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國共內戰時期國統區經濟會全面崩潰而解放區卻相對平穩？
同樣面臨國共內戰的巨額軍費開支，解放區還少了大城市工商業稅收和口岸港口收入。法幣沒什麼儲備金，共區黃金儲備應該更少。為什麼國統區經濟會率先全面崩潰？是因為蘇援遠大於美援還是國民黨犯了一些重大政策性錯誤？
首先題主要明確一點，南京國民政府和中共解放區到底哪個更有錢？答案是中共。中共把地主階級整個砍了，省去了收稅的中間環節，架設基層政權直接收農業稅，連人民幣最早都是糧本位的貨幣 ( 糧本位是中共早期以糧食和棉花為本位幣的貨幣制度，比如網上可以查到1949年中共財政收入304億斤，支出567億斤 )。而國民政府只能靠長江出海口的關稅。也就是中共比國民政府還有錢。如果你不知道中華民國政府的財政收入比中共解放區還低，那你永遠理解不了為什麼國統區的經濟先崩潰。
在雙方都有巨大軍費支出的情況下，財政收入更低的民國政府經濟先崩潰是理所應當的。國民黨拿著美援和關稅，1946年尚能維持攻勢，攻勢維持了沒幾個月軍餉花完了，就開始印錢，然後開始搶銀行，最後開始發金圓券，依然堵不上軍費這個大窟窿。到了1948年戰爭進入最後大決戰時，為了籌措軍費，國軍清查了全國銀行，也僅僅搜刮到2300萬美元。後來發布金圓券將全國黃金，白銀和外匯都搜刮起來，依然不夠用。到了渡江戰役爆發前，丟了半壁江山的中華民國1948-1949財年的稅收乾脆腰斬，跌到9000萬美元。見下圖↓（摺合25億斤)
而史料記載同期中共光東北局一家的稅收就一百多差不多接近200億斤的水平，在物質基礎上完全碾壓對手，從來沒愁過軍糧。兩方國力對比如此懸殊，你覺得渡江戰役還有懸念嗎？（事實上渡江戰役確實沒怎麼打，一渡江對面就崩盤了）
等到1949年解放軍佔領全國的時候，擁有4億人口的新中國當年財政收入高達304億斤。是1946年擁有3億人口的全盛時期的國民政府的整整4倍。摺合白銀差不多2億兩，超過了清末光緒年間的歲入水平，國民政府之腐敗，稅收效率之低下，可見一斑。
實際上，根據已有的資料，中共解放區早在1946~1947財年，全面內戰剛剛爆發的時候，光實物糧食的徵收能力就達到47億斤（北滿26億斤，山東11億斤，華北解放區8.6億斤，西北解放區2.2億斤）。公糧佔整體稅收的比例各個解放區差異很大，一般在1/2~2/3浮動。中國是農業國，咱保守估計，就按2/3算，中共解放區1947的財政收入也能達到80億斤的水平，而同期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只有2億美元（摺合糧本位貨幣60億斤）。也就是說早在三大戰役爆發前，共軍被國軍追的滿地圖跑的1947年，中共其財政收入就遠超過南京國民政府了，這就是舉國體制+土地改革的威力。
換句話說，1946年的時候，很可能沒有一個人意識到，包括共產黨自己都沒意識到，當時3億人口的民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已經低於1億人口的中共了…… 中華民國面對的根本不是什麼幾個月就能剿滅的土匪，而是抗日敵後根據地冒出來的一個擁有1億人口、軍費比它還高的准社會主義超級大國……
高帥富的國民黨出於對無產階級窮逼的輕蔑，很可能一直不屑於了解共產黨根據地的財政情況。假如當年蔣介石手裡有國共兩黨的財政數據的話，我相信他肯定會和談的。
「弱小和無知不是生存的障礙,傲慢才是。 ——《三體III·死神永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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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言：
討論區有一些朋友提到了我黨在進軍北滿之後撿到一些關東軍掉的武器。我不認為這是重點。因為現代戰爭打的是後勤，後勤就是錢。不信我們可以算算1949年的TG黨軍費支出情況--當時中央財政1949收入304億斤支出567億斤來源：糧本位_百度百科，其中軍費佔比60% 來源：中國曆年軍費一覽，人民解放軍數量約不到500萬，通過以上數字不難算出，戰爭狀態下，每供養一名解放軍士兵，需要高達7500斤的稅收。實際上國共內戰期間，共產黨也是得印鈔票來平衡財政赤字的（注意前面數據，1949中共財政赤字200多億），只不過沒KMT印法幣印的那麼厲害，解放區的經濟已經到了極限，也出現了輕度的通貨膨脹。如果共產黨沒有這麼高效的耕戰體系來提供軍糧和軍餉，那經過解放戰爭3年的持久戰之後肯定會被南京國民政府活活拖死！最後是解放區的經濟先崩潰。 那中共撿的武器越多只能死的越快～，因為己方士兵在經濟崩潰後會大批大批帶著武器去投降～～ 從這個角度看，也解釋了為什麼戰後各國毛派武裝想複製中國經驗但是沒有一個成功的：因為現代戰爭是綜合國力的比拼，即便是中共也是通過3年的持久戰活活把南京國民政府耗死才取得的勝利。而這跟當時中國特殊的國情有關（農業國GDP，敵後解放區有1億人口），不具有可複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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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首先感謝 @王哲 的認真細緻。 對這一嶄新角度進行了進一步考證。 根據他的考證，按照法幣糧價進行計算，1946年的國民政府財政收入是150億斤。
而我是通過美元糧價來計算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的（1950年小麥價格是1.89 美元/蒲式耳, 一蒲式耳等於27.216公斤」），最後得到1946年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是60億斤。因為法幣這東西一天一個價，而且在不同地區幣值還不一樣，在離印鈔機越近的省份貶值越快，我實在懶得去普查，所以直接用美元去算了。（60億斤還是150億斤的分歧在於，按美元糧價算還是按法幣糧價算）
至於1946-1947年解放區的財政實力，根據 @田中太郎 提供的資料為什麼國共內戰時期中國經濟會全面崩潰而中共佔領區的經濟卻相對平穩？ - 田中太郎的回答
中共的糧食稅是占財政收入的40%！而1946-1947財年的共產黨，實物糧食徵收了47億斤，佔比40%意味著我黨財政收入總額摺合120億斤，按美元糧價算是同期國府的兩倍，在物質基礎上完虐對手，具有絕對的實力優勢，即便按不靠譜的法幣糧價算也接近國府的財政收入了。（80億斤還是120億斤的分歧在於，糧食稅到底占整個財政收入的多大比例）
——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1934年黃金十年期間，國民政府的總收入是200億斤也是有據可查的，因為當時法幣的幣值還算穩定，比較起來比較準確（1934年，國民政府財政收入918,111,034元。當時小麥每斗一元七角，小米每斗一元五角） 1946年的國統區經過戰火洗禮，收入肯定比這個低
總之，戰爭這種事情是高度唯物的，現代戰爭是綜合國力的比拼，絕對不能離開物質基礎去空談，本文只是拋磚引玉，提出一個嶄新的思考角度，歡迎大家尤其是史學界專業人士就此展開更深入的研究，這裡就以這幅圖結尾吧
PS
https://wx.tenpay.com/f2f?t=AQAAAPgQcrF88qJHzt1fq%2BOPVsQ%3D (二維碼自動識別)
謝邀，因為最近忙，就不展開查文獻引資料了，只說幾點拋磚引玉：
1、貨幣經濟是建立在實物的基礎上的，在戰爭時期，沒有對應的生活物資供應，即使有黃金儲備，超發貨幣也是自尋死路，而土共的「農村包圍城市」路線，天然地控制了大部分基本物資的出產地。內戰後期土共攻下大城市以後，穩定物價的手段基本都是廢除法幣、金圓券，回收金條銀元，加上迅速調運大批糧食、棉花、煤炭並按計劃投放市場，大家都能吃飽穿暖，錢能買到東西，經濟自然就穩定了。
2、土共的經濟管理機構更高效，打擊投機更能下狠手，而國民黨面對的本來就是一大個爛攤子，而且各個山頭之間不是心懷鬼胎就是投鼠忌器。比較一下48年蔣經國上海「打老虎」和49年陳毅、陳雲的金融戰的不同結局就知道了。
3、不太贊成每次說內戰就拿蘇援什麼的出來說事，這個觀點我表達過很多次了，內戰期間蘇聯對土共的援助比起美國援助國軍的真是小意思（參見：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蘇聯有援助過中共嗎？），這主要是因為國共雙方在開戰前和內戰初期的實力懸殊導致國際勢力幾乎沒有看好土共的，精明的毛子自然不會把寶押在土共一邊，還和凱申簽訂了一個《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呢。有人把毛子從東北撤退的時候留給土共的日軍物質也算是援助，這我不反對，不過，你怪毛子撤兵不通知凱申，我還怪凱申反應慢北上得晚呢。
記得共黨初期印製邊區券，國民黨為了擾亂解放區經濟，曾經大量仿製假幣，而因為共黨當時也造不出什麼厲害的防偽技術，紙張用的都是搓兩下就破的草紙，上面的油墨都是用印年畫的玩意兒印的，非常好仿製，但是最終國民黨的計劃還是失敗了。原因很簡單，共黨發行的紙幣，第一年用紅色，第二年年初全部兌換，回收，然後改用綠色，然後第三年第四年，年年換年年新，一方面是邊區券質量特別差，用不了多久，另一方面國民黨根本沒辦法獲知共黨接下來要用什麼顏色，等一批假幣好不容易造完開始滲透了，這種顏色也剛好作廢了。
不過智慧只是一方面，再怎麼耍小聰明，也沒辦法獲得長久的利益。知乎上很多人吐槽共黨的土改，哭訴自己祖上是多麼多麼善良的地主子弟，就因為共黨，萬貫家財全被沒收了，害得自己還得必須親自勞動致富，不能像王思聰一樣買車如買菜。但是錢總有花完的時候，封建地主的錢不是賺下來的，而是省下來的，佔據了大量的土地和勞動力賣糧食，天天吃糠咽菜，臨死能在田邊兒蓋一棟四合院給兒子住，然後兒子學會了抽大煙，兩年就把爸爸攢了一輩子的房子賣了。先天的屬性決定了地主階級必然會成為社會發展的阻礙。想想美國南北戰爭為什麼要打？林肯是真得在乎那些沒文化的黑人到底幸不幸福嗎？他是美國總統，而且是個好的總統，總是要將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但是蔣介石卻沒有這個魄力，他不敢觸及社會的根基，他的顧慮太多，放不下的東西也太多，他不想和共黨分天下，不想失去資本家和大地主的支持，又捨不得建立福利保障制度接濟窮苦人，該在乎的不在乎，該放下的不放下，一條道走到黑。這是註定要萬劫不復的。
尼克松在回憶錄里就提到過，蔣介石只有小聰明，難堪大用。作為軍閥派系出身的老蔣，權術鬥爭，收攏人心，完全不比中國歷史上所有的開國皇帝差，但是那些皇帝，開的是封建王朝的國，統治的是一大幫的農民和一小幫的地主。如果讓蔣介石穿越到過去，我完全相信他可以建立一個繁盛的王朝，然後延續二百年，然後農民的土地逐漸被地主買走，農民沒飯吃，造反，江山隨之分崩離析，王朝繼續更替輪迴。
蔣介石的小聰明，不足以讓他脫離這個時代，像毛澤東那樣站在時代的肩膀上看待，審視問題。
所以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一開始，就沒打算將日本打敗，他認為自己沒這個本事，他要顧及關內，顧及山西，顧及上海，顧及南京，顧及他的這些大大小小的產業。他要做的就是層層構建防禦圈，拖延日本的侵略進度，等著美國伸出援手。
他成功了嗎？看歷史就知道，一切都在他的計劃之中——除了共產黨。蔣介石從來不認為共產黨的理念可以給中國帶來什麼改變。軍閥爭鬥幾十年，看慣了勾心鬥角的他一直認為共產黨的東西不過是在蠱惑人心。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平等的東西呢？肯定是騙人的謊話，是忽悠民眾反抗自己的洗腦工程。沒錯，共產黨的人心都是騙過去的，不怪自己無能，要怪就怪共黨太狡猾。
蔣介石就像是一個小學門門考一百分的學霸，來到高中，來到一個新的平台，新的時代，見識到真正的天才之後，從來沒有考慮過是自己方法不對，以前那種方法已經不管用了，為了自己的自尊心，安慰自己，哪有什麼學霸天才，都是作弊作出來的，我的方法在小學的時候好使，初中也能湊合著用，那就是沒錯的。那就不用改變。
而事實上呢？倘若蔣介石能有毛澤東一半的魄力和心胸，我想解放戰爭也就不用如此難堪了。
當然，等讀到高三，臨近高考，蔣介石同學終於發現自己的那一套早已過時，所以模仿學霸，給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填鴨子，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謝邀。
一、丟掉農民是國統區經濟崩潰的根本原因。
國民黨到30年代，只有一百多萬黨員，其中三分之二在軍隊，縣黨部和區黨部幾乎只有國民黨的「基本盤」江浙地區才有。在最廣大的農村，國民黨的觸角無法深入，也就無法完成中國社會的近代化整合。對於最基層的農民，清朝也好，北洋政府也好，蔣介石政府也好，都只是城頭變幻大王旗。三民主義意識形態，基本上只能從城市接收黨員。而毛澤東敏銳地觀察到了這一點，他率先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推行土地改革，號召農民革命。中國共產黨在最廣大的農村不斷發展壯大，完成了深入到村屯的中國社會近代化整合，得到了占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的支持。
由於國民黨的勢力局限在被農村包圍的各個城市，只能靠印鈔票的方式維持經濟運行，導致驚人的通脹。大資產階級靠掠奪民族資產階級和小工商業者為繼，使得民族資產階級和小工商業者也倒向中共。
蔣伐共是主要向西北和豫東魯西地區用兵，毛澤東一面用放棄延安來麻痹好大喜功的蔣介石，一面在陝北農民的掩護下，與國民黨周旋於黃土高原之間，以上萬兵力拖住了蔣的47萬大軍。毛澤東意識到，從豫中至大別山一帶是蔣的薄弱處，遂令劉鄧大軍挺近大別山，在國民黨難以控制的大別山區農村發展力量，將國共力量對比倒了過來。此外，蔣在軍事指揮中好大喜功，對軍事指揮管得過死，不能啟用與自己有隙但軍事能力過人的白崇禧等人，這也是傅作義等人為何最終選擇站到共產黨一邊的原因。
抗戰勝利後，蔣的名望一度達到巔峰。但是自沈崇事件開始，蔣的聲望便一路下跌。上述的三個「丟掉」是蔣丟掉全民信任的催化劑。
二、抗戰勝利後，很少人想過國民黨政權有可能被中共打敗
首先從實力對比上講，國共雙方懸殊較大，國民黨占絕對優勢。1945年底，國民黨軍數量有450 萬，共產黨軍隊只有 127 萬[3] (p.108)。在武器裝備方面，國民黨軍隊多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偽軍武器，明顯優於中共。據國民黨航委會主任周至柔報告，政府軍有可起飛的飛機 344 架，並有海軍船艦 240 多艘[3] (p.107)。在獲得外援方面，蘇聯在東北雖然也給中共不少援助，但總量上少於美國對蔣的援助。
由於國共力量對比懸殊，蔣介石輕視共產黨軍隊的思想非常嚴重。1945 年 9 月 23 日，蔣介石說：「長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體完畢，隴海路亦已接收過半，共匪禍患已除其半矣」[3] (p.110)，而實際上共產黨軍隊集中在長江以北，實力俱在。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彭學沛說，共產黨軍隊只是「毫無訓練的老百姓」[3] (p.109)，1946年5 月，四平戰役國民黨獲勝後，蔣介石更不把中共放在眼裡，他說「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屬烏合之眾，經此次打擊，勢必瓦解無疑」，「共果不就範，一年期可削平之」[4] (pp.128~129，131)。6月17日，蔣介石還說，「共產黨的戰術和江西時代一樣，並無多少進步……他們在東北雖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並不知道運用」。「我們有空軍，有海軍，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種兵」，「如果配合的好，運用靈活……就一定能速戰速決，把奸匪消滅」[5] (p.645)。
老百姓在抗戰勝利後的一個階段，普遍將國民黨和蔣介石視為「正統」，沒想過國民黨有可能被中共打敗。抗戰勝利，中國進入「五強」，蔣介石的聲望達到頂點。前福州軍區政委江擁輝的回憶說，八路軍從山東到東北，「那感覺是天冷，人也冷。有時老百姓也圍著你，那是看熱鬧賣獃的。四平保衛戰後北撤，到吉林時又飢又渴，想買點東西吃，路邊店鋪關得緊緊的，怎麼敲門也不開……我們前腳出城，國民黨後腳就進城了，老百姓都擁到大街上，有的還揮動著青天白日旗，歡迎國民黨」[6] (p.277)。
毛澤東也沒想到中共會快速戰勝國民黨。毛澤東在 1944 年 12 月說過，「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5] (p.517)。但當時只是在黨內高層表達的一種心裡願望。幾年以後，毛澤東才提出要敢於勝利、敢於打敗蔣介石的問題。換言之，就是到那個時候，許多中共黨員也沒想到果真能打敗國民黨。
地方實力派也沒想過蔣敗毛勝。傅作義等在1946年公開批評毛澤東與中共，以此表明他的政治立場：「中國人民經過八年苦戰之後，一致渴望和平，而毛澤東的路線，卻是全面掀起戰爭，號召人民參戰參軍，長期戰爭」，「一年以來，國家就在商談不斷而戰亂無已的情況下，勝利的光彩退色了，國際地位降落了，全國人民陷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絕境！這個罪惡的責任，誰應該擔負呢？」[5] (p.650) *
1945年後，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對蔣介石的態度經歷了一個從擁護到不滿的變化過程。1943年後，隨著經濟狀況惡化及國民黨官僚腐敗的越演越烈，在大後方高校中，左傾思想逐漸傳播，但當時多數知識分子是中間派。1943年 4月 4 日，蔣介石前往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視察，受到數千學生歡呼，使蔣頗為感動，他在日記中寫道：「彼等親愛熱烈之情景，非可言喻，似有無限感情，而不知如何表現者，平生之樂，惟此而已。」[7] (卷五上，p.300)
1945年 12 月 16 日，蔣介石在北平的太和殿會見兩萬多名大、中學生，又受到熱烈歡迎。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講話畢，即往場中巡閱，初時學生尚有秩序，余與其中數人握手以後，其他學生離隊前來，使余受圍不能前進，余乃登壇答禮，正向西階步出時，未下階，學生又擁擠而上，以後愈擠愈緊，一時乃至不能吐氣，侍衛心慌，擁余向外，而愈不能出，余欲立定亦不可得矣！如此擁擠在群眾之中，或進或出，局促於一圈之內，足有一小時之久，此為從來所未經歷之情景也。青年之熱情有如此者，能不為之感奮乎？」[7] (卷五下，pp.903~904)
美國學者胡素珊的研究證明，40 年代後期，學生「所追求的不是推翻國民黨，而只是限制它的權力……他們中間多數人顯然不贊成中共統治中國的想法」[8] (p.52)，她例舉了當時的調查資料：到 1948 年 12 月，學生中只有 3.7%的人贊成共產黨政府，而 72%的人贊成組織聯合政府[8] (p.98)。知識分子對蔣介石有批評也有期待。胡適、傅斯年等則是公開國情國民黨，更多知識分子抱觀望的態度。
國民黨方面雖然知道經八年抗戰，中共軍力已大為擴充，但是抗戰以後雙方畢竟沒有大規模交手，而國民黨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經驗又嚴重誤導了國民黨中的中高級將領，使之嚴重輕敵。從蔣介石到宋子文，再到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再到領兵的國民黨將領，多把中共軍隊看成是「烏合之眾」。
和高調的國民黨相比，這個時期的中共對外十分低調。雖然中共軍隊在數量上不佔優勢，但中共也有獨特的優勢，這就是經過八年抗戰，生聚教訓，中共實力早已今非昔比：
1.在 1940 年「百團大戰」後，在繼續和敵軍作戰的情況下，重視軍力的發展和保護。
2.思想統一，和國民黨奪天下的意識明確。
3.黨、政、軍完全軍事化，指揮統一，輕裝上陣。
4.經過土改，擴大並強化了中共的社會基礎，使得中共軍隊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誠的偽軍，使中共擴充了兵力。黃克誠說，幾個月時間，開往東北的 10 萬部隊就擴大為 30 余萬，其中許多為前偽軍[9] (pp.199~200)。林彪的「四野」有 4000日本人，大多從事醫務和技術兵種，從東北直跟到華南。共產黨在用人之際，沒有教條主義，只要有用都吸收。
5. 中共軍隊不需發工資，只要吃飯穿衣就可，沒有負擔。國民黨軍隊則要支付巨額軍餉，蔣介石在 1949 年 4 月 30 日的日記上寫道：「軍餉發給現銀導致金融枯竭」[10] (p.88)。
6.中共幹部沒有私產，這點尤其重要。蔣介石在1949 年 6 月 8 日日記中有一段為「以敵人之長處為借鑒」，列數中共優點七項，將「幹部不準有私產」列為第一條[10] (p.86)。
7.進入東北後，得到蘇軍的巨大支持，包括軍火方面。蘇軍佔領下的北朝鮮也給了東北民主聯軍許多援助和便利。1946 年 7 月後，中共東北局在平壤設有辦事處，在其他四個城鎮設分辦事處，對外稱「平壤利民公司」，老資格的中共黨員朱理治任全權代表，僅平壤辦事處就有工作人員近百人。北朝鮮曾援助東北民主聯軍兩千車皮的軍火物資[11] (pp.457~463)。
8.由於抗戰期間八路軍的作戰方式多為游擊戰，不少高級將領連運動戰都不會打了，為適應和國民黨的決戰，東北自衛軍（後改名為「東北民主聯軍」）在戰法上實現了迅速轉變。萬毅回憶說，他在 1946 年初開始和國民黨中央軍作戰時，還弄不清楚運動戰應當怎麼打[5] (p.637)。在東北打了幾仗後，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團，正規化，攻堅戰的戰法[6] (p.87)。
9.中共無所謂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根本不在乎因丟失地盤國際輿論會有什麼看法。
現在看，國民黨在 1945—1946 年的驕傲是虛火上升。國民黨歷史上的幾次「成功」都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 年逼迫紅軍向西突圍，那是因為國民黨軍隊佔了絕對優勢。現在看，即使當時中央紅軍由毛澤東領軍，若國內形勢不發生變化，中共處境也不會有根本的改變。抗戰期間國軍打日本侵略軍常有重大戰果，那是因為民族主義激發了國軍的抗日鬥志。1946年春，國民黨在東北挾抗戰勝利之勢，加之由善戰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敗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爾濱。但是 1947 年後國民黨軍隊就節節失敗了，蔣介石所面臨的內外矛盾進一步加劇。這一年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其標誌就是國民黨從強者變成弱者，只是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不知道。
三、1947年，蔣介石無法建立舉國一致的戰爭動員體制，軍事戰略指揮嚴重混亂，軍事失敗導致國家經濟形勢極度惡化
1947年，導致國民黨由強變弱的關鍵因素是蔣介石的戰略方針有重大缺陷。蔣介石的致命的繩索是以「保城守地」為中心的軍事戰略方針。1947 年後，他明確以爭城奪地及確保城鎮和土地為作戰目標，這在他看來是理所應當的。國民政府既為執政當局，就要承擔所謂「守土保民」的責任。可是，國民黨軍隊要守護的攤子太大，為反擊國民黨在東北的進攻，中共軍隊在關內四面開花，使得國民黨軍窮於對付，兵力不敷使用，蔣介石為此深為憂慮，他感嘆「防不勝防，此剿彼竄，頗難為計」[7] (卷七上，p.33)，國民黨於是就「抓壯丁」，又造成民怨沸騰。
國民黨軍費巨大，軍隊官兵要發餉，要開飯，這是一筆巨大的支出。蔣介石的親信，曾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說，他的很大任務就是征糧送東北內戰戰場，不問豐歉，都徵到九成以上，由於征糧任務重，江西省田糧處處長被他逼得在吉安跳水[12] (p.590)。國民黨短期內又不能打贏內戰，局勢無法平穩，致使經濟出現嚴重危機，造成惡性通貨膨脹，物價狂漲，蔣介石卻不在意，以為只是暫時現象[5] (p.653)。
1947年12月25日國民黨開始行憲，次年4月舉行第一屆總統、副總統選舉。南京各派系你爭我斗，好像戰爭遠在天邊。蔣介石本應知道軍事的重要，可是卻在大戰之際，沒把軍事放第一，相反卻把許多精力放在開「國大」，選總統，而此時國內危機已到了爆發的臨界點。1948 年2月，甚至出現「上海同濟大學學生擊傷市長，舞女結伴搗毀社會局」[7] (卷七上，p.28)等事件。蔣介石在2 月 11 日的日記中慨嘆「經濟窘迫，人心動搖，軍事失利，環境險惡極矣」[7] (卷七上，p.33)。情勢如此惡化，為什麼還要舉行「國大」，是蔣要虛名？還是要政治合法性，凝聚全國朝野的反共意志？
將介石對推行民主憲政有興趣也意願，即使是半心半意，也給中共提供了機會。1945 年秋天，毛澤東在重慶通過和蔣介石的幾次長談和近距離的接觸，看穿了蔣實際上是「民主無量，獨裁無膽」。回延安後，毛澤東說：「我看蔣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沒有重心———民主或獨裁，和或戰。最近幾個月，我看他沒有路線了。……我們是路線清楚而調子很低，並沒有馬上推翻一黨專政。我看，現在是有蔣以來，從未有之弱。兵散了，新聞檢查取消了，這是 18 年來未有之事。說他堅決反革命，不見得。」[13] (p.422)毛澤東看出蔣和國民黨的致命弱點。蔣介石是局中人當然不知此理，當他悟出此道時已經太晚。
1948年 5 月，蔣介石就任總統，其時正內外交困，東北戰局瀕臨絕望，西北、華北也陷入困境。上海的物價指數已漲到戰前的三百萬倍，法幣已如廢紙。8 月，王雲五主持幣制改革，以舊法幣300萬元兌換金圓券一元，初始情況不錯。蔣介石日記稱，「一星期下來總共收入一千八百多萬美元，僅上海一地就有三百萬美元之多；對於人民如此擁護改革政策頗感意外與欣慰」。實行10天後，就收到二千七百萬美元[10] (p.85)。
但很快金圓券也失敗了，是什麼原因？國統區經濟崩潰是由東北戰事引發的。在東北被困的國民黨四五十萬軍隊，因東北地區偏遠，軍需補給消耗驚人。戰後國民政府的支出，65%~70%用于軍事，而軍事預算中，東北戰爭消耗了大半。最後長春等城市被圍，只有靠空投救援。1948 年當時的行政院長翁文灝告訴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說，三分之一的國家預算都用到東北去了。
蔣介石後來總結大陸失敗教訓時提到，當初「誤信馬歇爾的調處，將最精良的國軍開到東北，以致大陸空虛，各戰場都感到兵力單薄」[7] (卷七下，p.395)。這是事後話，放在當時的環境下，作為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他怎麼可能不派軍隊去接收淪亡十四年的東北？
國民黨在東北戰局的失敗更多是和軍事主帥的錯誤指揮，以及未能及時施惠於民眾所關。隨著中共在東北大搞土改，原先那些抱「正統觀」想法的東北民眾得到了實際利益，在「保衛土改果實」的口號下，他們積極參軍，被源源不斷地補充進了「四野」，從而使「四野」在東北獲得了對國民黨軍壓倒性的優勢。
在國統區，由軍事失敗帶動經濟崩潰，再引發學潮，如此惡性循環，當時的一般社會大眾都感到人心惶惑，輿論普遍憎惡國民黨貪污腐敗。
金圓券的失敗造成人心大崩潰，但這主要是心理上的巨大危機，而不是老百姓真的要餓死了，此時銀元（「袁大頭」）已成為流通貨幣。當局對一些軍、公、教人員還實行實物配給。解放軍打下天津，某團駐在一中學教員家，房東「他們早晨油條、豆漿、小菜，中午、晚上大米飯、饅頭，炒幾個菜，相當於團級幹部的小灶」[6] (p.136)。
為什麼造成如此局面？當然是因為仗沒打好，但是為什麼打不好仗呢？
最重要的是蔣介石得不到民眾支持。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成都郊縣為美軍的「空中堡壘」修 9 座機場，45 萬老百姓自帶乾糧，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幾個月就修成了機場，這種場面，誰見之不感動落淚？那個時候，政府對底層民眾沒有關懷、照顧，大家以「抗戰第一」多予諒解，但是內戰爆發後就不一樣了，老百姓是不願打仗的。國民黨忙於和中共爭奪地盤，而共產黨以土改爭取農民支持，國民黨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諸如《修訂土地法草案》等條令，但是並未實行。
國民黨政府在內戰爆發後，始終沒能建立舉國一致的軍事動員體制，「總體戰」只是一句口號，甚至連口號都稱不上。
老百姓不知道為什麼要打內戰，國民黨也沒有辦法讓人民接受它對「戡亂」的解釋。雖然國民黨政府宣布全國進入「戡亂」時期，上海、南京、北京、武漢、廣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國人完全沒有進入非常時期的感覺。蔣介石在 1951 年也承認：我們當時的確沒有動員[7] (卷十，p.208)。
國民黨對美公關也很差。美國支持蔣介石，但又附加不少條件，美援一旦不來，國民黨上下「頓失信心」[14] (p.489)，精神幾乎崩潰。1948 年 2 月18 日，杜魯門向國會提出援蔣 5.7 億美元財政援助，後修訂為其中 1.2 億美元為軍用物資，4月 3 日獲國會通過，但到淮海戰役打起來時，美援第一批軍火才到中國[14] (p.445)。
蔣介石對內整飭更不行。在大陸時期，蔣介石從沒有實現真正統一，特別在軍隊方面的統一，不同軍系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在局勢危急時，內部衝突更加劇烈。蔣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與非嫡系劃得很清楚。他在 1945 年 3 月 25日的日記中以蔑視態度大罵出身彝族的龍云：「龍雲之驕橫不道，殊非想像所能及，玀玀終身為玀玀，夜郎自大為意中事，無足為奇。」[3] (p.278)蔣系內部也矛盾重重，戰場上擁兵自重，見死不救，已是常態。
蔣介石感嘆國民黨不能做到毛澤東的一元化。在被解放軍追得東奔西跑的 1949 年，他在日記里不是罵毛澤東，而是贊毛澤東。1949年 6月 25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看毛澤東所制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頗有益於我也」[10] (p.90)。他特別欣賞中共善於「檢討、研究、批評、學習、坦白」[10] (p.86)。說到底，蔣介石沒有形成概念的軍事思想，而他的對手毛澤東有「十大軍事原則」。雖然有時蔣介石的大眼光是正確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見是對的，當遇到反對，蔣介石卻不能堅持。1948 年 2 月，蔣介石多次要衛立煌撤主力至錦州，衛不聽，蔣也就聽之任之。蔣介石要傅作義撤軍南下，傅作義不捨得離開察、綏老地盤，說出的理由是：堅守華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蔣介石也就同意了[6] (p.32)。
蔣介石的指揮非常僵硬呆板，他一向喜歡越級直接指揮。在蔣身邊負責作戰事務的郭汝瑰幾十年後寫道：由於當時通信不發達，戰場情況千變萬化，蔣介石雖是根據前方的報告作指示，下達命令，可是命令下來，情況已經變化，而軍師長因怕受軍法審判，有時明知蔣介石的指令有錯也執行[15] (p.416)。白崇禧當時就批評蔣「遠離前方，情報不確，判斷往往錯誤」[16] (pp.462~463)。何應欽則批評部隊團長以上人選皆由蔣介石親自決定，完全不經國防部評判會議審定，故而造成軍事失利。 對於白崇禧等的上述意見，蔣介石完全拒絕。1948 年 8 月 17 日，他在日記中加以辯駁道：「近日何、白之言行態度，謂一切軍事失利由於余直接指揮部隊所致，而歸咎於餘一人，試問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揮某一部隊作戰，惟因前方將領徑電請示，余身為統帥不得不批露督導責任。」[3] (p.280)
內戰初，蔣介石細定了戰術守則：「在共軍主力未潰之前，各路行軍縱隊仍應嚴守戰術原則，每縱隊應以一旅兵力為基準，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為度，至多不得超過二十五公里，其行軍序列亦應照舊日戰術分尖兵、前兵、前衛與本隊及後衛、側衛等部署」[3] (p.113)。這樣的指令猶如舊時普魯士、日本士官學校的戰役學教程，怎麼能應付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蔣介石還有一些很具體的戰術指導，諸如：「口袋戰術」「反口袋戰術」「堅壁清野」「主動出擊」「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為永無錯誤的教科書式的語言。相比之下，林彪是從戰場上總結出戰術原則，他的六個戰術原則：一點兩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一有機會就講，不僅師團幹部會用，連許多老兵都懂、會用[6] (p.19)。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蔣介石很少有林彪、彭德懷、劉伯承、粟裕這樣的統帥型將領。在東北，蔣介石臨陣換將，先杜聿明，繼陳誠，再衛立煌等，都無堪重用。淮海戰役是關鍵到「黨國」生死存亡之戰，蔣介石仍然沒有章法，重用的幾個人都不行。毛澤東也在東北換將，但都是為了減少矛盾，以求高度統一。林彪與彭真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有不同意見，1946 年 6 月 16 日，毛澤東任命林彪為東北最高軍政首長，在東北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都歸林彪節制。
蔣介石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從和人身依附。白崇禧是國民黨軍中少見的統帥型將領，因不是蔣介石的人，聰明才智不能得以發揮。蔣介石重用胡宗南幾十年，但關鍵時胡宗南卻讓蔣大失所望。國軍中的政工部門不起任何作用。1946 年 6 月內戰爆發之時，在美國的壓力下，國民黨開始學美軍，從軍中撤出黨部，軍委會政治部改為新聞局，另外成立國防部監察局和民事局，將原政治部的職能一分為三。黨部退出軍隊後，政工人員在軍中更無地位，普遍被視為「賣狗皮膏藥的」，使軍隊更無凝聚力。內戰後期，國軍官兵談論國軍失敗，像是談別人的事，都「幸災樂禍」，直到大家都當了解放軍的俘虜。
至於虛報戰功，矇騙上峰，在國民黨軍中已是常態，以至於1949 年 10 月 25 日，國民黨軍在金門取得幾年來第一次勝利，蔣介石還懷疑消息是否有假，因為「前方報案之不實幾乎每每如此」[10] (p.93)。
四、共產黨對國民黨軍事上成功的情報滲透
抗戰前，在國民黨反共的大環境下，中共無法向國民黨黨政軍系統大規模滲透，錢壯飛等是個別事例，1931 年 4 月顧順章叛變，自此之後就不再有類似成功的事例了。相反，抗戰前，國民黨對中共領導機關的滲透和破壞卻經常得手，到 1933 年初，中共中央機關已完全不能在上海立足，只能轉移到中央蘇區。1933—1934年，中共中央留在上海的機構———上海中央局又被國民黨大破壞，兩任中央局書記被捕後都叛變。據「中統」要員萬亞剛自述，抗戰以前「，中統」在中共內部，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機關都有內線，對中共的動態了如指掌[17] (pp.272~273)。
中共情報工作獲得全面轉機是在 1937 年抗戰爆發後。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在一段時間內，國民黨對共產黨確實比較親密和友善。「中統」原來是全部對付中共的，但抗戰後，「中統」將對共產黨工作壓縮為一科，只有五六個工作人員[17] (p.272)，原來專事反共的一些前中共「轉向」人員，如中共六大中央委員余飛、王雲程、袁家鏞、汪浩等，都允許其離開各奔前程[17] (p.310)。1939年後國民黨開始全面反共，是受了張浩《黨的建設》小冊子的刺激[17] (pp.130~131)，以及由敵後八路軍的發展、擴張而帶來的兩黨關係的磨擦，但是國民黨的「反共」「限共」又受到蘇聯、英美和國內社會輿論的相當的牽制。
1938—1939 年，是中共向國民黨黨政軍大滲透的時期。由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葉劍英等操盤和布局，將張露蘋、熊向暉、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報人員，打入到國民黨黨政軍系統，長期潛伏。
周恩來、董必武等在重慶建立了一系列情報關係，重點針對國民黨黨軍政大員和國民黨的要害部門，以及在渝的英美人員，對地方實力派，對文化界人士、工商界人士，也積極做統戰和情報收集的工作。總之三教九流，全面撒網。這些人中有「東北總會」的閻寶航、白崇禧的秘書謝和庚，以及黃慕蘭、董竹君等等。
中共還對一些意欲回頭的原脫黨人員和前「轉變」人員進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讓他們重新為黨做工作，但是一般不給黨員名分。1943 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報處：「為要（了）開展情報工作，必須大膽放手地吸收各種各界人員，這是我們的既定方針。你處工作幹部中，無論曾脫離過黨或自首叛變過黨，或是特務，只要他願意為我黨工作，均可使用」[18] (p.47)。中共西安情報處龐智（王超北） 系統下的中統陝西站主任李茂堂，1926年參加中共，1935 年被捕，次年自首，後加入「中統」，從 1941 年開始為中共做情報工作，直到 1945 年 10 月後才作為特例，經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入黨，並由康生代表中央，當著王超白和李茂堂的面，任命王超北為「中共中央西安情報處」處長，李茂堂為副處長[18] (pp.96，101)。爭取李茂堂為黨工作，對保衛陝甘寧邊區有重要意義，因為他有資格出席由胡宗南親自主持的極機密的、出席者均須化名的「黨政軍警憲特聯席會議」，李茂堂將每次的會議記錄「都按期交給西情處」，「最重要的是，他曾把中統的電報密碼告訴我黨中央，中央因此破譯了許多敵人的重要軍事情報」[18] (p.48)。
為什麼抗戰爆發前，在國民黨要害部門發展中共情報人員很不順利，但在 1938 年後，許多人不為名利為中共做事呢？我分析有下列原因：
1.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關之戰影響巨大，國統區許多人敬慕八路軍；
2.中共有廉潔和奮鬥形象，而國民黨有濃厚官僚氣，抗戰中期後腐敗嚴重，很多人轉而欽慕中共；
3.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別是新民主主義一改蘇俄式的色彩，國民黨「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引起許多人反感，中共反而顯出吸引力；
4.中共有平民形象，根據實施的一些社會改革獲得很高的社會聲望，滿足了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同情、關懷底層的民粹情緒；
5.原投降叛變的中共人員，只是因怕死而叛變，腦中的左翼思想卻很難清除，加之在國民黨內不受重用，他們對過去行為產生歉疚感，轉而想為黨做貢獻以贖前錯；
6.地方實力派害怕蔣介石以「抗日」為名兼并自己，他們要聯共以制蔣。
而這一切在 1937 年前是不存在的，或是不明顯的，中共在抗戰後高舉民主和民生這兩面旗幟，讓中共站在了制高點，吸引了不少人。
從技術層面而言，國民黨也是比較容易滲透的。國民黨是一個外表西化、內里非常「中國化」的黨，早年號稱學蘇俄，但始終學不會。國民黨「中國化」的表現之一就是施政、辦事十分「人情化」。蔣給其部下黃埔學生的電報，多稱對方為「弟」就是一例。國民黨的組織非常松垮，軍隊雖有政工部門，但形同虛設，作用十分有限，只要一人在軍中任要職或帶兵，他的同鄉，同學、七叔八侄皆可引入軍中。如此情況下，國民黨的情報和機要部門就如大門洞開，中共地下人員滲入極為便利。
1988年，楊尚昆在紀念李克農的一篇文章中說：「為配合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我情工人員深入到國民黨的機密決策指導機關內，及時準確地供給了黨中央和軍委及各地區戰略性和動向性的重要軍事情報，為黨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戰局，制定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提供了主要依據，使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對敵人的主要情況了如指掌，始終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19]。事實正是如此，甚至蔣介石的身邊也有中共情報人員：沈安娜從1938年就潛伏在蔣的身邊，一直到 1949 年才安全脫身[20]。
據長期擔任蔣介石醫官的熊丸在其口述歷史透露：「我記得那時總統在黃埔路官邸設地圖室，地圖室三巨頭是總統、周菊村與劉斐（為章），三人在南京指揮徐蚌會戰。但劉為章本身正是個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戰命令共方都知曉，自然我軍每戰必敗。那時大家都覺得奇怪，為什麼蔣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後來大家都認為劉為章十分可疑，蔣先生卻都聽不進去，也沒人敢直接告訴蔣先生，故直到最後證實這點時，蔣先生連想都沒想到。」[21] (p.40)劉為章即劉斐，建國後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據郭汝瑰說，情報人員多為單線聯繫，他本和劉斐關係很壞，只要劉斐有建議，他必反對，後黨組織派人帶話給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劉斐的關係，不要被刮利用，他才意識到劉斐也是在為共產黨工作[15] (pp.385~386)。
郭汝瑰身居國防部三廳廳長的要職，深受蔣介石和陳誠的重用，抗戰後期就萌生歸隊意識（郭原為大革命時期黨員，1927 年國民黨「清共」後脫黨），曾幾次秘密和中共情報工作首腦之一的董必武見面，要求去延安，董必武要他為黨提供機密情報，作為黨對其的考驗。郭汝瑰在淮海戰役剛打響的關鍵時刻，將9份絕密情報帶出交給聯繫人，希望儘速交給解放軍，因交接情報的渠道不暢，聯繫人被抓，情報被毀，郭汝瑰未及暴露[15] (pp.389，434~435)。郭汝瑰後在宜賓率七十四軍起義，即向李大章提出入黨要求，李回答：階級隊伍，談何容易[15] (pp.386~387)。建國後論功行賞，郭汝瑰名氣雖大，但未起決定性作用，並非如台灣國民黨方面認為的，是導致黨國崩潰的「罪魁禍首」，所以郭汝瑰只任南京軍事學院普通教員，郭汝瑰寫信給董必武要求入黨，董回信要他接受組織的長期考驗，1957年郭汝瑰還被懷疑是國民黨特務而遭逮捕，直到 1980 年，歷經 35 年的考驗，才被吸收為中共黨員[15] (p.388)。
現在有資料顯示，前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在抗戰中就曾和中共方面有秘密接觸[5] (p.465)。1947年衛立煌從法國回國之際，曾向中共表示「為了儘快結束中國內戰，我願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力求與中共合作；因個人環境關係，希望絕對保守秘密」[22] (p.647)。1948 年 1 月，衛立煌就任東北「剿總」總司令後，急電巴黎，將老友汪德昭召回國內，讓汪擔任他的秘書處長，以便和解放軍取得直接聯繫[22] (p.649)。1948 年 3 月後，東北戰事已十分危急，蔣介石「急令衛打通沈錦線，將主力撤至錦州，阻止解放軍入關，必要時可放棄吉林、長春，甚至將東北全部兵力退守華北。但衛立煌以解放軍已佔領錦州瀋陽間的要隘溝幫子、國民黨駐沈部隊須經相當時期的整補方能投入戰鬥為由，拒絕了蔣的命令」。「1948 年 5 月初，蔣介石再次電令衛立煌打通沈錦線。他決心將主力撤到錦州，成立機動兵團以隨時準備行動。但衛根本不同意，陽奉陰違使事情不了了之」[23] (p.12)。
在國民黨軍隊中位居要職，卻為共產黨做事的還有一位韓煉成。他於 1942 年加入中共情報系統，1947年 2 月萊蕪戰役時，在中共聯絡人員的引導下，來到華東野戰軍前線部隊的一個師部。韓煉成本擬率四十六師戰場起義，由於他的僚屬多系白崇禧的親信，條件還不成熟。中共聯絡人員按照陳毅司令員的指示精神，勸告韓煉成突圍時，秘密離開部隊，退出戰場，使所部自潰。這個建議被韓煉成接受了。果然在華東野戰部隊發起總攻後，韓煉成離隊使四十六師失去指揮，造成七十四軍長李仙洲被俘及李部五六萬餘人被殲滅，21 名將級軍官被俘。事後韓煉成又謝辭陳毅的挽留，表示願回南京繼續為中共工作，陳毅經請示周恩來同意後，與韓煉成串聯，編好說辭，讓他假裝敗仗後隻身逃脫。為保障韓煉成的安全，陳毅下令，被俘的四十六軍營級以上軍官一個也不能釋放。韓煉成曾在中原大戰時救過蔣介石一命，再度潛回南京，復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蔣介石舉行軍事會議，研究戰局，甚至飛赴各個戰場，韓煉成常在隨行之列。送蔣介石看的戰報要經韓煉成之手，蔣介石批出的命令也先經韓煉成過目。韓煉成將刺探到大量情報送往上海交中共地下黨接頭人員，並利用其在蔣介石身邊的作用，有意誤導國民黨的剿共戰爭[24]。
蔣介石用人有強烈的主觀性，他對一些和自己有淵源的人，往往「用人不疑」。蔣的這個特點被周恩來、董必武等抓住，特別為他和他所重用的部屬胡宗南等量身定做了一些情報人員，派在他的身邊。這些人雖被國民黨情治人員多次舉報，蔣介石和胡宗南等對彼等的信任仍不改變。例如：韓煉成回南京後，萊蕪戰役被俘的一個受傷團長也逃回南京治傷，對韓有所懷疑；華東野戰軍有個幹部叛變，都談到韓煉成在萊蕪戰役中的反常表現，從而引起國民黨特務機關和軍事高層的注意。中統局長葉秀峰對韓煉成旁敲側擊，杜聿明向蔣介石密報，說韓有「通共」的嫌疑，但是蔣介石都聽不進去，只是在1948 年 4 月改派韓任甘肅省保安司令。1948 年10 月，何應欽確切掌握了韓煉成在萊蕪戰場「通共」的證據，調韓煉成回南京，準備向他下手。韓煉成在友人的幫助和地下黨的掩護下，利用國民黨上層各派系的矛盾，取道香港秘密北上，於1949 年 1 月輾轉到達河北省平山縣，受到朱德、周恩來、毛澤東的單獨接見。毛澤東對韓煉成說：「蔣委員長身邊有你們這些人，我這個小小的指揮部，不僅指揮解放軍，也調動得了國民黨的百萬大軍哪！」[24]
韓煉成、劉斐等潛伏在國民黨的核心部門，為中共提供了重要情報。至於長期潛伏在國民黨軍中的何基灃、張克俠、廖運周等，都是帶兵的重要將領，他們和解放軍裡應外合，一到關鍵時刻，或陣前起義，或誘國軍進入共軍包圍圈，蔣介石焉能不敗？
五、淮海戰役後，蔣介石無力「補天」
1948年淮海戰役後，國民黨雖還有半壁河山，也得到世界各國承認，但是國民黨政權大廈將傾，中共勝利大局已定。
1949年1月21日，蔣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被迫宣布「引退」。民國將亡，人心已散，大勢已去，蔣介石最恨誰呢？不是恨毛澤東，而是一恨美國，二恨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
1949年 4 月下旬，解放軍打過長江，攻下南京，5 月 23 日佔領上海後，國民黨已沒兵可打了，中共占絕對優勢，國民黨內部分崩離析，兵敗如山倒。毛澤東最清楚，把國民黨軍隊吃掉，天下就拿到了。毛澤東原以為用五年時間才能打敗國民黨，到1948 年 11 月，毛澤東改說：再有一年時間，就可以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但毛澤東的「五年說」在國民黨內部盛傳為，中共預定以五年時間奪取全國，他們拿這句話當救生圈，僥倖以為還有兩三年時間。
解放軍渡江後，「四野」南下，直撲華中、華南「：二野」大踏步包抄大西南。國民黨軍隊只剩下兩個主力軍團：白崇禧還有5個軍團，約 25萬人，佔據著湖北和廣西；胡宗南集團，佔據川、陝、康等地，下轄 3 個兵團，共 12 個軍[25] (p.76)，總兵力40 萬。
至於湖南的程潛，有號召力卻無實力。毛澤東給林彪等的電報說，「可考慮予程潛以高級名義，例如南方招撫使之類」[6] (p.209)，熟讀史書的毛澤東順手拈來一個古代官職，用於對他當年從軍時的老長官搞統戰，但在對部下的電報中，毛澤東明確提出要採取一切必要行動，使程潛、陳明仁「就範」[6] (p.214)。毛澤東兩手並用，很快實現了程潛和陳明仁的起義，從背後給了白崇禧沉重一擊。
毛澤東指示用大迂迴的戰略戰術，包抄白崇禧的後方廣西，消滅白部。1949 年 9 月，「四野」在衡寶戰役中消滅白部精銳第七、四十八軍的 4 個師，約 4.7 萬多人，極大挫敗白崇禧部的銳氣，使白崇禧退出湘西、湘南，切斷了白崇禧集團主力退往雲、貴的道路。隨後，「四野」尋機在廣西消滅了白崇禧的主力，白崇禧殘軍逃往海南島。
胡宗南部則由「二野」的劉伯承、鄧小平解決。蔣介石多年重用胡宗南，而此人只是一個師長的才能和氣局，卻被蔣介石當作統帥用。1943年，陳立夫去西安勸他突襲延安，「建不世之功」，胡宗南未敢[26] (pp.322~323)。當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襲延安，也無濟於事，因為他身邊的熊向暉肯定會提前把消息密報給延安。
從解放軍渡江後的 1949 年 4—12 月，蔣介石奔波各地，部署軍防，但此時國民黨軍已是「兵敗如山倒」，任何努力也無濟於事了。進入 10 月，大陸河山已大半易手。11 月，蔣介石親臨重慶，口稱保衛大西南，卻讓閻錫山內閣財政部長徐堪從台北直飛成都，提走了四川省銀行僅有的周轉資金 80 萬銀元。此時蔣介石已眾叛親離，手下都做叛蔣起義的準備，蔣介石心中全知。
1949 年 12 月 6 日，「二野」劉伯承、鄧小平指示切斷敵人退往西昌、會理、雲南的公路線，而後合圍敵於成都地區，以軍事進攻和分化、勸降兩手，爭取胡宗南部部分起義、投誠。1949 年12月 20 日，胡宗南決定將軍政長官部遷西昌，23日，他同參謀長羅列等人由成都鳳凰山機場乘飛機去西昌，起飛後因西昌氣候不好改飛海南島[27]。飛往海南島後，胡宗南沒有立即飛往西昌，致使所部群龍無首，此時解放軍大軍壓境，加之成功策反，胡宗南留在四川的 3 個兵團，共20多萬全部戰場起義。陳立夫晚年曾議論，他說，胡宗南是嫡系，又是配備最好的美式裝備，結果竟沒打什麼仗，就敗退下來，真不為人諒解。一直跟隨蔣介石的機要室主任周宏濤也說，胡宗南過早離蓉，使其幾十萬部隊不戰而降，使他「感到憤慨」。
至此，國民黨在大陸的主力軍隊全部被消滅，中共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國土地。
1949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開國大典，林彪在武漢，彭德懷在西安，他們都沒有登上天安門城樓。戰爭很快結束，開國將帥都面臨一個適應新環境的任務，林彪先在廣州後在北京休養，劉伯承主動辭去在重慶擔任的西南黨政軍第二把手的職務，來到南京擔任軍事學院的院長。在這之後，「劉伯承看電視從不看戰爭的場面，一旦電視上出現戰爭場面，他就趕緊把電視關掉」，他說打了一輩子的仗，打仗，總是要死人的，特別是在不與外國侵略者作戰，而是同國民黨軍隊作戰時，死傷的雙方，都是農民的子弟，他實在不忍看[28] (p.112)。劉伯承宅心仁厚，堪稱「儒帥」，也應了那句名言：自古知兵非好戰。
以槍杆子奪天下，自然需付出巨大的生命代價。1946 年 3 月 23 日，在四平保衛戰中，毛澤東指示林彪，要「不惜重大傷亡（例如一萬至二萬人）」[5] (p.623)，「全力控制長、哈兩市及中東全線，不惜任何犧牲反對蔣軍進佔長、哈及中東路」。4 月 6 日，毛澤東以中央名義致電林彪：「黨內若有動搖情緒，那怕是微小的，均須堅決克服，希望你們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覆肉搏戰鬥，殲敵北進部隊的全部或大部，我軍即有數千傷亡，亦所不惜。去冬邯鄲戰役，劉伯承、鄧小平所部歷時十日，傷亡八千，卒獲大勝，可為借鑒。」[5] (p.625)1949 年 7—8 月，「四野」南下兩湖兩廣，東北的老兵不堪南方的熱暑，僅十五兵團在9天中就熱死 25 人[6] (p.226)。「四野」在 7 月，僅病亡就有 652 人[6] (p.236)。幾年戰爭，特別是三大會戰，雙方死傷都重，無數士兵的犧牲，成就了革命勝利的基石。
1949年的最後一天，蔣介石在日記自省：「一年悲劇與慘狀實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顧」。令蔣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共計九點[10] (p.95)，其中之一乃是「軍隊投機、投降」，「軍隊為作戰而消滅者十之二，為投機而降服者十之二，為避戰圖逃而滅亡者十之五，其他運來台灣及各島整訓存留者不過十之一而已。」[29]
國民黨馬上失天下，共產黨馬上得天下，繼而馬上治天下，中國的歷史由槍杆子翻開了一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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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至1949蔣介石如何失去大陸，好像有這本書，有空可以自己搜看。
首先，接受日偽資產，國民黨發了筆大財。
其次，大陸成為美國的傾銷地，從糧食到各類物質大傾銷，洋米洋米洋火洋車等等，從農民到工廠主大破產，只留下上海金融圈。
最後，嚴重的腐敗，對工商農的掠奪。
就不查資料查數據了，說幾個思路。
1農村是實物經濟，能夠滿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這對於供給制而言如魚得水。
2中共強大的基層組織能力，再加上在鄉村不停的進行政治運動，可以將鄉村完全控制，將農民鼓動起來，猶如榨汁機一般，將能汲取的資源全部汲取上來供給軍事，中共的稅也是很高的，只不過全部都能有效利用。而國黨的汲取資源能力就太弱了，要不就是稅收不上來，即使收上來又如何？能保證全部用在該用的地方么？
3不要犯倒放電影的史觀錯誤，中共戰爭贏了，但不能說解放區的經濟就良好，實際上，解放區的經濟也非常吃緊。
4輿論上中共佔據絕對優勢。舉個例子，法國發生恐怖事件，中國這邊都有直播，非洲某地區發生呢？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同理，國統區的大城市中，知識分子都是意見領袖，有輿論陣地優勢，自帶高音喇叭，國統區的經濟崩潰的一面被他們講述的淋漓盡致。而解放區呢？都是文盲農民，解放區就算經濟吃緊，文盲農民都是沉默的大多數，沒有麥克風，他們不會發聲，被人忽略。而且前面說了，中共基層組織能力極強，完全控制了農村。國統區國民黨完全控制得住媒體么？
5解放區在48年也陷入到經濟危機中，但問題在於，中共軍事方面節節勝利，緩解了經濟方面的壓力。試想一下，即使國統區幣制改革完全失敗，但是在內戰中消滅了中共主力，又會如何？
在我看來是政權體制和組織效率問題
首先要感謝 @請使用真實姓名 ，提供了一個看這個問題的視角，並且提供了一些資料。我做的陳述，是在其工作基礎上的印證，修正，補充，不過論點是略有不同的。
1、共產黨財政收入有多少？
答：在46年初，折算成糧食不超過66億斤（原先計算是46億，經過更多的材料進行了修正）。這個數字和史料資料是根據權威資料《華北解放區人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1945年-1949年）》推算而出，（出自中央財經大學中國財政史研究所，由江蘇省財政廳官網引用。下有鏈接）：
按照晉冀魯豫邊區政府1946年10月對人民當前負擔能力的估算，「平均每人最高不得超過4斗到4.2斗。
一斗15斤糧食（《中國物價史》第450頁，譚正熙），當時全國解放區人口1.1億人，約66億斤（如果考慮到西北解放區土地貧瘠，會更少些）。 至於說@紙糊算出120億的這個算數錯誤的地方在於，當時是戰時，依靠政權背書貨幣幣值不穩定，加上解放區80%的產出都是農業，所以中共的收入採用糧本位制度，所以已經將各項收入折算為糧食，所以不應該再除以分數。這點在《華北解放區人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1945年-1949年）》和《東北解放區人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1945年--1949年）》都說的很明白，我引用一下大家就知道了：
「由於解放區的各種條件不同，所以關於糧款的徵收方法也並完全盡同，晉察冀、晉魯豫根據地實行過統一累進稅，所以現在只征一種――公糧。但為了便於人民繳納，又採用了「軍需民有」的辦法，就是說，凡是公家需要而人民雙有剩餘的物資（如柴草、布、棉、特產等）都可用以折頂公糧。 "
財政負擔中公糧294石，村財政及其他各種花銷為583880元，折糧29石，共負擔323石。
土產收入減少1億斤。收入由於實行統一，機構變化，煙酒生產縮小，估計最好只能完成一半（1億斤），在支出方面，增加因素很多，包括隴海作戰費，支援西北、軍工、新兵、軍委製圖費等，共追加1.28餘億斤
最明顯的是東北解放區的數字：
東北解放區的稅收收入，47年度（1月至11月底）收入達135957101579元，
以虎林西崗村為例：……162勞動力每人負擔15.8個工，折糧1石1斗。財政負擔中公糧294石，村財政及其他各種花銷為583880元，折糧29石，共負擔323石。
通過以上計算可知道，東北解放區的折價標準為一石糧食20000元（當然是邊區票之類的解放區貨幣），1石=10斗=150斤（中國物價史450頁），所以1947年東北解放區的財政收入大概是11億斤的樣子。
2、同期國民政府財政收入多少？
內戰全面爆發的1946年，國民黨政府收入2.1萬億，（按照網易資料，下附鏈接）。按照後來非常廣泛引用的資料，同按照《中國物價史》，奉賢糧食價格為4.27萬（法幣）每石，折算下來，也就是73億斤，確實，比解放區的優勢並不大，國民政府為了供養430萬，3倍於共產黨的軍隊，在國民政府收入2.1萬億的情況下，支出達到7萬億。竭澤而漁，掏空底子打仗。
以上說的是增量，存量（既有資材）方面，國民政府富得流油，
「1945年底，中央銀行的黃金外匯儲備達到其歷來的最高峰，為85805萬美元，其中黃金為568萬盎司。1947年孔祥熙赴美定居以前，對舊友表示「都說我敗家敗國，我在抗戰時期做了7年的財政部長，給宋子文留下了9億美金和600萬兩黃金，現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事實是，到1947年2月，央行共拋售黃金353萬兩，占庫存黃金的60％，回籠法幣9989億元；三是抗戰勝利後接收的實物物資。蘇浙皖區接收物資實物即有棉紗4萬件，棉布454萬匹，棉花9.7萬擔，黃金51萬兩，白銀857萬兩，住宅2424幢，辦公大樓75幢，店鋪283幢，各種船舶1603艘，各種車輛6229輛；1946年僅上海變賣的接收物資收入即達6698億元。」
土改本質不是經濟賬，而是軍事賬，土改的重點不在於剝奪獲取的地主階級的財富，而是把廣大的農民直接帶入到了戰爭中來，廣大的農民不光是稅基，而是戰爭總預備隊總後勤隊。為了交換（或曰保護到手的）土地，農民不僅出稅，更重要的是出人，出力，共產黨每場戰鬥，其後勤保障無論是物資徵集，運輸，都可以做到直接動員老百姓參戰進行勞動力支持，這些不是經濟賬上會計條目，但對於軍事來說是巨大的戰略資源，淮海戰役百萬民工小推車上前線就是登峰造極的代表。
由於土改，共產黨能最大限度的調動調動農村所蘊含的人力物力財力，而不像國民黨。實際上絕大多數的國土戰爭資源都在士紳階層囊中。國民黨能夠依賴的，只有美國援助和長江關稅。事實上，解放區開戰前只有正規軍130萬，但是號稱有民兵1200萬。解放區的農民，除了交納租稅，還需要按需提供勞力，包括運輸，架橋，押俘，解放區成年女子要做軍鞋，提供軍用物資，全為法定義務。解放區進入了『全面總動員』狀態，變成了徹底的戰時體制，這種體制的軍事動員力量是遠超過經濟的，而國統區無論如何也做不到這點。
據冀中區的《支前工作總結》所說：「冀中區自1947年4月6日石東戰役至1949年1月底平津戰役結束，在為時將近二年中，先後組織了500萬民工及力所能及的財力物力支援了人民解放戰爭，擔任著戰役中擔架，運輸、架橋、修路、破路、押俘，甚至配合戰爭等等重要工作，有力的支援戰爭，保證了戰時供給，並經歷了石東、青滄、清風店、石家莊、太原、平津等18次戰役，在戰役中完成了任務，加強了軍民團結，提高了全區人民的覺悟。
（冀中區）
兩年來共動員民工4851460個，大車340604輛，擔架85286付，民兵1101個連，船5940隻，破擊、修路、架橋共用民工2962852個（此數在總數以內）出勤數字加以全區動力相比，人力平均負擔4.77次（以1018311個青壯年計），大車平均負擔5.24次，牲口平均負擔2.08次，每次多者數月，少者十餘日，此外並支付了135015637斤糧食（包括部隊用及民工用，其中有小米，麥子，花料），126208918斤木柴，52804059斤花料，和大批的副食品，供給了前方需要。
1948年2月13日，東北行政委員會發布《東北解放區人民愛國自衛戰爭勤務條例》。
第二條：凡解放區之人民，年在17歲至50歲之男子、18歲至45歲之婦女及人民所縣有運輸力之牲畜、車輛、船隻，均有擔負戰爭勤務之義務。
第三條：戰爭勤務之種類及負擔規定如下：
一、 運輸勤務：包括前方作戰部隊之軍需彈藥、糧秣、被服、醫藥器材及後方醫院轉移等項，主要由車輛、船隻負擔之。
二、 擔架勤務：包據抬送傷病員接站遞送，主要 由壯年男子負擔之。
三、 招待看護：各兵站招待看護等項工作，得由地方臨時動員本屯及附近村屯男女負擔之。
第四條：民工及車輛應服務之工數……
所以說，由於體制上和組織效率上的差異，論純粹國力賬（政權的力量），共產黨政權由於進入徹底的戰時總動員狀態，和松垮國民黨政權已經達到可以一戰，而在軍事戰鬥後勤力量上，共產黨政權遠勝於國民黨了。
由於一直是在自己的國土上作戰，所以共產黨軍隊一向是就地補給，打到哪裡就在哪裡進行土改，就地獲得後勤（不是全部至少有大部分）。孫子兵法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兵法裡面裡面的千里潰糧這件事共產黨打幾十年仗幾乎從沒有碰到過，直到走出國門在朝鮮戰場上不能靠這種方法，中共才意識到，這樣的軍隊是打不出國門的。在朝鮮戰場上的幾十萬部隊需要的戰爭資源，比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200萬軍隊主力決戰還要大。在朝鮮戰爭初期，出現穿著夏裝進冬季朝鮮戰場，凍死比戰鬥減員多。炒麵補給，禮拜攻勢（李奇微發現志願軍戰略攻勢只能維持一周，因而得名。）的情形。因為一次充足戰略補充之後，志願軍的補給全部自己攜帶，只能攜帶一周的口糧和彈藥）。就是後勤對戰爭的決定性作用。
扯遠了，回到原題。全民皆兵，完全動員，就地補給，就是滿清八旗入關可以橫掃晚明的原因之一。因為滿清幾萬人，全是兵，而明朝人口雖多，都是農民。同時這也是歷史上蠻族總能擊敗文明程度更高的文明國家的原因，（前提是武器和軍事技術沒有代際差異）。因為所謂蠻族，從世界史角度上來說，就是那些無法靠自生經濟如農耕養活自己，而依靠武裝劫掠才能生存的種族。我國在宋元史上是最為明顯的，宋首先敗於遼，遼在文明化（或曰漢化）之後滅於金，金又滅於蒙古，蒙古以蠻族中的蠻族姿態收拾了歐亞所有文化，經濟更為先進的國度。這就是一個純粹軍事民族所能展現出來的戰爭力量。大學教授掙得多，教育也多，可要打起架來比不過初中畢業的二流子。一點兒也不稀奇，暴力之所以作為推翻政權的手段，就在於這種『降維攻擊』能夠繞過敵人的在整體經濟力量上的優勢。
還是那個不恰當的例子：二流子本來就沒有什麼『經濟』可言，有的就是兩膀子力氣一條爛命，到街上去打劫個大學教授，大不了在牢里吃兩天牢飯，經濟又不會崩潰。但是如果倒過來，大學教授主動把二流子打慘了（假設他能做到如此），去牢里吃飯，那月薪2萬的工資可就不發了，家裡的『經濟』也就崩潰了，這大概就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的深層次原因。
所以在軍事這個地方算純經濟賬是無法比較的。
解放區之所以不存在經濟崩潰，因為解放區的全體軍民，已經基本沒有我們現在意義上的經濟，而是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然後把所有資源和人力投入到了戰爭中去，成為一個戰時體制的『農耕—軍事』集團。
國統區的大城市經濟經濟不同，依賴工業，工業增值決定於商品流通，而國民政府用超發貨幣引發惡性通貨膨脹，掠奪工商企業及老百姓的家底，直接導致工業生產的循環，採購——生產——銷售——再採購環節被打斷了（因為價格一日三變，大家誰也不敢買賣，自然無法生產），
所以我認為最重要的實際上決定勝負的是體制，組織效率（國民黨的腐敗就不論證了）和最終形成的軍事實力。
國民黨財政收入：
47年存5千萬美元？這筆錢夠打一次三大戰役
關於法幣幣值（這個說法被廣泛引用，上過歷史課本，最初來源是《中國物價史》）
1937-1948年的法幣購買力
華北解放區
華北解放區人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1945年-1949年）
東北解放區
東北解放區人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1945年--1949年）
關於國民黨的內戰本錢：
宋子文的匯率市場化為何失敗？
TG只是看上去土，聽上去窮。
TG搞經濟可是一把好手，國內革命戰爭多年，很少因為錢的事情傷腦筋，1936年最艱苦的時候都去找閻錫山搜刮銀子。
解放戰爭時期，TG很注重經濟建設的，大量的幹部深入鄉村和小城鎮。
一個農業國的「合法政府」只能縮在大城市，基層控制能力為零，超過40%農村和基層鄉鎮的控制和稅收徹底喪失，城市又因為工業產能太落後不能生產任何高附加的產品進行外銷，財政崩潰是遲早的事。
通貨膨脹是很大的一個原因吧，講到法幣不禁就會想到那突破天際的通脹率。官僚資本主義要不得，四大家族是害蟲。
在他國內戰中，美國經常通過武器禁運進行干涉，促使該國恢復和平，如2004年，美國對處於內戰中的象牙海岸實行武器禁運。在此種情況中，對國民政府的武器禁運頗為典型。
抗戰勝利後，美國希望國、共兩黨通過談判，建立「聯合政府」，但是馬歇爾的調停工作並不成功，內戰依舊爆發。馬歇爾宣稱，只要美國繼續援助國民黨，實現和平就沒有希望，最終在1946年7月29日宣布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③隨後，美國國務院拒絕為國民政府急需購買的1.3億發「中正式」步槍子彈發放出口執照；原先已決定撥給中國的8又1/3個空軍大隊的租借法案剩餘物資，也被中止交付。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馬歇爾「復又制止我國向美國購買剩餘軍火之禁令，於是國軍補給，遂因此而完全陷於困境矣。」④
蔣介石所言並不誇張，國軍消耗極大，1947年1—6月生產槍彈15797750發，消耗35903400 發，消耗量是生產量的2.27倍；生產迫擊炮彈146355發，而消耗201737發，消耗量是生產量的1.38倍，美援一旦中斷，彈藥即難以補給。⑤如負責接洽美軍的黃仁霖所說，「由於美國禁運軍火，我們立即發現我們由美國顧問用新式裝備所訓練出來的新兵，因為他們的軍火消耗無法補充，無怪乎有若干師軍隊，被因為沒有軍火可資抵抗，而不得不向敵投降。但在共黨軍力方面，則由於蘇俄在抗戰勝利之後，將其所擄獲的日軍堆積如山的軍火，全部轉手供給了他們，而日益壯大了。」⑥對此，中共看得十分清楚，周恩來在中共中央的一次擴大會議上說，「美國對蔣介石的援助並不慷慨，蔣政府向美國私人購買軍火也有很多困難，美軍事實上是在撤退……」⑦此消彼長之下，國、共實力對比開始改變。
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武器禁運在1947年5月26日宣布解除，但之後第一筆對華軍售要持至當年12月才簽訂。大規模援助遲遲未到，1948年6月，美國國會同意給國民政府2.75億美元撥款，其中購置軍火的1.25億美元特別贈款，到1949年4月也未能全部支付。⑧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武器禁運，使其最終「失去中國」。
消息來源：美國玩武器禁運，往往得不償失
上面那個說共黨一個月就幾萬億幾萬億兌換法幣的，兌換的面值是不是這個樣的
就說一點，當年國民政府搞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讓全國的老百姓上繳黃金和美元來換金圓券，結果全國的老百姓都把手裡的最後一點硬通貨拿出來了，四大家族一個子不往外吐。金圓券剛剛發行就成了擦屁股紙。
@秦暉
國府財稅中心在江浙滬，淪陷後抗戰的成本全部加諸國統區的農業區；TG那邊沒法討論，你們知道就行了。
這得感謝社會主義戰士們在周總理的堅強領導下日夜不停地xxxxxxxxxxx
我倒是想起來一件事，說明末的皇帝崇禎實際上是死於錢的。關外要打滿清，關內要鎮壓李自成，張獻忠，四處要軍餉，錢糧。崇禎接了個爛攤子，自己省吃儉用，連龍袍都是補丁。但是，這和要花的錢相比杯水車薪。皇帝這麼窮，地下官員卻很富。洪承疇，楊嗣昌，周奎，魏藻德，哪一個身價不是在百萬兩以上，地方的督撫道台，哪一個不是大富豪？都捧著錢不拿出來，等闖軍一打過去，全部姓闖。所以明朝越打越窮，闖軍越打越富。最後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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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回正題，國民黨也是如此。
抗戰後美國轉讓給國民政府的租借物資，資料來源：《中美關係》，第1050-1051頁
而且我要告訴你歐，去查看一下地圖，內戰時候國統區和解放區的地域差異。
可是，他就是崩潰了，這個事情似乎不符合經濟學原理，但是如果你仔細思考，就會覺得這是完全可能且順理成章的。
國民黨是建立在大軍閥基礎上的，非中央集權政黨。老蔣一個人是無法統治著整個國統區的，他得依靠各路軍閥，嫡系，桂系等等這批人，如果這批人不支持他，他就得下也。老蔣怎麼拉攏他們呢？就是要讓他們有錢，讓他們過奢華日子。就得縱容他們貪污腐敗，所以就形成了明末一樣的局面。國民黨各路大員手上的錢富可敵國，美國的援助和國統區老百姓剝削下來的巨額財富，並沒有用在和共產黨的戰爭中，而是被轉到了國外，流進私人口袋。而不是用於進一步武裝國軍和賑濟國統區百姓，維持民心。
這些事情，蔣介石都知道，但他和崇禎皇帝一樣不能說，不能管。蔣介石和崇禎一樣，既看到了這批既得利益集團在腐蝕王朝的大廈，但是又看到了這批既得利益集團的巨大威力。對一個統治者來說，最痛苦的事，就是親眼看到自己的幕僚和官員蛀倒自己統治的大廈，而他還得無能為力，陪著笑臉。這大概就是，小蔣打老虎的時候，老蔣心裡最真實的感受。
共黨控制著 農村，當時農村不需要太多工業產品，可以自給自足。
國軍控制著 城市，沒有能力製造工業產品在國際上獲利
相對而言 城市需要農村超過農村需要城市，如果農村對城市糧食禁運，城市不得不去國際上買糧食。
但是城市外匯不足，城市自然經濟崩潰了。========================================
總體來說 國統區城市人口太多超過境內 農業人口可以提供的極限，又沒有足夠的外匯，所以 物價必然崩潰。
我認為最主要的有兩點。
第一是國統區政權不下鄉，而解放區政權都開始進村了。對基層控制力空前強大，引出第二點
第二就是基層控制力強的基礎上直接對農民收稅，省去中間的各種環節。
一個幾億人口國家的內戰結果，不是一兩個國家的援助能左右得了的。更何況是在二戰結束後，哪個國家還有那麼多空餘的財力物力去援助？
解放戰爭的結果，主要還是看人心向背和政府體制。
如抗日的決心和誠意方面。
1.國民黨讓出東北，共產黨組織東北抗日游擊隊；抗戰初期日軍正面進攻國民黨，共產黨在後方搞游擊戰、運動戰牽制日軍。
2.38年10月武漢失守後，日軍停止對國統區的戰略性進攻，改向解放區進攻。39年國民黨採取《限制異黨活動辦法》，把抗戰初期各抗日黨派取得的某些權利一概取消，尤其是共產黨的。到43年止，發動三次反共高潮，如解散新四軍，殲滅新四軍9000多人的皖南事變，還分兵幾十萬圍堵進攻解放區…………呵呵………內戰內行，外戰外行是也～
還有國民黨所謂訓政體制問題，國民自由問題，軍隊問題，土地問題，工業問題等等。先碼住，以後有時間再說。有興趣的知友可以參考毛選第二卷第三卷，裡面都有很詳細的論述
另，毛澤東的文章可以成為毛選，而蔣介石的只能是蔣公日記，此中兩黨領袖的格局還用贅述嗎？紅區是計劃經濟。白區是畸形市場經濟……就是官僚封建資本主義雜交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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