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和袁騰飛誰的歷史水平高些？
相關問題：學過歷史學的你現在在做什麼工作？對高考志願填報相關專業的同學有什麼建議？
在袁騰飛和易中天之間，我想還可以加入另一個人來討論，那就是紀連海。
簡單的對比易中天和袁騰飛的歷史水平其實並沒有多大價值，因為二者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易中天本身是文學教授，主攻的方向是美學。即便是在讀歷史的時候，他的主要的側重也是「人」而不是「事」，比如《品人錄》、《讀城記》，尤其是在《品三國》中，易中天最為出色地地方是成功的復活了曹操的奸雄本色，而不是把歷史事件本身講的有多麼清晰。與易中天相比，後來的許多講歷史的，比如說於賡哲的《大唐英雄傳》系列，雖然也有可圈可點之處，但重點還是在講「事」。
跟袁騰飛相比，易中天最明顯的不同是他經過了嚴格的學術訓練。雖然並非歷史專業出身，但易中天有三點極為突出的優點：第一，言必有依，論必有據，如無史料可查則不說，在《品三國》里經常可以聽到易中天分析一個問題時說」A這樣認為，B這樣認為，C這樣認為，我這樣認為」；第二，考據與甄別的能力，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易中天當年在小學上沒少下功夫，對於某些存疑的問題，易中天的做法通常是羅列史料與觀點，供讀者自己甄別；第三，獨抒己見，在某些問題上易中天明確提出自己不認同的觀點，然後闡發自己的論證。總之，或許易中天在歷史方面的水平不如專業歷史教授，但至少在結構和邏輯上是禁得住質疑的。
百家講壇主講人的主要來源是高校和社科系統，早期的紀連海和後期的袁騰飛是少數的以中學教師的身份進入《百家講壇》的。無論是紀連海還是袁騰飛，他們的講課都體現出了明顯的中學歷史教師的風格。中學歷史教學的主要目的是應試，只需要針對教材上的內容進行講解即可，有了多餘的時間說兩個故事補充一下就差不多了。最為重要的是，他們並不存在深入研究的壓力，每一年所講的內容都是一樣的。工作20年，也不過是把歷史教材重新講了20遍。他們倆都是首都師範大學的本科畢業，只學習了基本的歷史知識，而沒有接受系統的學術訓練，但在教學中他們又不需要去思考考據、論證的問題以及觀點的對錯——因為中學歷史教材就是考試的指揮棒，即便有錯誤，也是沒錯誤。所以，如果僅僅是講歷史課本，沒有任何問題，一旦超脫出這個範圍，就變得疏漏百出。
舉個例子，紀連海在講紀曉嵐的時候，說紀曉嵐在快編篡完《四庫全書》時，心生感慨，寫了一首四句詩：「檢校牙籤十萬餘，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頭白休相笑，曾讀人間未見書。」在解釋第一句
「檢校牙籤十萬餘」時，說書先生說了：「他也很高興，他不管這叫書，他說有十萬個牙籤，他不說他讀過十萬本書，對他來講不是書了，覺得自己就是天天玩弄牙籤似的，看來這工作好像還不累哈」，……
這個解釋是完全錯誤的，「牙籤」其實是書籤的意思，因為古代精美的書籤多用薄薄的象牙製作，所以被稱為牙籤。一本書里插入一枚書籤，以示審閱編訂完畢，所謂的「檢校牙籤十萬餘」實際上是說自己整理了十萬多本書，蓋因四庫全書總數約十萬多卷的緣故。「牙籤」應該算是一個文化典故，在古人的詩中多有展現，但紀連海作為一個教中學歷史的可能平時不會讀這些詩，所以不懂也不奇怪。
至於袁騰飛，作為青年歷史發明家，錯誤更是數不勝數。比如他說「以前國家領導人輕易都不出國，比如毛澤東一輩子就出過一回國，蔣介石一輩子就出國兩回國」，當時我正好在寫蔣介石傳，知道他這是胡扯。蔣介石在49年以前有公開記錄的出國至少四次，第一次是東渡日本求學，第二次是到日本避禍，第三次是作為國民黨代表考察蘇聯，第四次是出席開羅會議商討對日作戰問題。
不過，相比起來，紀連海至少比袁騰飛靠譜得多。
用流行的話說，袁騰飛跟易中天之間，差了一萬個紀連海。
這是易中天在知乎上最受侮辱的一問。
你們這樣不好，怎麼能這樣直接說袁騰飛老師？
你肯定以為我下一句是，咱應該打他，是不？
嘿嘿，我偏不這樣說，我說：咱得拿證據打臉。
單說易中天老師和袁騰飛老師的歷史水平，也許有朋友會說他們說的又不是一個對象，那好，好在他倆都寫過同一段歷史，咱就慢慢扒。
易中天老師的《易中天中華史：祖先》講的是上古先秦，袁騰飛老師的《袁騰飛講先秦上古春秋》講的也是上古先秦。
那這就有可比性了。
來，我們看看袁騰飛老師的常識性錯誤。
注意，我說的是常識，不是歷史素養。
袁老師是這麼說的：
直到第二年的農曆二月初二，黃帝才一聲啼哭，在姬水河畔呱呱墜地。中國人的農曆有這麼一個講究，叫「二月二，龍抬頭」，就是從黃帝的生日來的。
我建議袁老師去百度一下六個字。
哪六個字？
「三月三，生軒轅」。
我的天哪，「二月二，龍抬頭；三月三，生軒轅」，這十二個字向來是一起說的，怎麼到了袁老師嘴裡，黃帝成了二月二出生的了？怎麼二月二的典故就和黃帝有關了？
這不是歷史常識的問題啊，這是蒙學的問題啊。
我們再看易老師是怎麼描述黃帝的。
雖然語氣現代化吧，但人家是有史料引用的。
至於哪位水平高，我想這下大家可以直接評價了。
袁騰飛的對手是小郭德綱= =
我們討論易中天有哪些說錯的地方。
我們討論袁騰飛有哪些說對的地方。
由於沒有問題描述，僅就兩人在「百家講壇」平台上的表現做個對比。
我大概看了有幾百期百家講壇吧，恰好易先生和袁老師的講座全部都看過，我個人認為易先生水平明顯高出袁許多，或者說，易先生比講壇上其他大部分主講人要高明一些。僅就內容而言，易先生除了引史料，還引近代大家史論比如翦伯贊先生田餘慶先生呂思勉先生等等，這種功夫很少見到其他主講人做過。尤其是易先生品三國最後幾講，從階級角度講評歷史，討論歷史邏輯，平心而論，我認為是對聽眾最大的尊重，他把聽眾看作是一個交流的，接受知識的群體，而非聽段子聽笑話的群體。與他相比，（引入一個中間參考的對象）王立群先生要稍差一個層次，他不太願意討論歷史邏輯，但是他對歷史記載的甄別分析顯見他下的功夫，何況王教授的講座，也少不了他自己的現實思考，藝術和歷史的區分也是嚴肅的清晰的。與王教授相比，袁要再差幾個層次，他引用史料的頻率低，分析少，以講故事為主，對於聽眾而言，他的講座和評書沒有太本質的差別。
因此，就百家講壇這個平台而言，作為主講人的易中天比袁騰飛要強的多。
就我的觀察來看，易中天老師雖然歷史功底過硬，但是還沒到能撇開史料講好一段歷史的程度，因此遜於袁騰飛。
更 新一下
於歷史抱著一種玩弄的心態，我不覺得怎麼罪大惡極。但是打著歷史的旗號，意淫歷史，呵呵。君不見三億五千萬金盧布的女博士被開除？校長的批語：「學術不端，道德低下，素質堪憂，立場不正」。
袁騰飛書中，種種意淫，難道可以稱之為歷史？
還有拿當年明月和袁騰飛比，來證明袁騰飛的書只是歷史小說？
附上兩個歡樂的智斗袁騰飛粉絲的帖子，看看藤製們怎麼撒潑打滾。
【原創】七問「歷史發明家」袁騰飛！
【轉帖】袁騰飛講《兩宋風雲》的幾處歷史硬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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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附上虞雲國老先生的全文，不然某些人不死心地給袁騰飛洗地。
《對歷史的輕佻與侮慢》評袁騰飛
——評袁騰飛《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
日期：2009-10-25 作者：虞雲國 來源：文匯報
號稱「史上最牛的歷史老師」袁騰飛先生推出了《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1）》（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09年8月版），向公眾開講中國史，這一冊涵蓋了鴉片戰爭前的中國古代史。作者自序引用了國學大師錢穆《國史大綱》卷首語：「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所謂對其本國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顯然，作者是以此為講史準繩的，而我也正是以這種標杆去拜讀袁著的，但讀完全書，不僅領悟不到他的溫情與敬畏，撲面而來的卻是他對中國歷史的輕佻與侮慢。
一、考據學「這個玩意兒實在沒什麼意思」
袁著自序聲稱，「歷史應該是論從史出，得出的每個結論應該有史實做依託的」；還說自己「至少讓學生不要相信沒有史實根據的事情」。我無緣親聆其課，只能憑藉他這本《玩意兒》來領教，看到的卻是紛至沓來的史實出入。以下試從十個方面說明，限於篇幅，每類僅舉一二例證。
其一，小說家言。除非運用陳寅恪那樣的詩文證史法，一般情況下小說戲曲是不能當作史料的。而袁著說，商末「比干因為勸諫被挖掉七竅玲瓏心，後來成了文財神」（原書頁58），文財神之說純屬齊東野語，即便《封神演義》里，姜子牙封比干為文曲星，也不是文財神。類似情況還有宋高宗把岳飛「十二塊金牌召迴風波亭幹掉」（頁177），風波亭也僅見於《說岳全傳》之類的小說家言。對岳飛有全面研究的王曾瑜先生在其《盡忠報國：岳飛新傳》里指出：「後世傳說岳飛死於風波亭，宋代無此記載，故並不可信」。袁著卻把這些小說或戲曲中的藝術創作當成確鑿無疑的歷史事實。
其二，子虛烏有。袁著有些敘事根本找不到史料根據，完全屬於自產自銷。例如，他說，「蜀國建立後，諸葛亮只活了九年」（頁75），頁262他再次說：「諸葛亮在蜀漢建立9年就去世了」，其上文說「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漢』，史稱『蜀漢』或『蜀』」，而《三國志·諸葛亮傳》說其卒於建興十二年（234），至今尚無史料說他死於230年。袁著又說，厓山之戰後，「張世傑準備退往印尼、菲律賓，重整旗鼓反攻，不幸遇到颱風遇難。」（頁184）有關記載只說張世傑「將赴占城」（在今越南南部），而「不能達」，從未見其「準備退往印尼、菲律賓」的史料。倘是著者獨家發現，切盼公諸學界同好。
其三，張冠李戴。袁著頗有將不相干的人事與言論派錯主人的情況。例如，他論王充的唯物主義思想，卻引「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為證（頁63），這不是王充的主張，而是荀子的高論，語見《荀子·天論》。1004年澶淵之盟前夕，宋真宗御駕親征，卻不願過黃河。袁著說「寇準特生氣，但也沒轍。太尉高俅拿著鞭子抽抬轎子那幫人，瞎了眼趕緊把皇上抬過去。」（頁166）隨從真宗北征的殿前都指揮使姓高，也確可稱為高太尉，但他不是高俅，而是高瓊，《宋史》有傳。那時，估計高俅的爺爺還沒有出世，而且兩人雖然同姓，卻非一族。作者張冠李戴，在年代上相差達一個世紀，實在離譜。
其四，以偏概全。歷史上的人、事、物豐富而複雜，決不可盲人摸象，固執一端，袁著卻時有這類錯誤。例如，他說，「中國古代的五種兵器，排在第一位叫『殳』，很好聽的名字，其實就是木頭棒子。」（頁20）據《漢語大詞典》，殳「以竹或木製成」，只說其「木頭棒子」有失全面。而且，其「頂端裝有圓筒形金屬，無刃。亦有裝金屬刺球，頂端帶矛的」例如，他說，「蜀國建立後，諸葛亮只活了九年」（頁75），頁262他再次說：「諸葛亮在蜀漢建立9年就去世了」，其上文說「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漢』，史稱『蜀漢』或『蜀』」，而《三國志·諸葛亮傳》說其卒於建興十二年（234），至今尚無史料說他死於230年。可見它有金屬矛頭，隨縣曾侯乙墓就出土過銅殳，將其說成是純木頭棒子顯與現存文物有出入。作者還講到「宋朝只有北宋的狄青，南宋的岳飛是武將熬上樞密副使的，這個是挺不容易的」（頁152）。即便不說宋初樞密使與副使多由武將擔任，即便杯酒釋兵權完成後，武將熬上樞密副使的也不止狄青與岳飛兩人。太宗朝有曹彬，真宗朝有其子曹瑋。仁宗朝除了狄青，還有王德用，他們兩人還都升任樞密使。欽宗朝名將种師道也擔任過同知樞密院事（相當於樞密副使），與岳飛同時，高宗朝武將當上樞密使則有張俊與韓世忠。
其五，混為一談。歷史上有些制度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即便同一制度，在不同朝代，其執行情況有時並不一致。而袁著往往不加辨別，纏夾混淆。比如他說：「從秦朝開始則獎勵軍功，按軍功授爵。所以中國古代的有爵位的人，一般都是立下戰功的，文官也一樣，比如曾國藩和李鴻章，立戰功了才封爵。」（頁47）。這是把秦的軍功爵與其前後的一般封爵制誤為一事。例如司馬光，從《資治通鑒》第8捲起，就有「河內郡開國侯」的系銜，可他從來沒有戰功，類似情況秦漢以後可以找出很多。著者還說，「按照中國古代的禮法，明朝以前凡是先帝駕崩，不能生育的嬪妃一律殉葬，武則天也應該勒死殉葬的。」（頁103）這一說法大有問題。秦始皇死後，據《史記·秦始皇本紀》，「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其後，儘管有個別妃嬪自發殉死的例子，但後宮殉葬即不見於各朝典制。唯有明朝，從太祖至宣宗一度恢復妃嬪殉葬，明英宗臨死前明確廢止這種倒行逆施。袁著根據明朝前期相關情況，便判定其前各朝禮法歷來如此，未免太想當然。
其六，顧此失彼。中國歷史上有些事件、制度或現象，年代跨度很長，敘述其起訖興滅自應前後照應。在這一問題上，袁著頗多顧此失彼的疏誤。例如，他講到法家法治時，以貴族有「免死金牌」相對照，只說「像清朝的法律裡面，貴族犯罪有八議」（頁34）。作為一種法制規定，八議源自《周禮·小司寇》的「八辟」，秦國商鞅變法廢止，漢初承秦制，八議未列入律法，但魏晉南北朝與隋朝，八議都見諸於律文。現存中華法系代表作《唐律疏議·名例律》就有《八議》專篇。袁著只拿清律說事，便給人遲至清朝才有八議的錯覺。
其七，大膽臆測。對自己不甚了解的歷史情況，袁著有時所下結論之大膽令人咋舌。例如，他指出：唐代「開元通寶的『開元』意思可能是國家剛剛建立，開闢新紀元，它不是年號，否則的話開元通寶就成了唐玄宗的錢了。以年號鑄錢是北宋開始的，北宋以前的有唐一代，就是說整個唐朝，它的錢都叫開元通寶」（頁115）。「開元通寶」誠然不是唐玄宗的開元年號錢，但他的其他推論卻大錯特錯。首先，說「以年號鑄錢是北宋開始的」，就是想當然。現知最早年號錢是十六國時成漢主李壽在漢興年間（338－343）鑄造的漢興錢，幣面鑄有「漢興」二字。其次，說唐代的錢「都叫開元通寶」，又是想當然。唐代也有年號錢，例如唐高宗乾封元年（666）的「乾封泉寶」，唐肅宗乾元元年（758）的「乾元重寶」，唐代宗大曆年間的「大曆元寶」，唐德宗建中年間的「建中通寶」，連叛將史思明年號順天（759－760），也曾鑄「順天元寶」錢。以上唐代年號錢，丁福保《歷代古錢圖說》都有拓本，至於其書所載五代十國年號錢更是不遑列舉。
其八，強作解人。這是袁著面對自己拿不準的史實時，自以為是的做法。例如，他講授時歷，「郭守敬算出來一年是365.2425天，跟現在的實際運行時間差13秒。今天拿電腦，當年連算盤都沒有，可能是地下擺棍算的，厲害。」（頁189）且不說有研究者指出，《清明上河圖》卷末「趙太丞家」藥鋪上放的就可能是算盤，但元初畫家王振鵬在《乾坤一擔圖》里所畫貨郎擔上確有算盤出售，可見至遲宋元之際算盤已經流行。故而袁著說郭守敬可能擺棍算，即仍用籌算，連算盤都沒有的結論，就太過武斷。袁著還說，「所以今天鄭和下西洋到底路線怎麼走的，不知道。」（頁253）馬歡曾隨同鄭和三下西洋，著有《瀛涯勝覽》，費信也四次隨鄭和遠航，著有《星槎勝覽》，兩書都記載了鄭和下西洋的所抵之地。如果他認為二書還不具體，不妨查閱中西交通史大家向達整理的《鄭和航海圖》（收入中華書局《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就不會貿然得出「不知道」的結論。
其九，懶於查核。袁著有些常識性錯誤簡直難以置信。例如，北宋「太祖皇帝有遺訓，刻在碑上。……祖訓的第三條是不加田賦」（頁154）。此即有名的「宋太祖誓碑」，《中國歷史大辭典》權威釋文曰：「南宋初相傳宋太祖於建隆三年（962），曾秘密刻一碑，立於寢殿之夾室，稱為誓碑。誓詞三行，內容大略為：一，柴氏（周世宗）子孫有罪不得加刑；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三，要求子孫遵守。傳說誓詞文句雖略有出入，但主旨基本相同。」倘若祖訓第三條如其所說，就不是文句略有出入，而是大有不同。但誓碑有「不加田賦」的說法，從未見諸於兩宋史料（對此說所出王夫之《宋論》，張蔭麟早有駁正）。袁著還說，「成祖的帝位來得不正，他是搶建文帝，搶朱棣，所以他總是心中有愧。成祖繼位之後第一件事兒就是把朱棣的大謀士方孝孺給抓起來。」（頁251）這裡錯得駭人聽聞。顯然，袁著認為建文帝就是姓朱名棣的那個人，殊不知朱棣正是明成祖的尊姓大名。為建文帝殉節而死的方孝孺，倘若在九泉之下知道自己硬派給朱棣做了大謀士，恐怕真要氣得再死一次。
其十，疏於考證。袁著對史實考訂頗為不屑，往往開口就錯。他說，李善長是「太子朱標的老師，要上法場開刀。馬皇后就不幹啊，因為那個馬皇后是中國歷史上的賢后嘛，她就不幹。不干她就不吃飯，絕食。哭」（頁198）。當太子朱標老師的是宋濂，《明史》本傳說他「傅太子先後十餘年」，晚年因長孫「坐胡惟庸黨，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明史·馬皇后傳》說：「後侍帝食，不御酒肉。帝問故，對曰：妾為宋先生作福事也」，並未絕食，而是預設齋飯。《明史·李善長傳》沒說善長擔任過太子師，其株連被殺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而據《明史》本傳，馬皇后死於洪武十五年，倘據袁著，八年後她還為李善長絕食求情，豈非白日見鬼。
講史或著史，史實偶有舛誤，即便司馬光也在所避免。問題出在袁著對史實考證的輕蔑態度：「考什麼你考？這個就屬於文字獄遺風，要我說就是被嚇傻了，干點有用的學問，這個玩意兒實在沒什麼意思！」（頁224）他批評乾嘉考據在文字獄的高壓下流於繁瑣，固然不錯，卻因噎廢食，把史料考證從史學研究中徹底驅逐出去。他決絕表示：「現在的歷史，還有一個就是什麼考據學，反正我就忌諱這個。別人問我這個，煩的不得了，所謂考據學，……吃力不討好，和現在的八卦新聞效果沒什麼區別。」把史料考證與當下八卦新聞等量齊觀，充分表明他對歷史學缺乏起碼的常識。惟其如此，袁著也就根本無法讓人相信他的每個結論都是「有史實做依託的」。
二、「歷史說得比相聲還好」？
傳媒為袁著設計的廣告詞很奪人眼球：「歷史說得比相聲還好。」拜讀下來，略加歸納，他把歷史說成相聲的手段主要有兩招。
第一招，輕薄的嘲諷與低級的謾罵。比如，說管仲「這個傢伙從小品德不太好」（頁22），卻舉不出過硬的事例。譏刺武則天是「唐高宗娘兼老婆」（頁125），純然一種輕佻的口吻。至於說完顏阿骨打是「天生打架王」（頁170），則抹殺了女真族反抗契丹貴族壓迫的正當性。罵李自成為「造反專業戶」（頁210），更是無視農民逼上梁山的客觀史實。
這些還算客氣的，再進一步就是失去理性的謾罵。袁著大罵明朝，是「那些王八蛋皇帝，流氓建立的朝代」（頁101），「明朝因為是賊王八建立的王朝」（頁202）。至於朱元璋，「你看那廝長得那模樣，哪有一點帝王福相啊。……這傢伙是賊王八出身嘛，是中國歷史上出身最寒酸的皇帝。這種王八蛋一當政，必然是採用暴政。」（頁196）他還說，「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那洪秀全就甭提了，那傢伙，把他比成什麼都不算是對那東西的侮辱。」（頁199）講述歷史，對前代與古人表達褒貶，勢所難免。但這種價值判斷，除了史料依據，還必須建立在理性分析之上，而不僅僅是情緒性的宣洩。
不僅如此，袁著先罵明武宗「整一個傻叉」（頁207），再罵嘉靖帝與萬曆帝「又兩個傻叉」（頁208），最後罵明熹宗以下「全都是傻叉」（頁209）。尋思半天，才恍然大悟，所謂「傻叉」，即是「傻Χ」，即國罵後省略的那個髒字，連這種不堪入耳的字在講課與教材中都一再使用，確實無愧史上最牛。但歷史學是合乎邏輯的思考，充滿理性的產物，即便你有歷史的激情，也絕對不能潑婦罵街。
第二招，夸誕的比擬與無聊的搞笑。在普及歷史的過程中，確有必要進行通俗化的嘗試與趣味化的探索。然而，袁著卻為了追求趣味而喪失了品味，為了強調通俗而自甘於惡俗。他為了說明華夏民族是多民族融合而成，誇張地說，「孔子說的都可能是閩南話。」（頁54）為了強調朱元璋出身寒酸，著者說：「劉邦在前朝好歹還是街道居委會治保主任，還是奧運志願者，領一幫老太太還能幹這個干那個呢。」（頁196）而班超出使鄯善國，享受的是「五星級賓館，美女服務員」（頁56）。也許覺得這樣趣味化還不過癮，袁著就說皇帝「到三世這幫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整天與閹豎為伍，你想想除了『下面沒有了』的笑話還能了解什麼東西」（頁40）。除了「下面」，他在通俗化、趣味化上看來也沒有其他的高招。
為了追求噱頭與出新，袁著對歷史的比擬，往往不倫不類。他把宋代崇文抑武政策說成是「黨指揮槍，要文斗不要武鬥」（頁150），借喻的內容與比喻的對象之間缺少共通點。這種插科打諢式的比喻，袁著俯拾皆是。例如，他把宋朝在當時中華文化圈內的主導性影響說成是「以文化擴張」（頁167），在表述上既不嚴謹，也不科學。
這種喻指失當，除了讓了解歷史真相的人啼笑皆非，還常常讓對歷史真相併不了解的人對他的借喻究竟確有其事，還只是一種譬喻而琢磨不定，真假難分。例如，袁著說清代圖裡琛「走遍了每一戶蒙古牧民的帳篷，宣講黨的民族宗教政策」（頁238），你因為知道那時還沒有「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尚能判斷這只是比喻。但是，當他說秦律的「特點就是輕罪重刑。你隨地吐痰，吊起來打」（頁41），你若沒有研讀過秦律，就無法斷定「隨地吐痰，吊起來打」，究竟是秦律的條文規定，還是他的設譬比喻。惟其如此，這種不恰當地以今喻古，有些表述又會造成新錯。比如，袁著說秦朝以十月為歲首，「所以9月末是除夕，春節是10月1日，應該過國慶，它過元旦」（頁61），說秦朝春節是十月一日不錯，但它與現在的國慶節卻是兩回事，因為兩者有著中西曆的差異。
借古諷今是袁著講課時的最愛，且不說這種做法是否妥當，關鍵在於他運用這一方式一味哄堂大笑的效果。比如他模擬李斯討論郡縣制時的辯辭：「你惡毒攻擊郡縣制度，你不跟中央保持一致，你不反革命嗎？」（頁43）至於他說，明初的胡惟庸案，「這是朱元璋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而「借口大將軍藍玉謀反，這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頁198），其初衷也許旨在批判「文化大革命」，但這種不倫不類的借喻，只會把人們對十年浩劫的痛切反思化解為一種淺薄的搞笑。
袁著曾說：「評書講的那個東西，距離歷史的真相其實很遠，……我小時候聽，現在不聽了，一聽就笑，太搞笑了。」（頁192）然而，讀完《玩意兒》，你得到的就是這種感覺，也難怪廣告說他「歷史說得比相聲還好」。不過，這一包裝似乎應該換個詞序，改成「相聲說得比歷史還好」才更名副其實。
三、歷史「又顛倒過來了」
作為百家講壇的當紅主講，雖有報道說袁著《兩宋風雲》（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版）錯誤成堆，還涉嫌抄襲，我倒很贊同他在該書後記里引用戴維·麥克卡羅的話：「歷史告訴我們來自何處，將去向何方。」歷史是什麼？後人通過歷史應該獲取哪些教益？這是每一個著史者或講史者必須認真思考與嚴肅對待的問題，也是歷史學的社會價值所在。那麼，作為一本講史教材，袁著試圖傳達一種怎樣的史學觀念呢？
其一，混亂虛無的歷史觀。袁著的史識既相當混亂，又極端虛無。他先在自序里說，「我們自己寫的歷史書把明清時期寫得一塌糊塗」，發問「為什麼我們自己這麼妄自菲薄？」其後在講課時卻說，「明朝是歷史上最黑暗的王朝。」（頁196）教人不知道該採納其序言里的說法，還是相信他講課時的論點。不過，你若同意他對明朝的結論，也會躊躇犯難，他上一節課剛說過「元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王朝」（頁186）。兩個都是「最」，自己打起了自己的耳光！
有意思的是，袁著還會對王朝傳世年數作出流俗迷信的說明：「北宋960年到1127年，歷經168年而亡，這個數還挺吉利。」（頁174）倘若如此，元朝從1271年到1368年，歷經98年，「98」者，「就發」也，比北宋還吉利呢！這樣講史，不啻是在兜售《推背圖》。
至於袁著對中國歷史的虛無主義態度，更令人吃驚。他說：「雖然中國也有蒙古族，但成吉思汗出生在外蒙古，埋葬在外蒙古，跟咱不是一回事。」（頁180）顯然要把成吉思汗與他的歷史從中國史中划出去，且不論這種主張有違於當前的民族團結與國家統一，即便在歷史觀上也十分荒謬，明修《元史》還把成吉思汗列為《太祖紀》，袁著的史觀竟比被他痛罵的明朝還要虛無與落後。
其二，聖主權臣的政治觀。袁著對明朝深惡痛絕，對清朝卻獨多好評。他評論成吉思汗時說：「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亡國滅種，沒有什麼可值得紀念的，更不能把它當做驕傲。」（頁180）倘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詰問他：清朝可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亡國滅種，有什麼可誇耀的？不知他何以自解。對清朝有好評也不妨，但用語卻折射出其政治觀大成問題。他說：「其實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王朝，皇上一個賽一個混蛋。清朝雖然也殺過一些人，也干過剃髮令這樣的蠢事，但卻是最聖明的王朝。順、康、雍、乾都是不世出的聖主。」（頁222）總之，王朝「最聖明」，聖主「不世出」，真的還想早活三百年，做聖主治下的臣民。
至於介於「聖主」與臣民之間最佳吏治，他也有獨到之見：「你看中國歷史上凡是作出成績的官沒有清官，包拯、海瑞這些人絕對做不出成績來。一般都是那種介乎清官與贓官之間的那種權臣。」（頁261）在他看來，對於老百姓，公正廉潔的清官反不及有點貪贓的權臣，堂而皇之地倡導專權，容忍贓賄。崇拜聖主，推崇權臣，這就是袁著鼓吹的政治觀。
其三，佛教救世的宗教觀。著者缺乏中國佛教史的基本常識，斷然認定：「中國的僧人只要化緣就全是騙子。」（頁196）也不知他是否查遍了《高僧傳》及其所有續作，完全找不到曾經化緣的大德高僧，才下如此絕對的結論。這裡，不妨請他重讀其自序中的聲明：「不能先拿出一個結論，然後把對我有利的史實拿來，有選擇性地遺忘，這樣是很可怕的。」
儘管對佛教沒有研究，袁著卻為中國建設和諧社會開出了救世藥方：「很好的例子是印度，它貧富分化比中國嚴重，但是人家沒見砸垃圾桶，也沒見偷井蓋的，沒見把公園護欄給掰走的，就因為篤信宗教。雖然印度人不是信佛教，信的是印度教，但佛教的教義很多是從它那兒吸收來的。所以多宣傳點兒這個，對於和諧社會多有好處。」（頁88）當局提倡的「和諧社會」，只能乞靈於佛教教義，真不知今世何世！
其四，大學至上的教育觀。在教育觀上，袁著仍停留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水平上。他說：「今天也一樣，也是『六經勤向窗前讀』。……你連大學都沒上，你就看超市缺不缺扛貨的。大學沒畢業工作都找不著。你讀大學的，黃金屋、顏如玉、車馬簇。不讀，鐵皮屋、柴禾妞、棒子麵、自行車。」（頁157）言語之間充滿了對超市扛貨工與柴禾妞的輕鄙，完全缺少那種工作不同而尊嚴平等的觀念，這種「大學至上」的教育觀與人才觀，實在令人不敢苟同。
其五，鮮廉寡恥的家國觀。在家國觀上，袁著毫無大是大非的原則立場。他先是斷言：「中國人輕家國而重鄉土，勇於私鬥，怯於公戰。打架勇敢著呢，你看我媳婦一眼我跟你沒完。外敵入侵就膽小，異形【邦】打過來了，我躲著。」（頁160）他講這段話時，不知欲置岳飛抗金、文天祥抗元、史可法抗清與現代中國八年抗戰於何地？他還聲稱：「為什麼農民擁護清朝，聖天子，太聖明了，同一個民族讓我們沒法活，還是異族讓我們活的不錯，那我們幹什麼不擁護異族？所以中國人沒有這種觀念，誰讓我活下去，我就擁護誰。」（頁226）吹捧清朝不遺餘力，卻置嘉定三屠與揚州十日於不顧，匍匐山呼「聖天子，太聖明」，泯滅起碼的民族大義，公然鼓吹「誰讓我活下去，我就擁護誰」，鮮廉寡恥，一至於此！
其六，大漢族主義的民族觀。在民族問題上，袁著以大漢族主義的優越感，對歷史上的少數民族不憚使用輕侮的用語。他說：「犬戎是野人。太野蠻了這幫人。我們中原這個民族叫華夏，名字特別好聽，華是美麗的意思，夏就是大的意思，是個又大又美麗的民族。……蠻夷戎狄已經是不怎麼樣的詞兒，已經讓你說得夠慘的了，還不夠慘？犬戎！」（頁19）在講到墨家尚賢時，他又拿犬戎開涮：「任用賢人，進行選舉，最好國君都選舉產生。這個不太現實，那是美國總統選舉方法，萬一選出的國君是個犬戎，肯定不讓上。」（頁33）在其內心深處，不僅鄙視犬戎，也傳達出他把合法選舉程序不當一回事。
惟其如此，袁著對中華民族內部，流露出強烈的大漢族主義，認為「五十六個民族裡面文明程度最高的當然是漢族，剩下和漢族有一拼的，其實就應該是藏族」（頁123）。在世界民族中，則貶斥黑人，宣稱「黑人也一樣，他的民族這麼落後，就因為他沒有國家概念，只有部落的概念」（頁146）。這種民族觀比起孫中山與林肯來，倒退不可以道里計，哪裡還有民族平等的現代理念！
其七，荒唐狂悖的國際觀。在國際問題上，袁著更是荒謬狂妄而口無遮攔。在古代東亞，中華文化對周邊國家雖具主導性的影響，但在國家關係上，從今天說來則是對等的。而他卻說：「甚至至今，韓國和日本的祭孔日都比中國要隆重，中國的儒生也從來都把它們當做中國的兩個省，只不過不太聽話而已。」（頁27）而在釣魚島問題上，他竟為對手提供論據：清朝「東南是到台灣澎湖釣魚島。我們得特殊提一下這個地方在那個時候是咱們的，咱們可能那會兒也沒認真拿它當回事，現在就不好說了，現在你說是你的，你上面也沒人，你也弄不了。不像韓國那個獨島，人家真來勁，咱也不能跟韓國人干那事兒，面子不如肚子管用」（頁250）。袁著公然認為釣魚島歸屬「現在就不好說了」，還以「面子不如肚子管用」為理由，主張將中國領土拱手相讓。
另一方面，他在講到鄭和下西洋時，他又倒退到西方殖民主義的立場上，垂涎三尺道：「你看人家哥倫布、達伽馬，什麼都沒有，哥幾個湊錢，弄一艘小破船，帶回來一個拉丁美洲，充分體現了出海的價值，你鄭和跟人家沒法比。」（頁253）在古今對外關係與國際關係上，袁著根本沒有現代國家關係中平等、獨立、自主的基本理念，有的只是荒唐狂悖的胡言亂語。
袁著自序針對有的人說他顛覆了歷史，自信滿滿道：「你了解的那個我顛覆之前的歷史，是不是被顛覆過？如果是，那我只不過把顛覆的東西，又顛倒過來了。」在最基本的歷史觀念上，袁著確實把是非正誤「又顛倒過來了」。
據說，每當高三學生畢業，著者都在黑板上抄贈北宋張載的名言作為勉勵。然而，倘若學生接受他的那些立場與史觀，還有可能實現他抄贈的話，去「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嗎？
結語：如此學史新潮流「將去向何方」？
袁著自序還徵引了錢穆《國史大綱》卷首語：「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奇怪的是，他對原文作了重大刪節，歪曲了原意。這段文字完整如下：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錢穆所謂對本國歷史的敬意，具體地說，就是無論著史，還是講史，必然會體現史學家或說史者自身的價值判斷；在這種價值判斷中理應表現出對歷史的敬畏，對其中正面的東西給以肯定，表達敬意以啟迪今人，對其中負面的東西給以否定，引為鑒戒以警示來者；然而是非褒貶的態度應該是嚴謹而理性的。
讀完袁著，我們才領悟到被他有意刪去的錢穆那幾句話，猶如阿Q諱言頭上的癩疤，正是對他的一種預警，而他所自詡的顛覆歷史，就是「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而自我感覺良好地「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袁著不止一次用到「玩意兒」一詞，無一不充滿貶義。他將其冠諸於書名，畫龍點睛地凸現了對歷史的輕佻與侮慢。對這樣「史上最牛歷史老師」，主流傳媒或是請他上百家講壇，或是為他的《玩意兒》首印20萬冊，還宣稱由此「開啟全民學史新潮流」。媒體贊同這種褻玩歷史的做法，實際上與其有意無意地遮蔽某些歷史的做法，乃一物之兩面，是當前歷史傳承中最成問題的社會現象。類似《什麼玩意兒》這樣的東西佔據了當下史學傳播的主導地位，套用前引戴維·麥克卡羅的話，長此以往，中國人必會不知道「我們來自何處，將去向何方」！
（本文為上海市教委中國古代史重點學科建設項目【項目編號：J50405】）
漫長的暑假。。。這個問題如日中天啊。
貼一篇文，土家野夫的《閑話易中天》：
一
2000年，我寫過《閑話易中天》一文，發在《解放日報》，後來又被《書與人》雜誌轉載。那時，知道先生的人不多，所以我開篇即牢騷――京官適合外放，便於撈銀子。文人應該進京，容易名天下。――以下的議論，則多是為先生鳴不平的。那時先生和我，大抵皆未料到偏安一隅的他，還會真有一步如日中天的晚運。
其實，先生執教武漢大學時，已然是校園的一道風景。1986年，我插班進中文系，那時就已經開始實行必修課和選修課制度。選修嘛，學生挑老師，景況有點殘酷――有的門庭若市，有的門可羅雀。高年級的師兄則跟我們參謀――易中天的課，不管他講什麼，都該是必聽的。於是，我就抱著試試的態度在他帳下做了記名弟子。那門課本身，我原無多大興趣，叫著「《文心雕龍》美學研究」。
那時的插班生，是劉道玉校長首創的恩科拔貢，在學校有點天子門生的感覺。仗著都操過社會，小有薄名，不免腹笥中空卻眼高於頂。待到走進先生的教室――那是武大最大的階梯教室，先自吃了一嚇。三百多的座位早被佔滿，講台下的空地也已擺滿了小凳，窗台上還擠著男生。這陣仗，在我從前的大學生活中卻未有過。以後便也知道，要想親聆謦咳，那是必須提前半小時去佔座的。
先生那會兒初進不惑，條紋襯衣牛仔褲，背直腰挺，用今天的話說――酷。聽了幾回，確實覺得有味，我這個老逃課的也就被吸引進去，竟從此構成一生的緣分，這，也真是始料未及的。能把《文心雕龍》講得好聽，即使在我今天來看，仍然認為是種大本事。
該課結業有兩個學分，先生的考試卻也特別――各自回去寫篇文章，只要與原著相關即可。我為了博先生的青睞，斗膽用文言寫了篇論文，後面還賣弄地附了一首律詩，記得有「譚龍諒必屠龍手，說美豈非解美人」一聯。許多年後，與先生戲談當初的交往，果然他是從這回考試注意到我這個姓名的――他給了個最高分，95。只是現在想來，我仍為年輕時的輕浮孟浪深感汗顏。
二
80年代的大學，於今天來看，確實恍若隔世。那種自由浪漫和求知慾，在眼前這個商業時代，似乎已很難重現。
先生的課，一直是人滿為患。他每個學期，又都開的新課。因為怕擠，後來我只斷續聽過他和鄧小芒合講的「中西比較美學」。鄧是哲學系的才子，還是著名女作家殘雪的哥哥。易鄧當時在武大齊名，且都是78年以高中文憑直接考取武大的碩士。
真正走近先生，所謂入室，也是因為文字之緣。那時武大有個文學校刊，準備發我一篇習作。那正是一個時興探索和實驗的年代，我寫的個小說，是把詩和敘事兩條線並列而下的，形式上顯得有點怪異。主編好意，專門拿去想請先生寫個評論――那時老師在文學期刊開文評專欄的，只有他和於可訓先生。先生似乎還對我略存印象，便要主編約我到他家去座談。我未想到這竟成了敲門磚，自然，心底原是欣喜和忐忑的。他住在南三區，的確算是蝸居，主卧兼客廳，我們就在床前閑話。針對拙作，先生反倒沒說幾句，大意是好故事，這樣就發表，有點可惜。我自然懂得先生的深意，至今也未敢貿然投出。
但自此之後，我則借梯上樓，與先生的過從漸密了。他在課堂上，原本對許多人事，都持皮裡春秋的說法――這也正是他講課的迷人之處。單獨面對時，先生的嘻嘻哈哈之中，自然帶著更多的機鋒。那時，他還是副教授，曾經被劉校長賞識，一度做過系副主任。後來老校長下馬，他也就潔身而退了。那陣子高校還比較正規，因而教授也難免捉襟見肘，先生忽然就說要戒煙了。我不忍看他連這點雅癖也要斷交，故意送他一條煙一瓶酒一斤茶，並附贈了一首五古――人生有三害，俗號煙酒茶。持之呈君子，獻芹復自誇。煙為百害首，灼灼芙蕖花。舶來非國粹，盛行推中華。一支燃在手，焚香熏白髮。暗夜見明滅，清宵練吐納。噴之驅蚊陣，如鶴舞雲霞。個中觀世相，何似霧中花。冉冉作雲遊，功效勝大麻。酒是萬惡源，亦乃食精華。哲人千古醉，醒者皆堪殺。白眼夾醉眼，酒花掩淚花。一壺能遣悶，三杯聊解乏。飄然百病退，一夢登仙槎。譫囈皆珠璣，著書自有法。此亦屬隱術，用之可避邪。茶本閑人趣，並稱為一家。造化來指掌，無地入胸夾。荼蘼舌尖放，清泉齒上滑。清苦有回味，品味度生涯。三物皆有害，幸不違憲法。人不可無癖，嗜此非窮奢。勸公莫捐棄，悟道必無差。也許這首打油還真的起了點作用，以至於今天他還保有這些惡習。
三
先生和我，應該論得上誼兼師友。這種關係在我畢業之後，似乎更漸深濃。那時我分到瓊島，彼此尺素往還，說些非關家國的閑話。再以後，我又突然辭職回了武漢，之後是比較漫長的閉關索居生活。而此階段的先生，在武大則也過得比較壓抑。雖然著書幾冊，講課最受歡迎，卻由於眾所周知的諸般人事，竟連正高職稱也被卡著不評，住所則依舊是蝸居。於是，先生漸萌去意。
楚材難為楚用，這大抵是自古而然的可悲潛規則。好在天下尚大，自不乏人猶能於風塵中辨物色，很快廈大就來了調函。從當日的頻繁通信來看，初遷海崖，風俗盡殊，不免有去國懷鄉之嘆。我在禁中，無以相慰，嘗遙寄過一首詞――念奴嬌 贈易師――燃煙枯坐，想先生何在？黑雲遮月。望處霜風吹淚眼，又到團年時節。海岸無涯，仙蹤難覓，應悔曾輕別。幾回提筆，苦衷難以重說。 猶記忝列門牆，諄諄垂教，常使心肝熱。當年門生今孰往，護侍師尊身側。隨俗紅塵，爭逐蠅利，多是江湖客。夜深東望，但看雲水千疊。
在那個特殊歲月，先生對我魚雁殷勤，鼓勵甚多。每次返漢省親，也必彎到起義街55號來探視。難中相見，他給我推薦當年有哪些小說文章可以一讀，說起劉震雲的《新聞》，他竟能隨口背出原文，並分析其中筆法的機智。師生相與禁中論文，確實每讓陪侍之人跌破眼鏡。至今想來，那樣的畫面實在溫馨。
那時在廈門有個陌生女孩，經朋友介紹，與我時相箋候，有點近似今天的網戀。我托她去看望先生，一來二往，先生便多了一些了解。後來先生又來探我，很鄭重地規勸，說彼此並不適合。他認為人在困境中不必盲目急於選擇，來日方長，先欠人情則勢必背負道義的十字架，最後使自己進退失據。想想人生所謂良師益友，雲天高誼，也就莫此為過了。
四
先生學的是美學，講的是文學，到廈大後執教的卻是藝術，晚年得名的反而是史學和雜學。作為學者，他自有《藝術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等高頭講章擺在那裡，如今更是世人皆知。但他還是作家，寫得一手好小說，這卻是大眾不曉的。
那時先生初到廈門，心中耿然還有一些孤憤。他把高校制度的弊端及知識分子在一個變革時代的失態，寫成了一個中篇小說《文火慢熬》，甫一發表，就被《中篇小說選刊》拔為頭條。我是深為先生的才氣折服的，那種老到的文筆，犀利的解剖，冷冷的幽默，說實話，遠遠勝過許多專業作家。我們今天的教授，多不如民國時代那些學者，能把創作和治學都弄得非常像樣。而先生，正是具備了如此的大器。但辭章小道，於他看來，雕蟲而已，偶爾玩玩，只是聊遣雅興。任我如何進言蠱惑，他都只肯稍展鱗爪。後來，他還寫過一個中篇，名叫《高高的樹上》，也是諷刺當下的學術腐敗，看罷無不拊掌大笑。其實，即使先生今天已經名聞天下，私心裡我還是有些扼腕而惜――倘他玩創作，也必將給這個無趣的世界，留下一批足以傳世的經典。
大約從94年開始，先生感於商業時代對學術出版的衝擊，開始跳出專業來寫一些平民化的學術隨筆。95年窮愁潦倒的我開始要自謀生路準備當書商，他聽說後，馬上把已經簽約給了上海文藝出版社的一部書稿【即後來暢銷不衰的《閑話中國人》】，又要了回來給我，說你拿去做，賺了就給點稿費，賠了就給點樣書。這種古道熱腸，在這個日漸勢利的世界，實在是不復多見。
可是，那時的我於出版還是菜鳥，加上幾個朋友資助的一點錢，捉襟見肘不敢多花。結果為便宜找了個爛印廠，印出來完全是殘次品。印費搭了進去，書卻難於銷售，一本非常好讀的書，卻被我砸在手裡。我深感有負先生美意，他卻沒有半句責言。就是這本當時名為《中國，掀起你的蓋頭來》的書，使我懂得了出版之道。我想，這部僅僅流傳了幾千冊的書，今天也該是人們玩收藏的珍本了。96年，一個有心的編輯讀了這本書，決定重新包裝，我讓出版權，該書當即成為暢銷書而讓別人賺得盆滿缽滿。
先生為了幫我，見我做書也基本上道，又把他的第二部暢銷書授權給我，這就是眼前還在熱銷的《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也正是從這兩部書開始，先生成為了當代最具人氣的思想學術隨筆作家之一。
五
先生是我見過的最博聞強記的人之一，因而談鋒甚健。和他對話，尋章引句，信手拈來，你多半只有聽的份。關鍵是他本性情中人，不古板，不裝深沉，無論葷素都可以開談。在酒桌上侃段子，那是他的一絕，滿座人都會為之前仰後合。「百家講壇」因是央視欄目，大眾傳媒難免諸多講究――個人演講的真正風采原是不易展現的。即便如此，他仍在其中異軍突起，小露鋒芒便贏得粉絲無數。
先生是重情重義之人，所以走到哪裡都有朋友。95年他回漢，要我陪他去看看老校長劉道玉，這時的劉老已經去職多年，許多舊部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只為若干年前的一段知遇之恩，他卻不敢或忘。想想塵世中的種種緣分，總還是有些彷彿古風的東西，值得我們在心底溫存和珍惜。也正是那回，我們出校時邂逅了中文系的一位領導，那位爺半真半假地說：你走了，我們還是很惋惜的，還是調回來吧。先生笑著答曰：那我確實有病。
善與人處的人，不一定沒有脾氣。前年我知道，他是大怒過一回的――要把長江文藝出版社和一個作者海默告到法庭，起因是該社出了該作者的一本書，其中一些文字，則直接取自先生前幾年的舊著《讀城記》。好玩的是，社裡的法人周百易是我師兄，那也就是他的學生。而作者海默是湖北寫詩的青年，與我則也算舊交。媒體生怕他們打不起來，希望這個世界多點茶餘飯後的談資，遂幾面撥火，先在輿論上掰扯。冤家宜解不宜結，後來大家知道我與先生的交情，便托我私下調解。百易兄不用說，本乃他的高足，無辜成了被告，話到禮到即可。海默兄則因在媒體攛掇下，原先說過些傷人的氣話，先生難免不快。我知道勸他莫過於情，他是深諳情理的，於是只在電話里說――海默跟我一樣，外省人到北京，拖著老婆孩子賣文為生，您要索賠，那就是逼人討飯了。只此一句，先生就動了惻隱。最後只象徵性地要海默付了110元稿酬，我問為什麼要這個數字，他說代表報警而已。就這樣，官司化解，我想這就算是古人所說的恕道了。
六
其實早在央視主講漢代風雲人物之前，先生就已經是暢銷書大家了。除開前面提到過的那幾本，他還連續出了《品人錄》《艱難的一躍》《你好，偉哥》《帝國的終結》等。在整個書業皆現蕭條的現在，他這種獨具個性風格的隨筆體學術書，卻很奇怪地一路躥紅，成為各個出版社追搶的對象。即便如此，以我對他的了解，仍認為那時的他，還是未被這個世界足夠認識，依然有其寂寞不爽之處。
不可否認，電視這種強勢傳媒確有其巨大能量。而他這樣深懷利器的人，早晚也必將要被鏡頭髮現。一旦嶄露頭角，則肯定要成為公共人物，要面對無數大刊小報的評頭論足。這是人生的一個兩難困境，毋庸諱言，每個囊中藏錐的人，都渴望舞台，都願意有朝一日脫穎而出小試鋒芒。正如林語堂所說，即便做和尚，也願到都市大廟去對萬千僧尼講經，而不想就在深山孤寺對一個小沙彌說法。這是因為熱衷思想的人，多願把自己的寸心所得傳播給社會。人類文化的薪火相承，也正有賴於此。
但大眾傳媒往往也是雙刃劍，能成就人也能損害人。做公眾人物，沒有從容面對毀譽的氣度顯然不行。名高則謗生，這是自古而然的。連你的收入也成為市民話題時，你就別想還有什麼隱私了。更何況許多同行文人，內心難問，交相攻伐，也在事理之中。於是，許多朋友看著現在的先生，就想起前些年的余秋雨，不免為先生捏把冷汗。但我知道，以他的智慧，遊走於這根鋼絲繩上，應該還是優裕自如的。
我知道我在此際來寫先生，難免私淑之嫌。況且以其盛名，原也無須在下的錦上添花。只是因為見到一些流言，想到二十年來與先生的交誼，自覺有必要還原一個真實的先生，讓世人了解一下這個性情男人。而我所述的他那些為人品格，我相信，在如此世風的今天，肯定仍舊是許多人所稀缺和景仰的。
最後，是兩位當事人對題主問題的正面回應：
易老師：幸好我是廈大的，不然真嚇死了
七月三十一號更新。
我最近很少上知乎，也沒怎麼關注，結果前幾天一打開這麼多回復，幾個主要問題說一下。
一個是中華史到底貴不貴。請買一本回來看一下，一本書貴不貴值不值主要看內容，中華史每頁行與行空隙這麼大，字也略大，完全沒有必要。兩本書的內容壓縮一下一本書完全可以印得出來，所以我才說易中天教授在這點比較坑。
二是易中天學術地位的問題。誠然易中天是美學出身，但是並不代表他在其他方面就不行，尤其是中國思想史文明史這塊，文史哲不分家，沒有見到說哪個中國文化學術大家只懂某一方面的，這樣的人眼界肯定受限。或者換一句說，想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你就必須要有貫通的功夫。我本人是搞哲學的，前幾天查資料重新快速掃了一遍我山之石，對我仍有一些啟發。
對於這種問題我也是醉了。
易中天可能在外人看起來是一個很炒作的人，所謂的「學術超男」。但是在學術界大家都認為他是很牛的一個人啊要不然廈大教授是怎麼來的。
至於袁騰飛嘛，當熱鬧看看也就行了。
順便說一下易中天的新書《中華史》很不錯，史料詳盡。以前易中天的小學經常被人說很差，從這套書可以看出其還是很有水平的。唯一的缺點就是特么太貴了！媽蛋我絕對懷疑易中天最近缺錢用
我不看《百家講壇》，所以不知道在高中的時候易中天是怎麼就突然火了，在那之前我看過他的《品人錄》、《讀城記》，還有一本雜文集《你好，偉哥》。你不能體會我看《品人錄》時候的震撼，尤其是項羽那一篇的結尾章節。
大家對袁騰飛的指責和貶低，實在大可不必。之所以紛紛側目，其實還是因為這兩個人水平差距太大。如果單獨來看袁騰飛的「作品」和視頻，刨掉偏見、段子和髒話，他的歷史水平、對課本歷史的描述，都是超過同級別的歷史老師，請注意，是歷史老師。雖然袁騰飛在創造歷史、詆毀英雄、仇視英特耐、崇拜西方，讓人不忍直視，但是不可否認，他的知識體系和積累，是相當豐厚的，我記得他講中國古代史的時候，隨意穿插了幾句細節，直接引用《史記》里的句子，對古詩詞更是信手拈來，大家看視頻感覺這好像很尋常，但是即使知乎上的大牛，有幾個能不生硬的把各種文史穿插講述的？
兩人之差距，就是專業優秀歷史學者和普通優秀中學歷史老師的差距。
大二那年有幸去參加了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朱水涌老師的講座，地點設在建南旁邊的人文大樓一個小報告廳。
儘管朱老師本人頗有造詣，這場講座也有不錯宣傳，來的人依然寥寥，更多的是被抓了固定觀眾的人文學生。對比政界，商界，甚至娛樂的各種活動需要各種搶票，就顯得更可憐了。
朱老師說自己做了一輩子學問，卻因為閑時回憶往昔隨手寫廈大的往事而被人知曉；他和易中天老師資歷相仿，也稍稍感嘆一下易老師那麼多心血傾注、值得稱道的研究成果抵不過聊聊自己的愛好。
學者寂寞，學問寂寞啊。
然而生為學者，註定就是要了這份寂寞的。
若是錢鍾書先生在本世，會因信手拈來的《圍城》被封為優秀段子手還是老練的情感專家呢？若是季羨林尚存，缺了燕園隨筆、雜記和回憶錄，又有多少人關注他的研究呢？
人文類的學者因為一桿妙筆，一張會表達的嘴走向大眾，用通俗的方式傳播自己的感悟——於是他們往往被割裂開成為鏡頭前的嬉笑怒罵和故紙堆的嘔心瀝血。
然而他們的驕傲，不在於鏡頭前的光鮮，而是踏實，如一的研究。
其實易中天、王立群都是搞文學研究的，古籍看得多歷史比較熟。
上百家講壇給群眾講講是夠了，但不能算歷史學家。
易是個外行的大學教師，
袁是個外行的中學教師，
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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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里有表示理解不能的，就多廢話幾句
易中天、王立群是非歷史專業大學教師，本身是學者，受過基本的學術訓練，至少會做參考文獻梳理；但比起內行來，專業積累和學術動態的差距還是很明顯的。
但袁騰飛學的是師範類歷史教育專業，與歷史學根本不是一回事。而看他初上百家講壇抄襲網路小說的幾段公案，一來他的閱讀範圍里根本沒有正經學術文章，二來說明本科階段連基本的參考引用規範都沒學利索——換句話說，你抄也不能不過腦啊平心靜氣的回答一下，結論當然是易中天老師的歷史水平高一些，同時我從普及歷史知識而不是治學的角度評價一下兩位。
我是易中天老師的粉絲，易中天的品三國和漢代風雲人物看過好多遍，近兩年出的書也看過幾本，總體的一個感覺是嚴謹，同時歷史觀也相對科學，語言不嚴肅略帶調侃，這應該是他以前在武漢大學任教打下的基礎（當時被武大評為四大名嘴），這點我覺得應該被所有科普工作者，不管是學者專家還是普通人參考借鑒的因素，一個風趣的口吻是良好傳道授業的基礎，乾巴巴的誰也不喜歡。易中天的歷史觀的高度決定了他的受眾更符合知乎的胃口，當然也會有很多人舉出更多歷史學大師出來。我當時第三遍聽「品三國」的時候，有種從長江源頭一直順流而下最後到達大海的感覺，最後四講站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演變的角度看待三國，這是以前任何書店裡暢銷三國類書籍沒有達到的高度。
這裡再說到袁騰飛老師，首先他是中學歷史教師，並不是歷史學方面學者，所以他思考探索的方向是教學方法，而不是歷史本身，他只要把課本內容掌握透徹，歷史題會做會講就是優秀教師。當然他不僅是個普通的優秀教師，他還是能把歷史講得如評書一般吸引人的老師，我認為這點價值還是非常閃光的，說實話大家回憶自己的歷史老師，有幾個不是上課就是劃線寫黑板念書的？大家如果是從頭到尾完整的看袁騰飛老師的講課視頻（不是百家講壇也不是他後來在優酷做的節目），裡面他對歷史上重要的知識節點把握的還是非常清楚，基本的歷史觀也沒有錯，當然現代世界觀我無法苟同，如果大家想對中國和世界古代近代的通史有一個結構性入門的了解，他的課是很好的選擇。袁騰飛的價值還在於他在「國史」的歷史觀上有矯枉過正的影響，這裡矯枉過正是中性詞，我不敢說這樣會有壞處還是好處，但是我覺得保護一個不一樣的聲音還是必須要做的。
兩個人都是當代在社會上普及歷史知識的明星式的人物，這個頭銜我覺得是理所應當。
很明顯袁騰飛要厲害得多。
易中天雖然歷史功底紮實，但是袁騰飛是一位優秀的歷史發明家。
這年頭，要創新，創新！這可是上頭教育我們的。
我覺得袁騰飛和易中天不是一個層次的。
從易中天的微博上盜圖一張，是易中天今年4月在廈門大學的演講圖文實錄。從這篇文章中，易老師的學術功力、思維視角、審美境界都可以窺見一二。
我認為他是當代知識分子中，站在端正科研學術與通俗大眾普及的交叉點的人。
易中天和袁騰飛之間差著200多個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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