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朝代為什麼大多持續兩百多年，不會超過三百年？

11-17

自從秦朝第一個統一中國的朝代開始以來，就沒有大一統的朝代在持續時間上超過三百年，即使是像宋這樣的合起來300多年的，中間也經歷的北宋和南宋的變動，強大的唐朝，也只有289年，這是有什麼原因呢
－－－－－－－－－－
本題已加入知乎圓桌 ? 縱橫經濟史，更多經濟史相關的問題歡迎關注討論。

僅以此答案證明我還是可以回答學術類問題的。上面有答案提到的氣候與朝代關係是目前學界的一種比較新穎的思路，可惜沒有展開。我研究生階段某門課的老師恰好是研究氣候與朝代變遷領域的專家，於是我專門發郵件找他要了點資料，特別是圖表什麼的，方便諸位理解。

首先是本文論點：氣候的改變影響著中國朝代的更替。回到問題上來，中國朝代一般不超過兩三百年是因為我國古代氣候的冷暖期更替差不多也是每兩三百年一個循環的，所以可以說氣候更替（Climate cycle ）可以解釋朝代更替（Dynasty cycle）。

要搞清楚朝代更替的原因，首先要明白是什麼導致了舊朝代的倒台和新政權的建立。除了三家分晉以及黃袍加身這種稍顯文明的改朝換代方式，大部分都是建立在「鐵與血」之上的，所以戰爭的頻率和規模可以導致朝代更替。戰爭與和平輪流坐莊，新政權推翻腐朽的舊政權；新政權勵精圖治發展經濟文化，新政權變得超級牛逼到達頂峰；新政權慢慢走下坡路，腐敗社會矛盾等問題越來越多；新政權變得超級腐朽，各種矛盾達到頂峰；最終新政權變成了當初它所推翻的舊政權，新新政權又將其推翻...again and again......

所以氣候在這中間起了什麼作用呢？我個人認為說其是決定性作用有些誇張，但是必然是一個推波助瀾的強力因素。讓我們從數據中看看氣候與朝代變遷的驚人吻合吧。

a 是當年與平均氣溫的偏差值，b/c是當年戰爭頻率，d是人口數量。

從圖中可以發現，每當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氣溫降低時，戰爭的頻率會激增，而朝代的更替基本都發生在戰爭頻率最高峰之後。如果我們將上圖氣溫低點、戰爭高峰、人口的突降以及朝代的臨界點進行縱向比較（下圖標灰的部分），也許你會更加直觀的感受氣候的力量.....

從公元850到1911年，冷期長549年，暖期長512年，大致可以劃分出16個氣候期。公元850年起所有7次國家大動亂都發生在冷期（上圖灰色部分），只要元朝滅亡和西夏建立是在暖期（需要注意的是元亡是元末農民起義的結果，僅僅發生在冷期結束後的第八年，公元1368年）。8個冷期有7個導致了朝代更替和動亂，86%的動亂和59%的朝代更替發生在氣象曲線的低谷。如果按照另一種古氣候曲線，則100%動亂和54%的朝代更替發生在冷期谷底。

圖中可以看出戰爭水旱饑荒叛亂等在冷期發生的頻率遠大於暖期

冷暖期變化和戰爭頻率變化的高度吻合已經不能單單用巧合來解釋了。氣候帶來的物候變化導致了農產品產量的變化。冷期氣溫降低使得熱量輸入縮減，導致了糧食的大面積減產，而對於一個農耕國家來說，沒有什麼比糧食不足帶來的饑荒更加令統治者恐慌的了。按照西方的某種觀點，戰爭是一種在人口增長和資源短缺條件下的生態適應選擇。所以自下而上的反叛戰爭最容易的冷期爆發，通常是氣候變冷引起了糧食減產，然後是饑荒，然後是腐敗的王朝沒有辦法應對危機，再加上賦稅等因素，農民為了生存迫不得已起來造反。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情況，相對於精耕細作且商業萌芽的中原，北方游牧民族更加靠天吃飯，氣溫的降低直接導致了其被迫靠劫掠南方維持民族延續，所以每次氣候轉冷南北的戰爭就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爆發了。

總結：
雖然每次動亂的發生和朝代的更替都可以從政治鬥爭、民族矛盾、階級矛盾、腐敗殘暴等因素上找到直接的誘因，但是冷期糧食減產所帶來的環境承載力（Human capacity）下降無疑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推波助瀾的促成了戰爭、動亂和改朝換代。中國農業社會的性質則使得這種規律在我國顯得更加的明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氣候對於朝代更替的影響在不斷降低，這主要是收到生存力的提高和科技進步的影響。糧食這些生活必要條件受溫度影響越來越小了（有溫室、有抗凍的品種）。另外人民的生活受氣溫驟降的影響也不如從前了。比如要是放在古代，東北冬天冷成這樣子的話，恐怕北方群眾早就抄起傢伙南下了。恩好在我們有了暖氣。

PS：本文觀點大部分非本人獨立所想，感謝Harry Lee 提供幫助，祝老師移民南太平洋的夢想早日實現。

小常識：
古代的氣候是怎麼確定的？

本文所用的古中國氣候數據（冷暖期確定的依據）主要來自Briffa等人選擇的7種最典型指標中被香港大學Harry Lee 採用的其中5種反映北半球陸地氣候變化的曲線：樹木年輪、湖泊鑽孔、冰芯、珊瑚以及其他歷史文獻記錄。並參照北半球陸地平均氣溫觀察值用線性回歸法對數據進行了校正，最後通過50年的過濾平滑給出最終結果。

提到古代氣候就不得不提到竺可楨先生大名了。可惜當時科技水平不夠，無法調查冰芯等數據，所以竺老爺子的研究主要基於史料中的物候現象。舉個栗子，比如甲骨文里說商王獵到了一頭象，說明商周時期中原要比現在溫暖許多；再比如六世紀中期北朝賈思勰所寫的一本農業百科式的著作《齊民要術》，很注意物候情況。書中提到，河南山東一帶石榴樹從十月中開始就要用蒲藁裹起來，否則會凍死，可是今天在這些地方石榴可以在室外安全生長，無需裹扎。說明當時的溫度比較寒冷。我就不當搬運工了，有興趣可以戳這裡看看竺可楨與古氣候研究

『三王(夏商周)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 --- 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

『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左傳庄公十一年》

-----------分割線------------

這篇回答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A. 中國封建王朝的更替；B. 中國封建王朝更替的內在和外在原因； C. 為何王朝更替呈周期性重複。下面一一敘述。

-----------分割線------------

中國封建王朝的更替

中國的2000多年的封建時代大概可以分為三種情況：一是長壽的大一統的王朝，比如兩漢，唐，兩宋，明，清（這也是題主所關心的），享國數百年；一種是短命的大一統王朝，比如秦，隋，元等，多為二代而亡；三是混亂的割據時代，如三國，五胡亂華，南北朝，五代十國等，最後這一類別在我們討論範圍之外了。

-----------分割線------------

中國封建王朝更替的原因

本質上來說，中國的封建時代是一個農業社會，也是一個階級社會。這也是王朝興亡的兩個基本要點：農民和階級。

1. 古代中國是一個農業國，社會生產的主體為農民。小農經濟的特點有兩個，一是分散，二是脆弱。老百姓的嚮往的理想生活狀況是「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孟子）。若能風調雨順還能勉強度日，一有天災人禍則無法維持生活。疾病，自然災害，戰爭，重賦等，都會導致農民破產。破產後的農民失去土地，從自耕農淪為佃農。隨著時間的推移，土地逐漸集中到大地主手裡。這就是封建社會一個無法避免的情況：土地兼并。失去土地的農民無法保障生活，在社會矛盾激化的情況下就會發生農民起義。經過農民起義的衝擊和洗禮後，政權得到更替，土地得到重新分配，社會矛盾得到緩解，進入下一個循環周期。有意思的是，大規模深層次的農民起義之後往往會誕生出一個長壽的王朝，比如西漢（秦末農民大起義）、東漢（王莽末年農民大起義）、唐朝（隋末農民大起義）、明朝（元末農民大起義）、清朝（明末農民大起義）。這些王朝持續時間都比較長，或者將近三百年，或者將近兩百年，可能是由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從深層次洗滌了腐朽王朝的社會基礎。

2. 古代中國是一個階級社會，階級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特徵。隨著時間推移，土地兼并激烈，貧富分化嚴重，這些都導致了既得利益階層的出現和壯大。這些既得利益階級把持著中央和各級政府。但由於國家的利益和既得利益階級的利益不完全重合，使得政策的制定主要維護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無視社會的發展的需要。朝綱廢弛，吏治腐敗，奢靡成風，導致小股農民起義出現。針對這些危機，一些有遠見的統治者開始指陳時弊、倡言改革。這類改革往往收到一定的效用，然而行之不久，或因遭反對而廢罷，或者因種種原因而走了樣，比如王安石和張居正改革等。統治階級由於自己的局限，無能力糾正自身的錯誤，亦無願望自動退出歷史舞台，最後矛盾總爆發，王朝也就在農民大起義中滅亡了。就像電腦一樣，新的系統速度很快，運行久了由於裝了各種軟體中了各種病毒積累了各種垃圾文件，速度越來越慢，以致系統最終崩潰。此時需要重裝系統，格式化掉之前所有的垃圾，新的系統則又充滿了活力。

以上論述不涉及具體的歷史細節。兩個本質特點是封建王朝所共有的，因而適用於任何一個中國古典朝代。土地問題和階級問題的爆發往往需要一段時間的積累，按照人類活動的節奏大約是一兩百年，這也大體上符合一個王朝壽終正寢的時間（第一種類型）。

-----------分割線------------

下面我們說說第二種情況。

土地兼并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有的王朝二世而終呢。在上述的正常的社會發展的模型上，還有其他一些因素影響了王朝的壽命。（就像現代人類的期望壽命可以到70歲，但很多人並不能活那麼久。）

新王朝建立之初，往往有一些潛在的危機。在它建立後的五十年左右，或者它傳到第二代第三代時，就到了瓶頸時期，如處理不當則會導致王朝覆亡。（這類似於新生兒童的免疫系統不完善或者不發達，使得新生兒童的抵抗力不如成年人，需要特別注意。而當兒童長大後則不易得病。）

1. 經過農民起義的衝擊後，土地矛盾和社會矛盾得到緩解。但此時生產力遭到了很大的破壞（耕地廢棄，農民流徙，人口下降等），需要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以恢復元氣。此時統治者若能採取合適的政策，比如輕徭薄賦，整飭吏治，厲行節約等，則可以恢復生產，經濟繁榮。這樣的例子包括西漢的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清前期的康乾盛世等。這樣往往會延長王朝的國祚。但若新王朝不採取與民休息的政策，反而橫徵暴斂，嚴刑酷法，四處征戰，那麼社會有限的生產力不能滿足這些需求，王朝就容易崩潰。秦和隋就是典型的例子。

2.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新王朝建立時，人心尚未完全歸附，統治合法性未能完全解決，權利的傳承存在不確定因素（功臣權臣的存在，繼承人的確立），統治階級之間矛盾尖銳。不僅地方勢力反抗新朝，中央內部也有各種勢力對抗。統治階級內部鬥爭是一個瓶頸，過不去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整個王朝也被顛覆。典型的例子有秦之胡亥殺扶蘇，唐玄武門之變，明靖難之役等，皆因權利的更替導致。而當政權交替穩定下來後（功臣去世，繼承製度確立），王朝也就度過了瓶頸期。

3. 王朝建立之初，由於連年戰爭，國力衰弱。北方游牧民族則有可能趁勢南侵。若抵抗不利或處置不當，這有亡國的危險。比如西漢初年的和親，唐太宗對東突厥的拉攏等。明朝則是一個例外，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已然被打垮。故明成祖挾常勝之師五次出塞征討。而北宋則是反面典型，兩次攻遼大敗而回，只能靠歲幣來維持。

當上述問題處理不好時，王朝往往就會短壽，國祚不過數十年。比如秦隋亡於不恤民力，西晉亡於「八王之亂」所引發的五胡亂華，兩宋辱於北方民族。

-----------分割線------------

為何王朝更替呈周期性重複

中國古典王朝雖各有不同，但總體的社會特徵和歷史軌跡都很類似。猶如一個不倒翁一樣，一推一歪再一搖，又回到原來的位置。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而不是螺旋形上升呢？

這是因為農民並不代表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係，也並不能建立一個嶄新的社會制度，只能在戰爭中和戰爭後被野心家利用了去作為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儘管舊的封建勢力受到沉重打擊，但繼之而起的還是新的封建王朝。這是農民的悲劇，也是歷史的必然。

而當進入工業社會以後，工人和工人階級的出現，代表了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無產階級開始登上歷史舞台，開啟了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革命，建立了有別於歷史上封建王朝的新的政權。

-------------------------------

我看評論區有朋友覺得最後一段跟初中政治書一樣。但我不得不說，最後這一段關於生產力的分析才是整個回答的精髓。我以前也不屑政治課本，但多讀了一些書以後才發現，答案原來就在那裡。

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

----劉看山

-------------------------------

中華帝國，自秦以降，就有個宏願：將權力通過一個精心設計的網路，從中央層層下達，直至每個末梢，也就是每家每戶。
秦確實做到了，它以極為超前的思維，以郡縣製為基礎，以發達的交通和文書網路為技術支持，建立了一套臻於完善的中央集權制度。按黃仁宇的說法，中國是自公元前2世紀以來，世界上唯一一個能由中央政府直接向每個農民徵稅的國家。
這種集權方式有極大的好處，一是可以確保穩定的稅收，二是可以確保強大的動員能力，以應付戰爭和大型工程的需要。
因此能牢牢掌握這兩大優勢的王朝，都是歷史上聞名的大盛世（即便是秦和隋，不可謂不盛，只是過度透支了動員力，勞民傷財，隨即暴亡）。
那麼，大盛世為什麼不能持久呢？
因為經濟發展是波動的、彈性的，靠一時丈量土地、審查戶籍所建立起來的剛性管理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漸漸不符合現狀，從而失去效率。
根據封建經濟規律，我們知道土地產權會逐漸向少數人手中轉移，這也就是我們歷史課本上津津樂道的土地兼并問題。
土地產權發生了變化，則意味著人身關係也發生了變化，原來自給自足的自耕農，越來越多人失去了土地，成為了依附於一方地主的佃農。
每當一個自耕農成了佃農，就意味著中央政府對地方的實際控制力降低了一分。
朝廷無法從他身上收到一毛稅，也無法直接徵調他擴充國家的兵力和勞力。
地方上的豪強勢力，則有足夠的利益動機，瞞報其名下的土地和人口（這裡還要尤其考慮到經濟繁榮時期人口激增的問題），在其自身勢力擴充的同時，削弱了中央的勢力，成為中央集權制度最大的離心力。
而缺少了稅收和人力的中央政權，在抵禦外部侵略和賑災等問題上，會越來越力不從心，從而導致新的動亂因素。
那麼，若中央以強硬態度，重新丈量和劃分土地，清查人口，奪回對社會基層的控制權，是否可行呢？
王莽會哭著告訴你萬萬不可行。
亂世之末，大多數人口失去了土地和產業，淪為飢餓的流民，新王朝均田安民是眾望所歸。但是政局穩定之後，再設法破壞既有的產權關係，阻撓土地和農奴的販賣，勢必損害地主集團，甚至一部分自耕農的利益，從而遭致激烈的抵制。所以大家只能坐等一場毀滅一切的亂世，重新洗牌。
自秦以降及至近代，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豪強集團爭奪土地和人口的過程，是小農經濟vs莊園經濟的過程，如天平般左右搖擺。與之相對應的，就是封建小農經濟從繁榮到凋敝的周期。
而300年，基本就是這一周期的最大值。

現在排名第一的答案我也不完全贊同，主要是因為他最後一段說什麼擴張……。但他答案里有一句話『現實的情況下是，當人口還沒有到達這個極限時，不從事生產的管理人員數量就已經膨脹到了讓人民要起義的地步。』我想，實際上這個思路和@nonolyli 答案里說的政治氛圍和體制問題，方向一致吧？（當然細節有點區別）

我說一件最近從某雜誌歷史專欄里讀到的事情。我憑著印象重新編寫。
北宋官員退休待遇。
這事得從北宋淳化元年（990）說起，那年宋太宗下詔說：『恩准退休的官員退休金是原來薪水一半，由所在州縣支付。』然後一半退休後還會給你陞官，讓你養老金能再多些。最牛的記錄是宋仁宗時候兵部尚書孫士遜，退休時候連升七級變成『太傅』，到頂了，再上去就要封王爵了！退休官員的子弟門客也能跟著升一級（還在職呢）。
這還沒完呢！
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說起，那時宰相王旦六十多了。王老爺爺實在太能幹，各種業務沒話說，個人品德也沒話說；皇帝捨不得讓他退休。可是那一年，真宗皇帝看到他上朝都得兩個人扶著了，實在不忍心：『您老退休吧！』然後讓他掛名在『玉清昭應宮』（皇家道觀）下面，領個薪水（相當於當宰相時候的50%）。
所以一般官員，都是能在職位上賴多久就賴多久，甚至謊報年紀說：『我還能行，我還年輕！』因為北宋沿用唐朝制度，七十歲退休回家。
而且在職的時候待遇也是非常好。國家不僅給官員錢和布匹糧食，還給官員家屬柴米油鹽醬醋茶麵粉飼料布匹飽覽全部生活所需。官員還是有『職田』少則數頃，多則四十頃。
當官越久，職位越高，退休待遇越好啊！當官在職時候福利這麼多，誰願意退休！？
宋真宗景德年間，官員數量大概是一萬多。四十年後，仁宗皇帝在任，數量破兩萬。宋英宗時，兩萬四千多。北宋初年國家年收入錢糧絹布希么的兩千多萬，每年花一半存一半。到了宋真宗天禧歲末，國庫年收入一億五千萬，牛X啊！可是支出——一億兩千萬！到了宗仁宗，『收支平衡』了……。
真宗皇帝後是神宗皇帝，他當然也知道這情況，改革咯！下旨宣布：『有顯著功績的退休後全額領賞，無功無過的待遇減半，犯過錯的則不給。』聽起來很靠譜哦！
但是……神宗又認為，年老的官員『罷之傷恩』。咋辦？這時候他想起自己的『前前前任』——真宗皇帝：『對哦，我可以學真宗嘛。也讓我的退休官員在皇家道觀掛職就行了。』
本來神宗是想讓年老的早點退休，給年輕人讓路。可是掛空職拿俸祿開始被官員們競相追捧。很多人開始稍微有點年紀就想退休去掛職。當然，也有人上書指出這個弊端。最後也是不了了之。
雖然神宗當初說有過錯的不能拿退休金。可是有過錯是個什麼標準？那有顯著功績又是個什麼標準呢？沒說清楚啊~。而且隨著貪腐成為『慣例』，大家也都習慣了，作風問題也難以查證。
最後結果當然是官員們各個皆大歡喜，在職拿高薪，不管做得怎麼樣，退休後還是高收入。

雜誌來的部分完結。是不是想到我們現在的三公經費了？嘿嘿。

後面的故事不用多說了~這群官員絕大多數又不搞科技，又不搞軍事；說白了就是管理層，文官。養著一群廢柴花光年收入，還指望打仗能過別人么。
從這點上說，黃仁宇說『中國無法從數字上管理』，真是精闢啊。中國是『人治』，我們很多評定標準都是沒有量化的。量化了作用也不大，因為行政和法律都是同一個『縣太爺』管。現在我們分開了，但是很多中下層公民還是喜歡去『尚坊』多過於去法庭。行政原則上不能管司法，但是因為都是某黨黨員，然後又有個東西叫做黨紀……。
現在到知乎上看幾個問題，很多答案也沒有量化來說事。你一個形容詞，我一個形容詞。可很多時候形容詞使用標準都不統一呢。更可怕的是，當事人大多數沒有察覺到這點。在法律問題上，很多人還習慣於『解釋法律原意、初衷』(可能是我偏見，不過我看到的大多數是這樣），認為按照條文字面理解是『死讀書』，而且行政權力實在太強大。這就削弱了條文的嚴肅性。如果書面上的規定可以不直接執行，而是解釋『初衷、原意』，又可以被行政干涉（甚至法律和行政條文矛盾），那它就是一紙空文，任人打扮。既然條文可以被這麼對待，大家也就不在描述的精細、量化、具體程度上下功夫。條文也就不會變的更具體、量化、精細。最後，還是人治，還是靠人的一張嘴、權威、威信、關係。

為了更形象地說明問題，我建立了以下的數學模型：

在圖一中，橫軸為人口和勞動力總數，縱軸為農產品的總產量.

已知：TP = 農產品總生產函數 = TQ（L），∴MPL = 勞動邊際生產率 =ЭTP / ЭL . 我們假設社會總產品在人口中平等分配，則AO = 人均農產品佔有量 = TQ（L）/ L .

又: TC = 農產品的最低消費函數 = PQmin·L PQmin = 人均最低農產品佔有量

根據以上條件,我得出以下結論:

〔Ⅰ〕當 TP=TC 時，L= Lmax = 現有資源水平下所能供養的最大人口規模

∵ TP=TC →→ TQ（L）= PQmin·L →→ AO = TQ（L）/ L = PQmin

∴ 在人口達到最大規模時，人均生活水準也同時達至最低點（Lmax →→ AO=PQmin）

當 L 繼續增長超過 Lmax 時，AO＜PQmin ，會出現絕對的糧食不足.

〔Ⅱ〕由max(TP-TC)→(ЭTP/ЭL)-(ЭTC/ЭL)= 0 →ЭTP/ЭL =ЭTC/ЭL →MPL= PQmin

此時，L= L﹡= 現有資源水平下所能供養的最優人口規模.

∵ 在 L﹡點上， MPL﹡ = PQmin 且MPL為單調遞減函數

∴ 在 L﹡點左側，MPL＞PQmin ，繼續增加勞動投入仍處於規模經濟階段.

在 L﹡點右側，MPL＜PQmin ，新增加一個單位的勞動力，他所創造的邊際產量尚不足以供養其自身。

〔Ⅲ〕綜合〔Ⅰ〕和〔Ⅱ〕，我們得到：

〔Ⅳ〕現在我們可以劃分出馬爾薩斯人口循環周期中的兩個關鍵點和三個發展階段：

① 「發展階段」 0 ＜L＜ L﹡ 0 ＜TQ＜ TQ﹡ PQmin ＜ MPL ＜ AO

此時增加勞動投入仍是有利可圖的

② 「最優點」 L = L﹡ TQ = TQ﹡ MPL = Qmin 最優人口規模

③ 「增長階段」 L﹡＜L＜ Lmax TQ﹡＜TQ＜ TQmax MPL ＜ PQmin ＜ AO

人口的增長速度大於產量的增長速度——「沒有發展的過密型增長」

④ 「最大點」 L = Lmax TQ = TQmax AO = PQmin 能供養的最多人口

⑤ 「惡化階段」 Lmax ＜ L TQmax ＜ TQ AO ＜ PQmin

雖然TQ仍在↗，但已出現絕對的糧食不足，等在未來的將是饑荒和動亂.

清代前中期的歷史（1684～1850）清晰地表現出一個馬爾薩斯周期的全部特徵：

明末清初的長期戰亂消滅了大量人口，調整了人地比例。清初平定三藩和收復台灣之後，進入了一個長達一百多年的和平時期。康熙皇帝以五十年（1711）的丁額為常數，宣布從今往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到雍正時更是正式廢除人頭稅，實行「攤丁入畝」；清初的其他仁政還包括招徠開墾、豁免錢糧以及免除勞役等等。這些有利政策都為經濟的恢復和人口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齡（1640～1715）生動地描繪了17世紀晚期全國家給人足、百姓安居樂業的繁榮景象：

屋魚鱗，人蟻跡。事不煩，境常寂。遍桑麻禾黍，臨淵鯉鯽。胥吏追呼門不擾，老翁華髮無徭役。聽松濤鳥語，讀書聲，盡耕織。①

但到了乾隆初年，情況開始變化。人口在繼續增長，全國的土地卻已開墾完畢。雍正十三年（1755）御史曹一士向皇帝上疏：「我朝承平日久，生齒浩繁，苟屬可耕之土，必無不毛之鄉。」而到了乾隆三十八年，皇帝在上諭中也承認：「若求可墾之地，則惟新疆烏魯木齊等處地土夭衍，尚可招徠屯墾。至於內地開墾一說，則斷無其事，各省督撫亦斷不得以此為言。」這標誌著人口和資源之間的對比關係已經發生了關鍵性的逆轉。我們可以初步把雍正末乾隆初定為馬爾薩斯周期的第一個關鍵點——「最適點」。

在偉大的十八世紀，中國的人口翻了一番，同時領土也增加了一倍有餘。滿清帝國完成對亞洲腹地的軍事征服，加強了對滿洲、蒙古、新疆和大西藏（衛、藏、康區）的政治控制，奠定了今日中國版圖的大致輪廓。帝國主導下的東亞和平為漢族大規模的邊疆移民和開發提供了保障，與此同時，從國外引進的可以在貧瘠土地生長的一系列新的農業作物，如花生、玉米、甘薯等，也為漢民族的大陸開發創造了可能。

這種開發包括三種形式：由內地向東北、內蒙古、新疆、廣西、雲南、貴州等邊疆省份的移民拓殖；在內地，人口由充分開發的平原和河谷地區遷往陝南、贛南、湘南、川東等人煙稀少、森林密布的山地、丘陵和高原地區，這種「內部開發」填補了以往中國地圖上的大量空白，將荒蠻之地變為人煙稠密之鄉；在已經十分發達的平原地區，如東南沿海，一年兩熟的水稻種植仍不足以容納巨大的剩餘勞動力，於是農民轉向了勞動投入更為密集的經濟作物（煙草、棉花、桑麻）以及與之配套的家庭手工業，竭力為剩餘勞動力尋找就業出路。但是，以上三種開發都是以勞動邊際報酬急劇降低（甚至低於Qmin）為代價的「過密型增長」，是一種「沒有發展的增長」。

這種「惡性增長」最終也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走到了盡頭，我將此時確定為馬爾薩斯周期的第二個關鍵點——「最大點」。對此最好的描述出自汪士鐸的《已丙日記》：

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開深菁，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種植之法既精，糠（he）亦所吝惜，蔬果盡以助食，草木幾無孑遺，猶不足養，人事之權殫矣 !

嘉慶元年的川楚白蓮教大起義標誌著中國開始進入一個全面危機的時期。對長江流域中上游的過度農業開發破壞了山地植被，造成水土流失，河流淤積，洪澇頻繁。脆弱的生態環境、

頻發的自然災害、日趨腐敗的政治統治，在天災人禍的雙重打擊下，處於糊口邊緣的小農經濟迅速破產。而漢族的移民開發又引發了邊疆地區土著與客民之間、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激烈爭鬥。在爭奪生存空間與資源的殘酷鬥爭中，各種社會團體日益組織起來，北方出現了以白蓮教為代表的秘密宗教，南方出現了以天地會為代表的秘密會社。19世紀前半期，中國因為鴉片貿易而白銀大量外流，造成銀價上升，使交納貨幣地租的農民另外蒙受了一層損失，出現了生產下降、商業蕭條的全國性經濟危機。此時的中國大有積薪待火、一觸即發之勢。著名學者龔自珍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

乾隆末年以來，官吏士民狼艱狽蹶，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概乎四方，大抵富民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月日，奚暇問年歲？

1850年中國人口達到創紀錄的4.3億，而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為殘酷的一場內戰——太平天國戰爭也恰好在同年爆發。太平天國、捻軍、陝甘滇回民叛亂以及光緒年的「丁戊奇荒」，這一系列的戰爭與災荒使中國損失了將近一億的人口。在殘酷的現實性抑制之下，人地關係得到「惡性寬鬆」。戰亂結束後勞動力的普遍缺乏使倖存者的生活水準得以改善。現代著名學者胡適的父親胡傳在他的年譜中這樣寫道：

余於同治五、六年（1866～1867）間，目睹徽州、寧國、太平數百裡間，居民家有餘谷，廚有肉，瓮有酒，餐饌豐盛；時或暢飲至醉，無不盡情重享昇平之樂。

至此中國完成了一個馬爾薩斯式的人口周期循環。

人口內卷化。
我看已經有人提到馬爾薩斯了。確實，馬爾薩斯的觀點解釋起農業社會的人口來十分管用。學過高中生物的人都知道，環境容納量的理論是十分接近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的，因為前工業時代的人和動物其實也沒什麼本質的區別。我就用環境容納量的觀點簡單敘述一下這個「歷史周期律」。
開始時，環境容納量相比於人口總量是很大的。我們假設在王朝開始時，整個王朝的人口是兩千萬。在引入玉米和土豆之前，整個中國的環境容納量是一億，如果華北、四川、華東、華南和華中有一地發生天災則降為八千萬，每20年一次。全國範圍的天災很難發生，假設不會發生。
現在和平環境開始，人口開始增長。新增長的人口則開墾新的工地來養活，經濟開始復甦，增長的人口帶來手工業和商業的可能，城市開始發展，稅收增加，國防開始得到鞏固，王朝逐漸達到鼎盛。此時的統治階級生活往往已經比較奢華了，而且也開始喜歡對外戰爭，但是不會得到百姓的關注，因為百姓有飯吃，也養得起你那一點消耗。人口每年增長2.5%計，用了80年的時間，增長到了8000萬。在此之前發生了4次天災，但死人極其有限。
到8000萬的時候，所謂的「後備耕地」，也就是適宜開墾的耕地已經開墾完了，人們開始開墾山地、河床、沼澤和草地。這種土地產量低，或者雖然產量高，但是容易被氣候影響，比如河床，雖然十分肥沃，但是容易有洪水。表現在數字上，就是從比較保險的8000萬人口增長到了一億，這個增長只需要幾年最多十幾年就可以完成。在平常年份，這一億人口還是吃得飽的，王朝表現得極其正常，百姓安居樂業，統治階級繼續著自己的事情，比如說吃吃喝喝，對外戰爭。老百姓也還不太關注，因為老百姓有飯吃，也養得起你那一點消耗。
這時候，天災來了。環境容納量降到八千萬。
糧食的需求極為剛性，突然有五分之一的人淪為了饑民。因為他們不甘心餓死，他們會跟旁邊的五分之一搶糧食，結果就是這五分之二全都要餓死。然後這五分之二就要繼續搶糧食，就有更多的人吃不飽。內亂產生了。這個時候，統治階級往往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吃吃喝喝和對外戰爭還沒來得及停下來。奢華的你顯得格外扎眼，不砍你砍誰？
這就是所謂的「歷史周期律」。另，由於人口增長的指數性，從八千萬到一億的過程特別快，只要十幾年的時間。因此，王朝的滅亡常常表現為「其亡也忽焉」，鮮有徵兆。
總結一下。王朝滅亡的直接原因是：天災導致的人民暴動或外族入侵。
根本原因是：人口超過環境容納量。
在大陸的另一端，歐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歐洲從來就沒有統一過，連年的征戰導致人口長期遠遠低於環境容納量。歐洲的社會反而維持了一個低水平的穩定。
進入工業社會之後，歷史周期律達到了一個「終結」，其實就是發生了一些改變。
一方面，工業社會的環境容納量遠遠高於農業社會，大航海帶來的玉米土豆以及石油工業帶來的化肥使得中國的環境容納量提升到了原來的十倍之高——如果不考慮長期使用化肥帶來的土地問題的話。這給了人口增長以一定的短期空間。
另一方面，工業文明中的人學會了計劃生育，其中包括主動的計劃——如一切發達國家，和被動計劃——如天朝。當然我傾向於認同這一觀點，即就算沒有被動計劃，天朝的人也不會永恆地蠢下去，會隨著經濟的發展學會主動計劃。
因此，狹義的歷史周期律事實上隨著工業的發展已經終結了。
但我們仍要注意廣義的歷史周期律。關於能源和環境污染問題，我希望有更懂的人來答。
否定工業革命、滿腦子地緣政治大棋局、認為政治決定經濟的那位就算了吧。你還是快回家多喝點水吧。

謝謝邀請。

中國歷史如此宏大，談起來不免有錯。我嘗試談一下，如果有錯，請大家指出。

中國王朝的覆滅基本上有三種模式。

第一種可稱作「制度崩潰」，就是體制內的人叛亂或者相互衝突導致國家滅亡。比如西漢的漢元帝聲色犬馬，整個統治系統失能，最後被王家篡權。分到這個類別的有，秦、西漢、東漢、西晉、東晉、隋、唐。

第二種可稱作「壽終正寢」，王朝延續到一定時期，民亂四起，軍隊四處奔襲。雖然國家制度本身沒有致命缺陷，最後卻因為長期鎮壓而耗盡軍力，國家覆亡。與制度崩潰相比，壽終正寢模式的主要作亂者是體制外的人員。明朝基本就是這種模式（如果不是民亂四起消耗了明朝的國力和軍隊，滿清也沒什麼希望）。

第三種可稱作「外敵入侵」，時運不濟，被人滅掉了。這基本就是南宋和北宋。

元朝有點第一種和第二種綜合的意味，但我覺得基本可以歸咎於其制度實在太差。清朝滅亡的原因太特殊，不在此處講解。

所以，其實可以看出來，中國主要朝代滅亡的主要原因，壓倒性多數的，是制度本身的崩潰。體制內人員站出來謀權篡位，或者由於體制人員的武力衝突而導致國力衰微，最終滅亡。

——————————————————————————

秦朝滅亡時，人口並未到達土地承載極限。正是由於胡亥、趙高自己胡整，把王朝早早斷送了。

西漢，皇帝聲色犬馬，不理朝政，被外戚把持，滅亡。

東漢，外戚與宦官相爭，最後軍頭趁機篡權，最後各地軍閥割據，打來打去，漢朝滅亡。

西晉，八王之亂，國滅。

東晉，桓玄/劉裕篡位，國滅。

隋，隋煬帝犯下很多巨大政治錯誤，楊玄感與權貴子弟紛紛叛亂，宇文化及等兵變，國滅。

唐，節度使制度失去控制，自安祿山起，整個體制走向崩潰已不可避免。

——————————————————————————

大家可以看出來，這裡面王朝滅亡主要可以細分為三種原因。

第一種是皇帝自己胡整，國家完蛋了。

第二種是權力制衡失敗，各方文斗變武鬥，國家崩潰。

第三種是軍力制衡失敗，軍頭叛亂，國家崩潰。

實際上在古代，每個朝代在前一代的基礎上都進行了改良。兩漢以後，官員選拔從隨意性比較大的察舉制改為九品中正制，然後再進化到領先世界的科舉制度。政府結構，從秦朝脆弱的專權結構演化到後來分權制衡的三省六部制。

宋朝時，文官政府對軍隊的控制能力已經超過了唐朝。此後的明朝和清朝基本都沒有發生過過去那種體制內重要將領帶兵叛亂的問題。

對皇帝權力的制約，也一直在向前發展。在西漢時期，皇帝不理朝政可以導致天下大亂。到明朝時，文官已經開始不歡迎皇帝打理朝政了。皇帝自己玩自己的，玩一輩子，對朝政都沒有太大影響。皇帝的意志，已經越來越難以對抗文官政府的意志了。可以說當時已經逐步在向「虛君共和制」方向發展。

所以，從這一路看來，中國古代的政治也是在不斷地發展，不斷尋求諸多政治問題的解決方案。

因此，兩漢都是200年就滅亡，兩晉和隋處在激變之中，幾十年就完蛋了。唐堅持了三百來年才完蛋。宋朝是被外敵幹掉的，這在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王朝中極度罕見。而明朝已經明顯解決了唐代的制度問題，國防也做得不錯，只是運氣實在太差，碰上小冰川期，連年災荒，民亂四起，這才提前壽終正寢。如果不是小冰川期，明朝壽命超過唐朝實在不成問題。尤其是在明末，土豆和玉米已經在中國開始種植，這兩種作物大大提高了土地所能承載的人口極限。如果沒有小冰川期，恐怕明朝再延續一兩百年都不是問題，說不定直接推動中國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了。

各個皇朝的終結原因各有不同，不可一概而論。總的來說，由於制度的演進，他們的生命力都是逐漸增長的。宋朝、明朝沒能比唐朝更長壽，其主要原因並不是由於制度或者經濟，而是一些難以控制的外部因素。看待中國皇朝的壽命，不能簡單歸結到一兩個要素。

首先，是生產力發展的局限無法維持人口增長。有限的耕地生產力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需求，同時隨著人口增長而膨脹的管理階級對資源的消耗也不斷增長，這都導致勞動階級肩上的負擔愈加沉重。官僚階級的產生本意是通過有效的管理以增進生產力，例如設立刑罰和生產秩序，用軍隊抵禦外敵，荒年賑災等。然而儒家學說對科技和商業的排斥導致整個士大夫階級並不熱衷發展地方經濟。這就導致生產力，主要是傳統農業技術水平停滯不前的情況下，最終隨著耕地復墾的完成，整個國家所能創造的財富，尤其是糧食，最終達到負荷的極限。簡單地說，整個帝國只能養活那麼多人，多了就只能餓飯。

其次，無論是世襲、九品中正，還是科舉制度，事實上都無法遴選足夠多的能夠勝任管理者職位的人來對社會生產進行管理。官場規則和儒家學說的目的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讓整個大帝國在通訊技術落後地情況下能夠讓一整套被洗腦的官員自發地在精神上維護整個帝國的統治機器運轉，而非從事具體的事務工作。這就導致在其位者實際上不謀其政，謀其政者實際上也得不到好處，到了廟堂之上更是以政治鬥爭和權謀為主要工作內容。隨著官員更替，更適應這種權謀制度的官員上位，能進行實際事物的官員被淘汰，整個官僚階級的執行力被逐步削弱。簡單地說，當官的上了位，要麼蠅營狗苟，要麼屁事不懂瞎指揮，真正能做好官的人不能上位，皇帝更是龍生九子各有所好，國家機器執行力日益下降。

再次，富人階層依傍統治階層不斷膨脹，不事生產者愈發侵佔更多生產資源。 地里的糧食就那麼多，一邊是地主家裡吃白飯的越來越多，吃白飯的還越吃越浪費；另一邊是僱農家裡要吃飯的也越來越多，吃不飽飯的只能做流民。流民多了要人管理，官吏需求更多，吃白飯的更俞多。如此，惡性循環。勞動階級不堪重負放棄生產，帝國生產力下降。沒人種地了，也就收不上稅了。

然後，隨著國家機器日益腐化，和勞動人民生活日益困苦，統治階級成員和人民群眾均對現有秩序產生不滿，意識形態崩潰，進而演變為不作為和反抗。帝國於是走到所謂「氣數已盡」，所謂「大廈將傾」的狀態。

最後，突髮狀況對現有秩序進行挑戰時，下降的生產力加上分崩離析的意識形態不足以支撐統治機器正確應對而最終導致滅亡。

滅亡以後發生什麼？
各地會嘗試恢復生產，壯大自己的實力以恢復統一狀態。要達到恢復統一狀態，就必須：
1. 在可控制的範圍內發展生產。
2. 儘可能保護生產力不受侵害。
3. 逐漸擴大地盤，以期更大的生產力發展。
4. 如此逐漸循環。

發展生產力 - 發展統治階級和軍隊是一對互相矛盾但又互相依仗的冤家。只有掌握好這個平衡的人，才會最終取得天下一統。但是統一之後呢？
生產力發展終將遇到瓶頸。即使是生產力大發展的今天，如果在石油能源耗盡前人類沒能研發出新的能源和材料來源，生產力也必將達到峰值。
統治階級勝任力會不斷削弱。無論是獨裁還是民主制度，都算不上能夠遴選優秀官員的制度。雖然生產力發展之後現代化教育讓整體人口素質提升，也讓官員素質和古代相比得到飛躍，但是呢？
- 民主制度讓官員缺乏超越任期的遠見，反而讓官員受制於掌控選票的利益團體。庸人和斡旋者上位，而非真正的領導者。
- 缺乏監管的其他制度，還掙扎於本文上半段中的循環里。
生產力在統治階級勝任力削弱後，將受到侵害，以致下降
生產力下降導致社會制度崩壞

我們怎麼辦？

先引用一段話：「黃炎培曾問過毛澤東：「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許多許多單位都
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黃炎培還指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但都沒能跳出這一周期率。他問毛澤東有
什麼方法跳出這一周期率？對此，毛澤東回答是：「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
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稍讀歷史的人都會被中國朝代更替頻繁但卻始終換湯不換藥這一極具戲劇性的歷史現象所吸引，進而困惑。從秦皇嬴政公元前221年建立秦朝一直到公元1912年2月12日清宣統皇帝愛新覺羅·溥儀退位。在這長達兩千一百多年的時間裡，中國共經歷九個大的朝代，他們是：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另外，還出過五十幾個小王朝，他們是：三國時的魏、蜀、吳，共三個；十六國時的東晉、前趙、北涼、夏、後趙，鮮卑：前燕、後燕、西燕、南燕、西秦、南涼、遼西、代、成漢、前秦、後涼、仇池、後秦、前涼、冉魏、西涼、北燕、後蜀，共二十三個；南朝的劉宋、蕭齊、梁、後梁、陳，共五個；北朝的北魏（含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共三個；五代時的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共五個；十國的吳、南唐、吳越、楚、閩、南漢、前蜀、後蜀、荊南、北漢，共十個；夏、遼、金、南宋，共四個。
在這些林林總總的王朝中，有的是曇花一現，轉瞬即逝，有的則是「奉天承運，國勢昌隆」。而在這其中，西漢（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與東漢（25年-220年）統治時間加起來是406年。北宋（960—1127年）與南宋（1127－1279年）統治時間加起來是319年。而對於其他各朝來說，就再也沒有超過三百年的了。而在這裡需要指出的是，西漢與東漢之間的關係遠非南宋與北宋那樣，東西兩漢之間王莽專權實際上已經完全割裂了兩漢之間的關係，東漢建立之時，劉邦所創建的大漢王朝不復存在，社會統治秩序被瓦解重新洗牌，此漢非彼漢。而宋朝顯然不是這樣，即便是靖康之變宋微宗、宋欽宗被金國所俘，但是隨後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便在應天府南京繼承皇位，僅從政權的過渡以及延續上來說，大宋才是真真正正的打破了中國封建王朝未有存活300年這一歷史怪圈的。至於原因，下面會有提及。
那下面則開始正式進入正題，封建王朝短命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麼，更進一步講，如果是短命，為什麼恰恰是二百年左右，而不是更多的三百年，四百年？當然一個朝代的滅亡，這的確算是一件天大的事，只要是大事發生，必定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各種因素裡面必定會有最致命的一個，那哪一條才是最致命的呢？
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長時間未有革新工具的發明帶來生產力的飛躍導致的兩千年來農業技術水平的相對停滯，註定了中國歷代各朝只能在原地轉圈而無法突破向前。所以制度絕不是原因，制度只是結果。
所以一切都是註定的，在被統治者眼中，小農經濟的穩定性註定了任何一個政權上台，只要不危機自己的身家性命，能夠相當程度上滿足大部分人耕者有其田的需求，這個政權便是合法的，有效的。而現在的問題便是，當權者自身如何始終保證在不危及這一穩定結構的同時又能儘可能的滿足自身一直都在增長的貪慾。尤其是當社會穩定後人口開始增加，社會資源卻愈發集中於少數人，新增人口始終無法解決生存問題的時候。
當被經濟基礎決定的上層建築開始坐大，它就會危及經濟基礎，並最終加速經濟基礎的瓦解。當從上到下整個崩塌的時候，這便意味著朝代又將開始更替。這就像是壘積木，只不過提前規定了積木的數量，剛開始搭的時候，很穩固，甚至我們為了變得穩固，不惜將更多的積木鋪在底座以承受將來來自上面的壓力。但是隨著一步步地搭建，我們越來越在意高度，於是將本屬於底座積木一條條抽出繼續落在頂層，直至達到最頂層後隨即轟然倒塌。
於是越是到了一個朝代的末世，制度的弊端就越來越能夠顯現出來。只是顯現出來並不代表人們會認為制度存在問題，每一個新朝代的建立，君臣們都要聚在一起，討論一番前朝為什麼會被本朝幹掉，討論來討論去，得出個親小人，遠賢人的根本原因。我們真是僵化的太久了。兩千年的封建史，我們一直都在轉圈，或者說瓶頸。而唯一可能突破這個瓶頸的就是大宋，靠海上貿易以及商品經濟來結果小農經濟，並最終扭轉整個社會結構，但是令人極其痛心的是，他生不逢時，於是我們遲到了一千年擁抱資本主義。歷史，他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是個愛開時空玩笑的糟老頭。

二次更新，高能提醒。。。。

————————————————————————

人口增速和耕地面積（糧食產量增速）存在一個黃金比例，突破之後，維持統一帝國的收益就會下降。

同時寒冷會削減北方耕地，帶來南下的游牧民族，這也限制了大帝國的壽命。

最後是中國自己存在擴張極限，即北到大漠，南到雲貴，東到大海，西到昆崙山西段之後，古典的運量技術就無法支撐更龐大的遠征軍，而留在當地屯田的部隊則容易陷入因為氣候劇變導致的生活模式改變和外族的包圍。

在達到四個方向的地理壁壘之後，理論上帝國的壽命就進入了後半段，同時，實際上存在的擴張邊際效應遞減預期導致可能無法在徹底觸及地理壁壘時就停止擴張。

古典帝國中，中國的表現無疑已經是最優秀的了。猶記得大波斯橫掃拜占庭之後的一個月，阿拉伯人在背後默默崛起。。。。

點贊的人這麼多，不完善一下不好意思。

首先，用數學模型解釋一下血酬定律。

假設人類的平均管理上限是x人（一個人最多能直接管理的人數），那麼一個組織要怎麼建立呢？

其基礎單位（比如說村），人口上限就是x人，每x個人，就要有一個村長。

以此類推，每x個村，就需要有一個縣長。

每x個縣，就需要有一個郡守。

每x個郡，就需要一個州刺史。

每x個州，就必須有一個皇帝。

到此為止，一個規律是，隨著人口的增多，管理者（官員）占人口的比例會隨之上升。

而這個上升是有一個極限的（高中數學）。

現實的情況下是，當人口還沒有到達這個極限時，不從事生產的管理人員數量就已經膨脹到了讓人民要起義的地步。

這就是統一大王朝的一般規律，耕地面積是有上限的。

而且，需要強調的是，科技的發展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隨著化肥，水利的進步，糧食產量的激增，導致人類的生育率也出現了激增，醫療條件的進步，保證了初生嬰兒存活率的大量提高，這些導致，大王朝逼近歷史紅線的速度並沒有多大改善。

如果想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只有向英國人學習，擴張吧。努力地爭取海外領土和武裝移民（聽起來有點不太可能實現）。

繼續完善一下這個說法。

首先我根本沒看過馬爾薩斯的相關理論，想解決一個集團統治極限的問題，只要思考一下幾個很簡單的要素就好了。

第一，信息傳播方式（帝國的命令通暢的物質基礎，竹簡，造紙，印刷術和網路）。這代表一個信息處理中樞（郡縣州中央）的最大效率。

第二，基層政治組織的人口上限，平均一個村多少人。

第三，信息傳播威力和語義遞減的長度（皇帝指揮到哪一級開始不靈）。

第四，集團單位人的物質基礎和財富生產水平。

好了，算一下以上的這些變數就好。你會得出結論的。。也許結論比我想的還要好呢。

我這樣說的重點是，社會科學研究要把人這個變數放在適當的位置上，研究政策，制度和理念背後的客觀背景，不要脫離現實。

另外要吐槽一下體制這兩個字。

三個問題，秦漢軍功帝國制度的優勢和缺陷在哪裡？
隋唐門閥科舉制度的優勢和缺陷在哪裡？
明清科舉文官制度的優勢和科舉又在哪裡？

這三個統一時代的帝國制度是怎麼形成的？

以及。。。。設計這些制度的人物的智商，確實很低嗎？

呵呵。

首先指出一下@nonolyli 回答的一點問題。

答主給出的總人口和時間的對照圖線明顯不是指數趨勢。從數學角度說，指數函數趨勢類似於放射性元素衰變，後者有「半衰期」，前者則有「倍增長期」。換句話說，指數增長過程中，當前數目增加一倍所需的時間是基本恆定的，但這與圖中趨勢完全矛盾。從公元元年到1600年左右的漫長時間裡，中國人口從0.55億增長為0.6億，實際上沒有改變；而在接下來的兩百多年（大致從1644年明朝覆滅開始）內，中國人口迅速增長，一直達到1840年鴉片戰爭時的4億。而在此後的100多年裡更是火箭般躥升達到12億以上，這用指數趨勢是完全無法擬合的。

實際上，考慮到在公元元年到1600年中國版圖發生了不斷改變，這個事實反而較為印證了生產能力（技術）對人口的決定性作用。至於清初的人口暴漲，一般認為和清朝初年甘薯和玉米傳入中國有關，這兩種作物可以在較為貧瘠的土地上種植，因此大大提高了實際的糧食生產能力。而在鴉片戰爭之後動蕩的一百年內，中國經歷無數戰亂、饑荒和兩次世界大戰，人口竟然不減反增，並在共和國建國後的幾十年內達到全圖線最高的增長率。這樣的趨勢十分清晰地說明了技術對人口數量的決定性影響力。換句話說，這幅圖不僅不與「人口論」相互矛盾，更可以認為是Malthusian trap的極好實證。

當然，僅僅用Malthusian model並不能完整解答這個問題。如果說人口和技術的悖論是完整拼圖上的一塊，那麼這張完整的拼圖至少還應有3塊。但這些在其它回答中已經都有提及，我這裡不復贅言。然而從任何一個角度分析，歸根結底都是這樣一個問題：

維持一個大帝國是需要成本的。而解決成本問題，歸根結底靠的是技術。

這些技術中最重要的包括通信、交通和抵抗災害的糧食生產能力。具體來說，良好的通信技術保證了帝國權力核心的決策能力，交通技術保證了帝國對各個部分的有效管理，而糧食生產能力則直接決定了農耕帝國的經濟命脈。

在漫長的人類文明史中，截止工業革命前，實際上不存在任何一個穩定的大帝國，任何一個長期存在的文明也都經歷了頻繁的王朝更迭。羅馬帝國不過三百來年就分崩離析，分裂出去的拜占庭帝國經歷了11次王朝更迭終滅於土耳其的槍炮；阿拔斯王朝雖然歷時較久，但中後期國力孱弱、社會動蕩，實際上淪為突厥人主導的軍事帝國。而在工業革命之前，無論這些王朝的覆滅是由於外族入侵還是內部動亂，動亂是由於經濟危機（如羅馬帝國晚期的通貨膨脹和高稅率）還是窮兵黷武（如安史之亂），技術和生產力的匱乏以及維持大帝國所需的巨額成本都是它們的墓志銘。在唐朝，這樣的成本體現在戍守遙遠的邊疆屬國，這些任務由手握重兵的地方諸侯承擔。軍國主義式的統治模式儘管有效抵禦了外敵、擴張了帝國的經濟文化影響力，卻最終摧毀了帝國本身；然而在宋朝之後，軍事、政治權力更完整地集中於中央政府，日漸繁冗的文官集團和薄弱的邊境戍衛能力就成了帝國的根本弱點，並最終葬送了大宋江山。

由此可見，這樣的悖論困擾了中國在內所有的古代帝國，而它從根本上源自技術創新的缺乏和生產能力的低下，而在20世紀全球化經濟發展開始前，解決這些悖論的出路要麼指向對外征伐掠奪、要麼指向對內苛稅盤剝。前者以無盡戰爭拖垮帝國，後者則讓帝國終結於內部的腐朽和矛盾，或由於國力孱弱而遭到游牧民族的征服。

這是所有解釋裡面我們最無法詳細解釋其原因，但是契合度最高的解釋。
出自竺可楨先生《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

估計是集權制的一個極限問題吧！

周朝差不多800年——能看成是一個國家么？
一個非集權制國家？

我個人不知道怎麼認定周朝的問題。

馬爾薩斯理論指明了人口和土地的關係。人口增長，土地卻不會增加，所以中國社會只會周期性崩潰來剪除多餘人口。古代土地承載都有一個極限，歷代中國的人口一直都集中黃河流域，耕地總量有限，所以五千萬左右的人口便是土地承載的極限。

在一個農耕帝國中，有沒有糧食就是造不造反的關鍵，只要大多數農民還能有產出，就沒人會造反。而歷代國策基本都是重農抑商的，這就使得人民的收入被完全局限在耕地之上，一旦土地兼并嚴重，人民沒地可種，再加點天災人禍，大規模的死亡和暴亂幾乎是大概率事件，朝代的覆滅也就無法避免。

隨後晚明引入土豆玉米，明清兩代對江南進行充分開發，中國人口才能安穩衝破一億的壁壘，再然後化肥的發明和雜交水稻的出現，才能保證了現在我國十來億的人口運轉，感謝他們！

貼組數據（數據來於《中國近代人口發展史考察》和《中國人口發展史》和《中國人口史》為主，因為統計方法不同史料數據會有出入，不過偏離不大，隱匿人口不做分析）：
秦末大亂，人口3000萬
文景之治，人口1800萬
綠林赤眉之亂，人口6000萬
光武中興，人口2100萬
黃巾之亂，人口5600萬
太康之治，人口1616萬
隋末大亂，人口4600萬
貞觀之治，人口1235萬
安史之亂，人口5291萬
仁宗盛治，人口1600萬
靖康之亂，人口4673萬
元初時期，人口1300萬
元末大亂，人口7600萬
明末農民起義，人口5165萬

看了@姬軒亦和 @nonolyli 的答案，都有道理，但還是差那麼點意思。

人均土地變少固然是一切的開端，但nonolyli指出的很對，人均土地變少本身並不是問題；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正如@李紹唐所說的，土地兼并才是關鍵，但是他並沒有很好的解釋這種現象是怎樣形成的。還有一些知友提到了流民問題，無疑也是關鍵，但是同樣沒有很好的解釋。

把他們說的放在一起，就是歷史的真相了。

當人均土地所有變少,農民負擔就會加重；當小塊田畝的產出很難維持生計時,農民便不得不賣掉田地成為地主的佃戶。農民一般不太可能將賣掉的土地贖回, 因為地主一般比較有錢，如賣不出很好的價格是不會賣土地的, 而農民是不太可能付出好價格的。土地價格的這種螺旋形上漲的結果,便是土地持續不斷地集中到富人手裡。

以清朝為例：

直隸省何氏家族在 1766 年時擁有 100 萬畝土地,大致相當於全國可耕地總面積的七百分之一。不僅是地主,連一些富有的米商、高利貸者和當鋪鋪主們也佔有土地。土地價格成倍地上揚。清代初年一畝地一般值一、二兩, 到清代中期就漲到了七、八兩。下列現象反映了耕地的高度集中:50%到60%的耕地掌握在富裕家庭手中,另外10%由旗人和官莊佔有,只留下 30%的耕地在餘下的 4 億人中分配。人口總數中 60%到 90%的人完全沒有土地。

徐中約《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佃戶要支付高昂的地稅（超過50%），當無法糊口時，就只能求助於高利貸，當高利貸還不上時，就只能背井離鄉。他們有的可能是去城市裡，做一些那個年代的民工，比如挑夫。剩下的可能成為流民，無賴，土匪。

想像一下，在極端時期，人口中超過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不是土地擁有者，這個龐大的無業者群體，就成為了暴動或起義的導火索。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經濟問題。假如古中國有大規模工業產業，這些無業者也許就融入生產渠道了，可惜沒有；可惜現在的中國是有的，所以很難講300年定律是否會適用於我大天朝。

第一，君主專制的弊端導致國家政權無法有效約束地主對農民的盤剝，自己反而常常參與其中，甚至壓榨地更狠。農民起義風起雲湧，矛盾積累數百年必然要大爆發一次。
第二，一些人認為小冰期會導致北方游牧民族周期性南下。
第三，一些人認為河流周期性泛濫，氣候導致的周期性旱災也會消滅一個朝代。
第四，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缺少有效的分權與監督機制。數百年時間足以導致政府腐朽不堪，官逼民反。
第五，民間權貴和官僚權貴總是傾向於相互勾結謀取個人利益。而這往往導致國家財政崩潰，自耕農造反。

以上是原因。

補充：請區分集權與極權。

秦以前的暫不屬於上述討論範圍內。

樓上所有答案都只針對一點發力，導致一個王朝滅亡的原因絕對沒有這麼簡單，是歷史合力的結果…
大周雖有八百年國祚，中央集權並不強大，中國並非統一國家，就從秦開始，逐一分析歷朝治亂興衰之由，以回答題主三百年之限，全文可能比較枯燥，還望閱者知曉…

秦

秦以文法吏治天下，山東六國動輒得咎，戍卒叫，函固舉。
世界如此美妙，我卻如此暴躁。
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遍布全國，民力已疲，百姓久無生人之樂。
秦不分封子侄，二世一網打盡，宗室人才凋敝，如何對抗楚人…
秦以法治國，項梁殺人，逃走即可了事，大權操縱在胥吏之手，宗室背了黑鍋。

關於王朝周期的原因，我比較推崇吳思《血酬定律》的說法，王朝開始之初，對老百姓的負擔比較少，隨時間推移，地方官僚豪強對百姓的盤剝加重以及土地兼并，當老百姓難以承受，達到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的地步，王朝就到了滅亡之期。

而官僚對百姓的盤剝加重，本身伴隨著的就是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減弱。這種情況其實一般在建國達到百年以上就很明顯了，往往這個時候，如果出現中興之臣或中興之君，削藩，整頓吏治，改革稅收政策，帝國的壽命就能夠進一步延長。

故而問題可能不該是中國王朝不能堅持到300年，而是去探討它為什麼能保持100年以上，因為從世界角度來看，100多年不潰已經很難得了，這方面的具體討論，可以看《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

王朝的崩潰，基本都是有內憂而起，而非外患，漢唐皆如此，只有宋完全限制了地方，於是敗於少數民族，明若不是農民起義，滿人也是進不來的。

因為土地的生產力是有限的。新興王朝由於戰亂，人口急劇減少，人均耕地很多，糧食充盈——&>經歷幾代經營（萬一再趕上盛世），人口急劇增加（古代娛樂項目少，晚上沒有電，也沒有安全措施），人均耕地減少，糧食吃緊——&>趕上災年（不幸的崇禎，幾乎沒趕上過好年月）或者朝綱崩壞昏庸無道，餓殍滿地，農民揭竿而起，諸侯裂土封王，亂世逐鹿——&>互相殘殺，人口急劇減少減少，新興王朝百廢待興

大致因為一下三點1.土地經過長時間的耕種就會喪失肥力，造成糧食產量的不穩定，對一個農耕帝國來說這是致命的。宋朝貌似有機會解決這個問題，可惜最終被外力摧毀。而經歷了一個亂世後，人口大量死亡，土地肥力增加，馬上就會贏來一個盛世。
2.每當一個體制長時間固定不變，階層就會慢慢固化，早期的門閥是這樣，後期的學閥也是這樣，當各階層間的流動阻力過大，就需要來一次大規模的利益再分配，而這一再分配最簡單的形式就是改朝換代
3.沒有無線電通訊的時代，地方與中央的權力分配是個難以解決的問題，當地方的權力過大，中央就有被顛覆的危險。而地方權力過小，面對外敵時就有突然崩潰的危險。
而這三種問題還往往是相互交錯互相促進，有時還會趕在一起出現。而在300年的漫長時間裡，這些問題同時出現的概率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