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 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適合拍成影視劇嗎？
好多答題者根本沒看書。
這本書裡面根本就沒有鬼神，
是乾隆朝的眾生相，
是官場上下的權衡，
是滿清的驚慌與虛偽。盲流冤屈，群眾惶恐，皇帝警惕，官場緊張，
各個階層都有參與和互動。
對不起。。。我還沒看到中國有哪個導演可以把《叫魂》的內涵拍出來，只要不拍成驚悚片就已經算很對得起孔飛力先生了。。
我很喜歡這本書，我覺得要找到一個能讀懂並表現出來的導演真的不容易
我們慣常的歷史思維中，往往存在有一個所謂「盛世」的東西，如開元盛世或者康乾盛世。可這個統治者話語下的「盛世」與我們思維中所構建的「盛世」有多大差別呢？先拋開統治者在官方文件中粉飾太平或者誇張渲染的因素不談，這個盛世很大程度上也是統治上層眼裡的盛世，經濟平穩發展，政權穩固，社會穩定沒有大的動蕩，百姓滿足溫飽沒有什麼大的怨言。但在統治者眼裡外表「鍍金」的時代究竟有著怎樣的社會細節，看似安穩的現狀背後有沒有能夠喻示未來的前兆？一場1768年席捲整個中國的妖術恐慌「叫魂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佳的切入點。
故事發生於1768年，乾隆33年。一種名叫「叫魂」的妖術突然從江南爆發，隨後由南到北逐步席捲全國。據說懂妖術的人可以通過獲取人的髮辮、衣物甚至名字，進而運用妖法使得其魂魄為自己服務，而失魂的人會即刻死亡。從1月德清石匠吳東明案開始的大半年時間裡，全國陷入到妖術浪潮中，民眾不斷尋求自救的方法，乾隆皇帝一心要剷除妖術並摧毀其背後的陰謀，而夾在其中的官員一面要應付皇帝的旨意一面也要維持社會的穩定秩序。捉妖清剿運動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展，平民紛紛指認身邊的僧人道士，官府忙著緝捕那些流竄作案的妖人，而皇帝在焦急與憂心中一步步落實著自己的計劃。可是從街邊巷尾到皇宮宅邸折騰到深秋，死了無數冤民也丟了無數烏紗帽之後，皇帝才被迫認識到這只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鬧劇。沒有妖人，沒有妖黨，也沒有妖術，有的只是造謠誣陷和驚慌無奈，最後皇帝只得叫停這一切。
順著作者的思路，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是一個有關皇帝、官府與平民的事件。但在理清三方關係之前，我們先看看歷史給這個故事設定了怎樣的背景。
作者在描述發源地長江中下游地區時，除了稱讚其經濟繁榮外也指出了許多的問題。江南地區人地資源不協調，僱傭關係失衡。相對應的，日益抬高的糧價有其是米價成為了平民極大的負擔，而長江中下游核心區域的富庶與邊緣貧困地區的落差也造成了大量的流動人口，為社會帶來了不安定的隱患。平民生活可以滿足溫飽，但區域間差異大。但同樣地，在社會生活中他們很難得到權利的體驗。而官僚系統經過了一百多年的發展，已發展出自己完整的體系。官員們有足夠的手腕與皇帝的命令斡旋，既不明著違反旨意又可以在對民眾搜刮中保全自己的利益。而皇帝的目的就是要穩固自己的統治。
而我認為本書最妙的地方在於作者帶我們我們分別從三個角度來解讀「叫魂」妖術事件，實質上是從三個角度解讀了乾隆治下的社會。
謠言在平民中迅速流傳，很快遍及大江南北，這本身並不稀奇。可是為什麼矛頭到最後一致對準了和尚、道士以及乞丐？雖然溫飽可以得到滿足，但更可怕的是平民權利的缺失，作為大清帝國的子民，平民幾乎得不到任何帝國的回饋，其本質工作就是低下頭默默勞作以支持帝國的運轉，但帝國的一切光鮮都與自己無關。在整個社會中，他們處於比較邊緣的地位，生存的空間被一再壓縮。而叫魂事件的出現，給了權利缺失的平民一項可見的權利，即在確實而即刻的危險面前保衛自己並剷除危險的權利。恰好，事件的開頭是與僧人有關，而僧人所代表的是流浪漢群體，一個在當時這是比平民處於社會更加邊緣的群體。於是，平日里被壓抑的民眾「理所應當」地拿起了自己的武器，將槍口對準了流浪漢階級，而這也恰好解釋了為什麼到最後乞丐也被牽連其中。
作者通過民眾對於「叫魂」事件的反應為我們展示了「盛世」下平民的社會心理。當我們習慣了用宏觀的視角來審視某一個時期的社會，習慣了用一些數據和官方的記載來代表一個時代的時候，往往會忽視了社會中的主體即平民百姓真實的生存狀態。而從百姓們後期對待流民階層的反撲的「瘋狂」回應來看，即使生活在封建時期的頂峰盛世下，平民的權力缺失以及生存邊緣化的困境依然未得到絲毫的改善。
而夾在皇帝與平民之間的官僚階層的狀況則又是另一番圖景。官員在地方有直接管轄權，因此其必須為一方的安定負責。而皇帝為了監督官員設置了考核、彈劾等多種考察手段，同時皇帝對於陳詞濫調以及報喜不報憂等問題極為反感。對於上下兩方面官員必須應付得當，才能在保證烏紗帽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全自身的利益。所以當「揣摩聖意」之後發現皇帝剷除妖黨的決心後，官員們無一不花了大功夫進行排查，動用大量人力物力搜尋妖人，甚至犧牲了不少平民無辜的生命。對於官府來講，當保證地方安全與皇帝聖意方向一致時，那就沒有什麼不能付出的代價了，因此才會造成了一幕幕悲劇。
官府的行為實質上是整個社會權力運作模式的縮影，龐大的國家需要合理而系統化的管理才能夠正常運行。任何一套官僚制度都會有被時代超越的一天，只有不斷完善其運行準則以及強化監督才能保持生命力。在大清建國一百餘年後，漢化的負面影響以及相對安穩的社會格局不斷腐蝕著不斷在僵化的官僚體系，而這也是日後悲劇的前兆。
在作者的筆下整個事件皇帝在某種程度上像是一齣戲劇的導演。從事件的一開始，皇帝就沒有打算僅僅把這件事當做普通的封建迷信一樣處理。滿漢矛盾，滿族漢化，官僚體制衰敗都是棘手的難題。於是皇帝坐鎮中央，直接向下級下達命令下決心嚴懲妖人，使得清剿成為了帝國的頭等大事。而另外又埋怨官員辦事不利又責備官員濫殺無辜，將矛頭對準官僚系統。隨著事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是一場冤案。這時皇帝掉准槍頭，在承認有妖黨的前提下把罪責全部推到官僚系統內，進行了一次清洗。
當我們順著乾隆的思路來審視整個事件的時候，會發現他從宏觀的角度所面臨的問題其實是大清帝國的制度所遇到的挑戰。乾隆皇帝不僅是統治者，還是外來的統治者。因此他所面臨的難題不僅僅是下層對上層的謀反，還有漢族人對滿族人的排斥。作為外來征服者他必須要在漢人佔主導的國家保存其族群的鮮明特性，可是在治理國家時卻必須讓其族群與漢族的地主與官僚共享儒家文化。面對著滿族漢化的加速與漢族人的排斥，他想要解決卻又顯得有心無力。作者在書中提及在皇帝的硃批中從未把回魂的剪辮與滿漢矛盾聯繫起來，彷彿是在刻意迴避，這足以顯出皇帝的謹慎與憂慮。此外，官僚系統的腐敗與僵化也是各個朝代都面臨的問題。
孔飛力教授不僅是一個發現故事的高手，更是一個講故事的高手。整個「叫魂」事件的敘述，從背景到線索，從起因到結果，無不是有條有理的細細展開，內容豐富卻毫不生澀。當我們置身於作者所描繪的場景中時，其實無形中也被作者傳遞了關於「乾隆盛世」多方面的社會信息。而整本書以「叫魂」事件為一個切入點，從平民、官府、皇帝三個視角進行審視和分析，以小見大，為我們描繪出一幅18世紀中期大清帝國自下至上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心理等層面的圖景，為我們很大程度上還原了一個乾隆治下的清帝國。
而在這圖景之下，作者還為我們留下了什麼？
在新版譯本的最後，譯者寫了一篇札記，其中說到： 「他所討論的全是歷史，對現實並無半點影射。我們之所以在讀此書時會感到似曾相識，那是因為現實中還常常有歷史的影子罷了。」
「 一旦官府對妖術的清剿正式發動，人們就有了很好的機會來清算宿怨或謀取私利。這是扔在大街上已經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強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這個權力對普通民眾來說向來稀缺的社會裡，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成為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利。對任何受到橫暴的族人或貪婪的債主逼迫的人來說，這一權力為他們提供了解脫。對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塊盾牌。對任何想撈取好處的人，它提供了獎賞。對妒嫉者，它是一種補償；對惡棍，它是一種權力；對虐待狂，它是一種樂趣。」（註：孔飛力，《叫魂》，三聯書店第285頁。）
這是一個暫時處於歇斯底里狀態的社會。在看似安穩的外表下，帝國的危機不斷蔓延著，人口增長、人地矛盾、物價飛漲、地區發展差異等等都威脅著上層統治。而平民的生活早已被政治機器壓得抬不起頭，在日復一日的默默貢獻之後卻幾乎得不到任何來自帝國的回饋。長期的權利缺失改變了平民的認知，似乎在這樣悲慘的生活就是一個永不停止的循環，妄圖在生活中通過自己的經營與奮鬥可以改變現狀已經成了天方夜譚。平民的不滿與失望在激增，只需一把火就可以瞬間點燃。因此出現了一起具有威脅性的公共事件後，每個人的權利似乎都有被侵犯的危險，而在上層的默許下，相對應地每個人也都獲得了保衛自己的權利。如熊熊烈火燃燒一般，權利缺失的壓抑瞬間得到了釋放，進而進入到了權利幻覺的狀態。當權利成為了放在大街上任人隨便使用的利刃時，那麼公共安全與社會秩序也就無從談起了。在平民眼裡，既然無法從帝國中獲得我本該得到的利益並且不斷被壓榨著，那麼當我拿起武器的時候就要使那些比我處於更邊緣狀態的人補償我。這種補償並不是金錢，也不是尊嚴，而是一種滿足感，這不僅是可笑更是可悲。此外，之前社會中越多人處於壓抑的狀態，那麼釋放時的群體效應也就越大，迅速由個人幻覺轉變到集體幻覺。個人的意識和思考在集體的煽動性和影響力面前顯得無能為力，最初會懷疑自己的判斷力，隨後個人的價值觀與道德意識會在周圍人的行為的影響下慢慢淪喪，直至最後整個社會進入了瘋癲，進入一種集體無意識的狀態。
當然，這樣的瘋癲絕不是平民單獨的責任。處於政治機器頂峰手握權力的那一個或幾個人，他們有意無意地當這瘋癲是一把刀，去殺掉內心揮之不去的頑疾。而這再經過我們無時無刻不在為生存和利益鬥爭的官僚系統的放大，終會釀成一幕幕悲劇。
基於此，我們也不難理解近現代中國歷史上的一樁樁一件件，醜陋的一幕一次又一次的在歷史的舞台上出現。我從沒對作者寫本書的初衷有任何懷疑，我也並不認為作者在有意影射後期發生的任何歷史事件，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思考造成這悲劇的根源是否還根植於我們的社會以及制度體系。否則，歷史還將會重演，只不過是換個時間換個名字罷了。
當時答題有點倉促，稍稍有點文不達意。寫出這麼多的意思就想表達《叫魂》是一本非常深刻的書，從不同的角度可以理解出不同的含義，以孔飛力先生的功力來看或許我的理解也僅僅只是皮毛而已。所以倘若想拍成電視劇，能不能表達出作者所要展現的宏觀的格局以及微觀上具體人物以及事件的變化發展是一個極為關鍵的問題，如若不能，那拍出來的東西難免流俗與我們今天在電視中看到的普通古裝劇差別不大。其次，如此的一個題材，能不能通過審查也是必須考量的問題。
我個人覺得可以，參考吳子牛導演的《天下糧倉》。
乾隆在登基的第一個年頭就吃驚地發現，糧食生產和國糧儲備之「第一緊要大事」全面失控。圍繞糧食接連發生「火龍燒倉」、「陰兵借糧」、「耕牛哭田」等驚世奇案，更使25歲的乾隆感覺到大清國的生死存亡。
看它的劇照，跟「叫魂」的內核頗有幾份神合，一樣是盛世危言：
如果「叫魂」拍成電視劇的話，這些關於流民的場景甚至可以直接用上：
表現底層民眾的辛勞與貧窮
官場和高層的各種明爭暗鬥：
當然，全劇還需要有一個串場的主角，和一段起碼不狗血的愛情故事
所以，如果說「叫魂」作為電視劇能不能拍出來，能不能拍得出彩，我的看法是：能。但有兩個現實的掣肘：
一是劇本的改編及過審（尤其是後者）；二就是收視率的問題。
天下糧倉迎合了中國人的「糧食情節」，最終也是叫好不叫座，而叫魂的劇本改編可能要涉及更多的鬼神與巫術，過審更難，核心故事又跟普通觀眾難有共鳴，恐怕是曲高和寡。
弟子世行代答：
小子也看過此書，覺得這本書適合排成電影而不是電視劇，畢竟現在國產電視劇真的太喜歡添加了。
這個題材想拍好難度是比較大的。
其實不僅僅是清代，其他朝代也常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例如，北宋真宗時期的「帽妖"事件。
比之』叫魂」，可謂亦不遜色呢~作品本身故事性不強，要拍成影視作品需要加入個人的具有特殊性的經歷。即使能拍出影視作品，本書最後的推演分析部分也黯然失色了。
個人看來，影視作品更多地是激起人感性的體驗，而這本學術作品更側重於理性層面。所以也並不是不能拍，而是拍出來的作品很難達到原作的高度。拋開審查因素，其實宏大複雜的歷史事件是可以拍成適合大眾觀看的影視作品，把歷史作為背景板，以普通人視角切入事件，通過立體的各色人物和鮮活的個人經歷來表現主題（比如：社會的板結和固化，內卷的殘酷，盛世的蒼白，帝治的荒謬），參照羅馬 第一季 (豆瓣)及敦煌 (豆瓣)。
不過，我不認為現在的國內編劇有這個水準，或者海外會有興趣拍這個艱澀的唐宋後中國國內歷史題材。一家之言，切莫較真
簡單掃了一眼故事。感覺還挺有意思。至於改編電影，個人認為商業類型片不可能，藝術片（或者叫作者電影）還行。
這個故事不缺元素，宮斗，陰謀，奇觀，都很吸引人。但是電影故事和小說不同，電影故事需要一個帶入感。諸位可以想想，任何一部電影，不管是古裝，科幻，其實不是在展示古代人或者未來人——那些都是造型手段——說的都是我們現代人熟悉的世界觀價值觀之下的故事。這種符合現代人的世界觀價值觀，確保了帶入感的成立。
比如，我們現在覺得平等，和平是個主流價值觀，那麼地球人在收割潘多拉星的時候，會有一群地球人「叛變」，去幫助娜美星人爭取平等以及和平。這樣的設定讓我們容易接受故事，接受故事營造出的真實感，這就是帶入感。
再比如，我們認為天朝PATY內有腐敗官員，這是我們的世界觀。所以余則成在軍統卧底時遇到的種種腐敗現象，我們覺得合理，因為那像我們認為的官場，這也是帶入感。
那麼，這個招魂的故事能產生帶入感的點在哪呢?
首先，相信魂魄被勾走人就會死這個故事設定現代人就沒法接受，太假了。這個設定立不住，故事中所有人物的判斷和選擇就立不住，行為也就立不住，故事壓根沒法展開。這是帶入感缺失之一。解決方法是，一開始就有人懷疑勾魂是障眼法，開始調查，慢慢真相浮出水面。但這樣就變成了懸疑片，精神和原著不符。
其次，皇帝，大臣，兇手，老百姓分別指代什麼?現代社會有什麼樣一個團體剛好符合這幾者之間關係?這就壓根沒法深想，直接越紅線了。這是代入感缺失之二，沒人會關心跟自己生活沒多大關係的人發生了什麼事。解決方法是把全國性的暴亂壓縮到一個城鎮，鎮長，治安官，兇手，居民的故事。但這樣就成了西部片，跟原著精神差的更遠。
既然一個故事很難改編成讓現代人覺得那是會真實發生的，那麼這個故事其實就不太適合以電影這種形式出現叫魂不是一個故事，而是一部兼顧宏大敘事和小人物側寫的學術論著，人物不連貫，故事線索不清晰，根本沒有提取一個完整故事的可能性，拍成電影的話，兩種可能：
1.編劇是個史學文學高手，根據原著的描寫完整塑造一個故事。
2.編劇是個電影大師，走意識流電影路線，多重線索之間的不停切換，從而烘托整體環境。
原著清晰明白地講事例搬數據仍然那麼多人大呼看不懂，拍成電影恐怕更難
拋開學術上的價值和思維上的震撼，《叫魂》的敘述結構也很特別：
在不厭其煩巨細靡遺地介紹各地叫魂相關的細碎冗長乏味的事件羅列之後，筆鋒陡轉，孤峰突起，深刻的分析和論述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接。
如果比做做愛，像是經過漫長溫吞令人昏昏欲睡的前戲，忽然進來18cm。
不適合。因為實在是太不利於民族團結了。我摘錄一段你們看，看完覺得一個外國人能進行如此細緻的分析，真是了不得！
對於征服年代的回顧
1645年，當長江流域各地的戰鼓還變相呼應之時，剛剛即位的滿清皇室已在為建立勝利者和戰敗者之間的連接紐帶而進行準備。
皇帝福臨只有九歲，年紀尚幼，完全由他的叔父多爾袞主事。雖然多爾袞頗懂得如何贏得漢人的支持，但在一個問題上他卻絕不作任何妥腳：滿族文化的一個簡明而一目了然的特徵，將成為漢人無條件臣服的標誌，那就是，他們必須剃光前額並在後面蓄辮。①削髮令。甚至在滿洲軍隊入關前，投降滿人的漢人便以採納滿人髮式表明臣服之意。有關征服的歷史記載一般都強調，剃光前額是臣服的不可或缺的象徵。從進入北京之日（1645年6月5日）起，多爾袞就下了明確的決心，要對每個人都強制施行滿洲式的削髮。在征服南方的過程中，髮式問題成為漢人在對滿人的絕望抵抗中得以團結起來的一個焦點，並使得滿人對於南方的征服比之沒有這個問題不知要血腥多少倍。可是，在征服北京後的第一年裡，多爾袞甚至對於是否要在宮中推行削髮也發生過動搖。但最後，他還是通過由政府機構正式下令的形式發布了削髮的要求。
削髮令的起因在於，當朝中官員們徵引已亡明朝的「禮樂制度」（祭天儀式）對滿人髮式提出譏諷反對時，多爾袞被激怒了。
儘管明朝的制度將成為滿人征服中國後重建帝國政府機制的基礎，多爾袞卻決不願意在有關滿人風俗的問題上被人嗤笑。他指出，這種說法「甚屬不倫，率朝何當無禮樂制度？今不尊本朝制度，必欲從明朝制度，是誠何心？」當問題涉及到剃光前額時，多爾袞承認，因為人的髮膚受之父母，不敢予以損傷，儒生們的反對多少還有點道理。但他又強調說：「若諄諄言禮樂制度，此不通之說。予一向憐愛群臣，聽其自便，不願剃頭者不強；今既紛紛如此說，便該傳旨，叫官民盡皆剃頭。」
1645年7月8日，削髮令送達禮部（該部管理的事務包括有為所有重要典禮儀式制定服式），但卻披上了儒家語言的外衣。文中說，天下既已大定，因而也是普及削髮之制的時候了。既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則「父子一體，豈可異違」。如果君民的生活方式不予以統一，則他們最終可能會趨於「二心」。如果這樣的話（現在，又回到了這一明喻的政治方面），他們不就幾乎成了「異國之人」了嗎？此事本來是不需由皇帝本人提出，而是應由其他人自然而然便想到的。現在，自法令在北京頌布的十日之內（或法令頒布後抵達某一省份的十日之內），所有人都必須遵照執行。不服從者將「視同逆命之寇」。官員人等若為那些主張「仍存明制，不隨本朝制度件的人說項，亦將格殺勿論。
在衣冠問題上，多爾袞採取的是一種不那麼具有強制性，也較為寬鬆的態度；但他同時表明，即便在這個問題上，最後仍將頒定統一的政策。可以肯定，使用上述語言的用意在於將剃髮問題。與處理謀叛的法律常用語對應起來。在《大清律例》中，「謀叛」歸在「十惡」條款之下，列為第三項。而對這個範圍廣泛的罪項所作出的唯一澄清是：這指的是「謀背本國，潛從他國」。對於「叛徒」的處罰，則開列於《大清律側》的懲罰部分：所有參與陰謀者，不論主從，均一律斬首。罪犯的妻妾兒女則發配給有功官員之家為奴，其父母、兄弟和祖父母則流放二千里外。尤其令人驚奇的是，削髮令本身並未作為單獨的條款或於目出現在《大清律例》或《大清會典》的任何一個版本中。也許，對於新政權的統治者們來說，不管他們推行這一法令的態度多幺堅定，卻仍希望把它留在正式成文的法律文本之外。對削髮令的實行，或者將不涉及《大清律例》和《大清會典》，或者將以《大清律例》中關於謀叛的一般條款為依據——這些條款的絕大部分都是從以前各朝的律例中繼承下來的，因而也具有更為深厚的合法性。
在滿清征服中國的年代裡，各地以抵制削髮令為中心意象出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抵抗運動。在很多地方社區，要讓人們團結起來，與其呼籲他們去效忠已經瀕臨滅亡的明朝政治秩序，毋寧召喚他們以抵制剃光前額來表現出捍衛自身文化尊嚴的決心。發生於長江流域的那些聞名天下的抵抗事件，顯示了在公眾心目中削髮問題與人的自尊之間存在著強有力的聯繫。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這個文化的焦著點對於滿洲人侵者也有著重要意義，促使他們在武力的使用上直指抵抗運動最頑固的中心。
這樣一來，削髮令又成了一項極為精明的行動：與其讓那種不溫不火對待新政權的消極態度得到滋養生長，毋寧讓這種抵抗一下子爆發出來而迅速予以蕩平。
可是，挑戰削髮令的個案在已被征服的省份不斷被查獲，對此又應當如何看待？滿人征服者在處置各地蓄髮者時表現出的狂熱與殘忍表明，他們相信，若稍稍放鬆對削髮令的執行，便可能釀成民眾的抵抗運動。削髮令因而便成了衡量官員們對於為新政權服務熱衷到何種程度的一把尺子。在下面的這些案子里，幾個單獨個人純因偶然因素而被發現有偏離法令的行為。
這些案子表明，滿人征服者不但極注意要在普通臣民中統一髮式，也下了很大決心促使官員們順從地為新政權服務。從這些事件中，可以讓人感覺到清朝初年因削髮令而產生的那種肅殺血腥的氣氛。時至1768年，難道滿人因漢人違反削髮令而繃緊的神經就會完全鬆弛下來了嗎？在一般民眾中——按照「種族記憶」理論設想——每當到了要剃頭的時候，父輩也許偶爾仍會向兒輩提及當年這件事曾有過的滅族危險？
儒生的方巾。時屆1647年3月上旬，距滿族征服者大規模入侵華北、佔領北京已有三年。即便已是殘冬，遙遠的西北仍然乾燥明冷。漢軍旗人出身的甘肅巡撫張尚剛剛接獲北京要他外出巡視的敕諭。 3月4日，他到達了位於長城內的邊城永昌城外。縣學的所有生員都跪在塵土飛揚的道路兩旁迎候他。張巡撫騎在馬背上，頗為滿意地注意到每個學子都戴著滿族風格的暖帽。然而，正如他後來所奏報的那樣：中有一人，臣默窺其蓄髮。及至公署，隨喚通學進試，親自去帽驗看。本生呂可興，果然全發未剃。張尚大怒，命令地方官員對此進行調杳。他們報告說，根據張尚的命令，關於削髮令的告示曾在這一地區廣泛張貼，因而這個不幸被捉住的武生員呂可興雖來自農村，卻實在是沒有什麼借口可尋的。張尚將呂系獄，並上奏皇帝，要求將他「立刻梟首，已彰國法」。皇帝下詔日（可以設想，這是由嚴厲的多爾袞代筆的）：呂可興即就彼正法。這不剃頭的該管，地方官並家長、鄉約地保、鄰佑，應得罪名，又有成例，如何不遵？著察奏再通行申飭該部知道。欽此。
結果，呂可興未經剃髮的頭顱被砍下，公開示眾。呂氏家長與當地保頭及鄰居亦受到廷杖的懲處。當地知縣則被罰了三個月的薪俸。
市場上的騷動。同年晚些時候，在離湖北省省會武昌不遠的華中商鎮余鎮，發生了一場小小的風波。一個名叫郭尚賢的農夫來到了鎮上賣雞，因區區小事而肝火中燒，與人發生了口角。有人召來了兵丁，對郭來說很不巧的是，兵丁發現他前額的頭髮已有寸把長了，便把他抓了起來。兵丁又在他身上找到了一張有某個姓尹的人簽過字的紙條，而當地一個已經死去的盜賊正好也姓尹。郭農夫因被疑為賊黨而帶到了縣衙門。在那裡，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紙條原來是郭農夫的尹姓地主所寫，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審理此秦的是漢陽府通判、代知縣章文登，他顯然沒有把郭農夫蓄留頭髮當作什麼大事，因而把他釋放了。可是，郭不久又因頭髮的事再次被鎮上的差官逮捕，並衛被送到了縣衙門。這一次，章文登為他剃了頭，然後又像上次那樣釋放了他。然而，那個差官也許是為了謀求升遷，不肯讓事情就此平息下去。他直接向省里告了一狀，不僅針對主犯郭農夫，還將矛頭指向了章通判，說他「包庇叛逆」。
省里的按察使重新把郭抓了起來，並把他及鎮上的差官和章通判帶到一起當面對質。結果，按察使發現這個案子確實是判得過於寬大了。不僅郭農夫和章通判，就連尹姓地主和郭的鄰居們，也都統統應該受到懲罰。然而，他又認為，應當把有意蓄髮的行為（就像長江下游一些城市蓄意抗命的義兵們的所作所為）同無意中忽略及時剃頭區分開來。他提議，對郭農夫應在責打後予以開釋。
這一溫和的判決被潮廣欽差巡撫所推翻。在簽署意見時，巡撫指出，削髮令早已經三令五申。郭農夫只是一個無知的鄉巴佬，但他的作為卻使自己一再甚同一罪名被捕。為什麼沒有把他當作一個懲一瞢百的例子呢？他只是在事情敗露之後才被迫剃了頭，顯然是故意再犯。至於章通判，他未能控制住一個蓄意反抗的臣民的行為，這已是不可原諒的了；更有甚者，當此人被捕後，章通判先是對此案姑息因循，而後又縱容他「將發頓削」，從而銷毀了他頭髮長短的證據。皇帝批准了更為嚴厲的處置決定：郭農夫予以斬首，章通判予以革職。結果，巡撫又奏報道，韓農夫已在獄中因病死亡，此為「天刑……信王法之絲毫不爽也」。
滿清征服中國的最初幾年是危險的。這不僅僅對那些獻身成仁的烈士們來說是如此，任何人——不管是出於懶惰還是因為無知——只要未能達到新政權對於髮式具有象徵意義的規定，便都會受到制裁。這些人並不是效忠明朝的激進分子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是因為某個偶然機會而被逮住的個人。而每當有一個「逆叛之徒」被正法時，至少也會有一個官員相應地受到紀律制裁。壓力便由此而產生了。在這片已被征服的土地上，即便是在最為偏遠的角落，對於政治犯罪的容忍也可能意味著某人為官生涯的終結。這樣的做法，不僅使得漢人百姓，也使得主管他們的漢人官員，都必須要對不徹底執行削髮令的行為承擔責任。削髮令本身由此成了滿清皇帝用來測試臣民的一塊試金石。
頭髮，羞恥與歸順。在早期的削髮案件中，蓄留辮子本身從未成為滿人強制施行的目標。這似乎是由滿人與漢人兩方面的態度所決定的。削髮令一旦公布後，征服者便立即將注意力集中到剃光前額的問題上，而忠於前朝的漢人對這一點的抵抗也最為頑固。箇中原因，顯然是由於前額削髮比之背後蓄辮包含著更大的恥辱。當時人也許曾由削髮而聯想到閹割——這上面並沒有直接的證據——因為在舊體制下，男子的人格（也是男子社會上層人士的地位）是以精心蓄留的長髮為象徵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在滿族勇士看來意味著陽剛之氣的東西，在漢人的跟里卻是嬌弱婦道的象徵。更有可能的是，如果艾德蒙·李奇關於頭髮禮儀性意義的說法是對的，滿人的削髮便是一種自製戰勝放縱的象徵。
①還有一種在當時即為儒生們所接受的更為穩妥的解釋是，損傷受之於父母的髮膚是一種褻瀆。關於漢人抵抗前額剃髮行為的另一個解釋，則在於剃髮在歷史上同恥辱和懲罰的聯繫。例如，在公元前三世紀的一部刑典中，便將枷發（包括剃去頭髮與鬍子）同紋面、殘肢並列一起，作為對於奴僕與已定罪犯人的羞辱。剃髮的這種涵義很可能貫穿中國整個帝制時期而一直存在下來。在清代，讓已定罪犯人遵守剃髮規定的問題也受到了關注。典獄長必須讓所有待決人犯在秋決前保持剃光前額。對那些被流放的人犯，則每個季度都會對他們進行一次檢查，以確保他們剃光自己的前額（但辮子問題卻從未提及）。於是，漢人對於前額剃髮的恐懼正好把滿人對於削髮令的強制推行集中到這一點上來；而從象徵的意義上來說，蓄辮成了一個並不那麼引起滿人關注的問題。然而，當某人已經留起當局所要求的髮式以後，除非割去他的辮子，便難以通過他的髮式對當局提出突然並具有象徵性意義的挑戰（因為前額頭髮的生長是需要時間的）。很顯然，要迫使別人因髮式而捲入具有象徵性意義的抗命，最容易的辦法便是割去他的辮子。
①再則，當某個人並非出於自願而被別人割去辮子時，他的心中又會作何感想？由於別人的行動，他的全家卻陷入了被政府滿門抄斬的危險境地！當我們試圖對1768年人們為什麼對割辮的妖黨術士懷有那麼大的恐懼作出解釋時，不能排斥這種焦慮所起的作用。
然而，迄至妖術大恐慌爆發之時，作為削髮令要求之一的蓄留辮子，其實一直遠不如剃光前額那麼重要。②弘曆面對謀叛弘曆的盛世，看上去離那些血腥的日子已相去甚遠。如果剪人髮辮確實是一種謀叛的行為，亦即是對滿人統治地位的一種象徵性的反抗，那麼，這是一件無論是北京或省里的官員們都不願公開與之發生對抗的事情。那些種族間充滿仇恨的日子不是已經為一個平靜和諧的大一統帝國所取代了嗎？與這種情緒相適應，在叫魂危機發生的頭六個星期里，弘曆在與各省官員的秘密通信來往中沒有一處提到剃髮這件事。他所一再提及的只是妖術問題。在這個大一統帝國，這是一個不管由誰擔任統治者都會遏到的古老問題。然而，剃髮問題決不會長久地被埋沒。
到一定的時候，皇帝的另一副面孔也會展現出來：在對其外來異己性質的象徵性挑戰面前，這個外來人的政權從來便是極為敏感的。
滿清統治者所使用的語言，既表現了大一統帝國寬廣的普世主義，又反映了他們作為少數種族狹隘的防衛心理。身為一個統治著龐大帝國的少數種族，滿清朝廷必須兩者兼備——既必須從普世主義的角度，又必須從種族的角度來表現出自己高人一等的優越性。要解決滿清政權所面臨的基本問題，兩者都是必不可少的。他們既需要以具有合法性的皇族身份來統治這個大帝國，同時也需要維護征服者精英層本身的凝聚力與活力。作為大一統帝國的統治者，他們權力的基礎並不在於自己的種族特性，而在於德行與文化上為人普遍接受的規範。但是，要作為一個握有權力的少數種族而生存下去，他們自己的種族特性不僅需要得到保護，還需要受到頌揚。弘曆相信，正是由於滿人可貴的種族傳統，他們其實能比漢人更好地統治中國，也特別有資格將儒家的道德箴言融人帝國的統治之中。滿清朝廷因而需要兩個展現言辭的舞台，一個用於表現政權的普遍性，另一個則用於捍衛政權的種族特性。然而，謀叛的行為卻使滿清朝廷面臨微妙的選擇。謀叛者對於滿清王朝提出的挑戰往往會突出種族問趣，強調因為滿人是外來人，他們的統治也就是不合法的。因此，謀叛的案子並沒有為頌揚滿人特性提供一個特別有利的舞台。
弘曆的風格，是尚武的滿人種族特性與普世主義文化的一種不太和諧的混合物。他希望將滿族特性變為帝國機制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君權既要成為滿人文化完整性的保護者，又要成為多種族霸權的一種象徵，其正當性則應通過普遍性的儒家言辭得到證明。作為滿族德行的捍衛者，弘曆採用的方法有二：第一，他要在種族問題的真正細節或只具有象徵意義的小處均讓漢族文人感到驚恐不安；第二，他要通過向自己的滿族同胞宣講本族尚武的傳統和優越的品質，來激勵起他們的種族意識。
可是，一旦涉及到真正的謀叛陰謀事件時，再提及種族問題便不但危險，甚至還帶有刺激性。弘曆處理乾隆十六、十七年間兩個嚴重謀反事件時的態度便生動地表明，當他真的相信滿清皇朝面臨危險時，他會多麼小心翼翼地對具有種族象徵意義的問題——尤其是對極為棘手的削髮問題——保持沉默。
偽稿案。當弘曆年屆四十，已是一個在位十六年的老練君主的時候，他遇到了一場危機，其根源十分複雜，以至於我們至今仍不能完全理解。1748年春天，他所鍾愛的孝賢皇后去世了。同年，傳來了征服四川金川土司之役用兵失利的消息，從而揭示了滿清軍事機制存在著無可質疑的弱點（弘曆極為震怒，下令將兩名最高級的官員斬首）。然後，在1751年，他像自己的皇祖父那樣，以炫耀宏大的皇家儀態首次出發南巡。悲哀、沮喪、加上華麗浮誇，為他統治中的這個關節點帶來了一種充滿火藥味的特殊氣氛。應在這前後，弘曆遭遇了他治下第一場煽動叛亂的嚴重危機。
這一危機包括兩個不祥的事件，一個與上層文人有關，另一個牽涉到的則是普通百姓。但這兩個事件在時間上可疑地接近。所謂「偽稿案」和馬朝柱起義的相像之處，只在於這兩個案子最終均未破獲。然而，它們明顯地向朝廷敲響了警鐘，因而會使人設想，當這兩個事件發生時，中國的社會與政治一定極不穩定，絕不可能處在歷史上最為成功與繁榮的政權統治的中期。雖然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兩個事件之間存有聯繫，但在弘曆的心目中，兩者卻肯定是被連到了一起的。這兩個事件結合在一起，動搖了弘曆關於「外人統治」問題已得到了一勞永逸的解決的信心。在處理這兩個事件中的任何一個時，弘曆即便在秘密通信中也不敢無所顧忌地提及其中所涉及的種族問題。
那是在1751年8月，一份奇怪的文件引起了貴州一位地方驛傳官員的注意。這是一份據稱由時任工部尚書的高級官員孫嘉淦（1683年生，1753年卒）所擬奏摺的抄件。在其官僚生涯的早期，孫嘉淦即以敢於向弘曆的父親胤禛提出直諫（而胤禛則不落俗套地對之予以褒獎）並對官吏的不法行為提出尖刻的批評而聞名於世。雲貴總督將這份在貴州發現的「奏摺」上送北京。根據他的一份秘密報告，這份「奏摺」中充滿了「誣謗」與「虛捏」之語；在其末尾，甚至還有皇帝贊同的御批（而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在此後的幾個星期里，皇帝又接到了來自大清帝國相距甚遠的不同地方的許多報告，在那裡出現了其他的抄件。到年底，搜尋「偽稿」始作俑者的大網巳在全國張開。數以千計的人被捕入獄。令人吃驚的是，近在京師的學衙，遠至西南邊疆，偽稿抄件均有發現。因擁有或轉抄偽稿而受到指控的人，則從高級的省級官員到商人、僧道、紳士無所不包，甚至還有旗人。逼供產生了許多虛假的線索，但最後，江西巡撫於1753年1月宣布將一個名叫盧魯生的千總逮捕歸案。不久，軍機處的一個審議庭便宣布他即是該案正犯，在盧被凌遲處死後，弘曆便宣布此案已經結案。然而，漏洞百出的證據以及「正犯」的匆匆就刑，使這個案件的「解決」充滿疑點。可是，偽「奏稿」的實質內容及其廣泛傳播，卻為我們理解弘曆在謀叛問題上的困惑提供了線索。到那個時候，雖然連「街上的腳夫」都知道偽稿中寫的是些什麼了，它的抄件卻未能保存下來。弘曆對所有被發現的抄件進行了徹底的焚毀，甚至連軍機處的檔案中都沒有一份抄件留檔存底。對弘曆來說，偽稿的內容一定是太羞辱而太難以容忍了。其他有關的證據表明，這份「奏稿」列舉了「五不解十大過」，對弘曆本人及與他接近的官員們進行了嚴厲的個人攻擊。
它似乎也間接提及了因弘曆的首次南進而帶給各地的沉重財政負擔。它可能還抨擊了弘曆對幾位高級官員，特別是對漢軍旗人出身的將領張廣泗的嚴厲處置——1749年，張因為在征伐金川之役中「處置乖張」而與另一大臣納親同被斬首。最後，馬朝柱一案（對此我在下面還要討論）的證據表明，它甚至還對滿清皇朝的合法性提出了非難。可以肯定，弘曆在追尋偽稿始作俑者，懲罰擁有或轉抄偽稿者、以及有效地銷毀偽稿的所有抄件上所表現出的極度憤怒，揭示了偽稿的抨擊令他感到多麼害怕。
而這種恐懼的根源，決不僅僅在於由這個案件所表現出來的文人之中對於滿清的廣泛敵意。由弘曆的性格特點所決定，他很快便懷疑到這是針對大清帝國的一項根深蒂固的明謀的反映——偽稿案不僅同發生在他父親統治時期的文人謀反事件有牽連，也與神秘的馬朝柱事件有聯繫。
①馬朝柱謀反案，我們之所以設想偽稿案對於滿人統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這是因為，甚至連弘曆也逐漸相信，這件事是同1752年春天露頭的馬朝柱公然反清的陰謀有關聯的口。馬朝柱事件是弘曆首次遭遇以復明為號召的運動。為對付這一運動而採取的血腥報復行動，則成了弘曆統治上半段後期一個聳人聽聞的序幕。
據稱，馬朝柱本系農民，來自位於長江流域，坐落於湖北省會武昌下游約一百三十里處的蘄州。當他越過省界來到安徽西部時，受到了一個僧人的影響，並從那人那裡（根據政府的調查）獲得了一種自己將擔當大任的幻想。馬朝柱開始宣稱，自己同居住於「西洋國」、以明室楚王后裔「幼主」為首的明朝遺族有聯繫。據說，被清廷打敗的西南軍閥吳三桂的後代也在西洋國居住，同時駐紮在那裡的還有三萬六千名兵丁。住在那裡的還有李開花，這是一個在民間很有名的據說將來要做皇帝的人。還有一位「娘娘」（這是百姓用來稱呼送子神？的）也住在那裡。馬朝柱自稱是西洋國的一位將軍。他告訴自己的追隨者們說，一種名為「遮天傘」的飛行器可以在幾個時辰里把他的軍隊從西部的據點帶到華中，而他們對於長江流域的進攻已是迫在眉睫了。 ①當警惕的官員們在武昌東北大約二百四十里處的羅田縣東面山中發現了新鑄的刀劍及號召反叛的檄文時，所有這一切都暴露了出來。這個貧窮困苦的地區，恰好座落在高度商業化的中心地區以外，在那裡定居的人們靠著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勉強為生。雖然馬朝柱本人脫逃，但他的許多部眾，包括他的一些親戚卻都被捉拿歸案。在武昌的監獄裡關押著人數眾多的要犯，以至於當局因為害怕這會引起公眾的騷動，不大願意同時對他們進行審判。然而，弘曆下令，審判應照常進行。
羅田縣的發現使弘曆為之震驚。他下達諭旨，將先前未對馬朝柱一夥進行鎮壓的羅田知縣「即行正法」——在同類案子中，這種處罰是一種很少見的情況。③對馬朝柱本人的瘋狂追捕造成了數以百計的嫌疑犯被捕入獄，並將持續多年。然而，馬朝柱卻一直未被捉到（如果他這個人確實存在的話）。④到頭來，正如同當局對於偽稿案主犯的狂暴追捕一樣，馬朝柱案件顯然令弘曆相信，清廷已成為一場大陰謀的目標。
毫無疑問，羅田縣那些陰謀造反的人是將滿人當作外來者看待的，因為他們對滿清削髮令的違反是蓄意的。根據兩個曾經「受誘惑」而變賣土地加入馬朝柱一夥的人的供詞，當人們進人馬朝柱的據點「天堂寨」時，要用嘴舔血（這是為了表明他們會忠誠於自己的誓言），也要吞服紙符。同時，他們還讓自己的頭髮任意生長。並不再剃光前額。
①然而，弘曆的反應卻在措辭上極為謹慎，不管這些人對盛世構成的威脅辱他多麼不快和震驚，他卻始終用一種帶有普遍性的標準來對待這種威脅，強調這些謀反者只是在造一個大一統皇朝的反，而不是在反對一個外來人的政權。在不得不承認這裡存在著削髮問題時，他有意突出的是謀反者冒犯了「列祖列宗」：我大清百餘年，深仁厚澤，不意竟有此等覆載不容之梟，獐虺蝮醯，潛毒一至於此。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弘曆與行省官員的秘密通信中更不必說在公開的詔諭中了——他卻從未提及巡撫報告中關於謀反者對於削髮令的違抗。然而，弘曆極度憤怒的反應卻不可避免地將他的內心世界暴露了出來。他下令，對那些被捕的疑犯要「備極嚴刑」，但暫時又不要處死他們，以便獲得他們的供詞。甚至在同高級官員的秘密通信中，他也明顯地希望避免提及種族問題。看來弘曆刻意保守秘密的主要動機是為了不使公眾的信念受到動搖。他寫道，雖然這些微不足道的叛逆之徒本來「不足為慮」，但因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對他們仍需迅速地予以彈壓。而對這一案子本身的情況（他在這裡指的是這一案子的反清象徵性意義）則必須予以保密。不管是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任何人若提及剃髮一事，便都是在自尋麻煩。在這裡。我們第一次遇到了我所謂的「恐慌因素」：弘曆其實相信，百姓大眾是輕信的，一有政治危機或天下大亂的跡象，他們就會驚恐萬狀，作出暴力的反應。在我們的故事中，弘曆的這種信念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現出來，並決定了他那種只要有可能便避免承認存在著謀反與妖術的政策。這種信念甚至還影響到了官方內部文件所使用的語言——似乎僅僅提及某一罪惡便會在實際生活中造成這一罪惡的發生。於是，作為一種常規，這也意味著即便是對那些最不尋常的威脅，也不能不用最尋常的語言來加以描述。如果我們可以從弘曆的恐懼中判斷出公眾的情緒的話，則我們不能不說，這種情緒是變化多端極不穩定的。在1768年妖術大恐慌發生的過程中，弘曆的恐懼或多或少地始終存在。在我看來，這就是為什麼在妖術大恐慌初起時，弘曆甚至在與清廷高級官員的秘密通信中也避免提及削髮令遭違反一事的原因所在。不論是在處理偽稿案還是在對付馬朝柱起義時，弘曆都沒有提及種族問題。儘管富有挑釁性的剃髮問題在這兩個事件中都出現了，但弘曆在處理它們時的最初動向卻與處理1768年叫魂危機時非常相似：他知道，不管「種族層次」的問題對於征服者政權的生存有多麼重要，對此卻只能經由其他的場合來處理。
那樣的一個場合很快便為弘曆抓到了，那就是文字獄：通過揪住他所謂文人們影射攻擊「滿人根基」的種種文字上的偏差，而對他們大開殺戒。到十八世紀七十年代，這更成為他在全國範圍內使用的一種手段。弘曆對於剃髮一類公然威脅到滿人統治的問題固然不願公開提及，但在對充其量只是對滿人名譽造成了微不足道損傷的文字表達問題上，他卻是一觸即跳。在涉及種族時，甚至某種幾乎完全讓人覺察不到的文字偏差，也會讓一個文人喪命。同那些有可能造成群眾性騷亂的大規模謀反案件相比較，弘曆在處理文字獄時可以隨心所欲地掌握事件的範圍與節奏。在對付此類「謀叛」案件時，他盡可以大聲頌揚滿人的種族尊嚴，卻不必擔心因此會引發出什麼意外。
文字獄的預兆。我們剛剛敘述過的這些事件過去僅僅三年，弘曆便看到了通過言辭而大興文字獄的有用之處。1755年，漢人學者胡中藻被指控利用詩作煽動對滿人的種族仇恨（即便在當時，這看上去也顯得是在強詞奪理）。胡中藻是已故大學士鄂爾泰（鄂是弘曆從他父親那裡繼承下來的兩個大學士之一）的門生與派系中的骨於成員，並與鄂爾寨的侄子鄂昌常有詩文往來應酬。弘曆對於胡中藻的兇猛攻擊（說他「尚有人心者乎？」），曾被認為是對於官場派系活動的一種抨擊。然而，這個案子讓我感到驚奇之處在於：弘曆大罵胡中藻「誣謗滿人」，又嚴斥鄂昌的行為使他不配當一個滿人，並把這兩者聯繫到了一起。這就說明，只有把胡鄂案件的兩個方面放在一起考察，才能理解這個案子的意義所在：在弘曆的認識中，謀叛與漢化其實只不過是同一威脅的兩個不同側面而已。
在對鄂昌矯揉遺作的詩文予以痛斥時，弘曆極為憤怒地寫道：「滿洲風俗，素以尊君親上、朴誠忠敬為根本，而騎射之外，一切玩物喪志之事，皆無所漸染。」但是，弘曆宣稱，近來因與漢人文化的接觸，已使得很多滿人因能在詩文上故作風雅而自得其樂，而這對於他們的品質是極為有害的。先時，滿人雖「未經讀書」，卻懂得「尊君敬上之大義」。儘管孔門儒生亦通過詩書傳學，但他們也將忠孝之道視為上德。如果讀書只知「剽竊浮華」而「不知敦本務實之道」，則這種學問又有何用？弘曆因而警告道，他將對數典忘祖的滿人予以懲罰，並將嚴禁他們與漢人發生詩文上的應酬往來。如果要對弘曆的警告發表評論，則可以說，這種警告也許確實對當時的朋黨活動起了某種抑制作用，因為滿漢官員之間的詩文應酬是文人結為朋黨的主要途徑之一。可是，我們也不能忽視這裡所包含的一個具有實質性意義的信息，那就是，它同謀叛與漢化是有關聯的。
由漢化帶來的腐化
既勇敢又富有生氣，既誠實又不吝豪華，這就是滿族上層人士宣稱自己作為征服者而具有的美德，也是經精心加工後征服者在被征服者心目中應有的形象。這些品質不僅在作戰中是致勝的因素，而且也適用於統治這個被敗亡的明朝搞得一團糟的大帝國。然而，為了要統治這個大帝國，滿人卻又不能不借用漢人的制度並獲得漢人的協助，這就又從一開始便使得上面這種似乎無懈可擊的說法產生了漏洞。
在滿人還沒有越過長城之時，滿人貴族的內部鬥爭便促使滿清朝廷採納漢人施政及中央集權的種種措施。在那以後，為了賦予征服者的政權以一種上承天命的合法性，使其以天命繼承者的身份出現，滿清朝廷需要對官化的儒家意識形態予以推廣——根據這種意識形態，合法性統治的基礎在於德行而非種族特性。但與此同時，它又必須保持滿族本身的特質。征服者沒有與被征服者同處，也沒有被腐化，這一點必須保持下去。但在這樣的情況下，征服者又怎能將一種異質文化與他們自己的文化嫁接在一起呢？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如果我們進一步考慮到，滿人還必須「進入到」漢人的世界中去（更不必說享受其中的樂趣了），那麼，我們對十八世紀滿人所面臨的問題便開始有所了解了。對於弘曆來說，謀反與漢化是互有關聯的危險。然而，漢化的危險更為隱蔽，因而也可能會使他產生更大的焦慮。對於滿族上層人士來說，乾隆時期（1736～1796）是一個痛苦的轉折時期，他們面臨的漢化威脅比之以往任何時候部更為明顯——但卻還沒有明顯到無論做什麼都已無法使之改變的地步了。
八旗精英
當弘曆在位在時間上達到中點時，他在一個統治全國的少數種族集團中高踞於權力的頂端。但這個集團本身並非鐵板一塊。在一小批上層精英與大批窮困群眾之間，已經出現了分裂。那個於1644年征服了中國的軍事群體是由三個部分組成的：除了滿人以外，還有在滿人入關前便已降服他們並加入八旗組織的居住關外的漢人，以及同滿人結盟的蒙古部落。在這個擁有三十四萬七千名男子以及他們的家庭成員的群體中，滿人本身只佔大約百分之十六。到十八世紀二十年代，這一群體中體格強健的男人的數目幾乎增加了一倍，而滿人則大約佔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三。在帝國的總人口中，這只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少數（連同他們的家屬在內，到十八世紀中葉可能仍少於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一）。雖然他們中有數千人擔任著收入豐厚的文武官職，但大多數人則陷於「貧窮、負債與失業」的境地。那些專門留給他們的土地，此刻大部分已落到了漢人土地經營者的控制之下，旗人自己則幾乎全部居住在位於都市的兵營里，而在那裡，那些禁止他們與周圍漢人通婚的法令正日益失去效用。在軍事技能不斷衰退的同時，征服者上層人士的文化特徵尤其是他們的滿語能力——也日益退化。對於普通旗人來說，他們既缺乏一種建立在堅實經濟基礎之上的自我尊嚴，又沒有軍事威脅而帶來的促人清醒的挑戰，幾乎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讓他們用來支撐自己作為征服民族的驕傲了。然而，對於弘曆來說，弘揚滿族的驕傲卻是一個極為緊迫的問題。他顯然知道，要保持自己對於官僚體制的影響力——更不必說要保持自身政權對於被征服的漢人的控制了——就必須以滿人能夠繼續維護自身的種族特徵為前提。在這個滿人正在被漢化的時代，弘曆成了滿族語言和價值觀念的積極倡導者，儘管如此，同時他也是中國文化的熱烈擁護者。要同時完成這兩項任務，看上去似乎毫無希望。但是，這卻是任何一個統治王朝——不管是由本族人或外來人所建立的——都必須要做到的。領導統治一個國家同官僚們日常管理一個國家是不同的。正是這一點，將征服者與成千上萬管理國家的文職官僚區分了開來。要作為一個統治者集團生存下去，征服者必須保持自己先前的活力和與眾不同之處。然而，為了將文職官僚帶入征服者的陣營，同一征服者又必須以儒家文化合法分享者的面目出現。要將排他性與漢化完全孤立區分開來是不可想像的。這就是弘曆作為滿族首領，同時也作為大一統中華帝國皇帝所面臨的兩難處境。對他來說，如何將這兩個角色合為一體是一件頭等大事。他統治下的政治史正是從這裡開始發生的。
文化的傳播
弘曆在表達自己對於滿人素質退化的恐懼時，一般來說，會講到他們正在失去些什麼（如武功、文化資源及個人品質，等等）；但同時，他在講到這些時也會表露出對腐化墮落的漢人上層分子的蔑視，並擔心滿人會向他們看齊。旗人應當在勇氣、儉樸、堅毅等方面成為具有超高水準的典範，而這種水準應是任何漢人（甚至包括那些其先輩早在滿人征服中國前就已開始為其服役的漢軍旗人）所難以想像的。然而，一個接一個的事例卻向弘曆表明，那些舊日的美德正在漸漸褪色。
一個出身顯赫的滿人武弁通過與兵部書役的小心勾搭，向那些頗有野心的旗人出售官位。弘曆把他當作一個例子問道：「我滿洲中，豈有此臣僕？」而更令他感到厭惡的是，滿人中競有人會刻意尋求這種舒適的職位：朕前令八旗人員，簡用外任，原以為伊等克受滿洲淳樸素風，共知自愛。且人材弓馬，均有可觀，足為外省綠營表率，並非僅為伊等疏通進用之選。弘曆強調，再不能對於滿人中的無賴之徒表現出特別的仁慈了。在本朝初年那個偉大的時代，道德水準要高得多，這樣的人似乎還值得改造。但隨著滿人人口數目的增加，他們中的許多人已「漸染惡習，浮靡囂薄，殊失國初渾厚之風」。這些人「希圖安便」，已經「幾與漢人無異」一個甚至更令人震驚的案子，發生在一位臨時服役於綠營的旗人身上。這個旗人未能平息一場地方叛亂，又不願面對制裁，便懸樑自盡了。皇帝為之大怒。他宣布，錄用滿族人於綠營，是因為他們騎射精進，也因為需要依靠他們「整頓綠營庸劣之習」這個自殺的人，「身系滿洲世仆竹，他本來應該帶兵平息地方上的叛亂，即使因此殉職亦在所不惜：即偶固拒捕致傷，雖非陣亡可比，朕亦必念其因公身殞，格外加恩。似此畏懼自縊，究屬一死。……滿洲世仆內，又豈應有此庸劣之人乎？此風甚陋。著通行曉諭各省綠旗滿洲官員，嗣後凡一切事務，惟勇往奮勉，以蘄復滿洲舊習，痛戒懦弱怯懼之風。在弘曆看來，滿人的墮落從他們的語言能力上頗為不祥地表現出來。除了朝中使用雙語的規定外（據此，一定等級文件均需由譯館譯成滿文），一個更為廣泛的假設前提是，旗人對於自身語言傳統的掌握成當如同對於騎射功夫一樣蚋嫻熟。滿語是大清朝在中亞地區權力的象徵。如果邊防衛所的滿人喪失了自己的「文化傳統」，他們就會受到穆斯林舊民與廓爾喀部落的嘲笑。可是，不論是在內地還是在邊防衛所，滿人的語言水準正在急遽下降。地方上的一位八旗總兵就曾為所在行省用滿文寫就的文件中充滿文法與用辭的混亂而發出哀嘆。雖然滿文是「旗人根本」，但他們的寫作中卻是「錯中添錯¨。這種腐化甚至也在滿人家園內部擴散看來。有一次，弘曆發怒道，在滿洲任職的官員本來主要是應以滿文來撰寫奏摺的，但他們卻只是使用漢文。「如所奏之事太繁，清字不能盡意，必須漢文者，亦應兼繕清文。」弘曆因而指責這些滿人「競染漢人習氣，有失滿洲舊風」。在他看來，雖然目前滿文也許還不能完全滿足政府治國的全部需要，但它卻是測試滿人文化完整性的一把尺子。
弘曆很自然地將自己推出來作為一個榜樣。他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來糾正某一翻譯上的錯誤，或直接用滿語向某一候選官員提問。對於有關軍事事務的滿文詔渝的漢文譯文，弘曆極為挑剔。準噶爾之役編年史的編撰者在處理譯文時過於自由發揮，使滿文原文「意義盡失」，便受到了弘曆的嚴厲申斥。在這個問題上，弘曆對於忠實於滿文原文的強調，當然不是為了賣弄學問，而更是將之當作驅邪護身的一種法寶。
除了只有驅邪護身的力量外，在敏感的國家事務，尤其是軍事事務上，滿語還可作為機密語言使用。1767年，弘曆派遣為自己所信任的皇族成員福靈安（弘所的連襟福恆的長子）就遠征緬甸之役停滯不前之事進行調查，，福靈安送會的奏摺系用滿文寫成，揭露了此役統帥楊應琚和李時升的奏報全系「虛捏」。楊、李兩人後來均被逮捕處死。在這裡頗為重要的是，在一個以漢人統帥為調查目標的案子中，使用滿文為一個本來就相當機密的通訊體系又加上了一層保密因素。 弘曆講到，他曾對楊應琚寄於極大的信任，但卻從他奏摺中的種種「不合之處」發現了問題。他擔心的是，楊應琚因有疾在身而受到下屬欺瞞。弘曆因而派遣福靈安及一名御醫，同往前方探查楊的身體狀況。「降旨福靈安，就近親赴軍營，將彼處實在情形，查明具奏。」福靈安的調查顯示，緬人確實矇騙了楊應琚，並乘機侵入大清境內；而李時升的戰報則完全事虛構的。弘曆在自己的懷疑得到了證實後，又加上了頗富色彩的一筆，以貶低福靈安所從事的偵查活動的重要性。楊的欺罔之言之敗露，「實由天意昭彰」「先前並沒有人對楊的行為提出指摘，而福靈安又故意等到回京後才當面作出報告，「朕復傳旨詢問，伊始將所知彼處實情一一入告。此皆抑賴上蒼默佑，啟迪朕衷，得以先凡燭其情偽，不致於貽誤，並非因福靈安此奏摺」。福靈安的奏摺原系用滿文寫成，此刻又「俱著譯發，並諭中外知之」。《清實錄》第781卷18頁，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江南問題
既恐懼又不信任，既讚嘆不已又滿懷妒忌，這便是滿人對於江南的看法，而叫魂危機正是由江南而起的。在這個「魚米之鄉」，繁榮興旺的農業與勃勃發展的商業造就了優雅的氣質和學術成就。北京大部分的糧食供應，是經由大運河從江南運來的。因此，幾百年來，帝國的統治者們便發現，他們需要不斷地同江南上層人士爭奪那裡多餘的糧食。同樣令北京統治者感到頭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對於江南踞傲不遜的上層學界的政治控制。江南的學界精英所期期以求的並不但僅是在科舉考試中佔有一席之地或獲得高官厚祿。如果有什麼人能讓一個滿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魯的外鄉人，那就是江南文人。面對這個久已存在的江南問題，在處理這種愛恨交織的關係時，弘所以自己的方法表達丁自己的看法。凡在滿族人眼裡最具漢人特徵的東西均以江南文化為中心：這裡的文化最奢侈，最學究氣，也最講究藝術品味，但從滿人古板嚴謹的觀點來看，這裡的文化也最腐敗。
正是因為江南文化有著種種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對滿人的價值觀念——那種弘曆喜歡想像的價值觀念——構成了威脅。
如果滿人在中國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話，那麼，正是江南文化對他們造成了最大的損害。
皇帝本人既為江南所吸引，又為江南所排斥。在訪問江南後，弘曆將江南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移植到滿人在承德的夏都，予以尊祟。但除了精巧與優雅外，江南也意味著墮落與漢化。江南頹廢的文化正在葬送到那裡就任的優秀官員們，不管他們本是旗人還是漢人。
①長江下游的社會既奢侈又腐化，如同糖果腐蝕牙齒一般腐蝕著人們的美德。大學士劉統勛的兒子劉墉（這當然是北方的一個好家族）在剛剛擔任了一任江南學使後，於1762年就這個問題提出了一份措辭嚴峻的奏摺。他對江南已經商業化的富紳在力量與影響上超出了政府控制能力的情況作了描述。「生監中濫事妄為者，府縣官多所瞻顧，不加創艾。」
官吏們「既畏刁民，又晨生監，兼畏胥吏」，結果使枉法的人得到開釋，而官府則對極端的行為熟視無睹。由於地方上層人士勢力強大，府縣官吏為明哲保身，學會了對麻煩睜一眼用一眼的精妙技巧。弘曆批示道：劉墉「所奏實切中該省吏治惡習」。江南士民風尚本來便「浮靡喜事」，再加官吏姑息放縱，「遂致漸染日深」，達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
弘曆接著寫道：「近年封疆懈弛，直省中惟江南為甚，此固非劉墉一人之私言也。」兩江總督尹繼善和江蘇巡撫陳宏謀便是不好的樣板。這兩人在這一地區任職時間最長（尹繼善六年，陳宏謀四年），但兩人均以「無事為福」為信條。兩人都有豐富的行政經驗，但「上和下睦」已成為他們為官的習慣。再加「其下屬又大半往年舊屬」，他們已慣於為之文過飾非。上司對下屬酌監督極為鬆散，以至於那些貪官污吏敢於串通一氣，」有意延擱公事一。尹、陳兩人對這種混亂局面的形成難逃其咎。如果像他們這樣的高官能身為表率，其下屬又怎敢為非作歹？他們必須對「怠玩相沿如劉墉所奏」的官吏「據實參處」。如果他們只是以此來對付自己的政敵，則「更難逃聯洞察」。
①弘曆喜歡向江南官員們指出，在進入江南這十高度腐化的環境「以前」，他們還都是有良知的官員。甚至連兩江總督高晉這樣深受信任的老臣，也受到過「實屬昏慣糊塗」的苛責。《清實錄》，第751卷第6頁（1766年）。
江南的墮落甚至侵蝕了諸如尹繼善這樣的滿族中堅分子，更不必說像陳宏謀這樣的漢族資深官僚了。江南的烏煙瘴氣滲入了各個層次，從省級大員到縣級官員，無不為之波及。為使官員們避免受到地方影響而設計的迴避制度，也難以抵制在道德風氣敗壞的長江下游地區長期為官而受到的侵蝕。如果說，江南文化對滿人來說是一個陷阱，那麼，素質本來就差一些的漢族官吏（甚至是最優秀的漢族官吏）就更容易受到感染了。放縱、任人唯親、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小心翼翼以及優柔寡斷，等等，所有這一切都造成了官員們在與皇帝的通訊中戰戰兢兢、謊話連篇。這就是對滿清政權的完美健全構成了威脅的江南陋習。當我們對1768年官員們在皇帝反妖術運動的巨大壓力下的所作所為進行考察時，就會對這些陋習有更多的了解。弘曆在江南問題上的恐懼，又將滿人被漢化的問題與他作為皇帝的一個更常見的憂慮——行政機構效率下降的問題聯繫在一起。到弘曆統治中期，從他的言論中似乎透出了一種直接的預感：被漢化的滿人與腐敗的漢人官吏正在攜手使大清帝國走上王朝沒落的下坡路。叫魂危機為弘曆同這種焦慮對抗提供了一個內涵豐富的機會與環境。弘曆可以用極為輕蔑的語言為那些威脅到或背叛了滿人文化特性的人打上記號。以此來廓清並捍衛這種文化特性。他也可以揭露江南那些行為醜陋、倒行逆施的精英——亦即南方的妖黨術士，通過對他們的鎮壓來去除江南的墮落腐敗。 但就在這個當口，妖術之風卻正要越出它在江南的發源地，在全國範圍內爆發出來。
①仍然存在的一個令人難以解釋的問題是，弘曆對於漢文化的「真實」看法究竟是什麼？他是一個熱衷於中國藝術的鑒賞家，是漢文詩詞的多產作家（不管這些詩詞是他本人的作品或是他人的代筆），是浙江式亭台樓閣的模仿修建者，也是博大精深的中國學術的庇護人。難道對江南的腐化咬牙切齒到這種地步的，就是這同一個弘曆嗎？也許，可以簡單地將這一切歸咎於他的虛偽。但我認為，真正的答案並不在此。弘曆的身份是雙重的：他既以中國的禮儀方式擔當著一個大一統帝國的君主，同時又是一個少數民族征服者集團的首領。這裡可以使人聯想到，當一個美國總統候選人進入白宮後，他便立即會發現，自己必須越出那個使他競選成功的派別的利益，而已「全體人民的總統」的面目出現。而他的言辭變得越來越超脫的時候，他的形象也就越來越顯得常規化了。這是不是意味著弘曆「實際上」是某種人，卻假裝以另一種人的形象出現？或者說，由於擔任皇帝這一角色心理上的需要，他的兩種身份已混合到一起，並已經被吸收為他的自我意識的一部分了呢？當然，因應形勢的需要，他仍可以從策略考慮出發由使用一種語言轉而使用另一種語言。
☆☆☆☆
當然可以拍，不過我要是導演，肯定拍得很娛樂。
首先虛構一個角色，就叫吳齒，是一個進士。利用皇上、大官們的恐慌，上呈一篇如何應對的文章，獲得青睞。
然後成了試點地區的一把手，順應當地老百姓的意思，把和尚、道士、唱反調的、被舉報的人統統幹掉，藉機把他們的財產、女人全部搶過來，上下分配，最好的留給自己。
對了，要著重突出吳齒的紙醉金迷、權力滔天的快樂生涯。
最後事情敗露，有驚無險的逃竄，吳齒最終去了東南亞，買了一大塊土地，當上了富裕的種植園主，和十八個貌美如花的妻子白頭到老。以前有，可惜現在沒了，以後有沒有不知道。
拍《霸王別姬》和《活著》的時候我比較高興，我覺得我們終於起步了，可我沒想到，那就是我們的終點。
——著名編劇蘆葦。
放心吧，即使過審了拍成電影也沒什麼人看。
很適合啊！
我們從情節安排上來看:
一開場就是各種叫魂的傳說，百姓的恐慌，可以用大場面，而且懸念感比較強，容易吸引觀眾的注意。然後皇上要求徹查，逼各省官員向上面交人，各主要人物登場，主題呈現，第一幕可以到此。然後第二幕，開始調查叫魂案。故事中點處設置轉折，普通的一個迷信導致的案件突然上升到國家政治層面，緊張感一點點加強，各地官僚小鹿亂撞，整個官場一片混亂。第三幕，皇上派出巡視組，以劉統勛等人為首徹查了荒唐的叫魂案，結局是根本沒人造反，叫魂也是子虛烏有，反轉高潮結束。
基本上按照書中講述的故事，可以按照電影的情節設置來安排，符合電影的敘事節奏。
從情節分類上來看，可以以官員為主角拍攝大情節的作品，主要表現叫魂案的始末。還可以以皇上為主角，刻畫叫魂案期間，皇上作為一國之君的心理變化。
政治訴求，你們自己想吧，想上映就少來借古諷今，想玩的high就別期待上映。
第一個回答已經很好了。
我補充一點，作為民國史研究生必讀書目，這本難度有些大，搞不好就拍成《三體》了。
有另外一本書更好拍成電影。史景遷的《王氏之死》，沒讀過的可以看看，講一個普通農婦的悲慘命運，史景遷文筆更有影像化的色彩與觸感。之前讀書會講座的時候我寫了篇論文講怎麼拍，回頭找找貼上來。
有些文學作品本身的故事性並不是很強，關鍵在於它其中隱含的意義，作為電影，這並不好拍出來，能拍出來還得看它有沒有涉及到敏感的政治爭議問題。有些歷史驚人的相似，觸犯了說不定被查水表，還是看手撕鬼子吧？
貌似很好看
我覺得叫魂這個故事本身是適合拍成電影的，一部賣座的電影需要清晰的主線、交錯的矛盾點、鮮明的角色特點，最好還能留一些似是而非的隱喻，讓人回味，這些《叫魂》都是具備的。不過，叫魂雖然故事主線清晰（叫魂謠言的興起和社會應激），由事件現象向本質的推理的過程才是本書精華所在，是否有導演能將其表達出來就不知道了。
先說清晰的主線。叫魂的故事本身無疑是簡單的，《叫魂》記錄了1768年乾隆治下的一起社會謠言事件———關於有妖人偷偷剪走人髮辮並施法害人死去的謠言從江南之地突然興起，並在數月之間席捲了大半個帝國。普通民眾人人自危，甚至歇斯底里般的出現群體幻覺；乾隆皇帝則逐漸地認定這是一個針對滿清政權的陰謀，並藉此命令他的臣僕採取行動緝拿謀反者；夾在在群眾和皇帝之間的地方官員面對著這個沒有罪犯的犯罪，施展著他們成熟官僚政治手段，應付著皇帝，也創造了種種冤案。事件起因是如此的荒謬，但其結果卻是實在的。不同於我們習慣的編年史，孔飛力藉由1768年這一年這一事件刻畫出了帝國的眾生百態，猶如醫學上的斷層切片，我們能看到那個時代政治的種種積弊、皇帝、官僚和百姓的心理狀態和行事風格，十分鮮活、躍然紙上。
再說交錯的矛盾。這個故事充斥著種種的矛盾，乾隆皇帝自身的矛盾，他既想融入漢文化以示其政權的正統性又恐懼滿清貴族集團的漢化和腐化，恐懼於喪失其尚武優勢地位；乾隆和官僚的矛盾，乾隆希望能最大化掌控地方，地方官應當知無不報，而官僚在地方則行成利益集團，常常報喜不報憂，行事顢頇。普通百姓和流民和尚的矛盾，我們習慣於稱那段時期為康乾盛世，然而我們看到的是地方與地方貧富差距，安徽和他下游的江浙的鮮明對比絕不是改革開放後才出現的。普通百姓對於流動的乞丐和和尚充滿了憂慮不安。
至於鮮明的角色特點，精明而略帶被害妄想的皇帝不必多說（事實上他這個位置的人都會這樣）。而其官僚則展現出了不同的特點，縣城的捕快蔡瑞向和尚所會不成，就栽贓陷害。縣官為了完成任務，不余餘力地將嫌疑人屈打成招，而省級的巡撫、總督總是陷入對於屬下官員的包庇袒護中（因為在帝國，下屬犯事，長官是有連帶責任）。而中央的官員則讓我們看到他們更為客觀和睿智，他們是最先從事件中清醒過來的人，並冒險地提醒了他們的皇帝。我常想，不同級別官吏在這個事件中的不同表現，是由於他們所處的位置造成的么。或者其原本的素質不同，使得他們處於帝國統治集團的不同位置。
初知此書時，我猜想這大概是一本類似於《烏合之眾》的社會心理學作品，無非是一個關於集體無意識的故事。但是，孔飛力對於故事中種種現象的推理和猜想讓我覺得這是對於群體心理的一次精神分析。百姓對於被偷剪頭髮的恐懼很可能來自於滿清入關之後對於不遵守削髮令的漢人的大肆屠殺，而在封建時代普通人權利的匱乏，讓他們潛意識裡相信種種妖術，這是一種心理上的補償。而這些根植人心的恐懼，在合適的時候像種子一樣發芽，像病毒一樣擴散開來，人們變得不安、癲狂乃至集體歇斯底里。這是多麼神奇的現象，恐懼本身造成了更大的恐懼。
讀此書時，我的心頭總是縈繞出一種詭異、無奈和陰鬱之感。人類生為萬物之靈，天之所幸。但是人類卻也如此脆弱，有時候擊垮我們的不是自然的災害，而是人類自身作為整地所爆發出來的混亂。戰爭、動亂、各種大運動這些才是奪去無數人生命的元兇。我們慶幸我們不生在那個時代，但是，書中的問題就不再存在了么，那些藏於人心的惡魔就不再出現了么。
書中所描繪的現象真的離我們很遠么？只要看看那些福島時間時期搶鹽、非典時期搶醋的人，這就是這本書被拍成電影后最好的隱喻。
影視作品的劇本不能直接等同小說。 這本書，極其細緻的描繪大量像似的例子。從隻言片語還原歷史。這本身就不太合適做劇本。電影電視是快節奏的。一捅就破的窗戶紙，專業書用幾萬字去考證那是嚴謹，電視用幾集去描繪，那要被觀眾罵的。
為了照顧觀眾，電視裡面康熙還要一口標準普通話外加現代語法。要是可以杜撰人物語言，叫魂想說的恐怕兩頁就說完了。還拍啥電影？拍10分鐘的網路短片還差不多。
選擇一兩個主要人物重構從某一角度去描寫是可行的。虛構人物，虛構一堆驚心動魄的事情，誇張的表演來反饋當時的社會的種種矛盾。這才是可行的。
但，喜歡叫魂的讀者們，有幾個會喜歡這樣的影視呢？恐怕會吹毛求疵呢。
那麼，叫魂事件作為歷史背景，拍影視是否合適呢？
我記得有不止一部影視是有提到這件事的。但正如孔飛力之前沒人重視這事一樣。影視里這事表現的更像只是宮斗的借口，而不是體制的深層矛盾。
一來用故事片討論體制極難，二來，當時盛世，離體制矛盾爆發太遙遠了。影視要強說這是體制問題，太矯情了。你要是拍珍珠港，專門去深入探討美國事發前的體制的軟弱，雖然是真但誰會買帳呢？
當然，如果想看反饋體制矛盾的片子，推薦看曾經的電視劇1990版《楊乃五與小白菜》。不要怪美化了男女主角。全都是壞人的電視劇那個年代還沒有市場（其實現在也還是小眾中的小眾）。
提一句，這部片當時很受知識分子歡迎。因為裡面的各級官僚和現實矛盾太像了。
但現在這樣拍就不會有市場了。一線窗口制度的成熟，大部分官民矛盾轉到更深層次去了。現在拿著幾張鈔票一層層買通小吏已經沒那麼多的認同感了。
僵化到不能改變，也和最近十幾年來政府的「太能折騰」的抱怨對不上。
我估計啊，現在在中國，《叫魂》就算拍成紀錄片，僅在歷史紀錄片愛好者那裡，恐怕都沒啥市場。
但在一些小吏還明目張胆收錢的南亞東南亞，也許還有點認同感。在保守僵化長時間停滯的貪污+民主社會，也許也會有共鳴。想了一下，貌似只能這麼拍：
先來幾個關於叫魂的懸疑故事。
然後互相猜忌，互相控告，民眾陷入一片混亂。
與此同時，叫魂事件則是愈演愈烈，越來越多的人被捕，真兇卻一直沒有露面。
最後聖明的吾皇下令清查，一系列謎團像拍走近科學一樣迎刃而解——原來根本沒有真兇，以上全部是謠傳。
自此朝野上下不復猜忌，普天同慶，奔走相告，盛世如你所願，高唱一曲再活五百年，強行主旋律，全劇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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