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的出現是不是歷史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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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從李存勖滅梁建後唐開始，北方的政權就有實力統一全國了。只不過因為腐敗，臣篡君權，突然死亡等等因素。才出現了梁唐晉漢周五個朝代，而這些因素的出現，感覺有一定的偶然性。

先來看看五代分別是怎麼滅亡的：

後梁朱家，雖據正統，只能算個比較成氣候的割據，北方都未統一，家族內訌，外有宿敵，為宿敵沙陀李家所滅。

後唐李家，初有統一之相，破前蜀，卻無法掌控大藩，兼有皇族內訌兩次導致中外離心，最後為藩臣結連契丹所滅。

後晉石家，割讓燕雲，北方屏障全失，二代卻又與契丹外交不利，為契丹所滅。

後漢劉家，最短命的一個，為大將兵變所滅。

後周郭家，已有統一趨勢，西收後蜀四州、東收淮南十四州、北復三關，卻仍是被禁軍大將兵變所篡。

其實五代不止滅了五次，有些只是沒改姓沒改國號而已。比如後唐李嗣源取代李存勖，李從珂取代李從厚，李嗣源和李從珂都是義兒（養子）身份，本是外姓，只要養父還有親兒子就根本沒有嗣位的資格。

孤立地看起來，似乎每次改朝換代確實挺偶然的，但你看看北宋為什麼沒有成為六代就知道這也不是偶然。

五代相繼滅亡的直接原因總結一下無非幾點：

1、蕭牆之患：皇族內部野心家太多，親骨肉、義兄弟，統統靠不住，況且就算順利傳位給自己的兒子也靠不住，因為兒子很可能不成熟。

2、肘腋之患：禁軍大將兵權太重。

3、藩籬之患：重鎮的節度使權力太大和資源太多。

4、虎狼之患：契丹，後梁後唐時代中原尚能與之爭鋒，自幽雲拱手相讓之後，中原對契丹的弱勢局面已成。

南方割據的隱患較小，確如題主所說，北方實力確實高於南方任何單一政權，但在周世宗把南方最具實力的兩個政權打服之前，中原的實力還不足在整體上碾壓南方。

再看看北宋為什麼沒有成第六代？

趙匡胤在趙普的輔佐下有針對性的做了四件事：

1、收禁軍大將兵權，讓資歷淺、好掌控的人典禁兵；（徹底解決肘腋之患）。

2、逐步架空了藩鎮的兵權、財權、人事權，最終把節度使變成了空殼子；（徹底解決藩籬之患）。

3、定下先南後北的國策，對契丹採取守勢，對南方各個擊破。而且很巧妙地利用南方的親宋政權，使南方無法組成聯盟與北方抗衡（暫時不觸發虎狼之患，先易後難，吞掉南方充實自己）。

4、為確立趙光義的儲君地位，有意壓制自己的兒子的地位，終宋祖之世德昭、德芳不封王（避免了蕭牆之患，雖然並不完美）。

可以說趙匡胤和趙普是認真總結了五代滅亡的教訓，全方位地弄出了一套整改方案，才成功地讓新生的宋朝避免了夭折。

若宋初沒有做出這些改變，宋也十有八九要成為「後宋」（前有南朝劉宋），趙匡胤屬於火箭躥升資歷尚淺，心中不服的大有人在。若是不收兵權、不制節鎮、動輒招惹契丹、把趙光義曬在一邊、死後德昭甚至德芳即位，二代而亡的命運很難避免。

兩宋300多年國祚，時刻不忘「祖宗之法」，都是上面這五個短命的老師留下的血淋淋教訓啊！

結論：不是偶然。

這是一個封建割據單位隨著帝國政治制度能力不斷加強，割據範圍越來越小的過程。

1. 秦朝：並沒有真的消滅諸侯王

秦始皇以武力消滅了六國的軍事力量，形式上第一次統一了中國。而封建經濟生產形式決定了地方豪強據而不割的權力架構形式。秦朝中央政府其實深深的明白，周天子的分封制度是戰國形成的基礎，於是試圖用郡縣制以及官僚系統控制地方。這應該算是非常有先見之明並且開了個好頭。可惜農民起義過於迅猛，暴露了秦朝外強中乾的實質，六國貴族殘餘勢力捲土重來瓦解了帝國的統一，沒能讓這套制度發展完善。

2. 漢朝：承認諸侯國地方割據的實質，在其上成功構建了帝國

漢朝通過分封同姓王，法理上承認諸侯王軍事和經濟上的割據，通過分享權力給同姓王加強地方與中央聯繫的同時，通過一系列措施（例如酎金、遷豪強入京）削弱地方勢力。四百年國祚被證明這套制度行之有效，但是土地兼并導致農民普遍窮困以及宗教勢力（我認為五斗米道、黃巾之亂其實是披著宗教戰爭外衣的農民起義）。但漢朝的經驗顯然啟發了後人，所以後續我們可以看到南北朝、五代十國，中央都對宗教十分警惕。

3. 西晉：第一帝國中央與諸侯國共存的模式破產

西晉統一後其實也試圖複製漢朝的制度，但是八王之亂證明了皇帝權力的誘惑實在太大了，試圖以帶有軍事割據能力的諸侯王拱衛中央的初級封建帝國制度破產。五胡亂華、南北朝期間，漢族在生死存亡間探索新的帝國制度。

4. 東晉與南北朝：地方宗族大姓走上政治舞台

自東晉起，宗族大姓以一種政治軍事力量組織單位，取代了諸侯王，成為帝國主要的力量結構。宗族大姓之所以能夠作為一種新的地方力量，是與生產能力提高和帝國官僚機構分擔權責有關係的。隨著帝國統一逐漸成為常態，自帶軍隊的諸侯王對中央的威脅變得十分明顯，而宗族姓氏並不能很好地組織軍隊，要依靠中央政府的權威才能做到。

但是南北朝之間的實際情況並不完全一樣，南朝的門閥與宗族勢力十分強大，形成了少數幾個主要的宗姓力量集團。甚至王朝更迭實際就是宗族輪流上台，政權的穩定性完全取決於這幾個集團之間的實力均衡。

而北朝由於少數民族紛紛入侵南下，頻繁的戰亂與政權更迭使得漢人王朝的政治遺產和舊制度幾乎完全消亡，諸侯王的存在基礎完全消失。原本的游牧部落之間與漢族宗姓互相結合，力量顯得更加分散。由此，部落聯盟的首領反而更容易獲得皇帝享有更大權力下對地方割據勢力的均衡，但相對南朝來說離心力也更強。於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北朝的帝國組織機構反而更容易落實權力，內耗更小，因為宗族勢力更不傾向對抗中央權力。

要解釋為什麼，在中國，更分散的地方實力反而容易形成更強力中央政府，而不是像歐洲那樣更加分裂，其中細節比較多，目前本人也沒能概括出其中的必然性。但總之歷史告訴我們，北方形成了隋朝之後以絕對的實力壓倒了南方，帝國重新統一。

5. 隋唐：第二帝國門閥政治的破產與藩鎮形成

在隋朝開創的科舉制，是否暗示著帝國中央政府對門閥把控政治的警惕？反正在第二帝國時期，以地方宗姓為基礎、通過聯姻形成的門閥勢力，確實是帝國政治勢力版圖的主要組成。由於上文說過，宗姓門閥並不能很好地組織軍隊，要依靠中央政府的權威。科舉制度在此時實際上並未完全成熟，科舉選拔的人才還必須依附門閥才能加入權力遊戲。隨著郡縣制進一步成熟，地方割據的規模由第一帝國時期的諸侯國下降到道、州的範圍內（道是唐朝時類似今天的省級行政單位），對中央對威脅能力明顯下降。因此在這個時期，中央政府組織大規模對外軍事行動的能力應該說是有所提高的。這或許又是一個「地方分裂力量越分散，中央越強大的例證」。

在這個時期，中央政府組織軍事力量的主要單位就是道與州這樣的規模，門閥之間主要的角力場所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機構，門閥力量之間出於鞏固和增強實力的需要，不斷地控制政府主動對外擴張，發動戰爭（古代的帝國主義），帝國版圖迅速膨脹至當時所能達到的極限。這個過程對帝國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其中很重要的變化是，起源自游牧民族軍事部落制度的府兵制逐漸變為募兵制——即，中央政府的主要軍事力量培養機構，由專門的折衝府變為各地的州府。這樣一來，地方政府首腦上馬管軍下馬管民。尤其是邊境地區的地方政府，出於軍事需要，其權力變得更加集中。

高偶然性的安史之亂與必然的五代十國亂局

結束了唐朝的繁榮的安史之亂有其必然性，即頻繁戰爭導致實際軍權從中央下降到邊境的過程。但偶然因素也是很大的。漢朝以來一直有出將入相的制度，把戰績和功勛達到頂級的將領調回中央任職，以其威望壓服地方。但在唐玄宗時這個制度由於唐玄宗自己的原因，也因為門閥政治角力平衡的原因，沒有得到貫徹。而中央的權威形象一旦破滅，就很難挽回了，因此在安史之亂後，地方實力派藉助平叛的機會不斷加強實力，終於成長為中央無法號令的藩鎮。

五代十國的歷史，基本上都是在嘗試，沒有威權的中央政府變被動地重新實踐「出將入相」的制度，一直在試圖以地方強藩竊取中央權力。在這個過程中，門閥表現出了高水平均衡社會（中央帝國政治實力派）的權力遊戲玩家，無法對抗低級野蠻暴力（地方軍事勢力派）軍事玩家的通病。而這一時期的割據政權數量之多，形勢之紛亂，遠遠超國了第一帝國崩潰後的情形。

相比漢朝崩潰時漢人尚有能力壓服蠻夷，唐朝由於在和平時期試圖「和平演變」少數民族，中道崩殂的結果也更為慘烈。培養出了幾個游牧與農耕結合的少數民族為主題的封建帝國，高句麗、契丹，都是這樣野蠻與文明結合得不錯的國家，唐朝搞定了一個沒搞定後一個。這些當時的外族帝國插手漢人內部爭權鬥爭，使得形勢更加複雜。

6. 宋朝：官僚制度下的早夭帝國，政治維穩阻礙了帝國擴張

宋朝吸收了唐朝和五代十國的經驗，大力完善科舉制，優待士人階層，重用科舉出身的官僚來避免門閥對中央政府對控制。原本毫無根基的寒門士子缺乏像唐朝時的門閥扶植，躍升到官僚階層後，對帝國的威脅就遠不如唐朝地方官員了。因此在宋朝，地方實力派的割據範圍不會超過一縣一鄉。除了違法亂紀，基本上很難對帝國造成什麼危害。並且軍事制度上採用強幹弱枝的政策，大力扶植中央禁軍，避免地方軍閥的形成。強調科舉文官對軍事的絕對領導權，武將基本上淪為軍隊的配角。這樣的制度應該說是非常有成效的，有宋一朝基本上完全消除了地方實力派叛亂的現象。

如果在這樣的基礎上，引導文官進入軍隊成為軍事文官，並發展軍事參謀制度，將軍隊平時制度和戰時需求有效地連接起來的話，以宋朝的能量很有可能提早發展出兼具文明與實力的第三帝國。但很可惜，文武分流制度、對武將階層矯枉過正的警惕，歧視武將成為了宋朝的硬需求。

宋朝前幾代君主也是有過努力的，而隨著官僚制度帶來的紅利（強力政府首腦——皇帝——和專業行政官僚可以帶來一定程度的行政效率提升）用盡之後，沒能發展成東亞霸主的宋朝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自我封閉、內化傾向，在保守中接連被新生的更野蠻的游牧民族擊敗。

一些不靠譜的後話：

觀察宋朝以及以後的明朝清朝，官僚系統與文武分工制度的成熟，造成了維穩能力大於發展能力的帝國。中華文明在宋朝以後直到被堅船利炮轟開國門之前，雖然文明程度可能仍在逐步提升，但是帝國政治制度的創新卻是基本停止了。除了局部的完善（例如明朝的內閣制度）之外，無甚亮點。

如果，如果歷史有如果的話，如果在宋朝發展出職業的軍事文官和參謀制度，並且文人官僚沒有歷史的包袱而變得不那麼歧視武將，再並且像唐朝時一樣，有一個希望通過軍事成功來換取政治權力的這樣一個階層，形成內在動力的話，宋朝的潛力其實比後世的明清兩朝還要高，甚至有可能走上像歐洲那樣通過殖民征服換取發展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

但是宋朝的文人並沒有走到這一步，轉而發展出黨爭內鬥這種高級文明的折騰玩法，甚至還發展出了保守傾向非常明顯、近似於儒教原教旨主義的禮教學說，進一步閹割中國人的進取精神。

繼承自中晚唐統一國家方鎮化的五代十國，事實上，是一次對集權主義大一統帝國的反動。
中唐以來藩鎮林立的原因，本質上是由於統一帝國擴張至領土極限後，沒有與之相適應的行政制衡、軍事動員體制。武裝力量本地化與職業化，讓中央集權失去了強制性保障。
這個趨勢發展的極致，就是五代十國。

事實上，經過長達百年的「天子居神京，諸藩執方域」，到唐末，社會輿論中已經出現封建化的呼聲。所謂「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已經成為帝國普遍存在的政治實踐。
整個五代十國，其實就是對這種「效戰國」模式的深入探索，也是中原帝國面臨擴張極限無能為力情況下的制度實驗。
如果成功，中國此後近1000年的歷史將會改寫。

從這個意義上說，五代十國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

應該有規律的意思。對比漢唐
1. 漢唐開疆擴土，邊境軍隊實力強大；
2. 農民起義，東漢黃巾起義，為了鎮壓起義導致地方豪強武裝蜂起；唐朝安史之亂後節度使局面形成，黃巢起義後節度使通過兼并更為強大；
3.東漢末年宦官當政，十常侍；安史之亂後晚唐的唐憲宗從地方藩鎮手裡奪回淮西等地，使得唐暫時再度統一，然後自認有功獨斷專行，開始信任宦官，宦官當政。
4.東漢何進為了誅殺十常侍引入邊軍董卓勤王，董卓作亂，東漢終結；唐朝宦官劫持皇帝，宰相召大將朱溫救駕，朱溫作亂唐朝終結。
5. 董卓作亂，地方豪強不服，袁紹十八路諸侯討伐董卓，打成一片，三國，然後是司馬代曹，終結亂局；朱溫稱帝，其他節度使不服，打成一鍋，一個節度滅一個，一個大將叛一個，遂有趙匡胤叛周，終結亂局。

歷史驚人相似。

偶然是尚未發現的必然

唐中後期分封節度使直接導致各地世襲藩鎮割據。
保持中央集權的宋元明清則沒有出現長期的分裂狀態。

主要看中央和地方在財政軍事官員任命等權力的博弈。

不偶然，五代十國一直到宋朝前期都是軍閥政治，體制上延續安史之亂之後的藩鎮割據。北宋前期本質上也是軍閥政府，北宋能統一十國才是偶然現象。

應該是偶然吧

中國歷史平均氣溫

大的降溫會削弱農業產出，地方/諸侯/國之間爭鬥增加，同時適宜耕作/游牧的界線會南移，外部壓力也會增加。

類似的南北朝就有大的降溫，宋代/明代邊患也很大。

同時盛世也多在溫暖期，尤其對於早期農業文明。

五代十國時，中國主要還是處於溫暖時期，利於農業發展做大蛋糕的，穩定的中央集權對發展精耕農業是有利的，包括修繕水利。那時的人沒有這麼做，沒有取最優解。