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商鞅在秦國變法，身死而政不熄，而吳起在楚國變法卻人死政熄？
這是為啥呢？說先佔坑的同學們不可以挖坑不填呦~~
首先界定下楚國是個什麼國家。
中央集權式帝國出現前，人類歷史上就出現過不少帝國形式，不說歪果了，就說中國。如商朝，以首都城邑為中心，以聯盟或者威服的手段搞幾個諸侯做盟友，基本沒有領土概念，只區分敵人還是自己人，對敵人一般進行屠戮或者俘虜為人殉奴隸，而不是試圖將被征服者納入自己的統治，直到商朝晚期，商朝對河北一些地區的統治才有了將被征服者納入自己統治範疇的意思。而對山東、兩淮之間的東夷國家，只能靠口頭盟約和武力壓迫來維繫其主從關係。
到了周朝，由於吞不下商帝國的全部遺產，周朝發明了分封制，派自己人在新的土地上世襲分封建立國家，然後由宗法制來維繫天子和諸侯的主從關係，基本從商朝這種城邦式或者坐寇式帝國進化成了有領土概念的聯邦式帝國。當然我用詞不準確，但大略就是這麼個意思。
楚國對於周朝的存在，極其雷同周朝對於商朝的存在。商朝時期，周朝作為臣服商朝的夏朝遺留諸侯存在，與商朝的關係是盟約式的主從關係，這種關係維繫的前提就是商朝必須一直強大，周朝必須一直弱小，一旦周朝翅膀硬了，就開始不聽話，最後推翻商朝做天子了。
楚國對周朝既是如此，楚國在商朝晚期就出現了，當時還是弱弱滴，甚至一度是周朝很忠實可靠的臣屬盟友。如果周朝繼續跟商朝一樣，楚國完全能複製周朝的老路，最後取代周朝成為天子。
而楚國的確就在走周朝的老路。
周朝從山西南部遷徙到陝西立國，第一件事是什麼？就是從西戎里打地盤，先鞏固自身。
楚國從河南遷徙到湖北立國後，第一件事也是打擊當地原住民荊蠻人，鞏固自身。
周朝的第二步就是巴結商朝天子，取得協助或者代替商朝征討西方的承認權，既能發展自己，吃力的時候還能問商朝討要援助。
楚國也是，楚國在西周前中期極力巴結周天子，楚國國君甚至數次主動跑到鎬京侍奉周天子。
第三步，周朝感覺自己翅膀硬了，滅掉商朝指派負責監視自己的諸侯崇國。
楚國同樣，翅膀硬了，滅掉了漢陽諸姬。
接下來路就不一樣了，周朝是一舉滅商，然後分封可以依靠宗法制維繫的自己人為諸侯，並竭力壓迫甚至滅掉舊的野生的與周人沒有關係的諸侯。
楚國也準備這樣走，可是跟周人打了幾次後，發現周朝不是商朝那樣的原始帝國了，周朝是有許多依靠宗法制維繫的忠誠度較高的諸侯盟友的新式帝國。楚國妄圖學習周朝賭個博一舉翻身，那是不可能了。
於是楚國就想到了既然無法滅周，那我就跨越式發展，我先分封諸侯，我也有一批能用宗法制維繫的可靠盟友後，我再滅周，豈不妙哉？
於是楚國的戰略轉變為繼續吞併小國，在吞併小國後分封自己人來消化勝利果實。
然而，可能是語言不同，也可能是怕周朝指責自己僭越。楚國分封的東西不叫國，而是叫縣。
沒錯，縣。赤縣神州的縣就是這個意思，和「國」是同義詞。直到新的沒有分封意義的縣出現在晉國並迅速風靡天下後，縣的意思才逐漸從「國」的同義詞矮化成現在這個意思。
楚國分封的縣，也有自己的「諸侯」，在最初，縣的「諸侯」叫尹。尹，是商朝到楚國延續的，類似宰相管家之類的職務。而負責一個縣的「尹」，其實就是世襲的諸侯。
到了楚國開始公開和周朝叫板的年代，楚國國君已經完成了子爵、自稱公爵、自稱王爵的轉變。於是楚國對自己的「諸侯」也晉級了，縣的「諸侯」開始叫公、侯。
當然在整個華夏國際交流中，楚國的「諸侯」一般是作為大夫的身份參與的，所以有時候也被混同稱為大夫。
譬如大夥耳熟能詳的成語「葉公好龍」的主角葉公，就是楚國在葉縣的自稱「公」的「諸侯」，是楚國王族的血親羋姓沈氏（後變為葉氏）出任的。
譬如白公勝，這就是權力爭奪失敗的楚國王子，被分封在巢邑，成了白公。
譬如楚靈王滅陳國、蔡國後，在兩國分設陳縣、蔡縣，各自分封了陳公、蔡公。
很顯然的是，靠摸著西周過河，楚國在春秋時期已經成為翻版西周，由於西周已經完蛋了、東周威權不再諸侯各自為政，所以楚國在春秋時期的每一次的軍事行動，都不啻為統一的聯邦式帝國對一個名存實亡的邦聯的征伐，若非齊國、晉國的崛起，楚國會繼續蠶食，然後坐等中原諸侯歸順，楚國完全就可以當新的聯邦帝國的天子了。
然而一味模仿已經走入死胡同死翹翹的西周，雖然崛起很快，但這個副作用也是很大滴。
那就是國家領土看似很大、人口看似很多，但還真不都是楚王一個人的，而是楚王和其他縣公一起的。其他的縣公或者比縣公低等的領主、采邑主不忠於楚國，甚至賣國的現象比比皆是。
譬如楚才晉用的申公巫臣，申地的世襲縣公哦，由於看上了美女夏姬反了。但楚王到底是最大的領主，於是在楚國令尹自反的打擊下，申公巫臣只能流亡晉國，最後再流亡吳國，幫助吳國訓練士兵，一心要顛覆自己的祖國。
譬如在楚國王室擔任太傅高職的伍奢之子伍子胥，同樣也是羋姓王族，但爹被殺了。於是一怒投吳，繼續顛覆祖國。
而楚國在面對吳國的入侵時的不堪一擊，以及復國的迅速程度，都賴了分封制。
面對吳國入侵時，抵抗的兵力幾乎只有楚王自己的軍隊。其他縣尹、縣公、縣侯呢，除了在楚國王室擔任左司馬的沈縣的「諸侯」沈尹戌寥寥幾人外，幾乎都沒人搭理。
幾乎就是周幽王被犬戎吊打，中原諸侯看熱鬧的翻版。
然後楚國為什麼復國這麼迅速？
不全靠秦國援軍，秦國援軍的作用只是重新樹立了楚王的威權而已。就算沒有秦國援軍，吳國毆打的只是楚國最大的領主楚王，其他的領主手裡可各有重兵呢，一旦有人挑頭願意驅逐吳國，這些原本看熱鬧的領主一發威，吳國只好灰溜溜地撤軍了。吳國入侵楚國為什麼這麼快就成功。這麼快就夭折，全賴了楚國的分封制。
同理，犬戎在滅了西周后為什麼消失了，這也全賴了周朝諸侯們都很強大。
地方上有獨立性的領主也就罷了，關鍵是楚國不但在學習西周的同時染上了分封制的後遺症。還受到了春秋時期卿族崛起的傳染病的影響。
大夥耳熟能詳的，楚國幾大出自羋姓王族的卿族：斗氏、昭氏、景氏、屈氏。以及出於外姓的卿族：黃氏、項氏……
這些卿族基本都與楚國的領主「諸侯」重疊，也就是這些卿族在地方上都是楚國的小諸侯，在中央又是架空楚王攬權的權臣家族。
大楚國藥丸啊！
所以看，在戰國初期，七雄分立。無論領土、人口、政治規模。楚國對其他六國幾乎都沒法比，簡直是碾壓式的啊。為毛不統一中國啊……
因為楚國此時已經是日暮窮途的老大帝國了，在中央卿族崛起，在地方領主林立，而且卿族和領主們還都是一伙人。楚王的政令能否得到執行都是問題，此時的楚國看似有幾個能攬權有作為的楚王，可是在這種背景下能攬權有作為有個毛用！
國人暴動前的周厲王就很有作為、就很會攬權，結果還不是被大夥一齊坑了？
然後我們對比一下其他六國：
韓趙魏，卿族起家，在躋身諸侯之前都各自在內部完成了集權，在立國後還都進行了變法和新政。基本上早就是集權式政權了，分封制遺存影響不大。國王的意志能得到貫徹執行。
齊國，卿族起家。雖然田氏代齊一家獨吞齊國投機取勝的概率很大，但齊國在齊威王時期採取了加強威權的吏治整頓。齊國的集權程度雖然不如韓趙魏，但遠勝楚國。
燕國，本來是個活化石，但這個活化石被破壞分子齊宣王毀了。重新復國的燕國靠著燕昭王的武功樹立了新的集權政治，燕國已經浴火重生了。
秦國，秦國是一個很獨特的，直接從城邦式國家一步躍進為集權國家的，基本沒有經歷過分封制和類似分封制的卿大夫分封。後遺症最小，商鞅變法的阻力看似很大，但其實是微乎其微的，其他諸侯國要敢這麼變法，造反幾個領主大夫你試試？而秦國，就沒幾個領主大夫有造反的實力。
然後就是我們的楚國，不難看出。楚國要變法，根本上就是要搞掉這些勢力龐大的領主貴族，可搞得掉嘛？吳起變法無論手段如何、條款如何，他們面對的出路只有兩種：
一種是如歷史走向，楚悼王和吳起先刮皮毛慢慢偷著減弱領主的許可權，然後強化中央軍隊。領主們坐觀其變，然後吳起練兵成果還不錯，外戰取得了一些勝利，這時候最困難的來了，得對付內部敵人了。然而楚悼王卻很幸運也是很不幸地……死了……於是變法夭折。吳起和楚悼王的屍體被射成了人肉臊子。
第二種就是楚悼王不死，然後君臣齊心協力。這時候大家腦補一下加強版的七國之亂、安史之亂、三藩之亂這些東西……然後其他諸侯國趁火打劫，楚國能不能浴火重生……這個難度恐怕是九顆星。恐怕還沒等楚國浴火重生，在其他諸侯入侵和內亂之下，楚國提前完蛋了。
最後再說一下楚國為什麼最難滅。
這又賴了分封制，大夥知道，秦國消滅其他諸侯國，基本都是一戰定乾坤。因為其他諸侯都已經完成了集權，決戰後就沒有其他抵抗勢力了。
而我們大楚帝國，你還想一次決戰就搞掉？幼稚。
所以消滅楚國，王翦說要六十萬兵，但沒說要精兵還是弱兵，而是六十萬。
為毛……
因為要一個個拔掉楚國各地各自有各自的軍隊和地盤的領主們，十幾萬精兵的話累都累死了。而籠統地要六十萬，才能真解決問題啊。
楚國滅亡後，項燕為什麼還能跳騰，還不是他自己本就是楚國一大領主，而且其他領主陸陸續續也加入抗秦了。
也就是說，楚王要改革，要面對一群壞蛋阻攔。
秦國要滅楚，這群壞蛋同樣會站出來。
成也分封，敗也分封。
馬基亞維利的《君主論》，對君主國的創建者有個建議，那就是要「扶植新貴族，壓制舊貴族」。其實，這個原則對於新制度的推行者也是適用的。
新制度是否能有延續性，本質在於是否能建立起受益於該政策、又強有力的利益集團。
用更直白的話來說，新制度的推行者要確保自己離任後政策不變。在任期間，就得扶植新貴族（新既得利益集團），壓制舊貴族（原既得利益集團）。
新制度的推行者離任後，新既得利益集團根基尚淺，又結怨於原既得利益集團，一身榮辱全基於所執行政策。新既得利益集團為了保住既得利益，完成權力的代際轉移，進化成新貴族，只能繼續執行有利自己的既定政策，繼續打擊原既得利益集團。新既得利益集團主觀上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客觀上也鞏固了既定政策。
==========以上是總原則，具體到秦楚如下========
商鞅、吳起分別在秦國、楚國變法，均未善終。看他們變法的具體措施，其實都是大同小異，如制定成文法、削弱世襲貴族、強化集權等。但其中的一個細節的不同，直接影響了政策的延續性。那就是商鞅變法揉入了針對全階層的軍功制。
楚國曆來有公子掌相、領兵的傳統，從早期的若敖氏，到後期的屈氏、項氏，其實都是楚國王室的分支，同時是楚國境內的世襲縣公。而秦國卻不然，丞相喜歡用客卿（外國人），武將則用外姓國人。在楚國，軍功授爵制反而增強了世襲貴族的實力，使其獲得了合法擴充實力的途徑。而商鞅在秦國的變法，則造就了一個新的利益集團——外姓軍功集團。這個集團的產生和存在的合法性，在於商鞅變法中按軍功賞賜的二十等爵制度。而這個集團在政治上最大的對手，就是舊既得利益集團——世襲貴族集團。更重要的是，對君權而言，外姓軍功集團即無王位的繼承權，又無世襲地方行政權，其對君權威脅遠小於世襲貴族。
商鞅最終難逃一死，但他扶植起來的新貴族已經成型，他們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將繼續支持商鞅的變法，直至自身地位鞏固。商鞅死後，秦國郡縣制和分封制之間政策路線之爭，本質上是君權支持下的軍功集團和世襲貴族的黨爭。最終，軍功集團乘著君權支持的東風，結合少部分轉型成功的舊貴族，一起構成了秦國後期的新貴族集團。而秦國的變法成功，只是副產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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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原因很多
第一，吳起的變法側重於打擊舊貴族，比如使其遷廣虛之地，比如三世而收爵，然而商鞅變法與其相比最重要的不同在於，商君在打擊舊貴族的同時也利用軍功受爵制塑造了一批新貴族，由於楚國沒能形成一批新的貴族，所以變法的實施沒有根基，只能依靠王權的支持，因此楚悼王去世之後舊貴族就開始對變法進行清算
第二，我不認為這是因為商鞅比吳起更強，而是因為山東六國的禮樂精神無法接受關中的軍國主義精神，六國沒有實施軍功受爵的土壤，秦國地處西疆，受蠻夷影響很大，形成尚武的社會風氣，這是軍功受爵和秦漢帝制生長的最佳土壤，再看楚國，經過了前期的篳路藍縷，楚國盡展南方優越的自然條件，由此形成了浪漫的文化氣息，諸如重視思辨的道家、浪漫主義的楚辭、靈秀精巧的禮器構成了楚文化的特徵，這也使得楚國無法接受冷酷的軍國體制。
在這裡，我們主要談談社會結構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明確一個概念，變法的目的是什麼？答案顯然易見：將宗法封建制國家轉變為中央集權制的官僚帝國。那麼這一變化如何實現呢？首先就是貴族勢力不能過於強大。這裡我們要強調一點，弱小的貴族不是變法的結果，而是變法的條件。
戰國早期的霸主是以魏國為首的三晉和隨後齊威王齊宣王時期的齊國，我們考察這四個國家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戰國國家大多都存在一個從宗法體制中衍生出一種不按照宗法原則而是帶有官僚性質的卿族集團，他們任用家臣卻不行分封，不斷將權力集中於自己手中，在諸侯國內部形成一個中央集權的小型國家，最後取而代之或是分而解之，而新生的諸侯國就成為一個帶有中央集權性質的官僚國家了。當然，這些國家裡依然有貴族的影響。因此，我們還要看到，法家的變法只是整個演化過程的一部分，這種變化在春秋時期就已經開始了。總而言之，變法的重要條件是在宗法封建國家中出現一個中央集權性質的官僚國家。
由此我們再看審視楚國的歷史。楚國的歷史與晉國齊國有很大的不同，顯而易見楚國並沒有發生士卿專政的情況，這是由於楚國受宗法影響較晚，卿族勢力較弱，而且大多封地較少，且處於邊疆地區，相反楚國在武王時期就開始設縣，王權有了保障。楚莊王時期發生了若敖氏之亂，更是對卿族勢力做了一次清掃，但是我們要看到，雖然楚國的卿族勢力弱於王權，但是由於楚國仍是一種宗法體制，因此他不可能徹底消滅卿族。公族專政的後果就是公族之間相互傾軋叛亂不斷，反而不斷的削弱了王權。自康王之後，楚國先後發生了公子圍之亂，公子棄疾之亂，白公勝之亂，再加上與吳國的戰爭大敗，昭王惠王時期王權已經無力控制卿族，自惠王始開始實行封君制，貴族勢力進一步膨脹，而到了吳起變法時期，已經出現了「大臣太重，封君太眾」的情況，這些貴族勢力毫無疑問成了吳起變法的重要阻礙，因此隨著悼王、吳起的逝世，舊貴族集團就會十分自然的廢除新法。
我們再來看秦國，秦國立國比楚國更晚，幾乎沒有受到宗法制的影響，卿族政治根本無法發展，大概最有影響力的貴族就是秦昭襄王時期的魏冉了，不過那時候變法已經大局已定，因此我們說，秦國根本不需要經歷山東六國破繭成蝶的痛苦，他一開始就不是個純粹的宗法制國家。再加上尚武的社會風氣，商鞅的變法實行的非常順利，殘存的舊貴族在軍功受爵體制下出現的新貴族面前不堪一擊，因此，無論舊貴族多討厭新法，新法已經成了定局，秦國已經成為了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帝國，甚至可以說是一個軍國主義的帝國。
總而言之，如果問為什麼商鞅和吳起的變法結果不同，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變法之時兩國的社會結構完全不同，秦國王權極為強大，而楚國的貴族勢力已經完全阻礙了變法的進行。
一點餘論：其實如果只討論社會結構對於變法的影響，我完全可以直接從楚國的封君制講起，無需梳理楚國王族、世族的消長關係，更無須介紹三晉和齊國的蛻化過程，但是這裡我想對於楚國的歷史進程，提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各位討論。我覺得楚國的歷史進程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進程，他既不像秦國那樣一開始就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只等待變法就可以，也不像其他山東國家那樣沿著一條清晰的歷史路線前進，他一方面也在按照這個路線走，但是另一方面因為受宗法影響晚他走的又和別人進度不同，當北國的晉國在卿族政治中掙扎時，他擁有強大的王權，當各國已經脫胎換骨開始變法時，他才剛剛陷入貴族政治的泥淖，變法無法推行，甚至到了戰國晚期秦國已經有了橫掃六合之勢時，屈景昭三家並舉的局面才剛剛形成，如果秦國統一的步伐再慢一些，也許這三家貴族也會弄出個三家分楚。當然歷史無法假設，楚國作為一隻將死的鳳凰，終於在死去之後涅槃重生，在秦末的亂世里燃起了最耀眼的火焰。
吳起變法：前386年—前381年，共5年
商鞅變法：前356年—前338年，共18年（算上墾草令就21年）
吳起的失敗一方面是時間太短，政策不夠到位，最主要的一點是在打擊舊貴族利益的同時沒有扶植起能抗衡舊貴族的力量。
20年時間，社會風氣已然發生變化，特別是20級軍功制已經使秦國形成了一大批新封的軍功貴族，百姓也習慣了新法的種種政策，好處看得見。舊貴族就再恨新法也不敢得罪發展了近20年的軍功貴族和希望往上爬的廣大士卒。謝 @魯士雅 邀請。非歷史專業，說的不對請諒解。
@我才不會 說的很好了，吳起變法人死政息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時間短，這也是學術界的普遍看法。
吳起變法不到兩年,楚悼王死去,貴族武裝叛亂,圍攻吳起。由於貴族勢力強大,歷時不久的社會改革因吳起被害而遭到挫折。----郭沫若的《中國史稿》
因吳起死得早,變法時間短,所取得的成就和秦國衛鞍變法不同。----楊寬《戰國史》
徐士友的《吳起變法別析》中，作者綜合文獻與考古資料，得出吳起變法，「或約十年,或約六年,二者必居其一。」[1]但是這仍較商鞅變法的21年相距甚遠。 當然，從流傳下來的變法內容來看，商鞅變法的內容那個更加細緻，也更加徹底，更符合國情。
商鞅變法沒有身死而政息的原因當然還有很多，我說一個比較偏一點的。就是宣傳工作做的好。
1、變法之初的辯論。
變法之初，商鞅就與舊貴族來了一場辯論。
由於變法改制,必然要觸動舊習俗、舊傳統和舊貴族的利益,遭到守舊派和傳統勢力的攻擊和反對。秦孝公欲行新法強秦、又怕天下非議。因此，讓商鞅在朝廷中當眾與守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進行辯論。具體內容《史記》與《商君書》都有詳細記載。也就是說，從變法開始就給守舊派當頭一棒,打擊了他們的氣焰,同時也堅定了孝公變法圖強的決心。
2、徙木立信
接下來就是那個流傳千年的南門徙木立信的事，讓民眾開始相信國家、相信變法。
3、設立法制宣傳工作的官吏
為了讓人人都懂法，商鞅「為法令置官吏」,設專官向廣大人民宣傳新法內容,並要求不許損益一字,對民眾不明白的條款有問必答、一一解釋。以致於家喻戶曉,人民不出家門不經官府就知所行合不合法。
至此，秦國新法已經深入人心。與商鞅在否已無多大關係。
其實最讓人動容的是，商鞅被車裂而死，吳起被萬箭射死。還有之前的李悝、同時代的申不害、後世的張居正。真是應了那句話，「變法者，不得好死」。每每讀此，真是感嘆良多啊！一群以自己性命為代價，換得一個國家的強盛，一個時代的更替。值得銘記。
以上。
參考文獻：
[1]徐士友. 吳起變法別析[J]. 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05:76-79.
基本贊同@張教主的答案，時間的長短、實施時的巨細程度、宣傳的差別，兩國原本變法的效果就不同。
另外補充一點：
秦孝公死後，甘龍等貴族反攻倒算，基本上是為了報私仇；惠文王車裂商鞅，則主要是為了樹立新君絕對的權威，剷除國內「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的隱患。他們殺商鞅的主要目的，原本就是殺商鞅本身，而不是反對變法，對人不對事。
當然，這是表象，反映在根本上，還是因為商鞅的新法更便利，給國家帶來的好處是實實在在的，國人已經廣泛接受，傳統的分封貴族已經完全沒有跟新興的軍功貴族叫板的本錢。而楚國的變法時間短、守舊勢力強，變法效果尚未顯現，沒有足夠多的支持者。
因為秦國是中國唯一的法制時期。
當時那是戰國時期，各國都在變法，好的政策不斷的在各國出現，不是秦國的政策就是最好。
而之所以秦國強大，是因為秦國的政策能夠一直被貫徹下去。
我們書本上學到的知識是商鞅比其他國家制定的政策更好，並且還以徒木立信確定了法制能夠被執行。
這些東西，騙騙小孩子還可以，凡是在社會歷練過的人都明白一個道理，一件事情再正確想要做成它，並且一直貫徹下去是多麼困難。
商鞅的法制在秦國由出現到實施一百多年後直到秦國的滅亡，是什麼讓這種秦國貴族普遍仇恨，秦國百姓普遍畏懼的法制能夠確立一百多年？
僅僅靠秦王室世代的支持？僅僅靠商鞅徒木立信的一時之欺詐？
許多人都沒有看到過商君書，許多人也不知道法制真正能夠被確立，到底需要什麼條件。
這才是秦朝發展之所以能夠被貫徹實施的基礎，也是西方國家為什麼大家都守法的基礎。
因為法律要執行，必須要有兩點，就是威信，威是武力，信是信仰。
如果大家不信仰法律，不恐懼法律的武力，那麼法律就無法實施。
而當權力能夠逾越法律的時候，法律就喪失了武力的威懾力，當大家都知道權力可以逾越法律，不再奉公守法而是去攀附權力打算也去逾越法律的時候，久而久之法律自然也就是失去了信仰。
而當時的秦國和現代的正常國家為了能夠讓權力不逾越法律，不讓權力大於法律，所以讓人民擁有的檢舉權和監督權，這樣權力就被限制，法律可以約束權力，國家就必然法治。
說一下個人的看法：
任何徹底的變法要成功，都要有一系列的條件相輔佐。譬如，強而有力的權力、一定時間的過渡期、新的一批改革受益者，等等。
戰國和春秋不同，春秋是兼并戰爭，即大國兼并周圍的小國，而大國之間少有大的戰爭。到了戰國，大國之間便是滅國亡種的戰爭，這比春秋更加殘酷和危險。秦孝公變法之前，面臨的是一個千瘡百空的秦國。秦國以軍事立國，然而被新興的魏國大敗，失去河西之地。外交上，因地理原因，長期不為諸侯所納，合縱連橫無從談起。而內部，各種暗流涌動，貧弱愚昧處處可見。以上是秦孝公變法的背景。
你沒看錯，是秦孝公變法，不是商鞅變法。其實道理很簡單，如同岳飛的死不能歸結於秦檜的身上，變法也不能歸於商鞅身上。秦失河西之後，圖強便成了秦國首要任務。變法——姑且先說是變法吧——便是一個不錯的選項。而變法是個大手術，要有合適的主刀人，要有方法步驟，也要有平靜的環境。那我們來看秦孝公這位主任醫師的水平如何。
首先，求賢令。大家都知道，求賢令帶來了商鞅，而他的到來，也帶來了中原各國的人才，以及他們的各種學說。秦孝公要變法，要有合適的說法，而商鞅給了——法家學說。實際上法家學說是個很龐大的系統，真正實施起來，可以說一百個人就有一百種方案。秦孝公則實施了秦氏法家——中央集權、耕戰制度。而我覺得，秦孝公變法大方向其實已經定了，只是商鞅的學說更接近這個方向，所以秦孝公可能一輩子也不知道法家到底是些什麼東西，但只要有利於變法就行了。
其次，變法論戰。變法要有人支持，同時也要廣泛的宣傳，造成輿論。而論戰就是很好的方式。實際上，變法圖強已經是秦國精英階層普遍的共識，問題只是如何變，以及變了之後大家的利益怎麼分。所以論戰的焦點不在於變不變，而是方式方法，以及各方利益的平衡。很明顯，商鞅被秦孝公當成槍使，等論戰差不多了，他再最後的總結：變法是必須的，變法有變法紅利，至於能拿多少，看你們自己的本事，秦國不養閑人，最後，大家必須團結在以秦孝公為核心的秦中央周圍。為了測試一下，我們先來個光碟行動，啊不，是立木行動。
最後，全面實施。商鞅認命為左庶長，全面主持變法，具體內容就不多說了。這裡主要說一下，變法之後對秦國的影響。首先是中央的集權，皇帝的權力獲得了極大的提升，傳統貴族被削弱，而新生的軍功貴族還沒完全長成，求賢令帶來的中原人被提拔，又形成對貴族的制約，而皇帝可以很好的玩平衡。而對秦國來說，利弊都有。有利的不說了，說一下弊端。軍功制度把秦國改造成了軍事主義國家，按現在的說法就是法西斯國家。人們要想獲得好處，就必須通過戰爭。於是變法後，秦國一直都有對外戰爭的衝動。而秦國最後的滅亡和變法也有莫大的關係。真是成也變法，敗也變法。
至於說，作為變法的主持人，商鞅為何死了，這個完全是他個人的原因。秦孝公要變法，不可能自己走上前台，必須找到一個合適的人來幫他站台。商鞅，無疑是個很好的人選：外國人，人生地不熟，在秦國沒有根基，給他高官厚祿不怕他做大；法家代表人物，一整套的理論拿來就用；性格刻薄，作為變法的先鋒遇神殺神，遇佛殺佛，上不畏太子，下不畏殺孽。可以說，對秦孝公來說，商鞅是個趁手的工具，但工具也只是工具。如果變法失敗，或者出現挫折，秦孝公會毫不猶豫的推出商鞅作為替罪羊。而變法最後，為了平息他得罪過的貴族的怒火，商鞅也被奉獻了。
之所以秦國變法成功，是因為變法是秦國上下的共識，而秦孝公又強力而有步驟推動了這場變法，而那些變法的受益者又會繼續推著秦國往前走。而商鞅——不知該說有幸還是不幸——只是參與了這場變法，卻左右不了這場變法。
我擦，本來是回答，怎麼搞成評論了。。。桑心
雖然說現在學術界普遍認為時間短是吳起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但是作為一個歷史愛好者，我卻不這樣認為，以下個人愚見，不喜勿噴！
1、時間，這個是普遍認為的，商鞅變法前後二十餘年，吳起五年而已，不再多做敘述。
2、出身，吳起是兵家出生，早年在魯、魏都以軍功見長，認為強國」要在強兵「，所以吳起變法的目的主要是強兵，助楚國爭霸，變法方面比較片面，無法做到全面變法。商鞅則不同，正宗法家弟子，早年師從魏國丞相公叔痤，魏國在當時絕對是頭號強國，霸主，大家不要小看這一段經歷，好比現代，你在一家世界第一的公司幹了幾年，你的格局和一般人絕對不是在一個層面上的，在魏國這段時間，商鞅不但有機會學校魏國先進的法律、法條，更對魏國官場、政治弊端有深入了了解，相當於是學習了李悝、吳起變法成功的經驗、失敗的教訓，為之後再秦國的變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商鞅知道，一個國家的強大，絕對不只是強兵那麼簡單。
3、得利，這是我認為的根本原因。
吳起變法，主要的得利者是楚王室，百姓得利少，當然這個和變法時間長短有一定關係，換而言之，吳起變法得罪了上層貴族，下層百姓又得利少，沒有堅實的支持基礎。
商鞅變法則不同，商鞅變法目的是富國，強兵只是富國之後的必然結果，得罪秦國士大夫、太子等上層，但是秦國百姓得利那是大大的，百姓富裕了，國庫充足，百姓深知商君之法，就有了變法延續的基礎，另外，通過變法，為國家培養起來了一批新貴族，這些新貴族是堅決維護新發的，就算商鞅死了，但在戰國大爭之世，秦惠文王絕對不肯能滅商鞅之法，如此做，無異於自取滅亡，秦惠文王是一代雄主，不可能做此等蠢事。
因為商鞅變法是把秦人費拉化，一旦費拉化就不可逆轉
船大難掉頭。
為什麼商鞅變法看起來容易一些？
1，秦國比較弱，所以老派勢力就弱，既得利益團體都會保護自己，不會支持改革，秦國這個問題相對比較小。
2，國君支持，上面有人說到，商鞅變法持續了二十年左右，楚國變法才短短數年，這個差距是巨大的，而且秦孝公死後，兒子即位，殺商鞅卻留秦法，這就是國君個人魅力的問題了。
3，重農重武培養了一大批新貴族，他們是改革的中堅力量和絕對擁護者。黨讓人民過上了好日子，有大房子住，有小汽車開，有田種，為什麼不支持？
4，商鞅是更好的變法者，這個是倒推回去的，很明顯商鞅對改革的認知強於其他人。
楚國為什麼難呢？
都是一一對應的好嗎。。。。
國家之前比較強，強就不容易發現自己的問題，不是每一個人都神明英武的。國君這個。。。。
國家大，但是南方當時農業沒那麼發達，各地區聯繫也不夠緊密。，鬆散的老帝國。
老帝國，所以派系縱橫，既得利益不肯放手，新貴族難以出現。
領導者吳起我個人認為，還是更適合帶兵打仗。
吳起變法之所以失敗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時間，但是之所以很快就被推翻，還是有一些這個大問題之下產生的別的問題。
1.世族的實力太大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依孔子的觀點，如果大夫掌握政治那麼國家鮮有傳五世而不亡的。 此說當然有些誇大，但是可以看出的大夫執政的危害，楚國雖然沒有到「政出於大夫」的地步，但公族的實力完全可以「決定」政治，吳起雖然意識到了這一點，主張「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官之祿秩；捐不急之枝官」但畢竟時間太短，從如今的史料中我們甚至看不到具體的作為，只能了解吳起改革的思路，所以有些思想到底付諸實踐了多少也是個問題。
2.變法不夠深徹
【國治，斷家王，斷官強，斷君亡】
吳起變法不足兩年，法令推行不可能徹底。可以說吳起僅僅是取得了楚悼王的認可，連「斷於官」都很難做到。同樣的商鞅，秦孝公三年入秦見孝公，到了秦孝公六年才拜為左庶長，正式開始改革，而且變法中，商鞅先是「徙木立信」又是受到「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的困難，直到刑及公族（兩太子傅）才真正得到秦民的信任和擁戴【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當治「斷於家」時，商鞅得不得到秦王的支持，或者說商鞅一身，死與不死已經無所謂了。
3.君王的決斷
【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而人主無悼王、商君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亂無霸主也。】
其實最關鍵的還是君王的絕對支持，悼王死後，吳起在楚立馬失去了支持，緊接著自然會被此前得罪過的世族報復，可以說，世族在此間已經是無視「法」的了，不管是吳起新法還是舊制。而商鞅則不然，從《韓非子》的觀點來看，商鞅是因對其法的反對的勢力報復而死，但世間傳的商鞅之死的版本有很多種，名頭也多以「謀反」為主，且商鞅「作法自斃」的事也是為大家熟知的，可以說 商鞅是死於「法」的，並且這「法」得到了後世秦王的支持，這也是二人最大的區別。
有個紀錄片叫楚國八百年，看了或許對你這個問題有幫助。
楚國雖然身處邊荒之地，但從楚莊王開始的向中原國家學習的禮樂制度，到楚悼王的時候，已經根深地固，中原文化開始表現出他腐朽的一面，先進的文化帶給人們豐富的物質生活和豐富的精神文化也助長了人們的奢靡之心，再加上楚國的封君制度，形成了固有的利益集團，吳起一個外卿本身沒有足夠的後台，唯一的後台也死去了，那些貴族豈能不殺之而後快？反觀秦國本身文化底蘊並不是那麼濃厚，相比較楚國短將近一個西周，與楚國學習中原文化不同，秦人並不是太看重自己是不是中原人的身份，甚至還主動跟戎狄學習，再說改革領域，吳起偏向於經濟領域，認為只要把封君的經濟斷掉，改革就輕而易舉了，而商鞅軍功直接了斷的刺激了底層的活力，徒木立信使底層民眾相信變法，使變法有了民眾的基礎，還有就是秦穆公活著比楚悼公活著長，商鞅更徹底。而吳起，，，，，因為樓上回答的差不多了，我錦上添花吧，不多說了。
PS:這是我一家之言，還望各位大大指教。
應該說，秦惠文王既沒有廢除商鞅新政的意願，也沒有覺得有什麼必要廢除商鞅新政。首先，惠文王知道，此時商鞅的新政已經在秦國實行了十幾年，已經有了根基，貿然廢除的話極有可能給國家帶來巨大的創傷，而且惠文王手頭沒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其次，商鞅的新政效果非常不錯。在秦孝公死的前幾年，商鞅進攻魏國，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佔領了河西之地，應該說，這是新政的功勞。第三，商鞅的新政實實在在的加強了君權，戶籍法、什伍連坐制度等各項制度，極大地加強了君主對於國家的控制，使得君權得到極大的擴充。從這一點來講，惠文王簡直要愛死商鞅了。所以說，秦惠文王沒有這個意願去改變商鞅的新政，反而堅持了下來。
商鞅變法，徹底把老貴族從政權里吧啦出去了，你要想有特權，軍功來，又給老百姓指了條出路，種地打仗，你也能活的像個貴族，再說秦君嬴駟並不討厭新法，只討厭商鞅，所以商鞅死法不亡，吳起變法最大的問題是，他驅趕了舊貴族，卻沒有給出出路，在火拚中同歸於盡，自己並沒有建立制度，以及培養門徒，還有楚人好巫術，心智不高，不願意變更固常，所以吳起死，變法滅
沒有建立好新秩序的準備，就貿然打破舊的秩序，真心毫無成功的可能。
我個人覺得大環境的問題，楚國勢強，秦國貧弱。秦國常年被魏國氣壓，還存邊患。在不是你死就是我忘的年代，秦國急需變強，秦國君王也急需改革之能士。
改革就要打破舊勢力的利益分享，建立起普世的利益分享。秦國急需改革，秦國的世族集團不得已也需改革。世族集團很清楚，自己不革命，總會被其他國家革命。商鞅變法，比吳起在楚國變法遇到的阻力要小的多。在商鞅變法後，整個秦國國力上升，改革紅利不僅讓普通百姓獲利，更讓世族集團獲取更多資源。因此在商鞅身死，整個變法已經深入人心，自然能讓變法持續下去。
大秦的兒子都聽老子的話啊，可憐我蘇
我覺得很重要一點，是他培養了一批新軍功貴族。商鞅變法，可以說把秦國變成了一個具有軍國主義性質的國家，而新法的軍功爵制度培養了一大批軍功爵貴族，這些人都是新法的受益者，擁護新法開疆拓土積累軍功。商鞅不是直接帶著他們上戰場開砍掙軍功的人，所以他們可能不會去給商鞅報仇鬧事。但是你要是廢新法，斷了他們不斷作戰得取戰功向上爬的機會，依然讓他們在前面拚命卻沒啥好處，傳統分封貴族在後面奪取利益，他們肯定不幹，而且他們是武人，大刀片子在手，誰斷他前程砸他飯碗他就掄刀片子開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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