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王朝為何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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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是繼承三國時代以來的統一王朝，按說相對其他的分裂，西晉相對過渡的平穩，但是西晉仍然短暫，這是什麼原因？

皇帝是個弱智。
實際把持政權的皇后是個傻逼。
掌軍權的王族都是二逼。
作為統治階層的高門士族都在玩行為藝術，嘴上恥於從政，手裡卻緊握不放。士族官僚以惰政荒政為榮，以兢兢業業為恥。晉武帝死後到西晉滅亡，作為一個高門士族頂峰期的王朝，居然只有寒門出身的賈后一黨和寒門出身的宰相張華秉政期間朝政能正常運轉，不得不讓人佩服高門士族的操蛋性。
中下層地主豪強和寒門知識分子，都想著在這個階級固化的噁心時代抱一個大腿挑起內亂或者大戰以軍功翻身，甚至不惜投靠五胡。
蜀漢和孫吳的舊地，分離主義猖獗。蜀漢舊地有趙廞、李特兄弟作亂；孫吳舊地有陳敏、杜弢、張昌作亂。
五胡內遷，不安定因素倍增。
就這種局勢，不短命就怪了。

中國歷史上分裂之後的大一統王朝往往比較短命，（除過宋、元）秦，西晉，隋都是如此。西晉始於266年，終於316年，共計51年，作為大一統王朝的時間則為37年，歷時很短，影響也很有限。後人提及魏晉之風，東晉玄學，魏和東晉的影響遠遠大於西晉。西晉可以說是魏的延續，只是換了統治集團而已。
曹魏的統治集團曹氏出身相對寒微，曹氏所實行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希望可以提拔寒門子弟來維護自己的統治，
藉以制衡門閥子弟，但是又不得不依靠豪門氏族，曹氏集團里有出身寒門的人，但更多的還是大家氏族。整個魏晉時代，門閥制度都佔據主流，豪門望族是評價和選拔人才的最大標準，這點在西晉之後尤為明顯。司馬氏本身是氏族，這和出身相對寒微的曹氏不同，他們代表的就是大家望族的利益。曹魏自曹睿之後就走向衰微，在魏國的地位就近似於漢獻帝在其祖父輩中的地位，只是個名號罷了。曹魏從氏族手中奪得政權，又在氏族手中被奪走政權。
司馬氏上台以來，著手的做的是要穩固自己的地位，對內籠絡氏族，對外打擊蜀漢。籠絡氏族這方面，除過已在自己門下的，很重要的是文化界的士人，這其中以孔氏和竹林七賢為代表。孔氏不用說，歷史從來都是誰當皇帝我尊誰，反正你只要拜孔就可以。竹林七賢是當時文化界另一派的代表。三國兩晉時期是文人輝煌的時期，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的有才華的文人，初期代表人物是曹植等人，魏晉交替之時是竹林七賢。竹林七賢里有合作的，也有不合作的，不合作的就除掉，合作的就封官加爵，但也不會重用，重要的是讓天下人看到主流的士人承認了司馬氏的統治。對於出身寒門的，司馬氏基本採取打壓的態度。
對外，司馬氏主要打擊蜀漢，蜀漢實力本來相對較弱，街亭一役，失去了作為入川屏障的隴東，諸葛亮死後，原本接替他的費禕等人採取守勢，相對較為穩定，但是軍權落入姜維手中之後卻採取連年伐魏的策略，導致蜀國消耗過多，也給了司馬氏機會。蜀國的威脅只要存在，司馬氏就有掌握軍權的理由，等到可以滅蜀的時候，魏國早已經掌握在司馬氏手中了。
這樣看下來，司馬氏掌握魏國政權，奪得天下，相對於曹操等人從底層做起來說要簡單的多，而且司馬氏是經過兩代人的努力完成這個目標，司馬懿父子三人的能力都是比較強的，但他們沒有經過過白手起家的艱辛，到司馬昭手中之時，魏國已經是他的了，蜀國也很快消滅了。
但是西晉的開國皇帝還不是他們三人，如果是司馬昭或許會好一點，但是司馬昭也死了，將位子傳給了兒子司馬炎。司馬炎不費吹灰之力奪得了皇帝位，改國號為晉，成了西晉的開國皇帝。但是他比起自己的父親，叔叔和爺爺來說，無論是能力和經歷都差的太遠。司馬懿父子經歷過奪權的艱難，經歷過戰場的生死，無論如何他們都是創業者。而司馬炎的是個徹頭徹尾的富二代，壓根不知道創業的艱辛。這位開國皇帝做過最偉大的事就是消滅了東吳，統一了全國。除此之外，幾乎沒有可以稱道的地方。
司馬炎的生活就很腐敗，他在消滅了東吳之後，一次從江南搜集了5000名女子，用來充實後宮，他的後宮人數最多時高達10000人。這位皇帝看宮女實在太多，就坐著羊車在後宮亂走，羊車走到哪停下來，就去哪尋歡作樂，荒淫程度可見一斑。
施政上司馬炎也難有作為，後期更是公開賣官，以充實自己的金庫。
繼任者司馬衷更甚其父，據說他的智商有問題，政事由其皇后賈南風獨斷，自己整日在後宮作樂，鬧得笑話比其父更可笑。
由此可見，西晉的統治者，乃至整個統治集團都是腐敗的，一個王朝從開始就這樣，又怎能走得遠呢。
第二個原因，是司馬炎失敗的分封制度。西晉建立以來，司馬炎先後進行了兩次分封。第一次分封規定了封王的領地和所領軍隊人數，但封王在京任職。此後司馬炎覺得不妥，進行了第二次分封，規定了封國為上、下三等。上國領地最大，領軍隊數為5000；中國次之，軍隊數為3000；下國最末，軍隊數為1500。並且封王各自回領地。這就導致了封王的勢力漸漸增大。可以說分封制的失敗的西晉滅亡的最直接的外部因素。惠帝死後，繼任者再難以控制封王，各王為爭奪地位，相互戰爭，爆發了「八王之亂」，直接削弱了西晉的國力。而此時匈奴的勢力漸漸壯大，終於在316年，劉曜攻破長安，俘獲了晉懷帝（懷帝赤膊反綁，口銜玉璽而降）。
統治集團的腐敗，分封制的失敗，少數民族的強大，是西晉滅亡的三個原因。但是就其根本來說，當時的整個統治集團都開始走向腐敗。
東吳在滅國之前，國家已經一團糟，與蜀國和魏國相對清明的政治相比，東吳的政治很黑暗，法律嚴苛，統治者橫徵暴斂。孫權所依靠的是江南大族，他們的腐敗程度比起北方氏族來說並沒有減輕。東吳的士兵，幾乎都是奴隸，社會上以當兵為恥。為了獲得更多勞動力，孫權派人去南方山中抓捕越族。而之所以派衛溫去台灣，就是因為聽說那裡住著一些人，把他們抓來當奴隸的。
南方的門閥制度比北方更重，整個東晉南北朝期間，南朝都是門閥大族在統治，而北方經過戰亂，幾經民族融合，其新鮮血液遠比南方氏族強。這也是南朝最終由優勢轉為劣勢，最終滅亡的根本原因。

以下很多觀點提煉自喵喵姬軒亦大人。

西晉太康盛世時人口大約4500萬到五千萬，這與三國統一戰爭烈度較小有關。劉禪孫皓直接撒丫子舉白旗。雖說王朝滅亡大多與馬爾薩斯陷阱有關，但相比之下東漢桓帝時人口達到了六千萬還能苟延殘喘，這就不得不找西晉自身的原因了。
西晉的得國不正是有目共睹的，因而以孝治天下。且大肆分封同姓王以穩固江山(吸取曹丕猜疑兄弟的教訓)，結果矯枉過正，搞出個八王之亂。
漢朝五百年給士人了強烈的正統觀念。經過魏晉嬗變，士人的使命感被打擊的碎了一地。阮籍猖狂，劉伶醉酒，折射出的就是這一部分士人的迷茫。從而從觀念上走向反動。而從總體來看，自從九品中正制實行之後，士族的力量不斷壯大，已經對皇權形成了掣肘。晉武帝想勵精圖治，隨時遭到士大夫的反對。所謂給太子的那場考試也是逢場作戲，晉武帝何嘗不知道太子的水平。之所以這樣是面對士大夫力量作出的無可奈何的妥協。
自東漢以來，南匈奴，北鮮卑，西羌等少數民族對中原的滲透已經無可挽回。關中，隴右，河西基本被胡化。呼廚泉單于被廢除，檀石槐死亡，西羌之患平定，軻比能被暗殺，拓拔力微死於衛讙離間，看上去是一次次的勝利，卻使少數民族更加無序，滲透更為嚴重。況且此時河套，陝北，晉西北已經丟失，國防已經出現缺口。而劉淵，正龍興於此。
或許司馬氏希望通過一場大清洗徹底消滅這一切矛盾，但歷史沒有給他們機會。低烈度的統一戰爭使他全盤接受了所有矛盾卻又無從攻擊，也全盤接受了腐敗墮落，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社會風氣。我們看到了金谷流觴的優雅，看到了石王鬥富的炫目，看到了七賢厭世獨居的瀟洒，看到了王戎明哲保身的吝嗇。卻看不見勵精圖治，禮賢下士和金戈鐵馬。所有的人，都在通宵達旦中享受著末世的狂歡。
當然還有山濤請求切勿伐吳的爭辯，以及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時的冷靜，還有索勛長扶銅駝的喟嘆，還有祖逖劉琨聞雞起舞的鬥志。面對神州陸沉的悲劇，他們力挽狂瀾，一往無前。

轉載：西晉王朝興亡啟示錄：一個短命王朝50年的治國失誤

在我國歷史上，有一個家族和他建立的政權對歷史和社會產生過重要影響，這就是司馬氏及其建立的晉王朝。司馬氏先後建立了西晉和東晉兩個政權。西晉建立於265年，280年滅東吳，統一中國，結束了自東漢以來百餘年的分裂局面。但十年之後（291年），爆發「八王之亂」，接著永嘉之亂、五胡內遷，流民起義，全國陷入大混亂，316年，西晉滅亡。西晉共51年，是一個短命的王朝。

在西晉王朝建立過程中，司馬懿是奠基者。他發動高平陵政變，控制曹魏大權，中經司馬師、司馬昭的苦心經營，到晉武帝司馬炎代魏建晉，再到最後一個皇帝晉愍帝司馬鄴被毒死，西晉滅亡。西晉的興和衰與司馬家族緊密相連，從始至終充滿了激烈的政治鬥爭。研究西晉的興亡過程，可以深刻、形象地理解「其興也勃，其亡也忽」這一興亡周期律，從西晉的興衰中，可以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

低調展才華

司馬懿贏得曹操信任

在中國歷史上，王朝的更迭有多種形式，如，有的王朝是經過急風暴雨般的農民起義之後建立的；也有以和平的方式--禪代，後者將前者趕下台。所謂禪代，實則宮廷政變，乍看是和平交接，卻是經過了激烈的政治博弈，贏家穩操勝券，敗者體面下台而已。

司馬氏取代曹魏，就是經歷了激烈的政治鬥爭才打敗政敵的。其歷程可謂驚心動魄，血雨腥風。

司馬氏是河內溫縣遠近聞名的大族，世代為官，司馬懿的祖父輩，三代（鈞、儁、防）均為兩千石以上的高官，可謂高門望族，遠近聞名，屬於士族階層。

司馬家族有一定的文化傳承。「伏膺儒教」，其家風受禮教影響較深。司馬防對子女教育要求嚴格，把家庭當作模擬朝廷，「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

司馬氏顯赫的家世與宦官之後的曹操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雖然司馬家族中有的人與曹操關係不錯，但從內心深處而言，司馬氏家族不少人是看不起曹操的。尤其是司馬懿，他對曹操控制漢獻帝，掌控朝政大權的行徑十分不滿，更瞧不起曹操的出身，「不欲失節屈從曹氏」。但當時曹操勢頭正盛，在朝廷說一不二，為發展勢力，他很需要得到司馬氏這樣有影響的家族的支持。為拉攏司馬懿，他軟硬兼施，使司馬懿感到恐懼，終於出山，來到曹操身邊做官。雖然曹操比司馬懿年長20多歲，但司馬懿「聰亮明允，剛斷英特」，被譽為「非常之器」，其才幹不在曹操之下。當這兩個強人一見面，矛盾便隨之產生了。據說曹操曾做一夢，夢見「三馬同食一槽」（三馬，指三司馬，司馬懿、師、昭；槽，曹家也）,這讓曹操十分不爽，他對兒子曹丕說：「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關於這個夢，雖然不排除有後人附會之嫌，但曹操見到精明的司馬懿之後，在潛意識中產生防範戒備之心也是可能的。

不過在曹操當政之時，司馬懿不顯山不露水，做事低調，十分謹慎，這是因為他知道曹操的厲害。司馬懿工作勤懇，辦事謹慎，盡量迎合曹操，討曹操歡心。司馬懿在以下三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第一，辦事認真，盡職盡責。

據《晉書·宣帝紀》記載：司馬懿「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他工作勤勉，夜以繼日，甚至連割草放牧這樣的小事，全都親自過問，曹操這才逐漸放心。

第二，曲意迎合，以求好感。

曹操晚年，權勢強大，代漢稱帝時機日益成熟，可是曹操卻堅持不稱帝，這表現了曹操顧全大局，具有政治家的胸懷。因為他一旦稱帝就會成為眾矢之的。其實曹操何嘗不想稱帝，他只是以理性控制自己的慾望，這正是他的高明之處。司馬懿深知曹操的矛盾心理，便有意投其所好，以求好感。

有一年，孫權給曹操寫了一封信，建議曹操順應天命，代漢稱帝。曹操一眼看穿了孫權的真實用意，說：「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顯然，曹操罵孫權是從維護天下穩定這一大局出發的，而內心極力壓抑當皇帝的慾望。

當時正在曹操身旁的司馬懿也見到了孫權的信，立即說：「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孫）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舜）、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命也。」此話極力投其所好，讓曹操高興。雖然曹操沒有稱帝，但司馬懿卻贏得了曹操的好感。217年，曹丕被立為太子，司馬懿被任命為太子中庶子，與曹丕的關係進一步密切。

第三，獻計獻策，展示才華。

司馬懿是才華橫溢之人，但他又很清楚曹操的性格。所以他盡量做到既展示才華，又不過分張揚，更不與曹操發生衝突，點到為止，不溫不火。這期間，有三件事他做得很漂亮，司馬懿的才華也得以表現。

之一，得隴望蜀，具有戰略眼光。

建安二十年（215年），他隨曹操征討張魯。--張魯原來在益州牧劉焉手下做官，後來被派往漢中駐守。漢中在今陝西南部，是進入四川的必經之路，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張魯到達漢中後，自以為羽翼豐滿，便宣布脫離劉焉，建立了割據政權。

曹操認為，張魯政權的存在對他是個威脅，決定進行征討。曹軍逼近漢中後，張魯見抵擋不過，便投降了曹操。在張魯決定向曹操投降的時候，司馬懿向曹操建議，說：「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

顯然，司馬懿是希望曹操乘勝進軍，一舉奪取益州。按當時曹操和劉備的力量對比，曹操是有可能趁劉備立足未穩拿下益州的。即使打不下來，也可以震懾劉備。但曹操似乎沒有勇氣繼續南下攻佔益州。他說：「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曹操沒有聽從司馬懿的意見，司馬懿也很知趣，不再堅持。

「得隴望蜀」似乎指司馬懿貪心不知足。但是司馬懿的建議立足點高，認為得到漢中後，乘勝進軍，以攻為守，即使不能完全消滅劉備，也可以重創劉備，以保漢中不丟。從這點看，他具有戰略眼光。曹操沒有採納司馬懿的建議，結果後來漢中得而復失，還損失了一員大將。

之二，興辦軍屯，具有經濟頭腦。

軍糧是軍隊的重要物質基礎，東漢末年，社會動亂，農民流散，土地荒蕪，軍隊糧食奇缺，曹操為解決軍糧問題，於196年實行屯田，把流散的農民組織起來，以管理軍隊的方式組織生產，屯田當年就大見成效，是為民屯。建安末年，戰爭減少，司馬懿又向曹操提出利用軍隊屯田的建議。他說：「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且耕且守」就是軍屯。曹操採納了建議，命令軍隊不打仗時種地，從事生產，「務農積穀，國用豐贍」。建議實行軍屯是司馬懿對曹魏政權的一大貢獻，減輕了政府的負擔。

之三，利用矛盾，顯示軍事才能。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鎮守荊州的蜀將關羽率軍攻魏將曹仁於樊(湖北襄樊市)。關羽引漢水淹樊城，駐紮樊城的于禁七支部隊全被淹死，史稱「水淹七軍」。此時關羽聲勢大振，威鎮中原。曹操擔心樊城失守，許昌不穩，想遷都河北，以躲避關羽的鋒芒。司馬懿時為曹操的軍司馬，他經過認真分析局勢後，向曹操建議：「禁等為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疏，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所，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

司馬懿的意思是：于禁雖遭水淹，但整個戰局沒有失敗，如果遷都，不僅會造成「示敵以弱」，還會造成民眾不安，政權不穩；所以不能遷都。孫權、劉備明和暗不和，應與孫權秘密聯合，讓孫權在後面牽制關羽，前後夾擊，打敗關羽，解救樊城之圍。

曹操採納了司馬懿的這個建議，派使者去見孫權，魏吳經過密謀達成了聯合進攻關羽的計劃。在魏吳軍隊南北夾擊下，關羽丟失荊州，敗走麥城，最後兵敗被殺。這一仗的勝利，展示了司馬懿善於利用矛盾，擊破敵人的軍事才能。

司馬懿的才華和對曹魏政權的貢獻使曹操漸漸打消了對他的懷疑，甚至任司馬懿為太子中庶子，接近、輔佐曹丕。

曹丕稱帝之後，曹丕對司馬懿非常佩服，他每次向司馬懿問計「輒有奇策」。司馬懿在抗擊諸葛亮北伐、發展經濟、興辦屯田等諸多大事上功績顯赫，逐漸成為曹魏朝廷最具影響力的大臣。

司馬氏代魏

一場激烈的生死博弈

司馬懿取代曹魏的政治野心是何時形成的？

我認為，司馬懿取代曹魏之心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曹操時期，司馬懿不顯山不露水，因為曹操的權勢在司馬懿之上。曹操死後，曹氏父子一代不如一代，這本身就容易使權臣產生非分之想。而司馬懿超人的才幹，卓越的功績，也容易被認為有政治野心。雖然你沒做什麼，但有人已經感覺到了。

《三國志》中有三條材料可以說明。

第一條，前引曹操曾對太子曹丕說：「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這可能是曹操通過對司馬懿的觀察，感覺來者不善，心存疑慮，又做了一個「三馬同食一槽」的夢，進而產生不祥之兆，故說此話。

第二條，《三國志·魏書·陳矯傳》注引《世語》說：（魏明）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懿）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司馬懿是朝廷重臣，但能否忠於魏室（社稷）還不太清楚。陳矯見司馬懿權勢不斷增大，對其發展前景有些擔心。

第三條，《三國志·魏書·高堂隆傳》載老臣高堂隆臨終前口占疏文說：「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高堂隆所說鷹揚之臣也顯然系指司馬懿。

司馬懿萌生取代曹魏之心，是在魏明帝曹睿死後，他和曹魏宗室曹爽共同輔政時期。曹爽是一個既愚蠢又貪心的傢伙，他排擠司馬懿，司馬懿藉機歸家「養病」，暗中準備，拉攏黨羽，訓練軍隊。到249年，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動政變，將曹爽集團一網打盡，高平陵政變後，司馬懿掌控了曹魏大權，但是反司馬的力量依然很強，司馬懿和他的兒子為掌控大權，與反對派進行了一波又一波的爭鬥，但不管怎樣說，曹魏歷史進入了司馬氏時代。

司馬懿死後，他的兩個兒子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執政，將曹魏大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不過，曹魏勢力是不會輕易退出政治舞台的。從249年司馬懿發動政變到265年西晉建立，16年中，反抗司馬氏專權的事件從未停止過。從外部看，曾爆發過三次以對抗司馬氏為目標的淮南之叛：251年王凌之叛；255年毌丘儉之叛；258年諸葛誕之叛。從內部講，僅皇帝發動的反司馬事件就有兩次。第一次是254年，小曹芳密謀襲殺司馬師；第二次是260年，魏帝曹髦不堪忍受司馬昭的專橫，向幾個大臣訴苦水，曆數司馬昭：「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並且親自披掛上陣，企圖殺掉司馬昭。曹魏勢力對抗司馬氏無異於以卵擊石。結果他們的圖謀均被粉碎，曹芳被廢，曹髦被殺，曹魏集團陷入風雨飄搖之中。

為有效地震懾反對派，司馬師還對士人群體實行高壓政治，順者昌，逆者亡，著名的文人團體--竹林七賢，在司馬氏的威懾下，分化瓦解，有的投靠了司馬氏，有的繼續與司馬氏持對抗態度，著名士人嵇康竟被司馬昭殺掉。

司馬懿父子對政敵毫不手軟，擊敗了曹魏集團一次又一次的反撲，到265年，司馬昭之子司馬炎迫使魏帝曹奐下台，取代曹魏，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司馬氏家族奪取曹魏政權從根本上講是不同政治集團之間的利益之爭。比較而言，司馬懿是憑藉軍功登上高位的，在曹魏政權中屬於「事功派」；而曹爽集團，是由曹魏宗室及貴戚子弟組成，不務實，尚空談，可稱「浮華派」。事功派的司馬懿能夠最終取勝，反映了司馬氏集團在政治謀略、政治鬥爭經驗方面遠遠強於曹爽集團。

不過，在這場殘酷的政治博弈中，也暴露出司馬氏奸詐、殘忍的一面。比如他對曹爽集團成員「夷三族」，許多無辜之人也慘遭殺害。受到牽連的人，無論男女老少，包括已出嫁多年的女子，全部連坐處死。為使士人就範，他們軟硬兼施，在利益和死亡面前，士人集團分化瓦解，以竹林七賢為例，王戎、山濤不失時機地加入了司馬氏集團，向秀則步他們後塵，頂著司馬氏的嘲諷，違心加入。向秀入仕僅為保全性命，《晉書·向秀傳》說：「後為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跡而已。卒於位。」--可知他僅掛個做官的空名。同樣為保命的還有阮咸、劉伶。他們似乎看透了人生，既不是勇敢地參與政治，又不投靠司馬氏，而是崇尚老莊，放達任性。終日我行我素，玩世不恭，常有驚人之舉。

七賢之中，只有嵇康、阮籍敢於站在司馬氏的對立面。嵇康性格剛烈，厭惡司馬氏篡權的行徑，拒絕司馬氏的拉攏，作《與山巨源絕交書》，以斥責山濤為名實則表示與司馬氏絕交。嵇康的不合作態度激怒了司馬氏，捏造罪名將嵇康殺掉。而性格軟弱的阮籍，在司馬氏的高壓逼迫下，鬱悶而死。嵇、阮死後，聞名遐邇的竹林七賢徹底瓦解，司馬氏進一步掃清了取代曹魏的障礙。

「居治忘危」

司馬炎喪失大好局面

司馬懿及其兒子經過16年的不懈努力，不斷挫敗政敵的反抗，掃清了障礙，到265年，司馬師的兒子司馬炎稱帝，終於取代了曹魏。

司馬炎即位之初，能夠以國事為重，勵精圖治，實行無為而治的寬鬆政治，使社會矛盾有所緩解。泰始四年（268年），司馬炎發布詔書：表示「永惟保乂皇基，思與萬國以無為為政」。所謂「無為」，是道家的思想主張，本意是無所作為，但是運用到治國理念上，並不是什麼事都不做，主要是對人民少干擾，輕徭薄賦，不大興土木，讓人民有一個安定的生活環境和生產環境,歷史證明，國家在社會動蕩之後實行這樣的政策，會使社會安定，經濟恢復。西漢初年的文景之治，就是因為實行了清靜無為的政策。

同年，司馬炎又在詔書中提出治國五條原則：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正身」，就是當政者要以身作則，起好作用。「勤百姓」，關注百姓的生活。「撫孤寡」，關心社會上老年人、家裡有困難的那些人。「敦本息末」，這是中國傳統的治國理念，「本」指農業，「末」指商業，「敦本息末」就是要重農抑商。「去人事」，就是不要把人際關係弄得太繁瑣、複雜。

為使詔書的精神落實到實處，司馬炎帶頭遵守執行。他嚴禁奢侈，有一年司馬炎患病初愈，一些大臣帶禮物前來祝賀，司馬炎予以禁止。有一太醫向司馬炎獻上一件雉頭裘，精美無比，司馬炎不但沒有接受，反而非常生氣，一怒之下當眾焚燒於殿前。並下令：朝廷內外再有人敢這樣做一定以罪論之。

司馬炎這樣做，不排除作秀之嫌，但是對社會還是起到了一定的好作用。

司馬炎在位期間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發動滅東吳的戰爭，實現了天下歸一，三國歸晉。晉武帝司馬炎發動的滅東吳戰役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西晉是魏晉南北朝近400年歷史中唯一的一次全國統一。國家的統一對於民族凝聚力的彙集和民族融合的發展有重要推動作用。

西晉在280年統一中國後，進入了重要的發展時期。國家統一後，迫切需要恢復經濟秩序，發展生產，晉武帝推行了一些積極的政策。太康元年，西晉政府頒布了占田、課田和戶調的法令。

所謂占田，就是允許農民佔有法律上規定的土地。即一個男子可以占田70畝，女子可以占田30畝；課田是督課種田的意思，也就是政府向農民徵收的田租和實物。正丁（16至60歲），男子按50畝徵收，女子按20畝徵收。次丁(13至15歲、61至65歲)，男子減半即按25畝徵收，女子免課。

課田的田租是每畝繳納8升，50畝共交租4斛（升、斗、斛都是十進位）。除田租以外，西晉政府還頒布了戶調製，即按戶徵收實物，規定丁男做戶主的每年交絹3匹、綿3斤，婦女及次丁男做戶主的減半交納。

對占田制，從積極角度看有促進農民與土地結合的意義，占田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民對土地的開墾和利用。在國家統一、社會穩定的條件下，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有推動作用。

不過，占田制的問題也很明顯，在政府沒有保障措施條件下農民佔有土地是不平衡的，占田之數有多有少，而課田數字卻是固定的，這必然使那些土地較少的農民負擔加重。所以，占田制理想化的成分頗多，社會貧富不均的問題根本沒能解決。

在占田制的規定中還有官員按照品級占田。當時官分九品，品第一者占田50頃，每品之間，相差5頃，第九品占田10頃。貴族官僚還可以蔭親屬，多者九族，少者三族。從一品官到九品官還可以蔭佃客十五戶到一戶，蔭衣食客三人到一人。蔭即蔭庇，被蔭庇者不再向政府交納租賦。這樣一看，貴族官僚和農民在經濟上的差別真是一天一地。

晉武帝司馬炎在平吳前後，還採取了其他一些措施發展生產，穩定社會。由於北方戰亂較多，勞動力缺乏，西晉在滅蜀之後，招募蜀人到中原，應招者由國家供給口糧兩年，免除徭役20年。滅吳後，繼續用優惠政策吸引吳人北上，遷居北方者，免除徭役20年。為增加農業人口，鼓勵早婚，下令女子17歲以上不出嫁者，由官府代找配偶。晉武帝還多次下令「省徭務本」，減輕農民負擔，發展農業。汲郡太守王宏搞經濟有成效，晉武帝予以表彰，提拔為大司農。

在西晉太康年間，由於國家統一，戰爭減少，加之晉武帝司馬炎推行了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措施，出現了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景象。史稱「太康之治」。

《晉書·食貨志》稱：「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晉紀·總論》則這樣描述：「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甚至出現了「天下無窮人」的諺語。這些記載，顯然有誇張，但國家統一、社會比較安定應是真實的。

然而，在國家統一的大好局面下，司馬炎開始飄飄然，滋生了驕傲自滿的情緒。生活上由提倡節儉開始奢侈腐化，上行下效，西晉社會風氣開始敗壞，官僚大臣爭相貪污斂財，炫富比富。社會風氣變得腐敗不堪，西晉王朝淪落為歷史上最腐敗的政權之一。

西晉社會風氣如江河日下，其中有三股風氣最為突出，嚴重地腐蝕社會機體。

第一，奢侈腐化之風。

西晉統治集團腐化先從皇帝開始。晉武帝司馬炎在民間大選宮女。後宮宮女多達數千，但他仍不滿足，滅吳之後，又把吳國宮中數千名宮女運到洛陽，這樣，後宮宮女達到萬人。由於宮女太多，司馬炎不知所從，有時就坐在一輛羊拉的車上在宮裡轉悠，車停在哪個宮女的門口，就在哪兒過夜。

上行下效，皇帝如此荒淫無度、縱情享樂，怎麼能對下面進行約束？於是那些皇親貴戚、官僚大臣緊隨其後，縱情聲色，極盡奢華。

有的講究吃。何曾任朝廷高官，聚斂了許多錢財，「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其子何劭，更加奢侈，每天吃飯的花費達到兩萬，超過其父一倍。

西晉盛行炫富、比富之風，石崇和王愷比富斗寶的故事就很典型。在西晉，有些權勢過大、財產過多的人，牛氣衝天，缺乏自製，甚至拿殺人當兒戲。

據《晉書·王愷傳》記載：外戚王愷在宴請賓客時常安排一些女伎奏樂助興，一次一位吹笛的女子吹得有些走調，王愷便當眾把她處死。石崇也是個以殺人為樂的極其殘忍的傢伙，每次請客飲酒，常讓美人斟酒勸客。如果客人不喝酒，他就讓侍衛把美人殺掉。一次王敦與王導一道去石崇家赴宴。王敦硬是不喝，結果石崇斬了三個美人，他仍是不喝。王導責備王敦，王敦卻惡狠狠地說：「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關於「斬美人勸酒」的故事,史書記載有所不同。《晉書·王敦傳》載為王愷事，非石崇。《世說新語·汰侈》說是石崇所為。後來的學者認為在傳說過程中，把人物搞錯了。

但無論是王愷還是石崇，我們已無法追究他們的殺人罪行，我們只能說，王愷、石崇還有王敦，都是一批冷血動物，他們良心泯滅，自私冷酷，是西晉腐敗社會的產物。

對社會自上而下崇尚奢華的現象，有識之士無不憂心忡忡。大臣傅咸就向朝廷上書，憤怒指出：「奢侈之費，甚於天災！」他還說：「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

第二，金錢崇拜之風。

在司馬炎的縱容和包庇下，西晉的官僚富豪們不遺餘力地追求利益，貪婪地搜刮民財，金錢成為對他們最有吸引力的東西。在他們看來，有了錢就沒有辦不成的事。

西晉是中國古代金錢拜物教最盛行的時期。錢本來就是物品流通的媒介，但是，在西晉，錢卻成了無所不能的神物，人們痛感這一社會風氣對社會的腐蝕，紛紛寫文章予以抨擊。其中魯褒寫了一篇著名的《錢神論》，辛辣地譏諷一切為錢、一切向錢看的社會現象。

魯褒對錢的作用的論述，十分精闢，他把官僚貴族對錢的貪婪掠奪和錢的作用描繪得淋漓盡致。文中寫道：

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發，怨仇嫌恨非錢不解……

魯褒還寫道：

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暗使。」又曰：「有錢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錢而已。故日：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

魯褒的批評真是一針見血，入木三分。「錢」變成了社會一個有力的「槓桿」，人們毫不隱諱地談錢、愛錢、貪錢、掠錢，朝野上下，一切向錢看，一切可以用錢換，社會風氣腐敗透頂。

孟子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如果舉國上下的人都在爭利、逐利，國家就危險了。如果此種現象成為社會時尚，那國家肯定要出問題了。在錢的驅動下，西晉社會問題日趨嚴重，統治危機日益顯現。

第三，清談虛浮之風。

西晉社會上瀰漫著一股清談虛浮之風。清談又稱「談玄」、「玄言」，專門討論一些抽象的脫離實際的問題。討論一些抽象的哲理問題，如有與無、才（才能）與性（道德）、名教（政治制度與道德）與自然（天道、人類本性）等，如果是士人研究討論，不僅與政局無關，反倒是一種雅興。

問題是西晉官僚們也大倡玄風。他們以「名士」自居，一邊瀟洒地揮著麈尾，一邊侃侃而談，故弄玄虛。如琅琊大族王衍，被譽為玄談領袖。他從黃門侍郎歷任中領軍、尚書令。職務很高，卻不幹實事，「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手執玉柄麈尾，「妙善玄言」，和他一起善於談玄的還有樂廣。《晉書·樂廣傳》：「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宅心事外就是心思在政事以外，不好好乾事，每天樂此不疲的就是清談。西晉官員們終日談論玄遠、喝酒放縱，不去處理和解決實際問題，這種風氣必然給國家帶來嚴重的後果。西晉滅亡時，大臣王衍被殺前，嘆息道：「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後來人稱清談誤國。

不過，我認為，清談只是表象，士人清談往往談哲理、概念，有些命題很有價值，這不能說誤國，而官員不工作，凈瞎扯，影響工作效率，但還不至於誤國。西晉亡國的根本原因在於政治腐敗導致的社會動亂，官員清談是政治腐敗的表現，是表而不是本。

陳寅恪先生曾著文分析所謂「清談誤國」，他說：「如果是林泉隱逸清談玄理，則縱使無益於國計民生，也不致誤國。清談誤國，正因在朝廷執政即負有最大責任的達官，崇尚虛無，口談玄遠，不屑綜理世務之故。」

陳寅恪先生還說：「清談誤國是西晉滅亡的原因之一。那時候的西晉官場是一面奢談名教與自然將無同，一面窮極奢侈享受，名士與高官合為一體，而變亂就在這種風氣中孕育。此風不到西晉最後滅亡，不能終止。」此話有理。

西晉滅亡有很多原因，晉武帝司馬炎驕傲自滿，不思進取，社會風氣敗壞肯定是原因之一。司馬炎的過錯並不只是這些，他在位期間還有一個更大的失誤，為西晉動亂埋下了禍根。

選太子失誤，八王之亂

使西晉陷入滅頂之災

在家族統治的專制時代，皇權的交接是在王室內部進行的。「太子，天下之本」。選對接班人，天下平安；若有閃失，往往造成天下大亂。因此，選擇接班人就成為朝廷的頭等大事。司馬炎就是在這個問題上出現了重大失誤。他選擇的接班人是司馬衷。司馬衷是司馬炎的次子，老大在兩歲時死了，司馬衷成了實際上的長子，從資格上講司馬衷沒問題，不過，司馬衷既痴又笨，凈說傻話，根本不是當皇帝的材料。司馬炎也知道兒子太笨，甚至感到他很可能「不堪奉大統」，不能繼承皇位，擔當大任。那他為什麼還要固執地立司馬衷呢？有兩個原因：

第一，頂不住枕邊風。司馬炎曾與司馬衷的生母楊皇后商議，想另立一個太子。在「母以子為貴」的封建時代，換太子可能關係到楊皇后及其家族的地位，司馬炎的想法剛一說出就遭到楊皇后的強烈反對，楊皇后道：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司馬炎很清楚這個從西周就傳下來的宗法制傳統，其實宗法制還有變通的內容，就是當沒有合適的嫡子時，「立子以貴不以長」。意為如正妻無子，可以立這些妃妾中地位最高的兒子為繼承人。這顯然是楊皇后不答應的。面對楊皇后的阻撓，司馬炎無力反駁。

第二，心存僥倖，企圖寄託皇太孫。司馬衷雖然傻乎乎的，但是他有一個叫司馬遹的兒子卻十分聰明，這是他和宮女所生，一直在司馬炎身邊。這孩子聰明伶俐，晉武帝非常喜歡這個孫子，經常把他帶在身邊。時間一長，一個念頭在司馬炎心裡形成：雖然太子司馬衷不令他滿意，但孫子大有希望，將來把他立為司馬衷的太子，司馬氏的天下不就可以振興了嗎？

作為一國之君，司馬炎的想法真是太幼稚、太簡單。試想，傻乎乎的司馬衷能否順利做皇帝，晉王朝能否保全都是未知數，這第三代接班人幾乎是沒影的事。再有，司馬遹非正妻所生，司馬衷的正妻是賈南風，司馬炎也不想想，這個女人會讓司馬遹順利接班嗎？

司馬炎在選接班人問題上，徘徊猶豫，缺少理智，終於釀成大禍。

司馬炎晚年在為司馬衷選擇太子妃的問題上也犯了糊塗，他選的就是上面提到的賈南風。此女是司馬師的親信賈充之女，長相奇醜，心胸狹窄，報復心很強，入宮後，見宮裡處處是粉黛佳麗，不僅妒火中燒，不許司馬衷接近別的女人，甚至加害她人，險些被廢。司馬衷繼位後，她被立為皇后，更加肆無忌憚，急於干政。291年，她先策動楚王司馬瑋（司馬衷的五弟）進京殺掉外戚楊駿，又命司馬瑋殺掉執朝政的汝南王司馬亮和老臣衛瓘，接著，又以司馬瑋濫殺大臣為名，將其殺死。賈南風以卑鄙的手法，一箭雙鵰，一石數鳥，翻雲覆雨，在很短的時間內連除晉朝四員名臣老將，製造了西晉歷史上空前的大殺戮，從此開始了賈南風專朝時期。

後來賈南風又設計殺掉庶出的太子司馬遹，自以為得計，可以壟斷朝政了，但司馬諸王都想攬權，於是紛紛出場，一場爭奪皇權大戰展開，這就是八王之亂。

這場大亂前後進行了16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場觸目驚心的王室內部大屠殺。這些王其實都是很近的親戚。他們為了各自的利益，反目成仇，勢不兩立，不顧親情，真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在中國古代像八王之亂給社會造成極大破壞的動亂，並不是很多，由於中國古代是家天下的人治社會，能使社會基本穩定，皇帝的作用很大，因為沒有制度能夠對皇帝有根本性的節制，如果他的作用發揮不好，一意孤行，那社會可就遭殃了。應該說，八王之亂的主要原因就是晉武帝選擇的接班人有問題，立司馬衷為太子不當，選太子妃賈南風更糟糕，導致司馬炎死後賈南風乘機上下其手，釀成動亂。唐太宗說：「惠帝（司馬衷）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

司馬炎的糊塗，說到底還是皇權至上的專制制度造成的，中國古代對皇權，缺乏一個有力的制約、監督機制，往往個人一意孤行，就沒人敢管了，致使他一錯再錯，終於釀成大禍。

不能善待民族

反抗烈火葬送西晉

西晉王朝不僅內部存在嚴重的統治危機，還有外患，即周邊地區出了問題史稱「五胡內遷」。所謂五胡主要包括匈奴、羯、鮮卑、氐、羌等少數民族。這些少數民族生活在現在中國的東北、西北及河套以北的廣大區域，主要以游牧生活為主。東漢以來，他們逐漸向黃河流域遷徙。北方少數民族內遷的原因大體有兩個：

一是受中原農業文明的吸引。農耕經濟，春種秋收，生活穩定，不用四處遷徙，對周邊民族有一定的吸引力。他們逐漸向黃河流域移動。

二是少數民族自身生存的需要。不少學者認為，北方自東漢末到三國以來氣溫下降，自然災害嚴重。

著名科學家竺可楨先生曾寫過《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在這篇文章中竺先生認為，中國五千年來出現了4次溫暖期和4次寒冷期的交替發生。特別是寒冷期，一次比一次時間長，一次比一次強度大，氣溫低。其中從三國到六朝時代，進入第二個寒冷時期。

這時期的寒冷情況在史書中有一些記載。如，曹操在銅雀台(河北臨漳)種橘，只開花不結果。225年，曹丕率10萬大軍至廣陵（今揚州附近）準備伐吳，但，是歲大寒，結冰期比往年早許多，沿江的水道都結上了冰，戰船不得入江，最後只能停止。這是目前所知的淮河封凍的最早記載。

《三國志·吳書·孫權傳》記載：「赤烏四年(241年)一月，襄陽大雪，平地雪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晉書》中多次記載春秋時節天反常甚至降雪的情況。

如，「武帝秦始七年(271年)五月雪。」「武帝咸寧二年(277年)八月暴寒且冰，河間暴風雪，寒冰，五郡國隕雪傷谷。」「武帝太康九年(288年)夏四月，隴西隕霜傷麥。」「武帝太康十年(289年)夏四月，八郡國隕霜。」有學者推算，當時的氣溫比現在低2℃－4℃。中原地區尚且如此，北方的天氣更加惡劣。

《十六國春秋》記載：「前燕慕容暐十四年(374年)，八月天降暴雨雪，雪深三尺，大寒，旅作役者凍死數人，士卒飢凍死者萬餘人。」當時慕容氏活動地區主要在冀南豫北一帶，這段材料充分說明這一時期的寒冷。由於天寒地凍，大量牧草、牲畜都被凍死，住在草原的游牧民族無法生活，只好向黃河流域遷徙。

從漢末到魏晉，北方南遷的民族人數很多，達到數百萬人。關中地區（今陝西）戶口百萬，其中少數民族佔了一半左右。

少數民族內遷後主要居住在今甘肅、陝西、山西以及河北、遼寧南部的廣大地區。怎樣看待這麼多的少數民族進入黃河流域呢？從經濟發展上看，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就要改變原來的生活方式，適應農耕生活，加速他們的漢化。漢人在與少數民族接觸中，也可以向他們學習，各民族雜居，互相取長補短，有利於民族融合，這是歷史發展的趨勢。作為國家統治者，應該利用民族混雜的實際狀況，推行有利於民族交往的政策，這樣做，有益於民族的發展和政權的鞏固。

然而，西晉接連不斷的內亂已使統治者喪失了處理內遷民族問題的自信心，他們害怕少數民族內遷威脅他們的統治，所以對少數民族內遷的態度是堅決拒絕，而且要把他們趕出去。早在西晉滅東吳（280年）之後，大臣郭欽就向晉武帝上書，提出要解決少數民族內遷問題，說：「戎狄強獷，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

郭欽的上書，殺氣騰騰，把少數民族視為洪水猛獸。郭欽的建議雖然符合當時朝廷的意願，但真正實施可就困難了。因為這些少數民族經歷了很長時間才遷到內地的，人數眾多，分散各地，與漢族雜處，不可能將他們再遷回。

由於西晉政府不能善待少數民族，實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激起少數民族的強烈反抗，他們不斷起義，而且規模越來越大。比如匈奴人郝散、郝度元，氐人齊萬年等都是帶領少數民族起義的首領。

而晉王室內部由於爆發八王之亂，兵力分散，鎮壓少數民族起義沒有取得成功，民族矛盾越發尖銳。元康九年（299年），大臣江統寫《徙戎論》，上書朝廷，再次呼籲朝廷把少數民族遷回故地。文章對少數民族持有強烈的偏見，竟然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還說：「關中之八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稱戎狄是「人面獸心」，建議摒除胡人，「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

江統的主張和郭欽一樣，代表了西晉朝廷中那些思想頑固的漢人官僚，他們自我膨脹，盲目自尊，用鄙視的態度看待少數民族，其實表現了他們內心很虛弱，很不自信。歷史證明，西晉統治者對少數民族歧視、排斥的態度，無助於解決問題，反而使民族矛盾、社會矛盾激化，後果極為嚴重。

相比較而言，在歷史上，處理民族關係比較好的是唐朝，唐統治者以比較開放的心胸看待民族關係，唐太宗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他樂於與少數民族打交道，政府中有不少少數民族人做官。唐太宗不把少數民族看作異己力量，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唐朝自身力量強大，社會穩定，他的重要大臣魏徵說「中國既安，遠人自服」，就是這個道理。西晉由於自身不穩定，所以在處理與少數民族關係上顯得很被動，很不自信，然而，當時少數民族的內遷和發展已成燎原之勢，西晉政府想擋也擋不住了。

八王之亂平息後，西晉又有永嘉之亂，以匈奴人劉淵及其子劉聰、劉耀和羯人石勒為主力的反晉武裝不斷向西晉政府發動攻擊，313年，國都洛陽陷落，晉懷帝司馬熾被俘，西晉殘餘勢力又在長安成立小朝廷苟延殘喘。在反晉武裝不斷打擊下，316年，西晉最後一個皇帝司馬鄴投降，西晉王朝終於壽終正寢。

西晉滅亡的啟示

縱觀西晉興亡的全過程，可以發現，西晉由興到亡，猶如上山下山。上山者，司馬懿、師、昭父子三人，司馬懿發動高平陵政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消滅了曹爽集團，掌控了曹魏大權。為了奪取曹魏政權，司馬懿父子經過16年的拼打，到265年，終於登到了山頂，司馬炎繼承父祖打下的江山，成為西晉的開國皇帝，但司馬炎沒有經營好司馬氏的天下，由於選接班人失誤，加之社會風氣敗壞，民族矛盾尖銳，西晉開始走下坡路。西晉衰敗，如同滑坡，速度越來越快，司馬炎之後的三個皇帝，個個短命，僅用了26年，就完全葬送了大晉帝國。

與強大的漢唐王朝相比，西晉缺少一個較為穩定、連續的統治群體是其短命的硬傷。比如，西漢從漢高祖劉邦中經漢惠帝、呂后、文、景到漢武帝，六七十年間，推行清凈無為的恢復經濟的政策，國家恢復了元氣，出現了「文景之治」的局面，為漢武帝時的大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唐朝從李淵建國到唐玄宗雖然出現動蕩，甚至武則天還改了唐朝的國號，但是唐朝沒有大亂，根基未動搖，幾代皇帝勵精圖治，持續發展，終於開創了繁榮的開元盛世。

西晉社會腐敗，歷史聞名。腐敗問題歷朝皆有，但像西晉這樣自上而下、大面積的惡性腐敗並不多見。

《晉書·惠帝紀》講到西晉的社會風氣時這樣說：「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

所謂「互市」就是交換。權與錢、權與人、權與色、權與所有有用的東西都可以交換，權錢交易，錢能通神，比富炫富，整個社會瀰漫著一股銅臭味，嚴重腐蝕了社會機體。道德無底線，遊戲無規則，腐敗使西晉到處烏煙瘴氣。

從西晉滅亡中還可得到兩點啟示。

一是民生最重要。

在西晉社會連綿不斷的動亂中，受害最深的還是老百姓。老百姓在戰亂中流離失所，四處逃亡，大量人口死於戰火或逃難途中。西晉戰亂，究竟使多少人死於非命，無法統計。由於戰亂不已，政府無暇顧及民生，導致保障農業發展的基礎建設如水利工程得不到維護，所以當自然災害來臨時，由於災害防禦能力低下，水利工程失修，衛生預防全無，加劇了自然災害的破壞程度，人民更加痛苦。據《晉書·五行志》記載，晉懷帝永嘉三年（309年），大旱，嚴重缺水，「河、洛、江、漢皆竭，可涉」。涉，即徒步渡水，黃河、洛河、長江和漢江的水都幹了，可以趟水過河，可見旱到什麼程度。永嘉四年（310年），鬧蝗災，「自幽、並、司、冀至於秦雍，草木牛馬毛鬣（馬頸上的長毛）皆盡」。這是說整個北方地區，蝗蟲太多了，不僅草木被吃光，連牲畜身上的毛也被吃光了，這是多麼可怕的景象。

二是生命最可貴。

在司馬氏奪取曹魏政權和建立晉政權的過程中，許多士人也遭到殺戮，他們自以為參與政治，可以「治國平天下」，到頭來卻陷入了權力之爭的殘酷遊戲。《晉書·阮籍傳》說：「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士人不斷被殺的慘痛教訓，人口大量死亡的悲慘狀況，使他們漸漸清醒起來，他們意識到，人世間最珍貴的是生命，最舒心的生活是「貴適宜」，他們逐漸認識到「自我」，產生了與所謂「政治」的疏離感，他們追求屬於自己的生活，張揚個性，珍愛自我，行為舉止標新立異，形成了內涵豐富的「魏晉風度」。在文學史上，被稱為「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的時代。

總之，在短命的西晉王朝給後人的啟示中，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關注民生，遠離仇殺。

一句話：老子英雄兒混蛋。

晉明帝時，王導、溫嶠一起謁見晉明帝，晉明帝問溫嶠前代統一天下的原因是什麼。

溫嶠還沒有回答，一會兒，王導說：「溫嶠年輕，還不熟悉這一段的事，請允許臣為陛下說明。」王導就一一敘說司馬懿開始創業的時候，誅滅有名望的家族，寵幸並栽培贊成自己的人，以及司馬昭晚年殺高貴鄉公曹髦的事。

晉明帝聽後，掩面伏在坐床上，說：「如果像您說的那樣，晉朝天下又怎能長久呢！」

新建王朝的穩固，是建立在清算前朝利益集團，打破已有利益分割支配規則，收回權力強化中央，藉此將既得利益重新分配，形成新的利益集團的基礎上。西晉的建立屬於全盤接手曹魏政治格局和高層集團，也全盤接手了內部矛盾。靠著統一天下的功業，將征服吳蜀獲得的紅利再次分配。天下一統後，中央一方面沒有更多的籌碼來實現統治力和利益平衡，另一方面作死的政策頻出，搭配武帝死後越來越亂七八糟的朝廷，能留下一個司馬睿跑到江南續命百年已經要燒高香了！

西晉乃魏晉南北朝中唯一處於統一的時期。由於魏晉以來世家大族在地方上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地位遠超帝王（如司馬氏篡曹魏正是），長期以來都令中國處於分裂局面。晉武帝時憑藉其威望，又先後分封宗室郡國並都督諸州和實行占田制、蔭客制，稍微限制世家大族的無限擴張。但當晉武帝一死，八王之亂，失去了維繫統一的重心，又再一次分裂。

同時西晉另一特色是大量游牧部落內遷。東漢以來，大量游牧民族因各種方式被遷入，到西晉時關中和涼州一帶的外族已佔當地人口一半。這些外族本身都是被世家大族收作奴婢（五胡十六國時君主之一的石勒為例子）。由於遷入人口數目相當多，與關中一帶晉人相差不遠，形成割據勢力，為西晉亡國和五胡十六國埋下伏筆。

太熙元年（290年），晉武帝病卒，太子衷嗣位，是為晉惠帝。惠帝天生弱智，近於白痴，根本無法擔當治國重任。之前很多大臣鑒於太子「不慧」希望武帝傳位於其弟、素有賢能之名的齊王攸。武帝也一度考慮廢黜太子，但在皇后和一些寵臣的勸阻下改變了主意，並勒令齊王攸離京前往封國，攸發憤病卒。惠帝終於即位。

動亂的前期表現為宮廷政變。晉武帝臨終，命其岳父楊駿輔政。惠帝皇后賈南風夙有干政野心，與宗室楚王司馬瑋和謀，於元康元年（291年）發動政變殺楊駿及其家屬親黨，以輩份較高的宗室汝南王亮輔政。不久，賈后唆使楚王瑋殺亮，然後又以專殺之罪殺瑋，這樣大權就落到了賈后的手中。此後數年，儘管地方上連續出現流民及內遷諸民族的暴動，朝廷尚相對穩定。元康九年（299年），賈后廢黜惠帝後宮所生的太子司馬遹，並於次年將他殺害，此舉使西晉統治集團的內部衝突大為激化。統領禁軍的趙王司馬倫發動政變，殺死賈后，隨後又廢黜惠帝，自即帝位。趙王倫的篡位引起了宗室諸王的普遍反對，政變開始演變為內戰。在外任都督的齊王冏（時鎮許昌）、成都王穎（時鎮鄴，今河北臨漳西南）、河間王顒（時鎮關中）起兵討伐趙王倫，擁惠帝複位，隨後三王又互相廝殺，長沙王乂、東海王越也捲入了戰爭。

諸王各引效忠於自己的地方官乃至內遷的民族參戰北方社會陷入嚴重的動蕩和混亂。自惠帝即位至此捲入政變和內戰的主要有汝南、楚、趙、齊、成都、河間、長沙和東海八位宗王，故史籍稱這場動亂為「八王之亂」。至光熙元年（306年），前七王皆已敗死，東海王最終控制了朝政，毒死惠帝，立其懷帝。八王之亂遂結束。

西晉晉懷帝、晉愍帝時期中原地區大規模戰爭不斷，內徙的周邊部族相繼建立君主制政權，強大起來威脅到西晉政權，並最終釀成永嘉之禍，中央朝廷受到威脅，晉建武年間，中原漢族臣民南渡，史稱「永嘉之亂，衣冠南渡」，這是中原漢人第一次大規模南遷。後西晉渡江後，在建康（今南京）定都，史稱東晉。

昔炎暉杪暮，英雄多假於宗室。金德韜華，顛沛共推於懷愍。樊陽寂寥，兵車靡會，豈力不足而情有餘乎？喋喋遺萌，苟存其主，譬彼詩人，愛其棠樹。夫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詳觀發跡，用非天啟，是以輿棺齒劍，可得而言焉。於時五嶽三塗，並皆淪寇，龍州、牛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挑戰之秋，劉石有滔天之勢，療飢中斷，嬰戈外絕，兩京淪狄，再駕徂戎。周王隕首於驪峰，衛公亡肝於淇上，思為一郡，其可得乎！
干寶有言曰：主耍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大小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凌。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群後，大權在己。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埽，而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馳，寬而能斷，故民詠維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為伊周，夕成桀蹠，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世利，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楊，元海、王彌撓之於青冀，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
齋嗽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彼元海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後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捍其大患，御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郁北林，龍魚之趣藪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儘力，廉恥篤於家閭，邪辟消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知興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後稷。至於公劉，遭夏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至於太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於王季，能貊其德音；至於文王，而維新其命。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隆九族，外尊事黃耇，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妃後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瀚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以三聖之知，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盪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耍，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
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庄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泆之過，不拘妒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提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未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馳之所由也。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睹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皇帝。
《晉書『帝紀第五》

簡單說。
一中央權力的無能，地方權力，各自為政，導致八王之亂，耗竭國力。「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惟亂是聞。」
二權力中心的爭權奪利與腐朽，「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
三民族矛盾在其次，若國力強盛與團結，也不會淪落如此;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後嬪妃主虜辱於戎卒。

在我看來其實很簡單，司馬家取曹魏天下，就必須取得反對曹魏一派的支持，就是門閥，因為曹操真正的不受歡迎是唯才是舉這條政策，這給門閥豪強的衝擊很大。司馬家其實也是門閥，因此晉朝立後，司馬家其實也是非常擔心門閥的，而且曹魏的影響力依然存在，這才有了司馬家的封王，本質上其實主要是針對門閥，與朱元璋、劉邦封王是一個道理，就是讓自己家掌握軍權，至於之後是不是造反，其實這些開國天子看的是很開的，不管怎麼樣，最後應該還是自家子弟得天下。但沒料到的是，打得太厲害了。事實上漢末的胡人實力並不強，漢朝打完，曹魏又打，胡人發現強大後，就要去內附，結果內附的越來越多，但還是不敢鬧事的，畢竟之前被打得太慘了。直到八王之亂把自家實力耗得差不多了，於是就有了與胡人合作，向胡人借兵，結果胡人這時才發現晉朝的虛弱。再加上自身的作死，當時涼州兵馬其實還是很強的，結果最後逼得北宮純也投降了。

實則一帝三王，晉武帝承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三代經營之功，收拾殘餘，開創一統，是最易做的統一，也是最糟糕的統一，攻滅西蜀東吳後，大封同宗，准領兵馬，形同東周諸侯，又與東周不同，人人是司馬氏，皆有承繼社稷的資格，三國亂了百年，西羌，北狄，東夷各自演進，滲透，深入漢地，又不及漢民貴勝，武力絕勝，自然八王之亂後，五胡亂華，西晉自然蕩然無存，至於士族多是東晉成型的

從來沒有一個王朝是因為客觀環境的優劣而完全決定其政權生命的。命雖在天，但喝水拉屎在人，要是你不按自然規律，消極對待生活，不短命才怪呢(￣^￣)ゞ
後面沒跑題吧。。

西晉的早亡很大原因是其先天不足。
西晉的先天不足之一領導早夭
這裡的早夭不是指年齡，而是說在司馬氏家族造晉過程中，領導因為各種意外事件而更換，罕見地出現了篡四代的現象（歷史上篡權一代完成的是大多數，特殊情況如曹魏、北周是篡二代，北齊是篡三代，相比之下，司馬氏的篡四代就有點罕見，不正常）。這給西晉帶來的一個大的影響是皇權對臣下的控制不穩。往往篡一代，領導者具有強勢的權威，在篡權後能夠憑藉權勢將君臣名分穩定下來，篡二代則可以通過確立君臣名分來保有權勢（這也是為什麼曹丕、高洋等人要急於篡權），而在西晉建立的過程中，經歷了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以及司馬炎四代，這使得司馬氏集團的權力結構在造晉過程中需要不斷調整。於是先代留下的老臣往往制約著新君。領導班子中幾次出現老臣新君的現象。由此建立的皇權是不穩固的。
之二化魏臣為晉臣
司馬氏對待曹魏功勛採取的是爭取的態度，對於願意和司馬氏合作的曹氏功勛後裔，予以重用。因此晉臣多是曹魏勛貴後裔，是官n代，這表明西晉的統治基礎狹隘。這些人是典型的士族，對於不屬於士族的寒族同僚是持排斥的態度的，於是就有鄧艾冤案。這使得原本狹隘的統治基礎更加狹隘。這也是為什麼司馬炎時期朝局暮氣沉沉。從此觀之，其實魏晉是一體的。
之三宗室功勛卓著
司馬氏奪取政權，依靠的不只是司馬懿一系，司馬孚、司馬師一系功勛卓著，司馬昭一系獨為帝系，是不大具有說服力的。因此表現出來就是西晉初年宗王勢力龐大。
西晉建立後形成了皇帝、宗室、功臣三大集團，本來這樣的局面是具有一定的穩定性的，但是司馬炎加強皇權的做法破壞了這個平衡。司馬炎引入外戚，驅逐齊王，抑制宗室，使得朝廷分裂（功臣，外戚）。在晚年又怕外戚威脅皇權，大封帝系宗室，並予以兵權（這使得後來的政治鬥爭發展為軍事鬥爭，中央發展為全國性），使得朝局變得複雜。這也是後來賈后亂政、八王之亂的根源所在。

先天不足，再加上對少數民族的壓迫，少數民族內遷，罷郡縣兵等原因～於是西晉就亡了。

縱觀中國歷史，從來沒有一個統一王朝，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出現這麼頻繁的權力更迭，出現過這麼多遺臭萬年的國家領導人和中央官員：敢把低能扶上太子寶座的開國皇帝司馬炎、低能的第二任皇帝司馬衷、執掌國家最高權力足足十年的皇后賈南風、把孫子輩兒的皇帝當成太上皇的司馬倫，以及像走T台一樣短暫執政的司馬冏、司馬乂、司馬穎、司馬顒——幾乎所有難以出現的事情，在西晉王朝都可以找到典型案例。所以，我們可以感覺到，西晉王朝的高層們，簡直不像是在治理一個當時世界上屈指可數的超級大國，而是在把這個國家當成自己的遊樂園，想怎麼干就怎麼干，想怎麼玩兒就怎麼玩兒。

那麼，我們就想問，西晉王朝非得這麼滅亡嗎？如果換一撥人登上歷史舞台，是不是歷史就可以改變了呢？

然而，很遺憾，西晉王朝是必然滅亡的，這是沒辦法改變的，但是，它滅亡的這麼痛快，說起直接原因來，當然是司馬炎指定了個低能當皇帝。雖然我們對西晉王朝會報以無限的幻想以及同情，比如假想如果不是司馬衷即位，西晉王朝是不是會像漢朝、唐朝那樣強盛個上百年，然後慢慢滅亡。不過，我還是要遺憾的說，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誰即位，西晉王朝也頂多多撐個一代兩代皇帝，最後，還是必定會以這種朝廷內鬥、軍閥混戰、少數民族崛起、被少數民族滅國的方式滅亡，這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任何人都無法改變這種必然，因為，有三個最核心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來自士族內部的分裂本性。

我們在一開始就說過，士族政治是家族政治。自從東漢末年，士族的前身——名門望族，就開始努力提高自己的勢力和影響力，在和外戚、宦官終於折騰垮了東漢王朝以後，絕大多數名門望族演變為大大小小的地頭蛇。可以這麼說，士族階層是從東漢甚至更早的時代慢慢形成的，本身自己就有錢有地有權有資歷，甚至大部分都有私人武裝，很多士族家族的歷史，比曹魏帝國、西晉王朝的歷史加起來還要悠久，比皇帝的權威還要大。因此，在整個士族時代，皇權實在太弱小了，而士族權力又實在太龐大了，他們和皇帝的關係，也就不像秦朝以後的其它大一統朝代那樣，是典型的君臣父子關係或者是人身依附關係，他們真正的關係，是典型的打工仔和老闆的關係，是典型的小混混和大混混的關係。

在曹操、劉備、孫權的共同努力下，中國終於進入了相對和平的三國時代。但是，即使是這三位大混混，也只能和當地已經形成的大大小小的士族、也就是小混混們，保持緊密的合作關係。而對於士族們來說，這三位皇帝們，只是運氣好一點、手段高一些、兄弟多一點而已，他們的臣服，絕大多數是為了家族利益，而並不是為了效忠皇帝；對於皇帝們來說，自己能夠登上皇位，全靠士族兄弟們的幫襯，如果不能讓他們滿意，兄弟們就會不給面兒，最後就會談崩，如果兄弟們一起造反，皇帝也是吃不消的。這樣，即使強硬如曹操、司馬師這樣的最高統治者，也只能採用一切辦法來拉攏士族，即使是殺人、放火、強姦、搶劫、貪污、受賄這樣的重罪，只要不是謀反，基本都能得到寬恕。

這樣，士族為了自己，皇帝們也是為了自己；士族代表著地方，皇帝們代表著中央；士族代表分權，皇帝代表集權；士族希望通過控制地方來控制中央，皇帝們希望通過控制中央來控制地方。於是乎，從一開始，士族和他們的皇帝大哥，就陷入了一種永遠無法調和的矛盾之中，從曹家、劉家、孫家、一直到司馬家族，士族們永遠覺得朝廷給他們的太少，而皇帝們也永遠覺得士族要得太多。就在這種能夠拆散一個國家的內耗中，西晉王朝被它的精英階層——士族給撕碎了。

於是，在西晉朝廷陷入史無前例的內訌以後，士族們的忠心和耐心終於完全喪失，司馬家族在全國範圍內失去了士族的擁護，而龐大的士族階層，開始各自主動或者被迫尋找新的東家，甚至以王彌、王浚為代表的士族激進派，開始學著司馬家族，謀求自己的獨立。這是西晉王朝統治階級分裂的內因，是無法治癒的遺傳疾病。

第二個原因，來自少數民族各階層的激烈反抗。

其實，中國一直以來就是個多民族國家，可以確定的是，氐族、夷族等等很多少數民族和漢族一樣，是同等古老的民族，而且很可能，被孔子尊為中國政治文明始祖的周朝，就有羌族的血統，這麼算起來，根本就沒有漢族，因為，從周文王他老人家的爺爺的爺爺的爺爺開始，就已經是混血了，他兒子周武王分封的那一大幫子姬姓諸侯，當然更是混血，各個諸侯互相通婚，又征服了更多的少數民族並且和他們通婚，當然也是混血，這麼說起來，還有幾個諸侯的後代是純種漢族呢？

但是，隨著時間的發展，不可否認的是，所謂的純正的古漢族，確實比其它同等古老的少數民族更早邁向文明，而且在西晉之前，漢族確實先後打敗了所有敢挑釁的少數民族，這使得大漢族主義思想很有市場，因為，沒人能提出反駁意見，沒有一個人能拿得出漢族不是最優秀民族的相反證據。

然而，大漢族主義思想，給包括兩漢魏晉這幾個帝國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禍根，那就是，雖然中國其實一直都是多民族共同居住，但少數民族的利益，幾乎完全得不到保障，自從漢族國家建立以後，對少數民族同胞的政策，就是不管地位如何、財產多寡，一律歧視對待。很多普通少數民族百姓，甚至連基本的人身保障都沒有，隨時都會被漢族政權的官員們、權貴們強搶，之後當成僕人或者奴隸賣掉。但是，民族歧視政策，絲毫不能阻止少數民族在上千年的過程中，源源不斷的進入漢族聚居區，因為，少數民族也想進入相對富裕的漢族聚居區，何況，好多少數民族同胞們，根本還就是漢族朝廷給強行綁架來的呢！

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實際上全面打開了少數民族內遷的大門，因為，幾乎所有軍閥，都積極的招攬相對來說更驍勇善戰的少數民族，來給他們當炮灰。我們最崇拜的三國英雄們，比如曹操、袁紹、公孫瓚、馬超、諸葛亮、姜維，全都干過這種事兒，而且，數他們幹得最多。由於需要大量的炮灰，這些少數民族往往是整個部落的內遷，於是，當戰爭基本結束以後，到了西晉王朝，即使按照打折又打折的方法計算，少數民族人口也應該有個十分之一還多了，而且，絕大多數少數民族還得居住在北方，但是，對於這麼一大群人，西晉王朝始終受大漢族主義思想的影響，不肯接受他們，不肯給予他們國民待遇。

所謂仇恨製造仇恨。西晉王朝的做法，搞得少數民族上至酋長、族長，下至普通百姓，都對西晉王朝沒有什麼好感，很多部落甚至可以說是整體的對西晉王朝切齒仇恨。從齊萬年、劉淵的造反過程，我們可以看出少數民族對西晉王朝幾乎一致的敵視，從石勒的遭遇，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少數民族百姓的悲慘遭遇，以及他們一有機會就會起來造反的必然性。

西晉王朝不能帶領中國進入民族融合的時代，反而不斷製造著民族隔閡和民族仇恨，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在逆歷史潮流而動，當少數民族勢必要登上全中國歷史舞台的時候，西晉王朝就被歷史無情的拋棄了。

第三個原因，來自漢族百姓的反抗。

西晉王朝發生的每次起義，都有漢族百姓的參加，只不過在齊萬年起義的時候，漢族百姓很少，但是，到了李特、張昌的時候，漢族百姓就構成了反抗西晉的主體力量。即使像劉淵、石勒這兩位典型的少數民族起義領袖，手下也動輒就是十幾萬、幾十萬的漢族百姓前往投靠。

其實，西晉末年的起義，用一句話來說，是典型的官逼民反。漢族百姓也和少數民族百姓一樣，長期的受到壓迫和剝削，只不過，在司馬家族全國性的內鬥之前，漢族百姓所受的待遇稍微好一些，也僅僅是稍微好一些而已。在全國性戰爭的衝擊下，漢族百姓原本剛剛積攢起來的家當，輕而易舉的就被完全吞沒。在隨時都可能被餓死或者被殺死的情況下，漢族百姓也只得拿起武器，向著他們曾經以為能給他們帶來幸福生活的西晉王朝開炮。

西晉王朝是古漢族帝國逐漸走向沒落、而少數民族開始以統治者的身份，登上中國歷史舞台的關鍵時期，從這一點來說，西晉王朝、甚至包括它的前身三國時代，也只不過是古漢族最後的輝煌。西晉滅亡了，但是，士族政治卻沒有跟著一起完蛋，相反，中國大地上各族建立的政權，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迫的，都開始和各地的古漢族士族成員接近了起來，士族政治在西晉滅亡之後，反而最終迎來了各族政權都開始接納這個制度的時代。

另外，我做了一個有關西晉歷史的長篇音頻節目《大寶——西晉時代》，專門在說漢末三國西晉這些家族的情況，有興趣的兄弟們請欣賞和指教！地址：001 西晉到底有多亂？【MP3_聲音_錄音】免費在線收聽|下載-喜馬拉雅fm

西晉是曹魏的延續，雖然換了皇帝，但是社會狀態沒有更新，矛盾依舊存在，兩朝其實是一朝。
加上分封和氣候變化使得游牧民族湧向文明地區並更加具有攻擊性，大大增加了不安定因素。

1、沒有解決好皇族內部矛盾，外戚、宗室內訌導致皇權掃地。
2、沒有解決好中央與地方關係。中央的內訌讓地方看清了中央的虛實與無能，乘機而起，成割據之實，互相火拚。幽州的王浚、并州的劉琨、青州的曹嶷、涼州的張軌
3、沒有解決好民族融合的問題。內遷的少數民族看到了中原動亂，九州鼎沸，於是五胡亂華咯。

西晉的處境和北宋最像，而北宋命比較長的原因是杯酒釋兵權，削弱地方軍權，強化中央集權
西晉沒能做到這點，統一不久又陷入內亂
而且北宋的外敵在外國，西晉的外敵在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