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可行性與民眾素質有關係嗎?
網路上一直存在"在中國現在這種國民素質情況下搞民主是不合理的", 甚至"會出大亂子"云云. 請問實施民主是否需要前提? 需要哪些前提? 其中包括"民眾素質"(如教育/道德水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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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補充:
原題應該強調理清討論中的實然和應然成分。
討論這類問題,常見的一個問題是紙上談兵——由於制度不是說搞就能搞,一般大家只能藉助一些案例分析來討論。精彩的案例固然引人入勝,但類似「特殊國情」、「民族特色」等問題總是難以釐清。近年來,經濟學家開始進入田野,做大規模對照實驗,直接觀察「培育」制度的後果。Humpreys、Sanchez和van der Windt近年的研究,對深入討論這個問題應該會有助益。
他們的實驗對象是剛果(金)的1250個村莊。整個實驗,總經費達4600萬美元,在經濟學中也是少有的闊綽了。所有村莊隨機分成兩組:實驗組和對照組。如果如同有些人爭議的那樣,中國也仍然是「民智未開」,那剛果(金)這些村莊恐怕更有這個嫌疑。原文有詳細介紹:當地許多村莊仍然由傳統的頭人帶領,有的甚至由不受政府管轄的地方武裝直接指定。頭人擁有土地,負責裁判司法。他們常常和巫醫聯合在一起,通過展示各種超自然力量鞏固自己的地位。
實驗過程大致可以概括成以下四個步驟:首先,研究者召集村民大會,宣布將會資助村莊一大筆錢,村莊自主決定如何使用;其次,村莊產生委員會,決定資金用途,管理資金使用。款項直接撥給委員會——數額會比之前宣布的多一些。一段時間後,研究者派人進入村莊開展審計工作,同時多次走訪不同的村民。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區別在於:實驗組產生委員會的方式是選舉。研究者和非政府組織合作,手把手教實驗組的村莊如何開展選舉,並鼓勵他們參選,培育民主制度。
研究結果如何?為了反映制度培育實驗的全景,研究者設計了許多反映治理績效的指標,比方說,交給委員會的錢會比在村民大會上多一點,委員會自己會私吞多少?走訪村民的問卷中包含有關項目金額的問題。審計的結果當然也是重要的因素。此外,村民大會有多少人參加?有多少人發言?平均發言多久?男女比例如何?後續調查中,有多少村民抱怨?各類因素都有考慮。
整體來看,結論有兩點:首先,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差距不顯著。比方說,最後審計中,有問題的資金比例大致都在40%左右。選舉沒有能夠帶來更合理、更透明的資金使用。其次,治理績效確實和村莊所屬的文化有關係。對結果解釋力最好的,是村莊所屬的族群,而非是否接受了制度培育。隸屬什麼族群、是否依賴農業、是不是受上級政府管轄,都會顯著影響委員會的代表性,以及資金使用的情況。比方說,上級政府管轄的村莊,自治機制反而被「擠出」,最終的治理績效更差。
另外一點非常有趣:當地村莊選舉頭人的方式頗為多樣,有任命,有繼承,有抽籤,也有選舉。原本就採用選舉制度的那些村莊,實驗中的表現反而相對較差——不過,必須注意一點:採取選舉制,本身就是因為村莊達不成一致,只能通過這種方式決策。怎麼看待這些結論?首先承認:更高層級的民主未必能用這個方法研究,剛果(金)的結果也未必能外推。不過,我們也看到:與其空談所謂「民智」,不如立足文化,具體分析村莊面對的需求。不能照抄結果,可以借鑒方法。
原文很長,但頗值得一看,有許多有意思的細節。真正培育制度,本就少不了各種雞零狗碎。原文用很多辦法來增進嚴謹性,比方說,招募實驗志願者時注意籍貫,所有志願者只在村莊停留一次;填寫問卷時加入各種交叉驗證內容,與明面上觀察到的數據相互驗證;注意控制受訪者與委員會成員是否有親屬關係;審計時與委員會聲稱的供應商核對收據;用科學的抽樣和統計手段避免村莊之間相互影響,等等。如果對實驗的細節和更深入的結果有興趣,請移步下載原文:)
參考文獻:Humphreys, M., Sanchez de la Sierra, R., Van der Windt, P. (2017). Institutional change (or not) by imitation of cultural practice: Delivering democracy in the Congo.下載請摸:https://raulsanchezdelasierra.files.wordpress.com/2013/09/tuungane.pdf。
不如來欣賞幾篇舊聞的節選
新華日報1944.5.17《民主即科學》 (論實現民主與國情的關係)
……現在固然再也沒有頑固派用國情特殊,來反對科學——自然科學的真理了。只有在社會現象上,頑固派還在用八十年前頑固派用過的方法來反對真理。曾聽見有一位鄉下老先生說:中國人坐汽車會發暈,這就證明汽車只是外國人的玩意。現在卻有些已學會了坐汽車的先生們說:中國人民倘過民主自由的生活,就會出亂子,所以民主只是適用於外國,不合國國情,豈不是同樣荒謬么?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隻適用於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曆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新華日報1939.2.25 社論《民主政治問題》
……應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目前再來公然反對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來企圖根本否認民主政治對於抗戰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於是反民主政治論者就來一套新的法寶。他們說,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們的國民不好,不能實行。他們說,我國人民素來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訓練,如果貿然實行,就要產生不好的結果。所以現在實現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
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他們好象忘記了中國今天是處在艱苦的抗戰中,忘記了中國今天來實現民主政治,不僅是歷史發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戰特殊的迫不容緩的要求。
至於民眾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養,這自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要知道,民眾的參加抗戰動員,民眾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們受到訓練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在這種方式下,群眾可以充分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把他們自身的教育和抗戰事業,同時推向前進。新華日報1943.9.15社論
……在法西斯侵略陣線秋風落葉般日趨崩潰之途的今天,為了實現和平繁榮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覆轍,強調這種「民主第一」的口號,實在是必要的。
然而僅僅強調這一正確口號還不夠,必須在事實上實現這口號。這首先就必須徹底消滅法西斯機構,根本消滅法西斯主義,完全肅清法西斯分子。華萊士說:「一般人最直接的目標是:儘速消滅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代表的一切;只有盟軍進入柏林和東京時,才能提出和平條件;國際壟斷專家不許在和平會議中出現;孤立主義必須繼續被攻擊」。這就是說,不僅要擊潰現在的法西斯陣線,而且要消滅一切的法西斯殘餘;(遵檢)。只要是法西斯病菌還存在,則比會流毒於全世界,而所謂「民主第一」的口號,也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實現。
其次,要在全世界範圍內有效地實現「民主第一」的口號,那就必須反法西斯侵略的各國,先在自己本國內徹底實現這口號。因為一方面,自己所提出的口號,自己負有首先忠實履行的義務。(遵檢)。另一方面,「民主」是擊潰法西斯侵略陣線的最有效的武器,拋棄這武器,則在反法西斯侵略鬥爭上,便沒有絕對勝利的保障。即使幸而勝利,也將被認為是「以暴易暴」,不能獲得全世界人民的擁護,而戰敗國在不公平的待遇下,也必定會時時作報復的打算。歷史上,所以有循環不斷的戰爭,這也是原因之一。
所謂反法西斯侵略各國必須先在自己本國內徹底實現「民主第一」的口號,當然並不是說,這些國家都必須實行同樣的民主政治。由於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社會狀況等具體條件的不同,他們各自所實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存在著多少差異。但無論如何,它們之間有一個基本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權為人民所握有,為人民所運用,而且為著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務。這樣的政權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使失掉自由權利的人民重新獲得自由權利;沒有失掉自由權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權利;特別是言論、出版、機會、結社,這些作為實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是必須切實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法西斯義大利崩潰了,納粹德國也面臨著崩潰的危機,這正是反法西斯侵略陣線各國必須堅定地把握著「民主」這一擊潰法西斯侵略陣線的最有效的武器。應該自己認真檢討,究竟已否實行民主政治?實行得夠不夠?沒有實行,就應該立刻實行;實行得不夠,就該力求其夠。(遵檢)。民主已經成了世界的潮流,誰要反抗這潮流,誰就要遭受滅頂之禍,這是應該十分戒懼,十分警惕的。
關係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並不打算論證中國人有沒有這個素質,我就跟大家科普一下,美帝的民主是怎麼弄的。大家不要以為民主就是你可以七嘴八舌左右政府的行為,並不是這樣的。政府也是人啊,你想的東西他當然也會想。所以美帝的政府早就把人民群眾參政的權利,變成了人民群眾參政的義務。
還記得我國的各種聽證會嗎?美帝也是這樣乾的。隔三差五給你蹦一個聽證會,在網站上偷偷就上線了。如果你不每天回家刷新政府的網站,及時礦工去反對的話,就會猛然發現:
- 怎麼突然賣房子就要加7%稅了?
- 怎麼突然就要蓋大麻店了?
- 怎麼突然我家隔壁就有一個難民營了?
- 怎麼我居然還要交更多的(等價於)養路費去蓋2080年才能通車的地鐵?
政府:誰讓你不天天刷新來聽證會反對我們呀?不來反對就自動棄權。什麼,你說上班時間沒空?你下班我們也要下班啊!
這就是人民群眾參政的義務。你覺得民主就是政府做出了決定你覺得不爽可以去否決?並沒有這回事。按照法律規定,你只能在做出決定之前去否決,否則後面的難度會陡增。而且政府只是有義務發布這些消息,但是並沒有義務保證你要知道。這都是你自己要去做的事情
要不是很多過氣的計算機佛祖都住在我家附近,財務自由了之後天天有空就去刷聽證會,我覺得西雅圖早就淪陷了。你說這跟民眾素質有沒有關係(逃。民主了,就再也不能把事情都怪政府頭上了,只能怪自己,為什麼要偷懶。你以為有錢了就可以躺床上什麼都不幹?當然不是啊,得天天參加聽證會(逃
有啊。
你看到的這兩個字是刪除了所有敏感內容後的結果。要看實際內容請移步我的文章區。
https://zhuanlan.zhihu.com/p/25372481
想要實行民主,跟教育質素沒有任何關係。
世界不乏有實行民主但是全民教育不普及的地方
而教育質素會不會有可能對民主產生穩固的影響?
這個答案是正確的,但是並不是太大。
@繆瑩 提到了民主的理論背後的最重要的背景。你不可能反駁天賦人權,因為你反對的話基本上還是否定你自己的存在。所以其實私以為這題還是要回歸古典政治學來解。
而西方思想體系以理性、天賦人權構築的民主體系與其政治辯論,其源遠流長遠超過一般中國人的想像,最早在希羅多德對於波斯政體的討論就可以看到端倪。對於民主的想法一開始都不是最好的,不管在哪個記述中。在理想國第四卷中,柏拉圖將人的靈魂分成三種質量:理性,激情和慾望。慾望是最本質的需求,理性是克制慾望的存在,而激情,是一種類似於驅使情感的東西,我們何以發怒?何以為情感驅使,這些都是激情的後果。
回到民眾素質的問題,我認為民眾質素,如果指的是吸收更多教育的話,那並不會對民主本質帶來多大的改變。在黑鐵時代,人已經墮落而無法回歸金銀的時代,在他們眼中,人在這種情況下其實是同質的,不同的教育質素並不能改變人的本質,就算是希特勒時期,被希特勒牽著走的優秀的雅利安人有多少?為何鮮少人反抗?在拍竊聽風暴的時候曾經想要商借東德的監獄,但是被獄方一口回絕,原因是:「並沒有人和一個人良心發現」。柏拉圖認為,民眾是容易被激情所驅使的,而激情何以驅使,是被領導著的那些口才好的人所驅使。在理想國中,將不同的人分為不同品行,而每個人在司其位是由於不同品行的影響,例如商人愛錢,哲學家愛智,但是對於演講的東西是一種能力,簡單說就是煽動的能力,為人所掌控並不是一件好事,除非這個人有想要對城邦好的品性。
所以在雅典城邦,陶片放逐法往往最先放逐的,是那些擁有三寸不爛之舌的人。
而在這個雅典城邦,最出色的出現了兩個一正一反的例子,一個是伯里克利,葬禮演說詞舌燦蓮花,把城邦說成不朽的志業,卻一方面巧妙操縱著人民的激情,讓城邦邁入好的方向。一個是亞希彼得,柏拉圖的弟子,會飲篇的漂亮公子。性好浮誇,為自身的功業說服了雅典出兵,最後間接導致城邦的失敗。
在雅典,詭辯跟演講術,這些東西是可以開班授課的
民眾的質度並不重要,因為擁有演講口才或是煽動人能力的人永遠會繼續煽動人民:注意,這邊跟教育質素高不高有沒有判斷力沒有任何關係,選舉讓這種事情激化了,民主成為了可以在電視前面喉舌的武器,試問,在美國總統電視辯論的時候,你會投講話坑坑巴巴的候選人,還是看起來一表人才講話流利的候選人──綜使前者的能力比後者高
所以馬基雅維利的理想政體並不是共和,
論李維中提到,是伯里克利時期的雅典。
因為民眾有被菁英牽著走的跡象,所以我們必須有高尚品德的人來引導他們的激情
這個規律在至今的民主制度仍然適用,就像熊彼得所說的:「民主選舉就只是菁英上位的競逐工具而已」,選舉,是菁英把人民的激情投射到選票上面。
民眾的質素之所以不是大問題,那是因為面對民主,只要有人煽動那可能就不是理性的,因為最根本的人性是一樣的,今日的民主也一樣,歐巴馬必須在政客之中斡旋,利益團體必須要遊說人結合,美國甚至有個職業叫Lobbyists,職業遊說人,教育質素再高,遇上他們完美的包裝也是被擊倒的一無是處。套個大家知道的例子:1996年台海危機的起火點:李登輝訪康奈爾大學,國會同意而美國總統其實不同意,原因為何?當時國民黨在美國國會養了一批Lobbyist。
但為什麼人民質素跟民主的關聯性會被一再提起,私以為是這樣的,養出一個合格且能說服你的演講者,並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在國會可能很常見,但在地方性選舉你幾乎完全看個人的能力(當然地方性選舉也有黨部啊,各種包裝),如何看破糖衣下的包裝投出自己真正屬於利益點的一票,這個東西可能就需要有一定的辨別能力。簡單說,人民質素的問題,私以為就是如何看破謊言的問題。但是在菁英競逐的過程中,這些人包裝的謊言往往你即使有高水平也很難識破,這個東西並沒有實際的數據,但是相關的例子太多了,看美國總統怎麼玩國會或是國會怎麼被特殊利益團體掌握,其實就很明白了。
另外一方面跟李普賽假設有關,教育質素高的地方"普遍"經濟程度高(懶得翻數據了),經濟程度高的地方容易發展民主。人民質素其實搞不好根本沒有關係,是跟經濟增長有關係。
以上
民主的可行性與民眾素質有關嗎?
理論上講,當然有關。如果一個國家的民眾連「民主」是什麼都不知道,在這個國家實行「民主」當然就沒多大意義。
但我知道這不是題主想要的答案。
要回答這個問題,還是要回答一些更基礎的問題。
1)民主是什麼?
拿這個問題去問政治哲學學者,你能得到一本厚書,厚到你根本不想看下去的地步。
幸好,這個世界上的政治實踐並不由政治哲學學者決定。學者們可以在書齋里對「什麼是民主」這個問題吵上一輩子,寫出一人高的書,但政治實踐不會因為他們沒弄明白問題就停止。
我在這裡不談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我只談政治民主。
「民主」在現代政治語境中至少意味著兩個東西:
a)國家統治的合法性來自於人民同意。
換言之,如果我們相信為了保障國民幸福,必須存在一個主權者,它對政治事務的決斷就是最終決斷,那麼這個主權者權力「合法」的根本來源是人民。
主權當然有別的來源,比如神授。上帝說美國該由奧巴馬管,奧巴馬就成美國國王了。但這套說法在今天,除了某些極端宗教組織之外,沒人信。
即使中國憲法也承認主權在民(憲法第二條)。當然,前言裡面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
b)人民能夠通過一套行之有效的手段「迫使」政府決策體現他們的意志。
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於投票選舉政府首腦,投票選舉民意代表,就重大問題進行公投,通過合法手段對政府的宣言、決定、政策、法律進行質疑或要求修正等等。
我不去討論民主在古希臘是什麼含義,在中世紀是什麼含義,我就大致確定一個能對現實起指導意義的「民主」定義。內容比這個多了,容易走偏,少了,就是假民主。
2)要民主幹什麼?
我們不是為了好玩才要民主,我們不是因為看到別人有我們才想要民主,我們不是為了讓大家能夠自由地吵架才要民主。
我們也不是為了經濟發展才要民主,不是為了解決腐敗才要民主,不是為了文化繁榮才要民主,不是為了環境保護才要民主。
要發展經濟,你要靠開發新技術,創辦新企業;要解決腐敗,你要靠法治;要文化繁榮,你要保障言論自由。這些問題都是很專業的問題,民主往往解決不了這些問題。
我們要民主,是因為民主是任何政治制度得以長期穩定運行的必要條件。
這個結論是基於兩個人類歷史上亘古不變的政治規律:
a)任何權力都必須受到制約。
b)任何制度都必須有健康的反饋機制。
你說民主會導致分裂,民主很奢侈,民主容易演化成民粹,我都承認。但這些是我們修正和完善民主制度的理由,而不是我們不要民主制度的理由。
一人一票的制度合理嗎?不一定。有人政治經驗豐富,有人政治經驗淺薄,有人投票是為了改善國家,有人投票純粹為了添亂。但我們會因為一人一票的制度不合理而廢棄民主嗎?我們不會。我們會想出更多的辦法來限定投票的適用範圍。比如絕大多數國家不讓民眾投票來決定政府每個部門的長官,民眾投票僅限於選舉最高首腦和民意代表,因為他們才直接對人民負責,政府部門的長官對他們負責。
人民主權學說合理嗎?不一定。從理論上講,它不過是一套修辭,它把君權神授中的「神」換成了「人民」,如此而已。但就是這套修辭,讓我們今天思考的出發點自然地變成了「我們的政治該如何去增進人的幸福」,而不是「我們的政治該如何去增進神的滿意」。我們會質疑人民的意志是不是總是有利於他們的幸福,但是我們不否認人民的幸福才是最終目的,並且以此為基礎修正我們的理論。
3)實行民主對民眾的素質要求有多高?
答案是不高。
民眾只要能夠有基本的理性判斷自己的利益在哪裡,然後理解民主規則怎麼操作,然後能夠遵守這個規則就好了,就跟遵守交通法規一樣。
南方周末 - 英國規則遭遇中國農民:農村如何開會? 「羅伯特議事規則」的南塘試驗
請看,袁天鵬老老實實在農村呆了一星期,農民就能學會怎麼用「羅伯特議事規則」開會。我覺得這就達到了民主的要求。
問題來了,中國的袁天鵬在哪裡?
所以,
我不認為民眾素質是當前中國採取民主制度的最大障礙。
我認為精英素質才是當前中國採取民主制度的最大障礙。
道理很簡單:一套制度是否行之有效,設計者的責任遠大於使用者的責任。如果你找一堆法學白痴拍腦袋隨便一想,就制訂一個《公司法》出來,然後實行起來全部亂套,你去怪中國公司沒有素質,那你是在耍賴。
然而,我們的學者習慣於躲在象牙塔里研究各種各樣抽象的理論,我們的官員對民主、權利這一套西方政治理論術語避之唯恐不及,或者根本認為它們沒有任何價值。兩批人各說各話根本不交流,訓練民眾習慣民主制度的工作沒人去做。這就是我們政治精英的現實。
當然,我們的政治精英在某些方面的工作很牛,比如經濟發展,比如社會綜合管理,我認為他們的水平甚至比發達國家還要高。
但他們的技能點確實沒點在民主上。
4)執政黨的角色——理論篇
有人會說,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歸根結底是黨。黨不想看到袁天鵬這樣的人,黨不想看到學者跟官員坐在一起探討怎麼民主化。
但是我們又看到黨的「核心價值觀」里寫了民主。
黨到底想幹啥?
我們先從理論上釐清黨和民主的關係。
現代自由民主的道統其實有兩個來源,一個是英式自由主義,一個是法國大革命。共產主義政黨本質上走的是後面這個來源。它講的制度,叫做人民民主專政。
所謂「專政」,對應的術語是dictator,就是獨裁,或者準確的說法叫做獨裁官。這個是古羅馬的一個官。古羅馬認為,有些時候你需要面對緊急狀況,比如打仗,這時你得把全部權力交給一個人,他就是獨裁官。但是,古羅馬共和國的獨裁官是有任期的。
後來英國內戰之後,克倫威爾擔任的就是這個角色。他認為國家處在緊急情況中,所以中止了議會,直到他死。
好,那麼從盧梭開始,到法國大革命里的西耶斯,他們提出的觀點是:國家的權力不能夠分割,權力的來源就是人民。英國那種積累在古老政治傳統上的憲法是不正當的,正當的憲法就是人民制定的憲法。人民獨享制憲權。
制憲權就是制訂國家根本大法的權力。理想狀態下,人民制訂憲法只需要一次出場,就是革命建國的那次。革命了,人民出現了,他們選舉一個機構,制訂一部指導共和國運作的憲法,然後他們就解散機構,按照這部憲法的規定運作下去,就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了。
這麼說好像也過得去。
但是到共產主義理論,它會講,你想過幸福美滿的生活,只有等到共產主義實現的那一天。在此之前,人類歷史始終處於「階級鬥爭」造成的緊急狀態中,所有的「憲法」都是一個臨時性的解決方案,它必須服從於共產主義理想和人類解放事業。因此,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人民選擇的制憲機構不再是一個靜態的議會,而是一個動態的革命黨。直到消滅剝削之前,它永不會解散。這個黨在理論上通過人民民主的方式始終「代表」人民,通過專政的方式始終掌控著制憲權。
這就是黨為什麼會把「民主」寫在核心價值觀裡面,但你依然不會覺得這是民主。因為它其實公開宣稱你必須通過它實現民主。如果你沒看出來這一點,那是你不懂怎麼讀黨章和憲法。你可以不認這套邏輯,但你必須從根子上去否定它,因為它在骨子裡是一套自洽的邏輯。
任何覺得共產黨和自由民主制互不矛盾的理論,都是邏輯前後矛盾的理論。
5)執政黨的角色——實踐篇
它是一個對蘇聯工業化成就抱有極大熱情的農民黨。
「農民」不是貶義,是知識結構和由知識結構衍生出來的立場。這個黨的特點是保留了很多共產主義政黨的共同特徵,比如黨政不分,比如必須通過政治運動來清理黨的腐敗分子,比如黨領導人民制訂法律,如此等等。但它的農民性決定了它高度實用主義,高度頑固,在自己熟悉的領域有長遠目光,而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則目光短淺,或者根本不感興趣。
它傳承了兩千多年大一統官僚制中很多因素,它的內部等級森嚴,禮法繁複,其成員忙忙碌碌卻不一定真的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麼。它龐大的中下層幹部長於維持現狀,對系統性的變革不感興趣。很多人懷著改造體制的願望加入體制,但實際上他們做的主要是砌牆,維護現在的體制。制度的內生動力基本不以其個體成員的目的和意志為轉移。
所以黨不願意搞民主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官僚認為變革是危險的。
這個時候你就看到鄧公的偉大意義。因為有了鄧公,「改革」這個詞在這個官僚黨內獲得了最高合法性。這樣的話,以後的領導人想要給它動手術是有號召力的。不然,想想晚清——剛毅那批人是真壞嗎?不是,是因為那套話語體系裡面,「改革」本身是一個壞詞。
當然,農民黨的屬性也會變,這是因為「民情」會變。什麼因素影響「民情」?答案是經濟發展。60後根本分不清「權利」和「權力」,但80後重視權利的程度遠遠高於父輩。到00後呢?他們如此追求個性和自由,難道還會甘心於舊制度?
6)所以我堅信,中國未來是一定會民主化的。我不懼怕中國不會民主化,我懼怕的是中國的精英根本沒做好迎接民主化的準備。在歷史大潮的衝擊下,他們變得愈發保守而大眾變得愈發激進,最後民主化的民意向民粹合流,撕裂整個社會。
我曾在之前某個答案里打了個比方:
一個山村習俗規定村民不準吃魚,後來習俗廢除,人人都高興地去買魚。
有村民提醒大家:魚是有刺的,吃的時候要小心。
「你又沒吃過魚,你有什麼資格說魚有刺?!」
我最討厭的就是那些說中國沒民主,所以中國人沒資格談民主有多不好的言論。我告訴你,恰恰是那些愛吃魚、想吃魚,覺得魚好吃的人才會關心怎麼剔掉魚刺。
如果這個村子沒有人去考慮怎麼剔魚刺的問題,那麼——
三天後,許多村民吃魚被刺卡到了喉嚨,輕微些的身體不舒服,嚴重的甚至有生命危險。
「原來魚果然是不能吃的!那些號召吃魚的人都是惡棍!老祖宗說的是對的!我們重新立法,為了大家的利益,子孫後代一律不得吃魚!」
or
「被刺卡到喉嚨是正常的,是吃魚必須忍受的後果!跟喉嚨卡刺比起來,難道不是吃到魚更讓我們幸福嗎?!」
7)我認為在現階段,單從政治發展的角度講,建立現代國家和現代法治的優先性高於民主化的優先性。
所謂現代國家,指的是國家權威和個體之間沒有任何中介和干涉。只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國家就應一視同仁地為其提供包括安全、自由、正義在內的公共服務。
所謂現代法治,指的是現代法律共同體建立起的現代法律體系框架及其附屬制度為社會糾紛提供一個最終解決渠道。
有了強大而可靠的現代國家,民主才不會導致民族衝突和領土分裂。如果買買提是特等公民,那民主化的後果一定是不同群體內部抱團現象更嚴重。
有了教人作死一定會死的法治,民主政治中的失敗者才會接受遊戲規則。民主制度確實害怕專制,但它更害怕以民意為名破壞規則的玩家。因為前一個敵人是顯而易見的,而後一個敵人則是經常被忽略的。如果小孩子虐待同學不會受到懲罰,狗權主義者搶狗不會受到懲罰,醫鬧打醫生不會受到懲罰,那他們就不會接受任何對他可能造成不利後果的規則。
現行黨內民主的本質是察舉,而不是民主。無非說,過去幹部選拔是組織部說了算,現在幹部選拔還要加上一個民主評議。而且現在的幹部搞民主評議範圍又不大,一般就是在本單位內部,他還是可以拉票走關係,只不過走關係的人數變多了而已。而任何好的票選制度,投票範圍至少要大到候選人拉不了票的程度。
其實黨內民主能夠做到好的察舉也已經很不錯了。比如某省選處級幹部,該省相關部門的廳級幹部都要對他進行民主評議,人數好幾百,級別又比他高,他也拉不了票。這實際上就是多人察舉,我個人覺得還是能夠杜絕一些裙帶關係現象的。
民眾投票選舉是一把雙刃劍。它確實是民眾意志的直接體現,但是在現代社會它導致的直接後果是催生職業競選團隊,既得利益集團利用自己的政治經濟資源優勢名正言順地變成候選人集團,以民主的合法名義攫取公共利益。對人民而言,它除了提供一個公眾狂歡的節日之外,沒有什麼其它益處。
如果非要有投票選舉,我希望能夠有一個「黨內察舉選上去,民意投票選下來」的機制。我不信任人民選對人的能力,但我信任他們評價一個人幹得好不好的能力。
在民意反饋方面,我個人推崇「審議民主」模式(deliberative democracy),又譯慎議民主、協商民主(跟現有政協完全不是一回事)。該模式介紹參見
何包鋼:協商民主懇談與現代社會科學方法
國務院法制辦公室
協商民主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註:不同意該頁大部分學者的觀點)
這個問題很容易產生出理解差異,即「民主是什麼」。既可以理解成「歐美式的、運轉良好的普選制度」,也可以理解成「任何包含普選步驟的制度」。
先說後者,如果所說的民主指的是這種「咸與維新」的大雜燴,那當然怎麼樣都可行,跟社會狀況無關,僅與有沒有內部/外部的力量可以維持住這套秩序體系有關。當然了,這樣產生出來的結果也是五花八門了,英國式的運轉穩定的議會選舉算不算?算;台灣、馬來西亞式的族群對立式選舉算不算?算;新加坡式的胡蘿蔔加大棒選舉算不算?算;菲律賓地方豪強操縱的選舉算不算?算;亞塞拜然式的開票以前就宣布總統連任的選舉算不算?算;賴比瑞亞「He killed my ma, he killed my pa, I"ll vote for him」式的選舉算不算?也算。
一言以蔽之,如果是為了民(pu)主(xuan)而民主的話,那隻要有足夠的力量(不管是誰的力量)來支持這套體系,那怎麼樣都能把這層皮撐起來,但是實現的結果,很可能是你始料未及的。
再來說說前者,「好」的民主制度。這可不是說建立就能建立的。見過有人討論「民主是目的還是手段」,我的觀點是,如果討論的是歐美式的民主,這東西既不是目的,也不是手段,而是結果。這套制度,是一個高度城市化、有足夠高端產業讓大部分人都獲得豐富的物質財富、人口中很大的部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的社會穩定運轉的成本最小的運行方式。如果沒有經濟發達、教育普遍、產業高端這個「因」,就想去複製制度這個「果」,那往往只能複製出一層皮,在一個規模較小、矛盾簡單的社會還能維持,放到一個人口上億的巨型社會,一定會露出馬腳來。
這是我在學政治、看政治這麼多年裡一直最糾結的一個問題,一直糾結到今天,因為這個問題和政治學最核心的一個爭論有關。想看此核心爭論的就直接跳到分割線吧。沒有耐心的直接看最後兩段吧。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的兩種回答都覺得有道理。當然了,看見上面好多學歷史、學社會學的孩子各種亂入,用很多不相關、沒有說服力的其他學科知識來回答一個政治學問題,不是欺負我大政治學無人了嗎?我就拋磚引玉,給更加專業的政治學專家人士打個下手吧。
先說覺得素質和民主前提無關的觀點吧,上面都有了好多,而且基本都是這個觀點,我就不贅述了。我覺得@李瀅浩的文化率舉例很說明問題。記得我高中歷史書上還批判過楊度的中國民智不開,應該實行君主制的觀點,看來老百姓的素質和實行民主制之間沒有關係,也是得到我國教育部門的編寫的教材的認可的,咳咳。就像韓國電影辯護人裡面說的,雖然當時韓國的人均GDP還不高,但是實行正義、公平這些非要等GDP提高到一定標準才能實現?
現在再說公民素質和民主前提有關的觀點。我主要舉美國的例子。最佳答案說了國父,我就不說了,距離太遠就導致會有各種解讀,而且煽情大於描述,估計是舌尖上的中國看多了。
要說美國歷史上限制黑人的投票權,基本上有兩個理由。按照內戰前和內戰後,北方和南方的顧慮區分。理由之一是,內戰之前,北方人認為奴隸制下黑人是白人奴隸主的「財產」,要是允許黑人一人一票的投票,就都是黑人按照奴隸主的意願去投(不這麼投就是鞭子伺候或者不給飯吃),最後選出支持奴隸制的總統和國會,後來全國都成了奴隸制了怎麼辦?理由之二是,在奴隸制結束之後,黑人很多都不識字,寫不出自己和候選人的名字,南部很多白人認為,連本州的法律或者美國憲法、獨立宣言的內容都不了解,這樣的人怎麼可以去投票?
我個人覺得以上兩個觀點都很有道理。要是內戰前真的都是黑人一人一票了,那麼南方得有多少選舉人票?一個奴隸主手下好幾十個奴隸,這北方怎麼能從選票上拼得過,林肯就真的很難選上。至於說文化素質和投票的關係,恩,你覺得連基本文化都不具備的人去投票,連調查和了解政客的主張都做不了,不就是成為了政客操縱的工具了嗎?
當然,你要問這麼做的理論根據哪裡來的,歡迎看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大師JS 密爾 (JS Mill)寫的《論自由》(On Liberty).密爾就認為不識字的人、沒有獨立思考的人不能投票,所以國家應該提供教育訓練公民成為能夠獨立思考的選民。所以現在問為什麼考GRE、SAT都要看critical thinking, 美國教育重視人文培訓、中國教育重視實際應用的孩子都可以得到自己的答案了。人家的教育從最開始的根本上就是為了培養選民,教育的初衷就不一樣。人家高中都教美國憲法、領著孩子去國會參觀,我們就是三年高考、五年模擬,就是從根源上教育目的的區別。
密爾還有個觀點說沒有一定財富的人不能投票。因為窮人總想著分富人的錢,現在一人一票,大家說,好,把馬雲、馬化騰的錢都分了吧,同意的肯定是大多數。或者總體上說,窮人不為國家貢獻稅收,卻佔據人口大多數,絕對民主狀態下,不就是大多數人合法的分配少數人的貢獻嗎?所以羅姆尼憤憤不平地說,奧巴馬的選民里有47%是不交稅的。不交稅卻參與國家福利分配,享有投票權,這在保守自由主義的觀點裡面是很不正當的。這個和素質低卻可以投票也是有一個類似的問題。2012年的總統大選,共和黨控制的很多州都通過法律,要求選民提供有效的護照、駕照、醫保卡才能註冊投票(美國木有身份證和戶口本),就是這種用財富或者素質來卡選民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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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中,傳說中的核心爭論。原來看武俠小說中總有一個神馬獨孤九劍、九陽神功之類牛逼招式,一出手其他的就遜色了。有一個爭論,也是政治學中最牛逼的問題,幾千年來大家打來打去,幾乎所有的政治理論問題都從這開始。我盡量簡短的說明白吧。
問大家一個問題:什麼是正義?
你會說:%*)#¥+。
恩,你問你父母,父母的答案和你會一樣嗎?你問你老師,老師的答案會和你一樣嗎?你問你小夥伴,小夥伴會和你的答案一樣嗎?你翻看全世界所有的詞典,他們的答案會一樣嗎?
答案應該都不一樣。
再問一個問題:既然大家心中的正義的定義都不一樣,那麼世界上有幾種正義?
估計大多數的人還是會說一種。正義的就是正義的,非正義的就是非正義的。
但是也有人會說很多種。如果正義的定義本身就有多種,那麼正義就有好多種。那問題就是,「正義」之間會有衝突嗎?
會。比如說未成年的男女早戀,在一些極端的阿拉伯國家就是亂石打死,在西方就是家長在包裡面放點塑料製品,在中國就是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女孩。那麼亂石打死就是某些文化的「正義」之舉,就是另一些文化的「非正義」之舉。就像我們清末的凌遲一樣,中國人看得群情激昂,外國教士看得。。都不敢看。因此我們是否需要一套統一的價值觀。比如,按照納粹德國的法律,屠殺猶太人是合法的,是否就可以因此放過那些殺人兇手呢?
所以,實行民主需不需要有素質為前提,和國際關係中的人權還是主權高,和經濟中的窮人應不應該繳個人所得稅,都是一個問題:有沒有一個可以放之四海皆準,對所有人都適用的道理?要說有,民主是一個普遍真理和準則,那麼就是誰都能投票,不論教育水平和收入。那麼為什麼18歲以下不能投票,為什麼居住在該國的外國人不能投票?民主之下有言論自由,那麼侮辱、仇視的言論有沒有自由?要說沒有,需要一定的前提,那麼誰來規定這個前提?一個公民享受普遍民主的權利為什麼要和他本身的情況掛鉤?
就像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樣,這種普遍VS特殊的矛盾在社會科學中廣泛存在。此刻我要給你一個知乎上不常見的答案:
實行民主需不需要前提,我!不!知!道!
當然有關係。
且不說尊重程序、認賭服輸這些品質,我們就來講一講投票本身的問題。
簡單來說,在民主領域,有一個概念叫做「聚合的奇蹟」(Miracle of Aggregation)。這個概念是說,雖然大部分人對一個政治問題都是無知的,但是民主投票的結果,仍然會和專家的意見類似。
為什麼呢?對政治問題無知的人,投贊成還是投反對,這個概率我們可以假定為五五之分。因此,對政治問題無知的人,他們的投票是相互抵銷的。只有明確知道對錯的專家群體,才會表現出來明確的傾向性。
比如說只有1%的人了解一個問題的對錯,而99%的人不了解。由於民眾投票是二項分布(不考慮棄權),根據大數定律,我們知道當投票人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其分布就非常貼近期望分布。換言之,假定對問題毫無了解的人投贊成票和反對票的概率都是50%,那麼佔總量99%的不了解的人會比較平均地分布在贊成與反對兩邊,這時候這1%的了解的人就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因此,即便人群中只有1%的人了解問題,民主投票結果也會和100%的人都了解問題所產生的結果近乎一致。
這是民主能夠正常運行的基本定律。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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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政治問題無知的人,投贊成還是投反對的概率,未必是五五之分。
舉個簡單的例子,現在全中國投票,要求全面公費醫療,大家覺得有多大比例會投贊成票?有多少人真的能了解這對財政和稅收帶來的後果?
如果對一個問題缺乏了解,人們往往會訴諸自身利益、偏見、信仰。換言之,投贊成還是反對,是帶有系統誤差的,而不是一個平均分布。這種誤差,很容易就能在投票中直接「淹沒」對問題有了解的人的選票,使得最終投票結果反映的是系統誤差(偏見)而不是正確意見。
這也就是為什麼,民主國家對全民公投極為謹慎。
更進一步說,即便是代表民主/憲政民主,也不見得就能逃脫這種問題。候選人在面對這樣的民眾時,其最佳選擇,是迎合、加強人群的偏見,甚至有時候是創造偏見,而不是試圖扭轉偏見。這就意味著,民眾本身的素質水平,決定了候選人的政見。素質低的民眾,對更多的問題缺乏了解,自然可能帶有更多的偏見。從這樣的選民基礎上崛起的政務官或代議士,顯然更可能支持錯誤的政策。錯誤的政策帶來失敗的經濟、政治表現。最終自然會危及民主體制本身的合法性、可行性。
如果一個民主體制長期不能夠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民眾的想法就會走向極端,開始期待強權人物的出現,並願意讓渡自由、權利,甘願民主制度被破壞。這是幾十年來時常可以見到的,從二戰前的德國,到21世紀的委內瑞拉。
那麼反過來講,如果民眾素質高,了解問題多,或者有能力和動力去自己查證。那麼民眾的偏見就會很少,「聚合的奇蹟」就會更多,民主的效能也就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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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有學者認為,民眾在具體的利益得失上仍然是理性的。也就是說,民眾因為偏見而造成了實際損失之後,就會扭轉偏見。但是這都需要時間。如果偏見的扭轉跑不贏對民主信心的喪失,結果就是人們會尋求民主體制外實現政見的方法。一些發展中國家裡足以讓政治癱瘓的無休止的街頭運動往往就處於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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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就目前的世界而言,實行民主,並不需要民眾具備特殊的素質。但失敗的民主到處都是。實現好的民主體制,確實需要民眾具備很多素質,而且素質越高越好。
所以,我不認為素質低就不能民主。所以,「素質低所以不應該實行民主」,我認為是錯誤的。
另一方面,選舉相關的素質,如開頭所說的尊重程序等,確實是需要在民主政治中培養。但是,大量與偏見有關的素質、知識,並不是只能在民主中培養。大家討論民主的時候往往有一個誤區,那就是認為民主是一個終點,是一個解決方案。但其實民主只是一個手段(a means to an end),是一個工具。而如何保障民主這個工具能夠幫助我們達到目的,關鍵就在於制度建設。
所以如果你拋開制度建設單純談民主,那麼從最純粹的「民主」的定義上來說的話,那確實需要民眾具備一定的知識水平和理性,或者說是素質,才能讓他們有效地通過民主促進他們的生活。否則,社會將很容易陷入「多數人的暴政」,這就是為什麼前人發明了代議制等各種制度來儘可能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
換句話說,民主是一把雙刃劍,有可能傷到自己,也有可能保護自己。或許身體弱一些的人手握這把寶劍容易傷到自己,而身體強的人則更能將其運用自如。但制度就是一本劍譜,可以讓身體弱的人也可以把劍耍得虎虎生風。
歷史上有兩個很有意思的天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一個是美國黑奴被解放並賦予權利(enfranchisement),一個是東歐劇變。大家可以通過這兩個案例來看一看,當一個族群、一個社會被突然賦予「民主」的時候,究竟會發生些什麼?
以下是我2012年11月份寫的一篇文章,剛好講的就是這個問題。先把結論擺上來:
「民主很簡單,並不需要一個高素質的人群才能將其力量發揮,所以沒有人有權力以知識、素質或教養為名拒絕任何人的公民權利。但不簡單的,是民主之後的選擇,這些制度的設計與選擇決定了國家與社會的真正命運,也決定了每一位公民手中選票的意義所在。民主這個詞很大,代表著許多東西,它可以是下里巴人,也可以是陽春白雪。而我們需要記住的是,民主不是目的,更不是終點;它是一個手段,是一個開始。真正的考驗,在民主之後。」
全文如下:
民主,及民主之後
一.民主
在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中,悲情的開明南方士紳奧古斯汀.聖克萊爾曾經在一段對話中這樣說:「可是,如果我們明天突然群起解放諸多黑奴,又有誰能來教導這數百萬人,去指點他們行使自己的自由呢?」
是的,今天的中國人絕對不是第一個提出「素質低不能民主」這個概念的群體。早在一兩百年前,美國的白人社會就曾經對他們身邊的黑奴們懷抱有同樣的態度。而南北戰爭之後黑奴的突然解放則是歷史上第一個此領域的天然實驗——就這樣,幾乎沒有受過教育、幾乎完全沒有財產、從未有過任何民主經歷的四百萬人突然進入到了美國的政治體系中,並直接加入到了南方的重建過程中去。
當時美國的南方主流社會,上至接任林肯的安德魯.約翰遜總統,下至代表南方保守勢力的民主黨人,都對黑人是否可以肩負起如此重任充滿了懷疑。以下是一些南方民主黨人對此的評價:
「這些黑人挑起了一項他們不可能勝任的職責。」
「他們根本不理解這被賦予他們的自由。」
這不奇怪,在此之前,哪怕是在北方,都幾乎沒有過黑人政府官員,他們更是一張選票都沒有投出過。而現在,被交到這四百萬自由民手中的不止是選票,更是政府中的席位。換做是你我,也不會讓一個從沒理過發的人給自己剪頭,或是讓一位路人幫自己裁衣。
可是這項重擔就這樣落在了這些黑人的肩上。在為期十年的戰後重建時期(1867-1877)中,共有約2000名黑人以不同形式參與到了各級政府中,上至美國聯邦參議員,下至地方治安官。還有更多的人通過政治組織、媒體,以及自己手中的選票成為了美國政治體系的一員。
相信就算不是很了解美國歷史的人也知道,美國黑人的解放之路並非在南北戰爭後就直接一馬平川,畢竟我們都知道,直到五十年前,馬丁.路德.金還在為民權運動四處奔走。重建期間的那十年還算比較好,但是黑人從政之路也一樣充滿了艱辛。比較幸運的是後來當選美國聯邦眾議院的傑佛遜.朗。他本是一個在當地小有名氣的裁縫,但在他從政後便再沒有白人顧客光臨。而更多的人遇到的則是對生命的威脅——超過10%的黑人政府官員都曾經被襲擊,而其中有近40人都喪生在了KKK等極端組織的手上。
這些從政的黑人先驅者們也不全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生活無憂的中上階級,更不是公知。在有清晰記錄的700名官員中,超過一半在南北戰爭之前都是南方的黑奴而非早已逃到北方的自由民,其中還包括了幾位黑人聯邦議員。從職業來看,白領/生意人佔一小半,更多的還是農民和僱工。而哪怕是白領和生意人,在當時也算是窮的了。同樣參與重建工作的白人修憲代表等的中位財富在3500美元左右,當時路易斯安那州的民主黨人的平均財富更接近一萬美元。而有詳細統計的近1500名重建時期黑人官員中,只有340人擁有超過1000美元的財產,505人都只有不到500美金,其中還包括236個絕對的無產者。
所以說,被解放黑奴突然進入美國的政治體系在這短暫的十年中絕對是一個顛覆性的現象——被顛覆的是傳統的「只有受過良好教育的有產者才能參與政治,否則只會成為被輕易操控的暴民」的觀念。
而這些顛覆性的新的遊戲參與者做的如何呢?肯定並不完美,畢竟他們大部分人都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很多人更是完全沒有受過教育。在禮儀、涵養、表達上肯定不能與身邊的白人代表們相比。同時,在當時貪腐盛行的美國政治環境下,他們也很難每一人都一塵不染。但是不得不說,這些人的成就真的相當讓人佩服。
黑人參與美國政治的第一個成就,就是美國南方修憲的成果。在南北戰爭結束後,為了徹底改變南方的面貌,執政的共和黨政府啟在南方各州啟動了重新修訂憲法的行動,而其中四分之一的修憲代表都是來自各地的黑人。而修憲的結果也不只是簡單地在重建的十年間創造了短暫的種族平等,更從教育、公共衛生和司法體系等各方面徹底改變了南方的面貌。按照美國歷史學家埃里克.福納的話說,這些全新的州憲法讓南方各州真正「進入了十九世紀」。而在北卡羅來納這個典型的南方保守州,《紐約時報》是如此報道參與修憲委員會的黑人代表的:
「出人意料的是,參與修憲的黑人代表們表現出了優秀的素質。儘管有各種荒唐的語法錯誤,但是他們是異常出色的辯論家,並極通事理。而連北卡州的本地人也不得不承認,將自己的命運交予這些衣索比亞人也好過於交予過去的那些白人代表手中。」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些黑人參政者對美國政治體系瞭若指掌。他們明白,為了達到他們所希望的普及選舉權的結果,他們需要的不是敵人,而是盟友。所以他們並沒有忙於通過政治去攻擊曾經迫害他們的南方民主黨人,反而是通過較為溫和的主張去贏取中間派選民,以保證他們的政治訴求。
最後,南開羅萊納州的黑人議員湯瑪斯.米勒是如此總結十年間的黑人參政的:
「我們執政八年,建設了無數學校、慈善組織,成就了新的收容機構,並建立了專供聾啞人的學校,重建了各種橋樑與渡口。簡單地來說,我們重建了南卡州並將其送上了繁榮的道路。」
可惜的是,之後的故事大家都熟知於心了——隨著「吉姆?克勞法」以及「隔離下的平等」在南方各州的興起,被解放的黑人們成為了二等公民(不過至少是 公民了的說),直到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後才得到了真正的平等。直至今日,儘管美國的第一位黑人總統(雖然從文化背景的角度來看,他更應該說是一個白
人)剛剛連任成功,大部分的非裔美國人在美國的社會經濟階梯中依然並不如意。但無論如何,我們都應當記住,在一百多年前,在那短暫的十年當中,美國的黑人
群體曾經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自己配得上手中的權利。當然,嚴格來講,這次偉大的天然實驗對今天的借鑒意義是有限的。時間上的鴻溝不談,美國黑人的獨特之處在於,儘管他們是在南北戰爭後突然被「賦予」的
公民權利,他們對此卻並不陌生。在此之前的一百多年來,雖然黑奴們沒有人身自由和自己的權利,但他們卻一直作為旁觀者觀察、學習著他們的主人們是如何行使
這些權利的。同時,儘管黑奴們的自由與公民權利是聯邦政府「賦予」的,但同樣也是他們爭取來的——百餘年來,諸多黑人領袖們一直通過起義、協助潛逃、輿論
等各種方法與渠道在爭取夥伴們的自由。而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自由民們只是作為新的參與者加入到了一個成熟的遊戲體系中,遊戲本身並沒有本質的改變,他
們所要做的僅僅是依照遊戲的規則去參與,而不用去建立規則本身——這才是真正的挑戰所在,也就是民主之後的抉擇。
二.民主之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年代末,歷史的進程讓全世界目瞪口呆。短短几年間,曾經不可一世的紅色帝國,連同它身旁曾經鐵幕一張、鐵板一塊的東歐國家似乎是毫無 預兆地轟然崩潰了。這便是人類歷史上的另一次重要的民主化天然實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次實驗甚至比解放黑奴更加重要,因為這一次故事的主角們面對著的 是民主之後的重要抉擇——如何建立一個全新的政治體系並確保它可以有效地保護他們剛剛得到的自由與權利。
彼時的前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所面臨的是一個異常艱巨的任務。且不去談為一個舊有秩序已然崩潰的社會創造全新的秩序與規則,單是他們所接手的社會本身就讓 完成這個任務的前景顯得非常悲觀。從制度的角度來看——他們已經至少有半個多世紀(甚至更久)沒有品嘗過民主的滋味,他們極度缺乏市場機制、中產或企業家 階層,以及法治的傳統與機制。而從人的角度——儘管他們親身參與了舊有秩序的破滅,他們卻並不很適應新的社會: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主任格熱戈日.埃克爾特(Grzegorz Ekiert)如是總結——作為「蘇維埃人(Homo Sovieticus)」,他們缺少流動性、習慣了依賴國家及國家給予的(儘管是有限的)福利;他們還相互猜疑,並且絲毫沒有法治的觀念。這些後社會主義 社會很大程度上來講都符合「無道德家庭主義社會」(見《無道德社會的啟示》一文)的特徵。
因此,就如同南北戰爭後的南方民主黨人對自由民執政能力的懷疑一樣,大家對這些後社會主義國家能否完成這艱巨的任務也充滿了懷疑。美國政治學家肯.喬威特(Ken Jowitt)在1992年做出了如下預測:
「東歐的制度形態將由煽動家、牧師和軍官們所掌控。東歐大部分國家都會變得更像拉丁美洲,而不是西歐。」
而這也是今天大多數人對東歐的一個重大誤解——我們似乎都想當然地認為,這些曾經屬於前蘇聯陣營的東歐國家都在劇烈的政治與經濟震蕩中損失嚴重,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政治上卻又出現反覆。似乎東歐已經成為了民主化進程的反例。
這些國家在變革中受到了損失不假,但事實比這要複雜得多。其實自從脫離社會主義陣營之後,這些所謂的「後社會主義國家」就已經無法承擔起這個共同的稱 號了,因為他們各自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軌跡。今天,這些曾經屬於蘇聯或其陣營的國家從政治、經濟發展的角度又形成了幾個新的群體。
在由美國「自由之家」組織所評定的自由指數方面,中歐及波羅的海國家在劇變後飛速爬升,現在得分已經與西歐國家持平,甚至超過了南歐。在其之後的是東 南歐國家(巴爾幹半島等),相差的也不算太遠。再往後則是歐洲的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從九十年代中葉開始就逐漸下滑,現在已經遠遠地落在了後面。最後面的 則是中亞各前加盟共和國,二十年來幾乎沒有改觀,情況僅僅比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略強而已。而在其他的治理、腐敗、經濟發展、公民社會等各方面指標上,情況 基本一致。當年同氣連枝的「後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徹底分成了幾個不同的集團。法國學者雅克.魯普尼克(Jacques Rupnik)是如此評價的:
「『後社會主義』一詞已經失去了意義。的確,匈牙利與阿爾巴尼亞、捷克與白俄羅斯、波蘭與哈薩克之間都有共同的過去,但是這很難解釋他們所走上的 不同道路。中歐和東歐的民主化結果產生了令人吃驚的差異。但是歷史還是表現出了一定的規律——在曾經被社會主義所統治的歐洲地域,一份三足鼎立的政治地圖 正在浮現。」
誠然,波羅的海國家曾經是蘇聯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也曾擁有一個正統的社會主義政權,但他們卻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取得了比其他獨立東歐國家,甚至是南斯拉夫這樣的獨立改革者更大的成就,這不得不說是讓人驚訝的。
而他們又是為什麼走上了如此迥異的道路呢?
一個重要的緣由是歷史的遺迹——很多人並沒有意識到,半個世紀的鐵幕統治在歷史長河下其實僅僅是一首小小的插曲,而難以消除的是過去千百年地緣政治的 傳統。你可能想不到,波蘭今天政黨票倉的地理分界線,與一百多年前德意志帝國與俄羅斯帝國之間的邊界線幾乎完全重合。類似的地理分界在烏克蘭等國家也同樣 可見。從歐洲過去千百年的帝國時代到二十世紀初的民族國家浪潮,再到二戰後的鐵幕統治,最後還有民主化的過程與方式本身,這些國家都有著自己的故事與自己的道路。而這些歷史的因素都從不同的方面影響著民主化之後各國的選擇與發展。
但如果說歷史因素是中國中學歷史教科書裡面喜歡提的「根本原因」,那帶領中東歐諸國走上不同道路的「直接原因」,也是這裡討論的真正重點所在,還是他 們在民主化之後所做出的制度設計與選擇。政治理論完全非我所長,所以在這裡也不會做過多、過細的討論,以免獻醜或誤導讀者。但不得不說的是,制度設計不僅意義重大,同時也是一個非常精細的決策過程。從權力框架到選舉規則,每一個細節都有可能影響數十年後這個國家的走向:究竟是選擇總統制還是議會制,抑或是半總統制?選舉規則是比例代表(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還是多數制(plurality)呢?這些都是關鍵的問題,對國家未來政治道路的走向有著重大的意義。
因此不得不說,九十年代初的這批改革者們所取得的成功是令人讚歎的。就像前面所說,他們幾乎是憑空創造出了一個連他們自己都並不熟悉的社會與政治秩序,而其中最核心的便是新憲法的制定。與美國南方重建時期的各州修憲不同,中東歐各國的制憲並不僅僅是在一個既有的框架內刪去不合時宜的條文、加上符合時 代特徵的內容,而是推倒重來。以波蘭為例,從八十年代初的圓桌會議開始,改革者逐漸與政府達成共識,並對原有的社會主義憲法進行修正,之後再通過選舉選出 新的制憲大會制定全新憲法,最後再由全民公投通過。而這是一個複雜且漫長的過程——波蘭直到1997年才正式啟用新的憲法。
憲法是民主社會的基石——按照埃克爾特教授的話說,它定義了政治博弈的基本規則、權力機關之間的關係、選舉的時間間隔以及公民的權利,並為政治制度帶來穩定和持久性。但是制憲這個關鍵的步驟卻很少在平日對民主的討論中見到,至少在大眾的公共討論領域如此。對大部分人來說,民主與民主化似乎還停留在簡單 的「一人一票」的概念上。但「一人一票」只是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開始,真正關鍵的,是這一票投到哪裡,又有怎樣的作用。不民主的國家大抵都是一樣的,而民主的國家各有各的民主。將它們區分開來的就是它們的制度設計與選擇——權力如何行使、如何相互制衡、國家的角色如何,以及會塑造什麼樣的政黨體系,都由此開始。而這又將決定它們之後所走上的道路。這個制度設計過程及其繁瑣與複雜,需要相當的專業才能勝任——這種專業是許多簡單的意見領袖所不具備的。他們或許可以依靠自己的人格魅力在民主運動中領導人民,但是在關鍵的機制制定的過程中,卻不一定能夠繼續發揮出如此重要的作用。一個有些讓人意想不到的例子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的旗幟、捷克共和國第一任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在成為這些之前,他首先是一位劇作家。儘管他領導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浪潮,但是他卻並不完全是一個優異的政治家。在捷克的制憲過程中, 哈維爾甚至從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一種阻力。比如作為一個劇作家的他始終追求戲劇性,希望每次制憲會議都可以在短時間內產生讓人興奮的結果,卻不理解制定、商榷憲法條文的複雜性。又比如,他曾經屢次試圖在憲法中加強總統的權力,例如加入總統在緊急狀態下解散議會的條款(儘管捷克的制度選擇並非總統制,因此總統的權力相當有限),卻不是出於個人野心,並絲毫不理解以他的位置提出這樣的動議看起來有多麼可疑。當時的一位同僚是如此描述哈維爾的:「他把自己想像成一 位在自己所書寫的劇作中表演的演員,拒絕接受除此之外的任何限制。」哈維爾在捷克的民主化運動中所起到的作用無人能及,但是單就捷克的制憲過程來看,卻很難說他成功。
表面上看,大部分「後社會主義國家」都採取了更能保證民主的議會制(二十世紀的新興民主政權中,存活下來的全部為議會制),而只有少數選擇了總統制, 但這也不妨礙它們走上不同的道路。因為從選舉規則究竟採用更能分散黨派的比例代表制還是更容易產生兩黨爭霸的多數制,甚至於究竟是徹底的比例代表制還是有 限的比例代表制,再到更多、更細緻的規則與法律框架來看,每個國家的選擇依然截然不同。而正是這些不同的選擇,決定了這些國家在過去二十年所走上的道路。 在中歐,我們看到了一批新的歐盟成員國,它們的經濟健康程度甚至遠超過了遭遇危機的希臘、義大利等過。而在巴爾幹半島,民族仇恨與糾紛將曾經的改革先鋒南斯拉夫撕裂成了數個民族國家。再往東去,俄羅斯、中亞等國更遭遇到了集權的逆襲。所以,這兩個歷史的天然實驗告訴了我們什麼呢?
首先,民主是簡單的。在合理的框架下,有效地行使公民權利絲毫不複雜,並不需要多高的教育程度,也不需要多高的素質與教養。論知識、個人素質與教養, 恐怕少有人能差過剛剛被解放的黑奴,但正是這些被所有人低估的自由民們,用自己的優異行動向旁觀者們證明了自己配得上手中的選票與加諸在他們身上的責任。 其實人性大抵都是一樣的,儘管教育等經歷會從一定程度上決定人的走向,但人們如何去選擇,或是說人性的質量,很大程度上還是由其身邊的制度的質量所決定的 (people are only as good as the institutions
around them)。一個好的制度可以讓壞人看起來不那麼壞,而一個壞的制度也可以讓好人看起來沒那麼好。所以,真正複雜的,是民主之後,也就是如何去建立前面所說的「合理的框架」和那個好的制度。如前面所說,這個過程繁瑣非凡,而且全關於細節與妥協(民主本身便是一門妥協的藝術),而絕非在廣場上振臂一呼,或是直接複製某一個成功的模式那樣簡單與容易。就如同權利應當是爭取而來而非被賦予,好的制度也是經過深刻的討論與妥協制定的而非直接拿來。比如,有太多拉丁美洲或是非洲的國家隨手複製了源自美國的總統制,卻並未在制度細則上下工夫,以至於政治動蕩不斷(而美國至今仍是唯一真正成功、可持續的總統制民主政權)。而民主化較為成功的中、東歐各國則都經歷了謹慎的制憲過程——而保加利亞與斯洛伐克等國倉促制憲,都在憲法中埋下了隱患。
所以,在諸位被我拐來拐去的冗長文字繞暈之前,我想說的是:
民主很簡單,並不需要一個高素質的人群才能將其力量發揮,所以沒有人有權力以知識、素質或教養為名拒絕任何人的公民權利。但不簡單的,是民主之後的選擇,這些制度的設計與選擇決定了國家與社會的真正命運,也決定了每一位公民手中選票的意義所在。民主這個詞很大,代表著許多東西,它可以是下里巴人,也可以是陽春白雪。而我們需要記住的是,民主不是目的,更不是終點;它是一個手段,是一個開始。真正的考驗,在民主之後。
民眾的素質關係的是民主的質量
菲律賓照搬美國的體制,從亞洲領頭羊之一發展成了現在這副鳥樣。
南非黑人沒掌權的時候還挺猛,黑人掌權之後民主了這麼多年,素質沒見到提升,倒是犯罪率驚人。
中國的素質,從最近這一堆群體性事件也看出來了,各種弱智謠言都能煽動一大堆人。科學知識的匱乏,理性的缺失其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對制度的遵守。中國人是個人情社會,熱衷於走後門,缺乏願賭服輸的精神,一旦吃虧那就一定是社會的錯。
東亞國家還沒有比較好的民主典範,新加坡,小國寡民,治理的確實不錯,但卻是按照公司的體制走的,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威權國家;日本,家族政治,安倍就是累世公卿的典型,這體制在中國早引發造反了,日本人果然是屬忍者的;韓國,財閥治國,一大半總統下台就非正常死亡也真是個奇葩;三胖家不說了,《日人民報》二胖繼位的時候就發文抨擊社會主義國家搞封建繼承製,朝鮮只能弱弱的說,北方某大國不要懷疑主體思想的偉大;越南,被公知捧了這麼多年也沒見哪個公知移民越南,最近還召開了表彰軍隊經商的大會,實際上越南07年就想禁止軍隊經商,但是尾大不掉,強大的國防壓力(熊貓無辜的搓了搓手「當年是你先動手的」)使得越南的軍隊在國家事務中異常有發言權,已經有軍政府的潛質了,只要北方威脅還在,就無法從集權的體制上解脫出來。更坑爹的是,越南的南北矛盾,如果開放民主大選,極有可能形成西貢黨VS河內黨,中國再動點手腳,南北就直接分裂了。
題主其實可以去經歷下農村的選舉,真箇叫群魔亂舞,買票什麼的屢見不鮮。俺村拆遷,村長選舉簡直要了老命了,光引起的口角轉鬥毆就麻煩警察七八次,賄選什麼的也有。還好村子裡面沒有占絕對優勢的大姓,不然族長就一句話定乾坤了。先搞好農村的選舉,搞好城市小區的選舉,才能邁向下一個台階,步子太大會扯著蛋,失敗的民主國家多了去了,無視一個國家的經濟,文化,歷史,社會組織,盲目推行任何一種制度都會出事。
當然有關。但不是簡單對應關係。
中國在世界上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不代表中國是個民主意識很差的國家。一個明證就是,中國人大都認為自己"不自由"、"不民主",這其實是自由、民主的真正基石。
反倒是很多已經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和地區,民主意識很有問題。a
一個國家裡國民素質的方差越大,就越不適合民主
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素質普遍較高,那搞民主當然沒啥問題
如果一個國家都是恐怖分子,那搞民主當然也沒問題
唯獨一個國家既有良民又有恐怖分子,那就不能搞民主了
其實這個問題本身挺拿衣服的,所以出現幾個拿衣服的答案排在最上面也不足為奇了。
譬如說:
美國的國父們,大多深受啟蒙思想的影響,不少人有不錯的出身和教養,講究文化素質和禮貌修養,文質彬彬,頗具紳士分度。但是,新崛起的一代人,幾乎跟他們
關於「政治人」的理念格格不入。美國的公共生活中充斥著低級庸俗的慾望,舉止粗俗,赤裸裸地追求物質利益;屠夫鐵匠被選入議會,開會時甚至拳腳相加。晚年
的托馬斯-傑佛遜不無悲傷地說,他活得太長了,他已經不認識新一代人,新一代人也不認識他。當農夫和手工業者把自己的訴求帶入政治(選舉權很廣泛),自然會出現一些令華盛頓和傑佛遜之類的紳士難以忍受的粗俗慾望和言行。
大家眼中是不是浮現出了菜市場的小販在民主的光輝下邁入神聖的國會,然後在裡面用粗鄙的語言和邏輯為自己爭取權益的畫面?
而事實是:美國建國之初,擁有選舉權的人口不過十之一二。
是不是和你們想像中的場景差遠了?!這個其實很容易算出來,因為在建國之初,至少三類人是沒有選舉權的:印第安原住民、黑奴、婦女。事實上除了這三類人之外,想要投票還要有財產證明。
美國實現普選已經是建國79年後,1870年的憲法第15修正案通過的時候的事情了。
順便說一句,我國建國還沒這麼久。
再譬如說:
這位英國同學的有趣之處在於,他並不參與到民主的「實際可操作性」爭論中來。愚民暴政、民粹主義等等令人擔憂的東西,在他看來,並不能威脅到民主的「合理性」。他並不judge,假如一群人決定把他們的命運帶進溝里,他也覺得並無不可。
一個國土面積和我國一個省相當卻還有至少三個政府班子(英格蘭、蘇格蘭、北愛爾蘭)的國家,與我們國家到底有多少可比性呢?
假如一群人決定把他們的命運帶進溝里,我當然沒有任何意見,但是對於國家決策來說,這就是一群人決定把所有人都帶進溝里了,多數人是否有權力決定少數人的命運呢?
譬如說現在大家公投一下,是否應當完全撤銷港澳海關,完全開放港澳自由行?大陸這邊大概多數人支持,而香港則多數人反對,但大陸人口基數何其大,是不是就可以隨意碾壓港澳地區了?那全球的人口投個票把美國的所有專利取消,所有技術全部公開,投票結果又會怎樣呢?
人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卻不能決定別人的命運,我們這個國家並不是自下而上的,由一群群自由決定其命運的人自願聯合組成的。而是自上而下的結構,那是不是先要把大家按照地域和意願分一下,再看大家願不願意聯合起來組個國家,像是合眾國或是聯合王國一般?
不好意思,那個核武怎麼分?
民主當然需要民眾素質的提升,但民眾素質和民主的合理性毫無關係。民主的合理性不需要藉助於民眾素質,民眾素質的多寡也不妨礙民主制度的實施。
不過,民眾素質會影響到民主的質量,或者說民眾整體素質決定了民主政體是否為國家最合適的政體形式。甚至於民眾素質的確是普選的前提,試想一個文盲率50%的國家,或者說一個70%的人口是奴隸的國家,去搞什麼全民普選,有意義么?
文盲有能力判斷候選人的政策對自己的影響么?奴隸有權利按照自己的意願投票么?
每一個公民的文化素質提升,可以提升每一張選票的含金量,這是毫無疑問的。
所以民眾素質當然重要啊,但是拿民眾素質作為拖延民主化進程的借口,卻又扯淡了。
民眾素質低所以不能推行民主,或是民眾素質低也必須推行普選,這是兩個極端,兩個極端都是錯的,這是一個陷阱!
由於知乎的限制,本答案不做更新,所有未盡內容全部更新於評論。
這個問題提得有一點問題,我認為民主的可行與否,應該不單取決於民眾素質,而是一個國家整體發展水平層次的綜合指標需要達到一定的程度,其中當然也包括居民的素質,這個素質包括了民眾的普遍教育水平、人群整體的理性程度、以及對規則和法制的接受程度,但是其中肯定還要考慮(均)富裕水平,也就是所謂的穩定而占絕對多數中產階級是民主的基石(反例參見絕大多數實現了選舉式民主的第三世界國家),此外更重要的是一個國家之中不能有過於明顯的階級斷層(反例參見印度),社會之中不能有過於尖銳的分裂議題(反例參見泰國、烏克蘭、茉莉花諸國、以及現在的台灣……)。不然這個民主行自然是可行的,但是恐怕實行之後沒有什麼好下場。
這個世界兩百多個國家,其實絕大多數都是民主國家,絕大部分都很失敗。經濟和國家的發展就不用說了, 單就拿似乎是民主專治的腐敗問題來說,繞著中國這一圈的亞洲國家絕大部分都是民主的(至少在形式上實行了民主),可惜大部分國家腐敗水平基本都比中國更高(見下圖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3 顏色越淺腐敗程度越低)。
美國建國兩百多年來,一直是民主國家,可是民主在美國的實現質量,也就是在經過兩次大戰之後才得以達到現在的水平。比如著名的鍍金時代 (gilded age),幾乎是美國歷史上公認政治最黑暗最腐敗的一個時期。別看美國現在處處高大上,人類文明的楷模,而真正在一戰以前,這個國家命途多舛、滿地雞毛,根本算不上什麼值得效仿的榜樣。總而言之,民主應該是(為了實現國家進步以及給公民帶來更好生活的)手段,而非目的。為了民主而民主,我不敢說是對是錯,可我覺得這對於一個國家和社會而言,並非一個最優的選擇。
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能夠往事越千年,站在歷史巨人的肩頭思考,其實也能捏拿她的脈絡。那些長篇大論實際上毫無價值,因為這些作者既不了解政治,也不了解民眾,完全是紙上談兵滿嘴放炮。
帖一篇2010年的本人書中的一篇文章,讓爾看看什麼才是問題本質。
第七章:革命專制與民主自由
歷史從來都是驚人的相似,英格蘭經歷共和革命後,消滅了封建但不夠專制的查理一世,經歷長久的動蕩後,新共和國的統治者克倫威爾卻是一個極端殘暴專制的領袖(事實上,共和革命後的英國是英國歷史上最專制的時代);法國大革命的推動者們捧著民主和自由的花環埋葬了波傍王朝的腐朽統治,卻引來法國歷史上最殘暴的統治者羅伯斯庇爾恐怖專制(1793)和最專制的野心家拿破崙的帝國統治(1806);俄國的二月革命者懷著人類最天真純潔的幻想致力於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共和國,卻最終換來了斯大林這種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無情的專制暴君;西班牙人1931年驅逐國王阿方索十三世建立了國家的民主選舉制度,最終導致了3年的血腥內戰,付出死亡1/9的人口後,西班牙建立了西方國家中唯一一個持續到70年代的殘酷專制統治---佛朗哥將軍的鋼鐵政策。
總有人在鼓吹民主,讚美自由,並懷著這些天真的理想致力於一個偉大的國家,然而,結果往往是這樣的,當腐朽無能的官僚被推翻後,在經歷了漫長的動蕩和流血之後,新產生的政權往往是專制殘酷上遠遠超越那些腐敗官僚的統治機構。
無數的失敗例子並沒有使得那些天真的理想主義者思考一個非常基本的問題:大眾因何不滿?因何憤怒?因何有革命的慾望?
是缺乏民主嗎?不是,大眾的自私的內心並不關心能否在高度國家層面的問題上有沒有發言權;是缺乏自由嗎?不是,大眾短視的智慧並不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就無法享受自由選擇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力所產生的好處,相比於自主他們本質上更喜歡隨波逐流被人支配。
大眾到底在意的是什麼?
是平等,是虛榮。一個被極度壓榨而極端貧窮的人只要看到周圍沒有比他更富有的人,他都會覺得滿足,不會有絲毫不滿;一個即使相對富裕的人,只要看到周圍有人比自己更富有,他都會因為虛榮心受創而產生無可遏制的憤怒感。在大眾所有的情感中,他最在意的就是平等,他寧可希望所有人都和自己一樣貧窮,也絕不希望自己比較寬裕卻有人比自己過得更好。從心理學角度來講:憤懣心理的產生是因為這種現實差距帶給當事人無法迴避的虛榮心挫折感,只有兩種心理機制可以應付這種情形,1、承認自己無能;2、咒罵社會。前者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產生後一種情緒(而後者往往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蔣介石在1947年提出了憲政,開始全國投票選舉,他試圖以民主和自由思想挽回人心,其實他錯得離譜,他根本就不知道大眾因何不滿。可怕的貧富差距所導致的嚴重不平等思維早已挾持了大眾,大眾最期盼的不是民主,更不是自由,而是有一隻力量能夠帶領他們均貧富,分土豪。毛澤東就看出了這點,所以他成功了。
大眾唯一在意的就是平等,因為只有平等才是符合大眾最切身的感受。只有平等才是滿足大眾深層次內心渴望的唯一理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句話本身就包含著一種無可遏制的嫉妒心和對平等的追求,說這話的人陳勝就來自於真正的大眾。
革命的產生是因為無可迴避劇烈殘酷的貧富差距,革命的火焰來自於無法忍受的不平等所帶來的現實劇烈挫折感。所以當一場革命成功後,如果不能通過不合法的暴力手段消滅這種差距,如果這種赤裸裸的不平等感還在猛烈刺激著大眾的神經,就必然還要誘發新的革命的產生。
1793年法國大革命發生後,緊接著發生了吉倫特派(民主自由的首創者)的倒台,其領袖全部被處死;然後發了雅各賓派(又一派民主自由的鼓吹者)被消滅,其領導人全族被殺;然後是果月暴亂,政權更迭,無休止的動蕩。直到拿破崙波拿巴的上台,他毫不猶豫地殺死了巴黎五萬名企圖反抗政府的群眾,血洗了香舍里謝大街,用刺刀和大炮重新恢復了秩序,並頒布法典,均分了全法國的土地。至此,法蘭西的民主革命以一種戲劇性的結局收場:一個號稱追尋自由的革命,最後卻擁抱了一個野心勃勃比任何封建國王都要專制的征服者。
這又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一個完全民主,完全按法律行事的政權不可能用暴力和流血來重新劃分社會資源的,快速消滅這種社會差距的,也就無法消滅仇恨,而這種新生的,按民主程序所產生的政權又完全不具備在一個充滿仇恨和不滿的社會裡,維持一種秩序和穩定。當動蕩發生後,你會發現這個民主政府除了在議會上爭吵外,幾乎不能有任何作為,在這種情況下,只有讓強權的領袖們掌控局面,否則別無選擇。抑或大眾的革命領袖通過暴力取得統治權,進行一種讓任何腐敗官僚都失色的冷酷革命統治。
在古代,貧富差距極大的時候,人類專制到像管教野獸一樣控制國家的被統治者,極端殘忍的刑罰,極端殘暴的殺戮,迫使大眾馴服(羅馬希臘則是貴族共和國,奴隸還是奴隸)。之所以通過這種殘酷的手段並不是因為人類天性殘暴,而是那是一個充滿著憎恨的時代,唯有這種殘忍手段方能維持秩序。而秩序在任何社會中都是第一位的。
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在貧富差距越大的國度,他的國家越專制,即使偶爾出現民主政權,也會被動蕩的暴亂無情摧毀。這就是冷酷無情的現實,只有當這個國家貧富差距變得有限時,社會不再充滿憎恨時,他的人民才能坐到一起商議國事。
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是社會的必然。
1936年的西班牙便是典型例子:當貴族擁護的右派交出政權,贏得大選的貧窮大眾擁護的左派成功後,便開始了對右派的清算。內戰接踵爆發,持續了3年,這是一個典型因為貧富差距而分裂的社會階層之間的戰爭。1939年當最後一個左派城市巴塞羅那被攻克時,全西班牙已經9個人中已經有一個死去了。
你可以私下裡想想,那是一種怎樣的殘酷,如果還不算民主革命引來的新統治者是一個冷酷的將軍,他又接著以最冷酷的手段統治了自詡愛好民主的西班牙人30年。
http://weixin.qq.com/r/XEj27hvErUbSrV_N9x1O (二維碼自動識別)
彙報一下最近看到的吧。
到1800年後,美國革命的領導人,在晚年大多對美國政治的發展並不滿意。
美國的國父們,大多深受啟蒙思想的影響,不少人有不錯的出身和教養,講究文化素質和禮貌修養,文質彬彬,頗具紳士分度。但是,新崛起的一代人,幾乎跟他們關於「政治人」的理念格格不入。美國的公共生活中充斥著低級庸俗的慾望,舉止粗俗,赤裸裸地追求物質利益;屠夫鐵匠被選入議會,開會時甚至拳腳相加。晚年的托馬斯-傑佛遜不無悲傷地說,他活得太長了,他已經不認識新一代人,新一代人也不認識他。
但是,歷史學家戈登-伍德說,這一切並不表明美國革命失敗了,相反是因為它太成功了,成功得連《獨立宣言》的起草者都有點接受不了。傑佛遜自己曾說,農夫完全可以判斷一個政府的好壞,他的實踐使得他與別人一樣具有道德和政治判斷力。亞當斯甚至說,種植玉米與任何天才從事的職業一樣高尚。既然民主精神承認平等,那麼政治生活中就應該承認不同的人的考量具有同等的價值。
國父們之後的一代人,對建國時期政治理念中的某些貴族精英殘留進行過批判,批判者甚至來自常青藤學校的畢業生,最著名的人物是耶魯大學的畢業生畢曉普。他像個「解構主義者」一樣,瓦解了精英主義的一套言說。他說,精英們喜歡在普通人中間製造妄自菲薄和不平等意識,普通人在大人物面前的自慚形穢是「地球上所有奴隸制存在的主要原因」 。精英們重視的名譽和榮耀之類的東西,其實只是一種自私自利的統治手腕。精英分子嘲笑普通人為烏合之眾,紐約一個工匠回應說,他們之所以得到這樣的稱謂,只是因為沒有在普林斯頓的課堂上睡上四年。
對貴族精英的反擊,植根於美國人對於勞動、對於創造財富特有的自豪感,他們靠自己的雙手養活自己並養活國家,這種獨立感和自豪感在普通階層中十分盛行,當時美國社會仍主要以農業和手工業為主,還沒有後來那樣明顯的財富分化,邊疆的農民和城市的手工業者十分容易接受平等觀念。
當農夫和手工業者把自己的訴求帶入政治(選舉權很廣泛),自然會出現一些令華盛頓和傑佛遜之類的紳士難以忍受的粗俗慾望和言行。
但美國的國父們的一個偉大之處,或許在於沒有強迫國家按自己的意志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真正秉持了民主精神,雖然民主發展的後果有時讓他們不快。
當然,可以說美國是個特例,它太幸運了:無比遼闊的發展空間,建國之父胸襟見識世所罕見。他們的下一代人也承認,國父們是空前絕後的一代人,但他們並不想去亦步亦趨地模仿。
這兩代人的經驗也許告訴我們,民主和政治,也許沒有精英們說的那麼高深,如果把它落實於現實的公共生活,的確可以說,一個農民完全可以作出的政治判斷;政治智慧和公民素質,可以通過長期的實踐去積累、傳承和進化。
私以為,政治素質之類的問題,更多的應該是個實踐和經驗的問題。
真正要解決的是,是如何擯棄高高在上、以素質拒絕普通人參與政治的論調——這類人究竟有多少政治經驗和素質,其實是很值得懷疑的。
舉個栗子:(可查)
很多東南亞國家是採用美式民主的,比如菲律賓
但是菲律賓這種國家。。。你懂的,小國,沒什麼錢,教育不怎麼樣,民眾素質不是很高
於是,他們選舉總統,選了一堆演戲的明星出來了。。。
人民,是看得見,又看不見,力量最強大,又最孱弱,領導國家,而又被領導的群體。
民主,說白了就是人民做主,人民做決策。
但是,人民的力量雖然無比強大,但內部互相矛盾互相抵消,小的幾乎是0.
要集合人民的力量,你得選出一個領袖,來代表人民,集合人民,發動人民。
得,領袖出來了,民主沒了。
什麼時候會有民主呢?
人民意見有分歧,有不同的領袖,產生了不同的利益集團。
利益集團之間互相對抗,於是就給了人民選擇不同領袖的機會。
如果一個國家,領袖代表了90%的人,那麼剩下的10%就毫無民主可言。
不管是軍事鬥爭還是其他方式的鬥爭,最後都會被清洗掉。
民主,只能來源於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
某村子裡有個惡霸,欺男霸女無惡不作,村民憤恨到極點。
但是惡霸也有自己的支持者,就是他的打手。
這些打手享有特權,剝削村民,為惡無數。
於是村民們決定武力奪權。
可是奪權就兩個字,怎麼打贏那些受過訓練,配合默契的打手呢?
於是村民推選當兵退伍回來的小張為村長,請他指揮。
在小張的指揮下,有的村民佯攻誘敵,有的村民圍魏救趙,有的村民半路偷襲。
總之,很快惡霸被剪除羽翼,審判處死了。
小張繼續擔任村長。他威望太高能力太強,當然也沒人敢反對他。
絕對的權力滋生絕對的腐敗,小張也變成了惡霸。
當年隨他打土豪的心腹,個個成了土豪。
民主呢?說好的民主呢?
終於,民主誕生了。
因為小張的鄰居小王,是個聰明人。
他雖然不會打架,但是會籠絡人心會搞發明創造會賺錢。
他養豬、建果園、建魚塘,不知不覺,村子裡的鈔票都到了小王的口袋裡。
小王有了錢,自然就有了自己的護衛隊,有能力,自然也就有了威望。
張村長本是好意,集資修路,可也有不少村民覺得,修路成本高收益低意義不大。
放往常,張村長一聲令下也就罷了。
可現在,有了這位小王,這些反對者就有了依靠。
小王說,你想修路,一方面是利於全村,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你家族企業的海洛因運輸。我不反對你,但我要賭場的獨家經營權,不許有人和我爭。
張村長很生氣,但也無可奈何。
小王有槍有人,萬一鬥起來自己也沒勝算。
回頭小王覺得自己越來越厲害,想著也來過把村長癮。
怎麼辦?
兩人坐在談判桌前,難道真的開戰嗎?
村子裡還有趙錢孫李四大家族呢,咱們打了起來,豈不是便宜了他們?
最後決定,民主!
村民一人一票,誰票多誰上位。
村民得到好處了嗎?
沒有。
雖然比獨裁併不壞,但也好不到哪裡去。
不知不覺,村口那個大喇叭漸漸重要了起來。
每到競選年,小張和小王就互相下絆子。
今天小漲在喇叭前大喊小王是個壞人,總在村子裡開妓院傷風敗俗。
明天小王又在喇叭前大喊小張販賣毒品毀人家庭。
爭來爭去,村民總覺得,咱們村的輿論監督,真不錯啊!
終於,小張輸了,輸的一敗塗地。
因為村民覺得,販毒這事太嚴重了。
於是所有的貶義詞都可以和這位張先生掛鉤。村口的大喇叭循環播放張先生畢生惡行。
沒錯,小張確實做了不少壞事。
可他真沒販毒啊!
重要嗎?搜查的警察可是小王的心腹,搜出個幾十噸白粉那不是玩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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