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南朝歷次荊揚之爭，為何有時下游能反壓上游 ？
荊、揚2州，由於世襲兵戶賤民化，投入與回報失衡，大量軍戶逃亡、空籍，主力兵源只能 靠收編 由北方豪紳 率領+「鄉土—主從關係」為羈絆的 南渡遊民武裝or北方政治鬥爭失敗的豪紳軍閥（例如侯景），如北方穩定，南下難民、遊離軍團後繼不足，即出現 兵荒+戰力削弱。
荊州 以陝甘、山西難民團為主，揚州 以河南、山東、河北難民為主，故關東、西 治亂直接影響 南方相應2軍區實力消長（有延遲性）。
東晉南朝 歷次 荊、揚之爭 勝敗結果背後的主要因素是什麼？尤乃 兵源消長 之因素（是否能反溯至 該時段前夕 北朝關東、西治亂 對南方荊、揚之影響）。
知乎似乎出了一個新功能，在話題下面有一個叫「等待回答」的問題分類，然後點進來，就看到了這個問題。結果意外的發現我是第四個關注這個問題的人……
這個問題有點難度過大，起嗎對我的能力來說有些超綱。姑且試著回答一下。
流民在東晉一代並沒有成為影響荊揚之爭的因素，蓋因為此階段北方民族隔閡極大，思南遷者十之六七，兵源始終能得到有效的補充。西晉八王之亂，引胡族參戰撕裂中原，導致大批關中和中原人口背井離鄉。流民主要是湧向三個方向：其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向南，是以八王之亂勝利者東海王司馬越和琅琊王氏的王衍派生出來的琅琊王司馬睿以及王敦王導兄弟，他們在永嘉之亂後帶領了大批洛陽士族過江，肇基江左，衣冠南渡。其二，是遼東。慕容鮮卑漢化程度極高，對中原士人也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其三，是西北涼州地區。東晉建立後，又有幾波流民湧入的高峰，也即胡亡氐亂，一波是前後趙互相攻伐，一波是冉閔禍亂中原，另一波則是苻天王的帝國崩潰。
東晉建立，所倚靠的正是門閥。也即田餘慶先生所言，「士族執政，皇帝垂拱，流民出力」。一方面，司馬睿跟西晉皇族一系的血緣關係極為疏遠，只是由於武帝子孫全部罹難，才讓江左成為了正朔道統，所以司馬睿並無足夠的力量威望以維持皇權。另一個方面就是過江時，士族往往是以部曲、鄉眾、私兵跟隨，裹挾流民，擁有了自己獨立的力量。維繫江左政權不墜，抵抗劉、石，乃至苻天王的，靠的是門閥的力量。
「以國事付一相，而不貳其任，以外付方伯，而不輕其權」
「方伯之重，莫重荊、徐，荊州西國門，刺史常七八州，事力雄強，分天下半。」這是荊州對於東晉王朝的重要地位，最先據有荊州的就是對東晉建立居功至偉的琅琊王氏，也是靠王敦在荊州、江州先後攻滅了華秩、杜弢、王機、杜曾等，使得江左政權得以保全，但同時王敦也擁有了自己的強大力量，遠遠超過下游的建康，因而有了僭越之志。其後刺荊州者，雖然「將士服於下，敵人畏於外」，但幾乎全部仿效王敦，以上游制建康。東晉一代，刺荊州者21人，除了末年劉裕崛起，以北府和子弟鎮荊州外，幾乎全都是執政門閥。琅琊王氏（王廙、王敦、王含、王舒）四人十年，接著陶侃鎮荊州九年，陶侃死後，潁川庾氏二人（庾亮、庾翼）佔有荊州十年，再之後龍亢桓氏崛起，桓溫刺荊州接近二十年，桓豁、桓沖、桓石民連續26年，「桓氏世蒞西土」，最終桓玄篡晉，既賴於此。
也是由於面對來自上游的強大壓力，建康的選擇餘地是很少的，要麼以其他忠於皇室的士族門閥刺上游諸州分陝，要麼樹強藩於京師附近以拱衛抗衡上游。荊揚之爭，表面上是中央與地方之爭，上游與下游之爭，背後則是上游門閥想一家獨大，而建康的士族想維持平衡，使得X與馬共天下的局面不變。
東晉建立後，司馬睿畏懼厭惡王敦，重用劉隗、戴淵、刁協等人抑制以琅琊王氏為首的士族力量，結果導致王敦興兵東下，攻入建康，這是第一次荊揚衝突。由於重用寒士，損壞了整個士族階層的利益，所以無論是琅琊王導，還是太原王嶠，陳郡謝鯤等人，都暗中支持王敦，也使得王敦幾乎不費力就進入了建康。但他們卻也不想琅琊王氏一枝獨大，明確反對王敦篡位。王敦還鎮後，司馬睿鬱悶而死，太子司馬紹即位。為了對抗王敦，司馬紹與當時一些忠於皇室士族密謀，決定依靠流民帥，靠這些豪帥抵抗王敦。而與司馬紹密謀的兩個人，就是對東晉之後歷次荊揚對抗乃至東晉政治影響最深遠的兩個人：高平郗鑒和龍亢桓彝。
郗鑒出自魏晉舊族高平郗氏，是漢獻帝御史大夫郗慮的玄孫，永嘉之亂後，郗鑒被宗族鄉黨推共推為主，接受司馬睿任命，成為羈縻在江北的流民帥。當時的東晉方鎮強藩，除了王敦踞有上游外，陶侃遠在廣州，還有祖約、郗鑒和蘇峻等。就是靠郗鑒的流民帥身份成功聯絡了蘇峻、劉遐、祖約，在王敦第二次舉兵之後，迅速回援建康，擊敗王敦所部，粉碎了王敦奪權的企圖。第二次荊揚衝突以揚州勝利結束。
流民帥雖然可以解決強藩，但本身也是一個不穩定因素。比如鎮壓王敦之亂的蘇峻，很快坐大，聯合祖約叛亂，劉遐所部歸於郭默，後來被陶侃擊敗所殺。蘇峻之亂中，桓彝戰死，郗鑒移鎮京口。郗鑒鎮京口，標誌著京口集團的形成，晉人稱京口為北府，也就是北府軍的雛形。（桓彝，出自龍亢桓氏，第一批過江士族，抵抗過王敦、戰死於蘇峻之亂，使得家族自高平陵之後終於復甦，他對此時的荊揚之爭影響不大，但其子桓溫桓沖，其孫桓玄，對整個東晉的影響無需多言。）
郗鑒出鎮京口之後，京口迅速上升維護平衡的重鎮。京口集團近可以控制晉廷腹地三吳地區、遠可以抗衡上游，拱衛建康。故桓大司馬常言：「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王敦覆滅之後，陶侃鎮荊州，曾有順流廢黜王導之想法，然而被下游的庾亮和郗鑒反對而作罷；陶侃死後，庾亮刺荊州，再度萌發廢王導之想，亦被郗鑒所阻止。也由於此，高平郗氏成功晉級為一流士族，世鎮京口，直到屬於桓大司馬的時代。這兩次陶侃與庾亮、王導、郗鑒，庾亮與王導、郗鑒之間的荊揚對抗，由於雙方都曾經參與了鎮壓蘇峻之亂，都深刻意識到東晉王朝是禁不起再一次內戰的，所以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剋制，僅以政治權謀互相傾軋，沒有直接兵戎相見，最後以王導、郗鑒、庾亮半年之內都先後去世而結束，姑且算是平局。
接替潁川庾氏的庾翼刺荊州的桓溫，逆流滅成漢，使得龍亢桓氏在上游迅速興起。桓溫北伐，修皇陵，復洛陽，威震天下，又利用北伐之名，成功的把高平郗氏的勢力排擠出了京口，從而實現了荊州對揚州的控制，甚至可以廢帝以立威。這一次，荊州完勝。然而在桓溫最後試圖轉移晉祚的時候，在建康執政的太原王氏王坦之，陳郡謝氏的謝安，極力反對，試圖維持門閥之間的平衡，並成功的拖延到了桓溫病死。
桓溫死後，陳郡謝氏為了對抗桓氏門閥，維持東晉門閥間的力量平衡，主政的謝安以謝玄刺徐兗，掌控京口集團。謝玄「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在東晉的生死之戰中，桓、謝兩大門閥聯手合作，擊敗了前秦的苻天王，但也就在淝水之戰的五年之內，謝安、桓沖、謝玄、桓石虔等人相繼病故，司馬氏皇權竟然開始復甦。
琅琊王司馬道子專權，排擠謝氏出京口集團，自領揚州，又試圖削弱方鎮。消息傳出後，被桓溫之子桓玄利用，蠱惑王恭起兵，以清君側名義，逼迫司馬道子誅殺了太原王氏的王國寶，這次衝突，依然是荊州勝利；翌年，王恭再次起兵，直指建康，然而這次由於劉牢之倒戈，導致王恭被殺，劉牢之作為北府領袖，以北府軍對抗龍亢桓氏之桓玄和弘農楊氏之楊佺期，荊州兵無奈退兵，這一次揚州勝利。
但隨後桓玄就幹掉了自己的盟友楊佺期，使得桓氏再刺荊州。接著北府領袖劉牢之再次背主，不戰而降桓玄，使得形勢急轉直下，桓玄入建康，殺司馬道子父子，大權獨攬，並逐步誅殺劉牢之等北府舊將，京口集團幾乎毀滅，揚州慘敗。桓玄終於可以實現父親的志向，登基九五了。
然而北府舊將中，並不是都如劉牢之一樣進退失據，在復甦的皇權和全面反撲的門閥中不知如何自處。劉裕就看到了京口的戰略地位和京口僑民的潛力，劉裕與何無忌、檀道濟、劉毅等人以北府舊將身份起事，糾集鄉黨，憑藉舊誼，重振京口集團，並成功擊敗最後的門閥桓玄、鎮壓了北方高門范陽盧氏的盧循宗教起義，興師北伐，幾乎收復全部河南地區。這次劉裕以京口北府為根基，驅除荊州西府勢力，揚州大勝。
劉裕以京口起家，內外征討，最終完成了桓溫桓玄父子沒完成的帝業，因而也充分的意識到了京口集團的作用，遺詔曰：「京口要地，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同樣重要的還有荊州，劉裕遺詔「諸子次第居之」，也就是南朝「皇子鎮強藩」格局的開始。荊州為建康西門戶，上游需要一個強藩翼護下游，然又要避免出現東晉時大族凌駕皇權的現象：畢竟劉裕死後，託孤的幾位重臣就殺了皇帝，其中後來外鎮荊州，又起兵叛亂的就是陳郡謝氏的謝晦。鎮壓謝晦的則是另一個參與廢殺皇帝的託孤重臣，北府系統的名將檀道濟。劉宋後來的統治者，對荊州採取了分化限制的策略，先後析出襄陽五郡，獨立雍州，再分荊置郢，僑立湘州，最終荊州從宋初三十一郡變成了十二郡，荊州對建康已無足夠的力量威脅，強藩地位失去。
至於京口，其重要意義在於內鎮，北越長江，南控三吳，威懾上游。但入宋之後，與北朝以河為界，京口遠離戰亂，重要意義迅速下降。同時由於劉裕與同一系統內的諸葛長民、劉毅的交鋒（劉毅死時，正是荊州刺史，雖然屬於京口集團內亂，也姑且算再為揚州的一次勝利）導致京口集團失血過多，補充不足，再到檀道濟被誅，京口集團終於趨於衰敗。而對揚州的處理，與荊州如出一轍，從揚州中分出了東揚州，以分割其力量。
最終，影響了東晉和劉宋前期的京口集團與荊州勢力，失去其支撐皇權的統治地位，被雍州力量所取代，也再無所謂的荊揚之爭了。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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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贈1：魏晉南北朝的世家大族是怎樣沒落的？ - 伶濛的回答
附贈2：南北朝初期南朝強於北朝，怎麼到後來強弱逐漸逆轉了？ - 伶濛的回答
附贈3：侯景之亂的歷史意義？ - 伶濛的回答
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直接去看《東晉門閥政治》，不過既然看到了，就試著簡單答答吧。
要說東晉上下游之爭，首先要明確一個概念，東晉的門閥政治產生的原因是軍權與政權的分離。具體來說就是說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喪失了軍權，而掌握軍權的幾家門閥又沒有一家能夠獨攬兵權，所以皇權可以於中進行調停維護自身的權威。但是出於對北方進行防範的需要，東晉政權內部的軍權又有天然的集中趨勢，這種複雜的內外環境導致門閥之間的平衡十分脆弱，同時也決定了上下游之間的平衡受到軍事、政治多方面的影響，所以要弄清下游何以能夠對抗上游，應當從多個角度進行討論。
首先是軍事方面的原因。
第一，東晉門閥的武力基礎是北來流人，下游豫州揚州均是流人聚集處，因而下游具有充足的兵源和軍事人才。早期比較出名的流民帥出身者有郗鑒、祖逖、蘇峻等，皆對當時對抗上游起到過重要作用；後期謝家賴以對抗桓氏及前秦的北府兵也與謝家在豫州的經營和在京口廣陵的鎮守有關；至於東晉末期劉牢之劉裕諸人皆與流民勢力有關，就更不消說了。雖然上游也有流民聚集地，但我們必須看到下游的流民對於抵抗上游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第二，從長江的走勢說，自荊州順流而下有江州豫州，然後東渡長江，方能窺見建康的大門，所以上游要圖謀下游，至少要佔據江州方能有一定的機會。典型的例子如王敦、庾亮、桓溫等，都不獨鎮守荊州，往往還要把手伸到江州豫州才能干涉建康朝局，而反之如陶侃殷仲堪等人，雖然居於上游有方伯之任，但對於下游而言卻不是不能抗衡的大敵。因而當下游勢力能夠保有江豫時，不止能夠抗衡上游的威脅，還能一定程度上壓制上游。
第三，三吳與會稽的開發。雖然早在孫權時期就對這一地區進行了開發，但是在永嘉以後，隨著北來流人大族大量遷入這一地區，晉室在興修水利、開墾荒田、建設交通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這些舉措大大提升了當地的戰爭潛力，從而為下游對抗上游提供了基礎保障。
打了一堆字，沒保存都丟了，算了，政治方面簡單說兩句吧。
第一，下游勢力與皇權結合。皇權在門閥政治的秩序中可以通過大義名分、人事任免等方式調節藩鎮間力量對比，所以下游勢力假借皇權能做很多事。典型的便是庾亮自下游吞併上游以及王導從庾亮手裡奪走豫州，這裡面的較量主要受中樞政局的影響。
第二，下游是門閥勢力聚集處。兩家王、庾、謝皆自下游起家，桓彝過江也在下游居住，更有三吳本地大族勢力作為下游的支撐。在門閥勢力全盛時，王敦下都以及不敢留都都與門閥態度有關，門閥勢力逐漸衰微時也有陳郡謝太原王在下游對抗桓氏，可見大族在上下游爭端的作用。
當然上下游爭端中上游壓制下游才是常態，這裡的分析也只是立足於下游具有哪些優勢罷了……眾所周知，提起東晉的開國皇帝司馬睿，大家都會想到「王與馬，共天下」這句話。事實上，發生在東晉初年的第一次上游與下游之爭，與這句話不無關係。所謂下游與上游之爭，其實質是統治東晉內部皇族與士族，士族與士族之間的政治鬥爭。
「王與馬，共天下」中體現了東晉初年偏安朝廷北方僑姓士族與司馬氏皇族的權力結合，東晉一朝的皇族勢力，可以說是中國曆朝歷代中實力最弱的，東晉一朝之所以存在，並非君主統治，而是各大家族間權力相平衡的結果。在東晉的初年，各大家族並沒有形成這種平衡，琅琊王氏一家獨大，這體現在內有王導在朝秉政，外有王敦在外掌兵的局面。
在這種情況下，大權旁落的司馬朝廷自然不甘成為王氏家族的傀儡，於是開始了與琅琊王氏家族的明爭暗鬥，具體表現便是王敦的兩次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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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偷拿自己的讀書筆記來回答一個=-=】（其實就是保存《東晉門閥政治》的讀書筆記）
摘要：在東晉歷史上，從始至終都不是皇權的高度集中化，皇家與世家共治天下，達到「祭則司馬，政歸世家」的格局。而世家統治就少不了他的更替性，而在權力競爭過程中地域的競爭則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在東晉這種地域競爭往往伴隨著世家大族的興衰，因此研究方鎮之爭可以看出政治權力的移動。而方鎮之爭集中於長江上下游之爭，具體來說就是以荊州為核心的上游地區（包括江州）與以揚州為中心的下游地區（包括青州兗州 ）的爭奪，而處於其間的豫州和徐州在大部分時間是被用作戰略緩衝地帶的，但是同時也是雙方爭奪的焦點地區，而當其中一方完全控制緩衝地帶時，雙方的矛盾就會迅速提高，於是通過探究對這些地區的權力爭奪有著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方鎮之爭 世家大族 琅琊王氏 潁川庾氏 譙郡龍亢桓氏 陳郡謝氏 太原王氏 北府兵 郗鑒 劉牢之 劉裕 共天下
引言
就像田餘慶先生所說：「蓋以「五馬」渡江以來，王敦於荊、江諸州討平華軼、杜弢、王機、杜曾，功業積累，造成了憑陵晉室的形勢，卒以興兵叛晉。自此以後，居上游者多踵王敦之跡，處其利而有心，恃兵恣擅，力圖以此鞏固門戶利益，壓倒競爭對手，甚者意在移晉室之鼎。而衛護晉室者，則聯絡其它士族人物以制上游強藩，或思另樹強藩於京師左近以固根本，抗衡上游。[1]」
在這些矛盾的發展中，矛盾的發展總是起起伏伏，而這期間的主要矛盾集中在以下幾段，通過這些就可以發現上下遊方鎮之爭的具體含義。
矛盾發展歷程
王敦與中央的上下游之爭
首先是王敦與中央的矛盾，而由於王導在中央的地位，這種矛盾並未著重體現在兩大家族的博弈上，而重點是上下游的兵力擴張上，上游的江州荊州物資豐盈流民也比較多，所以可以組建較有力的武裝，而下游地處京口，可以徵收豫州地區的流民武裝，而事實上，郗鑒經營京口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組成的。而第一次王導叛亂時，王敦與中央的矛盾是清除王家的敵人，結果上游慢慢控制了下游，皇帝甚至有讓賢之語；第二次王導叛亂時，明帝引來郗鑒，順利平定叛亂，而郗鑒又是謙讓王導，此時矛盾慢慢開始轉變為王家世族與陶侃和庾家的矛盾。
圖表[2]
年 分
居任者
備 注
咸和元年至咸康五年（326—339）
郗 鑒
郗邁為晉陵太守
咸康五年至咸康八年（339—342）
蔡 謨
郗鑒所薦
咸康八年至建元元年（342—343）
何 充
郗愔為長史
建元元年至永和元年（343—345）
桓 溫
帝婿
永和元年至永和五年（345—349）
褚 裒
後父。郗愔為長史
永和五年至昇平二年（349—358）
荀 羨
郗曇為軍司
昇平二年至昇平五年（358—361）
郗 曇
昇平五年
（361）
范 汪
辟郗鑒掾，被桓溫廢
隆和元年至太和二年（362—367）
庾 希
被桓溫罷
太和二年至太和四年（367—369）
郗 愔
太和四年至寧康元年（369—373）
桓溫
逼逐郗愔
王家世族與陶侃和庾家的矛盾
開始的時候陶侃刺史荊州與江州，謀廢王導，據上游而壓迫下游的王導，甚至是中游的庾亮。但是王導把握著中央的權力，而郗鑒又是王導的幫手，這時候位於荊州的陶侃雖然實力可能更強一下，也不得不尋求庾亮與郗鑒的合作，而當控制中游豫州的庾亮並不充分與其合作，相反下游的京口支持王導時陶侃只得蜷縮在荊江直至逝世。
接著便是中游的庾氏與下游王氏關於權力的爭奪，「庾亮都督範圍包括僑立的豫州，也包括揚州的江西諸郡以及揚州江東的宣城郡。這樣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建康上游，緊迫建康，長江兩岸的郡縣全在庾亮手中，庾亮的軍隊朝發而夕可至建康。[3]」所以雙方集中表現在對江州的爭奪，先是329年江州刺史溫嶠逝世，兩方都未搶到江州，反而落到強藩陶侃之手，後是334年陶侃去世，庾亮最終搶到荊州和江州。
不過當庾亮前往武昌時，反而給了王導可乘之機，通過335年的石虎入侵，王導調兵遣將反而使自己侄子王允之填充了豫州和揚州大部。隨後則是兩家主要人物的逝世導致衝突的緩解，主要是王導逝世，庾亮派遣弟弟搶到豫州刺史、另一弟弟庾冰拿到相位，但是琅琊王允之卻轉至庾氏後方搶到江州刺史之位，隨後庾亮逝世。
最後是最為高潮部分，「庾懌毒殺江州刺史王允之不成，飲鴆自斃，在成帝咸康八年（342年）二月；以王允之入為衛將軍之詔，在是年八月；王允之之死，在是年十月；康帝後父褚裒出鎮江州，在是年十二月；而庾冰出都為江州刺史，在翌年（建元元年，343年）十月。 [4]」可見此間王、庾兩氏隨著一方家主逝世力量失衡而激烈，又隨著另一家主逝世力量回於均衡而平息。之後庾氏排擠掉襄陽重鎮的桓宣時，佔據梁州使荊江與揚州連成一片，權勢達到最高。不過盛極必衰，當雙方爭的漸漸失去風流人物時，就要有另一家族來主導政局，桓溫接庾氏之便成為接下來是方鎮鬥爭的主角。
桓溫與皇室的爭奪
當庾家迅速衰落之後，權力開始中空，方鎮之爭在永和年間最終表現為桓溫的權力變遷。在這個過程中前期是是桓溫與皇室的爭奪，桓溫作為方伯開始於受何充提拔而鎮守徐州，成為朝廷拉攏抵抗庾氏的籌碼，又在庾氏衰敗後提拔為荊州刺史，卻沒人料到桓溫竟是比庾氏更強大的存在。
「桓溫在發展過程中，欲得江、豫以插手朝廷；朝廷注視荊、梁動靜，欲掌握豫、江以保護自己。這樣，在永和以及以後的一個時期內，江、豫就成為朝廷與桓溫明爭晴奪的地帶。[5]」而豫州由謝家兄弟把持，江州由王羲之等把握，在這兩個州的緩衝下，雙方處於平衡中。
接下來便是桓溫乘地勢之便，借兩次北伐擠兌下井口的支持皇室的褚裒和殷浩，並且由於北伐有功聲名大旺，雖並未取得徐揚各州，但是為自己積攢了底牌，而第三次北伐雖以失敗告終，但是桓溫控制了徐州和豫州，成為在江左鬥爭勝利的頂點。
最後就是桓氏權力的頂峰及其衰落，主要是因為桓溫家族不夠興旺，當他加九錫被陳郡謝氏和太原王氏拖到逝世後，便是謝氏開始登上歷史舞台之時，有這個也不難判斷雖然門閥世家可以允許桓溫做大，但是決不允許桓溫侵犯門閥們的利益，否則他們就會聯合起來，共同抗衡做大的桓溫，直至再次達到另一次平衡。
謝氏和朝廷聯合對抗上游桓氏
陳郡謝氏登上歷史舞台並不是說桓氏完全滅絕，相反桓玄仍控制著上游荊州地區，謝氏和朝廷聯合對抗桓玄仍是主旋律。謝氏的發展歷經三個步驟，先是謝鯤成為玄學名士，然後是謝尚取得豫州方鎮，傳三謝歷經抵抗庾氏、桓氏，終究還是丟了方伯地位，最後便是以謝安為中心、以北府兵為屏障、以淝水之戰勝利為契機達到最高點。
「謝安利用前秦軍壓境…… 舉兄謝奕之子謝玄為兗州刺史…… 桓豁於太元二年七月死，十月桓沖西行，代桓豁為荊州刺史。謝玄東來代朱序刺克州鎮廣陵…… 太元四年六月君川之捷以後，謝玄又兼王蘊所領徐州，徐、兗復為一鎮。[6]」越過了淝水之戰，謝家達到了強盛的極點，而這個時候謝氏也最終引來了大家對他們的共同敵對，不僅與上游桓玄等人有矛盾，與下游的司馬皇室矛盾也在不斷地發酵中，甚至還惹得起義流民的屠殺，因此不難看出謝氏即將下台。
而衰落的原因在主觀上一是上游桓氏與謝氏矛盾，以桓溫之子桓沖死後桓氏眾人佔據荊江豫州而告終，二是司馬皇族與謝氏矛盾。在主觀上，則是謝安吸取前幾個世家大族的教訓，深得盛極必衰之理，為了保存實力主動退出中央。而最終的結果是以謝安離開中樞、謝玄東歸後雙雙逝世告終。
主相之爭與太原王氏
隨著陳郡謝氏慢慢離開中樞，太原王氏開始成為氏族的最高代表，但是他們並沒有真正的實力控制朝堂，皇權得到了加強，因此王氏通過分別依靠帝和相來維持他們的權力，那麼此時的方鎮之爭其實正是主相之爭。
主相之爭的焦點正是上游荊州與下游京口的爭奪，「太元十四年六月，荊州刺史桓石民死；太元十五年，鎮京口的青、兗二州刺史譙王恬死…… 其時孝武帝殺司馬道子之黨袁悅之…… 上下兩藩位置，一時成為主相爭奪的焦點。十四年七月，司馬道子以王國寶之弟王忱為荊州刺史鎮江陵；十五年二月，孝武帝以後兄王恭為青、兗二州刺史鎮京口；十五年八月，司馬道子復以其黨庾楷為豫州刺史鎮歷陽…… 其中主要對立的兩藩，是江陵的王忱與京口的王恭，同屬太原王氏。[7]【226】」此後便是孝武帝在相司馬道子的同盟王忱逝世後搶用殷仲堪為荊州刺史，聯繫當時的荊州「土著」桓玄反對司馬道子，以郗恢為雍州，以王恭為青、兗，佔據了上風。可是
接下來是孝武帝死去後司馬道子想要控制方鎮，王恭卻聯合上游荊州的桓玄、殷仲堪和楊佺期，最終逼得道子殺死王國寶王緒兄弟，而道子的反擊包括以王愉代替附和上游荊州的王凝之的江州、以庾楷刺史豫州從而隔開荊州和京口；最後是王家的毀滅，以庾楷丟掉豫州為始，王恭使用北府將劉牢之為主體、聯繫上遊方伯等再次反抗中央，結果司馬道子之子說服劉牢之倒戈斬殺王恭，之後江州王愉也被劉裕斬殺，王家徹底衰落。
傖荒武將——世家大族的埋葬者
最後是傖荒武將作為本來該成為士族政治的埋葬者，如果非要用方鎮角度來考察者東晉的這最後一站，或許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武將都是下游北府兵出身，而他們對抗的主要對手是上游的桓玄。這些武將本身就是依靠世家大族成長起來的，而他們成立的最重要作用就是維護東晉的這種門閥政治格局。因此流民武裝武將早期並沒有把握機會推翻東晉的僵死的政治局勢，直到劉裕孫恩才得到真正改變。
開始我們先敘述他們登上歷史舞台的過程，首先是王恭失敗後，桓玄兼并殷仲堪和楊佺期奪取完全佔據上游，再接受劉牢之投降佔據徐、兗兩州，而這個過程中本來擁有改變時局能力的次等士族楊佺期劉牢之卻並沒有認識到自己已經成為時代的主體，而是仍想依靠世家大族謀求權力；當桓玄以楚代晉後，劉裕最終吸取了高素劉牢之的教訓，以北府流民兵為主體，不僅打敗了門閥政治的桓玄，還打敗了與自己同樣為撼動門閥政治的孫氏武力，最終開創了劉宋的皇朝。
結論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不難發現門閥政治中的方鎮特色，方鎮是政治鬥爭的具體表現形式，方鎮也是政治鬥爭的依靠力量，我們通過探究方鎮的爭奪可以看出世家大族的變遷，可以看出皇權與門閥權力的起伏，可以看出上下游武力的來源，總之通過探究方鎮的變遷幾乎可以看出東晉發展的全過程。
而我也想從方鎮政治中尋找些新的視角，我們通過這些總結，總是可以發現上游都是佔據極大地地勢武力之便，但是在不斷地鬥爭中慢慢這種地勢優勢會被消耗殆盡，最終取得優勢的往往是下游，主要可能是因為所有世家大族都不會允許某一家破壞門閥政治中世家與皇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當上游變得勢單力孤時，下游就會勝利，而此時就是上一士族的衰敗，以及世家大族的大洗牌，而在循環中的政治現狀是不會有生命力的，這就意味著南部不思改變、不能真正地發展，那麼他們終究會被北方所取代。
[1]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版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之《論郗鑒——小引》32頁
[2]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版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之《論郗鑒》81頁
[3]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版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之《庾氏之興和庾王江州之爭》96頁
[4]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版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之《庾氏之興和庾王江州之爭》105頁
[5]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版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之《桓溫的先世和桓溫北伐問題》139頁
[6]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版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之《陳郡謝氏與淝水之戰》177頁
[7]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版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之《門閥政治的終場與太原王氏》226頁
以流民帥為根基的京口北府，先有郗鑒，後有謝氏，最後有劉裕，平衡了上游的王敦、陶侃、庾氏、桓氏。
東晉門閥政治
推薦閱讀田餘慶先生《東晉門閥政治》，關於流民問題與荊揚對峙有很深刻的研究。
這個問題有點深，才疏學淺，對東晉兵源問題沒有涉獵。講一點自己的理解。
談到荊、揚之爭的問題，首先要注意的是，荊揚之爭是特殊時期的特殊情況；南朝的荊揚之爭和東晉的荊揚之爭形勢不同，形式也不同，不可一概而論。
其次，荊揚之爭的實質，是地方強藩幕府同中央政府的對抗，是南方本土士族、邊緣士族同江左政治集團的對抗，兵源問題，不是雙方勝負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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