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澳門同屬島嶼有著同樣的殖民歷史，回歸的時間也基本相同，但為什麼回歸後發生的問題卻天差地別呢？
近些年來香港的問題好像越來越複雜了。請從社會心理，經濟，人文，歷史等這些非政治方面，來談下為什麼香港和澳門會相差這麼大。
1，澳門1966年的時候發生了一二·三事件，中方和澳門本地勢力聯合對抗葡萄牙實力，葡萄牙縮了，之後澳門的葡方政府基本不管事情了，除非涉及葡人。這樣形成了澳門的幾大家族對澳門的地下實際控制，然後這些人親大陸。
2，香港則不同，同意的左派運動遭到香港政府的強硬鎮壓，時候港英政府加強了對香港的控制。
3，澳門人少，賭業收入，完全養的起。
4，香港是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就是香港是個純粹的資本權貴社會。現在香港的資本權貴階層已經把香港年輕人的向上之路都堵死了，階級固化比歐美國家還嚴重。而且知識壟斷（少數精英才能讀大學），經濟壟斷（高房價洗劫了個人財富），政治壟斷（選票力量根本無法動搖資本權貴）
相關說明：在香港開始物流進口公司的深圳人1966年12月3日，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那時候葡萄牙基本上就管不住了，再加上國家繼續的滲透，鬧不起來了。
但香港的六七暴動就完全不一樣了。
關於這個問題，我在總聽陸港矛盾，為何鮮有耳聞陸澳（澳門）矛盾？ - 香港提到過
就是回歸以來本地居民是否受益的問題
澳門回歸以來，隨著遊客（賭客）增長，人均中位數收入翻了4倍，還不算每年派錢，養老金以及住屋福利等等。澳門居民是實實在在的受益者。
香港的問題就複雜多了，剛剛回歸就經歷亞洲金融海嘯，房價，收入暴跌，還沒有緩過起來又遇到Sars，人均中位數收入10幾年來增加了幾百塊，同一時間，香港物價指數上升超過20%， GDP上升超過50%。總體來說香港經濟活動多，政府庫房收入穩定，但是普通市民生活卻是越發艱苦，社會福利沒有任何改善。
香港為什麼對現狀不滿意，大概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根據葉兆輝博士的論文簡單歸納）
政府方面
1.缺乏問責制度
特首由800-1200名選委產生，這是香港目前的情況，但是香港並沒有實質的問責制度，住屋規劃失誤，教科書議價等失職的官員，都不了了知，本來董建華先生致力於推動高官問責，最後也不了了知。http://hkupop.hku.hk/chinese/archive/columns/columns15.html
2.民生問題
香港的貧窮人口10幾年來並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超過120萬，佔1/7以上），他們努力工作卻無法享受經濟增長成果，住屋環境也逐年惡化，年輕人社會流動性減弱，看不到政府對他們有所承擔（這也是最近一些運動主導是年輕人的原因）
3.缺乏長遠政策規劃
香港面對嚴峻人口老化情況，但是看不到政府有長遠規劃，雙非，奶粉問題，其實現在看來，政府是可以一早抑制和解決的。一定要拖到民意爆發才著手進行，前兩年派錢，一開始說打死不派，結果民意逆轉又改口派錢，這些都可以看出政府施政猶猶豫豫，沒有決心，把能增加民意支持的機會都做成了反效果。
葉教授全文：
http://csrp.hku.hk/files/1168_4291_1236.pdf
年輕人出路方面：（12月24日更新）
我個人覺得這也是香港問題的重要癥結所在，先看一個調查：
在低收入者當中，逾六成認為年輕一代的發展機會不如自己，在高收入人士中，持同樣看法的超過七成。
過去，香港從不欠缺向上流動性。例如李嘉誠及李兆基等傳奇人物都是白手起家。年輕人在跨國企業等各類企業中逐步擢升至要職，此類的成功故事不在少數。然而在過去15至20年，香港再也沒有白手起家的新富豪。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會晤的香港商界領袖代表團，成員平均年齡超過70歲，強烈反映香港需要改變。另一方面內地的企業家精神一直茁壯成長，過去十年尤其明顯。一批批的企業家不斷湧現，涵蓋各行各業，例如網際網路、食品、汽車、可再生能源、物流、零售、電信及地產等。自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以來，許多年輕人都當了老闆。其中一些人與政府有人脈關係，或曾經是公務員。但大部分都出身低微，尤其是較為年輕的創業家。
年輕人發展機會一年不如一年，孰令致之？原因當然很多，最關鍵是香港經濟發展的動力大不如前。事實上，發展機會與經濟蓬勃程度成正比，本港經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飛，當時的實質經濟增長高達百分之八或以上，所以「遍地黃金」，只要肯努力，總有出頭天，而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香港經濟增長率徘徊在百分之三至四，扣除通脹因素，實際增長似有若無，發展機會每況愈下也就是意料中事。港人引以為傲的「獅子山下精神」，是伴隨經濟全盛出現的，時過境遷，已無法再複製。（引自東方日報）
內地企業家精神迅速崛起，並對全國其它地區產生影響，反映即使在不完美的環境之中，人們仍能設法取得成功。這便是企業家精神的意義所在。內地許多年輕人明白這一點，或至少正在付諸行動。而香港許多年輕人仍不明白，始終原地踏步。同時香港許多行業是夕陽產業，沒有給年輕人向上發展的機會。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年輕人成為社會中怨氣最大的一群人。如何幫助他們，給年輕人更多機會，而不是一份工作那麼簡單，才是香港未來發展的方向。
香港回歸以來遇到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是複雜多樣的，同時也與特區政府施政，特區政府認受性，國際環境，內地支持息息相關。排名前列的答案總是喜歡以上帝視角看待香港事務，認為香港人就是「做」，就是做死，內地給香港那麼多好處，香港還不知足，是不知好歹。但是這些答案都沒有去探究，所謂內地給香港的好處，究竟受益者是誰，是香港市民么？ 我看未必。
最後再貼一個民意調查，對比過去十六年的數字，自覺是純粹「中國人」的比率，今年是歷次調查最低，由 1997 年的 32.1%下跌至 2012 年的 12.6%。自覺是「香港人」的比率，自 1996
年來反覆下跌至 2008 年最低的 16.8%，今年跳升至 23.4%。若合併「香港人」及「香港人，但都是中國人」兩項，亦即以香港人身份為優先的比率，今年達65.2%，是自 1996 年以來最高。
回歸17年，香港人對自己身份（中國）的認同感不升反跌，我覺得說明了很多問題。
位於前列答案的槽點，如果一條條去駁斥，那反而偏離了主問題，我隨便說一個點。
比如高鐵，答主是這樣描述的：「香港幾十公里的鐵路居然2017年才通車，大家也不覺得是多大的問題。」
輕描淡寫啊，感覺香港人好「做」啊，鬧個毛線啊，但是答主知不知道，這26公里的高鐵造價超過650億，為全球造價最貴之鐵路項目。這是個什麼概念，香港大概150萬不到的納稅人，相當於要動用每個納稅人4萬港幣的稅收。這並不是一個小數目，最新的消息是高鐵將超支150億，延期完工兩年。這正是開工前有議員提出的質疑，質疑高鐵是大白象工程，開支會陷無底深潭。
高鐵為什麼受到那麼多阻力，還有以下幾個原因：
1.一地兩檢尚未解決，所節省的時間可能會被浪費於入境手續之上。
2.沿途村民安置，拆遷，補償問題尚未解決。
3.立法會撥款會議上，計劃細節存在很多問題。
4.沒有充分咨詢市民。
值得留意的是，大部分反對者其實並不反對興建高鐵，只是質疑現有方案是否合理。
一個耗資巨大的工程，難道不值得仔細討論和考慮，經不起議員質詢也要硬著頭皮上馬？
漠視民意，強行拆遷上馬大型基建，花錢不用經得起推敲，也不用對民眾負責，這樣做香港就能走上正軌了？
香港是存在很多問題，但是現在知乎很多答案並不是建立在事實和實際情況之上，而僅僅是答題者臆想世界裡的主觀感受，很多人並沒有也不想去了解香港到底發生了什麼。這其實也正正是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兩地人員流通越來越容易，但是心卻越來越遠....
其實香港面臨的問題澳門也都面臨，全世界都一樣的，叫做「不患寡而患不均」，港台澳和本朝不都面臨階層固化，權貴當道，貧富懸殊，上升無門的問題嗎！只是程度上略有差異罷了。
澳門沒像香港一樣鬧起來是因為澳門小，人口少，經濟結構不同。主要說下經濟結構吧。香港以房地產行業為主業，那樣會普遍提高地租，剝削實體商貿的利益，造成民眾幸福感下降。難道在天朝的你沒有感同身受嗎？你看王思聰再看下自己，你服不服啊？而澳門主要的博彩業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如同旅遊業一樣會吸引大量客流，廣泛而全面地帶動大家致富。人吃肉你也能喝幾口湯的。另外澳門人少嗎。政府動不動就發錢給大家，你體會一下。
香港的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誠發家了，堵死了下一個李嘉誠的路子。以李家為代表的香港四大家族，操縱港府政策，嚴控香港的土地供應，迄今香港的建設用地面積不到10%，這就一方面造成了房價地價比天還高，另一方面也拉抬了人工成本。畸高的營商成本，讓大部分工農業企業關門大吉。至於零售、酒店等服務性行業，則大多為四大家族所控制，乃至香港有「李家的城」的稱謂。
類似「自由行」等中央給香港的經濟蛋糕，好處基本被控制了零售、酒店等產業的財閥拿走，普通民眾所獲寥寥，卻承受了人潮擁擠、物價抬升的弊端。占人口80%的中產和底層民眾活得太苦，自然就把氣撒在港府和中央政府身上。
柯林頓1992年競選總統時的口號：「笨蛋，是經濟！」，就憑這句競選口號，柯林頓打敗了攜伊拉克戰爭勝利之威的老布希。解決香港的問題，也得從經濟入手，需要大智慧，需要大勇氣。
下文為一位不願署名的香港特區立法委員所寫，標題為「嗟爾香港，氣數盡矣！」，文中觀點不見得中允，僅供參考。
要說香港為什麼會衰落，就要先說香港為什麼會崛起。
總結成功經驗這種事情，向來是一百個人有一百零一個解釋。不過委員認為真正靠譜的就一個原因：香港是內地和西方經貿交流的中轉站。這個條件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達到最優，使得香港一躍成為國際級的大都市，只不過這樣的好機會，之前之後都很難再找了。
首先，讓時光倒推回1840年。從英國最初割佔香港，到朝鮮戰爭爆發，中間有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這段時間裡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錯的經濟發展，但遠沒有日後那麼搶眼。這是因為，當時的香港並沒有在中國經濟版圖中佔據什麼不可替代的地位。當年的中國對西方市場幾乎完全開放，外國人員、資金、貨物，都可以暢行無阻的直接進入中國內地，那麼自然沒有必要繞行英國控制的香港，多費一重周折。香港在當時的地位更側重於軍港，而非商貿中心。
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年輕的新中國同西方世界的經濟聯繫幾乎完全被切斷。不過，中國並沒有因此而感到特別不便，因為中國倒向了社會主義陣營。蘇聯人可以為中國提供經濟建設亟需的資金和技術。既然中國並不十分期待來自西方的經濟資源，那麼作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醬油的份了。
轉機起於中蘇分裂。隨著中蘇關係的破裂，中國從蘇聯獲取資金和技術的渠道越來越狹小。而中國經濟建設、科技發展對外部資源的需求則一直有增無減。這種情況下，中國自然而然的轉向西方，尋求資源的替代來源。這種轉向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著名的「四三方案」，從西方引進全套工業生產設備，滿足經濟建設需求。這是自156個蘇聯援助項目之後，中國第二次大規模引進國外的工業技術和設備。以四三方案為代表，中國和西方經濟體系開始重建聯繫。這種聯繫由小到大，最終演變成全國性的對外開放。
順便說一句，當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負責人，就是後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老人家。
然而，儘管中國大陸已經定下了對西方開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實際操作中，開放面臨重重問題。中國的辦事規則和西方的貿易規則互不熟悉，缺少熟悉兩邊狀況的中間人，還有中國在政策上、法律上對直接來自西方的人員、物資、資金也有種種限制。種種麻煩導致中國對西方經濟資源的需求始終難以得到充分滿足。而這正好構成了香港崛起的條件。香港人熟悉大陸，即使在中國和西方關係最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國內地和香港間也保持著相對穩定的人員、貿易往來。香港人也熟悉西方，畢竟是在英國統治下渡過了一個多世紀，他們對西方的法律、貿易規則等等都很熟悉。這個有利條件讓香港迅速獲得了中國內地同西方間經貿往來的中轉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時也還充當了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聯繫橋樑。從八十年代兩岸關係緩和算起，直到兩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陸與台灣間的人員物資往來，絕大多數都會選擇從香港轉道。
數量巨大的轉口貿易讓香港一舉成為亞洲地區首屈一指的交通樞紐和貿易中心。隨之建立起來的還有金融中心，這一點同樣得益與中國市場：來自西方世界的資金要流入中國大陸，同樣需要一個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於吉隆坡，也都想爭奪亞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質上講就是它們背後缺乏一個足夠吸納大量資金的市場。在這個問題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較長短的對手是東京，其背後自然是整個日本市場。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後，尤其是香港回歸以後，這種有利地位卻開始日漸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將此歸結為特區政府無能。這個理由不成立。我們後面還會提到，特區政府並不比港英政府更無能。真正的原因在於，中國內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灣地區的聯繫日漸緊密，直接的經貿往來越來越容易，那麼為什麼還要走香港繞道呢？香港作為貿易中轉站的地位從根本上講，來源於東西方直接交流的不暢。這是一個暫時現象而非永久問題，所以自然是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只不過這個暫時現象持續了一代人的時間，所以經常被這一代人視為天經地義的事情。對於更早的歷史，人總是健忘的。
當然，我們不是說香港只能在轉口貿易中心這一棵樹上弔死。只要尋找到新的金剛鑽，當然不擔心沒有新的瓷器活兒。用公司的轉型來打比方：同樣是做攝影膠捲的公司，面臨數碼照相技術的絞殺，富士公司和柯達公司就是一好一壞兩個轉型。富士依託化學製劑方面的基礎，轉型做化妝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業內的一個巨頭了。而柯達選擇向印刷出版業轉向，偏偏這也是個被電子信息產業擠兌的夕陽產業，於是柯達轉型走的舉步為艱，最終在世界經濟危機中被一網打盡。香港的問題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達？
轉型成功的關鍵，是要尋找可以做大的朝陽產業，而且要是本地有條件發展的產業。那麼香港的朝陽產業該是怎樣的產業？
首先說，所有低端產業都沒戲。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誠發家了，堵死了下一個李嘉誠的路子。李老闆是當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這是一個典型的勞動密集型輕工業，各國產業升級路上的第一台階。但是發家以後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產，操縱香港的土地價格一路飛升。居高不下的地價對工農業發展是致命的，沒有幾個企業的利潤率能夠應付如此高漲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數小而精的高科技工業，大部分工農業企業都早早關門大吉了。當然，工農業萎縮的另一個原因是自然的產業升級規律：香港有錢了，平均工資高了，需要維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產業就自然完蛋了。簡而言之，產業升級是單行線，沒有回頭路可走。這兩個原因限定了香港未來的出路，只能在第三產業里找，並且只能是對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業。
第二個因素是，必須是不易搬家的行業。今天的大陸顯而易見是個比香港更遼闊更活躍的市場，如果一個產業能夠輕易搬家，那麼直接舉家遷往大陸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當年紅極一時的影視娛樂業。今天的大明星們名義上是香港人，實際上一年大半時間在大陸拍戲、走穴。香港發展成什麼樣與他們何干？真正香港本地製作的「土產」電影如今早就沒了九十年代在大陸市場一統江湖的氣勢，就是因為人脈資金都早已流向大陸，樂不思蜀了。
第三個因素是，目標產業必須能夠吸納相當可觀的勞動力數量。畢竟，香港是一個上千萬人口的城市。一項只能讓少數人暴富的產業是當不了支柱產業的。少數超級富翁和大批貧民構成的社會連穩定都談不上，何談發展？沒錯，委員說的還是房地產業。李大富翁在房地產業里賺得盆滿缽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還是鳥籠，連內地許多大城市的居住條件都趕不上。這樣的產業繼續畸形繁榮，對香港實在不是什麼好事。
說到這裡，有人可能已經看出問題了。上述的幾個考量因素之間是有矛盾的。比如，一個產業如果在香港吸納大量的勞動力，那它就必然背負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導致競爭力下降。
還是前面那句話，兩難的選擇，不是要證明香港的產業轉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說，產業轉型，無論在哪裡都是要經過痛苦的調整、犧牲，承擔相當的風險，在不同的因素間走鋼絲的。坐在家裡就能日進斗金的好日子已經過去了。未來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犧牲，才有回報的。當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條件，只要願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還是很多的。比如，旅遊業就是一個可選擇的目標產業。香港畢竟是一個比出境游要廉價方便的旅遊目的地，旅遊業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幾個條件的產業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問題在於，大多數人對於發展模式的轉變還沒有意識，沒有這個心理準備。從很多角度來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態甚至可以稱得上「不知死活」。
從前兩年開始，我們越來越多的見到香港市民同內地遊客之間發生衝突的新聞。隨便在網路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將內地赴港遊客稱為「蝗蟲」》、《香港導遊辱罵內地遊客》。
很有意思。旅遊業是香港這幾年少有的景氣行業，可以說代表了香港產業轉型的希望。可是屢屢爆出的負面新聞讓人覺得，香港不過是一個和內地許多劣質旅遊開發區類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對待本地的旅遊行業信譽，這是一種什麼心態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問題。新聞很多了，內地人到香港大批量採購奶粉，許多商店貨架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輿論的反響不是「商機難得，擴大進貨」，而是「內地人搶了我們的奶粉」。作為一個以轉口貿易起家，以自由貿易為榮的商業城市，竟然鬧到要動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戶購物……這讓人想起了鴉片戰爭前的清朝：獲悉外國商人大批採購瓷器絲綢、市面上貨源緊張的消息，清政府的反應不是擴大生產，而是禁止商品出口。當年的清朝沒有受過資本主義洗禮，尚屬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委員以為，上述事實足以說明，大多數香港人不知道香港發達的原因。他們表面上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傑出代表，骨子裡還是盯著眼前一畝三分地的小農心態。他們口裡以貿易中心為榮，實際上卻不知道（或者不關心）這貿易服務於哪個市場哪個客戶。他們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託大陸市場的結果。所以，他們是在迷茫中稀里糊塗的發展起來的。今天的他們又在迷茫中稀里糊塗的停滯不前。那麼委員當然可以預測，他們也將在迷茫中稀里糊塗的衰落下去。
當然，許多香港人不會承認這一點，他們更喜歡將今天的停滯歸罪於特區政府。聲稱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樣子，就是因為特區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這是很荒唐的。特區政府事實上和港英政府毫無區別，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歸前的港英政府是個確鑿無疑的殖民地政府，沒有決策權，只有執行權。做決策是英國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慮如何執行英國政府的決策。在香港回歸的時候，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會的穩定，中國政府承諾，香港現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變。這意味著，香港特區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樣，仍然只是一個殖民地政府。基於各方面因素考慮，中國政府從未大幅調整香港特區政府的架構和工作模式，賦予其決策的能力。
那麼誰來替香港做決策呢？是中國政府么？我們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諾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國政府除了在少數基本問題上保持發言權，以此體現主權之外，在大多數具體的政策問題上並不願插手香港內部事務。
所以這就是香港特區政府的問題，它是一個殖民地政府，上面卻沒有了宗主國。它無條件保留了英國人留下的施政綱領，沒有能力根據經濟形勢變動予以調整，就像一輛卸掉了方向盤的汽車。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艱難。
要理解香港特區政府的這一缺陷，我們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國金融危機時美國政府的反應，對比98年香港金融危機時香港政府的反應。08年華爾街搞出危機的時候，美國政府毫不猶豫的拋棄了之前一直高調宣傳的「政府不干預市場」的口號。為了避免通貨緊縮風險和全面的經濟崩潰，美國政府立刻插手干預市場。反正干預市場也罷，不干預市場也罷，都是政策選擇而已。對於美國政府，這不過是一張紙上寫什麼字的事兒。現在改幾個字也沒什麼，毫無心理壓力。可是香港政府在98年的救市決策就艱難的多了。當時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後來的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他自己事後回憶說，他覺得政府干預市場違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預市場經濟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棄了自己的理想，以致於在宣布救市決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頭痛哭。曾蔭權的心態就是一個典型的殖民地官員的心態。他從未掌握決策權，只能把上級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國政府布置的政策當聖旨來遵循、來信奉。如果英國政府命令改變這個政策，他什麼話也不會說。可要他自己違背這個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樣。
從這個角度上講，索羅斯當年攻擊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給香港特區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壓力，以致於這個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認識到需要做點什麼來自我保護。如果他能夠用溫水煮青蛙的手段來炮製香港，香港特區政府或許真未必有這個自衛的意識呢。
這方面的另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港幣的匯率問題。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根據英國人的決策，港幣匯率盯緊美元匯率。香港回歸後這個政策依然連續。實際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員退休後反思，認為應該適當調整匯率，才能促進經濟發展。可就是沒有一個金融官員能在任上做這個決策，所以今天的港幣匯率依然盯緊美元，僅在小範圍內允許輕微浮動。
當然，要說特區政府的政策完全沒有變動，這也不確切。實際上，香港就像一輛沒有方向盤的汽車，輪子轉向什麼方向，完全取決於輪子壓過什麼樣的坑。這個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過，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臉，一日三變。沒有一個穩定的決策方向，盲從民意的結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豐源案：這是內地產婦赴港生子，然後援引基本法規定，要求給孩子授予香港特區居民身份的濫觴。當時的全國人大就給香港法院建議，提醒他們此例不可開，否則後患無窮。可是這個建議被公之於眾後引發香港輿論強烈反彈，認為這是中國政府試圖操縱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順應民意，裁定產婦要求合法。十多年後，香港大小醫院幾乎被大陸產婦擠爆，香港民眾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釋，不再允許赴港產婦的新生兒獲得特區居民身份。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最近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現類似的行為。三月初，香港民意強烈反對內地遊客強購奶粉，香港政府於是下令無限期禁止遊客攜帶大量奶粉出關。違規者將被課以高額罰款，並沒收所帶奶粉。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滯銷。一個月之後，香港政府改口說禁令頒布一年後要重新檢討。然後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說半年之後重新考慮禁令問題。而據赴港遊客反映，香港海關現在對攜帶奶粉的查禁已經形同虛設。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香港一些輿論喜歡批判說香港今日的經濟不景氣是因為香港特區政府不遵循民意。從以上的諸多案例我們實際上已經看到，第一，香港繁榮與否與香港民意無關，港英政府時期何曾在乎過香港民意？香港繁榮和中國大陸的發展狀況倒可以說息息相關。第二，香港特區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從民意，如同蒙著眼睛的毛驢，繞著「民意」這個磨盤打轉。第三，正是因為特區政府盲從民意，才導致重要的決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規、無力改革，無謂的瑣事上卻被泛民派綁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擾。香港居民則被這兩派政客演戲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那麼，中國政府介入香港事務，是否可以扭轉這個趨勢、帶動香港經濟成功轉型呢？委員對此也不樂觀。香港輿論對於中國政府介入香港事務懷有極大的抵觸，對內地普通遊客橫挑鼻子豎挑眼，歸根結底是優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鐵上能不能吃東西」的問題。內地遊客在香港地鐵上吃東西，引發同車香港人不滿，最後演變成內地遊客和香港人的對罵，然後又變成了「遊客素質問題」「社會公德問題」的大討論。可幾乎就在那同時，有人見到西方遊客在香港地鐵上吃喝，同車香港人卻是一片沉默。所以，什麼素質問題、公德問題、乃至法律規定問題，都是表面問題。實質是香港人面對內地人時的優越感問題：「我們是富裕先進開化的上等人，你們是貧窮愚昧閉塞的下等人。我們怎麼能對你們委曲求全？當然應該是你們曲意迎合我們才是。」香港人只要還有這個心態，中國政府任何試圖介入香港內部事務的行動都只會招來更強烈的反彈。健康的、可持續的改革，必須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礎之上。現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沒有理性決策的能力，改革從何談起？要想改變這個心態，香港的經濟狀況至少要跌落到明顯低於中國大陸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優越感。
這就是委員說香港的未來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沒有能力走這條路，也不接受中國政府帶路。這是個死結。
嗟爾香港，氣數盡矣！這個問題很好，大家的注意力一直都放在香港，並沒有關注過澳門的情況。
內地的各個省份都不一樣，所以也千萬別指望香港和澳門會一樣。
@王子謙的觀點我也是贊同的。但是有幾個方面沒有說清楚，我嘗試說一下。
而在葡萄牙人佔領的四百多年裡，其實葡萄牙人對澳門最大的影響是沒有影響。葡萄牙人在澳門做什麼？做行政，做法律，做軍隊，然後沒了。中國人在澳門做什麼？經商。東南亞人在澳門做什麼？苦力活。你可以發現他們從事的行業沒有重疊的部分，所以就不會有利益上的衝突的。葡萄牙人根本就沒有在澳門輸出他們的文化，只不過在澳門建了一些葡式建物，然後在走的時候，留下了他們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但是他們並沒有培養相應的人才出來。（澳門法律制度很好但也很糟糕，這是另一個問題），所以文化上是偏向中華文化的，西化成分很少。
澳門人總體隨和，不是很激進的，跟香港人的性格完全不一樣，從他們的生活節奏就可以看出來，一個快的要命，一個比較悠閑。
經濟上，澳門70%以上的GDP來自博彩業，而且是在2千年以後才高速發展的，之前葡澳政府只留下了130萬給澳門政府，現在看看澳門2014年財政收入為155512.1百萬澳門幣，澳門人均gdp世界第四位，這期間就只是十幾年的時間，你就知道澳門一直是在進步，沒有退步。
政治上，澳門第一任特首何厚鏵是一個很有魅力和能力的人，香港的第一任和第二任無能力。特首對於特區很重要，因為特區是實施行政主導的三權分立制度。特首的能力影響著一個特區的發展走向的。澳門這邊，何厚鏵先生果斷的放開賭權，允許外資進入澳門開設賭場，才會有澳門今日的繁榮，可以說澳門今日，何先生有很大的功勞。反觀香港，從第一屆被趕下來到現在這屆，個個都被罵得要命。
政治上，其實澳門是葡萄牙的制度，香港的是英國制度，兩者本質是一樣的，三權分立，但是表現形式很大不同，不要先看著表現形式的不同，能影響著一個地區的運作的。而上文也說了，在澳門回歸之前主要是葡萄牙人在政府，立法會以及司法機構從事的，到了澳門要回歸了，才讓中國人逐漸參與到進來的，但是那時對澳門人的行政觀念影響太少了，不想香港那樣被英國影響太大。
澳門是一個中西文化聚集的地點，但不是融合的地點。而香港就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地點。
作為在香港呆了10年的港漂，從香港這個角度來回答一下問題。
首先我來反對一下 @林建建的答案（已經刪了），其實主要就反對一條：
即使他朝香港真的"沒落"，原因也不是因為大陸有了"進出口業務、轉口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以及擁有免稅區的地方"，而是因為香港的制度被內地侵蝕。
這種迷信制度的論調是經不起推敲的，不過這個論調在香港社會又很具有代表性。完整的版本基本上是這樣：
- 香港製度上很有優勢，營商環境、市民素質、法制精神，可以說是全球頂尖的
- 香港人非常有才華，勤奮、刻苦、團結、拼搏，可以說是全球頂尖的
- 回歸了，咦，為什麼我們過的沒以前好了了？這兩者肯定有關係吧！
多麼簡單易懂的邏輯，是不是再正常不過了？我覺得香港問題的核心在於心態，在於香港把現時的困境過份地歸結於政治和外部因素，並且對自身競爭力的內在缺陷認識不足，有些高估自己。
時至今日，每每談論起香港面對內地城市的競爭，特別是上海和深圳，電視上被採訪的議員也好，學者也好，眾人還是十年如一日地重複：香港的制度很完善，香港是法治社會，所以優勢還是很大的阿blablabla。很少有人直言，面對周邊地區的不斷發展，香港的競爭優勢已經在不斷地衰退之中。
表面上看，2014香港最大的新聞是馬路被堵塞了兩個月，但其實2014年還發生了下面幾件事情，個人認為更值得回味：
- 阿里巴巴誠心誠意來上市，結果被趕去了美國，大家不覺得是多大的問題（後文有補充）。
- 烏魯木齊都通高鐵了，香港幾十公里的鐵路2010年開始動工，居然2018年才能通車，大家也不覺得是多大的問題（後文有補充）。
- 兩地民眾的矛盾進一步加深。旅遊和零售算得上這幾年少有的繁榮行業吧，偏偏大家還都希望內地遊客不要來。
說實在的，馬路被佔兩個月，對香港直接的打擊並不大，但上面這些事情，卻反應了香港內在運作的隱憂。一方面知道哪兒有些不對勁，覺得要改變；另一方面自己覺得本錢很足，放不下身段，凈追求些虛無縹渺的東西。說白了，還是擺不正位置，抓不到重點。
港人對民生現狀不滿，要表達反對，這很正常。但是矛盾的根源不是一國兩制，也不是人大831決議，是財團和資本家壟斷。你可以盡一切手段反對財團和資本家的剝削，但唯獨不能從政治層面上挑戰中央的底線，這樣才能爭取到實實在在的東西。
人大831決議比起現行制度，怎麼看都是跨越性的進步。反對派居然解讀為政制發展的倒退，也真是醉了。進步在哪裡？進步就是候選人要向全體市民爭取選票，所以在政綱制定上必須面向普羅大眾，從選舉理念上發生根本性變化。831決議確實有限制，但是和現行制度相比，說一句民主成分有顯著的增加，太合適不過了。說實話，無論是選舉委員會增加至1200人，立法會加入超級區議員，還是現在的提名委員會，從1997年到2017年，我看到中央在政治制度上是不斷地在給香港放權。如果連這一點都不能正視的話，我要毫不猶豫地指出這是智商的問題。
反屯地就反屯地，反壟斷就反壟斷，訴求要清晰，才有人重視。比起現在這樣亂搞一通，集中力量佔領長江中心效果可能都比現在強。
在香港，反對派反對的花樣千奇百怪，打傘啊，標語啊，佔領啊，衝擊啊，但偏偏都是打著政治的旗號，就是不能一起靜下心來想想路在何方。借用下知乎的名言：戰術上的勤奮掩蓋不了戰略上的懶惰。啥事兒都賴中央，真是太方便了。
如果要他們具體說中央究竟怎麼干涉了，準是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凈拿些研究報告說這個指數低了那個指數低了，喂這些指數低了怎麼就是中央的責任您倒是掰點乾貨出來亞。
這是最新2014年的廉潔指數。香港的排名再一次下跌。你說原因和回歸沒有關係，打死我我也不相信的。
對，我就是要說香港的廉潔指數跌了和中央沒什麼關係，我還要說香港新聞自由指數跌了也和中央沒關係。不是因為內地很廉潔，不是因為內地新聞很自由，是因為中央並沒有直接干涉過香港的制度。況且這兩個指數的高低，和香港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兩碼子事。（後文有補充）
當然，香港搞成這樣，政府施政能力差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篇文章不是要洗白香港政府，實際上香港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決策判斷方面都是很欠缺的，唯一的長處是執行力。香港政府幹什麼最厲害？禽流感殺雞很厲害，動員大量警力維持秩序很厲害，所謂加班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幹什麼不行？和反對派談判不行，開發新項目不行，產業轉型不行。
從公務員系統來看，香港政府的的困局，不是大家一起選個特首就能解決了的，裡面有歷史原因。中國社科院在2012年出過一本香港藍皮書，提到在1993年的時候，香港政府內仍然有高達3000名英國人擔任公務員職位。即便在1997上半年，英國人擔任的職位依然有1000多個。在回歸之後，由於貫徹港人治港，相當於撤換了近1000個高層職位。（香港公務員整體數量約16萬）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有哪個700萬人的城市，能夠彌補短時間內失去1000個高級公務員的損失？因此回歸後從下面頂上來的公務員團隊，整體經驗不足，顯示出以執行為主的風格，卻缺乏戰略的眼光和決策的魄力。
另一方面，本地人才培養又跟不上，以致整個社會陷入一個緩慢的退化狀態。關於香港大學local學生的吐嘈文已經夠多了，不由得讓人擔憂今後誰能治理好這個城市。
港人治港，是個偽命題。自古以來香港本地人沒有任何的過往經驗，可以證明香港能夠湧現足夠多的人才，來治理好香港，所以現在衰落下去也沒什麼好奇怪的。抱著個英國人留下來的制度就覺得能當飯吃，那隻能和英國一起給全世界陪跑了。
所以我自己是這麼認為的：
- 香港過去的繁榮，是英國管制和時代機遇的結果。香港人自己努力的因素當然有，但是不大。
- 香港現在的競爭優勢，是英國人留下的社會制度（不包括民主意識），及尚存不多的地緣優勢。
- 大家覺得香港現在不如過去，這不是中央的干涉，而恰恰是無人干涉下香港人治港不能的證明。
不過我清楚地知道，這個事兒在香港是沒人願意聽的，這個社會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哪天香港要是死了，一定是自己作死的。
============================關於阿里巴巴===============================
很多人講阿里巴巴的架構中同股不同權，無法保證中小股民利益。香港拒之門外，堅守了自身制度，沒有被虛名和光環所迷惑，應當值得讚賞。
如果是單個案例的話，這麼說倒也見仁見智。但在互聯網公司，或者其他創業公司中，同股不同權不是一個少見的現象，可以說是一種趨勢。這次放走了阿里巴巴，下次再來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是不是還要統統放走？內地創業公司那麼活躍，香港未來應該如何應對？
起碼在阿里巴巴事件後，聯交所也好，證監會也好，沒有給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應有的重視和思考。聯交所CEO李小加有多次嘗試推動制度改革，但看不到結果。本身應該是推動上市規則發展的一大契機，不知為何卻落了個因循守舊的感覺。
============================關於高鐵==================================
香港高鐵香港段全長26公里，2010年動工開建。原計劃預算660億港幣，2015年通車。2014年預計需要2018年才能通車，並且可能超支10%。在高鐵的建設過程中，發生了以下幾件事情：
- 2008年時政府的預算為400億，2010年突然增加至660億，引起巨大爭議。
- 菜園村居民安置事件。菜園村居民對於拆遷方案進行了激烈的反對活動，在事件中香港政府放棄了以市場為標準的賠償方案，特批高額賠償方案對村民進行安置。
- 承建工程的港鐵公司2013年起隱瞞工程延誤的事實，2014年在一場黑色暴雨之後突然向公眾宣布無法按時通車，預計延誤兩年。
- 反對派代表人物，立法會議員及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發表言論反對一地兩檢：「一地兩檢使中央可以在香港境內實行內地法律，代表一國兩制的終結」 （大家仔細體會一下這句話有多麼蛋疼）
一地兩檢指的是乘客上車前在香港境內同時完成出關和入關手續，確保和內地高鐵網的無縫連接，不然高鐵開到深圳需要停下來實行進關手續，浪費大量時間。
在事件中中，我能看到政府團隊能力不強、企業不規範、民眾認知偏差、政黨胡攪蠻纏，香港社會的整體運作已經出現阻滯。但唯獨看不出這事兒和香港的政治制度有什麼直接的聯繫。說白了，是好是壞，都是香港人自己搞的，賴不得別人。
============================關於廉潔和新聞自由的補充======================
我知道廉潔和新聞自由和內地無關這個論點乍一聽很難服人。我想說的是，對於特定的案件，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不能妄言內地直接影響了香港的廉潔和新聞自由。
先說廉潔，從最基本問題開始，香港有沒有官員直接向內地政府行賄？內地官員和香港官員有沒有直接的貪污案件發生？貪污案件是民間行為還是政府行為？據我所知回歸以來內地和香港之間的貪污案件幾乎沒有。
2014年香港鬧的最大的兩單貪污事件，一是梁振英特首疑似和澳洲某公司有不正當財務往來，二是前政務司司長和本地地產商的錢權交易。這兩個事件中均看不到內地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把香港的不廉潔歸到回歸的頭上，也同樣難以讓人信服。
再說新聞自由，回到基本問題，請問了，中央哪個部委有在香港試圖直接刪除蘋果日報的文章？哪個機關有嘗試直接阻止輪子們在銅鑼灣擺攤？哪號人物發出過要阻撓合法的反對遊行和集會的言論？香港的小道記者們雖然號稱對中央內幕了如指掌，但這些問題看不到有什麼答案。
香港是有親中央的報紙，但誰說中央不能在香港辦報紙了？符合遊戲規則就可以，不能因為回歸後出現了一些親中央的媒體，就說香港新聞變得不自由了吧。
最後，我不是左派，我反對的是乍乍呼呼的右派。
本來這個問題應該是一個應用社會科學方法，進行比較政治研究的課題，結果活脫脫變成了一個吵架場。對此，圍觀的李先生表示，自己活了二十年，天天都見到這麼無聊的人，所以已經不奇怪了。嗯，昨天中午的葡國菜挺好吃的。
我估計這裡還沒有在澳門上過學的人回答（這純屬主觀臆斷），所以我決定回答一下。本人是在澳門大學交換的交換生。澳門大學不是野雞大學，否則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先生閣下也不會來了。
我會竭力在題目中客觀描述事實，避免在未聲明情況下做出道德判斷。當然大家也知道，絕對的客觀是不可能的。因此我申報一下，我對香港現在的示威活動的確有所同情，認為政治學上認定的，符合民主政治標準的制度是值得追求的良好政制。我的一門課期末論文寫的是香港民族主義運動的緣起。如果大家認為我的回答有任何錯誤，歡迎打臉，但請告訴我問題在哪一段陳述，是事實描述存在問題還是研究方法有問題，問題是什麼。鑑於我對經濟學缺乏了解，所以我將避免論述地緣經濟和制度經濟學的問題，集中於港澳問題各自的國際關係背景，與中央的政治互動，社會結構，以及歷史記憶幾方面。換而言之，所有「香港的繁榮是否依賴大陸」這樣的問題都不會被討論到。我只能留白，免得貽笑於大方之家。
=====我是答案的分割線=====
題主問為何港澳如此不同，我們不妨從港澳各自的歷史開始講起。很有趣的事情是，葡萄牙人最早看中謀求佔有的不是澳門，而是香港屯門。英國人最早想要的也不是香港，而是澳門。這個詭異的歷史，大家可以自己查查，我就不展開了。
葡萄牙人最早來到澳門大約在1553年，澳門議事公局始建於1583年，但直到清末割讓香港之後，澳門的葡國機關才和本地華人居民的日常生活真正產生關係。1846年澳門總督亞馬留開始對華人徵稅，並拒絕向清政府繳納地租銀。在此之前，澳門的葡人社區和華人社區政治上相互區隔。由此而來，澳督亞馬留被華人村民刺殺，引致一系列外交事件，拒絕接受總督權力的望廈村被入侵。最終在1887年，清葡簽署《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正式承認由葡國「永居管理澳門」。 1922年，澳門發生「捷成事件」，葡國的殖民統治顯然過於任意。事發後大量澳門居民迴流國內，澳門人口銳減。
在亞馬留總督開始對澳門殖民化之前，葡人和華人社區的關係似乎還算不錯。不過關於這一段歷史我所知不算很多。長期以來，澳門都是遠東天主教教務中心。這裡的聖保祿學院是東亞最早的西式高等教育機構。清末國畫名家吳歷在此拿到了藝術碩士，不必說，他是天主教徒。在大三巴牌坊，也就是該學院舊址一旁就是澳門的哪吒廟。澳門的土生葡人族群往往具有中國血統，且在澳門生活上百年之久。他們大多通曉粵語，有些人甚至中國文化功底深厚，是澳葡總督領導的政府與本地華人之間的橋樑。廣東人吃得西洋菜，據說是葡人經澳門帶來。而你到土生葡人餐廳去，往往也能吃到非常像樣的清蒸龍脷魚——用刀叉喲。明末葡人當局還支援過南明的防務。由這些事情，我推斷雙方應該是相處基本和諧。兩者的文化交融其實是很深刻的。但是當葡國人開始建立獨一無二的政治權威，排斥中國原有機制時，情況起了變化。而大家都知道，這是中國作為民族國家開始形成的年代。
對比一下香港，殖民時代的開始就非常不同。1842年南京條約割香港，隨後又割九龍新界。英屬香港最早的殖民地徽號是「阿群帶路圖」，這應該是「帶路黨」最早被歷史記載了（笑）。這個故事確實難辨真假，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香港人和英國人的關係。香港早期的華人領袖不少是同港英當局合作的。大家不必要指責他們是賣國者，那時還沒有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甚至現在的中國都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成型民族國家。他們中的很多人也為中國的現代化做出了很大貢獻。伍廷芳太平紳士的事蹟，我不必多講吧？1851年太平天國事起，不少華南商人逃往香港避難。在此後百年間，甚至直到今天，不少大陸人還是出了事就去香港避難的。這一點對香港的歷史記憶也有非常大的影響，現在先按下不表。
與政治上的華洋合作相反的是，香港的華人社群在文化上並未因殖民而受到同化，兩個族群也沒有顯著的文化融合現象。英國人起初在心理上似乎的確認為尚未開化。而華人社群則在英國政治的傳統下保守住了自治，而鮮有遭到外部干預。同時，他們還學習了英國人的組織形式，形成了一個文化上保守傳統但卻接納英式政制的華人社區。
從這兩個城市不同的殖民故事中，未來區別的種子就已經埋下了。一個是文化水乳交融而政治勢不兩立，另一個卻是政治合作無間日子卻各過各的。顯然他們的心理會很不一樣吧?對於今天的香港人而言，他們不會覺得接受殖民統治和總督良政帶來的繁榮會有損與他們的獨立個性。而澳門人則可以一方面朗誦《葡國魂》，歌頌葡萄牙偉大的航海時代，如同歌頌自己的光榮歷史，又一方面對葡國欺壓華人破口大罵。普通香港人大概覺得除了總督和那幫官員，英國人和我們沒什麼關係，而澳門人很可能會認為身邊的葡國人好友善，但那幫官壞到家了。
今天中午在澳門退休，退役及領取撫卹金人士協會花天酒地大吃大喝，旁側的其他食客幾乎都是土生葡人，相互之間用幾句夾雜了葡語的廣東話打招呼。也難怪，這個類似內地老幹部活動中心的組織本來就是葡人俱樂部，華人還是比較少見啦。這裡的飯是我吃過的最好的葡菜，價錢也算便宜的。大家到澳門不妨大膽進去吃，別被門口的牌子嚇到。相信我，絕對不會有錯的。
說起來這些土生的幸福生活背後也有不少不忿的目光——他們做什麼了享受這麼好的生活?的確，澳門的政府治理能力相當低下，所以他們的待遇也頗令人感到不舒服。而之所以澳門政府什麼都沒做，主要有兩個原因。接下來我們就談談這段時間的故事。
澳門被葡萄牙最終拿下後，原來管制葡人社區的政制結構被延續下來，並擴充到對整個澳門的管制。但是當時葡國本土的產業結構主要是農商，在歐洲相對而言工業較為匱乏。也正是因此，澳門也被當作一個商貿轉口港來建設，而不是培養成「原料供應地和產品傾銷地」。葡國人並未費心為澳門提供公共服務。但諷刺的是，葡國的歐陸式行政又極其繁瑣，以至於滿大街都能時常看到政府各個部門發布的公告執照之類。某種意義上說，這對華人社區的自治是一個障礙。不過，我國人民一貫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證照不齊就開工也是常事。誰知在1966年，這樣的做法卻引出一樁大事來。
1966年，內地剛剛爆發文化大革命，澳門的左派氛圍也空前高漲。此時的澳葡政府還是一如既往的腐敗低效= =。。。傳統上，澳門政府的公立教育機構主要教育葡人子弟，而華人社團則自行設置學校教育子女。是年，氹仔華人為擴充校舍，入稟澳門省海島市政廳申請工程凖照久未獲批，故依前例先上車後補票開工擴建校舍。結果海島市行政局代理局長不知道腦子裡哪根弦搭錯了注意到了這事，就排了警察來阻攔，於是發生了警民衝突。警方拘捕了包括一名澳門日報記者在內共計24人，並將其拘押。後前往海島市政廳交涉的華人代表亦有部分遭到拘押。
這一來，華人群體相當憤慨，向澳葡政府提出數項要求。親北京社團的代表開會，威脅要進行鬥爭。
這兩個地方體量也好，社會複雜度也好，政治程度也好，區域影響力也好，各種方面差異都實在太大了，其實完全沒有對比空間。
從區域影響而言，香港應該對比的是19世紀到20世紀初新加坡，而從本身而言，應該對比紐約和40年代以前的上海，它曾經是以這個亞太地區為經濟腹地的樞紐城市，由於行政司法的特殊地位，也早早就進入了公民社會（這是必然的，因為香港要承擔和追求的社會經濟功能太複雜了，如果不是公民社會根本就無法實現）。
至於澳門，一直是個社團社會，60、70年代葡政府失去管制力之後更是如此，至於區域影響力，應該說葡西荷衰退以後，近代已經沒有什麼影響力可言了，自然也就沒有了香港那樣的對外訴求。因此，它的政治訴求，社會定位和香港這種世界性是完全無法比較的。
歷任澳門特首就職典禮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澳門特別行政區……」；
歷任香港特首就職典禮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某次在youtube看歷史視頻資料時忽然發現的，接著往前看了兩地歷屆就職典禮都是如此。
沒想到北京當年竟沒能搞定這幾句台詞。其實他們沒有那麼多相似的地方，1、香港700多萬人，澳門就60多萬人，人實在太少；2、香港是清末歸的英國，澳門明朝葡萄牙就來了；3、香港回歸是中國想要，英國還捨不得放手，澳門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葡萄牙就要歸還，可是大陸死活不接手，拖到99年才接手了；4、解放戰爭後香港因為特殊位置成為世界的經濟和文化中心之一，澳門現在連稍大點的船都停不了，當港口都不行了；5、葡萄牙和英國的地位也不能比；6、英葡兩國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肯定會影響各自殖民地，這兩國應該不一樣吧。
排名前二的答案都談到了「港人治港」不力的問題。香港人也認識到這一點，並將這點歸結為特首非普選造成的，因此佔中才會鬧出這麼大聲勢。
可事實上我覺得，香港現在的問題，就是典型的富二代病，香港早年創業者身上的那股香港人非常有才華，勤奮、刻苦、團結、拼搏
的勁頭，在現在的香港年輕人身上已經很少能看到了。相反，他們在內地精英身上看到了這些特質，在港學習和工作的內地年輕人，給了香港本地年輕人太大的壓力，他們對「香港人的香港」的未來失去了信心，香港學生成為佔中中後期的主力，這股壓力也是個原因。
香港現在已經不再有創業者精神了，沒有了闖勁，發展慢慢停滯也就不足為奇。同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還在不斷在新的產業開拓，因此能一枝獨秀。
至於澳門，一直就是個邊緣角色，又在六七十年代已經事實回歸，跟香港情況不同，表現不同也就不足為奇。1952年「關閘事件」：中葡在澳門炮戰一周
澳門關閘拱門 資料圖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和葡萄牙澳門當局一直相安無事。但沒有料到，1952年7月卻因澳門關閘事件，引起中葡關係一度相當緊張。
摩擦升級，戰事一觸即發
1950年代初期，葡萄牙在澳門駐軍約為1500多人，以僱傭的黑人兵為主。當時在澳門關閘，中葡雙方在前沿都有士兵把守。
「關閘事件」發生於1952年7月25日，事件起因說法不一。葡方指是解放軍哨兵嘲笑葡軍非洲裔哨兵；中方則指是葡軍一名非洲裔士兵，越過雙方警戒線，將放置在中間的「木馬」向前推移引發爭端。
中國邊防軍哨兵打手勢令葡兵將「木馬」往後移。但葡兵不服警告，召來9名葡兵氣勢洶洶將木馬再推向中方警戒線內。中方哨兵當即嚴厲制止，3名葡兵竟用槍刺傷中方哨兵左臂及右中指，關閘葡兵還回營房端出機關槍威嚇中方人員。
中方戰士也不客氣，擲了一枚手榴彈，警告葡方不要亂動。葡方士兵向中方開槍。於是發生衝突，雙方槍戰。晚上8時，澳門方面向中方拱北一帶開了幾十炮，炮轟拱北居民。中國軍隊開炮還擊。葡方士兵又開槍把附近的路燈射熄。關閘附近街道的人爭相逃避。中葡雙方都進入軍事戒備狀態，關係十分緊張，戰事一觸即發。是為「關閘事件」。
談判中途，葡方又開槍開炮
事發後，中方向澳葡政府發出通知，稱葡方不但闖入中方地界，還首先開火，葡方要負全部責任。當時，中葡雙方沒有建立外交關係。而中方駐澳門代表、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剛好去了廣州。澳督委託經濟局局長羅保全權處理此事。羅保請澳門中華商會代表何賢（澳門首任特首何厚鏵之父）、馬萬祺等出面調處。
對於澳葡當局的挑釁，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向周恩來彙報了事件的整個過程，在得到毛澤東「大國從嚴，小國從寬，葡國是小國，可以寬大處理」的指示後，葉劍英指示同意談判。中方提出三條談判的條件：一是澳門當局必須保證不再發生此類事件；二是就關閘事件作出正式的書面道歉；三是賠償損失。
然而，正當何賢、馬萬祺為調解關閘事件奔走時，7月26日、29日、30日，一部分葡方士兵又向中方開槍、開炮。面對挑釁，中方邊防官兵針鋒相對，發射迫擊炮給予還擊。在雙方的軍事較量中，澳葡方面死亡2人，傷7人；中方邊防官兵戰死2人、傷30人；同時還有拱北居民及商船「新明星」號船員和乘客9人受傷。
葡方道歉，事件塵埃落定
8月2日，中方宣布封鎖關閘通道，致使依賴中山縣提供蔬菜、水果、糧食供應的澳門，斷絕了生活資料來源。澳門居民生活品緊張，恐懼不安，謠言滿天飛。
在民眾強大壓力下，澳葡當局感到事態如再惡化發展，勢將動搖澳葡的統治根基。澳督又派羅保請何賢、馬萬祺再度調解，請求中國政府寬恕。此後，何賢、馬萬祺連續18次前往解放軍指揮部洽談。
葉劍英一直關注澳門關閘事件的解決，他認為，澳門事件是由於葡方個別哨兵失誤造成，決定予以寬大處理，只要求澳葡政府正式道歉和作象徵性的賠償。8月23日，澳門當局正式派經濟局長羅保為代表，在何賢、馬萬祺陪同下，帶著澳門當局的「道歉書」，通過關閘到中山與解放軍談判。
在何賢、馬萬祺的斡旋下，中葡雙方前後經過15輪談判，最後以葡方道歉、從原警戒線後撤50米、向中方賠償人民幣44億元（舊幣，約合人民幣新幣44萬元）平息事件。
8月25日，中方恢復了拱北與澳門的陸地交通，中葡雙方的緊張關係解除。（摘編自《百年潮》《何厚鏵家族傳》）
原因：一個地方大家覺得日子過得不錯，一個地方大家覺得過得不開心。
個人覺得目前大家對zz問題的探討有一定的誤區，互相之間可能沒有充分了解彼此的想法。很少看到兩邊的人能夠真正的「交流」。不論是誰，在問清他人怎麼想之前，給他人扣帽子都顯得太過武斷了。
貼一則材料，希望看到彼此間能夠拋開舊印象，就有關問題做更深入的探討。
材料比較長，先做部分總結，方便大家了解概要。
1.要「真普選」的根本訴求在於增強社會階級流動性；
2.市場非萬能，政府應當干預市場，打破壟斷，提高福利，使更多人能夠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
目前排名第一的 @阿甘 所說，一個李嘉誠阻斷了第二個李嘉誠的路，資本家壟斷了自由行的利益也正是這兩點。
而這兩點，不僅僅是港人的訴求，也是全國人民的訴求，甚至可以說是全世界人民的訴求吧。
有些人總說：要麵包還是要自由？享受了內地旅遊給HK帶來的經濟利益，港人就應「感恩戴德」了。
但若是大多數港人未得到麵包呢？
就我個人而言，是不太支持以zz此類行動來反應相關訴求的，行動目標會被群體的意志所扭曲，行動訴求會被社會所誤讀，被輿論誤導，還會侵害群眾利益，將可能團結的力量推向對立面，恐怕效果有限，個人更傾向於先實現目前的「提名普選」，下一級段逐步實現「真普選」，平穩過渡，當中的過程，則需要些看得明白，又有抱負的人不斷地努力了。
香港中文大學告市民書，幾年前的舊東西了。
香港，往何處去？該往何處去？
香港是一個可悲的城市。我們物質富庶，在世上數一數二，但只有很少人可以快樂自在地過活。我們大多數人，日夜處於激烈競爭中，超時工作，用健康換取微薄酬勞，弄得筋疲力竭，連身邊人也關愛不足，別說關心其他事，其他人。我們的感覺開始麻木，見到長者拾荒、流浪漢露宿街頭和失業男女一雙雙彷徨的眼睛，都無動於衷；察覺到發展商霸佔公地、建屏風樓、濫伐樹木及胡亂傾倒廢料，都坐視不理；就算知道有基層市民要出動子女幫手做清潔工才僅堪糊口，亦不會覺得是僱主無良而是這些家長殘忍。
在主流經濟學掌管輿論的影響下，我們都以為，以上種種問題都是自由市場的事，不關乎社會公義，乃社會不斷發展下的正常現象。要發展，要進步，要豐衣足食，便要競爭；講競爭，自然講求效率，自然有所犧牲。優勝者，有豐厚的物質回報；失敗者，只有遭市場淘汰一途。個人如是，草木如是，整個城市亦如是。只要讓市場自行調節，問題便終必解決，便合乎公義，政府及其他人無須操心，更不宜插手。我們都認定這套自由市場理念是香港和香港人的成功之道。我們都被教導：我們要相信市場，別質疑它，彷彿一切為市場所作的犧牲，姑勿論是個人的還是社會的，都萬分值得。
可是，一場金融海嘯，卻把這個神話拆穿了！我們社會的繁榮富裕，不過是一部分建築在對落後國家及地區的剝削和壓榨之上(註一)，一部分則依靠經濟泡沫的財富效應來催谷和支撐。地產及金融界的金錢遊戲便最明顯。它鼓吹無節制的借貸，製造資產會不斷增值的假象，誘使普羅市民押下老本，爭相高價買入成本其實不高的磚頭及隨時一文不值的「公仔紙」。一班房地產大亨、投資銀行和基金經理、跨國企業總裁就乘機上下其手，愚民而自肥。但信貸泛濫所造成的經濟泡沫，在爆破之後，對這批始作俑者來說影響甚微，受害的反而是社會上大多數踏實工作的人。
但我們的社會卻似乎沒有人去追究他們的行徑，甚至不覺得他們有錯。到底是甚麼東西作怪，令這些商界權貴巧取豪奪而毋須負責，埋下全民遭殃的禍根；使我們過去甚至把他們捧上天，任由他們支取與其能力不成正比的鉅額收入呢？
自由市場神話的破滅
這禍首，正是那「自由放任」的市場—這一點，連畢生信奉自由經濟的前美國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認。這種市場環境，得力於一群經濟學者和評論員到處散播市場放任主義的意識型態，早已在全球各地開花結果。是故，金融海嘯的禍害也擴散得如此深廣遙遠。
所謂市場放任主義，師承自佛利民的經濟學說，即緊守著「自由市場至上」、「大市場小政府」及「拒絕政府介入市場」的教條，標榜低稅率及資本自由流通的政策，要把整個城市的發展路向及各種社會、經濟、文化資源交到商家手上，用企業管理思維治港，廣泛推行外判及合約制，並把公共資產和事業全面私有化。也就是說，在市場放任主義之下，我們整個社會的各個部門都應該服膺商業邏輯，以謀利為第一目的。我們因此不應以社會公義為原則調配社會資源，而應只著眼如何謀利，應盡量避免社會福利，避免以稅製作社會再分配，而應把我們的社會資源，都交在大商家、大財閥的手中，由他們之間「自由競爭」，社會資源就會被好好運用，社會就會進步。
這種市場原教旨的思想，一直掌管著香港人的意識形態，結果如何？
因市場而墮落的社會
香港多年來都受到美國右派智庫的青睞，獲封為世上經濟最自由的城市，我們不少人也引以自豪。但事實上，這只是一個崇尚弱肉強食的石屎森林之代名詞！我們固然沒有最低工資、最長工時、集體談判權、公平競爭法或反壟斷法—主流經濟學認為會妨礙市場的正常運作—市民因而受盡大商家大集團欺凌和剝削；政府亦沒有好好監督那些壟斷了公共民生事業的大財閥，遏止它們想方設法搜刮民膏、瘋狂加價。我們生活中的一切，包括福利、醫療、教育、環保、文化、社區發展等等，統統以經濟利益為先；在這裡過活的人，有工作的沒工作的，都要盡辦法增值和提升所謂競爭力，免遭淘汰，生命盡受所謂自由市場的主宰，活得一點也不自由。
更糟糕的是，大商家大集團掌握住無數經濟及文化資源，可以開動各色宣傳機器，進行疲勞轟炸，向市民大眾販賣無窮慾望，左右一般人思想、感情、良知、品味和創意，以至人生。明明現今社會的個人發展空間和機會給既得利益者霸佔得七七八八，他們還以過來人的口吻，不斷向年青一代和經濟弱勢社群灌輸靠個人努力脫貧致富、自由市場沒有限制因此機會平等的想法。明明社會貧富懸殊的程度比得上第三世界國家，跨代貧窮不禁令年青一代絕望，可恥至極；那些自由市場的信徒，仍在四處宣揚「貧富懸殊乃經濟發達地區的必然現象，無須處理，以免妨礙社會整體的發展」。明明經濟學教科書的理論與現實世界完全脫節，權貴的附庸和市場的信徒居然仍以「市場會自我調節」為由，阻止種種保護和關懷弱勢的政策和措施上馬。
偏偏，我們就是執迷地相信，失敗者都是咎由自取的。我們從來沒有認真反省過，真正失敗的是我們這個社會！這個發展太單元，太偏重大財閥大財團利益，太缺乏人文關懷的社會！一個決意提升全民生活質素的理想社會，必儘力研發出更能切合不同人需要、發揮不同人個性及潛能的體制來。但香港的管治階層從來沒有這樣做。他們只看到市場。市場只看到錢，看不到人。
市場，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我們社會的緊箍咒
當然，諸如黎智英、楊懷康、施永青及獅子山學會諸君，這些自由市場的信徒，對這些事實一定不同意。但在你們砌詞反駁前，請先回答以下問題：人，究竟為何而活？人，只是一部儘力掙錢的機器和一隻只要有錢花便滿足的消費動物嗎？經濟發展究竟又為了甚麼？一種只有讓少數人得享好處的經濟發展，我們要來做甚麼？自由市場，在你們口中是烏托邦，它帶來的理應不只是溫飽生活，但為何活在香港這個經濟自由之都的人，總是處於壓力和憂慮中，一點也不自在呢？到底任由大企業與普羅市民競爭的自由市場跟只講弱肉強食的奴隸社會有何分別?你們口中所說的自由市場天堂究竟是甚麼模樣的呢？這天堂又有甚麼我們非投奔不可的理由呢？還有，為何我們的社會根據自由市場理論發展多年，如今卻「一鋪清袋」，一點天堂的感覺也沒有？為何我們這個城市的面目和社會的精神面貌會越來越醜陋和畸形，越來越容不下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的人，整體市民的平均快樂指數，亦遠遠及不上你們最看不起的北歐福利國家，或不丹這等欠經濟發展的小國？
這其實簡單不過：因為，完美的市場根本只是一種假設，一種信仰。(註二)即使是自由經濟評論家最相信的數學模型，亦已經有數學家證明在一般環境下單顧私利的行徑，不會帶來整體最優。個人的理性可以導致集體的非理性，而金融海嘯正是各個金融巨頭用符合自利理性的博弈所產生的不符合整體理性的災難後果！ (註三)
建構以人為本的社會
事實擺在眼前：唯有打破迷信市場的心魔，唯有對大財閥大集團施加更多限制，唯有更針對性地把社會的資源向中下層—而非上層—傾斜，先大幅改善弱勢階層的生活和個人發展空間，再讓經濟增益的效果往上滲透，惠及全民；那在尋求香港出路之時，才不致蹈數碼港的覆轍，名為重大建設，實在是向大財閥輸送利益！事實上，我們亦不需要再追求大幅度的經濟增長：這會造成不必要的巨大浪費，加劇對地球資源的虛耗和自然生態的破壞。我們社會本已有足夠的財富，只是我們的分配是如此不均，財富都集中在小數人手上，社會大眾卻只能分享、互相爭奪小部分的財富，資源都不能好好活用，社會發展才會走入死胡同。要扭轉我們目前的困境，最有效及最環保的方法是重新分配社會嚴重不均的財富。
那香港應該怎樣走下去呢？我們有十點具體建議：
一）早日落實雙普選，打破現時政商權力結構，為人文社會奠基。沒有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我們就談不上人民的意志會在政府中得到貫徹。那麼，我們談何建構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更何況，現時封閉的政治體制，根本就是向資本家傾斜，中央政府只會在商家和技術官僚之中「揀卒」，選出香港的領導層；由這些人來領導香港，他們只會一直依從其階級利益主宰香港。要領導香港擺脫商業邏輯、新自由主義的壟斷，怎能讓他們繼續壟斷香港的政治權力？只有早日落實沒有門檻的行政長官、各級議會全面普選，我們社會上這個新自由主義的權力結構才能有被打破的可能，我們才能在政治體制上為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奠下基礎。
二）打破土地壟斷，減低營生成本，建構以人為本的經濟空間。我們社會應放棄高地價政策，儘快增加土地、公屋及居屋的供應，打破地產商對土地資源的寡頭壟斷。此外，向位處公屋及舊區的小商戶提供減租優惠；並儘快立法限制連鎖式經營的大集團佔領匯租戶的比例，以及設立加租上限，保障老租戶的經營權益，減少小商戶的營運成本。領匯的管理層如有真本事，理應有能力在維護原租戶的權益之前提下開源節流，增加營運效益，而非一味向基層商戶開刀，迫走他們，騰出舖位讓大集團進駐開分店，唯利是圖，罔顧民生福祉及社會責任。
高地價政策是大地產商足以壟斷土地權力的主因：只有小數地產商有足夠資本掌握大量土地，令他們可以聯手抬高租金，牟取暴利。高地價政策下的高昂租金，實際上等於由大地產商代政府抽一種間接的「地產稅」，大大加重一般經營者負擔。他們一是將成本轉嫁至消費者身上，一是扣減工人的薪水以壓縮成本。換言之，大地主之所以歲歲賺大錢，相當大程度上，是來自對普羅市民可動用收入之嚴重剋扣，並非因為他們有甚麼超卓的賺錢才能。
另外，昂貴地租還是一個緊箍咒，經營得法的商戶，其盈利有很大部分要進貢給大地主，使得他們變相成為地產商的另類僱員；欠缺資本的個體戶或有意創業者，則受制於租金超高的門檻，守業或存活能力大大削弱了，難以盡情發揮所長。大地產商付出有限的資源和努力，便坐收漁人之利，勤奮拼搏的則要苦苦撐持，根本便違反鼓勵人們盡情發揮潛質和創意的公平原則。
高地價尚有一種長遠的負面影響：多元的民生及文化事業從底層拾級而上的發展空間被扼殺了。以西九為例，在昂貴的地皮上興建華麗的設施，容納的只會是高檔的票價高昂的舶來文化及藝術表演和高消費力的中上階層。文化藝術變成某種人士的專利，平民的本土的地方文化藝術，不會得到所需要的幫助，從而逐步發展。基層的藝術品味、創意和欣賞能力得不到重視和培養，西九最終只會再一次成為地產商「掠水」的肥肉。
我們可以見到，香港的高地價政策，實際上是香港走向今時今日大財閥操控全港經濟命脈的格局之起源。如要為香港的未來發展尋求突破，此超級障礙必須消除，讓市民大眾的能力和有限資本能全面釋放出來，重建有本土特色和情懷的草根生活，擴大小商戶與文化事業的生存空間。
三）修訂稅制和加強社會保障，以社會公義為社會再分配的原則，使我們的社會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政府儘快推出失業救濟金，並增加標準稅率及利得稅，恢復遺產稅，使社會的分配更為合理、公平。市場的信徒自然反對。他們認為一個人憑自己的才能賺取到豐厚收入，不應該被政府抽去扶貧。但在香港或美國，那些賺大錢的地產及金融業精英真的是能力與收入成正比嗎？像馬多夫？像那些華爾街大鱷？像那些設計及銷售迷債這些金融產品的專家團隊？他們做的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騙局！香港的低稅率政策根本就是一種劫貧濟富的措施。我們不應該再迷信抽取更高的標準稅率及利得稅會削弱那些精英的工作誘因，因而損害整體經濟。金融海嘯已證明市場的薪酬機制並不合理地反映人的競爭力或生產力。要使我們人人都能有能力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生活，能有效及公正地減少貧富差距的稅制是必須的。
四）重訂企業在社會的角色，使他們除牟利外，亦負起為社會營生的責任。我們應儘快進動最低工資立法，保障工人權益。同時，最低工資的金額應該分為兩個級別。但凡有一定規模的連鎖店集團—例如多於十間分店—需支付比一般經營者更高的最低工資金額，以增加其擴張的成本和難度，間接減少其對商鋪的需求，有壓抑鋪租飆升之效。如此一來，有助舒緩小商戶的經營壓力和變相增加其競爭力，亦減少了她們把成本轉嫁至顧客或夥計身上之可能。另外，立即推動反壟斷法、公平競爭法的施行，並還工人一個集體談判權，約束大企業對我們社會的政治、經濟壟斷，保障工人權益。更重要的，我們應推動改變企業的思維，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企業不應只是追求最大利潤，同時亦應負起使員工得以營生的道德責任。不要再以為請幾個傷健人士、捐捐錢即已履行責任，而應改變企業的營運模式、對工人的權益的維護、不對社會資源壟斷、不浪費環境資源為指標。此外，對事實上如同壟斷的超市及便利店集團，應儘早研究及訂立法例限制其市場佔有率，並對其以廣告欺騙客戶及各種打擊對手的價格操控手段施以重罰，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五）改變市場文化，引入人文思維。政府可派發有特定使用限制的消費券，此券只適用於非大型商場內、非大型連鎖店集團及租金低於一定水平—例如平均市值租金
—的小商店小商販，以促進社區另類消費，保護有地區特色的小本經營者的經營權，保育各有特色的小社區經濟。同時，推動綠色的、可持續發展的良心消費者文化，不再鼓吹等同浪費的消費—例如花大量公帑招攬旅客到香港的名店及大商場消費，受惠的是大地主而非處於遊客區以外的小商戶，應該花資源協助社區組織籌辦時分券及二手物品回收運動等，促進庶民的消費活力。除了在消費文化應該改變，我們亦應該在經營和生產方面，嘗試更多不同的模式。政府應鼓勵社會嘗試不同的經濟模式，如不再區分老闆/僱員，由工人自決營運方針的合作社模式。社會現時的經濟模式是很單元的，只限於公司自上而下的結構，權力集中在管理層手上，下層前線員工無力參與公司決策。一個以人為本的經濟結構，員工與公司的關係絕對不應只是銀貨兩紇的交易關係，企業也不應只有一種組織模式。作為起點，政府應帶頭鼓勵合作社模式，給予政策優待，激發人們的創新。六）規管公共事業，實際服務社會。立法收緊公共事業如港鐵、巴士公司、煤氣、電力公司、隧道公司等的利潤，限制他們牟取暴利；這些公共事業都會直接影響到民生。現時對它們的利潤和定價的限制根本過於寬鬆，使小市民營生的成功大大提高。事實上，它們的壟斷地位已給它們帶來了不合比例的巨大利益，譬如說港鐵的利潤早已主要來自車站上蓋物業，遠超其車費上的損失，其車費應有下調空間。最重要的，是認清這些公營事業是和小市民的生計如何的息息相關，它們負有為社會服務的社會責任。我們不應任由它們追逐過高的利潤，而罔顧小市民的生活。
七）改變經濟發展政策的思考範式，讓資源落到基層手中。一直以來，政府各種促進經濟發展的措施，都是以照顧上層利益為先。以大型基建為例，政府花巨大公帑，也只有少於三成的錢會創造惠及基層建築工人的職位。其餘大部分的錢只會流進外國顧問公司、國內配件生產商及建築公司中上層的口袋中。因此，政府須一改政策，以大量小型工程取代興建大白象。讓基層建築工人的生活持續得到改善，累積到足夠的購買力，自然能增加消費，對基層的生活有所保障之餘，也最終令中上層也受惠。如此一來，社會資源的流向不再是從上往下涓滴，而是由下往上滲透。經濟的餅不是先由居上層的既得利益者咬去大半，中下層只分得餅屑。(註四) 這樣的發展模式既實踐了社會公義，也能使經濟成果更有保障，不至重蹈金融海嘯的覆轍。
八）人文規劃城市發展，落實民主社區參與。我們主張城市的規劃要有人文視野，以人為本。涉及到社區發展的工程，必須要照顧到當地居民生活模式和社區網路。我們尤應著眼保存不同社區的風貌和特色，透過提倡保育、推廣自下而上的民主規劃方式，建立和保存大小社群的社區網路。因此，我們的城市不應淪為地產商漁利的資本，不能成為他們交換利益的平台。`因此，市建局應重組，撤換其淪為大地產商傀儡的領導層。我們的城市更不可交由他們以純商業邏輯發展！
九）大學要當社會的良心和知識的燈塔，引領社會走向前而非被市場牽住鼻子走。是故，應極力避免教育商品化和產業化，大學不是大小企業的人力資源培訓所及賺取外匯收入的機構，而是付出持續的努力，研究香港在全球當中的戰略價值和定位。很明顯，推動高等教育中文化、科研中文化、鼓勵本土研究，是本港大學的重要使命。另外，不論中小大學，學生都有學習和享受優秀藝術文化之權利，教育是要令學子得到更好的人文和藝術教育，有更好的身心發展，要以人為本的。
十）開放大氣電波，打破意識型態壟斷。我們亦不能忽略傳播媒介對社會的影響力。開放大氣電波有助使更多的人民電台和社區電台成立，打破現時主流媒體的壟斷，使社會有媒體力量挑戰主流意識型態。我們亦建議立法規定商營電視台減少供應鼓勵變相賭博的財經資訊時段，改為播放及增加製作文化藝術節目，使我們不必再受經濟至上的思維轟炸，可以接觸更多的文化資訊，一方面推動香港的文化發展，一方面也能對我們的社會有更多的人文的反思。
今天，我們的一切都要為大商家讓路，我們的生活都給大財閥們的產業所佔據。嗚呼！過往的一套市場放任主義思想，使人人都無力過自己想過自己的生活，只養肥了一班大商家：這把香港弄得多麼的可恥、多麼的可悲！但這一切一切，今天應該有個終結了。
我們的十點要求，只是開始，只是我們的社會的重構、香港的重新定位的第一步。一個美好的未來，斷斷不可能在整個社會只懂、只能追逐金錢的環境下到來。我們應徹底拋棄以金融價值衝量一切的思維，不再讓這套思想主宰我們社會、不再讓這套思想的鼓吹者指點我們的未來。只有如此，在民主來臨的一天，我們的社會才會有堅實的基礎，迎接以人為本的新時代的到來！
(註一)可參考 http://www.consumerpower.org.hk/content/?p=103
(註二)可參考附件：「哲學人民」的《當經濟學碰上哲學》—「哲學人民」乃由一些喜愛哲學的中大持份者所組成，文章亦可見哲學人民: 當經濟學碰上哲學---論獅子山學會的封閉陳述
(註三)可參考《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從聖彼得堡數學談到金融海嘯》，刊於2009年5月24日星期日明報，轉載亦可見《為我們社會的未來建言》宣言聯署: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從聖彼得堡數學 談到金融海嘯
(註四)可參考 《400億工程 料七成「外人賺」》 刊於2009-02-16 明報 ，轉載亦可見《為我們社會的未來建言》宣言聯署: 400億工程料七成「外人賺」
不分析深層，只說港澳游觀感，
去了香港最明顯的感受就是拿著高薪，卻住著和大陸二線城市低保戶一樣的住房面積，走到街上，看著港人一張張木然，蒼白的臉，從身邊匆匆走過，感到很不舒服，除了導購小姐職業式的笑容，其他人很少有笑的，可見港人的生活壓力多大，出現佔中事件，我更願意理解為社會壓力的一種發泄。
雖然這樣的城市狀態，北京也有，東京也有，但是在北京混煩了，還能說回老家種地，在東京混煩了，還能說回北海道老家養牛，但是香港人的故鄉在哪裡？
到了澳門，就感覺氣氛和珠三角這邊可以毫無違和感的對接，人們能感覺過的比較平和。也許是接觸到的澳門人太少，因為街上大都是旅遊者。
再加一個想法，澳門現在發展的不錯，得益於其一直把旅遊業作為一個支柱產業，旅遊業很大的特點就是不可替代性和地域性，很難出現產業轉移，隨著信息化的普及，只會是名氣越來越大，說白了就是想賭兩把只能親身去澳門，吃住都在當地消費。
而香港的產業很大一部分是做轉口貿易，而隨著中國越來開放以及信息化，電子商務的普及，外界和大陸的經貿可以直接繞過香港，簡單說就是外國老闆在網上談好，然後直接就去東莞拿貨了，不用讓香港人再扒一層皮。
之前的回答大多在說香港，這裡補充一些澳門的信息。
其實也沒啥好說的，就兩個基本點：
第一，澳門只有幾十萬人、巴掌點地，規模僅相當於若干個寶鋼，北京只需要給個政策（允許賭場存在），就足以養活這一票人、順便年年發紅包了。
而香港，北京是養不起的。
第二，澳門早在20世紀60～70年代就已經被北京實際控制了（有興趣的知友可以去看看澳門左翼與葡萄牙當局鬥法的歷史， @大英俊 也提到了），多年來駕輕就熟、根基深厚，有什麼幺蛾子分分鐘擺平。
反觀香港，北京從未有效控制過。直至今日，香港仍在相當程度上可謂是「英人治港」。哦對了，香港政法高層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葡萄牙人，是當年被從澳門攆過去的。
也就是說，即使單純看北京本身的能力，對港也是遠遠不足對澳的。這一差異在港澳回歸前就存在了，回歸後，更因北京本身的立（pi）場（gu）問題，而喪失了像當年藉助左翼控制澳門那樣控制香港的可能性。
想想黃秋生們是怎麼從反英左青走到今天的吧：原本應該是北京基本盤的人，如今卻走到了北京的對立面。這世道，藥丸吶。
拿個老段子抖個機靈：
台灣：「我！不！回！家！」 香港：「不！要！管！我！」 澳門：「數！！錢！！！麻麻生日快樂喔~麻麻我放煙花給你看喔~~咦，麻麻又給零花錢啦！！！！」
-------------------------------------------------------------------------------------------------------------------------------------沒想到拿了這麼多贊，嚇尿了。只是個玩笑，歷史問題根深蒂固源遠流長各樓比我說的清楚多了。
諸位似乎漏了一點！這個社會，發展終究靠人！一個社會人群的戰鬥意志將決定這個社會的發展速度！
九十年代香港富豪排名，前十名竟有四人是六十年代逃過去的大陸難民！同理，今日美國佛羅里達州，也有大批富豪是當年來自古巴的難民。究其原因，是這些難民身無分文，卻又堅定的想致富，於是唯有靠雙手拼前程，誓死一戰！
一個社會有如此數量「貧窮而又堅定的致富者」，這個社會必然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竊以為這是七八十年代香港發展很大的原因之一！
時至今日，香港法制，素質，文化之流固然冠絕大陸，然而整個社會已然太過成熟，熟的如一潭死水！各個階層已經固化，再也沒有來自外部的破壞者，也沒有貧窮的致富者！當命運已經註定，未來已是可期，那麼希望何在，戰鬥意志又有何用！
所以現在香港人每天想的，不是擺脫自己的宿命，而是糾結於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因為就未來而言，已經沒有什麼軟用了！大陸創業公司誓死奮戰一夜致富的神話，在這裡沒有市場！
我們將視野拉遠一點。
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圍繞著大陸這個圓心，大致有以下十五個經濟體：
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越南、汶萊、柬埔寨、寮國、緬甸。
（朝鮮這個怪胎我就不列進去了）
最近十年，伴隨著中國的崛起，你知道他們之間的悲歡離合嗎？
以下這個表，我將2002年和2013年的各地區人均GDP數據做一個對比，你能夠清晰的看到這一切的變化。
很明顯，在這個表格中，經濟增速排名在前列的大多是人均GDP比中國要低一個檔次的地區：緬甸、寮國、越南、印尼、柬埔寨。
他們在經濟上和中國並沒有什麼競爭關係，並且隨著中國勞動力價格的上漲，是中國產業轉移的最大受益者。
在經濟水平比中國高的地區中，只有兩個地區跑贏了平均線：澳門和韓國。
韓國的產業水平比中國要高一個檔次，按理來說應該是中國經濟的蠶食對象。但所幸的是，勤勉的韓國人在中國追上來之前，跑的比日本更快，三星取代了索尼的地位，現代搶走了日本低檔車的地位，韓流掩蓋了日本的光輝。可以說，在中國的中高檔市場中，在最近的十年，韓國的收穫遠遠大於失去的。
當然，在這個十年，人生最大的贏家還是澳門。2002年澳門賭牌制度改革，大幅放開賭場數量限制，此後充分享受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
相反，我們看看錶格中排名靠後的幾個地區：台灣、日本、香港。
在韓國和中國的上下夾擊中，台灣與日本的電子工業優勢幾乎消失殆盡，哀鴻一片。台灣人將最近的處境謂之「悶經濟」，意思就是苦悶、彷徨，找不到出路。
香港何嘗不是如此？
雖然金融業和旅遊零售業仍然一枝獨秀，維持著這個東方之珠的高生活水準，但是，必須看到的是，隨著上海和深圳本地服務業的崛起，香港的優勢還在流失。
香港人的焦慮是無法排遣的。
澳門的博彩業由於制度上的原因，基本上在未來可以安枕無憂，繼續躺著數錢，並且數錢數到手抽筋。
作為一個幸福的既得利益者，你會給黨媽媽添亂嗎？
作為難兄難弟的三個小夥伴，日本人不滿了可以罵首相，罵著罵著就換上來一個新面孔，台灣人也是朝野對罵，從立法院打到電視台，即使如此糟糕，總有可以發泄的去處。
香港就不同了，最高長官的出爐，你懂的。
雖然下面有罵的權力，可是口水都罵幹了，上面還是那個看著千年不變的面孔，火氣就這麼一年一年的積聚著。
爆發是不可避免的。
有人說，回歸對法治的侵蝕，是證據確鑿，有人說，這是捕風捉影。
其實，這並不是香港問題的關鍵。
關鍵就在於：一個現代信息開放的社會，當經濟上遇到挑戰的時候，民主的訴求是自然而然會急劇放大的。
因為人民希望看到改變，窮則思變——或許民主並不一定能夠帶來經濟的有效增長，就像日本和台灣所呈現的那樣，但是，領導人的改變總能帶給民眾希望，尤其是這個領導人是由我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時候，即使不行，我也可以過幾年再投票換一個，尋找一個新的出路。但在現行的制度下，不會有改變，只有絕望。
這就是民眾日趨一日變得憤怒的根源。
現在排名第一的答案說：戰術上的勤奮掩蓋不了戰略上的懶惰。
並且舉了幾個例子：
a，阿里巴巴上市，因為香港政策保守，遠去美國。
b，香港高鐵建設緩慢，遲至2017年才通車。
c，兩地民眾矛盾加深，衝擊旅遊和零售業。
d，地產霸權問題，人民應該將矛頭對準地產商，發起不交租運動。
e，人大831決議比現行制度有進步，應該支持。
我來說說我的看法吧。
a，股權制度問題，顯然是香港精英階層的保守和缺乏眼光所致，但是在制度不改變的情況下，底層民眾有改變的權力嗎？顯然沒有。
b，民眾反對拆遷，阻礙高鐵建設。沒有辦法，即使在大陸，反對化工廠、垃圾焚燒廠的運動也是此起彼伏，當個人的利益受到侵蝕，緩一緩未嘗不可。起碼，香港不需要上訪。
c，兩地民眾矛盾問題。很可悲，卻也是無解的。這是制度問題得不到解決情況下的副產品，傷口需要時間去癒合。
d，地產霸權。香港地產業已經是一個高度成熟的行業，在一個成熟的行業，壟斷是必然的現象。不交租運動、不買房運動能夠降低房價嗎？別傻了，孩子。
e，人大決議是進步。呃，容我翻個白眼先。哥們，別騙我讀書少，這是赤裸裸的形式上的進步，實際上的毫無進步，好吧！！！
從一個局外人的角度來說，
我並不認為香港應該像澳門一樣，應該理性的抱緊中央的大腿，以圖獲得更多的政策紅利。
事實上，會哭的孩子有奶吃，中央為了維持香港的穩定，目前所能夠打出的牌，基本上都出光了，即使香港人浪子回頭，願意做一個乖乖的好孩子，所得也不會更多。
因為香港服務業作為內地一線城市服務業的競爭對手，這是不可避免的。沒有任何政策可以改變這種競爭關係。
面對目前的種種困境，底層香港人是無力的。
既然在經濟上找不到方向，那就只能在政治上尋找出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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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個答案下面，有個評論很有趣：
香港沒有別的問題，就是心態問題。說個最小的例子，每年兩會記者會，都一定有香港記者提問，且不說提問機會的公平性問題，那個記者提的一定是關於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政策問題，然後發言人又把一國兩制照本宣科念一遍。很搞笑吧，一點兒不搞笑，都十幾年了。一個高度自治的區域，有必要像祥林嫂一樣年年念叨中央對自己的態度嗎？
————這位同學對那些香港記者的背景一定不太清楚，據我所知，得到提問機會的基本上都是文匯大公鳳凰之類准黨媒，如果蘋果有機會提問的話，問的問題一定可以讓你驚喜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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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磊同學的評論中說：
所以，答主的觀點和部分香港人的觀點差不多，例如認為進步只是形式上的。 按照一些人的標準，改革發展不能循序漸進，必須一步到位。 這是病，得電。 放在三十年前，你這麼主張我覺得你是追求民主自由吧啦吧啦 可放到現在，在看過了毛熊等一大批激進改革國家的遭遇後，該如此主張，我就會認為你要麼動機有問題，要麼智商有問題。
一百年前，歐洲開始實踐民主。在許多早期的國家，比如英國、瑞士等等，都是循序漸進的。比如首先是精英階層獲得投票權，然後投票權分階段的逐漸擴大到中產階層，所有納稅人，從僅僅是男性到包容女性，年齡上限制的放寬等等。直至最後，實現一人一票的全民投票權。
這樣做的好處是什麼呢？
因為一般來說，有產階層相比無產階層，中高年齡的相比低年齡層次的，男性相比女性，要更加的理性、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加願意通過務實的途徑去推動國家的發展。這是歐洲民主發展過程中，社會動蕩要比亞洲一步到位的地區要低的重要原因。
但是，無論投票權的範圍是大是小，投票對象的兩個或者多個競爭者之間，一定是代表了國家發展的不同方向的。一個向左，一個向右，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民主才是有意義的。
但在香港的這個決議方案中，很明顯，你雖然獲得了一張選票的權力，但是你的投票對象是被篩選過的，只有一個可能：必須是向左的。無論你投的是A，還是B，都是向左。
請問，這樣的過程是民主嗎？假的就是假的，何來進步？選民看不到方向的改變，憤怒只會愈來愈重，自求多福吧。
我說一說自己的視角。
其實，人呢，就怕當自己一回事。
回歸的時候據說香港當時GDP是大陸6分1。那可是很大一部分了，當時什麼扶貧、救災、支援大陸經濟建設，香港都是大角色。
可是大陸後面迎來了經濟飛躍的20年~那現在香港估計幾十份之一了，重要性就不再了。他們有自卑有怨氣，尤其底層更加不爽。以前在香港做個底層，來到大陸能得瑟一番啊。
據我身邊的例子，一個香港退休司機，拿著1 2萬的退休金，在我所在的城鎮租了個房，包了個20多歲的廠妹。每天遛鳥逛街吃飯喝酒不亦樂乎……甚至在深圳東莞，香港人當時也是得瑟得不得了啊。
可是現在呢？有錢的就不說吧，香港的底層在深圳還能得瑟嗎？深圳房價都6萬了，也不是香港底層說來裝b就能裝b了不……
這感覺就是一個當年紅極一時的明星，後來星光燦爛了，他當然就不再有以前的待遇了。所以他不爽，他鬧……然而澳門呢？他本來就沒覺得自己多重要啊，而且他日子過的就非常好。就算是底層，也是非常瀟洒的生活。具體多瀟洒可以看我另一篇回答：為什麼跟大陸發生摩擦的始終是香港跟台灣，澳門為什麼什麼新聞都沒有？ - 知乎用戶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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