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你是1949年的民國知識分子，會選擇去台灣還是留在大陸？
在已大概知曉兩地發展軌跡的情況下。如題，近來多讀民國傳記，每讀到不曾了解的先人時，到49年總會莫名揪心，心底大多還是希望他們留下來守得雲開見日明，可是若是自己選擇當真不知會怎樣。
有人在這裡搞笑，以為每個「知識分子」是有選擇的權力的。看到了某個段子，說四五十年代，去美國只要一張船票就好了，什麼簽證嘛的都不需要。去台灣也是如此，好像很容易似的。
看了一個回答。
不是有句經典名言，懂老毛的去了台灣，懂老蔣的留在大陸，兩個都懂的去了美國
那個年代是什麼年代，傻子都知道美國好，想去，你去得了美國嗎？知道就算1946年上海到舊金山的船票要多少錢嗎？賣一個知識分子估計都是不夠的；到了1949年，怎麼也得賣掉一打知識分子才買得起去美國的船票，一家子才能成行。知識分子去美國，呵呵。
1949年，你就知道最後會去台灣？中央社那會自己的廣播，先廣州，再重慶、成都的，你要真聽了中央社廣播，最後呵呵的就是你了；去台灣呢，遲至1949年2月，私人赴台就被限制了。如果不是公務入台，隨便去台灣是有被遣返的風險的好不好？連國民黨幹部都不一定可以赴台成功，想要直接赴台並一定成功的放在今天，如果有個評級的話，醫院主治醫師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都不行，得是超·高級知識分子，有民國政府內部高官的背書的才有可能。去台灣最多的是什麼？公務員、軍人、商人。台灣那是你想去就能去的？
所以當年，有人很多人沒有去成台灣，於是去香港的，但是香港在1949年的時候大量人口湧入，結果就是港英當局，很快採取措施在1949年4月執行移民管制，限制人員進入。你至少要證明自己的身份，有能力養活自己，意思是有大把的現鈔（不是金圓券！）硬通貨或者有一技之長，才可能進入香港。看到時間差了吧，就兩個月！當年沒有高鐵，台灣去不了，改香港只要兩個月就夠？呵呵。
要回答題主這個問題，題主首先得明確什麼是知識分子。一兩個名人能左右逢源的，談談自己若是留大陸，抑或是去台灣也就罷了。多數人連選擇的權力都沒有，談何去留？
&>&>&>&>&>&>&>&>&>&>&>&>&>&>&>&>&>&>&>&>幾個更新&<&<&<&<&<&<&<&<&<&<&<&<&<&<&<&<&<&<&<&<
1. 有評論說我跑題的。當出現第一個評論時我還爭了一下，後面的我就沒有管了，這裡統一回復一下：我真的不覺得有什麼不對題的地方。我對於得到這樣的評論感到非常奇怪。實在覺得我答得不好的。知乎提供了一個功能，你可以去給我的回答點 Down，你的意見我知道了，不過我不認為有什麼問題。麻煩就不要浪費口水評論說我跑題了，謝謝。
2. 有人批評我態度惡劣的。這個我得承認，我態度是不怎麼樣，有」自我膨脹「的嫌疑。更加令人髮指的是：做為一個成年人，我竟然不去安心賺錢，而是在知乎上討論 1946 年去美國的船票這種沒有用的玩意！這是什麼罪過？
3. 如果有人看了我的回答，還要讓我回答是怎麼選擇的。我引用某人的話：你們呀，就想弄個大新聞！
如果一定要答，你得給個明確的人物。於是評論里提到專機待遇的。說實話，我唯一想起可以有這個待遇的只有胡適，而胡適顯然不可能的投共。我在評論里已經回復過了，這批精英看重的已經不是簡單的保命求富貴了。其中的有些人按目前一些人的說法是被誰」洗腦「的很徹底，某某虐他千百遍，他待某某如初戀。這類我就不說了。人要尊重別人的選擇。我個人還是覺得有信仰是件好事。
當然，當年乘機離開北平的名人中有很多，後來留在大陸的也有一些。近年來媒體討論比較多的是陳寅恪。他49年的足跡是從北平乘機到南京，再到上海，後至廣州，最後極可能是想去香港，但是留了下來。但是要注意的是他到廣州已經是49年1月份了。他當時是在嶺南大學找到了教職。你要知道廣州是在1949年10月14日解放的。白崇禧從10月到12月不到100天幾十萬人就玩完了。李宗仁、白崇禧兩位渡江戰役這段時間的想法是什麼現在有人有一些理論。
我們回過頭看一下胡適49年是怎麼跑的，人家先是去了美國，到了1958年才去台灣的！事實上不光是胡適，比如說李書華就先跑到法國，後來又去了美國；陳省身、吳大猷也是赴美的。陳先生跟胡適走的是很近的，都坐飛機離開北平了，但是最終沒有去美國或者香港，原因是什麼呢？你可以說是統一戰線的工作做的好，當事人肯定都是這麼說的。但是真的就是如此嗎？反正我們現在也證明不了了對吧？就是統一戰線工作做的好吧。
&>&>&>&>&>&>&>&>&>&>&>&>&>&>&>&>&>&>回到正經話題&<&<&<&<&<&<&<&<&<&<&<&<&<&<&<&<&<&<
回到正經話題，有人在評論區提到當時去美國的費用問題，是否有文獻支持。這個我只能這樣說，真要查實據的話，只能去調閱航運公司正式的紙質存檔才行：
http://www.oac.cdlib.org/institutions/San+Francisco+Maritime+National+Historical+Park
我不是做歷史研究的，而且對這個領域的興趣有限，所以我不會真的去找。但我對1946年的船票價格的估計(比較有自信)是 $180 (普通艙)。真有興趣的可以去找一下。另外說一下，當時坐豪華游輪環遊世界一圈的價格應該在 $2k 以下，而就算是在美國，1946 年一幢新房子的價錢也不是 5k 美元，當時的美元很值錢的。
關於香港的移民管制有人也有質疑。其實香港在緊急情況下實行管制在1949年之前就有過好幾次。到了1949年8月份時，已經開始執行人口登記條例。這也是質疑的評論中所稱身份證的來源。封鎖邊境應該是在1950年開始實施，這個是與廣東解放同步發生的事件。如果真的說這個不算的話，那麼就不算好了。因為直到回歸，偷渡成功的概率其實是很大的。對於有志於跑出去的人來說，這些確實不算什麼。但是我說的事實還是存在的。
http://www.legco.gov.hk/1949/h490120.pdf
&<&<&<&<&<&<&<&<&<&<&<&<&<&<&<&<&<&<&<&<&<&<&<完&>&>&>&>&>&>&>&>&>&>&>&>&>&>&>&>&>&>&>&>&>&>&>這不叫守得雲開見月明，所謂平反昭雪不叫月明。我們欠那一代知識分子、幾十年來橫死的農民一個真實的歷史。但欠到了這個地步，就要開始洗地了。農民的死是因為工業化必然需要，知識分子的死是因為他們脫離群眾，殊不知許多知識分子正是因為建言大躍進才成了右派，那不再重要了。人性如此，債多到還不起的時候，連美國小孩子都知道「殺光中國人不就好了」。軋傷人的司機往往選擇徹底把這個軋死來逃避罪責，血債欠多了，一個社會的選擇往往是斬草除根。那一代知識分子和農民的苦難冤屈，正在我們的歷史敘述中被斬草除根。
所以人們從中得到的最大的歷史教訓，便是傻子才相信國家，傻子才相信別人，便是對權力和利益的極度肯定。還不肯明白這個道理的人，慢慢被淘汰殆盡。
知識分子當中，有一部分投機分子，但更多是明知其艱難險阻，但單純為了國家科技工業的進步或民主法制的發展毅然留陸或回國的，這些人非常令人敬佩，這些人是晚清民國養士數十年的結晶，但國家對待他們的方式令人無話可說。這個結論可以同時應用於用獨輪車給他們推出天下的農民。
給我印象很深的一個故事是有個哈佛法學院的JD被紅衛兵打死之前還收到了哈佛法學院寄來的校友通訊，不過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存疑，那會郵政系統是否還在運作需要查實。
文革清洗掉了很多真正有良心有抱負的愛國知識分子，所以愛國兩個字在知識界才越來越像投機分子的工具。當今許多人還在為反右和文革洗地，包括很多知乎大v。他們認為有一部分倪雲林風格的知識分子所以反右文革就是正確的，至少是值得理解的，打死斗死、摧毀那麼多愛國志士就是可取的。他們還往往認為那時大部分知識分子和農民的利益是相反的。
我自己家老人以北大學生的優裕身份加入抗戰、革命，解放後勤懇為祖國教育人才數十年，工資最多的時候一個學期一千塊，衣服至今還是老三色，毛巾全是洞不扔掉，為了讓工農兵學會基本的數學知識他發明了很多方法，生動形象。但他加入革命是因為相信民主，相信人民，不是為了效忠於什麼人。他無論在生活方式上還是在意識形態上從來沒有脫離過人民。今天抹黑知識分子尤其民國知識分子的風氣甚囂塵上，似乎知識分子都是投機者，霸佔人民血汗的學閥，所以死了活該，它完全與我目睹的事實不符，而我所目睹的是真實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史料記載的個別倪雲林式的學閥。但由此我所知道的，不是「相信歷史會給出公正的評價」這種東西，而是文革後中國人心的虛偽。為了哪怕是內心不必痛苦不安這種微不足道的理由，我們現在的讀書人可以往前輩身上潑多少髒水。
統治者為了自己的利益人為製造那批知識分子和人民之間的鴻溝，搞的現在的年輕人普遍認為是黨從窮凶極惡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中拯救了人民。而最應當承擔反思銘記責任的今日的知識分子，唯恐不能撇清自己，往這反智火焰里添柴。每當看到知乎上有人拿個別的例子論證反右文革的合理性，我只會冷笑。
這場歷史爛戲，用楊小凱的話說，買了票，總要冷笑著看到終場。49後有能力逃離卻選擇留下或回國的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數，都是中國物質與精神上極其寶貴的財富，脊樑。他們如果為自己打算，根本沒人會留下、回來。而他們被侮辱、被踐踏、在反智洗文革地浪潮中被抹黑至今的歷史，充分印證了郁達夫的那句名言。
蒼蠅之惡，甚於虎豹。如果有人希望我們的國家能留住更多真正的愛國知識分子，請你們尊重歷史，正視淋漓的鮮血，正視抹黑民國知識分子和80年代部分知識分子的潮流背後的政治目的和人性醜惡，正視士風一日不如一日的真正原因。當你面對歷史選擇虛偽的洗地，知識分子將還你以拿著綠卡、科研經費養尊處優的自干五。看，我們都很愛國，天朝威武，雄霸世界，死者都是活該。
確實活該。
就我個人家裡的經歷而言，如果換做我在當時，我會選擇離開大陸。
我外公就是一位知識分子，嗯，他是學醫的。
留在了大陸，然後……那個特殊的時期，外婆和家裡的幾個子女，全部被丟到了農村裡去。
而外公，他雖然留在了城市裡，但是被當做反動分子關押起來的，被打成了右派，後來又被弄成牛鬼神蛇。
一個滿腹學識的老頭子，那些年的經歷就是，不批鬥的時候就丟到工地去干苦力活兒，去搬磚抬石頭！一個年邁的身體孱弱的老頭子，做最苦重的體力勞動。
唯一能休息的時候，就是被批鬥，被穿成牛鬼蛇神，然後丟到檯子上去挨吐沫和口水。
身體和心理的雙重摺磨，再加上因為他的身份，他的妻子和兒女都被扔到了農村去接受勞動改造。
老頭子一直活在深深的痛苦之中。
我媽和我說過兩件事情。
一件是，外公病重的時候，母親被特批回城裡探望過一次（全家老小隻允許一個人回來探望，我媽年紀最小身體最好，最後決定由母親回城裡照顧外公，雖然只特批了一個月的時間。）。外公躺在床上，伸出自己的手對我媽說：這手已經沒法再握手術刀了。
第二件是，外公寫過日記，裡面有一句話：我活得沒尊嚴，我連累了妻兒。
日記後來被燒了。
我不恨誰，那或許是特殊的時代特殊的環境。
但如果有機會重新選一次的話，我想外公一定會選擇離開大陸吧。-
先過河去香港，追隨張其昀在新亞書院授課，而後在暴動時期離開香港前往日漸安定的台灣。 70 年代時再去歐美， 80 年代以歸國華僑身份回到中國安老。
很多人說這種道路是最好最安穩的，但是新亞書院開始只是擠在一棟小樓的學堂，連教書先生的工資都開不出來，很多人都是憑著書生的一腔熱血堅持下去的。但是在合併到中大之後就徹底喪失了最初的理想。
-
說真的，我們後人看歷史，最要不得的就是開著上帝模式去苛責古人。人的命運，國家的命運，哪裡是那麼好預料的。你在四九年，是跟著一個喪失民心如同過街老鼠一般的專制獨裁政府去小島還是跟著一個舉著民主旗幟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擁護的革命政府一起開創祖國新未來？
更何況，且不說大部分知識分子有沒有這能力去台灣吧，很多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本身就是被國民黨打壓的左派和自由派，讓人家去台灣不是找死么。
最為噁心的，是裝著一副全知全能的樣子說那些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是什麼斯德哥爾摩患者，這種指責一不符合歷史，二不符合人性。
如果對那個時期的知識分子心態感興趣，可以看一下錢理群的《1948：天地玄黃》。
以下是曾經寫過的一篇書評：
總的來說，這本書是講1948年這個即將改朝換代的時刻中國的各個知識分子所經歷的一些轉折和鬥爭。跟《往事並不如煙》的怨念不同，《1948》在回顧過去時更多的體現的是一種歷史的無奈，而這種無奈的體現，在我看來，可能讓它比起《往事並不如煙》還更有禁的價值。
有一篇豆瓣上的題為《改成?「天地馬上變紅」?就對了》的簡短的評論是這麼說的：
「網
上看了幾眼，基本上就是重溫一遍當年那一坨紅色或半紅色的「知識分子」如何愚蠢的把自己賣身為奴的過程。也許有些材料還有點歷史價值，但是總體上是一本爛書，字裡行間流露出一股很下賤的調調：有抱怨，很哀怨，無反抗，無批判。一點批判精神都沒有，出個鳥書。......」
說來我就想起來《天地玄黃》這書裡面也有個段落，講的是郭沫若當時批判沈從文的《看虹錄》，連書名都記錯了，想來也應當是「看了幾眼」，就開始批了。
在我看來，這本書中的批判的分量是一點都不少的。很多時候，不是非要寫出戰鬥似的文字或仇恨謾罵的語言才是批判。很多人覺得批評這兒不好那兒不好再罵一通罵得有些文采就叫批判了，還自認為繼承了魯迅的衣缽，恐怕這並非五四精神或魯迅的本意，而是反右文革時的大批判的遺毒。
巧的很，其實這本書中一個重要批判的地方，就是當時文化界的「批判之風」。
我們可以在書中看到，當時已經要取得軍事政治上勝利的共產黨也想在文化界建立秩序，所以像胡風、沈從文、趙樹理等作家因為不能正確地反映新生政權的要求而或遭批判或遭曲解。
這些批判部分出於某種政治目的，所以表面上是文壇的派系爭吵，實際上一方只是為了批判而批判，出現郭沫若那樣連書名都記錯了就匆忙地開始批判這樣的事情也並不奇怪。
這種為了批判而批判的事，在1948年就開始了預演，在後來的幾十年里逐漸達到了高潮，並且到今天仍然尚未清算完。
其實我很疑惑的是，這樣的批判，在當時可以說是出於政治需要或意識形態，今天這樣的事兒層出不窮又究竟是為了什麼呢，只是因為罵人實在是一件很不需要費腦子而且還可以顯示自己高出別人一等的事情么。
如果說當時文壇的鬥爭只是因為有個共產黨的幕後黑手在暗中作祟的話，這種看法就實在是過於簡單粗暴了，而且完全是在推卸責任。
我們看到，當時的胡風其實正如他的批判者一樣，充滿著戰鬥的熱情，不光對批判者做著回擊，也去批判著像沈從文之類的不合他意的作家，而他的一些學生也各處發文批判甚至是謾罵對手。他是批判的受害者，同時也是批判的加害者。
我
們只能說，很多的批判，其實不全是出於所謂的政治目的，而是出於一種真正的熱情和理念。可是正如錢理群在書中寫的，弔詭的是，如今回頭看過去，批判雙方他
們的理念其實甚為統一，甚至比同道中人還要和諧，但是那些當事人直到幾十年後才發現這一點。求同存異終究沒有黨同伐異甚至是或分道揚鑣來得容易嗎。
我就想起來講資本論的老師說過：「越是高級的、技能複雜的人就越難聯合，流水線上的工人技能最簡單，他們彼此相通之處多，就最好聯合。而知識分子最難聯合了，他們總是覺得自己是比別人強的，即使這個地方沒他強肯定也有比他強的地方......」
也許，作祟的除了政治，還有傲慢與偏見吧。
看
《經濟學說史》的時候就發現自己的理論水平特別差，因為我常常搞不清楚，這個流派和那個流派之間到底在吵什麼。雙方的邏輯基礎明明是一樣的，可是卻要另立
門戶。我覺得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跟西方主流經濟學得出的大部分結論都是相同的，都對現實有解釋力，可是怎麼就互相看不順眼呢。
當然，在互相的批判中促進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把這種批判上升到意識形態就太可怕了。
以前自己很推崇魯迅，他的文章讀起來很有力，我也很喜歡批判和諷刺。而對於朱自清和沈從文，我看了語文課本上的那些篇目後就覺得有些酸腐無力，所以再也沒看過他們寫的東西。
而看了《1948》後，從中領略了一些他們當時的思想，卻發現這兩個本來不想再碰的作家的很多想法竟然很合我的心意。比如朱自清一方面是「愛平靜愛自由的個
人主義者」，一方面卻也為代表集權的標語口號辯護，認為它們「真誠地表現著一種集體意志」，「我們這些知識分子現在雖然還未必能夠完全接受標語口號這種辦法，但是標語口號有它存在的理由，我們是該去求了解的。」
願意跳出自己的身份，並去理解異己者的處境，這種態度讓我非常的欽佩。
我
一直在想，批判最終是要服務於現實的，是希望現實能有所改觀的。可是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再怎麼批，一些現實依舊不為所動，即便在我們看來已經千瘡百孔搖
搖欲墜的東西卻依然頑固地生存著。那麼是不是我們的批判，光著眼於事物的缺陷是不夠的。一個能觸及深處的批判，也許恰恰是因為理解。任何事物都有缺陷，找
到缺陷不是件太難的事，難的是我們要理解一件有缺陷的事物它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存在即合理。我想這句話是沒有錯的。如果我們想讓一件事物退出歷史舞台，那
么就先要理解它的合理性在哪裡，想辦法消除其合理性之後，自然它也就不存在了。
最近也許是隨著兩岸的交流比較多了，感覺大家突然懷念起民國了，覺得民國的自由民主比之後的集權和饑荒要好。我的一個老師上課的時候總愛念叨：「老蔣當年離開大陸帶走了多少人才......」讓我面前總是出現一幅這樣的場景：知識分子們全都跑去了台灣，只有郭沫若寂寞地陪在共產黨旁邊......
但是正如《1948》裡面所描述的，儘管在之後的歲月裡面帶來了眾多的苦難，但政權的更替並不是一方耍了什麼陰謀詭計，也不是人民群眾腦子進水了，而是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選擇。
書中每章開頭都會引葉聖陶當時的日記，從這種日記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整個民國政權的崩潰和混亂，就連葉聖陶自己都感嘆，自己這樣富裕一些的人都過成這樣，想買個米連黑市都沒辦法，平頭百姓的日子可怎麼過呢。
與之對照的，共產黨的部隊秋毫無犯，帶來秩序和溫飽，自然給人民甚至最有疑慮的知識分子也帶來一絲希望。
而文化界，國民黨的抓捕也毫不放鬆。儲安平說了一句，「我們現在爭自由，還只是多和少的問題，等到共產黨政權，就是有和無的問題了。」傻子都知道這話說的什麼意思，結果倒好，國民黨因為這話把他給抓了，這不就是把人給逼到共產黨那邊么。
相對應的，解放軍圍北平的時候，保護各高校，保證知識分子的自由，又使其贏得了師生的好感。
到頭來，有的人因為共產黨給的希望，而熱情地留下來準備參與新時代的建設，有的人儘管心存懷疑，然而感到時代終將變遷，國民黨已是沉舟不可跟隨，終究也留在了家鄉。
即便是在文化界的戰場，共產黨也是勝利者。
而這一切，理由也十分充分。
這種政權更迭的合理性，就是現在想要打破也很難。
我就想起來，當年搞革命的時候，毛澤東等人可以很驕傲地說自己能救中國。現在呢，誰敢說這種話呢。又有誰能像當年那樣，讓人們有真正的實惠，給人們帶來哪怕一點真實的合理的希望。
也許正是寫出了這種合理性，才讓有些人覺得這書寫的是知識分子愚蠢地「賣身為奴」的過程。
想來，如果要以今天的視角看古人，那便大都是蠢人了，但是苛求古人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歷史從來就沒有給他們第二條道路。
說來，我覺得除了批判，這本書寫的（即便作者可能並無此意）還有悲劇。
從胡風熱情地跟隨毛主席卻反而因為這種不合時宜的熱情而遭批判的悲劇開始，到眾多的知識分子因為建設新政權新社會的熱情反而被新政權新社會所拋棄的悲劇終結。這中間，沒有人會預料到事情竟是這樣的死結。沒有人做錯，一切都是合理的，而他們，也要被合理的所犧牲掉。
正如朱自清和沈從文感到的，過去的時代將逝去，新的時代將來臨，過去的已是沉舟，無可跟隨，未來又斷然是不適合這樣的知識分子的，最後也只能是留在夾縫中，無路可走，
留在大陸的部分高級知識分子的遭遇（歡迎補充）:
陳夢家：1911年生，浙江上虞縣人。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16歲開始寫詩，師從徐志摩、聞一多，1931年出版《夢家詩集》，為新月派重要成員之一。解放後先後在清華大學、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學術委員，《考古通訊》副總編，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豐，頗多創見。1966年9月3日自縊身亡。
傅雷：1908年生，著名翻譯家。學貫中西，文學、美術、音樂、外語「四位一體」，著作等身。1958年因向黨提意見被劃為「右派」。1968年8月30日，造反派上門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與妻子朱梅馥被揪到大門口站在長凳上戴上高帽子批鬥，受盡人格凌辱。9月3日夫婦雙雙自縊身亡。
翦伯贊：1899年生，湖南桃源人。維吾爾族。著名歷史學家。有《中國史綱》等十八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後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學報》主編等職。文革中被反覆批鬥逼供、要他寫材料誣陷劉少奇，於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雙雙服藥自殺。
老 舍：生於1899年。北京人，滿族。著名小說家，劇作家。抗戰期間曾主持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工作。解放後歷任全國文聯副主席、作協副主席、北京市文聯主席等職。代表作有長篇小說《駱駝祥子》、話劇《茶館》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殺。
李 達：1890年月生，湖南永州人。著名理論家，中共的主要創建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中共一大、二大代表。大革命失敗後堅持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建國後，長期擔任武漢大學校長和中國哲學學會會長。文革中遭批鬥迫害，1966年8月24日自殺身亡。
吳晗：1909年生，浙江義烏縣人。歷史學家、明史專家。清華大學史學系畢業。28歲時即被雲南大學聘為教授。解放後，曾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後又任北京市副市長。1959年起為響應發揚海瑞精神的號召，寫了《論海瑞》、《海瑞罵皇帝》和京劇《海瑞罷官》等。」文革」中被誣「反黨」，受到殘酷迫害，於1969年10月11日自殺身亡。
熊十力：1885年生，湖北黃岡人，著名哲學家，國學大師。少年時遊學四方，獨具才思。以後參加反清革命團體，投身武昌起義和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失敗後潛心學術研究，1922年起長期在北京大學任教授，也曾短期在武昌大學、浙江大學等校講學。1949年作為特邀代表參加首屆政協會議，以後又選為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生平著作等身，後彙編為《熊十力全集》，共十大冊。他對「文革」毀滅文化的行徑極為憤慨，公開反對，1968年5月24日絕食身亡(一說為心力衰竭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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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似乎怎麼列也列不完，當然就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可曾有幾個沒有遭到迫害屈辱？可曾有幾個在改革開放前還可以繼續從事自己的研究工作？或者說上所列舉的均是文科類知識分子，那麼理工科知識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那些與社會成員生命健康的醫生的命運又如何呢？
這裡有一個更詳細的名單:
http://www.360doc.cn/article/6750892_159669894.html
http://tieba.baidu.com/f?kz=3130555128mo_device=1ssid=0from=2001auid=0pu=usm@0,sz@1320_1003,ta@iphone_2_4.3_1_10.5bd_page_type=1baiduid=7AC9B469AD97911746317B75924C93DDtj=www_normal_2_0_10_title?pn=0
當然我不否認台灣也有過白色恐怖，一部分知識分子特別是自由主義者也遭遇過一定程度的迫害，但數量恐怕還不到大陸的萬分之一，其中又有幾人是被迫害至死？
那麼，假如再給這些知識分子一次機會，他們會去哪裡？
別人租客其實開始也在猶豫，可是新房東剛買了房子，又說要打掃衛生，又說改善伙食，又說減租金，房子也確實比老房東的新房大得一比，別個就留下來了唄。不想到沒幾天，牆一圍門一堵窗戶一關，新房東關門放狗成打劫的了。。。
能不能選擇是一回事
選擇去哪又是另外一回事。第一名的說了句老實話，但是我要說，還有相當一部分大知識分子選擇留在大陸了，對不對？
現在在台灣還是大陸哪就另說了，兩岸情況都比當年強了很多，但是如果在你能選擇的前提下你選擇留在大陸，基本上就是
黑人贊同奴隸制
婦女皈依伊斯蘭
猶太人參加了納粹黨
我覺得和這個沒什麼鳥區別，至於有沒有選擇權，其他人我不知道，像趙九章，姚桐斌這種兩彈一星的元勛級別的人物會沒有選擇餘地嗎？趙九章是柏林大學的博士，姚桐斌是伯明翰大學的博士，他們去哪不行？別說去哪，他們根本都不該回國，結果兩個都慘死在文革。
文革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黑暗的時代
知乎想刪就刪，反正我不會改動一個字。轉自《西南聯大行思錄》
當年蔣介石撤離大陸，專程去接張伯苓。而同時，正在節節推進的中共方面，出身南開中學的周恩來也帶來了口信：請校長不要走，新中國需要教育。張伯苓當時對蔣政權的腐敗失望，對南開大學難以割捨，於是選擇留下。可是因為當年與蔣介石的關係，張伯苓很快受到冷遇。在一次南開校慶的前夕，張忽然被禁止參加校慶大典。強烈的刺激令這位嘗盡艱辛的民間教育家難以接受，很快他就離開人世。張伯苓抱屈去世次日，報上載出「周恩來視察南開」的消息，其實周是去悼念他的校長的。
他留下了校長，卻沒保護好校長！
這個不需要回答，其實大部分的民國知識分子階層吧，既沒有留在大陸，也沒選擇台灣。
大家用腳投票~紛紛去了美利堅~一些人覺得知識分子去台灣要坐牢，留大陸要殺頭。
我覺得持這種觀點的人很可能有意無意的忽略了這一點：能活到去台灣坐牢的，都是自四一二事變以來，被老蔣在大陸殺了22年，殺剩下的......我想了想胡適、傅斯年、梅貽琦、英千里、毛子水。
又想了想陳寅恪、吳宓、豐子愷、葉企孫、董鐵寶、劉盼遂、傅作恭。還用問？
我親爺爺是國民黨教育部的，教俄語。
當年因為奶奶要照顧太奶奶，爺爺也留下來陪。
最後在九眼橋工地，被人氣得腦血栓。
死的時候聽我爸說，是一輛運磚的車蓋著草席運回來的。
我只是講述一個事實，沒有其他的意思。
自己想。
級別太低的沒條件跑的就不說了，但是高級知識分子，很多都是還有機會的。應當說老蔣還是比較重視知識分子，當時專門組織了教授級別的知識分子遷台（包括一些副教授）。但是誰也沒前後眼，當時沒算到後來的人應當說是大多數，說幾個我認識的人的例子，大致有幾種情況。
1.覺得港台條件不好
我有個同事的外公解放前就是高級工程師（橋樑方面），他是只關心專業，不懂政治的，家裡條件也很好。當時他們家是跑到香港又跑回來的，為嘛跑回來，因為他們家老大有白血病，當時中國範圍（包括香港台灣）治白血病最好的醫生和醫院都在上海，他們在香港盤桓了幾個月，最後為了小孩還是回到大陸，當然最後小孩還是沒保住，人也沒機會再走了（我覺得這個可以理解，很多父母為子女哪怕一線希望都不會放棄）。我還聽過八卦有人跑到台灣覺得台灣條件太差，地方破，不如上海（魔都當年遠東第一大城市名頭不是白來的），又回來的。
2.對新政權有期望
我還認識一個老副教授，解放前中研院副研究員（結果因為各種運動解放後一直到退休還是副高，呵呵），我記得有次他曾經給大家說為嘛不跑台灣（當時中研院副研究員也不多，他這個級別是有機會的），主要是他認為蔣介石已經是壞透了，共產黨是來解放大家的。我看新聞上葛劍雄也說他老闆譚其驤也是類似觀點。
3.本來就是共產黨的
我還知道一個老頭（我爺爺的同事）當時是同濟大學的大學生，他有一個關係非常好的大學老師（具體職稱不知）在共產黨快來的時候突然找他們幾個談話，勸他們加入地下黨外圍組織，他們這才知道自己親愛的老師居然是共產黨。。。。。他們因為和老師關係很親近，又敬仰老師，就紛紛表態要加入，其實加入以後也沒做啥。然後不到一個月解放軍就來了，他們這些人後來因此都撈到了離休身份（解放前參加革命）。
我有次問一個搞建築史的哥們，我說別的行業（比如說數學物理這些），留下來的和跑掉的都各有人等，但是建築界的牛人幾乎都留下了（民國四大師，梁思成，劉敦楨，楊廷寶，童寯全部留下），怎麼這麼心齊。對方回答說台灣市場太小，搞設計沒前途，搞研究沒對象，香港華人建築師又沒市場，比如說劉泰福，民國時期名氣很大，跑到香港就不行了。。。。我覺得這老兄說的還是很有道理，尤其是搞工程的，想要做事業，還得依託於大陸這種強大的政權和幅員遼闊的地區。
胡適：自由對蔣來說是多和少的問題，對毛來說是有和無的問題。
陳寅恪，解放前夕，他到廣州，拒絕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台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併於中山大學，遂移教於中山大學。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使他最傷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離開人世；11月21日，夫人唐篔辭世。
記得電影《霸王別姬》里有這樣的橋段。
老爺子說：只要是個人就要看戲。
英達說：人哪朝都是爺。
總而言之，大家都有一種想法：這不過是另一次改朝換代。
而作為知識分子，許多人也天真得像程蝶衣在討論會上的表現一樣。認為不過是另一次改朝換代。
我的老爺爺當時想參軍，是正牌軍，也就是當時的國民黨。沒有跟隨去台灣，留下來，後面我家的日子就是，爺爺被打成右派，逢年過節，喇叭里都會廣播，四類分子，掃街去。爺爺就要去掃街。這是爸爸跟我講的。我的爺爺，當時會雙手寫梅花篆子。。。。我的老爺爺，熟讀詩書，參軍，想為祖國出力，想不懂的是，為什麼到最後，都是為了國家去戰鬥，卻有如此大的差別。爸爸說，還是要感謝鄧小平，不然他連高考的機會都沒有。。。
好久沒看這個回答，既然大家還在評論，那就接著講講。
當時我家是地主，太爺爺去當兵，國民黨，最後，在國民黨失敗的時候準備撤離台灣。當時，保定等地方都被共產黨佔領了，當時他們撤離的路線是準備去塘沽，從塘沽坐船撤離。在去塘沽的路上，得知，塘沽被佔領了。。。。就沒有走成。說白了，很多國民黨是沒有機會去台灣的，或者說沒有機會選擇的。後來，某黨上位成功，開始著名的打土豪分田地，媽蛋，那都是我家的地，分給別人，都是我家積累的財富，分給別人，我只能說，我聽說我家祖輩高樓平地起，也聽說樓倒眾嘆息。這裡並不是評論某黨的執政理念，但我想說的是，對我家的傷害不僅僅是一代人的沒落。
沒有理由特別關心知識分子。
一般民國遺民並沒有機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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