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人說中國歷史最美不過魏晉南北朝？
因為一幫子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小資文青會自動把自己帶入到門閥世家的身份上去，自然覺得魏晉南北朝時風骨高雅，高度腐朽的門閥世家也符合他們對貴族的認知。話說空談玄學，放浪形骸，沒事嗑藥，醉生夢死，的確很符合小資們的需求呢。兩者都是好日子過得太多的人，只有被殘酷的現實教做人，才能清醒一點。
我有一句名言：
喜歡中華民國的人，理應也喜歡魏晉南北朝
謝邀。
首先先說一下，我真的不覺得魏晉南北朝美。
看上去很美的事物，這個時代確實很多————南朝四百八十寺、雲岡石窟、大小謝的詩，劉義慶的《世說新語》、還有那七顆鹹菜的各種會玩。
然而這是個什麼時代————五胡亂華，生靈塗炭，一個朝代能延續50年就可以偷著樂，兩三百年來城頭變幻大王旗，亂世餘生者都算是祖墳冒青煙。各個民族之間殺得你死我活，兄弟相殘、君臣互殺，南北兩邊比著變態，各種重口味故事足以讓日本AV顯得圖樣圖森破，也只有德國AV和地下電影才能勉強比拼一下（當然，也許姐控會喜歡山陰公主和劉子業的故事）。
而上層又在幹什麼，在沉迷五石散，在談空說玄，在求神拜佛，還有不少人連自己該幹嘛、甚至是啥都搞不清楚。這樣的朝代叫美？
而且最雞兒丟人的是，胡搞也就罷了，還沒出息————北面還好些，苻堅和拓拔燾都很努力的建功立業，雖然下場都比較慘，南面這群呢？一個個覺得過了長江就萬事大吉，接著就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無限的後宮、亂搞、拜佛和一系列行為藝術中去了————當然，劉義隆童鞋還是值得表揚的————雖然那三次並沒有什麼卵用。
當然，南面也有一點值得稱讚————至少他們沒把自己玩到一分為二。
關鍵是，中國的傳統是什麼，大一統啊，沒有大一統理想的君王和鹹魚有什麼分別————尤其是你，說的就是你，蕭衍，你枉活八十有六，雖天縱奇才，然卻恣意妄為，不求建功立業，一統河山，而沉溺求神拜佛，寵信奸佞，淪為餓殍，實乃報應不爽！
當然，這個時代也確實有一些真正美麗的畫面，那是周處力戰而亡，是祖荻中流擊楫，是王猛捫虱而談，是謝氏叔侄決戰淝水，是沈璞死守孤城，是陳慶之白袍遠征，是范縝《神滅》。
這些，才是中華民族歷朝歷代都會湧現的脊樑，然而在魏晉南北朝這個卧槽的年代，他們沒有閃耀出那份真正應該屬於他們的光芒。
所以說，這個時代，真的不美。
看了以上這麼多黑魏晉南北朝的答案，這也大概就是社會主流對這個分裂黑暗的時代的最原初認知了，但是作為一個喜歡魏晉的人，我覺得無論有沒有人看，能不能得到贊同，還是有必要為自己寫一個回答。
從來不否認，士族之中浮華豪奢，無病呻吟之輩居多，苟且偷安，一心維護門戶而非國家之徒也是大多數。北方的黑暗，漢人被屠戮，強迫遷移的命運，種族屠殺的血腥，如果對這些沒有一個清楚的了解，決不能算是真正的喜歡魏晉南北朝。
因為喜歡，不只是說說而已。
既然如此，為何喜歡？
這樣一個看不到任何光明，甚至也看不清楚未來的時代，為什麼還有人喜歡？
南方的士族在忙著反抗皇權和控制庶民，皇族在操心如何維護自己家族的威視，庶民庶族毫無出頭之日。
北方的胡族還在糾結是種族屠殺還是種族融合，驟然而起又驟然破滅的帝國屢見不鮮，漢族的高門大族為了活命幾乎是完全背棄了民族氣節而向蠻夷戎狄之輩俯首，小民之命如草芥。
突然想起在學【魏晉南北朝史】時，教授講過的那首禪意十足的詩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欲知後世果，今生做者是】
魏晉南北朝的黑暗，不是這個時代的錯誤。從來沒有驟然而起的衰敗，當東漢的豪門大族壟斷了教育，清流群體利用鄉議論強迫察舉，世族，其實已經無可避免。當漢朝實行北方歸附民族內遷，當小冰期以人類無法改變的態勢而來，北方的傾覆，就連西晉時人大概也有所預料了吧【江統，徙戎論】
同理，隋唐的繁盛，難道就是驟然而起的嗎？若無塞北的豪俠慷慨，華夏之衣冠正朔，何來此民族最自信最雄壯之時代？野蠻其體魄，文明其精神，魏晉南北朝做到了，所以繼之而來的隋唐才能夠一展雄風。
真正喜歡魏晉南北朝的人絕不是試圖為魏晉南北朝翻案的人，這種翻案毫無意義，更會讓這種人類歷史上最深沉最悲慘的苦難變得毫無價值！
對魏晉南北朝的關注從來都是在悔之晚矣的時代！李清照在過江之際才想起【衣冠南渡失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民國時代才是魏晉南北朝研究最繁盛的時代！只有在民族遇到危亡時刻，人們才能狠下心來扒開這最深沉的傷口，靜下心來品位那種苦澀，可是，還有用嗎？
喜歡魏晉南北朝，因為錯的不是她！所有的醜惡，並非因她而起！相反，正是在這個時代，一切醜惡在爆發之後漸趨消彌，才能從中孕育出最光明的未來！喜歡魏晉南北朝，是因為想要找到，那份在最深刻的痛苦中，支持我們走下去的那道光芒！
漢唐氣象，自然人人喜歡。
魏晉南北朝，簡直像是我們歷史上所有人都不願意承認的一道傷疤。但是如果我們只是用這種【掩耳盜鈴】的態度看待魏晉南北朝，簡單地把一切醜惡的原因簡單粗暴地歸咎給時代的那些人，我民族所遭受之苦難，才真成了毫無意義！！！
【居安思危】，正是金玉良言。但以魏晉南北朝被世人看待的態度而言，斯路尚遠矣。
首答，未盡之處，冒犯之語，還望海涵。有些人啊，就是圖樣。歷史給我們呈現的畫面會帶來一種幻覺。什麼幻覺呢？就是美好的事物被誇大，而可怕的事物被縮小。尤其是對戰爭和天災的描寫，歷史往往大筆一揮，那種「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感受你是無法體會的到的。
先去看看西晉的歷史，再看看東晉的歷史，對了，看東晉的時候記得一定要看北邊的十六國史，之後再看南北朝。看到戰爭的時候，尤其是十六國此起彼伏的吞併時，再了解下百姓的生活水平和各個地區的人口數目，如果還有條件再看看當時的政治制度管理和經濟層次。
有的人啊，總以為自己是王謝世家，真是穿越回去，可能還沒能立足呢，上面一場仗打完就莫名其妙被屠城的時候殺了。唉。
具體資料吧自己看書，我這裡就是羅列也是從書裡頭總結的。南北朝我就不一一羅列了，內容太多，簡單說說短命西晉和東晉北方十六國。
先是南匈奴興起，之後劉淵建漢，之後蜀中流民揭竿而起，成漢雛形初立。然後羯人石勒上線，石勒先歸漢，之後又自立，這裡頭又牽扯到漢趙之爭。期間張賓上線，石勒如虎添翼。對了，中間還有過兩個趙國之爭。而西晉被滅是在石勒詐降破王浚之後的事情。這些導火索是八王之亂，而中後期結合天災，稱之為永嘉之亂。這期間多少戰亂天災，多少流民失所，多少屠城血淚，多少民族融合，不是一兩句話說清楚的。
緊接著，遼東三部紛爭，慕容敗宇文，趕段式，鮮卑崛起，而恰逢後趙暴君石虎（上位史也是故事多），之後慕容廆建國前燕，成漢衰落，鮮卑慕容統一遼東，然後桓溫滅漢（蜀中成漢）。之後後趙大將石閔（後恢復漢姓為冉閔）又攪了幾年，成立冉魏。破石虎，勇不可擋，下殺胡令。這期間慕容廆歸西，庶長子慕容翰為避禍出逃，慕容內亂又被慕容皝統一，稱帝。慕容翰天降奇才卻被乃弟（慕容皝）所嫉，先後出逃至段氏和宇文部，後歸降前燕，先後征高句麗和宇文部，後受傷被慕容皝賜死。之後慕容皝對中原虎視耽耽，死後慕容俊繼位，蹈其父覆轍，嫉妒其弟慕容恪與慕容霸，逼慕容霸改名慕容垂，逼慕容恪終身不反。爾後前燕南侵，慕容俊殺冉閔，尊其武悼天王，三分天下（前燕，前秦，東晉）。分別是鮮卑、氐和漢人的政權。這期間又有多少權謀，多少枯骨？
在這期間東晉也沒閑著，王謝輪流做，今天到我家。王導有賢有愚，王敦掌軍政大權，功過皆有。奈何王敦欲成真龍，後被殺鞭屍，王導負荊請罪沒被殃及，後又有謝安桓溫。四大家族爭權奪勢，可憐司馬家如牽線傀儡。
再之後苻堅遇王猛然，前秦越發強大。東晉桓溫三次北伐，只有第二次略有成效，之後不被重用，在期待加九錫的過程中鬱郁而死。王猛鐵腕，鮮卑慕容出現內亂，河套雙雄（鮮卑拓跋和鐵弗劉氏）崛起。慕容內亂導致慕容垂西遷歸前秦，之後前燕滅亡。而之後有個史稱西燕的政權，但不算十六國內，不表。
而苻堅、慕容垂和王猛三人又上演一幕幕三角戲。王猛慕容垂的矛盾源於不信任，期間種種故事不表，待到王猛歸西，淝水之戰以後，慕容垂復叛，前秦名存實亡。而與此同時，拓跋珪建魏。不久，慕容垂後燕成立，出兵南下，打跑東晉，收復州郡。
後燕國土龐大，傲視關東，卻忽視了拓跋珪的成長，幫助拓跋珪幾乎滅光了鐵弗劉氏。然而拓跋珪的壯大直接導致後燕的隕落。
參合陂下，龍城不在。後燕廣闊，盡敗拓跋。
而轉眼西部，一個甘肅能容下四國，紛爭不可謂不激烈，後涼（呂氏代張，故事也有不少），西秦，南涼，北涼，西涼。而之前和苻堅苻氏齊名的姚氏在淝水之戰後竊取前秦果實，成立後秦，盛極一時，卻隕落極快。姚萇敵不過苻堅之子苻登，苻登又被姚萇之子姚興所敗，兵敗被殺。其子苻崇以及殘餘勢力終被乞伏乾歸所滅。
說回後燕和北魏的紛爭導致其幾乎退出歷史舞台，慕容垂時期的關東七州所剩無幾。慕容垂之弟慕容德爾後建立南燕，雖難以力挽狂瀾，但鮮卑慕容依舊在歷史舞台之上。
然後，東晉大將劉裕滅南燕。期間慕容超（關於他的故事頗有趙氏孤兒的意思。有機會再分享。）求援後秦姚氏（當時當權應該是姚興），而匈奴劉氏又建立大夏，而高雲建立的北燕几乎同時。夏的西面是已並後涼的南涼。
而在這段歷史中，作為末代匈奴，劉勃勃改姓赫連勃勃，算是匈奴人東方舞台的絕唱。
之後關中之亂就是大夏赫連和後秦姚氏之間的對決。劉裕滅南燕之後又幹掉了後秦，甚至打了北魏一頓措手不及。然而劉裕殺戮過重，北方民心不一，之後建立南朝稱帝。爾後拓跋烹一統北方，自此南北朝確立。
好了，你來告訴我，剛剛洋洋洒洒那麼多字里有多少戰爭，多少天災，多少屍骨，多少血淚？然後有的人就知道盯著東晉貴族的生活看，卻不想想身為百姓，過得是什麼樣的日子。
假如有一天爆發了生化危機，我以為我會站在這裡
但是後來考慮到我的體能和實際能力，八成我會歡樂的和大家一起站在這裡
有些人懷念舊時代，八成是覺得自己是個王公貴族，再不濟也得是個書香門第官宦世家，而實際上更有可能的是和現在一樣是個平凡的普通人。
這個標題我百度了一下出處，是一篇花痴高長恭的網文。不認為這樣的網文能夠代表多數魏晉南北朝粉，對於這個群體來說認為該時期最美的應該是極少的比例，至少我身邊的很多票友都更多地對隋唐懷著一種仰望和崇敬的心態，畢竟幾百年亂世的苦難孕育出的嶄新大一統王朝，怎能不讓人心懷敬意呢？
本問題下面某些高票答案的優越感讓人汗顏。歷史畢竟不是一句黑暗時代就能完美概括的嘴炮，不然還要歷史學這門學科何用？
你們大概知道一點「歷史就是人民的歷史」這個概念，但是這個時期的史料和文物是相對匱乏的，各種傳世史書記載的也確實就是一部帝王將相的歷史。歷來基層社會的面貌就難以顯現，如侯旭東先生在他的《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前言所說，中國古代的士人們，有一種精英取向與自我中心傾向，普遍缺乏了解鄉村的興趣，關於普通的芸芸眾生的記述本就是嚴重缺失的。
關於基層社會的問題，僅能從史書側面記載的一些個案中窺見一鱗半爪，而即使研究秦漢和隋唐這樣不缺基層文書的史學界，連一些原則性的問題都爭論幾十年未有定論，更何況魏晉南北朝。也不知道心繫百姓的諸位有沒有看過《吳簡初探》之類的書哪怕一個字。情懷可不是一句口號的事。
而且這問題下有一種以喜歡帝王將相故事故事為恥的鄙視鏈心態，我想給你們發張讀書卡了。
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開創性地提出了「專史」的概念，他恰恰沒有否定為人物作傳、以具體的歷史人物為研究對象這一研究方法的價值，相反他認為將研史的目光特別注目於一些「偉大人物」是非常重要的。帝王將相的歷史，不僅要研究，還要好好研究。
我們作專史，盡可以以個人為對象，考察某一個人在歷史上有何等關係。凡真能創造歷史的人，就要仔細研究地，替他作很詳盡的傳。而且不但要留心他的大事，即小事亦當注意。大事看環境、社會、風俗、時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地方、嗜好，平常的言語行動，乃至小端末節，概不放鬆。最要緊的是看歷史人物為甚麼有那種力量。 每一時代中須尋出代表的人物，把種種有關的事變都歸納到他身上。一方面看時勢及環境如何影響到他的行為，一方面看他的行為又如何使時勢及環境變化。在政治上有大影響的人如此，在學術界開新發明的人亦然。
我的理想專傳，是以一個偉大人物對於時代有特殊關係者為中心，將周圍關係事實歸納其中，橫的豎的，網羅無遺。……此種專傳，其對象雖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欲擇出一時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種學問一種藝術的代表人物。
所謂人的專史的對象，就是講那類的人我們應該為他作專史。當然，人物要偉大，作起來才有精彩，所以偉大人物是作專史的主要對象。但所謂偉大者，不單指人格的偉大，連關係的偉大也包在裡頭。例如袁世凱、西太后人格雖無可取，但不能不算是有做專史價值的一個人物。有許多偉大人物可以做某個時代的政治中心，有許多偉大人物可以作某種學問的思想中心，這類人最宜於做大規模的專傳或年譜，把那個時代或那種學術都歸納到他們身上來講。
他們是一個時代的靈魂，從他們波瀾壯闊的一生中，可以折射出這個時代風雲變幻的政治局勢，可以觀察到社會風俗、思想觀念的諸多側面。某種意義上而言，讀懂了他們就是讀懂了這個時代。
而且我覺得你們也不會懂真正對這段歷史愛得深沉的人喜歡的就是它本來的面目，任何對這段歷史的粉飾或者唾棄都是玷污。那些在浩繁卷帙中踽踽獨行索求史料鉤沉史實的學者，何嘗不是帶著一種深沉的悲憫，用犀利冷酷的筆觸將歷史本身從晦暗難辨中剝離出來呢？從盲目紛紜的表象中得到一個答案的愉悅感，何足為外人道。我輩胸懷不及博學的前輩們，熏陶之下猶追慕其風骨，可乎？
更何況，在漫漫長夜的黑暗中，偶然閃現的一點微弱的光明，也會讓人感動得潸然淚下。
他們局的他們穿越過去事王謝，結果過去一看是個小部曲（絕望）。
有些人連部曲都不事，貧下中農（二度絕望），看見北邊打下來了你還得鋤頭一撂給姓王的姓謝的賣命去（三度絕望）。
我就有一個疑問
回答魏晉南北朝很黑暗很殘酷一點也不美可以理解，本來就是數百年戰亂，亂世人命如浮萍。高門大姓、寒門庶民，不過是芻狗
看不到英雄輩出，璀璨文化，也可以，只算是視角角度不同
可一堆回答里說喜歡魏晉南北朝的人是如何如何，幻想自己穿越回去是王謝，又是小資，又是文青。這和魏晉南北朝美不美有什麼關係？這是自己建立一個靶子再批判一番，顯得不知道高到哪裡去嗎？
不過話又說回來，不客氣的說，答出這種話的，還兩腳羊呢，自己又看過幾本書？這問題下的回答真是看得我一愣一愣的……
兩腳羊這種上古謠言到2017年還有市場充分說明了這個話題的關注者有多缺乏基本歷史常識，還有什麼吃人事件三分之一發生在這個時期的，不知道是通過什麼技術統計的，非常科幻。
魏晉南北朝史美不美這是一個主觀題，不予置評，不過對我來說，這一時期代表了由崩潰的第一帝國向新生的第二帝國時期的轉變過程，在秦漢和隋唐這兩個大時代中相對渺小卻又非常重要，這其中政治、經濟、文化、戰爭、社會、民族關係的掙扎和演變都是十分複雜的，這些複雜的歷史進程正是富有魅力和研究價值的。
我倒是也想問問某些人，你翻開歷史書，哪朝哪代寫滿的不是王侯將相？哪朝哪代有你普通百姓的名字？不代入這些人你怎麼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要真能代入一個普通人，以他的視角去觀察當時的社會，這些搞學術研究的怕是做夢都會笑醒。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更一條：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於時恆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
閑來無事答一發吧。
掃了一眼高票的幾個答案，我覺得除了噴人沒什麼意義。
討論哪個朝代是最美的朝代，最首要去討論的，不應該是美的標準么？
不討論標準就給出答案或者噴別人的答案，完全是耍流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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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覺得美是一個很難討論的問題，鑒於兩本美學書就可以給出四個答案，我只能說說一般情況下我認為是什麼。
我覺得「美」是一個主觀的評價，並且，應該與功利的「好」有一丁點區別。
花很美，但不能吃，果子好吃，未必美。
那麼一個朝代美不美為什麼一定要考慮它適不適合生存呢？
問魏晉南北朝美不美，不如我們問問什麼是美？
萬里無雲的荒漠美嗎？至清無魚的鹽湖美嗎？
生機勃勃的森林美嗎？人煙稠密的城市美嗎？
各有所愛罷了。
喜歡雪山之上一覽眾山小的人，也得在人煙稠密的城市裡生活，喜歡星空宇宙的人，也離不開陽光與氧氣。
那你穿越回去只能死路一條來說明一個朝代不美，未免對不起美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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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說朝代，評個最美的朝代，就得看這個朝代有什麼特殊性，乃至於可以把其他朝代都比下去啊？
魏晉南北朝有什麼特殊性呢？我想來想去，也只想到一點——貴族橫行。
魏晉之所以讓人覺得美，除了世說新語廣告效應不錯以外，好像這就是世家貴族興盛，玩出來不少花招而已。
很多人就忍不住說了，喜歡這種美，跟吃人血饅頭有什麼區別？還不都是老百姓苦出來的？
對啊，那金字塔……那古希臘……那兵馬俑……
還不都是人命堆的。
沒辦法啊，非要政治正確，美不起來啊。
不過就算是這樣，我也覺得魏晉南北朝未必就超越了漢宋明，尤其是宋明富的流油的時候，也是一樣風流輩出啊。
所以想來想去，還是世說新語的廣告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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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遠了，我自己是個魏晉的粉絲，我也自認為絕非因為不了解歷史的殘酷才喜歡魏晉。
我倒沒覺得它最美。
我只覺得它最真實。
說什麼風流，說什麼富貴，說什麼容止，都是皮而已。哪個太平百年賺不出這樣一張華美的皮啊。
我喜歡的只是它的殘酷，它的真實，用漫長的戰爭，反覆的瘟疫，一茬一茬死了又死的士人，禮崩樂壞，儒法刑名爭於朝堂，道佛玄學流行一世，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故而可以深思生命本身。
我喜歡的只是無視官方話語的任性，面對生死無常的迷茫，喜歡的只是那種悲憫，苦悶，糾結，撕裂，把禮教的皮都撕破，直瞪著生命本身的悲哀。
誠知此恨人人有，卻只在那時凸顯出來，在歷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千百年都只給與人生答案，它卻提出了人生的問題。這問題從上古的傳說，到老莊的著述，從佛教的七苦，到儒家的天命，從蘇李詩，到後主詞，從蘭亭序到正氣歌，無不苦苦思索。
魏晉美嗎？
剝皮抽筋，美得觸目驚心。
說什麼仁義道德，禮義廉恥，說什麼祖宗家法，因果報應，人生大事，生死而已。
我只想知道拋開這些，怎麼面對人生罷了。
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
都在黑南朝士族，有必要為南朝士族說句公道話，看兩篇所謂揭示士族的網文，未必就能真正了解當時士族真正的精神風貌。
如@伶濛 ?所言：亂世之中 萬物不過芻狗。
不知道今日的中華傳統文化，又有幾分是南朝士族在血與火之中，竭力盤桓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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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至上的南朝學風
胡寶國 來源：《文史》2009年第4期
與玄學盛行的魏晉時代相比，南朝的學術文化發生了很大變化。士人群體對哲理性質的問題較少討論，而對知識領域的問題則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追求淵博、崇拜知識的風氣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說每個時代的學風都有自己的特徵，那麼對知識的崇拜就構成了南朝學風最顯著的特徵。為了論述的方便，本文在以下的討論中暫且稱這個時代為「知識至上的時代」，或簡稱為「知識時代」。
「知識至上」在很多方面都有表現。在這篇短文中不可能展現出它的方方面面。以下的討論將主要圍繞著當時的聚書風氣、儒玄文史中的知識追求以及士人稱謂的轉變這三個方面展開。
一．南朝的聚書風氣
翻檢南朝諸史，不難看到當時社會上流行著聚書的風氣，其中尤以齊梁時期最為盛行。根據一般的經驗判斷，一種風氣的盛行往往不會是突然出現的，它必定有一個逐漸積累的過程。這個過程應該引起關注。
如果向上追溯，聚書的風氣大約始於晉宋之際。聚書可以分為國家聚書與私人聚書兩個方面。以下就從這兩個方面加以考察。
《廣弘明集》卷三收阮孝緒《七錄·序》。根據阮序介紹，西晉皇家藏書共有二萬九百三十五卷。永嘉之亂後，圖書大量亡佚，「江左草創，十不一存」，東晉初年的《晉元帝書目》只有三千一十四卷。在以後的相當長時間裡都沒有圖書收集的消息。一直到東晉孝武帝太元（376—396）年間，才有了較大規模的圖書徵集活動。《晉書》卷八二《孫盛傳》：
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並造詩賦論難複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所謂「孝武帝博求異聞」，就是大規模徵集圖書。《晉陽秋》的另一定本因此而得到。孫盛「寫兩定本」具有特殊性。[1]不過除此之外，在寫本時代同書而相異的不同寫本也是廣泛存在的，徵集到異本之後總是須要相互考校的。梁代孔修源「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治。」[2]顏之推說：「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為非，此以為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3]在那個時代，校書是讀書人經常要做的工作，所以顏之推要把這些經驗寫進《家訓》。
《晉書》卷九《孝武帝紀》：太元九年「增置太學生百人」，次年立國學。同書卷九一《徐邈傳》：「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同書卷七九《謝安傳附謝石傳》：「於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疏奏，孝武帝納焉。」據此，孝武帝時復興儒學意圖甚明。[4]太元中大規模徵集圖書可能也是復興儒學計劃中的一部分。《晉書》卷八二《徐廣傳》：「孝武世，除秘書郎，典校秘書省。」徐廣是晉宋之際的一位博學的學者，「百家數術無不研覽」。他在孝武世進入秘書省參預校書工作可能就是因為當時徵集到了大量圖書，急需像他這樣的重要學者參預整理。
到東晉末期，國家藏書可能還有增加。阮序提到了《晉義熙四年秘閣四部目錄》，卷數不詳。余嘉錫引《續古文苑注》稱：「案此下當有脫文。」又，《隋書經籍志》載有「《晉義熙以來新集目錄》三卷」。余嘉錫以為此書當與阮序所載為同一書。[5]「新集」二字很有意味。如同校書一樣，重新編製目錄的工作也往往是在圖書增加之後才會有。湯用彤先生論及南朝佛教書籍目錄時也說：「本期所以出目錄甚伙者，當亦因聚書之習，頗亦甚盛也。」[6]總之，聚書與校書、編製目錄往往是聯繫一起的。這三個方面可以互相發明。
東晉後期，反映私人聚書的材料不多。《宋書》卷五八《謝弘微傳》：「從叔峻，司空琰第二子也，無後，以弘微為嗣。……義熙初，襲峻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豫。」義熙年間，謝峻家已有書數千卷，其規模可與東晉初期國家藏書數量相比。這種情形可能不是個別的。
劉宋以後，不論官、私，聚書活動更多。阮序稱：「宋秘書監謝靈運、丞王儉，齊秘書丞王亮、監謝朏等，並有新進，更撰目錄。宋秘書殷淳撰大四部目，儉又依《別錄》之體，撰為《七志》；其中朝遺書，收集稍廣，然所亡者，猶大半焉。」阮序中有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閣《四部書目錄》一萬五千七十四卷。[7]從東晉初年的三千多卷到劉宋元徽元年的一萬五千多卷，一百多年間圖書增加不少。晉宋之際可能是圖書增加的關鍵時期。元嘉年間文帝命裴松之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8]裴注旁徵博引，引書數量遠超《三國志》本書。此時國家藏書的大量增加應該是裴注得以實現的物質基礎。包括我自己在內，以往學者研究裴注問題似未曾留意此一方面。
關於這一時期私人聚書，阮序也提供了重要訊息：
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卧病閑居，傍無塵雜。晨光纔啟，緗囊已散。宵漏既分，錄帙方掩。猶不能窮究流略，探盡秘奧。每披錄內省，多有缺然。其遺文隱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已來王公搢紳之館，茍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眾家，更為新錄。
在時間上，阮氏不提晉代而特別標明「凡自宋齊以來」，很可能私人聚書的風氣就是從這時開始的。「茍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一語也值得關注。「王公搢紳」藏書的數量恐已相當可觀。若聚書不多，似無必要製作「名簿」。
齊梁時期，官、私聚書都達到了高潮。關於國家聚書，《隋書》卷三二《經籍志》有扼要介紹：
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散。梁初，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眾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秘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
從劉宋的一萬五千多卷增加到梁初的二萬三千餘卷，國家藏書數量增加不少。齊梁時期私人聚書更是盛況空前。陸澄「家多墳籍，人所罕見。」[9]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10]沈約「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11]任昉「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12]梁宗室吳平侯蕭景子勱「聚書至三萬卷。」[13]王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14]張緬「性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15]這些聚書名家往往各有側重。據《隋志》載，陸澄有《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錄》一卷。《隋志》解釋說：「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以為此書。」可知陸澄《地理書》書就是把自己收藏的圖書中有關地理的書籍整理成一類，並非自己撰寫。此外，陸澄還有《地理書抄》二十卷。[16]這可能是他從一百四十九卷的《地理書》中抄錄出來的。與陸澄不同，王僧孺則是「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17]偏重於譜諜類書籍。張緬「抄《後漢》、《晉書》眾家異同，為《後漢紀》四十卷，《晉抄》三十卷」，[18]偏重於史書類。
以上均為聚書最著名的士人，一般人不可能有這麼多書，但當時聚書的風氣是相當強勁的，所以《隋書經籍志》序概括地說：「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 梁元帝《金樓子》卷四專設「聚書」一篇，相當詳細地記錄了他幾十年的聚書經歷：
初出閣，在西省，蒙敕旨賚五經正副本。為琅琊郡時，蒙敕給書，並私有繕寫。為東州時，寫得《史》、《漢》、《三國志》、《晉書》，又寫劉選部孺家、謝通直彥遠家書。又遣人至吳興郡，就夏侯亶寫得書。又寫得虞太中闡家書。為丹陽時，啟請先宮書，又就新渝、上黃、新吳寫格五戲，得少許。為揚州時，就吳中諸士大夫寫得《起居注》，又得徐簡肅勉《起居注》。前在荊州時，晉安王子時鎮雍州，啟請書寫。比應入蜀，又寫得書。又遣州民宗孟堅下都市得書。又得鮑中記泉上書。安成煬王於湘州薨，又遣人就寫得書。劉大南郡之遴、小南郡之亨、江夏樂法才、別駕庾喬宗仲回、主簿庾格、僧正法持絓經書，是其家者皆寫得。又得招提琰法師眾義疏及眾經序。又得頭陀寺曇智法師陰陽、卜祝、冢宅等書。又得州民朱澹遠送異書。又於長沙寺經藏，就京公寫得四部。又於江州江革家，得元嘉前後書五帙。又就姚凱處得三帙。又就江錄處得四帙，足為一部，合二十帙，一百一十五卷，並是元嘉書，紙墨極精奇。又聚得元嘉後，《漢》並《史記》、《續漢春秋》、《周官》、《尚書》及諸子集等，可一千餘卷。又聚得細書《周易》、《尚書》、《周官》、《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各一部。又使孔昂寫得《前漢》、《後漢》、《史記》、《三國志》、《晉陽秋》、《莊子》、《老子》、《肘後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書極精細。還石城為戍軍時，寫得玄儒眾家義疏。為江州時，又寫蕭咨議賁、劉中紀緩、周錄事弘直等書。時羅鄉侯蕭說於安成失守，又遣王咨議僧辯取得說書。又值吳平光侯廣州下，遣何集、曹沔寫得書。又值衡山侯雍州下，又寫得書。又蘭左衛欽從南鄭還，又寫得蘭書。往往未渡江時書，或是此間製作，甚新奇。張湘州纘經餉書，如樊光注《爾雅》之例是也。張豫章綰經餉書，如《高僧傳》之例是也。范鄱陽胥經餉書，如高誘注《戰國策》之例是也。隱士王縝之經餉書，如《童子傳》之例是也。又就東林寺智表法師寫得書。法書初得韋護軍叡餉數卷，次又殷貞子鈞餉，爾後又遣范普市得法書，又使潘菩提市得法書，並是二王書也。郡五官虞皭大有古迹，可五百許卷，並留之，伏事客房篆又有三百許卷，並留之，因爾遂蓄諸跡。又就會稽宏普惠皎道人搜聚之。及臨汝靈侯益州還，遂巨有所辦。後又有樂彥春、劉之遴等書，將五千卷。又得南平嗣王書。又得張雍州書。又得桂陽藩王書。又得留之遠書。吾今年四十六歲，自聚書來四十年，得書八萬卷，河間之侔漢室，頗謂過之矣。[19]
梁元帝的這段長篇回憶涉及的人物多達數十，由此可以了解到當時聚書活動的詳情，十分珍貴。梁元帝除「蒙敕給書」外，聚書途徑主要有三。一是「寫得書」，即知道某人有某書，即借來抄寫，或者派人去寫。二是「市得書」，即出資購買。三是「經餉書」，即他人贈送。
因聚書成風，當時士人彼此間的借書相當頻繁。顏之推就此告誡後人說：「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20]借來書，有人是自己抄寫，如劉穆之「裁有閑暇，自手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21]王泰「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22]不過更多的情況可能是僱人抄寫。至少從漢代以來就一直有以抄書為生的人，如班超「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23]闞澤「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24]南朝也有傭書人。周山圖「少貧微，傭書自業。」[25]沈崇傃「傭書以養母焉。」[26]王僧儒「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27]朱異「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遍覽五經，尤明《禮》、《易》」[28]在寫本時代，特別是在聚書成風的情況下，以「傭書」為業的人應該是相當多的，只是這些人能進入史傳的不多。當時僱人抄書相當普遍，所以如劉穆之那樣「自手寫書」就成了一件值得記錄的事情。南朝地方學校教育不發達，「傭書」客觀上成為一般人獲得知識的重要途徑，對於文化的普及是有積極意義的。
就書籍的保存而言，私人聚書比官府聚書可能更重要。隋代牛弘曾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按他總結，自秦漢以來書有「五厄」。[29]除秦焚書外，國家藏書每每因戰亂而亡佚。戰爭過後，新王朝藏書之所以能逐漸恢復，皆因政府有自民間徵集圖書的舉措。所以從根本上說，書籍的保存更有賴於民間。國家藏書雖多，但因過於集中，一遇戰火便損失殆盡。
此外，就知識的傳播而言，也是私家藏書更有意義。《南齊書》卷二四《柳世隆傳》：「世隆性愛涉獵，啟太祖借秘閣書，上給二千卷。」因為皇帝特批，柳世隆才借到二千卷秘閣藏書。與之類似的還有江子一的例子。《梁書》卷四三《江子一傳》：「起家王國侍郎，奉朝請。啟求觀書秘閣，高祖許之，有敕直華林省。」這也是得到了皇帝的特批。不難想見，一般人是不可能見到國家藏書的。《梁書》卷三四《張緬傳附張纘傳》：纘「起家秘書郎……秘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圖籍。嘗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如此數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張纘為了儘可能多讀書而遲遲不願意離開秘書省，這也是因為國家藏書不外借。上引《金樓子》聚書篇涉及人物多是當時顯赫的達官貴人。這些人彼此間傳抄書籍相當頻繁，由此可以推知，普通民間士人若想讀書更是要靠私人間的互相借閱、抄寫了。當然，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可以低估國家藏書的意義。國家藏書雖然常常毀於戰火，但據此而編製的目錄卻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如果沒有歷代王朝不斷編製目錄，當時人以及後人都無法知曉一個時代圖書的總體狀況以及當時人們的知識體系。
晉末以至南朝聚書的盛行可能與當時造紙業的發展有關。紙張剛剛出現時數量很有限。東漢時，「延篤從唐溪季受《左傳》，欲寫本無紙。季以殘箋紙與之。篤以箋記紙不可寫，乃借本誦之。」 [30]西晉紙張的缺乏還是個大問題。葛洪回憶青年時代的艱辛說：「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尠能讀也。[31]東晉初，王隱欲寫《晉書》，但「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32]到東晉後期，紙張生產數量可能有增長。《初學記》卷二一《紙》引桓玄《偽事》：「古無帋，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東晉是簡、紙並用階段，桓玄強調今後一律用黃紙，當時紙張生產的數量或許已能滿足一般需要。人們仍然使用竹簡可能只是一種習慣。研究造紙史的專家也指出：「東晉以降，便不再出現簡牘文書，而幾乎全是用紙了。」[33]
不過一直到劉宋時，對於窮人來說，紙張還是昂貴的。《南史》卷四三《齊高帝諸子》下：劉宋時「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曄（高帝第五子）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又，「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窗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南史》卷七六《徐伯珍傳》：「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甘蕉及地上學書。」《南史》卷七六《陶弘景傳》：「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恆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看來紙張還不是普通人都能買得起的。
梁代紙張的價格可能因產量的增加而有所降低。《梁書》卷四九《袁峻傳》：「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袁峻「家貧無書」，但能抄書「日五十紙」，紙的來源似不成大問題。《顏氏家訓·勉學》篇載，義陽朱詹「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朱氏吃不飽飯，但卻可以「吞紙以實腹」，這個故事或許也說明紙張不再昂貴？
造紙業的發達、紙張的普及對聚書的盛行肯定有影響，但如果聯繫到這一時期更為廣泛的學術文化背景，我們就不能把聚書的盛行僅僅歸結於此。聚書的興起還有文化史上的原因。這就是下面要討論的南朝知識崇拜的社會風氣。
二．儒、玄、文、史中的知識崇拜
與聚書風氣的興起約略同時，從晉宋之際開始，整個學術風氣也漸漸發生了變化。通觀前後，這個變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如果說此前是一個玄學時代，那麼此後就是一個知識至上的時代了。
與南朝相比，玄學時代的人們並不特彆強調知識的重要，這在東晉表現得尤為明顯。王恭的一段話相當有代表性。《世說新語·任誕》篇載王恭語：「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余嘉錫《箋疏》案語：「《賞譽》篇云：『王恭有清辭簡旨，而讀書少。』此言不必須奇才，但讀《離騷》，皆所以自飾其短也。」[34]余氏解釋言簡意賅，不過當時人最看重的是「清辭簡旨」，恐怕並不以讀書少為「短」。《賞譽》篇劉孝標註引《中興書》也說：「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清辭簡旨」、「清辯過人」是衡量人材優劣的重要標準。這樣的例子在漢晉時期不勝枚舉。
公允地說，王恭並非完全不讀書。《晉書》卷八四本傳載，王恭「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嘆」，死後，「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為識者所傷。」這樣的人卻被後人視為「讀書少」，這隻有一種解釋，即在王恭以後，士人更加重視讀書。是否具備淵博的知識成了衡量士人價值的最重要尺度。《晉書》卷九九《殷仲文傳》：「仲文善屬文，為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袁豹，《宋書》本傳載：「好學博聞，多覽典籍」，義熙九年卒。[35]《隋書經籍志》載有《袁豹集》八卷。袁豹事迹不多，不過謝靈運既然以袁豹為例說殷仲文讀書少，可知袁豹應該是個飽學之士。從對殷仲文的評價看，謝靈運對讀書是相當重視的。這與《宋書》本傳所稱「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36]正可呼應。《南史》卷一三《劉義康傳》：
（元嘉）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徒。義康素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為作才語見向。」其淺陋若此。
袁淑是袁豹之子，「博涉多通」。[37]劉義康問他年齡，他不直接回答而故意以「鄧仲華拜袞之歲」、「陸機入洛之年」來答覆。這完全是在炫耀知識。《南齊書》卷三九《陸澄傳》：
（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曰：「仆年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捲軸未必多仆。」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睹，儉乃嘆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機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並奪物將去。
王儉、陸澄都是博學之士，但互相不服氣，最終竟然屢屢作起了比賽知識多少的遊戲。所謂「隸事」就是指引用典故。「隸事」的遊戲就是比賽誰掌握的典故更多，結果是陸澄取勝。據陸澄本傳載，「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當世稱為碩學。」陸澄取勝自有道理。
南朝重視知識的風氣愈演愈烈。顏之推後來在北方回憶說：
談說制文，援引古昔，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閭裡間，士大夫或不學問，羞為鄙朴，道聽塗說，強事飾辭：呼征質為周、鄭，謂霍亂為博陸，上荊州必稱陝西，下揚都言去海郡，言食則餬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宴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有一二百件，傳相祖述，尋問莫知原由，施安時復失所。[38]
顏之推的這段回憶，初看起來給人的感覺是南方士人不學無術，似乎與我們強調的南朝重視知識的風氣正好相反。但實則不然，它反映出的真實情形是：在普遍重視知識的氣氛中，連無知的人也要附庸風雅，裝作有學問。
《宋書》卷九三《雷次宗傳》：「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南朝重視知識的傾向在這四種學問中都有表現。我們先來看文學方面的表現。
在文學方面，至少從劉宋開始，重視知識的傾向就十分明顯。梁鍾嶸《詩品》序：
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庄，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
鍾嶸說南朝在文學創作方面存在「貴於用事」的風氣。所謂「事」即典故，「用事」與「隸事」含義相同，也是指徵引典故。按鍾嶸說，此風從劉宋顏延之、謝庄開始。在他們的影響下，「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成了「且表學問」、炫耀知識的工具。[39]
顏延之是晉宋之際人。《宋書》本傳說他是「好讀書，無所不覽。」[40]鍾嶸在《詩品》「中品」中再次申明序中舊說，稱其詩作「喜用古事」。「好讀書」與「喜用古事」兩個方面是有關係的。劉勰曾說：「夫薑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迍邅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41]所謂「學貧者迍邅於事義」，就是說如果作者學問貧乏，便會在「用事」上遇到困難。可見，若要在詩文中炫耀知識，便不得不廣泛讀書。除了在詩文中「喜用古事」外，顏延之在《庭誥》中對自己重視讀書的觀念更有明確表達。《宋書》卷七三《顏延之傳》稱其「閑居無事，為庭誥之文」。他假設一場景告誡後人說：
適值尊朋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眾視，則慌若迷塗失偶，黶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腆默而歸，豈識向之誇慢，祇足以成今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
這是在告誡後代，若不多讀書，將來就會落到如此窘迫的境地。以後顏之推也有類似之說：「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42]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引盧文弨《論學札》評論道：「二顏之語，其形容不學之人，致為刻酷。」[43]
鍾嶸提到的另一個「貴於用事」的代表是謝庄。謝庄是謝弘微之子，也是博學之士。《宋書》本傳說他自幼好讀書，「年七歲，能屬文，通《論語》」，精於《左傳》，「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制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宇內為一。」謝庄還擅長作賦，「文冠當時」的袁淑見其所作賦而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44]此外，謝庄還是當時一流的玄學家。
在玄學方面，劉宋時也出現了明顯的重視知識的傾向。王僧虔《誡子書》提供了重要的訊息。《南齊書》卷三三《王僧虔傳》：
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佛。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為之逸，腸為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45]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庄》，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眾篇，何者內外；《八袠》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為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
對王僧虔《誡子書》，余英時先生曾撰文詳細考釋。對文中「設令袁令命汝言《易》」云云，余先生解釋說:如果像『袁令』、『謝中書』、和『張吳興』這三大名家分別和你談三玄，難道你也能推說沒有讀過這些基本的清談文獻嗎? 」[46]關於《誡子書》的意義，他說：「《誡子書》的重要性在於它具體地指示我們，清談到了南朝中期已演變成什麼樣的狀態。它的思想內容是什麼?它的表現形式如何?它在當時門第的生活中究竟扮演著何種功能?《世說新語》雖是清談的總匯，但止於劉宋之初；現存梁元帝《金樓子》和顏之推《顏氏家訓》也偶有涉及，但不及《誡子書》之集中與具體。此外散見史傳的清談記錄則更屬一鱗片爪。所以古今學人討論清談問題都特別重視它。唯本文以考辨《誡子書》的疑點為主旨，不能從思想史和社會史的觀點對南朝清談多所推論。」
余先生關注玄學在南朝的變化，只是限於文章考辨的主旨而沒有展開討論。在我看來，《誡子書》的核心思想就在於指出像魏晉玄學時代那樣僅僅強調思辨、強調「清辭簡旨」已經行不通了，清談也要以讀書為基礎，對文獻、對前人各種意見必須瞭然於胸，如果這些都不懂，那是沒有資格談玄的。[47]《誡子書》不會是無的放矢，王僧虔所反對的這種不讀書而空談的習氣此前一定是存在的。
據余先生考證，《誡子書》中提到的「袁令」、「謝中書」、和「張吳興」分別是袁粲、謝庄、張緒。他們都是當時第一流的玄學家。袁粲，「（泰始）六年，上於華林園茅堂講《周易》，粲為執經。」[48]張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49]齊建元四年，「初立國學，以緒為太常卿，領國子祭酒。」 謝庄精通《左傳》、《論語》已如前述。他們雖然都是玄學大家，但卻均學有根底，絕非空談之士。王僧虔本人「好文史，解音律」[50]，在學問上頗有造詣。《南史》卷二二《王僧虔傳》：「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雲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雲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由此可見他的博學。關於南朝玄學重知識，還可以舉出一個例證。《南史》卷七一《伏曼容傳》：
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為一台二絕。
伏曼容能與袁粲「言玄理」，自是玄學中人，但卻看不起玄學開創者何晏。他的傲慢並不是因為自己在玄學理論上有什麼創穫，而全是在「事」之一端。在他看來，何晏在學問上是不行的。伏曼容的優越感只是一種知識上的優越感。
唐長孺先生曾經說：「整個玄學自晉以後便只是知識的炫耀」[51]，而不再具有現實政治意義。這個觀察十分敏銳。不過我們這裡要強調的是，「知識的炫耀」並不僅僅局限在玄學領域。在前面涉及的文學領域以及接下來要討論的經史領域中，重視知識、重視對知識記憶的傾向也十分明顯。經史方面，相關的例證非常多，這裡只能引出最具典型性的若干史料。《南齊書》卷二三《王儉傳》：
上曲宴群臣數人，各使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自「仲尼居」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
《南史》卷四一《齊衡陽元王道度子鈞傳》：
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梁書》卷四○《劉之遴傳》：
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因為交好。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
《梁書》卷四○《劉顯傳》：
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文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雲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也。」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嘆曰：「劉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魏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
《南史》卷二二《王曇首傳附王筠傳》：
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偶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歡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六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余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
《梁書》卷三六《孔休源傳》：
孔休源識具清通，諳練故實，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
《梁書》卷二七《陸倕傳》：
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間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在以上事例中，看不到對經學義理、歷史教訓的思考，如同文學領域中的「用事」一樣，學者間的討論都是圍繞著經史著作中的「事」展開的。孔休源、陸倕之輩甚至可以背誦《起居注》、「暗寫」《五行志》，確實相當驚人。如果不了解當時的學術風氣，對此現象是很難理解的。劉宋時，陶弘景「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52]很能反映當時士人群體的心態。顏之推說得很明確：「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53]「貴能博聞」，就是重視對知識的掌握。
以前我曾經討論過《三國志》裴注的問題。[54]當時的基本思路是：受東漢經學簡化風氣的影響，漢晉時期史學著作也趨向於簡化，所以有簡略的《三國志》問世。以後經學影響漸漸消退，史學著作遂重視歷史事實的豐富，所以有以增補事實為主的裴注出現，並一度取代了文字訓詁式的經學注釋方式。現在看來，這個解釋是有欠缺的。事實上，文字訓詁式的注釋始終存在，不能認為裴注一類的注釋方式取代了前者。裴注大量增補歷史事實的原因與經學盛衰或許沒有什麼關係。通過上述考察，可知在裴松之的時代出現了重視「事」、重視知識的風氣。這可能才是裴注得以出現的根本原因。崔慰祖的例子或許可以支持這個判斷。《南齊書》卷五二《崔慰祖傳》：
（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嘆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采《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廚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
崔慰祖試圖注《史》、《漢》，原因在於他認為二書「漏二百餘事」。可見他對於「事」的重視。與此類似的還有劉孝標的例子。劉孝標「博極群書」，崔慰祖稱他為「書淫」。[55]劉氏注《世說新語》引書多達四百餘種，補充了大量史料，也體現了對「事」的重視。裴注的出現應該在這個背景下來理解。
由於對「事」的關注，南朝類書編撰十分發達。劉師培論齊梁文學說，當時「各體文章，亦以用事為貴。考之史傳，《南史》稱王儉嘗使賓客隸事，梁武集文士策經史事。而類書一體，亦以梁代為盛，藩王宗室，以是相高，雖為博覽之資，實亦作文之助。」[56]王瑤也說：「隨著數典用事之風的流行，齊梁時編纂類書的風氣也盛極一時，都是為了文人們隸事屬對之助的。」[57]他們的討論都是圍繞著齊梁文學。本文所要特彆強調的是，「用事」絕不僅僅局限於齊梁時期，也不僅僅局限於文學領域。南朝時期儒、玄、文、史各領域內都瀰漫著同樣的重視知識的風氣。
自劉宋開始，儒、玄、文、史四學並立，顯示出一種學術分途的傾向，但另一方面學術也呈現著合流的傾向。魏晉時，經史學家與玄學家是有明顯衝突的。西晉「重庄老而輕經史，（庾）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58]東晉虞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發，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59]干寶形容當時風俗說：「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庄老為宗，而黜六經。」[60]應詹上疏：「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61]范寧矛頭直指王、何：「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寧以為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62]
但是到南朝以後，這種激烈的衝突不見了。關於儒學與玄學的合流，前輩學者已有深入討論。唐長孺先生揭示出東晉以後禮玄雙修已成普遍趨勢。[63]余英時先生則從社會倫理的角度、從仍具現實意義的情與禮的關係入手，對儒、玄合流給予了更深入的解說。[64]本文試圖補充的是，儒、玄衝突的解決或許也有一個學術內部的原因，即當對經學、玄學以及其它學問的討論都演變為知識性的討論時，彼此之間便有了共同點，因而更易於相互溝通。歸根結蒂，元嘉時的四學並立只是體現了當時人的知識分類思想，而並非要在四門學問之間設置壁壘。在崇尚博學的南朝，學者的知識並未受此局限，反而是更加綜合了。
現在我們可以接著討論第一節的問題了。前節所揭示的自晉宋之際開始的聚書風氣與本節所討論的知識崇拜的風氣基本上是同步發生的。二者之間有密切關係。準確地說，聚書的盛行只是知識崇拜風氣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個具體表現而已。這方面的例證太多，無法一一列舉，這裡僅舉出兩個例子加以說明。《陳書》卷三○《傅縡傳》：「後依湘州刺史蕭循。循頗好士，廣集墳籍，縡肆志尋閱，因博通群書。」傅縡的「博通群書」是以蕭循「廣集墳籍」為前提。又，《陳書》卷二七《姚察傳》：「年十二，便能屬文。父上開府僧垣，知名梁武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為遊學之資，察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姚察的情形與傅縡相同，都說明聚書是博聞的條件。既然如此，追求博學的南朝士人自然會儘力聚書。正是考慮到這一層因素，所以前節才未將南朝聚書的盛行僅僅理解為造紙技術發展的結果。
三．從名士到學士
與崇尚知識的風氣相關聯,南朝士人的稱謂也發生了變化。我們知道，用「名士」、「學士」來指稱士人由來已久。不過比較而言，漢晉多使用「名士」，而南朝則更多使用「學士」。一般而論，士人都有文化，但名士之所以成為名士，往往並不是因為他有文化，而學士稱謂則與文化、知識有著直接的聯繫。
所謂「名士」，顧名思義，即是有名之士。《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列傳》序稱：
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摽搒，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勛、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以上「三君」、「八俊」之輩都是東漢末年名士中的領袖人物，可以說是「名士」中的「名士」。他們的特點及成名途徑各不相同，或者因「德行引人」而著名；或者因「導人追宗」而著名；或者因「以財救人」而著名，大致都偏重於道德一端。[65]這正是趙翼所說的「東漢尚名節」風氣下的結果。[66]影響所及，魏晉之際的一些人依然以此標準來理解「名士」。《三國志》卷二二《盧毓傳》：
前此諸葛誕、鄧揚等馳名譽，有四聰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按盧毓所說，通常的情形應該是「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這還是強調以德獲名，《晉書》卷四六《劉頌傳》載西晉劉頌上疏：
今閻閭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准，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
「人不立德」，「故無名士」，這也還是偏重於道德。不過就當時的現實看，盧毓、劉頌的認識比較保守，實際上漢晉時期成名方式已經多種多樣，或因特立獨行而成名、或因善於應答而以一言成名、或因受到大名士賞識而一日成名。渡江之後，不少「名士」更以放縱而成名，如羊曼「任達頹縱，好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67]他們的言行舉止與正統的道德禮法完全是背道而馳。本文上節引東晉王恭所謂「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一語形象地說明了當時名士的特徵。
南朝人偶爾也使用「名士」稱謂，如《陳書》卷二四《周弘正傳》載梁元帝語：「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南史》卷二八《褚照傳》：「彥回從父弟也。……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照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 不過與漢晉時期相比，這樣的例子在南朝極罕見。南朝史籍中呈現最多的是「學士」。
關於「學士」稱謂，趙翼曾有敏銳觀察。《陔余叢考》卷二六「學士」：
學士之名，其來最久。裴松之《三國志注》：正始中，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曹魏時已有學士之稱也。晉、宋以後，增置漸多。宋泰始六年，置總明觀學士，後省總明觀，於王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齊高帝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永明中置新舊學士十人，修《五禮》。又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抄五經百家。梁武時，沈約等又請《五禮》各置舊學一人，人各舉學士二人相助。又命庾肩吾、劉孝威等十人為高齋學士。簡文為太子，又開文德省，置學士。劉孝標撰《類苑》，梁武又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略》以高之。陳武帝亦詔依前代置西省學士。其它散見於南、北史各傳者，如虞荔、張譏俱為士林館學士，蔡翼、紀少瑜、庾信為東宮學士，傅縡、顧野王、阮卓為撰史學士，沈峻、孔子祛為西省學士，陸琰、沈不害為嘉德殿學士，岑之敬為壽光殿學士，阮卓又為德教殿學士。是六朝時或省，或觀，或殿，或館，隨所用各置學士。第其時所謂學士者，無定員，無定品。……
趙翼注意到「學士」之名「晉、宋以後，增置漸多」，確具卓識，但他以《三國志》裴注所引《魏略》中的史料來論證「學士」稱謂「其來最久」卻不可靠。至晚西漢人就已經使用「學士」一詞了。《史記》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同書卷一二一《儒林傳》：董仲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漢書》卷七一《於定國傳》：於定國「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 《續漢書·祭祀志》下劉昭引蔡邕《表志》：「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由以上例子看，兩漢人已經在使用「學士」稱謂，並非如趙翼所說從曹魏時開始。
從上引漢代史料看，與「名士」不同，「學士」往往是和學術文化有關。這在魏晉以後也還是如此，無有例外。《三國志》卷九《曹仁傳附弟純傳》注引《英雄記》：曹純「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三國志》卷四二《許慈傳》：「先主定蜀，承喪亂曆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眾學，慈、潛並為學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晉書》卷七五《荀崧傳》載，東晉初荀崧上表追述西晉儒學盛況說：「置博士十九人。九州島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關於「學士」的含義，以下的兩個例子最能說明問題。《三國志》卷三八《秦宓傳》：
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眾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
諸葛亮向張溫介紹秦宓，稱他為「益州學士」，張溫見到秦宓立刻追問：「君學乎？」可見，「學士」就是指有學問的士人。又，《南齊書》卷五六《劉系宗傳》：
系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明帝曰：「學士不堪治國，唯大讀書耳。一劉系宗足持如此輩五百人。」其重吏事如此。
這裡說的再明確不過了，學士只會「讀書」，所以「不堪治國」。按此，「學士」就是指會讀書、懂學術的士人。
按趙翼所舉事例，南朝真正引人矚目的變化是大批學士為朝廷、諸王所設的各種機構吸收，並從事文化活動。學士雖然「無定員、無定品」，但卻具有濃重的「准官員」色彩。這既與南朝皇權的復興有關，同時也體現出知識時代的特徵。士人再也不能像東漢名士那樣，僅憑他們在士人群體中獲得的名聲就可以呼風喚雨。在皇權復興、重視知識的時代，他們只能依靠自身的學識來服務於王朝並獲得相應的名譽與利益。我們現在來看兩個與之相關的有趣故事。《太平廣記》卷二五三引《談藪》：
周司馬消難以安陸附陳。宣帝遇之甚厚，以為司空。見朝士皆重學術，積經史，消難切慕之。乃多卷黃紙，加之朱軸，詐為典籍，以矜僚友。尚書令濟陽江總戲之曰：「黃紙五經。赤軸三史。」[68]
《陳書》卷三六《始興王叔陵傳》：
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為沐猴百戲。
司馬消難、陳叔陵都想獲取名譽。前者採取的辦法是「多卷黃紙，加之朱軸，詐為典籍」，後者則是「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這樣的舉動固然荒唐可笑，但也真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氣，「名」的獲得離不開讀書、離不開知識。他們雖然都不是學士，但為了求名卻不得不裝扮成學士的模樣。
南朝士人多以「學士」的面貌出現在社會中，影響所及，甚至派生出了「童子學士」這樣的說法。《梁書》卷四一《王規傳附宗懍傳》：「懍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鄉里號為童子學士。」這個例子很有趣。它既說明了「學士」的特徵在「學」，也說明南朝「學士」稱謂已經成為使用頻度極高的慣用語，所以才會導致兒童好學者被戲稱為「童子學士」。檢索南朝史籍，可以稱得上「童子學士」的人相當多，如劉瓛「少篤學，博通五經。」[69]陸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倕、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嘆異之。」[70]韋載「少聰惠，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棱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應答，曾無疑滯。」[71]虞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凡有十事，荔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倕甚異之。」[72]姚察「六歲誦書萬餘言」，「年十二，便能屬文。」[73]類似的例子俯拾皆是。
東漢以來也有類似南朝「童子學士」的例子，如曹丕「少誦《詩》、《論》」，[74]邴原早孤，少好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齔之中，嶷然有異」[75]，但這樣的例子在史書中並不多見。我們能夠看到更多的記載是關於早慧型兒童的。《世說新語·言語》篇：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同書《夙慧》篇：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應該說早慧型兒童、「童子學士」類型的兒童在各個時期都會有，漢晉多早慧兒童的記載，而南朝多「童子學士」的記載其實反映的是兩個時期人們觀念的不同。漢晉時期，人們崇尚的是機智、聰慧，而在南朝，人們崇尚的則是知識的擁有。對於士人來說，這關係到家族地位的延續。前引顏延之《庭誥》、顏之推《家訓》都告誡子孫讀書的重要。二顏之語與「童子學士」可以互相發明，都表明了在重視知識的時代，士人對後代的學習有多麼關切。在皇權復興、知識至上的新時代，士族政治地位、社會地位的傳承已經不能完全憑藉家族政治上的權力，而在很大程度上要憑藉文化。王僧虔在《誡子書》中直言道：「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76]
按照通常的理解，漢代是一個經學的時代，魏晉是一個玄學的時代綜合全文，從社會史、學術史的角度看，聚書風氣的興起、儒玄文史中重視知識的傾向、名士與學士稱謂的轉換都表明南朝的學術文化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南朝諸種學問之中，文學最盛，過去我曾以為南朝或許可以算是文學的時代。這個認識自有道理，但現在看來，這個認識肯定不全面，因為文學雖盛，但它不能涵蓋一切。文學中表現出來的追求淵博、重視知識的特徵在其它領域也都存在。既然各個領域都表現出相同的重視知識的傾向，所以本文更願意用「知識至上」為這個時代命名。
最後須要補充強調的是，本文雖然主要是在討論南朝的學術文化特徵，但文中之所以一再提及「晉宋之際」，實際已經暗含了一個認識，即南朝的變化其實都是從東晉後期開始的。一個明顯的例證是，前文所提及的劉宋初年那些最重要的學術人物如雷次宗、裴松之、謝靈運、顏延之等人都是在東晉後期成長起來的。他們知識的獲得、學術價值觀念的養成都是在那個時期。因此，若要解釋知識時代的起源，東晉後期應該是重點關注的對象。不過在探究起源之前，首先確認南朝時代學術的基本特徵則是必須的。這正是撰寫本文的目的所在。
注釋：
[1]《晉陽秋》因記載枋頭失利而得罪桓溫，不得不寫成兩種定本。孫盛本傳稱：「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之。」
[2]《梁書》卷三六《孔休源傳》。
[3]《顏氏家訓·勉學》篇。
[4]關於孝武帝復興儒學一事，田餘慶先生曾有關注。讀者可參閱田著《東晉門閥政治》中「孝武帝與皇權政治」一節，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5]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卷三，《余嘉錫說文獻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92頁。
[6]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五章《南北朝佛教撰述》，中華書局1983年版，425頁。
[7]《隋書》卷三二《經籍志》稱：「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余嘉錫以為《隋志》「六萬」當是「一萬」之誤寫，見上引余書。
[8]《宋書》卷六四《裴松之傳》。
[9]《南齊書》卷三九《陸澄傳》。
[10]《南齊書》卷五二《崔慰祖傳》。
[11]《梁書》卷一三《沈約傳》。
[12]《梁書》卷一四《任昉傳》。
[13]《南史》卷五一《吳平侯景傳附子勱傳》。
[14]《梁書》卷三三《王僧孺傳》。
[15]《梁書》卷三四《張緬傳》。
[16]《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
[17]《梁書》卷三三《王僧孺傳》。
[18]《梁書》卷三四《張緬傳》。
[19]《聚書》篇文字原本錯訛較多，現在引用的文字是經過許逸民先生校勘的。在此謹向許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
[20]《顏氏家訓·治家》篇。
[21]《宋書》卷四二《劉穆之傳》。
[22]《南史》卷二二《王曇首傳附王泰傳》。
[23]《後漢書》卷四七《班超傳》。
[24]《三國志》卷五三《闞澤傳》。
[25]《南齊書》卷二九《周山圖傳》。
[26]《梁書》卷四七《沈崇傃傳》。
[27]《梁書》卷三三《王僧孺傳》。
[28]《南史》卷六二《朱異傳》。
[29]《隋書》卷四九《牛弘傳》。
[30]《初學記》卷二一《紙》引《先賢行狀》。
[31]《抱朴子》外篇自敘。
[32]《晉書》卷八二《王隱傳》。
[33]潘吉星：《中國造紙技術史稿》第三章《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造紙技術》，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53頁。
[34]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763頁。
[35]《宋書》卷五二《袁湛傳附袁豹傳》。
[36]《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
[37]《宋書》卷七○《袁淑傳》。
[38]《顏氏家訓·勉學》篇。
[39]關於劉宋詩歌「用事」，陳橋生《劉宋詩歌研究》（2007年中華書局版）第四章「以博學相尚的元嘉詩風」中有詳細討論，讀者可以參看。
[40]《宋書》卷七三《顏延之傳》。
[41]《文心雕龍·事類》篇。
[42]《顏氏家訓?勉學》篇。王利器以為顏之推所譏諷者為北齊許惇，參見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44頁。
[43]同上書145頁。
[44]《宋書》卷八五《謝庄傳》。
[45]標點本校勘記：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 按下雲「馬鄭何所異」。梁玉繩《瞥記》云：「馬、鄭未嘗注《老》。王西庄光祿雲『老子』當作『老易』，蓋是也。」
[46]余英時：《王僧虔〈誡子書〉與南朝清談考辨》，載《中國文化》第八期。以下引此文不再注出處。
[47]余英時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涉及到《誡子書》。他說：「清談決不完全等於空談，即以清談一事而論，不但談士必須博學（見《南齊書》卷三十三王僧虔《誡子書》），而且清談本身便發展出一套禮節，轉為談士的一種約束。」（余英時：《名教思想與魏晉士風的演變》，《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384頁。）余先生此處重點在於討論「禮節」與「約束」，因此對「博學」一事沒有展開討論。
[48]《宋書》卷八九《袁粲傳》。
[49]《南齊書》卷三三《張緒傳》。本卷校勘記：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三國志》注引《管輅別傳》，雲『何尚書自言不解易九事』，《南史》伏曼容傳亦云『何晏疑易中九事』，此雲七事，未知孰是。」
[50]《南齊書》卷三三《王僧虔傳》。
[51]唐長孺：《魏晉才性論的政治意義》，《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版，299頁。
[52]《南史》卷七六《陶弘景傳》。
[53]《顏氏家訓·勉學》篇。
[54]胡寶國：《三國志裴注研究》，載《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55]《南史》卷四九《劉懷珍傳附劉峻傳》。
[56]劉師培：《中古文學史講義》第五課《齊梁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7]王瑤：《隸事·聲律·宮體》，《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287頁。
[58]《晉書》卷五○《庾峻傳》。
[59]《晉書》卷八二《虞預傳》。
[60]《文選》卷四九干寶《晉紀》總論。
[61]《晉書》卷七○《應詹傳》。
[62]《晉書》卷七五《范汪傳附范寧傳》。
[63]參見唐長孺：《讀抱朴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版。
[64]參見余英時：《名教思想與魏晉士風的演變》，《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5]《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傳》：劉淑「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種暠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按此劉淑的「高名」自然是因其學術而來，但多數情況下，學術成就並不是「名士」獲取名聲的主要手段。
[66]參見趙翼：《廿二史札記》「東漢尚名節」條。
[67]《晉書》卷四九《羊曼傳》。
[68]《周書》卷二一《司馬消難傳》稱：「消難幼聰惠，微涉經史，好自矯飾，以求名譽」，可與《談藪》所載事迹互為補充。
[69]《南齊書》卷三九《劉瓛傳》。
[70]《梁書》卷五○《陸雲公傳》。
[71]《陳書》卷一八《韋載傳》。
[72]《陳書》卷一九《虞荔傳》。
[73]《陳書》卷二七《姚察傳》。
[74]《三國志》卷二《文帝紀》注引《典論》自敘。
[75]《三國志》卷一○《邴原傳》注引《原別傳》。
[76]《南齊書》卷三三《王僧虔傳》。
不知道今日高喊口號地圖炮的 知 乎，又有幾分「知識至上」的精神。
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
魏晉南北朝的美在於其悲劇性。一半人清醒，一半人糊塗；一半人瀟洒，一半人沉淪；一半人墮落，一半人抗爭；一半人痛哭，一半人狂歌。
魏晉南北朝的美在於這個悲劇是無法拯救的，從漢末三國開始，就不斷地有人樹起理想，再眼看著理想倒塌，或者看見自己倒在去理想的路上。無論其中的人怎樣掙扎，都阻擋不了秦漢帝國建立的秩序徹底崩潰，都阻擋不了這個時代滑向近三百年亂世的深淵。
後來的人看清了未來，於是歌的繼續歌，哭的繼續哭，少數清醒的聞雞起舞，如同流星在墜向地球前徹底燃燒，在一片烏漆麻黑中只來得及燦爛一瞬。悲劇多美啊，悲劇中的人努力想活成喜劇卻一敗塗地更美。欣賞悲劇是一種疼痛的快樂，當然，要我自己活成一個悲劇，我是不幹的，那就只有疼痛沒有快樂了。
河清海晏，天下太平，一個有序發展、前進、向上的社會，在史官稗官的眼裡，自然不具備魏晉南北那樣的美感。倒是隔著一條海峽的灣灣，能讓我看到少量清醒的人無能為力地痛苦著，更多人在享受註定崩毀前的末日狂歡。
要不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呢。
這個問題底下的答案讓我看不下去。等了好幾個星期了，並沒有看到一個稍微能看一點點地答案。硬著頭皮，不揣淺薄，前來作答。
先說是不是，回復：各抒己見，為何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大多中國人都不喜歡？_魏晉南北朝吧_百度貼吧
95樓
https://www.google.de/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1cad=rjauact=8ved=0ahUKEwjHzuiEl9HUAhUOL1AKHQqACEU4ChAWCCYwAAurl=http%3A%2F%2Fbbs.sgamer.com%2Fthread-13339589-1-1.htmlusg=AFQjCNHT_Wm7QNg4fzH1tRIxR4ClEKAgjw
另外有一幫吹捧高長恭的。所以完全可以說，「有人說中國歷史最美不過魏晉南北朝」這句話，沒有問題。
再說為什麼。先拋結論：或者因為他們無知，或者因為他們審美品位極差。注意，以上結論，僅針對認為「魏晉南北朝最美」的人，不針對認為「魏晉南北朝很美」的人。
因為要說「最美」，你就必然是認為它的與眾不同之處美，而不是它並不特殊的部分讓你覺得美。魏晉南北朝在什麼方面世不旁出，中國其它階段的歷史無可比擬呢？
是長達數百年的戰亂嗎？這樣的時代，前有春秋戰國，後有晚唐，宋元，清民，並不獨特。
是「惟有讀書高」嗎？這恐怕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普遍面貌，完全稱不上獨特。
是亂世中的悲情人物，振臂一呼嗎？南宋抗元，明抗清，晚清民國抵禦外侮，知不可為而為之，視死如歸，慷慨激昂的人，絕不比魏晉南北要來得少，實際上，我敢說，中國的任何其它亂世中的悲情英雄密度都比晉，南北朝——魏不在內——要來得高得多，不信的話咱們可以十年一個單位地數數看。
是文學成就嗎？詩經，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小說，我並不覺得它們比魏晉風骨要來得差，當然，我也沒有說它們要更好。
晉，南朝的特點（再說一遍，不包括魏，實際上，北朝的情況也要好得多），其實以上已經提及過了，那就是這個時代的士子，總體上比別的任何時代都更醉生夢死，放縱任誕，標高自許，窩囊無能，並且使之成為一種
美學
以這個時代為最美，除了認同醉生夢死，放縱任誕，標高自許，窩囊無能的病態美學以外，我想不出還有什麼第二種解釋。
當然，要認為這個時代有其醜惡的地方，固然不能像樓上的某些人立靶子那樣，去認為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特別不關心大眾民生，奢侈無度之類的——這一點上知識分子，貴族階層向來如此，古今中外少有倖免。他們醜惡的地方在於不以家國為念，消極避世，窩囊無能，不僅亡國，而且辱身。在中國的其它時代，窩囊廢文人也是有的。稱得上無恥之尤的文人也很多。但除了晉，南朝，中國並沒有任何一個時代，人們把這種特質當成一種正面形象來進行宣傳。
這不是一個人的無恥之尤，而是整個社會的無恥之尤。
誰要告訴我，認為魏晉南北朝「最美」的人，不是以「無恥」為美，我覺得您得好好地斟酌一下你的說辭了。
其實回答里認為「魏晉吹將自己代入上層才喜歡魏晉」的和認為「讀歷史喜歡亂世很正常」的並不矛盾，畢竟魏晉粉和魏晉吹一定程度上來說並不一樣，感興趣一段時期的歷史未必要將這段時期吹成一個美好的時期，將自己代入王侯將相視角而感興趣某段歷史的確正常，但將自己代入上流社會視角後開始吹噓這段歷史多麼美好恐怕就有失偏頗了。
題目所說的「美」是一個有廣泛意義的辭彙，說亂世時期的歷史對後世的讀者而言有其獨特的魅力似乎也未嘗不可，時勢造英雄，亂世的歷史人物、文學藝術可能也都有其與盛世不同的魅力所在。就像在其他回答里看到的，吹魏晉和吹民國本質很像，感興趣魏晉、民國這種時期再正常不過，但因為上流社會的生活就去吹噓這些時期多麼美好就顯得非常片面了。
就像喜歡王謝家族的歷史人物很正常，但為此吹噓門閥士族是個好制度就不一樣；同理喜歡民國大師們很正常，但是為此吹噓民國的教育遠超當代中國就不一樣。畢竟南京（建康）城內的高雅與風骨是由其他地方許許多多的民不聊生堆積而成的。
雖然我哪段歷史都並不怎麼好，但東晉十六國和民國大概算是我比較感興趣的兩個時期，然而要是讓我穿越回去，我怕是活不到第二集，所以會有興趣，但不會吹噓。對我而言，最開始也只知有竹林七賢、有王謝家族，後來才知道與此同時的北方是怎樣一番殘酷光景，人命可以多麼不值錢，當看淝水之戰時才頭一次真切感知南方的士族風骨和北方的重重混戰是在同一個國度、同一個時間。
魏晉美嗎？
也許可以說是美的，但並不令人希望它能重現，畢竟只有存在於史書里時候它才有魅力。
因為喜歡謝安，所以每次去南京，幾乎都要去烏衣巷逛一圈，第一次看到的時候其實內心真的很失望，小小的巷子里堆積著空調外機以及眾多遊客，顯得很擁擠和雜亂，但是後來去的時候再看到，才覺得這大概就是所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吧，我們這些後世的尋常人，有幸活在相對和平的年代裡，而當年的一切也都變成了景點。
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亂世這種東西啊，也只有在離我們遠去之後，才會被有些人拿來喜歡吧。
有兩段罵兩晉的話。
而今俗婦女, 休其蠶織之業, 廢其玄紞之務, 不績其麻, 市也婆娑. 舍中饋之事, 修周施之好. 更相從詣之適親戚, 承星舉火, 不已於行, 多將侍從, 瑋曄盈路, 婢使吏卒, 錯雜如市, 尋道褻謔, 可憎可惡。或宿於他門, 或冒夜而反, 遊戲佛寺, 觀視漁畋, 登高臨水, 出境慶弔, 開車褰幃, 周章城邑. 杯觴路酌, 弦歌行奏, 轉相高尚, 習非成俗. 生致因緣, 無所不肯. 誨淫之源, 不急之甚, 刑於寡妻, 家邦乃正. 願諸君子, 少可禁絕. 婦無外事, 所以防微矣。
其婦女庄櫛織衽，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妒忌之惡。
兩段話分別出自《抱朴子 疾謬》和《晉紀總論》，作者對兩晉的風氣都感到痛心疾首，不過我們讀起來卻不以為然。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展現的是儒家倫理崩潰之後人們有怎樣新的性格類型，一個朋友圈子裡既有陸機那樣「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的，也有張翰那樣「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的，東漢士大夫就沒有這樣參差多態。魏晉南北朝的歷史讀起來很「美」不是很正常嗎。
順便，說起平民百姓留不下名字這件事，考慮到走馬樓出土的簡牘數量超過里耶、居延、敦煌的總和。我們對哪個時代的平民姓名掌握得更多還真不好說。
可能那個年代的上層大佬可以正大光明地吸毒淫亂吧
只看到上層窮奢極欲紙醉金迷的腐朽，沒看見底層兵燹連年餓殍千里的枯骨。
實際上就連上層也不美，動不動說殺你全家就殺全家，大部分朝代歷史還不如共和國現在的年歲，真不知道哪裡美了。
貧下中農的命，非得做王謝豪族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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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的歷史流傳下來的那麼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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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評價冉閔？如何評價五胡亂華這段歷史？五胡亂華這段歷史中國算是被侵略嗎？
※如何將東晉至南北朝這段亂世拍成像《權力的遊戲》這樣的史詩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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