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時，荊南那麼弱小是如何存活到宋太祖即位才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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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意義上，這個問題是不成立的。這是因為荊南並不是一個真正獨立的「國」，無所謂「存活到宋太祖繼位才滅國」。

於是就有人要問了：咦，我們說的十國裡面，不是有荊南的么？這位同學，你到底有沒有看書呀？你看哦，歐陽修《新五代史》「作十國世家」，分別是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楚、吳越、閩、南平（荊南）、東漢（北漢）。分明是有十國，分明是有荊南的，這難道還能是歐陽修弄錯了么？

我也不能說歐陽修一定弄「錯」了，只是說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大概黃巢之亂（878-884）以後，宋太宗乃至真宗以前，中國的政治格局相對比較複雜。到了北宋中葉的時候，新一代的讀書人離開這段時間越來越遠了，就會問一個問題：如何理清唐季以來的歷史？於是，歐陽修又來回答了，他說：這不難的，我們可以找出三條線索：第一是繼承唐祚、前後相繼的五個政權，梁唐晉漢周，歐陽修稱為「中國」（這裡主要還是中原的意思）。其次，就是這些正統政權之外，其他的政權，就是以上那十個政權；他們都不是中原政權（「中國」）所能控制的，但也是華夏固有的地方。這些以外，就是華夏之外的蠻夷了。

歐陽修的這個區分建立起來以後，就是一種事物的秩序。看上去，907年朱溫篡唐，到979年趙光義滅北漢，這72年紛繁複雜的歷史就有了頭緒——簡簡單單，五代十國。因為簡單，所以當時人也愛看。但是，歐陽修的這個秩序是很「任性」的。說到底，雖然歐陽修參加了官方主辦的新唐書編纂，重修五代史完全是他業餘時間的撰述。目的之一也是要申發他的正統觀。由此，全書每當遇到體例問題的時候，他就會申發春秋的原則，提出自己的編纂主張。因此，歐陽修對於期間政權的歸納與分類，反應的是宋人的歷史觀，並不能呈現出唐宋間紛繁的政治現實。相反，有些時候還會起到誤導的作用。

比如說，在中原稱帝的王朝，其實不止五個。後梁、後唐、後晉之後，應該是大遼。人家耶律德光特特為為在東京皇宮下詔，把原先的國號「大契丹國」改為「大遼」，是要來做中原的皇帝了。當然，兩個月以後，他發現行不通，就帶著人馬撤了。某種意義上，兩個月也是中原的皇帝了。後漢劉知遠做皇帝，也就半年左右；整個後漢政權也就三年半時間。我們不說「六代」而說「五代」，主要原因還是契丹是蠻夷。而且，趙匡胤稱帝以後，和之前的五個（或六個）政權也沒什麼本質區別。我們也可以說，唐以後中原的基本線索是七個王朝：梁、（後）唐、晉、遼、漢、周、宋。

這七個王朝以外，還有哪些政權稱帝了呢？那無論如何也不會是十個。歐陽修以前，有薛居正監修的《五代史》，現在稱《舊五代史》也稱薛史。薛史的做法就比較公允，他把其他政治勢力分為三組。第一組是沒有稱帝，但是父子相繼的，他稱為「世襲」（「承襲」）

錢鏐、馬殷、高季興、李茂貞、李仁福、高萬興

第二組是自己篡位稱帝的，他稱為「僭偽」：

吳、南唐、閩、前蜀、後蜀、燕、南漢、北漢

當然第三組是蠻夷。

所以，按照他的這個歸類，唐宋間的歷史就要稱為5個朝代、8個其他稱帝政權、6個世襲藩鎮。我們稱五代十國就不合適了，可能要說「586時代」，也可以叫「五代八國」。這比起歐史來說，就要詳實一些；相對來說，也更加符合宋以前的政治格局。高季興的荊南無非是那6個世襲的節度使中的一個，就排不上「國」了。

歐陽修以前，宋人對於五代以外各個政權的認知大體和薛史相若。比如宋初有《五國故事》二卷，其中有：

吳楊行密、南唐李昪、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南漢劉巖、閩王審知。

其實涉及了四個地域，六個政權。作者把前後蜀看為一國，題名《五國故事》。這比較奇怪，也許叫四國或六國都更加合乎邏輯一些（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六十六）。但即使如此，作者對於諸政權的印象和薛史是相若的，可能是只討論南方，所以沒有包括薛史中的燕與北漢。

薛史的認識框架也有一些問題。首先，八僭偽無法包括梁唐晉漢周以外的主要政治勢力，畢竟，還有吳越、馬楚這樣的地方政權。其次，世襲節度使中其實也不止六個。比如湖南的武平節度使周行逢死後，他的兒子周保全繼任了武平節度使，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換而言之，五代八國六諸侯還是過於片面。所以，十一世紀上半葉的時候，路振編寫了《九國志》，所謂九國，依次是：

吳、南唐、吳越、前蜀、後蜀、東漢（即北漢）、南漢、閩、楚

對於路振來說，這九個勢力，就基本包括了五代以外的主要政權。普通讀書人只要一遍讀過就可以知道大略了。這已經是側重於五代後期的格局了。這書路振生前並未完成，但該書題名《九國志》，也說明路振一開始是不打算將荊南包括進去的。

到了1050、60年代以後，宋人的歷史記憶已經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那個時候張唐英增補了路振的九國志，就把荊南政權加了上去，這樣就是十個割據政權了（這是南宋人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的說法。阮元《揅經室外集》說，王應麟認為，是路振的孫子路綸增補了北楚，在1066年左右完成遞交。阮元自己的採取了一種折衷的看法，說路綸雖然有所「增輯」，但當時廣為傳播的是張唐英增補的版本。這裡額外還有一個小問題。據宋史，路綸是路振的兒子。）他（們）在增補九國志的時候，首先考慮的是荊南，某種意義上反映出一種新的心態，這個政權好像變得更加重要了。這一點，如果不加註意，就會弄錯。比如清代的學者吳任臣修了《十國春秋》，在「凡例」當中講：「宋初路振編九國志，不列南平，以南平止江陵一隅，不予其為國也。」吳任臣下意識地把十國當成是默認值了，覺得路振不列南平（荊南）有他的理由。其實不是這樣的。在路振的時候，不把南平看做是一個「國」才是通行的看法。

回到歐陽修，至少從1036年開始，他也在不斷完善他的五代史。歐陽修在世的時候一直都在修訂（見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政治》，台北：新文豐，1984年，第53頁）。在這個過程中，就把整個十國框架定型了；荊南就正式成為十大割據政權之一。這樣的意識，在北宋中期以前是沒有的；但1077年《新五代史》刊行以後，在讀書人中的影響越來越大，漸漸的就成為理所當然的歷史框架了。這事情有點像建國以後的民族劃分。本來大家的記憶里只有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最後有五十六個民族了——也只有五十六個。標準到底是什麼呢？為什麼土爾扈特人就是蒙古族的一個分支，回族就是自己一個民族，不是維吾爾族的分支？這背後有非常複雜的歷史過程。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那荊南政權的實際地位如何呢？歐陽修（或是同時期的宋人）為什麼要把他拔高到十國之一，和南唐這樣高洋上的王朝並列呢？

關於前一個問題，論述很多（如曾國富，《五代南平史三題》；曾育榮、張其凡《談談高氏荊南國史研究》等）。海內外討論中，我覺得最有見地的是山崎覚士先生的《中國五代國家論》（京都市：思文閣，2010年）。簡單說，高季興的這個政權，我們有時稱為荊南，這是因為他的核心頭銜是荊南節度使；我們也稱為南平，這是因為中原王朝賜予他的爵位是南平王；最後，我們有時稱北楚（加北字以區別於馬殷），是因為高季興死後被追封為楚王，這是這個政權統治者從中原王朝那裡獲得的最高爵位。

換而言之，這是一個節度使部。節度使基本由家族內繼承，節度使生前從中原王朝那裡獲得的最高爵位是南平王（吳政權曾授予高季興秦王以示籠絡）。山崎覚士指出，某平王的這個爵位，在唐以來的政治格局中有特殊的地位。比如唐玄宗就曾經加封安祿山為北平郡王，哥舒翰後來為西平郡王。德宗時，李晟「功格皇天」，也獲得西平郡王。某平郡王，脫去郡字之後，某種意義上爵位就提高了一級。這個新的某平王的爵位，主要是授予中原政權較偏遠地帶的節度使的（見下圖）。這些節度使部理論上並沒有脫離中原政權；然而，這個某平王的封爵，在當時的政治文化中，也意味著獲得者在東南西北的一個方面具有了相當的自主權。

這種自主權相比普通的節度使來說會大一些，但相比同時的楚王、吳王、吳越王等，許可權就相對有限了。比如，南平王、荊南節度使並沒有獨立政府的格局，形式上不能直接任命轄內州的刺史（山崎覚士，第54頁）。當然，實際操作中，這對高氏政權來說也不是問題，周圍有這麼多具有簽發資質的政權，和誰關係好就讓誰最後發個制書唄。

（山崎覚士，第55頁）

那麼，歐陽修為什麼要把荊南這個政權拔高一層呢？固然，在五代後期，荊南的地位比較特殊，但這種書寫方式，我猜想，主要還是和趙宋的歷史記憶有關。從唐的角度來說，那6個世襲政權中最重要的大概是李茂貞，因為就在長安附近，對天子構成了直接威脅——所以以唐本位的視角來看，諸國中一定會有這個政權。對於梁或晉來說，劉守光和他建立的燕會重要得多。但對於趙宋來說，這些就都過去了。趙匡胤在960年篡周。當年就武力鎮壓了心念周室的昭義節度使李筠、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同年，南平王高保融去世，之後宋廷先後任命他的弟弟高保勗（960年）和兒子高繼沖（962年）為荊南節度使。這個過程中，荊南其實已經由周的節度使部成為宋的節度使部了。當然，實際上，以荊南節度使的身份，高氏仍然可以周旋於各個政權之間。

到了963年，宋軍介入湖南政局，大軍就直接開入荊南，開到江陵城下。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威懾，告訴高繼沖主動投降，再首鼠兩端下去是沒有希望的。但另一種意義上，荊南節度使就是宋的疆域，他的軍隊自然可以直接開下去。

在這個時候，朝廷的軍隊已經到了，作為地方長官當然有迎接的任務，高繼沖很識相地就出城去迎宋軍。他一出城，宋軍的先鋒就把城佔了。回到城裡，高繼沖看到宋軍已經實際佔領了這個地方，只好把自己的節度使印交給宋將，表示自己投降。趙匡胤也要做一個姿態，重新任命高繼沖為荊南節度使。

這個任命似乎在傳遞兩種不同的信號：一是說我接受你的投降，同時，為了表示我對你的信任，我繼續讓你來做這個節度使。二是說，你本來就是我手下的節度使，我的大軍路過，你就嚇得辭職不做了，這顯得我很暴力的樣子——來，乖，繼續做我的節度使。從實際政治謀略的角度說，也許前者一種解讀為好；但從這個過程背後法理和當時政治文化來講，其實也不能排除後一種意味。

當然，很快，趙匡胤就換別人來做荊南節度使了，接收正式完成。綜觀全過程，宋兼并荊南也可以有兩種解讀。一種好比唐廷收復幽州，原先那地方自己推選節度使，讓唐廷來最終任命；現在中央直接派節度使去。另一種，就好比隋滅陳，把一個長期分裂在外的政權吞併了。薛史的敘述似乎傾向於前者。他說，唐以來兩湖地方的節度使，「各據一方，翼子貽孫」，彷彿是曾經的河北。宋一出現，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就好比我們今天修改下香港基本法，特首直接從中央派，那就不叫收回香港了，只能叫行政改革。歐史就更傾向於後者了。「唐失其政」以後那些當兵的紛紛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做起皇帝來（「袞冕峨巍」）。宋一出現，就解決了一個割據政權。比如人民解放軍收復台灣了，那就是統一了，聽上去似乎就威武了許多？

在這個意義上，也許拔高荊南的地位，可以增添趙宋尤其是趙匡胤的榮光。

這樣一來，荊南的歷代節度使如果讀到了歐陽修的「嗚呼」，大概要小小拍案一下。「這不是亂講么！『袞冕峨巍』和我們有什麼關係？為什麼要把我們和閩這種亂臣賊子放在一起？王延鈞稱帝的好不好？我們多乖啊……」換而言之，荊南歷代節度使們知道自己的一個身份是中原（或某個其他政權）的節度使部。他們儘可能的利用政治規則中的灰色地帶，不去觸動各方底線。當然，荊南剛好離開各個政權的中心都比較遠。中原政權主要在處理河北或淮南的問題，南唐自然首先要面對卧榻之側的吳越，至於馬楚、南漢能管好自己的事情也不錯了。

所以，小結一下，全文我講了三件事：
（1）荊南這個政權和各主要政權的核心利益無關，也不去觸動別人的底線，小處撈點油水，大處站對位置，混個日子嘛。
（2）在大多數時間，荊南就是個節度使部，和湖南、江西的一些節度使差不多；非但不能和南唐等王朝相比，即使和最恭順地吳越相比，理論上的自主權也要小很多。
（3）最後，因為歐陽修大筆一揮，使出特技「嗚呼+春秋」，荊南突然間就雄踞列國之間了；從此，我國的歷史書上，也就沒有「五代八國」時期了，就是「五代十國」。

荊南又稱南平，位於僅局限於今天的湖北西部，雖地狹兵弱，卻是南北交通要衝。南漢、馬楚等國，不論是每年貢奉，還是北上的商旅，均須取道於荊南。因此，荊南便邀留各國使節和商人，劫其財物，而且敢作敢當，一旦對方加以指責或發兵攻擊，就將原物奉還給人家，臉上毫無愧色。
荊南四面稱臣，不僅先後向後據有中原的梁、唐、晉、遼、漢、周、宋稱臣，還向南漢、閩、楊吳、南唐、後蜀等國稱臣。荊南為的就是多從這些國家求得賞賜。因俗語有「奪攘苟得，無愧恥者，為賴子」這樣的話，所以當時各國都叫高從誨為「高賴子」。

中國有句話叫______，這是墜吼的

一言以蔽之：因為南平地處交通要衝，四面臨敵，無險可守。

看上去這是極大的劣勢，然而對於周圍的強敵而言，吞併南平並沒有戰略價值，反而可以留作屏障。

南平雖弱，但是是個牆頭草，誰是大哥他服誰。正是人至賤則無敵

一戰二戰瑞士。

皇帝又稱高賴子，對每個國家都稱臣，討點貢品，然後利用交通要道的位置，還會勒索些過往向中原進攻的使臣，而且各國也希望他這個位置維持個緩衝地帶

運氣不好，差一點滅了蜀。。。後期投降北宋時的人口數量也大過很多十國國家

荊南地處蜀國，馬楚，南唐（或吳），中央政權四方勢力的夾縫中，地狹人稀，得其地其民不足稱道，還會被其他勢力防範，實在雞肋，倒不如留下作為一個戰略緩衝區。（類似某胖和他的偉大國家）
高家的亂世生存法感覺好像日本戰國的真田家，表裡比興，牆頭草。

南平雖弱，但玩平衡玩的不錯

泰國是東南亞唯一一個沒有被殖民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