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漢武帝大宛之徵的戰略眼光，以及對匈奴作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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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究竟輸在了哪---------漢武帝伐大宛探析天涯煮酒論史里的意與白雲間

匈奴究竟輸在了哪——漢武帝伐大宛探析

一

　　太初元年(前104年)的一天，壯士車令帶著純金鑄造的金馬和黃金千斤踏上了西去的征途，他受當朝天子派遣，前往萬里之外的大宛國求取天馬------汗血馬。

　　汗血馬，據說就是今天的「阿哈-捷金馬」，它的聞名於世，並不全是它有多麼高大壯猛、奔跑力強，而在於它的一個奇特之處：每當激烈的奔跑之後，它的前肩以及臀部、背部都會出汗如血，因此漢人為它取了「汗血馬」這個響亮的美稱。據今人考證，這個帶有濃厚神話色彩的特徵，其實是一種寄生蟲的分泌物。加上它喜歡以苜蓿為食，與漢地的馬種大為不同，由於這些奇異的差別，人們視之為天馬，在東方人的心中產生了一種奇特的魅力。

　　漢武帝一生冀求長生不老、升仙得道，他閑著沒事，用《易經》卜了一卦，曰「神馬當從西邊來」。這令沉溺於祥瑞的他頗為受用。果然還真應景，不久敦煌方面來報，說在渥窪池發現了天馬！武帝龍顏大悅，有了神馬，不就可以騎著它一朝升仙了嗎？他深信這是「太乙神」賜給他的禮物，於是隆重的賜名「太乙天馬」，連帶著獻馬之人暴利長（光看名字就是個生事的主）也被封官受賞。武帝在位54年，是個雄材大略的天子，王侯將相，沒有誰能輕易蒙得了他，唯獨方士例外。只憑方士們幾句忽悠，他可以不惜勞民傷財為神仙起樓台、造宮觀；為了探訪蓬萊仙境，竟真的一次次冒著鯨波之險巡遊東海，乘風破浪找神仙，那份狂熱，真恨不得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結果到頭來一場空。神馬也是如此，那個暴利長因犯法被罰守邊，出於翻盤心切，耍了個花招，跑到渥窪池邊捕到一匹野馬就敢吹成神馬，還真就「一馬得道，雞犬升天」。

　　幾年後，張騫從西域歸來，獻上烏孫國的良馬，武帝一高興，又把「太乙天馬」扔到一邊，改封烏孫馬為「天馬」。但張騫告訴他：烏孫西邊有個大宛國，出產的馬更神奇，汗流如血，傳說是天馬在凡間的後代。於是武帝把烏孫馬改名「西極」，讓它靠邊涼快著，再遣使團，攜帶「數千巨萬」的財物，前去求取大宛天馬。

　　史載「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

　　但據史料分析，武帝好馬不假，求仙也求得嗨，同時又是一個很有事業心的雄主。中原限於環境，馬種很難與域外馬抗衡。在漢匈戰場上，匈奴戰馬「上山下阪，出入澗溪，中國之馬弗與也」，漢族人只有眼饞的份兒。匈奴騎士們「險道傾仄，且馳且射」，而「中國之騎弗與也」。且漢地很難大規模養馬，雖然在全國發起過轟轟烈烈的養馬運動，但一場漠北之戰打下來，便搞得「天下馬少」。由於馬源稀缺，馬價漲起來比今天房價可快多了，鬧到一匹普通馬也得二十萬錢的地步，比一個御史大夫的年俸還多。何況當時國家錢袋子緊，「縣官錢少，買馬難得」。

　　因此，改良馬種，提升戰馬質量成為當務之急。

　　然而，改良馬種對正在進行的戰爭可謂遠水不解近渴，何況大宛所在的中亞烏滸河一帶，也都是優質馬種的產區，像古希臘人提到過的米塞馬，漢武帝卻只盯著大宛一家求馬。更奇怪的是，史書上明明記載武帝已多次獲得大宛的天馬，為什麼還要沒完沒了的繼續向大宛徵求呢？看來，求馬的背後必隱藏著更深的玄機。

　　眾所周知，漢通西域是為了聯合月氏一起夾攻匈奴，這一目標落空了，月氏人對他們的新家園很滿足，不願再回去算舊帳。但武帝的戰略卻沒有錯，西域-----如果開發得好，將是反匈戰爭的第二戰場。當然，如果開發得不好，將反而成為匈奴反漢的第二戰場。而且，在這方面匈奴早就走先行一步：西域「故皆役屬匈奴」。幸運的是，西域比起富庶文明的漢朝來，貧窮落後得多，這對一味追求高附加值的戰爭收益的匈奴人來說，提不起多大胃口，長年僅滿足於收收保護費，把機會讓給了漢人。的確，西域大多國力弱小，大國常僅兩三萬人口，小國只有一兩千甚至三位數的人口，只從表面上看，西域不論倒向哪一方也不能為後者增加多大權重。所以，連漢朝士大夫們也覺得沒有開拓的必要，所謂「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

　　但漢武帝卻從一開始就不惜代價的進行金元外交，每年派出多批使團，前後幾千人，每個使團都帶著「金幣帛直數千巨萬」走訪各國，遠的遍及伊朗、敘利亞、印度，到處送禮。對來華的西域使者、商隊，也無不「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
。就是去東海巡視也不忘帶上這些西域客人，專走人煙稠密的地方，四處兜風耍寶，沿途「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遍觀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不顧國力虛耗的現狀，一路到處亂撒錢，民怨沸騰。劉徹的瘋狂舉動，古今JY都免不了敲怪話，罵他拿著民脂民膏給自己搞形象工程。何況中外歷史早已證明，但凡用金錢鋪路的外交，是交不到幾個真正朋友的。這話看起來有道理，但事後算帳卻發現：武帝其實從不在外國人身上亂花一分錢。所謂「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那時中國大概只有他一個人清楚：僅憑漢朝一國之力與匈奴單打獨鬥，是不策略的。

　　農耕文明因其作戰方式的特殊性，戰爭成本過於高昂，國家很容易被軍費給壓垮。而對手是落後的游牧民族，飄忽不定，就是逮住了也榨不出什麼油。若能找到月氏一類游牧民族做幫手，一來可以壓縮匈奴人的機動空間，二來事半功倍。

　　武帝如此熱衷於西域事業，還與一個意外收穫有關，那就是發現了烏孫。烏孫本與月氏同游牧於祁連山一帶，因與月氏結仇而投奔了匈奴，後來力量強了，就西遷到伊犁河流域一帶，從此「中立，不肯朝匈奴」。烏孫人也是驍勇善戰的馬背民族，周邊都得讓它三分。因此，武帝結交西域的重點，就是「欲與烏孫共擊胡」。但烏孫與匈奴並無仇怨，怎會平白為遙遠的漢朝去挑戰強大的匈奴？但武帝的外交手腕卻很老道，他也知道這一點，所以就經常派人出訪烏孫，製造出漢與烏孫關係親密的外交假象，挑動匈奴人對烏孫的懷疑。與其同時，漢朝也在爭取烏孫周邊的鄰國，使烏孫在西域外交圈子中空前孤立，產生壓力感。西域各國「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在雨量的糖衣炮彈下，天平漸漸向漢朝傾斜。各國紛紛派代表慕名而來，不遠萬里來參觀這個東方大邦。不僅安息、身毒等大國，像「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鰛、蘇薤之屬」，也「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局面打開了。

　　漢朝的使者則「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終於被觸動，「乃恐，使使獻馬，原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武帝抓住機會，從宗室中挑選了一位叫劉細君的公主遠嫁烏孫。舉辦了一場氣派的皇室婚禮，隨嫁過去的各類人員就有數百人，並且「贈送甚盛」。然而，包括武帝在內的所有人都上了烏孫老王的當，這個狐狸其實另有一副算盤：自己年事已高，說蹬腿就蹬腿，而幾個兒子他都不滿意，只滿意自己的寵孫。因此，劉細君嫁過去沒多久，老王就逼細君改嫁其孫為妻。這對漢朝皇室的尊嚴是一種嚴重侮辱------連漢公主下嫁匈奴都倍感恥辱，烏孫怎敢如此無禮？！出人意料的是，武帝卻對烏孫一副極好的脾氣，真的令劉細君「從其國俗」。細君含憤受辱，終於鬱郁而死，武帝又立馬找了楚王之女解憂公主頂班，遠嫁烏孫。然而，烏孫在與漢朝關係前進了一步之後，反倒更加謹慎。畢竟，漢朝遠在天邊，僅憑聯姻-----這種褲襠里的關係，還不足以讓烏孫豁出身家性命和匈奴干仗的。所以烏孫這邊以漢公主為右夫人，那邊又立馬娶了匈奴公主為左夫人，左擁右抱不亦樂乎，還堅持了等距外交。

　　對此，心氣甚高的武帝也無可奈何，只好將工作重點再次轉向烏孫周邊，先爭取他們的臣服。而大宛，就成為攻略的重中之重。這，才是漢武帝沒完沒了的求取大宛天馬的真正用意-------大宛不煩，武帝還不幹呢！

二

　　大宛，地處今烏茲別克費爾干納盆地，位於烏孫西南方，康居（哈薩克南部）的東南面，西通安息（伊朗）、條支（敘利亞），南通大夏（阿富汗）、印度。恰好處在中國通往西方的十字路口上，因而工商業繁榮，且境內氣候宜人、河道縱橫、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是一個頗有影響力的文明國家。

　　汗血天馬是大宛的國寶，具有著非同一般的像征意義。將宛人的國寶納入漢王朝指定專用品，等於形式上承認了漢朝的宗主權地位，這對擴大漢朝在周邊影響、爭取烏孫非常有利。何況大宛是個「善賈市」的國家，對物質利益錙珠必較，又「貴漢財物」。只要不惜重金，大宛必甘心就範。

　　起初也確實如此，然而，隨著漢人對天馬無休止的索取，事態開始變化，漸漸發展到不管漢人出多高的價，宛人「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原本頗為熱情的大宛人，逐漸對漢朝冷淡下來。讓人不解的是，整個西域世界對漢的態度，也都變得冷漠起來，甚至刁難、虐待漢使的事件開始層出不窮。儘管西域客人在漢朝備受優待，但漢使來到西域，卻得不到做為客人應有的尊重與款待。衣食住行，樣樣都得自己掏腰包，日子久了，就不免鬧出「擁強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食無所得」的慘事。後來發展到漢人使團去西域一個來回，常要餓死一半的人，甚至遭到一些國家明火執仗的襲擊。反倒是與西域原本「不相親附」的匈奴人，他們的使者來訪，只需「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招待得非常周道。

　　為什麼中國凈碰上這種熱臉貼上冷屁股的事兒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用今天一句話形容，就是-----真理在大炮射程以內。從地理方位上看，匈奴近，漢朝遠。匈奴騎兵就像匈奴的拳頭一樣，強大、有力、迅速，且近在咫尺。漢朝的拳頭也粗，卻夠不著他們。所以漢朝只能盡量向西域展示它的軟實力，但西域國家卻不怕漢朝。即便如此，在交往禮節上，漢朝卻不肯放下它那天朝上國的架子。漢使一到，外國的國王、首領是被要求跪拜的，張騫在烏孫就是這麼乾的，兩國初次交往，見面禮還沒拿出來，就讓人家的老王（即昆彌）拜在自己腳下。這就難免招人反感，大夥自動與漢疏遠。

　　另一方面，漢朝雄厚的物質實力帶給西域的好處有限。西域原本「貴漢財物」，但漢、西交往未久，就出現了各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
的怪現像；大宛也因國內「饒漢物」，不稀罕漢朝的重金。這主要是西域各國尚未享受到絲路貿易的好處。畢竟，在中東與西亞還陷於混戰狀態，安息、羅馬尚未形成統一疆域之時，歐亞也就形不成穩定的需求市場。沒有貿易帶來的物質流通，也就嚴重限制了西域各國的受益空間，無從消化漢朝的財物，因此才會出現人家嫌我們送錢送多了的怪事。直到公元一世紀，羅馬與安息有了穩定的勢力範圍之後，絲路才繁榮起來，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日；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的盛況發生在東漢而不是西漢的緣故。

　　第三，漢武帝忽視了使者的素質。古代中國是內向型的農業國家，有身份、地位的人對出使外域沒有興趣。願意出使的，多是無賴、市賈、喜歡浮誇奇談之輩。而且出國可以合法的攜帶大量財物，又遠離本土，自然方便他們私吞、賤賣。這就決定了泱泱大國的使者，素質低下。在手法上，他們學著張儀蘇秦那幫人的一套，對西域各國「言輕重」，威逼利誘的讓他們倒向漢朝。而且一批走了，一批又來，一年十幾拔，整得跟傳銷員似的，換了誰也會煩。大漢的國際形像自然大打折扣。

　　何況西域國小物貧，甚至連鐵制農具都不會製造，糧食不足。所以漢使越多越招人煩，沒個好臉色也就在所難免。其中樓蘭、姑師兩國最不堪其擾，仗著匈奴撐腰，「攻劫漢使尤甚」。可惜這兩國離漢朝最近，遭到了武帝的報復，元封元年（前110年），漢軍以700騎兵就逮捕了樓蘭國王，姑師也被迫投降。兩盤小菜下了肚，漢武帝認為大宛應該害怕了，趁熱打鐵，令人用黃金鑄造了一座金馬。這匹金馬可能出自上林苑皇家工匠之手，制形精美，體現了中原精湛的工藝。漢武帝也許想以此表達泱泱大國的誠意，打動大宛人。

　　值得玩味的是，武帝特意選派了一位名叫車令的壯士擔任特使。

　　萬里去求人家的馬，首先講的是和氣與誠意，就算人家不樂意，也應該好言相勸、以誠動人。可是，此番偏偏派了喜歡意氣用事、重義輕死的壯士出馬，看來用意已非同尋常。或許在武帝看來，金馬即便買不來大宛的天馬，但買一個出師的由頭卻足夠了。

三

　　戰爭前奏------漢朝的希臘化敵人大宛

　　大宛，距長安一萬二千五百漢里之遙。

　　對於大宛的過去，國外一直語焉不詳，記載模糊不清，正如美國著名中亞史專家麥高文所說:「古代的波斯記載和希臘史家都忽略了他們」。如果不是一位叫張騫的中國人從亞洲的另一端找到這裡，今天的世界甚至不知道這個古國究竟是個什麼樣子。

　　與游牧民族不同，大宛具有成熟的城市文明，是張騫出國之後見到的第一個文明世界。大宛「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頗與中國同業」，令張騫倍感親切。不算大的盆地中，密布著七十多座大大小小的城市，生活著30萬以上的居民，並保持著一支6萬士兵的軍隊。這在國小民稀的西域世界，簡直是一個超級大國。人口的數量和稠密度，就是西漢國內許多大的郡國也比不上的。想必武帝遠征前的大宛人口數量還會更多。

　　有趣的是，斯塔里夫斯在《全球通史》中就曾說過，大宛是一個希臘化國家，這一點，在格魯塞的《草原帝國》中得到了證實，即當時的大宛，確實被大夏的希臘人統治著。這不禁讓人回憶起電視劇《漢武大帝》里的情景，以及小時候看過的連環畫裡邊，大宛的士兵們都是一副希臘或羅馬士兵的裝束。於是更加引起連翩浮想，這個大宛是否真的是希臘文明留在東方的樂園呢？

　　據民國學者呂思勉的說法，學術界很早就認為「古時希臘之民，移殖裏海之北者，彼國稱為耶而宛，lonian，即Yavanas 之轉音。即中國所謂大宛。葡萄、苜蓿，亦希臘語之譯音雲。」今天仍有學者認為，大宛名稱上的「宛」可能是從巴利語的「耶婆那」（Yavana）轉譯而來。「耶婆那」是當時中亞居民對希臘人的泛稱，從愛奧尼亞人（Ionians）轉譯而來，故此，「大宛」在字義上很可能是「大伊奧尼亞」。這個說法，個人持保留意見。西域還有個小宛國，如果大宛就是大伊奧尼亞，難道小宛就是指「小伊奧尼亞」？再說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小宛有什麼希臘背景。

　　呂思勉又根據大宛「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須髯」的特點，認為這是大宛人乃歐洲人種的證明。尤其是他們「善市賈，爭分銖之利。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的特點，讓呂先生深信不疑，認定「可以知其種族矣」。

　　然而，恰是大宛人「貴女子」這一點卻與古希臘的文明特徵對不上號。古希臘社會儘管崇尚真理與自由，但婦女的地位還不如漢代女性，連個門也不能隨便出的，家庭地位近似於丈夫的財產。以開明著稱的伯里克利也認為，希臘女人「不出現在公共場所，永遠不為男人所討論，這就是女人最大的美德」。即使在婦女權益提高的希臘化時代，她們的地位也無法望大宛女人之項背。

　　不僅如此，《史記》里的大宛人竟然不會打井、不會製作鐵器、不會鑄幣。而拿古希臘一比較，鐵器在希臘本土是廣泛使用的，而且貨幣經濟非常發達，湧現出成熟的金融業與一批著名的銀行家。如果《史記》記載屬實，那麼大宛就不可能與古希臘有什麼關係。

　　但是，大宛又確曾被希臘人征服過。公元前四世紀，亞歷山大的軍隊像旋風一樣從愛琴海席捲亞洲大陸，一直打到了大宛家門口不遠的錫爾河流域。亞歷山大跑到亞洲可不是來打醬油的，他要建立的是一個永久性的馬其頓---亞洲帝國，而亞歷山大的另一偉大之處就在於他毫不遜色於東方帝王的統治術。燦爛的希臘文明，就是他征服亞洲的懷柔工具。應該說，在幾代人的努力之下，亞歷山大的企圖部份的實現了,大宛成為亞洲眾多的希臘文化殖民地之一。

　　使希臘文明在亞洲得以生根的，是希臘人的移民潮。隨著古希臘黃金時代的落幕，本土經濟日趨蕭條，希臘各階層無不渴望著去遙遠而富庶的東方尋找新的生活。因此，洶湧壯觀的移民潮跟隨在亞歷山大東征軍的背後，帶著形形色色的夢想湧入了亞洲，其中以商人、學者、手藝人和農民最多，進而蔓延到整個中亞。希臘人在陌生的亞洲土地上到處建立起希臘式的城市，推廣希臘城邦式的生活方式。設立公民大會、陪審團、法庭、議事會。建起了體育館、藝術學校、神殿、劇院等希臘文明所獨有的公共文化設施。為了加速文明的征服速度，他們還廣泛開辦語言學校，大量招收東方學生，並與當地上層聯姻、學習東方禮儀，實行一系列融合政策。

　　這種罕見的文化東擴運動，使得兩河流域、伊朗高原、南亞的印度、中亞一系列塞種人地區，到處留下了希臘人的移民城市、文化中心和商業市鎮。不管安息、各塞種人王國的主體是哪個民族、統治者是誰，無不深深被希臘文明所折服，上流社會陶醉於希臘文學藝術，以說希臘語為時尚，就連從祁連山跑過去的大月氏人後來都被希臘化了。因此從西亞到中亞，「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形成了一種特色鮮明的，以希臘文化佔主體的亞歐混種文化。亞歷山大帝國解體後，留在中亞、南亞的希臘人先後脫離了馬其頓體系，建立起許多君主制王國或自治的城邦，這些可愛的獨立王國又是傳播希臘文化的島嶼，像璀燦的明珍珠星星點點的散布在廣袤的亞細亞腹地。

　　其中又以建都在阿富汗北部的大夏最為強大和繁榮，這裡「地肥饒」，物產豐富，故而希臘移民眾多,號稱「千城之國」。漢朝遠征大宛前的一個多世紀，是大夏最強盛的時候，他們向南用兵一度佔領了幾乎半個印度，還創造出充滿魅力的希、印文明混種的犍陀羅佛教文化。連孔雀帝國的首都華氏城也曾匍匐在大夏軍隊的腳下。向東則吞併了整個錫爾河流域，大宛就此納入希臘化的版圖。做為古希臘文明在東方的前哨，大夏人堅持不懈的推行西方文化。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是城市興建運動，羅素曾說過「希臘的文明本質上是城市的」。據考古發現，兩個世紀之間希臘人一共在東方興建了300多座城市。很難相信，司馬遷筆下繁榮眾多的大宛城市不是這種運動的產物。近來距中國不遠的阿富汗北部發掘出一座名叫科姆市的遺址，各種希臘式建築、場所一應俱全。尤其驚人的，是發掘出的希臘文雕刻的銘文，竟是從四千英里之外的希臘聖地-----德爾斐祭壇上摹刻下來的。處在東亞邊緣的城市尚保持著如此強烈的希臘文明的元素，可想而知，大宛又豈能「獨善其身」呢。

四

　　在漢人的史書中，大宛與大夏、安息這些希臘化國家是那麼的相像，簡直如同孿生一般：

　　「大宛。。。。。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

　　「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

　　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

　　大夏「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

　　安息「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善市賈，爭分銖」

　　「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

　　大宛「有城郭屋室。其屬大小七十餘城」，

　　大夏則「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

　　大宛西邊的安息，也是「城邑如大宛。其屬大小數百城」

　　大宛人口眾多，「其眾可數十萬」，

　　大夏「民多，可百餘萬」。

　　安息「人民相屬甚多」

　　相似的民俗與物產、眾多的城市與繁盛的人口、重商的習俗以及對葡萄酒的酷愛。。。。。。無不集中現著鮮明的古希臘文明特徵，若說這些都只是巧合的話。那為什麼大宛附近的花剌子模因很少被希臘人涉足，就完全是一幅另類的樣子呢？從史書上看，還能發現即使大夏被月氏人征服後，大宛與大夏之間仍像是被一種特殊的感情紐帶在聯結著。不然，漢武帝何以認為「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呢？

　　值得注意的是，大宛下屬的城市享有類於希臘、羅馬那樣的城市自治權。像東邊的郁成，從它與漢朝的一系列交惡來看，它雖聽命於大宛中央政府，但擁有自己獨立的領土與軍隊。這與大夏「無大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的特點頗為類似。而且大宛的政治結構與漢不同，他們搞的是虛君制。這與西方頗為相像，貴族們擁有比國王更大的發言權。此次漢宛戰爭是如此，重大決策、戰爭、談判、甚至國王廢立都由貴人們主謀，只有希臘城邦的元老院才有這樣的左右力。難怪有學者提出，連大宛國王「毋寡」之名，都是源自於希臘錢幣銘文中對國王的讚詞「МЕГАΣ」(Megas，偉大的)的音譯。這也符合亞洲希臘化國家的特徵，在國中，希臘人凌駕於一切本地人民之上。他們做為國家的支柱，享有最優良的土地和資源，壟斷著上層權力，就連普通的希臘平民也享有各種特權。而東方上層雖擁有全權公民的待遇，但只能擔任中下級官吏。大宛有可能是這樣一個國家結構。

　　經過這些比較之後，再回到大宛不會鑄幣、製作鐵器、打井的疑問原點，似乎就值得重新審視了。《史記》原文是：「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

　　「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

　　首先，大宛不可能不知道鑄錢，《史記》曾說周邊的安息「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這是典型的希臘式貨幣。而大夏更擁有規模龐大的造幣廠，後來考古發掘出的大夏造希臘錢幣竟超過其他存世的古希臘錢幣的總和。而大宛深受大夏統治和同化，豈會不知鑄幣？

　　而所謂「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也不足為證。當時漢朝國內大量流通黃金白金，因流量過剩，白金甚至失去使用價值，成了廢幣。而在經濟相對落後的中亞市場上，漢地的黃、白金的幣麵價值肯定低於其幣材價值，因此銷融後加工成金器銀器，利潤將翻數倍。中國唐宋時期民間就普遍這麼干過，頭腦精明的大宛人又豈會想不到這一點？

　　因此，班固在《漢書》中對《史記》做了修正，將「不知鑄錢器」的「錢」字換成了「鐵」字。而大宛也不可能「不知鑄鐵器」，畢竟鐵制的兵器與農具早在很久前就在波斯等附近地區使用。這裡的「鐵」，應該指的是鋼。鍊鋼術是當時中國獨有的技術，羅馬的博學家們對中國的鋼製品讚嘆不已。至於大宛不會打井，則可能和中、西亞發達的灌溉農業傳統有關，對水井依賴度較小。大宛城外河流縱橫，水直接引入城裡，取用方便，也就不怎麼費那個力氣去打井了。後來李廣利圍大宛四十餘天，也沒見大宛人被渴死，這說明大宛人自有他們的解決辦法。因此，大宛至少是是一個以當地的塞種人為居民主體，以希臘貴族與移民為社會上層的希臘化國家。

　　這是個很讓人產生興趣的結論，這意味著我們的老祖宗，原來早在兩千年前就與西方文明有了直接交道，並且在政治、經濟到軍事的各層面展開了面對面的較量。

五

　　戰爭前奏------在命運的起跑線上

　　當今天的我們只能從遺迹和文物中去尋訪古希臘文明時，漢使們卻是有幸最早接觸希臘文明的中國人。他們橫跨萬里,深入大夏、條枝、黎軒這些泛希臘世界，進行旅行和訪問。中國人第一次看到了用希臘式的大理石建築起來的神殿、體育館、戲劇院，瞻仰了高聳的雅典娜或宙斯等諸神的雕像。這些傑作在樣式上比雅典、底比斯的作品甚至更壯麗和華美。

　　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想像，漢使們-----這些很可能同時又是衛青的門客、司馬遷的朋友或者張騫的同鄉們，將從陳列著人體雕像的大街上穿過，徜徉於樹立著伊奧尼亞式立柱建築的廣場，徘徊在那時最流行的斯多噶式柱廊的長方形市政廳，或身為上流社會宴會的坐上賓，光臨豪華的希臘式裝修的貴族豪宅。在裝點著希臘式繪畫、鋪著波斯地毯，陳列著愛琴海世界的寶藏的客廳里，與操希臘語的主人們會見、交流，互贈禮物。一同在伴有豎琴演奏與歌舞表演的宴會上用銀制的餐具共進晚餐。

　　他們或許還在敘利亞和小亞的城邦中觀摩過希臘式的公民大會和投票表決。廣場上擠滿嘰嘰喳喳的公民們為國家的大事小情爭吵著。不知我們的祖先在與希臘人的交流中，是否會感受到西方式的熱忱與理智，而且與東方人相比，發現這些金髮碧眼的人們在精神上不那麼卑弱。

　　只是體育館他們是去不了的，那是只有希臘人才能享有的特權。何況體育場里的裸體煅煉，肯定會讓東方客人們感到難堪。

　　如有餘興，甚至可以造訪圖書館，親手翻閱亞里士多德或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如果趕上了希臘人一年一度的戲劇節，做為遙遠的東方客人，還會榮幸的出現在露天劇場的環形看台上，賓主一起欣賞著歐里庇得斯創作的悲劇，或者阿里斯托芬的喜劇。。。。。。當兩種完全異質的偉大文明相碰撞時會擦出怎樣的火花，帶來怎樣的心靈震撼，啟發怎樣的思考，這一切令我們無限暇想。

　　遺憾的是，中國的史書上卻並未留下什麼記憶。對身負政治使命的張騫們來說，他們的心中也許只有個人前途和建功立業。何況他們不是來旅遊觀光的，而是為大漢尋找軍事盟友的，即使偶爾閃過一絲好奇的雅興，他們那粗糙而現實的文化感知也只不過留意到當地「多奇物」和在羊皮紙上從左到右寫字的方式，其餘竟別無值得一提之處。

　　若說還有其他感觸，那隻能是當地低下的生產技能、落後的物質水平，不懂得怎樣鍊鋼、養蠶繅絲。而且希臘式的陶器與中國精美的漆器相比，又是那樣的簡陋與粗夯。這從當時中國輸入西方的幾乎都是技術型產品，而從西方輸入的卻都是葡萄、苜蓿、黃瓜一類自然產物就可見一斑。依中原人的標準，希臘化國家可能只不過是一群有著奇怪習俗的「第三世界」。

　　何況，漢使最重要的出訪內容，是考察西域各國的軍事能力，以尋找夠資格的反匈盟友。而恰恰在這一點上，希臘化國家令他們失望。

　　看看太史公是怎麼說的：

　　「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而兵弱」。

　　大夏「兵弱，畏戰」。

　　至於曾是大夏一部份的大宛，那就更不堪一擊了，漢使們甚至向武帝保證：「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盡虜破宛矣」

　　應當說，一向大嘴欺世的漢使們，倒未必在這一點上吹牛。

　　漢代的中國軍隊，裝備早就機弩化，軍隊的結構已進化到以射擊型部隊為主體，在作戰方式上已具有初步的近代化軍隊的特徵。而希臘化國家的軍隊，則是希臘與游牧民族相混合的軍隊，顯得那麼過時、原始，仍停留在「弓矛騎射」的初級兵種形態。不僅如此，在兵器質量上，漢朝更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尤其是堅韌、鋒利的鋼製兵器簡直風靡世界，安息人依仗引進漢朝的兵工技術，佔了羅馬人很大便宜，普魯塔克曾稱這種鋼質刀劍為「木鹿武器」，木鹿在今土庫曼的馬魯，因與中國有近水樓台之便而成為一大兵工中心。至於戰爭的藝術，產生過孫子、孫臏、白起、李牧的漢民族，也沒有任何理由在希臘、羅馬人面前底氣不足。

　　在這個古老善戰的東方農耕民族眼裡，西域只有烏孫和大月氏還算能打。尤其是月氏人，在東方屬於混不下去的。他們受了匈奴的欺負，先逃到烏滸河一帶。不久又遭到烏孫的衝擊，烏孫不過三萬騎兵，就讓控弦十幾萬人的月氏抵擋不住，被迫再次南遷，向富庶的大夏逃難。可一再如喪家之犬的月氏人，卻打得大夏軍隊找不著北，一個富強的中南亞霸主，被一個遭到淘汰的東方游牧民族輕輕鬆鬆「皆臣畜」。月氏引發的一系列反應，是世界史上第一次民族大遷徙，對歐亞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月氏人怎麼也想不到，幾個世紀後，匈奴人又步了他們後塵，推動了一場更壯觀的歐亞大遷徙，從草原到裏海，再到到整個歐洲，所有歐洲的主要民族都被捲入了這場多米諾般的大潮，最終結果是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匈奴人之後，又有柔然人、突厥人、馬扎爾人。。。。。一次次民族大遷徙，常常由中原對游牧民族的勝利開始，而最終為之受害買單的，卻總是西方世界。

　　遺憾的是，為什麼到了近代，東西方世界之間竟會甩開那麼巨大的差距呢？應該說，習慣於技術、物質領域的領先地位的漢朝先輩們，恐怕很難了解古怪的希臘人在另一個精神層面已熬游得多麼遙遠。當漢朝人還在為長生不老、為應付眼前各種世俗的利害關係而煩惱時，希臘人卻認認真真的作出結論：人類是生活在一個渾圓的藍色星球上，並且算出了這個球體的確切長度。當漢朝的博學家們還在為印度的具體位置而錯愕時，希臘人已經推算出從地球另一端的西班牙出發，沿著同一緯度向西可以到達印度。就在張騫的父祖們還為西面的未知世界感到迷茫時，亞里士多德的一個學生已經繪製出人類第一幅世界地圖，並且在地圖上划下了第一條緯度線。甚至同樣是對中亞的軍事遠征，漢朝派出的經常是一群勞改犯軍人，目標就是打仗。而加入亞歷山大東征軍的，卻有西方最優秀的自然科學家、工程測繪師、文人學者。他們一路上繪製地圖，考查風俗，記錄各種資源，搜集了大量關於自然、人文與地質的寶貴資料……

　　生產技術相對落後的希臘人，在科學方面的進步卻已超過了人類在17世紀以前的任何時期。希臘人曾譏諷羅馬人過於講究實用，認為羅馬人沒有文化，既便有，也不過是「實業家似的文化」。不知他們去過中國的話，又會有怎樣的感慨。黑格爾曾說過，「一個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兩個文明的基因差異，在那時就已在鮮明的預示著未來的不同走向。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

六

　　當車令昂首步入大宛的王城時，兩種不同文明的碰撞就不可避免了。希臘人面對著東方民族-----「腐敗的亞洲人」，總有一種對自身文明的高度優越感，以至於地球另一邊的漢朝也強烈的感受到這種情緒，史書上「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的記載，絕不是無緣無故冒出來的。果然，車令儘管呈上了大漢鑄造的金馬，擺鋪下黃澄澄的千金，表達了天子的誠意。但大宛人根本不稀罕大漢的黃金。一場唇槍舌劍的較量隨之而來，而且很可能是在漢語與希臘語之間展開的。不論車令如何威逼利誘、言輕說重，大宛貴人們就是一匹馬也不交出來。「漢去我遠」，「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典型的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內。

　　史載「（車令）怒，妄言，椎金馬而去」。這種狂暴舉動在講究禮儀的中國外交史上是罕見的，武帝用意或許在此，要馬是假，挑事是真。只可惜了車令這位好漢。武帝時代，「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歷任丞相以十數，但除了公孫弘一人之外，無人善終。即使是武帝自己的妻子兒女也照殺不誤。就在幾年前，武帝派大臣韂山出使朝鮮，勸說朝鮮歸順而未果，回去就掉了腦袋。對車令而言，他走出長安城就等於走向不歸路。唯一值得欣慰的，被大宛殺死尚可成全他的名節-----對死士而言，名節勝過一切。

　　驕傲的希臘人當然受不了目中無人的侮辱，就是神的使者，也不能如此放肆！「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團滅車令一行之後，又緊急通知蔥嶺以東各國，號召他們乾脆一起反漢，關閉絲路不放漢人進來。悲催的是，車令等人的血跡未乾，一支出訪印度歸來的漢朝使團又冒冒失失的撞進大宛懷抱------經宛歸國，隨同還帶來一支印度的訪華使團，大宛一不做二不休，又把兩國使團統統殺了個一乾二淨。

　　大宛人的瘋狂，終於讓漢武大帝等到了借口。太初元年（前104），天子「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

　　李廣利，天子寵姬李夫人和嬖臣李延年的哥哥。關於這位國舅爺的身世，史書只有一句間接的暗示「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未來的漢大將軍，竟是「故倡」出身，也算是軍史奇談了。武帝一向猜忌，兵權不輕授於人。像衛青和霍去病，沒有裙帶關係是上不了位的。也是衛、霍太爭氣了，使漢武帝對他的用人方針深信不疑。直到弄得不可收拾，前後近二十萬軍隊葬送在外戚手上。此番隨征的趙始成、李哆、王浩也均是平庸之輩。值得玩味的是，曾與王恢一起出征樓蘭的趙破奴卻不在征大宛的將列中，雖然趙將軍久經沙場屢立戰功，但大概是衛青、霍去病系統出身的人，武帝沒有點他的將。而且，這場長達四年、備受國際觀注的遠征，竟沒有一位衛、霍系統的將領參加。

　　這從側面證實了當時流傳於朝野的一個傳言，即皇帝與衛太子不和。據《漢書》透露，武帝對太子一直不太滿意。一方面，武帝嚴厲酷烈，而太子溫和仁愛，父子脾性不投。另一方面，皇后衛子夫的健在，使武帝擔憂呂后臨朝的重演。劉徹是絕不容忍這類隱患的，漢人褚少孫有句話說得透「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而漢武帝盛寵的李夫人的早亡，使其子劉髆擁有了衛太子所不具備的優勢，免於「子少母壯」的擔憂，成為皇位的有力挑戰者。因此早在衛青死前，史書就有「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寵浸陵，常有不自安之意」的記載。如果這是真的，那麼隨著劉髆一天天長大，為他在軍界培植親信勢力也就勢所必然了。這些就是李廣利以倡優之身得以上位的關鍵。漢武帝這種自私而偏執的做法，後來終於釀成了一場骨肉相殘的血腥慘劇，不僅衛、李兩大勢力同歸於盡，連帶著武帝一生的反匈事業也幾乎被葬送。而慘劇的導火索，就在此次大宛之徵中悄悄點燃，滋滋冒著火花向火藥桶奔去。因此，關係著民族未來命運的對匈戰爭，竟是在與這條暗火進行著賽跑。如果爆炸之時武帝還不能做完制勝工作，後果不堪設想，甚至今天將是什麼局面都未可知。現在看來，漢民族終究是幸運的。

　　但對李廣利而言，卻未必是幸運的開始。漢武帝交給他的，竟是幾萬名「惡少年」。所謂惡少年，顏師古的解釋是「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漢書。武帝本紀》則稱「遣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這就很明確了，所謂「惡少年」就是一群謫民，少年犯。

　　犯人開邊，也算是武帝朝又一特色。

　　前112年，發兵擊南越，各將領「皆將罪人，江、淮以財樓船十萬人」

　　前109年，發兵征朝鮮，「募天下死罪為兵」

　　前105年，討伐昆明，「赦京師亡命令從軍」

　　現在征大宛，又輪到了這群「惡少年」。

　　……一系列開疆拓土的大漢偉業，竟是一群勞改犯們寫就的。

　　武帝之世間竟有如此多的犯人，倒不全是社會治安有多遭糕，而在於這個所謂漢之極盛的時代，是一個全民「被犯法」的時代。東方的法律是刑法，主旨就是皇帝單方面的對人民使用暴力。因此中國帝王習慣於將天下人的私產，視作一已的私產。尤其是漢武帝，光是用兵，一年就要開銷幾十百億錢，為了鞏固新的地盤，還得大規模移民屯邊，動不動幾十萬百姓遷過去，他們的吃喝拉撒也全由國家包下了，這麼個折騰法，一年四五十億錢的財政收入根本吃不消，何況還要治河賑災，還要興土木弄鬼神，巡遊天下，給自己造八寶山。一來二去，文景之治留的那些底子早就精光了。錢從哪來呢？民間已被逼得「產子輒殺」了，武帝又將手伸向了上層社會，宗室王侯、豪強地主和富商大賈無一倖免，連官吏也不放過，榨錢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最出名的有兩手：一是將賣鹽、賣鐵、造幣這三個最來錢的門路，實行國有化，剝奪私人的經營權，改為官營。這不僅打擊了商人，也影響了商人背後的利益集團，被後世儒家扣了個「與民爭利」的大帽，罵了兩千年。但這所謂的「民」是升斗小民嗎？無論如何，沒有強大的中央集權，中國要在短短几十年中干出那麼大的偉業是不可能的。另一項政策是「算緍」，根據商人、富豪們的財產多少，按比例徵收財產稅。這一稅法今天西方人還樂行不疲，不過，性格酷烈的漢武帝對它興趣不大，它的出台，不過是為「告緍」鋪平道路：以防止瞞報、少報財產為借口，鼓勵民間檢舉揭發，以藉機沒收商人、富豪們的全部財產-----這才是合乎武帝胃口的。正是此種背景下，酷吏大顯身手。酷吏的特長就是把沒罪變有罪，再最大限度的株連。最後搞得全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兩漢四百年間，酷吏中的一幫子極品，像王溫舒、義縱、寧成、杜周、張湯都集中出現在武帝時代，這絕不偶然的。僅以杜周為例，其「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廷尉及中都官詔獄至六七萬人」。而鑄錢的打擊面尤其大，因「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官府抓不勝抓，最後武帝不得不「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另外僅自首免死的還有一百多萬人。

　　通過這一系列的國有化政策，中國的私有經濟遭到毀滅性打擊，「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商人、富人、豪民整個階級的遭受「被犯罪」待遇，而武帝人財兩得。儘管歷史名家范文瀾認為，正是武帝嚴重打擊豪強、商賈勢力，延緩了他們兼并百姓的趨勢，才使武帝晚年「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然而，東方的人治體制，固然在集中力量辦大事、正事方面顯示出巨大威力，但皇權的一手遮天，造成了全民對國家的過度依賴，天下之人幾乎都為皇帝一人而活著。沒有獨立人格和維護自我權利的意識。至於中國商人作為一個階層，其命運或許只有希特勒時代的猶太人才可以相比。私有制經濟和民間資本幾千年逃脫不了皇權的手心，無法成長為一個強有力的政治群體。

　　當然，這屬於文明的基因的範疇，不是武帝所能解決的，武帝之所以是歷史上的「雄主」，不是他不喝人血，而是喝血歸喝血，做事歸做事。

七

　　此次出征，李廣利手下真正的作戰部隊，是「屬國六千騎」，這才是遠征的主力。

　　所謂「屬國騎」，皆是跟隨渾邪王一起歸附漢朝的匈奴牧民，降漢後被安置於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等沿邊五郡，充當抗匈的屏障，史稱「五屬國」。雖系異族，但在武帝良加慰撫恩養之下，忠誠度比一般漢族軍人還高，在對匈戰爭中甘做開路先鋒，對自己的匈奴同族大砍大殺、窮追不捨。少年將軍霍去病生前特別信任這些「葷粥之士」，與之一起飲馬瀚海，談笑蹴踘。霍少麾下，立功封侯者有五，匈奴人居其三，堪稱漢家之鷹犬。因此使用親漢的少數民族軍隊作戰，成為後來的趨勢，到東漢成為抗禦外辱的主流，用東漢朝廷一句腹黑的話說，所謂「夷胡相攻，無損漢兵者也」。相比當年趙破奴不過700輕騎平定樓蘭。如今一次派出六千匈族精騎，這已是劉徹對大宛的極大重視了。

　　太初元年，這支匈奴馬隊與漢族勞改犯步兵組成了一支奇特的混成遠征隊，集結在敦煌西邊的玉門關。他們將從這裡誓師出發，向一個遙遠而陌生的國度挺進。自前121年霍去病河西大捷之後，廣袤的河西走廊就納入了大漢的版圖，而河西走廊的盡頭-----敦煌，就成為漢民族新的西大門。不管後世如何非議，武帝留給後人的好處是實實在在的。文景之世的匈奴何其強盛，「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強」，武帝用兵不過十年，自河西到河套，再到林茂草壯的陰山，漢軍盡「斥奪廣饒之地」，打得匈奴人「遠走亡匿漠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望見陰山「過之未嘗不哭也」，國力大衰。而漢族的生存空間得以大大延伸，從此「長城以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其中河西走廊尤其重要，漢人占此要地，得以「隔絕羌、胡，瓜分其援」，匈奴失羌則勢力更弱。且河西土肥水美，適合耕牧兩宜，成為漢人的「新大陸」，漢武在此建立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個郡，自「酒泉列亭障至於玉門」。並移民實邊，很快建設成人煙興旺之地。那時的河西，可不是今天蒼涼荒莾的樣子，而是景緻迷人，水流充沛，生態秀美的塞上江南。據祖先的描述，延綿不斷的祁連山與焉支山上，那時林木參天，覆蓋著茂密的蒼松翠柏，盛產密香、青木香等沁人心鼻的良林美材。山腳下分布著廣袤的綠洲、平原，「水草茂美、宜畜牧」，到處花香襲人、鳥鳴啾啾，難怪匈奴人會哀嘆「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

　　然而，當李廣利們站在新的出發點上，卻沒有這麼豪情而詩意，出發的氣氛很可能是緊張而沉重的，因為一出玉門關，就是一望無際的戈壁荒漠。許多人很清楚，眼前是一條不歸路。往昔征匈奴，百日就得回師，否則不勞匈奴人動手，疾疫和飢餓就可搞死大半支軍隊。而此次出兵，遙遙無期，不知猴年馬月才能還鄉。出發的時間又正處秋末之際，這倒不是趕點趕上了，很可能與古人對時節的講究有關：春滋萬物，秋掌刑殺。要說還真應景，伴隨著大軍迤邐出關的，是漫天飛舞，嗡嗡震耳的蝗蟲。豐功偉業的背後，是連年的窮兵黷武、橫徵暴斂，以及生產的破壞與人口流亡。這一年，蝗災大起於關東，並從中原一直瀰漫到敦煌塞外，規模罕見。這是大自然在向漢廷發出的警告。然而，「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蝗群卻擋不住武帝揚國威於四海八荒的決心。

　　漢代武功雖盛，但當兵真的很杯具。

　　同樣是搞徵兵制的國家，古希臘、羅馬，以及古印度的士兵都有固定工資可以拿，堂堂大漢的士兵卻無分文之餉，想賺錢得偷空去社會上做傭工，政府僅僅供應口糧和冬夏兩季衣服。漢兵的單兵口糧標準是每月「三石三斗三升」，約相當於今天51市斤的樣子，當時士兵又很難吃到肉和油水，這點糧食不一定能吃飽。按制度，罪徒身份的士兵口糧還要低三分之一。更不要說退役後還享受類似於羅馬老兵們領取份地、退休金等福利待遇了。所以來自社會底層的漢兵是不可能具有希臘、羅馬軍人那種強烈的公民意識與責任感的

　　何況，終日行進在寂靜無聲，一望無邊的曠野中行軍，意志再堅強的部隊也會崩潰的。好在路上還有幾千名屬國騎士們可以打打「草谷」。他們大概是隊伍中最歡樂的部份了，無需為搬運輜重操心，只管駿馬輕騎，跑在隊伍前面。那時的邊關一帶活躍著成群的野馬、野鹿、黃羊和野駱駝，騎士們大可追駝獵鹿，為枯燥的行程增添不少樂趣，又為部隊提供了寶貴的肉食。據當時記載，漢軍騎兵受胡人「北狄諸國，皆馬上奏樂」的影響，行軍中必鼓吹奏樂」。此番怎會少了這項娛樂？所到之處鼓角震天，笳簫齊吹。雄壯的節奏，豪邁的旋律，也為沉悶乏味的征途帶來了生氣。

　　可如此漫長的路途，一支相當於西域幾個王國總人口的大軍路上吃什麼喝什麼呢？哪怕是今天，從西安一路步行到烏茲別克也是件常人不可思議的事，光吃喝這一件事就夠你頭疼的。何況兩千年前？英明的漢武大帝或許認為只要漢兵一到，不愁西域城邦們不盡地主之宜。而此行的第一個國家樓蘭，還遠在一千六百多漢里之外。要抵達樓蘭，先得穿過一個叫「白龍堆」的無人區。所謂白龍堆是一片以雅丹地貌著稱的戈壁荒丘，不僅氣候極端惡劣，狂風一起，飛沙走石，天昏地暗，眼睛都睜不開。而且到處聳立著猙獰恐怖的奇石怪岩，晚上則尤其令人毛骨聳然，伴隨著拂過的急風，岩石間傳出一陣陣陰森的怪笑，尤如置身地獄。500年後，東晉名僧法顯心有餘悸的回憶這裡「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幟耳」，以致整整走了十七天方才走出這座地獄。不知道，李廣利一行風餐露宿，究竟是怎麼挺過來的。不知多少人在此葬身沙暴、多少人迷路掉隊，困死荒丘。

　　過了鬼哭人愁的白龍堆，不遠就是蒲昌海，即著名的羅布泊。說到了羅布泊，那就不得不提及另一個比羅布泊更聞名暇邇的地方——樓蘭

八

　　樓蘭，一個被後人賦予無數浪漫、美好暇想的神話般的異域王國。然而，真實的歷史總是那麼殘酷無情，當神秘面紗被輕輕退去後，我們會發現，樓蘭實際不過是個人口僅有一萬多的小城鎮，且非常貧困，史稱其「地沙鹵，少田，寄田仰谷旁國。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樓蘭雖瀕羅布泊，但羅布泊是著名的鹽水湖，水質咸苦，並不能造福人類，漢代又稱鹽水。且羅布泊自古以來是一個著名的詭異地帶，人類在此神秘死亡、失蹤的事件層出不窮，史載漢朝使團就常常「過鹽水數敗」，其詭異之迷至今無解。

　　如此惡劣之地，樓蘭人的生存狀況可想而知，1萬多國民連吃飽肚子都不容易，還得負擔一批批動輒數百人的漢朝使團、中外人員的迎來送往。冒著沙塵暴「負水儋糧」的到邊界上迎接。還常被漢人以上國自居勒索、掠奪財物。這對一個赤貧小國是怎樣的浩劫。因此樓蘭的排漢傾向是西域各國中最堅決的，即使漢朝在西域已享有權威之後，仍「數遮殺漢使」，其實這種衝突的實質是人口與糧食之間的矛盾。漢廷後來可能發現了這個癥結，派人去樓蘭轄下的伊循地區搞了個「經濟開發區」，屯田軍墾，每年生產上百萬石糧食，才使敵對情緒得到緩解，當然，這是後話了。

　　李廣利大軍是在夏秋之際出發的，當千里迢迢抵達樓蘭時，無疑已入冬。西北氣候涼得很早，秋天就已天寒地凍，何況嚴冬？漢軍急需增加熱量，但數萬人的隊伍對樓蘭而言完全是場災難，就算活命糧都拿出來，也解決不了問題，「貳師將軍」只得帶領飢腸轆轆的隊伍冒著凜冽的寒風，匆匆折向西北，向姑師進發。姑師又稱車師，地處絲路北道，都城在今吐魯番盆地的交河故城。這裡倒是個地勢地窪、河湖縱橫的好地方，因此物產豐盛，「食物至多」。而且車師人是一個聰明勇敢，很富於創造力的雅利安人部族。他們將都城選在河流之中的一座巨型的平頂懸崖上，這裡河流環護、居高臨下，易守難攻。車師人以他們的血汗和智慧，在這座面積約47萬平方米的崖台上建起了一座巍峨壯觀的都城。從外部看上去，頗像雅典衛城一般，全城用夯土版築而成，上有街道、廣場，下有地道、暗室，嚴密而有序。外表看去像一座巨型堡壘，而內部卻營造得相當舒適，王宮、市政機構、居民區、生活設施一應俱全，至今保存完好。可惜如此完美的傑作，卻不能保護這個可愛的小國免於入侵。先是迫於匈奴，為之充當反漢的前哨，後又屢遭漢朝報復，最終慘遭肢解，永久性分裂為車師前、後兩國。

　　不過對於李廣利而言，要緊的是，他的隊伍總算可以吃上飽飯了。

　　當時漢朝交通西域，大致分南北兩道，北道從玉門出發，經樓蘭、姑師，向西過焉耆、輪台、龜茲、姑墨、溫宿，出蔥嶺到達大宛。這些小國都是操印歐語的雅利安人國家。南路出陽關過樓蘭，向西南到達且末、于闐，再折向北到達疏勒（今喀什），然後出蔥嶺。相比而言，南道艱苦得多，沿路國小民稀，沒有一個超過2萬人口的國家，彼此常隔著數百里的沙漠。因此《史記》才會有「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的說法。而北道最難走的主要是玉門-----樓蘭----姑師這一段，從姑師再向西，情況就好多了，有一段長達2000多里的綠色走廊。這裡分布著絲路最富庶的幾片大型綠洲。先是博斯騰湖，面積浩瀚，今天尚有一千多平方公里，漢時的水域面積比現在大得多，所以那時稱之為海。由於是淡水湖，生態環境非常優越，湖面波光粼粼、水天一色，湖邊葦翠如海，魚鳥眾盛，環湖座落著焉耆、危須、慰犁三個小國。再往西，分別是輪台、渠犁、龜茲、姑墨、溫宿，這些都是水草广饒、土地肥沃的國度。但它們要麼是親匈派，要麼自恃實力，總之對漢朝很不友善。

　　當漢軍抵達時，隨帶的糧食早就吃光了。加上剛剛經受漫長嚴冬的折磨，隊伍死的死、病的病，逃亡的逃亡，人數嚴重縮水。北道各國看到這麼一群兵威不振的叫化子似的隊伍，膽子更壯了，緊閉國門，讓這些不素之客滾得遠遠的。李廣利們只好一路邊走邊打，常常好容易十天半月熬過一段無人區，來到一個綠洲，卻顧不上休息，先得忍飢挨餓去攻城，否則活命糧就沒有著落。其痛苦與艱辛可想而知。大城打不下來，圍幾天就只好趕緊走，運氣好打下一些小城，還能吃上幾頓。有河湖的地方尚可打鳥捕魚，荒涼之處只能忍飢挨餓。食物的短缺，不知奪走多少人的生命，但最令人糾心的，是大批傷病員的安置。

　　危險的戰鬥環境、嚴酷的氣候、惡劣的物質條件、加上水土不服、長期食用野生的獸肉，以至漢軍「兵未戰而物故過半」，每天有大批人倒下。無後方的絕域行軍，數以萬計的病員如何治療、安置？還是活活拋棄，任由風沙掩埋、蒼鷹啄食？不知是士兵的命運太過悲慘，不忍描述；還是他們在漢武帝時代死去的千萬人中顯得太過渺小。無論《史記》還是《漢書》，對此都不置一詞。倒是成書於唐代的《北史》，提供了一點線索。此書在《高昌傳》中記載：「昔漢武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高昌在今吐魯番，距車師王城很近。可見，李廣利曾將一批傷病員安置在車師附近，據後來學者考證，漢軍還為他們築起城壘以自護，並屯田自食。從此高昌成為漢朝在西域的第一個據點，並在宣帝時正式成為軍事基地。

　　不管後人如何鄙視李廣利是個「私惡甚多」的庸材，他畢竟還是為傷病的士兵們的妥善安置做了努力，想了辦法。比起「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踏鞠也」的霍去病來，多少還有那麼點人情味。

九

　　這支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流浪軍團，居然一直在艱難而頑強的挺進著。經過綠洲，走出沙漠，翻過無數雪山丘陵，穿過金黃燦爛的胡楊林，最後以不可思議的驚人毅力翻越了帕米爾高原。「帕米爾」是塔吉克語「世界屋脊」的意思，因多野蔥，漢人又稱為蔥嶺。帕米爾高原生長的這種蔥，是高寒山坡地帶野生的一種沙蔥，形似雜草，葉小而圓筒中空，故曰蔥。而且味道還不錯，據說今天百姓仍用它來製作過冬的淹菜。

　　蔥嶺高山峻岭，冰川如林，「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恆積冰雪，寒風勁烈」（玄奘語）歷代被中外視作絲路畏途。《漢書》稱絲路最可怕的地方有兩處：「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厄」，龍堆就是白龍堆，所謂身熱、頭痛、縣度，是蔥嶺的幾處著名山峰，上去了就發燒、頭痛，讓人苦不欲生。縣度更絕，行人必須以繩索懸縋而下才能過得崖去，故得名。所以，漢代文學家楊雄曾形容蔥嶺是「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內外也」的地方。從方位上看，此次他們可能是從蔥嶺的吐爾尕特山口過的身。因為這座山口距大宛下屬的郁成較近，且海拔3759米，比帕米爾整體4000米～7700米的海拔要低很多，北、東、南三面地勢較平緩。但即使如此，氣候的惡劣是逃不過的，暴風雪如家常便飯，發作時「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今天的邊防戰士還編了個順口溜形容其可怕：「氧氣吃不飽，風吹石頭跑，天上無鳥飛，四季穿棉祅」。戰士們每晚入睡，常要吸一個小時氧氣還不舒服，更何況翻山行軍了。簡直無法想像，當年缺衣少食的漢軍是怎麼翻越過去的。不得不說，光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軍事奇蹟！

　　當倖存者們終於遊盪在大宛邊界時，出關的數萬大軍已只剩下幾千幽靈般的殘兵了，此時與其說是軍隊，不如說是難民。尤其是那六千匈族精騎，即便人活下來，馬也死光了，成了匈奴步兵。他們選擇郁成做為第一個進攻目標，這是明智的選擇，郁成比王城小，好打，打下來有吃有喝，可以歇歇氣。郁成在今天吉爾吉斯的烏茲根，位於大宛王城貴山城東南約二百里處。綜合史料來看，它顯然是大宛各城邦中的一個小強，與康居的關係也不一般，因此大宛不敢殺的漢使，它敢殺，而面對漢軍的報復，他們頗為有恃無恐。

　　接下來戰鬥，也很好的詮釋了什麼是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

　　《史記》：「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

　　《漢書》：「攻郁成城，郁成拒之，所殺傷甚眾。」

　　大宛舉國震驚了：原來一再讓匈奴人蒙羞的漢朝，竟是一隻紙老虎！

　　李廣利知道再打下去，恐怕連回去報信的人都沒有了。「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走吧，不就是沒弄到幾匹馬么？於是「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數萬大軍，歸來寥寥無幾。李廣利自知難以復命，上書交待了難處，請求「願且罷兵」。

　　敗報傳來，朝野震動，漢武帝勃然大怒。自大漢開國以來，對外戰爭還從未這麼丟臉過，被一群西域小國譏笑，讓大漢面子往哪擱？而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李廣利敗歸的路上，漢朝又遭到一次更嚴重的挫敗。趙破奴所率2萬漢匈騎兵在塞北數百里處遭到匈奴主力圍攻，全軍覆沒。
這是一個嚴重的徵候，自元狩4年（前119）之後，經過15年的蜇伏，匈奴人又恢復了力量。而這兩場挫敗，都是武帝一人決策導致的，這個羞惱就不用提了。

　　弔詭的是，面對匈奴的復興，武帝卻打掉門牙往肚裡咽，先要去教訓萬里以外的大宛。這引發了朝野的強烈反對，跟捅了馬蜂窩一般，激烈者舉出一籮筐的不便理由，認為大宛絕遠，得失無關大局，當前應集中力量，「專力攻胡」。按理說，匈奴強、大宛弱，匈奴近，大宛遠。二者孰輕孰重漢武帝不會拎不清。但武帝卻一意孤行，以致砍了帶頭反對的大臣鄧光，強行將反對聲浪壓了下去。大敵當前，武帝為什麼對眼前威脅視而不見，非要去夠那個遠在萬里的希臘人在東方的葡萄園呢？

　　對此，連司馬遷也解釋得很含糊，只說「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為外國笑」。可是，比起匈奴的威脅來，所謂善馬絕、苦漢使、外國笑，不都是小兒科嗎？太史公這分明是譏諷漢武帝不分大局，死要面子啊！

　　但武帝的高明，豈會不及一個寫史的？

　　若說消滅南越、東越、朝鮮這類對手只需要一場戰術勝利的話。怎樣對付游牧民族，卻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若武帝聽從士大夫們「專力攻胡」的意見，漢匈戰爭只會無休止的打下去，最終就是漢朝先被拖垮。與游牧民族相比，農耕文明更經不起持久戰。別看文景之治留下的家底厚，所謂「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但農耕國家的作戰成本是天文數字，據主父偃的說法，僅前線所需的每一石軍糧，都是在路上付出192斛糧食的消耗之後才運到的。因此，漢匈戰爭才打了十年，就把幾代人積聚的底子一掃而空，以至「賦稅既竭，不足以養戰士」。所以對於中原帝國而言，當前根本利益就是一勞永逸的結束戰爭。

　　而今人看來堪稱漢匈命運轉折的漠北大捷，在武帝眼裡，實際上是失敗------速決戰破產了。衛青把單于放跑了，卻把責任推給了一場狂風。戰爭變得遙遙無期，這就是為什麼匈奴被打得「漠南無王庭」之後，衛青仍「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的原因。

　　漢武帝也從此看清楚：
僅憑正面戰場是解決不了匈奴的。

　　因此，劉徹在戰略上下足了功夫，先出擊東北的穢貉，將匈奴與朝鮮隔開；進而奪取河西，斬斷匈奴與強悍的羌人的聯繫；最後控制西域，在匈奴人的後院放火，將匈奴從東到西完全隔絕起來。匈奴孤則勢弱，弱則亂，亂則分，到那時，周邊各族自會群起而攻之，其敗亡瓦解就是時間問題了------正是這種定律，後來見證了一個個游牧帝國的滅亡。可笑明朝初年的洪武、永樂大帝一再掃北，只專註於在正面戰場，結果子孫仍不免土木堡之辱，就是一個反面教訓。

知乎答案不讓超過三萬字，剩下的大家去看原帖吧

這是我寫的發布在專欄「南山快評」（微信訂閱號：nanshankuaiping）上的文章《為什麼漢武帝必須征伐匈奴？》，直接貼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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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被後世公認為「一代雄主」的漢武帝劉徹，在位54年，幾乎是窮畢生之力在攻伐匈奴，解決北方的邊境問題，這位精明強幹的帝王為什麼犯了「中二病」一樣跟匈奴過不去呢？

積怨已久

匈奴跟華夏衝突由來以久，戰國時秦國、趙國、燕國為防止匈奴入侵修築長城，趙武靈王因為匈奴軍隊強悍的戰力而要「胡服騎射」，學習匈奴，秦始皇統一中國時安排蒙恬率精銳部隊鎮守北邊，沒有讓蒙恬參與征伐六國。漢高祖劉邦被匈奴困在一個叫白登的地方，給單于老婆送金銀珠寶吹枕邊風讓放自己一馬，劉邦死後匈奴單于調戲呂后「你也是單身，我也是單身，不如你嫁過來」，這口氣呂后和漢朝的文武大臣忍了下來，漢文帝（劉徹的爺爺）和漢景帝（劉徹的父親）時期也只能送宗室公主過去和親，到劉徹這兒已經是忍了60年的屈辱，對匈奴可謂有深仇大恨。

猜疑鏈的作用

猜疑鏈的理論告訴我們：一個文明不能判斷另一個文明是否會對本文明發起攻擊。邊患對於古代的封建王朝來說是心腹之患，如果不乘自己強大的時候打擊對方，將來王朝弱勢時會有傾覆之危。在後世的例子中，在金比較弱的時候遼有機會消滅金，遼沒有去做，結果金滅遼，金有機會打擊蒙古，金沒有去做，結果蒙古滅金和南宋。明代表面亡於李自成農民起義，實則亡於東北部的後金（即後來的清）。漢武當然無法知道後面發生的事情，但一個強大的對手的存在對自己及子孫政權的威脅是可以感知到的。

匈奴之患，像懸在頭頂上的劍一樣，讓漢朝的君臣寢食難安，說不準什麼時候就給你來個燒殺搶劫。因此，最好的防禦就是進攻，未免將來自己勢弱被匈奴欺負，不如趁自己兵強馬壯將匈奴擊垮。

太子劉據是漢武帝劉徹最鍾愛的兒子，劉據是劉徹和衛子夫的孩子，性格比較溫和仁厚，常常勸諫父親不要連年征伐。漢武帝說「我如果不為漢家訂立制度，後代將沒有東西可以依鑒。這些武力上的事情我幫你做了，你就可以做一個太平天子。」可見，為子孫後代計，劉徹也必須打擊匈奴。

征伐匈奴的條件

那有沒有攻擊匈奴的條件？

打戰需要有錢有糧，漢初採取無為而治的方針，與民休息，經過「文景之治」之後，糧食堆滿倉庫，錢幣放在國庫里生鏽。

打匈奴需要有騎兵，組建騎兵需要有馬，漢武帝派人到西域引進「汗血寶馬」，鼓勵民間養馬，得馬數萬。

打戰需要有將領，衛青是衛子夫的弟弟，霍去病是衛子夫的外甥，這倆不是一般能打仗的是劉徹自己老婆娘家人，還有難封侯的李廣等人，領兵打仗的將領有。

統領全局，調度全國力量給予支援的雄主有沒有？當然！秦皇漢武雄得不能再雄。

錢、糧食、馬、將、君主，條件都已具備，此時不出征，更待何時？

衛青和霍去病

漢朝的騎兵採取深入敵境，出奇制勝，遠程奔襲，迂迴包圍的閃電戰。衛青為此種戰法的開創者，霍去病將之發揚光大。在衛青被授予「大將軍」，統帥全部軍隊後，閃電戰的任務就交給霍去病來完成了。

征伐匈奴的戰場戰術層面是由衛青和霍去病負責執行的，其中衛青是真正的全軍統帥，運籌帷幄，霍去病是先鋒將領，衝鋒陷陣。

「衛霍組合」中衛青所率領的軍隊包括步兵、騎兵等各個兵種，講究整體推進、協調作戰，這種作戰方法的好處是穩紮穩打，能讓自己先立於不敗之地，其次能牽制敵人，不足在於機動性不強。

霍去病在漢軍中是騎兵統帥，他所率領的騎兵速度快，機動性強，對匈奴人有極強的針對性，可以主動尋找敵人進行作戰，同時這種作戰方法是無後方作戰，給養必須得靠自己在戰鬥中劫掠補充。

衛青重視實際效果，打擊敵人的經濟基礎，霍去病簡單粗暴，戰場收割機一樣的存在。

戰爭雙方拼物質基礎，漢的物質基礎是糧食，戰馬，錢等。匈奴的物質基礎是牛馬羊，水草豐美的草原。牛馬羊，水草豐美的草原，同時也是匈奴人的生存基礎。

基於此，衛青打仗，並不重在殺人多少，而是重在實現戰略目標，重在給敵人經濟以重大打擊，並重在獲取敵人物資，以戰養戰，使敵人失去生存的基礎。從而打敗敵人。

這一特點從河南戰役衛青戰樓帆王，白羊王，殺5000餘人，獲牛馬羊百萬頭，收河南地可看出。漠南戰役，更說明了這點，衛青戰右賢王，俘男女15000人，獲牛馬羊千百萬頭，完全擊垮了右賢王。這兩次戰役雖然殺人不多，但卻從生存基礎上完全摧毀了樓帆王，白羊王，右賢王所部。佔領了匈奴的水草肥美之地。對匈奴整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使該三部只剩下等待餓死的人，只能各奔東西，自找生路。以後數十年不見樓帆王，白羊王，右賢王所部，對漢朝侵略。

衛青的這種戰略思想，還可從衛青採取的春天燒匈奴草原，餓死匈奴牛馬羊的戰術中看出來。該戰術也為後人所稱道。

霍去病的作戰風格很簡單，就是殺敵，這從數據統計可以反映出來，衛青七擊匈奴，殺匈奴五萬多人，霍去病六擊匈奴（其中兩次隨衛青出征，自己為將四次）殺匈奴11萬人。太過鋒利則易折斷，霍去病24歲時就病死了，即使這樣霍去病也被稱作千古名將，可以功名之盛。（筆者懷疑霍去病小時候可能體弱多病，所以才會取「去病」這個名字。）

與唐代征突厥對比

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李世民派李靖征討突厥，不到一年時間就打敗對手，消滅了東突厥，那麼為什麼漢武帝時期打擊匈奴需要耗時幾十年呢？

對手所處的時期不一樣，武帝時期漢王朝欣欣向榮。對面的匈奴也不差，自冒頓單于擊破東胡，一統北方之後，其後老上單于逐走月氏，將河西、西域納入下轄；匈奴邁向鼎盛，再之後的軍臣單于、伊稚斜單于兄弟也都是傑出的領導者。況且，在武帝之前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匈奴的軍力強於漢王朝，這中間包括國力、武器裝備等等；能打贏都是稀罕事，打到匈奴老巢那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所以漢匈之戰是兩個巔峰王朝在剛正面，打得久那是正常。

唐代突厥內部不統一，這是人和，突厥遭遇連續天災，這是天時。整體實力上唐是大一統王朝，剛剛經歷多次大戰，武力極盛，而突厥並沒有完全整合，也沒有經過長時間的發展（隋代突厥臣服於華夏），因此李靖打突厥相當於秦始皇時蒙恬打匈奴，都是優勢戰。漢武帝時征匈奴差不多是勢均力敵，漢武帝剛開始提出要和匈奴打仗時很多大臣都不贊同，認為沒有必勝把握，實際上戰爭的開始也是互有勝負甚至漢勝少負多。

對後世的影響：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漢武帝時期並沒有徹底消滅匈奴，但仍然極大的打擊了匈奴的實力，威震西域。西域各國仰慕漢朝的威儀和文明，紛紛同漢朝做生意，建立了一條「絲綢之路」，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融合。

漢武帝征匈奴為華夏民族塑造了強勁的風骨，整個華夏民族此後雖多次沉浮，但始終沒有被徹底擊倒，一代又一代的強人們出來力挽狂瀾，救民族於危亡。

漢武帝對匈奴作戰取得了成就，但這是前後幾代積蓄的結果，秦始皇統一中國也是依靠前後幾代努力，史家稱漢武帝很像秦始皇是非常有道理的，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評論漢武帝：「在徵用民力，發動戰爭方面與秦始皇沒有什麼不同，秦之所以速亡，漢之所以久興，是因為漢武帝能尊重儒家，知道用人，能虛心接受忠直的言論，憎惡被人欺騙，喜好賢士，賞罰分明。到晚年能改正自己的過錯，能把江山社稷託付給霍光這樣適合的人，因此有敗亡的徵兆而沒有實際敗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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