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上海的大家閨秀是怎樣的？

11-25

請從衣,食,住,行等方面闡述一下,謝謝~

謝謝題主的邀請。

要扯到民國的「大家閨秀」和「交際花」，真就有那麼點分不清了。但其實，大家閨秀感覺是柔風扶百合，而交際花則是艷陽照牡丹；大家閨秀讓人想起梧桐細雨晚來風急，交際花則讓人想起的是香車寶馬酒朋詩侶。我心裡標準的民國大家閨秀，是要有點不諳世事的純真的，還得要有點嬌滴滴的任性，再要加點不屑於世界變遷的驕傲，最後，還得有點因為嬌生慣養而對自己十分看重和珍愛那股子勁兒，才行。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大家閨秀必然是出身名門教養良好，而交際花則未必了，在十里洋場上，長得美、放得開、有點兒情懷又能豁得出去的奇女子里，被稱為交際花的，三六九等人物都有。

但是，常常的，大家閨秀和交際花是有交集的，就好比民國著名交際花「南唐北陸」唐瑛和陸小曼，又豈能說她倆不是鼎鼎有名的大家閨秀？所以這個「大家閨秀」範圍也是大了去了。但若要說首先想到的數一數二的民國大家閨秀，我第一反應，便是永安郭氏家族的四小姐郭婉瑩以及孔家大小姐孔令儀這兩個形成鮮明對比的人物。其實趙四小姐趙一荻也是我拒絕稱之為交際花的一名標準白富美，但是，不知為何，她和我心裡的大家閨秀，總是有點距離，可能是因為多了點兒剛烈就把那個「閨秀」的感覺給沖淡了。

孔令儀絕對是一個從30年代延續到90年代的傳奇，這主要源於她的身世和她那對傳奇而折騰的父母---孔祥熙和宋靄齡。

孔令儀是孔宋二人最疼愛的女兒，也是她的姨媽宋美齡喜愛的侄女兒，她集嬌寵於一生，一輩子都沒有吃過一丁點苦頭，幼年時期被父母捧在手心，到了少女時期又被巴巴的送到身世低自己不知道多少個檔次的丈夫----陳繼恩手裡。就因為她鐘意這個男人，孔祥熙為了讓這窮男人配得上他，二話不說把他任命為國民黨中央銀行業務局副局長，還給派到美國去。這要是放在今天，意思就是，白富美嫁了鳳凰男，鳳凰男不用入贅不說，岳父大人還幫忙投資，可見孔令儀在家裡被寶貝得是怎麼樣了。

孔令儀是在山西出生的，這位大家閨秀在山西的家光是花園就有12畝。要學英文，學法文，學鋼琴，學騎馬，學得會學不會那是其次的事，要緊的是，各種能想像到的大家閨秀得會的東西，都得學。她從小就隨家人出國四處旅行，見多識廣；家裡出入皆人物，形形色色達官貴人她不知道見了多少；甚至她在南京讀中學的時期，是直接住在蔣介石宋美齡的公館裡的，到十二歲她就已經為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禮做了小女伴，可以想像她的眼界是非常寬廣的。

但是這位女士是個真正的奇葩。按理說這樣一個世家出生又受盡熏陶的女人，總該有想法有追求有理想吧，孔令儀女士沒有的。大約是因為人生中樣樣好的都伸手就能擁有，而且在抗戰結束以後孔令儀就移居美國紐約，此後國內的種種大事均與她沒什麼關係，什麼土改文革自然災害，她一樣都沒見識過，從沒有過任何磨難，這位孔大小姐是個一派天真的女人，吃好用好穿好享受人生就是她最重要的事情。出生豪門讓她天然的就懂得，什麼樣的東西是好的。下午茶、華服、昂貴的化妝品、洋派的新事物，才是她所關心的（據說孔令儀終生都保留著喝下午茶和穿旗袍這兩樣習慣）。她想要的就要伸手去拿。孔令儀的第二任丈夫空軍上校武官黃雄盛在與她相識的時候，是有家室有子女的，她想盡辦法出力出錢讓他離了婚後又嫁給了他，大小姐的天真做派可見一斑。

在宋美齡去世之後，已經高齡的孔令儀做主把她生前居住過的房屋和使用過的一些器具拿出來拍賣，結果在國外的華人界以及國內引起了軒然大波，紛紛指責她不懂對傳承、對珍貴歷史的保護，然而，孔大小姐不屑一顧：那都是我們不要了的東西，我們要的早收起來了，你們有什麼好心疼的？

看吧，這便是一生被呵護疼愛、高高在上的大家閨秀對世事的不屑。

反觀永安百貨郭家郭四小姐郭婉瑩，則是個另一類型了。她是那種，無論在什麼樣的環境和境地裡面，都讓人能尊稱一聲「四小姐」的女人。

因為郭婉瑩英文名叫Daisy，所以也被人稱為黛西小姐。黛西小姐是一個矛盾體。她是出生在悉尼的，一輩子都英文比法文好，法文比中文好，但是她卻一輩子都沒有讀過任何洋派學校（連大學居然都是燕京大學），一輩子也都只穿中式衣服、梳中國髮髻。與孔令儀一樣，雖然黛西小姐也接受了高等教育，甚至由於在燕京大學讀書，她比孔令儀更親密的接觸了「革命的火焰」，但是她對什麼時政什麼運動，一竅不通，也毫無半點興趣。她熱愛時尚，追求時髦，自己設計或改良衣服，學開汽車，學習騎馬，學習打獵射擊，她沒有任何野心，做一切都是憑藉興趣。這種無野心的淡然，是自出生就享有的優渥生活所賦予的：她根本不稀罕這一切，因為她生來就擁有；她看輕這一切，因為這根本就是她血液的一部分。我覺得這個是大家閨秀的真諦所在。這完全不同於那些處心積慮也要步步高升的女性，她們即便嫁給富豪也成不了這樣的一個大家閨秀，後天的刻意改變，也給不了這種淡然。

黛西小姐的一生是坎坷到底的，與孔令儀平安順遂的人生完全是兩碼事，《上海的金枝玉葉》裡面幾句話就總結了她起伏的人生：「解放拿去了她的生活方式，反右拿去了她的丈夫，四清拿去了她正常人的生活，文化大革命拿去了她的房子和家裡幾乎所有的東西，以及她的家庭。」但是她的淡然，讓她面對各種批鬥、掃廁所、被剃頭、被遊街，也都能昂著下巴；這種淡然讓她尊重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重，並絕不因為外界的欺辱就看輕自己。這是她能坦然面對各種苦難，並且保持優雅的重點。

黛西小姐的全家，包括她的一兒一女都移民美國了，就剩下她一個人留在了上海，一生她都堅持工作，並且以能夠養活自己為榮，她做英文教師做英文秘書做翻譯，等等等等，甚至還自己爭取到了退休金……《上海的風花雪月》裡面，作者陳丹燕去拜訪她，發現她保持著良好的體態，保持著穿中式服裝的愛好，保持著用刀叉吃下午茶的習慣（和孔令儀真像），甚至還是中文和上海話說一說就要忍不住冒出英文來。陳丹燕在書里寫道：「在她和你說話的時候，說到什麼有趣的事情，她會揚起手來輕輕打你的手臂一下，非常愛嬌。」我特別喜歡這段描寫，一個到了遲暮之年，卻依然優雅可愛、依然有著少女之心的老太太的形象躍然紙上，真是讓人忍不住喜歡她。

最最難能可貴的是，黛西小姐從來不把自己的任何苦難掛在嘴上，她在接受外媒採訪時候，媒體希望她多講講自己在文革時期承受的苦難，她卻絕口不提，因為「反覆抱怨是非常不優雅的行為」，也不想讓別人可憐自己，她認為自己是值得尊重的，是很美好的。「不抱怨」和「不炫耀」是兩種非常非常珍貴的品質，實在是讓人佩服之極。這樣的女士，才是真真正正的「大家閨秀」。

居然絮絮叨叨寫了這麼多……寫得差不多了才看到答主在描述里寫著「請從衣,食,住,行等方面闡述一下,謝謝~」，發現自己可能有點兒答偏題了。無奈實在打字打得有點兒累了也還有工作要做……空了再給答主補充。最後補充一張黛西小姐最最出名的超級美麗的婚紗照，說明咱也是順應知乎潮流圖文並茂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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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我的公眾號就對了！（元氣的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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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圖有真相，圖片在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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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念，第一張圖的右邊那位，晚年依舊優雅，寫了部書叫《上海生死劫》。文x大革命獄期間獄友磨尖牙刷只為自殺，她想著保護好雙手只等出獄那一天。
===以下是搬運工的分割線===
鄭念，原名姚念媛，她父親曾留學日本，後任北洋政府官員。徐鳳文〈天津：當浮華已成往事〉一文提到，一九三一年，她在天津南開女中念書時，曾四次登上《北洋畫報》封面。鄭念後來畢業於燕京大學，三十年代留學英國，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在學校認識正攻讀博士學位的留學生鄭康祺。他們結婚並完成學業後，抗戰已爆發，兩人一九三九年來到戰時陪都重慶，鄭康祺任職於外交部，後被派駐澳大利亞。

一九四八年秋，鄭念夫婦回國。後來他們留在大陸，鄭康祺曾擔任市長陳毅的外交顧問，又出任英國殼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總經理，殼牌石油是一九四九年後唯一留在大陸的西方石油公司。一九五七年，丈夫病逝，鄭念擔任英籍總經理的顧問，有時代理總經理，直到文革前夕殼牌石油公司撤出大陸。

在五六十年代，像她這樣完全維持了舊日生活方式的家庭，寥寥無幾：跟外國友人往來，有男女僕人和廚師，生活精緻優裕，家裡陳設明清古董，穿旗袍而不穿解放裝──她的英國朋友說，她家「是這個色彩貧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滿幽雅高尚情趣的綠洲」。這種既優越也不乏張揚的生活方式，在越來越無產階級化的上海，即便作為統戰對象，仍然顯得太與眾不同，可能也令某些人側目。

除了丈夫過早去世，鄭念作為學生、外交官夫人和外資企業高級職員的前半生，基本上是風和日麗的。文革浩劫，徹底摧毀了她的生活，她淪為單身牢房的階下囚，遭監禁數年，在上影廠當演員的獨生女兒也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三年出獄後，她住在上海太原路，處境比獄中雖有天淵之別，但仍被暗中監視。著名學者朱大可少年時代曾與她在太原路相鄰，他還清楚地記得，鄭念的風姿綽約、孤寂高傲，以及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戒備眼神。

一九八○年，鄭念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後定居美國。一九八七年，她出版英文版回憶錄《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轟動英美文壇。這是最早在海外出版的講述文革中個人遭遇的作品。一九八八年，程乃珊母女將其譯為《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藝出版社首印五萬冊，很快銷售一空。

鄭念在文革初期被抄家、軟禁，一九六六年九月被視為英國間諜入獄。有漫長的六年半被單獨監禁，受到輪番審訊、拷打。無人交流的孤寂，對女兒的擔憂，精神和肉體難以承受的折磨……也曾令她身心俱疲、消沉絕望，還幾次因肺炎、大出血病危住院。今天重讀《上海生死劫》，最觸目驚心的，卻不是她飽嘗的萬般磨難，而是她在苦難中呈現的倔強與尊嚴，她不屈服於強權的勇氣和固執，以及，她反抗迫害時的機敏、智慧。

烏雲壓頂，孤立無援，四顧茫然，要在精神上不被摧毀，難乎其難。鄭念身陷絕境，卻絕不接受任何強加的罪行，她奮力講道理、擺事實，為自己抗辯。看守所認定，沒有一個犯人像她那樣「頑固和好鬥」。為了讓她承認那些莫須有的罪行，鄭念曾經有十多天雙手被反扭在背後，手銬深深嵌進肉里，磨破皮膚，膿血流淌，度日如年。她每次方便後要拉上西褲側面的拉鏈，都勒得傷口撕肝裂肺的痛，但她寧願創口加深也不願衣衫不整；有位送飯的女人好心勸她高聲大哭，以便讓看守注意到她雙手要殘廢了。而鄭念想的是：怎麼能因此就大放悲聲求饒呢？「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才可以發出那種嚎哭之聲，這實在太幼稚，且不文明。」

當健康狀況惡劣到身體和思維都接近崩潰時，鄭念自創體操，強迫自己悄悄鍛煉身體──比大把脫髮和牙齦出血更令她恐慌的，是身體虛脫後思索能力的衰退；她每天花幾個小時學習並背誦毛澤東語錄，既活躍腦力，也使自己獲取與審訊者辯論的依據，結果是她比審訊者更熟悉那些語錄；她也打撈埋藏在記憶深處的唐詩，背誦並欣賞那些天才之作，沉浸在不朽詩句和美妙意境之中。

鄭念講述，她在獄中用種種方式維護精神的健全，為了抵禦與世隔絕的極度孤寂，有時甚至主動出擊，故意與看守爭辯，哪怕因此而遭致拳打腳踢、被稱為「瘋老婆子」。在她看來，「抗爭，也是一種積極的舉動，比忍耐、壓抑，都容易振奮人的精神。」

審訊者不僅無法讓鄭念認罪，也沒能用自己地位的優越，擊碎她骨子裡的高傲：她除了自證清白，也不誣陷他人，甚至膽敢為劉少奇辯護；她身為囚犯，卻不肯卑怯地示弱、乞憐；她跟他們鬥智斗勇，思辨與表達能力、智力水平都明顯高出一籌；即使饑寒交迫、瀕臨死亡，她仍然竭力秉持整潔的習慣，那份矜持、清雅氣質，並未在非人的處境中全部磨損。教養的光線有時候很微弱，只能照見一己一身。然而，憑藉這粒微光，加上非同尋常的強硬個性，鄭念以纖弱之身，獨自抵禦了世間的酷烈、人生的無常，這種「窮且益堅」的力度、韌性，異常動人。

出獄後，鄭念的體重只有七十七斤，比入獄前減輕了三十斤。時隔多年第一次照鏡子，看到自己的衰老、憔悴模樣，她大吃一驚，「只有一雙眼睛顯得特別明亮，這是因為我隨時要提防外界。」這股犀利警覺的眼神，貫穿其晚年，和手腕的傷痕一樣，是牢獄生活留下的印記。

文革結束，鄭念獲得平反，處境完全改善。老太太出國時已經六十五歲，又積極去適應新環境，著書、演講，抵禦老來的病痛、孤獨和飄落異鄉的悵惘。她中年喪夫，晚年喪女，九死一生，病逝於華盛頓，享年九十四歲。小編推薦：《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 hai)是鄭念的自傳，記述了她經歷的文革。這個以間諜罪名坐六年半牢，又經受女兒被迫害致死打擊的偉大女性，始終保持了自身的高貴與尊嚴。在身心將崩潰時，有人勸其直放悲聲。她拒絕了：真不知該如何才能發出。朱大可說，她有比古瓷更硬更美的靈魂。

==原文鏈接

http://people.china.com.cn/2014-01/07/content_65778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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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做派：最翹楚的上海名媛

蔡康永描寫他的母親，是個標準的上海名媛：每天12點起床洗頭，做頭；旗袍穿得窄緊；心情好的時候，自己畫紙樣設計衣服；薄紗的睡衣領口，配了皮草；家裡穿的拖鞋，夾了孔雀毛。蔡康永像看客一般，望著自己的母親靠在牆邊抽煙，眼光飄忽陽台外——他用了一個詞：艷麗。

而蔡康永的母親，還不是當年上海灘風頭最勁的名媛。

最翹楚的上海名媛，應該是怎樣的做派？

七十年代時，老上海最風光的社交名媛唐瑛回國探親，六十多歲依舊著一身蔥綠旗袍，眼波流轉間滄桑湮滅，舉手投足時歲月回溯，恍如蔥蘢少女，絲毫沒有老婦人的龍鍾疲態，處處透著長年優渥生活淬出來的精雅韻致，真是做足了一輩子的美人。

或許，只有愛自己的女人，才能做一輩子的美人。

尋常女子的那點喜怒哀樂不過是拈花彈指：世事變遷於她，僅僅是人生舞台的布景板更換；愛斷情傷於她，猶如換了個男主角，卻依舊配合地演好對手戲；生兒育女於她，彷彿劇本里安排的戲份，歸宿已定，何必糟心；繁雜瑣事於她，更是不值一哂的皮毛。

她的世界只有一條準則，那就是：愛自己。

1903年，唐瑛出生在上海。她的父親唐乃安是清政府獲得「庚子賠款」資助的首批留洋學生，也是中國第一個留學的西醫。她的母親徐亦蓁是金陵女子大學的首屆畢業生，與著名教育家吳貽芳女士是同學。唐乃安回國後在北洋艦隊做醫生，後來在上海開私人診所，專給當時的高門巨族看病，因此，唐家家境富足，人脈廣泛。

唐家的小女兒、唐瑛的妹妹唐薇紅八十多歲時回憶：「小時候家裡光廚子就養了四個，一對揚州夫妻做中式點心，一個廚師做西式點心，還有一個專門做大菜。」

唐乃安篤信基督教，因此，女兒們不僅地位高，而且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唐瑛當時就讀的中西女塾，是宋家三姐妹的母校，也是張愛玲讀過的聖瑪利亞女校的前身。在學校，這所完全西化的女校，以貴族化的風格培養學生成為出色的沙龍女主人。

在家裡，唐家的女孩們除了學習舞蹈、英文、戲曲之外，還修鍊著名媛的基本功——衣食講究。家裡專門養了裁縫做衣服；每一餐都按照合理的營養均衡搭配，幾點吃早餐，何時用下午茶，晚飯什麼時候開始，都遵循精確的時間表；吃飯時絕不能擺弄碗筷餐具，不能邊吃邊說話；湯再燙，也不能用嘴去吹。

看上去猶如一出童話般的富養女兒的模板。

如此成長的唐瑛中西混搭，既精通英文，又擅長崑曲，跳舞和鋼琴則與山水畫一樣嫻熟。有一張她少女時期的老照片，她嬌憨地立在開放著雛菊的方桌前，身後一幅書法捲軸，一尊西洋仕女，她明媚一笑，恍如後來二八年華的鄧麗君，動人極了。

她甫一亮相社交圈，便引起轟動，與陸小曼並稱「南唐北陸」，成為當時極其耀眼的名媛。

即便是好友，即便時常被參照比較，唐瑛和陸小曼也絕不相同。陸小曼的生活重心是社交和愛情，她像一株向著愛開放的向陽花，需要外界不停地滋養和澆灌，不然，便徑自萎謝了。在追求愛情與關注的路上，陸小曼有點兒神經質的任性，孩子氣的偏激，和膨脹的自戀，她那不計後果的行事方式常常讓自己和他人都陷入困境。

唐瑛不同，她活得自成一派，小小年紀卻有著上海女人特有的聰慧和精明，對一切都特別拎得清。她像一棵枝蔓清晰的白樺，從不輕易發散無謂的枝椏。她又像一株絢爛的鬱金香，縱然光彩照人，卻無刺無害，從不爭搶別人的光華。她沒有那麼多華麗的煩惱和奢侈的憂傷，這樣恰到好處的感性和理性，對於女人，是難能可貴的兩全。

所以，無需轟動的婚姻和花邊新聞，唐瑛自己就是一道風景。

她是老上海的時裝的ICON。

即使不出去交際，她每天也要換三套衣服：早上是短袖的羊毛衫，中午出門穿旗袍，晚上家裡有客人來，則著西式長裙。她的妹妹唐薇紅至今還記得，她的旗袍滾著很寬的邊，滾邊上綉滿各色花朵。尤其，有件旗袍滾邊上飛舞著百來只金銀線繡的蝴蝶，綴著紅寶石的紐扣。

CHANEL No5香水、Ferragamo高跟鞋、CD口紅、CELINE服飾、LV手袋……這些對於她，實在是無奇的裝備，猶如一日三餐般稀鬆平常。傳奇的是她那十隻描金的大箱子，在口口相傳的艷羨中裝滿華服，甚至整整一面牆的大衣櫥都被皮衣掛滿。

她去逛鴻翔百貨，去逛一切能給她服裝靈感的地方，每每遇見令人驚嘆的衣服，她不買，默默記下樣式，回家吩咐自己的裁縫做，既拷貝了最新的樣式，還DIY了自己的原創，所以，她穿出去的衣服，別緻、時髦而前衛，迅速以「唐瑛款」的標籤流行。

民國如果還有哪個女人因為衣服而出名，除了張愛玲便是她了。只是，張愛玲的服裝充滿了彪炳個性的張揚，猶如俯瞰芸芸眾生的一面屏障，打眼卻未必合群，透著曲高和寡的孤獨；她呢，則糅合了小女子的智慧，用絲綢和雪紡嬌嗲地向世界宣戰，得體地把生活包裹成一顆絢麗的糖。

她在百樂門跳舞，披著霓裳戰衣，足尖飛旋中掉了舞鞋——當年的小報津津樂道這雙金貴的鞋，就好像現在的八卦版熱議女明星手上的鴿子蛋，那200塊大洋的價值，幾乎是魯迅當時半個月的工資。

她還是戲劇界的繆斯。

1927年，「南唐北陸」聯袂亮相，在中央大戲院舉行的上海婦女界慰勞劇藝大會上，一個扮杜麗娘，一個扮柳夢梅，演出崑曲《牡丹亭》中的《拾畫叫畫》，成為當年報紙的頭條。

1935年，卡爾登大劇院被圍得水泄不通，文藝青年們伸長了脖子期待她與滬江大學校長凌憲揚演出的英文版京劇《王寶釧》，外語與國粹的混搭，她開了英語唱京劇的先河。

在洪深編導的話劇《少奶奶的扇子》中，她穿著曳地長裙在百樂門一亮相，觀眾便沸騰了，台下烏泱泱的人群，哪個不是來捧她這個主角的場。

一個如此精彩的女子，愛情卻沒有想像中跌宕。

孫中山的秘書楊杏佛愛慕她，託了劉海粟做說客，家裡以她已訂婚為由不同意，雖然她也動心，但最終還是算了，為了一個男子和家裡決裂，她似乎沒有必要涉這個險。楊杏佛1933年被特務暗殺於上海亞爾培路，成了這段關係的唏噓終了。

宋子文鍾情她，父親唐乃安卻不想和政治人物扯上關係，她也順從了。唯一能滿足看客好奇心的是，她的小抽屜里收藏了二十多封宋子文的情書，在某些月朗星稀的晚上或許也曾托腮展箋，但也僅止於此。

1927年，她嫁給了寧波「小港李家」、滬上豪商李雲書的兒子李祖法。李祖法留法歸來，時任水道工程師，搞技術工程的丈夫性格內向，做事一板一眼，不願看到妻子的照片總出現在報紙雜誌上。當唐瑛在卡爾登大戲院演出《王寶釧》大紅大紫的時候，家裡的氣氛卻是灰暗沉寂的。1936年，兒子六歲的時候，兩人分手了。

她最終的歸宿是中國的留學生之父容閎的侄子容顯麟。容家也是個開放的、留學生大把的望族，容顯麟是廣東人，性格活潑開朗，愛好多姿多彩，跳舞、騎馬、釣魚無一不精通，還是文藝愛好者，於是，他們結伴共同享受生活。

1948年，唐瑛夫婦到了美國，她在大洋彼岸繼續做她的美人。

一個以「美人」為終身追求的女子，必定要有幾分四根清凈並愛惜自己的決絕。不然，她會為孩子的夜半啼哭牽腸掛肚，早生華髮；會為公婆的不待見愁腸百轉，眉間紋加深；會為丈夫的不省心黯然神傷，皮膚下垂；會為家務瑣事勞心費力，眼窩深陷；會為升職無門鬱悶不甘，臉色黯淡。甚至，一場無疾而終的愛情都能讓她傷筋動骨，憔悴不堪。

一個資深美人必須明白，保持終生美麗成本高昂——豐厚的物質、高尚的社交、體面的婚姻、不必太操心的孩子、拿得出手的才藝，每一樣都需要小心翼翼地維護。

所以，資深美人不能任性，不能在關鍵時刻掉鏈子，去為那些虛無的夢想、鏡花水月的愛情賭上未來的命運。人生處處兇險，時時拎得清，方能走得遠。食得鹹魚抵得渴，誰沒有「縱然舉案齊眉，到底意難平」的憾事？只是，愛惜自己的女子從來不會去糾結。

2011年5月20日，上海美術館的「2011世界舞美大師李名覺舞台設計回顧展」，引發了一場轟動。整整十天，展廳里人頭攢動，川流不息。

兩類人昂首闊步、挺胸抬頭地往裡擠。

一類是文藝中青年，他們是沖著李名覺去的。李名覺是舞台設計領域的世界「三大亨」之一，曾榮獲美國藝術人文類最高獎「美國國家藝術及人文獎」，他在百老匯的作品《奧塞羅》《麥克白》《伊蕾克特拉》《等待戈多》等等，影響了整整一代美國人。

還有一類是老上海人。他們衣著隆重地猶如參加宴會，他們來尋找李名覺媽媽的影子，那個著名的媽媽，就是唐瑛。

於是，我們才知道，晚年的唐瑛是個知足的老太太。她像任何普通的老婦人一樣，為兒子、兒媳和三個孫子驕傲。

她帶孫子們看戲、看電影，回來吃她自己做的點心。據說，她炒的芹菜牛肉片比飯館裡的還好吃，吃過她包的餛飩，飯館的餛飩也不要吃了。

1986年，她在紐約的寓所里靜靜離世。在她的手邊，有一個直通兒子房間的電鈴，但她從來沒有碰過一下。她也沒有用保姆，自己把一切打理得清清爽爽、乾乾淨淨，走的時候一臉從容。

知道消息的人很少，她的粉絲們寧可相信，她依然生活在另一個遙遠的世界，也不願清楚地看到，曾經如此燦爛的她悄無聲息地變老，憔悴而虛弱，最終隕落。

她一生愛自己，做足了一輩子的美人，平順無波，甚至，從來沒有打擾過別人。

做一輩子的美人何其艱難？

不順遂比比皆是。玻璃天花般的事業，永遠長不大的孩子，索然寡淡的婚姻，日夜流逝的年華，不可捉摸的未來……女人們惶恐得如同死在沙灘上的前浪，而不是氣定神閑的珍珠。

生活忍受是過，享受也是過。任何情境下，心中泯然愁苦和怨毒，懂得從每一個細節呵護自己，縱然暫時被人生冷落，我依舊是自己的珍寶。

這才是永遠的美人真正的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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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民國時期的文化是很吸引人的，中西文化結合得很是得體，優雅而不失中國的古典。

比如旗袍，這是最美麗的服侍了，且看：

錦袍華貴淑女嬌，玲瓏曲折現苗條。
媚態橫生銷魂處，飄然漫步飛燕騷

這種中西結合典範的風尚不知能否再次見到？

南京景點、博物院多入牛毛，而有些建築則令人陶醉。一個是關於我黨周總理的梅園新村 (真的有種特務的感覺)，另一個是南京博物院地下的民國一條街 (看得醉了)。來的可以看一下。而上海不太懂，僅去了一次，外灘建築群看得過癮而已。

～～又改了一次～～

在我心中必然是張充和！！
前些日子去單向街看到了《張充和詩書畫選》，又想起了看過的這篇文章，給大家分享一下，【圖片在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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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知道充和的存在之前，我以為閨秀這種生物已經在中國大地上絕跡了。完全無法想像，時至今日，在與我相隔數萬公里的大洋彼岸，一位101歲的老人仍保持著上個世紀初的生活方式：每日晨起，即磨墨練字，吟詩填詞，偶爾和同好們舉行崑曲雅集，拍曲互和，以樂終日。
這位老人，就是現居於耶魯的張充和。
她從遙遠的民國走來，在舊時月色和習習古風中長大。她的名字，曾經和沈從文、卞之琳、俞振飛等人相連，一同成為那個年代的傳奇。如今，故人早逝，時移世易，屬於她的時代已經永久地過去了，她卻仍然選擇活在她的時代里，在去國離鄉數萬里之外。這是一個奇蹟，獨屬於她的奇蹟。
和林徽因、唐瑛等民國名媛不同的是，張家四姐妹屬於傳統仕女。她們的愛好、才藝乃至心性都很「舊派」，即使時代再跌宕起伏，生活再顛沛流離，她們仍固執地保持著她們閨秀式的生活方式，時代影響了她們的生活軌跡，她們的生活本質卻並未改變。這一點，在充和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她考北大，國文是滿分，數學卻拿了零分；
她嫁給了洋人傅漢思，可他是個漢學家，對中國歷史比她還要精通；
她在美國的耶魯大學任教，教的卻是中國最傳統的書法和崑曲；
她常和一位叫咪咪的美國女士切磋中國藝術，後來那位女士成為了比爾蓋茨的繼母；
年少的時候，她在蘇州拙政園的蘭舟上唱崑曲，如今，她仍在耶魯的寓所和人拍曲。她的箱子里，珍藏著乾隆時期的石鼓文古墨，她的閣樓上，擺放著結婚時古琴名家贈予她的名琴「霜鍾」，她親自蒔弄的小園裡，種著來自故鄉的香椿、翠竹，芍藥花開得生機勃勃，張大千曾對著這叢芍藥，繪出一幅幅名畫。
張大千甚至還給充和畫過一幅仕女圖，畫於抗戰年代。畫中的充和只有一個纖細的背影，身著表演崑曲的戲裝，雲髻廣袖，似要凌風飛去。
也許很久以後，回顧中國藝術史，充和留給後人的印象，就是這麼一個淡淡的背影吧。即使是在最好的年華，她也似乎無意正面展現她的美。
充和出生於合肥一個大家庭，曾祖父張樹聲曾是淮軍將領，官至兩廣總督。到了充和父親張武齡這一代，已經「棄武從文」，他索性離開了合肥，在蘇州創辦了樂益女子中學。
充和是在上海出生的，在生她之前，母親陸英已經連續生了三個女兒，所以充和的出生並沒有給這個家庭帶來太多驚喜。她一生下來，就被叫做「小毛姐」，意思是最小的姐姐，陸英實在是盼望後面能有個兒子了。充和生下後母親沒有奶水，整日啼哭，陸英又要徹夜照顧嬰兒，又要管著一大家子人，十分疲累。
充和的一個叔祖母心疼陸英，主動提出想收養小毛姐，但提出要找人算一卦，怕自己命硬妨害到小孩。陸英爽快地說：「她有自己的命，別人是妨不到的。」就把充和交給了叔祖母。後來充和回憶說，這是因為母親心大，考慮到叔祖母沒有後代，需要過繼個孩子做繼承人，陸英之後還將四兒子宇和也過繼給親戚了。
叔祖母把還只有八個多月的充和帶回了合肥老家，在那裡，她一直生活到十六歲。叔祖母是李鴻章的侄女，很有見識，相當重視小充和的教育。她曾經為充和請過一個先生，那位先生科舉氣很重，愛教充和駢文之類，她覺得很不滿，就給充和換了一個老師。這位老師名叫朱謨欽，是吳昌碩的弟子，既有才學也很開通，他教充和學古文，是從斷句開始，一上課就交給她一篇《項羽本紀》，讓她用紅筆斷句。他還專門編了一本同音異義詞的書，用來解釋詞義。
充和很喜歡這個先生，喜歡的原因之一是「他主張解釋，不主張背誦」，另一個原因則是「他居然沒有想到騙我的古墨」。充和的一位長輩曾經給過她幾錠古墨，她用來練字，朱先生見了，提醒她說：「你小孩子家寫字，別用這麼好的整墨，用碎墨就行了。」古墨的價值是很高的，充和初到美國生活困窘，忍痛出售了珍藏的十方墨，當時賣出了一萬美金。
朱先生還專門弄來了顏勤禮碑的拓本，教她練字。充和說，顏碑用來打基礎是非常好的，直到年老，她每過幾年都要臨一次顏勤禮碑。可惜後世的顏碑拓本都是經過裱過的，字體太肥，臨摹起來完全走樣了。
對比起《牡丹亭》中那個迂腐的先生陳最良，朱先生真是再可愛不過了，難怪春香要鬧學了。那時的教育是先生和學生朝夕相處言傳身教，充和隨朱先生從九歲一直學到十六歲，這七年間，朱先生也只有她一個學生，他留給充和的，應該不僅僅只是深厚的國學知識。
叔祖母去世後，十六歲的充和回到了蘇州九如巷。父親創辦了女學，三個姐姐受的是中西結合的教育，這和充和的私塾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姐姐們更為洋派，充和的舊學功底則最好。
少年時姐妹間發生了一件小事，從中可以看出她們不同的個性。充和回來後有次被分給二姐允和做學生，允和給她取了個新名字叫「王覺悟」，還自作主張把這個名字綉到了充和的書包上。充和見了很不悅，反問道：「哪有人改名字，把姓也改了的？」一貫機靈的允和啞口無言，只得把繡的字一點點拆掉了。忍不住吐槽一句，王覺悟，這個名字真是又紅又專啊。
相對於三個姐姐，充和反而和弟弟宇和相處得最好。宇和小時候也過繼給親戚了，這時兩人都剛剛回蘇州的家生活，宇和個頭大，心細，對這個小姐姐格外照顧，常常帶著她到處玩。
蘇州生活讓充和的人生路上從此多了項終身陪伴的愛好——崑曲。張武齡和陸英都是戲迷，張武齡還特意請來了蘇州全福班的尤彩雲來教孩子們唱戲，受此影響，女兒們也喜歡上了崑曲。
四姐妹中最迷崑曲的是大姐元和，她特別喜歡登台表演，後來甚至嫁給了名小生顧傳玠。充和呢，更多的是將崑曲當成「玩兒」，她曾說：「她們喜歡登台表演，面對觀眾；我卻習慣不受打擾，做自己的事。」在蘇州拙政園居住時，相傳她夜晚常常一個人在蘭舟上唱崑曲。
汪曾祺在回憶西南聯大的往事時，也提到過充和不愛扎堆的特點。在文章中，他寫道：「有一個人，沒有跟我們一起拍過曲子，也沒有參加過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卻在曲社中產生很大的影響」，「她唱得非常講究，運字行腔，精微細緻，真是『水磨腔』。我們唱的『思凡』、『學堂』、『瑤台』，都是用的她的唱法（她灌過幾張唱片）。她唱的『受吐』，嬌慵醉媚，若不勝情，難可比擬」。
可惜那個時候沒有錄像，我們已經很難想像，年輕時候的充和唱起崑曲來，是怎樣的嬌慵醉媚，難以勝情，幸好張大千以一張仕女圖留住了她的風姿。我們只知道，抗戰年代，她憑著一出《遊園驚夢》，驚艷了當時的重慶。上個世紀80年代末，為紀念湯顯祖誕辰三百周年，她回國和大姐元和演了一出《遊園驚夢》，仍贏得了滿堂彩，其中一張劇照被俞平伯評為「最蘊藉的一張劇照」。
二十一歲這年，充和以語文滿分、數學零分的成績被北大破格錄取。
當時她怕考不上，報考用了個化名「張旋」，進校後胡適碰到她時曾說：「張旋，我記得你數學不大好。」把她嚇了一跳，以為這個可能要被請退了，系裡老師安慰她說，胡適那是嚇唬你的，都進來了還要補什麼補呢。
北京大學國文系，張充和聽過胡適講文學史和哲學史，錢穆、俞平伯、聞一多都是她的老師。但充和對學校之外的世界更感興趣，北大旁邊的清華，有位專業崑曲老師開課，她經常前往聆聽。之後她退學了，患肺病是一個原因，還有個原因是她對學校里的政治集會、共產黨讀書會之類的活動不感興趣。
退學後，充和曾隨沈從文一家去過昆明，跟姐姐姐夫住在一起，再後來回到北京，她還是住在沈從文家裡。在她眼裡，這位三姐夫是個不愛說話，但很有才的人。我一直覺得，四姐妹中，允和、充和對沈從文的理解不在兆和之下。沈從文去世後，遠在海外的充和發來悼文：「不折不從，亦慈亦讓；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寥寥十六個字，卻寫盡了沈從文一生，充和可謂沈從文的知音之人。後來這十六個字被銘刻到了湘西沈從文的墓碑上。
抗戰爆發後，充和到重慶教育部禮樂館工作，結交沈尹默、章士釗等名士，並師從沈尹默學習書法。沈尹默說她的字是「明人學寫晉人書」，評價很高。在蘇煒的《天涯晚笛》里，說了一個有趣的小故事。沈尹默為人很有紳士風度，一次堅持要送充和去坐公交車。他高度近視，充和擔心他找不到回家的路，特意沒上車偷偷跟在他身後，直到他平安返家才離去。這對師生的作派，聽起來像《世說新語》中一流人物。
書法可以說是充和一生至愛。她曾說，自己不愛打扮，不喜歡金銀珠寶，但筆墨紙硯一定要用最好的。由於長期練習書法，她年老了臂上肌肉仍有如少女般有力。在重慶那段時間，哪怕是經常要跑警報，她仍然堅持書寫，防空洞就在桌子旁邊，她端立於桌前，一筆一划地練習小楷，警報聲一響，就可以迅速鑽進洞中躲避。
談到女子，總繞不過一個情字。充和最初為大眾所知，就是源於一段情事。
情事的男主角大家並不陌生，他是當時有名的詩人卞之琳。相傳那首知名的「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就是詩人為充和所作。
卞之琳是沈從文的密友，那時充和正住在姐夫家裡，兩人得以相識。於充和，只是多了一個如水之交的朋友，而於卞之琳，卻多了一個終生傾慕的女神。卞之琳苦戀張充和，幾乎成為了當時文學圈內公開的秘密。他持之以恆地給她寫信，甚至在她出嫁後去了美國，仍孜孜不倦。他苦心收集她的文字，在她不知情的情況下，送到香港去出版。他追求她長達十年之久，直到45歲才黯然結婚，對她的愛戀，持續了大半生。
可是，多年後，和朋友兼學生蘇煒談到這段「苦戀」，張充和說：「這完全是一個無中生有的故事，說苦戀都有點勉強。我完全沒有和他戀過，所以談不上苦與不苦。」他精心寫給她的那些信，可能有上百封，她看過就丟了，從來沒有回過。她以為這樣的態度已經很明確了，可他還是堅持不懈地給她寫信。當蘇煒問到，你為什麼不跟他說清楚呢。充和回答說：「他從來沒有說請客，我怎麼能說不來。」
在充和的印象里，卞之琳人很不開朗，甚至是很孤僻的，性格又收斂，又敏感，屬於「不能惹，一惹就不得了」的類型。所以她總是不敢「惹」她，從來不敢單獨和他出去，連看戲都沒有。之所以傳出苦戀的傳言，可能是因為當事人表白和拒絕的方式都太委婉。
卞之琳不是充和喜歡的類型，她喜歡性格開朗單純的人，後來選擇的傅漢思就是這種類型。除了性格外，卞之琳的才華也打動不了充和，他當時是以新詩聞名詩壇的，可充和沒有被卞之琳和他的詩歌所吸引，她認為卞的詩歌「缺乏深度」，人也「不夠深沉」，「愛賣弄」。沒辦法，教育背景和審美追求都不同，在舊學中浸淫一生的充和對「明月裝飾了你的夢」實在是欣賞不了。
可嘆的是，卞之琳從未停止過對充和的這份傾慕。1953年，卞之琳到蘇州參加會議，恰巧被接待住進了張充和的舊居，秋夜枯坐原主人留下的空書桌前，痴情的詩人翻空抽屜，瞥見一束無人過問的字稿，居然是沈尹默給張充和圈改的幾首詞稿，於是寶貝一樣地取走，保存了二十餘年。1980年卞之琳訪問美國時，與充和久別重逢，將詞稿奉歸原主。充和說他只不過是單相思，可縱然是單相思，能夠持續如此之久，感情如此濃烈，即使得不到回應也足夠動人了。
1948年，充和在炮火聲中嫁給了傅漢思。那一年，她已經三十五歲了。她和傅漢思也是在沈從文家裡相識的，一開始，傅漢思是來找沈從文的，後來就專門來找她了，連沈從文的兒子小虎都親昵地叫他「四姨傅伯伯」。
在重慶的時候，章士釗曾向張充和贈詩一首，將她比作蔡文姬：「文姬流落於誰氏，十八胡笳只自憐。」這令張充和很不高興，她覺得這樣比喻是「擬於不倫」。直到嫁給傅漢思後，她每每自嘲道：他說對了，我是嫁給了胡人。
對傅漢思這個終身伴侶，充和是滿意的。她提及他的次數不多，說漢思是個單純的好人，被人欺負了也不知道。巧的是，這對中西合璧的伉儷稱得上志同道合，他們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愛好者，充和說漢思的漢學修養很深，對中國歷史比她還要了解，寫起文章來一篇是一篇，讓她很服氣。
這段婚姻對充和的最大影響是她終於選擇了遠渡重洋。1949年，整個中國面臨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充和敏感地察覺到，自己喜歡的東西在未來的中國缺少夢想的空間。
「應該讓那些『彈性大，適應力強』的人去接受社會主義革命。」帶著這樣的想法，充和和漢思在上海搭上個頓將軍號前往美國，隨身帶著一方古硯，幾支毛筆和一盒五百多年的古墨。
這個最著迷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最終卻選擇了去國離鄉。她離開的時候還預想不到，二十多年後，她所著迷的文化在故國大地上被粗暴地清除，三姐夫沈從文被迫去掃女廁所，二姐夫周有光下放到農場。而孤懸于海外的她，反倒保存了一方傳統文化的小天地。天地雖小，但能夠容下一個優雅而乾淨的靈魂，已經足矣。
充和對自己的吟詩作詞，有一個特別有趣的比喻，她說自己寫東西是「隨地吐痰，不自收拾」。
說這句話時，她已經是九十多歲的老人了，老小老小，心裡怎麼想就怎麼說，真是一派天真，可愛極了。
充和一生醉心藝術，但始終保持著老派人游於藝的態度，書法也好，詩詞也好，都是寫了就寫了，沒想過要結集出版，更沒想過要去搶佔藝術史上的一席之地。
她很早就開始了寫作，隨寫隨丟，一生中從未主動出版過任何著作。倒是那位暗戀她的詩人一片痴心，私下將她發在報刊上的作品都收集起來，拿去香港付印。在耶魯任教時，一名洋學生自費給她印了本詩集，名字很美，叫《桃花魚》，裝幀也很美，收入的詩只不過寥寥十幾首。她百歲時，廣西師大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張充和作品系列，分別是《天涯晚笛》、《曲人鴻爪》和《古色今香》，收錄的其實都是些充和無意中留下的零光片羽。
充和本是無意於以著作傳世的，做什麼都是隨興而至，她曾經說過：「我寫字、畫畫、唱崑曲、做詩、養花種草，都是玩玩，從來不想拿出來給人家展覽，給人家看。」蘇煒回憶他和洋學生向充和學書法時，充和經常用清水在紙上寫字教他們，他們試圖遊說她用墨寫在宣紙上以圖保存，不料一向溫和的老人居然生了氣，堅持就要用清水寫。
英國詩人濟慈的墓志銘上寫著一句話：這裡躺著一個人，他的名字寫在水上。充和，也是這樣一個「把名字寫在水上」的人啊。寫的過程就是消失的過程，像飛鳥掠過，天空卻並沒有任何痕迹。
不過，充和這樣舊派的人，未必會喜歡這類新詩風味的句子。她自撰的詩中有一句意思和此相仿，足以概括平生：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這一曲微茫，正是民國年間的古韻遺響。隨著那個年代的遠去，已成絕唱。
詳見文章《她選擇留在自己的時代里》

一說到大家閨秀，很多人第一反應是「豪門小姐嘛」，可是光有錢的那是土豪，還要德才兼備，精神富足。面對世事變遷波瀾不驚的，才是閨秀。
看到這個問題，腦海里首先浮現的是京劇《鎖麟囊》里的薛湘靈——把價值連城的嫁妝送給路上偶遇的貧家姑娘，她說：「小小囊兒何足道，救她饑渴勝瓊瑤。」命運不公使她落難，但是坎坷中她仍保持自我。民國以降也不甚太平，處在亂世或經歷風雨後仍保持閨秀氣質才真的當得上「大家閨秀」四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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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幼韻，復旦大學校花。
嚴幼韻自幼生活在一個溫馨和諧且富有文化氛圍的大家庭里，從小喜愛學習，聰慧過人。他們兄弟姐妹很多，家裡請了兩位大學裡的老師，一位教國文，一位教英文。爾後因全家遷居天津，嚴幼韻與其姐彩韻、蓮韻先後在天津中西女校學習。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高等教育尚在起步之中。1925年全國在校大學生總數為3萬多人，而能進大學的女生更是鳳毛麟角。嚴氏三姐妹先後考入高等學府，嚴彩韻（1902—1993）和嚴蓮韻（1903—2004）分別於1921年和1924年畢業於金陵女大。
嚴幼韻於1925年考入滬江大學，1927年轉入復旦大學商科，她坐車牌號為84號的自備轎車去學校上課（她自己也會開車），一些男生就將英語Eighty Four念成滬語「愛的花」。當年復旦大學始有女生入學，開始男女同校，女生初進校門且人數又少，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嚴幼韻本來人就長得漂亮，父親所開老九章綢布莊內的各種衣料隨她挑，因此每天更換的服裝總是最時髦的，當時紅遍了整個校園。

嚴幼韻在復旦大學求學時，在一個舞會上認識了楊光泩。楊光泩是湖州大絲綢商的子弟，1920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後赴美留學，獲普林斯頓大學國際法博士學位。在美國時曾以隨員身份在中國駐美使館工作。剛回國即作為專家參加中國代表團，出席了1925年在日內瓦舉行的國際鴉片會議。他才華出眾，一表人才，獲得了嚴幼韻的傾心。

1929年9月6日，嚴幼韻與時任清華大學教授兼外交部顧問的楊光泩在上海大華飯店舉行了婚禮。婚禮非常豪華，由外交部長王正廷主持，出席婚禮的有千餘人。新郎是年輕有為的外交官，新娘是復旦校花、名門閨秀，如此典型的郎才女貌的結合，自然成為媒體追捧的對象，驚動了整個上海灘。

1930年，楊光泩奉國民政府派遣赴歐洲任職，後任駐倫敦總領事，並在顧維鈞指導下參加過中國出席國際聯盟代表團的工作。嚴幼韻隨行，開始了外交官夫人的生活。

1938年，楊光泩以公使銜擔任中國駐馬尼拉總領事，時值國內軍民正奮力抵抗日本侵略者，他充分發揮自己的外交才能，在華僑中募集愛國捐款，成績卓著。而嚴幼韻親手設計並操辦了總領事官邸的裝潢，陪同出席各種外交活動，這位善於理家、精於治家和好客的女主人，還常招待菲律賓和美國官員及華僑領袖。

抗日戰爭爆發後，菲律賓華僑婦女界發起組織了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會菲律賓分會。婦慰會的主要任務是動員全菲華僑婦女，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採取各種方式，慰勞前方將士。1939年7月該會在名譽主席嚴幼韻等帶領下，深入工廠、商店、報館、街道等地勸募。一個月共募款額數萬比索，全部匯繳祖國，支援抗戰。不幸的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942年初日軍攻佔馬尼拉。4月17日，堅貞不屈的楊光泩和留守總領事館的另7位外交官為國壯烈捐軀。此時，嚴幼韻已是3個女兒的母親，面對命運驟變，這位從小就過著無憂無慮的富家生活，幾乎沒有吃過苦的上海灘名媛卻鎮定地承受著一切，並未被擊垮。她感到有責任照料好其他7位外交官的妻兒，當時這個大家庭共有近40個躲避戰亂的親朋好友。她們自己動手，種菜，做鞋，還在院子里養起了雞和豬，又學會了做醬油、肥皂。嚴幼韻始終保持著樂觀的心態，空閑時她常坐到鋼琴前彈上一曲。

年逾百歲的嚴幼韻談到在馬尼拉的這段日子時，感慨地說：「現在回過來看，當時的我們確實非常勇敢。我們那時比我現在大多數的孫輩都要年輕——我與莫太太（莫介恩領事的夫人）30多歲，其他一些人則更年輕。儘管我們不知自己的丈夫生死如何，非常擔憂我們的孩子，我們自己的命運也完全無法確定，但我們直面生活，勇往直前。」

1945年，嚴幼韻和3個女兒來到紐約，不久出任聯合國禮賓官，這是她的第一份正式工作。禮賓司的工作從接待到任大使，安排他們遞交國書，到接待參加聯合國大會的國家元首，涉及了聯合國所有官方禮儀事宜，不能出點滴差錯。她幹得異常出色，成為一名傑出的女外交官，直到1959年10月正式退休。

同年她與著名外交家顧維鈞結婚，嚴幼韻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認識顧維鈞先生。她小顧維鈞20歲。婚後，嚴夫人對顧先生關愛有加。在顧先生看來，在他的四位夫人中，他最喜歡的是嚴幼韻女士。嚴幼韻與楊光泩的三個孩子後來自然也成了顧維鈞先生的三個繼女，他們早年喪父，顧維鈞視他們為己出，三個女兒對顧先生如同親生的父親一般。長女楊蕾孟，資深編輯，曾任美國著名的雙日出版社的總編，並親自編輯出版了不少有影響的書，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回憶記錄就出自她之手。次女楊雪蘭是有成就的企業家，現任美國通用公司的副總裁。通用公司在上海投資生產的別克轎車項目就是由她促成的。三女楊葸恩，在房產開發中成績卓越。

嚴幼韻是位善於理家、精於治家和好客的女主人。顧、嚴作為繼父、繼母，對雙方各自子女來探拜，一律歡迎，不分彼此，一視同仁；對故舊親朋的造訪，殷勤款待，禮數周致。婚後的嚴幼韻把主要精力傾注在照顧丈夫的生活瑣屑上。為他備大量的中英文報紙；同他聊天，讓他身心愉悅；陪他散步，讓他恬靜怡然；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取樂。牌局的定率出入甚微，顧維鈞視它為「統戰」。他打牌從不算牌，不扣牌，十必九輸。有人表示禮貌，讓他當贏家，他絕不接受，總把錢塞在輸家的手中。

嚴幼韻熟知丈夫有晚眠晏起的習慣，考慮到晚餐到次日早餐有十多小時不吃東西，怕影響他的健康，每日凌晨3時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溫杯中，還附上一張「不要忘記喝牛奶」的紙條放在床邊，溫馨地督促，呵護有加，百分百地充當了「好管家、好護士、好秘書」的角色。顧維鈞在九十六歲高齡時，還完成一萬一千頁的口述回憶錄，歷時十七年，是與嚴幼韻的精心照護息息相關的。晚年過著「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顏悅色，心滿意足」的生活。大兒子顧德昌感動地說：「如果不是她（指嚴幼韻），父親的壽命恐怕要縮短二十年。」顧維鈞晚年在談到長壽秘訣時，總結了三條：「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顧。」

現今，嚴幼韻生活在紐約，已經109歲啦，身體健朗。
在她百歲生日派對上，她身著寶藍底紅玫瑰花的旗袍，與孫子翩翩起舞。主持人曹可凡說嚴先生你穿高跟鞋累嗎？她嫣然一笑：我一輩子穿高跟鞋，我習慣了。

高一的時候在書店買了一本《上海的金枝玉葉》，我和我媽媽都反覆看過好幾遍。

這本書對民國的大家閨秀生活描寫的很細緻。

但是看過之後，覺得寶馬香車的浮華生活決計不是最令人羨慕的。最最值得崇敬的是黛西那樣一個人如何經歷了那樣一個年代依然保持著純真、優雅和美麗（尤其是心靈上的美麗）。

應當說，一個真正的大家閨秀，她所受的教育和被愛重著長大的經歷，賦予她不僅僅是對生活品質的講究習慣，更應當擁有堅韌的品格，高尚的情操以及仁慈的心。

今年大三了，書中最後部分的那句輓聯依然印在心裡。

『有忍有仁，大家閨秀猶在。花開花落，金枝玉葉不敗』

：)

講一個小細節，上海那時大家閨秀吃魚只吃兩個部位，一是魚眼，看這條魚新不新鮮，二是魚鰓肉，最嫩的肉看出廚子手藝。
說了逸史再說點現實的：

說一句比較傷自尊的話，民國時代的中國，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印象，基本上是一個愚昧、動蕩、無可救藥的落後國家，哪怕與黑非洲相比也毫無優越之處。

確實，當時的中國雖然還擁有古老的璀璨文明，但在西方人的眼中，卻早已輝煌不再，被時代所拋棄。遍地都是破敗不堪的中世紀鄉村，貪婪野蠻的軍閥和盜匪，以及與現代化生活完全無緣，時刻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可悲窮人——正如同我們這些現代的中國人，用充滿優越感的眼光去看待非洲人一樣。

而僅有的少數例外，就是位於那些通商口岸里的一系列「文明」孤島，確切地說，就是那些由外國管治的租界。在西方人眼中，這些租界被視為連接「現代西方」和「傳統中國」兩個世界之間的橋樑。

而其中最大也是最繁華炫目的一座「橋樑」，則莫過於大上海的「十里洋場」了。

那麼，民國時代的東方魔都大上海，究竟又是怎樣的一副面貌呢？

當年的舊上海，素有「東方不夜城」之稱，又被喚作「東方的巴黎」，以及「冒險家的樂園」。

——叮叮噹噹的有軌電車，蘇州河上的外白渡橋，閃耀著霓虹燈光的十里洋場，渾身咖喱味的印度阿三，戴著藤帽打著綁腿的安南巡捕，西裝革履、趾高氣揚的各國洋人，一口流利外語的金絲眼鏡買辦，身穿旗袍、牽著寵物狗的摩登女郎，走街串巷、黝黑乾瘦的黃包車夫，賣白蘭花和梨膏糖的饒舌小販，滿臉菜色的碼頭苦力，收音機廣播里放送的崑曲和京劇，用「標準石油」鐵皮桶搭建的閘北棚戶屋，衣衫襤褸、偷偷剝樹皮充饑的鄉下乞丐，面黃肌瘦、神色黯淡的大煙鬼……

當民國時代的中國農村全面破敗，不但農民生計艱難，餓殍遍地，就連地主也大量破產的時候，充滿了現代氣息的魔都上海，顯然格外具有吸引力。因此，幾乎每一年都有許多外地人前來上海謀生。而上海灘從1840年的荒蕪蘆葦灘，發展到20世紀的中國第一大城市，也是得益於全國人口和財富的不斷湧入——雖然不如後世的「深圳速度」，但也算是發展得很快了。

此外，在民國年代，那些失勢下野的軍閥政要，前清王公們，為了防備遭到昔日仇家的秋後算賬，以及享受現代化的高質量生活，也都喜歡扎堆地往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鑽（例如裡面女主角的老爹，虛構的東北軍閥陸振華），一旦局勢有變，又可以立即再次出山，猶如現代的海外政治避難者一般——只不過當時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就到處是洋人的地盤，所以政治避難只要跑幾步路就可以了。

但是，這一切從西方傳來的現代化文明生活方式，主要都集中在租界的十里洋場。而十里洋場外面的上海市區，就沒有那麼美好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雖然當時的上海已是遠東最為現代化的繁華都市，但是與如今基礎建設極佳的上海不同，除了公共租界以外，居住在華界的相當一部分上海市民，是用不上電也沒有自來水的，市容市貌呢，用現代中國的東西不好類比，總之基本上就跟大家在國際新聞里看到的印度和巴西貧民窟差不多。

你知道嗎？在民國年間上海閘北的棚戶區，幾乎人人都會穿牆術！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由於洋貨的大量衝擊，江浙地區農村普遍破產，城市卻畸形繁榮。於是，成千上萬的破產農民甚至破產地主，全都一窩蜂地湧進大上海找飯吃。但這些人既無文化又無技能，進城之後混得好的百中無一。大多數人只能去扛大包，賣香煙，拉黃包車，當傭人，或者進工廠當小工，收入都很低，而且很不穩定，說不準啥時候就折本或失業了。所以買房是奢望，租房也困難。

當時，剛剛招募進廠的紡紗女工，每日薪水是三毛錢，一個月才9塊大洋。而技術很熟練的老工人，大概也就是14個銀元的月薪。魯迅家的女傭在包吃包住之餘，月薪才3塊大洋……所以說什麼民國時代紡織女工的月薪能夠達到二三十個大洋，完全就是在胡說八道——要麼這個「紡織女工」其實是工頭或者「金領族」技術骨幹，要麼就是她其實拿的是金圓券……這具體又是個什麼坑爹玩意兒，大家可以自行百度，總之在發行了不到一年之後，就有很多人都喜歡拿金圓券代替衛生紙來擦屁股，因為它比衛生紙還便宜。

更要命的是，那些公司在明面上規定的工資，實際上往往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落到工人手中，因為中間扒皮的惡棍極多，而且個個扒起來都異常兇狠。

例如在二十年代初，上海飛星人力車公司實行定額薪水，每位車夫每日四角錢，月薪12元。但車夫真正到手的只有一角五分，連喝稀飯都不夠，剩下一大半都被有幫派背景的工頭剋扣。如果硬頂著不肯孝敬的話，被打斷手腳都還是輕的，裝麻袋丟進黃浦江的也不少。

而當時上海幾乎所有的招工市場，都被幫派（主要是青幫）包攬，企業必須給這些幫派大筆孝敬才能招工，想要繞開都不行。有時候還得容忍這些幫派往企業里塞進去一幫吃閑飯的人，否則就會被砸（日本紗廠之類背景深厚的硬骨頭例外）。所以這些不勞而獲的工頭，不但殘酷剝削工人，還能倒過來勒索敲詐自家老闆——在他們這些無惡不作的狠人面前，沒背景的資本家其實跟被剝削的工人沒啥兩樣。

在這種處處受制於人的情況下，縱然企業家有心善待工人，也因為被黑道壓榨脅迫，而做不成事。

而上海的房價又是出了名的貴，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樓梯轉角下邊一個七八平米的放掃帚雜物的小亭子間，月租竟然就要10塊大洋以上！如果借用廚房的話，還要另外多付錢！你讓那些低收入的外地人去租房，剩下的錢就只夠他去喝西北風。租不起怎麼辦?要麼學習三毛流落街頭，要麼就去住貧民窟。

那時候的上海閘北，以及其它很多大城市的近郊，都是一眼望不到邊的貧民窟，具體可參見當今印度的孟買和巴西的里約熱內盧。現代的巴西貧民，好歹還能用鐵皮、石棉瓦和塑料布搭建一個小屋。但那年頭的中國工業落後，連上述這些工業品都不是貧民能弄到的，他們只能用更原始的方式蓋窩。

當時，各地來上海謀生的農民，從鄉下運來毛竹、蘆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彎，插在地上，搭出一個半拱形的架子，上面蓋上蘆席，周圍捆上茅草，在向陽的一面割出門來，地上鋪塊爛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這種簡易窩棚俗稱「滾地龍」，高度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進進出出必須深彎腰，夜裡回去瞧不見入口，一不小心就會穿牆而入——就跟學了穿牆術似的。

這樣簡陋的「滾地龍」窩棚，通常來說都是非法建築，自然是既沒有電也沒有自來水，最多也就是幾百戶人家可以分到一個公用水龍頭，每天早上排長隊輪流取水——據說很多都是從消防栓上私自接的——夜裡經常因為煤油燈打翻而爆發火災，住起來既不安全也不舒適。

根據記載，曾經有個住「滾地龍」的民工跟人有仇，晚上正靠著茅草牆吃飯呢，突然被一把長刀扎了個透心涼——原來他的仇人站在牆外給他來了一刀！如果你不了解當時上海貧民窟的建築結構，肯定會以為這是武俠小說里的情節。

如果有人能夠收集到許多「美孚石油」或「標準石油」（當時向中國輸入煤油燈的最大兩家公司）的油桶，剪開鐵皮做一層屋頂，那麼就已經算是貧民窟之中的「豪宅」了

——比起民國時代的貧民窟來，咱們如今號稱髒亂差的「城中村」，簡直就像是天堂啊！

不過，比起如今印度城市裡那些連貧民窟都沒得住，只能睡在馬路上打地鋪，然後在睡夢之中半夜被汽車軋死的窮人而言，民國時期上海的貧民窟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了。

雖然當時全國各地的破產農民們紛紛湧入上海，試圖在這座貌似很繁華的大城市裡謀得一條生路。但事實上，雖然在民國前期，上海的輕工業一度很興隆。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由於受到世界經濟大蕭條的影響，上海工商企業大批倒閉、停產和減產，居民就業形勢一直很糟糕。根據1935年的一份調查，全城400萬人口之中，竟然有60萬以上的工人處於失業狀態——這是多麼龐大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啊！

而那年頭既沒有失業保險又沒有低保補助，失業工人的下場比現在凄慘得多，在經濟形勢最悲催的那些年頭，每天早上在上海街頭都能找到不少餓死凍僵的「路倒」屍，而蘇州河裡的浮屍數量，估計也能跟當今的印度恆河（印度人習慣於水葬）相比——現在明白我黨為什麼能夠在上海組織工人起義了吧！

在舊上海真正一直保持著畸形繁榮的，是服務業等第三產業：得益於聚居在上海租界的大批富人，十里洋場的消費能力一直非常旺盛，總算是給了窮人們拉黃包車、當小販、擦皮鞋和混黑幫的生存機會。

當然，如今絕大部分的民國背景小說，尤其是言情小說，主角一旦到了那個時代，通常都會自動投胎成大戶人家的小姐少爺，最起碼也是小資階級的文人墨客，住的地方多半是在公共租界，經歷的都是風花雪月、燈紅酒綠、香車美人、恩怨情仇……至於髒亂破敗的棚戶區，恐怕往往連一個片段都懶得落筆。

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探討一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生活吧。

通過民國時期的老電影、老照片，還有那個時代一些文人寫的生活散文，我們可以知道，當時的上海租界，是一個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語與歐美語言交相斑駁的地方——這裡有一擲千金的富豪子弟，有穿蓬蓬裙參加化裝舞會的女大學生，有盛況空前的集體婚禮，有紅透半邊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絲群，有擺著誘人姿勢拍睡衣廣告的模特兒女郎，有專家學者的專題報告講座，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市場，街邊報亭里擺滿了封面靚麗的外文雜誌，電影院里有從美國好萊塢空中郵遞過來的新潮大片……總之，從外表上看，這似乎是一個與當今世界相比沒太多差距的摩登時代。

很多追求小資情調的人，從林徽因、張愛玲、郁達夫等人的文章中，想像出了一個社會價值觀多種多樣，人性自由解放的浪漫時代，並且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小資風格。

但是，我們人類畢竟是不能只靠浪漫和情調來生活的。當時租界里的小資文人們，生活壓力其實一點都不比當今社會的白領們低，而生活水平還遠遠不如現在。

舉個例子來說，沈從文曾經在小說里寫過民國時代的一對小資夫妻，男的政法大學畢業，在上海某機關做小職員；女的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畢業，專職做家庭主婦，生了4個孩子。在當時的上海，一般公司職員的月薪大約是20銀元左右，而這位當丈夫的卻有60元月薪，想必肯定是在某個很有油水的單位里了。

但是，由於上海的物價高昂，房價更是北京的十倍，饒是這位男人已經很能掙錢，他們這對小資夫妻的日子依然很窘迫——由於租不起一整間公寓，他們一家六口人不得不住在半間公寓里，中間用木板隔開，另外半間住著沈從文，平攤下來連20個平方米都沒有。而就連這麼半間公寓，由於地段比較好，當時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後來漲到了20元），每個月還要收10塊大洋的水電費。光是這兩樣，每個月的收入就去了一半，剩下的錢用來吃飯和給小孩買西洋奶粉，就已經用得精光，結婚八年了都還剩不下什麼錢。

——在當時的上海公共租界，一度電平均要收0。3～0。5銀元，相當於如今的12元到20元，顯然是貴得多了。幸好那時候也沒有空調、冰箱、微波爐這些耗電大件，光是照照電燈聽聽收音機，應該還能湊合。

所以，那年頭的小資們別看出門就是西裝革履，金絲眼鏡，一塊流利洋文。偶爾還會出席一些宴會，跟西洋女子跳跳舞，生活得貌似很時尚。但真正回到家裡，恐怕多半還是住著亭子間，吃著鹹菜泡飯，頭頂還掛著小孩的尿布……也就跟當代的「蝸居」、「蟻族」差不多。若是再窮一點，就要去閘北住棚戶了。

當然，比起江浙鄉下那些連米飯都吃不起，只能啃地瓜干度日，還要擔心農民暴動的破產地主，上海的「蟻族」們已經很幸福了——雖然能混上教授的小資文人們明顯還要更幸福。

但這樣窘迫的生活，畢竟沒多少人願意一直過下去，尤其是當他們還身處於上海灘這樣一個花花世界的時候。很多稍微有點積蓄的上海市民，就跟現代的我們一樣，紛紛把積蓄投進了股票交易所，企圖一夜暴富，但結果卻往往是血本無歸——資本主義的信條，就是騙輕信人之財，填貪婪者之欲。散戶和小戶在股市中永遠是被大戶和莊家宰割的對象。清末的「橡皮股票危機」，1922年的股票泡沫破滅危機，讓上海的股民們全都吃足了苦頭。而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更是讓破產股民們自殺後的屍體漂滿了黃浦江……

除了股票之外，當時還有另一個能夠獲利的投資渠道，就是政府債券。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以及各地軍閥大帥，都樂衷於在上海發行公債募集資金，而且往往打折發放，也就是一百元的債券只賣七八十元，到期之後卻能連本帶利給你返還一百二十元，貌似十分優厚。

但是不要忘了，民國年間的政府工作重點，基本上除了戰爭還是戰爭，所以這些公債並非我們如今買到的建設債券，而是風險極高的戰爭債券。北洋政府本身都是在戰火之中三天兩頭倒台重組，政府的威信自然要大打折扣。投資家買了勝利一方的債券自然收益不錯，可如果不慎買了戰敗一方的債券，那麼就註定要變成一堆廢紙了——人家都已經倒台下野了，你的債券又該去找誰兌付呢？

當時的中國每逢一輪軍閥大戰落幕，上海灘都有一群失意的投機客要跳樓——當然，如果是穿越者的話，或許可以憑藉對歷史的先知先覺，在債券市場上大獲暴利，甚至謀得一個「投資之神」的稱號。

雖然小資階級知識分子在上海灘多半過得並不如意，但那些大戶人家的小姐少爺，還是有條件盡情享受花花世界的。某些家底殷實的浪蕩子弟，為了在戲院包一個名角一擲萬金的，也是常有的事。而在上海的夜總會裡，也總是雲集著世界各國的佳麗，尤其是俄國大洋馬——在蘇聯建立之後的二十年代，據說有上百萬「白俄」逃出國境，在世界各地從事一些上不了檯面的勾當。正如同蘇聯解體之後的九十年代。

所以，與中世紀那些縱然身家萬貫也過不上好日子的悲慘富人相比，民國年代躲在租界里的中國富豪們，多少還是能夠活得更瀟洒的。唯一的麻煩是……錢從哪裡來？

北洋政府時期，雖然北方內戰不斷，但江浙和上海的經濟還算繁榮，企業家的日子尚屬滋潤。可到了三十年代之後，名義上雖然進入了所謂的「黃金十年」，但由於洋貨的大舉傾銷，以及海外市場在大蕭條之中的急速萎縮，又沒有保護性關稅，上海的工廠反而紛紛破產，投資實業漸漸變得無利可圖。

而經商也不容易，因為那時代的所謂民國，其實更像是個大拼盤。蔣委員長的權威在江浙尚可，到了荊湘就要打折，至於川渝則幾乎成了獨立王國，沿江到處設卡收錢，稅率普遍高達20%甚至40%。還有那些橫行於河溝水岔的大小盜賊，混跡於碼頭市集的黑幫****，更是會讓中等商人在轉眼間就傾家蕩產。

在工商業全都前景黯淡的時候，資本家們的投資方式跟如今並無差別，不是投資房地產，就是搞金融投機，然後弄出了越來越大的泡沫……很多原本搜颳了許多民脂民膏，打算在上海租界安享晚年的軍閥大帥，就是因為昏了頭投資金融，又被黑心代理人欺騙，結果賠得傾家蕩產血本無歸，幾乎成了流浪漢。

所以，如果在那個動蕩無序的年代，中國的富翁們想要保住家產，最好的辦法就是投資到海外，想辦法把錢換成美國的股票和債券……至於在其它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到了二戰時期也鐵定要被蒸發的。

此外還需要當心的是，那年頭的上海治安極其混亂，基本上就真的跟港台黑道電影一樣，甚至還要更加恐怖。夜晚黑幫械鬥槍戰，白天洋人耀武揚威。租界巡捕也甚是蠻橫，隨便打死幾個人都不當回事。

由於當時社會動蕩，槍支管理泛濫，所以在上海的很多銀行，酒店，舞廳和富人別墅區，都有持槍警衛把守，出入還需要搜身，甚至連學生都有帶槍上學的，類似於現代阿富汗的喀布爾或伊拉克的巴格達。

當時舊上海的富豪們出行聚會，經常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這可不是講行頭擺排場，而是有過無數血淋淋的綁票、刺殺和爆炸慘案作為教訓的。

至於街頭的那些警察和巡捕，只是在理論上起到一點威懾作用，找借口敲詐勒索什麼的非常在行，遇到街頭槍響往往跑得比你還快——有責任心的探長永遠只是極少數……

對於當時上海的治安狀況，在這裡可以舉一個例子：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期，在美國輿論中以「能夠把浣熊拷打到承認自己是兔子」而聞名，素來手段橫暴的洛杉磯警察局，曾經選拔了一隊鎮壓過罷工遊行、平息過黑人暴動的「精兵強將」，漂洋過海到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去實習考察，準備好好顯示一番美國牛仔的威風……結果才幹了短短兩個月，這幫自詡為精英的洛杉磯警察，就嚇得痛哭流涕地逃了回去。

——根據他們的描述，那年頭的上海灘簡直就是一個混亂無序的大戰場，不僅各大黑幫毒販之間三天兩頭地激烈火併，還有國共兩黨和日本特工們之間「准戰爭」級的對抗廝殺，什麼路邊炸彈、汽車炸彈、人肉炸彈都是小兒科，連迫擊炮都能在混戰之中被拖出來……幸好那時中國應該還沒有rpg火箭筒……

總之，在電影院里欣賞各種爆炸連天的犯罪槍戰片，固然感覺很刺激，但若是當真讓我們生活在那種港台黑道片的世界裡，天天在槍林彈雨、刀光劍影之中煎熬，絕大多數的普通人恐怕都是要精神崩潰的。

然而，即便如此，民國時代的舊上海十里洋場，也已經是當時全中國最適合老百姓生存的地方之一了，吸引得全國各地破產農民和逃亡潰兵趨之若鶩……由此可見，舊中國的社會秩序究竟悲哀到了什麼程度

以上為搬運自老老王《大穿越時代》
民國不是什麼好地方，基本上，所謂的「民國范兒」可以和大煙、梅毒、潰兵並稱民國四大特色。所謂的大家閨秀也不過苟活於亂世罷了。
民國很黑的，PO主醒醒！別去萌它！

話說好多大家閨秀的美好都是非同一階層的人書寫出來的，而出身豪門的張愛玲，曹雪芹筆下的大家閨秀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反覆抱怨是非常不優雅的行為這句話很喜歡

好吧，這一篇我說的不是名人，就是真正意義的大家閨秀。
我所認識的人稱得上民國大家閨秀的「大家」的只有三戶，一戶在北京，一戶在蘇州，一戶在湖南。
先說北京的，北京的那一戶家中有兒子兩個，閨女兩個。兒子要做什麼暫且不提，單說女兒，書香世家，女兒在民國是需要識字的，這一代從孝字輩，小時在家有教書先生帶著識字，需要練習一手好字，必須會繡花，女兒家不能隨意出門玩耍，姊妹兩，姐姐會彈唱，妹妹會鋼琴。據說家中四重門的四合院，不算權貴之家，書香世家算是了。大了趕上教會女校上的是女校，出門都是有馬車。女孩家不隨意拋頭露面，不過倒是可以聽得廣播。之後參加革命，被大老粗的老革命家看上了，遠嫁湖南，他是我奶奶。我奶奶從小教我繡花，希望我能會一門樂器，可以看書。最常說的是那時候的電影明星紅則紅，就如同戲子是下九流，讓人看不起的。而女孩兒拋頭露面更是不可以。至於以上有多少嚴謹的可考，我確實不知。
下一位是湖南益陽，地主家。最後的孩子們兄弟姐妹7人，具是長相伶俐標誌，最小的孩子說，以前家裡車馬旺，曾經也是有些積蓄的，文革時家裡還有一部分大銀元字畫，為了怕被抄都埋了，再找已經是找不到了。這是我媽。

第三位是蘇州，姐妹十人，最小是唯一的兒子，家中每個姊妹都是轎子進轎子出，出門不可以露鞋尖。平時基本上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最大的姐姐比最小的弟弟大了近20歲。家中最興旺時家丁百來人，穿衣都是一水的綢緞旗袍，量體而做。直到家道中落。這是我的發小家而他的父親就是最小的弟弟。至今回故居仍可以看到姑姑們出門一水旗袍，走路安靜卻不擺首搖姿。氣度更是不變的恬靜清冷。

這是我所知道的大家閨秀。總體來說低調，識字，識大體，穿衣都是不花哨" 很少拋頭露面

上面看到有一個人寫外婆，也想寫一下我的外婆，外婆也算不上什麼大家閨秀，只是當時作為工程師的女兒有機會進學校讀書的。這麼多年，無論是在怎麼樣的生活環境下，外婆都是很溫柔，不發脾氣，可以在80年代艱難的日子中做一份蘭花豆給小孫子們解饞，可以做一大鍋麵條與鄰居們共享。印象中小時候，只要到星期天，外婆煮一大鍋麵條在爐子上，也不關廚房的門，時不時會有人進來說：孫先生，盛一碗面啊。（外婆姓孫，住在農村的一所小學裡面，別的老師都是叫某某老師，但叫外婆都是孫先生，當時外婆已不任教。）

郭婉瑩最可貴的一點是，無論如何艱難，困苦，她都沒有丟掉自己的善良，尊嚴，雖然經歷了黑暗，卻沒有讓自己的心沉淪於黑暗中。這是最讓人敬重的。

是時候貼出這張民國老圖片了

某人的老婆，畫面太美了。

《紅色》的田丹

有人私我說田丹只是小家碧玉
好像確實

偽裝者裡面的大姐明鏡

大家閨秀，不只要家世富貴，德貌品行都能為世人稱道才算。說起民國大家閨秀，我首先想到的是林徽音，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才氣自是不說，與許志摩交往雖迷戀，仍能做到不迷失自己，最後選擇與梁思成在一起，夫妻甘於平淡，潛心做學文，為中國建築史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大家閨秀，僅僅從衣食住行來評判，難免落於表面。

現在手邊沒照片，在家裡。日後補上。

我的太姥姥，活了89歲，我小學時候去世。她的一生很傳奇，尤其是和我太姥爺的緣分。
家裡是上海的地主（應該不算大地主，但是也不小），幺女，八歲時雙親皆喪，是由哥哥嫂子帶大的。大學讀的衛校，畢業第二年就升了護士長。
幾個關於她的細節記得很清楚，日後有時間詳細說說。
1、嫁妝。太姥姥說過，她結婚時幾乎不用家裡給嫁妝。太姥姥的原話：【和婚紗配的高跟鞋就有7雙】。她那時候下班後經常去給人家裡打針注射，一次一塊大洋。
2、太姥姥結婚時已經30歲，那個年代可以想像。其實她和我太姥爺17歲時候就認識了，兩個人鴻雁傳書，後來被太姥姥的哥哥嫂子阻止，覺得太姥姥還太小，後來太姥姥也遇見了很多人，但都因為各種原因沒有成婚，就這樣到了快30歲，太姥姥都已經做好獨身一輩子的準備，誰知道此時有人向她介紹了太姥爺——17歲時候她的初戀，那是1947年。十年之別，八年抗戰後，男未婚女未嫁，他們還是在一起了。

本人從事建築設計，手上有幾個老洋房修復的案子。所以也搜集老照片作為reference。分享幾張90後看了照片都說願意約會的民國少女。
室內打高爾夫的女生。地點應該在康定附近

崇德女校，沒化妝，沒穿旗袍都挺樸素的。可校服至少比現在好看。江蘇路上有一家女校，不知道是不是這家。

這種在中山公園。後面的塑像民革的時候毀了。90年代又修復了一尊。

民國的婚照都有英文簽名

先放這麼多。

張愛玲算嗎？另外可以再看看她寫的小說里那些上海公館裡的女性的各種算計，也許讓你會對要問的問題有一個不一樣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