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巢、張獻忠等人對百姓大肆屠殺，為什麼還會有人忠於他們？
「各有各的目的」，之前的回答說的很好。這裡就黃巢或李自成之事迹，說一些令我感懷的景況。
李自成攻入北京以後，曾經這樣問他的部將：
何不助孤做好皇帝？
他希望約束他的部曲，秋毫無犯，市不改肆，他將贏得千古美名。他的部將卻直接回答：
皇帝之權歸汝，拷略之威歸我，無煩言也。
他們很直接——「你別煩了，皇帝愛做你做，東西我們是要搶的，人我們也要殺。」 這則史料告訴我們，當一夥暴徒進入了一座繁華的城鎮，他們期待著什麼，他們要什麼。我們並不必指責這些人。我們生活在一個秩序的世界裡，路上的人很美，我們不去碰，店裡的東西很好，我們不去拿，是因為良知，也是因為法律與懲罰就在那裡——我們對之已然有某種理解。但當大規模暴亂或戰鬥發生之後，情勢變了。對於起兵反叛，或投入戰場的人們來說，自己已經豁出去了，命也已經不要了——所有的法度、秩序都不再適用了，「我要我想要的，其他我不管」。
對於這些「殺紅眼」了的人們來講，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約束他們，搶掠、殺人，從心所欲。自己的生命早就不要了，社會的規範那算什麼。這樣的部眾是很難約束的。很少有統帥可以控制住他們。李自成不行，黃巢也不行。
我們換一個例子。趙匡胤陳橋兵變的時候，他要先和大家說好：
太祖攬轡謂諸將曰：「我有號令，爾能從乎？」皆下馬曰：「唯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輩不得驚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庫、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賞，違即孥戮汝。」
他知道，他的大軍一旦進城，就有可能失去控制——如此多的武人，看到如此多的財貨美人擺在面前，盡在自己的掌握。會發生什麼，這很難說。趙匡胤預見到了這點，他要和大家說好。然而，如果我們只覺得趙匡胤於百姓有一種同情，我們就太幼稚了。這個過程中，趙匡胤其實在考驗自己的屬下：「你們到底是服從我？還是要以我的名義搶掠財貨美人？」 如果是後者，他知道自己只是眾人慾望裹挾下的一個棋子；如果是前者，他知道，他的權威已然建立，可以追求天下霸業了。
約束部曲真的很難。另一個例子也許更有說明裡。趙匡胤讓曹彬去征江南，臨行：
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
趙匡胤要曹彬做到，進城之後，秋毫無犯——李自成希望自己的部將做到的事情。太祖說完，當時在場的副將們都很害怕——「潘美等皆失色」「（李）漢瓊等皆股慄畏懾」。他們為什麼要害怕呢？僅僅是史家的修辭，還是說他們已經有了一些自己的算盤？我們不知道。按理說，曹彬有恃無恐，可以約束自己的部隊了。但事實不是這樣的：
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 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
曹彬玩了一個心眼。他說自己病了。對於眼巴巴地盼著入城的諸將來說，這就是在說：這城我不打了。「什麼？不打了？那我們的好處呢？」 武人們會說。就在這時候，曹彬要求這些人與他「焚香為誓」，答應他入城以後絕不亂來。武人們同意了。曹彬知道，一旦殺紅了眼，太祖的尚方寶劍都擋不住這些將規範拋諸腦後的武人。需要與他們有別一種約束，一種更加切近也更容易體會到的約束：我們在神像前，再做一次約定——彼時的許多武人，信佛。
現在，我們回到題主的問題，這問題很好。其實我們可以這樣問：眾人是如何被組織、約束起來的？
似乎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權威的建立——它可以以很多方式建立起來，我們按下不表；一種則是集體的慾望、甚至無意識的慾望。黃巢、李自成，乃至洪秀全的軍隊屬於後一種，黃巢李自成洪秀全只是這種慾望裹挾下的符號化的領袖。在這些慾望與衝動面前，他們就只是微不足道的個人。因之，只有當他們的部曲不斷的殺人的時候，他們身邊才會聚集起更多的部曲，才會有人，表面上忠於他們。
更進一步說，諸如某某階級的局限性、某某人目光短淺之類的說法，其實毫無意義。「得民心者得天下」，也是一種說辭。得天下的人並不是因為他們愛百姓，而是他們能用權威將暴力組織起來，指向自己所指的地方而不是任由其泛濫。換而言之，如何在烏合之眾中建立個人的威權，這是一個更好的問題。
我想起我朝太祖。我的祖父和我說，他隨軍攻入濟南的時候，滿街都是屍體。解放軍就住在街上，在屍體間吃飯睡覺，一天又一天。屍體來不及清走，每天散發著惡臭，他他們依然在這裡駐紮。沒有一個人搬到民房裡去住，即使那民房已經空了。間或還有金條、首飾，沒有人在意，也沒有人有心去清點——直到他負責的團隊，開始統計城裡剩餘的物資，大家才開始上繳。
我小的時候覺得，這真是仁義之師啊，我為之深深的觸動——現在依然如此。但現在，我還意識到了一點：這支軍隊中已然建立的權威實在太可怕了，它可以壓制住人群中最原始最可怕的慾望與衝動，這樣的權威也用來做許多其他的事情。
我朝太祖啊，他的國史，真是讀進去了。
製造大屠殺的「領袖和君主」主要包括兩種類型的人。
一種是領袖，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取得過階段性成果，建立了短期的政權，但馬上被迅速消滅。我把他們製造的「大屠殺」歸類於：起義過程中，為了戰役或者戰鬥的階段性勝利，或創立短期政權之後，由於失當的政策，而進行的大屠殺。
代表人物是黃巢、張獻忠、李自成。
另一種是君主，我稱為：在他領導下，能在他所處的時代或因他的基礎而建立相對穩定政權的。我把他們製造的「大屠殺」歸類於：政權建立後，為了樹立權威、維穩等政策，或因自己心態畸形，而進行的大屠殺。
代表人物是朱元璋、朱棣。
對於第一類人。原因1）同是殺人狂魔，沒必要反。
首先，中國歷史上，歷朝的農民起義軍，所過之處，秋毫無犯的並不多見，大多數的結果是燒殺擄掠，玉石俱焚。農民起義軍，從不諱言自己的暴力和殘酷。張獻忠部隊一向的宣傳口號就是：「歸誠則草木不動，抗拒即老幼不留。」
即使是軍紀嚴明著稱的李自成部隊，在進攻北京的途中，也發布了如下的恐怖命令
義軍兵臨城下，不許抵抗。起義軍放第一聲炮，城中掌印官要出城迎降；放第二聲炮，城中紳士要出城投降；放第三聲炮，全城百姓要跪在街邊，迎接起義軍入城。如果略有抵抗，則破城之後，必大舉屠殺，「寸草不留」。
在史書中，並不乏李自成屠城的記載，在《水滸傳》中，即使是施耐庵筆下，那些用理想的筆墨塑造出來的好漢們，也視「洗盪」村莊為常事。宋江攻下有「一二萬人家」的祝家莊後，立刻與吳用商議道，要把這祝家莊村坊洗盪了。只因石秀說，祝家莊里有一個老人，曾經給梁山好漢們指路，
「不可屈壞了這等好人」。
宋江這才大發善心，喚來老人，對他說
「不是你這個老人面上有恩，就把你這個村坊盡數洗盪了，不留一家。因為你一家為善，以此饒了你這一境村坊人民。」
農民起義軍拿起刀槍前，手裡握的是鋤頭。他們文化素質低下，聚集在起義的大旗下，絕大多數情況下並不是為了什麼「綱領」，而僅僅是因為飢餓。很難想像，僅僅因為握住了武器，他們就會從「愚昧狹隘」的中國農民瞬間化蛹為蝶成「革命戰士」。不僅張獻忠如此，他率領部隊的成員都如此。
張獻忠、黃巢，他們只是殺人狂魔隊伍中的究極殺人狂魔而已。
可以想像，起義之初，兩軍交接，多數是這些業餘的農民起義軍戰士一敗塗地，但這些猶斗的困獸在臨死關頭暴發出驚人的能量、捨命反擊的時候，他們就徹底扭轉了自己態勢，也扭曲了自己的靈魂。
這些淳樸善良逆來順受的農民突然變成了另一種人們所不了解的種群。他們的生活在此之後，完全靠暴力來維持，搶財寶搶糧食也搶衣服搶女人，搶完之後還要放一把火，稱為「放亮兒」。暴力使他們獲得了權力。
中國封建專制統治下，農民們遭遇了太多的暴政、貪婪和不公，因為缺乏正常的舒張渠道，他們應對生活中一切不公的唯一態度就是忍耐。然而，極端能忍耐與極端的非理性暴力，正是一個扭曲人格的相輔相成的兩面。在起義之後，約束他們的所有的繩子都戛然而斷，被壓制在人性最深層的險惡、野蠻以及報復慾望傾巢而出，這個世界上最馴良的人種就變成了最兇惡的一群。
原因2）為了暴力而暴力，不覺得殺人殘忍，反以為樂。
崇禎八年，李自成與張獻忠合兵攻取了朱元璋的老家鳳陽。農民軍焚毀了鳳陽雄偉高大的宮殿，燒掉了明皇陵三十萬株參天巨松，大火燃燒數日，
「光燭百里」，
「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注嬰兒於槊，焚公私廬舍二萬二千六百五十餘間」。
殺了數萬的士兵不算，毫無抵抗能力的婦女，嬰兒，盡數被殺。從鳳陽撤走後，他們又奔向安徽六合。
「是日圍六合……裸婦數千，詈於城下，愧沮者磔之。」
抓來幾千名婦女，命令她們脫光衣服，向城上叫罵，激城內守兵出戰。誰不大聲罵，就把誰碎屍。
除此之外，他們還
「聚小兒百十，環木焚之，聽其哀號為笑樂」。
同年十二月，農民軍攻陷安徽霍山。
「是時殺戮慘毒：有縛人夫與父，淫其妻女，然後殺之者。有驅人父，淫其女，而後殺之者。有裸孕婦共卜其腹中男女，剖驗以為戲者。有以大鍋沸油，擲嬰兒於內，觀其跳號以為樂者。有縛人於地，刳其腹實以米豆飼群羊，取人血和米煮粥以飼驢馬。所掠子女百千，臨行不能多帶，盡殺而去，暴酷亘古未有。」
強迫父親強姦女兒，解剖孕婦驗證嬰兒的性別，這些場面向前可追溯到商紂或者古羅馬時期，以後在清軍入關以及日本侵華時也屢屢再現。起義軍們被飢餓驅使，被官府所追逐，如果起義領袖的素質不高，不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精神動員和紀律約束，那麼他們很容易放棄倫理規範，把自己交給本能，按「亂民」「賊寇」「強盜」的活法來活。
偏偏張獻忠和黃巢這樣的領袖，就是那樣沒素質而崇尚暴力的人，暴力確實能給人帶來快感，這種快感還很容易上癮。軍事生涯是艱苦、緊張、枯燥的，折磨俘虜，放縱暴力甚至是許多軍隊里唯一的娛樂。
《日本隨軍記者見聞錄》記載，日本軍人在華燒房子燒上了癮：「有的士兵就這麼說：『隊長，我不見火災就睡不著，今晚上也讓我燒它兩三幢吧！』」戰場往往使人喪失人性。
在明末諸起義軍中，張獻忠部對這種「娛樂」最為熱衷。
原因3）底層社會文化的人道精神缺失。
在封建專制下，法律雖然殘暴，但對人命還保持著形式上的尊重。
比如，每年帝國所判的死刑，都要呈報給皇帝，由皇帝親自校核審批，才能行刑。然而，在底層思維中，人命卻是不值錢的東西。不但他人的生命不值得尊重，自己的生命似乎也不太值得珍惜。「頭掉了，碗大個疤」，「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他人的性命，在張獻忠等人眼裡，只分有用和無用兩種。
年輕身壯的，可以為自己衝鋒陷陣或者當挑工、「人夫」，所以是有用的，可以留下。年老體弱的，對自己無用，所以一律殺掉。
《水滸傳》第五十三回，李逵和戴宗在店裡吃飯，李逵不小心把一個老人的麵條打翻，老人揪住他說理，李逵伸手就打，幸好被戴宗勸住，否則，說不定會鬧出人命。
第六十七回，李逵路經一店，吃了飯不給錢，被店主揪住，李逵索性將他一斧砍了。
這些行徑，在街頭巷尾的聽書人那裡，引來的只是輕輕一笑，似乎他們喜歡的英雄像頑皮的孩子失手打了個碗碟，顯得這個孩子活潑可愛。
甚至《水滸轉》第四十回這些血腥場景，也是被說書人當成「豪傑行徑」繪聲繪色地說，被數百年間的底層聽眾當成英雄人物的英雄壯舉，李逵為救宋江，在江州劫法場時，
「只見他第一個出力，殺人最多」。
本來已經救出宋江，無須再使用暴力，可是李逵卻殺性大起，
「當下去十字街口，不問官軍百姓，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推倒傾翻的，不計其數」。
後來，晁蓋阻止李逵別濫殺百姓，可是
那漢哪裡來聽叫喚，一斧一個，排頭兒砍將去。
平心而論，此時的李逵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變態嗜血的狂魔，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渣敗類。然而，同時他卻是幾百年間民眾喜歡和崇拜的對象。僅此一例，你可以看出底層的人道精神，對生命的尊重意識，淡漠到了何等程度。
由此，也多少會明白那些農民武裝，為什麼留下了那麼多血腥和殘忍的記錄。
原因4）集權體制的威力。
張獻忠這樣的殺人狂魔也許是瘋了，問題是：為什麼他的數萬部下依然對這個瘋子俯首帖耳，一絲不苟地執行這個瘋子的任何瘋狂指令？
這就是東方社會集權體制的威力。這個體制的特點就是，沒有對最高權力的制約機制，因而會把一個人的英明放大為全體的勝利，把一個人的瘋狂放大為全體的罪惡。
在張獻忠之前，有朱元璋出於一己之私，大肆屠殺功臣，而幾乎所有功臣都老老實實地引頸受戮。張獻忠部那些手持刀刃，整日像切瓜砍菜一樣砍殺無辜居民的普通士兵，他們執行這些任務時，內心究竟是什麼心理狀態呢？
參加屠殺的日軍的採訪，也許有助於我們理解幾百年前的張軍：
因為經常在戰場上置身於大批的屍體和血腥中，神經都處於麻木狀態了。還不能不承認，每當看見那些大批倒下的日軍戰死者，就會引起一種一心想對敵報復的復仇心，就會閃出嗜虐心理。
那時我們駐下關。我們用鐵絲網上的鐵絲把抓到的俘虜每十人捆成一捆，推入井中，然後澆上油燒死。有種殺法叫「勒草包」，殺時有種像殺豬一樣的感覺。干著這些，對殺人就會變得無動於衷。因為這對我們來說，太司空見慣了……再者因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了。
那些農民出身的張軍，當然明白他們所殺的人完全無辜。他們不是在報復心的驅使下舉刀的，所以殺人時，他們內心所有的，只是麻木，司空見慣，「因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了」。中國農民存在於世上的全部任務是做提供剩餘產品的「順民」。
如魯迅所說，
歷朝統治者只恨沒有如細腰蜂一樣的毒針，否則，他們絕不憚於把農民們變成沒有大腦只會勞動的青蟲。
長久被自然、宗族、政權和意識形態捆縛，農民們失去了自我意識。農民的獨立人格、自由個性、主體意識都處於沉睡狀態，他們即使團結起來，也只能成為別人的工具。
後來，張獻忠清除四川籍軍人，而張軍的余部在聽到命令後，把刀鋒對準他們自己朝夕相處的戰友時，也一樣不折不扣。這些因為天翻地覆而從任人宰割的羊一變而成為兇惡無比的狼的農民，骨子裡還是充滿著「順從權威，避免思考，永遠隨大流」的羊性。即使在張獻忠辭世，他的繼承人改弦易轍，不再濫殺無辜之後，他們依然奉張獻忠為故主，一口一個「老萬歲」。
第二類人，君主類。
首先，必須明確一點在封建專制統治下，皇帝所做的種種措施，歸結起來只有一個簡單的目的，那就是：讓廣大人民知道，效忠於皇帝，必然得到好處。
這是一條絕對不能動搖的原則，它關係到君主統治的穩定性。
皇帝利用一切手段，製造的所有溫情或殘忍的劇本，傳達的關鍵信息只有一點，那就是
「只要站在我這一邊，必然前途光明」。皇帝判斷一個人的標準不在於道德素質，而在於立場。
明成祖朱棣在篡位成功之後，採取了黃金與鍘刀雙管齊下的維穩政策。
首先他賞賜起功臣來，手筆之大，令人瞠目。那些原本是燕王府中的親兵首領，地位卑微的小軍官們，一躍成了帝國的新貴，封公封侯，躥升到貴族階層中的頂層。原來的護衛千戶朱能封為成國公，小小的指揮僉事張玉被追封為榮國公，兩人俱「三世贈王：。
對於那些投降他的建文帝的遺臣，他也表現出極為寬宏的氣度，一律既往不咎。為了安撫降臣，他命令把建文帝宮中收藏的千餘封奏章一把火燒掉，以表示絕不追究他們反對自己的責任。
而對那些堅決反對他的人，他則比野獸還要兇殘。
黃子澄是削藩的始作俑者，是朱棣起兵時宣稱要消滅的第一個「奸臣」。朱棣篡位成功後，命人砍掉他的雙手，黃子澄仍不屈服，遂又命斬去雙腳，接著把黃子澄砍成肉泥。黃氏一家六十五人不分老小，一律斬首，三百八十名親戚全部發配邊疆。
曾在山東抵抗朱棣使其不能南下一步的鐵鉉，被送到朱棣面前時，反背坐於廷上，謾罵不止。朱棣命人將鐵鉉耳朵、鼻子割下來，「碎分其體」。
建文帝的禮部尚書陳迪在朱棣面前與之辯論君臣大義，罵不絕口。朱棣命人把陳迪的幾個兒子都抓來，並且割下他兒子的耳朵、鼻子，讓他吃，並問味道如何。陳迪答道：「
忠臣孝子的肉，香美無比。」
父子六人，同被凌遲。
原因1）極致的殘酷削減了抵抗力。
朱棣，包括他爹朱元璋，乃至歷代曾製造的駭人聽聞屠殺慘案的君主們，並非完全是盛怒之下喪失理智才下的昏命令。
就像流氓們殘害他人並非僅僅是為了取樂，流氓們行兇，往往是炫示自己有加害於人的能力，從而獲得別人的懼怕。
在能夠利用道德面具的時候，君主們從不會露出他的犬齒。然而，在雄辯和謊言遮擋不住的部位，便只剩了暴力這一種選擇。因為極致的殘酷能削減抵抗力，美國人對廣島和長崎的核屠殺引起了日本當局迅速的投降。一個更為人熟悉的例子，蒙古人的屠城使更多的城市不戰而降。
大屠殺能有效地瓦解反對者的勢力，使更多的觀望矜持乃至不滿者迅速拋棄了猶豫、廉恥和義憤，無條件地站到了施暴者的旗幟之下。在封建專制體制下，皇帝開展大屠殺後，大臣們為其賣起命來都是誠惶誠恐，竭盡全力。暴力能有效地鞏固君主的統治。
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一針見血地指出
君主進行鬥爭必須既像人又像獸。
如有必要，君主應隨時拋棄傳統道德。
令人畏懼要比受人愛戴更安全。
封建專制下，人民寧肯辜負一個自己愛戴的人，也不會違背一個自己畏懼的人。這是人的本性。特別是當權力沒有足夠的道義基礎時，鍘刀往往比黃金管用，中國百姓幾千年來已經習慣了在暴力面前馴服。
原因2）即上文的原因4）提到的：集權體制的威力。
原因3）並非一味殺人。恩威並施，勵精圖治，精明消除屠殺影響。
朱元璋出身草野，頭一次當皇帝，政治手腕有諸多不夠老到之處，許多招法用得過辣過猛，殺人過多，成為政治敗筆。但大明沒有因此垮掉，因其繼任者朱允炆以及今後的朱棣，都是高素質的繼承者。
而朱棣更是直接繼承了朱元璋的政治智慧，文化水平更高，性格更陰鷙，手法更老到更圓熟。他對殘暴用之有度。目的達到之後，他就適時收手，著手修補自己的形象。這一點上，另一位篡位者李世民做得更是出神入化。
正如馬基雅維里所說
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君主必須學會用權而不仁，但要明白何時當仁，何時不仁。
如有必要，君主應隨時拋棄傳統道德。然而，只要有可能，他還是應當恪守正道。
不節制的暴君往往沒有好下場。道德這個工具，在君主的工具箱中應該放置在日常應用的位置上。
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曹操製造的徐州屠殺，還是朱元璋、朱棣、李世民的清除異己屠殺，他們都是階段性的，而且沒有把屠殺作為自己的日常取樂或是維穩的唯一手段，在大部分時間裡，他們可以把自己表現得勵精圖治，英明神武，熱愛正義。這點上，君主們就是比起義軍領袖要高一層。
總結： 1、對於土豹子們製造的屠殺，為什麼還對他們效忠？ 1）同是殺人狂魔，沒必要反。 2）不覺得殺人殘忍，反以為樂。 3）底層社會文化的人道精神缺失。 4）集權軍隊體制的威力。
2、對於君主們製造殘酷大屠殺，為什麼還對他們效忠？
1）極致的殘酷削減了抵抗力。2）集權體制的威力。3）恩威並施，勵精圖治，精明消除屠殺影響。
「酷刑」的發明和改良者，倒是虎吏和暴君，這是他們唯一的事業，而且也有工夫來考究。這是所以威民，也所以除奸的，然而老子說得好，「為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有被刑的資格的也就來玩一個「剪竊」。張獻忠的剝人皮，不是一種駭聞么?但他之前已有一位剝了「逆臣」景清的皮的永樂皇帝在。
奴隸們受慣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對人應該用酷刑。
但是，對於酷刑的效果的意見，主人和奴隸們是不一樣的。主人及其幫閑們，多是智識者，他能推測，知道酷刑施之於敵對，能夠給與怎樣的痛苦，所以他會精心結撰，進步起來。奴才們卻一定是愚人，他不能「推己及人」，更不能推想一下，就「感同身受」。只要他有權，會採用成法自然也難說，然而他的主意，是沒有智識者所測度的那麼慘厲的。綏拉菲摩維支在《鐵流》里，寫農民殺掉了一個貴人的小女兒，那母親哭得很凄慘，他卻詫異道，哭什麼呢，我們死掉多少小孩子，一點也沒哭過。他不是殘酷，他一向不知道人命會這麼寶貴，他覺得奇怪了。
奴隸們受慣了豬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們無異於豬狗。
用奴隸或半奴隸的幸福者，向來只怕「奴隸造反」，真是無怪的。
要防「奴隸造反」，就更加用 「酷刑」，而「酷刑」卻因此更到了末路。在現代，槍斃是早已不足為奇了，梟首陳屍，也只能博得民眾暫時的鑒賞，而搶劫，綁架，作亂的還是不減少，並且連綁匪也對於別人用起酷刑來了。酷的教育，使人們見酷而不再覺其酷，例如無端殺死幾個民眾，先前是大家就會嚷起來的，現在卻只如見了日常茶飯事。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沒有感覺的癩象一樣了，但正因為成了癩皮，所以又會踏著殘酷前進，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還是毫無辦法的。（魯迅《偶成》）
只要殺的不是我，又有何妨？
亂世中易子而食都屢見不鮮，區區幾條不相干的人命何足掛齒？
誰能與我一口食，誰就是我的明主。
對於底層人民來說大抵是這麼想的吧。
至於世家大族子弟的選擇就牽扯到大族利益，非三言兩語能說清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人命絕對不是他們首先考慮的東西。
亂世之殘酷，由此可窺見一斑。
首先請允許我做一個扶額的表情····，因為都他喵的2015年了還有人信張獻忠對百姓大肆屠殺這種話，並且引以為榮的拿出一堆所謂「史料」（注意寫史料的人的身份和信息來源喲）證明西營對百姓有多狠多殘暴，算了，轉幾篇文章抽一抽好了：
以下引用自顧誠的《明末農民戰爭》
官紳地主的瘋狂反撲，迫使張獻忠加緊了軍事掃蕩。這本來是必要的，然而張獻忠在鎮壓和防範叛亂的過程中卻走得太遠了，往往弄到順逆不分的程度。他看到官紳地主是反對大西政權的主要勢力，而生員們一般多是出身於這個階層，就在大順二年十一月借口舉行「特科」，命令將各府縣生員一律起送成都，到齊後找了個借口全部殺光(69)。這就是所謂大慈寺屠戮士子事件，大約殺了五千多人(70)。當他不斷得報大西政權的地方官員被反革命勢力捕殺時，又常常遷怒於當地居民，派出軍隊不分良莠濫加屠殺。張獻忠的過激行動，使本來就非常尖銳的階級對抗更加複雜化了，導致大西政權逐漸喪失民心。
在歷史上身居權力頂點的人物，一旦走上了錯誤的道路是很難迷途知返的，他們往往在謬誤的斜坡上越滑越遠，張獻忠的悲劇正在於此。他甚至發出了「除城盡剿」的命令，分遣軍隊到所屬州縣搜殺百姓(71)。連西京成都也發兵「剿洗」。《聖教入川記》中，載錄了外國傳教士目睹的情況：一六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張獻忠下令除大西政權官員家屬以外，成都「城內居民一律殺絕。」第二天，「各軍人皆奉命認真嚴剿，毫不容情。……各軍分隊把守城門，余軍驅百姓到南門就刑。」「被拘百姓無數集於南門外沙壩橋邊。一見獻忠到來，眾皆跪伏地下，齊聲悲哭求赦云：大王萬歲！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國法，何故殺無辜百姓？何故畏懼百姓？我等無軍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敵，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眾無辜小民，云云」。張獻忠聽了，「不獨無哀憐之意，反而厲聲痛罵百姓私通敵人。隨即縱馬躍入人中，任馬亂跳亂蹄，並高聲狂吼：該殺該死之反叛！隨令軍士急速動刑。冤乎痛哉，無罪百姓齊遭慘殺。……錦繡蓉城頓成曠野，無人居住，一片荒涼慘象，非筆舌所能形容。」「獻忠剿洗成都後，旋即傳令曉諭各鄉場鎮村莊之民，均可移居成都城內為京都居民。」張獻忠的過火行為，最後弄得自己越來越孤立，乾脆一把火燒掉成都，打算丟掉四川，另謀出路。
《紀事略》等書中記載，深受張獻忠信任的左丞相汪兆齡，是促使大西政權推行屠戮政策的主要策劃者。從其它著作敘述張獻忠犧牲以後孫可望、劉文秀、李定國、艾能奇四將軍處死汪兆齡時宣布的罪狀(72)來看，可以互相印證。汪兆齡出身於安徽桐城縣的官紳地主，混跡於大西軍後巧於逢迎，博得了張獻忠的寵信。他的竭力主張血腥屠殺，是出於蓄意破壞呢，還是因為大西軍入川以後四川人在政權中占的比例越來越大，妨礙了他獨攬大權，必欲殺之而後快呢？抑或是迎合張獻忠的偏激思想以保全自己的祿位呢？由於史料缺乏，無從作出準確判斷。但是，這個地主階級分子利用張獻忠的憤激情緒，把大西政權為鞏固自身而採取的鎮壓措施推向了反面，造成大西政權在後期樹敵過多，招致最後的慘敗，是要負重要責任的。
關於張獻忠在四川殺人過多的問題，我們應當看到，這首先是因為地主階級的瘋狂反撲引起的。把事情說成是張獻忠天性好殺、殘忍，是封建統治階級的誣衊。史籍中常常迴避張獻忠在四川前期和後期政策上的變化，而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把後期客觀形勢的改變和主觀判斷上的錯誤而殺人過多，說成是一貫如此。比如大西政權的開科取士，其前兩次都是真正的延攬人才，安排官職。只有最後一次才是借口舉行「特科」，屠殺士子。在許多史籍中故意含糊其詞，光說張獻忠假借科舉，把四川的讀書人殺戮一空，這顯然是違背歷史事實的。有的封建史籍，把張獻忠殺人的情況和數字誇大到極其荒誕的地步，如清初封建文人毛奇齡說，僅從丙戌（大順三年，公元一六四六年）年正月張獻忠「命四將軍分路草殺」，到五月回成都報告，所殺人數合計竟高達六億九千九百餘萬，此外所殺者尚未計算在內(73)。明後期全國人口數僅六千多萬，毛奇齡撒下彌天大謊，編造張獻忠在四川一省（實際上大西政權當時所能控制的只是成都附近州縣）殺的人數，竟超過全國總人口的十倍以上。這種無恥的夢囈，居然被清朝統治者主持修撰的《欽定明史》所沿襲。在該書卷三○九《張獻忠傳》里，竟赫然大書，「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有的史籍還繪聲繪色地著意渲染，胡說什麼張獻忠殺人，竟至於「流血若奔濤，聲聞數里。錦江盡赤，河水不流。」(74)這類狺狺狂吠，適足以暴露封建統治者們對起義農民的仇視心理而已，毫無史料價值可言。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正視包括張獻忠在內的大西政權領導人的錯誤。把凡被大西軍所殺的人都說成是該殺的，都是農民革命的死敵，不僅違反歷史事實，也不利於從中總結歷史的教訓。除了前述汪兆齡之流的順風吹火以外，張獻忠本人的偏激情緒，也是造成鎮壓擴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現存大西政權所立的張獻忠「聖諭碑」，頗能反映他當時的思想。碑文只有兩句話：「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大順二年二月十三日。」(75)這道「聖諭」，雖不象統治階級捏造的那樣，下面還有七個「殺」字，但它確實明白無誤地反映了張獻忠的變態心理：對封建統治階級的仇恨擴展成了對人的厭惡。張獻忠何嘗不知道「天意從來高難問」，他所說的天只不過是他自己。有的史料記載，「張獻忠常曰：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難逃。」(76)在他眼裡，是四川百姓忘恩負義，只有由他這位上天之子來恭行天罰了(77)。張獻忠忘記了，他和部下軍隊吃的是百姓種的糧，穿的是百姓織的布，忘記了他在瑪瑙山戰役之後，正是在川東山區百姓的掩護下，才免於被官軍殲滅，也忘記了正是千千萬萬的百姓跟著他打江山，才把他捧上了皇帝的寶座。張獻忠用自己創造的天與人之對立，代替了現實生活中富與貧的對立，正反映了他在思想上的變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個「聖諭碑」，是張獻忠為自己在鎮壓官紳地主叛亂時濫及無辜愚蠢作法的辯護。
史籍中談到大西軍在四川的舉措時，常常同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銳減聯帶論述，這樣做不是有意中傷，便是無知妄說。明清之際，四川人口急劇下降是事實。封建統治階級把這筆賬全都掛在張獻忠名下，是極為不公的。造成四川許多地方荒無人煙、人口銳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明朝軍閥的屠戮平民(78)，清軍的濫殺無辜，搖黃等武裝的蹂躪百姓；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肅反無邊，當然也應負一部分責任。但主要原因還是，由於連年兵荒馬亂，生產大面積停頓，人民大批地死於飢餓(79)、相食(80)、虎害(81)、瘟疫(82)，向外逃亡的也不在少數。在批駁封建史籍誣衊大西軍「屠蜀」的時候，還應當指出，直到張獻忠犧牲、大西軍轉入雲貴時，四川遭受的破壞還是比較有限的。此後四川的人口仍在大幅度下降，這是可以列舉材料加以證明的(83)。(69)雅州由於混入大西政權的地主分子郝孟旋密圖反水，偽造了張獻忠的詔書，把起送在途的本州生員全部追回，雅州生員因此逃脫了這次屠殺。見李蕃《雅安追記》。又，乾隆四年《雅安府志》也記載：「是年（一六四五年）獻忠檄蜀士子盡赴省試，違者以軍法論，監軍郝孟旋矯獻忠詔曰：『雅系邊地，承平時自專心文墨，今羌夷不時竊發，久已棄詩書而事干櫓矣。賓興之典，宜俟異日。』時蜀士赴試被殲無遺，獨雅安諸生獲免。」(卷一○，《勘亂》)
(70)某些史籍記作青羊宮事件。如李馥榮《灧澦囊》記:「八月，屆期至者五千餘人，盡殺於青羊宮側。」《蜀碧》中說，歐陽直是當時被起送到成都參加「特科」的士子之一，由於年令較小，免於被殺，發到大西軍營內幫辦文書。他在所著《蜀亂》一書里，記載各地士子集中的地點是大慈寺。特科事件發生的時間也有不同說法。如道光八年《新津縣誌》，記該縣生員藍煒奉調參加特科，「十一月初十日，同多士死於東門外」（卷三三，《忠節》）。康熙年間西充縣人李昭治所作《西充鳳凰山誅張獻忠記》說:「乙酉十二月十五日，收殺紳士，自進士以至生員二萬二千三百有零，積屍成都大慈寺。」(見康熙《西充縣誌》卷一○，《藝文》上)
(71) 「除城盡剿」，在當時四川人士的記載中是常見的，有的還根據親身見聞敘述，我們沒有理由懷疑這些記敘的可靠性。
(72)詳見後文。
(73)毛奇齡：《後鑒錄》。
(74)康熙《四川成都府志》附《蜀難紀略》。
(75)參看《四川大學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三期，胡昭曦：《四川地區有關明末農民起義的一些碑石》。
(76)乾隆二十二年《廣元縣誌》卷八，《兵事》附。
(77)《聖教入川記》中，記載張獻忠按自己的意思作成諺語道：「天造萬物為人，而人受造非為天」，實際上就是這個「聖諭」經過兩次轉譯之後，在文字上出現的差異。據說張獻忠自鳴得意，叫傳教士「將此語速寄歐洲，使文人學士先睹為快。」同書還記載了張獻忠對傳教士發的謬論：「四川人民未知天命，為天所棄」，「今遣我為天子，剿滅此民，以懲其違天之罪，」等等。這種語言同現存「聖諭碑」文，在精神上是一脈相承的。
(78)如光緒三十一年《內江縣誌》說：「官兵之虐，甚於流賊」（卷十二，《外紀》）。歐陽直《蜀亂》記：「又合陽土豪李調燮，嘗對余言及彼集士兵紮寨，時無糧，每發兵捕人謂之人糧。凡拏到人口，選肥少者付廚下，余者系瘦，乃給兵士，烹宰俱按整豬羊法。彼受招安入楊展營，人贈以綽號曰萬人墳。」
(79)當時江津人士龔懋熙記載說：「時天下無主，官兵所過尤烈於賊，里巷恣睢雄傑之徒，借起義為名，驅民為兵，眾至千、萬，文士反依依焉。督撫崇銜、侯伯重爵，攫而取之，在廷唯唯而己。其究也，民盡為兵，廢耕絕食，旋亦自相食以盡，全川自此煙火斷絕凡十五年。」（嘉慶九年《江津縣誌》卷十五，《藝文》，龔懋熙；《敘略》）。又如南明範文光、曹勛在雅安搜括百姓的糧食，竟至於「已播谷種，亦漉來作食。」官軍在路上碰見百姓，那怕只有一碗米也「殺而奪之。由是殭屍橫路，白骨遍野。」（李蕃：《雅安追記》）時人楊鴻基在《蜀難紀實》中也說，「時蜀土不耕已二年，餘糧罄竭，民惟拾穭谷，采野蔬以充腹，已有人相食者。而諸兵搜劫無已，民不能出而求食。故不死於兵則死於餓。蜀難至斯轉劇，民存十不能一矣。」又，歐陽直《蜀亂》云：「時官兵無糧，曾英條議云：今沿江閑田，一望荒蕪，各營所獲牛隻頗多，請准兵丁擇便屯種，無事則登岸耕作，有警則登舟敵愾。閣部（王應熊）以田地乃朝廷疆土，百姓己業，未經奉旨，何得給兵，不允其說。於是，營兵盡搶劫以自活。自敘、瀘以至重、涪兩岸，打糧至一月路上，地方殘民盡餓死，田土盡荊莽矣。」
(80)明末清初四川「以人為糧」的現象相當普遍。這裡舉幾個例子：崇慶州有袁姓一家兄弟五人，「奉母偕眾避難，至晚無食，眾擇其肥大者殺而食之。五人已殺其四，第五子奉母逃到他縣，竟免其難」（光緒三年《崇慶州志》卷十二，《雜識》）又如時人歐陽直，「自內江同潰兵過威遠，遇十數飢人邀於路，見人眾不敢近，猶狂呼曰：『走不去，丟下兩個與我們做糧飯罷。』」他自己在順治三年，由南明四川巡撫馬乾委任為安居縣令，抵任後，「忽一夜有人告余曰：『我輩久無糧食，每藉人為食，渠等今且欲謀及縣君矣。』，說得歐陽直頭皮發麻，連夜逃走。（《蜀亂》）
(81)如民國十八年《南充縣誌》記載：「蜀保（寧）、順（慶）二府多山。遭獻賊亂後，煙火蕭條，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約以千計。相率至郭，居人移避，被噬者甚眾。縣治學宮俱為虎窟，數百里無人蹤，南充縣尤甚。」（卷十六，《外紀》）
(82)張宏畉：《邑志紀聞》載，順治四年「又加瘟疫流行，名馬蹄瘟，患者多死」。（嘉慶十八年《峨眉縣誌》卷九，《藝文》）
(83)如川北的廣元縣，在順治五年清朝知縣高培元抵任時，「百姓農業盡廢，至是每市米一斗，價五兩(按，明清正常糧價約為一石價銀一兩，此時高達五十倍)，百姓易子析骸，弱肉強食。且疫癘流行，死亡遍野，苟全性命者僅十一於千百。」(乾隆二十二年《廣元縣誌》卷八，《兵事》附)又如同治《綿州志》記載，順治五年和六年「全蜀大飢，人民相食，逃亡幾盡。」(卷三五，《祥異》)清軍的橫徵暴斂是造成饑荒的重要原因。如順治五年清朝總兵「柏（永馥）、馬(化豹)，蘆（盧光祖）等，復鎮順慶，而一時糧餉不繼，夏取民之麥，秋又取民之禾。起視斯民，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如之何其使民不飢而死也。」(民國十八年《南充縣誌》卷十六，韓國相:《流離外傳》)清初安岳人周於仁說，「迨戊子、己丑(順治五、六年)，五穀無遺種，斗米三十金，民皆采掇草子樹皮野果為食，絕鹽味，無定居。」加上「以人肉為家常飯」的土匪和「能破壁、升屋、上樹傷人」的虎害，才造成安岳和岳至「兩縣絕人跡，少煙火者二十餘年」的局面(見道光二十一年《安岳縣誌》卷十五，《祥異》；又見光緒二十三年《續修安岳縣誌》卷四，《外紀志》)。這些材料都說明，在順治三年張獻忠犧牲、余部經貴州轉入雲南以後，四川才經歷了一場最嚴重的破壞。
總結一下，因為前明土司和官員搢紳進行各種煽動作亂乃至於襲擊西營駐地方官員，張獻忠就進行了某種程度上的」肅反「，其中或許因為執行力問題之類有些許過分之處，但是毫無疑問並不是某些人所想的大屠殺，引用句顧誠原話：這些材料都說明，在順治三年張獻忠犧牲、余部經貴州轉入雲南以後，四川才經歷了一場最嚴重的破壞。
換句話說，不管是清軍還是南明軍隊自相殘殺導致的後來四川殘破，這屎盆子都扣不到西營頭上
只要讓追隨者相信，屠殺百姓是執行正義，被屠殺者是罪有應得，就可以了。
比如十字軍屠殺不信上帝者，恐怖分子襲擊卡費勒，憤青臆想中的東京屠城，極端動保的「吃狗肉的人不配被稱為人，應該殺光」都是這樣。
都是因為天朝一天到晚宣傳說有老百姓的支持才得了江山，以至於你產生了錯覺。
事實就是歷史上能在中國坐穩江山的全部是靠武力征服的中國。
老百姓是誰？算個毛。
收稅的來找老百姓，你敢說隨便給點就行，老百姓就絕對不交。徵兵的來了，說自願參加沒軍餉，絕對沒人參加。
你規定不交錢殺頭，不參加殺頭，絕對一個個非常踴躍的交錢出力，還想爭著撈個官當。
百姓的支持沒你想的那麼重要，亂世人命如草芥。沒人關心什麼百姓關心的還是保命和陞官。
蒙古人怎麼統治的中國的？滿清怎麼統治的中國的？
實際上中國曆朝歷代的統治者獲取對中國統治權都不是靠的什麼空口白話的人民的支持。
全部都是靠著赤裸裸的武力征服的中國。
「得民心者得天下」這句話我以前相信但現在不信，從歷史裡我沒有看到民心，所謂的民心也不過是一口飯。被奴隸也就被奴隸了，回到家還有口飯吃，餓不死就行。
屠殺？忠誠？這兩者間有什麼必然聯繫嗎？樓主想多了。
黃巢、張獻忠、曹操對百姓屠殺這是事實，在戰爭年代這是一種策略，也是不得已的選擇，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是最精闢的概括。至於忠於他們？怎麼算是忠誠呢，不好估量，不能把跟隨看作就是忠於他們。大部分兵將這時候只是為了活命，混口飯吃，就近選擇。生存是亂世的第一要義，你不殺人，人便要殺你。真正能稱得上忠誠的，也就是個別十分親近的，親屬之類，也是利益共同體，主公敗了，自己命也得玩完，不跟著走不行。就這還有人反叛，像鄧晨連他舅都反了，就是太不淡定了，成不了大事。
不請自來，怒答一記吧。樓上說的各有各的理。
但是在我看來，這些所謂的屠殺基本都沒有離開一個前提條件，亂世來了，人心壞了。
呂思勉老師在三國史話裡面說過一句話，亂世最恐怖的是什麼，是紀綱壞了。紀綱壞了，人心就跟著亂了。所以，你越看亂世的歷史，從來都是人吃人的歷史，其中夾雜著野心家的肆意和底層民眾的血淚。換言之，沒有人在亂世裡面是真正的贏家。
父輩三國的榮耀與豪情，全化成了兒輩孫輩的放肆與粗疏，被胡人的馬刀與狂笑所踐踏，大一統成為了泡影，大地分裂三百多年。五代十國，就更不用說了，沒有哪家皇室敢說自己笑到了最後，朱溫弒殺唐皇，接著被兒子剁了。然後是五代輪換，皇權飄蕩，人命不如菜雞。五代十國之刑罰，嚴酷刻毒堪稱法制史之最。三國兩晉之刑罰，也是如此，嫁出去的婦人都不放過。人心變了，非有重刑就沒有威懾力。
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大而多元的封建國家來說，亂世的到來實在是件大恐怖的事情。因為沒有人會知道亂世會存在多久，也沒有人知道亂世會不會導致分裂，亂世會不會讓自己的宗族全都覆滅。
而封建制度之下，信息的不對稱交通的不便和政治結構的粗疏其實都是在縱容亂世下的割據和作亂。亂世的水閥一打開，人心一變，誰知道會亂上多少年呢。人人都被迫在亂世的魔爪下肆意，放縱和變形。
換言之，漢獻帝的那句我亦不知命在何時!其實是很適合亂世中的所有人的。
刀口上飲血的人，還管什麼仁義道德嗎？
說不定今日淫掠開殺的亂兵，明日里就是戰場上的無頭之屍，政斗中被人殺戮全族的罪人。而我想，大部分的亂民可能壓根就沒有什麼妻子，也見不到首都長安洛陽的月色了，軍妓倒是可能享受過。
屠城，殺降，掠奪，劫色，怎麼開心就怎麼來唄。這樣的人心，這樣的秩序，這樣的天下，除了是強主們英雄蓋世，那也得是天命所歸啊。
全新的大一統慢慢建立，新的大一統得歷經三代。否則，亂世的影子還在每個人的心頭上騷動呢。
換言之，如果亂世不能再一個合理的時間段內平定，那麼亂世而來的負面效果會逐漸的顯露出來，南北割據，獻媚胡族，人心思亂。畢竟點燃一個亂世，可比消弭一個亂世容易多了。越亂，才越是野心家們登台亮相的好日子。
朱元璋趙匡胤們的部下雖然也有不光彩的事情出現，但好歹是畏懼他們，是真把他們當做消弭亂世再建大一統秩序的核心尊崇的。
那幾位，呵呵噠。曹操約束他招降的青州軍已經實屬不易了，黃巢李自成的部下不都是帶著干一票的念頭把他們當做旗幟在火上烤嗎？
別的我不知道，但是，張獻忠，此人絕對是滿清把自己屠殺的四川人全部算到他頭上誣陷的。滿清打四川一個省而已。打了幾十年，本來宣布已經平定，可是宣布平定之後還打了十幾年。自己想想他們打的有多艱難，他們要殺多少人。張獻忠是個腦殘么，拿了西部四川好好經營不說統一全國，就算最不濟也能跟北方政權形成鼎立之勢，根本不可能殺光四川人。有這個動機的只有正在跟頑強抵抗侵略者的四川人民作戰的滿清。毫無疑問，哦，不說我的推斷，一個正常的歷史研究者都能得出結論，它就是滿清自己殺的人然後誣陷到他頭上的。
回到正題，四川百姓支持張獻忠絕對是正常而且正義的，屠殺者侵略者是滿清，他們自己是大順政權的子民，大順為了政權存活也一定要收買百姓人心，所以大順絕對是比滿清得人心十倍的，所以你說他們不支持張獻忠支持誰？
這三個人怎麼放到一起，曹操不論人品，才華，膽識，謀略比那兩個高了都不止一個段位。
屠城為了誰？
屠城為的是手下的將軍和士兵。如果不屠城，每攻一座城都遇到頑強抵抗，守城的傷亡和攻城的傷亡肯定是相差很多很多的。所以守城的人只要在你攻陷城池或者出現大量傷亡之前賣力氣守，之後投降。那進攻的軍隊是不是太苦逼了？用不了幾座城軍隊就散了。
所以今天的屠城是為了讓敵人知道我的手段，是為了明天攻城的時候能少死一些兄弟，甚至不戰而勝。
當你的身後是你的妻兒的時候，你知道你退無可退。
如果守城失敗，你的妻兒就會慘遭屠戮時，你會投降嗎？
至少只有實力相當時才會出現死守的情況，減少了很多戰士無謂的犧牲。
我們走了一些彎路
他們眼中百姓不是人，只是兵員和稅源和糧食，跟植物沒區別。
合眾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這是曾國藩的幕寮建議曾國藩的話。
人心叵測，帶領大軍的領袖必須要能整合眾人之私心，以達成自己想要的目的。古代任何一個起義，參與的眾人無不出於升官發財的貪婪。為了讓眾人效力於自己，就必須恩威並施，嚴格軍紀的同時也會適當滿足他們的私心，或者至少給他們許諾空頭支票。
因此，攻陷城市後縱兵搶掠是給部下發福利，沒有這個福利，就沒人跟隨了，即使是以軍紀嚴明著稱，以解民於倒懸為己任的曾國藩，還在天京淪陷後任憑部下施暴，落下曾剃頭的罵名呢。事出無奈罷了。
你把曹操放進去什麼意思？
不為刀俎，便為魚肉。
我一直覺得張獻忠肯定殺人了 但不是那麼誇張 清兵沒準比他殺得更多 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 所以全部賬都記在張獻忠身上了……為什麼清兵會殺那麼多人呢 對比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就知道 越是抵抗 越是被屠殺得慘 而蜀人自古至今都有誓死抵抗的傳統
因為他們的對手也在殺，無論是漢末唐末軍閥還是清軍。大家誰也別說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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