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社會」真的有那麼慘嗎？清末到 1949 年期間百姓的生活水平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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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外婆的故事，我在前年過年時寫的。這些故事從小就聽外婆講，但都比較零碎。那年打算寫這篇，特意問了外婆許多細節。但很多她也記不清楚了，所以如有模糊之處，還請多多擔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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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冬天的清晨會哄人，天一直麻麻黑，等捨得出被窩了，看牆上掛鐘至少已過了九點半。掀開窗帘，冒寒氣的玻璃花傻傻一片，用窗帘抹，就會看到外婆。
有時她手裡拿著雞蛋，從雞窩來。有時她拿著一塊豆腐或一細條生肉，都是能看清來路的東西。她透過窗子也能知道我醒了，任我裝睡耍賴都沒用，必須起床。她一
邊歸置東西一邊說：勞動才是人的體面，你這樣可不講理。

在她的嘮叨中，我開始冬日的一天。而在此之前，外婆已經打掃過前後院，餵過豬牛羊狗貓，做好一大家人的早飯，並著手準備午飯。她一生中至少有七十年都是這樣過的，區別只是院子或大或小，家人時多時少。

外
婆出生在秦嶺南麓，渭河平原的人習慣叫他們南山狼。這是一種蔑稱，形容他們性格彪悍，也因為那裡確實有狼出沒。有一年出奇的窮，滿山上下找不到一口吃食。
外婆的父母只好背起家裡那口鐵鍋，拿起豐收年頭上山打栗子的竹竿，竹竿兩頭牽著餓的搖搖晃晃的外婆和舅爺。那年，她八歲，他五歲。

他們沿
著盤山路一直向北，有時嫌大路太繞，就不顧危險翻山找新路。他們運氣不那麼好，遇到了傳說中的南山狼。狼是餓殺的狼，見到活物眼睛血紅。一口叼走了竹竿那

頭的男孩，當娘的嚇瘋了，不知哪裡來的那力氣，一把拽住孩子，娘倆被狼拖著走。爹拿了竹竿來救，用全力打狼後腰。狼吃痛逃了，走前舔掉了男孩的半拉手。那

天夜裡，娘死了。她餓的太久，經過白天的動蕩，又嚇又跑，被狼耗盡最後的精力。外婆說，那夜真黑，吞掉我娘，爹臉色寡白癱坐著，弟弟在他懷裡抖，眼看活不
成了。

那大概是外婆一生里最驚險難忘的夜晚，當她因飢餓與恐懼一言不發時，肯定想不到，天亮之後她的命運將發生轉機。

第
二天清晨，當時才二十六歲的孫家姥爺心疼騾子，思謀著歇歇腳，運氣好的話還能拾點柴火燒口熱水泡那堅硬如鐵的饅頭。當他滿身疲憊走進那間破房子時，被眼前

的慘景嚇走了瞌睡。兩個大人，一個死了，一個正在死。兩個孩子，一個不知死活，會動的那個一句話說不渾全。孫家姥爺大概想過走，畢竟亂世里少事才是道理。

但最終他還是燒了熱水，從騾子車拿下三隻破碗。泡饅頭的味道喚醒地上的男人，他喝過幾口熱湯之後，未語淚先流。他用儘力氣也只能說兩句話，一句是女子乖巧

伶俐，給你當女兒也成當兒媳也成，只要有活路求你帶走。一句是大恩大德來世再報。孫家姥爺為難了很久，把兩個小的抱上騾車，和一捆捆瓷碗同蓋一床棉被。而
外婆的父母永遠留在那個破房子里，連一條破席子都沒落著。

孫家姥爺一路犯難，不知該怎麼給家裡老婆交待。最終他想到了兩全其美的辦法，讓
這女娃給三歲的兒子做媳婦吧，當童養媳，至於小子，回去聽老婆的主意。孫家姥姥是個厲害人，過日子精打細算，省下一房媳婦的錢當然好，但這媳婦五歲的兄弟

無論如何都要不得。外婆經過這場變故，比以前更懂察言觀色，她有點知道未來婆婆的心思，但沒膽子反抗，只好一個人哭。外婆說，我這輩子對得住孫家，對得住
胡家，唯獨對不住我親兄弟。

八歲的外婆開始她的新生活，日常要做這些事，拾柴火，燒炕，做飯，餵豬，給出外做生意的公婆準備乾糧。三歲丈
夫的坐卧行走，更是她必須承擔的任務。孫家姥爺是個販碗客，之前近路遠路都走，能撿回她就是走遠路的結果。只是世道差，行路難，孫家姥姥定了新規矩，只走

平原，不進山。現在家裡有媳婦照看，他們可以一起出門，總比一個人強些。公婆不在的日子，外婆會攢下口糧，悄悄送給自己的弟弟。那個可憐的孩子，他的手沒
保住，被孫家送到鎮子上由他自生自滅。有好心人給一口吃，或者自己乞討，反正活下來了。

過了兩年平靜日子，外婆的小丈夫病死了。她怕的要
命，心想孫家人肯定不養她了。沒想到，雖然他們打她出氣，罵了諸如喪門星之類的狠話，最終卻留下她。孫家姥姥說：現在兒子沒了，你做不成我們的媳婦，如果
你還願意留在家，到年齡了我們出嫁妝拿你當自家女兒嫁出去。外婆從此改姓孫，這也是這篇文章稱呼她養父母為孫家姥爺姥姥的由來。

孫家姥姥
又陸續生了幾個孩子，我外婆像個過分合格的大姐一樣照顧他們，事無巨細，百般周到。她十六歲時，孫家姥姥因病去世，她義無反顧接過家庭擔子。她勤快麻利，

眼裡有活，一刻也不肯閑著。即使後來她出嫁了，仍每周步行十餘里回孫家，為弟弟妹妹們洗衣收拾，烙好一個又一個麵餅，腌好一瓮一瓮的鹹菜。直到現在，幾個
毫無血緣的弟弟妹妹仍無比尊重她，她在他們眼中幾乎是母親的代名詞。

二
外婆十八歲時嫁給我外公，從此開始她在胡家的漫長歲月。胡家是有來歷的大家庭，五個兒子中前三個都在城裡做事，大女兒嫁給國民黨小軍官。也許因為這個原因吧，他們對外婆這個販碗客養女本能的瞧不起。但他們肯結這門親，也證明了年輕時的外婆容顏出眾，德行遠揚。

外
婆嫁過去時，家裡除了嚴苛的公公，還有一個叛逆的小叔和任性的小姑。其他兄弟只在清明節或者老太爺生日這種大日子回來，穿著體面，帶著德茂宮的水晶餅和橋

梓口的臘牛肉，那是西安最高貴的食品。外婆喜歡他們回來，因為老太爺看到他們會變得好脾氣，連倔強的外公也格外柔和。外婆忙的頭也不抬預備各種鄉間菜，偶
爾偷偷給坐在灶火邊的弟弟遞一片肉。胡家縱然苛刻，這一點卻讓外婆永遠感恩。他們允許外婆接濟弟弟，甚至允許他住在家裡做一些雜活。

我曾
問過外婆，舅爺到底是哪年參加紅軍的，去的是誰的部隊。她一臉茫然，努力回憶卻只能告訴我，記不得了。關於斷手的弟弟，我的舅爺，外婆永遠心存內疚。她責
備自己早些年沒能照顧他，讓他受盡辛酸。也後悔那次被丈夫毒打之後向弟弟訴苦，使他這個血性男兒再也不能容忍寄人籬下，他憤然出走，去了延安參軍。外婆
說，哪個女人命不苦呢，被丈夫打又不丟人，你舅爺年輕不明事，只想著為我爭氣，才去做那賣命的營生。

我見過舅爺年輕時的照片，黑白光影中，是一張驕傲的俊臉。手斷了又如何，特殊年月里，每秒鐘都可能改變命運。外婆再一次見到舅爺，已經是解放之後了。他被安排在隔壁鎮子的派出所做指導員，外婆高興的又哭又笑。她覺得好日子要來了。

後
來的事情並沒有如外婆所願，她接連生了兩個兒子，四個女兒。與此同時，家裡遭受一連串的變故。嫁給國民黨小軍官的大姑奶奶帶著才兩歲的兒子黯然回家，她的

丈夫隨部隊撤退，生死不明。一世要強又愛女心切的老太爺急怒攻心，一病不起。娶親不到三年的小叔子死了老婆，留下兩個年幼的兒子。一時間，這個大家庭陰霾
重重，人仰馬翻，再不復從前的富足氣派。

外婆又一次擔起主婦的重任，上要侍候公公，煎藥送飯，好言開解，忍受他不時來襲的怒罵。中要照顧
大姑奶奶的情緒，始終以禮相待笑臉相迎，讓她的心能夠在家裡得到片刻安寧。下要照顧近十個尚不懂事的孩子，尤其對小叔家的倆個孩子格外優待。她受過沒娘的
苦，打心眼裡疼愛他們。好在以前任性的小姑奶奶，經過種種變故迅速成熟，她開始和外婆並肩作戰，照顧家人。那種苦難中建立的友誼，伴隨了她們一輩子。

活
累累不倒人，心累卻差點壓垮了她。那幾天老太爺病得重，一會罵人一會哭，大冬天想吃煎餅卷茄子。外公被派出去找茄子，他在省城工作的兄弟們得到消息也已回

家，一屋子人要吃要喝，外婆忙的走路只能用跑。等老太爺終於咽氣了，她才有功夫回房看發燒的小女兒，孩子們橫七豎八躺了一炕，角落裡的小女兒已停止呼吸。
為這事，她被夫家人輪番責難，被丈夫痛打，連哭的資格都沒有。最終小姑奶奶站出來為她抱不平，姑娘是嬌客，才暫時止住那些人的閑言碎語。

死
別未遠，生離將近。老太爺還沒過七七，舅爺上門了。外婆平生唯一一次對舅爺發了火，因為他一意孤行，非要回山裡老家。舅爺說：我們的親叔父還活著，他沒有

兒子，我要回去為他養老送終。外婆覺得他簡直瘋了，好好的日子不過，非要往火坑跳，眼看著有姑娘願意嫁他，就要成家立業。她罵他求他，好話說盡，卻還是拗
不過他。

外婆勸著就哭了，新愁舊恨集中爆發。外婆說，我從沒那麼委屈過，哭的眼淚止不住。我知道你舅爺心思，爹娘死在荒山野嶺，他想把未
盡的孝心還給叔父。最終，舅爺放棄公職，懷著要為親叔父養老的念頭回到秦嶺老家。可惜，叔父的三個女兒視他為微薄家產的侵奪者，合力排擠。舅爺無家可歸，
又舍不下臉回來找外婆，只得做了一戶獵民的上門女婿，娶了那奇醜無比的大齡山姑，並承諾照顧她的弱智弟弟直到終老。此後，舅爺勞碌一生，再無翻身之日。

多
年之後，在一個寒冷多風的初春，我與外婆回到秦嶺。因為舅爺的小兒子我的三表叔要結婚，新娘是大表姨的小姑子，這樣的關係描述或許讓你眼暈。簡單說，舅爺

當年沒收彩禮就嫁掉自己的女兒，為的是將來不花錢娶姑爺的妹妹。婚禮簡單又隆重，十里內山頭的人家都來幫忙。宴席連開七天，每天下午兩點開始，直至深夜。
最好的兩道菜是五香豆乾和干燒河魚，喝的是自家釀的玉米酒。

當時我只有十四歲，因為是遠客，被奉為上賓。舅爺的子孫們，對我親昵愛戴，百
般縱容，每個人見了我都拚命塞錢，從幾十到幾百都有，稍有推辭就真生氣，並試圖用那並不靈光的普通話向我訴說外婆的大義。於是我知道，即使在最艱難的歲
月，外婆與舅爺也不曾中斷聯繫。天曉得她用了什麼辦法，使得舅爺家的孩子們都吃過她送來的糧食。而我曾聽母親說過無數次，她小時候因飢餓衍生的種種煩惱。
外婆對舅爺所作的一切，源自血親還是始於贖罪，我沒有答案。

三
歲月與生老病死同行，若無其事又兇狠絕情。它帶來災荒，病痛，飢餓，帶走的卻是親人。

那
些年的每場運動，胡家無一躲過。有可能逃往台灣的國民黨姑爺就是鐵罪，而留在胡家的大姑奶奶和兒子，是理所應當的叛國賊。無論何時，被拉出來斗三百回合都

是活該。外公一生暴躁，毫無建樹，但對家人著實心存恩慈。他主動站出來要求代姐姐和外甥受過，這是他的天真，人心動蕩的年月，隨便一個帽子就可以壓死人。
他此舉不但沒能減輕大姑奶奶的苦難，反而把自己也牽連進去。

生性高傲的大姑奶奶何曾見過這樣的渾沌世界，她選擇在一個夜晚懸樑自盡。有時候，死亡也是一種抗爭。但是，大姑奶奶的死並沒有為她贏得尊嚴，不過是自絕於人民的又一例證。而家裡，又多了一個沒媽的孩子。

外
公病逝時，我母親正在讀高中。消息傳來，她靜靜收拾鋪蓋，自行辦了退學手續。作為家裡的第二個孩子，第一個女兒，她比誰都懂外婆的艱難。外公的喪事寒磣的
令人害羞，家裡連一口熱湯都無法提供給抬材暖墓的鄉親。外婆哭幹了眼淚，看著滿屋張口吃飯的孩子恨不能去死。危急時刻，小姑奶奶又一次站了出來。

那
天晚上，已經出嫁的小姑奶奶聞訊趕來，顧不得悲傷，當下向眾位城裡哥哥分派任務。十八歲的大舅分給在電力局做電工的大哥，十七歲的大姑奶奶的兒子分給在法

院上班的二哥，十六歲的我母親分給在國棉七廠做紡紗車間主任的三哥。小姑奶奶的原話是：咱爹癱瘓三年，是四嫂一人全力照顧。胡家女兒蒙難，只有四哥用命護

她。弟媳婦病逝時，兩個兒子一個會爬，一個才出月，是四嫂拿他們當兒子養大。她為這個家做的太多，羞死了我們這些姓胡的，該我們為她分憂了。無論你們作什
么難，把三個孩子的工作安排了。

也許如此任性的描述會讓故事割裂，但我願意寫出外婆和小姑奶奶的後來。在我小時候，外婆是一個面容愁苦的
婦人，不停歇的忙碌著，對院門之外的所有事憂心忡忡。但偶爾提及小姑奶奶，她就像換了一個人，語調輕快表情甜蜜。在她的訴說里，小姑奶奶淘氣又漂亮，大膽

又仗義，在家裡有著不可撼動的威嚴，就連嫂子們也心甘情願聽她調遣。外婆是如此熱愛小姑奶奶，以至於在小姑奶奶生病之後，她情願用幾年時間陪護，寸步不離

悉心照料。她們對彼此懷有畢生的友誼與好感，並將這種情緒肆意潑灑，從不隱藏。直到如今，小姑奶奶過世已有十五載，她的三個兒女仍視外婆如至親，在她面前
會不自覺流露孩童的一面。

接下來的故事變的平淡，但對外婆和她的孩子們來說，那段平淡清苦的日子卻透出一種從未體驗過的幸福。家裡第一次
沒了成年男人，也就沒有了權威帶來的壓抑。家的氛圍，從如履薄冰到輕鬆隨和，外婆不再拘謹，如今她是一家之主。三個外出工作的大孩子，定期帶回孝心，將為

數不多的工資全部上繳，可以為家分擔責任使他們充滿榮耀。即使曾有過其他夢想，也已獨自吞咽，絕口不提。外婆又一次顯示出卓越的理家能力，她精打細算，讓
每一分錢都用在最合適的位置。既不虧待在外做事的三個，又要讓家裡的小孩有學上有飯吃。

胡家終究還是沒落了，我母親這一輩兄弟姐妹，再沒
出過比肩先輩的人物。他們無論男女，都不曾做過越軌出格之事。他們身上具有鮮明的特點：忍耐，韌性，接受命運的荒誕與屠戮，但從未徹底的一敗塗地過。對抗

苦難，是從有記憶就開始的必修課，他們有心得，更有辦法。所以不會像大姑奶奶那樣用命抗爭，也不會像我姥爺那樣逞匹夫之勇。他們是外婆的孩子，受她教養，
懂得棉比鋼長久，又可溫暖人生。

外婆有自己的紀事方法，她的人生里，沒有年月，只有事件。而那事件，無論當時悲喜哀傷，說出來只不過是生
老病死，喜世人之喜，傷世人之傷。如今外婆老了，再不能為孩子們奔波勞碌，她住在一個朝南的屋子，似乎已用盡光與熱，性子和表情都已淡漠。她的孩子及孫子
們，經常從四面八方走來，兌現當初在炕頭上灶火旁的許諾，將稀罕的吃食與錢送與她。對此，她習以為常，有時會露出羞慚的微笑。

如果是冬天，每個有太陽的下午，便有陽光溜進屋，與她同憶往事。她愛煞了那隻眼神冷漠的貓，往往摸著它，說著話，便悄然睡去。外婆，八十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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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在前面：
要回答這個問題，要看你是從民生角度，還是從國共政治鬥爭的角度。角度不同，結論就會迥異。
如果從國共優劣對比的角度去分析，就會得出可笑的結論——國民黨統治差，共產黨也好不到哪裡去啊……雖然舊社會確實慘，但是換共產黨上也弄不好啊……雖然很慘，但是比古代好多了呀……雖然很慘，可是後來不還有更慘的三年大饑荒和文革什麼的呀……所以舊社會慘不慘要看對比的呀……
站在普通民眾基本民生的角度上去看，問題就變得簡單了——人均壽命35歲，死亡率太高，這就是很慘；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創歷史記錄，這也確實很慘；女性毫無地位，被當做商品和工具，這還能說不慘？飢餓和戰火每年讓上千萬人喪生，誰能說這不慘？政府統治不力，虐待死上千萬的壯丁，這樣的事實恐怕只有沒經歷過的人才敢說不慘了；戰火紛飛，日寇鐵蹄，淪陷區遭受各種掠奪欺壓，說這樣還不錯的人一定是大東亞共榮圈的支持者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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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不了了。
歷史問題，不是靠「印象」就能說清楚的，更不能靠主觀想像和推測。
說TG也好不到哪裡去更不是理由。題目問的是舊社會有多慘，而不是國共兩黨誰優誰劣。
在知乎既然要分析問題，就不應當泛泛而談。
沒有可靠的數據支撐，就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來來來，讓我們穿越回舊社會，看幾眼大概就明白了。

所謂舊社會，這個辭彙是我黨發明的，當然指的是國民政府統治下的社會。
說舊社會慘，我們就假設一個人活在40年代的中國，就知道了。

一、城市的生活。
玩知乎的大部分是拿工資生活的吧？那就先看看民國的工薪階層是什麼生活狀態。
先假設你是一個男青年（如果你是女性，那麼民國是一個地獄，後面再說；如果你是個小孩子，特別不幸假如是一個嬰兒，那麼你的死亡率是200‰……）。為什麼假設男青年？因為這樣的身份成活率最高啊。啥都不會的話至少還能參軍賣命，不至於餓死。
首先你想活下去的話，最好去城市裡。因為農村實在是餓殍遍地不堪入目，後面再講。
你在城市裡總得買菜買東西吧？那麼物價就成為民生的核心問題了。
物價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應生活水平，讓我們看看國民政府統治下中國可怕的物價水平。

到1945年，不包括銀行貸款在內的政府收入，只抵得上開支的1/3，財政上的虧空幾乎完全依靠印發紙幣來彌補。……通貨膨脹所造成的結果是，平均價格在1937年到1945年8月間上漲了2000倍以上。……結果它便成了一個只能眼看著國家城市經濟衰落，既無決心也沒有能力做任何事情的政府。來自《劍橋中華民國史》

物價上漲2000倍，這是什麼概念呢？

那就是底層民眾的徹底破產。

想一想你的收入貶值了2000倍，還能活下去嗎？

（此處真心感謝 @邢明 一針見血的批評，以前的結論真是昏了頭了，已修正。）

不要說2000倍，改革開放30年，糧油物價上漲20倍，已經讓普通民眾高呼生存艱難怨聲載道了。

（有人說，那是戰爭時期，哪能跟和平時期相比？

對不起，我在這裡不是論證共產黨和改開的優越性。）

純粹就事論事。因為題目問的是舊社會有多慘。那麼我就告訴你，就有這麼慘，慘到你的本就不多的工資貶值到扔掉都不可惜。

好的，到現在為止，你到工廠辛苦幹活一個月的微薄工資，估計月末拿了工資上街一看，啥都買不起了。當時上海市民用車馱著鈔票去買菜，可不是說著玩的。

再來一個數據：

到1948年8月金圓券發行以前，法幣發行額增至604萬億元，比日本投降時增加了1085倍，比抗戰前夕增加了30餘萬倍。

從45年到48年，3年貨幣增發1000倍，學過經濟學常識的童鞋應當知道這又是什麼概念吧？

當時百業蕭條，民不聊生，報紙上調侃說：現在只有印鈔廠在全力開動。

當時工人去領工資的情形是這樣的：表面看來滑稽荒唐，實際上全是血淚！

類似的數據實在太多了。如果你生活在城市還是工薪階層，那真是命苦啊。

上海物價總指數是以抗日戰爭爆發前的1937年1—6月的平均數為100而計算的。
……這一時期上海物價指數的上漲倍數應達1,051億倍多,物價總指數本身更將成為363,660億倍的天文數字,米價亦將達500萬億元(法幣)以上。
而國民黨重新統治上海時期的物價總指數上漲倍數,如果加上300萬比1的因素,將約等於當時德國物價總指數上漲倍數的30倍。這不僅在近代中國物價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一頁,即在近代世界物價史上,也將成為最黑暗的。 姜鐸《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下上海的物價與通貨膨脹情況》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文字宣傳可以騙人，但數字是無情的。我淡淡的表示：上面那個363,660億倍的數字並沒有搞錯，是的，物價指數上漲了36萬億倍。大家感受一下。

在重慶時白修德曾多次採訪過孔祥熙，印象最深的一次話題是關於幾年間上漲了一百多倍的物價，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什麼通貨膨脹！」孔博士這次沒有打哈哈，他咆哮著說，「你們美國記者就喜歡說通貨膨脹，中國根本沒有通貨膨脹！有人願意花兩萬塊錢去買一支鋼筆，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是市場經濟決定一切，不是通貨膨脹！他們發神經，就是這麼回事，他們根本就不該去買嘛！」一個王朝的喪鐘那時候就已經敲響

孔博士還是說了實話的，2萬元一支鋼筆。這是抗戰時期的物價了，後面更恐怖。舉個例子

100 元法幣1937年可以買2頭黃牛，到抗日戰爭結束後的1945年只能買2 個雞蛋，1946年只能買1／6塊固本肥皂， 1947年只可買1隻煤球，1948年8月19日只能買0.002416兩大米（每斤16兩）， 1949年5月只能買1粒米的千分之2.45。……拿著一口袋錢買不到一口袋米。
來自張公權《中國通貨膨脹史》。
蔣的鈔票貶值到同給死人燒化的紙錢相差無幾了。廣東有一家大造紙廠，買進八百箱票面一百元至二千元的鈔票，當作造紙原料。引自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

在民國大紅大紫的大學教授們，在社會上收入高、有地位，十足的中產階級，然而在通貨膨脹之下也不能倖免。季羨林曾回憶道：

「學術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學家鄭天挺先生稱之為『教授的教授』的陳寅恪先生」，「到了冬天，他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

這可不是個例

開始有教員自殺。廈門大學的一位生物學女教授服了毒，說她養不活她的孩子。國立廣西大學的杜蘇教授，因為付不起醫院費用而跳樓自殺。漢民中學有一位教員自縊身死，因為有人看見他在路邊賣自己的衣服，就懷疑他是偷了人家的東西。不光教員，軍官也有自殺的。駱英超少將從船上跳水自殺，遺書中說，「余從軍三十載，身為少將，仍無法養家小，不忍目睹彼等餓死」云云。

為什麼？是教授工資低嗎？不是的，是因為物價上漲太可怕，而工資上漲太少。47年的時候席捲中國各大高校的反飢餓反內戰運動，教授們是一大主力軍和領導者。

二、再說人均壽命和可怕的死亡率。

還是那句話，純粹就事論事。有人說共產黨統治下也好不到哪裡去。哦哦，共產黨也好不到哪裡去，那國府統治區就好了？何必找這樣的幌子？

民國中國人平均壽命只有35歲，比現在非洲人的平均壽命高5歲。

這就是事實。讓我們來看一看「亂世人不如太平狗」的現實版。

2008年5月8日，美國達拉斯沃思堡動物園的工作人員為目前在世的世界上年齡最大的猩猩慶祝55歲生日。野生大猩猩的平均壽命在30歲到35歲之間，詹妮的年齡顯然遠遠超過上述範圍。祝賀詹尼，她的年齡顯然遠遠超過1949年中國人均壽命35歲。

什麼意思？舊社會有多慘？慘到你活不到現在意義上的中老年，身體一般的50多歲就差不多了。當然啦，絕大部分是非正常死亡。

這個數據後面還有一個79年的，這樣比其實沒意思，和平時期對比戰爭時期是不對的。但是，這也無法推翻民國時期就有這麼慘的事實，對吧？

如果你穿越回民國，就算在上海艱難生存，很不幸，你不會艱難太久的，因為人均壽命擺在那裡。

目測你活不到50歲的，放心好了。

古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在民國，經歷了這麼多風雨還能生存下來，都是很幸運了。

那時幾乎每一個來過中國的西方記者都會對饑荒和死亡進行詳盡的描述。下面是埃德加斯諾的：

斯諾接到的第一次採訪任務是沿著中國8000英里長的鐵路線作旅行報道。在連年饑荒的中國北方農村，斯諾第一次看到了餓殍遍野的可怕場面。他在報道中寫道：「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兒童們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於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這是由當時中華民國的交通部長孫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為了讓斯諾寫寫沿途的風光名勝，以便吸引美國的觀光客。
……他發現美國給蔣介石源源不斷的援助沒有用來救災，反而大力擴充軍備。……

這裡貼一張圖片。江蘇省江陰市在全國屬於較富庶地區，交通也相對發達，且這幾年並未受到戰亂影響。這樣的風水寶地，死亡率也慘不忍睹。

在那個年代，死個人真的是沒什麼大不了的一件事，太多了，每天都在你身邊發生。

1909～1934年中國有18個區域出版了關於嬰兒死亡率報告， 1925年廣州嬰兒死亡率高達555.0‰。根據陳達先生的估計，1934年全國嬰兒死亡率為275.0‰。1917～1933年全國各地區先後有31處有死亡率報告，其中僅有17處報告比較合理。根據上述資料，估計全國的死亡率為33.0‰

上述資料來源：黃榮清《中國人口死亡問題研究》。另感謝 @王冠男 的指正和評論！
災害肆虐導致的饑荒，是那個時代中國人最痛苦的記憶。

1928-1930 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亡1300多萬人。這是一次以旱為主，蝗、風、雪、雹、水、疫並發的巨災，以陝西、甘肅為中心，遍及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八省，並波及魯、蘇、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災情從1928年延續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大約 1000萬。陝西原有人口1300萬，在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於疫病的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佔全省人口的70％。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

西方學者把中國稱為「饑荒的國度」(The Land of Famine)。

三、籠罩全國的飢餓死神

與此同時，飢餓是那個時代的中國每一個人的共同記憶。除了上層人士，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在遭受著飢餓的折磨。很不幸，那可不是一兩頓不吃飯的問題，而是大規模餓死人的問題。

沒有經歷過那種可怕飢餓的我們，很難想像，那是怎樣一種人間地獄。

經濟最發達的大都市上海，一邊燈紅酒綠高樓大廈，寬大的馬路上卻到處都躺著餓死的屍體。這是怎樣的一幅圖景。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說過，「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於飢餓。如此推算民國時代曾經累計餓死過2億以上人口。」

作為佐證，還有1946年和1947年的南方大饑荒：

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了1750萬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饑。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僅衡陽地區就餓死9萬餘人。

後面附上的照片，看得我心碎，就不貼上來了。災難讓一切道德走開，人吃人到處都是。

美國人白修德因為報道中國而獲得普利策新聞獎，他經歷的河南1942饑荒是這樣的：

1942年，是抗戰的對峙時期。「水旱蝗湯（恩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按保守估計，至少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軋而死者無數。婦女售價累跌至平時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只及過去的三分之一。蔣介石不信河南有災，大罵這是「謊報濫調」，見得太多了，嚴令河南的實物徵集數額不能緩免。

河南省的慘絕人寰的饑荒，大家看一看馮小剛的《1942》就大概明白了。在那個年代，人命比不上一顆土豆。
這裡有一張照片，城市裡餓死的孤兒。請注意看收拾的老大爺的表情神態。見得太多了，就麻木了

諸位看官，看到這裡，你還敢穿越回去嗎？

四、半邊天的悲慘境地——女性的低下地位。

看到上文的婦女售價了嗎？還是十分之一。是的，婦女在這片土地上，隨時都可以被當成一件商品，明碼標價的商品，拿到市場上就可以賣的。

沒有人說到婦女在民國的悲慘遭遇。

在承認娼妓合法並且還對妓女徵稅的民國，所謂婦女的地位就不要談了，因為她們根本沒有地位可言。

下文將說一說民國的女性權利。看到這裡的妹紙們，你們是幸運的，因為你們活在了新中國，真的。

至少，不用纏足。下面這張照片，是纏足的婦女的腳掌。（想了很久，雖然這照片看起來不舒服，但是，那就是那個時代的中國婦女生存現狀，個人覺得還是可以讓大家感受一下。如果覺得看了很難受，我就刪了吧。）

舊中國的婦女是什麼樣的生存狀態呢？嚴格說來，民國的社會風氣革新還是有進步意義的，相比晚清的婦女地位已經提高了很多。法律上也賦予了女性一些權利。可惜，量變沒能引起質變，女性仍然是男性的附庸和附屬。

質變在哪裡？就在廣大婦女同胞高唱著：「誰說咱婦女沒地位？那是萬惡的舊社會」的時候。

民國時期賣淫在法律上是合法的，由政府發給許可證，並且還要對其徵稅。國民政府的這種做法，我只能說呵呵了。

正是由於當局的默認與合法化，讓賣淫和出賣女性的行為蔓延全國，女性幾乎成為一種商品，一種滿足男性慾望的工具，成為當時世界一大丑聞。讓我們看看民國政府辦法的妓女許可證：這是一個19歲的姑娘。 這個國家的政府，就是這樣對待她的子民，他的女性公民。

以下內容引用自英國記者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

在中國的文化古都北平，迫於貧困和父母之命令而賣淫的中小學女生數以百計。這種活動往往是父母守在門外、女孩子的自行車和教科書放在床邊的情況下進行的。在蔣介石的首都南京夫子廟一帶有著一排一排的房子，男人們在那裡公開向過路行人兜售自己的妻子。那些房屋並不是妓院，而是住家。如果顧客很匆忙，丈夫便叫妻子放下飯碗或喂著奶的嬰兒，趕緊同顧客上床。

父母命令女兒賣淫，丈夫向路人兜售妻子。這些都是女性最親的人啊！這些都發生在那時的大都市北平、南京，而且還是發生自婦女的家裡！我不知道還有沒有比這更黑暗的女性遭遇。

今天的人們，一想到民國，腦子裡都是宋美齡，林徽因，陸小曼，張愛玲一類的。所以好像覺得好像女性在那時也很好。

親，醒醒吧。

這些都是女性的頂層。99%的女性是沒有這樣的條件沒有這樣的命的。

先看看魯迅是怎麼描寫民國婦女的吧：

祥林嫂、愛姑和子君分別是魯迅小說《祝福》、《離婚》和《傷逝》中典型的人物形象,她們代表了舊中國不同階層婦女的形象和命運。祥林嫂是生活在最底層的勞動農民,她善良、勤勞而本分;愛姑是一個中產階級婦女,她較祥林嫂有較強的反抗精神,她不甘沉默,敢於公開挑戰和反抗;子君是一個不同於祥林嫂和愛姑的知識女性,她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著先進的思想,勇於和封建勢力作鬥爭,追求愛情自由。她們有著截然不同的階級和性格,但是,卻同樣經歷了婚姻的失敗,也承受著社會制度帶給她們的人生悲劇。

祥林嫂，才能真正代表那個時代中國最廣大的農村婦女。

看一下下文中加粗的描述。哪一句不是史實？哪一句不是民國女性悲慘境地的寫照？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宗法社會裡，婦女處於受人歧視、任人宰割的無權地位。「三從四德」的封建倫理觀規定婦女必須「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不承認婦女有獨立的人格，婦女只能是從屬品。封建倫理道德又憑著父權、夫權、族權、神權及政權，對婦女進行壓迫，使中國婦女的命運更加悲苦。所謂父權，就是父母有主宰子女的一切權利，在男婚女嫁上子女必須遵循「父母之命、媒約之言」，否則就是大逆不道。所謂夫權，就是指丈夫有統治妻子的權力，妻子對丈夫必須「從一而終」。丈夫死後妻子必須終身守寡，不事二夫。所謂族權，指家族利用宗規、族規對地位低下的族人進行野蠻統治的權力。所謂神權，是指陰曹地府閻羅天子等操縱人民生死的權力，它是一種維護「三從四德」的不可捉摸的強大的力量。所謂政權，是指封建統治和等級制度。封建五權象五條繩索扭結在一起，形成強大的反動勢力，使婦女無力抗拒。五條繩索交織成嚴密的羅網使婦女無處逃身。

更不用說一到災年就可以當商品賣，甚至被殺來吃掉了。相關材料不忍卒讀，就不貼了，免得嚇到大家。

女性在民國什麼地位？@老顏 總結得好：「附庸、玩物、商品、工具」

在那個時代，姑娘，你還想接受高等教育？你還想男女平等？你還想自由戀愛？你還想走遍天下去西藏接受靈魂洗禮？你還想去大城市工作？你還敢提離婚？你還敢再嫁？小姑娘，不是我嚇唬你，你信不信分分鐘被打死？！

@捷爾任斯基 在他的答案里提到了民國部分地區的「初夜權」。表示看得我極為驚訝，實在難以想像那是發生在中國的事情。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他的答案。

女性同胞們，如果以後誰還對你們說民國多好多好，你就反問一句：民國婦女有地位嗎？

感興趣的知友，還可以參考上面說到的那本書《中國震撼世界》，英國記者寫的，描寫了兩個姑娘的遭遇，非常有代表性。《中國震撼世界》

五、民國農村的水深火熱。

溫家寶總理曾經對外國媒體說過一句話：北京上海不能代表中國。

在民國，更是如此。農村的情況，相比上海，只會差得多。

看官，如果您穿越到了民國時期的中國農村？好吧，您前世是做了多大的罪孽，才遭受命運如此狠心的懲罰………………

就說說大家熟悉的抓壯丁吧。先來鳥瞰一下。

由於國民政府兵役制度的滯後和極端不完善，宣傳動員嚴重不足，加上各級兵役人員的舞弊行為，「抓壯丁」成為全面抗戰開始以後國民黨統治區普遍存在的徵兵現象。當時在國統區，很多壯丁是被強迫、陷害、欺騙來的，在被征入伍的途中，壯丁們「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繩一個一個地串聯捆綁著，而送壯丁的官兵則是刺刀出鞘，子彈上膛，如臨大敵似地在隊列的前後左右，虎視眈眈地押送進行。儘管有時候鞭炮轟鳴，演齣戲劇性的『歡送壯丁』入隊，但被歡送者和他們的親人都淚眼相望，甚至痛苦失聲。」

僅僅是8年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抓了多少壯丁強制去服役呢？

根據軍政大員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中《抗戰期間各省歷年實征壯丁人數統計表》和《抗戰期中各省壯丁配額統計表》的統計，在整個八年抗戰期間，全國各省實際征送壯丁為14,050,521名。

這其中絕大部分是從農村強行抓走的。那場面，讓你搞不清楚徵兵的人算不算侵略者。

何部長的那個數字還是嚴重低估了的。因為國府的行政效率極其低下，這個數字漏了很多。

不過被抓壯丁這個遭遇本身，比起之後的命運，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了。迎接壯丁的，是可怕地虐待和駭人的死亡率。

北大校長蔣夢麟抗戰時任中國紅十字會長。下面是他在抗日時考察各地拉壯丁的情形，從他所寫的《新潮》一書中摘錄：

以我當時估計，在八年抗戰期內，未入軍隊而死亡的壯丁，其數不下一千四百萬人。當然，曲江壯丁從七百人死剩十七個人，只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不可作為常例。當時我曾將估計的數字向軍事高級長官們詢問意見，他們異口同聲的說：「只會多不少。」

抗戰期間美國新聞處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格蘭姆·貝克後來也著書斥責：

「因受困和國民黨的腐化而被浪費了的生命，有的因受命反對自己的同胞，或出於謀略，削弱非中央嫡系軍隊的長官而戰死。有的以同一原由在可怕的長途行軍中拖死。還有的，則由於國民黨政府故意不把應屬他們的食物、藥品交給他們而致死。……據信，被日本人殺害了的有三百萬人之多。而那種浪費了生命的人卻約計千萬之上。」

這些情況國民政府中央不知道嗎？當然知道的。下面是蔣中正先生在豫湘桂大潰敗後召開整軍會議的演講詞：1944年7月21日。

我看到紅十字會負責人送來的一個在貴州實地看到的報告，報告新兵輸送的情形，真使我們無面目做人，真覺得我們對不起民眾，對不起部下！據報告人親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餓殍、瘦弱不堪，而且到處都是病兵，奄奄待斃，有的病兵走不動了，就被長官槍斃在路旁。

日軍消滅了國軍幾百萬，國軍及國民政府害死了一千多萬，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評價。

如果你在農村，很大的概率就要被抓壯丁。

至於抓走以後還能不能活下來？親，這個不看臉，更不看心靈雞湯，看命

待續。

六、壓軸的惡魔——戰火肆虐。

看到這裡的知友，我給你們點贊。原諒我寫的東西又長又枯燥。

如果您以為上面的已經慘絕人寰了？NO NO NO。上面的主人公其實已經屬於相當幸運的，因為他至少還處在和平的地方。他還沒有享受到當時一大半中國人都親身經歷了的戰爭摧殘。

1928年國民政府名義上統一全國，穿越了的您一定以為戰爭該結束了吧？不，大戲還沒開場呢。

1930年，中原大戰。整個華北打得難解難分，戰火遍及豫、陝、魯、冀等省，千萬百姓流離失所，深受兵禍之苦。如果您很不幸生活在河南——老天啊，你的命運為何如此悲慘？

請大家看圖，大家來找茬，看看20年間有幾個省份是一次戰爭也沒經歷的？

（希望以後網上黑河南的少一點。河南人民在20世紀中國可真是最遭罪的了，沒有之一。）

與此同時，國軍還在南方與共軍血戰之中。圍剿了五次終於讓TG挪窩了，這可害苦了西南各省。共軍在前方打，中央軍從後方殺過來，對平民的屠殺更是太多太多。從江西到湖南到貴州、四川、甘肅等等各省，慘遭兵禍。

日本人更沒有消停，除了在華北到處製造事變之外，上海32年也大打了一陣子，東北自從31年後便淪陷，還有抗聯苦鬥和日軍的血腥統治。

之後第一個大關來臨——8年抗戰。那真是地無分南北，因為整個中華大地，除了西北幾個省，都長期遭受日本的無差別攻擊和轟炸。在東北、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的同胞，直接面對日軍攻擊與屠殺，自然是傷亡慘重；往後方遷移？對不起，政府幫不了你，一路上死傷的十去其九；大後方就安全了嗎?大轟炸，災禍橫行，賦稅沉重，同樣是民不聊生。哦哦，對了，還有政府全力推行的抓壯丁運動，如果你是青壯年，我相信你是跑不掉的。運氣好的還能到前線殺敵，絕大部分運氣不好的，直接就死在了路上，死了別人都不知道你是誰。

在這一關，十分之一的中國人因為各種災禍而傷亡。活下來的，或許很羨慕死者。

如果你運氣這麼好，居然還能活下來，恭喜你，第二個大關馬上又來了！

4年的解放戰爭，雖然是內戰，但其慘烈程度一點都不比剛結束的抗戰差。

具體內容不多寫，大家看圖。

從中原大戰開始到解放戰爭基本結束，一直打了20年，有多少地方能夠倖免於戰爭的肆虐呢？

在戰爭狀態下，有多少人能活下去呢？

好了，該醒了，你活的好好的，現在是21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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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掉怎麼設許可權，本答案大家知乎上看就好，請勿轉載。（關於很多朋友問的問題，我盡量補充在最後）我奶奶1931年生人，今年83健在，以下全是她親述，我整理。42年河南鬧饑荒被太爺賣到陝西做童養媳，賣的錢被亂匪悉數劫走，太爺後來提起來就哭。11歲就要上灶台做大家族全家人的飯，夠不到每天踩小凳做飯，因為窮，也因為政府提倡天足，沒纏過腳，可是為了不被人歧視自己偷偷夜裡纏腳，整晚整晚疼地哭，白天放了幹活晚上接著纏。後來終於還是沒有纏上。
遭遇饑荒，奶奶說42年河南那裡有父母逃荒，孩子哭鬧要去，就把孩子拴在樹上，然後走了，孩子自然是餓死了，電影1942奶奶說特別真實，她親歷的就是這樣的，太爺爺為了她活命，也為了家裡還有其他弟妹，忍痛做決定把她賣到陝西，那時候陝西那裡也不能說你是河南人，因為逃荒太多了，大家都怕了。上火車就是那種貨車，奶奶11歲，被太爺藏在車裡，車外有人要進來，車裡人滿為患，一群一群人在她頭上身上踏來踏去，她也沒敢吭聲。然後賣得的銀元，太爺想拿回家救家，路遇亂匪，全部搶走，幸而太爺爺得以全命。那時候流匪很多，奶奶嫁的村子，周圍有一大片沙地，解放前村裡人是不敢一個人隨便走的，有個本家的親戚，一人出門，被賊人截獲綁住扔在沙里，屍骨無蹤。太爺爺後來見到奶奶，已是解放以後，奶奶待這兩個孩子，憑兒時記憶摸回家。太爺爺大哭，沒想到你還能回來，當年不願賣她，可是沒有辦法了。
解放前那裡時沒有解放軍。管理那裡的軍隊奶奶不知道使國民黨還是殘餘偽軍之流，當時軍隊上街抓人，看見年輕就抓，反抗就使勁打，打到去。本家一個爺爺還是太爺爺輩被抓去抬擔架了。軍隊要進村，村裡人知道了，所有的青年女子全部把大辮子解了盤疙瘩頭，對外說嫁人了是媳婦，然後到處藏。被抓住就幾十人輪X，軍隊就在玉米地里胡亂踩踏找人。
軍隊也沒有吃的，在村裡像日軍一樣，村民的雞狗全部掠走殺掉，在村外築牆擋紅軍，挖了一晚上早上解放軍要來了，不知為什麼撤退了，臨走連我家扁擔都順走了。。。奶奶現在都說解放軍好啊，來了跟百姓聲明不亂殺，不動一針一線，歇在我家的解放軍也不少，都躺在屋頂上（平頂很大平時曬東西），來去都很整齊。
奶奶極聰明，紡線織布做衣服縫紉機什麼都沒學過，看一下就全明白。唯恨一輩子沒讀過書不識字。現在說起來還是很不平。
我們家族是個很大很大的村子，鄰村是另一個家族，仇恨史可以追溯到元代，所以解放前，兩家不通婚，甚至不能一個人路經對方村子，那就有去無回了。現在除了老一輩，都沒人記得這些，通婚也出現了。
以上是她說過的。
前幾天，蘆山地震了，電視直播救援狀況，奶奶看完很感慨，說現在的國家真的好啊，你看這地震了這麼快就應對了，東西人員都上去了，齊心協力的，你看以前都餓死了多少人。
月初，家裡讓她和其它三位80多歲的老人，去了趟新馬泰郵輪渡假自助旅行，沿途四星賓館，燕窩鮑魚各地小吃。他們都很開心，這是他們這輩子第一次出國，也許，也是唯一一次了，在舊社會，對於一個農民，一個被賣掉的農家女人，是個想都想不出來的天方夜譚。

（49年以後: 因為題主問的是舊社會，我個人以為1949年算是個分界。但是既然很多朋友問49-78，可能對這段時期印象不好，評論區也有人把這段歸進了舊社會，覺得題目問的是78以前的事情。如果按照這樣劃分，那麼我說一下奶奶這段時間的事情。我個人覺得還是跑題。。。

她老人家後來仍舊不識字。但是歷經49前動蕩的人生，從小寄人籬下察言觀色照顧一大家子，所以她聰明勤快，好勝要強，不但家務紡織為人稱道。農活下地樣樣走在前面，巾幗不讓鬚眉，年輕時候不能稱之為女漢子，簡直可以被叫做鐵娘子。又很明事理，所以村裡人都很佩服她。49之後，她一直是隊（或者村）里的婦女組長，一家人在她經營下日子真的還可以。後來公社化運動了，我看過聽過的一些故事裡，很多村子都不行了，但是如一些朋友評論，歷史每一面都豐滿，每個人的經歷都不同，他們的村子，正好是河灘泥沙地適合種瓜種花生棗子什麼的，花生在當時是明星油料作物，周邊縣都沒法種，每次壓完油的油渣，都是可以偷偷拿去和周圍縣換東西的。而且我們整個村子最早不是漢人，明末一戶蒙古人家繁衍下來的，和周圍一個村子有世仇，因此很團結，還有一大塊壩底下的肥沃土地，周圍村鎮都知道這個條件好，爭著嫁女兒過來，還因條件好蠻有名的。大家因此而覺得更自豪，都很有幹勁，然後甩周圍村子一大截兒。就這樣公社化時期居然詭異地形成了良性循環。我爸爸說他小時候知道在公社化解體的時候大家非常抗拒，不想解體，拖了很久，老一輩還念叨那個時候好。所以這個情況可能在當時全國來講都比較特殊。三年饑荒時候這個村子逃不過去，奶奶說她餓的胸也沒了也停經了，但是一大家子二十來口，按當時成分，全是貧農，根紅苗正那麼窮，都沒有餓死過一個人。後來三年以後，女人們才回復了生育，我爸就是63年的。我奶奶常說我爸有福氣，家裡其他人把苦受渣了，就我爸出生以後沒受過一點苦，我爸有時候跟我講他小時候過年還推著蘿蔔走幾十里地換鞭炮過年，或者經常問他工作了的哥哥們要錢去買碗油潑面或者挂面吃（這在當時算好東西）。文革時候我家也是被批鬥的，我爺爺當時在縣上工作，因此被揪出來批鬥，爺爺就跑掉了，躲在河南我奶奶娘家。家裡人倒沒受牽連，有次爺爺好不容易回來呆兩天，奶奶跟我爸說，不要跟人講你爸回來了，我爸爸那時候小，出門說漏了嘴。一批人拿著刀槍上門找人，奶奶拿著農具橫擋在門口，爺爺連夜翻牆才跑掉。但是就算這樣，奶奶依然早早入了黨（具體不知道什麼時候可能是建國初就入了，）是婦女組長，後來一直被選舉為縣人大代表，但是全家還是靠種地過活，日子是窮但是確實一年比一年好了。後來我爸能甚至把本家沒有人養的老爺爺背到家裡養了好幾年養老送終了，說明吃穿肯定已經不是大問題。這就是她49-78的經歷，我知道還有很多人更慘的經歷，也有很多人有更奇特的經歷，比如我認識一家人，那家奶奶家是大資本家，49以後就完了，說起來那位奶奶現在還咬牙切齒，她小時候什麼山珍海味貂皮都有，家裡每年鹿茸啊什麼的都是成車往回帶，她後來成了小城市普通初中老師。而她親家家裡當時也極有錢，因為戰爭時期捐槍捐錢數額太大，好像那城裡現在還有他們家一小座捐款紀念碑，家族裡還出過戰爭英雄，文革也沒有太受衝擊。而我男友家老輩是西北軍閥馬步芳的很親近的官員，有錢到解放前城裡總共沒幾輛小車他自己買了一輛。但是後來兒孫在建國前抽大煙一下抽到家底賠光，49以後全家族都劃分成了貧農，反而因此躲過了後來的很多災難，所以歷史這種東西，每個人的經歷都是不一樣的，因此每個人的見解也都不一樣。對於我奶奶來講。提起42，她是悲嘆哀傷抹眼淚。提起62，她是感慨，提起68-78她說這是在胡整糟蹋人，但她提起毛還是有感情。她經常說現在好，說建國後好，從她的角度，愛憎分明，該罵就罵，該表揚就表揚，看毛和政府都很客觀辯證，我們有時候都做不到客觀全面，會偏激起來，可能因為我們沒有經歷過這些。她不認字，沒法去讀大數據，對她來講。後來就是比49以前好。最起碼沒有日本人（她很恨日本人），沒有流匪，沒有不知道來路的痞子兵，一大家子不但支撐下來，政府還派了醫療隊下來，兒子也都有出息了，所以她的意見就是，舊社會就是更苦一些。）

實在是逼著我跑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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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看看國民黨的官方史書是怎麼說的。

「自 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革命以來，經十餘年努力奮鬥，終於能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但所謂「民主政治」實際上僅徒有虛名而已，當時全般局勢仍在袁世凱與各大軍閥控制之下。由於彼等之爭權奪利，完全置國家民族於不顧，致演成全國混戰之局面。 孫中山先生乃繼續領導國民革命，先後發生「二次革命」。「反帝討袁」與「護法」諸役；各大軍閥間亦為爭權奪利發生火拚，其大者如直皖之戰、直奉之戰，小者為一省之內的派系作戰，則不計其數；因之戰火遍及全國，生靈塗炭，較之滿清末年尤有甚焉。同時帝國主義者，又乘機侵略中國，不平等條約較前更為苛刻，主權領土損失益多，國家有被列強瓜分之虞。戰亂地區人民生活更加艱苦，平時難得一飽，荒年則餓殍遍地，因之偏激者則鋌而走險。「共匪」乃得乘機煽惑誘騙，此「中共」之所以能滋生也。……
（北伐結束後）不幸又遭李宗仁、馮玉祥等，以及野心政客汪精衛之叛擾破壞，乃發生數平叛亂之戰，其規模之大，國家、人民所受之損害，較之「北伐統一」之戰為尤甚，使社會更為支離破碎，政治無法納入正規，尤其經歷戰亂之地區與偏僻之山區，如：湘、贛、閩、鄂、皖、豫等省邊區與陝北等地，官吏無能，政治腐敗，生產落後，人民困苦，共匪乃得於該等地區大量發展。」
——[台]王多年：《國民革命戰史：反共戡亂》，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1年版，第5卷，第185、186頁。

在國民黨的這部史書中，為描述民國時農村的凄慘，甚至直接使用了「土豪劣紳」的叫法來陳述農民所遭受的苦難來源。

「部分官吏窳腐貪污，土豪劣紳巧取豪奪，往往使民間疾苦投訴無門，實為助長共匪凶焰之主因。」
——[台]王多年：《國民革命戰史：反共戡亂》，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1年版，第1卷140頁。

「中華民國自建國以後，歷經十八年戰亂，全國方告統一。當時全國各地，天災人禍頻仍，尤以遭軍閥割據數經戰亂，導致民窮財盡，益以地方政治腐敗，財政紊亂，教育落後，又有地方土豪巧取豪奪，幾至民不聊生，此種情形，在各省政令所不及之偏遠地區，地形隔絕之高山地區，更為嚴重，共匪乃得利用此等狀況，肆其欺騙宣傳之能事，並依暴力、恐怖、脅迫人民參加匪軍。」
——[台]王多年：《國民革命戰史：反共戡亂》，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1年版，第5卷，第197頁。

可見，民國時農村情形的水深火熱和農民生活的極度艱難，甚至連國民黨的官方戰史都不否認。而今天那些粉民國的人，卻連國民黨的這點誠實態度都拋棄了。每當有人告訴他們民國是多麼慘不忍睹，他們總會以為這是因為對方被共產黨的歷史書給騙了。但當接觸了海峽或大洋對岸的資料後，我們才會真正發現，其實共產黨說的是真的。

以上是國民黨方面的資料。其描述尚不具體。可由其他海外資料補充映證。

美國記者白修德曾在中國多年，親自採訪過國共高層幹部。他與人合著一本《中國的驚雷》，其中就介紹了他們親歷的民國時期農村狀況。此外還有美國記者韓丁，曾跟隨中國共產黨的土改工作組進駐山西農村了解狀況，後寫成《翻身》一書記錄中國的土改。此二人後來都被中共稱為「國際友人」。但事實上他們並非天生就是共產黨的粉絲。白修德曾很敬仰蔣介石，但目睹國民政府種種暗無天日的情形之後，終於對蔣介石喪失信心。「蔣是一個掌握實權的中國氣息十分濃厚的中國人。我最初對他很敬仰，繼而對他產生過同情，最後把他看得一文不值。」（[美]白修德：《探索歷史》，三聯書店1987年12月版，第11頁）韓丁在其早年對中國共產黨亦持有保留態度。在其《翻身》一書中，不僅記錄了土改前地主壓迫農民的情形，也毫無顧忌地如實記錄了土改時流氓無產者的殘暴以及翻身農民的過火行為，並無為共產黨做尊者諱的跡象。

如果說白修德和韓丁可以算為有所「左傾」之人的話，美國記者傑克·貝爾登則完全不同了。此人雖也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卻不是共產黨的支持者。他對共產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戒心，尤其提防知識分子。和韓丁一樣，貝爾登也會說一些中文。他作為職業記者，活動的區域很廣，包括國統區與解放區。他這種超然的態度和機遇給我們帶來的兩種統治下的對比更為客觀，也因此而更為震撼。

下面就看看他們的書里是怎麼描繪民國時的農村的。

「農村中的壓迫大不相同。中國地主把佃租提高到無可再高的程度。好一點的田地，他們收取收穫物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在某些地區，如重慶，他們收取百分之八十之多。在地權十分集中的縣份里，大地主好象中古歐洲的貴族一樣，自己有武裝的家臣，有無情的收租管事，有農奴——即佃農。
小自耕農常常並不比佃農好過日子。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抽稅，並且常常是在抽著。他必須負擔政府的勒索，各種本地官吏的零星竊盜，以及駐在他的縣裡的軍官們的需求，路過他的地方的小兵們，都覺得可以隨便問他要豬要肉要吃的。
有時農民需要貸款，而貸款在中國，可以把名義上擁有土地的農民降而為替債主耕種的僱農。一筆借款——買種子，買耕具或家庭急用的借款——就可以使農民陷入高利貸的天羅地網之中。不管政府如何設法在鄉村中打破這個制度，貨款權依然在鄉村小押當和重利盤剝者的手裡，而重利盤剝者，通常就是大地主兼做的。利率高至年利百分之三十至六十以上。一個人、一給高利貸者掌握以後，就很少脫身的機會。小農通常吃虧之處，還有市場。他在收穫季節低價出售米穀，青黃不接的時候他從市場上買回來的米，卻必須出高價錢。交通是這樣困難，道路是這樣稀少，以致每一地區都差不多與世隔絕。並沒有全國市場來規定價格，也沒有鐵路來使各地互通有無。
在任何鄉村裡，地主，高利貸者和商人，往往就是同一個人。通常大鎮市上總有「小康」之家組成的一個嚴謹的社會圈子。他們的田地產業給他們以威嚴的氣概和文明的外表。當傳統主義者說起中國鄉村民主的時侯，他們總提到「父老」，大家的事情是由父老決定的。父老差不多總是有錢有地的人，或有錢有地之家的商業上的同盟者。中國少數的「博學之士」，即出得起錢受教育的人，也是這些人家出身，中國各級政府的人員，是受教育的人之中挑出來的。這些人由於對自己階層的忠實感，由於對自己所出身的有教養及有錢家庭的忠實感，從根起就有官僚主義。在鄉村裡，富有田地的人家和地方政府的統一性顯而易見。政府指派保長和甲長負責收稅、徵兵和維持公共秩序」
——[美]白修德 等：《中國的驚雷》，新華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30-32頁

「農民要控訴統治他的寡頭政權，是決無效果的。他要控訴不法的捐銳，奇重的利息，一般警察的野蠻，必須向地方政府請願，而地方政府的組織，恰恰就是保護壓迫他的一群人的組織。甚至在戰爭以前，對地方政府問題有興趣的少數研究者發表了幾個詳細的調查材料，說明這個制度如何發生作用，就已經使中國有良心的人為之驚駭；他們寫了幾本枯燥的小冊子，把這個地主制度痛罵一番。在有些地方，無力付出重利息的農民就由當地的警察捉去關在監牢里；他們的家裡要不送飯送水的話，他們就會餓死而沒有人理會。在某些地主的田莊里。農民被迫作無代價的工，作為他們封建義務的一部分。農民收穫時，一切政府人員或地主紛紛各自勒索一份。」
——[美]白修德 等：《中國的驚雷》，新華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32-33頁

美國記者韓丁，曾親自在中國走訪，並雖中國共產黨的土改工作隊下鄉考察。韓丁會說中文，因此他可以親自直接採訪接觸到的中國農民。不妨看看韓丁在其《翻身》一書中記錄的民國農村是怎樣一幅不忍直視的畫面。

「『在很多地方，鄉村人民的處境，就像一個人永遠站在齊頸深的水裡，一個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托尼在一九三二年這樣寫道。」
——[美]韓丁 著：《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49頁。

「以下是從同我交談過的那些農民的親身經歷中摘錄出來的幾個片斷：
一連三年都鬧荒，全家只好出去要飯。晉城縣城裡簡直糟透了。好些做娘的把剛生下的孩子撂進河裡，大街上不少孩子四處轉著找不到大人。我們被迫賣了大閨女，那年她已經十四歲了。我們尋思，餓死不如逃荒去，就把一點點家什全賣掉了。我拿起一根扁擔，一頭挑上鋪蓋捲兒，一頭挑上小子，抬腿就奔了長治。小子一路上餓得連哭帶喊。我們在一家大門前頭歇下腳，小子哭得可憐，裡邊一個女人出來看了看。我們在那兒停了三夭。第四天早起，那女人說她想買這個小子。我把他安置在坑上睡熟了，到隔壁屋裡領了五塊銀元。人家害怕小子醒來哭著找娘，就把我們攆出去了。我心裡覺得苦得不行，賣掉親生骨肉，滋味真是不好受哇。那天走在路上，我們整整哭了一天。
我險些沒有餓死。那夭我躺在大路上，正好過來了一掛大車，趕車的招呼我讓開道，我覺得身板虛得不能動彈，心想叫它碾過去算了，可是人家還是由邊上繞過去了。
鬧荒時，我們都吃樹葉和酷槽。因為肚飢，身體虛得不能走路。我上山去尋樹葉子，看見人們都為爭樹葉子廝打起來。我妹子餓死了。我嫂子熬不住飢，跑出去再沒有回來。我表姐被迫當了地主的小老婆。
我和孩子們去給人象間苗，一總才掙下了半升小米，每頓飯只抓一小捧跟野萊攪在一起吃。娃們都挺成了大肚子，瘦得皮包骨頭。沒過多久，那個小的就起不來了。他害了紅痢，睡在炕上，從屁眼裡爬出了好多好多蟲子，足足有一盆，趕他死後還一股勁往外拱。小閨女吃不上奶，因為我白己也沒有吃的。不用說，她也死了。
人們一說到過去，就泣不成聲，聽他們講述的人也無法忍住自己的眼淚。然而，當這些苦難和恐懼積累多了，人們的惑覺變得麻木了。過去的生活中充滿了野蠻、殘酷、恐怖，人們也不感到心驚了。蟲子從奄奄一息的孩子身體里爬出來，象買賣牲畜一樣地買賣婦孺，把人活活毒打而死，為著爭搶樹葉而互相廝打—這一切人們已經習以為常了。不可想像的事物都變得平淡無奇了。」
——[美]韓丁 著：《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46-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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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些時候不如死
活：有些時候不太可能
水：年年都發
平：國內啥也平不了，國外列強誰來都能平我們

公爵出自資本家大地主和有海外關係的富農家庭，父母都是知識分子，按理說不該為TG說啥好話，祖上自然災害餓死了，文革長輩全被收拾過，父母發配祖國最北的邊境線，和蘇武牧羊差不多。
在老蔣的德政下，我海南的老家成了幾種勢力拉鋸的戰場，光我們縣縣誌上，三年女烈士有名有姓的殉難就有兩千人，我祖父和大部分同宗，逃往南洋，直到現在也沒幾個在國內的。

公爵夫人祖上參加過黃花崗起義，由於用的假名，身負重傷逃回家鄉後齎志以歿，滿清推翻後這個文武全才的革命元勛家被同宗洗劫一空，兒子被賣掉，老太太撒手人寰。夫人的母親一脈更加慘烈，能寫本傳奇小說。差不多算是中國亂世佳人的老外婆最終皈依天主，享壽百歲，可在老蔣治下丈夫早死，十三個孩子夭折了十一個。。。

這還都是中產階級以上人家，讀過書有過家業的人。
經歷過的人不覺得這有多慘，比他們慘的，在路邊被野狗吞噬，被列強打殺，被瘟疫天災，水旱蝗湯一批批的送走，牲口一樣死去，畜生一樣活著。

每個活下來的，都是幸運者。多數人的經歷，會告訴你那個時代---不革命TMD行么？
無論國人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人，現在都有了退化的痕迹，人類真正的幸福時代，到現在在局部地區也才四五十年，就覺得人類的主流是小清新和情懷黨，這是要遭到懲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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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奶奶的原話：
那時候（指她年輕的時候），家裡死個小孩都沒死頭豬崽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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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49年前我家的家史

從古到今 都是窮人與窮人做親，富人與富人做親。

我媽是個富人家的姑娘，家長為什麼要給她的姑娘找個在他家扛長活的窮小子？

秘密在哪裡。

1915年，我姥爺一個兒子 六個姑娘，封建社會 婦女纏著小腳 大門口不出 二門口不進 全依靠我姥爺一個人做買賣、開酒館掙錢，以後雇長工、種地、印鈔票。成了有名的山東掖縣埠上的《常興局》（地方鈔票流通卷）。

因為我姥爺家 是富農地主，有六個姑娘 一個兒子，前四個姑娘 都嫁給了富農地主家庭，男方要的家裝很多，嫁過去之後還要受婆婆氣，婆婆不死 永久是「丫環」（用人）。所以我姥爺確定 他的第五、第六個姑娘再不嫁給富人家了。

我爸爸在他家當長工，我姥爺看他能幹活、身體好、老實、漂亮。他一打聽 我爸爸的爸爸哥們五個 有四個 因為貧窮沒有結婚的兒子，將來他們的遺產都會留給我爺爺，我爺爺兩個兒子，一個姑娘，其中一個兒子 還是殘疾沒有後代，到他家不會受氣，將來的遺產 以後會全都會歸我爸爸。所以我姥爺同意了這門親戚。

後果如何? 沒有死 扒層皮。

二、從我家的墳塋說起

1942年5月我12歲。盛占科（現在是我的老仗義）他用石磙子 在他的地里壓地，準備把收割的麥子 放到這裡脫粒。這時我爸爸帶著我路過這裡 對盛占科說：『老弟你不要把我家老祖宗的墳墓壓塌』盛占科與我爸爸點一點頭就過去了。

便走 我便問我爸爸。我們家有四處老祖宗得墳地 為什麼都埋在別人家的地里？

我爸爸回答：我四個大爺死後 都埋在他自己的地里，因為殯葬沒有錢 把他們的地 被迫賣掉 因為他們沒有兒女，給我留下點房產，讓我給他們上墳拜土，還惹出大禍，增點三條人命搭進去。啊！我驚訝得問：為什麼？我慢慢講。

村官 盛占科他爸爸叫盛顯明，他家是富農有文化，是個村官，他夥同一幫人 稱霸貪婪造成的。

以前都是有文化的地主、富農當村官 與縣官、衙門勾結在一起成為惡霸。只要對他們自己有利就干，氣壓窮人。

我爸爸說：你爺爺一個姑娘兩個兒子，（大兒子是殘廢未婚）1915年我大爺的哥們全死光，家產全歸我爸爸，可被惡霸貪婪的村官盯上了，總想一切辦法 撈一部分，但是沒有機會。一年之後我殘廢的大哥突然死掉，村長惡霸 貪婪的機會來到了。村官硬說我哥哥得死 是被你媽毒死的。他要求把我家的一半家產 分給我大哥 做殯葬費。我七十多歲的爸爸沒有上學，沒有到過縣城，耳聾痴呆。村長要分給我大哥一半家產殯葬 被我拒絕。村官一夥強行執行要殯大殯。他們出錢購買幾百斤大米、購買幾頭豬，僱人扎大棚、扎金橋、扎銀橋、吹喇叭、唱大戲，然後放洋槍、放羊炮送死者的靈魂上西天。全村人大吃七天飯，毀霍了大筆錢，殯葬後村長拿著殯葬化消的清單向我要錢。我說沒有錢。村長逼我賣地。我對村官一伙人 在不滿之際。又來了幾個人，把我家 磨面吃的磨 推倒要拉走。我急了 打了他其中一個人，磨沒有拉走 全撤了。

村官一夥 立即研究對策。村官看挨打的那個人傷勢不大，讓他在門外的樹上再蹭一蹭，加大傷勢 便於告狀。他到門外對著樹 低著頭 向樹上一蹭，把腦殼、鼻樑蹭破了皮，他們用竹子做了個擔架，綁在兩頭驢的安子上，把這個傷員 運到離我們家40里路的萊州縣城 衙門口，村官拿著銀元，告狀書進了衙門， 遞上告狀書和錢，等候過堂。

告狀書上說著：「尹東財（我爸爸）膽大妄為，經常打 罵 弱待他父親，每次打他父親42鞋底不消息，而且還把他的鄰居都打了」。

過堂開始，法官要求傳喚證人，他們派人 用小毛驢把我爸爸尹聲令駝到萊州縣城 作證。

從來沒有到過衙門口的聾爸爸，見到衙門口的裝飾、憲兵的穿戴，就嚇壞了，不知道是讓他來幹什麼 全身哆嗦，自家的小毛驢沒有拴，就被村官一夥架著進了法庭 跪在桌前。法官質問：「是你的兒子連打你42鞋底 不休息嗎？他又把你的鄰居 打了嗎？」耳聾 他根本聽不見是說什麼，隨嘴答應，哼、哼、哼。村長說：「他承認了按手印」。村長扒著他的手 在告狀書上按上手印。然後他們又架著他 出了法庭。出了法庭後 他們把我爸爸丟到門外回家了。

我這個七十多歲 耳聾的爸爸不知道家了，小毛又驢丟了。你媽見你爺爺沒有回家 著急了，急忙託人去找，找了三天才把人找回來。

第四天，憲兵把我抓走，進了監獄。你媽一個人在家 懷著孕，背著個毒死大伯的罪名 走到井台，頭 用大襟襖一蓋，投井自殺了，幸虧救得急 沒有死成。

十天後，法院來函，讓你媽媽拿200塊銀元去保。你媽從你四姨家借了100元，又重尹關家借了100元（我知道利息1940年還沒有換完）。拖了出五府的一家子 尹邵先，他用小毛驢 馱著200塊銀元 早晨5點鐘到縣城去保我，結果到半路他就返回，進我家門 見到你媽就說：「二嫂子 錢被劫道的截走了（真假到現在也不知道）。

家中沒有錢保，我40天後帶著重病回來了。

我進監獄門 就是鋪著麥秸的大廠房，門口 有四個共犯人小便的尿罐。進監獄就在尿罐邊旁躺著，再進來一個犯人，其他犯人後搓，就占第一個犯人的位置，進來的犯人越多我離尿罐越遠。40天我沒有洗臉、理髮，虱子滿身跑，我高燒不退 眼眶起了一個大包，差點死了被送回家。我家的田地被他們半價買走，從此我們家年年窮。窮到什麼樣子，以後再說。

請看 我的一段家史。

談談我的家史

從古到今 都是窮人與窮人做親，富人與富人做親。

我媽是個富人家的姑娘，家長為什麼要給她的姑娘找個在他家扛長活的窮小子？

秘密在哪裡。

100年前，我姥爺一個兒子 六個姑娘，封建社會 婦女纏著小腳 大門口不出 二門口不進 全依靠我姥爺一個人做買賣、開酒館掙錢，以後雇長工、種地、印鈔票。成了有名的山東掖縣埠上的《常興局》（地方鈔票流通卷）。

因為我姥爺家 是富農地主，有六個姑娘 一個兒子，前四個姑娘 都嫁給了富農地主家庭，男方要的家裝很多，嫁過去之後還要受婆婆氣，婆婆不死 永久是「丫環」（用人）。所以我姥爺確定 他的第五、第六個姑娘再不嫁給富人家。

我爸爸在他家當長工，我姥爺看他能幹活、身體好、老實、漂亮。又知道我爸爸的爸爸哥們五個 有四個 因為貧窮沒有結婚的兒子，將來他們的遺產都會留給我爺爺，我爺爺兩個兒子，一個姑娘，其中一個兒子 還是殘疾沒有後代，到他家不會受氣，將來的遺產 以後會全都會歸我爸爸。所以我姥爺同意了這門親戚。

後果如何? 沒有死 扒層皮。

二、從我家的墳塋說起

1942年5月我12歲。盛占科（現在是我的老仗義）他用石磙子 在他的地里壓地，準備把收割的麥子 放到這裡脫粒。這時我爸爸帶著我路過這裡 對盛占科說：『老弟你不要把我家老祖宗的墳墓壓塌』盛占科與我爸爸點一點頭就過去了。

便走 我便問我爸爸。我們家有四處老祖宗得墳地 為什麼都埋在別人家的地里？

我爸爸回答：我四個大爺死後 都埋在他自己的地里，因為殯葬沒有錢 把他們的地 被迫賣掉 因為他們沒有兒女，給我留下點房產，還惹出大禍，增點三條人命搭進去。啊！我驚訝得問：為什麼？我慢慢講。

村官 盛占科他爸爸叫盛顯明，他夥同一幫人 稱霸貪婪造成的。

一百年前都是地主、富農當村官，都與縣官、衙門勾結在一起。只要對他們自己有利就干，氣壓窮人。

我爸爸說：我爸爸一個姑娘兩個兒子，（大兒子是殘廢未婚）1915年我大爺的哥們全死光，家產全歸我爸爸，可被貪婪的村官盯上了，總想一切辦法 撈一部分，但是沒有機會。一年之後我殘廢的大哥突然死掉，村長貪婪的機會來到了。村長硬說我哥哥是被你媽毒死的。要求把我家的家產分給 做殯葬費。我七十多歲的爸爸沒有上學，沒有到過縣城，耳聾痴呆。村長要分給我大哥一半家產殯葬 被我拒絕。村長一夥強行執行要殯大殯。他們出錢購買幾百斤大米、購買幾頭豬，僱人扎大棚、扎金橋、扎銀橋、吹喇叭、唱大戲，然後放洋槍、放羊炮送死者的靈魂上西天。全村人大吃七天飯，毀霍了大筆錢，殯葬後村長拿著殯葬化消的清單向我要錢。我說沒有錢。村長逼我賣地。

我對村長一伙人 在不滿之際。又來了幾個人，把我家 磨面吃的磨 推倒要拉走。我爸爸急了 打了他其中一個人，磨沒有拉走 全撤了。

村長立即研究對策。村長看挨打的那個人傷勢不大，讓他在門外的樹上再蹭一蹭，加大傷勢 便於告狀。他到門外對著樹 低著頭 向樹上一蹭，把腦殼、鼻樑蹭破了皮，他們用竹子做了個擔架，綁在兩頭驢的安子上，把這個傷員 運到離我們家40里路的萊州縣城 衙門口，村長拿著銀元，告狀書進了衙門 遞上告狀書和錢，等候過堂。

告狀書上說著：「尹東財（我爸爸）膽大妄為，經常打 罵 弱待他父親，每次打他父親42鞋底不消息，而且還把他的鄰居都打了」。

過堂開始，法官要求傳喚證人，他們派人 用小毛驢把我爸爸尹聲令駝到萊州縣城 作證。

從來沒有到過衙門口的聾爸爸，見到衙門口的裝飾，就嚇壞了，不知道是幹什麼 全身哆嗦，自家的小毛驢沒有拴，就被村長一夥架著進了法庭 跪在桌前。法官質問：「是你的兒子連打你42鞋底 不休息嗎？他又把你的鄰居打了嗎？他」耳聾 根本聽不見是說什麼，隨嘴答應，哼、哼、哼。村官說：「他承認了 按手印」。村長扒著他的手 在告狀書上按上手印。然後他們又架著他 出了法庭。出了法庭後 他們把我爸爸丟到門外回家了。

我這個七十多歲 耳聾的爸爸不知道家了，小毛又驢丟了。你媽見你爺爺沒有回家 著急了，急忙託人去找，找了三天才把人找回來。

第四天，憲兵把我抓走，進了監獄。你媽一個人在家 懷著孕，背著個毒死大伯的罪名 走到井台，頭 用大襟襖一蓋，投井自殺了，幸虧救得急 沒有死成。

十天後，法院來函，讓你媽媽拿200塊銀元去保。你媽從你四姨家借了100元，又重尹關家借了100元（我知道利息1940年還沒有換完）。託了 出五府的一家子 尹邵先，他用小毛驢 馱著200塊銀元 早晨5點鐘到縣城去保我，結果到半路他就返回了，進我家門 見到你媽就說：「二嫂子 錢被劫道的截走了（真假到現在也不知道）。

家中沒有錢保，我40天後帶著重病回來了。

我進監獄門 就是鋪著麥秸草的大場房，門口擺著四個大尿罐。第一個犯人進去 就在尿罐旁邊躺著，再進來的犯人 就離尿罐遠一米，進來的犯人越多我就離尿罐越遠。40天我沒有洗臉、沒有理髮，虱子滿身跑，長了滿身疥，我高燒不退 眼眶起了一個大包，差點死在監獄，被送回家。
我家的田地，被村官他們半價買走，從此我們家年年窮。窮到什麼樣子，以後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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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姥姥，1932年生，今年84歲。小時候她家裡是地主，不曾缺過吃穿。

她年紀大了，記性不好，耳朵也聾了，很少和我們提起以前的事兒。

一次我問姥姥：「你小時候遭災，是什麼樣的情景？」

她眯著眼睛努力回憶：「遭太多次災了，你說哪次？」

「1942年。」我想了想補充道：「你10歲的時候…」

姥姥一下子就想起來了：「螞蚱，漫天的螞蚱……飛過去啥也不剩，莊稼桿都吃完了……外面沙沙沙的，天都被螞蚱擋住了啊……糧食沒了，人沒糧食，人命就輕賤的不如狗命…大街上人都被餓的浮腫半透明了…當時你舅老爺被人販子扯著，姐弟倆到我們家門口，我娘用一籃綠豆買了那個男孩，姐弟倆分離，那個女孩子哭的撕心裂肺的啊……」

「等等」我打斷姥姥：「那個男孩被買下來了，成了我舅姥爺，那個女孩呢？他姐姐呢？」

「不知道，後來沒有消息了。這麼多年過去一直沒有。」姥姥搖了搖頭，想了很久，有點驚懼的說：「當時鎮上有一家羊肉湯館，鬧饑荒也沒有關門。」

她又想了許久：「人都沒得糧食吃了，又怎麼可能餵羊呢？」

……………………………………………

你們吵得我煩死了，評論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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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媽家在民國是富人，我爸爸家在民國是窮人。

我姥姥姥爺來自西安。城市的老故事他們會體驗，決定歷史進程的大事件他們也見證。
我爺爺奶奶來自捱上（黃土高原）的農村，地形支離破碎，缺水，非常貧窮，10年回老家看看前還需要三輪摩托下山打水，狼也多，長安人稱呼那裡人是北山狼。

爺爺的一個堂兄弟父母早亡，無人照料，太爺爺非常狠心，也許是自顧不暇，拒絕收留弟弟的孩子，太奶奶常常偷著周濟幾口飯，但一個十幾歲的少年無家可歸在外討飯，後來被狼吃掉了。
家裡有罌粟，我小時候還見到爺爺留下來的干罌粟殼子。那時候毒品泛濫，老百姓雖然抽不起鴉片煙，但生病了也沒醫藥治病，大煙是能搞到或者自己種的止痛藥，生病沒郎中看就用大煙緩解痛疼，等死，或者自愈。爺爺被江湖術士說命硬，於是被逐出家門。在縣城舅舅家做工，食指上長了一個疽，不斷潰爛，但無錢醫治，後遇到一個中醫施捨了藥物，保住了手指，但指甲變得畸形可怕，我記得很清楚。也是在縣城接受到了共產主義，然後就參加革命了，游擊隊-地下黨，抗日，打國民黨反動派，新疆平叛烏斯曼匪幫。。。多次死裡逃生。黃土高原的絕壁上會出現裂縫，他曾經藏在裂縫裡，聽著懸崖上面國民黨追兵的馬蹄聲，也曾有富農家的長工和他換了衣服來引開追兵。奶奶是文盲，16歲嫁給他，帶著孩子東躲西藏，忍飢挨餓，沒生兒子之前，地位簡直就是牲口，任何家裡的男性都可以毆打她。這就是陝北農村的傳統。今天女人仍然不上席面，在廚房操勞。當然，我爺爺革命了，所以不僅不打奶奶，退休以後還負責做早飯，讓奶奶多睡一會兒。這可是陝西「中華道統」的異端。

姥爺是城裡高富帥，身高一八五，在吃不飽的民國算是巨人。太姥爺是西安名醫，買下了半條街的家業。抗日戰爭爆發，他應徵入伍，親歷了舊時代民國對壯丁的摧殘虐待。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準確數字絕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認，戰爭期間喪失了1867283名新兵。（國防部所屬戰史局局長1978年7月根據《抗戰史料

叢編初集》第293頁，向我提供的信息。）遺憾的是，沒有對這個數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項目加以分析。國民政府的堅決支持者和蔣介石的一位知己蔣夢麟根據秘密

文件估計，至少有1400萬新兵在抵達他們的部隊之前死亡。這一數字太大了，難以置信，可能是140萬（見蔣夢麟：《新潮》，第91頁）。」——《劍橋中
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注釋

相比千萬還沒來得及報效祖國就悲慘死去的壯丁，他是幸運的。因為他加入的不是軍閥的部隊，而是中央軍，185的他被分配到征緬遠征軍傘兵部隊，新兵營在成都。可是在那裡也缺醫少葯，伙食不佳。他回憶說天天拉肚子，沒什麼拉的就拉水，最後瘦的不到百斤，覺得自己快死了，與其這樣無力上前線活活死在這裡，還不如逃走，大不了槍斃。於是當了逃兵，在成都有親戚，在親戚的地窖躲了一年，然後徒步走回了西安。他說自己回到家的時候就像個野人。

姥姥雖然不是趙家人 ，但出身不差，民國粉的情懷她本都能享受，比如搖聲機里周璇的拷紅。她本姓閻，和閻錫山同宗，他父親應該是閻錫山的族侄。但不知道為什麼他父親在西北軍楊虎城部做官。她母親也和楊虎城的夫人相識。她回憶里，她父親腰挎兩把手槍，母親的旗袍就有三大包袱，出門上街有挎著盒子炮的勤務兵跟著。
西安事變前夜，他父親大概發表了一番「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講話，表示要去履行軍人衛國的神聖使命，兵諫蔣委員長。留下200大洋，說萬一犧牲，就委託她舅舅照顧娘倆。然後當晚被炸死了。後來按照叛軍處理暴屍街頭。姥姥的媽嚇破了膽，迅速改嫁，並在一年後死於死胎。他舅舅用200大洋給自己的幾個兒子娶親，並讓她隨自己姓張，但把她賣了做童養媳。她很聰明，裝傻，裝沒文化，被退回家裡（這樣不用退錢）前後被賣了兩次，也算和舅舅恩斷義絕。整個童年靠自己幫鄰家富裕的小姐寫作業賺學費，接受了四年教育，16歲中專畢業。解放軍進城，她上了進軍新疆的卡車。

有些洗地的說民國戰亂，拿來和新中國比不客觀。我想說，客觀，因為戰亂是國民黨右派破壞北伐，屠殺要繼續北伐，完成孫中山土地政策的共產黨和左派，其代表大資產買辦階級的國民黨右派和地主階級割據新軍閥實力派媾和一手造成的。
國家政令不統一，國民黨幫派本質也是舊社會的惡的一部分。
不說花園口洪水下的災民，日本鐵蹄下的三光。陝西作為一個躲開戰爭的省份，我爺爺奶奶姥姥姥爺的人生恰好是農村平民和城市中層階級人生在非戰爭環境下比較有代表性的例子。

新中國也經歷過政策失誤和挫折，但我想說，49年前，陝西農村覺得養不活的孩子通通生下來溺死，或者捂死。我奶奶四處躲藏的時候捂死了我的一個姑媽。太奶奶把我五爺爺丟掉尿盆里，是我奶奶撿回來的。但49年後，生下來的都養活了。 我姥爺的堂哥也投共了，解放後出任陝西省糧食廳廳長，三年經濟困難，他動用的特權是，掃一掃麵粉廠地上的麩，拿回家吃（我媽原話，做鍋盔還是餵雞了，自己吃還是周濟窮親人，不得而知，分析家不用分析了，太細節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民國的時候1942饑荒，河南國民黨大員是不是也在乎地上的麩子。（跑題了，想到他家的事兒就寫多了，請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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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轉述老人的回憶，我母親的講述，肯定有細節差錯，比如在兵站被虐還是在營地被虐，老人去世17年了也無從得知。他在新兵營的腹瀉沒有得到醫治是肯定的，吃的也不行是次要的。哪兒表示過成都人民餓肚子了？希望辯論家留言前想好。不要偷換概念說我姥爺在新兵營面黃肌瘦就是天府之國人吃不飽了。第二次遠征軍（1943年初至1945年3月）是我姥爺投軍的時期，查了一下，陸軍第一個傘兵部隊鴻翔部隊就是征緬遠征軍第五軍所轄，駐地雲南昆明。所以姥爺說自己在成都新兵營受訓是給傘兵部隊供給兵員是可信的，沒必要亂說。另外收集麩皮的老頭子也早死了，家裡的四個兒子倆閨女還活著（我得再次找我媽確認，大概是這麼個數）。當時新疆跑回去的孩子也很多，餓不死但也愁死人。老革命收集地上的麩皮是為了不浪費還是真缺這點兒吃的，我不知道， 只是想表示官員也要服從配給制，而無法像民國那樣投機自肥而已。這些是肯定的，而不是什麼配給幾塊月餅的事情。無從得知的事情動機隨便猜好了，也許就是本能，改革開放後我爺爺掉到地上的東西也吃，剩菜務必吃完，剔過的骨頭狗都不吃。還給鼓勵我學習他，把掉地上的食物吃掉。T*T。但這些無關緊要，抓住辯論也沒意思了。偷換了概念給我扣上說成都人吃不飽的帽子，得意的說打臉~(≧▽≦)/~啦啦啦，呵呵，你真厲害，開心就好，把在新兵營餓肚子改成伙食不佳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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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社會有多亂，沒經歷過的是體會不到的。我外公1923年生人，他曾祖父手裡在興文縣居杭鄉柏楊壩買了一坨地方，過世後兩個兒子搬到了柏楊壩來居住，到我外公這代，弟兄和土地都多了，有錢了土匪就盯上了。外公的大爺爺被牽毛子上雲南滴水洞，最後死在哪裡，家裡賣地方去取屍體回來，他的孫子也就是我外公的堂哥才十九歲，被土匪槍殺（四十天後我堂舅才出世），外公的父親種了幾塊地的鴉片，收割好后土匪來搶，他跑出門後摔在地里的石頭上，當天晚上就過世了，那年我外公十一歲。外公另一個堂哥是團丁，追土匪時候被打死了。三代人，四個男丁死在土匪手裡。後來抓壯丁，我們村去一年就去了八個，一個都沒回來。有個道士四個兒子，抓走了三個。鄉長陳元傑五兄弟被仇家一天之內被殺得乾乾淨淨。我外公的曾祖父叫李朋春，外公是去年過世的，說得最多的是，我想都沒想到還能吃這麼久的大米白飯。——————說完外公家說我家吧，我家是康熙三十五年從會同來四川的，落點在納溪縣蘆延鄉五甲八斗坵（現在納溪區上馬鎮桐子林村），當時是思語公帶著三個孩子和親房的八戶人一起來來的。思語公的曾孫仲瑜在乾隆五十年後的某一年，帶著六個兒子搬到了柏楊壩，我家是仲瑜公最小那個兒子承文的後人。民國年間，我們當地發生過兩次大的瘟疫，一是丙子年（1932）的痢症病，下紅的，快的幾天，慢的一個月就死了。一是甲申年（1942:)的寒氣病。二房承舜的後裔在丙子年死絕了幾戶，我們幺房在甲申年死到最後就剩我曾祖父和伯高祖父兩家。據我外公講，那年家家都因寒氣病死人，那我們家有個還沒抬上山，就又有人來說家頭又有人死了。現在在我老家還能看到一排排的毛墳（沒有墓碑，沒有內棺，就把棺材放哪裡，然後用毛石頭圍著砌一個四方體。有的棺材都沒有就用席子裹起來拿去埋了），那時候的土太醫，先是給吃草草藥，然後醫不住，就收鬼，可惜鬼惡得很，收不住，就等死吧。曾祖父（1906年生人）本來是三兄弟，伯曾祖父娶了媳婦，可惜二十五歲就過世了，沒有生長，媳婦上雲南去了。曾祖父二哥十三歲那年和土匪一起去搶長官司，回來被伯曾祖父槍殺了。那時候高祖父母也過世好久了，家裡就沒有別的依靠，和伯高祖父一起住，然後結婚，（插一個曾祖母的事，曾祖母叫易名惠，父親叫易登山，有個哥哥在隔壁大壩黃樹猷手裡當兵，二十四軍來圍平寨的時候，他成了內應，那天晚上二十四軍的人來喊門，易某某，開門，裡頭答應，來嘍。然後就把他砍成幾坨丟出來。曾祖母后家就沒人了。），有了我爺爺（1930生人:)他們四兄弟和一個姑婆。解放前，基本上就是給保長黎海卿當長工（就是栽秧打穀，薅刨管理都要先幫黎家整巴適了才能回去料理自己的田地），日子過得相當貧苦（我爺爺和幺爺爺年齡相差二十多歲，幺爺爺和大姑同年），直到毛主席來解放了，我們家才翻身（爺爺幾兄弟長大了，勞動人口有了，成分也好）。所以，綜合我家的情況，要是沒解放，不會有我在這裡和大家吹水。我外公家估計最後會滅在土匪手裡或者成為土匪，我爺爺家會在一兩代人後徹底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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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1日，全面取消農業稅。

記得當初學習白居易的觀刈麥時，老師提了一個問題：你們知道農民什麼時候收糧食不用交稅了嗎？

大家七嘴八舌地說，有人說是中華民國嗎？我記得三民主義裡面不是有民生嗎,新三民主義還有扶助農工。 我當時確定肯定不是清朝，因為有攤丁入畝，所以清朝肯定會要交農業稅。 但是至於什麼時候不交稅了，我真不知道。

老師說：是2006年，從那年開始種糧食不交稅了。 老師不由得看著我們感慨，你們現在生活在城裡，有幾個下過地，有幾個割過麥子，也不擔心沒飯吃，真是幸福啊。

可中國兩千多年來，農業稅就是農民的一塊心病，豐年還有飯吃，遇上災年，稅收不減，除了賣地還能怎麼辦？ 地賣了還可以賣兒賣女，多少人因為農業稅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交不上稅死的人數的清嗎？

所以從此之後凡是有人覺得我朝之前的任何朝代生活水平好，百姓幸福，我就問他一句：

你要是個農民，可以不交農業稅嗎？

但凡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的，都不會覺得前朝好。

復有貧婦人， 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遺穗， 左臂懸敝筐。
聽其相顧言， 聞者為悲傷。
家田輸稅盡， 拾此充饑腸。
今我何功德， 曾不事農桑。
吏祿三百石， 歲晏有餘糧。

有些人不信邪，覺得我怎麼一定是貧婦人呢，我可以是白居易啊，寫寫詩來看看麥，每年還有餘糧呢，生活多美。

可是聰明的你，你說是貧婦人多，還是白居易多呢？

註：白居易29歲中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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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排名第二的答主建議

最好是拿４５——４９年期間國統區和根據地的壽命、鋼產量增長率、GDP增長率、文盲率來進行比較，來證明TG是一個比國府優越的多的政黨。

-----------2014.09.27 12:18---------------------------------------------------------------
我只是搬運工。。。

出處：推薦由李根河友整理的《中國震撼世界》
作者：diamond
《中國震撼世界》：作者是美國記者傑克·貝爾登，包含國共兩邊的見聞、對比，從最高層到最底層，有數字有案例，都是第一手資料，從一個美國人的角度，用詳盡的事實說明了當時的中國處於怎樣的一個狀態、當時的國共各自是什麼樣的政府、二者分別是怎樣對待人民的。

下面節選幾段，國統區的情形是這樣的：

第十二章 獨夫單挑人民

第五十三節 失樂園：台灣大屠殺

　　當我從滿洲回來的時候，我發現國民黨已經半公開地向它本國人民宣戰。席捲全國的反內戰、反美國干涉和反獨裁的示威遊行遭到直接的血腥鎮壓。成千上萬的學生、商人和知識分子被毆打，成千上萬的人被投入監獄，還有不少人挨了刺刀，吃了子彈，慘遭殺害。干這些勾當的時候，多半用的是剿匪、控捕間諜或共產黨特務等名義。但是受害者人數之多、聲望之高，使廣大群眾無法接受這些誣陷不實之詞。一陣陣激憤的批評聲來自四面八方。為了平息民憤，政府有時只好承認許多受害者並非共產黨，而只是一些受了外國異端邪說的影響而誤入歧途的青年。蔣介石說，為了拯救中國，為了肅清這些異端邪說的影響，人民必須遵守聖賢之道，接受政府對他們的改造。

　　在一九四七和一九四八年間，蔣介石政府在台灣島上，以實驗室的規模對人民試行了這種「改造」。

......

　　蔣軍士兵到市場貨攤上拿東西不給錢，夜裡攔路搶劫老百姓，下鄉打家劫舍時甚至還殺人滅口。於是，在日本統治時期盜賊絕跡的村鎮城鄉，不得不紛紛成立保衛地方的組織。

......

　　在接收一個工廠的時候，蔣的憲兵總要問三個問題：「現款有多少？」「有汽車嗎？」「有洋樓嗎？」台灣籍職員陸續被辭退，由國民黨帶來的人接替。儘管島上的技術人員幾乎同全中國的技術人員加在一起一樣多，但是當地的技術人員大部被不分青紅皂白地奪了飯碗，被迫去給國民黨的小官僚們當廚師、文書或低三下四的僕役。

......

這種溶液制起來非常簡單。即使制不了這種溶液，用熱水溶劑代替也可以頂點兒用。但是，正當霍亂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有一位中國醫官卻下令節約使用這些溶液。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官員對此提出了強烈抗議，因為這隻能斷送那些本來可以救活的病人的性命。不料竟有一個官員回答說：「這些霍亂病人只是一些無足輕重的窮人嘛。」

......

　　這時候，有一批學生到車站，想搭火車南下，但被鐵路警察抓了起來，受到毆打，有的給打死了。接著有四千名被激怒的群眾到鐵路局示威，就在美國領事館完全看得見的地方遭到憲兵槍擊。

......

　　有一位留美的大學畢業生曾經想要興辦一個台灣糖業公司，不讓大陸資本進入島內。他遭到槍擊，丟了性命。有三個法官被人從家裡綁架走，他們都曾經給貪贓枉法的中國官員判刑。一位曾經公開抨擊大陸人貪污腐化的七十二歲高齡的國民參政員被人從病床上拉走，同他的兩個兒子一起慘遭殺害。

......

　　最後，對於極力想把中國獨裁者的一切麻煩全都歸咎於羅斯福總統和俄國人的那些美國人來說，台灣是最好的回答。這個小小的海島，在蔣介石接管前，本來好端端的，只不過受到輕微的戰爭破壞。蔣接管了幾個月，它就幾乎成了一座監獄，樂園變成了鬼島。

台灣上發生的這一切就是大陸國統區的一個縮影。國民黨政府的這種倒行逆施直接導致了二二八慘案，把原本是喜迎回歸的台灣人活活變成了台獨分子，在大陸和台灣之間種下了深刻的不信任的種子，至今仍然成為兩岸同胞的巨大裂痕。單是這一條就足以把國民黨政府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那些民國粉應該好好看看這些文字，如果穿越回去的話，迎接他們的到底會是些什麼。

作為對比，解放區的情形是這樣的：

第五章 邊區的社會

第二十四節 他們的生活改善了嗎

......

　　在產棉區，農民平均一人一年有二斤四兩棉布和同樣多的原棉。而在非產棉區，就只有九兩布和四兩棉花了。

......

　　那麼，共產黨使情況改善了嗎？組織變工隊、恢復手工業，真是為了改善人民生活呢，還是巧設圈套，誘使農民為八路軍生產物資呢？我只能向大家介紹農民對我講的和我親眼看見的。在產棉區和非產棉區，現在多數農民一年有三斤棉花。邊區官員說，很快就要增加到三斤半。這是宣傳么？也可能是。可是士兵和農民的穿著多半都比我幾年前所見的要好。有些地方，人們仍然穿得很破，但夫妻合用一條褲子的事很少了。

......

　　一到新年，農民的糧食早就吃完了，幾百年來都是如此。這時只有地主還有餘糧。可是我在新年期間路經華北平原的時候，看見許多人家的囤里儲存著糧食，這是新解放區的情況。在老解放區，農民一般每三年就能積存出一年的儲備糧。這是十分了不起的，這意味著在水旱之年農民就有了度荒的糧食了。甚至可能還意味著在將來（遙遠的將來也罷），某一位新的賽珍珠想再寫一部《大地》（寫於蔣介石統治的興盛時期的一本書），也無法找到背景材料了。

　　在華北的某些地區，老鄉們在過年的時候有端著飯碗出家門聚在一塊兒吃的習慣。過去，富人聚在村東頭吃白面饅頭（這算是奢侈的食品），而窮人則聚在村西頭喝稀糊糊。多麼分明的階級界限！從方位上和食物上就可以看出來。我在老解放區沒有看到這種界限，人們統統聚在村子中央，吃的不是稀糊糊，甚至不是白面饅頭，而是肉。不僅在春節是如此，而且在端午節、中秋節、元宵節部是如此。

......

　　薄政委聲稱邊區百分之八十的人民在抗日戰爭時期改善了生活，如果完全相信他的這種說法，也是無視事實的。根據我的見聞，這顯然言過其實。離家六、七年的八路軍幹部總是告訴我，他們回家鄉後的第一個印像就是太窮。但是，正是因為這種窮才顯出了共產黨對改善人民經濟生活所作的貢獻。共產黨控制僅兩年的地區與控制已有五、六年的地區相比，情況完全不同。我常注意到，在窮山區的許多小村子裡，情況要比富庶平原的大村子好得多。在山區，共產黨的統治已有七年；而在平原，共產黨的統治只是從日本投降後才開始。

......

　　在老解放區的生活中出現了一種有意思的現像；有許多農民因為生活有節餘，因為能從農業勞動中賺一點錢，也因為學會了算術，開始記帳了。下面是一位名叫石玉利的農民所記的帳，他家六口人，種十二畝地。

　　收入：

　　穀子 二石八斗

　　玉米 八斗四升

　　麥子 一石五斗

　　豆子 二斗

　　辣椒 二十五斤

　　干小米 一百三十斤

　　棉花 五百八十斤

　　油菜籽 三百六十斤（值三十美元）

　　賣布得 四十元

　　賣棉花得 二十二元

　　賣棉線得 七元六角

　　支出：

　　糧食 二石八斗

　　玉米 八斗四升

　　豆子 二升

　　鹽 七十二斤 八元四角

　　煤 七百三十斤 十元

　　藥費 四元

　　色布 十二元

　　修房子 二十元

　　雜項 十元

　　這一年，這位農民有19.10美元的盈餘和四個月的小米儲備。對於美國人來說，這些數字像小菜園的數字， 而不像一個農戶的數字。可是在中國，這些數字卻反映了余、缺之間的差別，過得起日子和揭不開鍋之間的差別。

......

　　毫無疑問，中國獨裁者所擁有的經濟與生產的機器，與解放區的經濟相比，要佔有極大的優勢。從這一點看，共產黨的經濟永無希望戰勝蔣介石的經濟。邊區有希望做到的，只是能生產出足夠的東西，來維持戰場上的部隊，維持一個政府，維持人民的衣食，使他們滿意，直至有朝一日，其他因素能使中國的內戰的形勢急轉直下。

　　這些因素是什麼呢？多得很，但都可以用「革命」兩個字加以歸納。

類似的對比在書中比比皆是。看完這本書，大體就可以明白，為什麼這場內戰不可避免、為什麼共產黨會贏、為什麼這被稱為解放戰爭、為什麼說這是一場革命。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不是小資頭腦的幻象，更不是發明家的創造對象。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勝於一切雄辯。

-----------2014.09.27 17:57---------------------------------------------------------------
《劍橋中國史系列·民國史》

-----------2014.09.27 17:35---------------------------------------------------------------
什麼時候我自己能來點犀利的文字就好了。
leemz2002：旅日華僑，曾祖父資助過早期國民黨人，主要在youtube發言，文字犀利，有理有據有節。國內論壇轉他發言的帖子很多，大家有興趣的話自己搜吧。
相比《中國震撼世界》，leemz2002的發言比較碎片化，我就不轉載了。
海外華人論戰(轉載)_台灣風雲
Leemz2002網友大戰海外群雄全集【戰鬥力爆表】31番 老視頻3月份新增評論補缺

-----------2014.09.26---------------------------------------------------------------
我這邊有個答案，可以部分回答這個問題，非原創。
出處：不是國軍無能，實在是......
作者：diamond

同樣是抗戰八年，TG政府又是怎麼過來的呢？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概述》－－李祥瑞

抗日戰爭時期，邊區財政經濟的發展經過了以下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1937年至1940年底，為力爭外援，休養民力，並開始由依靠外援向著半自給道路轉變的時期。

……據記載，1937年至1939年邊區財政收入中外援所佔的比重分別為77.2%、51.96、85.97%

第二個時期，是從1941年1月至1942年2月，為克服嚴重的財政經濟困難，由半自給轉變到完全自己的時期。

「皖南事變」後，國民黨加緊了對邊區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一切外援斷絕。……為了渡過難關並求得以後的發展，首先，求助於民，發行公債500萬元（實收612萬元），徵收公糧20萬石（包括上半年向群眾借的5萬石）。第二，確定了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原則，切實發動機關、部隊、學校進行生產，以解決經費困難。第三，禁止「法幣」在邊區流通，授權邊區銀行發行「邊幣」，支持生產和用作必要的財政墊支。

還應指出的是，1942年的財政支出中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取之於民的稅收只佔全部收入的35%；另一個是經濟建設的投資比上一年增加了14倍，佔全年支出的30%。

第三個時期，是從1942年12月到1945年，為邊區經濟健康發展，開始達到「豐衣足食」的時期。

……這一年邊區財政支出為60億元，其中機關生產自給部分佔64%，政府公營企業收入佔19%，稅收和公鹽代金佔10%，銀行墊支佔7%，而且主要是用於生產投資，創造了財政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蹟。

隨著生產的發展，農村階級狀況也起了變化，富裕戶空前地增多了。據延安縣柳林區四鄉的調查材料，該鄉1936年共有106戶，其中僱農14戶、貧農48戶、中農44戶；1943年共有125戶，其中僱農1戶、貧農15戶、中農94戶、富農15戶。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財政來源》――黃正林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財政來源在1937年至1940年主要依靠外部援助，外援佔全部財政收入的51％到85％。1941年至1945年外援中斷，邊區的財政來源主要靠各稅收和公營企業的發展來提供。

農業發展：

根據《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二編《農業》，第85—87頁有關數據統計：

年代　　耕地(畝)　　　糧食產量(石)　　植棉(畝)　　 產量(斤)

1941　 12 223 344　　　1 470 000　　　　39 987　　　 508 131

1942　 12 486 937　　　1 500 000　　　　94 405　　 1 403 646

1943　 13 774 473　　　1 600 000　　　 150 473　　 2 096 995

1944　 12 205 553　　　1 750 000　　　 295 178　　 3 044 865

1945　 14 256 144　　　1 600 000　　　　35 000　　　　 /　

工業發展：

1941年至1945年邊區工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以1943年工業發展水平為例，公營工業發展最快，全邊區有紡織廠23家，年產大布3.29萬餘匹； 造紙廠11家，年產紙5671令；化學工業工廠10家，肥皂廠2家，陶瓷廠3家。石油廠1家，火柴廠1家，製藥廠1家， 皮革廠2家，印刷廠4家，被服廠12家，煉油廠2家 ，工具廠8家，木工廠2 家。（註：《解放日報》1944年5月1日。）

解放戰爭中，國統區天文數字般的通貨膨脹和金圓券的崩潰就不必多說了，TG這邊怎麼樣呢，經濟崩潰了嗎？

《解放區的擴大及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山東省情網

農業方面：

解放區農民在各地黨組織和民主政府領導下，積極貫徹會議精神，採取各種有效措施，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1）開展勞動互助，廣泛組織合作組織。（2）增添 耕畜和各種農具。據不完全統計，1948年全省新增耕畜14.6萬頭，大車、小車、水車、轆轤、犁、耙、耬等均有較大增加。（3）興修水利。1948年， 全省共挖河築堤80餘公里，保護耕地262萬畝。（4）開墾荒地。1948年，全省共開墾荒地137.4萬畝。（5）推廣農業科技。如棉花密植等。（6） 擴大秋種面積。1948年全省小麥播種面積較上年增加10.25％。

工業方面：

民主政府接管後，立即組織恢復生產。1949年初，全省復工的廠家已達36處，主要分布在濟南、徐州、博山、周村、張店、淄川、濰坊等地。這些城市解放 後，廣大工人翻身做了主人，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如濟南成大紗廠，1948年9月接收後，10月即復工生產，到11月，全廠10440枚紗錠和72台織布 機全部投入生產，月產棉紗648件，白布2876匹，達到歷史最高水平。華興造紙廠於10月復工，到1949年初，月產新聞紙達81857磅，捲煙紙 17693磅，分別超出國民黨統治時期最高月產量的20倍和2倍多。濟南麵粉廠，在1948年9月接收前曾停產年余，接收後於11月復工，到1949年3 月底，即產麵粉28.9萬袋，超過國民黨統治時期相同時期產量的15％。

《百城百戰解放戰爭系列：解放錦州》――記工

農業方面：

為保征農業豐收，各級民主政府還大力組織水利建設。如盤山縣到1948年6月初，共用46.　76萬餘個勞動力，新修及補修河壩118條總長38.　93 萬餘米；新修補充水渠67條總長28萬餘米，使春耕搶種的近120萬畝土地得到保障。東北行政委員會還向各地發放了150億元農業貸款，以緩解農民生產資 金的困難。這些正確的政策和措施。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1948年，東北解放區除原有的耕地外，還開墾荒地77萬餘畝，超過原計劃的25. 　6％，興修水田9萬垧，超過原計劃的1倍。除小麥受災外，秋季作物普遍豐收，糧食總產量達到1187萬餘噸。老區每畝平均產量從1947年的150斤增 加到192斤。

工業方面：

由於採取了正確的政策，充分調動了廣大職工生產積極性，在各行各業開展了廣泛的生產競賽運動。因此，東北國營工業生產取得了重大成就。據不完全統 計，1948年共產原煤540.　6194萬噸，赤金550.　0586萬兩，發電3.　61896811億度，木材148.　5641萬立方米，紙張 6598噸，棉紗377.　6283萬件.　棉布62.　3552萬尺。棉軍毯4.　1594萬條，軍用膠鞋203.　55萬雙。水泥1.　7214 萬噸，人造毛呢14.　9836萬米，食鹽35萬噸。
在建立和發展國營工業的同時，還興辦了以省市縣為主的公營工業。據統計，1948年東北解放區(不包括熱河)共有省營工廠1049個，職工3.　233萬 人。此外，私人工商業也有較快的發展。如哈爾濱市僅在1948年3月份，呈請政府登記開業的即達一千數百戶。牡丹江市在原有1500戶基礎上，增加到 5000戶。佳木斯市在1948年頭3個月中，就新增加807家。吉林市在1948年3月解放後的5個月中，增加了2500餘家，使全市私人工商業達7000餘家。

TG和美軍乃至聯合國軍開戰又如何呢？在進行抗美援朝的同時，在面臨以美國為首的整個西方世界全面封鎖的同時，在百年內戰外戰的廢墟上，新生的政權還進行著解放新疆和西藏等地、剿滅土匪和國民黨殘部、反擊國民黨的轟炸和滲透等工作。

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少將徐焰做客人民網，談抗美援朝戰爭60周年。

在進行抗美援朝戰爭的兩年九個月當中，中國的經濟依然快速發展，而且獲得了每年15％的 增長率，因為當時抗美援朝戰爭的花費，從戰費看，只佔國家財政支出的12％，並沒有影響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另外，抗美援朝戰爭煥發了民族精神，也促進了 國內生產建設的積極性。至於抗美援朝所欠下的軍火債，30億元人民幣，在後來的六年時間內，就還清了。每年還五億元。這隻占當時國家財政支出的1%左右， 微不足道，並沒有影響我國的經濟生活。

《抗美援朝推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原《紅旗》雜誌編輯有林

1949年同歷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工業總產值減少一半，其中重工業產值減少 70%，輕工業減少30%。這一年鋼產量僅15.8萬噸，減少80%，煤僅3243萬噸，減少48%，糧食11318萬噸，減少約25%，棉花為44.4 萬噸，減少約48%。根據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社會委員會」統計，1949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個亞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 美元的一半。本來舊中國經濟就極其落後，遭受嚴重破壞又到了這種程度，集中力量恢復國民經濟並在此基礎上繼續前進，就成為迫切的任務。

交通運輸：

到1952年底，全國新建鐵路1320公里，恢復鐵路1170公里，修複復線572公里。除天蘭鐵路354公里，成渝鐵路505公里和湘桂鐵路來鎮段419公里全部建成通車外，還修建了各種專用線路593公里。

工業：

按1952年不變價格計算，1949年工業總產值為140億元，1952年349億元，比1949年增長近1.5倍，年平均增長速度達49.8%。1952年工業總產值已超過抗日戰爭前的最高水平，比1936年增長了22.5%。當時，國營經濟已掌握了國民經濟命脈。

農業：

按不變價格計算，全國農業生產總值從1949年的326億元，增長到1952 年的484億元，三年增長了48.5%，平均每年遞增14.1%。糧食總產量從1949年的11318萬噸，增加到1952年的16392萬噸，增長 44.8%。棉花總產量從1949年的44.4萬噸，增加到1952年130.4萬噸，增長193.7%。

居民生活：

1952年，每個農村居民消費糧食192公斤，食用植物油1.7公斤，食糖 0.6公斤，豬肉5.5公斤，棉布4.6米。1952年，全國國營企業職工工資比1949年增加60%至120%。私營企業的職工工資也有所提高。全國職 工的平均工資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70%。

轉帖完畢。

「如果貧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別，即使是貧富差距不那麼明顯，也會構成最嚴重的問題。」（註：黃仁宇：《黃河青山》，張逸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2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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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俊亞：近代蘇魯地區的初夜權
　　內容提要：近代蘇魯地主對佃農擁有初夜權。這一權力的實施是社會結構異變的結果。這裡的社會分化為佔有大量土地的利益集團(大地主)與大量佔地較少的貧民群體，社會結構演化為缺乏中間階層的啞鈴形而非金字塔形。掌握行政、軍事和經濟等各種權力的大地主，基本上不受程序化的法規制約，多沉湎於本能型的享受，無法追求高成就動機人格。一方面，他們利用國家優裕的政策，對貧民實施包括初夜權在內的各種超經濟剝奪；另一方面，他們利用對下層民眾的控制，經常策動成千上萬的貧民反叛代表社會上層利益的國家，以獲得更多的非法利益，他們的終極理想是成為享受更大肉慾的封建君主。

　　關鍵詞：初夜權 啞鈴形社會結構 利益集團

　　作者簡介：馬俊亞，安徽大學特聘教授，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教授。

　　世界各地的初夜權敘述，絕大多數存在於文學作品或口頭傳說中①，缺乏過硬的史料證據②。蘇魯地區的初夜權資料則極為豐富可靠，充分反映了這一地區的社會狀況。蘇北漣水籍的嚴中平先生生前多次指出，由於中國地區之間差別極大，蘇北就存在著初夜權的現象③。應該說，這一現象源於蘇北特殊的社會結構。

　　一

　　華夏(漢)民族地區，初夜權多為民間傳說，並且存在較大爭議④。郭沫若認為，《詩經》時代，公子們對平民女子擁有初夜權⑤。有些學者則認為，周代、乃至中國傳統社會不可能存在初夜權⑥。上述對中國初夜權的看法，均是臆測。近代蘇魯地區的初夜權有著充分的依據。

　　與歐洲相似，中國文學作品中不乏初夜權記述。一部晚明作品描寫的主佃關係，包含明顯的初夜權成分。

　　壽山寺，田良五百石，分為十二房，僧皆富足，都錦衣肉食，飲酒宿娼，更甚俗家。……或有畏受家累，不思歸俗者，輒擇村中愚善佃客，有無妻者，出銀與代娶。僧先宿一個月，後付與佃客共，不時往宿。⑦

　　魯人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中，有許多郭沫若所說的「公子」形象。如韋公子「放縱好淫，婢婦有色，無不私者」。懷慶潞王，「時行民間，窺有好女子，輒奪之」⑧。

　　一部清末作品中，魯南俠盜雁高翔酬謝蘇北世家子沈筠時，儘管沈非常中意一「尤妙麗」之姬，但雁認為：「此皆非貞軀，不足以辱長者。昨得一全璧，臂上守宮砂未退，謹當奉獻。」⑨後使沈獲得了青州賈太守之女的初夜權。這部作品的作者為泗州人宣鼎，同治(1862—1874)、光緒(1875—1908)年間在濟寧、淮安等地游幕，熟悉蘇魯的風土人情與社會心理。從中可以看出蘇魯社會上層非常看重初夜權。

　　現實中更不乏這類人與事。晚清儀征學者程守謙記載，淮安府鹽城縣的富室商人，多利用財勢姦淫未婚女子⑩。同治年間(1862—1874)，沭陽(現屬宿遷市)一名施恩於貧者的寺僧，明確提出初夜權的要求，並得到了對方的認可。

　　甲者……棲身廟中，為香火道人。甲父在日，為甲聘同邑某氏女。甲財產既竭，貧不能娶。 僧故饒於資，性尤險僻，嘗奢甲值而輕其事，甲頗惑之。一日置酒密室，召甲飲。半酣，謂甲曰：「聞子已論婚，胡久不娶？」甲以貧對。……僧曰：「今有一策，不知子能俯從否？若能與共之，當先為子謀百金，入門後衣食悉取給於我，併當增子值。」甲本非人類，欣然從之。合巹之夕，賓客既散，甲出，易僧入房，女不之知，聽其所為。(11)

　　蘇北的初夜權更多地發生在主佃之間。儀征學者劉師培指出：「禾麥初熟，則田主向農民索租，居佃民之舍，食佃民之粟。……或淫其妻女。」(12)據1928年的一份報告，徐海地區地主下鄉，佃戶們要獻上妻女供其淫樂(13)。蘇北地主看中佃戶的妻女，常以服役為名，召至家中隨意姦淫(14)。沭水、臨沭一帶地主對佃戶「打、罵、姦淫的事情也是層出不窮的」(15)。《申報》載，號稱「沭陽程震泰之半」的顧七斤，「墾良田七萬有餘畝，姬妾百。……此人好淫，遠近婦人受其污者，莫點其數」(16)。曹縣朱庄大地主朱凱臣擁有土地數千畝，任五方局團總，他看中的佃戶女性均為其所姦淫(17)。蘇北宿遷極樂庵與壽山寺相似，和尚往往有妻妾多人(18)。宿遷邵店聖壽寺的和尚「幾乎個個尋花問柳」。當地俚語：「廟前廟後十八家，都是和尚丈人家。」(19)

　　由於蘇北魯南是古代的魯地，儒家傳統影響較深，普通百姓往往羞於談論涉性話題，加上初夜權本身存在著隱秘性，當事人多不願對此加以張揚(20)。並且，「初夜權」一詞20世紀以後才成為漢語辭彙。因此，對初夜權的準確敘述，多為新式知識分子。

　　20世紀40年代中期，據蘇北土地改革工作者調查，「地主對佃戶的妻女，可以隨意侮辱、霸佔。……甚至有若干地區如宿遷北部，還保留『初夜權』制度，佃戶娶妻，首先要讓地主睏過，然後可以同房」(21)。1942年4月，蘇北新四軍領導人鄧子恢指出：貴族地主階級的思想意識，包括「可以自由姦淫以至霸佔人家的妻女，可以享受初晚的權利」(22)。香港報人潘朗寫道：「農奴的新婚妻子，第一夜必須先陪地主睡，讓地主老爺『破瓜』。」「這風俗，在中國，在號稱文風甚盛的蘇北，也是存在。」反之，佃農「如果討老婆而在新婚第一夜不把妻子送到地主老爺的床上，倒是『大逆不道』，是『不道德』了」(23)。

　　據20世紀40年代擔任沭陽農會會長、錢集區委書記的徐士善敘述：「有次在沭陽張圩鬥地主，晚上讓他的佃戶看管他。結果，夜裡佃戶用棍子把地主打死了。後來調查知道，原來佃戶的媳婦，娶過來的頭夜，被這位地主睡了。」(24)沭陽有的佃戶向地主借貸娶親，地主則以得到初夜權作為條件：

　　沭陽胡集北老單圩地主單旭東佃戶某某，兒子大了要帶媳婦，因沒有錢，向地主商量。地主說：「不要愁，我替你想辦法。但你要允許我一件事。」佃戶問他什麼事，他說：「你新兒媳帶來，頭一晚上我去，這你也賺便宜。你不允許，我只要想你兒媳，還能不給我嗎？」佃戶經過思考，沒辦法，答應了。地主借了三石小麥。(25)

　　值得注意的是地主所說的「我只要想你兒媳，還能不給我嗎？」表明地主對佃戶妻女擁有常規的性權力。對這種權力略有不滿的佃戶自然會受到地主的嚴懲。沭陽宋山區河東鄉小宋庄地主徐香太姦淫佃戶田二的兒媳，被田二發覺，田僅責罵兒媳幾句。次日，徐執牛鞭將田痛打。田問：「你為什麼要打我？」徐答：「你自己知道。」(26)1936年，沭陽湯溝鄉鄉長、大地主湯宜遜的佃戶王某娶妻，湯闖進王宅，姦淫王妻。王母勸阻，被其槍殺(27)。

　　類似於郭沫若所說的「嘗新」(28)，在蘇北廣泛存在。沐陽程震泰家族的程廉泉，家中的女性僱工「差不多都受過他的蹂躪。老的也好，丑的也好，俊的也好，甚至於滿臉是疤和麻的，他也要糟蹋他[她]。他說這是『嘗新』」(29)。淮陰孫圩孫大琨，家有田地26頃多，「聽到溝南佃戶陳兆臻有個美貌的姑娘，他就馬上叫幾個自衛團[丁]，挑了被子，拿著氈毯，提著尿壺，他自己捧著水煙袋跟在後面，一步三幌(晃)，三步九搖，到了陳兆臻的家裡，是話未講，只說：『把你姑娘帶來睡睡看，好才要，不好兩便。』」(30)

　　更有許多地主獲得了初夜權後，長期霸佔佃戶的妻女不予歸還。泗沭縣裴圩地主周繼叔家的僱工朱尚隊兄弟兩人，積蓄多年替弟娶媳，入門頭晚被周奸占，後被周長期霸作「小婆子」(31)。宿遷北部窯灣區王樓鄉地主馬知非(又名馬如元)，有地60餘頃、佃戶200餘家。他46歲時看中佃戶孫廣禮17歲女兒，在孫氏嫁果場張姓的當晚，用花轎把孫氏抬到自己家中，後長期予以霸佔。「因他有錢有勢，張姓也只好啞吧吃黃蓮，有苦無處說。」另被他長期霸佔的還有佃戶王懷仁的女兒與佃戶張九清的妻子(32)。

　　地主厭膩了佃戶的妻女後，可隨時拋棄，無需負任何責任。沭陽曙紅區崔溝村崔家莊丁傑三，父輩有80頃地，本人在上海讀過大學。他曾將佃戶王春保女兒霸佔一年多，王女懷孕後，丁即予拋棄。佃戶黃德安一個15歲的妹妹，亦被丁霸佔年余後拋棄。後又將佃戶崔振露之妻霸佔(33)。

　　與歐洲中世紀不同的是，蘇北從外地遷入的佃戶妻女同樣要被當地地主行使初夜權。沭陽縣耀南區長安鄉地主袁席山，有地9頃，有位佃戶搬來的第一夜，他去佃戶家姦淫其妻，「地主及門勇一夜去打幾次門，小笆門都被打壞了」(34)。

　　在《費加羅的婚禮》中，法國伯爵為了取得女僕蘇珊娜的初夜權，採取的是「溫情」引誘的方式。相比而言，蘇北初夜權的實施極為野蠻。有的新婚婦女因不順從，竟被逼死。1945年春末(當地人稱「麥頭」)，沭陽龍廟鄉長兼大地主徐士流在一鄉民娶親時，欲姦淫新婦，新婦不從，被迫跳井自殺(35)。宿遷順河區日偽區長張少桐與義子曹壽才強姦祁某之婦不遂，竟槍殺了祁氏夫婦(36)。宿遷姚湖北高圩地主高永年姦淫佃戶陸某17歲孫女，陸女兩次喝鹽滷相拒，仍迭次被奸(37)。

　　與蘇北類似，抗戰和土改時期的調查均表明，山東不少地方，地主對其佃戶享有初夜權，直到1945年山東省戰時行動委員會制定了《婚姻法暫行條例》後才真正廢除(38)。

　　抗戰時任豐縣、魚台等地婦女部部長的張令儀寫道：抗戰初，在魯南，「我第一次聽說有這樣的事：佃貧家的人新婚之夜，新娘要被地主享有初夜權」(39)。據她敘述，1938年她在單縣任縣委委員時，中共縣委書記張子敬(40)親口對她說，因佃種了單縣辛羊區張寨地主的田地，張新婚時，妻子被張寨的地主施行了初夜權。她認為：「魯西南的初夜權不是潛規則，而是一種比較普遍的不成文法規。農民根本無力抗拒。地主實施初夜權主要是為了滿足其荒淫的肉慾。」(41)

　　抗戰期間，山東救國團體為了發動民眾，把取消魯南地區的初夜權作為改善僱工待遇的一項內容。1940年8月11日，山東省各界救國聯合總會會長霍士廉在山東職工聯合大會上報告：「魯南許多落後的地區，仍存在著超經濟的剝削和殘(慘)無人道的野蠻行為，如初夜權。」(42)由此可知，初夜權在魯南是比較顯著的社會問題。1943年12月，陳毅經過魯西南，他的《曹南行》詩稱：「毫邑湯都史所傳，至今豪霸圈莊園。蜀客多情問遺事，居停首說初夜權。」(43)其時，地主尚是中共的統戰對象，山東的中共高層反覆強調「照顧地主利益」(44)，陳毅等人不會刻意醜化地主。據一位「老戰士親身經歷」所寫的作品同樣記述了魯南的初夜權：臨沂張庄有400多戶人家，莊主族長張大富，擁有全庄土地，還享有初夜權，「誰家娶新娘子，先要被他睡三晚」(45)。

　　即使在普遍存在過初夜權的西方，「真正的性交權力是很難證實的，目前並無確鑿的證據證明其真的發生過」(46)。但蘇魯地區的初夜權是確切無疑的。近代蘇魯地區的初夜權與少數民族地區的初夜權有著較大的區別。

　　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也存在著形式不一的初夜權。據記述，在西藏，「這些地區的民眾不願與年青的處女結婚，而是要求她們必須與其他許多人發生過性關係。他們相信這樣才能為神所悅，並認為一個沒有男伴的女人是極為低賤的。因此，當商隊到來，搭好帳篷過夜時，那些有女兒待嫁的母親們會領著她們來到這裡，請求這些陌生人接受自己的女兒」(47)。在新疆，「回俗女子至十歲左右，即送請阿渾誦經，為之破瓜，彼俗稱為開窟窿，否則無人承配。幼女舉行此典，恆數日不能起，甚有下部潰爛至成廢疾者」(48)。為此，民國新疆省長楊增新專門下令，女子「非至十四歲，不得開窟窿」(49)。改土歸流前，鄂西土家族女子婚期的前三天，土王享有初夜權，凡與土王異姓成親，新娘在婚前必須和土王同住三宿後，方能與新郎結婚(50)。四川酉陽土司所屬的大江里、小江里一帶，不僅居於特權地位的土司享有初夜權，就是封建氏族長，也在本(氏)家族內享有初夜權(51)。湖南永順、保靖、永綏的土司，除同宗外，對於任何人新婚都享有初夜權(52)。貴州畢節的土司享有初夜權(53)。該省安龍，農民婦女出嫁當晚，即遷往兵目附近，為兵目服役三年，才可落夫家，這種習俗「可能是『初夜權』的殘存形式」(54)。
這種權力是基於習俗或信仰的「神權」。某些漢人地區流傳著類似的傳說，不少與神權有關。郁達夫所述的浙江諸暨避水嶺西山腳下的石和尚，「從前近村人家娶媳婦，這和尚總要先來享受初夜權」(55)。宋之的所說的山西冀城東山，「相傳那山裡有一個東山大王，是要享受初夜權的」(56)。在這些傳說中，石和尚和東山大王都非現實中的人，而是具有神性，至少擁有某些神通。

　　蘇魯地區享受初夜權者均是活生生的人，一般是富者通過財產關係對貧者性權利的統治，多見於地主對佃農的妻子施行這一特權。由於地主身兼官僚、寨主等多種身份，處於極為強勢的地位，作為弱勢一方的佃農無力抗拒其要求。這一關係的本質是人身依附的表現。

　　二

　　性權力的不平等是由社會階層和社會結構決定的(57)。近代蘇魯鄉村嚴重分化，大地主是極為強勢的利益集團，他們幾乎佔據所有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各種社會資源，把鄉村社會變成了自己的獨立王國，視普通平民為農奴。而平民群體不但在經濟上被剝奪殆盡，而且連基本的公民權利也從未擁有過。這是初夜權這種惡俗得以普遍存在的社會經濟性土壤。

　　一般認為，中國近代各階層構成了一個金字塔形的社會結構。佔地500畝以上的大地主約32萬人，小地主200萬人；自耕農1.2億，其中有「余錢剩米」者達1200萬人；半自耕農和貧農約1.5億—1.7億人(58)。與此估計不同，近來的研究表明：土改前，宿遷、沭陽、淮陰、邳縣、新沂等縣的富農數量不但遠少於中農、貧農，而且遠少於地主！富農數量僅相當於地主的66％，事實上，中產者的數量最少。近代蘇北社會系由少數極富者和絕大多數極貧者構成的啞鈴型結構(59)。

　　魯南與蘇北差堪相似。據1943年統計，莒南、贛榆(時屬山東濱海專署)3個區13個典型村中，「地主」人數最少，戶均佔地僅50.50畝(60)。應該說，除去個別佔地特別大的地主，魯南一般地主戶均佔地面積顯然不足50畝，而山東全省有3個縣農民戶均佔地超過了50畝(61)。也就是說，魯南的不少「地主」佔地不到山東許多地區的一般農民佔地的平均數。蘇北土改時富農戶均被沒收的土地為56.3畝(62)，實際佔地數不會少於60畝。即使佔地達60畝的農戶，「生活仍很困難」(63)。因此，魯南的「地主」充其量相當於蘇北的富農，是各階層中人數最少的。魯南同樣缺乏中產者。近年來，有學者強調：「99％的地主佔地充其量也就在人均10畝上下。」(64)但不論近代魯南還是蘇北，鄉村大地主佔地數量均極為驚人。唐守中在銅山、沛縣、滕縣、嶧縣等處佔地數百萬畝(65)。魯南竇家擁有土地8萬畝(66)。嶧縣王海槎、鮑大安分別佔地7萬和10餘萬畝(67)。魯南的社會實態是「地主統治佔優勢。富者田連阡陌，地以頃計，貧者縱有土地，亦漸荒蕪，地主操有政治經濟大權，以政府為支持……橫占土地，魚肉人民。非特中貧農不能上升，富農多數降為佃戶」(68)。這說明社會一直處於兩極分化之中。

　　嘉慶、道光年間(1796—1850)，沭陽程震泰家族佔地16萬餘畝(69)，被譽為「江蘇第一家」(70)。蘇北陳、楊兩氏各占田40萬與30萬畝，而占田4萬至7萬畝的地主「為數不知凡幾」(71)。民國年間，地主佔地的勢頭不減反增。1929年，中共徐海特委報告：「東海、宿遷、邳縣、泗州等處，則地主土地，有二十萬畝以上、十萬畝以上的，幾千畝以上的非常之多。」(72)睢寧有地主占田10萬多畝(73)。蕭縣「大官僚地主」段氏在徐州佔地，方圓達幾十里；僅在蕭縣即有18個莊園(74)。據民國學者調查，邳縣、阜寧、灌雲等縣均有占田五六萬畝的地主(75)。宿遷極樂庵及下院佔地20萬多畝(76)。大地主謝應恭有田數十萬畝(77)。據國民政府地政學院抽查的蘇、浙、皖、贛、湘、鄂、冀、晉、豫、陝、閩大地主情況比較，江蘇省的地主佔地數量最大(78)。

　　當然，大地產本身並非原罪。大地產形成過程中所表現的社會不公，才是值得譴責的。蘇魯地區的大地主從來都不是單純的土地所有者，他們的主要成分是國家的軍政人員(79)，是國家各種恩寵的獨佔者，他們掌握國家賦予的各種權力。國民政府內政部地政司司長鄭震宇認為：「官紳世家較多的地方，土地分配易於集中。」(80)陳翰笙指出，蘇北「大部地主，都以官吏為職業」。蘇北一帶，身兼軍政職位的地主佔地主總數的57.28％(81)。像唐守中，乃沛縣團練首領(82)。民國年間，海州鎮守使白寶山，「佔有海州多數鹽田官田」(83)。其他大地主也多有軍政方面的背景(84)。沭陽王洪章任官田游擊隊長，原有地百餘畝，通過敲詐霸佔，增加到560畝(85)。灌雲縣大地主徐繼泰，原任國民黨常備第二旅長，佔地20餘頃。團長蒲開喜，在短時間裡佔地300餘頃，「這裡包括了脅迫欺騙、利誘各種方式的」(86)。阜東圩寨寨主顧豹成，其弟乃阜寧縣長兼保安團長，本人則是悍匪，佔有土地四五千畝(87)。

　　山東莒南縣大店、筵賓、溝頭的地主，「大都做過官」。庄陔蘭曾任清翰林院編修，民國山東省議會會長，庄德孚原系舉人，庄明遠曾任國民黨軍隊的軍長等職(88)。臨沭甄家溝地主甄安樂擔任鄉長，佔地7000餘畝。「他們是這一帶的土皇帝。」(89)1930年後，韓復榘實行軍墾，沒有所有權的土地全部沒收，連排長每人分得1頃，士兵50畝，連長以上無限制(90)。造成有權者大肆霸佔土地的局面。

　　近代蘇魯鄉村普遍軍事化，大地主全部擁有強大的武裝，更強化了強勢集團的權力，使他們成了名副其實的土皇帝。

　　從《水滸傳》中的「祝家莊」，到《施公案》中的「殷家堡」等，蘇魯地區早就出現了圩寨。捻軍戰亂髮生後，蘇魯鄉村全面圩寨化。圩寨的寨主通常是當地最大的地主。如沭陽地區，有民國學者指出：「都像部落式的各個土圩子分成了村莊，等級森嚴[的]一個莊主，都是這庄的首富地主。一般農民都是仰仗著他們的。」(91)新四軍領導人同樣意識到長江南北地主之間的區別。管文蔚寫道：「蘇北的地主與江南的地主有很大的不同。蘇北的地主主要靠土地剝削生活，終日閑在家裡享清福，不事勞動，婢女成群。出門收租時，保鏢人員，前護後擁，完全是封建社會的一種景象。」(92)黃克誠回憶：蘇北鹽阜地區「地主本身有武裝。大地主住地周圍住著他的佃戶，有點像封建時代的莊園一樣」(93)。

　　蘇北圩寨類似「小小部落」，經濟是「自足」型的。大地主本質上是暴富的小農，這些利用權勢致富的利益集團，是建立在對平民的超經濟剝奪的基礎之上的，他們沒有任何公民意識，沒有社會責任感。蘇北圩寨中儘管沒有法庭，但作為寨主的地主可以處理任何糾紛，可以隨意殺死平民。是以卜凱(J. L. Buck)指出：「北江蘇宿遷那些居留的地主，使我們想起歐洲諸國古代的封建主。」當然，這種情形並不限於宿遷，整個蘇北地區差堪相似(94)。

　　鄭震宇認為：官僚地主較多的地區「自然要使佃耕制度盛行」(95)。光緒前期，江蘇北部除沿江30英里內，自耕農很少，農民自耕地僅佔全部耕地的20％—30％(96)。據國民政府所作的調查，20世紀30年代，嶧縣的自耕農僅佔2.6％，佃農佔24.1％，半自耕農佔51.9％，僱農為21.4％(97)。蘇魯社會截然分裂為極富與極貧兩個階層。鄭震宇指出，上下階層之間地位懸殊，使得上層「對於農民，可以頤指氣使，奴隸待之」。江蘇江北各縣「大都是地主與農民身份懸殊的地方，也都是業佃關係最惡劣的地方」(98)。

　　處於社會下層的佃農，從未獲得過近代意義上的公民權利。他們根本無力抵禦作為強勢集團的大地主的欺壓。民國學者指出，蘇北農民，「對於一般的地主、老爺們，總是順從的。他們能忍受毫無理由的、強迫的、很明顯的地主和劣紳的虐待，他們能甘心受地主和劣紳的敲詐」(99)。這與《費加羅的婚禮》中為了取消初夜權而與伯爵勇敢鬥爭的僕人費加羅的形象判若雲泥。

　　國民黨中央委員藍渭濱主辦的刊物稱沭陽地區，「一般無智識的農民，差不多一無所知，只有惟命是從的特殊現象」(100)。據《中外經濟周刊》1927年的調查，東海、沭陽、灌雲地區佃戶與田主所訂的契約，「須聲明永遠服從田主指揮」(101)。1928年徐海蚌特委報告，海州等地的農民、鹽民，看見地主均要叩頭，「地主對於農民任意侮辱，有生殺之權」(102)。據山東省民政廳長對嶧縣的視察，「地主對於佃農極其苛刻，每屆農忙，不出男差即出女差。佃農只得放下犁鋤去為地主傭工，無論時日，多不給工資」(103)。

　　中世紀歐洲的初夜權通常以法律形式加以規定。孟德斯鳩寫道：羅馬窩爾西年人地區的法律，「使脫離奴籍的人取得對於同自由民結婚的少女的初夜權」(104)。恩格斯寫道：在卡斯蒂利亞，直到1486年天主教徒斐迪南作出裁決，才廢除了初夜權(105)。法國作品《夜深沉》中，巴朗森對弗朗西斯說：「您是不是要向我承認，您常常去對我們的佃婦施行初夜權？這可是已被1789年的革命連同其他特權廢除了的。」(106)

　　蘇魯地區的初夜權不見於法律規定。事實上，在近代蘇魯鄉村社會中，法律的影響力極小，社會生活中最具影響力的是個人權勢。

　　初夜權並非蘇魯鄉村孤立的怪俗異習，而是社會經濟結構畸變所造成的強勢集團人格裂變的必然結果。權力巨大、缺乏程式化監督的田主，是不可能成為「仁義」地主的，他們利用國家的庇護縱容，肆意對平民進行慘無人道的欺壓。因此，相對這一利益集團的其他暴行，初夜權竟成了相對「人道」的行為。

　　在蘇北，地主的名字，是平民必須避諱的。沭陽十字耿卓如，其父擁有二三十頃地，佃戶見了他要喊「我三太爺」，如不帶「我」字，耿就會將人痛罵一頓(107)。灌雲李集杜養禾，家有100多頃土地，1939年冬，魚牢庄富農張鴻如無意說了「杜養禾」三個字，杜知道後派出一連兵丁到張家，將張逮捕，搜走全部衣物及槍5支，把張關入牢房，張多方行賄才予保釋(108)。

　　在地主面前，佃戶沒有任何人格尊嚴。1940年，漣水縣葛溝區佃戶王四在地主鄭介仁田裡割草，鄭誣王割苜蓿，將王捆起跪在門前，用「毛廁括屁棒」括嘴。佃戶馬如祥因缺差一次，地主趙某見他正做飯，「用屎糞勺放里去攪」(109)。漣水塘西區地主井瑞五，佃戶替他家挑水，不能換肩，前一桶水他會留下，後一桶拒收，因他認為「佃戶會放屁，有臭味」(110)。漣水西鄉奮官莊地主朱子龍，有3個客庄、2000多畝地、50多家佃戶、4個大炮樓，「他門前的馬樁上，經常吊著佃戶打得皮開肉綻」。佃戶徐兆標因拿他家一個饅頭給乞丐，一家13口被罰跪半天，並被罰洋200元。最後把徐逐出庄，沒收所有財物。從此連乞丐都不許上他家門。馬樹本替他當差，解手時間稍長，他令人打得馬樹本大小便失禁。胡廣才因探親，誤了一天庄差，回來後他拿槍就打。經多人求情，最終打了40皮鞭。「他打人時，要叫人向他笑，否則認為你被打不願意，打得更厲害。」(111)

　　在地主的威權下，平民沒有生命權。漣水塘西區鄉長井泉五，有12頃地，庄丁孫培倫妻替他做飯時糊鍋，井令孫將妻打死，孫因妻懷孕，不忍下手。井喝道：「三爹命令，非打不可。」孫被逼殺妻(112)。嶧縣王海槎之子王致平因一名16歲使女答話「犯上」，先用烙鐵烙，後用皮鞭抽，再活活打死(113)。

　　潘正芳回憶：

　　記得有一次，我從古邳上縣城，途經魏集北門，曾目睹一樁慘事：夏××的狗腿子，向農民魏樹德要租糧沒有要到手，竟然把魏的年輕妻子帶走抵租，魏妻有兩歲多的小男孩跟著哭喊，兇殘的狗腿子一刺刀戳死小孩，把孩子扔多遠。還說：「去狗肚裡喝湯吧！」(114)

　　連汪偽政府也認為，徐海地區，「七八年來除直接受到軍隊的災害外，更有著地方上惡勢力的壓榨，他們唯一的借口是『通八路』，如果敲詐不遂，便聯絡官方實行那最慘酷的『活埋』，在七八年中也不知被活埋了多少人，有時更把被活埋人底家屬叫他們在旁看著受刑」(115)。東海南崗區日偽區長(下同)劉海如等，殺死人命29條。沭陽韓山鄉楊士同等殺死人命19條。宿遷北部沂河區土樓鄉王洪波殺死8人，維持會長王守巡殺死9人，最奇的連律師王維英也殺死4人。沭陽章集區葛子玉僅1941年8月27日在仲灣就打死仲兆奎、仲兆彬、仲兆喜、仲兆佑、石廣仁及仲躋昌之妻、葛明俊之母、趙廉(後被勒死)等(116)。沭陽小店區朱開富殺害人命28條，薛棣西殺害人命15條(117)。沭城某區長張晉民殺害的百姓超過10人(118)。宿遷北部蔣記臨陵鄉長陸永禹，僅於陸溝、西歐棋盤一帶，即活埋33人，死者妻子，大都被出賣、姦淫(119)。張敬軒在博愛，先後殺死130多人，以致該村多年很少看到男人。劉村一婦女拒奸，被擲入水井，因井中屍骨太多，未被淹死，爬出來二三年不敢露面(120)。
在封閉的鄉村社會中，集各種權力於一身的大地主，既然把自己土地上的佃戶視為農奴，就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對其土地上的婦女擁有性權力。20世紀20年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一項決議案指出：「地主又在批耕約中時常規定：如欠租的時候，地主得直接沒收其家產。……甚者雖其妻兒，亦把來抵租。」(121)一位無政府主義者指出：豪紳「在和平的民眾們間，他可以任所欲為。人民的財產就是他的財產，人民的妻子，就是他的妻子」(122)。狄超白寫道：「地主惡霸強奪人妻，強姦農民閨女，也算不得希[稀]奇。」(123)蘇北豪紳勢力之大，甚至可以強佔縣長的女兒。盱眙縣日偽縣長郭濟川只有一女，「非常疼愛」，「長大供其讀書」(124)。1939年，郭女竟「被仇集豪紳宋振中仗勢強娶為妾。該女備受宋妻虐待，過著傭人生活」(125)。郭濟川終也無可奈何。一般平民妻女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綜上所述，近代蘇魯社會掌握政治、經濟、行政等權力的大地主，構成了社會的上層，他們掌握的絕對權力導致了絕對腐敗。經濟與人格相對獨立的中間階層極為弱小，在蘇魯社會中基本上沒有影響力。因而，這種啞鈴型社會經濟結構中，弱勢群體無法抗拒強勢集團的種種侵權行為，自然無法抗拒強勢集團的初夜權要求。

　　地主本身並不意味著罪惡。但利用權勢故意製造社會不公正，從而使自己成為利益集團的大地主，則是罪惡的象徵。

　　三

　　大地主是鄉村權力的集中佔有者，事實上是國家的寵兒和依恃的精英。如中國傳統法規就明確禁止「奴訐其主」(126)。由於國家政策的偏誤，大地主勢力膨脹，成為蘇魯社會甚少受到制衡的強勢群體。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楊少中陳奏：「切見江南富戶，止靠田土。因買田土，方有地客。所謂地客，即系良民。主家科派其害，甚於官司差發。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子女，便為婢使，或為妻妾。」(127)應該說，蘇北的地主早就對農民擁有領主式的奴役權，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20世紀40年代。與中世紀的歐洲相似，農民須向領主或保護者購贖初夜權(128)，無力承購者，連婚姻權都被剝奪。楊少中奏：「又有佃客，男女婚姻，主戶常行攔當，需求鈔貫布帛禮數，方許成親。其貧寒之人，力所不及，以致男女怨曠失時，淫奔傷俗。」(129)

　　隨著近代中央政府威權的下降，既無法像傳統「盛世」那樣，利用國家權力抑制豪強，更不能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公民政府，使平民享有公民權，利用程序化的法律規範限制這一強勢集團的違法越權行為。

　　近年來，學界對中國的大地主階層有較多的質疑(130)。文學作品中「沒有見利忘義、貪戀錢財；沒有霸佔民女、貪戀女色」的地主形象(131)，備受某些學者的讚賞。事實上，由於沒有法治環境，大地主腐敗的程度實乃駭人聽聞。一些地主豪紳的勢力遠在縣政府之上。有些縣長必須聽命寨主才能履職(132)，有的還被豪紳公然殺死(133)。

　　由於大地主本身多是軍政官員，並由於教育背景、經濟資源、人際關係等因素，大地主本人、親屬及子嗣顯然比貧民更容易躋身官場。據國民黨學者調查，「一般農民都是無智識的，子弟小的時候，都任他們去遊盪，略大的就干著割算[草]等工作，都是不給子弟們去受教育，所以往往受一班劣根性的人欺弄的。沭陽的農村學校，還沒有普及，學校里的學生，多數都是富農的子弟」(134)。此處的富農系指富裕家庭。滕縣大地主申憲武的家訓是：「能交遊官場，花錢再多也得花。」(135)應該說，不論是古代、還是近代國家，國家的公權力總是被逐漸私有化。各級政權總是逐漸被大地主所利用和把持。正如亞當·斯密所說：「有時候，所謂的國家的憲法代表政府的利益，有時是代表左右政府的某些特殊階層的人們的利益。」(136)

　　在沒有法律規範的環境里，滿足了物質需要的大地主們，沒有任何動力和動機去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需要，只能沉湎於低層次的肉慾享受。在治世時，他們充其量是西門慶、韋公子式的人物，雖然不斷地腐化社會，但不會危及國家政權。因此，大地主通常利用國家賦予的各種權力，牢牢控制著在經濟上依賴他們的下層民眾，進一步破壞國家體制，破壞社會的各種規範，甚至直接起而推翻予他們以各種恩寵的國家政權，就如宿遷人項羽所言：「彼可取而代也」，由自己充當可以享受更大肉慾的封建君主，而不滿足於當「土皇帝」。晚清名臣潘祖蔭對蘇北魯南一帶地主豪紳的軍事化深感憂慮：「山東郯城至江南宿遷一帶土匪蜂起，道路為梗。現聞紅花埠一帶，俱築土城，挖濠溝，雖為防土匪起見，究莫知意之所在。團練鄉勇愈聚愈多。原其初心，未必即懷叵測，而勢由積漸，實恐浸成禍端。」(137)這種擔憂是有相當的根據的。

　　在蘇魯地區，豪紳反叛不勝枚舉。大地主平時擁有的君主般的權力，促使他們頻繁地「叛君」。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巨野徐鴻儒，「以妖術煽眾，為聞香教。設盆水照人頭面，自見帝王將相衣冠」。從者達數萬人，攻佔了鄆城縣城(138)。清順治年間(1644—1661)，成武人李化鯨，「糾黨謀逆，奉偽主，僭忠義王，遂發兵反」(139)。咸豐十一年(1861)四月，定陶縣賈由彪等謀反，聚集兩千餘人攻打定陶縣城(140)。1927—1928年，漣水大地主朱溫領導紅會暴動，目標是打下南京稱帝(141)。1929年2月12日，山東馬士偉稱帝，國號「黃天」(142)。同年4月11日晨，宿遷薛干臣稱帝，建立「大同」國(143)。1938年以後，侵華日軍攻佔了蘇魯部分地區，以大地主為首的利益集團更紛紛叛國。「當初徐州淪陷時的地方情景，真是所謂：『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煙塵。』敵騎縱橫，匪偽遍地。」(144)宿遷某鄉鄉長王斗山投日後，搖身變成了偽軍區團長(145)。灌雲縣大地主徐繼泰，原任國民黨常備第二旅長，1943年投日，歷任71旅、11旅旅長(146)。嶧縣南古邵大荒村大地主孫茂墀，1940年投日，被任命為嶧縣警備第六大隊隊長(147)。前文所述的徐士流、張少桐、顧豹成、朱子龍、井泉五、郭濟川無不投降了日軍，擔任各種官職或軍職。蘇魯地區大地主階層的頻繁「叛君」與普遍叛國表明，在近代民族國家的構建中，這一利益集團不是正面的建設力量，更不可能成為積極的中堅因素。

　　因此，蘇魯地區的初夜權，是鄉村法制毀壞、地主權力失控的結果，而不是源於法律規定或宗教習俗。豪紳大地主在社會生活中的優勢地位以及掌握的較多資源，主要用於維護其私益和滿足其私慾，而不是把這些資源用於追求更高成就的動機，實現人格的進一步升華。他們沒有脫離本能需要的追求，使其在近代社會中始終淪為負面的因素。

　　掌握國家權力的軍政人員，極易成為鄉村大地主，進而成為一個強勢的利益集團。因此，本文所說的大地主，如其說是土地佔有者，更不如說是鄉村權力的佔有者，且這種權力基本不受程序化法規的制約。這個集團享受了國家政策的種種優渥，成為國家在鄉村的化身，但他們卻不是國家利益的維護者。也正因為這個集團集國家萬千寵愛於一身，造成了對平民最大程度的剝奪，使蘇魯社會除了這個集團外，幾乎所有的平民群體都成為依附於他們的貧困階層，社會結構發展成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型。顯然，與金字塔型結構相比，啞鈴型結構更加體現了社會不公，也更加脆弱，更容易崩潰。由於缺乏經濟與人格相對獨立的中間階層，一方面，社會上層極易通過經濟手段對下層進行控制。另一方面，社會上層可以輕易地控制社會的話語權，通過思想精神層面對社會進行操縱，成為具有巨大社會動員能量的集團。

　　表面上看，初夜權是強勢集團剝奪貧民性權利，滿足個人肉慾的陋俗。進言之，通過剝奪貧民的人格尊嚴，樹立強者在社會中的獨尊地位。從深層次看，由於其權力極少受到程式化法制的制約，強勢集團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以自己的利益為中心，肆意制定鄉村規範，任意創造低俗「文化」，恣意發展陋劣「傳統」，對平民從物質與精神兩方面進行統治。由於性權利被剝奪者的長子與剝奪者之間可能存在的血緣關係，初夜權還有助於強化貧民對豪強的君父認同，更有利於對其加以控制。

　　在嚴重缺失法治的環境下，一方面，強勢集團絕不會成為近代國家的建設力量和鄉村社會的穩定因素，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地把自由民變為農奴、甚至奴隸，使依靠不合理、不公正原則建立的社會關係無以變革，固化為徹底的人身依附關係。另一方面，強勢集團本身的人格升華受到了極大的束縛，使他們異變為僅能追求肉體享受的低層次人格，始終處於動物本能的狀態。

　　在大地主階層的操縱下，本應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近代國家，成了強勢集團的代言人和最忠實的保護者。而強勢集團卻往往以叛「君」和叛國來作為回報。這一悖謬現象表明，要建設真正的近代民族國家，必須對強勢集團進行程式化的監督和法制制約。

　　附記：本文初稿曾獲曹樹基、胡永恆、劉克祥、胡英澤、張佩國諸位教授的批評，深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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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我們家在舊社會的遭遇。
我太爺爺是四川人，做小生意，就是很一般的遊街走巷的小商販，跟太奶奶日子也還過得可以。
太爺爺有八位子女，我爺爺是最小的弟弟，上面有五位哥哥和兩位姐姐。
世道不太平，各種瘟病貧餓下來，這麼大一家人死得就剩我爺爺和一位伯祖父，這位伯祖父算是家裡比較有出息的，家裡沒人識字，他卻攢下一大箱子書，天天看書。
可惜，沒多久這位伯祖父就被川軍抓了壯丁，最後生死不明。
這些全都是我爺爺口述的，很多細節都殘缺不全，因為那時候我爺爺還不到六歲。
最後只剩我爺爺一個人，他一路討飯流落到貴州，後來長大了一點有學者人賣葵花，做點小生意，總算在亂世中活了下來，再後來在貴州把生意做得有聲有色，娶了我奶奶。
我奶奶不是什麼大戶人家，但是也是兄弟姐妹七八個一大家子的正經人家，我爺爺一個討飯的出身，最後硬是靠本事娶到我奶奶這樣的女子，從這個角度我對我爺爺簡直佩服的不行。

雖然我對爺爺的努力和奮鬥深感敬佩，但是令我印象更加深刻的是爺爺的摳門。
是的，爺爺很摳，及其特別以及十分的摳，對別人摳對自己也摳。
我記得一件小事。
大概02年還是03的時候，有一天因為什麼事情，我跟爺爺要了五塊錢。
那是我唯一一次跟爺爺要零花錢。
爺爺也不好意思拒絕，然後就把錢給了我，然後他當晚就告訴我爸，我爸因為這個把我臭罵了一頓。
長大後，我上大學的錢不夠，還是跟爺爺借的，沒錯，是用借的。
當然，那幾萬塊也就我這個獨孫能借得到，換了別人根本別想跟他開口借錢。從這個角度講，爺爺對家庭應盡的責任義務也還算盡到了，所以，他也只是摳門，算不上吝嗇。

小的時候，我就聽見親戚們都在說爺爺如何如何摳門，我也不明白我爺爺為什麼這個樣子，直到我長大後聽了他小時候討飯的故事，於是我就慢慢地懂了。
我想像不出從小討飯長大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但是我能夠想像那種深深透徹骨髓里的不安全感，那種唯有把錢緊緊握在手裡才不用擔心明天的感覺，即使面對獨孫這樣的至親，這種感覺都無法抹去。
每次想到這些我都不得不感嘆，舊社會的黑暗，除了摧殘生命，也會扭曲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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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父祖母同年，都是 1923 年生人。奶奶今年九十一了。

祖母一直有向我訴舊社會的苦，說是我無法想像的苦。
自然她很愛這個新時代，除了疑惑女孩子怎麼越穿越少了，笑著說看不懂了之外。城裡建個高架橋都會去專門參觀一下，回家也免不了在飯桌上感慨一番。
當然聽多了我發現有些異樣，祖母口中新社會和舊社會的分界線似乎是：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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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節的時候，我和我爺爺坐在屋外曬太陽，他對我說，就是以前的地主，也過不上這種生活。他們除了過年那兩天，其餘的時間也是要下地的。
我爺爺也是被打倒的地主，至今痛恨毛，家裡不玩鬥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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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和現在對比，
我老家（西北地區）鄉下老太太，她應該是1920年代出生的，她講過過去最怕的是土匪。
土匪不常來，一年來一兩次，來之前村裡面就知道 了，家裡的老人，男人，孩子，牲畜，貴重物品會立刻轉移，但是她，做為兒媳婦，只能留下來看家。土匪會折磨留守的人，讓他們說出財物的去向，但一般不會殺人，通常是吊起來打，或者脫光衣服用火烤，一個村子掃蕩完就去下一個村子。家裡人回來後，不會有人關心她遇到什麼，女人就是生育機器。
女人在家沒地位，她向她男人抱怨幾句她婆婆，她男人上來就打。
她說還是解放的好，至少沒有土匪，特別是男女平等了，在家不受氣。
物質匱乏，解放前沒見過也不知道很多水果，沒吃過花生，第一次見到香蕉是1940年代，就見過這一次，後來再見就是1980年代。壽命短，一般就是六十歲左右，和現在的人比起來普遍顯的蒼老。
思想愚昧，農民對國家沒有概念，不知道幾十里以外的事情。沒有科學觀念，文盲特別多。地主不壞，但也沒有傳說中那麼富有，只是比較勤勞善於經營的農民而已。

內蒙西部地區，開發的比較晚，大規模移民是清末的事，沒有形成山東、江蘇那樣實力雄厚的大地主。

種植罌粟是生活的主要部分，每家每戶都種，可見當時國民吸食大煙有多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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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夜權血淚史：江蘇山東新媳婦先給地主睡三天》
文：馬俊亞
原文地址：初夜權血淚史：江蘇山東新媳婦先給地主睡三天

20世紀40年代中期，據蘇北土地改革工作者調查，「地主對佃戶的妻女，可以隨意侮辱、霸佔。……甚至有若干地區如宿遷北部，還保留『初夜權』制度，佃戶娶妻，首先要讓地主睏過，然後可以同房」。

世界各地的初夜權敘述，絕大多數存在於文學作品或口頭傳說中①，缺乏過硬的史料證據②。蘇魯地區的初夜權資料則極為豐富可靠，充分反映了這一地區的社會狀況。蘇北漣水籍的嚴中平先生生前多次指出，由於中國地區之間差別極大，蘇北就存在著初夜權的現象③。應該說，這一現象源於蘇北特殊的社會結構。

一

華夏(漢)民族地區，初夜權多為民間傳說，並且存在較大爭議④。郭沫若認為，《詩經》時代，公子們對平民女子擁有初夜權⑤。有些學者則認為，周代、乃至中國傳統社會不可能存在初夜權⑥。上述對中國初夜權的看法，均是臆測。近代蘇魯地區的初夜權有著充分的依據。

與歐洲相似，中國文學作品中不乏初夜權記述。一部晚明作品描寫的主佃關係，包含明顯的初夜權成分。

壽山寺，田良五百石，分為十二房，僧皆富足，都錦衣肉食，飲酒宿娼，更甚俗家。……或有畏受家累，不思歸俗者，輒擇村中愚善佃客，有無妻者，出銀與代娶。僧先宿一個月，後付與佃客共，不時往宿。⑦

魯人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中，有許多郭沫若所說的「公子」形象。如韋公子「放縱好淫，婢婦有色，無不私者」。懷慶潞王，「時行民間，窺有好女子，輒奪之」⑧。

一部清末作品中，魯南俠盜雁高翔酬謝蘇北世家子沈筠時，儘管沈非常中意一「尤妙麗」之姬，但雁認為：「此皆非貞軀，不足以辱長者。昨得一全璧，臂上守宮砂未退，謹當奉獻。」⑨後使沈獲得了青州賈太守之女的初夜權。這部作品的作者為泗州人宣鼎，同治(1862—1874)、光緒(1875—1908)年間在濟寧、淮安等地游幕，熟悉蘇魯的風土人情與社會心理。從中可以看出蘇魯社會上層非常看重初夜權。

現實中更不乏這類人與事。晚清儀征學者程守謙記載，淮安府鹽城縣的富室商人，多利用財勢姦淫未婚女子⑩。同治年間(1862—1874)，沭陽(現屬宿遷市)一名施恩於貧者的寺僧，明確提出初夜權的要求，並得到了對方的認可。

甲者……棲身廟中，為香火道人。甲父在日，為甲聘同邑某氏女。甲財產既竭，貧不能娶。 僧故饒於資，性尤險僻，嘗奢甲值而輕其事，甲頗惑之。一日置酒密室，召甲飲。半酣，謂甲曰：「聞子已論婚，胡久不娶？」甲以貧對。……僧曰：「今有一策，不知子能俯從否？若能與共之，當先為子謀百金，入門後衣食悉取給於我，併當增子值。」甲本非人類，欣然從之。合巹之夕，賓客既散，甲出，易僧入房，女不之知，聽其所為。(11)

蘇北的初夜權更多地發生在主佃之間。儀征學者劉師培指出：「禾麥初熟，則田主向農民索租，居佃民之舍，食佃民之粟。……或淫其妻女。」(12)據1928年的一份報告，徐海地區地主下鄉，佃戶們要獻上妻女供其淫樂(13)。蘇北地主看中佃戶的妻女，常以服役為名，召至家中隨意姦淫(14)。沭水、臨沭一帶地主對佃戶「打、罵、姦淫的事情也是層出不窮的」(15)。《申報》載，號稱「沭陽程震泰之半」的顧七斤，「墾良田七萬有餘畝，姬妾百。……此人好淫，遠近婦人受其污者，莫點其數」(16)。曹縣朱庄大地主朱凱臣擁有土地數千畝，任五方局團總，他看中的佃戶女性均為其所姦淫(17)。蘇北宿遷極樂庵與壽山寺相似，和尚往往有妻妾多人(18)。宿遷邵店聖壽寺的和尚「幾乎個個尋花問柳」。當地俚語：「廟前廟後十八家，都是和尚丈人家。」(19)

由於蘇北魯南是古代的魯地，儒家傳統影響較深，普通百姓往往羞於談論涉性話題，加上初夜權本身存在著隱秘性，當事人多不願對此加以張揚(20)。並且，「初夜權」一詞20世紀以後才成為漢語辭彙。因此，對初夜權的準確敘述，多為新式知識分子。

20世紀40年代中期，據蘇北土地改革工作者調查，「地主對佃戶的妻女，可以隨意侮辱、霸佔。……甚至有若干地區如宿遷北部，還保留『初夜權』制度，佃戶娶妻，首先要讓地主睏過，然後可以同房」(21)。1942年4月，蘇北新四軍領導人鄧子恢指出：貴族地主階級的思想意識，包括「可以自由姦淫以至霸佔人家的妻女，可以享受初晚的權利」(22)。香港報人潘朗寫道：「農奴的新婚妻子，第一夜必須先陪地主睡，讓地主老爺『破瓜』。」「這風俗，在中國，在號稱文風甚盛的蘇北，也是存在。」反之，佃農「如果討老婆而在新婚第一夜不把妻子送到地主老爺的床上，倒是『大逆不道』，是『不道德』了」(23)。

據20世紀40年代擔任沭陽農會會長、錢集區委書記的徐士善敘述：「有次在沭陽張圩鬥地主，晚上讓他的佃戶看管他。結果，夜裡佃戶用棍子把地主打死了。後來調查知道，原來佃戶的媳婦，娶過來的頭夜，被這位地主睡了。」(24)沭陽有的佃戶向地主借貸娶親，地主則以得到初夜權作為條件：

沭陽胡集北老單圩地主單旭東佃戶某某，兒子大了要帶媳婦，因沒有錢，向地主商量。地主說：「不要愁，我替你想辦法。但你要允許我一件事。」佃戶問他什麼事，他說：「你新兒媳帶來，頭一晚上我去，這你也賺便宜。你不允許，我只要想你兒媳，還能不給我嗎？」佃戶經過思考，沒辦法，答應了。地主借了三石小麥。(25)

值得注意的是地主所說的「我只要想你兒媳，還能不給我嗎？」表明地主對佃戶妻女擁有常規的性權力。對這種權力略有不滿的佃戶自然會受到地主的嚴懲。沭陽宋山區河東鄉小宋庄地主徐香太姦淫佃戶田二的兒媳，被田二發覺，田僅責罵兒媳幾句。次日，徐執牛鞭將田痛打。田問：「你為什麼要打我？」徐答：「你自己知道。」(26)1936年，沭陽湯溝鄉鄉長、大地主湯宜遜的佃戶王某娶妻，湯闖進王宅，姦淫王妻。王母勸阻，被其槍殺(27)。

類似於郭沫若所說的「嘗新」(28)，在蘇北廣泛存在。沐陽程震泰家族的程廉泉，家中的女性僱工「差不多都受過他的蹂躪。老的也好，丑的也好，俊的也好，甚至於滿臉是疤和麻的，他也要糟蹋他[她]。他說這是『嘗新』」(29)。淮陰孫圩孫大琨，家有田地26頃多，「聽到溝南佃戶陳兆臻有個美貌的姑娘，他就馬上叫幾個自衛團[丁]，挑了被子，拿著氈毯，提著尿壺，他自己捧著水煙袋跟在後面，一步三幌(晃)，三步九搖，到了陳兆臻的家裡，是話未講，只說：『把你姑娘帶來睡睡看，好才要，不好兩便。』」(30)

更有許多地主獲得了初夜權後，長期霸佔佃戶的妻女不予歸還。泗沭縣裴圩地主周繼叔家的僱工朱尚隊兄弟兩人，積蓄多年替弟娶媳，入門頭晚被周奸占，後被周長期霸作「小婆子」(31)。宿遷北部窯灣區王樓鄉地主馬知非(又名馬如元)，有地60餘頃、佃戶200餘家。他46歲時看中佃戶孫廣禮17歲女兒，在孫氏嫁果場張姓的當晚，用花轎把孫氏抬到自己家中，後長期予以霸佔。「因他有錢有勢，張姓也只好啞吧吃黃蓮，有苦無處說。」另被他長期霸佔的還有佃戶王懷仁的女兒與佃戶張九清的妻子(32)。

地主厭膩了佃戶的妻女後，可隨時拋棄，無需負任何責任。沭陽曙紅區崔溝村崔家莊丁傑三，父輩有80頃地，本人在上海讀過大學。他曾將佃戶王春保女兒霸佔一年多，王女懷孕後，丁即予拋棄。佃戶黃德安一個15歲的妹妹，亦被丁霸佔年余後拋棄。後又將佃戶崔振露之妻霸佔(33)。

與歐洲中世紀不同的是，蘇北從外地遷入的佃戶妻女同樣要被當地地主行使初夜權。沭陽縣耀南區長安鄉地主袁席山，有地9頃，有位佃戶搬來的第一夜，他去佃戶家姦淫其妻，「地主及門勇一夜去打幾次門，小笆門都被打壞了」(34)。

在《費加羅的婚禮》中，法國伯爵為了取得女僕蘇珊娜的初夜權，採取的是「溫情」引誘的方式。相比而言，蘇北初夜權的實施極為野蠻。有的新婚婦女因不順從，竟被逼死。1945年春末(當地人稱「麥頭」)，沭陽龍廟鄉長兼大地主徐士流在一鄉民娶親時，欲姦淫新婦，新婦不從，被迫跳井自殺(35)。宿遷順河區日偽區長張少桐與義子曹壽才強姦祁某之婦不遂，竟槍殺了祁氏夫婦(36)。宿遷姚湖北高圩地主高永年姦淫佃戶陸某17歲孫女，陸女兩次喝鹽滷相拒，仍迭次被奸(37)。

與蘇北類似，抗戰和土改時期的調查均表明，山東不少地方，地主對其佃戶享有初夜權，直到1945年山東省戰時行動委員會制定了《婚姻法暫行條例》後才真正廢除(38)。

抗戰時任豐縣、魚台等地婦女部部長的張令儀寫道：抗戰初，在魯南，「我第一次聽說有這樣的事：佃貧家的人新婚之夜，新娘要被地主享有初夜權」(39)。據她敘述，1938年她在單縣任縣委委員時，中共縣委書記張子敬(40)親口對她說，因佃種了單縣辛羊區張寨地主的田地，張新婚時，妻子被張寨的地主施行了初夜權。她認為：「魯西南的初夜權不是潛規則，而是一種比較普遍的不成文法規。農民根本無力抗拒。地主實施初夜權主要是為了滿足其荒淫的肉慾。」(41)

抗戰期間，山東救國團體為了發動民眾，把取消魯南地區的初夜權作為改善僱工待遇的一項內容。1940年8月11日，山東省各界救國聯合總會會長霍士廉在山東職工聯合大會上報告：「魯南許多落後的地區，仍存在著超經濟的剝削和殘(慘)無人道的野蠻行為，如初夜權。」(42)由此可知，初夜權在魯南是比較顯著的社會問題。1943年12月，陳毅經過魯西南，他的《曹南行》詩稱：「毫邑湯都史所傳，至今豪霸圈莊園。蜀客多情問遺事，居停首說初夜權。」(43)其時，地主尚是中共的統戰對象，山東的中共高層反覆強調「照顧地主利益」(44)，陳毅等人不會刻意醜化地主。據一位「老戰士親身經歷」所寫的作品同樣記述了魯南的初夜權：臨沂張庄有400多戶人家，莊主族長張大富，擁有全庄土地，還享有初夜權，「誰家娶新娘子，先要被他睡三晚」(45)。

即使在普遍存在過初夜權的西方，「真正的性交權力是很難證實的，目前並無確鑿的證據證明其真的發生過」(46)。但蘇魯地區的初夜權是確切無疑的。近代蘇魯地區的初夜權與少數民族地區的初夜權有著較大的區別。

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也存在著形式不一的初夜權。據記述，在西藏，「這些地區的民眾不願與年青的處女結婚，而是要求她們必須與其他許多人發生過性關係。他們相信這樣才能為神所悅，並認為一個沒有男伴的女人是極為低賤的。因此，當商隊到來，搭好帳篷過夜時，那些有女兒待嫁的母親們會領著她們來到這裡，請求這些陌生人接受自己的女兒」(47)。在新疆，「回俗女子至十歲左右，即送請阿渾誦經，為之破瓜，彼俗稱為開窟窿，否則無人承配。幼女舉行此典，恆數日不能起，甚有下部潰爛至成廢疾者」(48)。為此，民國新疆省長楊增新專門下令，女子「非至十四歲，不得開窟窿」(49)。改土歸流前，鄂西土家族女子婚期的前三天，土王享有初夜權，凡與土王異姓成親，新娘在婚前必須和土王同住三宿後，方能與新郎結婚(50)。四川酉陽土司所屬的大江里、小江里一帶，不僅居於特權地位的土司享有初夜權，就是封建氏族長，也在本(氏)家族內享有初夜權(51)。湖南永順、保靖、永綏的土司，除同宗外，對於任何人新婚都享有初夜權(52)。貴州畢節的土司享有初夜權(53)。該省安龍，農民婦女出嫁當晚，即遷往兵目附近，為兵目服役三年，才可落夫家，這種習俗「可能是『初夜權』的殘存形式」(54)。

這種權力是基於習俗或信仰的「神權」。某些漢人地區流傳著類似的傳說，不少與神權有關。郁達夫所述的浙江諸暨避水嶺西山腳下的石和尚，「從前近村人家娶媳婦，這和尚總要先來享受初夜權」(55)。宋之的所說的山西冀城東山，「相傳那山裡有一個東山大王，是要享受初夜權的」(56)。在這些傳說中，石和尚和東山大王都非現實中的人，而是具有神性，至少擁有某些神通。

蘇魯地區享受初夜權者均是活生生的人，一般是富者通過財產關係對貧者性權利的統治，多見於地主對佃農的妻子施行這一特權。由於地主身兼官僚、寨主等多種身份，處於極為強勢的地位，作為弱勢一方的佃農無力抗拒其要求。這一關係的本質是人身依附的表現。

二

性權力的不平等是由社會階層和社會結構決定的(57)。近代蘇魯鄉村嚴重分化，大地主是極為強勢的利益集團，他們幾乎佔據所有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各種社會資源，把鄉村社會變成了自己的獨立王國，視普通平民為農奴。而平民群體不但在經濟上被剝奪殆盡，而且連基本的公民權利也從未擁有過。這是初夜權這種惡俗得以普遍存在的社會經濟性土壤。

一般認為，中國近代各階層構成了一個金字塔形的社會結構。佔地500畝以上的大地主約32萬人，小地主200萬人；自耕農1.2億，其中有「余錢剩米」者達1200萬人；半自耕農和貧農約1.5億—1.7億人(58)。與此估計不同，近來的研究表明：土改前，宿遷、沭陽、淮陰、邳縣、新沂等縣的富農數量不但遠少於中農、貧農，而且遠少於地主！富農數量僅相當於地主的66%，事實上，中產者的數量最少。近代蘇北社會系由少數極富者和絕大多數極貧者構成的啞鈴型結構(59)。

魯南與蘇北差堪相似。據1943年統計，莒南、贛榆(時屬山東濱海專署)3個區13個典型村中，「地主」人數最少，戶均佔地僅50.50畝(60)。應該說，除去個別佔地特別大的地主，魯南一般地主戶均佔地面積顯然不足50畝，而山東全省有3個縣農民戶均佔地超過了50畝(61)。也就是說，魯南的不少「地主」佔地不到山東許多地區的一般農民佔地的平均數。蘇北土改時富農戶均被沒收的土地為56.3畝(62)，實際佔地數不會少於60畝。即使佔地達60畝的農戶，「生活仍很困難」(63)。因此，魯南的「地主」充其量相當於蘇北的富農，是各階層中人數最少的。魯南同樣缺乏中產者。近年來，有學者強調：「99%的地主佔地充其量也就在人均10畝上下。」(64)但不論近代魯南還是蘇北，鄉村大地主佔地數量均極為驚人。唐守中在銅山、沛縣、滕縣、嶧縣等處佔地數百萬畝(65)。魯南竇家擁有土地8萬畝(66)。嶧縣王海槎、鮑大安分別佔地7萬和10餘萬畝(67)。魯南的社會實態是「地主統治佔優勢。富者田連阡陌，地以頃計，貧者縱有土地，亦漸荒蕪，地主操有政治經濟大權，以政府為支持……橫占土地，魚肉人民。非特中貧農不能上升，富農多數降為佃戶」(68)。這說明社會一直處於兩極分化之中。

嘉慶、道光年間(1796—1850)，沭陽程震泰家族佔地16萬餘畝(69)，被譽為「江蘇第一家」(70)。蘇北陳、楊兩氏各占田40萬與30萬畝，而占田4萬至7萬畝的地主「為數不知凡幾」(71)。民國年間，地主佔地的勢頭不減反增。1929年，中共徐海特委報告：「東海、宿遷、邳縣、泗州等處，則地主土地，有二十萬畝以上、十萬畝以上的，幾千畝以上的非常之多。」(72)睢寧有地主占田10萬多畝(73)。蕭縣「大官僚地主」段氏在徐州佔地，方圓達幾十里；僅在蕭縣即有18個莊園(74)。據民國學者調查，邳縣、阜寧、灌雲等縣均有占田五六萬畝的地主(75)。宿遷極樂庵及下院佔地20萬多畝(76)。大地主謝應恭有田數十萬畝(77)。據國民政府地政學院抽查的蘇、浙、皖、贛、湘、鄂、冀、晉、豫、陝、閩大地主情況比較，江蘇省的地主佔地數量最大(78)。

當然，大地產本身並非原罪。大地產形成過程中所表現的社會不公，才是值得譴責的。蘇魯地區的大地主從來都不是單純的土地所有者，他們的主要成分是國家的軍政人員(79)，是國家各種恩寵的獨佔者，他們掌握國家賦予的各種權力。國民政府內政部地政司司長鄭震宇認為：「官紳世家較多的地方，土地分配易於集中。」(80)陳翰笙指出，蘇北「大部地主，都以官吏為職業」。蘇北一帶，身兼軍政職位的地主佔地主總數的57.28%(81)。像唐守中，乃沛縣團練首領(82)。民國年間，海州鎮守使白寶山，「佔有海州多數鹽田官田」(83)。其他大地主也多有軍政方面的背景(84)。沭陽王洪章任官田游擊隊長，原有地百餘畝，通過敲詐霸佔，增加到560畝(85)。灌雲縣大地主徐繼泰，原任國民黨常備第二旅長，佔地20餘頃。團長蒲開喜，在短時間裡佔地300餘頃，「這裡包括了脅迫欺騙、利誘各種方式的」(86)。阜東圩寨寨主顧豹成，其弟乃阜寧縣長兼保安團長，本人則是悍匪，佔有土地四五千畝(87)。

山東莒南縣大店、筵賓、溝頭的地主，「大都做過官」。庄陔蘭曾任清翰林院編修，民國山東省議會會長，庄德孚原系舉人，庄明遠曾任國民黨軍隊的軍長等職(88)。臨沭甄家溝地主甄安樂擔任鄉長，佔地7000餘畝。「他們是這一帶的土皇帝。」(89)1930年後，韓復榘實行軍墾，沒有所有權的土地全部沒收，連排長每人分得1頃，士兵50畝，連長以上無限制(90)。造成有權者大肆霸佔土地的局面。

近代蘇魯鄉村普遍軍事化，大地主全部擁有強大的武裝，更強化了強勢集團的權力，使他們成了名副其實的土皇帝。

從《水滸傳》中的「祝家莊」，到《施公案》中的「殷家堡」等，蘇魯地區早就出現了圩寨。捻軍戰亂髮生後，蘇魯鄉村全面圩寨化。圩寨的寨主通常是當地最大的地主。如沭陽地區，有民國學者指出：「都像部落式的各個土圩子分成了村莊，等級森嚴[的]一個莊主，都是這庄的首富地主。一般農民都是仰仗著他們的。」(91)新四軍領導人同樣意識到長江南北地主之間的區別。管文蔚寫道：「蘇北的地主與江南的地主有很大的不同。蘇北的地主主要靠土地剝削生活，終日閑在家裡享清福，不事勞動，婢女成群。出門收租時，保鏢人員，前護後擁，完全是封建社會的一種景象。」(92)黃克誠回憶：蘇北鹽阜地區「地主本身有武裝。大地主住地周圍住著他的佃戶，有點像封建時代的莊園一樣」(93)。

蘇北圩寨類似「小小部落」，經濟是「自足」型的。大地主本質上是暴富的小農，這些利用權勢致富的利益集團，是建立在對平民的超經濟剝奪的基礎之上的，他們沒有任何公民意識，沒有社會責任感。蘇北圩寨中儘管沒有法庭，但作為寨主的地主可以處理任何糾紛，可以隨意殺死平民。是以卜凱(J. L. Buck)指出：「北江蘇宿遷那些居留的地主，使我們想起歐洲諸國古代的封建主。」當然，這種情形並不限於宿遷，整個蘇北地區差堪相似(94)。

鄭震宇認為：官僚地主較多的地區「自然要使佃耕制度盛行」(95)。光緒前期，江蘇北部除沿江30英里內，自耕農很少，農民自耕地僅佔全部耕地的20%—30%(96)。據國民政府所作的調查，20世紀30年代，嶧縣的自耕農僅佔2.6%，佃農佔24.1%，半自耕農佔51.9%，僱農為21.4%(97)。蘇魯社會截然分裂為極富與極貧兩個階層。鄭震宇指出，上下階層之間地位懸殊，使得上層「對於農民，可以頤指氣使，奴隸待之」。江蘇江北各縣「大都是地主與農民身份懸殊的地方，也都是業佃關係最惡劣的地方」(98)。

處於社會下層的佃農，從未獲得過近代意義上的公民權利。他們根本無力抵禦作為強勢集團的大地主的欺壓。民國學者指出，蘇北農民，「對於一般的地主、老爺們，總是順從的。他們能忍受毫無理由的、強迫的、很明顯的地主和劣紳的虐待，他們能甘心受地主和劣紳的敲詐」(99)。這與《費加羅的婚禮》中為了取消初夜權而與伯爵勇敢鬥爭的僕人費加羅的形象判若雲泥。

國民黨中央委員藍渭濱主辦的刊物稱沭陽地區，「一般無智識的農民，差不多一無所知，只有惟命是從的特殊現象」(100)。據《中外經濟周刊》1927年的調查，東海、沭陽、灌雲地區佃戶與田主所訂的契約，「須聲明永遠服從田主指揮」(101)。1928年徐海蚌特委報告，海州等地的農民、鹽民，看見地主均要叩頭，「地主對於農民任意侮辱，有生殺之權」(102)。據山東省民政廳長對嶧縣的視察，「地主對於佃農極其苛刻，每屆農忙，不出男差即出女差。佃農只得放下犁鋤去為地主傭工，無論時日，多不給工資」(103)。

中世紀歐洲的初夜權通常以法律形式加以規定。孟德斯鳩寫道：羅馬窩爾西年人地區的法律，「使脫離奴籍的人取得對於同自由民結婚的少女的初夜權」(104)。恩格斯寫道：在卡斯蒂利亞，直到1486年天主教徒斐迪南作出裁決，才廢除了初夜權(105)。法國作品《夜深沉》中，巴朗森對弗朗西斯說：「您是不是要向我承認，您常常去對我們的佃婦施行初夜權？這可是已被1789年的革命連同其他特權廢除了的。」(106)

蘇魯地區的初夜權不見於法律規定。事實上，在近代蘇魯鄉村社會中，法律的影響力極小，社會生活中最具影響力的是個人權勢。

初夜權並非蘇魯鄉村孤立的怪俗異習，而是社會經濟結構畸變所造成的強勢集團人格裂變的必然結果。權力巨大、缺乏程式化監督的田主，是不可能成為「仁義」地主的，他們利用國家的庇護縱容，肆意對平民進行慘無人道的欺壓。因此，相對這一利益集團的其他暴行，初夜權竟成了相對「人道」的行為。

在蘇北，地主的名字，是平民必須避諱的。沭陽十字耿卓如，其父擁有二三十頃地，佃戶見了他要喊「我三太爺」，如不帶「我」字，耿就會將人痛罵一頓(107)。灌雲李集杜養禾，家有100多頃土地，1939年冬，魚牢庄富農張鴻如無意說了「杜養禾」三個字，杜知道後派出一連兵丁到張家，將張逮捕，搜走全部衣物及槍5支，把張關入牢房，張多方行賄才予保釋(108)。

在地主面前，佃戶沒有任何人格尊嚴。1940年，漣水縣葛溝區佃戶王四在地主鄭介仁田裡割草，鄭誣王割苜蓿，將王捆起跪在門前，用「毛廁括屁棒」括嘴。佃戶馬如祥因缺差一次，地主趙某見他正做飯，「用屎糞勺放里去攪」(109)。漣水塘西區地主井瑞五，佃戶替他家挑水，不能換肩，前一桶水他會留下，後一桶拒收，因他認為「佃戶會放屁，有臭味」(110)。漣水西鄉奮官莊地主朱子龍，有3個客庄、2000多畝地、50多家佃戶、4個大炮樓，「他門前的馬樁上，經常吊著佃戶打得皮開肉綻」。佃戶徐兆標因拿他家一個饅頭給乞丐，一家13口被罰跪半天，並被罰洋200元。最後把徐逐出庄，沒收所有財物。從此連乞丐都不許上他家門。馬樹本替他當差，解手時間稍長，他令人打得馬樹本大小便失禁。胡廣才因探親，誤了一天庄差，回來後他拿槍就打。經多人求情，最終打了40皮鞭。「他打人時，要叫人向他笑，否則認為你被打不願意，打得更厲害。」(111)

在地主的威權下，平民沒有生命權。漣水塘西區鄉長井泉五，有12頃地，庄丁孫培倫妻替他做飯時糊鍋，井令孫將妻打死，孫因妻懷孕，不忍下手。井喝道：「三爹命令，非打不可。」孫被逼殺妻(112)。嶧縣王海槎之子王致平因一名16歲使女答話「犯上」，先用烙鐵烙，後用皮鞭抽，再活活打死(113)。

潘正芳回憶：

得有一次，我從古邳上縣城，途經魏集北門，曾目睹一樁慘事：夏××的狗腿子，向農民魏樹德要租糧沒有要到手，竟然把魏的年輕妻子帶走抵租，魏妻有兩歲多的小男孩跟著哭喊，兇殘的狗腿子一刺刀戳死小孩，把孩子扔多遠。還說：「去狗肚裡喝湯吧！」(114)

連汪偽政府也認為，徐海地區，「七八年來除直接受到軍隊的災害外，更有著地方上惡勢力的壓榨，他們唯一的借口是『通八路』，如果敲詐不遂，便聯絡官方實行那最慘酷的『活埋』，在七八年中也不知被活埋了多少人，有時更把被活埋人底家屬叫他們在旁看著受刑」(115)。東海南崗區日偽區長(下同)劉海如等，殺死人命29條。沭陽韓山鄉楊士同等殺死人命19條。宿遷北部沂河區土樓鄉王洪波殺死8人，維持會長王守巡殺死9人，最奇的連律師王維英也殺死4人。沭陽章集區葛子玉僅1941年8月27日在仲灣就打死仲兆奎、仲兆彬、仲兆喜、仲兆佑、石廣仁及仲躋昌之妻、葛明俊之母、趙廉(後被勒死)等(116)。沭陽小店區朱開富殺害人命28條，薛棣西殺害人命15條(117)。沭城某區長張晉民殺害的百姓超過10人(118)。宿遷北部蔣記臨陵鄉長陸永禹，僅於陸溝、西歐棋盤一帶，即活埋33人，死者妻子，大都被出賣、姦淫(119)。張敬軒在博愛，先後殺死130多人，以致該村多年很少看到男人。劉村一婦女拒奸，被擲入水井，因井中屍骨太多，未被淹死，爬出來二三年不敢露面(120)。

在封閉的鄉村社會中，集各種權力於一身的大地主，既然把自己土地上的佃戶視為農奴，就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對其土地上的婦女擁有性權力。20世紀20年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一項決議案指出：「地主又在批耕約中時常規定：如欠租的時候，地主得直接沒收其家產。……甚者雖其妻兒，亦把來抵租。」(121)一位無政府主義者指出：豪紳「在和平的民眾們間，他可以任所欲為。人民的財產就是他的財產，人民的妻子，就是他的妻子」(122)。狄超白寫道：「地主惡霸強奪人妻，強姦農民閨女，也算不得希[稀]奇。」(123)蘇北豪紳勢力之大，甚至可以強佔縣長的女兒。盱眙縣日偽縣長郭濟川只有一女，「非常疼愛」，「長大供其讀書」(124)。1939年，郭女竟「被仇集豪紳宋振中仗勢強娶為妾。該女備受宋妻虐待，過著傭人生活」(125)。郭濟川終也無可奈何。一般平民妻女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綜上所述，近代蘇魯社會掌握政治、經濟、行政等權力的大地主，構成了社會的上層，他們掌握的絕對權力導致了絕對腐敗。經濟與人格相對獨立的中間階層極為弱小，在蘇魯社會中基本上沒有影響力。因而，這種啞鈴型社會經濟結構中，弱勢群體無法抗拒強勢集團的種種侵權行為，自然無法抗拒強勢集團的初夜權要求。

地主本身並不意味著罪惡。但利用權勢故意製造社會不公正，從而使自己成為利益集團的大地主，則是罪惡的象徵。

三

大地主是鄉村權力的集中佔有者，事實上是國家的寵兒和依恃的精英。如中國傳統法規就明確禁止「奴訐其主」(126)。由於國家政策的偏誤，大地主勢力膨脹，成為蘇魯社會甚少受到制衡的強勢群體。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楊少中陳奏：「切見江南富戶，止靠田土。因買田土，方有地客。所謂地客，即系良民。主家科派其害，甚於官司差發。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子女，便為婢使，或為妻妾。」(127)應該說，蘇北的地主早就對農民擁有領主式的奴役權，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20世紀40年代。與中世紀的歐洲相似，農民須向領主或保護者購贖初夜權(128)，無力承購者，連婚姻權都被剝奪。楊少中奏：「又有佃客，男女婚姻，主戶常行攔當，需求鈔貫布帛禮數，方許成親。其貧寒之人，力所不及，以致男女怨曠失時，淫奔傷俗。」(129)

隨著近代中央政府威權的下降，既無法像傳統「盛世」那樣，利用國家權力抑制豪強，更不能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公民政府，使平民享有公民權，利用程序化的法律規範限制這一強勢集團的違法越權行為。

近年來，學界對中國的大地主階層有較多的質疑(130)。文學作品中「沒有見利忘義、貪戀錢財；沒有霸佔民女、貪戀女色」的地主形象(131)，備受某些學者的讚賞。事實上，由於沒有法治環境，大地主腐敗的程度實乃駭人聽聞。一些地主豪紳的勢力遠在縣政府之上。有些縣長必須聽命寨主才能履職(132)，有的還被豪紳公然殺死(133)。

由於大地主本身多是軍政官員，並由於教育背景、經濟資源、人際關係等因素，大地主本人、親屬及子嗣顯然比貧民更容易躋身官場。據國民黨學者調查，「一般農民都是無智識的，子弟小的時候，都任他們去遊盪，略大的就干著割算[草]等工作，都是不給子弟們去受教育，所以往往受一班劣根性的人欺弄的。沭陽的農村學校，還沒有普及，學校里的學生，多數都是富農的子弟」(134)。此處的富農系指富裕家庭。滕縣大地主申憲武的家訓是：「能交遊官場，花錢再多也得花。」(135)應該說，不論是古代、還是近代國家，國家的公權力總是被逐漸私有化。各級政權總是逐漸被大地主所利用和把持。正如亞當·斯密所說：「有時候，所謂的國家的憲法代表政府的利益，有時是代表左右政府的某些特殊階層的人們的利益。」(136)

在沒有法律規範的環境里，滿足了物質需要的大地主們，沒有任何動力和動機去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需要，只能沉湎於低層次的肉慾享受。在治世時，他們充其量是西門慶、韋公子式的人物，雖然不斷地腐化社會，但不會危及國家政權。因此，大地主通常利用國家賦予的各種權力，牢牢控制著在經濟上依賴他們的下層民眾，進一步破壞國家體制，破壞社會的各種規範，甚至直接起而推翻予他們以各種恩寵的國家政權，就如宿遷人項羽所言：「彼可取而代也」，由自己充當可以享受更大肉慾的封建君主，而不滿足於當「土皇帝」。晚清名臣潘祖蔭對蘇北魯南一帶地主豪紳的軍事化深感憂慮：「山東郯城至江南宿遷一帶土匪蜂起，道路為梗。現聞紅花埠一帶，俱築土城，挖濠溝，雖為防土匪起見，究莫知意之所在。團練鄉勇愈聚愈多。原其初心，未必即懷叵測，而勢由積漸，實恐浸成禍端。」(137)這種擔憂是有相當的根據的。

在蘇魯地區，豪紳反叛不勝枚舉。大地主平時擁有的君主般的權力，促使他們頻繁地「叛君」。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巨野徐鴻儒，「以妖術煽眾，為聞香教。設盆水照人頭面，自見帝王將相衣冠」。從者達數萬人，攻佔了鄆城縣城(138)。清順治年間(1644—1661)，成武人李化鯨，「糾黨謀逆，奉偽主，僭忠義王，遂發兵反」(139)。咸豐十一年(1861)四月，定陶縣賈由彪等謀反，聚集兩千餘人攻打定陶縣城(140)。1927—1928年，漣水大地主朱溫領導紅會暴動，目標是打下南京稱帝(141)。1929年2月12日，山東馬士偉稱帝，國號「黃天」(142)。同年4月11日晨，宿遷薛干臣稱帝，建立「大同」國(143)。1938年以後，侵華日軍攻佔了蘇魯部分地區，以大地主為首的利益集團更紛紛叛國。「當初徐州淪陷時的地方情景，真是所謂：『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煙塵。』敵騎縱橫，匪偽遍地。」(144)宿遷某鄉鄉長王斗山投日後，搖身變成了偽軍區團長(145)。灌雲縣大地主徐繼泰，原任國民黨常備第二旅長，1943年投日，歷任71旅、11旅旅長(146)。嶧縣南古邵大荒村大地主孫茂墀，1940年投日，被任命為嶧縣警備第六大隊隊長(147)。前文所述的徐士流、張少桐、顧豹成、朱子龍、井泉五、郭濟川無不投降了日軍，擔任各種官職或軍職。蘇魯地區大地主階層的頻繁「叛君」與普遍叛國表明，在近代民族國家的構建中，這一利益集團不是正面的建設力量，更不可能成為積極的中堅因素。

因此，蘇魯地區的初夜權，是鄉村法制毀壞、地主權力失控的結果，而不是源於法律規定或宗教習俗。豪紳大地主在社會生活中的優勢地位以及掌握的較多資源，主要用於維護其私益和滿足其私慾，而不是把這些資源用於追求更高成就的動機，實現人格的進一步升華。他們沒有脫離本能需要的追求，使其在近代社會中始終淪為負面的因素。

掌握國家權力的軍政人員，極易成為鄉村大地主，進而成為一個強勢的利益集團。因此，本文所說的大地主，如其說是土地佔有者，更不如說是鄉村權力的佔有者，且這種權力基本不受程序化法規的制約。這個集團享受了國家政策的種種優渥，成為國家在鄉村的化身，但他們卻不是國家利益的維護者。也正因為這個集團集國家萬千寵愛於一身，造成了對平民最大程度的剝奪，使蘇魯社會除了這個集團外，幾乎所有的平民群體都成為依附於他們的貧困階層，社會結構發展成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型。顯然，與金字塔型結構相比，啞鈴型結構更加體現了社會不公，也更加脆弱，更容易崩潰。由於缺乏經濟與人格相對獨立的中間階層，一方面，社會上層極易通過經濟手段對下層進行控制。另一方面，社會上層可以輕易地控制社會的話語權，通過思想精神層面對社會進行操縱，成為具有巨大社會動員能量的集團。

表面上看，初夜權是強勢集團剝奪貧民性權利，滿足個人肉慾的陋俗。進言之，通過剝奪貧民的人格尊嚴，樹立強者在社會中的獨尊地位。從深層次看，由於其權力極少受到程式化法制的制約，強勢集團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以自己的利益為中心，肆意制定鄉村規範，任意創造低俗「文化」，恣意發展陋劣「傳統」，對平民從物質與精神兩方面進行統治。由於性權利被剝奪者的長子與剝奪者之間可能存在的血緣關係，初夜權還有助於強化貧民對豪強的君父認同，更有利於對其加以控制。

在嚴重缺失法治的環境下，一方面，強勢集團絕不會成為近代國家的建設力量和鄉村社會的穩定因素，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地把自由民變為農奴、甚至奴隸，使依靠不合理、不公正原則建立的社會關係無以變革，固化為徹底的人身依附關係。另一方面，強勢集團本身的人格升華受到了極大的束縛，使他們異變為僅能追求肉體享受的低層次人格，始終處於動物本能的狀態。

在大地主階層的操縱下，本應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近代國家，成了強勢集團的代言人和最忠實的保護者。而強勢集團卻往往以叛「君」和叛國來作為回報。這一悖謬現象表明，要建設真正的近代民族國家，必須對強勢集團進行程式化的監督和法制制約。

附記：本文初稿曾獲曹樹基、胡永恆、劉克祥、胡英澤、張佩國諸位教授的批評，深表感謝！

注釋：

①Jrg Wettlaufer, 「The jus primae noctis as a male power display: A review of historic sources with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00(21)， pp. 111-123; S. MacPhillb, 「Jus primae noctis and the sexual image of Irish landlords in folk tradition and in contemporary accounts. Bealoideas」， The Journal of the Folklore of Ireland Society, 1988(56)， pp. 97-140; Voltalre, Le Droit du seigneur, ou l』écueil du sage, comédie, 1762-1779, Vijan: Lampsaque, 2002; 二階堂招久：《初夜權》，汪馥泉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第4—7頁。

②學界目前對初夜權通常有三種解釋：(一)原始習俗。恩格斯指出：「在另一些民族中，新郎的朋友和親屬或請來參加婚禮的客人，在舉行婚禮時，都可以提出古代遺傳下來的對新娘的權利，新郎按次序是最後的一個。……在另一些民族中，則由一個有公職的人，一部落或氏族的頭目、酋長、薩滿、祭司、諸侯或其他不管是什麼頭銜的人，代表公社行使對新娘的初夜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頁)拉法格認為：「在父權社會的初期，這種公公與兒媳通姦的事是一種很自然的實踐。……丈夫的兄長也僭妄地對於新媳婦保留初夜權」([法]拉法格：《拉法格文學論文選》，羅大岡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45頁)。持類似看法的還有周作人(少侯：《周作人文選》，上海：啟智書局，1936年，第199頁)、二階堂招久(《初夜權》，第41—54頁)，等等。(二)宗教信仰。8世紀天竺、唐、吐蕃等王朝密教盛行的時候，阿利僧擁有信徒的初夜權(杜繼文主編：《佛教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4頁)。對西藏的類似看法還有Komroff(Manuel Komroff ed.,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1271-1295, v. 2. NewYork: The Limited　Editions Club. 1934, pp. 252—253)，對新疆的類似記載有謝彬《新疆遊記》(上海：中華書局，1929年，第134頁)。(三)封建領主特權說。倍倍爾指出：「地主對於他們的家臣和農奴差不多有無限的支配權。……臣下們的主人，自承有使用女農奴和家臣的性的權利——『初夜權』就是這種權力的表現」([德]倍倍爾：《婦人與社會》，沈端先譯，上海：開明書店，1927年，第89頁)。持類似看法的還有蔡和森(蔡和森：《社會進化史》，《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64頁)及Pfannenschmid(H.Pfannenschmid, 「jus primae noctis」， Das Ausland, 1883[56], pp. 141—150)、Hanauer(C. A. Hanauer, 「Coutumes matrtmonlal du moyen-age」，mémoires de l』Aac-demie Stanislas, 1893[2], 253—312)。另有男性權力展示說(Jrg Wettlaufer, 「The jus primae noctis as a male power display：A review of historic sources with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2000[21]，p.111)、強姦說(Vern L. Bullough, 「Jus primae noctis or drolt du seigneur」，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1991, 28(1)， pp. 163—166)，等。

③據劉克祥先生2011年7月9日在河南大學召開的「中國近代鄉村研究的理論與實證研討會」上對拙文評論時所談。

④各地流傳最廣的是元代蒙古人對漢人施行的初夜權。參見張紫晨：《中國古代傳說》，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317頁；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上海分會等編：《中國民間文學論文選(1949—1979)》上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第174頁；荀德麟等：《運河之都——淮安》，北京：方誌出版社，2006年，第174頁，等等。

⑤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4頁。

⑥金性堯：《爐邊詩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頁；何滿子：《何滿子學術論文集》(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頁。

⑦林鯉主編：《中國歷代珍稀小說》(1)，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1998年，第103頁。

⑧蒲松齡：《聊齋志異》，長春：春風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806、423頁。

⑨宣鼎：《正續夜雨秋燈錄》(下)，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221頁。

⑩程守謙：《退谷文存》卷一，光緒二年(1876)刻本，第31頁下。

(11)《沭陽奇案》，《申報》第649號，同治甲戌四月二十七日(1874年6月11日)，第3版。

(12)李妙根編：《國粹與西化——劉師培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第288頁。

(13)蕭縣黨史辦、蕭縣檔案局(館)編：《蕭縣黨史資料》(1)，蕭縣，1985年，第44頁。

(14)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編：《江蘇省農村調查》(內部資料)，1952年，第438頁。

(15)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編：《山東省農村調查/華東各大中城市郊區農村調查》(內部資料)，1952年，第63頁。

(16)虞山棣花庵主人稿：《黑蟲傷人致命》，《申報》第428號，清同治癸酉七月二十七日(1873年9月18日)，第3頁。

(17)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125頁。

(18)中島權：《江北農村社會の構造に就て》，《滿鐵支那月志》1930年第9期。

(19)唐文明：《宿北大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82頁。

(20)如棲霞縣，「事情[初夜權]確實有」，但「群眾不肯談自己事情」。見棲霞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等合編：《牟墨林地主莊園》，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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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皮定均在回憶文章「鐵流千里」里就揭露說解放前少林寺的有些和尚對周圍的佃戶進行要挾「有閨女的種水澆地，有好媳婦的種好地，有爛媳婦的種爛地，沒有女人的開荒地！」，結果「少林寺佃戶的閨女沒人家願娶，小夥子沒有人家願嫁，家家都有一篇慘痛的血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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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例子你自己體會舊社會
民國饑荒餓死過億
　　中國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民國時期，中國饑荒大爆發。由於政局紛亂、官員貪瀆腐化，魚肉鄉里，無心救災，更無力救災。所以整個民國時代的大饑荒無日無之。上百萬人餓死的饑荒可謂家常便飯，已成為社會常態，上千萬人餓死的饑荒有記載的達四次之多！據出生在中國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估計，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到700萬人死於飢餓。民國時代曾經餓死過2億以上人口。
下面的數據是《劍橋中華民國史》對部分民國大饑荒的記載：
（一）1920-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一說5000萬）。
（二）1925年川黔湘鄂贛五省大饑荒，死亡人數不詳。
（三）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饑荒，導致1300多萬人死亡，而其中又以關中旱災最為嚴重。這是一次以旱為主，蝗、風、雪、雹、水、疫並發的巨災，以陝西、甘肅為中心，遍及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八省，並波及魯、蘇、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災情從1928年延續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大約1000萬。自然災害加上暴力與戰亂，幾百萬人從山東等省逃往東北「闖關東」。
陝西原有人口1300萬，全省92縣悉數蒙難，八百里秦川，赤野千里，屍骨遍地，甚至人相食，慘絕人寰，淪為餓殍、死於疫病的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佔全省人口的70%。800多萬人以樹皮、草根、觀音土苟延生命於奄奄一息。這「民國十八年年饉」讓後輩人念念不忘。
（三）1931年饑荒：長江1931-1949年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飢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
（四）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饑荒，餓死600萬人。
（五）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饑荒：成都盆地各縣外都是災區，受災大約3700餘萬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災中餓死的人數，沒有精確統計的數字，只能從當時的報紙上略知一二：四川萬源縣人口驟減三分之一。甘肅死人數目亦不詳。
（六）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七）1942年中原大饑荒：僅河南一省就餓死300萬人。1942年，「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天冷手僵從車頂上摔下來）軋而死者無數。婦女售價累跌至平時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只及過去的三分之一。
（八）1943年廣東大饑荒，300萬人凍餓而亡。
在河南發生大饑荒餓死三百萬的同時，廣東的饑荒也完全失控，300萬人因為凍餓而亡。蔣介石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華僑在粵，有鬻賣子女過活者。河南災區餓殍載道，犬獸食屍，其慘狀更不忍聞。天呼！若不使倭寇從速敗亡，或再延長一二年，則中國勢難支撐。余將不能完成上帝所賦予之使命矣！奈何蒼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
（九）1945年東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東、浙江、福建、山西、廣東、安徽、廣西等省災民達一千九百萬人。
（十）1946和1947南方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了1750萬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饑。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僅衡陽地區就餓死9萬餘人 。
據出生在中國的美國駐華大使、燕京大學校長、中國通司徒雷登估計，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到700萬人死於飢餓。民國時代曾經餓死過2億以上人口

採訪過民國時期中國大饑荒的記者很多，其中有美國人斯諾（EdgarSnow）、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紐西蘭人路易·艾黎、英國人哈里森·福曼（Harrison Forman）等人。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說過，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於飢餓。
民國時代曾經累計餓死過2億以上人口。解放前上海灘的某一個寒風刺骨的早上，環衛工人一下子清理出300多具餓殍來。有人認為民國時期的戰爭是導致大饑荒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對。1929年斯諾採訪過大饑荒的內蒙古薩拉齊，根本就沒有兵燹，卻餓殍滿地。他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諾的中國》一書（Edgar Snow』sChina，Random House，1981。這本書好象沒有中文譯本）中提到，「饑民的屍體經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莊，人肉公開售賣。」這本書中有很多斯諾拍攝的駭人的饑民屍體的照片。餓死人不一定非得是戰爭造成的。民國時期的中國也不是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有戰爭。戰爭不能完全解釋民國饑荒的成因。另外，在資本主義國家，即使在和平時期，也經常會發生大饑荒的事情。拿印度來說，2004年，印度「最繁榮的城市」孟買就餓死了近一萬兒童。2004年的印度3.5億人沒有足夠的食物，每天晚上餓著肚子上床睡覺，一半印度兒童營養不良。
手頭上資料不多，統計民國時期的大饑荒主要有：
（一）、1920-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一說5000萬）。
（二）1925年川黔湘鄂贛五省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三）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1300多萬人。這是一次以旱為主，蝗、風、雪、雹、水、疫並發的巨災，以陝西、甘肅為中心，遍及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八省，並波及魯、蘇、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災情從1928年延續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大約1000萬。陝西原有人口1300萬，在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於疫病的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佔全省人口的70％。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
（四）1931年饑荒：長江1931-1949年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飢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
（五）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饑荒，餓死過600萬人。
（六）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饑荒：成都盆地各縣外都是災區，受災大約3700餘萬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災中餓死的人數，沒有精確統計的數字，只能從當時的報紙上略知一二：四川萬源縣人口驟減三分之一。甘肅死人數目亦不詳。
（七）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八）1942年中原大饑荒：僅河南一省就餓死300萬人。1942年，「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天冷手僵從車頂上摔下來）軋而死者無數。婦女售價累跌至平時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只及過去的三分之一。（這裡面有些人禍）
（九）1943年廣東大饑荒，300萬人凍餓而亡。
（十）1945年東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東﹑浙江﹑福建﹑山西﹑廣東﹑安徽﹑廣西等省災民達一千九百萬人。
（十一）1946和1947南方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了1750萬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饑。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僅衡陽地區就餓死9萬餘人
對民國時期的這些大饑荒，不少歷史學家和政府官員們更願意強調天災而不是人禍的一面。研究的人好象也不是很多。那時，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只有35歲，比現在非洲人的平均壽命高5歲。到1979年，中國人均壽命是68歲，比當時的印度人高14歲。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於飢餓。民國時代曾經累計餓死過2億以上人口。
1945年東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東、浙江、福建、山西、廣東、安徽、廣西等省災民達一千九百萬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了1750萬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饑。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僅衡陽地區就餓死9萬餘人。
本文摘自：《龍門陣》2008年第6期，作者：鄭光路，原題：《1936年：四川大饑荒中的人吃人》
大災震驚國內外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久旱不雨，災情已蔓延全四川。一隊金髮碧眼的「國際社」記者。正行進在巴蜀大地上採訪災情。田野龜裂千里荒涼，餓殍遍野令人心驚……外國記者們坐在顛簸的車上，看著國民黨《中央日報》對劍門關內饑荒的現場報道：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險峻，土色赤紅，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覺不勝荒涼遼闊。沿途諸山高峰聳處。必有一二碉堡雄踞其上……一片凄涼，至此始知已入重災區矣……計全縣無一處不受旱災，以樹皮草根白善泥作食者約18萬人，餓死者約1000人……民食恐慌，已達極點……倘非親歷災區者，將不信四川夙稱天府之國，人民生活竟一降至於如此，恐直與閻羅鬼國相似矣！」
曠野里，幼小兒童提著大竹簍，不顧危險爬上枯樹摘葉充饑，而樹葉幾乎早已被捋光了；一群孩子餓死荒野。無人殮屍。在川北重鎮遂寧縣，成千上萬災民流落到縣城覓食。饑民多半是老弱婦孺，衣衫襤褸。孩子們多赤裸全身，骨瘦如柴，手上還拿著一枝賴以吊命的樹葉……
事實上，那場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非這篇報道所能反映！
從1930年後到1937年，是四川近代史上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災、水災、雹災、蟲災、匪災、兵災不斷。加上軍閥割據，連年混戰，苛捐雜稅多如牛毛，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更為恐慌的1936年春夏到了。各路告急文書雪片般飛到省政府：久旱不雨、田土龜裂，十室九空、餓殍載道，糧盡食絕、盜食死屍。省民政廳長甘績鏞和「賑委會」官員，慌慌張張把災情公報向省主席劉湘報告：「川省共有148縣、3屯、1設治局，現受災者有125縣、3屯、1局。除成都盆地各縣外，都是災區，受災大約3700萬人以上！」
劉湘愁眉苦臉地問：「究竟餓死了多少人？」
甘績鏞小心翼翼地回答：「很難精確統計。但國民政府參政員黃炎培先生來川視察災情，路過簡陽縣，看到餓殍遍地，驚訝之餘說，簡陽是『新生活』的示範縣，何以街間遍是倒斃之饑民。至於無人收屍！」
甘績鏞又拿出幾張報紙，對劉湘說：「1936年4月23日重慶《新蜀報》上面《宣漢通訊》說：『本縣餓殍遍野。據前20日中統計。每場飢餓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復漸次增加，每場日達20人左右。』同日《綏定通訊》上說：『現在萬源人口驟減三分之一……萬源城中，亦僅稀稀千餘人而已。如旅行長途，整日難見炊煙，沿途倒斃饑民幾無地無之。』該報5月2日《南江通訊》中也說：『總計城鄉餓死者，每日達千餘人……2月1日迄今。該縣餓死的饑民不下8萬餘人。」』
劉湘驚駭地問：「餓死了這麼多人？」
甘績鏞嘆了口氣：「那還不算凶的。川北南江縣（現為旺蒼縣）是重災區，報該縣僅黃洋鄉160戶587人，就餓死71人。那裡田地龜裂，溝渠乾涸，所種玉米，遠望一片枯黃，可點火燒！溪邊、道旁、橋下，舉目都可見餓殍死屍！」
劉湘瞪大眼睛，有些發獃了。他沉默良久，兩手捧頭輕聲問道：「那、那現在災民吃啥子吊命喃？」甘績鏞回答：「據各州縣急報，饑民最初以草根樹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肚。榆樹、枇杷樹、棕櫚樹等等，凡吞得下喉嚨的樹皮，早被剝得一乾二淨，還有苧麻根、黃花根、菟絲子、野百合、老虎姜、黃姜子、毛洋芋、土茯苓、蘭草根、豬鼻孔，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處挖得像爛蜂窩，光禿禿的幾乎都挖斷種！災民隨挖隨吃，活像餓慌的野兔子。有一天，南江縣青龍鄉王子珍鍋廠的災民區餓死了48個人。當時本街熊大湖運回兩缸燒酒。缸底破裂。酒流滿地。棲息王家鍋廠的饑民大吼一聲：『酒倒地了啊！』蜂擁而來搶吃。躺在地下連泥帶酒喝得一乾二淨。氣息奄奄的饑民喝後，醉死在地，橫著豎著擺了一大壩！」
民國關中大饑荒餓死200萬
　1930年，一場餓死二百萬人的大災荒
陝西「民國十八年年饉」這場特大的自然災害，在中國以及世界的歷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據民國19年底陝西省賑務委員會主席、民政廳長鄧長耀的陝災報告中統計，當時，全省有200多萬人活活餓死，200多萬人流離失所，逃亡他鄉，800多萬人以樹皮、草根、觀音土苟延生命於奄奄一息、在旱災發生的同時，又有風災、雹災、蟲災、瘟災、水災、火災、兵匪之災一起襲來。使全省92縣盡成災區。赤野千里，屍骨遍地。甚而人人相食，慘絕塵寰。
這段歷史雖已過去了82年，但它留在陝西人民的記憶中卻是深刻的。所謂「十八年年饉」實際從民國17年就已經開一始了。看一下當時各縣向省府的報告，便可從中了解災情來勢之兇猛。
民國17年1月：
隴縣：現在樹皮、槐於剝食無存，酸棗、草根搜掘殆盡。全縣6區已實有災民 8萬以上，逃亡的5000口以上。不時有餓死人的消息，請求省上立即救濟。
涇陽：因缺乏食物而上吊自殺身亡的有李坊堡的吳草娃，縣東里的趙裁縫，瓦王村的王玉善，首張里的楊增全4人，此外，夏村裡的岳文夫婦，因為飢餓難忍，先把自己不滿3歲的小孩子活活勒死，然後夫妻雙雙服毒自殺。現在（民國17年1月），全縣已餓死的有男45人，女20人。
白水：草根樹皮早已被剝食於凈。每天大路上東來西往的儘是飢餓的災民。到處都有餓死的人。縣城北馬家堡，有個叫陳老六的，因為飢餓痛苦實在難熬，有意在食料中放了毒藥，把全家6口全部毒死。 三原：災民吃的多是棉花葉、茨荊之類，大程鎮附近的災民，把房頂上霉爛的梁椽拆下來，搗碎磨細摻入棉花葉、麩皮中，做成餅子充饑。不時有人因吃了這種餅而致死。
西安：1月15日天下大雪後，北風凜冽，寒氣刺骨。省城內已無多少食品可吃，災民又凍又餓。據**局連日來的報告：北大街老菜市以東，東大街古物商店，鹽店街風火洞口，新城南門外，北柳巷口，浸禮會門口等處發現男女數十人的屍體。
在天災的同時，人禍也紛至沓來。各縣土匪蜂起，殘害人民。這些「土匪」，一部分是破產農民因飢餓而聚眾搶富戶的糧食，而被當局稱之為「土匪」，其他大部分是一些地方軍隊，他們把持一個地區後，就胡作非為，欺壓百姓。
扶風：該縣自被陳瘋子盤踞後，一個月內，被土匪傷害致死的百姓就有108人，經濟損失6O余萬元。泥門閉戶流亡他鄉者到處都是。
大荔：自麻老九（麻振武）盤踞後，早已敲骨吸髓，民不聊生。兼以戰事頻生，田園荒蕪，農民全都失業。復又屆此旱災，城內成群的乞丐已由乞食而轉為「搶食」。鄉村裡的災民不等餓死，就已經開始尋死. 寶雞：自黨拐子（黨海樓）餘孽竊踞該縣後，奸淫擄掠，慘無人道，被匪害破產的有3000餘戶，斃命的1000餘人，婦女被擄的300餘人。被土匪處死的10餘人，釘死在城門上的4人.
武功：該縣被土匪搶掠燒殺幾遍。兵燙之後，瘟疫流行。初染瘟時頭痛發暈，時寒時熱，渾身酸痛，慢慢地就全身出疹，胡言亂語，手足抽搐，有時腹痛發嘔並泄黑水，不久就斃命而亡。全縣10鎮幾乎成了病災之國，死人一個壓一個，腥臭薰天，人骼獸骨互相疊壓無人掩埋。
從民國17年至民國19年，全國各地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災荒。各地為了有效的組織人力、物力進行賑災救濟工作，從民間到政府紛紛成立了賑災組織。陝西省於民國 17年成立了「陝西省救災委員會」。並在各縣成立了「救災分會」。民國18年南京政府成立「全國賑災委員會」，主席是曾任過北洋政府內閣總理的許世英。由於陝西的災情特別嚴重，引起了全國上下的重視，民國18年9月，「全國賑災委員會」派出以回傑生為代表的「西北災情視察團」赴陝，民國18年9月9日，視察團抵達百安。省賑務會（即原省救災委員會）主席、民政廳長鄧長耀、教育廳長黃統、西安市長蕭振瀛、賑務會常務委員楊仁天等在鐘樓上接待了視察團全體人員，鄧長耀、黃統備述陝西災情奇重，希望視察團把這裡的災情電告全國，以期望得到國內外各界人士的重視與支持，拯救陝西及西北的災民，否則「陝西將有滅絕人種之危險。」
第二天，視察團一行到省城附近的西北二鄉、東菜園、含元殿、孫家灣、坑底寨、二府庄、大白楊、火燒壁、西十里鋪等地視察。只見秋田枯萎，焦如火焚，玉米只有一尺來高，收穫不足一成。地里的棉花也只有一紮高。吃的只有糠秕，有人甚至吃白上度日。視察團的車子行駛了不到5分鐘，看見路旁餓死的人就有10多個，行走中，忽然覺得一股奇臭撲鼻而來，仔細向當地人一打聽，才知那是「萬人坑」里死屍腐爛後發出的惡臭。走到「萬人坑」，大家看到了更凄慘的景象，偌大個土坑，塞滿了屍體，四鄉仍不停的往這裡運死人，都來不及掩埋。目睹這番慘象，日傑生先生決定留在西安，並約定陝西賑務會的蔡雄霆、王淡如二先生共同負責視察工作，同時組織西安各主要報刊主筆聯合組成「陝西災情通訊社」，向全國各大報館拍電，通報災情。對全國上下了解陝西災情的實際情況，積極支援陝西賑災起了很大作用。這裡選出其中兩封電報抄錄如下：~
上海日報公會，南京復旦社，天津《大公報》，北平《益世報》，前外茶兒衚衕十四號馬芷庠先生均鑒：關中友重各縣，除渭濱灘地稍有收穫外，余皆秋收毫無，麥多未種。行其野田地荒蕪，蓬蒿沒脛。草叢中不時發見破爛衣服與零亂骸骨，蓋未經掩埋已被禽獸啄食凈盡之路斃也！入其村但見室多泥門堵窗，無人居住，蓋自人春以來，俄斃者先後相繼，多至絕戶。村人埋不勝埋，只泥堵其窗戶，希圖苟安於一時，以致近日各縣疫病流行，死亡枕藉。傳染既易，死者益多，尤以省西之眉縣、乾縣、禮泉、武功、扶風等縣，渭北之大荔、蒲城、澄城、合陽、三原、涇陽等為最甚。現天仍亢旱，窪地麥苗且日已枯死，濱水之區亦塵深尺許、高原更可想見。且人秋以來、陝南興、漢所屬共五縣，亦迭遭水、旱、蝗、雹、匪各災，日加慘重。災民除采自樹皮草根水之浮萍外，並有掘食一種白土，俗名「觀音粉」者。食用既久，往往腹中結成石塊，膨脹以死，災情如此、中外善士若不設法救濟、全陝將不免有絕人之患。王淡如、蔡雄霆叩東。
次年2月6日的一通電文中又稱：「頃據調查員報告！吾陝各縣秋獲未收，冬麥未種。兼之戰爭復起，交通又梗，災民際此，慘痛愈甚。尤慘者，婦女被人販賣者計達10餘萬；淪為娼妓者亦為數不少。長此以往，陝西人種將瀕臨絕境。又西安一帶，於冬日落雪，厚2寸，但野無青苗，與災無補，反令饑民凍餒，以故死者日益增加。王淡如、蔡雄霆叩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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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省內外眾多紳士學人的呼籲和宣傳，全國不少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及個人紛紛捐款 捐物支援陝西賑災工作。至民國19年1月，共收到賑款1489500元，其中南京政府，全國賑災委員會、馮玉祥將軍、于右任、胡次珊、宋哲元諸先生及上海紅十字會、北平世界字會等慈善團體都捐了大量的款項。此外，還收到了幾乎是從全國各地零星募捐來的款項 37700多元。其中，有捐幾百幾千的，也有捐幾十的。有個捐款人署名「人民自衛團隱名氏」的捐了1元錢。雖然只有1元錢，但與捐幾千、幾萬同樣使人感動。民國18年這一年中，省賑務會代表奔走於南北諸省。一方面為省賑務會募捐，一方面從漢口、上海等地購買糧食。據統計。至當年底，省賑務會從漢口購得大米7300包又57石。由上海購麵粉915596袋。又從撞關購進小米2259包。其次長安縣賑務會借給省賑務會麵粉765袋。東北籌賑會，旅平陝災救濟會、華北賑災會、西安濟生會等組織捐來大米、小米等食物8000包。省賑務會還收到各方捐來的棉衣10000件，棉被220多床，棉鞋6613雙，棺木2300副，及各種救災藥水如「濟眾水」、「保安丹」等4000多瓶。另外，省賑務會還領得賑災公債20O萬元。售出票面1921480元，中籤票7500元，實得1327027元。這些錢物糧食等，對於陝西八百萬災民來說，雖是杯水車薪，但總是大家努力的結果，還是解決了一部分災民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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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被稱為「八百里秦川」的富庶之地，為什麼這次災荒如此嚴重而持久呢？分析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幾種：華商,陝西，西安，古城，美女，咸陽，寶雞，渭南，榆林，延安
陝西境內土厚而泉深．水利建設、農田建設多年失修。人們總喜歡把陝西比做「神皋沃區、，其實，所謂的「神皋沃區」，只是指周、秦、漢、唐的盛況而已。自唐末後，大災大旱時常發生。關中人相合的慘事即時有記載。民國以後，三秦境內戰爭不斷，民國15年圍城剛解，人民還沒來得及恢復元氣，天災卻緊跟而來，往日沒有死於兵匪之患的人們，今天卻流離輾轉死於溝壑之中。而且災荒是全省性的。赤野千里，調劑無從，這是導致災荒嚴重的第一個原因。 華商,陝西，西安，古城，美女，咸陽，寶雞，渭南，榆林，延安
而且陝西從民國16年開始就旱荒嚴重，延續達四年之久，無從以豐補歉，這是民國18年災荒嚴重的又一個原因。
再次，當時陝西交通不便，運輸極度困難，運回石米要費10石米的價錢，價巨途艱，這是造成災荒嚴重的再一個原因。
在陝西大災之時，雖然有各方面人士捐募而來的糧款在外省待運，但可惜大路上局勢不定，上海、徐州、蚌埠、丰台等地的賑糧只能小批小批地運回陝西，這也是使災荒惡化的上個原因。
/ 于右任先生1931年互月19日在市京國民黨中央黨部總理紀念周上的報告指出：「自民國開國後，不論北洋軍閥勢力如何頑強，但南有粵、而北有陝，**之勢力總時時與軍閥奮鬥 ，總理所倡導之義舉，陝西亦無役不從，當時在南方則地方富庶，尚有華僑供給，在北方則無一可恃。糧也要窮百姓供給，草也要窮百姓供給，軍中一物一事。無不要窮百姓的汗血錢，故地方已精疲力盡。」
黨
1929年3月1日，時馮玉祥系統甘肅省政府主席劉郁芬電南京國民黨政府云：「甘肅各地，連年天災兵禍，田廬毀沒，村落焚毀，樹皮草根，俱已食盡。人相爭食，死亡枕藉；山羊野鼠，均已啖罄，既乏籽種，又缺耕牛，廢時不遑，失時誰計?雖有活壤，終成石田，似此情勢，將坐談春耕，無望秋收。災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者．在百萬以上，哀此邊民，寧不同歸於盡!」
當年省賑會給榆中發大洋1．6萬元，華洋義賑會發以工代賑銀洋16萬元，糧食11．25萬斤。縣城設粥廠，今縣醫院、供電所處，挖萬人坑兩個。有人潛於曳木岔一帶殺人充饑。岳家莊一人將高墩營一過路女子掠去蒸熟而食。全縣賣兒賣女，殺食耕畜、家犬，刮樹皮充饑者眾。在金家崖，有段記載說：「流民擁至其鎮，饑民中亦有具少量田產者，但災年賣田，田價降至正常年景十之一二。賣田失耕，舉家外逃，扶老攜幼，進入金崖鎮街頭。糧鋪門前，無數笸籃盛糧如金字塔狀，但糧價奇昂，150斤小麥，天價高達30多枚袁大頭銀元，身無分文之流民遂倒斃於糧堆近旁。街頭賣大餅者，均在案頭放刀一把，防備饑民搶奪。街上餓殍斜橫，有礙市容，有富戶獻出半畝山地，供掩埋餓斃者屍體之用，街上眾商戶合雇二人，專門抬埋街頭餓殍。半畝山地，密密布滿小土墳。一日，二抬埋死人者將一餓殍抬至半路，忽遇雷雨，二人棄屍於半路避雨，待雨過天晴，回到原處一看，屍體竟失，經尋覓，彼餓殍並未全死，經雨一澆又復甦亦蹲土坎下避雨矣。鎮上有張姓老嫗，因家窮子大未婚，見饑民行列中有一年輕媳婦，丈夫公婆皆餓死，她隻身攜一幼子逃荒，張姓老嫗將她收留，為子做妻，但條件是不收小孩。小孩遊盪於街巷間，媳婦乘隙出大門送食物給孩子吃。婆母亦甚警覺，一旦發現媳婦出門給其子送食，就搶拐杖摑打，並嚴厲呵叱媳婦。不久，孩子失蹤。自此，媳婦終生記恨婆母，至死不肯原諒老人。」
據說長安城解圍之時,城裡哭聲震天,大雨傾盆而下.我記得是在東西南北4個城牆下挖了4個大坑,曰:萬人坑.楊虎城眼見於此景象,遂寫下一副輓聯: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滿三秦,怨滿三
　1928—1930年以陝甘為中心的北方八省發生大饑荒。主要是乾旱，12個月無雨，夏秋無收。繼而蝗、風、雪、雹、水、疫災害又先後發生。造成難民5000萬左右，死亡人數1000萬以上。其中僅陝西省受災死亡人數就達300多萬，流離失所人口600多萬，兩項合計佔全省人口70%；甘肅死亡人數為230萬。
1936—1937年四川大饑荒。主要是久旱不雨，田地龜裂、糧食絕收，草木稀疏。加之政府、軍閥暴斂，地方大戶、富商囤積居奇，大多民眾斷糧，導致災民3700萬人。很多老百姓離家四處逃生，鄉間出現十室九空、餓殍載道、斃死之屍無人收拾的慘景。對這場大饑荒當時國民黨《中央日報》有所報道，稱：饑民「以樹皮、草糧、白泥作食」，「民食恐慌，已達極點」。這次災難總死亡人數無人統計，據當時有關地方報紙報道，僅四川萬源縣就「人口驟減三分之一」、「 城鄉餓死者，每日達千餘人」。「仁壽縣各地有全家餓死者，南江第二區兩月內即餓死二千餘人」。很多地方出現饑民吃人肉以及出售人肉的慘狀。
從1931年至1949年，長江發生水災共11次，災民共1億多人。其中1931年一次水災就造成災民2855萬，死人14萬。水災後因飢餓、瘟疫而死的人達300多萬。1934年長江中下游大旱，遍及220餘縣，其中江西省受災40餘縣；據記載「草根樹皮挖剝殆盡，災民有餓死者，有服毒自盡者」，至少有260萬人喪命。安徽省旱情也很嚴重，出現「禾苗盡枯，赤地千里」的景象。死亡人數無人統計。
1933年黃河一年決口就有62處，受災人口364萬人。1938年蔣介石消極抗日，親自下命令在河南省花園口扒開黃河大堤，致黃河決口改道，造成豫、皖、蘇三省44個縣市區被淹，受災面積5.4萬平方公里，受災人口1000萬以上。有390萬人口背井離鄉，有89萬民眾淹死和餓死。
1942年中原大饑荒，「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流襲擊中原。當時政府實行實物稅，不斷增加軍糧徵收，致使徵收高達農民收入的30%—50%。軍政高官和地主乘機囤積居奇，大幅度提高糧價，造成中原地區110個縣民眾生活陷入困境。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多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病、扒火車擠踩摔軋死者無數，使河南省1000多萬人口減少近半。
1941—1943年聊城地區以堂邑為中心的四個縣發生了「堂邑大災荒」，連續三年大旱，加以蝗蟲肆虐，莊稼基本絕收。青壯年、能行動的大量離家往黃河南逃難，而老人、兒童、病弱的人被大量餓死，形成方圓百里的無人區，大量屍骨無人收拾，共餓死人數約10萬左右。在逃難過程中，難民飢餓難忍，發生大量棄兒賣女的事情。一些年輕姑娘和媳婦只幾升高梁、穀子就被賣給了別人，有的甚至只幾個窩窩頭就被賣出去。
美國記者斯諾解放前曾長期在中國考察。在他的書中可以看到大量有關當時中國大饑荒的真實記載。例如：在1929年的中國北方那次大饑荒中，斯諾看到的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無雨的黃土高原一片死寂，沒有綠色，樹木光禿禿的，樹葉被摘光了，樹皮也被剝凈了。路邊橫著骷髏的死屍，沒有肌肉，骨頭脆如蛋殼，稍有一點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飽受著飢餓缺衣無食的少女，半裸著身子被裝上運牲口的貨車運往上海的妓院……」。「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兒童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下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在內蒙古的薩拉奇，斯諾看到：「饑民的屍體經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有些村莊，人肉公開售賣」。「我目擊數以千記的兒童死於饑荒」。由斯諾夫人整理出版的《斯諾中國》一書，其中就編髮了許多當時拍攝的駭人的饑民屍體的照片。
清末
明清以來特大旱荒的慘烈災情
羅列這些數字，或許顯得過於抽象。不妨擷取明清以來一些特大幹旱的災情片斷，以透視旱災對中國社會究竟有過什麼樣的慘烈影響。明萬曆四十三至四十四年，山東全省連續兩年遭遇大旱，饑民「咽糠粃，咽樹皮，咽草束、豆萁」，可大多數人最終仍難免一死，「或僵而置之路隅，或委而擲之溝壑，鴟鳥啄之，狼犬飼之，而饑民亦且操刀執筐以隨其後，攜歸烹飫，視為故常」。眾多家庭紛紛賣妻鬻女，以求渡過難關，故而各地廣泛流傳「添糧不敵減口」，「賣一口，救十口」等民謠(明畢自嚴撰《菑祲窾議》)。崇禎後期持續七年之久的全國性大旱，更是我國歷史上有文字記載以來最嚴重的災難，南北各地普遍出現人吃人的慘劇。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之《灤陽消夏錄》中有一段記述，讀來令人怵目驚心：
前明崇禎末，河南、山東大旱蝗，草根樹皮皆盡，乃以人為糧，官吏弗能禁。婦女幼孩，反接鬻於市，謂之菜人。屠者買去，如刲羊豕。周氏之祖，自東昌商販歸，至肆午餐。屠者曰：肉盡，請少待。俄見曳二女子入廚下，呼曰：客待久，可先取一蹄來。急出止之，聞長號一聲，則一女已生斷右臂，宛轉地上。一女戰慄無人色。見周，並哀號，一求速死，一求救。
事實上，饑荒極重之時，備受煎熬的饑民連這樣的痛苦感覺都已經不存在了。清光緒十七、十八年山西大旱，前往賑災的江南義紳如此描繪當地的荒象：　　山西此次奇災，各村婦女賣出者不計其數，價亦甚廉。且婦人賣出，不能帶其年幼子女同去，販子立將其子女摔在山洞之中，生生碰死。其夫既將其妻賣出，僅得數串銅錢，稍遲數日，即已凈盡，便甘心填溝壑矣。災民一見查賑人至，環跪求食，涕泣不已。許已早晚放賑，而彼皆苦苦哀告云：但求先舍些微，稍遲便不能待矣。往往查賑之時有此人，放賑之時即無此人。更可慘者，各人皆如醉如痴。詢以苦況，伊便詳述，或父死，或夫死，或妻女已賣出，家室無存而毫無悲痛之狀，惟互相嘆息云：死去是有福也。蓋彼既無生人之樂，亦自知其不能久存矣。嘻嘻！田園既荒，房屋又毀，器具盡賣，妻子無存，縱有賑濟，而一兩銀僅買米二斗，但敷一月之食，一月之外，仍歸一死，況放賑並不及一兩乎！
1877年（光緒三年），北方九省大部分地區再次遭到更嚴重的旱災，很多地方又出現蝗、雹、疫等災情。這次大災荒延續到1878年，直隸等一部分地區拖到了1879年。據不完全統計，僅山西、河南、直隸、山東四省，1876年就有181個縣受災，1877年為274個縣，1878年達285個縣。
這次自然災害中，最嚴重的要數山西、河南、陝西、直隸、山東的旱災，其次是湖北、安徽等一部分地區的水旱災害和廣東、福建的水災，而南方其他地區和長城以北卻獲得了較好收成。在這連續三年的大災荒里，受到天災嚴重襲擊的饑民達二億，已佔到當時全國人口的半數（當時清朝人口據估計在四億左右）。死亡於饑荒和疫病者數量在一千萬左右，從重災區逃荒外地的人數達到二千萬以上。僅山西一省一千六百萬居民中，死亡五百萬人，還有幾百萬人口逃荒或被販賣到外地。
中國古代史書中，對較大災荒總是有「餓殍遍野」、「十室九空」、「赤地千里」、「活人相食」的描繪。「丁戊奇荒」發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和腐敗反動的清王朝統治下，災情更為嚴重，災區一片凄慘景象。
以京師及河北地區為例，兩省都因旱情加重而導致收成減半。旱災引發蝗災，天津以北各地，蝗蟲遮天蔽日，瞬間殘存的莊稼已被吞食精光。到夏秋之間，又因陰雨連綿，大清河、滹沱河、瀦龍河、南運河、漳河、衛河同時泛濫，致使遭受了旱、蝗之災的土地又遭水淹。這一年，直隸省遭受水、旱、風、雹的地區達63個州縣。
這一年，據史書記載：「山東省全年皆旱」。除章丘等小部地區有一段時間略遭水災外，絕大部分地區均遭旱災，全省收成不到往年的三成。持續不斷的災害，痛苦似乎看不到盡頭。
經過連續兩年的大旱之後，華北大部分地區的災情在丁丑年(1877年)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狀態。尤其是山西省，旱荒空前，山西巡撫曾國荃在奏議中說：「赤地千有餘里，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奇災，古所未見。」
毀滅性的旱災，使山西農村長時間大面積減產甚至絕收。連續兩年的饑荒，農戶蓄藏一空，愈來愈多的災民被推向死亡的邊緣。飢餓難當的災民為了「苟延一息之殘喘」，或「取小石子磨粉，和面為食」，或「掘觀音白泥以充饑」。
隨著旱情的蔓延，食物越來越少，「人食人」的慘劇隨之發生。大旱的第三年(1877年)冬天，重災區山西到處都有人食人現象。活人吃死人，把老人或孩子活活殺掉吃的……無情旱魔，已經把災區變成了人間地獄！
至1878年初，北方大部分地區仍然持續乾旱。山西省自春至夏，旱情未得緩解；只有6月間有過短暫的雨水期，之後又連續亢旱，一直延續到次年七月。不過此時從整個災區來看，旱情開始減輕，在陝西、山東、河南、直隸等省，旱情都趨於緩解。但是經過三年的特大旱災，老百姓對於天災的承受能力已近乎極限，因旱災帶來的各種人間慘劇，並未因旱情的緩解而相應地減少，反而更嚴重了。在山西，越來越多的人在天災中背井離鄉，妻離子散。在河南，僥倖活下來的饑民大多奄奄一息，「既無可食之肉，又無割人之力」。在直隸河間府，一些壯年饑民竟在領受賑濟的過程中倒地而亡。「屋漏偏逢連夜雨」，一場殺傷力極大的瘟疫於這一年的春夏之交向災區襲來。河南省幾乎十人九病，陝西省「災後繼以疫癘，道饉相望」；山西省百姓因疫而死的達十之二三。
光緒五年(1879年)，儘管山西省仍然大旱如故，但在東起直隸、西迄陝甘的廣闊土地上，上天眷戀地降下甘霖，乾涸的河床里重新蕩漾起清波，龜裂的土地開始重新滋潤，四處泛起了綠意。終於，旱災已進入尾聲，苦難的歲月就要宣告結束。可是，正當死裡逃生的人們準備重建家園之時，一場新的災難悄然而至，這就是7月1日發生在甘肅武都的震級達8級、烈度為11度的大地震，更重要的是地震所波及的地區大部分在旱災區域之內。
「丁戊奇荒」因為瘟疫和地震而將人世間推向慘絕人寰的境地。據不完全統計，從1876年到1878年，遭受旱災的州縣，山東有222個，山西402個，直隸331個，共955個。而整個災區受到旱災及饑荒嚴重影響的災民人數，估計在一億六千萬到二億左右，約佔當時全國人口的近一半；直接死於饑荒和瘟疫的人數在一千萬人左右；從重災區逃亡在外的災民不少於二千萬人。
晚清的這場特大旱災，堪稱清朝甚至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場大劫難。當年清朝官員提起這場旱災，稱其為「二百三十餘年末見之慘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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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奶奶見過的解放區保衛戰:蔣介石從浙江、江蘇用汽車運來幾萬兵，攻打我們縣。村民都逃離國軍進山了。在X街、X山戰役中，國軍被打跑了。斷腿的傷兵，沿著公路爬，會說大爺大娘給點水喝吧。最後都死在路邊溝里。姥姥的娘家就在X街，當時國軍的精銳師守著軍火庫和物資，火力充足，我軍人多合圍、逐屋爭奪，姥姥侄子後來買了一間房子，那間房子當時死的人，堆成了垛——比劃著脖子那麼高的位置。在河邊的阻擊戰，水都紅了，本地一個連長手下全死光，嚇壞了，戰後脫離了隊伍，沒去參加淮海戰役和南下。

我爺爺10歲時父母雙亡，給地主放豬，大哥投八路。11歲時和村裡人被鬼子抓去挖壕溝，三天沒給飯吃，最後溝深得爬不出來。我同學的爺爺被鬼子抓去推獨輪車，給了三角錢——十角是一個銀元。村裡十幾個青壯年被鬼子抓去東北煤礦做奴隸，不讓穿衣服，麻袋挖三個洞套身上。只活著回來了一個人，他講了經過之後一年就死了。1943年大饑荒，爺爺帶妹妹跟著大人去臨沂蘭山討飯，妹妹死在那裡。解放後分了地，蓋了土坯牆草頂房，娶了白窮美。爺爺只上了一天學，大概作為放豬娃蹭了一天課，只記得一句算盤口訣「一擼一」，大概是這個音，一加一等於二。當我一年級第一天帶回一摞華麗的課本和作業時，爺爺興緻勃勃的湊上前來研究並津津有味地回憶起自己的學術經歷。培養一個貴族果然需要三代人呢。

姥姥嫁給小生意人，靠開大車店、饃饃房、打火燒、做黃酒，等等，起早貪黑攢錢，買下地主的四合院和十畝地。解放後庫區拆遷，房沒了，地入社了，存的大捆紙幣作廢了。鬼子來時，村民都跑到山裡，姥姥的第一個女兒才一歲在山裡凍死了。大舅四歲時有一次沒來得及跑，藏到柴堆里。

大舅小時候，村裡有箇舊鄉紳，民國初年當村長，鄉紳對大舅講，一次去縣裡開治安會議，觀看匪首被砍頭。然後縣裡的治安大隊長（相當於公安局長）請大家吃飯，一道菜是人心炒芹菜，就是那個土匪的心。

"逃反"。大概是這麼個音。老人口中的意思是軍隊來了細軟跑。不管是什麼軍隊，鬼子只是一種。不跑沒個好。真要打起來，要讓出戰場。

炮樓。一般修在咽喉地帶，我們村就有一個，規模全鎮Top2。這裡修水庫淹沒之前，是通往鄰縣的要道。裡面主要是偽軍。據說一般情況下，只有兩個真鬼子。幾十號偽軍要吃喝拉撒，帶動了村裡的經濟。後來被八路給端了。

銀元。解放後在一戶地主房屋的廢墟下，挖出了一罐銀元，大概二百枚。地主就是能保證每頓吃糠煎餅管飽的。能每頓吃細糧的，細米煎餅，是大地主了，生活質量相當於後來的公社書記和煤礦工人。一畝地打糧食一二百斤，沒化肥。姥姥的太婆婆，是大地主婆，抽煙抽大煙賭博賣地，家產敗光。但對姥爺極其苛刻，似乎是庶奶奶，不讓上太多學，只看得起老大，把老大培養成大先生級別的。老二隻識字到看懂佛經的程度。老二白手起家，又攢了錢買地買房。大舅感謝這位太奶奶，要不然家裡就劃成地主了。

"賤年"。大饑荒。每當長時間嚴重乾旱時，老人們總是嚴肅的預言「這是要賤年啊」，但好像從來沒應驗過。

「舍地」。姥姥的一個鄰居因為丟了地契，土地被村霸霸佔，急的瘋癲了。裸衣而走，登高而歌。聽說一個偏方，吃死孩子心。於是家人半夜就去「舍地」找一個死孩子，挖出心來給他生吃，吃得滿嘴血。然後就好了，覺得羞恥，就闖關東去了。舍地就是扔死孩子的亂葬崗子，捨棄孩子之地，也有剛生下來有殘疾的，治不好的，半死的也扔了。形容某人嘴唇紅，就說跟吃了死孩子心似的。

兇悍的偽軍。父親一個朋友，他本家有幾個烈士，在最艱苦時期組織隊伍的。被偽軍包圍在一片墳地里，力戰到最後，子彈把墳頭都打平了，最後被抓住吊在樹上……

縣裡或鎮上有一個我們村的人，每次鬼子要來，他都要跑回來送信。後來被抓住了，吊在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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