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考古學術界不承認夏朝？
如果只是文字的話，姑且不談甲骨文里有「杞」字與「夏」字（無論是否是表季節或人名）的存在，最直接的一點是甲骨文里是有「後」字的，中國各朝代皆稱自家君主為帝、王、皇，惟有夏後氏時期稱自家君主為「後」，夏後氏作為聯盟共主時期的早商時期（湯之前）稱呼夏後氏君主也是「後」，不可能直呼君主名字吧。（婦好也是稱後的）
考古學講的是實物證據，所謂實物就是相對於書本上的文字而言的。夏的概念來源於文獻，它和周口店、半坡、二里頭這樣的概念不在一個層面上，所以不存在考古承認不承認的問題，只存在歷史學家是否承認的問題，還有考古證據和文獻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耦合的問題。實物沒有被文字所記錄，或者有文字記錄的東西找不到（難以確定）相關實物，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即便是昨天發生的案件，要同時找到目擊者（證言）和實物證據相合尚且不容易，更何況古代。
現在的情況是，大多數國內學者認為二里頭（考古證據）可以和夏（文獻記載）相匹配，而相當部分國外學者（不一定是考古學者）對此持懷疑或否定態度。但是，這是否真的可以概括為國內外差別是存疑的，而且國外並不否認二里頭及其所代表的文明發展水平。他們對這一問題的態度或立場可以試舉幾例：
1.羅泰：《 中國早期文明中「城市」的發展階段 》， 《徐蘋芳先生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徐蘋芳先生紀念文集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令人好奇的是，與我們觀察到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情況相似，一些中國青銅時代較大的聚落遺址，包括一些公認的主要國家的都城都不見城牆。一個早期的例子，是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圖四-1），它或許是中原地區一個成熟的王朝國家最早的都城， ……
《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訪談》，《考古與文物》2012年第1期 。
問：對文獻記載的夏代是否存在這一問題，國外漢學界是如何看待的？您自己是怎麼看的？
羅泰：夏代作為中國歷史的一個時間概念，從公元前的某年到公元前的某年，這個提法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好像現在有分歧的是夏王朝這個概念到底相當於物質文化的哪一個現象。中國學術界現在已經基本上接受了夏王朝就是相當於二裡頭這個階段的說法。這一點我們在西方也都知道，是不是這樣子，從純粹考古學的立場來說好像是不重要的。西方對這個問題往往興趣比較弱，而且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時候最有興趣的是更加抽象的問題，如社會複雜化過程等等。
嚴格地說，夏朝的問題首先是一個文獻歷史學問題，不直接牽涉到考古學。西方漢學界在研究古文獻的時候有這麼一種習慣，就是首先把文獻的成文時間及它的性質弄清楚。
比如《孟子》里有關夏王朝的記載，要首先探索這些記載在《孟子》中的上下文，要明白作者在提到夏王朝時候的意圖。換一句話來說，我們不把《孟子》作為關於夏朝歷史的一種很可靠的信息，而作為戰國時代的某一個人有關夏朝的記憶——而且他剛好在這個地方提到這個記憶背後有具體的、跟戰國時代的情況有關的需要，是不是他當時真正知道這個比自己早那麼多年的一個時代的實際情況，這現在很難說。當然我們可以看考古材料能否有線索讓我們判斷《孟子》有關夏代說得對不對，但是考古材料往往不適合解決這個問題。
無論如何，把《孟子》拿來解釋公元前二千年前的考古學材料絕對是不行的。所以如果西方學者談到夏王朝的話，他往往採取這樣的一個提法，就是說夏朝在後來某某一個時代的文獻中有所反映，是不是真的有這麼一些事情，那就要等到將來有更可靠的材料再來判斷。
另一方面，現在也已經不可否認二里頭有一個龐大的國家存在，而且跟二里頭以前的晚期新石器時代不但不一樣，而且達到了一個完全新的發展階段，應該符合在中國大規模國家的首先出現，就是西方學者稱之為社會複雜化的一個突破。這也許就是以前所提到的這個夏朝，是不是這樣，好像從考古的立場來說是無所謂的，我們現在從考古的立場可以很自信地說，社會發展史的現象如何如何，但是這個階段當時叫什麼名字，後來人叫什麼名字，好像都比較模糊，而且這也不是考古學一定要關心的課題。
2.艾蘭：《二里頭與中華文明的形成：一種新的範式》， 《早期中國歷史、思想與文化 》 ， 2011
以下為摘要
隨著數十年來大量考古發掘資料的積累，中國學者一般認為「夏」是真實存在的。但是，在美國學術界，對於「夏」的存在一般持審慎態度，甚至有極端的修正派史學流派不但對「夏」的歷史真實性提出挑戰，而且對「中國」這個概念用於先秦時代也提出懷疑。艾蘭指出：「歷史的」記載總是有著一定撰寫目的的，不同於後世對待它們的目的。從殷墟所出的甲骨文來看，其中並無能夠證明夏朝存在的確鑿證據。所以，她假設「商人有一個關於夏的神話建構，並把它當作與自己的信仰相背的早期族群，而這個神話又被征服商朝的周人重釋為一個歷史上的朝代」。她認為，儘管「夏」是否為神話有待討論，但是，如果我們要作歷史的重建，並不應該靠那些具有神話性的材料，而應立足於考古學資料。同時，她也發現，一些學者開始不受文獻資料的影響，以更為慎重的態度對待文獻與考古資料的整合，嘗試用確鑿的考古學證據證明偃師二里頭為中心的早期青銅時代文化的複雜性和成熟性，例如劉莉和陳星燦教授所著的《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他們關於二里頭具有了超出任何同時期文化的國家管理水平和疆域的假設，顯然是成立的。
艾蘭引用了「文化霸權」概念，認為一種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其最早積澱並形成於公元前二千紀早期並以河南偃師二里頭為中心，在商代末葉以前確立了在中國大陸的文化霸權。如果我們更多的關注於文化影響而非政治權威，就會發現這種「文化霸權」的具體表現：青銅禮器及相關事物(青銅儀仗兵器、特定類型的玉器、依據甲骨裂兆)作為精英文化的權威性標誌，其形制與紋飾在晚商的所有中國區域都是共通的。同時，艾蘭也認為，中國古代作為禮器而普遍存在的青銅器系斯佩伯（Dan Sperber）所說的「文化表象」（cultural representations），即反覆傳播（這種傳播出於模仿、趨同心理，可能並不傳播任何技術便利）。據此，結合「文化霸權」現象，艾蘭假設：在古代，如同在現代，「文化表象」有著由強勢一方到弱勢一方傳遞的傾向。而且，雖然強勢文化的文化樣式易於在傳播中發生變化，但此等變化均被限制在強勢文化已知的基本樣式的範圍內。
艾蘭認為，二里頭遺址的重要性不在於它最早使用青銅器，而在於它最早使用青銅鑄造禮器。儘管冶銅技術起源於何處尚未可知，但二里頭遺址青銅容器鑄造中所使用的合范技術顯然是中國的傳統。況且，無論王城崗和二里頭是否為夏都，但嵩山自古就以來就有不同尋常的宗教地位，應是值得注意的現象。據此，結合二里頭時代的文化內涵，可知禮制應初步形成於二里頭時代，「文化表象」和「文化霸權」在當時很可能已經存在。而與其同時期的大甸子遺址所出的花紋罐，不排除模仿二里頭文化木器、漆器的圖案的可能。同時，「文化表象」和「文化霸權」也表現在二里頭文化、二里崗文化、殷墟晚商文化和周文化的關係上。通過對這一階段部分遺物（主要包括可能象徵禮制的青銅器和陶器）的形制和紋飾的研究，艾蘭認為，二里頭文化、二里崗文化、殷墟晚商文化和周文化在禮器上表現出極強的傳承性，從「精英文化」和「文化表象」的角度講，延續發展的中華古代文明，正是發端於二裡頭時代所開創的禮制文化。
3.Liu Li.Academic freedom, political correctness,and early civilisation in Chinese archaeology：the debate on Xia-Erlitou relations.ANTIQUITY 83 (2009): 831–843. 劉莉：學術自由、政治正確與中國考古學中的早期文明：關於二里頭-夏關係的爭論
先是對三種意見的綜述
For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people,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Xia was the ?rst dynasty in Chinese history. ……In fact, few archaeologists or historians in China today express in publication any doubt regarding the existence of Xia, either as a dynasty or as a people.
In the West,many scholars, but not all (e.g.Childs-Johnson 1995), hold opinion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Chinese archaeologists (e.g. Keightley 1978; Allan 1984, 1991; Thorp 1991,2006; Linduff 1998: 629; Bagley 1999: 130-1; Railey 1999: 178-86; ). These opinions may be summarised as follows: The existence of the Xia dynasty is questionable, and the argument that Erlitou represents Xia cannot be proven. A common critique holds that the dynasticstatus of Xia was invented by the Zhou dynasty, who conquered the Shang, although much less complex in social organisation. The invention of a previous dynasty was intended to
justify the Zhou conquest of Shang under the Mandate of Heaven (Allan 1991: 57-73).Moreover, some Xia kings are said to have been Western Zhou fabrications (Keightley 1978:432-3). At present, no contemporary inscribed objects have been unearthed which directly identify the Xia; thus there is no way to prove, with hard evidence, the existence of Xia as a dynasty or as any type of political entity. Nevertheless,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increasing numbers of sinologists have recently begun to accept that Erlitou shows a high degree of cultural-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which can be seen as indicating a civilisation or state-level society (e.g. Allan 2007).
需要注意她列舉的艾蘭和吉德煒按照我們的標準看與其說是考古學家，不如說是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甲骨和金文）或漢學家。
The third view regarding this debate is that, although there is no way at present to prove archaeologically the existence of the Xia as a dynasty, nevertheless early oral traditions may have preserved the memory of a Xia people, who are recorded in ancient texts which have survived in versions datable to the mid- to late ?rst millennium BC. (Liu Xu 2007:898). These two classes of data (legends and archaeology) are not directly comparable, and archaeological data should and can be analysed as primary source-material, independently of traditional texts. Each of these two types of evidence must be critically studied on its own terms, with methods appropriate to each type of information. Only after the documentary and archaeological records have been independently worked out can they be considered together (Liu Chen 2003: 148; Liu 2004: 10; Liu Xu 2007: 900).
然後作者針對相關大學學者和學生設計了一些問卷調查，分成中國組和外國組（含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進行分析，比如：
這個調查的樣本數量和覆蓋率暫且不論，但光從這一結果看，有一半的國內學者和學生並不投給agree，如果是Agree和Possible相加，則中外並無顯著區別，說明問題並不是「國外不承認」這麼簡單
這個問題設計則可能契合題主原意，但是其中有7人指出目前沒有決定性證據支持或反對二里頭-夏之間的聯繫。另外遺憾的是沒有人選擇b，也就是說「不承認」不是出於自己的研究。說白了，關心並真正做這個課題的外國人肯定還是比中國人少太多，羅泰的訪談可以側面印證。
結論則說：There is nothing inappropriate in the fact that people of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may use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methods to investigate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questions and so reach different conclusions. But it would be more productive to promote further intellectual discussion rather than to politicise the debate.
另外是上述 the third view：許宏、劉莉：《關於二里頭遺址的省思》，《文物》2008年第1期 。
最早的包含有商王名字的文字記載是出土於商朝後期都城安陽殷墟的甲骨文。然而，這些文字材料中沒有任何關於夏的記載，也沒有關於商的世系。夏商世系出現於更晚的戰國至漢代文獻中，其中引用最為頻繁的是《古本竹書紀年》和《史記》。其成書比商王朝晚700年以上。1920年代，王國維基於他對殷墟出土甲骨文的研究，發現甲骨文中的商王名號與《史記》中的商王世系可以相互對應[31]。王國維進而推論道：「由殷周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後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32]。這一觀點為國內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所普遍認同。考古學家認為有必要且有可能找到夏人和夏王朝的文化遺存，最終目標則是要在考古材料與歷史文獻整合的基礎上重建夏史。
這一重建夏商世系的總體取向存在的一個明顯的缺陷，是混淆了編年史和口傳世系間的差異。前者旨在確切記錄真實歷史事件的時間序列，而後者則無法得出絕對的時間框架，因為它「有意顯示和傳達那些被認為是重要的事件，而絕對年代則從不，也不可能是其記錄中之一項」[33]。這兩類信息往往作為完整的信仰系統出現於古代文獻，因為古人並不把它們看作是分隔的實體。然而，對於現代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來說，神話、傳說和歷史是需要區別對待的。
如前所述，儘管甲骨文是中國包含一個王朝的時間序列在內的最早的文字記錄，但它們沒有提供一個關於各王在位時間跨度的年譜。由於甲骨文用於記錄祭祀儀禮的過程，貞人沒有必要有意留下確切的各王在位的時間長度，或者這類信息被認為是不重要的而不必加以記錄。吉德煒指出，只有到了殷墟晚期，關於王年的確切記錄才出現於祭祀周期，但似乎即使這時商人自己對其以前各王在位的長度也沒有明確的觀念。因此，商是否記錄下了一個確切的商王世系且將其傳給其後的王朝，還是值得懷疑的[34]，更不必說推定的更早的夏世系了。最早見於戰國至漢代文獻的夏和商的世系不是史學意義上的編年史，宗譜中的早期國王更像是在其後演變過程中被創造、編輯和改進而來的[35]。因此，不少文獻中夏和商的王系應理解為口傳的世系。儘管在公元前兩千紀的後半商和其他同時期人群中可能有關於夏人的口頭傳說，夏也很可能是早於商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實體，但在沒有夏當時的文字材料發現的情況下，作為一個王朝的夏的存在還無法得到證明。
古代中國不是惟一為遠古王系所困擾的社會。蘇美爾、埃及、瑪雅和許多其他文明都有文字記載來證明他們深遠而感人的歷史，這些歷史記載源自口頭傳說。據Henige對許多古代王朝王室世系的系統研究[36]，一系列紀年上的扭曲變形可以出現在對口頭傳說社會的王系、宗譜和其他關於歷史時間跨度推測的處理上。宗譜可以通過壓縮被縮短，在這種情況下，被記住的只有最早的開國的幾代和最近立為嫡嗣的四至六代。與此形成對比且更為普遍的是，宗譜也會被人為地延長。在王系中，可以看到對既往時間長度的誇大的描述[37]。
有充足的例證可以說明王系在時間上被扭曲的情況。例如，蘇美爾的王系成文於公元前2100年，記述了到那時為止統治美索不達米亞的王朝的順序。它列出了前後相繼的約115個統治者的名字，但實際上，這些王分屬於不同的城市國家，其中許多是同時存在而非先後關係。由於年代上的扭曲，蘇美爾的王系把本來600餘年的歷史時期拉長為一個超過1900年的統治期[38]。公元前一世紀瑪雅早期紀念碑上的文字，把其王室的具有重要宗教儀式內容的日曆始點追溯到公元前3114年[39]，而這比最早的農業群落出現於這一地區早了1000年[40]。許多瑪雅紀念碑刻銘的主要目的是讚揚統治者和他們的世系，所以一個以世系的連續性和祖先崇拜為核心的，具有特定的社會、政治和宗教背景的貴族活動的悠久歷史被編造出來[41]。印加和阿茲特克的國君也重寫了他們的歷史和信仰系統，強調他們與太陽神的神聖聯繫，以證明他們政治、經濟、軍事擴張的正當性[42]。
這並不是說所有的歷史文獻都是政治宣傳，但統治者確有明顯的政治動機去製造和操縱王系和宗譜。任何對歷史的闡述都包含了當代社會的需求。沒有理由相信中國古代的歷史學家在創作王室宗譜時對於這樣的政治動機具有免疫的功能。事實上，Henige所討論的口傳歷史中許多類型的扭曲變形[43]也見於夏商年譜，它們似乎是傳說與史實、口傳歷史和歷史記載的混合物。甲骨文和後代文獻中某些早期君主的名字可能的確是經若干世代口口相傳的真實人物。但這些王系並非王朝歷史完整的記述或確切的序列，被數百年乃至上千年後的歷史學家安排給夏商王朝的各種時間跨度，不應被當作等同於編年史的時間框架。利用這些文獻材料進行與考古學的整合研究之前，我們需要首先搞清它們為何又是如何被創作出來的。
4. Colin Renfrew在第二屆世界考古論壇·公眾考古講座的講演
http://www.cssn.cn/zgs/zgs_dh/201602/t20160214_2864669.shtml
有時，我在想，中國考古學者是不是過分依賴於文字書寫的歷史。曾有一種觀念，中國的歷史始於商代———在公元前1400年至1300年出現了文明和國家形態的社會。如果你足夠勇敢的話，還可以把這個地區的國家和文明起源向前推幾百年 (據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現)，即便如此，依然晚於公元前2000年。一旦你只肯相信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就不會意識到中國考古學界在過去十幾年間所取得的成績。
考證中國的文明起源，或者是國家形態社會的出現，我們不必停留在商代。良渚遺址以及中國其他地區的研究進展，提供了大量證據———公元前3000年，中國已經進入了文明的發展階段，可能略晚於美索不達米亞文明。除了發達的灌溉體系，早期良渚還有一個人工湖，唯有國家形態的社會才有能力去從事大型的土木工程建設。當然，這種能力在工藝複雜、製作精良 的玉琮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人類與古代器物的製作材料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我想強調的是，人類通過自己的創造性活動，利用物質並賦予其重要意義，進而表達人類的認知和立場。究竟是大理石還是玉器，如果沒有人類的選擇，兩種材料就不會像現在這樣，有這麼大的想像餘地。人類在加工時進行了量化，給予物質更高的價值，同時與外在世界建立了新的聯繫，而一些世俗觀念與宗教信仰也由此形成。
再來談一下國家形態社會的問題。 場下有位同學問，古代中國究竟何時進入國家形態社會? 二里頭遺址、陶寺遺址、良渚遺址，哪裡的考古發現才是準確的參考答案? 這是一個關於國家形態社會 的定義問題。如果大家的定義一致，那麼很容易達成共識。一般來說有三條標準，規模、城市化、文字。很顯然，良渚文化滿足了前兩條，缺少了文字。不過我認 為，這個定義的界限並非牢不可破，在判別是否進入國家形態社會時，社會關係、社會階層化、社會專業化、禮儀體系中心化等要素同樣很關鍵。我們不能孤立地看 待一種定義，應該與世界其他早期文明國家進行聯繫和比較，如蘇美爾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在對良渚的社會組織結構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後，我們才有可能收集充分 的證據來證明國家形態社會已經形成，這同樣也適用於二裡頭與陶寺的考古工作。要劃定一個取得共識的時間界限，目前看來，並不容易。
對Renfrew的訪談：
http://www.thepaper.cn/www/v3/jsp/newsDetail_forward_1414796
澎湃新聞： 中國早年有一位考古學的學者曾提出一種方法叫做「二重證據法」，對後來的中國考古學影響至深，也受到很多爭議。意思是有兩種證據，地下的考古材料和地上的 傳世文獻，地下材料可以幫助驗證傳世文獻的真實性，您怎麼看待這一傳統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文獻和考古材料的關係應該如何處理？
倫福儒： 我認為過分地倚重紙上材料對於中國考古學來說並不是什麼優勢。過往中國考古學對於朝代更迭的概念十分重視，比如現在人們對秦代已經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前的 商代也得到了充分的證據，可是再往前的夏代就因為材料的有限而顯得撲朔迷離，這個話題引得學界諸多爭議，但我覺得這不是一種好的理解中國的方式，因為越來 越多的出土材料顯示，在商代和有爭議的夏代之前，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早期和晚期都有著非常豐富的文化遺存，這在中國考古學過去70年的工作中已經得到了印證 和展現，但我覺得這一時期在中國的考古學上被遠遠低估了，其原因就是由於過多依賴於有文字記載的證據。文字固然相當重要，但是如果認為考古學是用來證實或 補充文獻記載的話，僅僅作為次要的、輔助的地位，我要說不是這樣的，考古學有其獨立性。
我對文獻資料固然很重視，但是書寫是經常被扭曲的，它們是由那些希望表述自己觀點的人寫成，它們由希望證明自己合法的權力者寫成的。而就像我說，中國關於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間的考古研究正在蓬勃展開，這一時間段沒有任何書寫的文字留存，但是越來越多有趣的材料正在重見天日，比如一些可以證明中國早期信仰體系的證據。
……
現在人們還不十分清楚這些技術的起源和發生，所以我剛才說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是十分有趣的時代，在過去十年剛剛被重視起來，還沒有得到全面的研究。回到你最早的問題，如果人們過於依賴文字的話，那麼對中國研究只能始於商代，那你可能會錯過至少一半的故事。
而我認為，通常人們認為中國的文明略晚於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這兩個文明的起源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這不假。而中國的文明僅僅在公元前17世紀的商代才開始，這種說法僅僅以文字作為衡量，在我看來是大大低估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豐富性。我敢打個小賭，不到十年內，人們就會開始在新石器時代的範疇內討論中國起源，因為我見到了非常成熟的考古項目，其中出土的精美物件很大程度反映了當時社會的複雜程度和階級制度，也許有的研究人員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但他們過於謙虛不敢直言「這就是中國文明的起源」。
5.《與張光直先生談夏文化考古》： 張立東、任飛編 《手鏟釋天書：與夏文化探索者的對話》，大象出版社，2001
……安陽的發掘讓學者們體會到史書里的夏代恐怕也是有根據。不過史語所到了台灣以後，這群安陽的工作者里並沒有人專門從事夏代的研究，因為當時沒有新的材料。所以李濟之先生在課堂上也並沒有具體談到夏代的問題。他的觀念是如果沒有考古材料，他便不提。安陽小屯以前的古史他是不討論的。他當時教課的範圍與李玄伯先生是分得很清楚。考古他教，古史李玄伯先生教。 ……
西方學者對夏代問題的保留態度，主要是基於出土文字材料的缺乏。二里頭文化從考古證據上來看，還是屬於史前；也就是說它沒有文字。西方學者不願意認定二里頭是夏代有他們的考慮，而這樣的考慮也是出於做學問的謹慎態度。這是可取的，我們不需要去批評。從學術研究的立場來講，在材料還不完備的時候，不同的說法是可以同時存在的，我們不需要去排斥異說或判定誰是誰非。
不管怎麼說，二里頭是不是夏，將來有了新的考古材料以後，必定能夠有所定奪。我們現在不需要刻意地對這個問題下個定論。
講到民族情感的問題，我想這點是中國人與外國人在做中國考古時所有的一個明顯的不同點。中國人做中國考古自然地會有一種文化與歷史的使命感，會有一種對自己文化、自己歷史的情感在裡面。比方說，假如今天我在商丘找到了商代的都城，那種喜悅與高興，那種與自己文化歷史相銜接的感覺，不是一個從事三代考古的西方學者所能體會的。
6. Shelach G, Jaffe Y. The Earliest States in China: A Long-term Trajectory Approach[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14, 22(4):327-364.
這種就是完全不考慮夏問題的研究，吉迪不否認二里頭是state-level society，但認為把它視為中國唯一的最早國家的觀念還是受了傳統史觀的影響
Pursuant to the above observations, we argue that the rise of states in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area can be divided into at least two phases. The ?rst phase saw the rise of relatively unstable regional states during the Longshan and Erlitou periods:the second phase involved the rapid emergence of a supraregional state during the Erligang period.……It is our conclusion that theories that view Erlitou as the single earliest state in China are still very much rooted in th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paradigms of dynastic succession.
7.許宏： 「夏王朝」考古：學術史 新動向 新思考——在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演講提要 ，「夏王朝」考古：學術史·新動向·新思考_考古人許宏_新浪博客
2010年3月，駒澤大學飯島武次教授，在敝所（社科院考古所——轉載者注）做了一場題為《二里頭文化と夏王朝の年代》的講座。其中他談到：
關於這一問題，我在『中國考古學概論』[i]「第8章?第2節中國古代文明」中指出：「認為二里頭文化是夏王朝時代的文化應是合理的」。
是年，岡村秀典氏也寫了基本上肯定夏王朝存在的文章，並出版了『夏王朝————王権誕生の考古學』[ii]，從書名看就是明確提出「夏王朝肯定論」的著作。
2003年以前，日本沒有學者肯定夏王朝的存在，這一年可以說是日本關於夏文化考古學的轉型年。
除了飯島、岡村兩位先生之外，其他日本學者也有開始持「夏王朝肯定論」者，如宮本一夫教授[iii]等。
…… 因而，對於二里頭文化至二里岡文化期的廣域王權國家遺存，日本學者（西江清高——轉載者注）首倡的「初期王朝」的提法[xvii]是妥當的。
總之，連有些著名學者都覺得1無所謂2難下定論3不同說法可以並存 的問題，普通人一定要弄清楚判定誰是誰非，並且把學術問題泛化，可能是鑽牛角尖或過於敏感了。另外，多了解一些考古成果，試著不依賴文獻去看待早期歷史，很多人還不習慣——也許將來習慣的時候，就不會再糾結這樣的問題。
——————————分割另一個獨立的問題
如果只是文字的話，姑且不談甲骨文里有「杞」字與「夏」字（無論是否是表季節或人名）的存在，最直接的一點是甲骨文里是有「後」字的，中國各朝代皆稱自家君主為帝、王、皇，惟有夏後氏時期稱自家君主為「後」，夏後氏作為聯盟共主時期的早商時期（湯之前）稱呼夏後氏君主也是「後」，不可能直呼君主名字吧。（婦好也是稱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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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後作為君主稱號雖然古老，但不是夏朝所專用，比如 《尚書·堯典》說舜即帝位時「班瑞於群後」，又《仲虺之誥》說：「 徯予後，後來其蘇。」前一個「後」指各邦的君長， 後一個「 後」 指商湯。至於指王后也是有的。 2.甲骨文中的「後」沒有與夏相聯繫的證據，或者結合上下文能指代夏的某位君主。3.君主私名出現在文獻或甲骨文上都很正常，比如成湯就是，他的日名（或廟號？）是 「大（天）乙」，尊稱是「高祖」。總之，這個邏輯挺奇怪的，還不如談談「杞」字與「夏」字呢
木木老師來啦～
首先不得不說，這個題目問得很奇怪，莫非題主認為世界上存在著國內、國外兩批考古學家，他們對「夏朝」這一文獻上的概念存在著截然相反的態度？
答案是否定的。其一，爭議的問題並不是「夏朝存不存在」（雖然行外的人往往更關心這個問題），而是前代考古材料能否與後世的文獻材料相互對應（這是個複雜的技術性問題）。其二，爭議的雙方並不是以國界為標準而劃分出來的，部分國內的考古學者也主張在出現自證性文獻之前，將考古和文獻分開來考慮。
但是這不意味著，脫離了文獻，考古遺存就喪失了生命力——實際上，考古遺存就擺在那裡，專業人士可以通過科學手段，了解當時的建築、信仰、軍隊、經濟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面向，換句話說，這個共同體是真實存在的。至於它到底是不是後世文獻中所提到的那個「夏朝」，其實是難以證明的（這不是否認噢；注意false和not given的區別）。
從後世文獻的角度來看，現在學術界一般更加看重文本的「語境」，比如《論語》提到「夏」的時候，究竟是為了說歷史上真的有這個朝代，還是說編撰者（或者有可能是孔子）要用「夏」作為例子，來論證自己學說的合法性，或是為了借古諷今等等。這意味著，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後世的文獻中有關「夏」的內容挖出來，簡單地拼湊成一副圖景，因為我們尚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想像的成分，有多少是文學創作的成分，有多少是歷史記憶的成分。
同樣地，我們還要區分兩個概念，即歷史和歷史記憶是兩個層面的內容。後世文獻中所記載的歷史，究竟改處理成歷史記憶，還是直接用作實證材料，之間的邊界在哪，這一直是頗有爭議的問題，也就是說，事件發生的時間和文獻成書的時間究竟要間隔多短，才能用作實證材料？就木木老師的經驗而言，現在西方中古史有一種非常極端的傾向，就是文獻成書時間最好和事件發生時間間隔只有1-2年，甚至是同年誕生的，方才可以「部分地」用作實證材料；一旦超過了十幾年、乃至上百年，就只能做歷史記憶了。那麼，西方上古史是什麼情況呢？
這就牽涉到了前面幾個高贊所討論了「特洛伊」的問題。幾個高贊普遍認為，西方在對待特洛伊和對待夏朝問題上存在雙標，甚至就此否定西方上古史，但是實際情況似乎沒有那麼簡單。木木老師再這裡系統地談一談，「特洛伊」究竟是歷史記憶還是真實歷史的問題：
首先，特洛伊跟夏一樣，並沒有出現自證性文獻，因此對於施里曼的考古是不是就是「特洛伊」的問題，西方人爭議也非常大（就好像國內對二里頭是不是「夏」也有爭議）。
其次，在後世的文獻中，特洛伊跟夏一樣，也有大量的不同文獻的記載。其中最早的，也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就是《荷馬史詩》。但是高贊們普遍犯的一個錯誤是，將史詩跟中國其它類型的文獻，比如尚書、史記等等進行簡單的類比，推出「西方人將文學當作歷史」的不靠譜的結論。其實，在古希臘歷史上提到特洛伊以及特洛伊戰爭相關事件的材料還有很多，比如希羅多德（約公元前484-425年）的《歷史》、Ephorus（約公元前400-330年）的《通史》、Paros石碑等等。古典時期及希臘化時期，不同的人對特洛伊陷落的時間也有推斷（以下換算成公元紀年），其中Ephorus定為公元前1135年，Sosibius定為公元前1172年，埃拉托色尼定為公元前1184/1183年，蒂邁歐定為公元前1193年，Paros石碑定為公元前1209/1208年，Dicaearchus定為公元前1212年，希羅多德定為約公元前1250年，Eretes定為公元前1291年，Douris定為公元前1334年。
但是，上述文獻和《荷馬史詩》類似，均不能證實「特洛伊」乃至「特洛伊戰爭」的存在，只能說明在古風、古典和希臘化時期，人們有這樣一種歷史記憶，即大約在公元前12-13世紀，曾經有這樣一場戰爭而已——我們之所以作出如此結論，跟材料的體裁沒有太多聯繫，而是跟文獻的後出有所關聯——因為作為專業人員，我們難以相信一群人如何在400-500年乃至800-900年後所記載的事情究竟是傳說，還是歷史。除非我們能夠在同時代的考古遺迹中，找到相關的文字記載。（同樣的，我們對於夏的記載也是幾百年以後出現的；距離夏最近的甲骨文中，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在商之前有一個叫「夏」的政權，更無法證明二里頭跟「夏」究竟存在著怎樣的關係？進一步地說，就木木老師所知，目前最早的甲骨文應該是武丁時期的，即大約在公元前1250-1192年左右刻寫的，那麼，按照上面的標準，雖然甲骨文中也有關於早商的先公先王的記載，但是這些記載的可信度，仍是需要進一步論證的）
然而，事情並非就如此簡單。學界固然無法在「特洛伊」的考古遺迹中找到自證性文獻，可是在公元前12-14世紀的東地中海，仍有三個文明體系出現了自證性文獻，這三個文明分別是邁錫尼文明、埃及文明和赫梯文明，而傳說中的「特洛伊」恰好夾在三者之間。那麼邁錫尼、埃及和赫梯是否出現了有關「特洛伊」的內容？
答案是模糊而有趣的：
我們首先看看赫梯方面的記載
第一，在赫梯的文獻中，我們了解到，在公元前13世紀的小亞細亞西北部有一個政權叫Wilusa。這個詞並不是赫梯語的辭彙，而是一個希臘詞的赫梯語撰寫。而在同一時期的邁錫尼所出土的線形文字B（記錄的是希臘語）中，學界發現邁錫尼文明的希臘語和後世的古典希臘語有個非常明顯的區別，就是/w/這個音在後世的阿提卡方言中消失了。那麼赫梯語中的Wilusa應該就是希臘語中的Ilusa（不過目前在線形文字B中尚未發現這個詞），那麼這個Ilusa和後世所說的位於小亞細亞西北部的特洛伊（Ilion/Ilios）是不是同一個地方？
第二，在公元前1280年的一份赫梯與Wilusa政權所簽訂的條約中，學界驚訝地發現，Wilusa的國王名叫Alaksandu，這個也不是赫梯詞，而是個希臘語詞。大家很容易就會聯想到Alexandros（亞歷山大），那麼我們將Wilusa和Alaksandu都轉寫成希臘語，就變成了Ilusa，Alexandros。而在《荷馬史詩》中，就出現了一個人物Alexandros of Ilion，這個的小名是——帕里斯（就是那個著名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
第三，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份條約提到，有一個神名叫Apaliunas，是Wilusa政權的守衛者。這個詞又明顯是個希臘詞，而在後世的希臘語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兩個類似的詞，一個是塞普勒斯方言中的Apeilon，一個是多里克方言中的Apellon，因此語言學家猜測，Apaliunas可能是希臘語Apelion的轉寫（不過目前在線形文字B中尚未發現這個詞）。那麼這個Apeilon/Apellon究竟是什麼呢——在阿提卡方言中，它被寫作Apollon，就是大家熟知的太陽神阿波羅。而在後世希臘文獻中，阿波羅恰好是帕里斯的重要盟友。
第四，在公元前1250年左右的一份赫梯的書信中，學界又發現了一個有趣的記載，當時的赫梯王向赫梯西部的Ahhiyawa的國王寫了一封信，談到了之前對Wilusa的戰爭。那麼這個Ahhiyawa又是什麼呢？在更早的赫梯文獻中，Ahhiyawa被稱為Ahhiya。而在希臘語中，我們發現了一個基本對應的稱謂Akha?a（亞該亞），而在《荷馬史詩》中，亞該亞人（Akhaioí）出現了將近600次，用於指代希臘人。
第五，在公元前13-14世紀的赫梯文獻中，還出現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地名，比如Milawata、Karkija/Karkisa、Lazpa、Apasa等等，這些地名都位於小亞細亞的西部地區。其中，西方學界對Milawata的考定是最為紮實的，因為在同時期皮洛斯和底比斯出土的線形文字B中，有Mil[w]atos一詞，而在後世的希臘語文獻中，/w/被省略，該地名演變成了Miletos（即著名的米利都）。因此我們認為在公元前13-14世紀，無論是赫梯人還是皮洛斯、底比斯人，均提到了米利都這個地方。而根據赫梯方面的文獻，米利都位於小亞細亞西部，大概在公元前13世紀被Ahhiyawa人所控制。在Milawata之外，有學者認為Karkija/Karkisa、Lazpa、Apasa分別對應於後世希臘語中的Karia（《荷馬史詩》中的卡里亞）、Lesbos（《荷馬史詩》中的萊斯博斯島）、Ephesos（《荷馬史詩》中的以弗所），當然這些地名能否一一對應，尚有爭議。
第六，自希羅多德以來，許多人都試圖詮釋小亞細亞西岸的一處浮雕及銘文，這個浮雕被學界稱為Karabel relief。1998年，西方學者終於成功釋讀了浮雕上的銘文，該銘文記錄的是公元前13世紀Mira國王Tarkasnawa的家族譜系。而據同一時期的赫梯文獻記載，Mira受到赫梯的控制，這個地方與Wilusa的邊界是Seha河，而Wilusa位於Seha河的西北部，Mira位於Seha河的南部。換句話說，Wilusa的具體位置在Karabel浮雕的西北方向的小亞細亞半島上，而Karabel浮雕坐落於如今土耳其伊茲密爾地區以北20公里。
所以在公元前13-14世紀的赫梯文獻中，我們明顯看到，赫梯西部的Ahhiyawa人在公元前1280-1250年之間攻破了小亞細亞西北部地區Wilusa的政權，這個Wilusa政權之前的國王叫做Alaksandu，守護神是Apaliunas。 而在《荷馬史詩》的《伊利亞特》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類似的故事，即亞該亞人攻克了特洛伊，此時特洛伊王子名為亞歷山大（帕里斯），其守護神為阿波羅。這個Wilusa政權，應當位於如今土耳其伊茲密爾的西北方向的小亞細亞半島上，具體位置尚不明確。
我們再來看看邁錫尼文明的線形文字B的記載
木木老師回答下的一位知友提到，邁錫尼文明並沒有出土自證性的文獻。這個觀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這是因為，在目前所發現的線形文字B中，並沒有出現邁錫尼這個詞。不過，所謂的邁錫尼文明，並不是指後世所稱的邁錫尼這個地區的文明，而是指公元前1450-1200年左右遍布愛琴海周圍的一系列「城邦」的文明。同樣地，線形文字B並不僅僅出土於後世所稱的邁錫尼這個地方，在克諾索斯、底比斯、皮洛斯等等地區，也有大量刻有線形文字B的文獻。當然，西方考古學界受到後世文獻《荷馬史詩》的影響，認為邁錫尼是當時最強大的城邦，所以將這一系列城邦文明統一命名成「邁錫尼文明」——這種命名方式是值得商榷的（嚴格來說是不靠譜的）。而木木老師前面所說的邁錫尼文明的自證性文獻，不是說「邁錫尼」這個地區所出的自證性文獻，而是「邁錫尼文明」所指代的愛琴海周邊一系列希臘城邦的文明所出的自證性文獻，而這些自證性文獻全部源自於線形文字B。
第一，就地名而言，學者們在線形文字B中發現了Konoso（Knossos，克諾索斯）、Teqa /Thegwai/（Thēbai，底比斯）、Puro（Pylos，皮洛斯）、Kudonija （Kydonia，哈尼亞）、Milwatos（Miletos，米利都）、Rakedaminijo（Lakedaímōn，拉西代夢，後來被稱作斯巴達）等等辭彙。（以上的克諾索斯、底比斯、皮洛斯、哈尼亞都屬於有自證性文獻的地區；而後世所稱的邁錫尼地區由於出土了文獻，我們認為該地區在那一時期也屬於希臘文化圈）
第二，就政治辭彙而言，學者們在線形文字B中發現了potorine（Polis，城邦）、qasireu（Basileos，國王）、wanaka（anax，首領／國王）等等辭彙。
第三，就神名而言，學者們在線形文字B中發現了Emaha（Hermes，赫耳墨斯）、Era（Hera，赫拉）、Potinija（Potnia）等等
第四，在線形文字B中還出現了一個有趣的人名Akireu，在後世希臘語中這個名詞寫作Achilleus（阿喀琉斯）。不過這裡的Akireu並不是國王。
換句話說，在公元前1450-1200年之間，克諾索斯、底比斯、皮洛斯、哈尼亞、米利都、拉西代夢等等地名就已經存在，這些地方有可能是城邦，有可能有國王，他們崇奉的神在後世也為希臘人所崇奉。同樣的，在這一時期，存在著阿喀琉斯的名字。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埃及方面的記載
第一，目前邁錫尼這個詞最早出現在公元前1370-1350年左右的埃及碑銘中。在埃及法老Amenophis III的陵寢里的一塊碑銘上有17條文字，提到了同一時期愛琴海周邊的各個城邦。木木老師就列舉其中重要的地名，並寫出對應的線形文字B的記載，以及後世希臘語的記載。
聖書體 Mukanu－線形文字B 無－後世希臘語 Mykenai（邁錫尼）
聖書體 Diqajas－線形文字B Teqa－後世希臘語 Thebai（底比斯）
聖書體 Kunusa－線形文字B Knoso－後世希臘語 Knossos（克諾索斯）
聖書體 Midanaj－線形文字B Mezana/Medzana－後世希臘語 Messana
聖書體 Kutira－線形文字B Kutera－後世希臘語 Kythera 等等等等
在這些地名里有一個詞叫Wairaja，一些學者認為可能對應赫梯語中的Wilusa，但是目前並沒有紮實的依據。
第二，公元前1274年，埃及和赫梯之間爆發了著名的卡迭什之戰，小亞細亞的一些城邦/政權站在了赫梯一方。戰後埃及雕刻了一系列碑銘，其中就提到了這些小亞細亞的城邦/政權。其中最有意思的是Karksa，即同時期赫梯文獻中的Karkija/Karkisa。
相比於其他兩類文獻，埃及方面的記載相對比較薄弱。不過，埃及的文獻從另一個層面證實了線形文字B記載的可靠性。綜合上述三類同時代文獻，我們可以做出以下結論：
在公元前12-14世紀之間，環愛琴海地區存在著一系列說希臘語的文明（有可能是一個個城邦），這些地方包括了底比斯、克諾索斯、皮洛斯、哈尼亞、拉西代夢（未出土文獻，但是線形文字B提到）、邁錫尼（未出土自證性文獻，但是埃及文獻提到）、米利都（未出土文獻，但是線形文字B和赫梯文獻提到）等等。同時，這一時期的希臘人之中出現了國王，也有人名叫阿喀琉斯（非國王）。接著，這一時期也出現了神的崇拜，比如赫拉、赫耳墨斯等等。在公元前13世紀左右的赫梯文獻中，提到了西部的Ahhiyawa人攻破了小亞細亞西北部地區的Wilusa政權，這個政權之前的國王叫Alaksandu，守護神為Apaliunas，這些辭彙均為希臘語詞，可是在目前的線形文字B或者埃及的文獻中，我們都沒有找到與其對應的辭彙。
考慮到上述同時代的史料與《荷馬史詩》等後世文獻存在著相通之處，我們認為後世的文獻並不是空穴來風的，至少其選擇的背景與同時代的文獻有所關聯。當然，《荷馬史詩》中一些特殊辭彙與線形文字B所對應的希臘語一致，而與古風時期的希臘語不同，這意味著《荷馬史詩》有一定的存古度。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荷馬史詩》等後世文獻的記載可以反推至前代，因為存在著這樣的可能：即後世文獻將公元前12-14世紀的同時代的記載相互串聯，加以美化，構建成一套完整的敘事，而實際上，上述的種種同時代記載可能本來就沒有什麼關係（比如線形文字B中的Rakedaminijo、埃及文獻中的Mukanu和赫梯文獻中的Wilusa可能並沒有爆發過戰爭）。
換句話說，後世所說的「特洛伊戰爭」有其文獻上的背景，但是現有的證據不足以表明，後世所描繪的「特洛伊戰爭」（比如阿喀琉斯、阿伽門農、特洛伊木馬）真實存在——但是我們知道，在那個時期里愛琴海周邊存在著類似的希臘文明，而在小亞細亞西北部地區，有個叫Wilusa的「希臘」政權被攻破了，這件事情是真實存在的。
進一步地，我們在小亞細亞西北部地區發現了一系列考古遺存，這些「城邦」（或者說遺存）大概在公元前13-12世紀左右消亡了。由於這些地區沒有出現自證性的文獻，所以我們並不知道它萌究竟是什麼——但是同時期的周邊文獻表明，在那些範圍內（即今天的伊茲密爾西北方向的小亞細亞半島）曾經存在著一個Wilusa政權，但是這個Wilusa究竟要和哪一個遺存相互對應，目前尚無法證實。
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如果認為二里頭就是夏朝。。這或許就是真的雙標了。。
順便貼一些木木老師的精彩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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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作為古代近東方面的博士生，有些話題其實幾年來思考了一些，許多都寫在了這裡：
電子書： 《我在哈佛讀中東：從小語種到地域研究》鏈接：知乎
如果沒有「中國視角」，我對古代中東的興趣不可能延續下來 - 知乎專欄
問題的一些細節，上面很多人討論過了。我也不是學先秦的，只是有些感興趣。的確，很多在涉及概念、定義的問題上，沒有絕對客觀的標準有的時候，一個現象能否得到承認，確實和掌控話語權的研究者採取什麼立場有關。
文明、歷史、文字、帝國、城市，所有這些詞都充滿了爭議。西方和國內有些學者，以為這些詞應該是有普適意義的，就好像在當代話語體系里有些人覺得「民族、自由、人權」也有普適定義一樣。然而，從現實角度而言，所有這些概念的定義，無一不來自某個地區、某個遺址或某段歷史的研究。我們怎麼能覺得，某個地區的文明演進（或者說在哪個階段才進入文明）過程及關鍵節點，可以放之四海皆準呢？那麼反過來，我們能不能說中國的才應該放之四海皆準？其實這種爭論根本就不完全是學術爭論，而是話語權爭論。然而，作為一個文科生，我確實覺得文科幾乎沒有純的學術這種東西。有些「科學」研究的背後都與一個人的意識形態息息相關，何況人文學科呢。
現在關於文明、國家、城市的定義，大多來自近東。所以這裡有沒有近東中心論？我覺得有。丹麥的中東研究著名學者，已故的Patricia Crone曾經寫到——「國家」這個概念在只被發明過一次，那就是蘇美爾。我初讀到這句話，就覺得莫名其妙——這種話是一個無法證明或證偽的斷言，難道就因為作者有名，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學術著作里？一個丹麥人可能不在乎這種說法，但對於印度人、希臘人、中國人這些經歷過相對獨立（當然印度和希臘顯然都與古代近東關係很緊密）的古文明，並且現在仍然保留部分（希臘較少，印度、中國較多）古文明元素的社會成員，或許會對這種說法產生一定的懷疑。
如果是器物，從一處傳播到他處，還算有跡可循。比如冶煉技術（中東擴散）、造紙技術（中國經阿拉伯到歐洲---不是紙草）、糧食作物、牲畜。到藝術風格、文學主題這一塊就已經有主觀因素了，雖然嚴格地考察尚有可能。要說什麼思想觀念在人類社會中是獨立起源還是單一起源，那可真是難上加難。不過，西方有些學者下起結論來似乎相當有信心。
假如是獨立起源，那麼「國家」在世界各地的發展歷史，雖然有許多共性（假定是因為人類的共性），但也應該是各具特色，無需各自削足適履的。
有些朋友可能要問了：人家西方學者，沒有鼓吹歐洲中心，反而鼓吹近東中心，這不恰恰說明人家實事求是嗎？然而，西方某些學者近一百多年來鼓吹近東中心，其實和之前鼓吹希臘中心是一樣的，核心仍然是西方中心。這不是扣帽子。因為古代近東早就在理念上被西方某些學者盜用為西方文明的祖先，而非中東文明的前身了。
我在之前一篇文章里討論過這個問題：
「如同歷史學者伯恩哈德松（Magnus Bernhardsson）所言，早期西方旅行家和考古學家認為自己「在某種意義上回到了（文明的）幼年時代……他們發掘的大多是與聖經記載直接相關的遺址，而這是一段他們認為屬於自己的歷史——和文物本身一樣屬於自己；而這段歷史的代表，就是他們自己」。將巴比倫等古代文明與西方直接聯繫起來，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著切斷這些遺迹與當時這片土地的主人的關聯。哥倫比亞大學中東裔亞述藝術史教授巴赫拉尼（Z. Bahrani）敏銳地指出：「在正統的中東歷史教科書中，蘇美爾、巴比倫和亞述文明絕不能與公元七世紀（註：即伊斯蘭征服）之後的伊拉克文化有任何關係；取而代之的是，這段過往被移植到『文明演進』的大樹上，而這種演進在定義上就排斥了『東方』，因為它恰恰因為和這個『他者』的對比才能夠為人們所感知。」
這種原本屬於學術思潮的看法也隨著近東研究在歐美的發展也被一點點向大眾傳播。芝加哥大學東方學研究所的建築上有一塊著名的浮雕，或許也多多少少體現了這種觀點：左側的埃及法老將象徵「生命」的象形文字元號交給右側的西方年輕人；站在「東方」一側的漢穆拉比、大流士的等近東國王，而站在西方一側包括希羅多德、亞歷山大大帝、羅馬皇帝奧古斯都以及一排十字軍戰士。用這個場面來代表東西方的在歷史上或和平或充滿暴力的對話本身無可厚非，然而有兩點值得一提：第一，「東方陣營」的最末一位代表是波斯薩珊王朝國王霍思勞二世（Khosrau II），而他恰恰是阿拉伯征服和中東伊斯蘭化之前的最後一位能夠掌控局面的波斯國王，而在他的繼任者即中國史料中的伊嗣俟三世（Yasdegerd III）時期，波斯帝國在阿拉伯大軍的衝擊下已經瀕臨崩潰。換言之，「東方」文明與現代中東及其文化上的直系祖先無關，應該是兩者間甚至存在一種對立；第二，古代近東文明的「生命」最終傳遞給了現代西方，而「西方陣營」里還刻畫了考古學家的形象。也就是說，當今能夠解讀、欣賞乃至重新賦予古代東方以活力的，正是西方。」
芝加哥大學東方學研究所建築上的浮雕 （http://oihistory.blogspot.com/2008/08/tympanum-within-arch-on-doorway-to.html）
來自：
當代「巴比倫」--伊拉克考古與薩達姆時期伊拉克的國族構建 - 知乎專欄
在這個大背景之下，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為何西方某些學者熱衷於將近東標準應用於全世界，以及為什麼某些學者及他們的中國追隨者對中國古文明的對應持一種比較苛刻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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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夏朝本身。的確我們不好說二里頭遺址就是夏朝，但如同上面有人說的，是不是夏朝不重要，更重要地是二里頭及其前面的陶寺、石峁等新石器後期城址如何幫助中國人認知華夏大地上複雜社會的形成過程。說實話，當今中國的土地上都不一定只有一種模式，中原腹地和東部沿海、西南地區的早期複雜社會形成過程都可能不一樣。既然經歷不同，就沒必要靠某一個標準來套其他的，各自描述，各自研究，然後總結共性，求同存異即可。
但西方學者，特別是關於宏大理論敘事的學者，不知道是因為近幾百年西方文明的強勢，還是因為某種信仰，過分強調共性，忽視個性，我個人覺得這是不尊重歷史事實的。
對此，已經有中國學者在反思和爭論。張光直先生畢生致力於中國先秦考古研究，雖說他的學說未必所有人都接受，但他在文章中提到過，也許中國古代的延續型發展模式反而更常見，近東的突破型發展才是特例，因而不能用後者來衡量其他人。還有學者指出，研究中國古代的概念，要立足於中國古籍和中國的器物材料，恰如研究古代近東的概念也應該立足於楔形文字、象形文字、字母文字文獻和聖經等傳世文本，而不是將西方當代的概念強加到古人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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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學者是否真的對中國更苛刻？不好說。的確，印加帝國沒有文字，研究印加帝國的西方學者們也樂於承認他們是文明，是帝國。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好像許多都沒那麼客氣。研究其他地區的西方學者對中國往往更不客氣了。我在簽名中的電子書里就講過自己在哈佛遇到的經歷。事情都是小事情，但可見一斑。
這是為什麼呢？我想起那邊著名同時在我眼裡也有些臭名昭著的《全球通史》（Stavrianos本人就是個希臘裔），希臘中心論的典範。那裡面極力暗示商朝是外來——西來——的文明。蒲立本自己在書里提過，他曾經在七十年代時去會上讀過一篇論文，想證明甲骨文的天干地支二十二個字來自於腓尼基二十二個字母（那個時候的腓尼基字母可不止22個，再者說所謂腓尼基這個概念、大部分腓尼基語銘文出現的時候，已經基本到西周初期了；殷墟甲骨文早期其實是地中海東岸遭受外來攻擊的文獻斷檔期），後來發現好像不太對就沒發表。如果大家讀過賓大著名漢學家梅維恆先生的博客，就不會對這種說辭太過陌生。
對於某些從發現仰韶文化開始就儘力證明中華早期文明全方位來自於西方的學者來說，你說他們有什麼動力承認夏朝存在？甲骨文出現之前，他們商朝都不承認；甲骨文發現之後，人家想的是什麼？「甲骨文不屬於你們中國人的祖先，外來的，是外來統治者強加於底層的。」 這現在恐怕不是主流看法了，但我仍然親耳聽人提過。
我認為華夏文明的確有很多元素來源於中亞、近東。有什麼奇怪的？近東內部也是傳來傳去的，這我在其他答案里說過。文明傳播、引進技術不丟人，海納百川值得自豪。
不過我想強調的主要就是這種涉及中國則有罪推定的傾向，我認為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學術研究的非學術性。
別忘了，印加帝國研究者和漢學家、近東學家不是同一撥人，而他們的研究對象也不一樣。有什麼區別？如果我們看看今天的秘魯、伊拉克、敘利亞和中國，大家覺得這些地方有什麼區別？如果我們看看文明的延續，這些地方有什麼區別？
我來說兩句兩句誅心的，沒有根據，全是胡說：
首先，那些地方在現實世界中對西方（已經）構不成威脅；經濟體量不值一提，政治體制也沒提供另一個可信的選項；更沒有十幾億人口。
其次，那些地方的古文明已經死亡了。信仰、語言、文字、人群、思想、傳統，能留下來多少？和中國比比呢？
陰謀論一下：西方某些學者眼裡，古代近東是他的祖先，這樣一來，不就變成了：「我們西方比你中國強不是一兩百年，而是五千年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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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提個專業內的。
有朋友比較了西方學者對特洛伊、荷馬史詩考古的標準很松。我有些耳聞，但並不是我專業。但我的作業更恰當啊：聖經。
聖經考古就是從為了證明聖經內容開始的啊。
至今，在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所羅門存在的情況下，某些大興土木的遺迹（如Megiddo）不就被許多主流學者當成是所羅門統治的證明了么？關於大衛，只有後世一塊阿拉姆語石碑（Tel Dan Stele）上寫了」bt dwd「（大衛家；但沒有母音）——但這不是同時期的史料啊，差至少一百多年了。一百多年的時間我覺得在傳統社會造個假祖宗不難。但主流的古代以色列歷史裡為什麼還拿大衛和所羅門當真事呢？
我導師（世俗猶太人）跟我談起這些和夏朝，覺得二者可能都是真的，因為他覺得古人文獻未必不可信（有人認為夏朝王表是周人編的）；我當時覺得二者可能都不太可信，只能證明有東西在那兒，非說是大衛家或夏代，目前確實缺乏直接證據。
但我覺得這兩者看法都沒什麼。最怕的就是雙重標準。
我特別好奇那些質疑夏朝的西方學者對聖經歷史和考古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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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是否存在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不要迷信西方話語體系，自己去尋找和重構中國文明的早期發展脈絡。在這個過程中，世界各地的信息都值得拿來類比、對比，但不應該覺得別人依據其他資料給出的定義是神聖的法律。再說，法律還有國界呢，何況學術研究？
更新一句：強烈推薦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許宏《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大都無城》三部曲，分別從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次解析了中華文明的起源。而且許先生立足公共考古，書非常好讀，看看權威人士的材料和方法，相信大家心中自有準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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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簡單，因為考古無法證實夏朝存在，當然不代表夏朝絕對不存在。許宏先生認為二里頭的定性為「有條件的不可知論」，即主張沒有甲骨文一類當時的自證性文書資料出土，不可能解決都邑的族屬和王朝歸屬問題。不需要廣泛列舉誰認為存在、誰認為不存在，長篇大論意義不大。這其實是個簡單的邏輯問題，誰的觀點都要經過邏輯驗證。我嘗試用最簡潔的句子說清楚：
1、文獻記載中的夏朝。我們所知的夏朝事迹，是文獻記載的夏朝，即是周人心中的夏朝，而不是夏人、商人心中的夏朝。既然只是周人心中的夏朝，就不等於夏朝真實存在過。我們不能說周以前夏朝不存在，但是至少可以說存疑。正如顧頡剛先生說的「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
2、甲骨文中有關的字。「夏」字的存在尚未得到共識不論，而如「杞」「後」「姒」這些字，即使是廣泛認可存在的，是否能代表與夏朝有關係是存疑的，因為我們還是要靠周人的記載去佐證他們，而不能就卜辭本身得出結論。如我們熟知的「司（姒）母戊鼎」（或釋為「後母戊鼎」），其含義不管是宗教的祭祀、是政治的掌管，明顯都與夏朝無關。而「杞」是何族屬當然也尚存在疑問。
3、二里頭的問題。二里頭作為沒有文字流傳下來的文明，當然也不能證明二里頭就是夏朝。儘管二里頭文化與文獻中的夏朝在時間、空間存在一定重合（其實存在不小爭議，自59年徐旭生髮現二里頭遺址後近20年被主流觀點認為是商都，70年代後期鄒衡提出夏都說才逐步取代商都說，但今天仍有不少考古學家提倡商都說），許宏先生認為二里頭是「最早的中國」 「東亞大陸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宮城、城市主幹道網、車轍、官營手工作坊區、青銅禮器群等等），但欠缺的仍然是「夏」這個族徽標記。
4、綜上，我們可以得知的是二里頭是當時中國領先的文明，如果參照殷墟為「商朝」的標準，或許可以稱之為「朝」，但族屬還是無法確定。其實我們不需要計較夏朝是否存在，也不需要揣測外國人包藏禍心。這二里頭文化以及更早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毫無疑問都是中華文明的正源，就像許宏先生說的一樣「肇始於二里頭文化，以祖先崇拜為內核，重王權而把宗教置於適當位置的中原禮樂文明……在嚴酷的社會競爭和人與自然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發展壯大，最終成為華夏文明的主體」。
5、至於周人為何要命名「夏朝」，這裡畫蛇添足談一點看法。夏本身有「大」的意思（《爾雅》），所以周人在周初自稱為「夏」（《尚書·康誥》《尚書·君奭》），無非是誇耀自己強大，並據此構建出來一個「夏朝」。而又因為「夏」「下」通用（《天問》夏民即下民），故作為西周人心中最古的天神——「敷下土方」的社神大禹，便順理成章和夏朝聯繫起來，成了夏朝的建立者。顧頡剛先生不否認夏朝存在，但也認為夏朝和大禹關係是後起的。
相關回答：林屋公子：易中天說中華文明只有3700年，為什麼？
林屋公子：商朝人是否認為自己是華夏族，炎黃子孫？
不是不被外國承認，這種質疑是不分國內國外。當然這裡說的相關學科工作者。
質疑原因一直有兩個：
1、二里頭是不是國家（能不能稱之為國家）？
2、二里頭是否對應著夏？
隨著考古發掘的研究，關於問題1的質疑聲音越來越小了。現在是問題2。
我也回答一個吧
補一點：文明≠王朝
埃及文明大約誕生於5300年前涅迦達二期，埃及王朝誕生於5050年。
蘇美爾文明大約誕生於5500年前烏魯克時期，蘇美爾王朝誕生於4800年。
中國文明大約誕生於5200年前（這個時期至少有3個文明基本成型：油子嶺晚期的江漢文明，良渚早期，紅山晚期），中國王朝誕生於3700年（按許宏的說法二里頭是中國第一個具有王朝氣象的社會）。
所以二里頭是不是夏朝，夏朝有沒有4000年根本不影響5000年中國文明史，「王朝」是「國上之國」，是文明的高級階段而不是文明的起點。
關於文明的定義以及中國早期文明的一些情況：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7380636/answer/156839344
回歸原題：「夏朝不被國外考古承認」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
1、夏朝在國外是有不同觀點的，既有承認也有不承認，並不存在一個能代表整個「國際」的學術界 統一口徑不承認夏朝。
——《世界史前史》布萊恩 費根
——《人類文明史圖鑑02神王時代》
2、看到有人回答無法自證，這個算是回答到了關鍵點了，但是並不完全準確。
簡單來說，這裡夏朝無法確認（包括國內外都無法確認），原因在於概念混淆。
「夏朝」是文獻歷史學中的概念，而我們一般人想了解的考古學中的夏朝（實際上就是想了解夏朝是否真實存在，考古學就是還原真實）。這裡可以回答「夏朝」肯定存在，不過是存在於文獻歷史學中。它的特徵就是：名字上「夏朝」，時間上的前2070年-前1600年，王朝都城在尹洛河流域的斟潯，陽城等（這些特徵還有很多，這個非常重要，這是下面辨認考古遺址是不是「夏朝」的依據，和特徵契合越多、契合的因素越重要越好，文字自證是最重要的因素）。
那麼考古學中「夏朝」是否存在呢，目前只能證明一部分，還不能確認是否存在。注意這裡不能確認的是叫做「夏」的這個文明政權，並不是不能證明有一個文明。
事實上在夏紀年內（前2070-前1600）中國有很多文明政權，在文獻中夏活動區域（晉南-河南）也發現了文明政權。這裡最契合文獻中「夏」的因素的就是王灣三期-二里頭這一系文明。
時間上：王城崗-前2102年-前1860年（大城）
新砦-前1870年-前1720年
二里頭-前1750年-前1500年
夏朝：前2070-前1600年。時間契合（城市與王朝建立時間未必絕對一致）
地理上：如下面幾幅圖，這幾個城市大都能和文獻中夏朝都邑對應（不是像特洛伊那樣的一座城對應，而是一堆城都能對應）。
規模和文明程度上：
本圖說明了這些城市的規模，也許王城崗看起來30萬平方米很小，但是同樣是古文明邁錫尼古城只有3萬平方米。
本圖說明了這些城市的技術水平，能製作銅容器，代表了銅器製作水平已經比較成熟了。
這兩幅圖分別代表了夏時期這個文明的影響範圍和核心區域，核心有幾千上萬平方公里（劉莉認為有2萬平方公里），影響區域有二十多萬平方公里，與之相比，古王朝時期埃及也就3萬平方公里左右。可見此文明的勢力也非常強大。
從上面幾個方面可以看出，這個是個和夏朝耦合度非常高的文明。那麼它是否是夏朝呢？——非常可能，我只能這樣說。目前沒有決定性證據，但是這麼多因素都指明它就是夏朝，所以可能性很高。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能證明夏朝並不代表就沒有文明！！！中國文明有5200年以上（社科院），而在3700年前有這麼一個廣域王權國家（王朝），我們完全可以說商朝之前的二里頭就是中國第一王朝。
3、其他國家的情況是什麼樣呢？
邁錫尼：我們集中在所謂「文字自證上」，就不提米諾斯了，米諾斯線性文字A並沒有被破譯，自然也就無法自證。而邁錫尼呢？
目前發現了4000多塊泥板，基本只涉及經濟管理內容，我們並不知道這個文明具體情況，關於其屬性也大多是推測，如阿西亞瓦王國，「推測」是阿卡亞人邁錫尼國家。
而線性文字b中也根本沒有出現邁錫尼名字，沒有記載文獻中邁錫尼霸權。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從文字角度上，邁錫尼遺址和文獻中的「邁錫尼王國」耦合度是不高的。那麼用王灣三期-二里頭的例子看，邁錫尼又憑什麼被認為就是文獻中的那個「邁錫尼王國」呢？
綜上，如果王灣三期-二里頭無法確認為文獻中的夏朝，那麼邁錫尼又憑什麼被確認為文獻中的邁錫尼王國呢？我覺得這點值得所有人思考。
我也來一個未完待續吧，有空再說說其他文明
再來說說埃及：
古埃及並沒有一個連續完整的國王統治年代順序表。
埃及年代學建立所需要的主要依據是王名表，即古代埃及人記錄國王名字及相關重大事件的一種形式。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埃及歷史上重要的文獻資料。帕勒莫石碑（Palermo Stone）就是其中之一。帕勒莫石碑共有七塊殘片，其中最大、最完整的一塊珍藏於義大利西西里島的帕勒莫博物館，其餘殘片分別收藏於倫敦和開羅等地的博物館內。帕勒莫石碑上刻有目前已知歷史最悠久的王名表，它羅列了前王朝末期至第五王朝早期歷代法老的名字，從第三王朝開始記錄的內容增加了祭祀和尼羅河泛濫等大事記。
第二件重要史料是一份收藏在都靈博物館中的紙莎草文獻，它也因此被命名為「都靈王名冊（Turin Canon）」。該王名冊記錄了從第一王朝到第十七王朝法老的詳細信息。這是目前已知時間跨度最大的王名冊，是現代埃及年代建立的重要依據。都靈王名冊記錄詳細，不僅書寫有每個國王統治的時間，還記錄了從中王國開始的國王們的具體年齡。
第十九王朝的三個王名表同樣具有重要研究價值。拉美西斯二世和他的父親塞提一世的兩個王名表內容相同，被雕刻在阿拜多斯的神廟牆壁上，「阿拜多斯王名表（Abydos King-list）」由此得名。它共記錄了76位國王的名字，國王的名字被刻寫在王名圈內，依次排開，在每個王名圈的下方都刻畫著一位國王的形象。值得一提的是，阿拜多斯王名表並沒有遵循真實的歷史記錄下每位統治者的名字，把當時認為是異端的統治者從名單中剔除出去，如埃赫那吞和隨後幾位第十八王朝的統治者，在該王名表中杳無印記。第十九王朝的第三個王名表是「薩卡拉王名表（Saqqara King-list）」，它出現在圖特摩斯三世時期一位高官的墓室里，「異端統治者」的王名依然沒有出現在其中。
最後一個重要的王名表是雕刻在卡爾納克神廟牆壁上的「卡爾納克王名表（Karnak King-list）」，上面共記載有62位國王，每個王名的下邊都有一位端坐在王座上的國王形象。每位國王的樣貌如出一轍，我們無法從中辨別出國王的具體相貌特徵。郭教授在這裡特別指出，埃及人把類似卡爾納克王名表這樣的文獻記錄在宗教場所內，其目的在於祭祀，而並沒有主動書寫歷史的意願。
托勒密時期（公元前305—前30年），執政的托勒密國王命令祭司馬涅托（Manetho）為埃及寫一部史書。對埃及文化宗教了如指掌的馬涅托最終用古希臘語寫成一部《埃及史》，遺憾的是全書並沒有保存下來。通過古典作家對馬涅托著作的大段引述，我們可以從一些殘篇斷章里看到他對埃及歷史的描述。幸運的是，馬涅托編寫的埃及年表保存了下來，這成為埃及歷史朝代分期的主要依據。在這份年表裡，希克索斯人統治埃及的歷史被馬涅托有意忽視，這也使得這段異族統治埃及的歷史在文獻上至今仍留有空白。
學者們將古埃及的歷史進行分期和命名。馬涅托為古代埃及劃分了三十個王朝，後來學者們把波斯第二次統治埃及的時期劃為第三十一王朝；近現代學者進而把埃及歷史上穩定時期命名為王國（Kingdom），把衰落動蕩時期稱為中間期（Intermediate）。 ——《「古代埃及年代學」講座紀要》
從上面可以看到，古埃及最早的文獻是第五王朝時期的帕勒莫石碑，這是什麼概念呢：假如中國夏朝是第一王朝，那第五王朝就是漢朝，也就是漢朝時期出土了一個石碑，上面記錄了前面5個王朝國王的名字（記住，這裡不是記錄王朝斷代，而僅僅是名字）。是不是比史記差多了？
那麼再看我們一般了解的埃及斷代（第一第二…王朝）是什麼時候的事呢？是托密勒時期的《埃及史》
這樣劃分的，此時埃及文明已經滅亡了，距離第一王朝3000多年。相當於宋朝寫了一本歷史書，上面把前面的中國劃分為「某某王朝」。
而現代考古學家還搞出了一個第零王朝。
最後我想問了，你們給人家埃及分朝代問過人家當時的人嗎？你叫別人數字王朝，會不會別人有自己的國家名字呢？
然後回到中國，周代（距夏朝不到一千年）的文獻就有了斷代，同時也有了從黃帝到當時的國王名字（相當於埃及王表），請問憑什麼中國人自己命名的「夏朝」和自己排列的王表就不能算數呢？（數字王朝斷代都不是埃及文明自己排列的）。
而現在埃及王朝還在增加，因為考古發掘了新的東西了。也就是——埃及是歷史斷代服從考古的。（可以說歷史就是後人根據考古編的）
中國正好相反——考古服從歷史斷代（考古根據歷史記載的地方挖的），挖出了比夏朝早的東西還不敢承認（到現在還有一大堆不承認良渚文明屬性的）
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換一個角度，用埃及的方式來呢？也就是忽略所謂的「夏商周斷代」，直接用中華第一王朝來定義二里頭（或者良渚），商就是第二王朝，以此類推，以後假如挖到更早的也可以像埃及一樣搞個第零王朝。
當然，這裡並不是否認歷史，而是強調我們沒必要被歷史文獻束縛了。文獻是第二手資料，考古是第一手資料，主次別搞錯了。
出處
《世界史前史》——布萊恩 費根
《人類文明史圖鑑2 神王時代》
《Between Myth and History：The Xia Dynasty》
《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
《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許宏
《邁錫尼時代的王權起源和發展》——王以欣
《邁錫尼國家的起源及其特徵》——晏紹祥
《「古代埃及年代學」講座紀要》——郭丹彤
竊以為，學術問題，考古就講考古，文獻就講文獻，一切扯「不認祖宗」或者「不愛國」之類的回答還是不要回複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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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對古文化比較感興趣，嘗試回答一下。
夏朝本身的爭議在於「作為一個朝代是否存在」，即2個問題：
1.是否有王權存在或者是萌芽？前置問題：私有制是否已經產生？
2.如果第一個問題是肯定的，那麼王權是否以國家的形式存在？
tips:
關於夏朝的文獻是很多的，然而考古從來不以文獻為準。最多最多，文獻可以提供一種可能性：既然大家都說夏朝存在，那麼它可能是存在的。但最終定論還要以考古證據為主。所以無論「歷史學家」們怎麼看，沒有考古支持的看法統統只是假說，是不能寫進教科書的（雖然天朝早就這麼做了）。另外，也不要拿中國和古埃及比，古埃及現在確定的朝代都是有考古證據的，國內這方面的資料較少，所以有些題主會以為老外治學不嚴謹，其實所有證據都明明白白地寫在維基上呢，英文版的維基翻牆都不用，任何人都可以看到。
言歸正傳，那麼夏朝到底有沒有考古證據可以證明王權已經出現呢？
有。禹墟就是。
答主在前年曾有幸參與到蚌埠博物館的建設工作，新館有很大一部分內容是介紹大禹的，順便了解了一些相關的考古成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大禹的「封禪台」，據考證它是「禹會諸侯」時所用的會場。如果這個結論是正確的（答主旁聽過教授們內部討論，雖然不太懂這些學院派闡述的種種理由，但聽起來莫名地可信），顯然王權在大禹時代就已經確立了。大禹治水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是禹會諸侯是真的，甚至當時儀仗隊插旗杆用的小孔都能在廢墟中找到。
如上圖，這就是傳說中的禹會諸侯所用的祭祀台了。說實話，答主對其細節上的考證並不苟同，但對其結論是認可的---它確實是一處大型的集會或者祭祀用的遺址。答主到實地看過（前年就已經填埋了，現在看不到了），其規模與形制符合當時的生產力--所謂「禹會諸侯於荊塗，執玉帛者萬國」可能只是後世美言而已，遺址並沒有這麼大的陣勢。
有人可能要問，你怎麼知道這個遺址的主人就是大禹呢？除了文獻不是沒有別的證據可以證明嗎？
確實如此。雖然我們感情上更希望這是大禹的遺迹，但真的沒有證據。
然而答主想說的是，這個遺址的主人是不是大禹，其實並不重要--只要它的年代是夏朝就可以了，而這是很容易確認的。無論遺址的主人是大禹還是小禹還是迷你禹，這個遺址的功能是不會改變的。只要有人在此祭祀過或者集會過，那麼這個人就是「國王」，說明了當時已經存在王權。
第一個問題解決了，那麼第二個問題呢？有證據表明大禹或者往後的時代存在國家嗎？
答案是：沒有。
現在已知的大型遺址，如二里頭遺址，國內大部分資料都將其描述為「某某國家的都城」，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誤導。現階段，沒有任何直接證據可以證明已發掘的遺址是「都城」，甚至連最基本的「國家」的證據都沒有。確認一處遺址屬於某個國家，答主認為至少要具備以下幾點：
1.大規模的墓葬。這些墓葬要明確表現出階級，最好有小片的高階墓葬聚集區。
這是古埃及位於阿拜多斯北部的皇家墓地。只看平面圖，我們就可以輕易區分出王墓和普通墓。這些墓葬除了可以證明王權和階級的出現，更證明了王權的連續性--這是形成國家的鐵證。
2.可以解讀的古文字記載。二里頭遺址中出土了不少象牙殘片，上面有一些原始文字，可惜當前無人能夠解讀。如果有公認的解讀規則出現，那麼這些文字將是最直接的斷代證據。
答主註：實際上，對於古老到文字尚未成型的夏朝來說，利用文字斷代的成功率性很低。因為當時的文字並沒有發展出通順的語句，而沒有邏輯的單個的字元沒法傳達出複雜的含義--這個意義上說，圖形比文字更加可靠。
3.軍隊存在的證明。成為一個國家，必須要有的部分就是獨立的軍隊。然而目前發現的遺址中，戰爭的成分很少。也許當時生產力低下，土地和自然資源過剩，並沒有發生戰爭的必要--這樣更降低了出現國家的可能性--由戰爭催生國家的動力已經不存在了。
綜上，答主覺得，老外認為夏朝不存在是合理的。當然夏朝可能存在，但是除了文獻之外沒有直接的物證支持。現代人只知道當時出現了私有制，出現了階級，出現了王權，但沒有證據表明出現了國家。所以，在更多的考古證據出土前，我們還要對夏朝的存在持保留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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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主註：
以上推論，是建立在「大禹」真實存在的基礎上。然而事實上，除了文獻外並沒有直接證據能證明大禹真的存在過，他的墓葬或者同時代的文物均沒有被發現，這樣就多了一種尷尬的可能性：大禹可能只是一位傳說中的人物。目前關於大禹的最早記錄是來自於西周--那時距離大禹時代已經過去了至少500年。所以嚴格地講，「大禹」本身可能就是個偽命題，並不能作為夏朝是否存在的論據。但是正如答主上文強調的，無論大禹是否存在，都不影響本篇的結論，除非存在另外一個「夏朝」，而這就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之內了。
-------------------3.22補充，4.11修改-------------------
有答友提出「標準」問題，這個問題是見仁見智的。因為對於「國家」，考古界從沒有過確定的標準，只有一些公認的標準，即「起碼達到某某水平」才有可能被稱為「國家」，比如王權和私有制。王權是國家的先決條件，這個沒有爭議，但是有王權就代表有國家了嗎？也不是。國家要有疆域，要有都城，要有完整的統治機構和禮儀機構（古代通常表現為宗教），所以大禹時代並不能稱之為國家。
另外，很多人混淆了「文明」和「國家」的概念。「華夏文明」和「夏朝」並沒有必然聯繫。「夏朝」可能有也可能沒有，但是華夏文明一定有。四大文明古國（這個叫法本身就是一種誤導）均發現了文字，所以這些文明的確定性毋庸置疑。而國家的形成則是文明的延續，有些文明可能演化出了「國家」，有些文明則沒有演化出「國家」就滅亡了。像我們熟悉的瑪雅文明，它就不是國家。另外，文明也分幾種，最接近「國家」形態的是「都市文明」，即擁有考古確認的大規模城鎮，比如印度的摩亨佐達羅。而我們的「夏朝」並沒有發現類似的城鎮，這才是夏朝斷代考古的硬傷。
（答主註：二里頭遺址尚有爭議。它可能是夏都，也可能是商都，甚至可能是更後來的城市遺迹。所以答主目前傾向於寧可信其無，對二里頭就是夏都的說法不予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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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還要特意提一下古埃及文明。古埃及文明有它的特殊性---國王頭上的王冠明確代表了國家的產生，所以相對好認定。
如圖，白色部分是代表上埃及國王的白冠，紅色部分是代表下埃及國王的紅冠。兩者合一，代表整個埃及的國王。
如下，白冠在一些遠古君王的畫像中的形象：
我們可以看到畫中人物戴著白冠--這表明他是一位國王。國王面前有一個蠍子和一個玫瑰花結，這是他的名字：蠍子王。根據相關文物的測年，我們得知這位國王生活在美尼斯之前，而美尼斯是歷史記載中埃及的第一位國王。所以結論顯而易見：如果這個人物是真實存在的，那麼「國家」的出現要早於我們熟知的歷史。後世的記載如很多人奉為經典的曼涅托，希羅多德，甚至是新王國自己編就的阿拜多斯王表，均不可信，或者說，他們採信了錯誤的資料。
實際上，這個浮雕是蠍王權標頭的一部分。權標是古埃及國王手持的一種禮儀用具，類似於後世的權杖，它代表了國王至高無上的地位。所以這個浮雕本身即證明了王權的出現。
早在1898年，人們就發現了這個權標頭並由此得知了蠍子王的存在。但本著孤證存疑的治學精神，當時的學者並沒有草率地將他確定為真實存在的國王，而是暫時將其歸於「傳說中的人物」。直到100年後德國學者在阿拜多斯發現了蠍子王的墓地，這才證實了蠍子王的真實性。至此早王朝即存在國家的事實已被大部分學者所接受。
另一方面，下埃及的紅冠則出現得更早。涅加達1610號墓中出土了一個黑頂陶罐，上面繪有原始的紅冠形象，如下圖：
這個陶罐的年代早於美尼斯400-500年。而以前人們認為這個時期私有制才剛剛產生。
即便如此，古埃及立國仍沒有按照上下埃及「出現國家」來計算，而是按照上下埃及「統一」來計算，即同時擁有紅白兩冠的國王出現。這進一步地嚴謹了國家的定義--避免所有主觀或者客觀遺漏的可能性。
（答主註：這裡的細節是：埃及國王當時並沒有同時佩戴紅白雙冠的習慣--更多時候他們在上埃及時戴白冠，在下埃及時則戴紅冠，以示對被征服者的尊重。所以學者們無法排除這樣一種可能：蠍子王等數位早於美尼斯的先王，可能已經是全埃及的國王了，只是他們佩戴紅冠時的形象尚未被發現。出於這種擔心，學界目前的主流意見是謹慎對待，寧可信其無，只將同時佩戴雙冠的美尼斯作為開國國君。另：本文忽略關於美尼斯和納爾邁的爭議，將其視為同一人，下同。）
那麼是不是除了王冠之外就沒有別的證據了呢？當然不是，古埃及文物的保存度要遠遠大於我國（石材建築和沙漠氣候立功了），發現的輔證也要遠遠多於「夏朝」。比如，下面這幅畫：
這是著名的畫墓壁畫。對它的解讀有很多種，但公認的是，它至少證明了階級的存在。畫中出現了手格猛獸的國王形象（左下），出現了身穿豹皮的僧侶形象（左上）。顯然，這是階級出現的證據。在戰爭場景中，我們可以輕易區分出雙方的士兵（中下），也可以看到成群結隊的俘虜（左下），說明當時已有軍隊的概念。而畫墓本身的喪葬規格明顯高於周邊其他墓葬，這強烈暗示了墓主可能就是畫中的國王。所以，這幅畫是前王朝形成國家的佐證之一。
另外，還有一些零零碎碎的輔證。
這是「利比亞調色板」。上面記錄了7個城邦--希臘人稱之為諾姆，即「省」。這些諾姆的具體所指今天已經不得而知。它證明了在製作該調色板的年代，埃及至少存在7個或者10個諾姆（算上殘缺的部分），再考慮到稍後的納爾邁調色板，埃及全國的諾姆總數可能超過了20個--這已經構成了複雜的城邦文明。
這是卡王--另外一個早於蠍子王但是歷史沒有記載的國王。
這是IRY-HOR。
我寫不出他的名字是因為這個國王好像還沒有正式的中文翻譯--叫他艾瑞荷爾好了。他是比蠍子王和卡王還要早的一位國王，當然，對於荷爾的一些細節還存在爭議，但可以確定，他的國王身份確鑿無疑，所以他的時代也出現了國家。
綜上，在現代劃分法中，古埃及在涅伽達二期時已經產生了的國家，距美尼斯還要早150-200年左右，即距今5150-5300年左右。那個時代出現了國王，出現了征伐，也出現了軍隊。有數位國君的名字已經被發現（上文提到的蠍子王，卡王，IRY-HOR等），而城鎮也初具規模（參考利比亞調色板和納爾邁調色板），所以我們可以確定地說那時候埃及已經出現了國家。
我們回頭對比一下「夏朝」，有類似的證據嗎？
因為雙標。
比如所謂的特洛伊遺址，沒有發現任何文字依據表明它叫特洛伊城，西方人偏就承認用神話傳說里的特洛伊給它命名為特洛伊遺址。
中國的徐旭生按照中國歷史典籍的記載找到了夏朝的二里頭遺址，除沒有發現文字自稱「夏」以外，其他文物證據都與夏朝的記載相合，但西方就咬死沒有文字證據自稱「夏」，不肯承認二里頭是夏遺址。
西方的雙標是自古至今一直存在的。不要忘了白種人在政治態度上承認種族平等還不到五十年（以西方世界的領袖美國取消政治制度上歧視黑人為界），數百年來累積的歧視已經深入西方人的骨髓，他們是不會願意承認他們不如他們所歧視的黃種人的。
美國一個名校教授寫了本書，翻譯成中文叫西方還將主宰多久。這書以中國一國敵全世界，將古埃及、西亞、希臘羅馬都算作西方，剩下的算東方。這東方，南北美洲不用說是落後的，剩下的就是中國和古印度河了，古印度沒有任何歷史典籍傳世，發現的一些印章文字也無法釋讀，自然不足據。這樣，所謂的東方不就只剩下中國了？
他用不同時代的不同國家的「西方」來和固定的中國相比，又使用莫名其妙論證標準，得出莫名其妙的結論也不奇怪了。他的結論是，西方數千年來一直領先東方，只有中間幾百年稍微落後，很快又趕上來了。
這些西方蠻夷在殖民侵略發了家以後，開始搞文化建設了：不僅我們現在闊，我們祖宗世世代代都很闊。為此不惜拋棄他們真正的野蠻人祖宗，去認黃種人古埃及非白種人古猶太為祖宗，也就和倭奴國的猴子發家以後編造家譜，將祖宗定為倭奴酋長的野種可以等量齊觀了。考古不等於歷史！考古不等於歷史！！考古不等於歷史！！！重要事說三遍。
如果西方人真象他們對待夏朝這種苛刻標準一樣「公正」，所謂的「特洛伊」遺址、「邁錫尼」遺址根本就不存在，那只是些無名遺址而已——中國正經的歷史文獻被當廢紙，神話史詩倒拿來給遺址命名，雙標至此還要臉嗎？甚至古希臘文明本身也不存在，因為沒人能證明存在一個叫「希臘」的王朝和國家。
否認夏朝存在不僅是思維有問題，更是精神有問題，夏的記錄存在於《尚書》、《詩經》、《國語》、《春秋》等多種先秦史籍中，在諸子百家中也都是共識，而他們距離夏朝不過幾百年而已，否認夏朝存在論其實是在誣衊先秦無數書籍和聖賢全是在撒謊，而這一切都只為捏造出一個不存在的朝代出來，同時還能被所有人認可，那可真成神跡了。可夏朝不是神，中國古人也不是有「信仰」的宗教徒，完全沒有捏造出夏朝的必要。
否認夏朝存在是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和中國古人的巨大侮辱，而有些中國人不對這種肆意侮辱感到憤怒，卻甘心接受這種荒謬絕倫的觀點甚至食其餘唾，只能說已經退化為軟體動物了。
居然有人大言不慚來要夏朝存在的證據？歷史文獻你不信，考古遺址你不認，只好等時間機器發明後把你送回去了。再說一點，誰主張誰舉證，夏朝存在是中國歷史文獻肯定的既有事實，需要舉證的是聲稱夏朝不存在的東西們。
——————————————————補充線1——————————————
謝謝點贊和提出合理問題的朋友們。
首先，許多人對原回答中所說的與夏朝相距不過幾百年的說法提出置疑，我覺得是因為對主語有誤解。這裡的主語是先秦保留對夏記錄的文獻，如「《尚書》、《詩經》、《國語》、《春秋》等多種先秦史籍」，很多人把前面的文獻部分撇開，單把列在文獻後用以強調夏朝存在是共識的「諸子百家」作為主語，我也有點無語。而以文獻書名的成書時間來摳，讓人不由扶額嘆氣。《尚書》和《詩經》都是選編而成，是歷代篇章的合集，並不是成書時才有的。而且雖《尚書》和《詩經》定本由孔子完成，但《尚書》和《詩經》之名早在西周就有了，如孔子之前人經常引《書》、《詩》內容，就是指《尚書》和《詩經》。尚書最後收入的《秦誓》是秦穆公所作，秦穆公（ 前682年—前621年 ）下限尚且距夏亡不足千年，何況其它篇章？詩經也是同理。尚書真實性最無可置疑的部分就是周初的誥命，其中多次提及夏朝。
《召誥》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多士》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向於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這是周公東征擊敗武庚三監叛亂後，將商朝遺民遷往洛陽時的訓話，其中反映了夏朝存在是商周公認的，所以在此基礎上能對話。而且商人還以商朝將夏朝貴族納入統治階層的先例，請求周公對其寬大優待。
這也為考古所證實，夏人在夏朝滅亡以杞為名延續了下來，猶如商以宋為名延續下來，甲骨文中多次出現了「杞」。
丁酉卜，殼貞，杞侯炬弗其禍，有疾。（《合集》13890）
癸巳卜，令登賚杞。（《合集》22214）
己卯卜行貞，王其田亡災，在杞。
庚辰卜行貞，王其步自杞，亡災。（《合集》24473）
庚寅卜在女香貞，王步於杞，亡災。
壬辰卜，在杞貞，王步於意，亡災。（《合集》36751）
商王武丁的妻子中也有位「婦杞」
這裡顯示了，「杞」的地位相當高，而且與商的關係很親密。能稱為「杞侯」，說明杞與商的政治關係友好密切，通婚也證明了這一點。如武丁時稱周人為「周方」，之後武乙和文丁時期，因為周與商關係日益密切並且聯姻，在甲骨文中則稱「周侯」。
要注意的是，商朝是」有冊有典「的，而冊典都是竹簡，這才是商朝的正式文獻資料，由於難以保存，商朝的竹簡尚未發現，只能找到最易保留的甲骨，但甲骨只是占卜工具，顯然不能展現商朝歷史文化記錄的全貌。
《詩經》中除《商頌》中歌頌商湯伐夏的內容以外，還有周初的《大雅》里著名的「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盪》
《國語》和《春秋》雖然是史書，但同樣來自史料彙編，而不是憑空捏造。《國語》始於周穆王 （約前1054年—前949年） ，《春秋》始於魯隱公（ ？—前712年 ）。
中華文明和漢族之所以能成為世界傳承最久的文明和民族，最核心的原因在於我們有極其重視血統淵源和文化歷史傳承的文明傳統。中國人可以不信仰神怪妖魔，但不可不尊奉祖宗，尊重古人傳承的歷史。尊祖意味著不亂認祖宗，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祭祀祖先的重要性甚至要比戰爭重要。祭祖時，是讓孫輩的童男充當「屍」，就是祖先的代表端坐於上接受祭拜。對血統淵源極度看重，稱祭祖為「血食」，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除非是共祖，絕沒有去祭別家祖宗的禮法。死者需要大量陪葬和子孫不斷祭祀才維持生前的生活，子孫也只有通過祭祀才能獲得祖先的佑護，這是中國文化最根本的信仰。中國古人特別是三國以前尤為如此，甚至達到過猶不及的程度，大修陵墓，奢糜厚葬，乃至大規模人殉和人牲獻祭都是其表現。但話又說回來，如果古人就破除「封建迷信」，搞火化薄葬，考古學又能考到多少東西呢？疑古派大發神威，再將中國歷史縮短個幾千年應該不成問題。
在這種文化氛圍下和先秦諸侯林立體制下，上古氏族傳續沒有中斷的諸侯國很多，不可能亂認祖宗，更不會亂認還得到公認。杞國是夏朝後人，這一點古人無人懷疑。
如 《國語·周語》
周襄王 （？―前619年） 要娶狄人之女，大臣反對與異族通婚而進諫說：「夫婚姻，禍福之階也。由之利內則福，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 由大任，杞、繒由大姒（夏人後裔有莘氏之女，周文王之妃，周武王之母），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 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 」
如《春秋·左傳》
「衛成公夢康叔曰:『 相奪予享。』公命祀相 。 寧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 杞鄫何事？ 』」 （說明一點，先秦的」族類「用法特指家族，指代族群是漢以後的用法）
在魯僖公三十一年（前625年），衛國受狄人殘破後，遷都於帝丘）。遷都後，因為建都於夏朝第五代君主的都城和葬地所在，衛成公做了一個夢：衛國始祖衛康叔說自己的祭品被相搶走了（死人之間搶東西也是萌萌噠），衛成公三觀很正，沒說要幫祖宗搶回來，而是認為根源在於貧富不均，只要同樣祭祀相，大家就和諧了。但大臣寧武子跳出來叫停，說祭祖這事該由夏朝自家子孫杞國等負責，你外人祭別家祖宗太不合規矩。這一記錄既說明夏朝是公認事實，也說明杞國是公認的夏朝後裔，同時證明了當時看待祭祀和血統非常嚴肅。
其實當時各國之間熟悉彼此血統淵源和傳承，何止杞國存在能證明夏朝存在，還有各上古著名氏族的後裔存在。如與大禹同時，一度成為大禹接班人的皋陶，他的後裔是蓼國和六國，當蓼六被楚國滅亡，魯國大夫臧文仲（ （?—公元前617年） 就哀嘆皋陶無人祭祀了。《左傳·文公·文公五年》：「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而且周朝商以外更有名的前朝後裔諸侯國並不是杞，而是比夏朝更早的虞朝大舜後裔的陳國。這一點同樣是公認和無人置疑的。舜的後裔有虞氏，在夏朝就與夏通婚，夏朝中興的少康就娶了有虞氏的兩個女兒二姚，周初舜的後人胡公滿有功於周，周武王將長女大姬嫁給胡公滿，封於陳。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陳國雖然最終亡於楚，但其分支來到齊國，後為田氏，最終代齊稱王，而田齊的」陳侯因齊敦「上有中國文物（非文獻）最早出現黃帝的」高祖黃帝「文字。
甚至更久遠的上古氏族，到孔子時代仍有傳承，如郯國是少皞氏後裔，少皞氏是可能只比黃帝晚，而早於五帝其中四帝的氏族。
《左傳·昭公十七年》載：「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官名，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還有一個疑古否夏派精分智硬之處，他們在甲骨文發現後，不得不承認商朝的存在，卻借口因為夏不存在，只肯把商朝的開始定在三千五百年前，而這正是夏商之交。但問題是甲骨文是向祖先佔卜的文字，雖然沒記載夏朝的歷史，但卻記載了成湯（大乙）滅夏之前的商人先公，其中如帝嚳、契、昭明、相土、昌若、王亥、王恆、昏、上甲微都能與古代文獻對照，不僅時代與禹夏重合，帝嚳還要在堯舜之前。也就是哪怕否定夏朝，僅靠甲骨，中國歷史也能推到四千年以上。而這些人一面否認夏朝，一面卻以夏商斷代的時間給商劃年代上限，把商的歷史攔腰截斷，其下流簡直無可形容。
現在中國考古中，早於夏朝的四千年前大型城市遺址也非常多，文獻與考古已經對應到如此程度，間接證據無數，夏朝的存在的證偽已經基本不可能，所以現在否認夏朝，除了誣衊古人文獻造假來耍無賴，已經走投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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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象有人所說，我之前的回答確實有些激動，言詞不夠溫文爾雅，態度不夠客觀中立，這些我都承認，但同時也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對。我不是機器，更不是冷血或軟體動物，身為有感情有自尊的中國人，當受到觸動和冒犯時當然會有正常的情緒反應。以雙重標準惡意否定自身文明的歷史，誣衊先賢人格，讓我無法置身事外，自然也做不到心如止水，冷眼旁觀，所以寧願選擇更真實的表達，而不是虛偽的裝腔作勢。我願意與不同意見者平和討論，但對惡語相加、挑釁耍賴或者人身攻擊者，我也絕不會客氣。
批評我有民族情緒則更莫名其妙，為何只有中國人有民族情緒就大逆不道了？民族情緒被污名至此，恰恰反證了中國逆向民族主義的嚴重，這也是中國雙標逆民嚴重泛濫的原因。許多人已經到了被侮辱而不自覺，甚至甘之如飴，還要為對方叫好的程度。所以請某些人明白一點：當外國人說「中國人自古都是騙子」時，他是把所有中國人包括你罵在內的，不會因你裝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甚至幫腔助威，就能把自己從中摘出來。所以雖然有認為之前對否認夏朝的批評太嚴厲，但這個觀點我絕不會收回。
當然，表達民族情緒的前提是尊重事實、言之成理，而不是單純的發泄，確鑿的事實必須要承認，否則是自取其辱，我敢回答相關話題，至少自信基本歷史儲備和邏輯常識還是有的。有些否定夏朝者，很以考古專業為傲，開口就是二重證據法，可真懂二重證據法嗎？二重證據法是王國維提出的，主要是傳承文獻與考古對照，中外資料對照，而王國維恰恰反對疑古派的堯舜禹乃至夏商否定論。下面攻擊我的許多回答，首先對傳承文獻棄如敝履，對中國考古也只有過時認識，對現狀也不甚了了，最終只剩以西方的過時歷史讀物為據否定夏朝，對用否定夏朝的同樣理據否定所謂古希臘文明則怒火衝天，我在其中實在沒看到科學態度和學術精神，當然更沒有民族情緒，只看到了——「信仰」，而且是雙標逆民的「信仰」。
順便說一下，幾個因對方耍無賴和胡攪蠻纏而做的回應因舉報不友善而被刪除了，其實我做的回應至少沒主動攻擊者過分，我從不刪回復，太不值回應的東西也只摺疊，在此對舉報者再表示一下鄙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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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張圖
Photo by Jean-Pol GRANDMONT - CC by SA 3.0
對西方歷史有所了解的，應該知道這是羅馬城的城徽——母狼哺嬰。這座青銅雕像源自羅馬城創建者羅慕路斯及其兄弟在幼年被拋棄野外時，受母狼哺乳的傳說，其形象是現在羅馬城最著名的象徵和標誌。
有多少中國人會以為這是自羅馬時代傳承下來的文物？其實下面兩個兒童是十五世紀末才鑄造出來與原雕像相配而成的。僅僅如此？畢竟青銅母狼本身一直被認為是羅馬早期，約西元前五世紀由伊特魯里亞人製造的，果真如此倒也與羅馬的歷史相稱。然而尷尬的是，經最新技術測定，這個青銅母狼被確定為11世紀至12世紀歐洲中世紀的產物，比原認為的歷史晚了1700年。
羅馬城市雕像「母狼育嬰」的新考證_光明日報_光明網《母狼乳嬰》青銅像比羅馬年輕1700歲(圖)_網易新聞中心
藉此說明什麼？雖然我已經對古希臘歷史不再迷信，但知道此事時也吃了一驚，因為從沒懷疑過如此重要的「羅馬文物」歷史會如此虛假。由此想到，中國人長期接受西方對中國歷史文獻、考古遺址、文物的種種置疑，並視為理所當然，中國只能站在被告席為自己辯護，但對西方編寫自己的歷史及其認定文物的年代則預設其真實可信，完全無條件接受的，基本從不懷疑。但西方這方面確是完全可信嗎？在西方至上年代開始建立的西方歷史體系和考古體系、文物認證能保證全部是真實的嗎？青銅母狼只是西方虛假歷史文物的冰山一角，而且也是西方人自己漏出來的，更多的真相我們無從知曉。
雕像年代虛假已經被發現了十年，但至今國內多數介紹以及百科中仍把其歸為西元前五世紀左右的羅馬文物，對西方歷史的固執迷信讓人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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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和否古我尚能寬容看待，畢竟各人標準不同，就象有人三天一洗就覺得乾淨了，而有人非一天洗三次不可。但讓人無法容忍的就是中國人雙標逆民，其次是外國人玩雙標，一邊說三天一洗的太臟，卻認為三周一洗的更乾淨。這就是我在另一個回答中指出：懷疑否定夏朝和中國上古史很好很理客中，按同樣標準懷疑和否定古西亞、古埃及特別是古希臘時就一觸即跳、氣急敗壞的傢伙們。
目前中國雙標逆民有多嚴重，本回答下各色人等已經表現的淋漓盡致了。特別是某些所謂考古專業，對自己的專業及地位更是迷之狂妄。人類發明文字和歷史就是來為紀錄和傳承信息的，這是文明的根基，而作為文明晚近產物的考古學，卻視歷史如廢紙，僅憑自己有限的發現，就敢把歷史文獻欽定為謊言，把古人預設為騙子，自視為審判官，凡此種種等同於反文明。對於有文獻的文明，考古只能確認歷史、補充歷史和局部修改歷史，卻不能根本否定或重建歷史，只有對那些極少留下歷史文獻的文明遺迹，考古才能凌駕於歷史之上，這也是考古在西方地位重要的原因，但在中國，考古學只是當歷史的隨從，成不了歷史的主宰，讓考古學在中國擁有象西方一樣的地位純屬妄想，因為這是在擁有最完整歷史體系的中國。
考古學除非有確鑿無疑的考古證據拿出來，絕無資格否定歷史文獻。把極其有限的考古成果視為歷史的完整實證，本質就是歷史虛無主義，因為歷史遺存必然的嚴重缺失（歷史文獻有同樣問題，但考古更嚴重，尤其是對高層次文化信息的保存方面），沒有任何考古實證能證實文獻中的所有內容，就象沒有文獻資料可以反映歷史全部真相一樣。如果按唯考古論的標準，別說三四千年前，幾百乃至幾十年前歷史的許多記錄都是難於證實的。
現代考古體系和非中國歷史體系是西方從十九世紀開始構建和完善的。其形成的大部分時間內，西方至上思維占都占絕對主導地位（今天也大量存在，只是表現的相對沒那麼露骨）。除中國外，所有古文明的歷史解釋權基本全在西方那裡，這正是西方抬高其它文明，貶低乃至否定中國文明的核心原因。既然許多中國人推崇西方的性惡論：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那就請知行合一，在一直沒有非西方文化體系參與監督和平衡西方考古和歷史構建時，別假設西方人會是白蓮花，不會在考古和歷史構建中用誇大、腦補和作假等各種手段為西方至上論服務。我前面說的羅馬青銅狼年代作假只是九牛一毛，更多西方控制下的文物真偽、滅絕文明的文字破譯可靠性都完全無從保證，因為一直全由西方人自說自話，完全是死無對證的東西。
不過有人會置疑，西亞-地中海的古埃及、古兩河、赫梯等等又不是今天歐美的先人，西方有什麼理由吹這些文明？對此我可以解釋一下：
現在西方主體種族是斯拉夫人、日耳曼人、拉丁人，這些種族從不是文明的開創者，他們接手的是其它種族倒過三手乃至四手、五手的文明，所以追認異族文明為文明源頭實在無從避免的，既然沒親爹可認，不如直接找個闊乾爹，西方人對跨種族的文明繼承理論並無心理障礙。這是蠻族出身的西方與自己開創原生文明的中國和漢族文明在自身定位上的根本性差異，猶如一個中國從一而終家庭出身的孩子與西方單親濫交家庭出身小孩的認識區別一樣，同樣罵CN媽，前者認為是巨大的侮辱，後者卻沒有感覺。
現代西方文明有兩大源頭，就是兩希：代表人文的古希臘，代表宗教的古希伯來（即猶太文化）。但兩希也不是原生文明，當年古埃及才是地中海的文明燈塔，古希臘人敢叫其它種族為「蠻族」，在古埃及面前還是要自慚形穢。古埃及文明對希臘地區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希羅多德就說過，古希臘的神和宗教儀式全來自古埃及。古希伯來人也曾是古埃及的奴隸，西方還是很看重主奴資歷的。西方人既然認古希臘當干爺爺，奉古希伯來為精神導師，古希臘認的乾爹也只能跟著叫太爺，古希伯來的主子當然也要恭敬有加。作為西方文明追根溯源的最根本源頭，古埃及受推崇也就勢所必然。
古希臘的文字又是西亞腓尼基人帶來的（而腓尼基字母又據說改造自古埃及文字），甚至「歐羅巴」也是一個腓尼基公主的名字。而古希伯來更在種族和文化上與西亞文明脫不開干係，這也使西方與西亞文明扯上親緣關係，加上赫梯居然被論證為印歐語種族，這更不得了，所以吹一波西亞也是理所當然。
更妙的是，古埃及文明和古代西亞文明都已經徹底中絕了，早已被完全異質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徹底埋葬，沒有直系文明繼承人。西方把這些古代豪門絕戶抬回自家供奉完全沒有現實負擔，無論對古埃及文明和古西亞文明還其它已經滅絕的古印度河和古美洲文明等如何盡情吹捧抬高，都只會加強而非威脅西方的文化地位。
而中國文明則恰好相反，中國文明與古代西方的關聯很少，是與古埃及古西亞並列的原生文明，卻能延續至今，文明資歷遠遠壓倒西方，這是自視甚高的西方難以接受的。而中國文明的特質格外突出：其它文明長期以神為本，連號稱西方人文鼻祖的古希臘同樣迷信神，而中國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是人本文明，能說出「夫民，神之主也」的。其它文明的大洪水，人類要靠神的恩賜和憐憫才能生存，只有中國人靠治水自救。西方本質是精分文明，靠古希臘提供理性，古希伯來提供道德根基，而中國儒學能做到在不需要神的前提下，同時提供理性和道德，這都證明中國文明是與西方文明完全不同且有巨大潛力的文明體系，是西方的文化霸權的最大潛在競爭者。同時在現實中，中國文明的繼承人又是世界第一大民族，中國也仍然保持了大國的基礎，這都不能不被西方當成嚴重的威脅，因此全方位遏制中國，包括在歷史文化層面抬高西方自認的文明祖源，打壓中國是必然的，扶植各種打擊和乃至滅亡中國文明的政治和文化代理人也是西方的一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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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派最大的邏輯謬誤在於一方面矢口否認上古歷史，認為是層累造成，另一方面卻以西周乃至戰國時的國家制度去套上古史，以層累反層累，精分的不能更精分。首先他們就犯了一個最基本的錯誤：把夏乃至夏以前的中國與後世中國形態混為一談，似乎沒有形成與後世大一統或西周宗主和商朝絕對壓制性的王朝，就等於沒有王朝，沒有國家了。
五帝時代本就是「協和萬國」的時代，與考古遺址滿天星斗分布沒有任何矛盾之處，而是完全吻合。事實上中國古史對早期王朝建立的描述，一直是秉承先有諸侯，後有天子的次序。而且在西周明確封建諸侯和廣賜重器以前，各炎黃華夏系國家本就是基本自立自治狀態，各地文化文物有所差異難道不是再正常不過嗎？連大一統後中國各地區人文器物尚且有地域和民系差異，而上古時代有此類現象就被當成中國上古記載不存在的證據，這究竟是真沒腦子還是別有用心？
相反，這些考古證據正好證明了中國古史的真實性，因為中國古代史對夏以前王朝的描述恰恰不是疑古派這種把相同國家形態死搬硬套，而是差異明顯且不斷進化的。
在承認古史大框架的基礎下，必須也要承認上古史的追憶不可避免會產生某些變形。比如五帝中的前三帝未必是單純的個人，很可能是名號的延用。各王朝關係的血緣關係也未必是單線繼承，實際可能更複雜，但這都不影響上古史的基本成立。
對黃帝時代的國家形態記錄是「 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 」「 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顯然，這是以常備軍事力量為權力基礎的軍事首領式王朝，體制非常不完善。主要依靠君主及常備武士團巡行來實行權力。這種體制在後世中國早已經消失，倒是與中世紀早期日耳曼人和一千年前斯拉夫人的君主索貢巡行國家形態有很強的相似性。太史公能描述出這種國家形態，正說明黃帝時代的國家形態不可能是捏造出來的。
顓頊時代除了與共工大戰於不周山，還有更重要的」絕天地通「，由王朝壟斷宗教。王朝權力已經開始由單純軍事威懾向文化影響轉移，這一時代宗教和曆法在國家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後世的」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逐漸成形。順便說一下，正是在顓頊時代，開始明確規定男性地位高於女性，以及禁止兄弟姐妹亂倫，女權分子、德國骨科可不能不牢記這個時代。此時中國王朝有點類似中世紀羅馬教廷主導歐洲的形態。
相對於顓頊時代的熱熱鬧鬧，帝嚳時代除了打倒顓頊系，此外倒是沒多少實事可記，可謂空白時期。但意義也不可小視，事實上太史公追溯自己的最早祖先，正是在這次改朝換代之際被帝嚳誅殺，時任顓頊王朝祝融職位掌管宗教祭祀的重黎。而後世華夏族群中顓頊和帝嚳兩大族系此消彼長（堯為帝嚳系，舜、禹為顓頊系，商、周為帝嚳系、秦為顓頊系，由於商周為帝嚳系長期在中原得勢，在東周以後顓頊系一般位於中原外圍，如秦、楚、蜀、淮夷等），如同後來日本的源平兩家輪流控制日本的觀念一樣，這兩大黃帝支系也成為後世歷代中國統治者必然追溯的祖先系統。
相對五帝中的前三帝，堯舜二人更具個體意義。這個時代中國國家形態類似各諸侯組成的合眾國，對共主的產生和替換，」四岳「這樣的諸侯代表有很大發言權。
到了大禹時代，因為治水導致了權力集中，才產生了第一」家天下「的王朝，但這種家天下王朝也很不穩固，僅一代就出現太康失國，三代後才有了少康中興，後來也有」 夏後氏德衰，諸侯畔之 「的記載。這都證明夏只是略強於其它諸侯的共主，控制力還很有限。但這不是否定國家和王朝存在的理由，畢竟中世紀早期歐洲國家對手下諸侯的控制水平也未必比夏朝高多少。
而且古人是明確認識並評價過夏朝與商周的差異的。
如 《禮記·表記》
」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盪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
」 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
」 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
」 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
因夏人以治水務農立國，而且曆法天文發達，所以對鬼神的迷信有限而更重視人事，統治較為寬和，等級界限尚不嚴格，所以上下關係更為親近忠誠。反過也是因為夏人較為質樸，所以民眾比較愚昧無知。而商人位於華夏邊緣，商業、製造業較為發達，戰爭也多，所以商人更迷信鬼神且統治嚴酷，負面作用就是商人不安分，爭勝而不知羞恥。周人則進入文化成熟階段，雖然文化精神上與夏人更接近，但更講究禮儀秩序，而虛偽、心機、詭詐等文明病也開始泛濫。但時代仍然是進步的，夏、商、周各時代也有其不同的科技文化優勢，所以孔子說」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用夏朝的曆法，坐商朝的馬車，穿周朝的服飾。
任何考古都建立不了如此複雜多層次的中國上古史，任何考古也提供不了完整的上古證據，考古就是考古，永遠成不了歷史。
中國古史描述中國上古從茹毛飲血到燧人氏取火，有巢氏構木為屋，從伏羲氏做網漁獵馴獸，再到神農氏種植五穀。從知其母不知其父，到伏羲創立夫婦對偶婚，從近親通婚到同姓不可為婚。從上古結繩記事，到倉頡造字。從石器時代到金屬時代。從小規模衝突到大規模戰爭。從氏族到酋邦再到天下共主。對人類社會、文化、科技和國家演進過程，完整和準確度如同教科書級別。如果說這是中國古人捏造出來的，我們祖宗也太尼瑪神了吧？不如直接說中國古人早就發明時間機器好嘛。
相比之下，其它文明要麼是歷史短暫的次生文明，根本不了解文明如何發展演進，要麼痴迷於宗教和神靈，把神創世說的天花亂墜，偏不知道人類是如何發展的。要麼毫無歷史意識，只會在神話里吹數字牛皮。只有漢族這樣歷史悠久、獨立創建原生文明，重視現實人文精神，尊崇祖先和歷史的民族和文明，才能保留這樣完整而真實的上古記憶。這就是為什麼漢族和中國文明在人類文明中無與倫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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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疑古派在中西方歷史表現出的逆民雙標問題請參考我在
如何反駁何新所謂的「古希臘就是個文藝復興時期宣傳起來的騙局」一說？ - 知乎
其下的回答
西方雙標準是玩的很溜的。
印加帝國，阿茲特克帝國都是沒有文字。
這兩個帝國，兩個文明在西方是承認的。
到了中國的夏朝，西方就不承認了。
特洛伊城遺址能說成河馬史詩中的特洛伊。
到了二里頭就說不是史書中的夏。
我們一直說中國上下五千年。
西方不承認夏朝，說中國歷史從商開始只有三千多年（最初連商朝也認為是虛構的）。
其實，也完全沒有必要在意西方的看法。
自己的工作自己做。
隨著中國考古工作的不斷推進，中華文明的脈絡會越來越清晰。
比如山西臨汾的陶寺遺址考古發現，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史書記載的堯都相當契合。
陶寺遺址比河南二里頭發掘的夏商遺址還要早500—600年
是實證5000年中華文明歷程的重要支點。
圖為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扁壺 ，正面字元是甲骨文、金文中常見的 文 字。
朱書扁壺算是考古發現的中國最早的文字。
再比如 中美科研團隊發現「大禹治水」科學證據-新聞-科學網 。
套用俗語
你承認
或者不承認
夏朝就在那裡
中華文明就在那裡
不生不滅
不悲不喜
中華文明有自己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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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對文明的話題比較感興趣，這裡貼一篇文章的部分，大家參考一下
文章來源
李輝 - 教師名錄（按拼音） -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強科普，閱讀指數5顆星：中國人群起源與文明肇始-
中華文明起源於何時？
西方很多學者認為，根據青銅器這一條標準，中華文明只能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中國部分學者對此也無奈接受。 但是，我認為，以西方文明的物質產物作為標準來評判東方文明，顯然是不科學的。 西方文明的四項標準（舊觀點）：城市、文字、青銅、神廟和祭壇，除了文字，多是具體的物質。而文明，應該是社會文化的升華，更多是精神文明層面的。物質是精神的產物。 所以，我認為，東方文明形成的標準應該調整為：
國家政府（帝王） 、文書記錄（圖文徽章）、 禮儀規範（禮制玉器）、 曆法或法規
----這或許是更好地適應世界各地的文明形成標準。 作為中華文明的徽章象徵，龍是當仁不讓的。而龍的造型，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東北的紅山文化中，很可能是8000多年前最早的玉玦造型演變而來的。
中國的國家，最早什麼時候形成的？我們發現，在新石器時代的東亞大陸地區，雖然有著紅山、龍山（大汶口）、仰韶、大溪、良渚這五種文化區系。但是，文化區系的差異，更多地體現在平民使用的陶器上，而上層貴族使用的玉器都非常相似。最重要的禮器之一，玉琮，從東北到西南都有發現。這可能說明：新石器時代的中國，雖然平民有著不同的遺傳和文化傳統，上層建築可能是同一套。
中國玉龍的演變以及玉琮分布
那麼上層建築，中國的帝王最早什麼時候出現的？這在中國人的遺傳譜繫上發現了證據。我們發現：中國人群，特別是漢族人群，來自迅速的人口擴張，這從新石器時代中期就開始了。 用Y染色體構建的中國父系遺傳譜上，我們發現了三個獨特的新石器時代個體節點，發生了突然的後代人口擴張----也就是說，有三個人，分別有特別多的兒子，他們的兒子又有特別多的孫子，兩三代內就迅速繁衍出了成千上萬後代。 今天，近半數的中國男人，都是這三個人的直系後代。根據積累的突變計算出這三個個體的年代，分別是大約6800、6500和5400年前。如果不是帝王級別，如何能有這麼多的子嗣？有趣的是，這三個年代正好分別對應考古文化中高廟文化、仰韶文化和紅山文化鼎盛期的開始時間。
這三個帝王是誰？需要考古遺址中去尋找答案。在這些年代中，出土了數個高規格的墓葬。最著名的是仰韶文化西水坡大墓，距今6400多年。其中，遺骸的四周擺滿蚌塑，東面是龍，西面是虎，北面是北斗，南面擺了一排動物，起頭的是駝鹿和山羊，後面還有蛇蜥等動物，很有可能是二十八宿中的南方七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翼火蛇、軫水蚓）。對星象的詳細描述，說明當時中國地區的人有豐富的天文知識，這可以用來制定曆法。這位如此高調的墓主是誰，或許檢測其基因組以後，可以在中國人的遺傳譜繫上找到他的位置。
因此，中國古史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或許都是真的。 我們確實到了走出疑古時代的階段。在傳說中的五帝時代，據近四千多年前，中國各地出現了眾多城池。八角星的徽章出現在各個文化區的重要器物上。陶寺遺址發現了制定太陽曆二十四節氣的天文台。玉制禮器越來越規範。 這一切都說明，中華文明已經完全成形了。
所以，對於文明是什麼，我認為應該這樣闡述：文明是一種讓不同的人群和諧生活於同一個國度中的倫理和科學規範。中華文明，從八千多年前開始萌發，在五六千年前已經有了最初的古國，三四千年前完全成熟。中華文明古國，完全不輸於西方的文明古國。
為了研究中華古史，我們必須從分子人類學、考古學和語言文化等多個角度綜合分析。任何一個學科單方面的研究都只能得到片面的結果，猶如盲人摸象。只有多學科綜合研究，我們才可能看到一個多維的立體的更真實的歷史。
我記得有個考古學者在回答國外一檔考古節目時，說夏朝是99%存在的，但目前還沒有發現殷墟、甲骨文那種遺址做強有力的證明，所以不能講夏朝就一定是存在的。就像警察斷定一個人幾乎就是兇手了，而且這人前科無數，動機很足，但是在搜出鐵證前，法院就不能直接判決他。當下夏朝存在與否，還得看考古學家去慢慢發掘，但幾乎所有中國人都默認它是存在的，無論是史記典籍還是新華字典，即使不談民族感情，我們在理由上也毫無虛弱之處。只是當下有的人開始直接否定夏朝存在，對中國歷史冷嘲熱諷大加貶低，我認為在「夏朝不存在」這個鐵證出現之前，這很不合適，畢竟它存在的面要比不存在大的多。
當年殷墟出土前，那些人不也是這樣貶低中國歷史的嗎？？說中國沒有商朝。可如今這些人都進了土裡誰也不記得他們了。我倒是認為懷疑歷史沒有錯，但言之鑿鑿的直接否定一個極可能存在的王朝，說好聽的就是武斷、自以為是。說難聽就。。呵呵了。
正在發掘的陶寺遺址雖然不是夏朝，但實際年代還比夏朝早300年左右。不過幸運的是，如今發掘出來的歷史都是實打實存在過的，也就是說中國歷史長度只可能被低估，不可能被誇大。我們可能會成為這些輝煌歷史重現人間的見證者。
民科姑且一答。
首先大家注意，如果承認夏朝作為中華文明的開始，中華文明也是從公元前21世紀開始的，到現在是4000年。
接下來，我們討論幾個問題：
1.二里頭文化存不存在文化？
顯然是存在的，因為考古結果鐵證如山。從裴李崗文化一路走來，二里頭文化已經是非常成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並有青銅器出土，證明至少二里頭文化已經走到了銅石並用階段。而家畜、農作物的馴化在那幾千年前就有了。二里頭文化同時的發現了明顯的階級分化，聚落也分為多於2個的等級，證明二里頭文化不僅有文化，而且至少達到了複雜酋邦的等級。
2.二里頭文化是不是「夏朝」？
雖然不顯然，但是在2017年的東亞，二里頭文化1-4期至少有一期屬於「夏朝」，基本上還是學界共識。史料傳說與考古發現相對應——雖然聽起來很探索發現——但是也對應得上。也就是說，這件事雖然談不上證據確鑿，但是這個概率特別大，算是學界共識。對於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再吹毛求疵下去，實事求是地說，意義也不太大。
3.「夏朝」是不是朝？
恐怕這才是爭議最大的問題。不論「夏朝」有沒有文字，「夏朝」不大可能有像殷商那樣完善成體系的文字。「夏朝」雖然有了一定的青銅器使用，但是在常用品中使用並不廣泛，並不能說它進入了青銅時代。也並沒有奇觀等特大型公共建築證明了「夏朝」有足夠強的人力、資源調動能力。換句話說，與其他古文明相比，「夏朝」——如果要算作文明的話——實在是太普通了點。
最後說句很外行的話。二里頭文化最大的問題，不是證明不了它是夏朝。而恰恰是證明了它是夏朝，但這個夏朝太普通了點兒。不過你硬說它是朝，倒也挑不出毛病。因此，至少東亞來說，隨著中國現在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影響力增加（還有對學界的投資增加），中國的四千年文明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的人的承認。
至於說中華五千年文明的，這文明您還是自己去論證吧………
非要5000年，還是用「文化」這個詞好。
我覺得很多人誤解了，他們認為外國人已經對夏朝不存在蓋棺定論了。
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至少有四種態度：1、拍板說存在。2、拍板說不存在。3、相信存在。4、暫不承認。
爭議其實不發生在前兩種態度之間，因為目前確實還沒有可靠的考古證據證明夏朝的存在，但是目前沒有不代表以後挖不出來，所以一個嚴謹的人絕對不會採取這兩種。
中國人出於歷史感情，自然會採取第三種態度。而外國人其實採取的是第四種，一個純粹中立的立場，夏朝又不是他們的歷史，沒有感情，沒有強烈的動力非要去驗證，所以既然目前沒有證據就暫不承認咯，你不能強求人家非得承認吧？注意這跟拍板說不存在是根本不同的，只要挖出了有力的證據，他肯定會承認的，商朝不就是這樣的嗎？
這個問題就是因為目前證據不充分而導致無定論罷了，長期存疑是正常的，它又不關係到直接的現實利益，不需要像一個刑事案件一樣必須馬上做出判決。
所以我是真不懂陰謀論者的想法，外國人就是喪心病狂地要用各種手段污衊我們的歷史，呵呵。
當然我完全是外行，沒有讀過這方面的材料，只是從人之常情推理了一下外國人的想法，如果覺得我說得不對，如果外國人確實咬定夏朝不存在了，請給一個這樣的言論出處讓我開開眼，歡迎打臉。考古講究直接證據，就像殷墟發現之後讓認為商不存在的人閉嘴一樣，現在還沒有發現能讓認為夏不存在的人閉嘴之證據。看過前人研究報告，對夏的記載最早見於周的文獻，而殷墟出土的文獻對商王打獵，祭司，甚至外出淋雨都有記錄，但對於滅夏這樣的大事隻字未提。這種情況當然存在各種可能性。有一種可能性是，周是以臣伐君而得天下，這是大逆不道的行為，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義，就說商紂無道，周代天伐之。為了證明自己不是胡說八道，就杜撰了一個被商滅的夏朝，同樣是夏桀無道，商以臣代天伐之，周以同樣的理由滅商就名正言順了，就正常的接過了祭天的大權。要知道當時除了奴隸主幾乎沒人識字沒人有文化，杜撰個故事還是很容易的。當然，只是一種可能性。
補充一下，這不是我的觀點，而是國內一部分歷史學家的觀點，我只是覺得有一定道理，而且，搞研究就該有這種態度，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但是有部分人急著要下結論，甚至用權力逼別的學者放棄不同主張就無恥了。相信他們大多是相信夏朝存在的，但是，你現在讓我簽字「確認」，不好意思，真正搞學術研究的干不出這種事，情懷不需要證據，但研究需要！
做為科研狗，我對這種事情感同身受，現有的理論是支撐你取得突破的基礎，而所要突破的，就是你所立足的基礎
果然有噴子出現，掛出來讓大家欣賞一下小將的學術素養和家教水平~看來噴子出門都把自己父母和器官帶嘴上，隨時能用
@王騰飛
@求解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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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答案：
實在看不下去某些毫無考古常識的噴子言論了，言必提雙標，刻意夾帶意識形態私貨，最終目的就是一個「中國人的事，外國人閉嘴」。這種邏輯不僅不符合學術精神，就連中國考古學者也不會認可（自己去看國內考古界的觀點再開噴吧）。
最基本的常識是，「夏」有兩個：考古夏，史書夏（拿什麼特洛伊開噴的，人家那不叫史書特洛伊，只能叫傳說特洛伊，這裡面的差異懶得給你解釋了）。
學術界並不否認「夏」這一文明存在，而是糾結在考古夏（二里頭）和史書夏之間缺乏必要的證據，對不上號。現在只能說二里頭是「疑似夏（先商）同期文化」，導致一個夏「朝」在史書里，另一個夠級別的文化遺迹（疑似夏）卻不能作為史書的證據。
強烈推薦這個答案，看完就會懂，如果連這個都看不懂，那就隨便了：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432879
希望某些小將參與話題之前先進行基本的學習。
自以為是的民科得了4000贊，好好說話的成為了美分黨，知乎已經快成民粹基地了。
特洛伊也好、夏朝也好、相關的中英論文比比皆是，夏朝為何是傳說中的王朝查查便知。只是大部分知乎er不相信，世界上的主流學者並不是種族主義者，他們把追求真理當做自己事業 —— 工程與技術是屬於國家和企業的，學術不是，學術屬於全人類。所有基於這種目的進行探求產生的學術成果，大多數都被跨國界的共享，標準也是一致的，全世界的每個人都能看到，同時每個人都可以為推動其發展貢獻力量。
知乎er覺得這種精神是幼稚，是政治不成熟，是白左，但恰恰正是這種普世學術精神，推動中國迅速現代化，也使我們這個並沒有誕生現代意義上的科學的古老國度，能夠有幾十年就追趕上來。學術界思維不夠發散，不知道可以從度量衡證明夏朝
直接證據雖然沒有，但是間接證據我已經能夠組成完整的證據鏈體系了
1、
誰說孟子不能證明夏朝:《孟子滕文公》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100?0.8=80，80?0.8=64也就是70，64?0.8=51.2也就是50，畝在先秦主要是長度單位而不是面積單位。
先夏尺0.25米，這是黍的傳統耬播法的株距，陶寺遺址已經考古發現了這種尺，這也是傳世文獻記錄的夏尺長度，同時接近天文學上世代相傳的量天尺，具體見百度文庫中科院論文《日影千里差一寸觀念起源新解》，陶寺里是250米，這也是日影千里的那個裡，《山海經》原本也是這樣測繪出來的，只是在商朝被換算成了商里400米一里，但是劉向版本的《山海經》是整合各個版本的結果，裡面的里數很可能夏商周的折算里制都有，再加上散簡亂拼，只有太室山與少室山的距離能說明是被從夏里換算成商里了。
懷劍聽雨：如何讀《山海經》？其精髓在哪裡？
夏尺是0.125米，是先夏尺的一半，具體見我知乎文章《考工記》，曾侯乙墓和戰國各地考古兵器都能證明這個夏尺的存在
考工記，破解夏尺為0.125米的唯一證據
商早期尺是黑黍尺，晚期則分為黑黍紅黍兩個體系，周秦漢尺依然是分兩個體系，有趣的是商早期尺?0.8就是夏尺，商晚期尺?0.8就是商早期尺，周秦漢尺?0.8就是商晚期尺，唐尺?0.8就是周秦漢尺，考古實物與孟子所學到的夏商周度量衡體系是一致的
2、
《禹貢》和《周禮》都記載王畿方千里，按夏里是250米，千里一個方框，西安老牛坡遺址和丹江口下王崗遺址正好是正方形的西角和南角，它們都是二里頭文化而不是東下馮文化。
地圖以北極星為北，根據英國學者的研究，先秦北極星在西北方，所以王畿以西北為北，是菱形
懷劍聽雨：秦國非周室宗親諸侯，卻何以直接承襲周部族的發祥之地？
懷劍聽雨：如何評價商朝這個朝代？
商朝里是400米，朝鮮李朝依然沿用這個箕子帶來的商里，商里之所以400米為里，是因為用的是伊尹帶來的中亞凱爾特人度量衡（有認為凱爾特人里的皮克特人源自中亞的塞人也就是斯基泰人），與英國法國度量衡有很多相同地方，二者的尺與英里以上是不同的，但是中間一模一樣。具體見我的收藏的我的回答文件夾
16盎司1磅，16兩1斤。這是巧合么？
《列子·湯問》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
《山海經·海內外經》《海外南經》地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天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海外東經》帝[禹]命[令]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七]選[萬]九千八百步。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上古的億指十萬，因為金文篆書的七和十很容易誤會為一個字，所以十應該其實是七。
《淮南子·墜形訓》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 要之以太歲。。。「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南極北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七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山海經·海內外經》是夏朝所保存的山海圖的說圖文字，但是劉向版本的《山海經》被商朝接收後改動成了商朝度量衡，6尺為步用的是商朝的步的話，6尺?0.158米?579800步?0.5?1.414=400公里，也就是邊長千商里。
《淮南子》的度量衡是黃帝時代的尺是0.25米，6尺?0.25米?233575步?0.5?1.414=250公里，劉昭注引的版本的《山海經》被周朝接收後改動成了周朝度量衡的尺是0.246米，6尺?0.248米?237575步?0.5?1.414=250公里，也就是邊長千夏里。有可能測量王畿時還沒有建立新的度量衡體系，畢竟夏尺只是簡單的把先夏尺二分之一。
0.25米，0.125米，0.158米，度量衡的改變代表著變革誥命，是改朝換代的標誌，至少能證明二里頭不是屬於商朝的範疇，也不是陶寺的範疇，而《詩經》周人是有歌頌大禹的，0.125米尺只能是夏朝尺，而二里頭又沿用陶寺的250米為一里，則二里頭只能是史書里的夏朝
3、
何駑發現陶寺尺等於0.25米，其實是2夏尺等於0.25米，2000夏尺一里等於250米。《連山易》與《歸藏》的區別是乾用七、坤用八，我懷疑金文篆書七字是十字誤讀，也就是前用十、昏用八，改十為八，邊長0.25米?10尺?10步?10份?2=2000尺=250米，變為邊長0.125米?6尺?100步?3加路網=250米，田制的改變標誌著原始社會末期路網土地的出現，與農田土地的分離，代表的意義是深遠的。夏制75米?3?4?25?103%（路網和溝渠）=25公里
邊長75米為一塊份地，刀耕火種，所以要輪休，再加上領地上最多只有一半的土地可被開發用於耕種，3?3?4?4?0.5=72份，一個成人18份，一家5口就是72份。每家出兵男丁1人，一個男爵領部落方國的領地，25?25=625家，就是600人，有單馬單人指揮車一丙。兩個男爵領部落方國聯姻組成一個子爵領部落聯盟方國，兩個子爵領聯姻組成一個伯（侯）爵領大部落聯盟方國，兩個伯（侯）爵領組成一個公爵領超級部落聯盟，所以夏啟進攻有扈氏，留一車防守，七車進攻，《尚書甘誓》召六卿，左300人攻於左、右300人攻於右，中間是指揮車，也就是一車對應600人，《禮記》、鄭玄、唐朝《通典·職官一》記載"夏後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等120官，其中公各帶領1800兵，卿各帶領600兵、大夫各帶領200兵和直接指揮50兵、元士各帶領50兵。《握奇經》我已經證明其不是偽經，而是古典純步兵時代也就是商周以前的純步兵陣法，布陣就需5800兵，也就是5400夏民兵加四鳥四獸各50兵，由八隊職業軍人引領，就能構成複雜的變陣
懷劍聽雨：歷史上有哪些著名的偽書？
懷劍聽雨：古代打仗的陣型真的有那麼重要嗎？
甲骨文的商朝小臣牆進攻的危方國就是一車對應600人，人口翻倍後，民兵數並不增加，依然保留夏朝的軍制。
小臣『牆』從伐，擒危白[伯]『髦』、小臣廿又四，馘千五百七十，俘百、御丙[輛]、車二丙[輛]、櫓[楯]百八十三、（步兵箭）函（或皮甲）五十、矢千又百，獻於大乙。用惟『白[伯]印』獻俘於祖乙，用『髦』於祖丁。登甘京，易[賜]。。。
「小臣牆」為殷代晚期一位王臣，危白[伯]『髦』是夏的侯爵25?25?4（5）=2500（3000）平方公里，換算就是商的伯爵32?32?3=3072平方公里，換算就是西周的男爵50?50=2500平方公里。方百周里的小國，其食者四之一，在西周有25乘馬車、2500人，1馬車對應100人。而殷代中期，步兵12個中隊，180人為小臣隊長，每中隊150人，分5個小隊，每小隊30人，有正副隊長共3人，一共1800人，其中前排的180人隊長有盾，也就是陣寬180人、厚10人；其中60個隊長為皮甲弓箭手（10餘人逃脫），每人20支箭。養三輛單馬單人的「丙」戰車，車上綁有兩個箭袋，箭袋裡各有20支箭，車兵有盾。也就是1馬車對應600民兵和600純農民，這個應該就是夏代晚期的兵制
《墨子》湯以車九兩、《呂覽》必死六千，夏代初期則是1馬車對應600多人。殷代初期到晚期，商軍1馬車對應300人，紂王時，商軍周軍1馬車對應150人，所以武王伐紂，300馬車、4萬5千人。
危伯髦之戰，步兵近1600人陣亡、100人被俘、不到100人逃亡，兩輛副車的領主陣亡，大部分隊長陣亡。危伯髦作為商朝封臣的白[伯]印也被繳獲。小臣牆並沒有俘虜女人和家畜，可見危伯並不是在國內作戰，所以2家10口只出一人，一車六百人，因為他是伯爵（侯爵），所以有四百里四車，一車留守，三車1800人。
夏朝末年，隨著人口繁衍，原有的輪休地不得不拆分給子女繼承，商湯通過加大給個人的份地面積來吸引自耕農人口，而這預示著必須靠戰爭擴大地盤才行。夏初一個男爵領部落國有5?625=3125人，夏末有10?625=6250人，但是軍隊還是600人，半職業化。商湯革命後，同樣面積，地段更好，使用鋤法，開墾更徹底，有5口?4家?81村邑?9氏族=14580人，可見其聚人心，不亞於虞舜。
戰國的楚國，除了湖北平原是用楚制，原周屬諸國是用周制外，山地部落應該都是用夏制，根據《戰國策》和《史記》算出的兵力也是相符的
懷劍聽雨：如果發現不了關於夏朝的有文字的文物，怎麼證明夏朝存在過？
晉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劉昭補註引皇甫謐《帝王世紀》「及禹平水土，還為九州，今《禹貢》是也。是以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不一定可以開墾）九百三十萬六千二十四頃(五分之二），不墾者（絕對無法開墾）千五百萬二千頃(五分之三）。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邊長方100夏里為1國，100夏里=25公里，這是考古研究所何駑在陶寺遺址實地測量、自然科學研究所徐鳳先通過天文學演算得出的結論，與我通過文獻和度量衡考古得出的結論驚人的一致。漢文化區的邊長基本是2500公里的方形區域（2500公里*2500公里=625000000萬平米，1夏頃等於36夏畝等於25萬平米，82*6=492再加路網和溝渠就是500，500*500=25萬平米），也就是理論上每邊有100個夏朝的百里之國，100*100=1萬，實際上很多地方是高山密林湖泊大海（至少佔5分之3），當然沒有這麼多國家，但是如果再加上非漢文化區的一些國家，這就是萬國來朝（《左傳》哀公七年"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人口統計估計是靠大家自己分頭主動交代，距離則靠測量日影換算，具體見徐鳳先、何駑《「日影千里差一寸」觀念起源新解》）概念的由來。1夏頃有36夏畝，也就是周朝的1井9周畝，所以頃和井音近，「井」也因此才成為了一個古代面積單位概念。4夏頃組成1個邑，應該是夫妻和同住的一方的父母，合共4人（加兒童則約6口人）的分地，不分男女，成年的人人有份。1個方形邑的邊長是1公里。1成25邑，1國25成。1國的邊長就是25公里。4*25*25*10000*2/5=1000萬人，4*25*25*10000*3/5=1500萬人，司馬彪說的是邊長2500公里的方形區域的總人口，是原始社會後期的全天下大聯盟時期特有的統計數據
1公頃=100公畝=100*100平米，1頃=100畝=100*666.67平米，1夏畝=6724平米=10畝
根據《基諾族刀耕火種的民族生態學研究尹紹亭》即使是現代，4口之家（成年2口），刀耕火種，1年種20(市)畝，一茬輪歇耕作制，休閑13年，也還需要260(市)畝荒地才行，這還是精細分配後的適宜使用的荒地，何況夏朝的粗分配，雖然已刨開了高山密林湖泊大海，但是依然包含很多不適宜使用的部分，還要考慮和平生活下家族的繁衍分裂，6口之家（成年4口）需要1960(市)畝荒地，不算過分。
羅馬王政時代早期的部落一開始每男丁2猶格，也就是5000平米不到，1猶格，種5羅馬斗收25羅馬斗，2猶格就是50羅馬斗，51羅馬斗才夠吃一年，留下種子，40羅馬斗需要加上打獵才勉強夠吃一年。夏的一夫有6000多平米，差不多，是刀耕火種，所以多一些，但是夏朝講究土地輪休，一個人分有十幾塊地供輪休。羅馬貴族共和早期每男丁4猶格9000平米不到（此時已經有很多佃農和奴隸，好幾千人的富裕階層很多家庭都20猶格以上），商朝早期也是1萬多平米，中期每男丁耕種7猶格1萬8千平米不到，商朝末年也是1萬6千平米
懷劍聽雨：為何國際史學界多不承認夏朝的存在？
反對者一口一句夏史與夏文化對不上號，卻不說哪些地方對不上號，明明大部分史料都是對的上號的
正前往準備說服許宏老師
另外夏後氏的後很可能是指與夏朝王族世代通婚的家族，他們的基因可以作為夏朝王族的參考，比如東下馮與二里頭的關係。有可能後是指太子，比如帝發繼位前是後敬
記得民國古玩家有個腦洞。什麼腦洞呢。
有個問題非常反常。
比如周，實物文獻很多各地都有。文字青銅器，這個自然正常。
商有點不正常，殷墟集中，太集中了。東西太在一起了。不像個強大的國家。一個強大武力征服四方的國家，不會是甲骨文在一個地方扎堆的。文化應該到處傳播的。
像什麼，墳場。坑。
所以他推斷，周因為比較和平，贏的比較僥倖，所以允許商人在一個地方保留自己的文化。
所以殷墟實際上是商朝文化的墳墓。最後就限定你在這裡保留文獻。
有一位周公在中國中心畫了一個圈。殷人文化圈就這麼大。
夏就更不正常了。
夏應該存在，不存在就合著那麼多人是說謊。
太史公應該有一些我們看不到的文獻。他商的世襲在不知道殷墟的情況下基本正確。
若是他存在，為何一件文物都沒有記錄下來？
這個太不正常了。
你說石頭上刻字哦.青銅器總要鑄造個把吧。
但為啥有殷墟沒有夏墟，不光沒有夏墟，連文物後裔文化印記都消失得乾乾淨淨。除了揍他，夏的壞事，跟治水。
只有傳說。
持續幾百年的強大郭嘉什麼都沒有留下來。
只有傳說。
你說刻個甲骨文鑄造個青銅塑造個祖宗牌位什麼的總應該吧。
恐怕是殷商的某位領導乾的。他估計把夏朝的文物全部徵集起來毀滅了。
周朝早熟。商朝就目前看來很多上古蠻夷之風。嗜酒，嗜血，好征戰，好人祭，掠奪奴隸，信鬼神，用女子為將。
文化滅絕燒圖書館這事相比之下真不算啥。
也就是說夏存在，但夏墟已經被商人毀滅了。
史載湯戰勝，取其寶玉，移夏的神社，搬不了。
搬不走的什麼最省事。毀掉唄。所以全部完蛋。
可能有一件曾經流傳下來，應該說是九件，叫九州鼎。
夏禹治水的時候，各州獻上方物，大禹鑄造九鼎以定九州風物，傳於商，商傳給周，周傳秦。秦時候丟了一隻。剩下的說不定在秦始皇陵里。
司馬遷寫的，秦始皇的事情總不能說是瞎編吧。
如此重寶很難偽造，是夏的還是商周的應該不難鑒定。
要是能找到鑒定一下就知道了。
夏朝祖先沒有那麼些鬼話神跡，都是做實事的工程技術人員。而且問責制度很到位。比如夏禹的爸爸可謂是問責制度下死掉的第一位工程師。
大禹應該是水利工程師。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腦洞還是挺有道理的。
一個工程技術人員的國度，不暴兵，只造工人，修奇蹟，史載夏桀修築傾宮，飾瑤台，做瓊室，立玉門。妥妥的產能都點在奇蹟上了。
結果被商這個神鬼有信仰加成的蠻人一波帶走，湯誓里對夏的批判非常奇怪。
也就是說他透支國力，濫用勞力。沒別的罪行了。
而且湯還威脅民眾，你不跟我一起推翻夏，我就先殺你們。
夏可以說是被脅迫的不明真相的群眾滅的。
工程師被甲方加現場工人k的通病。
商湯也害怕這種影響，焚燒了主城與文化典籍。然後就剩下了九鼎。爭論的焦點不是「夏朝」存不存在，夏朝作為一個（部分）中國人祖先經歷的一個時間段，是客觀存在的
爭論的焦點是夏朝「能否稱朝」（史書所記載的夏朝是否達到了文明國家的水平），能否算進中華文明的譜系之內
因為中國是「文明」國家，從商到清（前期）都是如此，既然選擇了文明國家的設定，那文明的定義，起源，自然就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來不得半點馬虎
極端的反例比如土耳其，土耳其人可以像打扮小姑娘一般打扮歷史，從愛爾蘭到契丹都是土耳其人，小亞細亞幾萬年前的人都是土耳其人
像這樣的一套在中國行不通，
沒有確鑿的證據，我們就不能斷言在夏朝已經出現了文明，或許只是「文明前夕」
如果考古出現了夏朝同時期的文明遺迹，還要考據和記錄中的夏朝是否相符，才能證明這個「夏朝時間段內文明遺迹」真的就是「夏朝本身」
既然以文明為本位，就雙標不得。蠻夷接受了文明就屬於文明，那華夏本身在發展出文明之前，同樣都不能算進文明的範疇內
夏朝存不存在我不知道，但是有的人閱讀理解和邏輯不及格是顯然的。
有個答主說夏朝的後人在商朝周朝還有封國（杞國），各種文獻里也屢屢提及，所以夏朝應該是存在的。
我基本贊同這種推斷方式，但是你非要認為先秦的人造假上癮，連他們自身所處的時空中不存在的方國（不是蠻夷哦）都編，還講它和周王朝的關係，還互相印證，那我也沒話說。
然而有的人反駁的方式竟然是拿孫悟空來類比夏朝。
我說你先把孫悟空的後代找出來我看看，他竟然打滾說孫悟空也有故里，我無法證明孫悟空不存在。
然後又說他無法找出證據證明一個不存在的東西存不存在（瞧這循環）
是啊，我無法證明孫悟空不存在，但是如果你知道一個人有後代，那麼這個人可能不存在嗎？我都見過你兒子了，你和我說哪本書說了憑後代可以推斷你的存在？你不存在你兒子是石頭裡蹦出來的？
這麼簡單的邏輯竟然繞不清楚，這個世界怎麼了？
夏朝存不存在我們先擱一邊，但是你放嘲諷之前先搞清楚別人說的是什麼好嗎？
假如現在有人自稱是孫悟空的後代，你拿孫悟空來嘲諷完全沒問題，但這顯然不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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