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誰是最不幸的物理學家？為什麼？
哪方面的『不幸』都可以，只要你覺得他是『不幸』的，都可以舉例。
在Quora上也有不少人提到特斯拉，依我看，他絕對算不上最不幸的。雖然在事業上確實遭到愛迪生的沉重打擊，但實際上他的科學成就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世都並未被低估。不然怎麼會有他與愛迪生分獲諾貝爾獎的傳聞，以及獲得命名磁感應強度單位的殊榮？近年來大眾對特斯拉的崇拜，實際是把他刻意描繪成了一個離群索居、備受排擠的物理學巫師。
對於一位偉大的物理學家，不應該只從獵奇的角度來欣賞。
（近年來受到類似待遇的人還有德布羅意：波粒二象性發現者、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卻被描繪成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只是撞大運地寫了一頁紙當博士論文、靠家族勢力得到學位、諾貝爾獎也是混來的——可大眾就喜歡看這種故事，而不是科學家如何老老實實學習、研究、教學的故事）
題外話有點多了，還是講講不幸的物理學家們吧：
很巧的是，我想到的幾個科學家在上面Quora的答案里都提到了，就簡單介紹一下：
馬克斯·普朗克：不幸的家庭
量子物理學的奠基人，20世紀初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
第一任妻子為他生育了四個兒女，自己卻身染結核病去世，而這四個孩子也都死在了父親之前：
一戰期間，大兒子死於凡爾登戰役，二兒子被法軍俘虜，戰後僥倖生還；
大女兒死於難產；
後來，大女婿又娶了他的二女兒，而二女兒同樣死於難產；
幸好兩個女兒所生的孩子還算健康，普朗克讓兩個孩子繼承了她們母親的名字；
最後，二兒子在二戰中參與刺殺希特勒，事情敗露，被納粹殺害；
1944年，盟軍轟炸柏林時，炸毀了普朗克的住所，一輩子的財富、手稿、日記等等徹底毀於一旦。
普朗克學術上榮譽無數，但家庭的遭遇讓人感覺上帝從他身上索取的比給予的還多。
Anatoli Bugorski：爆頭哥
這位俄國科學家還沒有通用的中文譯名，這裡就用英文名字了。
但這無所謂，你只需要記住，1978年，他在一次事故中被前蘇聯最大的粒子加速器U-70射出的高能質子束穿過了腦袋，那一瞬間，他看到了「比一千個太陽還亮」的光芒。
事故後，他的整個左半邊臉被燒毀，腦組織下方的骨頭被打了個大洞。醫生都覺得就算傷勢能恢復，遭到的輻射也讓他活不過幾天了，已經開始準備後事。
但生命的奇蹟發生了，他不僅活了下來，還拿到了博士學位。質子束讓他左耳失聰，半邊臉肌肉徹底癱瘓，但思維能力沒有受到大的損傷，只是思考久了會十分疲倦。
由於涉及蘇聯的核機密，這事故十年後才為外人所知。在解密之前和之後，他仍然從事著物理研究工作，並且一直在接受檢查、治療——直到今天，他仍然堅強地活著。
亨利·莫塞萊：戰爭中早逝的天才
20世紀初的英國原子物理學家。1913年他年僅26歲，就在研究元素的X光射線圖譜時發現了原子序數，使人類對原子結構的認知前進了一大步。
然而這位天才物理學家卻沒能為人類做出更多的貢獻，因為一戰期間他參軍入伍，1915年，還不到28歲時就死於戰爭。痛心的英國政府隨後下令，禁止重要科學家和科研人員從事軍事活動。
以上這幾位各有各的不幸，而且史上不幸的物理學家也遠不止他們幾個：榮譽等身、桃李滿天下卻沒有諾貝爾獎的阿諾·索末菲；才華橫溢卻因身為女性而倍受歧視、連任教都被拒絕的艾米·諾特……
但依我看，這些人也還是算不上「最不幸」三個字。
最不幸的，不是一個人，是一個群體。
葉企孫，國內近代物理奠基人。20年代即取得哈佛博士學位，回國後任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抗戰後又任西南聯大理學院院長，為中國的科學教育事業貢獻了無數人才。「兩彈一星」功勛23人，一大半都是他的學生。然而他文革期間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無故關押批鬥，甚至迫害到一度精神失常、出現幻聽的地步，直到1975年才解除隔離，77年病逝。
束星北，李政道的啟蒙老師、王淦昌的好友。30年代留學劍橋，畢業後回國，研究方向以相對論為主，是解放前國內頂尖的物理學家，1958年被打成右派，經歷了20年的迫害、勞改、管制之後，1979年才得到平反。一個才華橫溢的科學家，後半生飽受摧殘，喪失了科研的所有條件，平反後已經是一個纏綿病榻的老人，四年後便去世了。
姚桐斌，兩彈一星元勛及烈士，國內導彈及航天材料工藝的指導者、奠基人。英國伯明翰大學工學博士。在文革中，由於心系工作，不顧群眾武鬥已臻白熱化的地步而仍然堅持上班。只因未對「造反派」頭頭及時表態，竟被人從家中揪出，拳打腳踢、甚至用暖氣管猛擊頭部。一位周恩來從國外特意請回來的科學家，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被活活打死。
趙九章，地球物理、空間物理學家，國內氣象學奠基人，被追認為兩彈一星元勛。曾師從葉企孫、竺可楨等名家。倡導並主持了中國衛星事業的發展規劃。然而，他沒有等到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文革到來時，他首當其衝地被揪出來批鬥、遊街、燙煙頭、坐「噴氣式飛機」……在繁重的勞改和對精神的摧殘中，已經不堪重負的趙九章得知了姚桐斌的死訊，精神徹底崩潰，服安眠藥自殺身亡。
等等等等。
歷史上沒有比這更不幸的了。
1968，他已經七十歲，因為熊大縝的事，涉嫌「國民黨C.C特務團」被捕。他在獄中一年半。看過提審紀錄的黃延復說，他所有的話，其實只有一句」我是科學家，我是老實的，我不說假話」。
之後他由紅衛兵組織隔離審查。
他出現幻聽，認為有電台在監視他，「一舉一動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電台就說他喝茶不對，他走出門，電台就叫他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著他，「甚覺悲哀」，說「你是學物理的，你知道電波透不過牆，根本沒有這種事，是幻覺」
他說「有，是你耳朵聾，聽不見」
之後他再次入獄，出來的時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雙腿腫脹難以站立，整個身子弓成九十度。有一次錢三強在中關村的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師呢，就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關懷，先生一看到他來了，馬上就說，你趕快離開我，趕快躲開，以後你見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遠遠的。」
錢三強當時是二機部的副部長，負責原子彈工程。
他的學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這麼重要的工作，最忌諱同那些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來往的，他生怕錢三強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兩年後，在北大作教師的張之翔騎著自行車，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張之翔說「他已經不認識我了，我說我是張之翔阿，他說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給我看，這個腿，兩個腿腫得很厲害，走不了路。他也沒有牢騷，很平靜的。可是人已經不像個人形了。我也沒有多少好說的，我說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淚流滿面。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經平反之後，清華想要為他塑像之時，仍有人說「你們要為這個人造像，我就尿它」。
他的侄子說他從沒對任何人講過自己的悲慘，「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歷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沒有必要感嘆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經常坐在一張舊藤椅上，讀點古典詩詞或歷史書打發時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盡頭，錢臨照去看他時，他取出《宋書》來，翻到范曄寫的((獄中與甥侄書》中的一段：「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此人的命運 實際上是對「一心致力學術工作並期望獨善其身」觀點的註腳
陳寅恪去世前 囑咐女兒要學好數學 不習文史 然而陳先生的理解還是有些偏差的 紅色風暴里很少人全身而退 跟學不學數理沒關係 被津津樂道的鄧稼先 也沒少被批鬥 知識分子關牛棚不妨礙科研建設
黃金榮在新中國掃大街 杜月笙在香港安享晚年
所以 事前選擇極為重要
性格決定選擇決定命運 只需要好好體會
玻爾茲曼，熱力學和統計力學的奠基人之一，在與恩斯特·馬赫的經驗主義和奧斯特瓦爾德的唯能論論戰中身心俱疲，於1906年9月5日自殺身亡。他的學生，埃倫費斯特，在量子物理學包括相變理論和埃倫費斯特理論（嘖嘖）做出了傑出貢獻。埃倫費斯特於1933年9月25日，射殺了他有唐氏綜合征的小兒子，接著自殺了。
阿諾·彭齊亞斯和羅伯特·威爾遜在貝爾實驗室擺弄他們的通信天線時，總是會受到一個噪音的干擾，他們花了一年的時間想盡了方法想要將其去除，無果。
與此同時，50公里外普林斯頓大學的羅伯特·迪克帶領他的小組，正在努力尋找宇宙大爆發時產生的本底輻射。
直到有一天，阿諾·彭齊亞斯和羅伯特·威爾遜給羅伯特·迪克打了個電話請教這個問題，羅伯特·迪克才發現他們想去除的「噪音」就是自己一直苦苦尋找的宇宙的本底輻射。羅伯特·迪克掛完電話，對他的同事們說了一句：哎，上帝啊，居然被他們搶先了。
1978年阿諾·彭齊亞斯和羅伯特·威爾遜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羅伯特·迪克獲得了.....同情。
畢生努力的追求，被別人無意中給獲得了，這才是物理學家最大的不幸吧。束星北
天才需要什麼樣的土壤－－《束星北檔案》隨想
天賦之高，束星北在中國科學界當屬鳳毛麟角；性格之強，束星北在中國知識界也無出其右。
束星北早年考進堪薩斯州拜克大學物理系，又加入加州大學學習物理。他的人生選擇是非常認真的。革命時代，他也曾激情澎湃過，加入美國共產黨，到蘇聯考察；但走了十幾個國家後，他確定了自己的方向和位置，到英國愛丁堡大學隨世界著名物理學家惠特克和達爾文學習基礎物理與數學。一年後，他以《論數學物理的基礎》獲得艾丁堡大學碩士學位。1930年2月，由惠特克和達爾文推薦，他又在劍橋大學師從著名天體物理學家艾丁頓博士（愛丁頓利用全日食驗證了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愛因斯坦的地位才從此確定下來）。束星北參與了愛丁頓對狄拉克方程全過程的推導，而這個方程被物理學界稱為：用最簡練的文字概括出一副最美麗的世界圖畫方程。1930年8月，已顯露才華的束星北被推薦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做研究生和數學助教，師從著名的數學家斯特洛克教授。1931年5月，他以《超複數系統及其在幾何中應用的初步研究》獲麻省理工學院的理學碩士學位。這時他已經走到學術前沿，時年25歲。
1931年9月，束星北回國結婚，再也沒有能出去。如果他不回來，得諾貝爾獎也未可得知。
當然，束星北在祖國的故土，也有一段屬於他的陽光燦爛的日子。
竺可楨主持浙江大學時，聘了許多國內一流的教授。數學家：蘇步青，、陳建功、錢寶棕；物理學家：王琻昌、束星北、盧鶴柭、王謨顯、何增祿、祝福金；生物、植物學家：貝時璋、羅宗洛、張其楷等。1944年，李約瑟到遵義湄潭的浙江大學訪問，將該校譽為「東方劍橋」。這些科學家的研究已經處於國際科學前沿。其中，束星北、王琻昌等人的五篇論文給李約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帶回英國，在《自然》雜誌上發表。
他的學生徐良英說，束星北講課既不用講義，不指定參考書，黑板上也沒有可供學生抄錄的提綱。他是用質樸生動的語言、從大家所熟知的現象，來闡明物理理論和思想。束星北講課的最大特點是：「以啟發、引人深思的方式，著重、深入的講透基本物理理念和原理，使學生能融會貫通的理解整個理論框架。」書中介紹了束星北不同時期的學生上課的感受：束星北講課能把學生帶到廣闊神秘的宇宙穹隆中，是那樣的輝煌。包括它與王琻昌在學術討論會上的唇槍舌劍的爭論，都給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於和李政道一樣，不少學生就是因為聽了他的一兩節課，就改變了自己的專業方向。竺可楨時代，浙江大學群星璀璨，束星北是當時公認的最為傑出的代表。他的學生程開甲院士（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開拓者之一、中國核物理實驗事業的創始人之一）認為：那個時代，像束星北這樣集才華、天賦、激情於一身的教育家、科學家，在科學界是罕見的。
束星北與王琻昌已經成為那個時代的理論物理與實驗物理學的大師。同時，他們也造就了日後享譽世界的一流人才：吳健雄、李政道。1937年世界物理學家波爾受竺可楨之邀，到浙江大學作學術報告。波爾回國後不斷有中國的師生向他請教如何學物理、如何出國深造。波爾說，你們有束星北、王琻昌這麼好的物理學家，為什麼還跑到外邊學習物理呢？
但是束星北太認真，認真到不給他人留情面。在學術報告會上，無論主講人名氣有多大，學問有多深，一旦發現束星北在下面坐著，就禁不住心驚膽顫。他常常會提出很多問題，讓報告人招架不住。因為他從國外不但學到了科學理論，也學到了科學研究的方法，他的導師愛丁頓博士就是一個喜歡爭論，欣賞爭吵的人。
他的學生、同事認為他的身上有一種霸氣。50年代初，也是留英回來的王竹溪（楊振寧在西南聯大時的老師）到山東大學講學，講座途中，束星北走到台上說：「我有必要打斷一下，因為我認為王先生的報告錯誤百出，他沒有搞懂熱力學的本質。」他捏起粉筆一邊在王先生寫滿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邊解釋錯在哪裡。一口氣講了大約四十分鐘。王竹溪一直尷尬的站在一邊。校領導為此找束星北談話，束星北說：過去大學都是這麼做的。
束星北眼中的「過去的大學」，當然是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的大學，是竺可楨時代的大學。那時的大學能夠包涵像束星北這種個性鮮明、稜角分明的人，使他黑白分明、剛正不阿、心口一致，見不得不公與黑暗的品質在那個社會也有生存的空間。比如，他不支持學生政治運動，但學生被國名黨當局殺害，他第一個起來號召浙江大學全體教授罷教，**殺害學生。
他的正直，源於自己的判斷。他不願參與政治和政黨打交道。但抗戰時，受愛國心驅使，他一度放棄自己的研究課題，研究軍工，如無人駕駛飛機、無人駕駛艦艇和激光、雷達等武器。抗戰後，又拒絕國民黨迫他入黨的要挾，讓學生將已安裝好的雷達再拆卸，遭遇到囚禁。他說：「我不認為，除了革命就是反革命，在革命與不革命之外，還有林格塞一條道路，還有第三條道路。」在1950年，浙江大學的思想改造中，因為蘇步青教授受到侮辱，束星北氣憤至極，把節約委員會主任像揪小雞似的揪起來，一拳打過去，大罵：「你知道蘇步青是什麼人嗎？你們算什麼東西？」結果蘇步青解脫了，他卻因毆打革命幹部，抗拒運動，成為浙江大學鬥爭批判罪魁。當有的人誣陷他有經濟問題時，他寫挑戰書，讓對方向自己道歉或公開辯論。鎮反時，他的學生被捕，別人不敢說話，他又為自己的學生鳴冤叫屈。寧可傷及自己，也要救人於難。一直他的仗義稱為「肅反」、「擴大化」時人們的SOS求救信號。這時，他還沒有意識到應該收斂他的個性稜角。
二
但是，一個具有剛性人格的人，遭遇到了一個剛性更強的體制。
1952年院系調整時，如果束星北接受王琻昌的邀請到中科院搞研究，在那個科學家成堆的地方，他也許不那麼扎眼；或者說，在那個科學氣氛濃些的地方，他能逃過一些劫難？1957年，張勁夫冒險進諫，使中科院一批海外歸來的自然科學家沒有被打成右派。但從束星北當時考慮，科學院那地方也不容樂觀。束星北之所以沒有去，是覺得中國科學院有些人屬於「政治學者」，非科學家氣質多一些，讓他看著不舒服。1952年，他選擇了在山東大學任教。此時的山大也已不是文科有老舍、洪深、沈從文、游國恩；理科有黃際遇、任之恭、童第周的「過去的學校」。
很快，束星北在山東大學的肅反運動中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一度被停職反省。儘管束星北在自家大門上貼著他用毛筆書寫的告示：請勿進門。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70條。也擋不住1955年的抄家搜查。他的全家都被趕到院子里，束星北手裡拿著一本1954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搖動著。有什麼用？這次抄家的收穫是束星北自己安裝的半導體收音機，作為他收聽敵台的證據。
在山東大學，他遇到了有信念共產黨人華崗，華崗使他與生物學家童第周、教育學家吳有恆、文學家陸侃如、馮沅君有著同樣好的教授待遇。但他，並不買賬，一開始就與花崗的辯證唯物論幹了起來。花崗認為辯證唯物論是一切科學的科學，束星北卻堅持，自然科學第一，馬克思主義哲學第二。儘管如此，花崗並沒有降低他的生活待遇，直到花崗車成為「胡風集團」成員入獄。
1950年代初在山東大學，束星北還反對「一邊倒」學蘇聯；你們教辯證唯物主義，我就教牛頓、愛因斯坦。對好好學習的學生耐心有加，工農幹部學員王景明就是聽了他的課，感覺如夢初醒，進入了一個令人神迷的世界；對熱衷搞運動的學生，「笨蛋」、「草包」、「狗屁不通」，難聽的話他也是說得出來的。結局是，不讓他上講台講課了。
他不得已改行研究氣象學，一年多發表了十幾篇論文，小試牛刀，就引起了氣象學轟動。
肅反，束星北被定為反革命分子、重點鬥爭對象。1956年「小陽春」時有一個糾正，他認真研究憲法，以《用生命維護憲法尊嚴》為題發言，建議「對受冤的速予平反」，聽眾在下面鼓掌20多次。1957年，就成了翻案，當了「極右分子」。工資降到20元生活費，而他的妻子無工作，還有七個孩子。1958年定為反革命分子管制3年，編入勞改大軍修水庫。飢餓的年代，他一直在工地的死亡線上掙扎。
1960年秋水庫工程結束，他被調到青島醫學院接受改造，打掃教學樓的廁所，清洗實驗室的器皿，有時還被遣到太平間製作屍體標本。後來，因為修好了醫學院從丹麥進口的腦電圖儀，待遇才有所好轉，又能上一點專業課了。
1960年代，感到中國有核試驗的跡象，他希望參加到這個隊伍中。他想到摘帽，便頑強地「改造」，無望。文革了，繼續涮茅房。自覺地涮，有創造性地涮。同時修遍了山東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隊大中型醫院的設備：X光機、心電圖儀、腦電圖儀、超聲波、同位素掃描儀、冰箱、保溫箱、電子興奮器、電子生理麻痹儀、胃鏡、比色儀等，無法計算。這一切都換不來他想用一個物理學家的實力報效祖國的機會。
1972年李政道回國，周恩來希望李政道能為中國科學界「斷層」問題做些工作，如介紹海外學者到中國講學。李政道說，中國有人才，只是你們沒有使用他們，比如我的老師束星北。雖然李政道想見自己的老師未能如願，但給束星北的待遇帶來了轉機。
三
束星北又拿起了教鞭，他還是從前的教授嗎？
他的老友同事發現，他的優良品質保存完好；他的「壞脾氣」也未從根本上改動。仍然辱罵學生「豬腦子」、「狗屁不通」；仍然對行政人員咆哮發怒。他再無所旁顧，一心要抓緊時間著述。但是，他的家人看到，半夜裡他的靈感來了，似睡非睡中寫下的東西，卻是檢討與自我批判。這時他的人格已經無奈地分裂。表面上他還是那麼地「頑固」，通過發泄想掙脫過去對他的摧殘，想不到20多年的「改造」已經滲入神經骨髓，他無法走出陰影。
1979年，中國第一枚洲際導彈需要計算彈頭數據艙的接收和打撈最佳時限。有人推薦束星北。上面為此撥款100萬元，束星北分文沒要，一支筆，一摞紙，準確無誤完成任務。當年他73歲。航天學界轟動一時，天才還是天才！
1983年束星北去世。去世前，他把自己的遺體捐給青島醫學院。他說，他多年患慢性氣管炎和肺氣腫，一直注射腎上腺素，但血壓心臟卻一直正常，可以解剖他的屍體研究；他稱自己的大腦超乎尋常的聰明好用，連他自己都奇怪，70多歲，腦袋還和二三十歲一樣清晰活力無限，他讓解剖他的大腦，希望對醫學最後的貢獻。但是他去世時，正趕上青島醫學院換班子，他的遺體被遺忘了。半年之後，想起來，屍體已經腐爛。本來還說要將他的骨骼做成標本供醫學用，結果讓兩個學生草草埋葬在學校籃球場邊的雙杠下面。
作者劉海軍說：「如果把束星北與王金昌做個比較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同為科學家，王琻昌幾乎獲得了完美的人生：提出了《關於探測中微子的建議》、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研製原子彈氫彈、率導核能特別是核聚變能的研製與發展……，從這一串科學經歷看，王琻昌始終站在世界科學前沿科學的制高點上。對一個科學家來說，還有比擁有如此豐富的科學經歷更為飽滿的人生嗎？」可是束星北，在他的命運的顛躓與縫隙中雖然也出了些成就，但在他看來，卻是些「雕蟲小技」。
同樣的才學智慧，有著不同的命運，決定的因素恐怕就是性格了。這時說「性格即命運」似乎更有道理。可是，縱觀人類接觸的科學家、藝術家，但凡才氣逼人，往往性格與眾不同。才氣與性格如同利劍的雙刃，怎麼可能鈍其一面而銳其另一面呢？2005年2月23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一篇文章：《與諾貝爾得主共事》，其中寫道：幾乎所有人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生物神經學家理查德阿克塞得人都感覺到他那超人的智力。但他的古怪也是出了名的。……他每天穿過走廊沖著人們大叫「數據？有數據嗎」有時他會盯著你問：「難道你沒有什麼有意思的事情告訴我嗎？」「他從不注意社交禮節。他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奚落、嘲笑和貶低別人的機會。他經常會在和別人交談時陷入深思，然而毫無歉意地走開。他會對一些問題做出這樣的回答：這是我聽過的最愚蠢的想法。
這樣的科學家為什麼能夠最終獲得為世界所承認的成就呢？因為他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和研究。說實在的，如果我成為他的奚落、嘲笑的對象，我也會受不了。但是，你可以不喜歡他，卻沒有不讓他自由存在的理由。
試想，如果束星北能在同一片土地上與理查德阿克塞比肩而為，豈能沒有同樣的輝煌？可惜，中年以後的束星北不能擁有這樣一片土地，而他所生活的土地上，至今也沒有產生一個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一個實行民主法治、以保障個人權利為基點的社會，充分發揮個人的才能，才能成就社會的發展。樓上清一色的男性名字，我於是想來說一位女性。
我不知道「最」字是怎麼定義的，我甚至不能肯定地說從事x射線晶體結構檢測的她是一名物理學家，我只是想來講一講這個我所欣賞和慨嘆的女科學家的故事。
她的名字叫做Rosalind Elsie Franklin，一個本該名留青史卻被人遺忘的名字。
一、少年得志
1920年，Rosalind出生在英國一個富有的猶太家庭。她的父親是一位商業銀行家，同時也是倫敦工人學院的校長。她父親的叔叔Herbert Samuel是英國的內政大臣，也是第一個進入英國內閣的猶太人。她的阿姨Helen Caroline ，是女性選舉權運動的積極分子，倫敦議會的成員。她的叔叔Hugh Fraklin，是一位選舉權運動的先驅人物。
出身在這樣的一個家庭，Rosalind從小就接觸了良好的教育。在倫敦聖保羅女子學校（St Paul"s Girls" School）就讀期間，她在科學，拉丁文，體育上都展現出極高的天賦。放到現在，就是妥妥的白富美+學霸的節奏。1938年進入劍橋大學學習，1941年順利畢業。1945年，憑藉在不列顛煤炭利用協會（British Coal Utilis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的工作，她發表了論文《固態有機石墨與煤和相關物質的特殊關係之物理化學》The physical chemistry of solid organic collid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oal，獲得了劍橋大學授予的博士學位。1946年Rosalind前往法國巴黎工作，在國家中央化學實驗室學習X射線晶體衍射技術。1950年，受聘前往倫敦大學國王學院任職。
而當我們考慮到Rosalind所處的時代，她所獲得的成就便顯得更加的引人注目。當時，男女平等仍然是女權主義者在苦苦抗爭的權利。直到1947年，劍橋大學才給女性畢業生頒發名譽學士學位及碩士學位；1965年前，所有法國的女性都必須獲得丈夫的同意才能外出工作；直到1971年，瑞士的女性才獲得選舉權……
即使是今天，當一個美貌、富有的女性選擇讀博、選擇科研工作的時候，仍然要承受這個社會的各種輿論壓力。我難以想像在半個世紀前的歐洲，是怎樣的熱愛和堅毅，讓年輕漂亮的Rosalind放棄了上流社會的熱鬧舞會、放棄了琳琅滿目的華麗服裝，擦去口紅、剪斷頭髮，不顧高強度的X輻射侵蝕她年輕的身體，坐在桌前認真分析一張張由枯燥的方塊、三角和圓點組成的衍射圖片。
二、DNA研究
進入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後，Rosalind任職於醫學研究委員會（Medical Research Council，簡寫為MRC）， 在由John Randoll 領導的生物物理研究單元下進行研究。原本，Rosalind的計劃是研究蛋白質的X射線晶體衍射，不過到了國王學院之後，Randoll重新指派她投入DNA化學結構的研究。不知道是該慶幸命運的巧合安排，還是嘆服Randoll對科研走勢的精確把握，這一次研究方向的轉變，直接促成了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從而使生物學進入分子生物學的嶄新階段。
回到Rosalind的研究工作。從1950年投入DNA分子結構研究，Rosalind憑藉著她良好的物理化學背景，卓有技巧地對DNA樣本進行了關鍵性的水化操作，這些處理幫助她和她的學生Gosling對DNA形態進行了分類：潮濕狀態下，DNA的纖維會變的較長較細，稱做A型；而乾燥的時候則變得較短較粗，稱為B型。也是在這一時期，Rosalind對B型DNA拍攝了著名的照片「51號」，這一照片後來成為了證明DNA雙螺旋結構的有力證據，更是被X射線晶體衍射先驅之一約翰·貝爾那（John Desmond Bernal）形容為：「幾乎是有史以來最美的一張X射線照片。」（ "amongst the most beautiful X-ray photographs of any substance ever taken".）
不過遺憾的是，Rosalind和她的學生Gosling選擇了對A型DNA進行研究，而B型DNA的研究工作，則由他們的同事Wilkins負責。不得不說，這一選擇使Rosalind在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上走了不少彎路，她比Wilkins晚了整整兩年才認識到A/B型DNA 可能都具有雙螺旋結構。
在日復一日枯燥的研究中，時間的車輪推到了1953年，這是風起雲湧的一年。
1月，Rosalind整理了自己之前的相關工作，意識到了A/B型DNA分子都具有雙螺旋結構，並開始構建它們的結構草圖。
1月30號，劍橋大學的Watson帶著Linus Pauling於一年前發表的關於DNA結構模型的論文來到了國王大學。在這篇論文里，儘管Pauling提出的模型存在著瑕疵，但卻有重要的啟示作用。Watson提出他們應該合作，以在Pauling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前得出正確的模型。
同日，在沒有得到Rosalind的允許也沒有告知她的情況下，Wilkins將照片51號展示給Watson，並詳細解釋了相關的數據分析結果。作為回報，Watson向Wilkins展示了Pauling 和 Corey另一篇尚未公開發表的論文。
2月4日，受到照片51號啟示，Watson和Crick對DNA模型有了新的思路，得到了重啟之前暫停的DNA模型構建工作的允許。儘管這一工作的大部分數據都直接來源於Rosalind和Wilkins在國王大學所做的工作。
2月8號，Watson寫信告知Wilkins劍橋重新開展DNA模型的搭建工作，此時Wilkins意識到自己可能透露了太多相關信息。
3月6號，Rosalind關於A型DNA結構的論文寄到了位於哥本哈根的《晶體學報》雜誌社
3月7號，Watson和Crick完成了DNA分子模型的搭建工作。
4月25號，Watson和Crick將他們的工作成果發表在《自然》雜誌上。僅用腳標標註：「受到了Wilkins和Rosalind未出版的工作啟發」。作為國王大學和劍橋大學兩個實驗室的一項協議，Wilkins和Rosalind的論文也於同日發表於《自然》雜誌，但僅僅作為Watson和Crick論文的補充材料出現。
自此，這場堆建DNA分子結構的賽跑，落下了帷幕。獲勝人的名字，是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
被歷史遺忘的名字
儘管關鍵性的工作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人佔有，Rosalind卻顯示出來令人折服的大度。她甚至向Crick請求參觀他們搭建的模型，並對他說，儘管他們的模型很巧妙也可以應用於基因層面，但他們還需要足夠的實驗數據去證明它的正確。事實也確實如此，直到1962年獲得諾貝爾獎，DNA的雙螺旋結構才開始被廣泛接受。
然而，1962年諾貝爾生物及醫學獎的獲獎者名單里，卻只有Watson、Crick、Wilkins三人的名字。4年前，Rosalind由於卵巢癌而離開了人世，年僅38歲。儘管未有定論，但大部分人相信是常年暴露在X射線輻射下工作導致了Rosalind的癌症。
另外一方面，因為國王學院不友好的研究氣氛，在DNA結構發表的1953年，Rosalind離開了國王大學前往倫敦伯克貝大學（Birkbeck College）任職，而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煙草花葉病毒與小兒麻痹病毒的研究上，在兩年的時間裡發表了13篇相關論文，並成功地推翻了當時著名病 毒學者諾曼·皮里埃（Norman Pirie）關於TMV的理論。受國王大學實驗室主管Randoll的要求，她停止了一切關於DNA的研究，終身未再涉及相關領域的研究。
最終，Rosalind Franklin的貢獻，被論文下小小的一行標註——「受到Franklin未發表的工作啟發」——輕描淡寫的掩蓋過去了。
那些後人無從評說的私人恩怨
作為20世紀初期的一名女性科學家，Rosalind一直飽受爭議。
儘管與Rosalind並無過多接觸，儘管在她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佔用了她的勞動成果，Watson卻在他晚年的自傳《雙螺旋》里對她極盡詆毀之詞。對她不塗口紅、不注重穿著的行為大肆批評，將她描繪為一個古板的學究形象，甚至大言不慚地猜測她來自一個不幸的家庭。除了對Rosalind沒有女性特質這一點惡語相向外，Watson甚至不顧事實地詆毀Rosalind在科學上的成就，稱Rosalind從未意識到DNA分子可能是雙螺旋結構的。
同時，Rosalind在國王大學的同事Wilkins，也就是照片51號的泄露者也一直對她大肆嘲諷。儘管實驗室主管Randoll認命Rosalind主管DNA結構的一切工作，Rosalind和Wilkins的上下級關係卻一直得不到貫徹。有部分資料稱這是因為Rosalind進入實驗室時Wilkins恰好在出差，未能得知Randoll的任命而造成的誤會。但在Rosalind進入實驗室工作數年之後，來訪實驗室的Watson仍認為Rosalind是Wilkins的下屬從而將她描述成一個不聽指揮、難以合作之人，由此可見這並不僅僅是一個誤會這麼簡單了。在1954年，Rosalind離開國王大學時，Wilkins更是直接寫信告知Watson，稱：「黑暗女士終於離開了」。
事實上，當時國王大學，乃至整個科研圈都盛行著男性至上主義。在關於Rosalind Franklin的一本傳記中，作者Sayre稱在國王大學，「所有的男性研究人員都在寬敞舒適的專用食堂進餐，而女性研究人員卻必須在學生食堂進餐」。這是這樣緊張的研究環境，令Rosalind最終做出了離開國王大學的決定，從而不得不放棄她在此進行的全部DNA研究工作。正是因為她的離開，使原本是另一研究組成員的Wilkins得以到接觸她的研究工作，包括關鍵性的照片51號，從未將這一照片泄露給Watson。
我曾想過也許是Rosalind本人性格的原因。
但是，
從Rosalind進入國王大學伊始，Gosling就跟隨她進行DNA分子結構的工作，從來不見Gosling有任何詆毀貶低Rosalind的言論。相反，Rosalind所有關於DNA研究的工作，是在和Gosling的合作下完成的。
但是，
1968年，Watson出版個人回憶錄《雙螺旋》。對於該書中對Rosalind工作的詆毀和歪曲，Rosalind在伯貝克大學的同事 Aaron Klug幾乎是立即正面回應了這些言論，指出它們的言不符實。同時，Klug還在Rosalind的遺物中發現了她未發表的關於B型DNA結構的論文，論文上顯示完成的日期是1953年的3月17號，此時Watson和Crick的論文尚未發布。Klug整理了相關資料，完成論文Rosalind Franklin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DNA與1968年8月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為Rosalind正名。
但是，
與Watson相反，Crick對Rosalind從無詆毀之詞。相反，1956年夏天，Rosalind在美旅行工作時身體出現狀況，一直都是在Crick夫婦家中休養。在晚年間在劍橋的一次談話中，Crick提到Rosalind時為她慨嘆，說：「我不得不承認，大部分時候，人們總是在用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對待Franklin。」Crick也公開承認Rosalind的工作重要性，稱「她離真相只有兩部之遙。
於是，我常常會想，那些對Rosalind的惡言惡語，究竟是因為她真的是個「黑暗女士」（darklady），還是因為她是一個不塗口紅、不愛打扮、不在社交舞會上翩翩起舞而是坐在實驗桌前用帕特森函數計算DNA分子的各項組分，因為她不是他們所期待的女性的模樣。
我甚至會想，如果沒有國王大學裡緊張的研究氛圍、和Wilkins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也許Rosalind不會選擇離開國王大學，Wilkins也就無法接觸到她的照片和相關研究數據從而泄露給Watson。於是，Watson也就無法得到重新啟動DNA研究的允許，而Rosalind仍然繼續著她對DNA結構的研究。也許，DNA模型的揭秘，將由Rosalind Franklin親手完成。
然而，世事變遷，我們作為後來人的揣測和評價永遠都是蒼白的。讓我們忘掉那些是是非非，只單單記住這個姑娘美麗的背影吧~
最不幸的應該是那些我們連名字都不知道的。
國內學過大學物理的可能會記得一本光學教材的作者的名字：姚啟鈞
姚啟均，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教授，1966年8月4日，他和其他一百多名教師和幹部被抄家、遊街以及在學校的「共青」操場上「鬥爭」。此後，這種暴力性的「鬥爭」在華師大繼續發生。姚啟均老師於1966年9月28日在物理館跳樓自殺。
其他的：
肖光琰，男，1920年生，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曾經留學美國，文革中被指控為「特務」。1968年10月被關進「牛棚」，遭到虐待和毒打，12月11日死亡。他被宣布是服用安眠藥自殺的。時年48歲。兩天以後，他的妻子甄素輝和15歲的女兒蕭絡連被發現在家中一起自殺。
程述銘，1925年生於北京，上海天文台研究人員。1948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從事天文報時並作出優秀成績。1966年文革初期，因所謂「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罪名被「監督勞動」。1971年，有人告發他「散布損壞江青形象」的言論，再次被隔離關押。他在上海天文台的隔離關押地上吊自殺。時年46歲。
李其琛，男，1934年生，廣東梅縣人，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講師，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1968年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指控為「反革命小集團」成員，被「隔離審查」，遭到毒打和侮辱，身體和精神都受到嚴重摧殘，1968年12月8日自殺身亡。時年34歲。
馬幼源，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講師，1968年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隔離審查」和抄家，1968年3月10日跳樓自殺。
毛青獻，男，50歲左右，復旦大學物理系教師。他高高的個子，腳略有一點殘疾，他教原子物理學，學生很喜歡他講的課，學生記得他很有風度，有幽默感，也很有才氣。1966年，毛青獻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被揭發講過「黑話」。他在復旦大學的燈光球場被學生「鬥爭」，身上澆了墨汁。毛青獻不堪侮辱，在學校跳樓身亡。
毛啟爽，男，60多歲，上海科技大學教務長，無線電系主任，教授。在1966年「斗鬼高潮」中，毛啟爽教授被「鬥爭」，被剃「陰陽頭」，被毆打辱罵。「鬥爭會」後的那個周末，他沒有回家，在宿舍將電線捆在手腕上，觸電自殺身亡。他死去的第二天，整個校園貼滿大標語，聲討他「自絕於人民」。黑字標語上，他的名字被打著紅色的大叉。
饒毓泰，男，1891年生，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現代中國物理教學的開創者之一。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中被 「審查」，10月16日在北京大學燕南園51號的自來水管子上自殺弔死。時年77歲。
王茂榮，男，1933年生，大連人，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化學系，到中國科學院大連物理化學研究所第二室工作。文革中遭到攻擊。1968年7月31日，在大連星海公園海邊發現了他的屍體。他是服安眠藥以後投海自殺的。他死後13天，他的妻子生下了他們唯一的孩子。王茂榮死時35歲。他的骨灰沒有被保存或安葬。王茂榮在1966年結婚。1967年底妻子懷孕。他給孩子起好了名字，叫王建琴，但是，卻沒有能看到他的女兒出生。
吳鴻儉，上海第一醫學院藥學系物理化學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投河自殺。
殷大敏，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講師，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1968年4月21日投河自殺。
余啟運，女，大連工學院物理教員。她1968年遭到「隔離審查」，6月15日在關押中自殺。時年43歲。她的丈夫黃必信也是大連工學院無線電系教師，已經在兩年前被迫害而自殺。他們有三個孩子。14歲的小女兒在1966年10月26日失蹤 。
趙九章，男，1907年生，氣象學家，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畢業於清華學堂，1938年在德國柏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文革中被抄家、掛「黑牌」和開會「鬥爭」。1968年10月25日在北京中關村15樓服安眠藥自殺。因為他是自殺的，骨灰未被保存。
1969年，研究人員張宗燧自縊身亡。 張宗燧是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一級研究員，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53年回國。他研究理論物理，在劍橋曾經師從著名物理大師。文革開始，張宗燧的教育背景和學術地位，使他成為毛澤東所說的「反動學術權威」，毛澤東所制定的文革的主要打擊對象。
出自：
http://hum.uchicago.edu/faculty/ywang/history/victim_ebook_070505.pdf
樓上提到的普朗克，我覺得就從頭像也能看出點什麼來。
文革時期中國的物理學家，不用解釋了吧……
我說一個我覺得既不幸又幸運的吧
小柴昌俊
小柴昌俊（こしば まさとし），1926年生於日本本州島港口城市豐橋，是東京大學國際基本粒子物理中心高級顧問和東京大學榮譽教授、神岡實驗室資深學術顧問。
故事是這樣的：上個世紀開始，科學家們為了探尋是否有超光速的物質存在，找了許多可能性，其中中微子就是可能性最大的一種之一（雖然超光速的結果可能是線沒插好...）， 於是為了探測中微子，物理學家有了一套方案：利用核裂變產生密集中子束，朝我們的接收設備猛射，只要穿過設備的中微子達到一定的數量級，就一定會有那麼一個中微子，能在探測器中產生核反應。為了能夠接受大量，密集的中微子束，探測裝置就必須埋在地下，因為中微子不僅產生在太陽，核反應堆這些反應強烈的地方，我們自己也是中微子發射源，所以中微子無處不在，但同時我們周圍也有著各種射線，比如宇宙射線，電磁波等，為了降低干擾，就必須把裝置埋在地下（厚的地層能過濾各種射線，除了中微子）。並且為了儘可能多的密集集中原子核當靶子，就要把這些原子核以液體的形態存放在罐子里。
1983年，在日本岐阜縣神岡礦山的一個深達1000米的廢棄礦坑中，東京大學建造了一個大型探測器，名曰超級神岡探測器。1985年，探測器進行了擴建，靈敏度大大的提高了，主要部分是一個高41.4米，直徑39.3米的大罐，灌水5萬噸。探測器建造之初是為了觀測質子衰變現象的。一個右臂有些殘疾的老人在苦苦等待，他就是小柴昌俊。
他知道，這個探測器不僅可以觀測到質子衰變，還可以觀測到中微子。如果銀河系哪個超新星爆發，神岡探測器就能捕捉到它發射來的中微子。但他也知道在銀河系，這種情況平均30年左右才會發生一次，而他，已經快到退休的年齡了。
不過，他不願放棄，所以他決定：等。
16萬年前，大麥哲倫星系。一顆恆星走向生命的末端，迴光返照，一場華麗的爆炸，耀眼的光芒讓整個麥哲倫星雲都燦爛起來，彷彿在向宇宙誕生的一刻致敬。
1987年2月23日上午7點35分35秒，探測器觀測到1個中微子匆匆飄過，在接下來的13秒里，又有10個飄過。13秒11個！中微子暴的密集程度得有1平方厘米100一個中微子才能達到！
16萬年前，遙遠的麥哲倫星系中，一刻毫不起眼的恆星的一次終極綻放，歷經16萬年的漫漫旅行，趕在小柴昌俊退休前1個月，與他完美邂逅，成就了一段傳奇。
2002年，76歲高齡的小柴昌俊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獲獎理由是「在探測宇宙中微子方面所作出的先驅性貢獻」獲獎感言是「我實在太幸運了」。
為什麼我覺得不幸是因為，他為了迎接這短短的13秒，準備了大半輩子，任生命流浪到絕望的邊緣，它才姍姍走來。而幸運是因為一生所求之物終於在他生命之火燃盡之際擁抱了他。
胡克
在他死後，英國皇家學會中的胡克實驗室和胡克圖書館就被解散，胡克的所有研究成果、研究資料和實驗器材或被分散或被銷毀，連張肖像也沒有留下。
這應該很不幸了。
真是齊地不言人，剛回答這個問題CCTV世界地理就放了BBC的《電的故事》（The Story of Electricity）裡面列舉了好多不幸的人，比如奧利弗 洛奇（Olive Lodge）僅僅比赫茲差一點點先發現並證明電磁波的存在；奧利弗 洛奇（Olive Lodge）在紀念赫茲逝世的一次公開演講上演示的裝置和後來馬可尼裝在箱子里並申請無線電專利的東東完全一樣；奧利弗 洛奇（Olive Lodge）……什麼？都是他，那好吧，他最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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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丹尼爾-科拉頓（Jean-Daniel Colladon）(1802-1892年)1823年，電能生磁在當時已經是常識，很多科學家在研究更為重要的磁生電，瑞士物理學家Colladon也是其中之一，為了防止磁鐵干擾錶針，他把感應部分和驗電部分放在了兩個房間，把磁鐵放進線圈之後再跑過去看錶針，我們知道，線圈切割磁力線瞬間才會生電，等他跑過去就已經太久了，他實在應該請一個助手…助手…手…
1831年，法拉第正式發現並發表電磁感應現象
補充排名第一的。
記得以前聽老師說過束星北。束星北平反後想要繼續研究科學，他每天深夜就會起來寫東西，當時他的妻子以為他是在寫論文，沒在意。終於有一天，妻子發現他寫的根本不是科學論文，而是一篇又一篇的自我檢討。
他除了檢討已經什麼都寫不出了。
一個當年意氣風發，才華不下於楊振寧的科學家，就這樣，除了檢討，什麼都寫不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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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評論區中 @fuuu知友的提供（摘自百科）：
「在他病重期間，覺得自己雖七十多歲，但大腦仍跟二三十歲一般，要求捐獻出自己的遺體用於醫學研究,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先生不幸病逝於青島，束先生家屬按其遺願，向有關單位遞交了「遺體捐贈申請書」，並完成了遺體交接工作。
束星北的遺體移交形式隆重異常。這期間，青島醫學院各級領導班子都在「大換血」，束星北遺體就被遺忘了。半年以後，有人突然想起束星北，遣人去看時發現遺體已腐爛不堪。有關領導見遺體非但不能解剖，連標本價值也失掉了，便遣了兩個學生將其送到醫學院院後的「舍林子」里埋掉。去「舍林子」須走醫學院的正門，這樣一來就得繞一個很大的圈子，兩個大學生在處理遺體時，為了省事，打了折扣。他們趁著沒有人注意的功夫，就近將束星北的遺體草草地埋葬在學校籃球場旁邊的雙杠下面。
這樣，束星北最後僅有的一點點遺願也落空了。」蘇莉安 的那些例子雙手贊成
我補充幾個類似情況的
路易斯·亞歷山大·斯洛廷
1945年8月21日，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科學家小哈里·K·達利安不小心把一塊碳化鎢掉到一個鈈球上，進入臨界反應。達利安工傷陣亡。1946年5月21日，路易斯·斯洛廷在操作同一個鈈球時，用兩個直徑9英寸的空心半球形中子反射材料（鈹）一上一下地把鈈球包裹起來，並用一個螺絲刀使它們稍微分開，這能使系統保持在亞臨界狀態。當螺絲刀意外滑落的的時候，兩個半球完全包裹了鈈球，核反應開始。當斯洛廷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之後，果斷地用手分開了兩個半球，拯救了附近其餘七個科學家的生命。斯洛廷九天後死於輻射。
雖然是違規操作，不過那時候安全規程都不嚴格，不能全指責實驗員本人。
因為出生在糟糕的國家和時代而倒霉，中國科學家只能算是後來者，而且因為老毛本人的陰險，都是死於群眾運動中，非常慘，但還不是慘烈。典型的慘烈如布魯諾。
拉瓦錫，現代化學奠基人，法國大革命時被革命政府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法官的說法是「共和國需要革命者，不需要科學家」。同年數學家孔多賽自殺。
瓦維洛夫，蘇聯最偉大的植物學家，35年第一個站出來批判李森科偽科學，40年被捕，蘇聯科學院包括院長在內為他擔保，但是李森科說服斯大林不放人，43年被貝利亞處死。
科羅廖夫，蘇聯宇航的擎天柱，早年趕上大清洗抓去挖煤，戰後放出來主持工作，事業剛有起色，做了個小手術，領導非常重視，由衛生部長親自主刀，因為長年挖煤身體不好，且部長大人技藝欠佳，死在手術台上。
而且大家不要光看到好人，壞人也是會感到失意和傷心的。維爾納·海森堡，量子物理學奠基人之一。
鐵杆納粹，希特勒的堅定追隨者，向同事透露自己知道猶太集中營，也知道在佔領區的掠奪，但他認為這是先進政治體制的特色，納粹失敗後深感失望，戰後還曾辯解說「希特勒統治全世界後就會變好」。
二戰中領導納粹核計劃，自信會比美國人早弄出原子彈，被盟軍逮捕後得知曼哈頓計劃，深受打擊險些精神失常，隨即編造彌天大謊，炮製聲明，把自己學術上的無能渲染為「主動破壞納粹核計劃」，指責美國科學家「喪失了良知」。
當然是伊文斯.路西恩了，只能在異界拋出一個個神理論
遭遇文革的物理學家，乃至所有知識分子都是最不幸的。
任何遭遇都分為外來和內在，那些遭遇外來的戰亂導致的不幸，還有後人追認為國家的科技英雄；內部亂政導致的不幸，利用民眾的無知發起的文革，讓那些有貢獻的科學家連名字都沒留下。
因為這個題目，我又回顧了一下王小波的雜文《知識分子的不幸》
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
知識分子的長處只是會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只有短處，活著沒意思，不如死掉。
他們都應該喊一句：誰敢比我慘！
從得諾獎的角度去評價一個物理學家成就的話，愛因斯坦是不幸的。他的工作足以得5個諾貝爾物理學獎。
奧本海默。
可愛的小愛童鞋曾經為小奧童鞋打抱不平：「那幫狗娘養的。」
就是給某些人錢的那幫人。比如馬約拉納，他的不幸很難以具體描述出來。他的老師很出名我想你聽說過，就是費米。我聽邢志忠老師提到過費米對馬約拉納的評價，或許可以作為一個參考。費米大概說的是：
世界上科學家分幾個等級，其中二、三流的科學家，可能做了很多工作，但都走的不遠。而為科學做出傑出貢獻的往往是那些一流的科學家，比如牛頓一類的天才，馬約拉納就算是一個這樣的人，他有著比別人更高的天分，但是他缺少一種每個人都有的素養：樸素的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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