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因為在那個時候,打仗都是這樣打的:


晉國的韓厥追擊鄭成公,他的御者杜溷羅說:「快追啊,他的御者嚇得心慌意亂左顧右盼,注意力根本不在控制馬上面,是可以追的上的。」韓厥說:「不能再次羞辱國君。」於是就不追了。晉國的郤至追擊鄭成公,他的車右茀翰胡說:「我們另外派輕車從小道迎擊,我追上他的戰車就把他俘虜下來。」郤至說:「傷害國君是要受到刑罰的。」也停止了追趕。

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

晉國的郤至在對楚作戰時,三次碰到楚共王的親軍,見到楚共王時,一定要下車,脫下頭盔,快步向前走幾步,以示對楚王的尊敬。楚共王派工尹襄送上一張弓去問候,說:「剛才戰事激烈的時候,有一位身穿淺紅色牛皮軍服的人,真是君子啊!每次見到我都快步致敬,他沒有受傷吧?」郤至見到客人,脫下頭盔接受問候,說:「在下是貴國君王的外臣郤至,跟隨寡君作戰,托君王的福,參與了披甲作戰的行列,不敢拜受您君王的好意。謹向君王報告沒有受傷,感謝貴國君王的問候。現在正在戰鬥中,我只能向您行軍禮了。」於是,三次向使者嚴肅行禮之後才退回隊伍。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

晉國人戰敗逃跑,有一輛戰車陷在坑裡不能前進,追趕他們的楚國人一看這情況,就上前教他們說抽出車前的橫木試試,車果然就能動了。然後晉國人接著跑,楚國人接著追。可沒走多遠,馬車又陷在坑裡動不了。楚國的哥們又上來教他們說把大旗拔了,把車轅頭上的橫木也丟掉試試。這樣晉國人才逃了出去,然後雙方接著繼續追趕遊戲,一看自己徹底安全了,晉國的士兵還回過頭來沖著後面追的楚國士兵開了句玩笑說:「你們楚國果然是大國,仗打得多,逃跑都比較有經驗啊~」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齊晉交戰的時候,韓厥夢見他去世的父親對他說:「明天早晨作戰時要避開戰車左邊和右邊的位置。」因此韓厥就站在中間擔任趕車的來追趕齊侯的戰車。邴夏說:「射那個趕車的,他是個君子。」齊侯說:「稱他為君子卻又去射他,這不合於禮。」於是不射他而射他的車左,車左邊的人中箭掉下了車。又射他的車右,車右邊的人也中箭倒在了車裡。(晉軍的)將軍綦毋張損壞了自己的戰車,跟在韓厥的車後說:「請允許我搭乘你的戰車。」他上車後,無論是站在車的左邊,還是站在車的右邊,韓厥都用肘推他,讓他站在自己身後以保護他。

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

齊頃公免於被俘以後,尋找救他的逢丑父(齊頃公前面戰敗被追趕,逢丑父假扮他才讓他逃走,自己卻被抓了),在晉軍中三進三出。每次出來的時候,齊軍都簇擁著護衛他。進入狄人軍隊中,狄人的士兵都抽出戈和盾以保護齊頃公。進入衛國的軍隊中,衛軍也對他們不加傷害。(衛軍和狄軍都是晉國的盟軍,算是齊國的敵人,但是他們卻因為齊頃公還回頭救自己臣下的勇氣而對他多加保護,每當看到這裡,我腦補了一下當時的場面,都覺得非常感動。)

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

秦漢及以前的精英,大概算是我們這個民族最有情懷的一批人了,他們追求的不僅是做正確的事,還要通過同樣正確的手段,沒有用正確的手段,就算做到了正確的事,依然於心有愧,有懼。


楚國軍隊強過宋國軍隊不知多少,宋襄公卻還要說:君子在戰鬥中,只要敵人已經負傷就不再去殺傷他,也不俘虜頭髮斑白的敵人。古時候指揮戰鬥,是不憑藉地勢險要的。我雖然是已經亡了國的商朝的後代,卻不去進攻沒有擺好陣勢的敵人。(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真是蠢得可笑了,但他能做出這樣的蠢事,大概實在也是和當時的風氣還有他的政治追求有關。宋襄公之前的春秋首霸齊桓公,「興滅國,繼絕世」,尊王攘夷,霸在王下,完全合法,絕無邪招,宋襄公既要繼承他的地位,自然也要遵循他的作風。


孔子評價春秋兩大霸主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詭詐而不正派,齊桓公正派而不詭詐。)晉文公落難國外十多年,遍嘗艱辛,因而是一個比較現實主義的君主,在很多方面表現的比較實際,城濮之戰,詭計多端,成為霸主後,溫之會,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 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 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是譎而不正也。而齊桓公,伐楚以公義,責苞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晉文公同樣完成了霸業,並且晉國的霸業不像齊國,一世而衰,而是在近百年時間內獨領風騷,但是晉文公的評價卻不如齊桓公。因為先秦之時,大家做什麼事都要以禮,都要政治正確。那時的諸侯出使都是詩經作答,個個都是文采斐然,翩翩君子。就算後來世風日下,但是人們還是敬畏道義敬畏天命,秦將白起臨死前說: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吾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


那個真正的理想主義的年代,「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齊太史簡,晉董狐筆。秦張良椎,漢蘇武節。」這就是那個年代啊,天大地大,道理最大,為什麼夫子著春秋而使亂臣賊子懼也就在此吧。


這個問題反映很多人喜歡強答,反對高票答案在內的大多數答案。先說結論:這句話是孟子的政治寓言而不是歷史事實。具體來說可以解析為三部分,我們一個個來解答:

1、《春秋》有沒有微言大義,亂臣賊子懼不懼?

2、《春秋》是孔子作的嗎?

3、孟子為什麼要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材料: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兩個階段: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亂臣懼)

答:

1、《春秋》本是魯國的史書,後來經過儒家潤色,被作為儒家六經之一,故稱為《春秋經》。把《春秋經》和《左傳》比較,可以發現一個明顯特點,那就是為尊者諱。隱公、桓公、閔公均死於非命,而《春秋經》只用個「公薨」就打發了,具體情況對照《左傳》才知道。相比同時期的董狐「晉趙盾弒其君」、齊太史「齊崔杼弒其君」,所謂「春秋筆法」可謂是隱晦的,很多答案怎麼能把它和秉筆直書的董狐同日而語呢?要說直書,書的也是別國而已。而史書直筆別國根本不稀奇,新聞聯播天天喊也沒見得把美帝炸了,遠不如董狐能起到「亂臣賊子懼」的作用。

2、孔子作《春秋》,最早是孟子說的。原文是「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作」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原創。但《春秋經》明顯脫胎於魯國史書,這個目前已經得到公認。其中史實也發生到孔子去世後,如《春秋左傳》中《春秋經》一直記到「孔丘卒」,怎麼會是孔子本人作品呢?何況,孔子自己也說過「述而不作」,《論語》也完全沒提到「春秋」兩字。不要說孔子作《春秋》不存在,就是《左傳》《公羊傳》說的孔子修《春秋》也是可疑的。大家可以發現,很多著作、器物都追溯孔子、聖王為發明者,這就是胡適所謂的「箭垛式人物」。

3、孟子這樣說,因為他出於儒家學派,孔子又是儒家先師。他要推銷自己的學說,創造出了「道統」這種理念,認為聖王心法是從堯舜商湯、文武周公、孔子最終傳到自己。孔子究竟有何成就?既然《春秋經》與儒家有關,經過孔子整理作為儒學教材使用,於是就被附會為孔子所作,其思想和功能也被過分誇大。僅僅如實記載一些現象,就被渲染成「亂臣賊子懼」,似乎隱含把春秋亂世終結認定是孔子作《春秋》之功。特別是西漢時期隨著孔子被教主化,今文經派《公羊傳》更把《春秋經》作為聖經,過度解讀其中的「微言大義」。朱自清先生一語中的:「他們解經,只重微言大義;而所謂微言大義,其實只是他們自己的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

宋人鄭樵曰:「以《春秋》為褒貶者,亂《春秋》者也。」朱熹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他們認為《春秋經》就是一部平常的史書,不存在微言大義。至於是不是孔子寫的,古人一般不敢貿然下結論,但能抹去《春秋》的神聖性已經非常不容易。最後,引用楊伯峻先生《春秋左傳注》前言的說法結尾:

那麼《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麼關係呢?我認為孔丘曾經用魯《春秋》作過教本,傳授弟子。《論語·述而》曾經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這四者之中,文自包括魯國歷史文獻,即當時的近代史和現代史。他必然看到魯《春秋》有闕文,所以又說「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春秋》一定有闕文。僖公十四年經「冬,蔡侯肸卒」,無月無日,便是闕文。顧棟高《大事表》列入《闕文篇》,便是一例。
總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關,僅僅因為孔丘用過魯《春秋》教授過弟子。《仲尼弟子列傳》所謂「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尤其是子夏,受授《春秋》,有幾分可能。第一,子夏是孔門晚期弟子,少於孔丘四十四歲,晚年為魏文侯師,教授於西河。第二,《春秋》之傳又多出於子夏。第三,《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有明文:「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至於「孔丘生」「孔丘卒」,當為後人傳《春秋》者所加,不是魯《春秋》舊文。加者不過藉以表示《春秋》和孔丘的關係罷了。
假定有人說,孔子修《春秋》,或者孔子作《春秋》,自戰國以來,便曾這麼說,難道能輕易否定?那我們可以徵引《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記晉文公伐原一事來論它。《春秋經》不載伐原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卻有這事,《韓非子》卻說「孔子聞而記之」,這樣,《左傳》也是孔子所記的,難道《左傳》真是孔子所記的么?縱是戰國人的說法,也是不可盡信的。

相關回答:如何評價南昌海昏侯墓清理髮掘過程中發現失傳近兩千年的《齊論語》?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0250615/answer/156221546


太史公有云:
1,《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
2,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3,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Acel公補遺:
故史筆如刃,罪者功民皆數著於丹書,而以尺為矩,束於後人,以未然之前,垂空文而以斷禮義,以正名主義,可知君上經事之責,可知人臣盡忠之義,亦知為人者仁善之本。身所至,名所立,皆為青書言。

禮義成於俗,俗亦鄉豪士紳之責,護澤保民之言,竭心存義之理,而誦於族內。而遺禮義,拾仁恩,傳於後世,無論王臣庶人。而發於史,故禮言史文不曾為空辭,亦當形上之法,而後以法察已然。
故,古《周禮》所言「古者學在官府」,而近禮士修學為著學者,各家言說流於諸侯堂前,孔子以禮士之言而言禮,遊學之誦而誦學,言禮而共義,史筆已鑄,禮即成,現世枯朽,而春秋恆存。

嗟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而亂臣賊子於筆下,自會懼首。


史筆如鐵的觀點老姐@葉微香 已經用很霸氣的方式提出了。
我打算從另一個角度稍微說說,可能比較片面,如有錯誤請指正。

一:「禮」

今天我們大部分是生活在西方文明的普世價值之下的,受到的大多數是民主、平等、人權等西方觀念的影響;而中國的傳統儒家的思想在經歷了兩次斷層之後逐漸式微,一說到中國傳統的禮教估計大部分人的腦中浮現的都會是纏足、烈女、綱常倫理這樣的名詞,修飾的形容詞估計大多也都是在落後、封建、吃人這幾個詞中打轉。

在這樣的西方語境下,我們一說到維持政治社會運轉的力量可能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從小寫在教科書上的西方世界所不停提倡的三權制衡、相互制約等等,有了權力必然腐敗,沒有制約沒有未來。放到中國來,想必大家會想到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或者是閻步克、嚴耕望的關於制度史的著作,並且很自然地認為中國古代社會運轉同樣是全靠著「制度」的力量。

沒錯,制度和法律維持社會的力量不可否認。但是不要忘記維持社會運轉同樣重要的另一面:現在叫做道德,過去在中國——叫做禮,準確的來說,在道德污名化的今天,我們所說道德只是過去禮的一部分,遠遠不能涵蓋過去禮的內涵。過去的禮、以及儒家所提倡的禮這不是簡簡單單的鞠躬走斑馬線撿到錢要交給警察叔叔,不是的,它擁有更多地內容以及神聖性。費孝通先生認為:

鄉土社會是一個禮治的社會,禮是社會公認合式的行為規範,維持這種規範的是傳統。這類傳統,不必知之,只需照辦,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方法,自然就會產生一套價值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

二:「禮出於史」

在大概敘述了現在西方語境下被忽略的禮之後我這邊拉出另外一條線,並從兩個方面敘述:

首先,
當年史學界「北陳南柳」的中,大家一定都知道陳寅恪先生,但是大部分人大概是不知道的「南柳」是誰,其實南柳是柳詒徵先生,一位經常在著作中狂批梁啟超但是卻和梁啟超關係挺好的經學史學大師,他對於梁啟超等人所代表的新史學表示不滿,站在所謂「保守」(注意這裡是引號)的立場,以一己之力對抗全國上下風行的西方新史學狂潮。

先生的觀點簡而言之就是中國古代歷史著作都是建立在「禮」這一核心之上的

禮起源於歷史,皆本於天然之秩敘,條舉人類之倫理,而典章制度節文等威由之而漸行制定,非一王一聖所創垂,實由民族之聰明所致

先生同樣將禮放在了一個維持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

吾國之禮,相當於外國之法,裁製君權,不亞於他國憲法;人之平等者,惟在道德,禮之精髓,能合智愚賢不肖而平等;禮者,吾國數千年全史之核心,吾國以禮為核心之史,則凡英雄宗教物質社會依時代之演變者,一切皆由以御之,而歸之人之理性...

在當時外界大談特談外國文化多好多好的時候,先生對於中華文明仍然懷著樂觀的信心:

他族之言權者,每出於對待而相爭;吾國之賦權者,乃出於尚德而相助;
以他族之政術本不基於禮義名教,而唯崇功利之史籍較之,宜其鑿枘而不相入矣;

柳詒徵先生不僅強調了禮在社會規範的重要性,並且他還點出了:

禮和歷史的關係:禮來自歷史。

——這也是把我的回答和題目串聯起來的關鍵。


其次:
「禮來自歷史」這一觀點可以聯繫到古代儒學中十分重要的一個東西
——「歷史文化優先」意識

大致解釋下就是:

在個人生活道路的選擇上,歷史文化具有某種優先性。歷史文化對個人來說是一種絕對價值,它優先於理智和經驗的篩選判斷。如果還是不明白那我只能曲解地簡單地說了——「以史為鑒」。
儒家的制度設計安排是來自於過去歷史文化的。歷史文化之「道」指示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品質尺度。這是儒家德性學說最原始的理由。
實際上我們的民族認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建立在歷史上的,以史為鑒也是我們常說的,這樣的意識已經深入了我們的生活。而其實歷史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匯聚了那些英雄人物的萬神殿,歷史還是是勸解、是警告、是我們走向未知未來的底氣。

恩,ok可以回歸題目了。

三: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左氏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為王也。」

實際上《春秋》不僅僅是史,也是經;

它所闡述的不僅僅是歷史上的過去,也傳達著那些蘊含善惡褒貶的價值取向,也就是禮。而禮,在各項制度和相關法律不健全的古代,作用是現在的人所難以想像的。


在那樣一個生命甚至不如道義重要的時代,法律刑罰所帶來的痛苦可能還遠遠不如別人的唾棄、史書上留下的千古罵名帶來的恥辱來得有震懾力。

「士可殺不可辱」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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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於禮在鄉土中的作用請參考費孝通:《鄉土中國》,以及這一本書雖然只是薄薄的一冊,但是很多觀點具有顛覆性,很有價值。
2.關於柳詒徵的這類觀點參考《國史要義》但是很難讀我讀不下去,這本書對經學基礎要求挺高。想要了解只需要看王家范先生寫的《柳詒徵&<國史要義&>探津》即可。
3.關於「歷史文化優先意識」我了解不多,推薦一篇超級好的論文,我十分敬佩的顏世安老師的《關於儒學中「歷史文化優先」意識的一些思考》,如醍醐灌頂。


默默感覺自己得了認真寫就沒人贊的病。。

反對現有高票答案。真心相信「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把《權力的遊戲》看成了《我愛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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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文人浪漫的想像和統治者需求的完美結合。

《春秋》所述的歷史,起於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迄於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這段時間,由於周王朝中央集權的衰敗和諸侯國的興起,幾乎是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的時期,也絕對是權力爭奪最直白、最驚悚、最無所顧忌、最跌破下限、最超乎想像的時期。

換言之,孔子記錄的時代是所謂的亂臣賊子最多的時期。
任何將其美化成「想像時代」的努力,都是一場白日夢。

不完全統計,公元前7世紀的100年里,各國發生的逐君殺君有40次。一國君主成了當時風險係數最高的高危行業。

偷懶貼個圖

更可怕的是,這些事件多發生在親人之間,兄殺弟、妻殺夫、子殺父,簡直成為了常態。隨便看看齊魯兩國這一百年的故事,就連最大膽的編劇也想不出來,可以直接拍成A Song of Kill and Fuck》。

亮點:兄妹亂倫、謀殺親夫、滅口、鬼魂復仇、兄弟相殘

如果要論一論春秋時期的美人,絕對少不了齊國公主文姜。大家比較熟悉的「齊大非偶」這個成語就和她有關。據說文姜非常漂亮,迎來各諸侯國君侯、公子競相爭奪,而齊文姜特別欣賞鄭國世子姬忽,但是鄭國的世子以「齊大非偶」為由拒絕,意思是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配偶,齊國是個大國,不是我的配偶。」

後來北戎部落入侵齊國,齊國向鄭國求援,太子率領鄭國的軍隊,幫助齊國打敗了北戎。齊僖公又提起這件事,他還是堅決推辭,說:「以前沒有幫齊國忙的時候,我都不敢娶齊侯的女兒。今天奉了父王之命來解救齊國之難,娶了妻子回去,這不是用鄭國的軍隊換取自己的婚姻?鄭國百姓會怎麼說我!」

現在看,鄭國太子太聰明了,不僅躲掉了「綠帽子王」,還撿回了一條命。

扯遠了。被拒絕了很鬱悶,還好文姜的異母哥哥,後來的齊襄公姜諸兒很關心她,一直關心愛護到床上去了。

兄妹亂倫肯定是一樁醜事,所以文姜還是嫁人了,嫁給了臨近的魯國魯桓公,還生了兩個兒子。到了公元前694年春天,文姜陪著魯桓公到齊國國事訪問,舊情難耐,再次與姜諸兒私通。結果事情敗露,魯桓公大怒之下要立即回國。兄妹倆當然知道這事情的嚴重性,所以乾脆一不做二不休。當時齊襄公宴請魯桓公飲酒,灌醉了魯桓公並讓大力士彭生將他抱上車,趁機殺死了他。

「綠帽王」,不對,是魯桓公,一命嗚呼。

這事怎麼了的呢?魯國懼怕齊國實力,只敢要求懲治兇手彭生。這對兄妹樂得滅口,乾脆把彭生殺了了事。

正義何在?公理何在?只有赤裸裸的情慾,血淋淋的現實。

當然,這只是齊國故事的開始。在姜諸兒忙著泡妹妹,殺妹夫的時候,他的兩個弟弟姜糾和姜小白嗅到了危險,逃亡他國。後來,大將連稱兵變,殺了姜諸兒。有意思的是,人們似乎相信,是彭生的鬼魂幫助連稱找到躲在密道里的姜諸兒的,其實,當人們要依靠超自然的力量來尋求公平時,恰恰是因為在現實世界中早就不見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連稱立了姜諸兒的堂弟姜無知為國君。人如其名,姜無知皇位還沒有坐穩,齊國又發生政變,他和連稱都被殺了。後來的故事大家更熟悉,姜糾和姜小白馬拉松賽跑,誰先跑到臨淄誰就能當齊王。

姜糾的部下管仲,快馬加鞭,趕上小白,裝著臣服,趁機射出一箭。姜小白一點都不「小白兔」,當時就假裝中劍倒地,演技逆天,把管仲這個老狐狸都騙過了。等到姜小白到了臨淄,坐上王位,姜糾才到,黃花菜都涼了。

對了,這裡魯國又要出場。因為當年姜糾和姜小白逃到外國時,姜糾就是選擇了魯國。魯庄公一直想「幫」姜糾奪位。後來姜小白搶先稱王,魯庄公非常生氣,說:「國家大事,豈能兒戲,況立子以長,孺子安得為君?吾豈能勞師動眾、無功而返。」不過後來還是實力不濟,被齊國大敗,姜小白也就坐穩了皇位。

(插播句:是不是覺得魯庄公特別講義氣?
嗯,魯庄公是綠帽子王魯桓公和齊姜的兒子,真不敢想像他幫姜糾的時候秉持的是什麼心情。)

這只是100年間40個被殺被逐國君中的一個小故事而已,甚至都算不上最驚心動魄的故事。

那麼,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孔子在《春秋》里寫的世界是那麼公平、正義、充滿真善美,乃至到今天還有那麼多知友懷念那個時代呢?因為,《春秋》並不是一本提供史實的書,而是史以載道,用一些片面的真相甚至是曲解的故事來表達孔子自己的政治理想,這一點,在《左傳》、《公羊傳》里都有體現。有些故事讀起來,有點腦子的人都能看出不合理之處。

看看《左傳》里的這段:

十年春,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幹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
  齊侯聞之,遽辟之。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
  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犠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齊人來歸鄆、歡、龜陰之田。

懶得看原文的,只看黑體就行:即齊國想讓夷人綁架魯定公,孔子說,「不要這樣哦,這對神靈不吉祥的,還很不講禮貌」,齊景公就幡然醒悟,放過魯定公。還有,齊景公設宴款待魯定公,孔子怒斥,「你這不合典禮制度,這是侮辱我們哦,也會毀壞你的名聲呀」,齊景公聽了好羞愧,自動歸還了好多土地給魯國。

要知道就是這個齊景公,攻打徐國,收了郜、莒,把魯國打到變成自己的同盟軍,一生都在和晉國纏鬥,想盡辦法挑戰晉國的霸權。然後你告訴我,他會為了這些「道理」、「利益」放棄國土?拜託,連格林童話都不敢寫得這麼夢幻吧!

不過,《春秋》這種價值觀非常適合統治者,因為任何一個登上王位的人,不管他是以謀逆、造反還是繼承的方式獲得了權力,都會希望其他的人永恆地臣服於皇權,永遠不要出現亂臣賊子。所以,告訴所有人,亂臣賊子必定會被刻在史書的屈辱柱上,這不是一種成本最低的威懾方式嗎?

孔子寫《春秋》時,是實打實的亂世,亂臣賊子和君主一線之隔;孔子寫《春秋》後,權力鬥爭從未平息,成王敗寇,古今同理。

這並不奇怪,因為在權力面前,人性,實在進化得太慢了。

真正的亂臣賊子並不怕史書,只怕自己贏不了。因為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傳奇。

寫了那麼久,掛個尾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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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歡文心雕龍里的一句話

褒見一字,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

有一種認同感,叫做後世評價。
百年之間,聖人其猶比肩也。


首先要說,目前的一部分答案已經偏離了題主的意思,題主想問的是為什麼孟子認為孔子的春秋能夠起到使」亂臣賊子懼」的效果,而不是為什麼事實層面上春秋能讓亂臣賊子害怕。

要理解孟子為什麼要這麼說,首先要理解孔子思想的一個核心,就是正名主義

子路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何謂正名主義?孔子認為,社會各階級的人必須遵守自己的禮法和道德,做好自己的職責,而且不能僭越。這在他與齊景公的對話中表現的很明顯: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栗,吾得而食諸?」

孔子認為,社會穩定的途徑就是君王要符合「君之名」,臣子要符合「臣之名」,必須各自做好職責。如果做不到的後果,他借景公之口說出了:「雖有栗,吾得而食諸?」(即使有糧食,我也沒法吃到,即天下大亂的意思)孔子對於正名的追求幾乎已經到了誇張的程度,比如:

觚不觚,觚哉!觚哉!

翻譯過來就是:觚不是方的,那尼瑪還是觚嗎!那尼瑪還是觚嗎!!!連觚都必須要符合「觚之名」,可見孔子對正名的執著。
那麼問題來了,當時世道這麼亂,按孔子的理論時「名不正」的原因,君臣都不符合他們的名,那麼,他們的名到底是什麼呢?他們到底應該怎麼做才能正名呢?這就是孔子寫《春秋》的原因:實行自己心中的「正名」。
《春秋》中描寫了大量好君王,好臣民的故事,但是同時也描述了許多君王行為不端被弒,或者被孔子自己YY降級的故事,這在其他答案中已經有了不少,我就不再多說。通過各種故事,告訴所有人在他們的社會階級應該有怎麼樣的行動,以及不照做的後果。
所以,《春秋》的意義不在於褒功貶過,而是給大家一個道德模版
「亂臣賊子懼「的原因也不是孔子掌握了話語權,因為1.他講的重點是歷史,並沒有提同時代的事 2.實際上當時沒人鳥他,他罵人也木有卵用。 真正的原因是,或者說孔子和孟子YY出來的原因是,亂臣賊子看到了他們社會階級的「正名」,發現自己「名不正」,心生愧疚。同時他們的下屬看到他們的權力合法性因為「名不正」而動搖,會起來反對,甚至如《春秋》中所說,弒君。所以,亂臣賊子地位動搖,心生恐懼。


但是實際上這些人怕了沒有呢?《中學生行為規範》看過吧,也是為中學生「正名」的。你中學時候看的時候怕不?你有多怕,當時的亂臣賊子就有多怕。


一群裝逼者。
馬克思說,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魯迅也說,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他轟走了。更說:
這幾年,自己在北京……那是開槍打殺學生的時候罷,文禁也嚴厲了,我想: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吶喊,叫苦,鳴不平,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沒有方法對付他們,這文學於人們又有什麼益處呢?
  在自然界里也這樣,鷹的捕雀,不聲不響的是鷹,吱吱叫喊的是雀;貓的捕鼠,不聲不響的是貓,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結果,還是只會開口的被不開口的吃掉。文學家弄得好,做幾篇文章,也許能夠稱譽於當時,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虛名罷,——譬如一個烈士的追悼會開過之後,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傳誦著誰的輓聯做得好:這實在是一件很穩當的買賣。


孔子公元前就編了《春秋》,但亂臣賊子依舊層出不窮。如果武人不識字,而只有儒生識字,那麼孔子的編《春秋》或有一二效力。然而武人往往也是識字了,以及還有叔孫通、公孫弘這樣的投靠者,以及馮道這樣的人,所以孔子的話到後來幾近意淫。
毛澤東說,一靠筆杆子,一靠槍杆子。這是說批判的武器與武器的批判都很重要,不可偏廢。沒有前者,不可長治;沒有後者,前者就是個屁。 編輯於2015年5月8日


補充:

王小波寫過一篇雜文叫《卡拉OK和驢鳴鎮》,就是他被鄰居唱卡拉ok吵到不能睡覺,就寫了一篇雜文來發泄或者說叫諷刺。

這個功能大概就相當於孔子的「削春秋」。

然而有卵用。

正常的人,會去敲響鄰居的門,友善地勸說他們聲音小一點或者關掉;霸道一點的,會去砸鄰居的門;或者找物業〔當時應該有居委會吧〕或警察來處理。這都是可行的、會有實際效果的辦法。當面一聲不敢響,背後自以為很高明的、很裝逼的、很有文採的寫一篇雜文,以為事情解決了。呵呵,解決個頭啊!


因為那個年代信息傳播還是一種特權,通過行使這種特權,建立評判價值的體系,這當然會引起被評判對象的不安。

孔聖人:周遊列國是播種機,是工作隊,是宣言書~~~!——然後把《春秋》刷成紅色一人發一份——怕不怕?

當然,聖卡爾的論斷是對的,所以」仲尼誅少正卯「


春秋通過真實的事情,讓人們明白什麼是被人所唾棄,什麼是被人所敬仰。按照今天的話說就是用故事講道理,來幫助人們理解道理,孔聖真的是教育大家。
後世:
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忌。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漢丞相陳平臨終前說了這句話。
堂堂正正王者之師,人們都覺得這些是好的,而陰謀陷害是壞的。都覺得仁是好的,殘暴是壞的。亂臣賊子沒了可以追隨的人,也畏懼被後人記下他們的作為,讓人唾罵千古,比如說秦檜至今跪在岳武穆墳前。
而春秋等書是給儒者看的,儒者的志向都是要從政,他們掌握了更大的權利,也要有更大的畏懼,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好你死後不僅僅是洪水滔天,還要禍延子孫,比如說秦澗泉差點以為祖先是秦檜不能做狀元。
而一個人做出了不仁不義的事情,後人會記下,你看看啊以前有個壞蛋,


這是文人的自負和意淫.

幾千年來亂臣賊子層出不窮,焚書坑儒、大規模文字獄、思想壓制、獨裁專斷,除了奴隸真刀真槍的反抗,權貴何曾懼過什麼史筆?

更何況,儒家"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塗抹歷史粉飾權貴,哪裡有真相的存在餘地?

傳統史學是一種非常反動、垃圾的用冠冕堂皇的仁義道德包裹的精神鴉片,培育忠臣孝子、朝廷鷹犬的教材,唯權力馬首是瞻,嚴重欠缺有益於自由、民眾的價值判斷和人文關懷,1902年梁啟超發表了開創史學革命的《新史學》,一劍封喉:「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不過是「霸者的奴隸」。


歷史是有溫度和呼吸的,特別是那些印刻在竹簡傳諸後世的歷史!慈禧大概是中國歷史最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了——她有句名言「誰要我一時不痛快,我叫他終生不痛快」么?可就這樣一個所謂「毒辣、陰狠、自私、愚昧、貪鄙、舉天下以奉一人」的角色也有「四怕」:「天命」、「祖宗」、「鬼神」和「歷史」!為什麼歷史可怕?就是因為歷史存真——無論你生前如何花言巧語,如何愚弄百姓,如何粉飾自己,到歷史上都會清清楚楚將你還原,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所謂「蓋棺論定」是也。
歷史是什麼就寫什麼,用司馬遷的話來說就是「不虛美、不隱惡」! 自古從日月星辰變化,直到內政外交,皇帝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史官的筆尖。不妨來看兩個例子:公元前606年,晉國的靈公,被作為正卿的執政趙盾的弟弟趙穿殺死了。晉國的史官叫董狐對此秉筆直書「趙盾弒其君。」趙盾急了,來商量:「董先生,你寫錯了吧?明明是我弟弟趙穿殺了皇帝,你怎麼寫我呢?董狐說:」你是朝廷大員,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你躲在外面,可是沒出國門;你回來了,又不追究兇手。你還脫得了干係嗎?殺皇帝的不是你,又是誰呢?」趙盾沒法,只好聽任董狐這樣寫。這個例子,說明自古史官不但獨立,還可以照史官的意思,來寫他判斷的事實。這事過了五十九年,齊國又發生了皇帝被殺書件。兇手是大臣崔抒。於是史官又來了,史官叫太史,他寫道:「崔紓弒庄公。」 崔紓可沒有趙盾那種好脾氣,他光火了,立刻把史官殺掉!可是,事情卻沒完。史官的弟弟來了,還是這樣寫:「崔紓弒庄公。」崔紓照章辦理,又殺了一個。可是,事情還沒完。史官的弟弟的弟弟又來了,又這樣寫:「崔紓弒庄公。」……直到殺到第五個,崔紓不氣了,泄氣了,他只好認輸,隨史官怎麼寫。!
藉是之故,才有所謂「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的說法。孟子對此有這樣的說明:「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原來,在春秋戰國時代,為迎合急功近利的各國國君發展需求,各種邪說紛紛登台。法家,主張摒棄道德教育,而代之純粹的法治,以達到強國目標;縱橫家,主張以計謀策略來獲取成功。孔子有感於自己生在禮崩樂壞的亂世,不但國家四分五裂,禮治(以道德禮儀治國)也和政治漸漸分離。整個社會從上至下,為追求利益,不再顧念道德倫理,不擇手段。孔子作《春秋》,不單單是褒善貶惡,更是為經世者們的進退之用、寬猛之宜,是非之公,種種制事權衡,審度出一個標準。
人的歷史正如張鳴先生所言「不大可能完全被權勢所操控,即便是歷史上文網最為嚴密的時期,也總有作惡的證據留下來,總有不怕死的會按自己的良心書寫歷史。俗話說,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欠得越久,利息就越高"孔子的春秋就是那個時代歷史的記錄,歷史是不講感情的,講感情便不是真歷史。歷史只講求真相,由求真的人,不斷的、千方百計的記載它的真相。古往今來,許多壞蛋們想逃過歷史、改變歷史,可是他們全部失敗了。因此,亂臣賊子懼!是那種害怕遺臭萬年的恐懼!


書曰:「鄭伯克段於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在一個只有少數人掌握信息交流特權的時代,你做的一切都可以用一個話語與評價體系闡釋。
能不怕么?


春秋歸入經書而不是史書,為何? 因為春秋筆法其本質就是寫「有態度」的歷史。 後世司馬光覺得不過癮,編寫資治通鑒時直接插播「臣光曰」,親自指導皇帝治國方略。

粗暴一點理解,春秋就是標題黨:「三胖妄射導彈,上國發言警誡」。 這個標題本身就表達了對正常的國際秩序應該是什麼樣的觀點。

儒家推崇的秉筆直書其實更多地是指不怕死地表達觀點。比如文化符號董狐,作為史官記錄下「趙盾弒其君」 而這僅僅是他的誅心之言【「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為什麼說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春秋完成代表儒家學說成型。在加上董狐、方孝孺這樣的強硬派,亂臣賊子就懼了………吧


文天祥《正氣歌》有言: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

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

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

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

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是氣所磅礴,凜然萬古存。

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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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賊王》裡面也有段話:人什麼時候會死,是被世人遺忘的時候啊!

我認為《春秋》出,給世人看到了一種永恆活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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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知友拿李世民改史說事,但換過來看,他若不懼也不會改了。


準確說是 孔子懼亂臣賊子而作春秋。

歷史的發展不是個人意志為轉移的。 歷史的發展 一直就是靠亂臣賊子推動的。

孔子一生想做的就是恢復舊有周朝的社會秩序社會制度,然而因為遍地的亂臣賊子在摧毀舊有秩序和制度,孔大聖人很生氣又無力改變,所以 只能筆削春秋以待聖王了。

應該說孔子雖然生前失敗了,但他死後還是部分取得了成功。因為之後的歷代統治者,為了維護既得利益 維護固有制度 都把孔子的思想作為了主流意識形態。


首先給《春秋》一個定位,傳統社會下的史。
曾經旁聽過一個討論,說是在各學科都意識到歷史的重要性的,都在構建自己發展歷史的時候,作為宏觀的歷史存在被肢解的危險。如果一定要給歷史確定一個本體,那麼所謂的歷史其實是什麼史?最後參與討論著都傾向於歷史的本體是政治史。也就是說,傳統社會下的史有很強的政治意義。
那麼這個意義是什麼?很可能是社會政治評論意義。有了評論意義,才會使歷史所記載的對象產生恐懼感。


《春秋》乃中國修辭學開山之作,時至今日,「春秋筆法」依舊被人們視為修辭的代名詞。平常沒少黑修辭學,一天不黑就難受。全因本人親身感受過,士大夫階級中看似美好的修辭學,對底層鄉土社會的影響。不過今天,我還是想為修辭學說幾句好話的。

書曰:「鄭伯克段於鄢。」

段不弟,故不言弟;

如二君,故曰克;

稱鄭伯,譏失教也;

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正所謂「春秋筆法,微言大義」,修辭學的特點就是,通過措辭來內涵褒貶之意。這樣的好處就是,如果沒被看出來,那麼就可以傳播出去;如果被看出來了,自己也可以抵賴。對於打破當時的話語權壟斷,還是存在一定積極意義的,就像現在很多人用諧音躲避敏感詞一樣。


那麼,這樣的做法真的讓「亂臣賊子懼」了嗎?確實恐懼了,但是這種恐懼並不是我們通常意義的,而是日本式的恐懼。日本因為「恐懼」朝鮮所以侵略朝鮮、因為「恐懼」中國所以屠殺中國、因為「恐懼」美國而偷襲珍珠港。亂臣賊子確實很恐懼,所以他們不僅要禁止明嘲,而且要打擊暗諷。這就漸漸演變成為了文字獄,也就是我通常所批評的修辭學。


從此,我們看到,知識分子在寫作的時候,開始「自我審查」,主動避諱統治者的姓氏。修辭學起到了與其初衷相反的作用,這就像大家因為覺得屁眼這個詞很臟,所以就試圖用菊花代替一樣,結果反倒也把菊花也「污染」了一樣。


如果才能真正解決這種問題呢?一方面,可以斬斷辭彙間的聯想。因為這些聯想並非天生的,而是後天構建的。有誰真正見過別人的屁眼呢?沒有吧?大家之所以覺得屁眼臟,不過是一種心理作用罷了,這種心理作用是不合邏輯的。之所以會產生這種不合邏輯的心理作用,是因為後天環境的影響,如果後天環境沒有影響,也就自然「思無邪」了。


另一方面,如果不是單純的心理作用應該怎麼辦呢?


再問大家一個問題,各位城市的知友,你們覺得「蛆蟲」這個詞噁心不噁心?可能你們不會覺得,你們只是把它當做「懶惰」的代名詞,因為你們根本沒見過蛆蟲。但是我覺得特別噁心,比屁眼都噁心,我從未見過任何人的屁眼,但是我在農村廁所拉屎的時候,真實的見過大量蠕動的蛆蟲,而且鼻子聞著廁所的臭味。


這就不是單純的心理作用了,這種情況下,把「蛆蟲」換成一個多麼漂亮的辭彙,我依舊會認為那個辭彙是噁心的。真正的解決辦法,是改造廁所的衛生條件,或者換成室內衛生間。修辭確實可以作為一時的權宜之計,但是徹底解決還是要從根源入手。


鳥用沒有,純粹是哀嚎!戰國比春秋更亂,亂臣賊子殺君主像宰小雞一樣隨便。(本文比較長)孔二為什麼要作《春秋》,這部書重點修改了哪些內容?

(首先聲明,我沒讀過春秋,古史讀的也很少,但是我知道它們的主旨,所以我就根據我的理解對孔子作春秋的原因簡單分析一下。如果你認為有道理你就「但微頷之」,如果你認為不對就提出批評,讓俺進步。)

孔二是個極其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人。等級制度,大家都清楚,內容很廣泛,吃穿住用、婚喪嫁娶等等各方面都有嚴格的等級限制。孔二就認為,只有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人人都各行其道,慢車走慢車道,快車走快車道,步行走步行道,這樣社會才不會亂。有道理嗎?好像很有道理喲。所以孔二對他的理論深信不疑,一輩子都頑強地為之奮鬥,到處宣傳,逮個機會就實施。他在魯國當公安部長的那幾年,就殺了好多亂搶道的人。

孔二還認為,堯舜、夏商、西周時期的等級制度是最好的,社會也最安定,所以他出言必贊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極力要求恢復到那時的等級制度,每個人都要自覺克制僭越思想,謂之克己復禮。

但是他的宣傳,他的強硬,絲毫用處都沒有,當時已經亂成氣候了,僭越是很光榮很流行的事情。例如《論語》里說的「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臣子都享受天子的級別了,這還得了?但是他有什麼辦法嗎?沒有。只能暗自發狠。

(夾評:吃穿住用是人類一切活動的最終目的,誰都想獲得最多最好的生活資料,過得最好最幸福。封建等級制度顯然是違背人性的,而封建等級制度里天子的最高待遇,又給了人攀比的目標,下面的人定然會僭越,所以等級制度必然維持不久,隨著天子武力的衰弱等級制度也要衰弱。僅東周時期等級制度衰弱嗎?不可能。後夏後商時期,等級制度肯定也衰弱,臣子僭越的事肯定也很瘋狂,只是沒有歷史記載而已,不然它們不會滅亡。孔二崇尚夏商,要復古禮,以根治混亂,純粹是沒有腦子的瞎想。)

孔二最後沒有辦法了,宣傳沒有人理睬,怎麼辦?那就寫史吧。對那些僭越的亂臣賊子,我要在史書里罵你們,讓子子孫孫都知道你們僭越,讓你們遺臭萬年,同時給後世寫史的立根標杆。這就是他寫《春秋》的原因。

他寫《春秋》,當然是以前人的史書為參考的,把前人的史書修改了,重新寫一遍。他認為前人的史書寫得不好,沒能突出僭越的行為,所以就把他認為寫得不好的地方給改了,重新遣詞造句,謂之正名。而他認為沒有必要改的地方就不改,所以《春秋》很粗略。

那麼他認為前人的史書不好在哪裡呢?

要知道,等級制度,不僅物質生活上有嚴格的等級,文字上也有。比方說「表揚」這個詞,只能用於上級對下級,你要說我表揚了總書記,這就不對。再例如,天子死叫崩,諸侯死叫薨,大夫死叫卒,這都是文字上的等級制度。

《論語》里有這麼一句「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這句話,書上解釋的都不詳細,我們理解的都不甚透徹。其實我個人認為這裡也包含了文字的等級制度。天子出兵打仗才能叫征,帶有正義的意思,諸侯不能叫征。諸侯在天子的命令下替天子出兵打仗叫伐。比方說周天子看魯國不順眼,自己又不想親自教訓它,就對齊國說,你去教訓魯國一下。那麼齊國出兵去打魯國這就叫伐。征和伐,都有以上對下的意思。如果沒有天子的授意,齊國私自去打魯國,這是平級之間的打仗,就不能叫伐,應該叫侵或者犯?我搞不太清楚。但是如果諸侯攻打天子,應該叫犯。所以左丘明《國語?曹劌論戰》里的頭一句「十年春,齊師伐我」就用詞不當了。當然如果這是天子授意的就可以這麼用。是不是天子授意的需要考證。

而當時社會很亂,僭越很嚴重,文字也亂用。孔二看出來這一點當然也很生氣,當然想把亂用的字詞改過來。所以我猜想他改史改的主要是這一部分。例如他可能會把殺君改為弒君。再比方說,各國的史官為了巴結自己的國君,他的國君死了他就叫崩。當然,因為我沒看過春秋,也沒看過古史,沒做過比較,我舉的這個例子可能不對。只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改幾個字詞就能改變歷史,讓亂臣賊子老實了?典型的唯心主義嘛!


這是後世儒生對於孔子和儒家理想的胡亂吹捧。

首先從事實上這種提法就是不存在的。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到了戰國更是變本加厲。三家分晉、田氏代齊,哪個不是下克上亂臣賊子?哪個政治人物真是因為害怕書生寫的幾片破竹簡而放棄陰謀的?

這隻能反應腐儒們對政治現實不切實際的幻想。高效的當權者解決實際問題其實從來不以儒家倫理為準則,而相反只是拿儒術來進行思想控制,辦完事改改史書即可。真拿儒術認真當回事的往往不會有好下場。王莽就是例子——他篡位前玩的是陰謀和偽裝,上位後天真的真想按儒家理想復古結果天下大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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