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戲夢巴黎》是否客觀描述了在法國電影新浪潮時期的電影愛好者的情況?
如果不是,那麼與真實情況有多大出入呢?
大致同意上面謝斯奇的看法,畢竟藝術本身去客觀描述某種現實本身就比較荒謬。
在5月份的時候,正值五月風暴的四十五周年,我被朋友邀請負責一個五月風暴電影的觀影會。在期間,大概整理了四五十部與五月風暴相關電影,自己觀看的也有二十多部。也去查閱了關於電影史著作。
在當時,怎麼說的,五月風暴下的青年,還是以參加狂熱居多的,而像貝托魯奇下如此疏離的青年,還是偏於很少的。如果去了解,1968年的嘎納電影節,因為特呂弗等導演的提議,雷乃等導演的支持,嘎納在1968年被迫停止了。而事實上,在整個1968年,電影人是無比激進的,先是因為法國電影資料館的關閉,全行業罷工。後來戈達爾特呂弗甚至侯麥這個一向被認為離正值最遠的導演,也參與了其中,他們組織了電影三級議會,存在了相當一段時間。
必須要說的是,60年代的青年一代是狂熱理想主義的一代。學生運動是從美國的嬉皮士運動,到英國到德國乃至日本都是有一大連串的學生運動,在村上的《挪威森林》里也是證實的。
怎麼說,就我自己而言,更喜歡阿薩亞斯的《五月之後》,雖然背景放在了70年代初期,但是可以更直接看出當時學生運動的真實狀態。事實上,作為新浪潮的繼承人,阿薩亞斯本人也作為後輩經歷了這些,而他的懷念更為真實玩味。
順便說下,五月風暴和新浪潮之間從來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五月風暴的斷裂特質,也表現在電影上。最典型當然是戈達爾了,在五月風暴之後,這位藝術天才在很長一段時間,不拍電影反而著眼於傳單電影。後面重新做電影,也是充滿了政治色彩,以至於誕生政治電影這一題材。他直到80年代,電影才重新回到院線,回到大眾的視野里。
用扭腰客上的一篇文章來回答你的問題。原文鏈接在此After the Revolution
下面是原載自公眾號盜火賊的 節選翻譯
革命之後 ( 節選 )
文/ Louis Menand
譯/ 螈 校對/ 猩猩
Langlois 事件開始於1968年2月9日。這一天,Henri Langlois,被解職。他在三十年代時和朋友 George Fraju 一起創辦了法國電影資料館,二人長期獻身於保護和展覽各國各時期的電影,取代他的是 Pierre Barbin。Barbin 是一個鮮為人知且相對欠缺經驗的電影節組織者,而Langlois 卻是連對手都要承認其地位的文化英雄。 他的解職的策劃人之一的 Pierre Moinot 稱他為「拾破爛的天才」。 Langlois 也的確是一條老狐狸,他和法國官方的對質是當年最棒的故事,1968 這個年份的意義相當於1789、 1848,甚或某天2001年也將是如此,它的神秘性不斷加深,那怕對於那些曾經經歷了這件事的人,或者說對於他們來說也更是如此。
Pierre Moniot 的評述並非有失公允。 庫存膠片是出名的易腐壞的,長年以來,電影甚至被電影公司視作是用完即棄的商品。Langlois 拯救了很多瀕於毀壞的電影,不單是「破爛」,其中也有一些寶貝。正是因為 Langlois, Abel Gance 的默片史詩 《拿破崙》(1927)才得以保存。Langlois 想方設法讓這個實驗電影院在納粹佔領期間繼續存活,而當時美國電影和大量的電影社團都已經被禁了。在巴黎解放後,這個坐落於Messine 大道,僅僅擁有60座的小放映室的電影院成為了法國首席電影資料館。薩特和波伏娃就是常客,也包括畫家費爾南·萊熱、喬治·布拉克、紀德和總統龐畢杜。還有戰後一代的影人----特呂弗、戈達爾、侯麥、里維特、夏布洛爾。新浪潮就誕生於這個放映院。
今天的法國電影資料館
今天的法國電影資料館Langlois 是個拾荒者,他有拾荒者的道德和準則。起初,他把電影儲存在他的浴缸里,這一舉動準確地表現出他的對於收藏和衛生的熱誠。 沒有人知道他具體怎麼得到這些後來為他所擁有的電影的,又或者它們被儲存在哪裡。他的對電影的痴迷就是他最重要的資本。多年來,人們都把電影託付給他,因為他們相信 Langlois 會保護好它們,如有必要,甚至不惜生命。
第五帝國時期到來了。戴高樂在1959年成為法國總統,他創建了新的文化部並任命他的老戰友 André Malraux (曾於戴高樂1945-46的短暫第一政府期間擔任過部長)為文化部長。Malraux 也是一個文化英雄,儘管是另一種非常不同的類型。他的名聲是非常大眾化的:一個獲獎的小說家,法國軍隊的坦克指揮官,逃出德國後,成為抵抗軍的指揮官。同時還是一個藝術史學者,一個甚至有點滑稽的孜孜不倦的法國文化鼓吹者。他成為文化部長後的立馬創建了 avance sur recettes, 一個國家補貼機制,在資金上幫助很多1960年代的電影以至於形成法國電影史上的一場復興: 《去年夏天在馬里昂巴德》、《5 至7 時的奇奧》、《朱爾和吉姆》、《女僕日記》、《我略知她一二》、《百日美人》、《瑟堡的雨傘》、《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紅心國王》。
行政管理也不是 Malraux 的特長所在。他似乎被藝術文學部的 Moinot 說服,認為電影資料館和它龐大的收藏已經變得太過重要以至於不能留在像 Langlosi 這樣偷偷摸摸的,不修邊幅的波西米亞大胖子手中。 Langlois 的行政能力也是半斤八兩。他習慣於在一種個人忠誠於純電影的信仰的文化氛圍中去運作。他不願意就他的支出去回應一些官僚。他也不願意公開他全部的收藏,由於不是每一部電影的來源都是光明正大的。Langlois 和政府之間嚴重的摩擦始於電影資料館新的大廳的開幕。1963年, Malraux 使得新大廳建在右岸的夏樂宮成為可能。新設施是政府打算把電影資料館由一個小圈子的俱樂部變成國家機構的計劃的一部分,然而 Langlois 並沒有跟著轉變。到了1968年冬天,部長們受夠了。Barbin 被空降成長官,門鎖被換了,適時的給了 Langlois 一個顧問職位的模糊承諾。戴高樂主義者們滿以為電影迷們會認可這樣的轉變,畢竟,這個理念將帶給資料館更雄厚的政治和資金基礎,而不是讓他倒閉。戴高樂主義者們錯了。
反應幾乎是猝發的。Langlois 周五被解職。24小時內,40個電影人,包括岡斯、特呂弗、戈達爾、雷諾阿、布列松都撤回了他們電影在新資料館的放映許可。更多的人很快加入了他們,包括卓別林、羅伯托·羅西里尼、弗里茨·朗、理查德·萊斯特、卡爾·德萊葉、奧森·威爾斯、傑瑞·劉易斯。 到了周三,浩蕩的3000人出現在了夏樂宮前的特卡德羅廣場。 這次遊行被警察的衝擊打斷,有少數人受了輕傷,包括特呂弗、戈達爾和貝朗特·塔維涅。
Christiane Rochefort, Jean Rouch, Claude Chabrol, Jean-Luc Godard Henri Attal
到了二月23日,新浪潮的重要器官《電影筆記》(譯註:Cahiers du Cinéma,巴贊等人創辦的一本雜誌)收集了超過700人的簽名,抗議langlois 的解職。 在整個法國電影業中,包括像馬塞爾·卡內爾這樣對《電影筆記》毫無好感的電影導演也簽了字。同樣還有100多個外國電影導演,比如安東尼奧尼、英格瑪·伯格曼、路易斯·布努埃爾、彼得·布魯克、希區柯克、黑澤明、帕索里尼、薩特亞吉特·雷伊和安迪·沃霍爾。讓·保羅·貝爾蒙多、碧姬芭鐸、卡瑟琳·德納芙、瑪琳·黛德麗、簡方達、卡瑟琳·赫本、彼得·奧圖、三船敏郎、格洛里亞·斯旺森也出現在名單上。 還有羅蘭巴特、塞繆爾·貝克特、亞歷山大·卡德、作家卡波特、馬克思·恩斯特、劇作家尤金·尤涅斯庫、保羅畢加索、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還有薩特。 電報不斷湧進:布列松、美國著名劇作家寶林·凱爾、美國作家諾曼·梅勒、美國著名影評人安德魯·薩利斯、美國女權作家蘇珊·桑塔格,希臘作曲家伊阿尼斯·澤納基斯。幾乎是本戰後藝文界的名人錄。
更多的遊行繼續、更多的警察暴力、持續的電報和請願。在一次集會上,15歲的演員讓-皮埃爾·利奧德,由於曾經扮演過特呂弗的《四百擊》(1959)里安東尼,所以他幾乎是作為新浪潮的精神化身,向人群做出勉勵的演講。
Malraux 讓步了。4月22日,電影資料館的聯合大會上召集並投票決定讓 Langlois 的復職, Malraux 默許了這一決定,但作為交換,撤回了大會裡的政府代表,並將資金裁減到最低。電影資料館被從國家的喉嚨里搶回。五月2日,經宣傳後, Langlois 重新開放了位於左岸烏爾姆街的放映室。
Langlois 重新回到資料館
第二天,巴黎街頭有學生遊行。到了20號,整個國家實質上停擺了。 Langlois 事件和大罷工並無關係,但是對於很多法國人來說,這件事彷彿是一次 暴力、迷狂而驚人短暫,消失的無影無蹤的五月風暴的帶妝綵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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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認為這部片子只是老導演借著小說在回憶自己的青春~所有的背景只是用來襯托自己那一段美好(淫亂)的回憶。關在房間里高談闊論,吃喝玩樂。跑跑盧浮宮~這他媽的才叫生活不是嗎?
基本上應該是的 因為小說的原作者68年正好在巴黎念書 既參與了上街 也經歷了對電影的狂熱
是貝托魯奇用青春男女對性愛的萌動與電影的熱愛對那個年代的大師經典作品和新浪潮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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