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傳聞夏朝其實就是古埃及 ，如何反駁這種說法？夏朝又是個什麼樣的朝代，目前的考古停留在什麼階段？
有傳聞夏朝其實就是古埃及 ，如何反駁這種說法？夏朝又是個什麼樣的朝代，目前的考古停留在什麼階段？
這是個常識性的東西，反駁一點意思都沒有。
譬如有人說騾子是牛，狗是風兒貓是沙，你都無從反駁……
反正最簡單的一點，古埃及的各種技術遠甩夏商周八條街，如果我們很榮幸是古埃及的後代，只能說我們退化的太厲害了。我大商朝大周朝早期的宮殿還都是茅草房，西周中期才學會了用瓦覆蓋房頂。
建築技術和住宅技術是最不容易遺忘的東西，匈人不是匈奴的最直接證據也就是匈人連氈房都不會搭建。
而我大商朝大周朝，天子在茅草房大殿發號施令……
古埃及的技術直接繼承者是古希臘，為什麼古希臘不是原生文明，既如是。
別人都青銅時代了，我們的祖宗鼓搗石頭上萬年不動搖，弄出來個玉器……
別人都黑鐵時代了，我們的祖宗還將鐵器視為惡金，因為不咋會煉啊……
別人都騎馬了，我們的祖宗還專門用奇怪的「奇」來描述這種行為……
幸好在秦漢時代靠著早熟而變態的集權制度趕了上來。
但我們的祖宗是真不容易，別人都是互相學習，我們是真的閉門造車，技術交流還只能依靠一小撮蠻族吐火羅人，實在不容易。
一個舊答案：
1.從語言來說，夏商與古埃及沒有關聯，據此，一般判定古埃及和夏商是獨立發展而來的，甚至連距離古埃及最近的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也是獨立發展而來的，
雖然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阿卡德語和古埃及語有一定的關聯，但是其另外一種主要語言蘇美爾語與古埃及語完全無關。古埃及連美索不達米亞都影響不了，又如何影響夏商呢？
2. 夏商是由中國本土的新石器文化發展起來的，器物演變顯示新石器文化和夏商文化具有極強的關聯性；我們不從器物而從從農業角度來說，以粟、黍、稻、豬、犬、蠶為主要代表的農業模式也是從中國本土的新石器文化到夏商是一脈相承的，羊和馬車是外來的，但也不是從埃及而來，而是從美索不達米亞而來。
3.從更深入的藝術和哲學角度，古埃及和夏商完全不同。我們可以很輕鬆的從埃及藝術中找到對法老的描繪，但是很難從夏商藝術中找到對國王的描繪——夏商藝術用青銅器以及繁縟的抽象紋飾來表現祖先崇拜，這兩種文化在藝術根基上就不一樣；古埃及最終要的哲學觀念是永恆——要麼是一成不變的永恆、要麼是生死循環的永恆，但是夏商文化則不凸顯這一概念，而是用占卜的形式來尋找事件的規律（雖然不準確，但是可以歸結為占卜或者《易》的觀念）。藝術和哲學這種反應當時高等思維活動都難以找到共同點，又怎麼能說二者有太過密切的關聯性呢？
4.關於史籍里的夏商歷史，其實並不是一元的，古本竹書紀年和史記就差異頗大，至少在關於堯舜之間的王位繼承、禹是禪讓於益還是傳位於子、太甲是否殺伊尹、文丁是否殺季歷這幾個關鍵問題上都存在重大差異，這種多元化說明，對夏商歷史的構建，必然是多元的而不會是外來輸入的，歷史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也不能單獨剝離出來論述，上古時期單獨傳播歷史而不留下其他證據的可能性也不存在。而且，夏商這一原史時代，必然要史料物證結合起來看，單憑陳舊的歷史知識在YY，只能得出荒唐的結論。
5.考古學的一條基本邏輯是關聯性、相似性不代表因果性，甲骨文和象形文字的相似性，在缺乏傳播歷程證據的情況下，不能說明二者的關係。
目前的考古，我們以井中偉、王立新編著的《夏商周考古學》為基礎，認為夏對應於二裡頭文化，發掘了偃師二里頭、鄭州大師姑、新鄭望京樓三個重要遺址，區分了二里頭、牛角崗、楊庄、下王崗、東龍山五個區域類型，基本搞清了器物組合和手工業發展情況，初步討論了宗教。
特別需要基於本題目強調的是，二里頭文化受外來影響較少，基本上出現在發展歷程的中晚期，外來文化主要是從臨近的下七垣、山東嶽石、甘青齊家、東南馬橋、江淮鬥雞台等文化吸收了一些陶器類型進來，以及從北方、西北草原吸收了銅刀、銅戰斧等兵器，從龍山文化吸收了部分玉器。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後：二里頭首創的青銅容器，一般認為是受西北-中亞青銅文化的青銅冶煉技術影響而產生的，二里頭銅爵和觚，可能受到了伊朗沙赫德遺址出土的帶流罐及銅杯的啟發。即二里頭人用西來的技術，加上因地制宜的獨創，製作出了本土陶器的青銅版本。
尼羅河流域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夏朝對應的是BC2200-BC1800。這一時期，古埃及已經是金字塔末期。
但是，如果僅僅根據青銅和石頭建築就以為這時候古埃及遠遠領先中國，有可能遠道而來啟發中原文明的話，那也太淺薄了。
先說青銅器。中西青銅器與世界青銅文明
在可能相當於夏朝的二里頭文化時期，青銅器就已成為高等級墓葬中最重要的隨葬品。商代晚期的婦好墓隨葬青銅器近500件，所佔體量和價值是其他隨葬品不可比擬的。戰國早期曾國國君曾侯乙墓葬中的隨葬青銅器總量超過1萬公斤。
與中國的情況相反，古埃及、美索不達米亞等文明因缺乏青銅等礦料資源，生產和使用的青銅器有限，多為小型工具、兵器、飾件和器皿，且在考古發現中很少見。20世紀二三十年代著名考古學家伍利（Leonard Woolley）發掘烏爾王陵時發現，這處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前後的墓地埋藏有大量寶石、金銀珍寶，隨葬的青銅器只有少量小型兵器和器皿。同樣，年代在公元前14世紀著名的圖坦卡蒙墓——稍早於婦好墓但已屬古埃及青銅時代末期，同樣出土了大量金銀器，幾乎沒有青銅器。青銅製品的匱乏使一些學者反思，青銅時代這一概念在中東地區的古典文明中是否適用。
我請大家重點關注其中的兵器部分。可以知道古埃及在青銅兵器上沒有優勢。甚至到了武丁時期，古埃及兵器在數量上絕對劣勢。（婦好的萬人隊伍在磨刀霍霍）
古埃及，要入主中原，首先就要過石峁古城。他們缺乏青銅兵器，哪來的戰爭優勢呢？青銅器，不過是裝飾品。拿來說明文明先進，實在是沒有多大價值。
再說建築。金字塔始於青銅器之前。包括方尖碑、神廟等，可以發現這種石頭建築雖然很宏偉，但依然是簡單的堆疊。還遠未出現後來羅馬時期的拱梁等力學結構。這種建築技藝，和中國早就出現的夯土技術比起來，並沒有什麼領先。畢竟石峁古城說明，要玩堆疊石頭，我們可以做得更加複雜，更加龐大。
這時候，建築手段更多是一種被動適應環境。比如在石頭容易採集的埃及，石頭堆疊常見。還有混凝土在兩河合適，但到了中原，就要適應當地的原材料狀況，改用夯土、改用木質框架。而木質橫樑跨度大，比那種簡單石頭堆疊要更考慮更多的力學設計。二里頭宮殿的立柱跨度，整個宮殿的面積，可以說當時中國的建築水平足夠高。
當然，這裡只是說足夠高。絕非說中國領先。畢竟後來羅馬使用了彎拱等石頭建築的特殊力學技巧的時候，中國很長時間都沒有學會。正如評論裡面說的，說金字塔是堆疊的，長城也是。說不上誰先進，兩者其實真是同一水平的。都是比較直觀的建築方式。沒有圓拱那種精巧的思索。
總的來說，我認為談不上古埃及的先進建築技術向中原傳播的情況。東西都出於相近的較低水平。
評論中還提到了輪子。不得不說，戰車作為那個年代的坦克，是很重要的優勢。但很可惜，從出土來看，遠在文明之前，車輪已經廣為傳播了。車輪雖好，可惜泄密太早啊。
=================================================
既然建築和青銅並不是文明的核心區別。那麼什麼是？農業。
建築工藝和青銅可以抓幾十個工匠就學到。但農業模式，在那個年代只能是大規模人口交流慢慢影響。
而當時中原農耕和其他地方的完全不同，是非常典型的原生文明。而且從農業來說，中原是領先古埃及的。與其說是古埃及過來傳播文明，不如考慮是不是中原過去播種了（當然沒有，要不也不會同緯度的東西方的農業模式，保持了幾千年的差異）。
=================================================
首先，看主要農作物。兩河流域、古埃及。那個時候都是小麥。同期，中原地區也有了小麥，但小麥在糧食裡面的比例極小。到了二里崗時期，有一個突增尖峰，也不過是8%，這個時期粟、黍、水稻還是黃河中下游的主要作物。（《中華文明形成時期的農業經濟發展特點》，《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而且其實也只是出土了191粒小麥，有可能有巨大的誤差）。
而且，小麥是在冬天播種，而冬天粟、黍、稻、豆都不能種。很顯然，這是中國人利用小麥盤活閑置農田罷了。上面的論文還提到，小麥雖然在二里崗之前1000多年已經進入中國，但到了二里崗時期，西北並不太種植小麥。相反是黃河下游山東開始先興起種小麥。
@赤戟 的文章為什麼小米沒有和大米一樣成為主食？ - 赤戟的回答也提到，小麥直到戰國還是粒食，而且中國人不喜歡食用小麥。
而在BC2000之前，古埃及的主要食物已經以麵粉做餅了。
綜合一下上面的信息：
1、小麥是古埃及的主糧，中國人不是，而且主要是利用冬天閑置土地種植小麥罷了
2、中國當時的農業文明已經通過多種作物混合來解決旱澇問題。而古埃及還留在等待定期泛濫的單一作物模式
3、中國人是粒食，而古埃及早已是用麵粉做餅。飲食習慣差異極大
可以認為，小麥只是作為一個種子傳播到了中原。並在沉默了上千年後，由於中國人的混合種植思路，才開始廣泛種植。埃及和中原的農業文明是天壤之別。早商中原的農業模式要遠比古埃及豐富高級。農業文明從落後地區傳播到先進地區，這是不可信的。
雖然不少人用小麥作為文明西來的註腳，但其實在小麥正是那種「技術過來了，但文明沒過來」的典範。
不過這裡有個小花絮：《農業考古》1999年 第1期《古埃及蠶絲鑒定簡報》。公元前1000年古埃及已經有蠶絲了，可見種子要東西傳播並不難。但之後幾百年，埃及還是沒有用多種作物混合耕種來應付氣候變化。（後來古羅馬的《農業書》記載了他們後來重蹈蘇美爾覆轍，出現了加大耕種導致土地惡化的情況）
帶來一個技術，一些種子，並不難。但看到了種子和技術的傳播方向，就叫嚷著是文化的傳播，那就想當然了。
待更
有點累了，休息一下，貼一個YY文，和蘇三也是相映成趣啊。
深圳晚報上的4500年前古埃及文化源於中國良渚文化？組圖
根據史料記載，這一支在當時可稱為相當發達的良渚古文化，經歷了1300多年後，像一顆絢麗多彩的流星，在令人目眩神迷了一陣後突然神秘地「失蹤」了，給世人留下一個千古之謎。
姜廣明由此大膽推斷，良渚文化與古埃及文化無論是文字、建築，還是禮祭都有著驚人的相似，它們之間可能存在某種尚不為現代人所知的聯繫，良渚文化並沒有失蹤，而是可能隨部分遠渡重洋的良渚人一起，抵達了古埃及。他感慨地說，中國良渚文化不應該繼續徘徊在「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之外。
莫非.....埃及自古以來就是我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神聖不可侵犯？歐耶！
說這種話的人呢，估計連胡夫和圖坦卡門都分不清，
他也萬萬不會想到，那爾邁和拉美西斯二世的年齡差，比你和曹操的年齡差都要大
這種人的印象里古埃及就是一場戲，就是一個模式化印象化標籤化的文明，就是一群人在造金字塔拜翼神龍。他不明白古埃及的歷史有近三千年，完全超過了夏至秦的中國，亦或是秦統一後的中國。這要怎麼去對應單一的所謂夏朝？
他們也不會明白所謂「古埃及」也分為「古-古埃及」「中-古埃及」和「新-古埃及」
如果古埃及是夏朝，那中埃及是不是商朝？新埃及是不是周朝？
嗯。
這是真的。我們只是在埃及留下一批囚犯就飛回火星了。
在百度歷史吧，有人曾經說過這個問題。
我原本是不認同的，找了大量的資料反駁對方的這個觀點，受到了許多支持。
但是，隨著時間的沉澱，我回首這些資料時，卻發現我錯了。
埃及非常有可能就是夏朝，因為埃及的圖騰和夏的圖騰都是太陽鳥。
埃及的蠍子王就是大禹，因為蠍子王的石像和我們歷史記載的大禹形象一致，甚至是蠍子王的繪圖也和大禹圖一樣。
赤水就是紅海。
兩河流域蘇美爾人時期就是堯舜時期。
埃及的建造就是丹朱南侵一手創造的，然後由夏啟遷都到此。
舜和堯政治鬥爭，堯子丹朱奉命南下開疆擴土，直打到赤水，並建立了都城。
這個都城就是後世啟建立夏朝所使用的都城，而在中國東亞版圖上的赤水和中國南方並沒有考古發現這樣的文明中心。
並且二里頭遺址位置也不符合我們文獻的記載，太西北的一些。
我們華人是商朝盤庚時期被迫遷都到東方的，所以我們才會存在夏商斷代工程。
所以才會存在司母勿鼎上記載的商人與鬼方的征戰。
雖然我支持這個觀點，但是證據有些少。
以下引用微博地址古埃及史與夏朝歷史對比揭示真實的夏
博主兵策儒劍的論述：
基於中國本土考古並未發現令人信服的夏朝存在證據，以及西方古埃及考古歷史證據、中國古籍記載證據，以及古漢字與古埃及圖畫文字對比，根據這些可信、公開的，大家都可看得見的直接證據分析對比揭示了夏的真相！
1 古埃及早王朝 VS 五帝時代
（參考 良渚玉器上的古埃及早王朝法老蠍子王（禹）的名字）
年代 西方考古古埃及史 （古埃及早王朝時期）
中國古籍記載的夏朝
（五帝時代）
古埃及自稱
古漢字「夏」
前3200年？
早王朝上埃及 第一位國王：Scorpion I（蠍子王一世）。在埃及Umm el-Qa"ab 最早的墓葬中有蠍子王符號。
另外在蘇美爾烏爾（虞？）第一王朝墓葬出土的牛首箜篌繪畫中有個人首蠍尾的形象。
古漢字」黃「
前3150年？
早王朝上埃及 Iry-Hor （（讀音：伊堯））
古漢字」堯「
？
早王朝上埃及 Sekhen，Sekhen意思是擁抱，讀音「森漢」,或者讀著Shen，與舜shun的發音很相近。他是Iry-Hor繼任者。
注意這個器皿上的字是用筆書寫上去的，其筆畫方法已經非常像漢字！古埃及除了聖書體，很早時候就還有手寫體！
古漢字」舜「，舜是堯的繼任者
前3150年？
早王朝上埃及 King Scorpion （蠍子王二世） 或者Narmer，他是Sekhen的繼任者。
他被希羅多德稱為「美尼斯（Menes)」。傳說他以武力統一上下埃及，並建都孟斐斯。他被認為是第一個統一埃及的國王。也是古埃及古王國第一王朝首位法老。他的形象是一個蠍子。
古漢字」禹「，禹是舜的繼任者
顧老教授講過「大禹是條蟲」
《竹書紀年》卷上：「禹於石紐。虎鼻大口，兩耳參鏤。」
古埃及法老巾冠：最早的帶有蛇頭的Nemes巾冠形象在古埃及第一王朝的一個象牙標籤上就有發現。很有可能是納爾邁開始制定的。
古漢字」禹「另外一種形式 ，注意中部翹起的蛇頭形狀。
據維基，蠍子王一世的接任者可能是「雙頭鷹」
古漢字「顓」
根據司馬遷，黃帝繼任者可能是顓頊。
2 古王國時期（第1王朝到第6王朝）
參考（Hor-Aha是不是就是夏啟 夏啟名字對應）
年代 西方考古古埃及史中國古籍記載的夏朝前3150年？
King Scorpion - Narmer 蠍子王二世，二人為同一人。是古埃及第一王朝的首位法老，傳說他以武力統一上下埃及，並建都孟斐斯。他被認為是第一個統一埃及的國王。
傳說禹破壞禪讓制傳位給兒子啟建立夏朝 前3050年
Hor-Aha，Narmer的兒子，第一王朝第二位法老。
夏朝第二位國王為啟，禹的兒子。
古漢字「啟」
前2589–2566
第4王朝第二法老 Khufu (胡夫)
古漢字「昆」
顓頊的後裔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昆吾、參胡、彭祖、會人、曹姓、季連。昆吾氏是陸終的長子，其弟季連為楚人的先祖。昆吾做過夏的國王，故楚人稱昆吾為「皇伯父」，並以此為驕傲。昆吾氏族及其後裔在夏朝一直很有勢力。
吳回在帝嚳時代接替他的哥哥重黎成為了姬姓部落的火官,又叫"火正、火主、祝融",故而昆吾氏又稱祝融裔。（火官可能負責青銅器冶煉）
前2181–2060古王國經歷6個朝代。在前2300-2200年左右，中東經歷大旱。乾旱引發的大面積饑荒使古埃及進入了持續近二百年的黑暗時代。這就是古埃及處於分裂狀態的第一中間期（(2181-2060 BC)。在此之前是古埃及古王國第六王朝（2345 to 2181 BC），直到中王國（(2060-1802 BC）《國語·周語》載：「昔伊洛竭而夏亡」。夏的第一次衰亡，在《國語》中有隻言片語被記錄，伊洛可能是尼羅河諧音。乾旱可能導致伊洛河（尼羅河）枯竭。但似乎並沒有在《史記》中體現。中國境內的伊洛河只是河南西南部的兩條小河，很難想像這兩條小河枯竭能導致夏亡。
3 中王國時期（第7王朝到第16王朝）
參考：太康法老名之確證 （太康法老名確證）
年代 西方考古古埃及史中國古籍記載的夏朝前1765年
百度介紹說，古埃及第13王朝存在時間前1784-前1668，116年里65位國王在世，平均2年不到就有一位法老。
Khendjer，是13王朝的一位法老。他的荷魯斯名字為：
Horus Djed(泰） kheperou（康）（參見太康法老名確證）
十三王朝時期王位都不穩定，所以很少有法老能留有金字塔，但Djed(泰） kheperou（康）是其之一。國政被閃米特人操縱。
喜克索斯人（Hyksos）是古代亞洲西部的一個混合民族，喜克索斯也譯希克索。近年的研究越來越清楚地證明喜克索斯人主要屬於閃族，而他們很可能是迦南人。他們於前17世紀進入埃及東部並在那裡建立了第十五和第十六王朝（約前1674年至前1548年）。他們推翻了埃及虛弱的第十三王朝（首都孟菲斯），統治了中和下埃及一百多年。喜克索斯人將新的戰爭技術如複合弓、馬和馬拉的戰車引入埃及。他們建立的這兩個王朝的實情今天還不是十分清楚，但這兩個王朝的統治者是互不相關的。傳統的說法一般只把第十五王朝的六位統治者稱為喜克索斯人，而第十六王朝的眾多王子們是喜克索斯人、其他亞洲閃族人和服從這些新的統治者的當地埃及王子的混合。第十五王朝的統治者的名字我們今天知道。這些名字在埃及的建築、刻有聖甲蟲的寶石和其它小物件以及在曼尼索的埃及歷史中留下來了。埃及歷史上這一段軟弱、外族統治和混亂的時期被稱為第二中間期。
太康失國與后羿代夏：啟的晚年，生活日益腐化。他喜歡飲酒、打獵、歌舞，而疏於朝政。啟死，其子太康繼位，也沉湎於聲色酒食之中，政事不修，促使內部矛盾日趨尖銳，外部四夷背叛。東夷族有窮氏首領后羿看到夏王朝內部矛盾重重，借太康外出狩獵數月不歸之時，乘機掌握了夏的政權。太康死後，其弟仲康繼位，仲康勢弱，當了傀儡。仲康死後，其子相繼位。后羿把相趕走，自己當了國王，這就是史書上稱作「太康失國」和「后羿代夏」的故事。
從 Khendjer法老的荷魯斯名被確認為太康之後，那麼以此為標杆，可以看到《史記》把太康直接說成是啟的兒子，相當於丟掉了從啟到太康的1300多年的夏歷史。畢竟司馬遷時代距離黃帝到太康時代也有2000-3000年了，他關於三皇五帝等記載也是根據他尋訪有學問的人之後記錄的，顯然啟之後1000多年歷史太過複雜，沒有書籍光靠口傳很難完整記錄下來。比如「伊洛竭而夏亡」在《史記》中沒有體現。又比如關於楚人的記載中，昆吾氏做過夏國王，但在《史記》關於夏國王譜系中並沒有昆吾氏的位置，但如果與西方古埃及史一對比，昆即胡夫，真相立馬就水落石出。估計秦始皇燒毀了很多周人來源和歷史的書籍，也可能是出於對曾經作為周人奴隸的秦人報復。
約前1674年至前1548年 喜克索人人統治下埃及長達100多年
中國古籍記載太康失國百年。
新伊林人曾把古籍記載的「商湯滅夏」對應為喜克索人入侵古埃及。
中國古籍又記載，太康失國期間，昆吾氏曾組建勤王之師，以尊夏王室。古籍又載「商湯滅夏」時昆吾氏部族又被打散。昆吾氏最早遷徙到山西安邑一帶，還有一說是到川西與三星堆有關，鑒於昆明所在西南，楚人走南路也有可能。推測喜克索人入侵古埃及時，楚人先祖部落奮起反擊，但被喜克索人打散後流落到東方，最早進入山西。因此楚人可能是把青銅文明帶進東亞的主要傳播者之一。
據《呂氏春秋》（成書於戰國末年）記載：商湯滅夏，戰於鳴條時，軍中就有七十乘戰車。「商湯滅夏」時，動用了大量的戰車，而動用馬拉戰爭正是喜克索人入侵古埃及時的景象，此時馬拉戰車剛發明不久。顯然後人把這些故事都糅合到「商湯滅夏」故事中。
3 新王國時期（第17-18王朝）
參考：卡摩斯就是少康之確證 （少康名確證）
年代 西方考古古埃及史中國古籍記載的夏朝前1554–1549
Kamose，卡摩斯十七王朝末位法老，是喜克索斯的封臣。十七王朝的最後三位法老塔阿一世、二世和卡摩斯，開始和北方的西索克人鬥爭。約前1575年，卡摩斯和其父親Seqenenre Tao在埃及與外族喜克索斯人的戰爭中戰死。他的王銜名確證即為「少康」二字：
雅赫摩斯是卡摩斯的弟弟。他繼承兄長的事業，將喜克索斯人徹底逐出埃及，使埃及獲得復興。雅赫摩斯在位時對努比亞進行了多次遠征，從而恢復了埃及對該地區的傳統控制。他的王朝標誌著埃及史上新王國第十八時期的開始。
「 少康中興「或」少康復國「：
少康是中國夏朝的第六代天子，其父相被敵對的寒浞派人殺死。少康是遺腹子，憑藉個人魅力，得到有仍氏、有虞氏的幫助，廣施德政而得到夏後氏遺民的擁護。經過周密的策劃，少康通過用間、行刺等手段，以弱勝強，最終戰勝寒浞父子，中興夏朝。
約前1540前後維基百科認為前3200年古埃及人已經發明了航海（3200 BC: Sailing in ancient Egypt），之前博文推斷此時良渚正是早期古埃及人的開拓地。
少康庶子于越或無餘封於會稽。
據《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張守節「正義」引賀循《會稽記》：「少康，其少子號曰于越，越國之稱始此。」
《史記·卷四十一·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後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面對中東民族（東夷）的入侵，古埃及夏人已經深深體會到亡國的慘痛，此時重新重視良渚地區並封少康兒子於此顯然也有多準備一條退路的選擇。
甲骨文里無「夏」字，但商人曾經臣服於大禹，倒是確有其事，甲骨文里也多次出現「禹」字。這就可能與無餘越國與商朝接觸有關。
前1352–133418王朝埃赫那頓一神教宗教改革：埃赫那頓，原名阿蒙霍特普四世，他在位時期最重要的事件即是推行崇拜阿頓（或翻譯成阿吞）的「宗教改革」。他廢除太陽神Ra以及太陽神阿蒙信仰，以宗教改革為名，強制推行太陽神阿吞的崇拜活動，這是古埃及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埃赫那頓之後，又經歷四任法老，被19王朝取代。
孔甲亂夏：
姒孔甲：不降子，扃侄，扃子廑繼王位後病死，由他繼位。宋人邵雍所著的《皇極經世》稱孔甲在位31年，病死。根據百度介紹說法，孔甲在位期間，肆意淫亂，是一位胡作非為的殘暴昏君。使得各部落首領紛紛叛離，夏朝國勢更加衰落，逐漸走向崩潰。所以《國語.周語下》說：「孔甲亂夏，四世而隕。」注意國語這裡沒有用」夏亡「字眼。
前1340年左右埃赫那頓統治期間，似乎唯一興趣就是推行阿吞信仰。於是乎對內政外交幾乎全都置之不理。這是有證據的。有關阿蒙霍特普四世統治後期的關鍵史料來自於被稱為阿馬爾奈文書的古埃及文獻。文件主要是阿蒙霍特普四世王朝的外交通函。這些信箋中包含了真正的無價之寶：來自亞洲地區的大量泥版文件，它們是埃及在亞洲的殖民地或盟友發給法老的。這些文獻顯示，由於阿蒙霍特普四世對宗教事務的過度關注，埃及在國外的影響力下降，甚至是出現了明顯的國力衰退。法老對宗教改革以外的政治活動的漠視無疑引起了由圖特摩斯三世建立起來的埃及帝國發生了大麻煩。
周人遷徙：
按照周人描述，周人祖先不窋襲父職，繼任農官（后稷），但其時夏孔甲帝"好鬼神，事淫亂，夏後氏德衰，諸侯叛之"，《史記．周本紀》載：「不窋末年，夏後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國語．周語》中也載有：「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
前963-前959年從第十八王朝開始，古埃及的新王國時代維持了近五個世紀的霸權，到第20王朝的拉美西斯十一世為止，這一霸權走向崩潰。埃及到了二十王朝以後，一系列的奴隸起義導致國力衰竭。按照西方人的說法，從第21王朝到第31王朝古埃及歷史終結，埃及進入了後帝國時代，這一時期又被劃分為第三中間期和後埃及兩個階段。「第三中間期和後埃及」叫法其實也並不準確，它反映的是延續2000多年的古埃及文明在周邊勢力興起後遭到外族入侵統治後的崩潰消亡的一個長期過程。
周穆王西遊，參拜黃帝宮，會見西王母。
周穆王姬滿，為周王朝第五位帝王，穆王曾於十三年至十七年駕八駿之乘驅馳九萬里,西行至「飛鳥之所解羽」的崑崙之丘,觀黃帝之宮。又設宴於瑤池，與西王母做歌相和。即穆王西遊年代應該在公元前963-公元前959。周穆王這次返鄉探親顯然也把」孔甲亂夏，四世而隕「信息帶回中原，也許他看到中東亂象，從此著手經營東方重建華夏。
根據《史記》和《國語》、《竹書紀年》等記載，關於夏亡至少有三次，一是」伊洛竭而夏亡「，二是「商湯滅夏」，三是「孔甲亂夏，四世而隕」，顯然這三次夏亡很明顯對應古埃及三大事件，一是古王國因為中東大旱而衰亡，而進入第一中間期，二是喜克索人人入侵，古埃及進入第二中間期，三是埃赫那頓宗教改革，導致姬周家族出走，步楚人後塵遷徙到東方。但一個很顯然的事實是姬周家族出走的時候古埃及（夏）並沒有亡，甚至18王朝還並沒有滅亡。
根據張四維《夏朝的歷史和考古困境》一文，按照《史記》等古籍的記載，商朝的開國之君是湯，也叫湯武王，在甲骨文或其他古籍中也被叫做「大乙、天乙、咸、唐、成湯、成唐、烈祖」等等。但在甲骨文里，湯武王根本就不是商朝的開國之君，最多也就是一個「發揚光大」的中興之君。甲骨文卜辭對湯武王的歌功頌德不少，但就是沒提到他曾經打敗過「桀」，推翻過「夏」。甲骨文里不僅沒有「夏」這個字，也沒有「桀」這個字，甚至連可以懷疑的對象都不存在。
周武王為了給滅商找出合法性理由，可能炮製「商湯滅夏「。《尚書》里有說是周武王討伐商紂王的宣言：「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司馬遷可能搞不明白為什麼夏亡三次，把對應喜克索人入侵事件的「商湯滅夏」作為夏亡事件，顯然某些故事是出於編造，把太康失國期間發生的事件作為「商湯滅夏」的商代夏故事肇由。但商人來源應該與喜克索人關係不大，到是楚人先祖部落很有可能是在喜克索人入侵古埃及時因起兵尊夏攮夷被打散而流落到山西。如果讓司馬遷去解釋「孔甲亂夏，四世而隕」與「商湯滅夏」是什麼關係，估計司馬老爺子也暈了，至於「伊洛竭而夏亡」，司馬老爺子乾脆假裝不知。但是對比古埃及史，立即就清楚了中國古籍所有關於夏朝的零星記載都是怎麼回事！尤其是太康和少康的名字找到了對應古埃及法老的真實名字，真實不虛，又給出了斷代標杆，可以回應任何質疑！中國考古學界不可再盲人摸象、掩耳盜鈴了！
（參考法老列表：List of pharaohs），另外分子人類學的證據之前已有很多博文論證。 分子學的強大證據正是古埃及夏論背後最強有力的可穿透幾千年甚至上萬年的證據支撐！
OPEN YOUR MIND.
有人說夏朝就是埃及。為什麼你第一個想法是如何反駁呢？
你帶著預設立場去研究，能研究出什麼結果呢？
這就跟中國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一樣，首先定個目標，然後去搜集證據。這是什麼學術研究啊？！這種研究結果能有幾分可信度啊？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中國歷史教育的原因，大家對中國歷史一直以來都有一種自豪感。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國的歷史學者非常看重漢唐這樣的大一統的疆域遼闊武功極盛的帝國，因為可以此來提振黑暗時期民族的自信心。經歷了近代的屈辱歷史以後，中國人應該如何重拾自信？如何真正凝聚在一起？一開始只能通過對中國歷史的學習來實現。
當然，今天越來越多的人接觸到了國外的歷史著作，或者被其它文明所「震撼」，一方面開始對中國多年來非常僵化封閉的歷史教育感到反感和厭惡，另一方面可能又想凸顯自己的「獨特性」或者說是展現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姿態，繼而開始一味的貶損中華文明。不論是一味吹捧中華文明還是一味貶損，其實都是不自信的表現。每一個中國人，自近代以來就渴望尋求自己的位置，自己文明的位置。到了今日，我們又該如何重新認識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文明呢？真的非常值得思考。
比如以四大發明為例，實際上國際學界公認的只有造紙術和火藥是中國發明的。至於印刷術和指南針，就充滿爭議。
中華文明相比於古埃及、古巴比倫這樣的文明來說，確實起步很晚、一開始也很原始。特別是鐵器的出現遠遠晚於同時期的其它文明。
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商周時代的青銅器，是當時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也是值得今人讚歎的。
文明的比較，究竟應該採用怎樣的標準呢？我們比較不同文明的目的又是什麼呢？中華文明在世界歷史上的定位對今日的中國又意味著什麼呢？
誠然，中華文明從來都不是一枝獨秀的，但她卻有著她的特殊性。我想，每一個國家的國民，都應該對自己國家的歷史懷有最起碼的尊重。看看法國的歷史教育，看看土耳其的歷史教育，都是在弘揚對本國歷史的自豪感。
對於中華文明的爭論很多，而且也將延續下去，但有一個論斷卻是舉世公認的。中華文明的延續性是舉世無雙的，所以可以這麼說，她是當代國家中，擁有最悠久歷史的國家，因為她歷史的傳承，從未斷絕。
我為自己還能看懂2000多年前的文字，還能對2000多年前的事物抱有極大的興趣並能時常產生共鳴而感到驕傲，我深愛著中國的歷史。
哈佛大學包弼德教授說過：For all of us,the key to knowing China today lies in unlocking China"s past. 我想對於我們每一個中國人來說，懷著一份尊重，懷著錢穆所說的那種溫情與敬意，去面對我們的歷史，去思考我們的今天，去展望我們的明天，去與世界各個文明去比較，不卑不亢，不溢美不隱惡不偏激，才是最好的態度。
其實都是高麗。。
你可以這樣回答！
反駁？這是事實！
但是兩河文明都是韓國的這是不爭的事實！埃及金字塔是仿照韓國神山白頭山所建築！北朝鮮柳京飯店也是作為他們對往日帝國的懷念重新建築，只是抓不來那麼多壯丁延期了而已！大禹治的水據史書《瞎碧碧》記載是治理了從尼羅河到朝鮮半島的大災難！大禹為什麼叫大禹？因為我大韓民國容易下雨所以他的名字來源於出生的那一場雨！其他的都謠傳！
至於為什麼人種不盡相同，乃義務！沒聽說過大韓民族會基因突變？其實大韓們民族是外星人！因為宇宙都是我們的！
你還有問題嗎？不禁嘆口氣，現在的造謠者都是小學生嗎？
可能是要背四大文明古國怨念太深了，如果夏朝就是古埃及的話那就只要背三個了好聰明啊有木有？！想法是好的，可惜地理知識要跟上啊，古印度還靠點譜，再不濟也可以是古巴比倫，怎麼就跑非洲去了呢？
這是要出兵中東了嗎？
不要理那樣的問題：給你一個結論，然後要你列出論點論點來證明和反駁的。
自古以來都這麼遠了么？
沒事兒少上百度貼吧:)
全文核心思想
夏有三義：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均與西北中國密切相關。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可循環論證：夏民族很可能興起於西北，入主中原，建立夏王朝，其先進文化大體來自中亞或西亞；西北是上古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西北地區處在黃河農業文化與西北草原文化的接合部，形成了獨特多元的齊家文化。如果真有夏朝，夏是新石器時代或傳說時代到歷史時代的過度期，也是游牧與農耕文化激烈碰撞與融合時期。從時空內容均可證齊家文化與夏文化相當。此外，齊家文化與羌有關，不僅是周秦文化之源,而且很可能就是夏文化。「西羌古國」與夏王朝可轉化，元昊夏國與赫連勃勃大夏國是繼承者。《荀子·大略》雲「禹學於西王國」。《史記》載「大禹出西羌」。如果真有夏民族，最有可能形成於黃河上游大夏河地區；夏末商初四分五裂，部分演變成了漢族，其它變成了羌、匈奴、党項、鮮卑等民族。
二頭裡文化與齊家文化時空接近性質又大同小異，可以得出如下推論：如果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齊家文化就是早期夏文化；如果二里頭文化是商文化，齊家文化也可能是夏文化。
====================================================================================
易華說：「有關夏朝的記載，多見於周代文獻卻沒有找到甲骨文的實證，確鑿無疑的夏代都城也還沒有發現。於是有一部分專家認為夏史是從商史中分離出來的，認為夏史大部為周人依據東西神話輾轉演述而成。西方學者則普遍不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認為商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根據近年來最新的研究成果，歷史及考古學界普遍將夏人活動的大體範圍界定在河南和山西西南部。
「夏商周斷代工程」重新測定了二頭裡文化的年代，比原來宣稱的晚了約兩百年。因此二頭裡文化如果是夏文化，也只能是夏晚期或末期文化。那麼，夏代早期的文化遺址在哪兒？他是怎樣產生的？與二里頭文化有著怎樣的關係？
易華認為，以甘青寧為地域範圍的齊家文化就是夏早期或中期的文化，二里頭文化是夏晚期文化，可能由於遷都而到達。
我們可以從冶金考古學、植物考古學、動物考古學來證明齊家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的同質性：五穀豐登六畜興旺均進入了青銅時代，物質生活相同且技術水平相當。兩者均用牛、羊肩胛骨占卜決策，還使用同樣的禮器：陶盉、石磬、玉璧、大玉刀，可能還有璋，說明有相同的意識形態或精神生活。齊家文化是國際考古學界已公認中國最早的青銅文化。
中原，特別是夏商統治的中心地區缺鉛少錫，銅錠亦來自周邊。二里頭，二里崗和殷墟都只是青銅的鑄造中心。在齊家文化主要存在的公元前2100至前1700年，出現大量的青銅與牛、羊等動物骨骼，這與公元前2000年以後，西亞、中亞、東亞之間存在的西東文化交流的青銅之路是相吻合的，不止傳播了青銅技術和青銅器，而且包括眾多的物資和觀念如牛、馬、羊及相關技術等。在這裡，齊家文化則充當了青銅文化由西北向西南、東北、中原傳播的中繼站。」
齊家文化興起之前，東亞以定居農業文化為特色，可以概稱為夷文化。西方之夷禹可以娶東方之夷女為妻，說明東夷西夷密不可分。夏朝建立之後，夷夏不僅有東西之分，而且有先後之別。如果我們將創造了東亞新石器時代定居農業文化東亞土著成為夷，那麼，夏人西來，傳播了青銅時代的游牧文化。漢族的歷史就是夷夏結合的歷史。漢人漢語漢文化均是夷夏混合的結果。
定居農業文化是卵子，青銅游牧文化是精子，兩者結合形成的齊家文化是華夏文明誕生的標誌。華夏文明並非單純的定居農業文明，也不是純粹的游牧文明，是一種複合文明。深入系統研究齊家文化可以闡明華夏文明形成的歷程。」
如此重要的齊家文化為何長期以來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呢？易華認為，那是因為馬家窯文化彩陶的光輝燦爛遮蔽了處於初期的青銅文化。他說：「齊家文化是處於農耕與游牧融合變革時期的文化，具有一定的萌芽色彩，他不如定居農業文化達到頂峰的馬家窯文化那樣光華照人，也不比後期商代青銅的璀璨奪目，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忽視了。其次，這也與現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將精力主要放在中原地區的二里頭文化，而忽視了對西北地區的考古成果及史前文化源流考證有關。齊家文化是中國最早的青銅時代文化，
齊家文化並不光彩奪目，卻默默地開啟了中國的青銅時代。齊家文化不僅是中國最早的青銅時代文化，亦是東亞最早的世界性文化；從此中國或東亞進入了青銅時代世界體系。」
皇娘娘台遺址是甘肅近四十年前正式發掘的三大齊家文化遺址之一，出土了30件銅器，有錐、刀、鑿，是中國成批出土年代最早銅器。紅銅和青銅幾乎同時出現在中國，表明中國沒有紅銅時代或銅石並用時代。成批銅器的出土表明中國西北地區率先進入青銅時代。
========================================================================
學者們認為，橫貫歐亞大陸北部的草原通道比經過河西走廊的絲綢之路出現的時間要早得多，在舊石器時代可能就已經成為聯繫東西方的一條要道。在青銅時代，東西方之間通過這條通道發生的交流更加頻繁，起源於西方的小麥、青銅、馬及馬車可能都是在這一時期經過這條通道傳入中國的。
位於黑海北岸俄羅斯伏爾加河地區的科拉斯諾薩馬科思科依遺址正處於這條草原通道上。該遺址距今大約4000年，即青銅時代晚期，屬於當地木槨墓文化，是該文化1000多個遺址中的一個。美國哈特威克大學考古學家道科斯·布朗和大衛·安東尼在1999年至2002年對該遺址進行發掘，獲得了一個與眾不同的發現：遺址中出土的狗和狼的骨骼數量佔全部出土動物骨骼數量的30%，而在其他遺址中這一比例只有3%左右。
為了更好地解析這些特殊現象，道科斯·布朗和大衛·安東尼請來了歷史語言學和神話學方面的專家加入到團隊中來。該遺址的居民應該是講原始印歐語的，這種語言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流行於歐亞草原一帶，是現在許多歐洲語言以及一些亞洲語言的母語。通過比較古代和現代印歐語言的辭彙，歷史語言學家可以提供考古學家獲取不到的信息。神話學家則可以在古代神話傳說中找到與考古發現對應的線索。
=
一種觀點認為，原始印歐語起源於黑海和裏海的北方乾旱草原地帶，操此語言的人群大都過著游牧生活，這種生活方式是印歐語言及與之相關的技術和習俗得以廣泛傳播的原因。大量考古資料表明，公元前2000年前後，中國與西方的聯繫出現了高峰。中亞及俄羅斯烏拉爾地區流行的青銅器在甘青地區和中原腹地均有發現。
在稍晚的商代，突然流行一種新的葬俗，即在墓葬中死者身下腰部挖出腰坑，坑中葬狗。商代前期北方地區發現的腰坑墓有86座，51座墓的腰坑中有隨葬品，其中有50座的隨葬品是犬類。此風俗在晚商的殷墟墓葬中仍然盛行。對於此風俗突然流行的原因，學者們尚無一致意見。殷人與北方游牧民族有密切的交流早已經是學者們的共識，科拉斯諾薩馬科思科依遺址的發現和最新研究成果，或許可以為我們探討殷人殉狗風俗的起源提供新的視角，也為青銅時代以北方草原地帶為通道的中西交流提供新的證據。
===========================================================================
八十年代張忠培主要根據對齊家文化進行分段分期研究後指出齊家文化晚期進入了夏代：畜牧業和制銅業的發展是齊家文化父權制極端重要的基礎，由此萌發出來的社會分工包括一個巫師階層是父權制總的社會關係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最近十來年新發現了民和喇家、臨潭磨溝遺址，不僅被評為年度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亦進入了中華文明探源研究者視野。
齊家文化主要分布於甘肅、青海、寧夏、內蒙古，正好是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黃土高原之間或過渡地帶，兼具三大高原的特徵，有山有水有草地，宜農宜牧。黃河經過齊家文化分布區，或者說齊家文化主要分布於黃河上游地區。青海樂都柳灣、民和喇家，甘肅永靖大何庄、秦魏家、臨潭磨溝遺址均位於黃河及其支流兩岸，沿黃河到寧夏、陝北由青藏高原向黃土高原的過渡地帶亦有齊家文化分布。武威皇娘娘台遺址位於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之間的河西走廊，鄂爾多斯朱開溝遺址位於蒙古高原與黃土高原過渡地帶。齊家文化分布區正好也是中國的地理中心區
二里頭文化是在龍山文化基礎上興起的青銅時代文化，受到了齊家文化的巨大影響，還沒有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近來，葉舒憲倡導「玉石之路」研究，認為上古從西域到中原特別是從昆崙山到中原存在玉石文化交流與互動之路。玉器本身的材質與器形研究已經顯示玉石之路的存在；但還有許多其他證據可以表明齊家與二里頭文化之間存在密切的交流與互動。
齊家文化以青海甘肅寧夏為中心，分布到了陝西內蒙古，影響到了河南山西二里頭文化核心區；二里頭文化以河南山西為中心，也分布到了陝西內蒙右，亦影響到了甘青齊家文化核心區。
彩陶的衰落與青銅的出現標誌著齊家文化進入了青銅時代。齊家文化出土銅器遺址至少有15處，總數已超過 130 件，器型包括刀、斧、錐、鑽、匕首、指環、手鐲、銅泡、銅鏡等，其中以工具為主，裝飾品次之；形制上總體比較簡單，也有銅鏡、空首斧等造型複雜的器物。
二里頭遺址二期一座中型墓中出土的環首青銅刀與甘肅康樂商罐地遺址採集的環首刀相似。只是後者刀身弧度更大、沒有紋飾，似乎更古老原始。
青海西寧沈那銅矛橫空出世，是塞伊瑪-圖比諾青銅兵器東進的極好例證。出土的巨型闊葉帶鉤銅矛長61.5厘米，寬19.5厘米，葉中部兩面有高1.5厘米的脊樑，銎與刃部結合處有一刺鉤，屬齊家文化。
2008年12月河南省淅川下王崗遺址考古發掘中，T2H181集中出土了4件銅矛，均長37厘米、寬12.5厘米。銅矛圓鋒寬葉，筩部帶大彎鉤，與沈那遺址採集銅矛形制一致。
銅鈴見於陶寺和二里頭，共四枚；但青海大通黃家寨遺址齊家文化晚期地層中出土一大四小共五枚銅鈴。二里頭玉舌銅鈴和銅牌、玉刀等同出，很可能是巫或薩滿的法器。新疆洋海墓地亦出土薩滿法器銅鈴，這正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傳統，留傳到了當代。
值得特別指出的二里頭文化標誌性的綠松石銅牌亦見於齊家文化。劉學堂、李文瑛提出天水發現的牌飾屬於齊家文化，源於新疆天山北路文化；二里頭遺址出土銅鈴、銅鏡等均是西北青銅文化影響的結果。
新疆哈密地區發現了四件更加原始或簡樸的鏤空銅牌飾，其中天山北路墓地 3 件，一件屬於第一期，一件屬於第四期。
天山北路墓地第一期遺存內涵複雜：第一組遺存和河西走廊地區的「過渡類型」內涵相似，年代和齊家文化大致同時；第二組是風格特殊的貫耳彩陶罐，和古墓溝及小河墓地發現的草編簍類似；第三組則是典型的四壩文化陶器。
天山北路墓地一期遺存牌飾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2000 到 1500 年之間。
哈密地區所見的牌飾可能是祖型，其餘牌飾可分為兩類風格：甲類以四川盆地發現的牌飾為代表，幾何化圖案表明與哈密地區的牌飾聯繫更為緊密；乙類以二里頭遺址以及甘肅天水發現的牌飾為代表，幾何化紋飾逐漸演變為獸紋。
宗日齊家文化遺址中鑲嵌綠松石腕飾精細，而陶寺文化中綠松石鑲嵌粗糙，由此可見二里頭三、四期文化中精美鑲嵌綠松石牌飾工藝上可能和齊家文化有關。
二里頭文化銅器主要集中在二里頭遺址。夏縣東下馮、駐馬店楊庄、登封王城崗、洛陽東乾溝、滎陽西史村等地只有零星發現。二里頭遺址的冶銅業有明顯的早晚差異，一、二期僅見簡單的工具和兵器，到第三期才出現了器形比較複雜的青銅容器或禮器。
相對於商周青銅器或中原青銅器，林沄提出過「北方系青銅器」概念；空間上可延伸到歐亞大草原，時間上可以擴展到夏代。先有「北方系青銅器」，後有中原系青銅器。
所謂「北方系青銅器」可以包括齊家文化青銅器，與歐亞草原青銅器傳統一脈相承，實際上就是外來青銅傳統。
所謂中原青銅器或商周青銅器主要是青銅容器或禮器。從二里頭三、四期開始的中原青銅禮器鑄造傳統固然很有特色，但從冶金技術而言沒有任何創新，只是鑄造工藝略有改進而已。
兩者不是並立的，中原系青銅器傳統是「北方系青銅器」技術的繼承和發展。
齊家有銅矛二里頭有銅鼎，青銅文化似乎迥然不同。
青銅容器或禮器僅見二里頭遺址三、四期。二里頭遺址一、二期和其他二里頭文化遺址或文化層與齊家文化非常類似，只出土了少量青銅工具、兵器和裝飾品。
北方系青銅器是歐亞草原青銅大傳統的組成部分；中原青銅器形成了獨特的地方小傳統，是北方系青銅器的子傳統。相同的冶煉技術，不同的鑄造工藝，同源異流的齊家與二里頭青銅文化大同而小異。
齊家文化與二里頭文化青銅器數量和質量相當，表明齊家文化已進入了青銅時代，而且是已知東亞最早的青銅文化。
龍山文化晚期或末期遺址中偶有青銅蹤跡，但其絕對年代未能早過齊家文化。中國境內比二里頭文化更早的青銅時代文化只有齊家文化，相當的有朱開溝文化，亦明顯受到了齊家文化的影響。
因此二里頭文化青銅技術來自齊家文化。
齊家文化晚於仰韶或馬家窯文化，早於四壩、卡約、辛店文化，絕對年代約為4100-3700BP。
西亞在公元前6千年後期進入紅銅時代，歷經2千餘年才進入青銅時代。
紅銅、砷銅或青銅四千年前左右幾乎同時出現在齊家文化中，數以百計的銅器不僅證明齊家文化進入了青銅時代，而且表明中國沒有紅銅時代或銅石並用時代。中國或東亞沒有經歷紅銅文化時代，而是直接進入青銅時代。
齊家與二里頭文化均進入了五穀豐登的時代，不僅種植傳統農作物粟、黍，亦分別引進了水稻和小麥，大豆亦逐漸成為主要農作物之一。
西山坪遺址距今4650-4300期間種植有粟、黍、水稻、小麥、燕麥、青稞、大豆和蕎麥等8種糧食作物，囊括了東亞、西亞2個農業起源中心的主要作物類型。不僅證實小麥和燕麥早在4300年前已傳播到中國西北地區，也揭示了中國最早的農業多樣化出現在新石器時代的甘肅天水地區。
西山坪遺址與師趙村遺址一樣大體可以分為七期，第六期是馬家窯文化層，第七期是典型的齊家文化層。
二里頭遺址及附近的皂角樹遺址亦五穀齊全。
甘肅張掖黑水國南城北遺址出土馬廠文化碳化小麥可佐證東灰山小麥年代和遺址堆積成因判讀可信，河西走廊是小麥傳入中國的關鍵地區。小麥在中國傳播和普及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大體上先是由西向東、後由北朝南展開。公元前第三個千年西亞馴化的大麥和小麥到達了中國，而中國馴化的黍和蕎麥西傳到了歐洲。
豬、狗是中國新石器時代兩大家畜，齊家文化與二里頭文化均餵豬養狗，不證自明。
牛、羊、馬是三大外來家畜，其出現次第有待仔細辨明。齊家與二里頭文化六畜齊全，但齊家文化遺址出土的綿羊骨、黃牛骨、馬骨比二里頭文化要早且多，可證羊、牛、馬均自西北傳入中原。
東亞養羊與西亞相比大約晚了五千年。羊在東亞新石器時代混合農業經濟中所佔比重不大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青銅時代遺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綿羊骨骼才是確鑿無疑的家羊。進入青銅時代後，從新疆到中原羊的數量明顯增多，在齊家文化和二里頭遺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
羊在青銅時代人們經濟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顯增高。西北羌人以養羊為業，齊家文化重要遺址均有羊骨出土，且愈晚愈多。齊家文化養羊是普遍的，受齊家文化影響的朱開溝文化養羊亦蔚然成風。朱開溝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綿羊骨骼遺存，佔全部獸骨的 40.6%。
夏商之際中原養羊並末普及。
水牛可能起源於南亞，而黃牛很可能來自西亞。從河姆渡到興隆溝，東亞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的牛骨多為水牛骨骼，不止一種，均為野生。到了青銅時代，黃牛才在東亞大量出現，黃牛與山羊一樣經歷了大致相同的馴化和傳播過程。mtDNA研究表明東亞黃牛與歐洲、非洲黃牛非常接近，但與印度黃牛差別較大。
二里頭文化時期的中原地區黃牛已經非常普及，黃牛飼養業發達。
在東亞數百處經科學發掘的遺址中從未發現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馬齒或馬骨出土，不能確定為家馬。確鑿無疑的家馬和馬車見於商代。此後三千餘年的歷史證明中原並不適合於養馬
新疆出土了青銅時代馬骨，火燒溝遺址發現有用於祭祀的馬骨，表明河西走廊是馬傳入中原的通道。齊家二里頭文化時代養馬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還有待進一步證實。
占卜是一種決策方式。中國的占卜方式亦因地因時而異，但齊家文化和二里頭文化主人均使用相同的骨卜來決策，表明他們有類似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文化。
齊家文化重要遺址均有卜骨發現，骨卜亦是二里頭文化的重要內容；骨卜體現了精神文化或意識形態，是齊家與二里頭文化同質性的重要表徵。考古證據表明最早鹿肩胛骨占卜見於內蒙古富河溝門遺址，最早的牛骨占卜見於甘肅傅家門遺址馬家窯文化層。牛、羊、豬骨卜常見於齊家文化遺址，骨卜文化源於西北方，龍山文化晚期普及到了黃河中、下游。
李濟早就指出:「我現在想舉出若干不可爭辯地在中國本土以內發明及發展的……第一件，我想舉出的是卜骨。卜骨的習慣，在與殷商同時或比殷商更早的文化，如美索不達米亞、埃及，以及較晚的希臘、羅馬，都是絕對沒有的」。盛行於殷商時代的卜骨習俗齊家文化時代就開始流行，二里頭文化時代是過渡階段；可以追溯到更早的馬家窯文化或趙寶溝文化，在西南和北方某些民族中一直留傳到當代。
二里頭遺址出土了大量類似的卜骨，不僅有羊、牛和豬骨，而且有鹿骨。在陝縣七里鋪、澠池鄭窖、澠池鹿寺、鞏縣稍柴、淅川下王崗、偃師灰嘴、滎陽西史村等遺址均發現二里頭文化的卜骨。
雙耳罐、盉和玉刀、石磬是齊家與二里頭文化共同的禮樂器，表明有大體相同的禮樂制度。齊家二里頭文化在吸收西方金文化的同時，沒有放棄東方玉文化傳統。齊家文化出土玉器眾多，璧多琮少玉刀大。璧多琮少可能是天尊地卑或男尊女卑的反映。
考古研究表明夏商周時期玉琮趨於衰落，重璧輕琮是一種普遍現象。良渚時代土地崇拜隆重，琮是最重要的禮器。截止2005年二里頭文化15個遺址中共發現118件玉器，其中二里頭遺址發現 93 件，其餘14個遺址總共才發現了25件。
二里頭文化中琮幾乎完全消失，出現了崇拜男性祖先的「柄形器」。玉柄形器可能是由石祖或陶祖演化而來，是男根崇拜的體現。
齊家文化的多孔玉刀已經發現幾件，與二里頭文化多孔玉刀類似。2002年喇家遺址出土的一件三孔大玉刀，復原長達66厘米，是目前已知最大的玉刀，可能是禮器中的「王者之器」。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最大玉器也是多孔玉刀。1972年二里頭遺址第四期出土的玉刀長達65厘米，有扉齒和規整的幾何花紋。二里頭玉刀更加精緻，但晚於齊家文化玉刀。
========================================================================
八、討論與結語
東亞沒有紅銅時代或銅石並用時代，齊家文化和二頭裡文化均是青銅時代文化。
目前發現的齊家文化是「民間文化」，二頭裡遺址是「宮廷遺址」。齊家文化都城遺址還沒有發現，石峁古城位於齊家文化分布區的東北邊緣，受到了齊家文化的明顯影響，有可能是夏代首都。
如果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齊家文化就是夏早期或民間文化。周人和秦人均興起於西北即夏人故地。逐鹿中原，周王朝和秦帝國均源於齊家文化分布，但沒有在起源地留下都城遺址。
已知齊家文化與二里頭文化大同小異且齊家文化略早於二里頭文化：如果二里頭文化是夏晚期文化，齊家文化很可能是夏早期文化。
自然環境的多樣性和文化資源的豐富性使齊家文化成了中國生態文化的早期代表。
青銅之路或絲綢之路穿過齊家文化分布區，齊家文化是東西文化交流與混合的見證。
齊家文化是東亞文化舊傳統與中亞文化新風尚結合的產物，是一種混合文化和過渡文化，展示了豐富的文化多樣性。
齊家文化是夏代文化，開啟了二里頭、殷墟文化傳統，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調。
從地理上看黃河上游與中游之間並無障礙或天塹，齊家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主人可以在陝西一帶密切交流和互動。
二里頭文化是龍山文化基礎上吸收齊家文化形成的新文化。
龍山文化是公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定居農業文化，與夷有關；二里頭文化直接繼承了農作物、陶器、玉器傳統。
齊家文化是早期青銅時代農牧結合文化，與夏有關：其青銅與畜牧文化直接影響了二里頭文化的發展。
如果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與二里頭文化時空接近文化性質又大同小異的齊家文化也很有可能是夏文化
。
二里頭遺址緊鄰偃師商城遺址，文化內容亦大體相同，二里頭遺址亦可能是商代早期都城。
如果二里頭文化不是夏文化，齊家文化亦最有可能是夏文化。可以從時間、空間和文化內容三方面來證明。齊家文化的碳十四數據恰好與夏代紀年相當。永靖大何庄 F7:2 ZK-0015測定年代3675±95，校正年代公元前 2114-1777；樂都柳灣 M392 ZK-0347測定年代3570±140，校正年代公元前 1970-1630。
我們假定商朝之前有一個夏王朝或X朝，其準確年代和具體世系不清楚，其民族和文化亦是正在探索的對象。
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可循環論證：夏民族很可能興起於西北，入主中原，建立夏王朝，其先進文化大體來自中亞或西亞；西北是上古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
西北地區處在黃河農業文化與西北草原文化的接合部，形成了獨特多元的齊家文化。
如果真有夏朝，夏是新石器時代或傳說時代到歷史時代的過度期，也是游牧與農耕文化激烈碰撞與融合時期。
從時空內容均可證齊家文化與夏文化相當。此外，齊家文化與羌有關，不僅是周秦文化之源,而且很可能就是夏文化。
《荀子·大略》雲「禹學於西王國」。《史記》載「大禹出西羌」。如果真有夏民族，最有可能形成於黃河上游大夏河地區；夏末商初四分五裂，部分演變成了漢族，其它變成了羌、匈奴、党項、鮮卑等民族。
胡博「齊家與二頭裡」提出了東亞與中亞或西亞青銅時代文化遠距離互動的可能性，擴展了古代中國研究的世界視野（cosmopolitan dimension）。從青銅技術、牛、馬、羊、麥、磚等方面看可以肯定胡博的觀點，上古中國象歐洲大部一樣是青銅時代世界體系的邊緣組成部分。本文從冶金考古、植物考古學、動物考古學、玉器考古和骨卜等方面論證齊家與二里頭文化的同質性。
關鍵詞：齊家文化、二里頭文化、夏文化
一、引言
(1995)年，胡博在《古代中國》發表「齊家與二頭裡：遠距離文化接觸問題」，提出了東亞與中亞或西亞青銅時代文化遠距離互動的可能性，擴展了古代中國研究的世界視野（cosmopolitan dimension）；[(1)]引起了中外學術界廣泛關注，中文版作為《古代中國》精選論文第一篇，收入夏含夷主編《遠方的時習》。[(2)](2004)年我在《東亞古物》發表「青銅之路：上古西東文化交流概說」，從青銅技術、牛、馬、羊四個方面系統肯定了胡博的觀點，明確提出將上古中國置於青銅時代世界體系中研究。[(3)](2012)年我又從小麥、磚、墓葬、戰爭、金崇拜與天崇拜等十個方面宏觀論證了中國和歐洲一樣是青銅時代世界體系的邊緣組成部分。[(4)]本文再具體討論齊家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之關聯及其與夏文化之關係。
齊家文化的發現與研究已近一個世紀，但尚未有深入而系統的專著出版。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安特生在甘肅廣河縣齊家坪發現齊家文化；由於陶器不如仰韶文化發達，他誤以為齊家文化早於仰韶文化。[(5)]他的研究生負責整理齊家文化遺物，發現一些陶器例如在蘭州收購的那件陶盉有仿造銅器的嫌疑，指出齊家文化不會是早期而是晚期新石器時代文化。[(6)]不約而同，夏鼐在甘肅重新進行了調查研究，發現了齊家文化墓葬和地層證據，改訂了齊家文化年代。[(7)]六、七十年代謝端琚等發掘了多處齊家文化重要墓葬遺址、揭示了齊家文化的面貌。[(8)]八十年代張忠培研究了齊家文化。[(9)]九十年代法國戴寇琳進行了初步綜述,出版了博士論文。[(10)]最近十來年新發現了民和喇家、臨潭磨溝遺址，葉茂林等正在致力於喇家遺址或齊家文化多學科綜合研究。[(11)]
齊家文化主要分布於甘肅、青海、寧夏、內蒙古，正好是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黃土高原之間或過渡地帶，兼具三大高原的特徵，有山有水有草地，宜農宜牧。黃河經過齊家文化分布區，或者說齊家文化主要分布於黃河上游地區。青海樂都柳灣、民和喇家，甘肅永靖大何庄、秦魏家、臨潭磨溝遺址均位於黃河及其支流兩岸，沿黃河到寧夏、陝北由青藏高原向黃土高原的過渡地帶亦有齊家文化分布。武威皇娘娘台遺址位於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之間的河西走廊，鄂爾多斯朱開溝遺址位於蒙古高原與黃土高原過渡地帶。齊家文化分布區正好也是中國的地理中心區，生態多樣性為孕育或接受文化多樣性提供了條件，自然可能成為了中國歷史文化的核心區。
中國考古學家命名考古學文化的主要根據是陶器，二里頭文化與齊家文化陶器明顯不同。齊家文化作為夏文化的可能性早就有人討論[(12)]，但遇到了考古學權威的明確否決。二里頭文化是在龍山文化基礎上興起的青銅時代文化，受到了齊家文化的巨大影響，還沒有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近來，葉舒憲倡導「玉石之路」研究，認為上古從西域到中原特別是從昆崙山到中原存在玉石文化交流與互動之路。玉器本身的材質與器形研究已經顯示玉石之路的存在；但還有許多其他證據可以表明齊家與二里頭文化之間存在密切的交流與互動。齊家文化以青海甘肅寧夏為中心，分布到了陝西內蒙古，影響到了河南山西二里頭文化核心區；二里頭文化以河南山西為中心，也分布到了陝西內蒙右，亦影響到了甘青齊家文化核心區。本文將從青銅、作物、家畜、玉器、卜骨等方面進行系統比較，發現二頭裡文化與齊家文化時空接近，性質與內容又大同小異。我們可以得出如下推論：如果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齊家文化就是夏早期文化；如果二里頭文化是商文化，齊家文化也可能是夏文化。
二、青銅時代
二里頭文化進入了青銅時代已成共識，齊家文化進入了青銅時代亦不難證明，齊家二頭裡時代東亞進入了青銅時代。老一輩考古學學多半認為齊家文化是新石器晚期文化或銅石並用時代文化，具有國際眼光的新一代考古學家已認定齊家文化是中國青銅時代文化。[(13)]
彩陶的衰落與青銅的出現標誌著齊家文化進入了青銅時代。齊家文化出土銅器遺址至少有(15)處，總數已超過 (130) 件，器型包括刀、斧、錐、鑽、匕首、指環、手鐲、銅泡、銅鏡等，其中以工具為主，裝飾品次之；形制上總體比較簡單，也有銅鏡、空首斧等造型複雜的器物。[(14)]出土紅銅或青銅器比較重要的齊家文化遺址有青海貴南尕馬台(49)件，甘肅武威皇娘娘台(30)件，武威海藏寺(12)件，積石山縣新莊坪(12)件，永靖秦魏家(8)件，互助總寨(4)件、廣河齊家坪(2)件等，種類包括刀、斧、環、匕和鏡等。[(15)]
宗日遺址出土銅器超過(10)件，在中國早期冶金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出土的(3)件齊家文化銅器實驗結果表明含砷量均較高，無疑是砷銅。這批砷銅不僅是在齊家文化銅器中首次發現，而且也是中國西北地區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砷銅，它對中國早期冶金的研究有非常重大的意義。[(16)]
青海貴南尕馬台四十多座墓葬中共出土青銅器(49)件，包括銅鏡、鐲、環和泡等。七角星紋銅鏡重(109)克，直徑(89)mm，厚約(3)mm；是銅錫合金製成。[(17)]銅泡為錫青銅；而銅鐲含砷(7)%，是砷銅。[(18)]二里頭遺址亦出土了類似的銅鏡和泡。龍山文化中沒有發現比二里頭更早的銅鏡，銅鏡顯然不是東方文化傳統，其源頭只能是西北或西方。[(19)]
二里頭遺址二期一座中型墓中出土的環首青銅刀與甘肅康樂商罐地遺址採集的環首刀相似。[(20)]只是後者刀身弧度更大、沒有紋飾，似乎更古老原始。
青海西寧沈那銅矛橫空出世，是塞伊瑪-圖比諾青銅兵器東進的極好例證。[(21)]出土的巨型闊葉帶鉤銅矛長(61).(5)厘米，寬(19).(5)厘米，葉中部兩面有高(1).(5)厘米的脊樑，銎與刃部結合處有一刺鉤，屬齊家文化。(2008)年(12)月河南省淅川下王崗遺址考古發掘中，T(2)H(181)集中出土了(4)件銅矛，均長(37)厘米、寬(12).(5)厘米。銅矛圓鋒寬葉，筩部帶大彎鉤，與沈那遺址採集銅矛形制一致。[(22)]
銅鈴見於陶寺和二里頭，共四枚；但青海大通黃家寨遺址齊家文化晚期地層中出土一大四小共五枚銅鈴。[(23)]二里頭玉舌銅鈴和銅牌、玉刀等同出，很可能是巫或薩滿的法器。[(24)]新疆洋海墓地亦出土薩滿法器銅鈴，這正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傳統，留傳到了當代。
值得特別指出的二里頭文化標誌性的綠松石銅牌亦見於齊家文化。[(25)]劉學堂、李文瑛提出天水發現的牌飾屬於齊家文化，源於新疆天山北路文化；二里頭遺址出土銅鈴、銅鏡等均是西北青銅文化影響的結果。[(26)]新疆哈密地區發現了四件更加原始或簡樸的鏤空銅牌飾，其中天山北路墓地 (3) 件，一件屬於第一期，一件屬於第四期。[(27)]天山北路墓地第一期遺存內涵複雜：第一組遺存和河西走廊地區的「過渡類型」內涵相似，年代和齊家文化大致同時；第二組是風格特殊的貫耳彩陶罐，和古墓溝及小河墓地發現的草編簍類似；第三組則是典型的四壩文化陶器。[(28)]天山北路墓地一期遺存牌飾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2000) 到 (1500) 年之間。另一件見於腐殖酸廠墓地，其最早的彩陶雙耳罐年代與天山北路墓地第一、二段遺存相當。[(29)]哈密地區所見的牌飾可能是祖型，其餘牌飾可分為兩類風格：甲類以四川盆地發現的牌飾為代表，幾何化圖案表明與哈密地區的牌飾聯繫更為緊密；乙類以二里頭遺址以及甘肅天水發現的牌飾為代表，幾何化紋飾逐漸演變為獸紋。[(30)]宗日齊家文化遺址中鑲嵌綠松石腕飾精細，而陶寺文化中綠松石鑲嵌粗糙，由此可見二里頭三、四期文化中精美鑲嵌綠松石牌飾工藝上可能和齊家文化有關。[(31)]
二里頭文化銅器主要集中在二里頭遺址。夏縣東下馮、駐馬店楊庄、登封王城崗、洛陽東乾溝、滎陽西史村等地只有零星發現。二里頭遺址的冶銅業有明顯的早晚差異，一、二期僅見簡單的工具和兵器，到第三期才出現了器形比較複雜的青銅容器或禮器。相時於商周青銅器或中原青銅器，林沄提出過「北方系青銅器」概念；[(32)]空間上可延伸到歐亞大草原，時間上可以擴展到夏代。[(33)]先有「北方系青銅器」，後有中原系青銅器。所謂「北方系青銅器」可以包括齊家文化青銅器，與歐亞草原青銅器傳統一脈相承，實際上就是外來青銅傳統。[(34)]所謂中原青銅器或商周青銅器主要是青銅容器或禮器。從二里頭三、四期開始的中原青銅禮器鑄造傳統固然很有特色，但從冶金技術而言沒有任何創新，只是鑄造工藝略有改進而已。兩者不是並立的，中原系青銅器傳統是「北方系青銅器」技術的繼承和發展。齊家有銅矛二里頭有銅鼎，青銅文化似乎迥然不同。其實，青銅容器或禮器僅見二里頭遺址三、四期。二里頭遺址一、二期和其他二里頭文化遺址或文化層與齊家文化非常類似，只出土了少量青銅工具、兵器和裝飾品。王朝建立或戰勝之後偃旗息鼓、馬放南山、鑄劍為犁，是常有的事。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銷天下兵器鑄十二金人。楚幽王時期大敗秦軍之後，用繳獲的兵器鑄造了「熊悍」青銅鼎。從銅矛到銅鼎是馴化青銅，從而邁向重器時代。 [(35)]北方系青銅器是歐亞草原青銅大傳統的組成部分；中原青銅器形成了獨特的地方小傳統，是北方系青銅器的子傳統。相同的冶煉技術，不同的鑄造工藝，同源異流的齊家與二里頭青銅文化大同而小異。齊家文化與二里頭文化青銅器數量和質量相當，表明齊家文化已進入了青銅時代，而且是已知東亞最早的青銅文化。龍山文化晚期或末期遺址中偶有青銅蹤跡，但其絕對年代未能早過齊家文化。中國境內比二里頭文化更早的青銅時代文化只有齊家文化，相當的有朱開溝文化，亦明顯受到了齊家文化的影響。因此二里頭文化青銅技術來自齊家文化。
齊家文化晚於仰韶或馬家窯文化，早於四壩、卡約、辛店文化，絕對年代約為(4100)-(3700)BP。從考古學角度看，齊家文化是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過渡文化，有人稱之為銅石並用文化。其實銅石並用時代（Chalcolithic Age）又稱紅銅時代（Copper Age），是指介於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之間的過渡時期，以紅銅的使用為標誌。西亞在公元前(6)千年後期進入紅銅時代，歷經(2)千餘年才進入青銅時代。紅銅、砷銅或青銅四千年前左右幾乎同時出現在齊家文化中，數以百計的銅器不僅證明齊家文化進入了青銅時代，而且表明中國沒有紅銅時代或銅石並用時代。中國或東亞沒有經歷紅銅文化時代，而是直接進入青銅時代。
三、五穀豐登
種植業是古代社會的經濟基礎，多種作物亦是社會持續穩定發展的關鍵。紅山文化、良渚文化曾經盛極一時；由於種植作物單一，不約而同先後崩潰。進入青銅時代或者說從夏代開始，中國走上了持續發展的道路。其中最根本原因之一是農作物品種的多樣化：水稻和粟黍結合，早澇保收；豆科作物不僅恢復土壤肥力，而且可以提供脂肪和蛋白質；麥類作物的引進更是錦上添花。齊家與二里頭文化均進入了五穀豐登的時代，不僅種植傳統農作物粟、黍，亦分別引進了水稻和小麥，大豆亦逐漸成為主要農作物之一。
甘肅臨潭齊家文化陳旗磨溝遺址由於其獨特的埋葬制度及豐富的器物類型而被評為(2008)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從墓葬M(187)和M(194)中獲得了兩個成人個體的(3)顆牙齒，牙結石澱粉粒研究結果表明當時人類植物性食物具有多樣化特徵：小麥屬小麥(Triticum aestivum)、大麥屬大麥(Hordeum vulgare)和青稞(Hordeum vulgare var.nudum)等中的一種或者多種、狗尾草屬粟(Setaria italica)、蕎麥屬蕎麥(Fagopyrum esculentum)、豆類及堅果類等植物的澱粉粒，其中麥類植物、蕎麥和粟的澱粉粒數量佔到了澱粉粒總量的(70)%，堅果類、豆類植物也是當時人類的主要食物來源。[(36)]其實早在齊家文化之前馬家窯文化時代天水地區已五穀齊全。通過花粉、農作物種子和植硅石等農業活動生物指標記錄研究，結合高精度AMS(14)C測年,重建了甘肅西山坪遺址馬家窯文化層農作物類型和農業栽培狀況。西山坪遺址距今(4650)-(4300)期間種植有粟、黍、水稻、小麥、燕麥、青稞、大豆和蕎麥等(8)種糧食作物,囊括了東亞、西亞(2)個農業起源中心的主要作物類型。不僅證實小麥和燕麥早在(4300)年前已傳播到中國西北地區,也揭示了中國最早的農業多樣化出現在新石器時代的甘肅天水地區。[(37)]西山坪遺址與師趙村遺址一樣大體可以分為七期，第六期是馬家窯文化層，第七期是典型的齊家文化層。
二里頭遺址及附近的皂角樹遺址亦五穀齊全。[(38)]有意思的是二里頭遺址還採集到一件二期陶尊，腹部刻畫一穗水稻；三期出土一陶尊，刻畫有麥穗圖案。[(39)]似乎表明兩類陶尊分別裝盛谷酒和麥酒。
二里頭和齊家文化均種植水稻、粟、黍和豆科植物，難分先後；但種植小麥應該是齊家早於二里頭。六倍體小麥 (Triticum aestivum )即普通小麥已成為全球不可或缺的糧食作物，在歐亞大陸早期文明或國家產生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是史前全球化的標誌性作物。中外學者已基本達成共識：小麥起源於西亞，後傳入歐洲和東亞，並取代小米成為旱作農業的主體作物。甘肅張掖黑水國南城北遺址出土馬廠文化碳化小麥可佐證東灰山小麥年代和遺址堆積成因判讀可信，河西走廊是小麥傳入中國的關鍵地區。[(40)] 小麥在中國傳播和普及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大體上先是由西向東、後由北朝南展開。公元前第三個千年西亞馴化的大麥和小麥到達了中國，而中國馴化的黍和蕎麥西傳到了歐洲。[(41)]公元前(3)千紀也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一個更早的類似於「哥倫布交換」的主食全球化過程在舊大陸展開。[(42)]
四、六畜齊全
豬、狗是中國新石器時代兩大家畜，齊家文化與二里頭文化均餵豬養狗，不證自明。牛、羊、馬是三大外來家畜，其出現次第有待仔細辨明。齊家與二里頭文化六畜齊全，但齊家文化遺址出土的綿羊骨、黃牛骨、馬骨比二里頭文化要早且多，可證羊、牛、馬均自西北傳入中原。
扎格羅斯山脈南端的甘茲·達列赫和阿里·庫什出土的山羊骨骼進行了重新研究，進一步確證西亞大約在一萬年前已經放養山羊了。[(43)]東亞養羊與西亞相比大約晚了五千年。羊在東亞新石器時代混合農業經濟中所佔比重不大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青銅時代遺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綿羊骨骼才是確鑿無疑的家羊。[(44)]進入青銅時代後，從新疆到中原羊的數量明顯增多，在齊家文化和二里頭遺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
山羊和綿羊是不同的物種，在馴化的初期就表現出明顯的多樣性。根據mtNDA山羊可分為四系，A系很可能源於西亞，B系源於巴基斯坦；A、B兩系佔主流；C、D兩系罕見。[(45)]mtDNA D-loop研究表明中國山羊亦可分為四系，A系佔主流，B系次之，C、D兩系僅見於西藏。[(46)] mtDNA研究發現西亞綿羊可分為三個亞種，這三個亞種的綿羊在中國均有分布。[(47)] 青銅時代中國境內的綿羊A系占絕對優勢，亦有少量B系。[(48)]西寧大通縣長寧鄉長寧村齊家文化遺址與二里頭遺址綿羊均屬於A系。[(49)]
羊在青銅時代人們經濟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顯增高。西北羌人以養羊為業， 齊家文化重要遺址均有羊骨出土，且愈晚愈多。齊家文化養羊是普遍的，受齊家文化影響的朱開溝文化養羊亦蔚然成風。朱開溝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綿羊骨骼遺存，佔全部獸骨的 (40).(6)%。[(50)]
夏商之際中原養羊並末普及。二里頭遺址七個地層中均出土了羊骨遺存，一至四期文化層佔有較高的比例，但並不能就此認為二里頭遺址居民養羊業發達。二里崗下層時期，二里頭遺址淪為一般性聚落後，羊骨遺存所佔的比例明顯下降。[(51)]二里頭遺址附近同時代的洛陽皂角樹遺址中沒有出土任何羊骨遺存。
牙釉質鍶同位素比值測定結果表明二里頭遺址羊只有部分是本地生長，還有部分來自他處。第二期出土的(5)只羊中有(2)只鍶同位素比值高於遺址當地比值範圍，其他(3)只則低於比值範圍，(5)只羊都不是本地所產，至少來自兩個不同地區。第三期出土的(3)只羊中有(2)只鍶同位素比值在當地比值範圍內，說明第三期開始有可能本地養羊。第四期出土的(6)只羊只有(1)只低於當地的鍶同位素比值範圍，說明絕大多數羊是本地飼養。[(52)]
水牛可能起源於南亞，而黃牛很可能來自西亞。從河姆渡到興隆溝，東亞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的牛骨多為水牛骨骼，不止一種，均為野生。[(53)]到了青銅時代，黃牛才在東亞大量出現，黃牛與山羊一樣經歷了大致相同的馴化和傳播過程。mtDNA研究表明東亞黃牛與歐洲、非洲黃牛非常接近，但與印度黃牛差別較大。[(54)]中國黃牛包括上述兩個亞種，南部以印度黃牛為主，包括T(1)和T(2)，西北部類似於蒙古黃牛，包括T(2)、T(3)、T(4)。[(55)]
中國家養黃牛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末期或青銅時代早期。甘肅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墓地、河南淮陽平糧台、新密古城寨、禹州瓦店、柘城山台寺肯定有黃牛；陝西臨潼姜寨和甘肅武山傅家門出土牛骨，可能有黃牛。[(56)]
二里頭遺址中出土了比較豐富的牛骨遺存，經鑒定均屬於黃牛。一期牛骨較少，僅出土 (1)件腕骨。二期出土牛骨數量陡增，而到了四期黃牛骨佔全部可鑒定哺乳動物總數(25).(43)%，僅次於豬的遺存。皂角樹遺址黃牛骨骼遺存亦占(25).(5)%，由此可見二里頭文化時期的中原地區黃牛已經非常普及，黃牛飼養業發達。[(57)]
二里頭文化第二期出土的(2) 頭黃牛中有(1) 頭黃牛鍶同位素比值高於當地比值，第三期出土的(2) 頭黃牛鍶同位素比值均在當地比值範圍內，第四期(3) 頭黃牛牙釉質樣品中又有(1) 頭比值高於當地比值，說明二里遺址出土的黃牛大多數是本地飼養的，少部分來自他處。[(58)]
家馬(Equus caballus)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於歐亞草原的西端。烏克蘭和哈薩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銅時代文化遺址中大量馬骨的出土顯示了從野馬到家馬的馴化過程。哈薩克草原北部波台出土動物骨骼三十餘萬塊，這些馬主要是用於食用、祭祀（隨葬）和騎乘，至少部分是家馬。[(59)] 在東亞數百處經科學發掘的遺址中從未發現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馬齒或馬骨出土，不能確定為家馬。確鑿無疑的家馬和馬車見於商代。此後三千餘年的歷史證明中原並不適合於養馬。有多處齊家文化遺址如甘肅永靖秦魏家和武威皇娘娘台、青海大通縣陶家寨報告中提到馬骨，但因數量不多沒有進行動物考古學研究和基因測驗。二里頭文化遺址只有豫南地區駐馬店楊庄二里頭文化層出土過馬肢骨。[(60)]新疆出土了青銅時代馬骨，火燒溝遺址發現有用於祭祀的馬骨，表明河西走廊是馬傳入中原的通道。齊家二里頭文化時代養馬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還有待進一步證實。
五、貧富分化與男尊女卑
新石器時代晚期社會已出現明顯貧富分化，但明顯的男尊女卑始見於青銅時代齊家文化。歷史記載表明夏商周三代進入了父系社會或男權社會。考古學研究表明新石器時代男女大體平等，齊家文化男女合葬墓生動地展示了男尊女卑的狀況，表明齊家文化已進入了男權社會。[(61)] 土坑墓是東亞文化舊傳統，洞室墓火葬墓是齊家文化新風尚。齊家文化時代東亞墓葬制度開始發生革命性的變化，結束了東亞墓葬相對單純的時代。柳灣齊家文化墓葬中洞室墓占墓葬總數的(13) % ,與半山類型洞室墓一脈相承，基本都是凸字形洞室墓, 洞口以木棍或木板封堵, 常見木棺, 人骨絕大多數為仰身直肢葬。柳灣(972)號墓是大墓，有墓道和墓室，通長(4).(2)米，隨葬品較多，其中陶器(26)件，綠松石(6)顆，串珠(1)串。磨溝齊家文化墓地的墓葬形制可分豎穴土坑和洞室墓兩大類,其中洞室墓(243) 座, 約佔墓葬總數的(70)%; 豎穴土坑墓(103) 座, 僅占(30)%左右。洞室墓又以單室居多, 雙室的數量相對較少, 還有少量為多室墓。[(62)]齊家文化墓葬形式多樣，貧富分化明顯。例如，皇娘娘台墓葬的隨葬器物，陶器少者一兩件，多者達(37)件，玉石璧少的沒有，多者達(83)件。[(63)]
齊家文化男女合葬墓表明男尊女卑的父系社會正在形成：女性開始卑躬屈膝，男性擁有娶妾或多妻的權利。甘肅武威皇娘娘台墓地共發掘(88)座墓，其中(1)男(2)女合葬墓(3)座，男性仰卧居中，女性側身俯貼於男性，下肢後屈，面皆向男性；成年男女合葬墓(10)座，男性仰卧直肢居左，女性側身屈肢居右，面向男性。[(64)]永靖秦魏家發掘(138)座墓，其中成人男女合墓葬(16)座，男性仰卧直肢居右，女性側身屈肢居左，面向男性。[(65)]經科學發掘顯示均為一次葬，不僅體現了男尊女卑，而且表明妻妾陪葬已成風氣。青海喇家遺址發現一座齊家文化高規格墓葬：長方形土坑葬，有木棺，隨葬玉環、玉璧等禮器，墓口呈回字形。經初步鑒定，墓主人可能為男性，是軍事或宗教首領。墓葬附近(100)平方米的土台上有大量人類活動的硬面和祭祀痕迹，可能是祭台。臨潭陳旗磨溝遺址還發現了一座齊家文化墳墓，高約半米，底部直徑約(2)．(5)米，黃土堆成。這可能是東亞最早的墳墓，也就是中亞常見的Kurgan。
歷史記載表明中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世襲社會是從夏代開始的，夏王朝是男權社會。夏王過著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多妾生活。二里頭文化墓葬相對而言要單純一些，大型墓葬只發現了一座，屍骨無存，有些可疑。幾十座中型墓與數百座小型墓表明二里頭時期貧富分化已明顯。實際上我們還沒有發現夏王的墓葬，二里頭墓葬中也沒有發現男女合葬墓，難以清楚顯示出男尊女卑。單從墓葬來看，齊家文化更象夏代文化。
六、卜骨
占卜是一種決策方式。中國的占卜方式亦因地因時而異[(66)]，但齊家文化和二里頭文化主人均使用相同的骨卜來決策，表明他們有類似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文化。齊家文化重要遺址均有卜骨發現，骨卜亦是二里頭文化的重要內容；骨卜體現了精神文化或意識形態，是齊家與二里頭文化同質性的重要表徵。考古證據表明最早鹿肩胛骨占卜見於內蒙古富河溝門遺址，最早的牛骨占卜見於甘肅傅家門遺址馬家窯文化層。[(67)]牛、羊、豬骨卜常見於齊家文化遺址，骨卜文化源於西北方，龍山文化晚期普及到了黃河中、下游。
李濟早就指出:「我現在想舉出若干不可爭辯地在中國本土以內發明及發展的,……第一件，我想舉出的是卜骨。卜骨的習慣，在與殷商同時或比殷商更早的文化，如美索不達米亞、埃及，以及較晚的希臘、羅馬，都是絕對沒有的」。[(68)]盛行於殷商時代的卜骨習俗齊家文化時代就開始流行，二里頭文化時代是過渡階段；可以追溯到更早的馬家窯文化或趙寶溝文化，在西南和北方某些民族中一直留傳到當代。
幾乎所有重要齊家文化遺址或齊家文化層均有卜骨出土。武威皇娘娘台遺址前三次共發現(39)件卜骨，其中(30)件羊骨，(9)件豬骨，有明顯的灼痕，有些具有輕微的刮削或修治痕迹。這個遺址第四次發掘中又出土了(13)件卜骨，其中(9)件羊骨，(4)件豬骨；都未加整治，有灼無鑽鑿痕迹。[(69)] 永靖大何庄遺址出土(14)件卜骨，均為羊骨，也無鑽鑿的痕迹，但有灼痕；T(45):(2)長(20)厘米，灼痕多達(24)處。在「石圓圈」遺迹旁邊還發現(3)塊備用的卜骨。[(70)]
二里頭遺址出土了大量類似的卜骨，不僅有羊、牛和豬骨，而且有鹿骨。在陝縣七里鋪、澠池鄭窖、澠池鹿寺、鞏縣稍柴、淅川下王崗、偃師灰嘴、滎陽西史村等遺址均發現二里頭文化的卜骨。到了二里頭文化四期發現了灼、鑽兼施的肩胛骨。這種有灼、有鑽、無鑿的卜骨在山西夏縣東下馮遺址三期到六期的地層中亦有發現，灼、鑽兼施的卜骨均為牛的肩胛骨。 豫東杞縣段崗遺址相當於二裡頭文化的地層中也發現有灼、鑽兼施的卜骨，為羊的肩胛骨。另外，內蒙古朱開溝遺址相當於二裡頭文化時期的地層中也出土了較多灼、鑽兼施的卜骨，這種類型的卜骨為豬、牛、鹿的肩胛骨。[(71)]二里頭文化晚期骨卜方式略有改進，或者說稍微複雜了些。相比之下，齊家文化骨卜更單純更原始。
七、禮器與樂器
雙耳罐、盉和玉刀、石磬是齊家與二里頭文化共同的禮樂器，表明有大體相同的禮樂制度。齊家二里頭文化在吸收西方金文化的同時，沒有放棄東方玉文化傳統。齊家文化出土玉器眾多，璧多琮少玉刀大。璧多琮少可能是天尊地卑或男尊女卑的反映。考古研究表明夏商周時期玉琮趨於衰落，重璧輕琮是一種普遍現象。良渚時代土地崇拜隆重，琮是最重要的禮器。截止 (2005) 年二里頭文化(15) 個遺址中共發現 (118) 件玉器，其中二里頭遺址發現 (93) 件，其餘 (14) 個遺址總共才發現了(25) 件。[(72)]二里頭文化中琮幾乎完全消失，出現了崇拜男性祖先的「柄形器」。玉柄形器是由石祖或陶祖演化而來，是男根崇拜的體現。
齊家文化的多孔玉刀已經發現幾件，與二里頭文化多孔玉刀類似。(2002)年喇家遺址出土的一件三孔大玉刀，[(73)]復原長達(66)厘米，是目前已知最大的玉刀，可能是禮器中的「王者之器」。甘肅省古浪縣峽口出土四孔玉刀亦長達(65).(5)厘米，現藏於甘肅省博物館。[(74)]二里頭遺址出土的最大玉器也是多孔玉刀。(1972)年二里頭遺址第四期出土的玉刀長達(65)厘米，有扉齒和規整的幾何花紋。二里頭玉刀更加精緻，但晚於齊家文化玉刀。(1976)年臨夏州文物普查小組在齊家文化分布區新莊坪徵收到一件二里頭文化標誌性玉璋，長邊 (18)厘米、短邊 (16)厘米、刃寬(6).(1)厘米，首部有大小兩個單面鑽圓孔，現藏於臨夏州博物館。[(75)]此外，齊家和二里頭文化都流行綠松石裝飾品也不會是偶然的巧合。
中國考古學家主要是根據陶器來定義和分類考古學文化，齊家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似乎絕然不同。仔細考察在齊家文化遺址中亦可發現二里頭類似的陶器。例如齊家文化代表性遺址秦魏家就出土了鬲和甑，鬲還可分為三式；[(76)]皇娘娘台遺址採集到了甗。[(77)]二里頭文化標誌性的陶盉亦見於齊家文化分布區。甘肅廣河盉與二里頭文化二期盉皆管狀流，瘦長空袋足，寬頻狀鋬，鋬與腹之間有短柱相連。[(78)]有人認為齊家文化中的紅陶罐形盉是受二里頭文化影響下產生的地方形式。[(79)]此外，河南伊川南寨二里頭文化和甘肅庄浪劉堡坪出土齊家文化陶盉驚人相似。[(80)]胡博注意到二里頭陶盉具有銅器的特徵如管流、薄片式手把、連接處有摹仿鉚釘痕迹，還有河南淅川下王崗遺址出土的灰陶盉，與安特生在蘭州收購的齊家文化盉如出一轍。三者的絕對年代還難以確定，模仿的銅器原型也還沒有發現，是齊家文化影響中原地區還是二里頭文化影響甘青地區還難以下結論。[(81)]這種陶器模仿青銅器或青銅器摸仿陶器稱之為仿製或模擬（skeuomorph）。此類陶盉如此稀罕，因為它們不是日常生活用具而是重要禮器。可以肯定平底或圈足仿銅陶盉是二里頭與齊家文化共同禮器或文化特徵。
齊家文化雙耳罐沿黃河亦進入了中原，客省庄二期文化、朱開溝文化以及涼城大廟坡龍山文化晚期遺址均有典型雙耳罐出土。陶寺遺址中期貴族墓彩繪陶盆與雙耳罐組合同出表明雙耳罐是重要禮器。何努認為彩繪陶盆中龍含的仙草正是麻黃，而雙耳罐可能是一種釁鬯的熏吸用器，與二里頭文化陶盉銅爵有類似功能。雙耳罐來自西北地區齊家文化，麻黃草亦盛產於西北地區，可能意味著黃河上游麻黃與黃河中游酒相結合形成具有致幻作用或通神入化功能的郁鬯，構成了風行於三代的獨特文化。[(82)]曲沃晉侯墓地M(113)出土了與陶寺雙耳罐形似的青銅雙耳罐，顯然是模仿齊家文化雙耳陶罐；有人推斷可能是陶寺遺物。
齊家文化區發現了「黃河磬王」，二里頭遺址亦有石磬出土，磬亦是齊家和二里頭文化共同的禮樂器。
八、討論與結語
東亞沒有紅銅時代或銅石並用時代，齊家文化和二頭裡文化均是青銅時代文化。目前發現的齊家文化是「民間文化」，二頭裡遺址是「宮廷遺址」。齊家文化都城遺址還沒有發現，石峁古城位於齊家文化分布區的東北邊緣，受到了齊家文化的明顯影響，有可能是夏代首都。
如果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齊家文化就是夏早期或民間文化。
已知齊家文化與二里頭文化大同小異且齊家文化略早於二里頭文化：如果二里頭文化是夏晚期文化，齊家文化很可能是夏早期文化。自然環境的多樣性和文化資源的豐富性使齊家文化成了中國生態文化的早期代表。青銅之路或絲綢之路穿過齊家文化分布區，齊家文化是東西文化交流與混合的見證。齊家文化是東亞文化舊傳統與中亞文化新風尚結合的產物，是一種混合文化和過渡文化，展示了豐富的文化多樣性。齊家文化是夏代文化，開啟了二里頭、殷墟文化傳統，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調。
從地理上看黃河上游與中游之間並無障礙或天塹，齊家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主人可以在陝西一帶密切交流和互動。二里頭文化是龍山文化基礎上吸收齊家文化形成的新文化。龍山文化是公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定居農業文化，與夷有關；二里頭文化直接繼承了農作物、陶器、玉器傳統。齊家文化是早期青銅時代農牧結合文化，與夏有關：其青銅與畜牧文化直接影響了二里頭文化的發展。如果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與二里頭文化時空接近文化性質又大同小異的齊家文化也很有可能是夏文化。
二里頭遺址緊鄰偃師商城遺址，文化內容亦大體相同，二里頭遺址亦可能是商代早期都城。如果二里頭文化不是夏文化，齊家文化亦最有可能是夏文化。可以從時間、空間和文化內容三方面來證明。齊家文化的碳十四數據恰好與夏代紀年相當。永靖大何庄 F(7):(2) ZK-(0015)測定年代(3675)±(95)，校正年代公元前 (2114)-(1777)；樂都柳灣 M(392) ZK-(0347)測定年代(3570)±(140)，校正年代公元前 (1970)-(1630)。[(83)]
空間上，我們可以根據歷史記載來追溯。西夏一般指與宋遼金鼎足而立元昊建立的夏國,自稱夏或大夏。大夏一般指晉末稱雄一時赫連勃勃建立的夏國，也稱西夏。夏一般指商之前啟建立的中國第一個王朝夏朝，也稱大夏或西夏。夏史夏文化研究是經久不涼的熱點，大夏研究也有專著專文，西夏學已成顯學，但三者之關係還很少有人留意。史金波注意到了華夏、西夏、寧夏的關聯；[(84)]克恰諾夫將西夏党項族源追溯到了齊家文化。[(85)]夏、大夏、西夏並非前後相繼，但藕斷絲連數千年，均與夏崇拜有關。元昊夏國、赫連勃勃夏國與齊家文化分布區地域大體重合，絕非偶然。
夏字形從頁，從臼，從攵；頁人頭，臼兩手，攵兩足，合起來象人形；本義為人。《說文》：「夏，中國之人也。」夷從大從弓，甲骨文作「屍」或「人」，本義亦是人。《說文》：「夷，東方之人。」如果夷入主中原，則夏為西方之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就全地言之，中國在西北一小隅。故陳公子少西字夏，鄭公孫夏字西。」禹定天下九州，執玉帛者萬國，治水行天下，其活動的範圍極其廣闊。古史資料中關於夏商的記錄可能分屬於東西兩個體系。西夏可能就是東方居民夷對西部居民夏的稱呼。夏殷經常相提並論。《尚書·召誥》云：「我不可不鑒於有夏，亦不可不鑒於有殷。」《詩經·大雅》謂：「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
夏可能與大夏河有關。漢代以前夏人主要活躍於黃河流域。其實夏河或大夏河是黃河的支河，亦可泛指黃河。《方言》第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謂之夏。」夏意為大，夏河即大河，大夏河是同義反覆。《史記·秦始皇本紀》云：「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夏河或大夏河發源於青海同仁，流經甘肅夏河、臨夏，於劉家峽入黃河。大禹治好了泛濫的夏河，華夏之「夏」可能來源於夏河。《尚書·禹貢》明言黃河中下游以及淮河流域和長江下游四州為夷人所居：冀州島夷，青州嵎夷、萊夷，徐州淮夷，揚州鳥夷。如果有夏，最可能生活於黃河上游地區。《尚書·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夏與西戎或羌之關係難解難分。大夏河流經甘南和臨夏，哺育了羌或党項民族。
大禹治水傳說與積石山有關，臨夏有積石山，位於齊家文化分布區。《尚書·禹貢》：云：「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水經·河水注》引《晉書地道記》雲大夏縣「有禹廟，禹所出也」，漢唐大夏縣在今甘肅臨夏東南。臨夏東南「西羌故地」曾置「大夏縣」，「大夏城」遺址在廣河縣城西南(10)里左右台地上，當地人叫「古城」。
夏興起於西北，與齊家文化有關。西北彩陶的衰落與青銅的興起表明青銅時代游牧文化佔了上風。齊家文化二聯璜、三聯璜、四聯璜、五聯璜出土眾多，不禁讓人想起「夏後氏之璜」。目前中國最早的較完整羊骨架見於甘肅永靖大何庄齊家文化遺址，其次是二里頭。綿羊，又稱夏羊。《爾雅·釋畜》：「夏羊，牡羭，牝羖。」《本草綱目·獸·羊》：「生秦晉者為夏羊，頭小身大而毛長，土人二歲而剪其毛，以為氈物，謂之綿羊。」
周人尊夏，亦是自尊。周人自認為是夏的後人，其所居的疆土也是從夏人那裡繼承而來。《詩·周頌·清廟之什》：「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禮記·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周自認為是夏的繼承者，周代夏崇拜出現了第一個高潮。
赫連勃勃、元昊先後建立夏國，實質上是周人祟夏傳統的繼續。赫連勃勃以大禹諸夏繼承人自居：「昔在陶唐，數鍾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面辟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沉溺，鴻績侔於天地，神功邁於造化，故二儀降祉，三靈葉贊，揖讓受終，光啟有夏。…爰始逮今，二千餘載…故能控弦之眾百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於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為日久矣。」[(86)]追宗認祖，既是崇拜，也是攀附。[(87)]
黃帝、夏、羌、匈奴、拓跋、党項有一脈相承之處，擅長游牧和游擊。夏人善於游牧和射獵仍有珠絲馬跡可尋。夏人善射，夏箭即良箭。司馬相如《子虛賦》：「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郭璞注引服虔曰：「夏後氏之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箭服，故曰夏服也。」唐李益《從軍有苦樂行》：「一矢弢夏服，我弓不再張。」赫連勃勃自比軒轅黃帝，善於游擊：「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88)]元昊游牧作風明顯：「每舉兵，必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 「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89)]
夏有三義：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均與西北中國密切相關。司馬遷早就指出：「夫做事者必於東南，收其功實者常在西北。」傅斯年《夷夏東西說》論證夏與西方有關，但西到何處沒有明言。玉振金聲二里頭，撲朔迷離夏王朝。夏代之有無仍在激烈爭論之中，未有定論。[(90)]我們假定商朝之前有一個夏王朝或X朝，其準確年代和具體世系不清楚，其民族和文化亦是正在探索的對象。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可循環論證：夏民族很可能興起於西北，入主中原，建立夏王朝，其先進文化大體來自中亞或西亞；西北是上古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
西北地區處在黃河農業文化與西北草原文化的接合部，形成了獨特多元的齊家文化。如果真有夏朝，夏是新石器時代或傳說時代到歷史時代的過度期，也是游牧與農耕文化激烈碰撞與融合時期。從時空內容均可證齊家文化與夏文化相當。此外，齊家文化與羌有關，不僅是周秦文化之源,而且很可能就是夏文化。「西羌古國」與夏王朝可轉化，元昊夏國與赫連勃勃大夏國是繼承者。《荀子·大略》雲「禹學於西王國」。《史記》載「大禹出西羌」。如果真有夏民族，最有可能形成於黃河上游大夏河地區；夏末商初四分五裂，部分演變成了漢族，其它變成了羌、匈奴、党項、鮮卑等民族。
都有這想法了，還需要知道考古進行到什麼階段了幹嘛啊？
要什麼自行車啊？！
山海經，大荒西經。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