE College）。新加坡的大學教育可謂完全融入了英語世界，而且絕大多數本科生都有出國交換學習半年的機會。新加坡可謂找到了一條平衡精英與大眾教育的道路。儘管在教育普及方面成就斐然，他們仍然極其重視和崇尚精英教育。跟中國人一樣，新加坡人也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教誨在華人心中根深蒂固。新加坡有一套獨特的「天才教育」制度，就是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物色、選拔、培養「小天才」。 新加坡成績最好的學生，基本上不會在國內讀大學而是像李光耀家族一樣直接進入英國牛津劍橋或美國的「藤校」，而新加坡最優秀的大學本科生也基本上會到這些學校讀研究生。而新加坡政府和執政黨通過自己掌握的行政和經濟資源，幾乎壟斷了新加坡的人才培養和遴選渠道，並以「精英主義」為號召，將絕大多數人才納入到體制內。相形之下，反對黨很難延攬到本地公認的精英人才，其能力不能得到本地選民信任。所以，教育和經濟政治都是一盤棋。
新加坡的教育實用主義一方面表現在他們竭力從英語世界獲得最好的師資，另一方面他們則竭力從中國大陸獲得最好的學生。1992年開始新加坡和中國政府合作設立中新獎學金項目。這個項目共有三類。第一類稱之為SM3 (Senior Middle3)，從中國（除了清華北大之外的）30多所重點大學的本科入學新生中進行選拔，直接到新加坡讀大學。除了免學費，還提供生活費、機票、醫保、安置費等等，畢業後需在新加坡至少服務六年，否則要求退賠。而這些學生只能在新加坡大學攻讀相應規定的科學和工程學類專業，不能修讀商科、醫科和社會科學等其他學科。另外兩類設置也是類似不過年齡更小，SM2 (Senior Middle 2) 針對中國部分重點高中的高二生，JM3(Junior Middle School 3)則針對中國優秀的初中生。我在新加坡工作六年，認識一大批這樣的孩子。奉行實用主義的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希望他們最好能夠畢業後留下來為新加坡服務並且變成新加坡公民。這樣既可以提升國民的素質，甚至還可以更新國民的基因。同樣，還可以彌補新加坡華人生育率低的缺陷，保持華族人口80%左右的比例不變，從而維持政治的穩定。當然，如果他們選擇退錢走人，新加坡政府也不算太吃虧。
新加坡的移民實用主義
新加坡建國之初，人口不足200萬，現在本國公民有330多萬人，但是常住人口將近550萬, 持永久居民身份的約53萬。也就是說，除了大量已經入籍的，新加坡的外來人口佔總人口的40%，外來勞動力佔總勞動力的比例也差不多。這麼小、這麼發達又這麼高度依賴外來勞動力的經濟體，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新加坡華人的總和生育率已經接近全世界最低的1.05, 即便最高的新加坡馬來人也只有1.66（2013年數據），遠低於人口替換所需的水平。要保持經濟的活力和成長，這個小國必然越來越依賴於外國勞動者為其提供建築、餐飲、清潔、家務等底層服務，以及金融、法律、管理、教育、科研等方方面面的「高端」專業人員。因為新加坡地方小且有精細的管理系統，所以從不擔心非法移民。因此，新加坡對外國勞動力可謂門戶大開。而且已經成功地吸引並留住了相當一部分外國地優秀人才，成為新加坡核心競爭力地重要部分。甚至可以說，新加坡的招賢引才比招商引資更為重要，而且二者是相輔相成的。
新加坡對外來勞動力的「歧視性」待遇幾乎是不加掩飾的，當然這也完全可以說是任人唯賢、按「質」論「價」。對於高端的人才，新加坡可謂求賢若渴，待若上賓。持工作準證的高收入外來勞動者可以得到與任何發達國家相近的優越待遇，並且在社會上受到很高的尊重。而底層的外來勞動力在新加坡即便與他們在本國地境遇相比，改善也相當有限。對他們，新加坡既沒有最低工資保底，也沒有多少福利可言。當然，他們仍然是自願到新加坡打工的。底層外勞，尤其建築工人的生存環境往往相當糟糕，連越來越多的新加坡人都開始為他們鳴不平。成千上萬的、大都來自中國大陸的建築工人常常居住在被有些人戲稱為「集中營」的零時簡易宿舍區，而且因為「擾民」和周邊的本地居民常有衝突。
新加坡有100萬個左右的家庭，但外籍女傭的數量超過20萬。其中大部分來自菲律賓和印尼。新加坡每五戶家庭就有一個家庭僱用外籍女傭，有些富裕家庭或因各種原因還僱用了兩三個女傭。可以說，新加坡人之所以能夠高效地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女傭為他們承擔了絕大部分的家務勞動。誰都知道，新加坡最便宜的就是女傭。僱主為一個菲佣一個月的支付基本不會超過4000元人民幣，而且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交給政府的稅收。女傭能拿到的最多也不過3000元。經過多年的爭取，2012年新加坡政府終於同意外籍女傭可以獲得一周休息一天的權利。這已經算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當然遠遠低於人權批評家的期望。
2012年11月末，一百多名中國公交車司機短暫的罷工行動震驚了新加坡。因為這距離上一次大規模工人運動的發生已超過25年。按照新加坡的法律，罷工的必須是工會成員，而且像公共交通這樣核心服務， 罷工需提前14天告知，否則要受到刑事制裁。這次罷工的主要起因是中國工人認為同等條件下他們的薪資不僅低於新加坡人，而且低於馬來西亞人。而且他們抱怨宿舍的住宿條件很差，很難得到好的休息。儘管細節有爭議，但司機們的訴求並非全無道理。但是新加坡依法把「非法罷工」的領頭者送進了監獄並最終遣送回中國。有人權組織呼籲撤銷對罷工司機的控告，並指責新加坡「將薪資和勞動條件的國籍歧視合理化，限制了外籍勞工組織或領導工會加以抗爭的權利。」也有勞工機構指出：「很多的注意力都放在對『非法罷工』的『犯罪者』進行懲戒，卻沒有充分分析和思考新加坡的勞資關係，以及對低收入工人缺乏保護的現狀」。人權觀察組織亞洲副主任羅伯森說，新加坡將外來勞工罷工定為刑事罪行，並以判刑、罰款及驅逐出境來威嚇他們，是蔑視基本的勞工權利。
各種原因導致新加坡人的排外情緒越來越強。2011年反對黨之所以在大選中拿下一個集選區的5個席位，就跟新加坡草根的排外情緒有很大關係。迫於強大的政治壓力，政府一度寬鬆的移民政策從2010年開始嘎然收緊。2008年新加坡發放了近8萬張永久居民證，2009年降到6萬，2010年之後則穩定到每年近3萬張的水平。2013年，新加坡政府發表了一份白皮書，列出了保持經濟增長，以及在2030年之前將人口從530萬增至650萬到690萬的計劃。這個計劃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和前所未有的公眾抗議：考慮到新加坡較低的出生率，這種增長將不得不由移民來驅動，而許多人推測，這其中主要得靠來自中國的移民來驅動。事實上，新加坡的外來勞動力最主要的供應地就是中國大陸。類似於香港和大陸人之間愈演愈烈的摩擦，新加坡人對大陸人的排斥情緒也日漸增長。儘管問題可能並沒有媒體渲染的那麼嚴重，但確實新加坡人經常抱怨大陸人粗魯、不文明，擠佔了他們的資源和工作機會。中國移民也不少認為新加坡華人傲慢冷漠，普通話和英語說的都不好，等等。這種緊張關係的結果，就是一種令人不安的雙向排斥，每一方都指責另一方是種族主義，儘管大家都是華裔。
實用主義面臨的挑戰
美國暢銷書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認為新加坡是一個激進的自由市場和保姆國家的複雜而精細的混合，而且它的推行需要複雜精細的政治條件。這也許道出了李光耀的實用主義在經濟方面的精髓。弗里德曼認為美國永遠不可能也沒必要學習新加坡「不那麼自由的政治」。但新加坡的態度卻值得學習－－他們真正把治理（governance）當回事，並且始終在做戰略性的思考，始終在無情地追問：我們正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裡，我們該怎樣應對才能夠繁榮富強？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蔡明發教授說，新加坡是一個在你想像力所及的維度都已完全被征服的空間。實用主義的新加坡模式最大的特點就是為了實現政治和經濟目標的而實行的全面的社會控制，儘管可能是柔性的。但是，許多觀察者的共識是，這個模式確實有窒息民間社會和異化國民的風險。
可以說在李光耀的領導下，新加坡把靠精明、努力、協作而不需要太多創造力的事情做到了極致。儘管新加坡已經取得巨大成就也都可以被認為是全方位創新的結果。但是，當新加坡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經接近每年6萬美金的時候，創新和創造性的勞動變得越來越緊迫。畢竟，李光耀完全相信，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錢不是隨便賺的。 然而，在談到創新的時候，新加坡人似乎總是難以自信。新加坡《海峽時報》早在1998年就曾有人撰文指出，如果僅僅因為你有這麼多的投資、設備和人力的投入，就期待高科技產出能以可預見的、機械的方式出現，無異於白日做夢。新加坡確實很快變成了是提供和維護高質量的基礎設施的大師，但是在新加坡培育那種能夠真正促進技術創新的自由活躍的氛圍卻是難上加難。
新加坡前人力資源和教育部長黃永宏在2002年的一次講話中說：「如果你給某個新加坡人一個任務，他一定會給你做好。你給他一個截止日期，他一定會按時完成。但是，如果你交代得不夠明確或者說出現了意外的困難，他就傻眼了。」 新加坡少有的民營本土科技企業創新科技（Creative Technology）的創辦人沈望傅（Sim Wong Hoo ）1999年寫了一本書：《千禧年後之狂想曲》（Chaotic Thoughts From The Old Millennium）。他在書中特別指出了新加坡的「不許掉頭綜合症」（No U-turnSyndrome）：在新加坡的馬路上，汽車只有看到允許掉頭的標誌才可以掉頭；而在許多其它國家，只要沒有「不允許掉頭」的標誌，汽車就可以自由掉頭。沈的意思是新加坡人只知道順從權威而缺乏獨立思考能力和創新精神。蘋果創始人之一沃茲尼克也認為新加坡企業文化太規矩、太刻板，所以無法產生偉大的創新，也無法產生偉大的藝術家、音樂家、作家。這些評論未必公允，但也道出了問題所在。
新加坡的科研預算在逐年大幅提高。執掌新加坡科技大權的是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A*Star）。他們1991年第一個國家科技五年計劃預算是20億新幣， 2006年計劃的預算已上升到了135億。但新加坡科技創新上的挑戰卻越來越大。在硬碟業的成功之後，淡馬錫控股於1987年支持創辦了特許半導體 （Chartered SemiconductorManufacturing），在新加坡力推晶元製造業 。特許半導體也逐步成長為台積電和台聯電之後的全球第三大晶元代工企業。但是，它無法在激烈的競爭當中與台積電和台聯電抗衡。在2007年經濟危機之後，晶元行業進一步受挫，特許半導體苦苦支撐，終於淡馬錫決定在2009年把它賣給了財大氣粗的ATIC (阿聯酋阿布扎比先進技術投資公司) ，成為其持有的GlobalFoundries的一部分。
繼電子信息產業之後，新加坡開始瞄準生物科技。多倫多大學政治系教授黃一庄（JosephWong）在他的《投注生物技術：創新與亞洲發展型國家的局限》（Betting on Bio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imits of Asia』s DevelopmentalState）一書中指出，雖然新加坡、南韓和台灣這些發展型政府在推動電子信息產業的創新和趕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這種成功很難複製到生物科技領域。因為他們必須面對更大的不確定性，而且在這種更加依賴科研與產業緊密合作互動且規模效應顯著的領域，這些小國完全不具備與龐大的美國體系相抗衡的能力，甚至分一杯羹都很困難。新加坡儘管通過招商引資也吸引了一批醫藥和生物科技企業，也創造出了數量不小的製造業產值，但是距離新加坡政府所期待的國際性的生物醫藥科研基地仍然遙遙無期。
當科技創新無法奏效或收效不顯著的時候，為了保持經濟增長，實用主義支配的領導人就會孤注一擲。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2011年開始開設的兩個賭場。據說李光耀年輕時曾經說過，只要他活著，新加坡就別想開設賭場。他也特別擔心賭場會引來黑手黨、洗黑錢和其它各樣的犯罪活動。但是，他說後來看到英國和瑞士都決定開賭場，他的反應是：「天啊，世界已經改變了。如果我們不變，我們就完了。」實用主義再一次獲勝！李光耀說，「如果新加坡不這樣做，就無法成為現代世界的一部分。你或者得接受這是今日全球化世界的一部分，要舉辦F1賽車及所有這類精彩的活動，不然生意就沒了。而在新加坡，如果生意沒了，你也別想有飯吃。」所以，為了生意，為了「有飯吃」，新加坡放開了賭場，而兩個賭場很快帶來了每年近60億美元的收入。當然，賭場也確實帶來了不少社會問題。我知道，在新加坡的很多教會裡，人們都在禱告，期望賭場可以早日關門。而中國的反貪行動也正在幫助成全他們的祈禱。
李光耀是一個真正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人。他的理論自信就是看不上任何理論——當然終究他仍然逃不出某種他自己可能都沒有意識到的理論。他的道路自信就是相信不管你們怎麼批評我，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一定不會幹得比我更好——這個當然無法證否，也無法證明。他覺得他對新加坡最大的貢獻，就是建立了一套獨特而行之有效的制度，離了他也照樣可以運轉。李光耀確實有資格如此「三個自信」。但是他留下的這套制度顯然打著李光耀個人太深的印記，也必須在李光耀離世之後接受新的考驗。在李光耀影響下長大的新一代新加坡人中，越來越多的人對他的實用主義不再買賬。他們在已經富裕的社會長大並且高度融入西方世界，對西方價值觀中對個體的獨立、自由、尊嚴、權利的認同和訴求遠超上一代。2011年人民行動黨大選中的首次局部失利，也是新加坡民心轉變的風向標 。隨著價值觀的轉變，新加坡的年輕選民對挑戰執政黨也不再畏懼，甚至認為新加坡不能沒有反對黨。
吃飯可以解決人肚腹的飢餓，卻無法解決人心靈的饑渴。實用主義之下，物質上的強大，反而可能會加劇精神上的空虛。李光耀的實用主義確實是強大的，但是要凝聚人心只靠實用主義是不夠的，遲早還要訴諸某種超越的理念和信仰。「吃飯要緊」的實用主義指導下的國家，除了惟利是圖搞經濟找不到其它清晰的價值觀。但任何國家若想長盛不衰也必定離不開某種能夠成為其靈魂的、提升其文明境界的超越價值觀。但這在現代的多元化、世俗化的架構中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這是李光耀一生所面對的挑戰，也是他留給後人的課題。
作者系多倫多大學地理與規劃系助教授，2007-2013年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地理系任教
李光耀在其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中說到新加坡實施雙語政策的緣由：「獨立之初，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謀生？如何存活？這是200萬人生死攸關的問題。我們明白單靠母語，無論是華語、馬來語或淡米爾語，是沒有辦法謀生的。而這個周圍都是馬來人的多元種族新興國家，絕不能選擇華語作為共同語，否則，國家一定會亂，在國際上也無法生存。我們作為一個依靠國際貿易的國家，只有加強學習英語，才有好日子過。」
很多人都認為，新加坡的成功與繁榮都源於雙語政策。雙語政策簡單來說就是所有新加坡人都必須
事實上，不要說當時的環境，就算是現在，新加坡也不會把華語作為第一語言，首先，從地緣政治來說，新加坡屬於東南亞國家，在殖民時期結束後，很多東南亞國家都開始排華活動，或者說，很多東南亞國家都把中國看做頭號威脅，現在這種勢力有抬頭的傾向，新加坡如果那樣做了，周圍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滅掉新加坡是分分鐘的事情。其次，從民族感情來說，用華語、馬來語或淡米爾語任何一種需要作為第一語言，其它民族都不會同意，只會使新加坡陷入永無寧日的內亂之中。再則，如前文所屬，從經濟角度來說，新加坡是一個以貿易立國的國家（這裡的貿易指廣義，包括初級的加工製造業，也包括各類金融業服務業等），雖然美元的地位有所下降，但英語在國際中的地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是不會改變的。當然，還有一點我認為是李光耀沒說到的，其實新加坡一直存在一個說英語的精英群體，他們是所謂既得利益者，更沒動力變革，他們不可能用華語作為第一語言，因為這相當於拱手相讓自己的統治權。
進來回答這個問題，實在是因為被聲稱要「與陳詞濫調鬥爭到底」的陳詞笑到了。
李光耀在發展經濟上很有一手這確實是事實。但拜託既然掛著『反陳詞濫調」的決心，就不要幾乎一字不改的直接照抄李光耀的自我吹噓好不。
「新加坡自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獨立，獨立的時候是個蕞爾小島，沒有自然資源，沒有工業基礎，傳統的轉口貿易日趨式微，內部有民族衝突和暴亂的威脅，而旁邊還有隨時可以切斷新加坡供水的馬來西亞和虎視眈眈的印尼。」
這段話純粹是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為了最大化炫耀自己的功業，而加以精心剪裁的廣告宣傳，目的無非是把新加坡獨立時的基礎說的一窮二白，從而無限誇張李光耀治國的能力，同時也是人民行動黨恐嚇選民保持對自己的絕對支持的重要宣傳策略。
它是個小島沒錯，但它也是當時整個遠東基礎設施最完善的都市之一，而且沒有落後地區的拖累。
它沒有自然資源？是沒有礦產和能源資源，但它有全世界最好的經濟地理位置之一，近代以來的歷史早就證明了，在工業化時代，對於一個城市經濟體來說，優越的經濟地理位置遠遠比礦產資源更有意義，甚至連黑金石油都比不了。否則難道美國的經濟中心不是紐約，而是達拉斯，是阿拉斯加嗎。
沒有工業基礎？分和誰比，比當時的歐美當然遠遠不如。但還是要說回來，在亞洲在東亞，新加坡當時的工業基礎並不算弱，因為是英國遠東第一要塞，新加坡有相當不錯的修造船業，機械、電器製造修理等行業都已起步，以橡膠和熱帶產品加工為主的輕工業也有相當程度。
傳統轉口貿易日趨式微？最搞笑就是這句，請問式微表現在哪？60年代時新加坡的轉口貿易曾佔到其出口貿易的93.8%，真的好「式微」啊。
至於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威脅，確實存在，但以為真是李光耀縱橫用謀，才遏制了它們的擴張野心就傻了。請仔細去看李光耀自己的回憶錄《風雨獨立路》，裡面雖然沒有坦白的直接承認，但交代的經過還算明白。馬來西亞想控制新加坡卻不敢公開用兵逮捕李光耀等人，道理很簡單，50年代末到60年代，英軍才是馬來半島上的最強大的武力，而李光耀在英國人眼裡比巫統的東姑們更親近更得寵。馬聯邦如果想對新加坡動強，英國一定會直接干預，到時下不了台的只會是還要依賴英軍對抗馬共游擊隊和印尼蘇加諾政權的巫統。
印尼的情況也差不多，新加坡的背後有英國直接撐腰，印尼國民軍在直接陸上接壤的北婆羅洲都被打得落花流水，越過海峽去入侵新加坡？別搞笑了好不，蘇加諾有時演講時會大嘴巴，但不代表他真是不自量力的白痴。等蘇哈托政變後更不用說了，大家都投到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帳下，新加坡與老大美國、老二英國的關係比馬、印尼都要密切的多，這兩個中等國家在冷戰的大背景下哪敢真的」窩裡反「。新加坡政府極力宣傳國防危機感，從好的方面說，確實有激勵新國人團結的作用，但從陰暗的角度解釋，煸動族群恐懼，形成互相制約，是李光耀在力爭上台時就玩得精熟的把戲。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的法治遺產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走了。輿論認為，他最重要的執政經驗其實是法治。在英國劍橋大學法學院的深造經歷和早年的律師從業生涯使李光耀諳熟英美司法體系，深受英國工黨執政理念影響，尊崇憲制傳統和契約精神。而中國儒釋道文化的浸濡和在二戰中的親身經歷更使他深知社會失去管理、權力失去制約可能產生的惡果，極重視在法度與秩序之間尋找平衡。新加坡的「法治」是法律居於一切人之上，而不是一部分人利用法律治理另一部分人。
作者：孫小旺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走了。
作為這個時代僅存的最具資質的跨世代戰略家和政治家，李光耀賦予了新加坡超越其自身價值的光環，其傲人的經濟實力，廉潔高效的政府和因地制宜的東方法治模式為世人所矚目。
不妨讓歷史倒影。1942年2月15日，農曆新年當天，新加坡成為了日本統治下的「昭南特別市」，此後的三年零六個月，一個少年的赴英留學夢倉皇破碎，一位政治家的仕途之門卻悄然開啟。
李光耀曾說過：「三年零六個月的日治時期讓我學到的東西，比任何大學所教的還多。」就在這一時期，品嘗了生活艱辛的同時，還深切體會到權威的力量。「當時我還沒讀到毛澤東的名言『槍杆子里出政權』。但我知道，關於誰說了算，誰能使人民改變行為，甚至改變效忠對象的爭論，是由日本槍炮、日本軍刀和日本暴行解決的。」
在日本人的嚴酷統治下，他對國家的治理有了初步認識：一、英國的落荒而逃證明西方人不比亞洲人優越，新加坡不能依賴白人進行統治；二、人性本「惡」，必須設法抑制人性中的邪惡，因此不能過分推崇「民智」，也不能使當權者為所欲為。三、權威和秩序是一個國家發展不可或缺的基石，前者能調動社會的最大力量，後者能保障國家的穩定發展。正是基於這三點，日後新加坡的法治建設才如此獨樹一幟。
日本投降後，李光耀赴英深造。1950年，獲得中殿律師學院律師資格的他學成歸國。在英國劍橋大學法學院的求學經歷和早年的律師從業生涯使他諳熟英美司法體系，深受英國工黨執政理念影響。
二戰的炮火使他深知社會失去管理、權力失去制約將產生的惡果，因此他極重視在法度與秩序之間尋找平衡。隨後，李光耀擔任工會法律顧問，代表新加坡罷工的郵差與政府談判，自此名聲大噪。1954年，李光耀創立人民行動黨，當選立法會委員，積極為新加坡爭取自治地位，從而踏上了長達三十二的年的政治旅程。
建立威權下的東方式法治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從馬來西亞聯邦獨立。建國之初，西方評論家斷言:新加坡是沒有前途的。但三十多年過去，它依然成為國際交通樞紐、航空工業中心、電子工業中心、金融中心和國際會議中心,是亞洲「四小龍」之一,被譽為最全球化的國家。
但是，由於自然資源先天不足，新加坡「鯉魚躍龍門」的實力只能得益於先進的國家治理體系，通過提高行政效率，實施素質教育和文明規範，利用轉口港優勢，使其在眾多加工出口製造基地中脫穎而出。而「法治」，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環節。
新加坡的「法治」是居於一切人之上的權威存在，它不是一部分人治理另一部分人的工具，而是指引國家運轉的終極信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沒有民主、法律上面沒有權威」。李光耀強調「法律綱紀提供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基本架構」，人民的自由權利必須加以限制，即便是法律的制定者，違反自己制定的法律也要受到公正的制裁。但法律還應當具有寬容、體諒、維護人性尊嚴的一面，這樣才能締造一個既不乏「謙謙君子和端莊淑女」，又富於創新和拼搏精神的社會。
宏觀政治架構方面，新加坡深受英美尊崇憲制傳統和契約精神的熏陶。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強調在權力制約權力的同時,也強調權力之間的合作,特別是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協調配合；在選舉問題上，創製了全程公開透明的選舉程序，盡最大努力保障選民的意願得到公證體現。
然而，李光耀並不照搬西方式民主，區別於西方追求的讓民意滲透到國家治理各個方面，李光耀相信，民主只是讓公民能夠選賢任能，在賢者當選後，留給選民的只是服從管理。
在政黨制度上，人民行動黨長期控制國家政權,對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結構內部及其運作上發揮著宏觀影響力。這種「多黨並存，一黨獨大」的政黨制度確保了國家的政治穩定。李光耀認為，新加坡社會結構複雜、國土狹小、資源缺乏，像西方國家一樣搞兩黨競爭或多黨輪流執政，可能會造成社會動蕩，資源浪費，而國家付不起這樣高昂的代價。具體法律施行方面，《破壞公物法》和《公共秩序維護法》共同編織了綿密的法網，許多中國公民不甚在意的不文明行為都會受到重罰，如隨地吐痰，在公共車上吸煙，上廁所不沖水等，除了高額罰款之外，還有令人為之膽寒的鞭刑。
1993年的麥克.費事件將新加坡鞭刑的討論熱潮推至高點。16歲的美國青年麥克，在新加坡讀書期間因前後共計454起塗鴉行為而違反了《破壞公物法》，被判處徒刑4個月，罰金 3500 新元並處鞭刑16下，國際社會一片嘩然。
美國大哥氣得直跳腳，不僅其媒體便對其進行聲援，連美國參議院也通過決議要求美國政府阻止新加坡執行鞭刑，甚至時任總統柯林頓也三次在媒體上譴責，並提出召回美國在新加坡的企業進行報復。
新加坡政府基於司法獨立和對法律尊嚴的維護，拒絕了美國的要求，但經總統特赦，鞭刑由16減至14鞭。但在新加坡《海峽時報》的民意調查中，竟有九成的居民支持鞭刑！這不僅反映出鞭刑在維護社會秩序中起到的巨大威懾作用，還更體現出平等適用法律帶來的民眾認同感。「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連外國人都不例外，如此嚴格地遵守法律，無怪乎新加坡是當之無愧的「法治國家」。
此外，李光耀在新加坡對待反對派的手法總令人無法釋懷。膽敢反對他的人，很快就遭到報復。與專制獨裁者不一樣，他不是採用暗殺、綁架等非人道方式，而是「正大光明」地使用司法訴訟。他會毫不客氣把反對他的人以「毀譽」侵權為名，告上法庭。政治異見分子也會經常發現自己遭到「威脅國家安全」的刑事指控。
人們分析李光耀治國術，常常歸類為精英主義、功績制度、實用主義、民主及法治。但分析家說，以實用主義哲學為價值取捨的治國方略，卻全在服務於建立一個高效的威權統治體系。
李光耀反腐之道
李光耀上任之初，給自己領導的政府設立了三條標準，位居第一的便是：小心翼翼對待人民的信任，避免因管理不當和貪腐糟蹋了它。在「透明國際」的廉潔指數排行榜上，新加坡總能輕鬆位列前三，其「高薪養廉」政策為世人所津津樂道。但了解新加坡的人就會知曉，廉潔的根源不在於「高薪」，而在於一整套完備而富有成效的腐敗預防、調查和懲戒機制。
李光耀說,他可能是世界上最窮的總理。這句話實際是說,他身體力行，自己僅靠工薪生活,沒有任何工資外的"好處"和油水可拿。在擔任新加坡總理期間，李光耀沒有自己的公務車，他的車子是自己掏錢買的,是標準的"私車公用"。
新加坡的公務員是全世界最「透明」的人之一，從任選到上崗，時時刻刻都被貪污調查局的專人跟蹤與監視，全民也都有跟蹤調查的權利。不僅如此，每個公務員必須隨身攜帶日記本，隨時記錄自己的動向，日記本每逢周一需交主管官員簽字檢查。若有可疑污點，主管要將日記交送貪污調查點核實。
每年的七月一日是公務員財產申報的日子，弄虛作假將遭遇割除公職的危險。對於新加坡公務員來說，彷彿就是暴露在強光之下，無處遁形。
與此相對的，貪污調查局卻是用權獨立，所向披靡。其直屬於總理領導，局長和特別調查員有無需逮捕證就能直接逮捕的權利，根據法律規定還能行駛特別調查權，能沒收任何有贓款嫌疑的金錢、物品，能進入任何場所，要求任何人或機構提供內部信息。在強力的調查、監督下，官員們只好乖乖夾起尾巴做人。
倘若還有膽大包天的個別人士敢於挑戰法律，那麼他的違法成本將極為高昂。新加坡公務員的工資標準是根據每年行業平均收入最好的六個月的工資水平來確定的，保證了公務員薪酬是社會一般水平的10倍以上。但「高薪養廉制度」並非這麼簡單，政府建立了一個中央公積金，強制每個公務員將每月40%的工資存入公積金銀行賬戶，存在銀行里的存款只有到退休才能提取。但實際存入銀行的工資只有22%，另外的18%由國家補貼。只要公務員安守本分，到退休時就會有一筆相當可觀的公積金來頤養天年。
公積金制度既是替代退休養老保險的一種福利性措施，又是公務員廉潔抵押的資本，一旦貪污腐敗，公積金將全部上繳國庫，這才使得高薪能夠養廉。而除去讓貪污者付出慘重代價，鞭刑對肉體上的懲戒具有強大威懾力。
正是三維立體的法律機制投下的天羅地網，促使新加坡擁有了高效廉潔，服務人民的政府。李光耀的反腐措施堪稱其最偉大的功績之一。
法治新加坡的藝術
在李光耀眼中，治理的藝術就是在國家許可權範圍內以有限資源調動社會的最大多數，並且「不斷提高服務人民的標準」。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視公民的經濟權利，在就業、醫療、養老、教育等方面公民都能夠獲得法律的幫助或救濟；可是，公民的政治權利相比西方民主國家，卻受到了相當程度的限制，譬如言論自由。新加坡並不提倡像英美法系一般的新聞自由，也不支持公眾知情豁免權。
一方面，涉及推翻政府的言論被嚴令禁止，觸犯者將受到刑法追究；另有一方面，法律卻不規定對新聞進行事前審查，針對一般指責政府的言論，會由政府出面澄清，而涉及到西方媒體侵犯李光耀及其子李顯龍名譽權的言論，則由李光耀以個人名義提起民事訴訟。
香港「亞太國際關係學會」研究員陳振寧認為，李光耀是通過訴訟方式追究西方媒體的民事責任，維護自己的人格尊嚴，而沒有動用國家公權力機關代為訴訟，也沒有直接動用行政權力進行強制處罰。這樣的行為說明李光耀意識到，將維護自身的民事權利與維護國家尊嚴區別開來的重要性。也說明李光耀有高超的治國藝術。「如果國家領導人動用公權力來維護自己的民事權利，那麼，這個國家就不能稱為現代法治國家，這才是最危險的。」
歷史上還沒有哪個國家能在個人的權威統治下，如此嚴格地遵循法治；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在法治中如此恰當地糅合進東西方的思想文化，更沒有哪個國家能如此平等地適用法律。
作為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李光耀摒棄純粹的意識形態，畢竟「無論黑貓白貓，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即使被西方媒體抨擊為「專制」國家的「獨裁者」，喬治?布希還是相信李光耀是「本世紀真正有遠見的國家領導人之一」；雅克?希拉克依舊傾倒於他的「天才」；撒切爾夫人更認為他「從來沒有犯過錯誤」。
毫無疑問，李光耀用他超人的智慧給新加坡留下了一筆可貴的財富，李光耀最重要的執政經驗其實是法治。在英國劍橋大學法學院的深造經歷和早年的律師從業生涯使李光耀諳熟英美司法體系，深受英國工黨執政理念影響，尊崇憲制傳統和契約精神。而中國儒釋道文化的浸濡和在二戰中的親身經歷更使他深知社會失去管理、權力失去制約可能產生的惡果，極重視在法度與秩序之間尋找平衡。
尾聲
儘管具備民主政體的幾乎所有要件，但新加坡的「民主」資質不被廣泛認同。李光耀對此並不在乎，他關心的是整個國家的治理效力。他說，人民一旦選出自己的領導人，就要接受他們制訂的紀律，並能為實現已達成共識的目標作出犧牲，而所有重要議題都必須由競選者公開擺在人民面前，無論誰被選來代表人民都必須忠實辦理人民委託的事項——「這才是民主的真諦」。
當然，李光耀的遺產不止這些，如中國媒體人列舉的那樣，新加坡「居安思危、與時俱進的國家精神，高度法治化和精英化的社會範式，小國大舞台的思維方式，以及及時察覺矛盾、解決矛盾、盡量不把矛盾留給後人的處事習慣。」等等，這些優秀的品質同樣是新加坡持續繁榮發展的保證。不管怎麼說，在新加坡的發展史上，李光耀寫下了濃重的一筆，留下輝煌的法治遺產，歷久彌新……
參考資料：
1.《李光耀起訴西方媒體為何屢屢完勝?》
2.《李光耀回憶錄》
3.《李光耀將為新加坡留下豐厚遺產》
4.《試析新加坡的法治經驗及其啟示》
5.《李光耀 威權落幕》
6.《剛柔相濟的李光耀》
李光耀是一個名利雙收的獨裁者，他的功績不需要贅述。他對中國的影響是深遠而巨大的，基本上中國的所謂設計師就是按照這個路子，經濟放開，政治控制…
大家正統答案說的都很對。李是一個道德高尚而且有遠見的人。他帶領新加坡走向輝煌。
我從另一個方面說一下。新加坡成為現在這個樣子，中國印度日本等周邊國家功不可沒。
這句話不是我說的，是我公司亞太區CFO，一個祖籍福建，新加坡出生成長的50歲女性說的。
她告訴我新加坡從時區上來說比中國應該早一個小時，但是當年李堅持與中國同一個時區。就是為了未來和中國做生意做準備。
君可見，但凡大的跨國公司，早期亞太總部就都設在新加坡。當然現在搬到中國趨勢明顯（人力成本省很多）。一方面新加坡位置好，離中國，印度，日本都不算遠，另一方面新加坡英語普及，政治清廉穩定。相比之下政治混亂的印度，英語不好的中國（香港除外），彈丸之地的日本，新加坡無疑是極適合作為一個亞太區的聯絡之地的。
我相信，李老先生當初很敏銳的覺察到了這一點，所以事先布局完美交出了答案。
以上回答，來自我的CFO。我個人無此覺悟。李家坡的何去何從
新加坡有個別名叫李家坡，這直接反映了李光耀和李家對新加坡的意義。李光耀36歲執政，67歲卸任，87歲退休，新加坡整整55年都處於李光耀的影響下，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新加坡65歲以下的人都生活在李氏色彩的照耀下（我們姑且將10歲定為一個人人生觀價值觀的構造階段）。可以這樣理解，新加坡的青壯年（20-40）和社會核心階層（40-70）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道德觀。。。都是李光耀構造的，或者說，當這些人還是娃娃從識字開始，從書本上、報紙上、家長的教育下，老師的說教下，一切的一切都離不開三個字——李光耀，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不要質疑，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發布的2014年新聞自由指數顯示，新加坡僅排名第150位為後段班。什麼？李光耀是偉人？什麼？我們的問題是沒有李光耀的李家坡會何去何從？？OK，讓我們慢慢的分析。
影響力方面
李光耀不是道德帝，他是一名合格的政客，這就意味著他會無時無刻的去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在西方政壇，政治影響力直接決定一個人的政治生命。一個執政近60年的政客早已將他的政治影響力達到頂峰，這就意味著如果繼任者不是個強勢的領導人，那麼在未來的20-30年李家坡的社會主力階層還生活在李光耀的影響下。天佑李家坡，繼任者是龍太子。
社會支持者方面
低調的令人髮指的李光耀，新加坡最大的不是總統是總理，人民行動黨最大的不是黨主席是秘書長，不要跟我扯什麼威斯敏斯特體系，三權分立議會制，大家都是明白人，有些事情何必說破。大家都知道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家族企業真正有話語力的不是董事長，而是股份最多的總經理，為什麼？因為總經理不願意當董事長，就這麼簡單。但是為什麼這個糾結的命題一直存在著？因為總經理能給股東們帶來盈利，所以股東們就得過且過吧，大BOSS是誰不要緊，有錢賺就好，在過去的50餘年間李光耀給李家坡的人帶來了幸福（錢啊，尊嚴啊什麼的我們都歸結為幸福）。如果說李顯龍在後來的日子裡仍舊能帶著李家坡的股東們飛向幸福，估計李家的統治可以持續。
政敵方面
李光耀是個狠人，三十多歲執政的能不是狠人嗎，別跟我提李家坡是個小地方，你找個千把號人的公司爬到總經理看要用幾長時間？當然，作為一名獨裁者（別罵我）李光耀早已將他打擊政敵的手段推入歷史的塵埃中了，我們只知道
1 李光耀的岳父柯守智是華僑銀行的總經理，作為一個看臉的人，我一直不相信他們是愛情
2 律師出身的李光耀在於政府談判的過程中平生鵲起
——這兩點和阿扁好像
3 1954年李光耀和林清祥合作爭取新加坡自治地位，1959年當選李家坡總理，當時沒有總統只是馬來西亞的一部分——林清祥於1961年9月成立社會主義陣線，出任秘書長，1963年2月2日被李家坡政府以從事顛覆活動的罪名，第三度被捕入獄。拘禁多年後，於1969年辭去所兼社陣秘書長職，宣布退出政壇，獲釋後赴英國深造，10年後回李家皮，1996年2月5日因心臟病逝世，終年62歲。
4 1964年，李家坡發生種族騷亂，後宣布獨立，當時李光耀還哭了的，但是這是政客的眼淚，我們姑且不論這是故作姿態還是真情流露，反正為了避嫌，李光耀便創立了總統制，他以總理的身份治理國是，——簡直是20世紀的華盛頓啊！！
5 1985年，李光耀發現總統蒂凡那酗酒後舉止異常，在專家診斷後，勸他辭職。離職後的蒂凡那後來在《遠東經濟評論》撰文否認他是一個酗酒者——不評價了，簡而言之就是聽話你就是一輩子的總統干到死，不聽話呵呵。。
6 廢掉蒂凡那的李光耀在坡內大致處於一種無敵的狀態，後來的幾任總統都曾是他的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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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關於政黨的、對外關係、有時間再說吧
評語——對內鐵腕，對外斡旋，時而裝人，時而做鬼，生存於獅子老虎之間，盡顯狐狸狡猾本色，尚能為民謀利，其實頗為不易，雖無大惡，亦非聖賢，充其量是個不太壞的獨裁者
李家坡何去何從？——馬照跑，舞照跳 就這樣吧新加坡能有今天的成就得益於戰略大師李光耀的遠見，睿智和國際化的視野。
1全民以英語為第一語言,向世界開放，使新加坡接觸並利用促進發現發明和創造的主要力量，這些力量不存在於英語中，還存在於英語的思維方式中。
2建立高效廉潔的政府，讓最優秀的人擔任政府要職，讓最優秀的人做難度最大的工作，把最嚴格的標準變成一套管理制度。
3創建了世界級的基礎設施，擁有世界一流的航空公司，銀行，海運和互聯網通信， 為國內外投資者提供一個最優良的投資環境。
4國際一流的視野和行為，全球範圍內搜羅人才，新加坡對新加坡人的定義是：只要加入了我們，就是我們中的一員。這是一種美國式的理念，新加坡擁有一批全球化的精英人才，全球頂級的科研人員和投資家等。
5鼓勵企業家精神和創新精神，國家的競爭力不是來自資源的多寡，而是企業家精神和創新精神，企業家精神和創新精神讓新加坡變成世界最有競爭力的國家之一。
6務實精神。
這讓我想起了迪拜. 迪拜這個城市為何享譽世界，它成功的因素是什麼？這種成功能否複製？ - 經濟 看完上面的之後,我只有一個感想: 牛~但是還沒有天真的以為這種成功可以複製~~
我反而覺得新加坡的道路無法為中國套用甚至借鑒，充其量也就是戰術性的發展了一個特區大小的經濟體，甚至正是由於國家的小才能容忍政策的翻來覆去，至於西方人說他應該在一個更大舞台上，唉，西方人很務他們自己的實。說話聽聽就好。
以前的新加坡老闆說過這個問題，他覺得新加坡最大的成功就是把馬拉西亞最精銳的人才全搶來了。
馬來西亞排華，好像大學也規定不能有太多的華人，精英華人不得不遠走新加坡。
其實當年台灣香港能發展這麼快，一大原因也是吸納了大陸最精銳的人才，所以香港台灣叱吒風雲的都還是當年的大陸人，現在再沒有什麼大家出現了他是一個名垂青史的好市長
其本人厲害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船小好調頭
中國不是也經歷過造神運動呢？
拋開國家評價個人無益，起碼新加坡的國政證明一點：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並不覺得新加坡現在的樣子是李光耀的功勞，以前英國人在殖民馬來西亞的時候就說過「新加坡是東南亞的直布羅陀」，這樣一個地方不發達都難，大陸把新加坡之所以會捧得這麼高是因為新加坡也是yi黨執政，卻創造了新加坡奇蹟，而且政府很清廉，大陸想學新加坡，所以才把李光耀捧得這麼高，新加坡的yan lun zi you也很差，之前有個報社記者因為說了一些fanzhengfu的話第二天就收到了政府的來信讓他重新去服兵役，李光耀本人說白了就是個香蕉人，從小說英文，在英國讀書，他是競選的時候才去學閩南語的，所以他根本不會說中文，他當時帶領他的黨派搞共產主義，馬來西亞人害怕被chihua所以主動讓新加坡獨立，其實個人覺得他根本就是想當馬來西亞的總統，從馬來西亞被迫獨立以後他痛哭流涕，但是據說他當時告訴電視台只能放悲傷的畫面。當上新加坡總理以後又把曾經一個黨派里偏右的（社會主義）的人關進牢房。而且，他讓他的兒子來接他的班也受很多人批評！！！
所以，你懂的。。。在馬來西亞旅行時遇到一位新加坡華人，這位叔叔很感謝新加坡能廣納人才。說當年華人在馬國得不到重視甚至受到排斥，而新加坡卻大肆吸引人才，能不分國籍民族而重視人才，重用人才，還能不發展嗎？
評論的人大多沒有看清楚本質。
牛市裡的白痴都能掙錢。新加坡之所以成功，本質是抱對了美國的大腿，搭上了美帝牛市順風車，事實上所有跟美國相關的國家在上個世紀過得都非常滋潤。
而相同情況下，抱了蘇聯大腿的那些國家，從早期滋潤，到迅速衰敗，呈現非常強的一致性。
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假設，如果新加坡不是作為美國的橋頭堡，如果成為蘇聯的橋頭堡，那結果顯然會一定很窮。所以這樣一對比就可以看出來李光耀自身的作用力並不大。
當然這也是說明了李光耀具有很強的戰略眼光和站隊能力，但是在大勢的推力下，他個人能力的影響力具有很高的可替代性，小到可以忽略不急。
簡單的說，如果沒有李光耀，而是其他人在冷戰時期帶領新加坡站了美國的隊，那新加坡也一樣會很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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